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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昌都：解放战争档案》
第01章 顾全大局，十八军受命进西藏
西藏自古有许许多多的“兵”，本土的地方兵，赵尔丰带来的清兵，携枪带炮如狼似虎的英国兵，他们都是老百姓痛恨至极的对象。而解放军却被称为“菩萨兵”。在藏族人民心目中，菩萨高尚而充满智慧，他们救困济贫，普度众生，无所不能。可是，过去菩萨只出现在幻想和传说中，出现在经书和寺院里。当解放军真如菩萨般立于雪域高原上时，可以想见，藏族百姓心中掀起的是何等的感情狂澜？
20世纪60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农奴》是一部经典之作。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在一个悬崖边，兰尕姑娘对男主角强巴说：“人们到处传着这样的话：东方出了个顶红顶红的太阳，太阳里站了个顶高顶高的菩萨，他什么都看得见。他看见了这世上最高的地方，有人在受最深的苦。菩萨的手一指，菩萨兵就越过了千山万水，把人们从大苦大难中解救出来。每个菩萨兵的头上顶着一颗五个角的红星星……”
这红星将让西藏阴霾的天空变得粉碎。
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当时西藏人民的心态，不知道阶级，不知道革命，他们强烈而质朴地认为：毛主席就是最伟大的菩萨。
这位“菩萨”以怎样的眼神焦灼地望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啊。
1949年岁末，川西平原。
成都战役的枪炮声沉寂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在大陆的大规模战斗即将结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倒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当人们拍打着身上的硝烟和征尘时，无不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成都战役后，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军部驻在盛产美酒的泸州，军长张国华兼川南行署主任；53师驻泸州以南的纳溪；54师驻以井盐名扬天下的自贡；52师驻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十八军属第二野战军5兵团建制，兵团机关和它所辖的十六军、十七军都在贵州。相形之下，十八军驻防地区的条件是全兵团最好的了。“十八军过去吃苦多，这次野战军首长照顾十八军”十八军许多的人都喜滋滋地这样说。
1950年1月2日，刘邓接到毛泽东从“远方”发出的电报。毛泽东字里行间跳动着的急迫心情把刘邓感染了。电报在他们手上传阅了几遍。他们早已意识到，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会落到西南局肩上。最早划分战区，西藏属于二野。即便是毛泽东于1949年11月23日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也提出西南局应立即着手经营西藏。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康藏是西藏和祖国内地联系的一条传统通道，清廷多次用兵走的都是此路。同时西藏又是一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地方，即使解放了，要建设新西藏、巩固西南国防，也该有一个坚实的物质依托。这个依托应该是中国西部较富庶的四川盆地，这里号称“天府之国”。
派谁出兵西藏呢？
刘邓为此颇费脑筋。
当时，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叫霍普曼，他宣称“共产党没有20万大军进不了西藏”，极力夸大西藏自然环境的杀伤力。毛泽东开始说需3个军，后经调查，以为动用1个军或4个师即可。
让哪支部队去西藏呢？十八兵团的62军已占领西康省会雅安。西康和西藏接壤，派62军进藏，可减少人力、物力的运输，从时间上、经济上最为适合。但62军刚随贺老总来二野，解放西藏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不能让62军去受这个苦。让10军去执行这个任务？10军是二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军长杜义德多年征战，出生入死，是一员骁勇的虎将。但前不久他查出有心脏病，不适合去缺氧的西藏了。
烟雾腾腾。西藏的挑选竟如此苛刻。
“让地主去吧。”正在抽烟的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
刘伯承问：“谁？”
“张国华。”
刘伯承笑了：“真是不谋而合。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行，就叫他去。”
张国华，江西人，时年36岁。是一只年轻的“兔子”。因为张国华手下知识分子多，被人称为“地主”。十八军的将士们永远在心中铭记着自己亲爱的军长的形象：
中等个子，身高约有170米；穿黄棉军衣，戴解放帽，打绑腿，脚蹬一双黑力士鞋，底是生胶的。他只读过4年半私塾，但知识很丰富，古典诗词读得不少，能背几十首唐诗，还会吹笛子，拉二胡。
张国华的人生道路上，布满了战火硝烟。
张国华生于1914年，在他不满15岁的时候，就到红军36团当了一名战士。不久，成为团里的司号班长。1931年3月，他调任红军12师36团团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胳膊、头部曾三次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头部中弹，被打掉五颗牙齿。每次不等伤愈，他都提前归队。在江西矮子岭战斗中，他浴血奋战，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年轻的张国华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直担任一军团的政治巡视团主任和政治教导队政委。长征之后，他相继担任过红军河东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战士剧社社长、115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运西军分区政委、黄河支队政委、湖西军区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第七纵队副政委等职。战争的烈火，把张国华锤打成一个成熟、合格的指挥员。最能展现张国华政治、军事才华的，是他组建、巩固并扩展了豫皖苏边区。
1946年11月，经中央批准，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组建豫皖苏边区。张国华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这是一个孤悬敌后的战区。蒋介石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在围剿。而解放军人员既有新四军，又有八路军；有路南的，也有路北的，张国华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短时间把内部拧成一股绳，并利用“掏心战术”，打了一次龙岗战役。
1947年1月，为打击尾随的国民党新十旅30团，张国华率独立旅、特务团等开始东进，于20日到达龙岗一带，布下“口袋阵”，对敌30团形成马蹄形包围圈。
此时，张国华手中有3个团的兵力。
如何全部消灭敌人呢？
张国华决定采用掏心战术。即把龟缩在徐双楼村的敌团部及一个营干掉。这是敌人的“心脏”。2月13日晚，独立旅首先肃清了敌外围阵地。14日2时，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徐双楼村的敌人发起冲击，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占领了全村。敌团部和一个营大部被歼。
是役，毙伤敌600余人，俘敌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轻重机枪50余挺，炮20余门，步马枪1000余支。
在豫皖苏，张国华率部共进行大小战斗3300多次，歼敌93万人。两个军分区到1949年已发展到八个军分区。
刘伯承说，张国华“会捉战机，会打游击。”
豫皖苏的干部说，张国华善于用兵，更善于用人。他能团结四面八方的干部，因材施用，这是豫皖苏边区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豫皖苏军区主动参战，十日内连克七城，并西出平汉路斩断敌人中原大动脉。
在淮海战役中，张国华亲率部队进行宿县阻击战。经五天急行军，七昼夜激战，终于和兄弟部队一起抵挡住国民党李延年兵团三个军的多次猛攻，对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维兵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八军正式成立后，张国华被任命为军长。
川南美景如画。肥沃的土地深处，弥散着一种馨香，这是一种最令中国农民神往的气味。十八军正奉命开往川南。这是在成都战役之后，1949年的冬天。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也被任命为自贡市委书记。
川南的景色让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1月7日，正坐在吉普车上思索如何经营川南的张国华，接到刘邓首长的电令：十八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速来重庆。张国华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会去哪里呢？云南？是四兵团的地盘；西康？十八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三野。看来要去西藏了。只有那里是一片空地。张国华陡然觉得双肩沉重起来。
在张国华驱车驰奔重庆之时，刘邓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三个主力师，组成三万人的一个军。
刘伯承问张国华：“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陷入沉思。他清楚，这样组成的军队，战斗力是不成问题的。可进军西藏不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一支不熟悉的新军是令人担心的。
带自己的十八军去？
他们已经吃了太多苦。当年，豫皖苏隶属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领导，后晋冀鲁豫改为中原中区。1949年三大战役之后，全国部队统一编制，成立了4个野战军，中原军区成为二野，下设兵团。其中五兵团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军。十八军是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县五台庙成立的，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下设三个师。其52师原是晋冀鲁豫和中原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参加挺进大别山，战功赫赫；53师原是豫皖苏军区的主力部队，其前身为新四军第12旅，在艰苦的环境中打了许多漂亮仗；54师系抗日战争中县以上的基干武装，在坚持和扩大豫皖苏军区的斗争中战绩卓著。从豫皖苏、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横渡长江到进军大西南，许多人连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边走路边打瞌睡。仅1949年3月3日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十八军就转战八省区，行程达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47次，毙、伤、俘敌1.7万余人。战士们多么需要松弛一下缩紧的神经，品尝一下生活的快乐。但命运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他下决心了，对刘邓说：“我还是想带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邓小平问：“你觉得有没有把握？”
十八军老红军多和知识分子多等优势使张国华显得信心十足。
天降大任于斯人。
在张国华接受任务后，1月15日，刘伯承接见了张国９9ｌiｂ?
华、谭冠三等人。
“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和大家握手。他扶了扶眼镜，问站在身边的张国华：“你没得四十岁吧？”
“三十六啦！”张国华答道。
刘伯承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36按虚岁是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都行，特别是爬山。”
西藏山间将奔跑一只骁勇的“兔子”。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
“下山？还早得很呢。”刘伯承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腿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一向笑容满面的刘伯承板起了面孔：“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司令员，我们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十八军的信任。”
刘伯承用了三个“非常”表示任务的非同寻常。张国华、谭冠三的回答也如雷霆闪电。刘伯承点点头：“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做党性。西藏这地方很不平常，困难多，也很艰苦，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进军，我们要动员全野战军来支援你们。”
刘伯承的心中有阵阵热流涌过。说实话，他也舍不得这些同生共死的老部下去受苦。
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会见十八军师以上干部，进行政治动员。邓小平的谈话，粗线条地勾勒出今后进军西藏的政策走势。
重庆曾家岩二野司令部作战室里，挂上了一张陈旧的西藏地图。地图得之于西藏民间，画得极不精确，但雪山草地的感觉一下子笼罩了大家的思绪。
刘伯承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藏的指示。他说：
“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这是现在民主力量与世界帝国主义斗争形势的必然趋势，势在必行。夜长则梦多，英国人现在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是由于我们强大，拿我们没办法，私下还想交换，做买卖。他们的骨子里是恨我们的，如果有条件，他们还是想扶持西藏分裂势力，把西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宜早不宜迟，必须及早进军西藏。根据气候特点，毛主席要求我们4月至10月控制全西藏。”
十八军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将们，天塌下来也没怕过。此时，他们却都把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即使资格最老的谭冠三政委也不例外，都像刚见到老师的小学生，一个个把脸绷得紧紧的。
邓小平目光如电，带着一股英武之气。他细细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接上了刘伯承的话茬：
“旧西藏地方政府军队兵力有六七千人，如果向三大寺征兵，则生反抗，如向农牧民或其他寺庙征兵，最多有三万人，实际上只能到两万人左右，所以军事上我们占优势。”邓小平一开口就提到军事力量对比，正是军事指挥员急于了解的。要打仗，先要知道敌情。但邓小平把话锋一转，从军事转到了政治。他敲敲桌面，意思是让大家注意，远征西藏，指导思想是根本。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其宗教上有相当强的力量。但不足惧怕，我们会想办法在各方面战胜它。叫你们十八军进藏，主要是你们干部素质高，估计部队会有情绪，要做好思想工作，必须把任务弄通。要注意，西藏以藏民族为主，约有百万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有关政策问题，中央正等待我们汇报。决定原则上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班禅达赖两派。”
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根本也多靠政治；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为使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部队学习藏语，8月开始进军西藏。
邓小平告诫大家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刘邓还把兵力、兵站诸事作了安排。
同一天，刘邓根据毛泽东1月10日电报指示精神，拟定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名单：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并以报告形式呈报中央。他们同时向中央建议：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军”，以分散旧西藏地方政府抵御力量和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从而保障西南方面顺利进军。
1月24日，中央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进军西藏的指示，同意“多路向心进军”，并同意立即成立西藏工委。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
正如国家一样，每个个体的生命也总有自身的疆域和界限。“要突破那层透明的天堑，必以心血与雨泪之激溅，换来泯亡或是复生”。
接受了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基层战士，正面临着一次对自身界限的冲突与扩展。这一过程是极其痛苦的。
新年刚过，部队便开始向指定驻地开进。大家兴高采烈，一路欢歌笑语。天府之国的秀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人人脚下生风，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行程，不知不觉就到了宿营地。1月7日，全师进抵犍为县境，再有三四天就可到达宜宾了。不料，当晚突然收到军部转来野战军首长一份急电，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两日后北返乐山集结，准备受领新任务；同时要师部即派出一名师领导随军首长赴重庆出席野战军首长召开会议。师长吴中和师政委刘振国商议，由政委刘振国去重庆开会。
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要军、师两级首长去重庆受领任务，可见这任务非同一般。什么任务？到成都担任市警卫吗？不像，十八军刚刚离开成都，而且那里也不用一个军；接管西康吗？也不像，听说这任务已交给从西北南下的18兵团了。有人拿着刚学习过的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琢磨开了。社论讲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很明显，解放台湾、海南岛主要是三野、四野部队的任务。那末，解放西藏呢？会不会摊到我们头上呀？大家越议越像。有的机关干部沉不住气，跑到师部问：“师长，能不能给我们透一点风呀？早点给我们吃个定心丸算了。”然而师长也无法满足大家的愿望，只好说：“该让大家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常讲四海为家吗？只要树立这个思想，到哪里不是一样！”
十多天后，刘振国政委回到师里。大家真猜中了，十八军果然受领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刘振国政委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解放西藏问题早有考虑，认为应趁当前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尽早解放西藏，否则夜长梦多，将会陷于被动。为此，毛主席还征求了有关战略区领导同志的意见。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去苏联访问，途中和抵苏后，仍不断就上述问题同中央和有关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1950年1月2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5月开始行动，10月之前解放全西藏；并认为进藏部队只需1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即可，要求西南局和二野领导立即研究上报执行这一决定的方案。1月7日，西南局和二野领导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完成解放西藏任务，并拟以十八军为主，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核心，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l月10日，党中央转来毛主席自莫斯科来电，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1月7日报告。
刘振国政委说，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于1月15日接见十八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首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决议和有关指示，然后深入论述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宣布了西南局和野战军为实现这一任务所作的计划、决定，勉励十八军的同志勇挑重担，再立新功。在谈到解放西藏任务的特点和基本要求时，刘、邓首长着重强调，解放西藏不同于过去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争取政治解决，但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能战方能言和；军事上不会有很大的硬仗，最大的困难是运输补给；还有政策问题，特别是要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我们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总之，解放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师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野战军首长的指示。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一经证实，犹如往热油锅里泼进一瓢凉水，反应十分强烈。弯子转得实在太急。问题比较多的还是干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问题。过去连年征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这一进西藏，又全都完了。不说别的，就连写封家信也不容易！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新任务感到无所谓，西藏是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地方，革命军人骑马挎枪走天下，到那里见见世面也好。但无论哪一种人，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却是个“苦差事”。
在传达学习师党委会议精神的干部会上，不少人公开发牢骚。“好不容易打垮了蒋介石，大陆解放了，那么多部队都进了城，偏偏我们进西藏！”
“叫我去解放台湾、海南岛，打硬仗，死了也光荣。现在叫我们到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去爬大山，真想不通！”
“刘、邓首长大概是看中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能文能武，又做过地方工作，所以才叫十八军进藏，我们算跟着张国华倒霉了！”
“上级说进藏人员三年可以轮换，说不定不到三年又有新规定，等我们出藏恐怕都变成小老头了！”
一日，二排长向连长报告：
“连长，我们排一个战士疯了，正哭闹着呢。”
“九九藏书疯了，先关起来观察两天。”连长摆摆手。
想不到，疯病也会传染。第二天二排又出了一个“疯子”。连长命令把两个“疯子”关在一起。结果，后进去的“疯子”把先进去的左臂咬得鲜血淋淋之后揭开房顶逃跑。被咬者哀求快去包扎，声明自己没疯。逃跑者遇到师侦察兵，耳朵上也被刺刀捅出一个大血口子，疯病不治自愈。
当师部命一营副教导员张世英把这个逃兵带回时，他痛哭流涕：“教导员，俺当兵这些年，不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回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吗？去西藏，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俺那白了头发的老娘……”
这两个“疯子”后来积极进藏，在昌都战役中立下大功。
十八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来自北方的贫苦农民。进入川南，翠翠青青，田舍依依，袅袅炊烟飘荡着世俗幸福的巨大诱惑和魅力。有些人跪倒在田野里，双手攥着黑亮的泥土，恨不能攥出油来。
听说要进军西藏，不是幻觉吧？
还没品品幸福的滋味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藏好像是悬挂在天边的一块地方。地图上，西藏也只是一个大圆圈。不过这惟一的圆圈挺可怕，像个无底的黑洞，让人心里发毛。落后、荒蛮、空气稀薄，听听就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人从一位老先生处借来一本康藏地区的诗抄，已残缺不全了。惟有一首叫《七笔勾》的词清清楚楚。这是清朝雍正年间一位亲王写的，什么“花红柳绿一笔勾，礼仪廉耻一笔勾”，仿佛西藏是一片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外来的人根本无法生存。
去这样的地方，什么时候能见到朝思暮想的双亲？老兵们的婚姻要推迟到几时？西藏的日子苦到什么程度？可能给家里写一封信也不容易吧？
种种猜想，变成一句句牢骚话：
“十八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去西藏，上级不公平。”
“西藏人烟稀少，贫穷落后，不毛之地，我们去干什么。”
“西藏，西藏，到了西藏，一辈子老婆找不上！”
牢骚话连篇，逃兵增加，包括一些干部也拒绝进藏。52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第一个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谭冠三让人把他给捆了回来。张国华气得脸色发青。
也有让张国华感到欣慰的事。
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李觉是大学生，也是一员冲锋陷阵的虎将，他得知十八军要进藏就主动请缨，要“到有仗打的地方”。原五兵团十七军宣传部部长夏川，也怀着火一样的激情，怀揣一支新钢笔和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赶到十八军任宣传部长。
更让张国华底气十足的是，十八军有一个团结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年轻，有朝气，而又久经战火锤炼，坚如钢铁。军领导都是老红军，平均年龄却只有365岁。
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孔在张国华眼前浮现着。
政委谭冠三是湖南耒阳人，是我党在湘南地区早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之一。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即又参加湘南起义。次年率本区赤卫队上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也作出巨大贡献。即将进藏，虽然他身患多种疾病，却表示“我愿把老骨头埋在西藏”，他最终实现了这一诺言。当时，他的声音如一阵阵激越的号角，让人热血喷涌。
副政委王其梅是湖南人，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后，被派遣打入国民党内。1936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渝，后被营救出来，到豫东开展工作。抗日战争中，王其梅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敌占区的报纸上，“王大头”成为“新闻人物”。只要一说王其梅来了，日伪军就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后来，王其梅领导的队伍成为二野的一部分，一直战斗在豫皖苏地区。他在进藏前幽默地表示，要做共产党在西藏的“一世祖”。
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是河南人，参加过长征和百团大战。1946年2月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动员军民修筑铁路350公里，公路2200公里，出动百万民工搞运输、十万担架救伤员。正因如此，后来他成为十八军后方司令部的司令员，带领部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川藏公路。
他们是一群如山的雕像。
哪一座山，是他们的造型？
哪一片云，是他们不灭的灵魂在飘扬！
自十八军起，一代代的汉族人进入西藏工作和生活。
要融入西藏，必须先把心交出去。
而何种境界，令他们把躯体里仅有的一颗心托付西藏本身就是一种大境界。它体现生命最庄严的价值，提供着精神无限延续的生命方式。谁能怀疑，倒下的英烈如追日的夸父一样，躯体化作了西藏的山川大地。
我们去追寻他们的一行行足迹。
那些声音，至今还如青苗茁壮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1月27日至30日，十八军召开了有师以上党员干部24人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题是：坚决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把五星红旗高高插在喜马拉雅山上。十八军党委于2月1日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将士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祖国西南国防看成是伟大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军党委还号召开展进军西藏的立功运动，要求党员和功臣模范们当好中坚，成为骨干。
张国华决定采取“抓试点，抓中间，带两头”的办法，把工作落到实处。
52师成了他的第一个试点。
2月5日，52师在驻地竹根滩举行“挺进祖国边疆——西藏动员大会”。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张国华带有江西味的普通话，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使大家的心灵燃烧起来。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张国华在开幕式上讲的这两句话至今仍在许多人耳边萦绕。他的讲话让台下的将士觉得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力量在释放、膨胀。
“你们师的前身是全军有名的苏杨纵队20旅，有没有人不知道？”
“知道！”回答声整齐有力。
“打日本鬼子你们怕过吗？”
“没有！”
“打蒋介石你们胆怯吗？”
“没有！”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嗡嗡震荡着人的耳膜。
“打日本，打蒋介石都没有人怕死，可是现在要进军西藏，你们怕苦了吗？”台下鸦雀无声，有人悄悄低下了头。
会场上，张国华的话音忽然高昂起来：
“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有人提出，说二野这么多部队不派进藏，偏偏派我们。你们说为什么派我们？这是刘邓首长对我们十八军的信任。这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
掌声过后，张国华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从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张国华短短几句话，从世界大格局到国家战略利益，说得清清楚楚。
战士们的心灵开阔起来。
讲话激发起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以及自己所从事事业的热爱。这种爱使他们超越了仅对一个家庭的爱，超离了世俗的自己，而与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时代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这种爱包含着一种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国家、民族和自己所从事事业可能给人们带来许多东西，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能给大众提供可以休养生息的安宁之境。
“一省不保，四省不安”。这句话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自然地理意义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两大母亲河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四季不化的冰川，点点滴滴融化，汇成乳汁，哺育中华儿女。更有专家预言，如果没有青藏高原的遮挡，长江三角洲等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会是一片荒漠。如父亲一般挺着宽厚脊背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青藏高原！如母亲一般把所有苦难变成乳汁哺育我们的青藏高原啊！何况，真正失去西藏，中华母亲的腹地就会暴露无遗，即使你是一个再平凡的百姓，也会觉得寝食不安。可见，西藏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那么直接的联系。历史让许多声音荒草般枯去，张国华的声音却铭刻在人们心头。
2月9日，张国华又针对大家面临的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讲了一番话，如沭风雨，沁人心脾：
“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进藏，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
掌声越来越热烈。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
张国华的脸色又开始严肃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优越，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了，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张国华的讲话掀起52师的备战高潮。
2月6日，邓小平为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3月7日，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进军大幕拉开。十八军如一支弦上之箭，直指西天。一个非常难转的大弯子，很快转过来。十八军上下群情激昂，就等待着进藏日子的来临。想想藏胞还在受苦，大家的阶级同情心油然而生。
张国华的心情比谁都迫切。
在他随身装在兜里的笔记本上，记着藏族战士多吉给他讲的几个故事。其中一位领主家的“朗生”，从十五岁就开始给索康家干活。每天清晨挤完奶，就赶紧去放一天牧。累死累活干了几十年。有一天，主人派差，要她到拉萨河边挖堤，不幸大腿骨脱臼，伤势很重，主人见她已无法干活，便把她像麻布袋一样捆在马鞍上，驮回老家聂当。老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好忍着剧疼，一寸寸地往拉萨爬，靠乞讨为生，晚上则缩在狗窝或草堆里过夜，像狗一样活着……
这是一本最生动的政治教科书。
每当想到这个老人，张国华都会把拳头捏紧。他想用拳头把那个昏暗无道的旧西藏一下砸个粉碎，让世界顷刻间阳光明媚起来。
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过去进军大别山，条件那样艰苦，也没出现这种情况。52师领导班子成员对进藏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有个人问题和个人想法，但是，作为领导干部的高度使命感，使52师的领导干部清醒地认识到，和统一祖国的大业相比，一切个人利害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全师一万多双眼睛在望着我们，52师的领导干部必须给全师官兵做出好样子。大家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全力投入做好部队思想转弯子工作。52师广大干部毕竟长期受党的教育，有良好的基础，经过几天工作，多数人的思想情绪明显好转。许多人都表示：牢骚归牢骚，行动是行动，参加革命多少年，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过来了，难道今天到四川就不跟党走了？革命荣誉都不要了？上级的命令当然还要执行，谁叫我们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呢！这些话听起来境界似乎还不够高，但我认为讲得很实在，出自心声，这样的同志是可以信赖的。
第02章 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不忘关注西藏
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中国境内坐的是窄轨专列。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三节车厢，第一节是警卫连，最后面是备用车，毛泽东和他的随从人员在中间的车厢。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访苏的决定是：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祝寿之后，就在苏联休息和参观；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则由总理兼外长周恩来随后去谈。故毛泽东带的随行人员不多，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还有翻译师哲等人。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的北京火车站，一辆专列整装待发。毛泽东来了，他身穿一件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披一件大衣。他的脸上和蔼中透露着一种自信，泛着一种与新中国一样朝气蓬勃的光彩。毛泽东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前来送行。
过天津，过山海关。
夜幕悄悄罩住大地，专列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撕开夜幕。
夜深了，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睡意。
他点燃了一支烟。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率人民军队消灭了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武装，但他手中从来没有拿过具体的武器。他的手上常常有一支烟。烟帮助他思考，帮助他作出一个又一个重大决定。
访苏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首次亮相国际大舞台，自然为全世界瞩目。他与斯大林的会面，将宣告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关系到整个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自然有很多细节要考虑。不知为什么，“西藏”这个词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
他的目光飞越千山万壑，落在世界屋脊上。
朝鲜局势正发生变化，看来其内战已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朝鲜内战一旦爆发，战火必将危..及中国。烟雾袅袅，毛泽东边在车窗边来回走动，边分析着周边地区的态势。老蒋已龟缩盘踞到台湾了，但美国人把台湾当做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有美国人支持，老蒋叫嚣要“反攻大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匪也未彻底剿灭。而国民党政府的覆灭，更使西藏一部分亲帝国主义的上层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美英欲扼杀新生的中国于摇篮之中。他们不愿看到共产主义之火越来越旺。
中华民族饱受苦难。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一直想肢解、瓜分中国。在蹂躏中国人民之时，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他们又抛出“黄祸论”。20世纪以来，“黄祸论”演变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地缘政治学说由此而生，并派生出种种理论，成为西方国家战略决策的基石。
按他们的逻辑，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潜在的敌人。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西方国家至今仍把遏制、分化、肢解中国的重点放在三个方向：台湾、西藏和朝鲜半岛。并尤以台湾和西藏为甚。把台湾和西藏分裂出去，决不是为了让它们“独立”，它只是英美为肢解中华民族而捅出的第一刀。
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此可长驱直入太平洋，南下东南亚、澳新诸岛，还可挟制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蒋介石盘踞后的台湾，如一把直指中国大陆柔软下腹部的楔子，反啮自身。台湾成为封锁大陆的一把巨锁，台湾分裂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崛起速度变缓。
那么西藏呢？
西藏“独立”将使中国西南的屏障马上失去。
除了巨大的屏障作用，西藏更是地球上最高的制高点。军事上，抢占制高点是一般常识。站在西藏高原，东亚、西亚和南亚将尽收眼底。
西藏高原是世界最高大高原——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的八分之一。它由一系列巨大的山系、高原面和湖盆组成，自然环境复杂险恶。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西藏的山。亿万多年前，西藏还是一片蓝色的大海。后因地壳运动隆起为高原。至今在西藏的许多地方还能发现海螺化石，寺庙里有海螺作的法号。西藏的山都是大海的儿子，它们与大海一样深不可测，起伏跌宕，时时飘溢出一种压迫人的神秘力量。立于西藏的山间，那感觉就与站在一群藏族汉子中间一样，你会感受到他们肌肉的颤动，呼吸的急促。它们张扬着一种自然力的伟大。
粗砺的山，在龙飞凤舞着。
让我们去和它们一一握手。
喜马拉雅山脉应该是世界第一山脉。它为东西走向，位于西藏南部边缘，全长2400公里，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气势磅礴。其中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系世界第一高峰，许多人为在这极限高度上站立一会儿奉献了生命。它的周围，有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38座，被誉为“地球第三极”。
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横亘于西藏中部。这条巨大的山系是藏北与藏南、藏东南的分界线，也是西藏外流河与内流河的分界线。冈底斯山起码同时受到三种以上宗教的膜拜，被誉为“宇宙中心”和“神山”，东西长达1400公里。
昆仑山是西藏与新疆的界山，它如一条巨蟒自西向东横卧于西藏高原北部。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至四川盆地，全长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以其巨大的高度和长度横贯亚洲中部，故有“亚洲脊椎”之称。100年前，欧洲探险家斯文·赫定在这里探险，曾55天没碰到人类。此后他的灵魂走出躯体，消失在群山之中。
唐古拉是西藏与青海的分界线，北起于唐古拉山，南到安多一带。格拉丹冬雪山海拔6620米，是长江的发源地。
南北走向的山脉在藏东川西一带，总称横断山脉。海拔多在4000～5000米左右，山脉之间有深湍的河谷。山顶与河谷高度相差竟达1000～2000米。故这里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山脉纵横，将西藏分割为藏北草原、藏南谷地、西部高原和东部三江流域等自然区域。
这些亘古站立于斯的天然卫士，让任何欲侵入中国的外来势力心惊胆战，难以逾越。
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在西南，如西藏被帝国主义势力攫取，中国的边防线将退至金沙江边。这里距成都仅有1000公里。那么，战略后方就成了国防最前沿，中国如何安宁？
到今天，西藏纯粹的战略意义应有更深层次的延伸：第一，西藏现在仍是反击西方分化、异化、遏制中国的最前沿阵地，西藏的安全仍关系到全中国的安全，西藏的稳定也关系到全中国的稳定。第二，西藏地广人稀，藏族民风淳厚。这里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宝藏，有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潜力。西方学者心目中的边疆是这样一种概念：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边疆的发展往往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力。第三，西藏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中，为铸造新的民族精神而贡献力量。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藏歌舞风行全国到现在《青藏高原》、《珠穆朗玛》一再列各种排行榜之首皆可为证。
西藏如我们的手足，断不能让人砍掉！
怪不得坐在去莫斯科的列车上的毛泽东对它这样牵肠挂肚，寝食难安。
星光点点。毛泽东的脑海中却有一道雷电闪过。他沉沉地喃喃自语：夜长梦多啊！
“夜长梦多？”站在一旁的秘书不解地问道。
毛泽东摔掉烟头，果断地说：“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满洲里车站，载有上述内容的电文被发至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手中。
在中苏边境的一个车站上，毛泽东换乘了苏联准备的一辆高级专列。里面设施极好，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苏联还派了专人为毛泽东配餐。
列车进入西伯利亚，如一条乌龙在茫茫雪海里游动。
车窗上，一朵朵霜花开得十分茂盛，更有一根根冰柱在窗外挂着，闪着酷冷的亮光。
白雪，又是白雪。严酷的西伯利亚啊！
毛泽东心灵深处的一根弦无意中被碰响了。感情呼啸。要进军西藏，解放军将士要经过多少吞噬生命的冰天雪地？历史已进入20世纪50年代，西藏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土地，却还有剥皮挖眼之类的酷刑，共产党人能视而不见吗？
列车有节奏地轻轻晃动着。这种节奏极易使人进入睡眠状态。毛泽东却没丝毫睡意。
博览群书的他，正梳理着西藏历史的脉络。
公元7世纪前半叶，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诸部落，建立起吐蕃王朝，与唐朝皇室交往频繁。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入藏结亲，唐蕃之间以甥舅相称。拉萨大昭寺门前，至今仍有文成公主栽下的“公主柳”，旁边，立着一块唐蕃会盟碑。该碑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藏文。上面写道：“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量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四方万国皆来盟来享……欲社稷如一，与唐主神圣文武皇帝结大和盟约，旧恨消泯，更续新好。”
统一的吐蕃王朝于公元9世纪崩溃后，藏族各部分裂成诸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势力集团。宋朝开国以后，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中一部分归附宋王朝。
公元13世纪，在蒙古人推翻宋朝建立元朝的过程中，西藏地方领导人归顺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西藏萨迦政权在元朝的管辖下统治西藏的权力，并开始建立了对西藏地方的许多施政制度。至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藏文化带的形成，成为将西藏逐步引入?中原文明圈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13世纪，前来中国游历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明确将西藏这块地方写为“吐蕃省”。成书于500多年前的《藏汉史籍》，记载过忽必烈发布的一个文告，宣称：元朝将建11个省，最后一个省是西藏，由萨迦王朝管理，严格地说，西藏不够一个省，但这里是佛教圣地，神灵居住的地方，所以特别划为一个省。
14世纪后期开国的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各种制度，并实行“众建多封”，先后敕封藏区各地的八个政教首领为“法王”或“王”。
17世纪以后，满族人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清王朝，先后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任命了地方政府官员，并于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制度，同达赖喇嘛一起治理西藏，并颁发了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体制和法规的《钦定善内章程》。
这不都是治藏的成功之举吗？
但想到晚清以后的藏汉关系，毛泽东不禁皱起了眉头。
腐败无能的清廷，对内对外都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朝廷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英国人趁机插手西藏事务，在西藏上层中培育了一股亲英势力。
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巩固国防有一定贡献，他在藏东南门户一带推行“改土归流”，取缔土司制度，有其历史功绩。但他也动用武力，对稍有迟缓和不予理解的地方势力则予以杀戮和抢劫，造成人心惶惶。川西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赵尔丰召集甘孜、巴塘一带头人开会，怒气冲天，拍着桌子骂了一句“王八蛋”，很快，头人们送来1000张狐狸皮。原来“王八蛋”与藏语“一千张狐狸皮”的发音极为相似，头人们认为赵尔丰是在索要狐狸皮。
赵尔丰还在成都等地招募袍哥、地痞2000人，组成新军，编为3个营，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步枪，由知府钟颖统帅，取道西康，出兵西藏。惶然中，掌权的十三世达赖逃到印度避难。
辛亥革命爆发，在藏川军发生内乱。十三世达赖派人回藏策动起义，清军溃败，缴械投降。1912年，达赖从印度返回拉萨，看到内地各省纷纷“独立”，西藏也宣布与清廷断绝关系。
两次领导西藏人民奋力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达赖此刻内心矛盾重重，他认为，国内军阀割据，民国中央政府无力处理西藏事务，利用英国人或许能帮助自己维护统治。
晚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幡然悔悟，寻找和中央政府恢复关系的机会。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达赖多次派人向中央表示，“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他在拉萨会见国民政府女代表刘曼卿时说：康藏“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1930年，他派出贡觉仲尼为西藏地方总代表，赴南京筹建西藏驻京办事处。1931年，中央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达赖派六名西藏代表参加。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政府追赠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由热振活佛任摄政王7年，他坚持反帝爱国，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深受西藏人民拥戴，他还历时两年，亲自督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热振的行为为亲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容，亲英的达扎活佛任摄政王后，害死热振，并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历史是由多种线条纵横交织而成，在西藏有两条线最为明显：一是分裂与反分裂；一是侵略与反侵略。有时这两条线会合二为一，每当中华诸多民族捏成一个拳头时，中国就最有力量。而兄弟不睦，外来的强盗便有了可乘之机。
最早进入西藏并影响外界的外国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他于1260年进入西藏，名为“游历”。回国后写出《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并被译成英文、德文，流行于世。从此，来西藏的外国人开始增多，他们以游历、传教、探险为名，陆续进藏，搜集资料和情报。这其中尤以英、俄两国最为活跃。自18世纪60年代起，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吉利趁统治印度之便，窥视西藏，并不断派员入藏侦察、测绘地形。
1888年，英国人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腐败的清政府不顾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指令驻藏帮办大臣有泰同英国谈判求和，于1890年3月在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藏印条约》。1893年12月，清参将何长荣又和英人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了《中英印藏续约》十二款，强迫开放亚东等商埠，英国派员驻扎，五年内印藏贸易互不收税。英国势力开始渗入西藏。但英国人对此并不满足，他们的目的是把西藏变成第二个印度。1903年12月，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藏汉军民在江孜等地浴血拼死抗争。英人仍侵入拉萨，用刺刀和山炮胁迫，签订英藏条约十条，除割地赔款、开辟商埠、驻扎军队、设立邮政外，还把西藏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强令“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中国主权受到严重削弱。
英人欲壑难填。
列车带着一种速度飞驰在苏联大地上。毛泽东更清楚地观察着时局。他的眼前仿佛挂着一张巨大无比的世界地图。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大调整，美国欲成为世界“新霸主”，衰落的英帝国也不甘示弱。而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崛起。二者水火不相容。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差异将导致战略利益的根本性冲撞。美英欲从西藏、台湾、朝鲜半岛打开消灭新中国的第一个缺口。
东西方仇恨的目光在西藏对峙了。
碰撞怕什么？
西藏不就是因为地壳的大碰撞而昂然成为世界第一大高原的嘛！
此刻，毛泽东心中充溢着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激情和豪气。帝国主义越来越频繁的分裂活动，只能坚定他早日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决心。
在英国人策动下，西藏亲英势力派人于1947年打着“雪山狮子旗”，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并以“独立国家”的面孔出现在众多亚洲国家面前。在中国政府代表抗议下，西藏代表马上把“雪山狮子旗”收回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桑颇·丹增顿珠后来回忆道，1947年藏历正月初二，噶厦政府对代表面授机宜，一定要在会上宣传西藏独立，宣传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必要性。代表团还带了达赖喇嘛、摄政王达扎的照片、信函和黄金、地毯、氆氇等贵重礼品，准备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及英国驻印度总督等人。毕竟做贼心虚，为不走漏风声，代表团准备了二十多匹骡马，派了二十多个侍从，当做经商的样子，从拉萨出发。他们启程后，英印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卡逊又通过噶厦“外交局”向达扎建议：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西藏哪有什么“国旗”？慌忙之中，达扎让人赶制了一面平日西藏地方军用的“雪山狮子旗”作为“国旗”送到亚东代表团手中。旗子做得很粗糙，造型也不美观，只是其喻意十分明显。大红米字下面，有一个白色的小三角形，象征着英国国旗插在西藏的雪山上。小雪山里有一只狮子。
会议组织者居然把“雪山狮子旗”和各国国旗挂在一起，以示西藏是“独立国家”。后在中国代表的抗议下，才取了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分裂势力仍打着“雪山狮子旗”在拉萨搞骚乱。大英帝国的国旗插在西藏的雪山上，就是“西藏独立”吗？它只是英人欲吞噬西藏而张开的血盆大口而已。
更有甚者，“泛亚洲会议”的主席台上，竟悬挂了一张将西藏置于中国领土之外的巨幅亚洲地图。在全中国人民及国民党代表的强烈抗议下，尼赫鲁下令对地图进行了更改。
英吉利活动频繁，美利坚蠢蠢欲动。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固执地把中国看成一个巨大的潜在敌手，从各方面给中国制造麻烦。
就在1948年8月，美国人幕后策划噶厦政府组织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赴英、美、法、瑞士等国“考察”。借商务之名游说欧洲，谋取实现独立的国际地位。在美国、英国，他们得到反共势力的支持，受到美国国务卿和英国首相的接见。美国允诺，出售价值200万美元的黄金，支持西藏外汇流通，从经济和贸易上变相支持西藏独立。
此后，美国国务院展开一场关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大讨论。
1949年1月初，在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剧变的同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向国务院建议：要反思并重新审定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中国，美国应把西藏作为“独立之邦”来对待。
为此，美国国务院远东局提出了所谓的5条主张：
1倘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本部，西藏就将成为亚欧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共产党在缅甸的影响很大，并且正往西康和内蒙渗透。因此，西藏无论是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将起重要作用。
2如果西藏具有经受住共产党渗透的持久力——新德里大使馆认为这似乎是有可能的——我们所关心的是把西藏视为独立之邦，而不是继续把它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一部分来看待。
3藏政府相当稳固，那里的民众生性保守并信仰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教义相抵触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以外，对信仰和奉行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和蒙古等地的人民都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尚不能断言——将来也很难断言——在西藏有效地行使了事实上的主权。
5西藏人越来越表现出对建立它同外部世界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关心和重视。我们关心的是，千方百计使西藏的行为和倾向适应“西方”，而不是东方。
美国国务院所持态度也十分明朗。
他们在1949年4月12日起草的远东事务部向中国事务部提交的关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备忘录中做出几点结论：
第一，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尽可能把西藏当作朋友，这对我们显然是会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应当保持对西藏的友好姿态，不给中国提供采取无礼行为的可乘之机，我们应当促使西藏倾向西方而不是东方。
第二，目前，我们应当避免表露出改变对中国享有主权的态度和立场的任何意见。例如，应当避免采取明确表示我们把西藏视为独立之邦的任何步骤。
备忘录还特别强调：一旦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承认西藏独立比把它看成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对美国更为有利。
美国究竟如何支持西藏？
备忘录建议：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西藏问题，确保西藏与西方国家联盟。
美国妄想把西藏建成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个桥头堡。
想到前不久拉萨发生的“驱汉事件”，以及西方舆论的鼓噪和狂妄，毛泽东的心情急切起来。他想到了彭德怀。
12月16日晨，专列载着毛泽东和他的一脑子心事开进莫斯科北站。站台上欢呼响成一片。到车站迎接毛泽东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等。
毛泽东暂时从西藏的思绪中走出来。他检阅了仪仗队，并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演讲。
第03章 以西南为主，多路向拉萨挺进
进军西藏，只能走西南或西北两条线。
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麾下战将如云。西北有彭德怀，西南有刘伯承、邓小平，东南有陈毅，大帅们各守一方。
毛泽东决定由西南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这里有历史、地理的因素，更有战略性的思考。从西南进军，可以快速、有效地巩固藏书网西南边防，并能首先肃清藏东、藏东南一带的西藏地方军军事力量。这里是西藏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假如从西北进军，而又不能在藏北或前藏一带聚歼西藏地方军主力，它们就会溃散到藏东南的大山中，以地形保存有生军事力量，与我周旋抗衡，快速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就会变得扑朔迷离。更何况还有充满变数的国际因素呢？
随着国内战局的变化，解放西藏心切的毛泽东又决定让西北负责解放西藏，然后由西南负责管理西藏。在西北，兰州会战不足一昼夜就消灭了凶顽的马步芳部队。解放青海、新疆几乎未损一兵一卒。而且听说西北到西藏的路平坦好走，又有班禅集团的合作，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西南战火未熄，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川西一带国民党的残余相当猖獗。无论是大规模战役还是剿灭小股残匪，二野都要动用相当多的兵力。
11月23日夜，出访苏联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屋里，给彭德怀发去急电，要求西北担负进藏任务。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彭德怀心里极为兴奋。
但有一条他觉得没底：西北到西藏的道路状况究竟如何？
他下令一野联络部部长范明对此进行调查，并命令情报、调查部门对西藏以及和西藏接壤地区的地形、物产、经济、交通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期限一个月。调查的结果是，西北进藏困难太大，仅准备就需两年时间……
美丽的姊妹河静静流淌。
河边，有一处孔策沃别墅，这是莫斯科的名胜之一。卫国战争时，斯大林就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设备齐全，内部很舒适，环境极为优美。
第一次访苏的毛泽东就被安排住于此处。
倚在沙发上，毛泽东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他的心情极坏。
这里没有红烧肉和红辣椒，只有煮得半生不熟的牛肉。更令人心烦的是，新中国刚成立，急需“老大哥”从精神到物质的援助。但这几天，斯大林对与中国的关系，对有关条约的谈判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
他生病了，冲着苏联方面的联络员吼道：你们把我毛泽东叫到苏联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
恰在此时，彭德怀的电报到了。
电报说，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从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要2个月。从南疆入藏极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汴、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至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三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区，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需2天半，除拉萨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惟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最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且由南疆入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兰州、西宁两处，现有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毛泽东接连把电报看了几遍，然后把它夹入一本书中。这天是12月30日。
日历悄悄翻开了1950年的第一页。
元月1日白天一整天，毛泽东都在莫斯科团拜和参观。他有一个老习惯，晚饭后稍事休息，就一直工作到深夜。
饭后第一件事他就想到了彭德怀的电报，想到了遥远的西藏。
也就是说，毛泽东在20世纪进入下半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部署解放西藏、经营西藏。
二野和十八兵团将士刚刚用生命和鲜血解放了成都，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太需要一次有充足时间的休整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二野都是吃苦头最多的部队。战争之弦绷紧了每个人的神经，他们也应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且川藏线上更充满艰难险阻，过横断山脉，中间横亘着十几座大雪山，每个大山要翻几天，还有数不清的险滩急流……
那么就放缓解放西藏的步伐？不，恰恰相反，在莫斯科的遭遇让毛泽东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大陆必须尽快统一，中华民族必须尽快崛起，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的思绪如一股激流，左冲右突，奔泻而下。
凌晨，毛泽东拿起了毛笔。他是一个大书法家，平日喜欢用毛笔而不用钢笔。这次到苏联访问，也带来了“文房四宝”。他伏案奋笔疾书，给中央、彭德怀以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写了一封绝密电报。
电报说，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到9月中旬共4个月的时间可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全西藏。
毛泽东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提出了六条具体指示：
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乙、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
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壤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
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已、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在电报最后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电报最后的署名是：“毛泽东，一月二日上午于远方。”的确，写完这封电报，已是凌晨4点多了。推开房间门，毛泽东看到一个银装素裹的莫斯科。
电报一气呵成，只涂改了几个字，说明毛泽东对西藏问题思虑已久，成竹在胸。一张白纸上行草相间，有几个字几乎连成一片，难以辨认，说明毛泽东的笔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维速度了。
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到这篇电文的最后，我们仿佛在观看一场气势宏大的纸上舞蹈。
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命令，就进军西藏做出具体指示：
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解放全西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
中共中央、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心情非常急迫。
在重庆，刘伯承、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发来的写着四个粗黑A字的电报，经协商并征得张国华同意后，确定由张国华率二野十八军进藏。
1月7日，刘邓致电毛泽东，将这个想法作了汇报。
1月10日，毛泽东回电刘邓贺，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也就在1月10日，在成都的贺龙经过充分调研，就进军西藏问题向毛泽东、彭德怀和刘邓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对进藏路线提出具体意见。
他说，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清朝末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每高1000公尺，温度(摄氏)降低4度，终年积雪，最难走。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条路是高原的脊背。贺龙强调指出：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到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三个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他特别强调：“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贺龙还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很快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为了分散旧西藏地方政府抵御力量和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从而保障西南方面进军顺利进展。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向中央建议，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疆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军，中央收到刘邓的报告后，于1月24日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部署“多路向心进军”：“刘、邓已决定十八军为进攻西藏主力，并提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兵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以便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刘邓提议由西北局负责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玉树至甘孜的公路，并调查玉树飞机场的情况电告。以上望西北局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电告中央及刘邓。由新疆向西藏西部进兵问题，望王震立即调查并提出意见。又据龙云说，由云南丽江有一条路到西藏，骡马勉强可走，在云南地区多为汉人，在西藏察隅一带气候温暖，粮产丰富，并有一条公路通至印度，和印度商业关系密切，应有一支兵从云南进到察隅。此点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令陈赓计划并布置。”接到这一指示后，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便命令二军组建部队。4月18日，王震向西北军区和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了新疆入藏部队初步行军路线。6月13日，二军从四师、五师和军部抽调30多名干部，在于阗成立了骑兵师师部，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下辖一、二、三团，共4500人，另外还有一个骆驼运输团。
7月27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派出一团一连为先遣连，从南疆翻越昆仑山，以便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争取上层，建立据点，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7个民族的战士。其中藏族翻译人员如贡保等，是彭德怀从兰州藏民干部学校调来的，他们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从兰州飞到新疆，又乘汽车赶往于阗。师部从全师抽调了20多名战斗骨干充实进连队，还配齐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通信等专业人员和掌工、卫生员。全连配备战马170匹，并充实了武器装备。一、二、三排战士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机枪。四排为机炮连，装备了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八一”炮两门，“六○”炮四门。为充实部队领导力量，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一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奉命率先遣连执行任务。新疆军区选派了战斗英雄彭清云担任副连长。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23周年的纪念日，先遣连在南疆普鲁村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大胡子王震亲自前来送行，他说话也斩钉截铁：希望大家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红旗插上青藏高原。二军政治部主任、独臂将军左齐，把一面印有“向阿里大进军”字样的红旗交给了李狄三。
永远被白色冰雪覆盖的阿里高原，从此有了一种鲜红的颜色。连当时的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种颜色，他们猜测这是毛泽东的又一高招。为配合昌都战役的进行，这支小小的部队，从西北堵住了噶厦政府和外国勾结的可能性，并使多路向心进军形成的大包围圈完整起来。
先遣连是沿着古于阗前往喀喇昆仑山和西藏的一条古道进入大山的。昆仑山如剑直刺青天。
他们最先遇上了雪灾。
在一个叫乱海子的地方，鹅毛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帐篷和人全被埋在雪中，好容易才爬出来。
从此他们便被雪海埋没。李狄三牵着一匹灰色伊犁马，吃力地奔走在深雪中。雪已经托住了马的肚皮。强烈的雪光犹如万根银针扎来，闭上的眼皮如一层透明的薄纸，一戳就破。李狄三的眼睛红肿得如两只熟透的桃子，粘稠的汁液不断从眼窝里淌下来，不知道是血还是泪。
他得了严重的高山雪盲症。全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士都得了雪盲。
为治好雪盲，有人用雪球揉搓双眼，眼圈周围的肉皮搓破了，血乎乎一片，像被猛兽撕咬过，让人不忍目睹，但作用似乎不大。也有人架起汉阳锅蒸雪水，把头埋在腾腾雾气之中，眼球就像掉进辣椒粉里一样，火辣辣的，疼得难以忍受。熏过之后，仍什么也看不见。
最后，蒙古族战士阿廷芳出了一个主意。小时候，他生长在草原上。草原上的人都用马尾编成眼罩，以遮挡雪光。一束马尾被剪下来，阿廷芳编了几个给大家做示范。于是，一批土眼镜制造成功了。戴着马尾巴编成的眼罩，尚能看清道路的战士牵着马，吃力地走在前面，眼睛完全失明的战士拽着马尾巴，跟在后面，向前方走去。
走过一个盆地后，一座如刀削的冰峰立在眼前，中间只有一个窄窄的石缝可以通过。石缝里布满了坚冰。早上，东方刚刚微白，李狄三就组织全体官兵劈冰开路。这里海拔6000多米，躺在地上也头疼欲裂，更何况要从事重体力劳动。每个人的太阳穴似乎如充满气体般要爆裂。所以大家用手帕把头紧紧裹起来。
冰道慢慢打通了。
但石缝狭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战士们的皮衣和皮肉都被刀刃般的石锋割破了。风从这惟一的通道中灌进来，又大又急，呛得人喘不上气来；更兼脚下有冰，稍不小心就要滑向石尖。
李狄三在抗日战争时几次负伤，体质虚弱，他边走边呕吐不止，一下子栽倒在地。年轻的战士乔巴克和周奎棋轮流背着他走过石缝。
刚走出石缝，一阵骤起的风暴裹着拳头大的冰雹和石块急袭而来，人连抱脑袋都来不及。先出去的几个如鹅毛般飘下山崖，其余的人也全被砸得鼻青脸肿。
从8月1～15日，李狄三率先遣连横跨昆仑山脉，进入阿里。
先遣连进入阿里近两个月，直走到一个名叫两水泉的地方，还是没见到一个藏族人。李狄三的雪盲症已经治好，但他仍感觉自己像一个盲人，看不出西藏阿里的真正面目。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时，毛泽东就指示第一兵团：“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新疆军区组建独立骑兵师，就是为了解放阿里，而先遣连是独立骑兵师的“眼睛”和“耳目”。到现在还没见到一个藏胞，李狄三开始心急如焚，并派出两个侦察组四处去找人。
10月初的一天，李狄三正在两水泉驻地的帐篷里记日记，二排长杨福成策马奔来，报告情况。彭清云副连长发现几个带枪的藏族人，身份不明，现正予以严密监视。
李狄三扔下日记，钻出已经残破的帐篷，带着一名藏族翻译赶去。
在一片枯黄的草坡上，彭清云等已和几个背“叉叉枪”的黑脸汉子对峙了半天。他告诉李狄三，昨天，他们发现了一行行脚印，像是人、狗和羊群留下的。他们循着脚印追了半天。傍晚，发现前面有一团火光。他带着侦察组猫腰疾进，远远地看到一堆篝火旁坐着两个牧民和四个小孩。旁边，还有一顶黑牦牛帐篷，三五成群的牛羊在游荡着吃草。怎样和他们接触？彭清云觉得心里没底，就派人去报告李狄三，自己则带人隐蔽在一个土坎下，等了整整一夜，也没敢合眼。不料天亮后，牧民一见到持枪的汉人扔下帐篷和牛羊就往山上跑去。彭清云怕群众误会，不敢紧追，又怕找了两个月才找到的这几个人跑了，就这么不即不离地跟着，一直等到李狄三赶来。
李狄三分析，这几个人如此害怕我们，却又不逃走，一定是舍不得那些牛羊和帐篷。想到这里，他让随身的翻译手捧一条洁白的哈达，吆喝着一群羊去送给山上的牧民。接着，他走上前去，拿出一包糖块、一包茶叶，还有一块漂亮的花布，献给对方一位小头人。
小头人告诉李狄三，就在解放军到来之前，他听到谣传，说什么一群穷汉人要来藏北抢东西，杀生灭教，云云。同时，他也接到阿里噶本的三条禁令：不准和解放军接触，不准卖给解放军东西。刚才他们误认为解放军是来抢羊的。
他告诉李狄三，这个地方叫多孟，属阿里改则宗头人管辖。李狄三发出命令，让部队从两水泉移师多孟。战士们帮助牧民们放牧，打柴，背水，捡牛粪，治病，还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物品救济贫苦牧民。
所有谣言不攻自破。
牧民们不顾阿里噶本的禁令，为连队搬帐篷，寻马匹，送情报，当向导；还把珍藏的盐巴和猎获的野牦牛等送到部队帐篷里。
水乳已经交融。
解放军的好名声在牧民中不胫而走，也传到了阿里首府噶大克。
第04章 和谈中画蛇添足，藏军比武掉链子
阿里的一切事务，均由噶厦政府委派的阿里总管裁决。总管由一名四品俗官担任。到藏历第十四绕迥的木羊年，即公元1835年，又形成给予两名五品俗官以“外台吉”职位，令其分别担任东西“噶本”的制度。阿里在西藏的边境地区，为不使境外可疑人员从西、北、南等地偷偷进入西藏，各宗本、头人有阻截任务。如果遇到无法决断的事，则须向总管报告。有关边务的重大问题，则须向噶厦政府请示。此外，噶本要负责收税、执法，管理各处金矿、盐池、集市。
听说有解放军到了阿里，阿里噶本派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于10月7日到达巴空，与先遣连在一个帐篷里进行谈判。
几个从噶大克来的藏兵，背着叉子枪，紧张地踱来踱去。身穿清式官服的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也各在怀里揣了一把顶了子弹的白朗宁手枪。而李狄三只扎了武装带，没有佩枪。他的翻译扎西平措、通信员乔巴克也没带任何武器。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
双方经过一番舌战，最后基本达成协议：阿里噶本同意先遣连进驻距巴空二十多公里的居民点扎麻芒保，彼此和平相处。先遣连保证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不干涉噶本行政，不要藏民一粒粮食。而噶本则保证以兄弟态度对待先遣连，并协助开展群众工作。
协议达成了，但狡猾的才旦朋杰想摸一下解放军的虚实，就提出要与解放军比武。
第一项比的是赛马。藏兵的骑艺娴熟，博得当地牧民的叫好。先遣连是骑兵部队，他们在快速奔驰中表演的马背倒立、转体、空翻、绕体等特技，让人目瞪口呆。
接着比枪法。
帐篷外是一片开阔地。有人在百步开外摆了一排牛羊骨作为靶子。周围看热闹的牧民越来越多。穿着破烂藏装的藏兵先出场。叉子枪吐出一道道火舌，牛羊骨纹丝不动。一阵阵哄笑从周围传来，扎西才让脸上热辣辣地，恨不得找个地老鼠洞钻进去。他暗骂藏兵笨蛋，又恨这些平日见了自己弯腰吐舌的属民，竟敢伸直腰板，嘲笑藏兵。有一种恐惧在他心中隐隐作疼：过去的天难道真要塌了。他的手在不知不觉中抖动着。先遣连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彭清云。他是全军闻名的神枪手。只见他飞身上马，向更远处跑去，接着猛一转身，抽出短枪，连射了三发子弹，牛羊骨头不是应声倒下就是被炸得粉碎。
一排长架起重机枪，点射，五发五中。吓得藏兵直吐舌头。
才旦朋杰冷笑着，想出一个馊主意：和解放军比射箭，他们准输。他找来一个箭法极准的头人，非要和解放军比箭法不可。先遣连连长曹海林想拒绝这一要求。李狄三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叫巴利祥子的蒙古族战士来。巴利祥子是新疆和静县人，25岁，出身猎户之家，虎背熊腰，臂力过人；一双鹰眼凛然有光，何不让他一试。
头人先射。他闭目运气，似乎眼睛都要鼓出来了，果然是箭箭中的。
巴利祥子接弓在手，又让人把靶子往后移了五十多步。只见他一个“骑马蹲裆”，左手托弓，右手搭箭引弦，两臂一张，“咔嚓”一声，箭杆还没出手，弓背却断成两截。这需要多大神力啊！草原上谁都知道，射箭首先要有臂力，没有臂力就张不开弓。
人们惊呆了，张开嘴巴半天合不拢。
李狄三趁势命令进行炮击表演。炮声隆隆，被假定为目标的石堆被炸得乱石横飞。别说牧民，就连藏兵也不知这种被称为“炮”的东西有如此神威。
这一阵炮击也轰得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顽石般的脑袋开了窍，和这样的军队对抗，非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可。看样子，共产党和解放军是真心真意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经过商量，他们以两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发去致敬电，表示接受和平解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10日，他们通过先遣连请王震转交了给毛泽东的致电，提出五条请求：一、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西藏高级官员和阿里地区官员请求和谈；二、对西藏达赖喇嘛大官员不要加罪，对西藏的宗教风俗习惯予以保障；三、阿里地区官员希望不发生战争，使老百姓享受平安；四、西藏地方很小，容纳不了很多军队，所以请求别让大军入藏；五、有什么事，事先通知一下，以免老百姓疑惑和害怕。
这是从西藏发出的第一个表示拥护中央的致敬电。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阿里本身。
因先遣连的电台出现故障，这份致敬电12月底才传到毛泽东案头。毛泽东亲自给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回了信：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两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到的五条请求，其中第二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一条，第三条，你们两个邦保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９９lib?，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四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
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侯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毛泽东的文风是简洁明快，言简意赅。很多国家大事，他都是在报告上批上三言两语；而写给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的信，却足足有四五百字。在这封信中，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仿佛就坐在毛泽东跟前，听他细细地娓娓道来。毛泽东非常客气，非常仔细，对他俩提出的5条请求一一做答复。可见关于西藏的每一件事在毛泽东心中占有多大位置。
这封信写于1950年12月30日，这一年的最后时刻。不知是否巧合，前面我们说过，1950年第一天夜里，毛泽东在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做解放西藏的部署。
就在与藏兵比武后不久，先遣连进驻了扎麻芒保。此后在大风雪中如野人般生存了200多天。现在的扎麻芒保只是一片荒凉的旷野，但在这里，却永远地保存下一座无形的纪念堂，李狄三和先遣连的故事一一珍藏在人们心中，闪耀着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光彩，这是“老西藏精神”重要的构成元素。
他们把革命英雄主义推向极致和高潮。
一切场景都在渲染着一股悲壮的氛围。背后的昆仑山脉似乎已被冰雪垒到了天上，也割掉了先遣连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时间骤然停止，他们仿佛生活在这个星球之外。相伴的只有大雪。在各路进藏大军中，雪都是一种背景，蕴含了无数隐喻和意义。就在先遣连进驻扎麻芒保的那天夜里，一场大雪骤然而至，覆盖了山山岭岭。雪，成为侵扰先遣连的一只白色猛兽。
扎麻芒保是一个居民点，当时约有牧民的20顶帐篷。藏语称之为“江索郭”，即索草多的地方。索是小毛刺，拔起来扎手。草既尖又硬，骡马不爱吃。这里地势险要，便于防守。只是吃水极为不便，要到五里以外去背冰块。
为防止意外，李狄三把先遣连分布在三个地方：扎麻芒保、两水泉和多孟。连部、一排、二排和四排的重机枪班，“八二”炮班驻扎麻芒保；其余部队驻多孟和两水泉，充当二、三梯队，并守护储藏在那儿的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在多孟和两水泉，战士们修了一个“三角碉”防御工事。在扎麻芒保，按李狄三的意思，部队挖出四十多个掩体，挖出一条二百多米的蛇形交通壕，修筑了能容五六十人的碉堡。
军事上的准备足以抵御敌人，然而，如何战胜忽然暴虐起来的大自然？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对原始社会的生活进行了一次“翻版”。
先遣连所有的帐篷都已残破，冷风如刀，从无数个方向刺进来。李狄三自己设计了一种“地窝子”，不知是否从原始洞穴中得到的灵感？其基本办法是掘地为屋。走下土台阶，有一条通道，两旁是并排的“房间”，大的用帐篷盖顶，可住十多个人；小的用毛刺盖顶，能住两三个人。他们还在地窝子的墙上挖上一些洞，做为放东西的“壁橱”。在地上留出土墩，就成为学习的“课桌”。此时，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30多度，大地已冻结了一米多深，他们以火烤地，边烤边挖：工具不够，他们甚至动用了野羊角挖地。战士们最后全部住上了这种“新房”。
住的问题解决了。
因大雪封山，先遣连的粮食全困在300公里外的两水泉，开始，每个战士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或四两炒面，再用清水煮一点兽肉。最后，粮断了，猎物也越来越少。没有盐味的兽肉，像药一样难以咽下。
有一天，李狄三亲自带着巴利祥子等人到一条河边狩猎。根据猎手的经验，野兽每天早晚必到河边喝水。等了半天，天渐渐黑下来，太阳从西边的地平线上沉下去，在天边溅起一片火红的残霞。天和地越靠越近，似乎要缝合在一起。残霞也一点点褪去，远山变得灰蒙蒙一片。李狄三望得眼睛发酸，河边仍无一丝动静。
猛然间，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如战鼓般擂着草原，越来越清晰。对面山里冲起一股尘烟。只见一百多匹野马，四蹄腾空，梦幻一般飘来，快似利箭。透过青灰的天光，可以看到扬起的马鬃和野马气势汹汹的眼睛。显然，警惕的野马已发现了猎手。巴利祥子觉得野马是在眨眼之间冲到跟前的，浓烈的尘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疾速举枪射向野马，连中两匹。野马挤成一锅粥。猎手们相继开枪，野马群又像风一样飘忽而去。
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狩猎，他们打倒了五匹野马，光肉就足足有一千多斤。
巴利祥子带着狩猎组共打到一百一十多只野羊、一百二十多匹野马、一百一十多头野牦牛。
而他，连可口的面条也没吃上一口，就被高原病夺去了年轻而强壮的生命。
一种奇怪的高原病开始在先遣连蔓延：起初像感冒，后来又像疟疾。最初是感到饥肠辘辘，一直吃个不停也不觉得饱；然后是胀饱，几天不吃东西也不饿。最后，从身体的某个部位，手或脚突然肿胀起来，直到全身肿得发亮、发硬！皮肤胀破流黄水的时候，人就不行了。使用上所有的药物，也不会见效果。巴利祥子牺牲的时候，身子比生前粗了一倍多，头发大量脱落，手指甲明显塌陷下去。据专家事后分析，先遣连的牺牲者死亡前大多周身水肿，饥饿、暴食。这是由于部队因长期劳累、严重缺氧而发生了高原心脏病，当时没人知道这种病更谈不上治疗。另外，当时缺乏粮食、食盐和蔬菜，造成人员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引起水肿。没有食盐和调味品，人不想吃东西，一旦饿急了就猛吃。
低沉的情绪最容易在此时滋生。它对高原病有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人是需要不断接受各种刺激的，一旦进入没有刺激的非正常状态，身体机能就会急剧下降。
这时候，人才能理解活在世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寂寞，是没有事干。比起寂寞，枪林弹雨何其畅酣淋漓！
在扎麻芒保，李狄三和先遣连经历着人类生命的极端经历。在这里，生活中一切熟悉的目标全被剥夺，剩下的只是“人的最后一件自己”：在既定的恶劣环境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这实际就是人超越其不可抗拒的外在命运的精神力量：存一个念想，为生命找一个持久的意义出来，贫穷、饥饿、屈辱、恐惧以及生命绝境就可以忍受和克服。
在白雪茫茫的扎麻芒保，李狄三像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烈焰，似乎永远不会熄灭。战士们都听说过，李狄三参加革命十多年，从来都是朴朴实实，见了谁都是一团和气。他一年到头背着千个小包，总泡在基层。他到哪里，哪里的战士情绪就异常旺盛。再难的事他也能笑嘻嘻地解决。他在粗肿的腿上勒紧绷带，走进一个个地窝子，去分班教授带来的《中国革命读本》，组织大家自学藏语，自演文艺节目。李狄三还常常用自己带着的一支小竹笛，给大家吹奏自编的歌曲。衣服破了，他就教战士们用野牛角做针，用骆驼毛捻成线，一针一线地缝衣服，自己用野羊皮缝制“皮窝子”。没烟抽，他们找来野草叶、毛刺花，或是干牛羊粪，装在用羊角刻成的烟斗里抽。
不知生活在今天的人置身那种绝境能生存多少天？
李狄三和战士们整.９9ｌｉb.整坚持了七个多月。
一日天晴。李狄三提议，把全连集合起来，玩一种叫“瞎子抓拐子”的游戏。“瞎子”被手帕蒙上眼睛，转圈转得晕头胀脑之后，就循着喊声和击掌声去捉“拐子”：被抓住的“拐子”要充当下一位“瞎子”。“瞎子”滑稽的表情引来阵阵笑声。大家好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李狄三觉得全身一阵轻松，他站起身来，自告奋勇地当起“瞎子”。刚一迈步，却一头栽在地上。
大家一拥而上，只见绑腿已深深勒进李狄三肉里。他已开始全身浮肿。
远处，新隆起的坟墓不断增多。
众人七手八脚把李狄三架回地窝子，并通过一条决议：禁止李狄三到室外活动，强迫他休息。有人送来一个布包，热乎乎的，里面包着炒热的食盐，掺杂着揉烂的牛羊粪。据说用它进行热敷能大大缓解疼痛。
一个多月了，李狄三一直站不起来。他坐在潮冷的地窝子里，把羊毛搓成粗绳索，让通信员拴在各个地窝子之间。爬不动时，他就躺在地窝子里，整理日记、谱写歌曲。身体稍好，他就拽着羊毛绳，连滚带爬地去各个地窝子，去给重伤员用野羊肝切成细丝，做面条，去动员能够走的同志打柴禾，晾兽肉，用驮粮食的口袋和麻袋把军装补好，等待大部队到来。
1951年5月24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后续部队穿过茫茫风雪，来到扎麻芒保。
李狄三此刻已进入弥留状态。
已经有很多个夜晚，大家都估计他撑不到天亮了。早上一看，他仍睁开了期待的眼睛。仿佛有一根难以割舍的纤弱的细丝牵扯着，让他不能背弃这个世界而去，他得活着。活在一种噩梦里，在这个梦中，总有一片大面积的暗色。
这黑暗带有重量和质感，密不透风，让人窒息，但每当如巨浪压顶般的黑暗要将他淹没时，他都会看到一团亮光，五角星的亮光。一股无形的力量让他从冥冥之中重返光明。他想家，想部队，想得厉害，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想娘那般想。
躺在一张野牛皮上，李狄三听到了后续部队的枪声。他想爬起来，但所有力气好像都从脚心被抽走了。只能静静地躺，听自己心跳如鼓。他想笑，但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飞流而下。他哭泣着，继而大哭起来。
嘴唇喃喃蠕动着，李狄三想说话，没说出来，只是脸上的肌肉动了几下。当安志明告诉他西藏已和平解放后，李狄三嘴角一松，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当庆贺会师的欢呼声在地窝子外响起时，李狄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安志明在李狄三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上，看到了他的遗嘱。一个茶缸留给一个班长；皮大衣送给一个战士；而他用了十多年的那支老牌“金星”钢笔，是留给远在河北故乡的儿子的。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惟一遗产。
而那支小竹笛，则安静地依偎在李狄三怀里，它要伴李狄三上路。
昆仑山北边，王震两次致电西北军区，为先遣连请功，称该连“历解放军长征以来最大之艰辛，最重之苦难”。西北军区还在先遣连最困难的1951年1月30日决定，授予其“进藏先遣英雄连”称号，给全连136名官兵各记大功一次。
为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的实现，中央军委命令先遣连继续侦察到阿里首府噶大克的道路。连长曹海林率52人留守扎麻芒保，其余人员在指导员李子祥和副连长彭清云带领下，随大部队南下。8月3日，安志明率领部队进驻噶大克，阿里得以和平解放。后阿里骑兵支队成立，先遣连被编为该部队第三连。
扎麻芒保，不仅是多路向心进军中的一个战略要点，5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它更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亮点。
四川、新疆、青海的三路大军从不同方向进军西藏，云南方面又如何动作？
在云南，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宋任穷将军接到命令后，决定由十四军42师担任从南路进军西藏的任务。并从云南边防部队滇西北支队抽调懂藏语的人员，组成一个35人的工作队，何光斗任队长，董继武任副队长，王德本任指导员，并配备了懂英语、印地语的人员，推进到滇藏交界处侦察地形、军情、道路。
陈、宋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制定了云南方面入藏进军的计划。
1950年3月9日，十四军把拟派四十二师的125、126团大部，及由3000匹骡马组成的运输团，组成进藏纵队，由云南丽江、德钦、科麦一线入藏的计划报告了中央。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进军方案。
西南军区根据藏东南和昌都西藏地方军布防情况，以及着手昌都战役的需要，于4月13日复电陈、宋，要求他们“由滇沿雅鲁藏布江入藏以迂回拉萨，是配合其他各路部队向心合击的要着，同时又可为十八军左侧之屏障，即在战略上以分路进军为宜。你们即命令一二六团及三个辎重团排除一切困难，仍沿以前指定的路线前进，不应稍事犹豫”。
7月12日，由126团一营、机炮连、团直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部队从云南丽江出发，进至德钦。8月向察隅地区进发。
昌都战役发起后，126团从南路进军，其主要任务是占领扎那、门工和碧土一线，该团三营配合125团解放盐井，阻击西藏地方军南逃。部队在向碧土进军途中，在克拉克要隘遇到当地以那恩为首的地方武装的抵抗。民族工作队队长何光斗亲自上门劝说，那恩拒不放下武器。
工作队队员何俊之等三人，亲自给部队带路，攀过悬崖峭壁，断敌后路，彻底消灭了这股敌人。
在进攻碧土的战斗中，工作队的赵继昌等四位同志给一连带路，绕道碧土喇嘛寺后山，用两面夹击的战术，歼敌三百余人，解放碧土。
1950年10月7日到12日，云南方面的部队攻占门工、碧土、盐井，从而堵住了西藏地方军沿南线西撤之路，策应了昌都方向的作战。
第05章 拉萨鲁布广场上的驱魔法会
1949年是极为不寻常的一年。它像一条醒目的分界线，把中国的20世纪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动荡痛苦备受凌辱，一个安宁幸福扬眉吐气。
这一年也是西藏最为黑暗的时刻。
这年夏季的一天，拉萨大昭寺门前的鲁布广场上桑烟升腾，阴森森弥散着一团鬼妖之气。
一场由噶厦政府策划的“错卓卡崩”活动，将在这里举行。错卓卡崩是召开：一种非常祈祷法会，举行抛食驱魔、扣翻大锅的活动，用来表示决心或诅咒。此前，西藏举行过两次这类活动，一次是在1904年，英军第二次侵略西藏，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民众聚会，表示誓死团结抗英；一次是1930年以龙夏，多吉次仁为首率西藏地方军东征甘孜时，为诅咒川军而举行的。这第三次扣锅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诅咒共产党和汉人，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
鲁布广场位于大昭寺西边，是一片很空旷的坝子，布满碎石枯草。西北各有一些破旧的民居。当时“拉萨市”的概念仅指八廓街。这条古老的转经路为环形，其中心为大昭寺。周围最高的房子为二层碉楼。城市极小，据说当时布达拉宫下“雪”一带的居民都称到大昭寺是“去拉萨”。且举行传召大法会时点燃的一盏大酥油灯能把整个城区照亮。鲁布广场是旧西藏专门用于驱鬼的地方，每年藏历正月二十四日，这里都要举行驱邪活动。
“扣锅”活动就在鲁布广场举行。
一些喇嘛在广场上搭起草棚和各色帐篷，里面装满青稞、糌粑、酥油和茶叶等。外面，有一些用干草扎的“男女汉人”。按西藏宗教的做法，萨迦寺平措颇章活佛率众僧在大昭寺“厄旺”殿内诵咒念经，一些人装扮成妖魔鬼怪在殿中跳跃嚎叫，诅咒共产党。
这些程序作完，由一行喇嘛敲打鼓钹，口念经咒，来到鲁布广场，架起一口大铜锅，直径3米多，深2米多。装满水，倒进很多酥油、奶渣和香果之类的食物，然后，架起大火烧起来。与此同时，周围的喇嘛一面敲打各种法器，一面念起咒经来。
火苗蹿得老高，如蛇信般红红地跳动着。朦胧中，喇嘛们似乎看到“红汉人”的影子。他们被炙得痛苦求饶。这些“红汉人”多可怕呀：红头发，绿眼睛，穿胶鞋，他们走过的路上留下的是妖魔般的大脚印。还都长着两颗大獠牙，足有一尺多长。他们见了丰满一点的妇女就要强奸，见了小孩就要吃掉，对于寺庙和僧人，更要烧光杀净。听说大昭寺内的松玛护法神的头转向了东方，向众生预示“军事威胁来自东方”、“东方有事”等等。噶厦政府的首席巫师乃穷神汉也在大昭寺说：“现在危害我们政教大业的敌人来自东方，居住西藏境内的汉人是藏在我们腹腔中的祸根，要赶快把他们驱逐出去，不然，一旦外敌入侵，他们会作内应。”正因如此，才举行“扣锅”活动。
喇嘛们感到了心里的颤动。
拉萨的天空碧蓝一片，他们的心中却总有阴影。也许，“红汉人”的大脚印会如磐石般踩来，把旧西藏这沉闷的土地踏个粉碎。
他们希望自己的咒语能阻挡住那些脚步。
西藏是他们的“天堂”。
至今，西方人仍相信旧西藏藏族人一直在一种虚幻的唯心的社会体制中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颇似“天堂”。持此种说法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不知如果有人赞美欧洲中世纪，西方人会有何感想？不知有没有西方人愿意回到中世纪？
旧西藏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恰如一对孪生兄弟：由贵族、官员和教会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和财富。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民众压制在残酷的非人性的土地和劳动租赁制度之中。他们一生都要成为统治者事实上的奴隶。
让我们像孙悟空一样，带着一双“火眼金睛”，钻进旧西藏的内部，看看它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旧西藏有两大阶级集团。一个是农奴主阶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官府、贵族和寺庙三大领主，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只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牲畜和全部耕地、牧场。有一首藏族民歌形象地唱道：“太阳照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水流到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山影遮着的地方，是三大领主的地方；农奴祖祖辈辈，没有一块立脚的地方。”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一无所有。农奴主依靠土地所有制，通过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形式和超经济的强制，占有农奴的所有剩余劳动。“差巴”和“堆穷”构成农奴阶级的主要成分。“差巴”的意思是支差的人，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而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农奴。“堆穷”意为小户，是只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给予的少量份地，而为其支差的农奴：“差巳”和“堆穷”破产后就会降为“朗生”，即奴隶。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藏语叫“朗生”，意思是家里养的，他们没有一点生产资料，没有丝毫的人身权利。人身和劳动完全为农奴主所有。主要被农奴主用于家中劳役。据统计，解放前西藏有奴隶6万多人。
“差”，即地租，是三大领主对农奴阶级进行剥削的主要方式。地租又分两种，一是劳役地租，一是实物、劳役和货币混合的地租。
领主们把土地分为“自营地”和“份地”两部分。他们把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好地留下来自营，把其余的份地分给农奴耕种，这些份地相当贫瘠。领主“自营地”上生产所需全部劳动，均要由分得“份地”的农奴来承担，这种为领主支付的无偿劳役叫“内差”。据查，农奴在庄园内给领主支的“内差”有：(一)在“自营地”上为领主从积肥、播种、除草、浇水，到割草、打场、入仓，都无偿提供人工、畜力。(二)为领主割草、背水、砍柴、建房、修缮、送粮、缝纫、剪羊毛、捻毛线、织氆氇、炒青稞、磨糌粑、鞣皮子、榨油等：除以上劳役，也要给领主交纳马草、酥油等实物。
对地方政府，农奴要支“外差”，主要有：柴费差、取暖差、卡垫差、传递公文差、马草差、驮运差、转运差、建房差、修缮差、屠宰差、伐木差、鸡蛋差、传大召差、请喇嘛念经差、沿途过往官员食宿差、过往西藏地方军马匹差等等。这些“外差”有的是支付劳役，有的是交纳青稞、酥油、鸡蛋等实物，或银元、藏币等货币。
一些西藏老人回忆，旧时候，老百姓最怕官员过境。官员只要持有盖上官印的“马牌”，就要马，要马草马料，要桌子垫子，要帐篷，要酥油茶，还要姑娘陪着睡觉。这些都是公开的。官员启程上马时，乡下没有上马的石磴，就要由一个农奴弯下腰去，伏在地上，让官员踩着他的肩背上马。
除了支差，三大领主向农奴征收的税竟达一百多种，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收税是当时西藏各级官员最主要的职责之一。西藏历史学专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曾说过：旧西藏的税像毛发和水纹一样，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小农奴出生了，农奴主立即把名字记上花名册，随即向其父母收缴小农奴的第一次税：“出生税”藏银15两，并从此每年上交15两的“娃娃税”。小农奴长到18岁，就开始负担人头税。“人头税”数额从藏银5两到10两，各地不同。小农奴想去当喇嘛，除要送礼恳求农奴主批准外，还要交藏银19两，作为“进庙税”。男婚女嫁，也要向农奴主献哈达、酥油和藏银。农奴如果被送进监狱，得交“入狱税”。原西藏地方军扩充需要军费，定了“耳朵税”，每年每人每只耳朵上税藏银2两，两只耳朵共交藏银4两；如果不交“耳朵税”，收税人有权将欠税的耳朵割掉。农奴到60岁以后，体衰力弱，无法向农奴主支付差役时，每年要交“免差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残疾人，每年也得交藏银3两到15两的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而在人死之后，家属必须将死者的耳坠拿去向农奴主报告，如果没有耳坠，必须向农奴主交“送尸税”。一般耳坠都值藏银数百两，大部分农奴生前根本买不起。
有些税种，即使你再有想象力也琢磨不出来。
每年藏历新年，拉萨都要举行为期3周的传召大法会。这期间，所有权力都要交给哲蚌寺的铁棒喇嘛。铁棒喇嘛征的税也是无奇不有。什么驴税、狗税、猫税、鸡税、花盆税、香烟税、鼻烟税、胡琴税、井税、塘税，甚至对梳两条辫子的妇女征收“辫子税”、穿皮鞋的征收“皮鞋税”、朝圣者征收“读经税”和“转经税”，听留声机的“留声机税”，也许最古老的税叫“赐雪税”。
传召大法会正值新年，自然是降雪的季节，一般人家都逃不掉交“赐雪税”的厄运。如果谁把雪扫掉了，谁就得交“扫雪税”，因为地湿了。
据统计，全西藏租税的总负担量，占整个劳动时间或创造财富总值的40%～70%。沉重的差税负担，使许多农奴欠下“子孙债”、“万年债”，永远偿还不清。三大领主乘机放高利贷，有的年利息是借七还八，有的借五还六。许多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只有37万人口的拉萨，乞丐就有四五千人之多。世界上恐怕没有一处这样的“天堂”吧。
藏族作家益西单增在藏北丁青县看到过令人揪心的一幕。
一个农奴因偷领主的马被砍掉了右手。
这个领主叫嘎日本，是丁青县的一个头人，后来成为西藏有名的叛匪头子，有三千多名大小喽罗。他有七八匹名贵的骏马，其中的一匹全身雪白，间杂着漂亮的黑斑点。此马腿长脖子细，传说一天能跑上千里，飞驰如风。
藏族男子最珍爱三件东西：马、枪和刀。有个叫多吉旺钦的农奴，因痛恨嘎日本，并酷爱那匹骏马，就把这匹马偷走了。
多吉旺钦被抓了回来，绑在两根木柱子上。一根木柱捆住他的身子，五花大绑。他的左手被拉住捆在另一根柱子上。
草地上，放着两只架在石头上的铁锅。一个锅熬着草药，而另一只熬着滚烫的油。
空气似乎骤然凝固了。恐惧的手无形中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一种血腥的味道让喉管发涩。围观的人们目光呆滞，如一个个没有生命感觉的木偶。奴隶主称他们是“会说话的牲口”。
三十多岁的多吉旺钦穿着棕红色的裤子，灰氆氇衣服已被扒光，上身脏乎乎地，青筋似乎在痛苦地扭动着。他用箭一样的目光盯着嘎日本。
一个壮汉走上来，用一把藏刀在多吉旺钦的右手腕上割起来。藏刀锈迹斑斑，大概砍下的手脚太多有些迟钝了。多吉旺钦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叫后，呻吟不止，好像那把钝刀在割着人们的神经。尽管他事先喝了几大碗麻醉用的酒，但那疼痛太尖利了，剜得他眼冒金星。手腕周围的肉被割断，血流如注，鲜血的腥味弥散开来。只剩下骨头和筋了。壮汉手腕一抖，用力一扭，右手“咔嚓”一声掉了下来。仍牵连着的筋被藏刀一挑即断。
多吉旺钦昏死过去。
壮汉在伤口处泼了点药水，又用瓢盛了滚烫的油，把多吉的残臂放进去。血止住了。一阵白烟夹杂着烤熟的人肉味让所有观看的人阵阵抽搐。多吉疼得醒过来又昏过去。
他的手被拿进寺庙，据说成为“镇魔之手”。
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却绝非编撰。
当时，西藏有一部《十六法典》，保障了农奴主阶级的政治特权，限制了农奴阶级的人身权利。比如它明确把社会成员分为三六九等。统治者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而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生命价值如同草绳一根。上等人如果侵害了下等人，处罚从轻甚至可以免去处罚。而对于下等人犯上的行为，轻微的罪行多处以鞭笞。鞭笞往往当众进行，不论男女都得脱光衣服，用皮鞭抽打。较重的刑罚有剜目、刖膝、割舌、剁肢、投崖、屠杀、剥皮等。朗子辖有刑具50种以上，其中有一种挖眼的工具，是一顶大石头帽子，罩在人的头上，用力一砸，两只眼睛就掉出来了。
摄政王达扎，听说贡嘎县有一对双胞胎降生，便诬为妖女降世。他的理由是：两个人怎么可能一起出生？两姐妹被达扎派去的人活活烧死。他们把两个烧得痛苦变形的女童涂上金粉，重新包裹，说这是“吉祥天女”，拿到哲蚌寺供奉了。
“吉祥天女”的来历如同“天堂”一说的来历。
只是别剥掉那层金粉。
社会制度越落后，平民大众的生活和精神空间就越小，这种制度越显得血淋淋的残酷。旧西藏的牢狱、锁链把农奴的财产和生存权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拉萨鲁布广场烈火熊熊。
喇嘛们心乱如麻。
当大铜锅里的水开始沸腾的时候，跳神开始了。10多名神汉、巫婆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样，在广场上失去理智一般狂跳乱舞。神的灵魂与他们合二为一了，他们大哭大喊，念念有词，以示诅咒共产党是神的旨意。他们诅咒“红汉人”遭五雷轰顶，魔火烧身，消除一切恶趣之心。
一片混乱中，乃穷巫师出场。他头戴的那顶金冠，足有半米之高。他的手中是一根长矛。两个红衣喇嘛把他架到锅前。他用长矛在大锅里搅动片刻，即示意扣锅。已准备好的众喇嘛蜂拥而上，拿着铁棍、木棒，用力掀翻大锅，“哐啷啷”一声，一股掺杂着酥油香果的污水遍地横流。草人、草棚被点燃了，火光冲天。人群发出一阵呼啸声，以欢呼“胜利”。
扣翻后，乃穷又指挥众喇嘛，用帐篷布把扣翻的大锅，连同横溢的酥油茶和灰烬遮盖起来，声称七天以后看结果。据说通过验看地上出现何种印迹、形象，就可以推算出其所咒对象日后所得的报应。
这次活动，英国人黎卡逊一直在现场助威。而同样在现场的国民党办事处处长陈锡章则满脸冷峻，一言不发。
7月的罗布林卡，绿阴遮地，即使太阳如火，在这里也能感到一丝丝凉意。罗布林卡位于拉萨市西郊，意为“宝贝园林”，是达赖喇嘛的夏宫，也是噶厦政府办公的地方。
这是1949年夏季的一天，摄政王达扎召集噶伦、仲译钦布、孜本等官员15人，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看来事关重大，不仅摄政王亲自参与，连仲译钦布、孜本也来了。按噶厦惯例，日常事务均由4个噶伦共同讨论决定。遇有重大事务，需要同仲译钦布、孜本共同商议。如决断不了，而达赖又未亲政，就要向摄政王禀报。如果遇到重大边关事宜，摄政王、噶厦共同会商也无法定夺时，就要召集西藏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大会做出决定后，要加盖四枚公章转交噶厦，噶厦必须照办，并无修改的权力。
参加会议的人员到齐了。
达扎下令关闭门窗，连倒茶送水的人也不准入内。
这可是破了旧例。
在旧西藏，到处充斥着“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老祖宗延用的思想和礼节轻易不能改变。它在封闭中以自己的方式不断放缓着发展的步伐。即使在夏天，官员中还有人戴着大皮帽来办公。按规定，噶伦们前来办公，前面要有一名侍卫官开道，侍卫官后面跟着一名随从和一名知宾，中间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噶伦，紧随其后的是三名随从。进入室内，噶伦之间要双手合什互致问候。入座后，噶伦将帽带解开，侍卫官趋步上前，把帽子摘下，挂在帽架上；噶伦不能自己动手，以示尊严。噶厦开会时，四位噶伦的侍卫官都必须守在门口，防止其他人随便入内。给噶伦斟茶时，噶伦各自的侍卫官来到藏桌前，一膝跪地，从怀中取出噶伦的酥油茶碗。茶碗外用一块红色或蓝色的绸布包着，内放一块白布，用于擦碗。碗擦净了，放在桌上。这时，噶厦的朗生提着一把银茶壶给斟上茶。侍卫官还得将碗托起，双手献上。噶伦喝完茶后，侍卫官将残茶倒掉，擦净包好，揣入怀中。有时茶倒上很久也不见侍卫官来敬茶，就是茶凉了，噶伦也不能自己端碗喝。即使噶伦上厕所，也得先将侍卫官唤入，待他把帽子从帽架上取下给噶伦戴上后，才能离开会场。噶伦走到厕所跟前，侍卫官又得上前摘下噶伦的帽子，举在手中，站在一旁等候。
达扎连倒茶摘帽的人也不准入内，可见事情之重大。
七十多岁的达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上台后，一副亲英嘴脸暴露无遗。1943年，他恢复了西藏“外交局”；同年，还同意在拉萨仲吉林卡成立英文学校，后因三大寺喇嘛强烈反对而停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藏以所谓向美、英、中国“致敬”为名，派员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暗示独立态度；1947年又派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参加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
他盘坐在卡垫之上，缓缓说道：“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卡逊先生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的时刻，国民党可能垮台。但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如不立即将他们驱赶出境，将来他们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黎先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名单和住址……”
说到这里，他望望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和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噶雪·曲吉尼玛。他们斜倚在墙边，身穿宫廷内库黄缎子制的藏袍，戴着红缨顶子帽，肩上披着蒙古式的披肩。自七世达赖时设噶厦机关，皇帝册封了四位噶伦，并规定他们的穿着。现在他们穿着清帝赐予的官服，正谋划着如何让西藏“独立”。索康正在打瞌睡，他的文化水平极高，老于世故，一向羡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希特勒是“能够动摇世界的非凡人物”。他的生活十分放荡，每晚都要打牌、下棋、玩女人。据称他家的女佣人、侍女、奶妈共二十多人，无一不被他奸污过。即使拉萨街头的妓女、仓姑寺的尼姑他也不放过，且把此种丑行对自己的夫人津津乐道。他每天要玩到很晚，上午应该是他睡觉的大好时光。坐在他身边的噶雪·曲吉尼玛长得圆头圆脑，他正对达扎的话作洗耳恭听状：
“各位，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
会议开得很漫长。
他们议到了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说来话长：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筹建于1934年。此前国民党没在西藏设正式机构。民国初年，达赖一度亲英而与祖国内地若即若离，好在其晚年有了醒悟。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进藏吊唁，藏方同意留下代表团参议刘朴枕及一随员常驻拉萨，作为双方间的接触渠道：另在常驻代表处设一无线电台，以便与内地联络。
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倾向于祖国的摄政王热振活佛亲自去青海湟中寻找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而后国民政府又委派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来拉萨，确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于1940年2月23日举行，吴忠信亲临主持。事后吴忠信征得西藏方面的同意，在拉萨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由孔庆宗任处长。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回国后，鉴于英国在亚洲应付印度独立运动，无力干涉西藏事务的有利时机，欲重新经略西藏。到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蒋介石决定遴选一位自己所信任的官员到拉萨去完成上述使命。经考虑再三，蒋最后看中了侍从室第四组秘书沈宗濂。沈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沈自进入蒋介石幕府后，潜心研究各类问题，为蒋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份意见书，进言蒋利用当前时机，加强对西藏的经营。1944年春，国民政府关于委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任命公布后，蒋介石召见沈作了一次长谈。他强调沈此番入藏使命重大，要沈在不引起英印当局疑虑的情况下，宣传中央的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强调中央政府对藏族人民的一贯友善和尊重态度；要求西藏方面同意履行前经由中央政府派员勘察康藏公路的修筑路线，一俟战争结束，即动工修建；另计划在拉萨设立电报局、银行、医院等，并扩大或充实拉萨原有小学校的数量和规模。
蒋介石答应，拨出一笔特别款项，以黄金、外币计算，作为沈此行的活动经费；凡遇重要机密事宜，沈可直接致电蒋本人请示，不必再经过蒙藏委员会。为此，侍从室机要组专门发给沈一密码本供其使用。
1944年，沈宗濂一行分两批由重庆乘坐中航客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沈去新德里会见了英印当局外交部长卡罗爵士，接着返回加尔各答，经噶伦堡到达拉萨。沈由已驻藏10年的办事处藏文科长李国霖陪同，分别拜访了噶厦的主要官员、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堪布、大小活佛等，赠送礼物，有的还个别宴请。此外，对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僧众颁发了布施。最后，约期拜见了达赖喇嘛。沈在拉萨活跃一时，显示不凡身手，令拉萨上层人士刮目相看。在对西藏情况深思熟虑之后，沈宗濂在一封绝密电文中为蒋介石提出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为加强同西藏的联系，应切实控制住西藏，使其不致倾向英印方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修建那条与滇缅公路相仿的康藏公路；而欲进行这项重大工程，又必先消除刘文辉割据西康的局面，并在彻底改组四川省政府的基础上，将西康省并入四川；派中央大员(例如吴忠信)，率一支中央军(建议使用胡宗南的一部分军力)坐镇成都、西康、康定一带。再借用该部队力量加速修通这条公路。
第二，利用蒋介石前次访印的影响，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同印度国大党会谈，订立君子协定，澄清印度独立后与西藏的关系，要其承认西藏为我领土的一部分。
但因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西藏，沈宗濂便萌退意，称自己患有心脏病，不宜久居高寒地带。蒋于1947年初任命其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沈宗濂调离后，国民政府决定由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章代理主任一职。
噶伦们判断，现国民党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必取而代之。共产党实行红色俄罗斯制度，是要消灭宗教的。西藏是佛教圣地，与共产党水火不相容。
会议突然宣布，要在两周之内，把他们前不久还祈愿能“赢得胜利”的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和在拉萨小学、医院的官员、教师、医生，以及在拉萨市内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乃至当喇嘛的汉人、回民及家属一百多人，全部驱逐出藏。并对汉人离藏的时限、路线和护送兵力等都做了具体布置。
噶厦还发布一道正式命令，让四品官夏扎·甘登班觉组织一次转神山、念咒经活动。据一部叫《噶雪森姆》的西藏经书记载，在拉萨河流域和南域山川间，仰卧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可怕妖魔，但因为有四大神山和周围二十多座小神山镇着，才一直没有作乱。这四大神山是，哲蚌寺后面的培关孜日山，拉萨东北的觉莫西西日山，曲水的加桑曲乌日山和桑耶哈布日山。从前，但遇天灾人祸，或是达赖喇嘛生病，噶厦都要命令这一带的群众转山、念经。这次，噶 53a6." >厦要求20个县的男女老少，放弃一切活动，全部去转神山、插经幡，并按惯例给大小二十多座神山拨供俸银，共拨藏银250两。
第06章 怕引火烧身，西藏驱逐国民党
山雨欲来。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在布达拉宫会见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噶厦将派一代本带军队和向导护送至边境。
听了这番话，陈锡章说：“如果这样，我立即发电请示蒙藏委员会，等回电以后再答复你们！”
然巴摇摇头。
“国民党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再说，现在所有电台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藏书网。”傍晚时分，陈锡章回到私邸。他看到，大批手持英式步枪的西藏地方兵，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黎卡逊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一不刮起一股驱汉风潮。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消息传到内地，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大惊失色。《中央日报》于8月19日刊登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7月8日，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中断，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席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亦无幸免。这消息很使人惊诧，拉萨哪里有如许多的共产党势力？为什么我国驻藏的所有机关学校人员甚至和尚皆遭驱逐出境？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其实这个谜非常易解，英美殖民主义者的黑手，已伸过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他们如强盗一般，欲硬把西藏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醒来的睡狮，岂能让这一阴谋得逞！
西藏，这片褐黄色的土地，位于祖国西南属东亚地形板块。其地形构造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并逐渐由西向东倾斜。西藏西部和南部环境相对封闭，东部地形环境相对开放，故西藏文明向东发展的可能性要明显大于向西和向南发展的可能性。西藏周围有世界四大文明圈中的两大文明发源地：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圈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要远远大于它与南亚和中亚文明圈之间的文化相融性。西藏文明史具有明显的“东向性”。
太阳从东方升起。
河流向东方奔流。
有谁，能让大地向西倾斜？
“驱汉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自己的土地被留在中国人民的管辖之外。
仅过了四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然而，拉萨似乎没有听到这庄严的声音。
旧拉萨由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八廓街构成，其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林卡，即园林，林卡中有一座座白色的碉楼。贵族和官员们过着西化的生活，地上铺桃木地板，花园里有摇椅；喝西式茶，吃西式点心；使用电灯、电话、照相机。
就在“驱汉事件”前后，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们，如一个个鬼影出没于这些豪宅大院之间。外边的声音不断传来，美国合众社的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通讯社发出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每当中国处于社会重大变革的时期，英美等帝国主义势力都会策动“西藏独立”阴谋。辛亥革命时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是这样。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广播。它起劲地鼓吹，“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红汉人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当被驱逐的国民党官员尚未离开西藏时，一个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进入西藏。他就是劳尔·汤姆斯，公开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评论员”，其任务是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帮助”。经过一段时间活动，汤姆斯于10月离藏返回美国。
11月1日，汤姆斯在华盛顿拜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对他说，我曾与达赖联系过，我们希望他“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反对不人道的势力”。半年以后，汤姆斯从纽约写了一封信，寄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说：“我告诉总统，去年夏天我在你们的外交局与你举行会晤，讨论了对西藏独立的威胁及你们急需援助的问题。我问总统能否向你的军队提供现代化武器和足够的军事训练顾问，总统不肯做出肯定的、积极的承诺，他只是对贵国的问题予以同情。”就在这次会见后，美国报纸便发表文章鼓吹“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还要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
《这个世界以外》一书，就是汤姆斯在西藏活动的主要“成果”。在这本书里，汤姆斯给噶厦政府出谋划策，要他们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还有一个英国间谍，叫福克斯，他长期在西藏活动，这时也写信给西藏地方军司令出谋献计。他说，西藏地方军要刺探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在山口和险要地区埋设地雷，破坏解放军必须经过的大路、桥梁；这样，共产党才不会迅速到来。
有西方人的撑腰，有那道难以逾越的金沙江天险，有佛爷发的护身符，西藏，欲拒解放军于大门之外。
噶厦政府倒行逆施，受到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出极大义愤的，是藏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区的人民。
天宝在驱汉事件之后，接着于9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对这一分裂祖国的行动。
共和国诞生的同一天，藏传佛教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基本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弟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比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土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班禅见此电文，欣喜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后，各地藏族人民同声谴责旧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阴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发正义之师，早日解放西藏。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土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扎西旺徐，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久，益西楚臣穿上军装，承担了青海广播电台用藏语播送“共同纲领”的任务，并协助进藏部队勘绘进军联络图。
在西康，活佛格达、大头人夏克刀登、大商人邦达多吉听到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派三名代表去北京献哈达，表达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敬仰，并盼从速解放康藏地区。在北京，柏志、汪甲和泽郎三位代表受到朱德的接见。他们把格达活佛的亲笔信和照片交给朱总司令，并敬献了哈达，朱德说，我们正在进军四川和西康，这些地区很快就要解放了，西藏也要解放的。朱德还赠给他们每人紫色缎子藏式长袍一件、马靴一双，还有路费等。返回途中，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三位首长接见他们，并给他们赠送了三支步枪。
当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等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迷途难返，越走越远了。
英美眉目传情，噶厦政府便跃跃欲试。
黎卡逊对达扎说：“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当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在黎的唆使下，达扎让噶厦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黎卡逊修改定稿后，又译成英文；并派嘉洛顿珠和夏格巴带上“宣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
黎卡逊还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达扎秘密商定，组织一个由六名官员组成的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各个代表都携有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在致英国的..求援信中明确提出，希望英国帮助其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地位。
给美国的信写于1949年12月22日，分裂分子的独立企图显得十分急切：
致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
虽然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近三十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通过他们的无线>藏书网电台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其他关于西藏的言论，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占据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边疆省份。
因此，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所以打算马上委派喇嘛堪穷土登桑杰和四品官登恰·多杰坚赞率领一个特殊使团出访贵国，旨在求得贵国政府的援助。
代表团成员身上都带有秘密信件，大意是共产党已占领了内地大多数省份，马上就要到西藏边界了，请求四国指导我们怎样作战；因为要打仗，我们希望能运来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新式武器，如飞机；再派给我们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最后，还要借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作准备。
在组织“亲善使团”的同时，噶厦政府的“外交局”于1950年1月12日匆忙起草了一份广播稿，宣传“独立”：“西藏自藏历水鼠年(1912年)在西藏境内将清朝官兵全部驱逐后，净洁的藏土有了安宁，至今38年一直处于完全独立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并没有丧失一寸土地，也没有丧失任何权利。达赖喇嘛统治着西藏政教事务，西藏人民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西藏是亚洲的重要之地，如果西藏保持完全的独立，对邻国也会带来很大好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今后我们仍打算保持完全独立。但是最近从北京广播电台中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把西藏人民从枷锁下解救出来’、‘西藏人民起来吧’等很多无根据的话。许多年来，清朝政府仅仅是在宗教上对达赖喇嘛表示尊敬而已，我们有证据说明，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领土……”
此稿经噶厦审批后，由英国特务福克斯向全世界广播了这篇“独立宣言”。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发表过一个著名的《独立宣言》，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农奴制。而西藏的种种“独立宣言”都是为了让农奴制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存在下去。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受毛泽东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谈话，严正指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没有人否认过的事实，西藏派出亲善使团不过是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但中央人民政府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
班禅又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西藏是中国领土，为全世界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著名藏族爱国人士益西楚臣、喜饶嘉措、桑吉悦西，以及各地藏胞纷纷反对西藏“独立”阴谋。
英美态度暖昧，不肯也不敢接待“亲善使 56e2." >团”。
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说：“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把西藏人引入歧途。鼓励和支持西藏派遣这样的使团出访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只会激怒中国人民并给西藏现有的地位造成假相。”
噶厦当局向各国驻印度大使馆散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遗训”，竭力诬蔑共产党消灭宗教，但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站出来，承认西藏独立。
四面碰壁，徒劳一场。噶厦政府被迫命令出访英美的使团在江孜待命。不久，使团返回拉萨。
一场闹剧，寿终正寝。
但在幕后，阴谋活动仍在进行。
西藏地方军的14个代本扩编为17个，人数增加了一倍，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入伍。在前藏征集从不当兵的富户子弟千余人，加紧军事训练。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拉萨，西藏地方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英国人给噶厦赠送了数十箱+B药片，是专治淋病用的，但据知情人说，这里面装的都是军用品。另外，英人还给噶厦的官员赠送了500支手枪。印度也加快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印度答应向噶厦政府提供其所需的全部迫击炮和配套的炮弹。怒吼着的金沙江边，密布着如蝼蚁般的西藏地方军7000人。
他们惊恐地引颈东望：
那些“红汉人”会不会如传说中的格萨尔大王一样从天而降？
第07章 肃清川西匪患，打开康藏大门
如一个步履蹒跚的古稀老人，西藏从远古的雪山丛中向十八军走来。
带着一种距离，一种陌生，一种隔膜。
关于西藏的资料少得可怜。
在成都，张国华见了书店就进，凡是有关的书都不放过，但此类书寥寥无几。只有清代的线装书《卫藏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还有日本人黑泽一郎主编的《西藏通览》；民国时期独身赴藏为恢复中央政府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立下大功的传奇女子刘曼卿所著的《康藏轺征》，洪涤尘写的《西藏史地大纲》等等。这些书已经发黄，且落满厚厚的灰尘。
从二野作战处赶来任第二参谋长的李觉，带来一张旧地图，成了十八军的宝贝。地图是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一个烂包里找出来的。这是赵尔丰留下的，画着他的几条进藏路线图，像蠕动着的黑毛毛虫一样，很简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这句话就是从这张地图上来的，就是说，旧时从昌都到拉萨共有24个马站。一个马站基本上骑马要走一天。这张地图的比例为50万比1，非常简单、粗糙，连一条准确的道路都没有。标识出的山脉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极为少见，地名很不精确。
如何让这张地图上的山川大地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起来？
必须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是个大手笔。但自下令西南进藏以来，他多次发电写信，就进军西藏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具体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条件使毛泽东格外慎审、缜密。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将是关系到整个解放西藏伟大进程成败的“灵魂”。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应运而生，并立即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东胜街的一座楼房里正式成立。主任为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员既有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又有十八军的“秀才”陈竞波、夏仲远、徐达文、赵卓如等人。一时间群贤毕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剑桥等西方著名大学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种语言。回国后曾在甘南藏区实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带考察，对藏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其夫人于式玉是陈云的亲戚，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们和谢国安关系甚密。谢国安曾在西藏的寺庙中当过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军对这些老前辈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还给每个专家发30个大洋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要用当时最高级的吉普车接送他们。对于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十八军的首长们也非常重视。
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把西藏的详细情况整理出来，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傅师仲先生耳后生疮，疼得连觉也睡不好，但仍坚持工作；已是66岁高龄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参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会，白天开一天会就很累了，但晚上回来仍工作到深夜，编译资料，甚至还亲自动手写石版原纸。傅湘先生和刘立千先生负责编译课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于式玉为了说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响，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以前，这里为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川省大权，兵败进入西康，军力元气大伤，已经受不住多少打击，西康地区民风强悍，地方势力拥有重兵。已弱不禁风的刘文辉要想在西康立住脚可谓困难重重。高参们出谋划策，刘文辉在康定驻扎以后，先在自己家楼上设佛堂，供奉佛像，请藏传佛教喇嘛念经，并身穿袈裟，手缠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广施供养。他还下令部队不得干扰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没过多久，他得到一个“信佛将军”的外号，获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层的好感，站稳了脚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
谢国安也常常给大家讲课，他说，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领主头人既是压迫者，又是农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见了他们要低头弯腰，把舌头伸出来，不停地说“啦索啦索”。即是统治者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见了百姓趾高气扬，说话声很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后面来了个更大的官，小官的声音一下子低下来，赶快作低头吐舌状。
种种信息，启迪着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思路。在专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轮廓渐渐清晰。第一，因独特的高原形态，造成西藏的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第二，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区；第三，西藏宗教势力强大，几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会形态仍然为封建农奴制；第五，这里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人民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洗礼。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们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进军西藏的参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以及《清朝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
接着，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写出了《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进军守则》等，约束到了进藏人员的每一个具体行为，连吃饭、住宿、打柴、拉屎、撒尿都有规定。《进军守则》共四个方面，34条，包括“关于部队管理方面”，“关于组织纪律方面”，“关于风俗习惯方面”，“关于政策方面”，规定“在新区如必须解决某些供给困难时，要有组织地按当地物价采购，连以下单位和零星人员不得乱买，不得强购”，“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元和藏币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未经同意不得住寺庙不住经堂”。“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牵涉到有关习俗，守则规定：“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及其他适当的礼物。”“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以好奇而嘲笑。”
这些规定在藏族老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新汉人”，“菩萨兵”的新形象。后来，这些年事已高的专家们，坚决随部队进藏。他们把家属孩子安置好，剩下的东西用背袋一装背在身上，哈哈大笑着说，真的是风雪千里西藏去，万贯家财一袋装。
大山隆起，江河流淌。在邓小平的脑海中，西藏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他深知，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先调查研究，准确地摸清情况，然后再下结论，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处理西藏问题达到了完满的境地，真正作到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结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西藏具体实践高度结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这个“西藏实际”是从哪里来的？
它既有毛泽东本人的调查研究，也有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正确建议。
邓小平把十八军搜集到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写了一份内容..详尽的调查报告，呈报给毛泽东。
这个调查报告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西藏的地理、社会、军事等诸多情况，并详述了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进军的道路情况。在介绍西藏概况时，调查报告说，藏民族分布的地区，传统上分为五部分：1阿里：西藏西北角一部分，以噶大克为中心。2藏：即普通所称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3卫：即普通称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4康：即西康省金沙江以西地区。5安多：包括青海西南部，四川松、潘、理、孜等。
据统计，藏区人口除西藏外其余分布在西康金沙江以西一带，云南西北丽江一带，四川松、潘、理、孜一带：青海西南玉树一带等地！实可称之地广人稀，生活资料不足，限制人口增长，以及喇嘛人数众多对人口繁殖均有直接影响。西藏人口分布以东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农牧区，农产品仅能自给，余皆游牧区，粮食极缺。
在谈了西藏地形、入藏路线、西藏军备情况后，调查报告谈了西藏旧社会情况。藏族民众都信仰佛教，因为西藏为“政教合一”的僧俗贵族联合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所以喇嘛享有很高的声誉。每个寺院都有封地和庄园，成为一个个寺院经济集团，仅拉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321个，有土地147万余克，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寺院占有庄园分为两类，一类是寺院的公产，其租税收入为寺院的经费；一类是活佛和上层喇嘛的私产，有的大活佛的私人庄园和大贵宾不相上下。西藏属于寺院的大小活佛约有500名左右，拥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有4000余人。
西藏封建农奴制由两个基本的对抗性阶级组成：一是农奴主阶级，占西藏人口5％左右，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二是农奴阶级，由差巴、堆穷、朗生、游民等几个阶层构成。
“藏族人视鸟和鱼为神，故都不食鱼不捕鸟”。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还对此作了特别提示。
在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邓小平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治理西藏的战略方针。
他首先表明了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达赖班禅的态度。解放军解放西藏的目的，是团结西藏人民，提高西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使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对西藏现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当然要予以逐步的改革，作到政教分离，走向真正的民主自治。但由于西藏落后和藏族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所以这种改革是必须根据西藏人民觉悟后的程度，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时期才能达到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态度是：1暂以保留原有的政权机构为原则。2反对并清洗亲英的、坚决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及出卖西藏人民利益的少数反动分子，团结与群众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以此来改造旧政权中的领导成分，但一定要先取得藏族人民的同意和拥护。3扩大原有的政教联席会议(即僧俗民众大会)的基础，争取平民代表参加，使之逐渐转变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在会议的领导上也逐渐走上民主。4建议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以实现中央人民政府对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该地区解放军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
关于对达赖的态度：1解放军进藏如达赖逃亡，根据西藏的习惯不应以班禅代理达赖，以免引起大的纠纷及西藏人民的反响，应照西藏的习惯以摄政代表达赖领导噶厦执行政权，对达赖仍应设法争取，以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2.如摄政参与达赖逃亡，要依照西藏习惯召集政教联席会议，重新推选摄政。3噶厦(等于政务院)为西藏最高行政机构，如四大噶伦(约等于政务院的委员)全部或一部分随达赖逃亡时，可以新命噶伦补充即定人数(原四人)以执行政务。
关于对班禅的态度。班禅在西藏是与达赖并列的两位宗教上的领袖，但班禅不问政事，在宗教上的地位稍逊达赖。
邓小平还谈了对西藏贵族、官员、喇嘛、农牧民各应采取的态度，对西藏人民社会的福利政策，改革康藏乌拉差役制度的意见等。
北京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在和平解放西藏进程中，和平是一条主线索，非常突出。即使被迫进行战争，也是以打促和。
1949年9月2l～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首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做了明确规定。由中共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政策，被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解放军在华东，中南和西北战场上捷报频传。面对西藏的特殊状况，共产党将采取何种对策呢？
这在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早有流露。
1950年1月中旬，邓小平在给十八军部署进藏任务时就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刘伯承当时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入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
这些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50年2月，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六条意见。5月17日，中央在肯定了西南局提出的四条意见后，进一步指示，要按照以下原则拟定同旧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订的进行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的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 5404." >各路进藏部队，此即人们称之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它把党中央的指示具体化了，为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定基础。
“十大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条政策也通过电波、传单、劝和团传达给西藏的执政者。
如箭在弦上，直指西天。
在大部队出发前，十八军派出一个先遣支队，准备直抵金沙江畔，像雷达一样，将藏方情况反馈回军部。在进藏途中，十八军曾先后组织过4个先遣支队，这是第一个。军里任命陈子植为先遣支队司令，十八军敌工部部长陈竞波为政委，并抽调军侦察营和工兵营作为先遣支队的骨干力量。
2月3日，陈竞波率队从东山出发，到新津与陈子植会合，然后直奔雅安。
此刻，国民党残匪如蚁群般出现了。
他们都是一身川西农民打扮：身穿长袍马褂，头上裹着白毛巾，背上背着竹筐，气焰十分嚣张。
到邛崃的一个村庄，先遣支队被包围了。
部队突围后来到62军驻守的邛崃城。这里气氛也十分紧张，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老百姓睡觉不敢睡床上，只能铺点干草睡床底下。城墙外边，埋着地雷和炸药。
国民党残匪十分顽固。毕竟，四川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随着祖国大陆的解放，残匪全被压缩到川西一带，他们很有作战经验，并带有小口径炮等装备，且经过正规训练。其聚集后，少则上百，多达数万，成为十八军的心腹大患。
先遣支队在62军一个团护送下，来到雅安，土匪整天用炮火袭击雅安城，赴甘孜的道路也被土匪控制了。
先遣支队将上述情况电告十八军军部，张国华立即上报二野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于2月21日下令，命十八军全力剿灭川西土匪，确保入藏顺利进行。鉴于川西匪情严重，2月26日，西南局向中央请示，要求将进藏日程推迟至明春。
毛泽东3月20日复电要求：不应动摇今年入藏之计划，并指示，十八军前进后，应派适当部队保障后方交通，筹运粮食物资。
此前，毛泽东曾提出“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毛泽东记得，红军长征时三个方面军从四川、西康穿过，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苦，西藏老百姓的生活更苦，供不起几万大军的粮食。
远在北京的朱德，就进军西藏的部队补给问题，致电贺龙，提出10条具体意见：
第一，用现洋作伙食费，每日大洋5角，每月15元；第二，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均以现金计算；第三，在青海购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红军北上时有些经验；第四，在阿坝上中下俄洛可购牛及羊随军前进，亦可运粮；第五，肉食不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1月内可习惯；第六，发动群众夏耕种粮种茶；第七，飞机、公路不断运送，可壮士气；第八，组织有入藏经验及愿入藏商队与西藏商人结合进入所爱和所需的去换肉食粮食，转来可运回藏地货物出川，以便内外交流。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提出了做好后勤保障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贺龙签发了《西南军区关于支援入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表示“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解放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划，实施补给。贺龙向西南军区副司令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能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爱马著称的贺龙，把自己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击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司令部司令员为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政委是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收从全国各地征集和调拨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被服用具、银元、食品，一面组织向进藏和施工部队运输，还组织就地采购供应不足的部分物资。
物资太丰富了，以至于每个战士身上都像背着一座“小山”。
当时出现了许多专用名词，比如“七皮”(也有人说是六皮或八皮)。考虑到西藏酷寒，进藏部队每人就发有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手套、皮鞋、皮腰带等。仅一件皮大衣就有20斤重。
代食粉和蛋黄蜡也是进藏战士铭记一生的两种食物，这是专为进藏部队特制的。有人后来说，饿了吃一口蛋黄蜡比仙丹还灵。蛋黄蜡是一种罐头，用蛋黄制成，每盒10根，每根有手指般粗，长约20多厘米。每个战士要背10盒蛋黄蜡。代食粉以黄豆、小麦、花生米、奶油等为原料炒制而成，类似北方的炒面，也装在铁桶里，大桶重20斤，小桶重10斤。其他食品还有饼干、肉类、净水片等。每个人身上除了水壶，还有油壶，里面装着1斤多清油。
至于其他，行军有防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给部队70万片维生素C片。再加上武器、望远镜等，每人负重达到七八十斤，扛重机枪的达一百多斤。
这真能垒起一座小山了99ｌｉb?。
这是一座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山。
为了不给藏族群众增加负担，进藏战士要背着如此沉重的东西，徒步走几千公里，而且是行进在一般人不负重也要心跳气短、腿脚酸软的地带。
如果可能，他们真愿把这些统统抛掉，躺在地上美美地睡觉，但想不到，这些行囊不但没甩掉，反而成为他们背负一生的财富。这是他们的骄傲。许多十八军老人提到这一段满脸都泛着红光。背负的东西越重，生命的分量也越重。在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宽之时，运载的何物能重于当年的行装？
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要求部队走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
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公路。西南军区抽调了6个工兵团，十八军3个团和4个营及军直有关单位18万人，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其差的困难，奋战4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1950年8月26日通车甘孜。
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4个汽车团，4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人民空军王洪智机组经过数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在甘孜、邓柯等地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空军空投物资900余吨。
也就在年底，西南军区确定：除谭善和同志率6个工兵团另有主要任务外，支援司令部其余部队与十八军后方部队合并，成立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33岁的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成为后司的司令员兼政委。
在强化后勤保障的同时，十八军的大部队全力投入了剿匪斗争。
1950年3月7日，刘伯承转发中央军委指示，必须按原计划进军西藏，并全力以赴剿匪，尽快消灭成都至雅安之间的匪帮，尽量提前进藏。
残存的匪特，准备在川西“变天”。这是国民党逃离西南前设置下的一条毒计。这股匪患系土匪、特务与地方恶霸三位一体的结合，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所以剿匪斗争进行得十分艰苦。
十八军对剿匪作出具体部署：令53师由夹江、眉山、洪雅出动，进剿名山、雅安、天全、芦山地区之匪；54师从邛崃地区出动，负责剿灭新津、大邑及邛崃地区之匪；52师除154团外，一个团驻夹江，一个团驻剿洪雅、丹棱之匪，并负责维护夹(江)眉(山)交通线。
十八军各参战部队自3月初至5月底，经过大举进剿和反复扫荡，基本上将土匪的猖獗活动镇压下去。到10月底，在川西歼匪9801人，缴获各种炮29门；各种枪12807支，马44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分。
通往康藏的大门被豁然劈开，蒋介石留在大陆的这条“毒蛇”被彻底斩断。进军西藏的社会环境得以净化。
第08章 学生存技能是入藏人的考验
就在四川筹备物资和加紧剿匪的同时，十八军还派出两个先遣支队，直逼金沙江东岸。
3月14日，十八军正式成立以李觉、王其梅为核心的前进指挥部，并抽调14团和157团组织两个先遣支队，分别由52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和53师副政委苗丕一带领，赶往甘孜和巴塘。
3月29日，前指从乐山出发，第二天到达雅安。原陈子植、陈竞波率领的先遣支队并入前指。
前进指挥部的任务是，在金沙江一线调查、收集有关进军西藏的政治文化材料，提供确定政策的依据和意见，探定进军路线，拟定作战方案。
自此，十八军部队呈阶梯形向西藏推进。
吴忠率154团于4月28日抵达康北重镇甘孜。
和所有的藏区城镇一样，大自然是甘孜最美的背景。甘孜四周被大山环绕，西侧和南侧山峰连绵不断，峰顶一片银白。雅砻江从城南蜿蜒流过，河水不深但非常湍急。这里的建筑不像汉地讲究对称和谐，散漫无章中流露出一种思想，具象地表述着一种社会和精神构架：一座寺庙位于半山腰，占去全城的三分之二。城里的民居破旧不堪，不足百余户，一条又窄又脏的街道，长约百米。这里的碉楼多为土黄色，共分三层：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是佛堂。天、地、人三界分明，小小碉楼竟也体现着藏族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还有野狗如幽灵般游荡着。
若徒步行走，从雅安到康定要走6天，从康定到甘孜要走13天，从甘孜到昌都要走15天。从雅安到甘孜，要经过二郎山、折多山等几座高山，二郎山海拔3600多米，折多山海拔4000多米。同时，还要跨过大渡河、雅砻江等大河。
痛苦磨砺着冰峰，真情绽开了奇葩。
走向西藏，就是一次生命遭受锻打与质疑的苦旅。
大山的影子永远在身心深处晃动。
52师先遣部队是从乐山出发的。每个时期中华民族都有一个感情的兴奋点。新中国建立之后，解放西藏就成为中国的聚焦处。
3月29日，52师先遣部队从夹江启程，向甘孜进发。天刚蒙蒙亮，除了公路两边，夹江就成为一座空城。路边人如海潮。当吴忠的吉普车缓缓驶入人群后，鞭炮声、锣鼓声和口号声一起响起来，震撼云霄：
“进军西藏的先遣支队最光荣！”
“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同志最光荣！”
“你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
中华民族的感情在夹江强烈地喷发着。
一辆指挥车，开到悬挂着“进军开路先锋”字样的彩门前，欢送的军乐队和各单位代表一拥而上，围住了154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并献上一面锦旗。
此刻，他们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人群中，有人流下热泪，有人翘起大拇指，更多的人在向每一辆汽车、每一个战士送东西：慰问信、慰问袋、香烟、花生、鸡蛋、糖果，雨点一般落下来，一碗碗热茶水，糖开水发着暖暖的热气，送到战士们手中。当一辆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的汽车驶过来时，男女学生们欢呼着，情不自禁地把彩旗、花束以及帽子、手帕抛向空中。
人们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扔给战士们。
这强烈的感情，如一束束永不熄灭之火，照耀着战士们奔向群山。
从夹江取捷径到雅安不过100公里，但由于不通公路，先遣部队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百丈，兜了个大圈子，整整用去3天时间。公路只通到雅安，再往前，只有徒步行军了。
在雅安，吴忠与天宝会合。他们分别担任先遣支队党委正副书记。部队在雅安进行了物资补充，并接收了一批由兄弟部队抽调来的骡马。从4月4日开始，部队成多梯队离开雅安西进——雅安以西因受地形、道路、宿营和供给等条件的限制，大部队行动极为困难，部队行军除武器装备外，还有高原御寒装备，另外考虑到沿途补给困难，要尽量多带口粮，个人负重都在40公斤以上。刚开始，大家不适应，就把皮鞋、皮裤穿上，上身只穿着背心，把东西分成两部分，交替着往前背。
二郎山是青藏高原的第一道屏障，终日为云遮雾盖，似一位披着面纱的神秘女郎。它属于夹金山余脉，主峰海拔3600多米，山口海拔3000多米。川藏公路像一根细麻绳，在夹缝般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光盘山公路就有40多公里。
爬山时，许多人感到相当吃力。
走在最前面的154团团长郄晋武全身流着大汗，把棉衣都湿透了。他一看寒暑表，摄氏零下2度。
走出以跑马山闻名的小城康定，部队开始翻越折多山。折多山是一座真正的大山，山不高，坡度也不大，山上还有杜鹃等灌木丛，但这里的海拔已达4000多米。
高山反应如一个埋伏已久的敌手，强烈地向部队袭来。许多人感到头疼，胸闷，恶心，张大嘴不住地喘气，两腿发飘，像踩在棉花堆里，走起来摇摇晃晃。有人机械地走着，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坐到地上，如果不靠其他人搀扶便很难爬起来。谁也没有力气说话，一声声粗浊的呼吸响在山间。
钢铁汉子变得酸软无力，除了恶劣气候，还因为饥饿。
过折多山后，遇到第一个牧民的黑色牦牛帐篷。这预示着真正的藏区到了。
路上，磕长头的朝圣者不断增多。他们目光虔诚，一步一叩，额头沾满泥土，膝盖处常常磨出两个大洞。有些人究其一生就拜倒在这漫漫朝圣路上了。他们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漫漫人生路途的尽头，他们渴望是来世的天国。
十八军将士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朝圣者”。
牧人磕长头是为自己升入天堂，而我们的战士为了砸碎捆在藏胞身上的无形锁链，不惜牺牲一切，绝无功利色彩，所以他们才能超越一切困苦。
从十八军先遣支队开始，西藏就给来自祖国内地的人们提出了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才能真正地融入西藏？
理想、信念不能缺少，它们如日月般悬挂在空中，使人生灿烂和明媚。
融入西藏，更要穿透地理和文化带来的潜在差异。如果真能在一个层面上有效地克服那些隔膜和差异，那个层面就只能是基于人的生存的契人。学会吃糌粑和说藏话是进入西藏的一条捷径。
先遣支队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
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先遣支队于1950年4月28日抵达甘孜。之后，154团政委杨军率2营进驻位于甘孜西北、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城。
川藏公路还没有修到甘孜。青藏高原又号称空中禁区，解放军进行空投也极其困难。而仅甘孜的先遣支队就有4500人，骡马1400匹，按供应标准，人的口粮和马料每天需15万斤。进驻甘孜不久，背在身上的粮食吃光了。为了应急，解放军以156万块银元，请当地头人帮助采购了13万斤青稞。但缺粮的阴影很快像乌云一样飘浮在先遣支队头上。
从5月1日开始，部队开始节食，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就只剩下七八两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大家普遍反映吃不饱。
吴忠号召大家去挖野菜。甘孜是农牧兼作区，满山遍野都是野菜，诸如灰灰菜、野葱、野蒜、野韭菜、地丁、蒲公英，数不胜数，行军锅旁，堆着一堆堆绿菜，放进锅里，再放上一点青稞面搅成汤，喝下去一会就消化得无影无踪；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把死马的干皮捡来煮煮，还有人把死马骨头砸碎熬汤喝。尽管这样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浮肿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有人想到了草原上的地老鼠。
这是一种至今在川藏地区还能见到的小动物，藏话叫“阿惹”，它没有尾巴，毛色灰白，短腿利爪，头部好似小兔子。这种地老鼠繁殖力极强，靠吃草根为生，对草场破坏极大。它挖出的洞把草原弄得千疮百孔，牧草常因之大片枯黄。它的肉质非常鲜美。
先遣支队自发地开始了捕鼠活动。开始他们没有经验，用木棒敲、石头砸，但收效不大。
一天，一个牧民跑过来指点道：地老鼠的洞穴是连成一片的。从这边的洞口灌进水去，那边就会有成批的地老鼠钻出来。人用袋状的东西罩住洞口，守株待“鼠”即可。地老鼠逃进袋子里后，赶紧收紧口子，往地上一摔，然后剥皮去掉内脏就行了。
草原上的地老鼠竟是如此之多，怎么抓也不减少。大家的气色开始逐渐红润起来。
此时，寺庙里的喇嘛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是“草原上神灵的骏马”，不能杀害这些生灵。为此，部队下令：一定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禁止捕捉地老鼠。
先遣支队有四大任务：修机场，修公路，造船，进行社会调查。体力消耗大，却吃得半饥半饱。加之缺氧反应，一股埋怨情绪蔓延开来，有的战士说，上级说派一个空军师为我们空投，派500辆汽车运输，到甘孜每人每天吃半斤牛肉，现在半斤牛肉没吃上，倒吃上一斤青稞了。还有的战士说，十八军倒霉，充军西藏，今后上级再说什么我也不相信了。一些基层干部和骨干认为战士吃不饱，对大家没话说。只要战士吃饱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为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先遣支队5月份召开了一次营级干部会议。
会议就在吴忠和天宝的住处进行。当时，部队规定严格，大部队都驻扎在帐篷和山洞里。吴忠和天宝被安排在一个头人家的二楼住，楼下是畜圈，楼梯是一根独木，很细，上面用刀砍出几个坎，走上去有些腾云驾雾的感觉。
一大早，几个营级干部踩着独木楼梯来到时，吴忠和天宝还没吃饭。他们既不敬礼也不说话，背对着吴忠和天宝一屁股坐下，一声不吭。
空气凝固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要知道，52师的全体将士是最敬怕师长吴忠的。吴忠是一员战将，打起仗来脾气暴烈，天王老子都敢骂。谁让他是吴忠啊。他14岁就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英勇善战，先后7次负伤。红军时期，他参加了万源保卫战和嘉陵江战役，长征中曾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担任昆张支队支队长期间，以机动灵活的战术重创日伪军，为保卫冀鲁豫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从冀鲁豫一直打到大西南，著名的章缝集战役时，吴忠率几百人钻进敌“心脏”，配合主力歼敌3000余，他的故事被编成歌谣在解放区传唱，刘邓首长专门嘉奖了他。满身的伤痕是吴忠最耀眼的奖章。至于天宝，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西康人，红军长征路过西康，18岁的天宝(那时他叫桑吉悦希)参加了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天宝在内蒙工作，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后，又派他回西南工作，任西藏工委委员。西南局又派他任先遣支队党委副书记。他熟悉藏区情况，据天宝后来回忆，1938年，中央在延安举办了一个少数民族干部班。天宝是班长。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经常来讲课。那天，毛泽东做完报告，天宝在门口等着给他介绍学员。毛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听说他叫桑吉悦希，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名字太长，你天真活泼，物华天宝，真是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宝贝，就叫天宝嘛。周围的人使劲鼓起掌来。从此，天宝这个名字就叫开来。
先遣支队的营级干部们敢和这两位令人敬重的人赌气，实在是因内心怨气太大了。
警卫员送来早饭，共有三样东西：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吴忠和天宝往自己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糊，再拌上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吃完了。当他们吃饭时，有的营长装作不经意的样子，看了看他们的搪瓷杯，然后和旁边的人悄声说着什么。饭后，吴忠问话，有人搭腔了。吴忠让大家把憋在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
“缺粮食，上级没尽到责任。”
稍微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打头炮。
“战士吃不饱，咱对大家没话说，没有本钱交待不了。”
“有病的同志，情绪更悲观，看到去拉萨还有那么远，听说前面还有很多比二郎山、折多山更高的山，这样下去，非死在路上不可。”
大家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吴忠的脸沉下来：
“你们还能记起夹江老百姓塞进我们嘴里的糖果味吗？我们的困难，不仅上级机关关心，而且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因而困难局面不久就可以得到改观；但在我们思想上，宁可准备时间更长一些；干革命总会有困难，我们现在充其量是吃不大饱，这同早年红军在甘孜时，既要同强敌作战，又要自己筹粮、常常断粮相比，我们的困难微不足道。你们对战士没话说，首先是你们思想没搞通。领导干部，无论战时还是平时，都要做战士的表率，刚毅沉着，坚定乐观，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只要你们心里不乱，部队就不会乱。”
散会时，这些基层干部们个个脸上挂着微笑，颇有信心地走出吴忠的住处。
5月28日，先遣支队召开排以上干部和骨干分子大会。吴忠再次指出，积极设法改善粮食供应状况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就事论事，只强调物质问题的解决，而不注意强化斗志，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那就如同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过短时期教育，先遣支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重新振作起来。
就在这次大会上，吴忠提出了“生活康藏化、高原化”的号召。其主要内容是：学着喝酥油茶，吃糌粑，学说藏话，学会住帐篷，打毛袜子等。
生存是融入西藏能够成功的首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你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说着藏话以欣赏的心情点评着雪山蓝天帐篷牛羊的时刻，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西藏人了。融入西藏，生长过青稞的大地就成为你的一块块肌体，游移着牛羊的山脉就成为嵌在你体内的一根根骨骼，漂荡着牛皮舟的江河成为喷涌在你的血脉中的鲜血：你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你的思绪便呈现山一样的硬朗线条。你的感情便像熔岩一样沸腾炽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你便会和西藏大地一起思考：真正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千百年来，西藏一直如时间停滞了一般，面对新社会的到来，我们能不感到躁动和惶惑不安吗？我们希望成为拉动西藏走出长期原始状态的一根纤绳。
因为我们吃过糌粑喝过酥油茶。
在甘孜，吴忠发现，同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藏胞的体质却都很健壮。除了身体适应机制的遗传，还在于他们的饮食结构的独特，牛羊肉、酥油和糌粑面是他们的主要饮食。甘孜是农牧业混合区，牦牛和羊很多。糌粑是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面，加酥油茶调和用手捏成团儿，抓着吃的。酥油则是用土法提炼的奶油，吴忠要求，每人每天吃一点酥油和适量牛肉，并要学会吃糌粑。
一场从改造自己的胃到大脑的革命开始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
生活康藏化初期，笑话不少。一个战士看到房东挤牛奶的手沾了些牛粪，就认为牛奶是脏的，一喝就想呕吐。有人一闻见酥油、牛奶味就恶心，年纪大的同志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让我吃奶。”一桶牛奶，放在战士中间，没人喝。指导员下令，排好队，一人一缸子，捏着鼻子往里灌。结果，帐篷边有一溜战士在呕吐。还有人吃不惯糌粑，肚子胀，说什么“身上长的疮就是吃糌粑吃的”。
每个人，无形中都携带着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化观。现在，先遣支队的战士们虽然身体走进了藏区，但心理仍没走出自己的文化。要走出来同样要经历大山深谷。
这时候，精神的牵引尤为重要。
在先支的一次干部会上，吴忠给大家讲起生活康藏化的好处：
“糌粑体积小，分量轻，最适合长途行军和作战环境，我们到了宿营地，只需要烧锅开水，很快就可以吃饭。每天可以余出很多时间来，恢复疲劳，保持精力，来完成行军作战任务，如果我们不习惯吃糌粑，只有带大米，大米体积大，分量重，做饭时间长，费劲多，还不容易煮熟，在长途行军作战中，减少我们好多宝贵的休息时间。就营养来说，糌粑加牛奶酥油比山东的高梁窝窝头加辣椒和四川的大米加白菜要强得多。因此，今后我们还是学吃糌粑，不准再用青稞烙饼吃。”
有人开始鼓掌。的确，藏族文化的形成，除了和地理、宗教密切相关，更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水乳交融，老百姓世俗的生活充溢着文化气息，吴忠已初步意识到这一点。他谈到了吃酥油喝牛奶：
“牛奶养分最多，在内地只有大都市中的贵族阶层才能吃上，酥油是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养分更多。这两种东西都是最好的保健品，这里的藏胞身体为什么那样好呢？都是酥油牛奶供的。我们吃了酥油牛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始终健康。在内地我们行军饿了，可以在镇子上买些东西充饥，在这个地方，只有大草原和牧场，一路上可以买到的也只有酥油和牛奶，所以不论从健壮身体和适应环境哪一方面来说，都需要学会吃酥油和牛奶。”
吴忠还谈到了学习藏语文、穿藏靴打毛袜子的好处。
为了使生活康藏化更具说服力，先遣支队从藏胞和战士中找了很多实例，登在师里主办的《战线》杂志上。
青稞、牛奶是这片大地的精血，它孕育出藏族同胞一个个如山的躯体，巍然挺立。一件藏袍就可以走天下，把冰雪酷寒全挡在自己的世界之外。
许多战士也讲了自己的体会。彭燕在二郎山上晕倒过，但自吃了一个多月酥油后，浑身是劲，扛60斤柴一口气能走七八里路。张顺堂说，过去他们连有十三四个病号，现在只剩下两个吃多泻肚的病号。张曾法刚到甘孜时，走平路喘不过气来，上个小坡就腰疼腿酸，抬一桶水走二十多步就要休息一次，自吃了半个月酥油后，扛柴禾走二三十里也不累。
文工团编了一个河南坠子，叫《王德成吃酥油》，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九连三班王德成／初吃酥油打不通／他言说酥油腥味大／一闻见酥油脑子疼／眼看他不吃酥油两月整／身体瘦来脸发青／早起上操出虚汗／上坡喘气喘得凶／做点小事头发晕／走路腿酸腰又疼／就这样他还想不通／他言说要是叫我吃酥油／就是枪毙也不中……头一回吃下去随即呕吐／二回吃下又吐干净／两次学吃都不成／三班长又把办法生／切了一碗萝卜莱／随即递给王德成／就这样吃了一两次／王德成吃酥油就成功／吃酥油问题解决了／喝牛奶他又打不通／班长耐心去动员／同志们两口牛奶倒碗中／放上红糖加开水／送给他大家看着叫喝清／王同志接过喝下去／只觉得光甜味不腥……
读到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王德成就憨笑着站在我们面前。
饮食习惯了，语言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先藏书网遣支队进驻甘孜后，不扰寺庙，不占民房，不支差，处处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代的旧军队形成鲜明对比。藏胞称他们是“嘉色巴”意为新汉人。但由于不能用语言交流，妨碍了军民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54团通过培训班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学习藏语。有人说：“三年换班学它干啥？”“我们没有改造藏民，倒叫藏民把咱们改造了。”
团领导指出，没有树立长期建设西藏思想的９９ｌib?人，他不愿意高原化，同时也“化”不好。因为他老想着“到时间就走了，化他干啥？”因此高原化和进军思想分不开。如果学会了藏语文，就可以做到思想互通，感情交流，藏胞就会认为我们是自己人，这是接近藏胞的桥梁。
干部战士们学会了几句藏语：抽烟，吃饭，阿爸，阿妈，请开门，我们是解放军。
当他们用刚学的藏语加上手势和藏胞交谈时，藏胞们一脸的兴奋和惊讶，不时发出“欧呀欧呀”的赞许声。有的藏胞家附近驻有部队，开始不放心，外出时把门锁上，后来不但不再锁门，还请战士们到家中住。
语言架起一座“连心桥”。
154团3连小炮班班长宋茂之在雅砻江边放木排，不慎把借用的卡宾枪掉进江里。枪是排长的，小宋着急，部队也组织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格洛在下游河滩发现了这支枪。藏族男人爱枪如命，格洛把这支精巧的美国卡宾枪放在手里反复抚摸，想拿回家，但听说是解放军丢的，他跑来交给了吴忠。
“金珠玛米到甘孜，机场的修啦，还不支乌拉差，饿着肚子给我们打水、扫地，说话又和气，这样的队伍哪里去找？我拾他们的枪不送还，我的脸就会没有了……”格洛说得很激动。
还有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只空投的小铁皮箱，里面装满了银元。像这种送还空投物资的事，先遣支队在甘孜期间发生了几十次。
原西康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地域，金沙江自北向南纵贯全省，江东、江西成为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时期对西康的统治仅限于金沙江以东的大部地区，金沙江以西既无政权组织，更无一兵一卒。即使在金沙江以东的许多地方，国民党的统治也有名无实，实权操纵..在土司、头人和寺庙手中。
面对这种局面，先遣支队要在这里建设一个进军基地，必须取得当地上层僧俗人士的支持与合作，“通过上层发动下层”。
十八军前指和先遣支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甘孜一带有名望的人士纷纷向解放军靠拢。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玉隆大头、夏克刀登，富甲康藏的大商人邦达多吉等，都在积极为解放军筹措给养。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4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6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驮。仅夏克刀登等人筹粮就达15万公斤。
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还在康定地区军管会担任了领导职务。
更有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亲赴昌都宣传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遇害身亡。
就在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后，南路先遣支队也在向巴塘进发。
高山丛中，忽然出现了一块美丽的小平原，这就是位于金沙江东岸的巴塘。这里物产丰富，鸟语花香，当地有“外有苏杭，内有巴塘”一说。因为处于藏汉文化的结合地带，巴塘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第一批参加人民解放军的藏胞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后来，它成为中国藏区的一个干部基地，据有人初步估算，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巴塘人，成为省级干部的有6人，地厅级干部40多人，县处级干部100多人。还有一大批人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
吸收藏族干部入伍，确是一着“高招”。藏族干部在语言交流、统战、后勤保障、了解当地情况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行进在解放军的队列中，更是一幅流动的宣传画。共产党不是“红汉人”吗？可这支队伍里忽然有了自己熟悉的同胞的身影？共产党启用藏族人当干部，看来的确没把藏族当外人看。这是共产党摒弃大汉族主义的最好宣言。
说起巴塘的藏族干部，就不能不提平措旺阶。他现居北京，离休前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邓小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西康省有个藏族青年进步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为首的叫平措旺阶。
平措旺阶是巴塘人，上过小学。14岁，他和藏族进步青年昂旺格桑等到南京蒙藏学校读书。1942年，平措旺阶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康定。他的身上带着毛泽东著作和许多进步书籍，如斯诺的 href='9501/im'>《西行漫记》，苏联小说《葡萄成熟的时候》等。他最初在德格小学任教，因国民党前来追捕，不得已潜往昌都，后又到云南。在云南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德钦，平措旺阶说服了德钦卫戍司令海正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海正涛是藏族人，答应供给枪弹，已经包装好了，正待启运，因走漏消息海正涛被杀。平措旺阶逃往拉萨，并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7月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平措旺阶也被“驱逐出境”。他绕道印度经云南回到巴塘，秘密组织起“东藏民主青年同盟”，革命活动逐步走向公开。他们以“新文化之家”为阵地，一方面宣传革命真理，一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第一次在藏区升起五星红旗，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
1950年2月1日，解放军在雅安举行入城式，接着进驻康定。平措旺阶带着一批藏族青年到康定迎接解放大军。在这里，他通过军管会的电台向党中央汇报了地下党历史和藏区的一些重要情况。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主持中央工作的朱德回电，让平措旺阶去重庆，向西南局汇报工作，平措旺阶到重庆后，受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位首长的接见，邓小平要求巴塘地下党把协同解放军进藏作为最首要的任务去完成，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西南局任命平措旺阶为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并电令张国华与其见面。后来，平措旺阶随张国华回到十八军驻地新津，被任命为十八军民运部部长。
十八军南路先遣支队是分两批前住巴塘的。
作为先遣支队的“先遣”，十八军党委派陈竞波、平措旺阶带一个加强排和一部电台，先赴巴塘开展工作。
到康定后，平措旺阶给巴塘发电报，希望“东藏民青”的人到康定来。
1950年5月7日，60多个藏族青年离开巴塘前往康定，其中有三个姑娘。他们每两个人背着一支枪，还高举一面红旗，上书“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赴康学习团”字样。走了近一个月时间，走过18个马站，他们才到达康定，受到李觉、王其梅的热烈欢迎。十几位藏族青年加入南路先遣支队。
在路上，一匹匹骡马猝然死去。大家背着沉重的背包，一步步挪向高原深处。
翻4000米的大山，山下风和日暖，山顶上却风雪弥漫，冰雹交加。
过泸定，这支孤单单的小部队进入崇西土司和毛鸭土司的领地。平措旺阶和陈竞波拜会了崇西土司。土司用干果和酥油茶招待他们。
6月，部队抵达巴塘，陈竞波是巴塘人见到的第一个“金珠玛米”。
此刻，53师副政委苗丕一正率领157团一营从天全出发。经过四天行程，他们翻越二郎山。6月18日，157团全部集结于康定。
7月9日，苗丕一再率一营离开康定，翻过折多山后，又于7月13日攀高日寺山。这座山比折多山更高。过山前听说午后山顶多风，有时还突然下雪或冰雹，所以部队在拂晓前出发，于中午2时以前顺利通过山顶；此山原始森林密布，有的老树高达三四十米，两三人方能合抱。
8月2日，部队到达巴塘。当地群众夹道欢迎，并送来一个个新鲜的苹果。
根据十八军党委的指示，成立了巴塘先遣支队党委会，由苗丕一、平措旺阶、陈竞波、刀登、曾却扎组成。苗丕一为书记，平措旺阶、陈竞波为副书记。党委成立后，布置全面工作。首先是调查金沙江西岸各方面情况，了解九代本的兵力部署及其内部情况。并对金沙江西岸的藏族官兵进行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接着，先遣支队研究了渡江作战方案，并选择渡江地点，制造了渡江的木船和牛皮船，并准备了少量橡皮舟，加强了运输力量。
平措旺阶和曾却扎还亲自到义敦去做邦达绕干的工作。邦达绕干兄弟三人控制着南到印度噶伦堡、东经康定到上海的藏区商业网。大哥邦达央丕是噶厦的四品官，经营羊毛生意，在西藏和印度拥有庞大的商业资本。老三邦达多吉经营内贸，有强大的骡邦商队来往于拉萨、昌都、康定之间，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他曾任博巴政府财政部长，进藏伊始他就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展开对藏族上层的工作。邦达绕干是家族中的老二，和噶厦、国民党都有联系。还当过金沙江西岸江卡县的宗本。
对邦达一家进行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果。
在巴塘，先遣支队还吸收一批藏族青年参军。部队多了一股新鲜血液。
他们当中，最大的已近四十岁，而最小的只有九岁，现新影厂驻西藏记者站的才旦是妈妈背着进西藏的。而像江村罗布、刘永康等，都是赤着脚走进革命队伍的。还有一个叫格朗的小战士，身上还藏着活佛的一只鞋底，当成护身的宝贝。
他们如白纸一样纯洁无瑕。
在革命队伍里，他们的灵魂得以重铸。在战争与痛苦的磨炼中，他们成为建设新西藏的“脊梁”。后来，他们成为专家学者，将军，政府要员。
他们用双手推动着西藏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第09章 推动西藏前进，文化隔阂是关键
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部队也干过一些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在青稞收获季节，部队纷纷帮助群众收割青稞。有次收割快要结束时，来了几个喇嘛。正在忙着的藏胞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吐舌头，两手下垂，做出敬畏的样子。对方好似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其他喇嘛捡穗大粒饱的青稞集中起来，用牦牛绳捆好，背起便走。在一旁的战士们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奇怪，藏胞却对我们的战士大不高兴，毕恭毕敬地请喇嘛们把青稞拿走。开始战士们还以为藏胞惧怕喇嘛，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是心甘情愿。因为笃信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藏胞认为，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全靠今世修行，而喇嘛是能够帮助他们修来世的。战士们这才明白，世界上不仅有不敢反抗压迫的人，而且还有不懂、不想反抗的人。看来要去掉他们甘愿接受的精神枷锁，要比打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治枷锁困难多了。我们用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一方面使大家深刻认识藏族人民灾难的深重；另一方面则要求大家提高政策观念，在对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问题上，绝不可犯急性病，勉强去做一些超越人民群众觉悟的事情。这件事对部队教育很深。大家看到，康区藏胞是这种状况，那末，金沙江以西在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之下的藏胞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少同志感到心情沉重。这种感情很自然地化为进军西藏解放藏族人民的决心和毅力。
先遣支队宣传的和平解放西藏政策，如一股劲烈的春风，刮遍了草原的每个角落。
即使凝固千年的坚冰，也会慢慢融化。
一部分藏族上层爱国人士觉醒了。
在旧制度的内部，他们如一束束熊熊燃烧的火炬，在寻找着可贵的光明之源。这个社会行将雪崩冰裂，而他们则是最有效的催化剂之一。
曾经有四个劝和团，肩负重要使命，从不同方向进入西藏，宣传我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都被噶厦政府拒之门外。其中格达活佛惨死在昌都。
往事如扬起的尘烟早已落下，凝结成一条艰辛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它没有终点，一直延伸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每个人的心头。
即使在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和甘孜县，提起五世格达活佛也是无人不知。在甘孜县城郊，有一座雄伟的三层建筑，专由一对藏族老人守护，这就是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的“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纪念馆内，有朱德和格达活佛的塑像金光闪闪，两人盘腿对坐，亲切的微笑中飞扬着千言万语。塑像的背后，有一幅描绘甘孜县全景的巨大壁画，山峰连绵，草原辽阔。在展出的玻璃橱柜中，有不少红军时期遗留下的文物，据说那些野草籽是红军当年的口粮，那些破旧的羊毛是红军御寒的衣物。在一本《藏文粮册》上，用藏文记录着格达活佛的母寺白利寺给红军捐粮的情况，两次就捐了7000多斤。还有一张巴掌大小的纸条，是红军打给白利寺的收条。
在甘孜县城以西约15公里的白利寺，也建有五世格达活佛的纪念馆，规模不大，却保留着活佛的许多遗物：一把白兽骨做柄的藏式小刀，一顶黑色的圆形皮帽，一把破旧的黄色油伞。这些遗物散发着一种俭朴清贫的气息。墙上，有几首格达活佛怀念红军的诗作。还有活佛生前用过的金刚杵、摇铃等，被仔细地保存在经堂里。活佛住过的地方，天天被扫得干干净净，人们仿佛还在等待他的归来。
在一条名为扎西卡的狭窄街道里，居住着六世格达活佛，他叫格达，扎西绒布。那是一个典型的藏式院落，院内有两条凶猛的狗在狂吠，五颜六色的月季花香气扑鼻，活佛用藏式清茶和奶渣款待客人。不同于寻常人家的是，六世格达活佛用电子门铃，看有线电视，坐真皮沙发，抽一种名为“娇子”的四川香烟。这一切都是藏区在前进的标志。六世格达活佛浓眉大眼，鼻梁浑圆，他现在的职务是甘孜县政协副主席。提到他的名字，老百姓竖起大拇指，说六世格达和五世格达一样，人好心更好。
五世格达活佛的故事，像经文一样刻在六世格达的骨骼上。
五世格达的法名叫洛桑丹增·扎巴塔耶。他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德西底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七岁移居白利寺，以五世格达活佛坐床。白利寺是很远古时建成的，后来历代皇帝都曾加封或重任过历代格达活佛。十七岁时，五世格达去拉萨甘丹寺学经，历经八年苦学，经过辩经获得“格西”称号，这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之后他返回白利寺。他严守佛教戒律，生活俭朴，老百姓有一点苦难他就夜不能寐。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至今在甘孜一带，还流行着“格达弦子”，每当节日，人们就在这优美的旋律中尽情起舞，它的词、曲均由格达创作。格达活佛还喜欢创作诗词、绘图、搜集民间风情。
他在人们的拥戴中宁静地生活着。
然而，1936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甘孜。红军一言一行秋毫无犯，在格达平静的心湖里如投入一块巨石，荡起层层涟漪。
红军初到甘孜，格达因听到一些反动宣传，心中极为疑惧，就在白利寺附近找了一个村庄躲了起来。他观察着。红军既没放火烧村庄，也没有杀人抢劫，他就走回寺庙。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红八十八师的几位干部；他迷惑地问道：“红军是什么人的队伍，到这里来干什么？”通过翻译，红军告诉他，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到这里是为了北上，抗击践踏中华母亲的日本侵略者。红军路过藏区，保护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买卖公平，绝不乱拿群众的东西。听到这些话，格达的心中感觉到一种震动。回到寺里，他看到，经堂和佛像都完好无损，更增加了对红军的敬佩。
他派人上山，召回躲在山上的群众，动员群众卖粮给红军，并亲自到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他们出钱出粮支援红军。格达本人给红军送肉送粮送酥油，规模不大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稞、豌豆150多担，支援红军。
格达支援红军的故事，很快传遍了甘孜。
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听说有这么一位活佛，就专程去白利寺看望。
在很短时间内，朱德与格达分别在白利寺和甘孜县城会面九次。两人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在两人谈过话的一座藏式碉楼墙上，有一幅用白粉画的宣传画，一个威武的红军战士，扛着长枪坚定地走向远方。
在朱德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红军北上抗日离开甘孜时，朱德把自己的照片赠给格达，并告诉他：十五年左右，我们一定会再回来！
亲人走了。
甘孜一带，红军留下两三千名伤员，格达组织群众多方保护，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残害。仅白利寺和附近村寨里，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军伤员。格达活佛亲自用白利寺的藏药对伤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格达给每个伤病员都起了藏族名字。有一个伤员叫杨化成，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伤愈后，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并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格达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派出亲信色波和般根，带上写给沿途头人的信，将他们送到道孚。色波等人把205名红军安全送到道孚，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到康定。
夜晚，漆黑一片。格达寻觅着空中的星星，想起了北上的红军和朱德总司令，一股渴盼之情油然而生，他写出了如下诗句：
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回。
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踏上了归程／愿佛祖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这样的诗，格达写了四十多首。
亲人走了，何日能再回？何日能再见到朱德总司令那张亲切慈祥的笑脸？这种情结弥散在格达活佛心头，他想不到，和朱总司令一别竟是永诀！
川藏线如游龙穿过甘孜县。
出甘孜县城约十五公里，就到生康乡。此刻，路右边出现了一条灰黄色的乡间小路。一边是绿意盎然的青稞地，另一边是黄花正艳的油菜地，挤得小路窄窄地伸向远处。路不宽，仅容一小车通过，上面布满了鹅卵石。前行几百米，向左，拐过一个开满波斯菊的小山包，就看见一条河。这是雅砻江。浊黄的河水之上是一座铁索吊桥，在摇摇晃晃着。桥上有五彩经幡飞舞。
过吊桥右行，就能见到著名的白利寺了。
寺建在半山腰。绿色的草地上，围墙用刺目的白色把高低错落的僧舍经堂圈围起来。
金顶的光芒飘忽游移。
当年，朱德总司令和贺龙、陈昌浩等人，就是踩着这条土路走进白利寺，走进格达活佛心中的。
十五年之后，十八军先遣支队的吴忠和天宝也是沿着这条路走来了。
吴忠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长征中到过甘孜。天宝是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参军北上的藏族青年。他们对格达活佛的事情早有耳闻，所以在到达甘孜后不久，他们就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仍完好地保存着朱德的那张照片。他盼望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亲人要回来了。新中国成立，西康省尚未解放，他就派代表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意。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委员，并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听说吴忠和天宝要来，格达活佛迎于十里之外。 4e00." >一见面，他就激动得拉着吴忠的手说：“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十五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十五年。太了不起啦！”
吴忠和天宝９9ｌiｂ?住进白利寺，每天都要和格达活佛叙谈到深夜。
格达活佛的经堂里，高悬着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活佛把吴忠带到墙边，用手一推，一块木版翻转过来。上面贴着15年前红军发布的保护白利寺的公告。
吴忠谈到了进军西藏问题。并向格达表达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略，征询活佛的意见。
坐在卡垫上的格达双手合十，连连点头：
“共产党、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别说打到拉萨，打到边境也不成问题，西藏地方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中央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迦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吴忠和天宝在白利寺整整住了七天。
返回时，格达活佛又送回10里，并表示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去西藏宣传和平解放的政策，以推动西藏的和平进程。
在重庆，邓小平听到格达活佛的情况后，深为感动。但考虑到西藏?９9lｉb?上层反动势力态度顽固，他几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成行。邓小平还将此意见报告了朱德总司令。
朱总司令邀请格达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天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格达。格达说：“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我怎么好就这样去北京呢，我去北京，朱总司令会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可我汉话不会说，去北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不如先去西藏，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等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朱德也没忘记这位草原上的老朋友，他专门给格达写了一封信：
天宝转格达先生：
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任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至于你入藏名义亦请提出意见。总以有利于工作者为妥。
朱德刘伯承
6月1日
第二天，西南局就指示西藏工委，让天宝将中央已批准的十条政策作为与旧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征求格达活佛的意见。
天宝再次来到白利寺：将十条政策全文逐条告诉了格达。格达说，共产党太宽宏大量了！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周到。有这十条，我去西藏劝和使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吴忠分析道，格达入藏，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达扎等反动分子周旋，还要提防外国人的暗算，应处处多加小心。
格达则非常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解放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他入藏，形势极为有利。他要求再给朱德发报，要求进藏。
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才有光明前途。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来看望天宝同志。这虽是礼节性的拜访，但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几天后，他们去白利寺回访。格达活佛拿出一张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的照片和1936年由“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陈昌浩”签署的专为保护白利寺而写的一张布告，满怀激情地谈起往事。接着他们谈起了进军西藏问题。解放军向他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实现中央方针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去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主张，希望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请求。解放军指战员们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慎重考虑。他言词恳切，表示决心已定，义无反顾。于是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的请求。不久收到了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证，劝他先去北京重叙旧谊，并邀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六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对解放军指战员们说：“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15年后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就派你们来了，朱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我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他要解放军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即使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
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准备起程。行前准备工作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使格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便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为此，天宝同志在他出发前一周便同往白利寺住下。这时西南局发来了经中央批准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内容的十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天宝便逐条为他讲解，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主讲是天宝同志，他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格达交谈又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准确生动的阐述。他们还共同研究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方案。天宝同志总觉得格达此行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99ｌib?t>算，要处处多加戒备。而格达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现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解放军指战员们纷纷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不得已只好建议他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他同意了。
格达活佛平素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群众深表关切。战士们在白利寺停留期间，天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起程，当地群众都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好似他们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格达活佛上马后，许多年长的群众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子，嘴里高声为他祝福。此情此景，感人肺腑。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并辔而行，又一次叮嘱他务必多加小心。他频频点头，要解放军战士们不必过虑。走了一程，格达活佛下马，不让再往前送了，彼此依依不舍地道别。
第10章 第一次和藏军交火，我军损失惨重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十八军先遣支队在对敌手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了解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了西藏地方军，他们还要面对另一种敌人，这就是西藏的自然环境。它比西藏地方军更可怕。
我方的预定战区是藏东高山峡谷区。这里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而且地貌极为复杂多变。既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也有海拔虽高而地势平缓的草原，无论地貌如何不同，但都一样高寒缺氧。在5000多米的高山上，一般是寸草不长或终年积雪，而在一些峡谷地带，却又能见到成片的原始森林，还有一丛丛盛开着的杜鹃花。因地形复杂，也造 6210." >成藏东气候多变，本来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转眼间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风雪交加。夜间在山顶滴水成冰，白天在谷地阳光照射下又汗流浃背。
从单纯观光角度看，藏东的风光是十分美丽的。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世外桃源”之一。但当你以生命为代价走过这里时，你会发现它的残酷。它用残酷锻打你，让你有一根永不弯曲的脊椎。
藏东的河流，缠绕在大山脚下的谷地里，像一条条美丽的小蛇，冷不丁它会咬你一口。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河流，因都在大峡谷里，上宽下窄，上面水很平静；但下面却激流涌动，流速甚急，且水很凉，难以徒步涉过。金沙江号称“鹅毛不浮，秤砣不沉”，颇为形象地代表着藏东河流的特点。
在高山上，极易出现缺氧现象。那时，还没“缺氧”这个名词，只是翻山时许多人出现了身体异常情况。直到今天，说起这些，仍如鬼魂一样晃动在老革命们面前：头痛，呼吸困难，嗓子发干发涩，呕吐，蛋白尿，浮肿，脱发，指甲凹陷，休克，心跳加速，心力衰竭，心肌梗塞，鼻出血，脑出血，高原昏迷，肺水肿，雪盲……简直数不胜数。
只要勇敢地冲上去，就能战胜西藏地方军这个有形的敌人。
可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高原病症却是无形的。它尾随在每个人的身后，随时会置你于死地。它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时时绷紧你的神经。要战胜它首先要战胜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强大起来。并使自己的身体机能逐步适应它，最终才能战胜它。
在昌都战役中有一支队伍——运输大军。他们是参战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支庞大而又奇特的队伍。组成这支队伍的主要是机关干部、文工队员，还有部分藏胞，有男也有女。他们赶着骡马、牦牛，驮着弹药、给养，有的直接编入各路部队，有的独立行动，从各个不同方向，指向同一目标——昌都。其中由52师康藏工作队的30名女同志组成的运输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平均年龄十七八岁，最小的仅13岁。这路大军所经历的艰辛丝毫不亚于战斗部队。她们中有许多人过去见了骡马、牦牛还有些发怵，现在突然要她们每人管几匹骡马或几头牦牛，既要赶着它们走路，又须照料它们吃饱，还要防止它们跑掉，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听说部队在前面挨饿，她们着急、难过，拼命往前赶。号称“高原之舟”的牦牛到后来也累垮了。有的牦牛队累死的牦牛竟达百分之二十。有的女同志看着倒下的牦牛，急得大哭。死了的牦牛也不能丢掉，她们把好肉砍下来，让其他牦牛驮上。师供给处长王永魁带领的骡马运输队，在达玛拉山上累死七匹骡马，他硬是组织大家把这七匹骡马驮的粮食一步步地扛到昌都。事实证明，没有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次战役的胜利。
从四川向西藏进军途中，一过折多山，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黑色和间杂其它各色的牦牛。也正是它们，在我们进军西藏、解放昌都、修筑公路的运输线上，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年5月的一天，率领先遣支队到甘孜的吴忠师长，把师供给处的郝学礼、李成材和李兴才三同志找来，当面交代：“我们进军西藏，毛主席有一条重?９9lｉb.要指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拒不接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昌都打一仗的话，运输补给工作的紧迫性就很大了。我们在康藏高原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要解决补给的困难，最关键的就是要利用牦牛这个运输工具。现在派你们三位同志到石渠县去，采购五六千头牦牛。这个任务很艰巨，但非完成不可！你们只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买卖公平，就一定能够完成。”
6月9日，郝学礼同志三人，从甘孜向石渠县出发了。他们翻越海拔5000米的海子山时，正遇上下大雪，路上积有四五寸深的冰雪。为了大军进藏的急需，三人不怕困难，每天要赶50多公里路程。他们虽然有马，但都舍不得骑，走一程，骑一程，提前2天赶到了石渠县政府所在地。
到达石渠，经初步调查后了解到一些情况。全县面积约有l.4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有五个区、25个部落、24500多人和牦牛24万头。我们一下子要采购6000头，占他们全部牦牛的25％，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为了向石渠藏族人民说清来意，解除大家的猜疑，在6月29日，召开了全县部落头人会议。出乎他们预料的是，五个区和25个部落的头人全部按时到了会。他们乘这个会讲：“我们是奉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命令，进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我们三人是来请石渠藏族人民卖牦牛给解放军支援运输的。我们所买的牦牛，一律按数照价付款。希望得到各部落头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他们三人在会议期间，还分别拜会了各个头人，进行了亲切热情的交谈。并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米，饼干和罐头，送给到会的头人，还和头人一块吃住，用自己遵守政策纪律的模范行动影响头人。头人都亲眼看到他们对送来的牛羊和柴草都分文不少地照价付给大洋。当他们征求各地头人的意见时，大家都认为给的价钱是最上等的价钱。上石渠的贡觉顿珠和下石渠的班报分别代表他们地区的头人，示了热情支援大军解放西藏的决心，说解放西藏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心愿，愿意把肥壮的牦牛如数卖给解放军。这次会议为完成采购牦牛的任务开了个好头。
会后，各地头人立即回去把任务传达给各个部落，接着都认真地挑选好牦牛，争先恐后卖给解放军。郝学礼等三人，则分头下到牧场去访问群众，验收牦牛。他们每天跑百十里路程，逐个部落、逐个牧场去落实任务。藏族人民知悉解放军买牛的急需和买卖公平后，都很高兴地把最好的牦牛赶来让解放军挑选。各牧场的藏族人民把几十，几百到上千头牦牛，从四面八方送到了宗政府所在地。虽然中间下了2天的雨雪，北区的格则平玛和格则公玛部落还是从11马站的远路把牦牛送了来。正像北区区长贡觉顿珠说的：“天气再不好，也不能耽搁了大军进西藏呀！”
郝学礼同志三人，经过2个多月的耐心工作和艰苦生活，不仅超额完成采购6000头牦牛的艰巨任务，还购买了2000多斤酥油和6000斤盐巴。
与此同时，玉隆的夏格刀登大头人还卖给我们5000头牦牛，竹庆的头人又卖给我们1500头牦牛。为了便于我们的运输，还特别卖给了200头牦牛的全套鞍具。加上德格土司降央伯姆，甘孜、白玉等宗的头人也纷纷卖牦牛给我们。这样就有了14400多头牦牛，完全能够担负起进军西藏、解放昌都的艰巨运输任务。
在14400头牦牛中，有5100头分配去邓柯跟随北路部队向昌都进发，其余9300头牦牛编成五支运输大军从中路直奔昌都，以保证部队的补给。
参加赶牦牛的人员都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有干部、战士、勤杂人员，还有全师的几十名女同志，甚至连十三四岁的小同志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了。开始人员思想很乱，连队来的战士有的认为赶牦牛是屈了才，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心里很恼火。领导针对同志们的思想反映，用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向大家讲清楚：我们赶牦牛不是一件轻松自在的差事，而是要把几百万斤粮食，大量的弹药和物资运到前方去，这个任务同战斗部队同样重要、光荣。除讲清赶牦牛的重要意义来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和积极性外，还专门制订了赶牦牛的立功条件：不跑、不丢、不死牦牛；不违反政策纪律；不叫苦、不急躁，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互助、爱护公物等。这样就很快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运输开始了，每个人都分包了赶几十头牦牛的任务，就是后勤和文工队的女同志每人也分20头；连刘钦、李兆林和彭良田三个年纪最小的文工队员也赶了20头牦牛。石渠寒的牦牛对这个新的环境和主人不习惯，感到陌生，瞪着两只像铜铃似的大眼睛盯着大家。有的女同志胆小，驾驭这么多牦牛，心里更是扑通扑通地直跳。幸好，当地的藏族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困难，有的就主动派人前来帮助。如玉隆的夏格刀登就主动挑选了16位身强力壮的赶牦牛好手来帮助师直属队赶牦牛，还主动承担了驮运150驮银洋和砖茶的重要任务，并提出保证：“请解放军同志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有大洋和茶叶在，保证把它如数运到昌都交给解放军。”
运输队分别从玉隆、竹庆等地出发了。赶牦牛的同志开始热情很高，兴趣也满大，总想将牦牛赶快一点，谁知道第一天没有走出多远，牦牛就跑得满山遍野，文工队的牦牛一下子也跑散了200多头。而且各单位甚至军民之间的牦牛都混在了一起，这可真难住了这些习惯于在战场上杀敌的勇士，女同志有的甚至急得想大哭一场。但一想，就是哭破了天也无用啊！只有找领导想办法。各单位在一块研究了一下情况，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现象。怎么办呢？结论是：向藏族同胞学习，请藏族群众当老师。玉隆和竹庆的藏族同胞，也看出了我们同志赶牛的毛病所在，便耐心地告诉我们说：“赶牦牛不能心急，不能打，更不要惊吓，要慢慢地从后面和两侧赶；遇到水草好的地方要休息，以便让牛吃好草、喝足水；休息时—定要把驮子卸下来，让牛休息好。”还教给大家拴牛、放牛的办法。藏族老师教的办法真灵，各队凡是照着做的，牦牛也就渐渐地听招呼了。大家赶牛的信心又足起来了，走得也快了。
男女老少赶着成千上万头牦牛，天天爬雪山、过冰河、钻森林，行走在漫长的高原道路上。时间一长，生活越来越艰苦了，麻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牦牛背打破了，甚至有的牛蹄角也磨掉了，而驮运的物资中有的银元箱子砸烂了，有的米包划破了，砖茶的条包磨坏了……。大家只好一边走一边仔细检查，米包破了就及时补起来，银元箱子烂了就赶紧钉好；夜间还要轮流站岗，防止坏人偷盗，保证粮食和财物不丢失。过生达娘角河时，牦牛挤撞，把两箱银元掉进了河里，藏胞胜根华下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去寻找，直到把两箱银元全部捞上来，才高兴地捆好驮子赶上大队。
赶牦牛的指战员都出于责任心，认真负责地爱护好牦牛和物资，都把牦牛当成自己无言的战友，忠诚的伙伴。过金沙江后，他们连丢了一头牛，三连炊事员杜元民不顾饥饿和疲劳，摸着黑夜，来回过了六次冰河，跑了15公里路，终于把丢掉的牛找了回来，还背回来两箱炮弹(到昌都后，团里给他立了功)。辎重三连五班的同志们，为了减少牦牛的损失，自己拿钱给牛买草吃；牦牛背打破了，他们除了用湿水擦洗外，还自己背起一部分物资，一连背了10多天。为了减轻牦牛的载重量，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背起来。刘钦等三个小队员背着自己近20公斤的行李赶了一天牦牛，已经够累了，到了宿营地很想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一想到牛吃不饱，明天就不能赶路，又不顾疲劳，吆着牦牛，踏着冰雪，趟过冰河到山上放去了。
解放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不久，部队随身携带的粮食也快吃完了。每人每天的粮食由一市斤四两，减少到一市斤、十两、半市斤，最后连四两都保证不了。在这紧要的时刻，全师同志都眼巴巴地盼望着牦牛运输队的到来。赶牦牛的同志急前方之所急，加快速度驱赶着牦牛于11月中旬终于到达了昌都，把大米、代食粉、罐头、茶叶、银元以及各种物资送到了部队里。
牦牛运输大队不仅给部队送来了吃的、用的物质食粮，还送来了大批的书籍报刊以及办公用具和篮排球、红绿色纸、各种颜料等物资；更重要地还送来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彩色挂像150套，还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告藏族人民的布告，这些都给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人民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
牦牛给全师指战员送来的礼物中，还有从遥远的故乡带来的家信和爱人的情书，以及亲朋好友的佳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大家经过昌都战役，又驻守在遥远的康藏高原上，对家中和亲朋好友的书信就更感到亲切了。这些书信，给每个干部战士都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增添了温暖。连队也抓紧这个时机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保证我们师在昌都驻防期间的粮秣供应和支援和平解放西藏的运输补给，我们师在昌都地区就派出四个采购站，设立了17个兵站。紧接着我们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分别在玉隆、邓柯、昌都和丁青设立了四个办事处，下辖若干个兵站，组织中路和北路的牦牛运输。
1951年4月，昌都以藏族上层爱国人士为主成立了支援运输总会，各个宗也都分别成立了支援运输分会，以组织成千上万头牦牛担负支援运输。察雅宗的支援运输委员会，在1951年4月12日就接受了从妥坝运往昌都25万驮的运输任务；芒康宗从1950年10月13日起至1951年4月中旬的半年中间卖给部队牦牛1100头，羊2000只，往察雅驮运物资1000多驮。在康北和昌都地区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大力协助下，仅我们..师从1950年11月初至1951年8月初的9个月中，在昌都各宗就购买了牦牛6044头，羊8400多只。加上我们在进军拉萨的艰苦岁月里，总共采购了牦牛3万多头。
藏族用牦牛支援我们进军和驻防期间的运输要超出上面数目的若干倍。据了解，在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以前的近5年时间里，仅康北的石渠、邓柯、玉隆、德格、白玉、甘孜等八个县即先后出动牦牛20多万头次，昌都地区从1951年至1954年底用牦牛支援运输的物资达50万至60万驮，两个地区的藏族人民总共参加支援运输的牦牛达100多万头次。这些牦牛，不仅默默无言地给部队运来了大量物资，而且还是我们在冰天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我们进藏指战员一提起牦牛总是情不自禁地赞美说：“康藏高原上的牦牛为我们贡献出了一切，功劳最大！”
然而掌握金沙江以西的战区情况，也是“知彼”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其难度则又有过于对藏军情况的了解。在向甘孜地区进军过程中，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特点已有所体验。我们的预定战区属藏东高山峡谷区。
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地形条件下与藏军这个特殊对手作战，应该采用什么战术？这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分批集训了营、连、排三级干部。不少干部受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经验的影响，偏重于考虑如何突破对方的坚固设防，在这方面提出许多具体问题。例如有些同志提出：战区有很多喇嘛庙，有些寺庙的墙壁厚度达一米左右，一座寺庙就像一个大碉堡群，如果藏军据守寺庙顽抗，我军要遵守宗教政策，既不能开炮又不能使用炸药，光靠步兵火器又难以奏效，怎么办？提出这类问题，说明一些干部对藏军和这次作战的特点缺乏深刻了解。
军部认为，在这次作战中，我军在兵力、装备、指挥、技术等方面都占有全面优势；而藏军的最大优势则是地形熟悉，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强，骡马多，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速度快于我军，单兵战斗力较强。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的一着是要能抓住他，不要让他逃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坚守，我们都求之不得，消灭他的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他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与之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解放全藏的任务。
因此，就战役目的而言，我们应将藏军主力聚歼于昌都地区；对每次战斗，则力求就地全歼。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把如何抓住藏军作为组织指挥战斗的首要问题解决好。总之，我们只怕抓不住，不怕歼不了；只要抓得住，必然能歼灭。这些意见被大家接受。战术思想统一了，然后便围绕如何才能抓住藏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胜利信心。
为查明金沙江以西藏军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方面的情况，154团2营进驻邓柯后，曾多次派出侦察小组过江侦察。每次往返三五日，深入数十公里，只遇到少数群众。群众对我军在江东的情况已有耳闻，热烈欢迎大军早日过江，并反映了不少情况。6月22日，154团首长又派团侦察排过江，沿着通往昌都的大路侦察。约10时左右，在距江边约20公里处，与数百藏军遭遇。对方正在卸装休息吃饭，数不清的骡马牦牛撒得漫山遍野，看来毫无戒备。他们一发现我军便乱作一团，仓皇后撤。混乱中竟有十多匹驮马和几十头牦牛向我方跑来，为我缴获。但当他们见到我军人数有限时，便整顿队伍，倚仗人多势众，骑上马呐喊着向侦察排冲杀过来。
那天率领侦察排的是一位见习侦察参谋，他本可乘对方混乱后撒之际，从容指挥分队脱离接触，撤回江东；即使藏军赶来，也可依托有利地形，发挥我军火力优势，采取交替掩护的战法，有秩序地后撤；同时可以派人骑上缴获的马匹，急返邓柯报信。倘能如此，则这一仗因是对方首先发起攻击，而我是被迫自卫，政治上我有理有利；军事上我虽以少敌多，仍可在予对方一定杀伤后全师而归。但可惜的是这位参谋却因经验不足和判断失误，作了一系列的错误处置：他派两名战士赶着缴获的牦牛、驮马后送邓柯；命令两个班就近占领左侧高地担任警戒，而以另一个班继续前进，查明情况。
结果，前出的班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藏军冲散，另两个班也难以抗住对方潮水般的冲击，只好向江边且战且退。担任后送和报信任务的两名战士，因牦牛行动缓慢，待赶到江边时，后面大股藏军已追上来，因而未起到报信作用。邓柯听到枪声，团政委杨军急率两个连过江接应，但藏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攻击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这一仗双方互有伤亡，我方包括增援部队共牺牲、失踪25人，伤26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藏军交手，也是我军从进入甘孜地区到昌都战役发起前的五个多月中，同藏军进行的惟一的一次战斗；同时是我们在向西藏进军的整个过程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战斗的结局令人痛心。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有侦察排本身的问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主要问题来自领导，应主要从领导方面总结教训。首先是派武装小分队到藏军控制的金沙江以西进行侦察，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必然引起西藏当局的惊恐不安，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产生疑虑；再是既然要派小分队过江侦察，却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足，缺少应付多种情况的预案。
派小分队过江侦察是经我同意的，这是我决策上的失误。当时我是偏重于从军事上考虑问题。6月22日战斗情况报军部后，军首长认为我们过江侦察的做法不利于争取西藏当局，批评了我们，命令过江的分队撤回江东。后据了解，同我交火的藏军为第三代本一部，约400人。这个代本是部署在昌都地区的藏军中惟一编制人数为1000的代本，战斗力也是最强的。
第三代本的主官牟霞·次旺仁增，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据说他曾向西藏当局拍过胸脯：赶不走“汉军”他不回拉萨。那天战斗时牟霞不在军中，负责指挥的是个如本，战斗中为我击毙。
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军原计划是来邓柯设防的，经过这一仗后，因惧怕过于前出孤立被歼，又迅速撤往距邓柯六七十公里以外的郭堆、生达地区。这次战斗，藏军主动向我攻击，不仅暴露了他们决心以武力与中央相对抗的顽固态度，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军事上认真加以又对待；同时，通过这次战斗，也使我们对藏军的素质、战法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这股藏军以数百之众乘马攻击我一个仅有三十余人的步兵侦察排，在侦察排指挥失当的情况下，仍未获全胜，且本身也遭不小伤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军战斗力的确是不强的。
在师先遣支队紧张进行进藏准备工作的同时，留驻川西眉山地区的师主力，则根据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以主要力量投入眉山、彭山、蒲江、洪雅、丹棱地区的剿匪作战。刘振国同志调军部工作后，上级没有及时委任新政委，阴法唐副政委以师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主持后方部队的日常工作。到当年7月，全师共消灭土匪9800余名，胜利完成上级下达的剿匪任务。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同时，师还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既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建立起革命秩序，为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彻底扫除了我进军西藏的障碍，使我军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师主力在完成剿匪任务后，立即全力转入进藏准备工作。
7月20日，师召开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阴法唐同志作上半年工作总结，对进一步做好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要求；副师长陈子植同志作了《坚定意志进军康藏高原》的动员报告。部队一片热火朝天，准备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广大官兵冒着盛夏酷暑进行军事训练的情景，极为感人。为了增强在高原上的负重行军能力，许多战士偷偷地在小腿上绑上沙袋，在背包里打进几块砖头，每天不知多流多少汗水。
先遣支队同师主力虽然关山阻隔，但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先遣支队在前方的情况除报军部和西南军区外，都及时通过电波传到后方。有时我还可以用报话机直接和后方的同志交谈。后方的同志为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操心忧虑。当听说我们一度因运输困难而吃不饱饭时，后方许多同志也寝食不安，犹如自己挨饿一般。后方的同志经常以先遣支队的模范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我们也不断把后方部队在剿匪、发动群众和练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先遣支队中进行宣扬，使前方、后方很自然地开展起革命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师的进藏准备工作。
8月28日，师主力于眉山举行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和谭冠三政委到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的几天，部队便由陈子植、阴法唐等同志率领，在驻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分批乘汽车沿着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开进。9月中旬，先后抵达甘孜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此时，部队土气高昂，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西南军区和军首长征求对组织昌都战役的意见。两级首长的战役思想很明确：这次战役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也可叫做政治军事仗，其目的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因此，绝不能打得不痛不痒，不打则已，打就要打痛他，要打歼灭战，要通过这一战彻底打破西藏当局的幻想。我军于7月8日、7月18日先后上报了对当前藏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对用兵的建议。我部认为，我军大举渡江后，昌都藏军有可能凭险顽抗，但更有可能将主力西撤拉萨。其西撤道路主要有北、中、南三路：北路，经恩达、丁青、索宗、黑河(那曲)，转道南下到拉萨；中路，经恩达、洛隆、边坝、嘉黎、太昭到拉萨；南路是南下邦达，经八宿西折到拉萨。
三条通道比较，北路地势虽高而缓，多草，便于大部队特别是骑兵运动；中路地势虽比北路复杂，却是人烟较稠密的产粮区，是马帮常走的道路；南路有很长的一段处于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间，山高谷深，地势险要，部队离开道路即难以 884c." >行动。根据道路情况，昌都地区藏军更有可能沿北路和中路西逃。据此，建议战役应实行南北呼应、正面牵制(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
具体意见是：以进驻巴安(今巴塘)之53师157团先行渡江，威逼宁静(今芒康)，诱使昌都藏军主力南下增援，使其陷于深山峡谷之中；此时我52师主力则自邓柯渡江，直插类乌齐、恩达，切断藏军由北线西撤的通路；或在渡江后以一部迂回类乌齐、恩达，另一部则直取昌都，待南下增援的藏军主力发现我军企图时，则为时已晚，我则可收南北夹击之效。
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指于7月24日进驻甘孜。前指首长同我都一起多次研究了战役方案。9月5日张国华军长到达甘孜，他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十八军于10月份占领昌都，以促使西藏当局早日派出代表团赴京谈判，争取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藏的批示；还传达了西南军区8月26日下达的《昌都战役基本命令》。
师部秘书向张军长汇报了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以来的基本情况和对执行军区、军战役计划的意见。张国华同志随即由李觉同志陪同，检查了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还拜访了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征询了他们对我军进藏的意见，了解了他们支援我军的能力。张国华同志最不放心的是52师部的后勤运输能力。当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向他保证马上就可以动员三万头牦牛，把向昌都运输的主要任务担当起来之后，他即下定了战役最后决心。
9月15日，军前指于甘孜召开作战会议。针对藏军以昌都为枢纽沿金沙江布防北重南轻的特点，根据西南局报请中央批准的关于“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集昌都而歼灭之”的原则，张军长宣布：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基本战役布置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北线集团由52师和军直炮兵营、工兵营、54师炮兵连，以及已于7月下旬自西宁进驻玉树的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统由52师指挥。
北线集团由左、中、右三路配置：右路为154团及青海骑兵支队，担任战役迂回任务。战役发起后，154团自邓柯渡江，紧随骑兵支队南下，佯作欲经黑河进军拉萨。待过囊谦后，即向类乌齐、恩达疾进，切断藏军西逃通道，并阻歼了青藏军东援。中路为52师师直及155团、156团、军直炮兵营。继154团于邓柯渡江，经郭堆、生达南下，直取昌都。左路为军直侦察营、工兵营并配属54师炮兵连，担任正面钳制任务，于岗托渡江向昌都方向攻击缓进，不使昌都守军过早逃跑。待我中、右两路部队逼近昌都切断藏军退路后，配合围歼昌都守军，并以一部迂回昌都南面，阻歼南逃藏军。
南线集团由53师157团和云南十四军42师126团(欠1个营)、125团3营组成，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42师和53师指挥。右路53师157团由巴安西南渡江，歼灭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西南退路；左路42师一部，由滇康边的德钦、贡山出动，歼灭门工、碧土、盐井藏军，尔后向西北方向佯攻，配合北线集团作战。
对军首长赋予52师的作战任务，师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将士们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他我们完成任务的关键是要切断藏军退路，即要抢在藏军撤退之前占领类乌齐、恩达。从金沙江边到恩达行程约五百公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开进和作战地区的地形及其他自然条件心中无底，对藏军的布防情况也不甚了解，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打乱他们的行动计划。但是，他们仍然充满信心，这信心来自对52师部队素质的全面了解，相信任何困难也难不倒他们这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
第11章 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遇害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携带几名随员毅然西行入藏。
当地群众跳起神舞，欢送格达。
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吴忠发表了即席讲话：
“亲爱的兄妹们，这次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欢送格达活佛，因为格达活佛要为西藏人民而远道入藏。你们也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跳锅庄来表示欢送。格达，最受尊敬的活佛，现在离开了，你们不要难过，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完成任务，重和你们见面的。解放军是为解放藏族人民而来，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现在我们一起欢送格达活佛，我们心里很激动，这里买不到好吃的东西，送给你们仅仅很少一点钱为礼物，请不要嫌少，收下吧！”
人们静静肃立，眼泪簌簌流下来。一些老阿妈手摇转经筒，嘴里喃喃祈祷着。
格达一脸宁静地和大家道别。
在拒绝了吴忠和天宝带来的银元之后，吴忠建议活佛带上两支美国卡宾枪，以便在途中防止散匪袭扰，格达点点头收下了。
他翻身上马，与吴忠、天宝并辔而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格达从邓柯与岗托渡口中间的卡松多渡过金沙江，前往昌都。
他将用鲜红的血液作墨，在和平解放西藏历史画卷上描绘这样一个人：戴一顶礼帽，穿一件藏式长袍，眼神深邃，宽厚的嘴角紧抿，方正的圆脸上流溢刚正之气的格达。这幅图画如此之高大，以至于透过几十年的时空，我们仍要仰望它。
格达活佛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
所有人的心都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拉紧了。随着活佛的远行，这根绳索被越拉越长。越崩越紧。
活佛去的是龙潭虎穴啊！
就在格达活佛进藏之前，已有三个劝和团从西北和西南进入西藏，历经曲折、艰辛。
在西北，彭德怀派出第一个劝和团。
这是1950年初，彭德怀派一野情报部藏族侦察员张竟成等，以商人身份入藏开展劝和活动，并调查情况。张竟成身上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还有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具有崇高声望的藏族高僧喜绕嘉措也给达扎带了口信。张竟成于2月1日启程，5月初抵达拉萨。向有关人员转交了信件。但以达扎为首的噶厦顽固分子坚持分裂立场，将他们一行送出藏境。
同年2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电指示，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放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电文中还指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据说达赖的长兄现在西北，望西北局调查是否可以派去。
志清法师是谁？他是留学藏地取得格西学位的第一个汉僧学者，本来叫密悟法师。
密悟法师，汉族，俗名霍履庸，是河北井陉人。他幼年随大勇法师入藏求法，在康定出家。后至拉萨哲蚌寺学经10余年，成绩优异。大约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经过辩经考试，他考上了拉让巴格西第七名。按照当时寺庙规矩，考上格西应对僧众施舍稀饭、酥油、茶和藏币。然而密悟是个穷喇嘛，从哪里弄这一笔可观的费用呢？幸亏国民党给了他一些资助，噶伦索康又给他几百斤酥油，他才得以过关。从此，他在拉萨声誉鹊起。他和噶伦拉鲁、贵族擦绒、宇妥交往也很密切。
1946年，密悟法师回到成都居住。中共四川省委地下党命令在成都成华大学政治系任教的地下党员熊子骏拜密悟为师，以学习西藏的“因明”、“中观”等藏学为名，向法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法师成为倾向共产党的爱国进步人士。
成都解放后，熊子骏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把密悟法师的情况向邓小平、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在重庆曾家岩的办公室里，和密悟法师进行过一次对话。
当刘伯承问从西康北路进军要经过哪些重点城镇时，密悟法师答道：
“是甘孜，江达，昌都，尤其是昌都，是西康入藏的门户。所以，若能占领昌都，则如解开衣扣，西藏将失去东方的屏障。”
谈到具体用兵，密悟法师建议：
“对藏用兵，须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渗透，以夺其气为主，不必实际攻击。一次如此解决依次皆可从之。进至藏边再与达赖及首要接触谈判，陈述利害，晓以道理，则对藏用兵，可做到不血而定。”
刘伯承则动员密悟法师再次进藏，为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回到成都后，密悟法师向熊子骏建议，要和原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少将参议贾题韬居士一同进藏。
接受任务后，密悟法师、贾题韬和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与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取得联系。他们决定于1950年3月份出发。因国民党留下一些特务，经常进行暗杀活动，为了安全，密悟法师改名为志清法师。
他们进藏的任务有二。一是通过密悟法师和西藏上层人物进行接触，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二是密悟法师对康藏地区较熟，可力争协助解放军解决一些进军中的困难。
这是我方派出的第二个劝和团。
他们跟在一个马帮商队后面，到了金沙江边。金沙江已有西藏地方军把守，必须有马牌才能通过。密悟法师在甘孜大金寺当过堪布，有些威望，就向寺里要了一个马牌。但西藏方面对金沙江防守甚严，有马牌也不让过。
过不了江怎么办？
密悟法师让大金寺派出一个名叫江巴伦珠的人，过江探听虚实。他们则在江边搭了一个帐篷，等候消息。十八军情报处的李奋处长这时在德格，密悟法师配合他向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做了很多工作。
江巴伦珠从江那边返回。他说，后比他们出发的格达活佛已到昌都，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并劝他们不要过江，过去也发挥不了作用。他们在此一直等候。直到昌都战役发起，才随部队过了江。在后来进军拉萨的过程中，密悟法师发挥了巨大作用，多次解决了部队缺粮和用房的燃眉之急。
在西北，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关于派人入藏说服达赖集团的指示后，立即派人展开调查，发现毛泽东电文中所说的达赖长兄当才活佛在西宁塔尔寺。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到塔尔寺对当才活佛进行动员，第二天，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趁塔尔寺灯节的机会，亲自去找当才活佛，经多次恳谈，当才答应人藏劝和。
一个由八个人组成的劝和代表团成立了。塔尔寺当才活佛土登·居bbr>美诺布为团长；副团长是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活佛，还有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格来加措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的迟玉锐是秘书，其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李铭为服务员，汪永德任藏语翻译。
5月2日，毛泽东给西北局复电，同意该劝和团入藏，并提出“要旧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7月，劝和代表团从西宁出发。彭德怀亲自赶来送行。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并携带着4挺轻机枪。他们和156个朝佛者、商人结伴而行。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劝和团的三位活佛仿佛在用行动证实着这一论断。当才活佛是首席代表，但他却代表着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将情报尽快送到西藏。每天宿营，他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或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代表团甩掉。先灵活佛整天念经，他参加劝和团不过是借机去拉萨朝佛。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立场坚定，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
有一件事给三位活佛出了一道考题。
劝和团到达可可西里的下午，大约在四五点钟，马刚放出去吃草，忽然刮起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飞起的沙石，重重打在人身上。风沙过后，迟玉锐等人的四匹马不见了。他们被困了一个多星期。对这件事，当才活佛幸灾乐祸，先灵活佛表示无能为力，只有夏日仓活佛和弟弟格来加措，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寻找，一面利用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向群众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把马匹找回来。迟玉锐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赠送了200发步枪子弹。
当劝和团到达离藏北重镇黑河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的四品官堪穷土登桑布，带着一位六品俗官，出面阻止劝和团前进。并要没收代表团携带的一部老式的15瓦收发报机，以及自卫手枪。他们当即向上级请示对策，上级回电：“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旧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瓦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
第二天，一个班的藏兵来了。电台里正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昌都已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没收完，藏兵就伸手拉天线。当迟玉锐把昌都解放的消息告诉堪穷土登桑布后，他的态度稍有好转，并派人送来一袋大米和饲料。
这天，鹅毛大雪骤降，连续下了七八天，雪深过膝，放眼望去，到处是阴森森的白光，青草、牛粪全被覆盖，牲畜没有草吃。劝和团的粮食将尽，驮牛也冻死两头。而黑河仍在等拉萨的指示，不准劝和团前进。有一天天气转晴，土登诺布邀请迟玉锐和格来加措到黑河堪穷官邸会晤，说道：“路开了，噶厦通知你们可以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须分批走。三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
劝和团仅在黑河一地就被困四十多天。当才等三位活佛顺利到达拉萨。就在他们离开黑河的第二天，迟玉锐发现，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约十余人也被放行去拉萨。在一顶哈萨克帐篷后面，迟玉锐见到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妇和三个男人，他们身边放着一挺轻机枪。草地上，有七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用手指指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示意要吃的，迟玉锐给了她几斤面粉。后来才弄清，这批匪徒是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挡住的，当噶厦得知他们是新疆的土匪后，就放行了。并资助他们去了印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迟玉锐等四人由一班藏兵“护送”，翻山越岭七天，到达山南乃东县，并在一座孤楼里被藏兵软禁起来。熬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之后，迟玉锐等四人想方设法到达拉萨，并索要回电台和手枪。后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他们这部老式的15瓦电台抄转给噶厦政府的。这一消息有力地促成了西藏上层的分化。
劝和的使者屡屡被拒之于冰峰雪岭之外。
那些世界上最高的大山，挡住了噶厦政府的目光。他们不知道外面已是怎样的世界，只盯住头上巴掌大的天空，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含义。老迈昏庸的摄政王达扎，状如一只顽冥的井底之蛙。似乎除了自己的鼓噪，听不进外边的一点声音。
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他们在等待着。
他们坚决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理论依据为支撑。
其一，西藏基本上是藏族的聚居区，藏传佛教原是在该地区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按照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内各民族必须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共同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祖国。对宗教必须实行信仰自由政策。藏族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过程中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尤其是近百年来，为反对外国侵略，他们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同生死共患难，共同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必须把极少数顽固坚持分裂立场的人同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广大人民加以区别。对广大藏胞以及爱国上层人士，必须多做宣传教育工作，用信守民族宗教政策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团结他们而不能任意使用武力。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了武力，那也是针对内外反动派的，也还是为了以打促和，促进西藏和平解放。
其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都是酷爱和平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被迫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坚持同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时，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能够以和平方式为人民谋取胜利的机会。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过以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全党为避免伤亡和破坏，尽量学会用北京和绥远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当然更有可能和必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了。
其三，在悠久的藏汉关系史上，互学、互助、互爱和友好合作的兄弟关系是主流，同时也存在着民族隔阂。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社会生产力落后、交通阻塞、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汉藏两族中反动分子实行的政策造成的。就汉族方面来说，其历代反动统治者不光压迫汉族人民，也压迫了少数民族。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政府，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捍卫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征服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必然的。
其四，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社会还停滞在封建农奴制阶段，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在我国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对广大农奴联合专政性质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援助支持下，西藏统治者尚能以“民族”和“宗教”的旗帜，控制和影响人民群众。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固然是代表中国各民族利益的，应当领导和帮助西藏人民推翻原有这种对西藏的繁荣和发展极为不利的制度，但西藏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情。当人民尚未普遍地觉悟起来时，由中央派军队强行去推翻西藏的旧政权，会给国际敌对势力和达扎等人以可乘之机：把部分群众推到他们一边去，从而延缓西藏革命的进程。所以，必须把西藏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成两步走，把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和反封建分成两步走。邓小平曾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说：“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是共产党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西藏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要体现。
同样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前三个劝和团受阻之后，又派出以格达活佛为首的第四个劝和团。
结果如何呢？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
那时的昌都，被当地人形容为臭虫多、妓女多、性病多、乞丐多。
踩着满地流溢的污水，格达一行到达昌都镇内一个叫玛塘的地方，住了下来。
经过多方努力，昌都总管府的总管拉鲁·次旺多吉答应在总管府见格达活佛一面。
总管府建于昌都云南坝的斯托塘，是一座白色的碉楼，内有18根柱子。一楼的窗边是一溜卡垫。拉鲁的卡垫是用蓝呢子做的，很厚，正中镶着一块四方形的朱红色呢子。37岁的拉鲁正坐在卡垫上，他身穿黄色缎袍，脚穿朱红色的彩靴，头戴“江克达”红缨帽，显得干练而精明。
侍者接过格达活佛的礼帽，并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就退到一边去了。
“总管大人，解放军已决定进军西藏，让我先来进行和谈。但解放军无论如何是无法阻挡的。如果和平谈判不成，就会强行进军，那样对大家都不好啊。”格达活佛直抒来意。
拉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
“你我彼此相熟，关系密切，但你和解放军的关系真的很好吗？”
“我和解放军的关系很深，早在红军长征时就有联系，尤其是和军官朱德关系更好。”格达看出了拉鲁的疑惧，加重了语气。
“西藏无论如何也要解放，这已是定了的。我曾去仲萨钦泽活佛处占卜，卦中说，昌都已出现凶兆，必须马上修一座佛塔，举行一些佛事活动加以禳解。解放军的条件最好尽快回答。他们委托我提出三条，这三条是，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二、边防由解放军把守。三、旧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联系。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务，均可由旧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请把上述内容电告拉萨噶厦和摄政达扎；如能接受这三条，就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
拉鲁沉吟道：“能和谈也好；一旦打起仗来，首当其冲的是我，我会陷入困难境地。因此，和谈对彼此都有好处。但这是一件重大事情，在没向噶厦报告以前，我是不敢作主的。”
谈话结束，满满一碗酥油茶格达活佛没喝一口，被侍者倒在地上。
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格达活佛心急如焚：拉鲁以种种理由搪塞着。他说，已把解放军的意见电告达赖和噶厦，噶厦又要在西藏全体大会上讨论，会上一部分人主张和谈，另一部分人认为和谈不妥，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此后噶厦又复电说，此事要稍缓一下，现在会上尚未作出决定。拉鲁还说，拉萨有一个德国人叫海瑞，他到处制造谣言，说西藏是独立的，你们绝对不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两条更不能答应。
半个月后，拉鲁以房屋宽敞为理由，让格达活佛搬到江嘎居住。这是郊外的一幢二层楼房，是英国特务福特的发报台。此时，一只罪恶的手正悄悄向格达活佛伸来。
一天，格达活佛又找到拉鲁：
“大人，这样拖延时间不好。我到昌都快一个月了，还没一点消息，我想亲自到拉萨谈谈。你以为如何？”
拉鲁说：“你亲自去更好。摄政王达扎和您有师徒关系，对您很敬重。但噶厦来电说，请转告格达活佛，现在正在开会，尚没作出决定，决定一作出会马上告诉他。他不宜来拉萨，也不要回去，请他暂时住在昌都。”
格达满脸焦急：
“再拖延下去，就很危险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解放西藏呢？”拉鲁的脸阴沉下来。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这与国际上争夺世界屋脊有关，国家要统一，所以要很快解放西藏。”
在这次谈话后，拉鲁又给噶厦发去密电，声称：“这样拖延下去，边界会有很大危险。”
噶伦索康亲自给拉鲁回电说，我们无法确定和谈。如边境有危险，希望你先顶住，能顶多长时间顶多长时间。把格达活佛留在昌都很有好处，如果顶不住，格达可以留下来当人质，他能救你的命。
据拉鲁后来回忆，一次，格达活佛把一封写给解放军的信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这个信的中心内容是：达扎和拉鲁有和谈的想法，因此，请把进军的时间稍推一下，一旦谈好，我即返回。拉鲁回答说：“信的内容基本上写得很好。请求把进军的时间往后推一下，在这期间争取能开始和谈。但是信中提到我和达扎的名字，达扎是西藏的摄政，写他的名字无妨，请把我的名字去掉。如果信中写上‘拉鲁愿意和谈’等话日后传出去，我将来可能丢官，说不定人身不保。除此之外我没其他意见。请把信寄出去吧！”
其实，格达活佛的信已发不出去了。
西藏反动的分裂分子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对格达活佛下毒手了。
两股浊流合在一起，为了熄灭一个美好的愿望。
英人福特此时粉墨登场。
英国特工是于1949年大批进入拉萨的。孜本夏格巴在印度聘请了一个英国电台的报务员福克斯，在拉萨建立了电台。福克斯又以擦绒聘请的名义把福特派到昌都。
福特，英文为FAOD。他长得又高又壮，一头浓密的头发，下巴和上唇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用一般标准说，他有些潇洒，但在中国人民眼中，他是一个丑恶至极的人。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中，他用自己的行为画出了一个跳梁小丑。
当年只有三十多岁的福特，出生于英国一个殷实富裕、享有声望的家庭。在大学，他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加入谍报机关，成为皇家情报部门的军官。他经常带着漂亮女人，去米兰大剧院看歌剧，到北爱尔兰围猎场打猎，或者到地中海海滨的大旅馆度假。
1949年，他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
在印度新德里，一位公开身份是文化参赞的英国驻印谍报头目召见了福特。
参赞在喝酒，另一只手里夹着粗黑的印度雪茄：“把我们最得力的人员派往西藏，是大英帝国利益的需要。”喷云吐雾之中，参赞又说道：“你一定知道，失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眼看就要垮台，我们对这个政权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西藏的归属，这块土地比好多欧洲国家都大。”
初出茅庐的福特说“这堂课早已听过”。
参赞不满地把酒杯掷在桌上，盯着福特说：“你看过的那些材料，都是五年前的破玩意儿了。西藏是个相当复杂的地方。那里的当权者分成几个派别，各行其是。不过，只要他们还能源源不断地运出品质优良的羊毛、牛皮和其他物资，英国的工厂就能获得充足的原料。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个要求，那就是你必须竭尽全力，保住西藏这个前哨。”
“我得去多长时间？”
福特提出第一个问题。
“这就难说了，也许是一年，或许更长。我们希望西藏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加入英联邦。”
“我可以得到后援吗？”福特又问道。
雪茄烟雾从参赞鼻孔中飘出来：“明确地说是没有。西藏交通不便，经常派人去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也不愿每月派飞机去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
福特再提出一个问题：“我有什么装备？”
“电台，枪支，外加两名印度报务员，他们会说藏话。”
福特在年薪为2万英镑的合同上签了字。
半个月后，福特潜入西藏。其公开身份是贸易代表。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分子把他视为上宾。刚到拉萨的福特，一改其大少爷派头，穿一身普通藏装，皮鞋脏得辨不出颜色，更难得系一次丝绸领带。走在街头，他常常给叫花子们发巧克力。当地老百姓把他当成“好心人”。福特在拉萨的甜茶馆里款待各路朋友，这里号称是“消息中心”，大到军政要事小到家长里短都有人在传播，且出奇地准确。夜晚，福特和两名报务员在一座石头碉房里轮流发报，把白天搜集到的情报传到印度和英国。
当解放军的先遣支队陈兵甘孜之时，为了就近观察局势，福特奉命前往昌都。
1949年7月13日，福特到达昌都。
他带着一台美国赠送给西藏的交流电机，一部电话，还有二十余驮汽油是用于发电的。他的电台不能发藏、汉文，只能发英文。电话可以通到拉萨，商用每分钟收藏银50两。
昌都镇像患了恐慌症，一片混乱。家家门户洞开，忙着逃难。在沿街停放的上百辆牛车中，已有许多歪歪斜斜地上了路。七个代本的西藏地方军和民团正在集合站队，携带着英国造的单发步枪准备开往金沙江边。猛然间，不知谁走了火，枪声一响，立刻引起惊慌，更多的牛车轧轧地响着冲向城外。
昌都最豪华的总管府，在福特眼中实在太破旧了。门柱上挂满了蜘蛛网，院子里到处是鸽子粪，院墙的一角早巳坍塌，几只野狗正懒洋洋地出出人人。走进大门，福特看见几个藏族汉子正在屋檐下喝青稞酒，另外几个人躺在青稞袋上打呼噜，口里流出长长的涎水。
拉鲁起初把福特安排在城内一个叫“兜兜卡”的地方居住，可藏族老百姓把他当成一个幽灵般的魔鬼看，白天出门总会有一群老百姓围住他，吐着唾沫喊：“鬼、鬼！”没办法，福特只好搬到郊外一个叫江嘎的地方住。而且平日里戴一顶藏式礼帽，穿一身藏装，遮住了其本来面目。平日里，他喜欢进行地质勘探，捡矿石样品，搜集植物标本。他的生活习惯仍是英式的，打羽毛球，吃写满英文字母的“三五牌”罐头。他的藏语学得不错，再借助于翻译，他打听到不少情况。情报局什么都感兴趣，政治、军事、地理、人文，并且都愿付酬。
格达活佛到达昌都时，福特已把自己的特务机构扩大了不少。他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有学生四五个人，如旺札、顿易协巴、沙诺多吉等。昌都电讯总台下设了五个分台，散布于青康前线，如邓柯、岗寺、青稞寺、玉树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解放军在德格、玉树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我对西藏的政策等情报。福特为昌都电讯总台的负责人。
格达活佛的到来，使福特想起一件事。离开拉萨前，福克斯给他下了八条指示。指示的最后一条就是：阻止任何使西藏返回祖国怀抱的和平谈判的意图。格达是个有名望的高僧，但事 5b9e." >实上是共产党的代表，并且决意要去拉萨。发现这一点的福特如热锅上的蚂蚁，格达到昌都一个多礼拜，福特就来到拉鲁家中，表示同北京政府谈判没有任何好处，应该把格达阻止在昌都，不让他去拉萨。这些话，他还对昌都总管府的其他官员反复说过。
格达活佛搬到江嘎福特楼下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杀害了。
这个黑暗的日子充满血腥：8月22日。
死后的格达活佛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一触即脱落。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据活佛的管家称，活佛的骨头都是黑的，显然是被人毒死的。活佛的所有随行人员被押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也被拉鲁软禁于昌都。
格达活佛是如何被害的？这似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北京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王贵原是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的见习参谋，曾参与过审询福特工作。他这样说，格达活佛去昌都时只有47岁，据天宝最近回忆，活佛离开甘孜时身体魁梧，体形富态，红光满面，说话声如洪钟，没有一丝病态。福特供认，他是杀害活佛的主谋，幕后教唆犯，在他暗示之后，西藏人很会干，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他从小就知道西藏喇嘛有把人弄死的秘方。
也有人说，格达活佛8月13日住进江嘎后，到电台要求直接发报，电商赴拉萨一事，福特借机在一杯红茶或咖啡里下了毒。入夜，格达活佛头痛不止，间歇性发作。
之后，昌都总管府的四品官楚噶吾负责软禁格达活佛。他与活佛接触最多。死前的几天，格达活佛有几天不能吃东西，口吐黄水，四脚麻木，鼻子流血。但楚噶吾不准格达活佛的侍从及弟子接近。8月21日，格达活佛肠胃一阵阵绞痛，在吃了楚噶吾给的一颗丸药后，当天夜里即壮烈殉国。死前他仍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
格达活佛之死，是西藏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拒绝和谈、坚持分裂立场的大暴露。
江这边，毛泽东、邓小平、西南局、十八军、先遣支队都在等待着格达活佛的消息。
部队不断派出侦察人员到金沙江边打探情况。8月中旬，十八军侦察部门了解到这样几条消息：(1)格达活佛从卡松渡经过玉曲卡、多兰多等地，已经到达昌都；(2)听说格达活佛已见到旧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管；(3)格达活佛至今仍然留在昌都，没能去成拉萨。
8月底的一天，十八军侦察科的参谋吕超、王贵和藏族小战士文绍华从德格出发，到龚垭村了解情况。龚垭处于德格县城到金沙江边的中间，是骡帮打尖的地方，可以了解不少情况。为行动方便，侦察员们都穿了一身藏装。
两个小时，他们走出15公里，到达龚垭。
远远地，他们看到村头的草地上，有一队骡帮正在休息。经观察，他们显然是金沙江西岸过江驮货的商队。几十头骡马正在低头吃草，驮箱在马背上没有卸下来，看样子装的是砖茶。七八个康巴汉子正盘腿坐在草地上，嘴里嚼着青草。他们中间，几块石头架着一个汉阳锅，底下的木棍烧得挺旺，锅里煮着的砖茶呈深褐色了。
吕超掏出香烟，给每个骡夫递上一支。
在文绍华的翻译下，他们谈了起来。
“你们从哪里来？”
“昌都。”
“去哪里？”
“康定，雅安。”
“今天早上是从哪里出来的？”
“岗托。”
“你们听到过格达活佛了吗？”
当吕超问到这里时，骡夫们的脸色骤变。一时间没有言语。他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一个年纪大的骡夫“听说格达活佛已经死了。”
侦察员们又问：“在哪里死的？”
“就死在昌都。现在昌都人人都知道了。”
三个侦察员飞步赶回德格县城，向甘孜十八军前指报告了情况。
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托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含恨圆寂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昌都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为清朝中央政府批准设置的高级官吏职称，三品官)、昌都“边使总署”总督拉鲁·次旺多吉向拉萨当局报告了格达活佛的活动情况和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拉萨当局立即做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系，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
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的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处于一种震惊和悲愤之中。邓小平提出关于格达治丧问题的四项办法：
(一)责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格达身后事宜；
(二)委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代表本会致祭；
(三)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
(四)在渝举行追悼会，责成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事宜。
在重庆，邓小平等八百余人参加了历时三个多小时的追悼大会。刘伯承写了三幅挽联，悼念格达。
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导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十八军也在甘孜举行了有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举行公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群众反响极大。有人献上这样一幅挽联：
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后来，毛泽东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原来14个代本扩充为1了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土兵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师部的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借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师长对天宝同志说：“这是明目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郄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师部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定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
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中藏关系”是“檀越”(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双方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形成的一条战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谈代表却不断遭到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挡、拘禁和杀害。
同时，西藏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也滞留于印度，犹如腿上系上两块沉重的巨石：噶厦中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不再向前迈进一步。
1950年初，噶厦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同时，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因受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英美等国不愿接待这些使团，噶厦只有将“亲善使团”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于3月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这个3人组成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于1963年写成《西藏政治史》一书，因宣传分裂主张而臭名昭著。夏格巴还是一个顽固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团只能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另一方面，噶厦政府从印度购买了大批军火，准备和解放军决战。
位于中国和锡金边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达吉对此有深刻记忆。
藏历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厦的命令：“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一名小头人，此事请与亚东总管面商。”
藏历3月2日，雪康抵达锡金。
3日早晨，在印度驻锡金大臣的官邸，雪康呈上噶厦的指令。大臣说：“军火已从西里古里军营经过印度大吉岭里波昂军营发来此处。有关这件事我给你提几条注意事项：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终对西藏是真心友好和关心帮助的。由于西藏东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险，我们便迅速帮助出售这批军火，这纯属我们内部事务，因此，你必须保证严守机密，尤其不得接触新闻记者。第二，目前锡金地区的时局也不太安宁，等这批军火运到后，你得及时接收并尽快运往西藏。否则，若稍有停留，就有遭歹徒抢劫的危险。”
最后，交接枪支弹药的地方定在锡金市以北5英里一个名叫博哲埃斯谷的地方。该地原为一所藏文学校，以后由印军一个团驻扎。
这批军火计有：2英寸口径火炮68门、3英寸口径火炮62门、各附带炮弹数箱；步枪有200多箱，枪炮加上子弹共达2400多箱。
藏历4月初，噶厦发电报给雪康称：“昌都一带边界等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此处各军营已派士兵50多人到江孜印军驻地，专门学习大炮的装卸和使用技术。你将军火交接的收尾工作详细交待给可靠代理人后，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凭据立即亲赴江孜。有关学员毕业后向各地分配之事，已给江孜总管和二宗本另去指令。”九天后，雪康一行抵达江孜。
部分土兵正用新运来的武器进行训练。参加训练的藏兵来自第一、二、三、六代本，共计五十余人。他们学了二十多天后，奉噶厦命令，除少数返回拉萨外，大部分携带武器前往藏东和藏北一带。
当雪康忙于在帕里和锡金运送军火之时，一个美国人悄悄追随而来。
藏历3月15日，雪康到印度噶伦堡察珠仓之子处提取汇兑好的运费。次日下午3点多，他正在午休，仆人达珍喊醒了他：
“老爷，一个外国人问帕里宗本在不在？”
雪康抹了一把脸，准备出门迎接。却见一男一女两个人闯了进来。据进来的那位印度妇女介绍，金发碧眼的男子是美国常住加尔各答的商务代表，她是这位代表的翻译。
美国商务代表翻了一下笔记本，然后用印地语问道：
“你是帕里宗本雪康公子吗？”
“是的，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请你不要见怪。我们是属于国际统一阵线组织的。所以我以自己人的角度问您，听说西藏昌都一带有严重的赤色恐怖活动。你是噶厦的官员，能否给我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虽是政府方面的人，但目前常驻西藏边境的帕里宗，西藏又没有新闻报可看，所以不太清楚有什么情况。各国收音机里讲的，你比我更清楚。这方面倒有些说法，沸沸扬扬，但详细情况我确实不了解。”
“藏政府从印度政府购买的军火听说派你来接收。请问军火究竟有多少？”
“我只是负责从边境接收驮子的任务，至于枪支弹药有多少，是什么枪支，则一无所知。”
“有多少驮子？”
“因我的交接工作刚刚开始，有多少驮还不清楚。”
“那么，这些军火买来是为了防御赤色恐怖的吗？”
“这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假如藏政府向我们美国提出武器援助要求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给予帮助的。您认为如何？”
“我相信会援助的。谢谢！但此事只能由政府之间直接商谈，此次我没这个任务，故无可奉告。”
雪康与美国商务代表的对话就此结束，但噶厦政府对美国寄予的希望却越来越大。
这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夏格巴等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迫不及待地会晤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韩德逊，要求美国提供反对共产党的援助。6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韩德逊说，美英正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控制”的办法。7月，艾奇逊再次致电韩德逊，“现在国务院能够对西藏人给予关于美国援助西藏的保证”。要韩转告西藏人，美国“已准备协助采购和资助”。韩德逊告诉夏格巴，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并且需要帮助，美国政府准备在军用物资方面予以帮助，还将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不会与中国开战，美国军队参战也难以满足自己后勤补给的需要。西藏占据有利地形，其需要武器胜过需要士兵。8月7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印度政府：如果藏政府能够为武器弹药等物资从其邻国中转进境作出安排，美国愿意以这类武器装备援助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这一系列表现，说明他们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做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于是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为促成和谈，作出积极努力。1950年4月，中印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建于7下旬到达新德里，并很快会见了夏格巴等人，传达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敦促他们迅速前往北京谈判。8月21日，周恩来总理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一份备忘录，重申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驻印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往北京面谈。
8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写下批语：
周(恩来)：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解放军就要向西藏进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望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
9月17日，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约见夏格巴等人，催促他们到北京谈判，要他们务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9月23日，又约见他们，告诉原定20日的期限已过，人民解放军将照计划行动，发生的后果由他们负责。如果他们很快到北京，仍然是好的，要他们立即动身。但该代表团根本没有到北京的打算。他们一直抱有暖昧态度，一方面迫于形势，表面上表示要和谈；另一方面，他们坚持反共独立的政治幻想。
为此我军为了打好昌都这一仗认真地进行战前准备工作。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进行。特别是经过筑路大军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自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之后，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抵甘孜，准备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从甘孜到金沙江边还有二百多公里不通公路，但其中有些地段地形条件不算太坏，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有重点的抢修，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和军前指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则使用骡马、牦牛，采取分段倒运的办法，向江边送了20万公斤粮食。对部队渡江后的物资运输问题，我们也早作了安排。开始，曾考虑组织骡马运输队，但以后我们总结从内地到甘孜的行军经验，感到沿途如不能预设兵站，则使用骡马运输问题很大，主要是骡马饲养要求高，饲料难以解决。
从甘孜到昌都要一二十天行程，即使从江边的德格出发，也需十天左右。这样远的路程，骡马运输队要自带饲料，能驮运的其他物资就很有限了。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以牦牛作为主要运力是比较可行的办法。牦牛的主要缺点是速度慢，管理困难，但它最大的优点是以草为食，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需携带饲料；而且牦牛较为便宜，完成运输任务后或在断粮时，也可宰杀充食；至于管理问题，稍加训练即可解决。早在6月间，我们便派出干部到康西北牧区的石渠县，经两个多月工作，采购牦牛6000头。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和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等人也各卖给我们数千头到数百头不等。合计共购得牦牛144万头。
我们将其中的9300头编为5个运输队，在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5100头则分散给各参战部队，随军行动。为保证部队渡江，委派杨军组织从内地和当地雇请的船工在邓柯造船。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造出可载25～30人的木船十多只。此外，参战部队还准备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敌情是战前准备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藏军这个新对手，我们过去知之甚少。受领进藏任务、特别是进入甘孜地区之后，经过对多方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总的印象，藏军的素质较低，战斗力不强。历史上西藏兵民不分，遇有战事临时征集。清朝乾隆年间才决定组建正规藏军。当时规定总定额为3000人，共设“代本”6人、“如本”12人、“甲本”24人、“定本”120人；每个代本统领500人，如本统领250人，甲本统领125人，定本统领25人；以后又在定本之下设置了“居本”，统领12人。上述的各种“本”都是军官职称，以后人们逐渐也把他作为各级相应编制单位的称谓了。
到我军进军西藏时，藏军虽已扩编为十几个代本，总兵力增加较多，但代本以下的各级编制人数仍大体保持一百多年前的规模。人们习惯上把藏军的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居本比作我军的团、营、连、排、班，其实是很不确切的。一个代本的兵员定额还不如我军的一个营。至于武器装备就更无法与我军相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步枪，另外每个甲本有一两挺老式轻机枪。
藏军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除步兵武器射击技术较好外，其他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都很低下。藏军的高级军官大都出身贵族，不少人平时作威作福，打仗贪生怕死。藏军士兵也是世袭的，因而很多是“胡子兵”。不仅军官携带家眷，不少士兵也有妻儿随军。这是一支封闭式的地方武装。民国以来，他们除在二三十年代同川军和青海的地方武装交过手外，缺少正规作战经验。除藏军外，西藏各地还有由土司、头人掌握的土兵，其装备和战斗力更差一些。
第12章 昌都新总督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地区，位于东经95°～99°，北纬29°～32°。唐代时，为吐蕃王国的一部分，明清以后统称此地为康藏地区，现为西藏自治区所属的一个专区。它东临金沙江，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相望；南接云南省，还有一段地区和印度及缅甸相连；北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毗邻，西与西藏林芝、那曲地区交界。全境东西长度约850公里，南北宽约470公里，原辖13个县，总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1986年将察隅、波密划归林芝地区后，现辖江达、贡觉、类乌齐、丁青、察雅、八宿、左贡、芒康、洛隆、边坝、昌都等11个县(盐井、生达、妥坝、碧土四县业经国务院批准，尚未组建)，总面积为11万多平方公里。
昌都地区现有人口50万，有汉、藏、回、壮、纳西、珞巴、门巴、白族等20多个民族，以藏族为主，属于多民族地区。这里的藏族群众基本上都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多数是信仰格鲁（黄教），也有信仰噶玛噶举(白教)和宁玛(红教)，萨迦(花教)、苯教(黑教)，极少部分地方有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因此，活佛、喇嘛在西藏人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原“藏政府、寺庙、贵族”是统治西藏的三大领主。解放前，这种“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封建领主专政，使上层活佛、土司、头人把持各级政权。藏传的宗教在昌都地区已不是单纯的信仰，而是同僧侣贵族封建领土专政制度融为一体的，广大农奴和奴隶长期受着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悲惨的非人生活。
昌都地区高山、峡谷相间排列，冰山雪峰、干热河谷、森林、草原并存。地形也独具特色，由北至南海拔高度差异明显，北部最高达5500米，逐级向南下降至4000～3500米，平均海拔为3500米以上。这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全年日照时数为21393～27764小时，每平方厘米太阳总辐射量为1382～1676千卡，年平均温度为76℃，年降雨量400～600毫米，无霜期平均为127天。
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由北向南穿过全地区11个县，滚滚而去；三江上游支流密布，多达60余条。大小湖泊也星罗棋布，其中较为有名的有25个，丰富的水源滋润着72万多亩土地，是青稞、小麦、圆根、荞麦、大麦、豌豆等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天然草场13.5亿亩，是牦牛、山羊、绵羊、黄牛、马、骡、驴等牧业生产基地之一。
全地区森林总面积为3000多万亩，覆盖率约为24％，木材蓄积量达167亿立方米；林木品种多达1500多种，其中红白檀香等珍稀树种就有16种。南部河谷地带还生长着苹果、梨、核桃、花椒、桃、杏、石榴等经济林木。广阔的森林为众多亚热带到寒带的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优良的栖息之地，种类多达400余种，金钱豹、藏羚、白唇鹿、马熊等珍贵动物就有12种；药材品类也多达1000种，有鹿茸、虫草、麝香、牛黄、知贝母、天麻、黄连、熊胆、当归、雪莲花、豹骨、三棵针、柴胡、青茵等珍品。各类矿产资源蕴藏量也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或发现的有金、银、铜、铁、锡、铬、铅、锌、锑、硫、煤、石膏、石棉、石油、菱镁矿、盐等20多个矿种，其中铜矿总藏量居全国之首。这些矿藏是祖国四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昌都镇是西藏东部横断山脉中的一个重镇，恰好在四川、拉萨的中间，历来是川藏之间的交通孔道，位置十分重要。它背负高山，岗峦重叠，峻峰插天。在高山之下，低洼之处，平原逶迤，怒江、澜沧江穿行于横断山中，千峰万壑，地形独特，气势十分雄壮，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据史书记载，昌都成为城镇只有26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里自古便有人群生存，出土的距今46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的原始村落的各种石器、骨器、陶器、谷物类等大量文物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到了汉、魏时，昌都已经很有名气了，那时称之为“康”(指杂曲和昂曲两水岔口之处的“洽木多”一带；“昌都”在藏语里是“水岔口”的意思)。到了唐朝初期，吐蕃王朝崛起，不仅征服了雅砻河谷各部落，吞并了年楚河流域的苏毗部落，而且一直打到康区。
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经历了400余年的分裂局面，昌都一带也在分裂中几易其主。到了元代，萨迦王朝统治西藏，昌都又成为萨迦王朝的属地。明朝的时候，称帕莫竹巴王朝统治的西藏为“乌斯藏”，昌都又成为乌斯藏所辖。明、清两代王朝，对这一地区一直采取怀柔羁縻政策。清顺治帝曾封昌都地区掌管政教的大活佛为“博善禅师”、“呼图克图”、“诺门罕”。
从此以后，大活佛们便要定期向朝廷进贡。公元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康熙皇帝派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兵从云南、四川两路入藏，驱赶蒙古，准噶尔部的入侵。东路军便先打到昌都，并镇住昌都，周围方圆千里的寺庙和地方，便都归顺于清。在这里，噶尔弼代表清政府颁发给强巴林寺寺主帕巴拉呼图克图和边坝西甲喇大寺寺主西瓦拉正副呼图克图的印信，印章用满、蒙、藏三种文字刻成，让他们用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昌都地区。从此，以昌都为中心，正副呼图克图统辖了这一带的政教大权。清末，川滇防务大臣赵尔丰搞所谓“改土归流”政策，也是首先陈兵昌都，进而挥戈四方，推行反动的杀戮政策，造成极为深重的民族隔阂。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完成统一祖国领土的神圣使命时，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曾企图凭借昌都的有利地形决一死战，以阻挡人民解放军继续西进。
“太阳升起来，用手掌去遮挡”。
想到这句话，阿沛·阿旺晋美就愈觉得噶厦和西藏地方军的渺小。历史有时含有宿命的味道。“主战派”的官员们都龟缩在拉萨，而主张和谈的阿沛却被派到昌都前线。
他心中涌动着悲壮的感觉。
作为噶厦的一员重臣，不管心中有多少想法，都要以维护这个政权及其统治下的臣民为首要任务。所以他来昌都上任了。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萨以东100多公里的墨竹工卡县甲玛沟内，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聪颖的公子，他就是阿旺晋美。加玛沟，意为百沟之母，长约十几公里，宽约两三公里，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山清水秀，是传说中藏族的发祥地之一。从沟口走进去数公里，就到了杰布拉岗，也就是松赞干布的居住地，这里供奉着松赞干布的塑像，两旁分别是文成公主和藏地王妃。从这里再向前走1公里，就到了尺康村，村中有一巨大的圆形白塔，塔的正南面，有一片残垣断壁，这就是阿旺晋美的出生地。尺康村是霍康家的庄园之一，阿旺晋美也是霍康家的成员。
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
14岁那年，他开始研习藏文书法，同时拜一代佛学大师喜绕嘉措为师，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绕嘉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苦学三年，又拜昌都三岩地区宁玛派的大苍活佛为师，学习两年，20岁那年，他重返故乡。
甲玛沟尺康村当时有白塔三座，周围护着一道四方形的城墙，城墙高约10米，厚达1米以上。城墙外挖有一环形河，里面注满了水。城墙内的村子里，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
走出这城墙又走回这城墙的阿旺晋美，眼光便有了些不一样。可以说，昌都战役之前，阿旺晋美和共产党、解放军无任何联系，他们之间隔着一道社会制度的“围墙”，阿旺晋美也超越不了封建农奴制，因为他是其中一分子。然而正直的个性，沉重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和解放军接触后，终于实现了人生的超越，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20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
读书之余，他和农奴们一起收割庄稼，放牧牛羊。西藏把农奴当成“会说话的牲畜”，而农奴们木讷地活着，比牲畜9９lｉｂ?还苦还累。佛说，这一切都是前世注定的，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然而，总有一丝丝忧伤阴云般覆盖在阿旺晋美的心上，这样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雪域西藏就要崩溃了。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农奴应该活得更好些，他们毕竟不是牲口。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如何改进？农奴怎样才能活得像个人样？他想不出头绪来。
他行动着。将收到的粮食借给农奴充饥，不收利息。尽量减轻乌拉差役。这些，都受到别的贵族的讥讽和家人的责备。但是，受到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熏陶的阿旺晋美，我行我素。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
23岁，阿旺晋美参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组建的“仲扎兵营”，这是一支由贵族和富户子弟组成的西藏地方军部队，约有1200多人。阿旺晋美从班长升为排长、营长。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奉命守卫噶厦的造币厂和军火库。
就在这一年，阿旺晋美受到大贵族阿沛家族的青睐，他被招赘为阿沛·才旦卓嘎的夫婿，并以阿沛家族的名义，受封为小四品官。从此，他的名字成了“阿沛·阿旺晋美”。阿沛家族是西藏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封地在太昭一带。1907年，英军攻占江孜时，老阿沛带领民兵数百人参加抗英大军，奋勇杀敌，威名远扬。作为阿沛家庭封爵继承人的阿沛·阿旺晋美，更是精明强干，先后担任过昌都总管府粮饷官和噶厦的法官，到34岁时，被提升为孜本。
解放军挺进到金沙江以东后，拉鲁急于卸任，阿沛·阿旺晋美被推至噶伦高位，并任昌都总管。噶厦政府有个规定，凡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贵族在任职期间必须去昌都工作一次，任期三年。阿沛明确表示不去，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他20多岁时已在昌都总管府做过粮饷官，干满4年，任务已完成；二是因为当时规定，贵族家庭如果没有长辈，而本人又是家中的长者，就可以不去昌都。阿沛正符合这个条件。
但噶厦仍任命他为新的昌都总管。
记得还在他任孜本的时候，噶厦召开了一次重要官员会议，阿沛·阿旺晋美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会议主要讨论与解放军是战是和。一些与会的官员在交头接耳。有的说：“共产党青面獠牙，绿眉红须，是一群吃人的恶魔。”有的说：“共产党杀和尚，烧寺庙，强奸妇女。”还有的说：“既然共产党这样，就没有了活头，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阿沛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外国人在造谣，我是不信的。我相信共产党也是人不是魔鬼。国民党时期中国有4亿人口，中国共产党接管了政权之后，这些人都能活下去。‘针能过得去，线也能过得去’嘛，我们西藏不到100万人口，有什么不能活下去？如果共产党确如谣言所道，那4亿中国人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受共产党的欺负吧。”
有人在嚷嚷，一定要和共产党打仗。
等吵声静下来，阿沛又说道：
“我认为不能与共产党打仗，只能和谈。国民党号称有800万军队，有美国人的支持，与共产党打仗的结果还是失败。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如果西藏男女老幼全部上阵打仗，也不足100万，又没经过训练，没有武器，怎么和解放军打？怎么取得胜利？我从现实讲，这个仗不能打。”
后来，在噶厦召开的几次会议上，阿沛都明确地这样表示。
被任命为昌都总管后，阿沛面见摄政达扎陈述了这样一种意见：
“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西藏官员扩大会议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与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将其副本交阿沛本人一份，要他先去昌都上任，相机行事。
1950年8月28日，阿沛一行到达昌都。
他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内仅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让阿沛担心的，除了对岸的解放军，还有西藏地方军内部各派不和，军纪败坏。因拉萨来的西藏地方军强奸了一个昌都姑娘，引起康巴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纠集起来，提着藏刀和步枪在拉萨西藏地方军军营前叫骂，双方剑拔弩张。康巴士兵在街上狂吼着驱马飞奔，并朝空中放枪，挥刀舞剑。那嘶叫让人毛骨悚然。姑娘们全躲在家中不出门，一些拉萨官员也躲得远远地。
就这样如野牦牛般的西藏地方军，能战胜神勇的解放军吗？
阿沛心中滑过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沛的担心不无道理。
过去，西藏兵民不分，有一种军事组织叫“森巴”近卫军，就是藏王的卫队。“森巴”建于第司·桑杰嘉措时期。这些“森巴”平时在家耕地、放牧，是农奴。他们没有守边、治安等任何军事任务，但世代享受“森巴”俸禄，一般属于大差巴户，只是一年给噶厦政府支一次“兵差”，此外不再承担任何差役。所谓支差，就是在拉萨传大召期间，充当达赖喇嘛和高级僧侣的仪仗队，参加传召期间的各种活动，为期一个月。
“森巴”近卫军人数很少。一般为10个“丁”，每个“丁”15～25人，共计200人左右。演武时这200人被分成两部，披甲戴盔，手持火枪、大刀、长矛和盾，按规定动作两队互相舞刀弄枪，同时相互斗话，呼叫夸耀自己之词，以壮军威；另外，还要唱“加江”歌，以歌颂神明。
每年藏历十二月，“森巴”们就会聚集到拉萨，进行集中训练。藏历腊月十五日辰时，“森巴”官兵在布达拉宫前“雪”地的石碑处集合，前往布达拉宫寝殿传达处，谒见达赖喇嘛和摄政王，领取氆氇等赏赐物，然后离开布达拉宫，到德阳夏大门时要鸣枪呐喊，然后绕行布达拉宫一周。据传说，第司·桑结嘉措时期对所有教派不分厚薄，对格鲁派(黄教)不予特殊照顾，引起拉萨三大寺的不满，为防止三大寺僧人在传召大法会期间骚乱闹事，第司·桑结嘉措让“森巴”军举行各种示威活动，以威慑对方。
腊月二十九日，跳神仪式前，全体官兵在布达拉宫德阳夏内表演武艺，接受检阅，仪式结束后，在达扎路恭纪功碑旁，抛驱魔食子。接着对空鸣枪，庆贺胜利。
正月初三，全营分成三队。一队赴乃穷寺，参加乃穷神汉的降神仪式；一队赴甘丹寺，参加树立甘丹大神幡的仪式；一队参加在布达拉宫后面举行的跑马射箭会。参加比赛的有噶厦选派的选手、噶伦选派的选手、代本选派的选手等。并分近、中、远三种不同射程进行比赛。前三名发给五条不同颜色的布条和一匹马，其余的发给一包长条茶，五条不同颜色的哈达。
正月15日晚上，达赖喇嘛和高级僧俗官员到八廓街观赏酥油花灯供品。各兵营在八廓街周围排列一字长蛇队，并在各街口设卡，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24日清晨，司令部秘书率“森巴”全体官兵，在达扎路恭纪功碑前列队操演毕，边走边鸣枪示威，绕行布达拉宫，到东侧，就餐休息。“森巴”的军官们在主帐篷内享用政府赏赐的油炸面食、果品和肉食等。特别重要的一个仪式是头人和官员要向东方行三个大礼，以示向中央政府和皇帝谢恩。
在大昭寺前，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士兵和一名身穿黄色衣服的士兵在表演射击刺劈武艺，然后吹奏号乐，全体表演“羊肠式”等各种阵形。表演结束后，全体士兵到鲁固地方抛食驱魔的场所鸣枪示威。“森巴”还要架设大炮，上好火药和铅丸，一名木匠大师傅将炮口对准拉萨河对岸山腰上的几堆大石头，点火放炮。那几堆石头分别代表“罗刹女”和“夜叉”。
藏历正月26日，要在拉鲁庄园的草坪上进行“寨北跑马”活动。噶伦和诸位官员要在事先搭好的帐篷内，观看500名骑士跑马射击，一人跑一次，对准两个箭靶和一个枪靶放两箭和一次藏式火枪。司令部秘书记录射击情况。前藏代本宣布比赛结果，凡射中靶子者，由拉恰列空发给一条哈达。
27日，祈祷大会结束。“森巴”队伍解散，士兵们各自回家。
“森巴”这样的队伍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军队，他们只承担表演、娱乐、仪仗等任务。所以一旦发生外敌入侵便无能为力，须由中央另遣大军入藏。清乾隆以后，西藏内乱外扰加剧，清政府数次派兵进藏，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自雍正开始，开始整顿西藏地方武装。1792年战胜廓尔喀入侵后，清廷在西藏声威大振，乾隆建立了正规的西藏地方军队——加玛军。加玛是汉族的意思，加玛军也就是汉式军队。
在《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对西藏地方军队作出规定：
（一）、成立常设西藏地方军，兵员3000名，前藏、后藏各驻1000名，江孜500名，定日500名，每500兵员委派一个代本管理。并驻中央派遣的清军1450名，中央与西藏地方军队共同担负西藏防务。设驻藏游击都司守备官一名，统帅中央驻藏军队与西藏地方军，并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指挥。
（二）、按照新的编制，西藏地方军共设六个代本。代本以下设如本，每一如本管250名兵员，如本以下设甲本，每一甲本管125名兵员。甲本以下设定本，每一定本管25名兵员。军官逐级提拔，平民、贵族一视同仁，废除平民只能升任定本的旧例，依其学识技能及战功逐级升位，不得歧视。
（三）、西藏地方军士兵每人每年发粮食2石5升，分春秋两季发给，不得短少。并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发给免差役的执照。各代本因有达赖喇嘛拨给的庄园，无须另发薪饷。如本每年饷银36两，甲本20两，定本14两8钱。
（四）、西藏地方军装备，十分之一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武器弹药由政府每年派人前往工布及边坝制造补给。
（五）、额设西藏地方军业已议给口粮并免徭役，即与官兵无异，应经常操练，清军担任教官。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检阅军队，练习不纯熟者严加惩责，军官应分别责降示惩。
（六）、严禁清军欺凌西藏地方军及西藏地方军扰民。如内地派藏官员，或有营私舞弊欺凌西藏地方军等事，令该代本禀知驻藏大臣，随时严办。设该代本等操防怠惰，苦累番民，亦令清军将备等禀明究办。
西藏从此有了第一支常备军。它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其官兵制服均为清军服饰，军事训练效仿驻川清军绿兵营训练体制，教练大部分由清军中的军官担任。平日每天早晨点火炮三响，吹长号作起居信号，各分驻单位闻讯敲鼓，起床做饭。上午操练军事，傍晚集体念颂《卓玛经》三遍。
当时征兵的办法是按耕地面积“马岗”抽丁，西藏按一马岗抽一个人的办法执行。凡服兵役的差巴户，免除其他一切差役。
加玛军在拉萨北郊训练。每年，西藏地方军要在北校场全部集合，比一次武。驻藏大臣和噶伦都要亲自到场，按官职大小在观礼台就座。驻藏大臣一到，所有人都要肃立，按清朝规矩行军礼，然后才能入座，献茶，就餐，进行殷勤招待。
这一天，各位代本要穿黄缎子宫服和马褂，腰间系着缀金丝银丝镶边的罩裙，头戴顶带花翎，还有玉翠垂肩的金耳环，脚穿红色朝靴。士兵要穿紫色氆氇长袍，腰扎绸缎紫带，上罩青布马褂，下系黑绒罩裙，背上拖着一条清式长辫，头戴蒙古帽，脚穿长皮靴，武器是大刀、长矛等。
鞭炮、锣鼓和军乐响了一阵之后，操练比武开始。表演的基本是西藏地方军训练情况。先比大刀长矛，再比骑射、厮杀和箭术，再就是火炮打靶。
北校场上人欢马叫，兵士被分成两方。一方穿氆氇藏装和黑条纹白褂子，穿藏式靴子，头戴红缨帽；另一方练身穿虎斑图案的黄色衣服，头裹蓝布。双方士兵手持大刀、棒槌、长矛。鸣金击鼓时，双方拼刺对打。
操演结束后，当场给优胜者献哈达，发奖旗。
清朝平定廓尔喀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是清王朝在西藏行使权力的鼎盛时期。加玛军的建立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此后，西藏地方军的作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抗击英军的两次侵略打下了基础。
1888年3月20日，英军2000人向西藏边界隆吐山西藏地方军工事发起进攻，西藏地方军以土枪、刀、矛、斧与英军激战数日，英军伤亡百余人未能占领西藏地方军阵地，于是调集重炮将西藏地方军阵地全部摧毁。西藏地方军且战且退，英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进攻。而懦弱的清政府竟与英国侵略者妥协求和。
1903年12月，在上校荣赫鹏带领下，2000余名英印侵略军自亚东再次侵入西藏。西藏地方军集中3个代卒的兵力在谷鲁一带布防抗击，牺牲千余人，两名代本战死。1904年4月9日，西藏地方军集中4000多兵力于遮杂仓伏击英军，激战6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280余名。4月11日，英军侵入江孜，西藏地方军800余人据守乃宁寺与英军血战，歼敌120余名。5月7日，英军猛攻江孜城堡，激战3天，英军伤亡惨重，狼狈败退。英军用的是机枪、大炮、来复枪，而西藏地方军用的是大刀、长矛、火枪、土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军也用了近100天才占领江孜城堡。而今，巍巍宗山仍耸立在江孜古城，那古老的城墙即使残败了，仍如一条长龙卧在那里，透着凛然之气。宗山，曾被藏汉军民的鲜血染红。
清朝末年，英帝国主义乘清府日渐衰弱，逐步扩张在西藏的势力。1909年，清廷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同时派钟颖率2000名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命西藏地方军在昌都以西阻止，被击溃。1910年川军到达拉萨，达赖逃往印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藏川军发生内乱，达赖乘机返回拉萨。清军不战自败，被遣返内地。达赖将加玛军6个代本扩编为10个代本，设立马基康(司令部)统一指挥管理，委任达桑占堆为西藏地方军总代本。
西藏地方军的性质此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本来它采用的是清军体制，是抗击外敌、保卫国防的中国地方军队之一，且这一体制延续了几百年。英国人却对它进行了英印式的改头换面，成为与中央政府抗衡、亲帝国主义的西藏地方武装。西藏地方军改换了军装、军旗、改变训练方法。土兵的服装近似英印军人的服装，穿黄色制服、皮鞋，头戴盔帽。各代本穿灰色制服，戴制帽，上有一个金制帽徽，帽盔上缀有金顶子。训练时，将英语练兵口令译成藏语，练兵依照英军的方法，口令则使用藏语。
西藏地方军还不断送贵族子弟、下级军官去英国、印度学习，聘请英籍教练在江孜建立了一个贵族军官学校。其驻防地由南部靠近印bbr>藏书网度的江孜定日等地移向北部和东部靠近内地的黑河、工布江达、昌都一线。
1950年初，西藏地方军已扩充至17个代本，加上6个民兵代本，总兵力1.7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沿岸。
金沙江如一条粗大的绳索，拴住了如一群群牛羊般的西藏地方军。
昌都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对西藏地方军已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这是一支离现代军队标准甚远的队伍。
西藏地方军虽已扩充为十几个代本，但代本以下的各级编制人数仍保持着100多年前的规模，其一个代本的兵员定额还不如解放军一个营。除少数几个代本的部队可着统一的服装外，其他部队着装完全是兵民不分，武器装备更无法和解放军相比。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式步枪，另外每个甲本有两挺老式轻机枪。其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构筑工事。如本以上指挥官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远，胜则争先，败则早逃。思想上靠神权统治，以念经、保护达赖等为由控制部队，战前须打卦问卜，选择吉日出战，并要烧香拜佛，求神灵保佑；战斗中，士兵不讲战略战术，身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打乱冲。部队纪律混乱，官兵聚众赌钱，酗酒殴斗。官兵年龄普遍偏大，军官最大的70岁，士兵最老的有60多岁，均携带家小，出发时拖儿带女，家属乱叫乱喊，随处生火烧茶，像一个带武装的游牧部落。
但不容忽视的是，西藏地方军体质好，熟悉地形，射击技术好，单兵作战能力强。
十八军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巴塘等金沙江以东地区后，立即对西藏地方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印发了大量传单和进藏公告，通过藏族各阶层进步人士，把我党的政策传达到西藏地方军内部。
先遣支队领导两次写信给昌都总管拉鲁：“希望金沙江以西全体西藏地方军官兵，不要再为帝国主义奴役西藏人民、分裂祖国统一的宣传所迷惑。”并要求藏方迅速派代表和谈。
1950年6月8日，驻扎在甘孜的吴忠和天宝收到拉鲁的一封回信。
这是一封赤裸裸的“独立表白书”。
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竟成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称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一副两国之间的外交口气。
西藏地方军之所以如此猖狂，关键在于其背后有噶厦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撑腰。正因为如此，劝和的格达活佛才被毒死，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要求被置之一旁。
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执迷不悟，下决心和中央对抗。
在此情况下，只有采取一种办法了：以打促和，先打后和。
根据这些情况，解放军应采取何种战略战术？
西藏地方军依托金沙江，重兵布防，扼守入藏咽喉要道，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为重点，沿国德至盐井千里金沙江西岸，分南北两线做分区配置。
据此，解放军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千里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与西藏地方军针锋相对，分南北两个集团，对付西藏地方军南北两线部署，将解放军主要兵力用于西藏地方军主要防守的北线，生达邓柯地区，以精兵奔袭类乌齐、丁青，出击恩达，兜击敌人空虚的后方昌都，并抢占邦达，切断西藏地方军主要退路，制止西藏地方军西逃；主力则分路合击，割裂西藏地方军布防，协同一致地向心机动，力争在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的类乌齐、恩达地区有一个好的战役合成。
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利用昌都以北宽阔草原、地广人稀的条件，充分发挥突然性达到战役迂回。
只要形成包抄与囊括整个战役地幅和西藏地方军阵地的有利态势，西藏地方军在通信落后、兵力分散、道路艰险的条件下，即使发现我出现在其侧后，也无法摆脱。只要西藏地方军跑不了，战役目的即可胜利实现。因此，在战役指导上，要求部队走得快是决定性的一着。
在最糟糕的地形条件下，要走出最快的速度。这是一对难解的矛盾。
十八军的将士交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
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在于能抓得住它，不要让它逃脱。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坚守，解放军都不在乎，消灭它的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它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与之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要求的时间内完成解放全藏的任务。
解放军要伸出一个巨掌，将西藏地方军攥在手心。
昌都战役打响了。
第13章 千里大迂回，重击“葫芦头”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从8月18日到23日6天时间中，毛泽东曾3次电询昌都战役准备情况。可见此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求在西藏地方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歼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西藏地方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战与消耗战。
8月18日，他给西南局去电，询问有关情况：
西南局：
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连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西藏地方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西南局贺龙、刘伯承于8月20日向毛泽东写去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报告，逐一解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其中提到，昌都之战决定使用十八军4个主力团及2个营，战斗部队共有13万人，连同指挥机构16万人，火器配备也是好的，等等。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8月2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明确提出了昌都战役要达到的目的：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8月20日电悉。(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解放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 5341." >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在占领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三)三十架飞机正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用靠望。(四)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么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五)昌都等处可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毛泽东
八月廿三日
电报中，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进行昌都战役，总的目的还是争取政治解决，和平解放西藏。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西南局加紧了有关方面的准备工作，将甘孜准备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对十八军进藏布置进一步予以落实，加紧督促检查。十八军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项一项地检查落实。
从8月28日起，十八军参战部队呈阶梯式地推进到金沙江畔的甘孜和巴塘，进行战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央仍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直到1950年9月30日，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再次敦促噶厦政府，速派人来京和谈。周总理说，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保卫我国边防，我们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爱国人士是欢迎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以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西藏方面没有一点反响。达扎们异想天开，真以为金沙江能挡住一切。
10月4日，西南军区发出昌都战役的动员令。
就在这一天，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天宝以及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西藏工委办公室主任乐于泓等，来到玉隆夏克刀登家中。玉隆是一个牧区，帐篷极多。在这些如蘑菇般的帐篷中间，夏克家的碉房显得非常高大、醒目。碉房是仿宫殿建筑，天花板上绘有花纹，四周墙上挂满了步枪。夏克家奴仆如云，并雇有四川和湖南的厨师。
夏克按汉族礼仪接待张国华一行。
张国华专门到玉隆，是因为他对后勤运输保障不放心。如不解决这一关键问题，我主力从北线渡江作战将是十分困难的。谈了五六个小时，夏克的表态非常好，保证让大批牦牛跟上去，他还给张国华一行送了礼物。这样，张国华最后下定了决心。
10月6日，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
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到10月初，解放军完成战役展开：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柯、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西藏地方军形成了马蹄形大包围。直接参战兵力约2万人，各种大炮57门。
据原十八军52师副政委阴法唐分析，把守昌都地区的西藏地方军，以昌都为核心，向西、向北和向东在金沙江西岸布防，一支腿向南伸向宁静(今芒县)等地。
如把昌都及其周围视为头，宁静视为脚，很像平放而南伸的一个葫芦。它的重点很明确，“葫芦头”的西藏地方军占到百分之八九十。所以张国华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南北两线，而以北线为重点。
在作战地图上，两线的5路大军如一支支红色的利箭，飞向昌都，一旦将其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
北线为解放军进攻的主要方面，由52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钳击合围昌都及其以后地区。
右路，由阴法唐、李明(军宣传部长夏川随行)等率154团、青海骑兵支队、52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疾扑恩达，实施千里大迂回。
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及52师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155团、156团、师直、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穿插切割任务，于7、8、9日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向生达、昌都攻进。
左路，由军侦察营长苏桐卿、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组成，担任正面钳制任务。7日，于岗托强渡金沙江，向西藏地方军进攻。
南线由53师副政委苗丕一指挥，担任歼灭南线西藏地方军，抢占邦达、八宿的任务。5日，云南十四军126团及125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7日，157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
大军西进，带着来自东方的希冀，横扫千军如卷席。
邓柯是北线右路和中路部队的过江地点。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看上去，这里的江水碧蓝清澈，十分可爱，但水流湍急。特别在邓柯，金沙江水深五六十米，宽200多米。江东岸，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开满的野花间布满了拳头大小的鹅卵石。江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野性发作，嘶鸣着由西北向东南急驰而去，遇到礁石则骤然惊立，卷起一阵阵如雪的浪花。也有人试着下水，流速太快的江流如触电一样，把人击出老远。
金沙江边有东西两个邓柯。东邓柯是一个县城，西邓柯是一个寺庙，叫青稞寺。现在，一边归四川省，一边属西藏自治区。
这天早晨，东邓柯的人家起来去担水，发现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一点声息都没有？藏胞们议论纷纷。一位老阿妈讲起当年情况时这么形容道：“我们自古没见过这么多人，大概在河边排了20多公里，密密麻麻像蚂蚁似的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来说。”
10月6日，担任迂回任务的右路部队首先渡江。他们将在划出一个半弧形之后，到达恩达。恩达是个“口子”，无论昌都西逃的敌人走哪条路线，都要经过恩达。堵上这个“口子”，才能围歼西藏地方军。
52师骑兵侦察连因为要到青海巴塘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4日就提前渡江，6日已到达巴塘，纳入骑兵支队战斗序列。8日，骑兵支队南下。154团于6日渡江，随骑兵支队南下。
按军部指示，154团要在邓柯隐蔽渡江。
团里抽出一个排，让其在渡口上游进行夜间偷渡，并约定成功后迅速包抄青稞寺，解决江对面的五六十个藏兵，不许一人漏网。偷渡成功后，发3颗信号弹，大部队立即渡江。
10月5日夜。战士们抬着牛皮船和木船向渡口走去。当时正是农历9月初，没有月亮。
夜漆黑一片，数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影子。隐隐约约间，羊肠小道像一张白纸条贴在悬崖上，两旁荆棘丛生，抬着船，稍有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团里规定不准出现火光，大家手拉着手，半拖半抬，簇拥着船向江边挪动。牛皮船是当时西藏江河上惟一的交通工具。它呈瓢形圆体，半径约15米。牛皮浸水后有韧性。圆体可以避过任何不测的撞击。解放军中有人开玩笑说：牛皮船，像饭碗，我们好像是稀饭，从江这边舀到江那边。这个排就是坐牛皮船过江的。突然，一个巨浪向江心的一只牛皮船撞去，小船被掀起几米高，又往下滑出十多米，眼看就要撞在礁石上。这时，一个战士机灵地用木浆往礁石上一点，牛皮船才往对岸驶去。
天亮时，三发信号弹升上天空。
原来，青稞寺的敌人已于头天下午逃跑了。
也就是说，右路部队渡江时没遭遇到敌人。
天地之间仿佛是一块大画布。
太阳便是一个国画大师，动情地在高山之间挥洒泼墨。亮度、色调在不断变化着。高山像刚被一种神奇的药水擦亮。
太阳光太强烈。雪地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许多人暂时因雪盲而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
右路部队行程最远，而且沿途地形复杂，气候变化大。过了高山，前几回他们一直行走在巴塘大草原上，这个草原东西120里，南北70多里，海拔在4000多米，154团在这里与从青海来的骑兵支队会合。骑兵支队的支队长是孙巩。这一带地势起伏不大，但气候变幻莫测。有时行进在雨中，像掉进白浪滔滔的大海里，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全被雨浇透，更加沉重了。有时，狂风突然刮来，还夹杂着冰雹，有些马的眼睛都被打瞎了。风雨刚过，跟着来的是银白色的雪片。大家的眉毛和睫毛上都挂着白花花的冰凌子，鼻子和面颊冻得发麻。让雨水浇透的内衣被体温烘得冒着蒸汽，而外面的皮大衣已结了冰，像生牛皮一样硬，走起来摩擦得嚓嚓作响。
看见一小片云彩飘过来，就有一阵雨落下。四周都是太阳，亮晃晃地，白花花的雨丝就在你头顶倾盆而下。雨点有节奏的声音如一阵杂乱的脚步从太阳地里走过来。看见一片风雪过来，赶紧穿雨衣，穿着穿着，手冻僵了，连扣子也系不上。
在风雨中，右路部队走过巴塘大草原。
14日夜，为赶到囊谦寺，154团要翻越一座5000多米的高山。青海骑兵支队通过这里时，突然遇上暴风雨，天色一片昏暗，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154团也在这里遭到大风冰雹的袭击。大雪像鹅毛，天地之间一片混沌，不辨东西。部队刚到山顶，积雪已没过大腿，时已黄昏，下山危险性极大。因山口南侧有十几公里都是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无底深渊。部队被迫于山腰宿营，大家在脚下挖一个坑，用双脚蹬着坑睡。第二天早起的人一看，周围白花花一片，一个人影都不见，只有雪光如针，刺着眼睛。一会儿，战士像蚕一样，从这儿钻出一个，那儿冒出一个。
有一个英勇的战士再没站起来，他就是红军战士周大兴。他选择这座晶莹的大山作为自己的墓地了。
周大兴，四川巴中人。1933年，11岁的他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到达甘孜，后因重病被迫留在甘孜，并与一位热爱他的藏族姑娘结了婚。当154团政委杨军率该团二营于5月抵达邓柯时，周大兴找上门来，默默地为部队打柴，且不要一分钱。有一次，一股西藏地方军袭扰邓柯，154团团长郄晋武正为找不到向导而发愁，周大兴找上门来，从此，他成为侦察排的一名战士。因他通晓藏语和当地风俗，熟悉地形，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依然穿着一身藏装，但腰上多了一支匣子枪，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
6月底，侦察排活动在金沙江沿岸。
在一片森林里，发现了一股西藏地方军。身穿藏装的周大兴最先向西藏地方军冲去，藏兵误认为是自己人，没有在意，等到周大兴开火，西藏地方军才慌乱地逃窜，这时周大兴身上又多了一支缴获的步枪。
四散的西藏地方军见我方人少，又吆喝着反扑过来。周大兴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看见一个藏兵骑马走过来，他就隐蔽地往后撤。西藏地方军恼怒了，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一心要活抓这个身穿藏装的青年人。此时，周大兴恰巧退到一条树林掩映的激流边。西藏地方军喊着脏话，弓着腰向他逼近，他摸摸身上，只有3粒子弹，就朝着最近的西藏地方军瞄准，火舌击中了前面的两个身影。然后，周大兴把枪挂在肩上，跳进激流，漂到江边的树丛里隐蔽起来，当天夜里，他用裤子扎成救生圈游过江，回到部队。
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周大兴更是一人兼着向导、翻译、侦察员、联络员等许多工作，他是部队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团领导看着他消瘦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就决定给他一匹马骑，他让给了掉队的伤员。他在牺牲前已经三天没吃饭了，面部黄肿得透亮，虚汗唰唰地往下流，却硬要给部队带路。
雪地里，周大兴的那一行脚印成为后来者的路。因严重的心脏病导致心力衰竭，周大兴永远地和白雪融化在一起，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战友们读着这样一封信。这是周大兴留给妻子益西泽玛的。
亲爱的益西泽玛：
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志愿就算达到了！我没有辜负红军首长对我的指示，和你对我坚贞的感情。
泽玛，不要为我难过，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你应该做的事吧！
周大兴
1950年10月13日
字写得歪歪扭扭，十分吃力。这是周大兴倾尽生命最后的能量写下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大兴对妻子、对同志该是如何眷恋。读着信，有人哭了，男人的痛哭最撕心裂肺。
154团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右路部队步、骑兵分内外两路，直奔恩达而去。
10月16日拂晓，骑兵支队接近西藏地方军的前哨据点则美。这里有七代本的约1个甲本西藏地方军驻守。骑兵支队以两个连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将还在梦乡里的西藏地方军彻底歼灭，前后不到10分钟。
17日中午，骑兵支队来到类乌齐。这是康北的一座县城，是昌都左后翼的一个要点。类乌齐，翻译成为汉语就是高山的意思，大概因它位于高山之下而得名。这个县城的主要建筑也是一座大寺庙，属白教，周围有几十户居民，多是为寺庙支差的农奴。居民散落在寺庙周围，如众星拱月。城北面的山很多。驻守在这里的是西藏地方军七代本主力。
西藏地方军已提前发现青海骑兵支队。他们占据了城里的制高点。骑兵支队以三连攻占城北高地；以52师骑兵侦察连攻占城南高地，并夺取杂曲大桥，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一、二连在支队重武器支援下向县城进攻。
52师骑兵侦察连副连长刘国胜，抓起手榴弹带着十班战土，像饿虎扑食一样飞奔山头，穿过荆棘丛林，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人企图逃跑，一.个叫莫钦海的战士手疾眼快，把一个为首的西藏地方军打倒了，其他的四处乱逃。后来，骑兵们又从树林里、山坳里搜出了6个藏兵和一挺英国造机枪、11支英式步枪。最后，约1个甲本的敌人被歼。骑兵支队一、二连也突破了西藏地方军的防御，大部分西藏地方军逃进深山密林，七代本仅带几十个人向洛隆方向逃去。
过囊谦之后，154团与青海骑兵支队兵分两路。他们前进的速度几乎与骑兵相同。就在骑兵攻占类乌齐那天，154团也攻占了西藏地方军的另一前哨据点甲藏卡。甲藏卡是昂曲河右岸的一个村落，河上有一座铁索桥。西藏地方军有两个甲本在此防守，桥的两端都筑有工事，桥上还用巨石设置了障碍。解放军原定于17日12点半向甲藏卡大桥攻击，在山上隐隐可以看到铁索桥东西的各种情况：敌兵营内杂乱异常，不断有人自桥头向村里跑去。由于团指挥部和各营之间全靠运动通信联系，其间曾出现过一次误会，担任主攻的前卫二营午后才到过阵地，担任火力支援的炮兵掉队更远。双方隔着河交火几小时，直到傍晚，解放军的各种火器一起展开。西藏地方军向西南溃逃，慌乱之中，丢下一些枪支弹药，酥油糌粑。
雪山总是同冰河连在一起。翻一座雪山，就要淌过好几条冰河。这些冰河表面结着冰，冰下却是湍急的流水。天那么冷，特别是早晨，一脚下去，一股寒流浸透全身。河面上被踩破的冰像刀子一样锋利。腿被冰凌一划，皮肤上立即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有一次牛皮船翻在江里，天又刮着大风。战士们用双手抱住身体，冻得难以支持，地上有一条缝也恨不得钻进去。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用手在地上乱摸，摸来一些干牛粪，然后在河滩上挖个坑，点起火，把手伸到火苗上，竟感觉不到热，腿上纵横交错的血口子一见水就像刀割，一见热痒得钻心地难受。
就这样走了10多天，一千多里路，部队从邓柯到达甲藏卡。从邓柯出发，154团按三、二、一营的顺序前进，每个营之间保持一天的距离。就在甲藏卡，郄晋武接到师里的命令：一定要在20日到达恩达，能有几个人算几个人，能早几小时算几小时。从甲藏卡到恩达还有100多公里，他们不得不提高行军速度。
世界上最悲壮的大行军开始，最苦的是154团一营，连续走了40多个小时没歇脚，团部连续走了30多个小时，二营连续走了28个小时。
有人已经几天几夜没脱过衣服睡觉了。说休息，连身上的背包也不能卸下，就倚在山边迷糊一会儿，说走就走。很多人像喝醉了一样，闭着眼，东倒西歪，仍在向前走。团长郄晋武也边走边打瞌睡，恍若梦游，身体像被撕裂，空洞而麻木，困乏得不知我为何物。然而，如茫茫夜空燃起一堆篝火，有一个强烈念头照透大家的身心：赶快走，决不能让西藏地方军跑了！这个念头如一根强大的绳索，牵引着大家奋力向前。此时，人的生命力量早已超过了常态。
掉队的人很多。一个团的队形长达几十公里。有人腿肿得不敢打绑腿，团里命令一律穿马裤。有人的脚在水里浸泡出一层白白的老茧。
骑兵支队占领类乌齐后，连夜向南疾驰。800多匹马，竟然累倒、累死了300多匹。而52师骑兵侦察连保持了较好状态，10月19日凌晨抵达恩达，隐蔽进村，活抓了西藏地方军哨兵，把19个西藏地方军活捉。他们正打着呼噜畅游梦乡呢。接着，侦察连又秘密占领了恩达后山的制高点，向横跨杂曲河的恩达桥发起攻击，歼敌1个定本，并就地构筑工事，准备迎接大股准备西逃的西藏地方军。
而当154团团长郄晋武带着部队赶到恩达时，回头一看，近3000人的队伍只剩下五六百人，稀稀拉拉的。但“口子”终于堵上了，西藏地方军已成翁中之鳖，束手可擒。
这时才有人喊饿喊困。
路上都吃了些什么呀！
154团从青海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吃完，中央在重庆订做的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而营养不适，原规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能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吃一顿。从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风吹雨淋，有的已霉烂变质。缺粮，沿途又是茫茫白雪。
饥饿便如一头狼出现了。它的眼中闪烁绿光，并凶狠地扑过来。
有的战士饿极了，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吃，还有的吃粉状的细土，吃后解不下大便来，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疼得在地上打滚。还有人捡牦牛角和骨头，用火烧糊，然后用石头捶成粉末吃，顿时上吐下泻。本来团里有不少马匹，但光走路不放牧，全都饿死了。大家>..就吃马，先喝马血，再吃马肉，马皮用水一煮，存起来当干粮。马比亲兄弟还亲啊，大家边吃边痛苦流涕。马的白骨，成为后来者的路标。
1999年7月1日，一位自称叫才让扎西的南京摄影家，在江苏卫视《走九州》栏目中露面。他穿一件花格子衬衣，胡子拉碴，据称曾17次进入西藏旅游探险拍照片。他说的西藏很普通，只有一张照片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过目不忘。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反差很大。
黑色的沙砾地上，一个瘦长的身躯向右侧卧着，明亮的太阳光如一面旗帜覆盖在他身上，油晶晶的，躯体已风干得如一块坚硬的石头，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硬度与质感，他的右手伸展着，如一根苍劲枯干的树枝。右手前方，大概不足两三米远，有一只铁皮的军用水壶。显然，他渴极了，却连拿到水壶的劲也没有了，生命便在那一刻轰然坍塌。
据才让扎西讲，这是他从青海玉树徒步走向昌都途中拍摄的，那一次，他走了整整51天。
我们断定：这一定是一位当年右路部队牺牲的战士。大自然用风用水用光，为我们留下一个永恒的雕像。
第14章 多路向心，铁骑千里袭昌都
西北野战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确定由一军派骑兵部队进军玉树，配合二野十八军解放西藏。青海省委也要求一军抽调干部组成玉树地方干部大队，随军开进，建立中共玉树地委，接管已起义的旧>玉树专员公署，建立玉树、称多、囊谦县委及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玉树，支援解放西藏。
1950年4月15日，一军首长考虑到青藏高原人口稀少，部队要在冰天雪地中行军作战，补给困难，高原缺氧，气候异常，须组建一支精干，坚强的骑兵部队，才能肩负起西北野司赋予的光荣、艰巨任务。为此，确定以军骑兵团第二营和特务连为基础，补充人员、马匹，改善武器装备，扩建成一军骑兵支队。用2个月时间，做好扩编整训和思想动员工作，待命行动。同时任命冀春光为中共玉树地委书记、骑兵支队政委，孙巩为支队长，魏家祯为副支队长，田惠普为副政委，郭守荣和苏诚分别任参谋长、政治处主任。
骑兵支队兼玉树军分区工作。到达玉树后，要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建的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建立地方武装。
为加强骑兵支队领导机关，军从司政后各部门及军骑兵团，选调干部，组建支队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卫生队，任命陈焕章为后勤处主任，贺山桂为卫生队长。
骑兵支队下辖骑兵一、二、三连，重机枪连、炮兵连、特务连，后勤处下设一个运输队。司令部直辖五部电台，保证支队在高原地区进行远距离无线通信联络。为提高支队独立作战能力，军增调了轻机枪、冲锋枪、迫击炮、五七无后座力炮，枪榴弹发射筒及弹药补充支队下属各连，增强了连队火力。军后勤给干部、战士换发了皮鞋、皮衣、皮大衣、黄呢军服、雨衣、雨布。连队以班、机关以股为单位配置了帐篷及炊具，并增设了驮马、预备马。在一军首长和机关的亲切关怀下，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骑兵支队建制达到680人，马骡800余匹。做到了装备精良、干部齐全，被服装都能适应高寒草原生活的需要。
为支援解放西藏，《青海日报》社派出了新闻台的负责人贺敬义，班禅行辕派其警卫队长何巴敦及藏族干部益喜楚臣等共20余人随支队行动，协助支队在藏族同胞中开展工作。
为建立玉树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军从一、二两师中选调了部分营、团职干部，出任玉树地委、专员公署及玉树、称多、囊谦三个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1950年5月，军将转业地方工作的干部和警卫勤务。人员共120余人，集中于西宁市，编成玉树地区干部大队，集中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一军廖汉生政委号召参加学习的干部发扬光荣传统，战胜困难，努力完成建设新玉树的光荣任务。
为了保障玉树党、政、军的物质供应，繁荣地方经济，支援解放西藏，西北野司责成一军调集部队8000余人，组成筑路大军，于1950年5月在湟源以西到黄河沿一线的雪山草原上，逐步抢修公路。部队克服了天寒地冻，高原缺氧，在沼泽泥浆地带施工的种种困难，终于在昌都战役之前修通了近500公里的急造公路，及时运送物资弹药，保障骑兵支队进行昌都战役和玉树党、政、军机关物资供应的需要。
扩建中的骑兵支队按期完成补充训练和思想动员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关于进军玉树、解放西藏伟大历史意义的认识，克服了贪图安逸，怕苦畏难的情绪，学习红军前辈走草地、过雪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钢铁意志。许多同志向党表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长江源头，解放那里受苦受难的藏族人民。
由西宁到玉树约900公里。途经鄂拉山、积石山、巴颜喀拉山，其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雪山草地，人口稀少，气候异常。这给行军带来不少困难。当地群众说：“进草地，七、八、九月最好走。”6月间，积雪融化，牧草已长到1寸多高，骡马可以放牧啃青了。军首长选定6月21日作为进军玉树的出发日期。
6月5日，魏家祯副支队长带先遣连和电台先行出发，勘察进军路线，选定水草良好的设营地点，警卫军后勤在黄河沿设立了补给站。17日骑兵支队集结于西宁市大教场，与玉树地方干部大队汇合，整装待发。20日晚，青海省委和一军联合举行欢送晚会。会上，廖汉生政委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干部、战士到达玉树后要安心扎根，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建设人民的新玉树，发展生产，支援解放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光荣使命，贺炳炎军长向骑兵支队授了军旗、支队干部受委托宣读了进军誓词。这既是盛情的欢送会，又是进军的誓师大会，充分体现了党、政、军领导和机关对进军玉树部队的深切关怀。
21日上午，干部大队和骑兵支队在军旗和军号的引导下穿过西宁大街，受到了驻西宁的机关、学校和各族各界人民群众2万余人热烈的欢迎。盛情的场面激动着干部战士的心扉，此时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建设新玉树，支援解放西藏，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不辜负党、政、军首长的重托和各族人民的期望。从此，骑兵支队踏上了征途。
同月24日，我们越过了日月山，进入青海西部的茫茫草原，部队开始了草原野营的生活。各单位均派出拾牛粪组，沿途拾粪，充作烧饭煮水的燃料。从大河坝西行，雄伟的鄂拉山横亘在进军途中。这座山海拔4500米，7月的阳光仍未融化山巅的积雪。我们选择了近4000米的山垭口通过。山上空气稀薄，人马呼吸急促，步履艰难，我们只好挽马缓步而行，少数体力不支的同志坐上驮载担架，30公里的山路，走了一整天。7月3日晚，支队野营于鄂拉山西口。
当晚，三名战士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长眠于鄂拉山上。同志们忍痛告别了倒下的战友，继续穿越积石山北端的花石峡，于7月9日到达黄河沿，徒涉黄河上游，露宿于星宿海的扎陵湖畔。这里水草茂盛，但气候多变，时而阳光灿烂，时而雨雪交加，时而冰雹骤降。部队在此休整了2天，总结行军经验，表彰先进。地委和骑兵支队党委分别召开了进入草原后的第一次党委会。会上，同志们分析了前段进军情况，研究了下一段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办法，动员干部战士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齐心协力战胜大面积沼泽泥潭地给行军造成的困难，奋力完成最后一段进军里程。
部队在黄河沿补充了15天的粮料之后，穿越扎陵湖东南沙漠地区后进入醉马滩。此滩宽百余里，滩中生长着一种醉马萆，马不能吃，水味苦涩，人不能饮。干部战士忍饥耐渴一气前进60公里，顺利地进入了野牛沟。7月中旬，我们进抵巴颜喀拉山下，当时积雪融化，冻土化冻，一个大面积的沼泽泥潭地带，出现在骑兵面前。人虽可踩踏浮在泥潭上的草垛跳过，但马的重量大，跃入泥潭，越陷越深，难以救出。我们只好卸下马鞍以及武器弹药，用人背扛分段运送，骡马则由人牵引，踩踏着草垛，逐匹通过。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人员和马匹跃入泥潭，但都被战士们用绳索、绑带拉了出来，使千余匹骡马、重武器和其他物资安全通过了东西查拉坪，穿越了巴颜喀拉山口，于7月21日到达?
通天河畔。这里离长江源头已不远了，河面虽只宽百余米，但水深流急，河上只有一只用铁索牵引的木船，我们用它渡运武器弹药，人员则坐藏族人民制造的牛、羊皮舟渡河，马匹浮渡。到23日，全部渡河完毕。
7月24日，干部大队及支队共800余人经23天的艰苦行军，胜利进抵玉树地区。当地各族人民、寺院喇嘛，吹奏着乐器，迎接亲人解放军的到来。玉树地区各族人民从此获得解放，在中共玉树地委领导下，进入了建设人民的新玉树的重要历史时期。
一军骑兵支队进驻玉树后，总结了进军的经验，评比了先进。7月末，接军转西北野司电令：命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解放昌都，并接受该军指挥。要求我们积极做好战前准备，修复巴塘机场，以利大型飞机运送物资。8月上旬，十八军孙培根科长来到玉树，了解骑兵支队实力与备战情况，开通了十八军与骑兵支队的无线通讯，也使我们了解到十八军五十二师已进抵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地区。
支队党委认真研究了上级的电令和指示，确定集中全力，把战前准备与掩护地方政权开展牧区工作结合起来。在具体作战任务尚未明确以前，主要抓好几项战前准备工作：
由郭守荣参谋长率领骑二连及侦察参谋于农田、藏族干部益喜楚臣等前出囊谦，协助新建县委开展工作，查明昌都及黑河地区藏军分布与兵力编成，调查进军昌都兵要地志，建立囊谦补给站。他们从来往于昌都地区的香客、商人中基本查清了黑河、类乌齐，昌都地区的藏军兵力部署。绘制了进军昌都各条路线的兵要地图，较好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巴塘机场位于玉树以南20公里的巴塘草原上。原系马步芳反动政府统治青海时期，用鹅卵石及草皮填筑起来的。这里从未落过飞机，只有几个气象工作人员守护机场。原跑道宽50米，长2500米，因年久失修，大部分已损坏。在无建筑材料，无工程技术人员指导的条件下，我们雇请玉树县草原牧民600余人，加上四个骑兵连共千余人，在魏家祯副支队长统一领导下，军民协力，于8月下旬整修好机场。
青藏高原，村庄稀少，部队所需粮料物资不能就地补给，全靠西宁供应。作战地区远离西宁1500余公里，能不能在1个月的时间里，将部队存放在黄河沿的粮料物资运到玉树来，已成为当时支队能否顺利进行昌都战役的关键。玉树地委对此非常重视，责成称多、玉树两县政府，组成藏民运输队，各带500至800头牦牛，将物资运到玉树、囊谦。到8月末，后勤已在这两处屯集了昌都战役所需的物资，并且采购了一批牛肉，分给连队及机关人员，制成牛肉干，以供部队战时食用。
1950年9月初，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副政委阴法唐在邓柯，召集一五四团、骑兵支队领导研究昌都敌情，部署战役迂回任务，—五四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骑兵支队副政委田惠普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向师首长汇报了骑兵支队的实力、侦知的敌军情况和昌都地区兵要地志。当时，吴忠师长指出：昌都是西藏的大门，解放昌都必须将藏军主力围歼于昌都，为尔后进军拉萨，解放西藏全境创造条件。现敌人在金沙江西岸采取重点设防，凭险扼守，其态势南北宽窒近千里，东西长约350公里，兵力分散，间隙大。要合围它，就得实行远距离的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骑兵支队与五十二师一五四团要共同担任战役外翼侧的迂回任务。取道巴塘、囊谦，消灭类乌齐之敌，直插恩达，断敌西逃退路，然后配合主力，攻取昌都。他还指出：部队进入敌人纵深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损坏藏族人民一草一木。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切困难，猛打猛追，不使敌人逃脱，力求全歼。9月末完成战前准备，待命行动。
我们返回玉树后，召开支队党委会，传达邓柯会议精神和五十二师首长指示。随后将驻巴塘、称多的分队集中于玉树，进行战前训练及思想动员，检修武器装备。地委还责成囊谦县组织藏民支前运输队，用牦牛驮运弹药粮食，尾随部队行动，支援解放昌都。9月末集中精力，进行战斗动员，使干部、战士人人理解，解放昌都对进军西藏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号召干部、战士为统一祖国、解放西藏立新功，各连队也普遍掀起立功竞赛热潮。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7日发起到21日结束，历时14天。战役布势：以十八军五十二师、军侦察营、工兵营和一军骑兵支队组成北集团，由五十二师统一指挥，该集团以一军骑兵支队(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五十二师一五四团组成右翼纵队，拊敌左侧背，攻占类乌齐、恩达，断敌西逃退路。五十二师主力由邓柯隐蔽渡江，歼灭当面之敌后，直取昌都。北集团左翼由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和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夺取同普，而后由东向西攻击前进。
南集团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及云南军区一个团组成，拊敌右侧背，歼灭宁静守敌后占领邦达，断敌南逃退路。
一军骑兵支队(附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奉命于10月7日由玉树出发，前去巴塘接收空军空投的银元。8日与十八军一五四团会合。9日右纵队通过巴塘草原：翻越位于囊谦以北的5100米的高山，渡过扎曲河，于12日到达囊谦。支队在此补充粮食后，向类乌齐方向挺进。14日夜进入青藏边境时，骑兵支队的电台与十八军前指接通了联络，张国华军长命骑兵支队不等后续部队到达，昼夜兼程南进，攻占类乌齐，夺取恩达。骑兵支队顶着风雪，在夜雾弥漫中通过近20公里长的高山深涧，翻越贼美以北海拔5200米的 6c38." >永戛山。山上呼吸困难，人马难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行进，有的则拉着马尾，十分艰难地通过了永戛山口。
16日拂晓前，支队以两个连兵力袭击贼美，骑兵连在浓雾中突然发起攻击，毙敌30余人，俘20人。战斗结束后，支队又向东急进，于17日当午到达类乌齐，藏军第七代本400余人在此防守。我们从观察中看到，敌在类乌齐南北山地和镇边的房屋上先我展开。支队以五十三师骑兵侦察攻占南山要点并向镇东攻击，以骑三连攻取北山，以骑一、二连向镇西攻击。在重机枪和炮火掩护下，骑一连首先突入镇南，防守南北山之敌，边战边退，在骑兵追击下，大部溃散，躲藏到山密林中，第七代本带百余名残敌向东逃窜。此次战斗，我毙伤、俘敌60余人，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攻克类乌齐，只是打开了进军昌都的西大门，北集团右翼纵队的战役迂回任务尚未完成。支队决心不顾部队疲劳，和战马不断倒毙的困难，集中力量于当日黄昏出发，奔袭恩达。支队参谋长郭守荣留守类乌齐，组织无马的战士搜山清剿，又召回—批藏兵投降，并督促前运粮料。
18日拂晓，骑兵支队以骑三连袭击恩达，歼灭第七代本一个排，生俘10余人。从俘虏口中证实第七代本残部70余人向西逃跑。我占领了恩达，截断了敌人唯一退路后，决心依托恩达，在扎曲河铁索桥两岸构筑阵地，组织防御准备阻击敌人，等待右纵队主力的到达。
19日，张国华军长指示，主力部队已攻入昌都，但守敌大部溃逃，去向待查，可能向西逃跑。“你们即向昌都攻击前进，抓住敌人，猛打猛追，敌人逃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支队接命令后，立即向昌都攻击前进。20日拂晓，进抵昌都以西的宗驿山口。从群众口中得知，此处有大小道各一条，均经浪达至昌都。为防止敌人从两条路上逃走，支队领导研究后决定，以骑一连张宽连长带没有马的骑兵携重机枪一挺，取小道经朱古寺向浪达攻击前进。支队主力取大道越宗驿山口，同时向浪达攻击前进。
前卫连下山后，即与敌一个山炮连遭遇，骑兵乘马冲击，敌人就地缴械投降。我们除留少数兵力打扫战场外，主力迅速前奔浪达。从当地藏民中侦知：西逃的敌人抢了村里的马匹，取小路向朱古寺方向去了。骑兵支队和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即从浪达进入朱古寺谷道东口，途中遇见阿沛·阿旺晋美派出的与我军联系的代表。在他们引导下，主力急速奔向朱古寺。
张宽连长所带的步兵，取小道向朱古寺搜索前进，发现寺院附近驻有藏军，即令部队抢占朱古寺西山口的各个要点，一面向敌进行火力射击，一面用藏语喊话，使藏军终于向我投降。20日下午2时，支队主力与张宽所带步兵会合于朱古寺。朱古寺东西山口要道及藏军聚集地区内的各个要点，均被我骑兵控制。被围的藏军和家属惊恐不安。为防止意外，由魏家祯、田惠普两同志负责指挥部队，由我带警卫人员和藏族干部益喜楚臣进入朱古寺，会见了西藏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他属下四品以上官员10余人。
我向他们讲明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军的政策，希望藏军放下武器，走祖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道路。阿沛及在座的官员均表示感谢解放军，即命令藏军放下武器，并当即交出了英籍特务福特、印籍报务人员和全部通信器材。会见后，藏军按指定地点送交武器。这时一五四团政委杨军同志带骑兵侦察排也赶到朱古寺，该团主力20日进抵恩达。
22日，支队副政委田惠普组织干部建立遣散站，对藏军官兵及其家属发放遣放证明，路费(银元)、粮食，对于妇女儿童和伤病官兵还发了马匹，共遣散连排军官85人，士兵2562人，发放路费2万多银元，发给马匹510匹。被遣返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我军干部说：你们新汉人是菩萨军，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西藏反动派卖命了。
10月28日骑兵支队撤离朱古寺，带着战斗胜利的喜悦，返回玉树归建。我和田惠普同志带着藏军的高级官员前往昌都向用废布料，撕成细缕，结成长条，以代替青麻和皮筋制成牲口的用具。”
当然，这是一个并不十分复杂然而却是十分艰苦的创造过程。工作首先在五连展开。这个连在营长唐保兴的直接领导下，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经验，试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他们结的笼头，打的缰绳，既结实又美观。于是在“向五连学习”的口号下，全团都采用了他们的先进经验。从此，新的创造像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一连三排长陈金保，他用老乡的破纺车当作打绳工具，打出来的成品又快又好。但是纺车太少，找遍驻地也只找到几架。因此，八连又想出了—个新办法，他们把木板凿上眼，穿上一根弯曲的木棍，比纺车还顶用。
劳动人民出身的战士们，有着不甘落后的争胜心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因而，工作进展十分迅速。一连胡洪云3天打成了20多根缰绳。他说：“缰绳打不好，任务完不成，进军西藏如何立大功！”全营在他的影响下，4天内就打成了400根缰绳。又如，六连张其礼由于精心钻研，结笼头由1天结一个，提高到1天结两个，并鼓动全连一齐下手，取得了5天结80多个马笼头的好成绩。而八连的黄洪君更是手勤眼快，废寝忘食，3天就结了13个马笼头。
最后，方刚笑逐颜开地告诉我：“1个星期之后，770匹牲口都换上了崭新的笼头、缰绳和捆绳。一个个问题，一个个困难，被解决，被战胜了。当一个又一个运输连整装出发时，许多人望着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晶眼睛都湿了。当然，每一个领导干部也深受教育，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为人民事业永远前进，永远战斗着的人们！”
第15章 重拳出击，多路部队打昌都
金沙江素称天险，水流湍急。西藏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凭借天险在金沙江设下第一道防线，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入藏。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我各路部队按既定部署向目标进发。5日，我跟随由十八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军直政治处主任王达选率领的北线集团左路部队(包括侦察营、工兵营)，到达金沙江附近的德格县新村。黄昏，部队开始向约三公里以外的金沙江边悄悄接近。这段路的急行军，非同寻常，战士们除身上背着装具、粮食以外，两个人还要合扛五十多公斤重的牛皮船(用牛皮缝制)，几十人合抬一条木船。战士们沿着柯鹿河边(金沙江支流)的山坡小路，向金沙江边一步步逼近。战士们肩贴肩，齐心合力地向前移动，头被树枝刺伤了，脚被岩石擦破了，但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深夜，战士们巧妙地将船隐蔽在悬岩下的水面。此时，我忘记连续行军的疲劳，整个身心融入到这支部队的群体中。
夜色浓重，星光时隐时现。苏桐卿营长来到金沙江岗托渡口东岸一片沙滩上。这片沙滩约一百余米长，地带开阔，无遮无掩，而对岸则是一座高山，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不利。但是，这里只有这个渡口，别无选择。部队事先摸清敌情，敌军大多住在对岸藏胞的房屋中。部队立即在沙滩上构筑掩体，布置火力。6日凌晨，金沙江两岸万籁俱寂，对岸敌军毫无动静，突击连的勇士跳上木船、牛皮船，放入激流，箭一般地飞向对岸。这时天已大亮，敌军的机枪响了，子弹像雨一样密集，把我军沙滩上的掩体击得黄沙四溅。
我军出现了伤亡。苏营长跳出掩体，手指着对岸敌军的火力点高喊：“向对面开炮！”(无后坐力炮)但同时苏营长要求炮手不要打着藏民了。战士们这时完全理解苏营长的命令：这是一场特殊战争，我们打昌都战役，是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既要粉碎敌军的抵抗，又要保护好藏胞生命财产的安全。
突击连勇士们乘坐的船正在接近对岸，但遭到敌军愈加疯狂的扫射，有的船被击中漏水，有些战士受伤，情况十分紧急。副连长沈景义坐的船上，有六个受伤，一人牺牲，船在不断进水，沈景义一手捂住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手堵漏，他高呼：“坚决完成任务，快快划过去！”战士杨子荣用衣服堵住漏口，用双手当桨划船，船离岸还有十多米远，他纵身入水，迅速把船推到岸边，接着，他迅速在岸上隐藏好伤员，端着枪向敌军据点冲去。1班长胡广贤带领三个战士，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仅十多分钟就占领了一处敌军营房。
在我军勇猛攻势下，敌军纷纷向村后高山溃逃。在战斗过程中，有些藏胞冒险给我军送酥油茶、糌粑和热牛奶。村里的头人安朗多杰冒着弹雨给我军引路。当天，岗托的藏胞派出代表，用牛皮船把我左路部队一批批接过了金沙江。我军过江以后，立即给被俘的受伤敌军包扎伤口，给他们发放路费(银元)和口粮。藏胞称赞我军是“菩萨兵”，是“新汉人”。
我军过了金沙江，在岗托短暂休息，便抓住战机，追击溃逃的敌军。部队沿着通向昌都的古商道前进。有一天傍晚到达名叫觉雍的地方，一个信息使部队大为振奋，被敌军派“乌拉”(差役)的藏胞跑回来给我军送信，他们说，前面一个马站的路程(一个马站约三十公里)就有很多敌军。敌军骑马，我军是步兵。报信的藏胞认为解放军追不上。藏胞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意志无比坚强的善于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伍。入夜，部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的动员会，分析敌情，作出日夜兼程追歼敌军的部署。苏营长、王主任在会上要求部队：坚决响应军党委的号召，吃大苦，耐大劳，打好昌都战役，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
记得部队在川西眉山县城举行的进军誓师大会上，十八军政委谭冠三向全军作了鼓舞性极大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用浓重的江西乡音问道：“同志们！刺刀磨快了没有？枪炮擦亮了没有？”会场上立即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声：“磨快了！”“擦亮了！”每一位参加了这次誓师会的战士，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如今，部队已过金沙江，昌都在前面，一股敌军就在不远的前面。觉雍的干部会开得热气腾腾，灯下大家摩拳擦掌，表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一定要把前面的敌军抓住，不要错过战机！部队立即埋锅做饭，重整装具，饭后连夜上路。
部队夜以继日地连续急行军，沿途发现敌军马匹拉下的大量粪便还是湿的，有的地方还留下敌军宿营做饭的痕迹，这表明，敌军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川西大练兵时的凌晨拉练，“生活高原化”，重庆工人特制的干粮，在如今空前强化的高原急行军中，都派上了用场，显出极其重要的作用。
几天几夜，部队摸过险岗，穿过草地，蹬过冰河，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战士们过河后，打湿的衣裤就很快结了冰。部队小休息，烧一锅开水就冲代食粉吃，吃饭行军两不误。部队通过江达的第二天夜里，行军二十余公里，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不动，原来，一连尖兵班传来令人惊喜的情况：前面几百米处发现有手电闪亮，草滩上布满了帐篷。经再仔细侦察，确认是敌军在这里宿营。战士细声向队列后面的人传话。啊！敌军到底被我们追上了！
此地名叫拉者山口。寒星在天上闪烁。一片宽阔的草坝两边被山环抱。已是深夜了，部队静悄悄地停在原地，等待作战命令。苏营长果断地作出部署：三连在左，一连在右，从浅河中扑过去，从山脚穿过去，直插敌军宿营地，用近战速战速决。苏营长把我叫到身边，随着营部前进，这时我也拿着52师给我配备的手枪，准备参加战斗。
一串信号弹升上夜空，战士们神速地冲向草滩，密集的枪炮声和敌军宿营处的嚎叫声响成一片。敌军脱缰的马，嘶叫着四处奔跑。为敌军驮运物资的牦牛群，惊吓得在草滩上团团转。有些敌军刚穿好衣服准备上马逃走，但很快就缴械当了俘虏。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分属两个代本的一千多名敌军，大部溃散，四百余人当了俘虏。此役，缴获了大批英式枪支弹药、马匹和物资。天亮后打扫战场，向被俘的敌军每人发给路费五块银元和口粮。到中午，还有一些逃进深山的敌军陆续前来缴械，要求我军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有些藏兵来自遥远的后藏日喀则、江孜地区)。
拉者山口这一仗以及各路兄弟部队创造的战果，在西藏影响深远，大扬了我军的军威，证明解放军是来西藏解放百万农奴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祖国国防的。逃回拉萨的藏军，在向人讲他们吃败仗的狼狈情形时，把我军神化了：“我们不能再同解放军打仗！”“解放军打出的子弹满天飞！”(藏兵没见过夜空升起的信号弹)“解放军走路比马跑得还快！”
我们部队离开拉者山口向昌都挺进的时候，先掩埋好战友们的遗体(11位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沉痛地向他们告别。我们这支部队经过这一仗一下子由步兵变成骑兵，每个战士都配发了一匹马。我们骑马沿着缓坡向海拔4800多米的达玛拉山攀登，地势越来越高，看不到树，接着又看不到草，满眼是风化了的石块。太阳落山了，夜幕落下。我军决定连夜越过达玛拉山，在天亮前拿下昌都。部队经过多天连续行军、作战，疲劳至极，一路上无人说话，只听到马蹄碰踢路上乱石的声音。夜色深沉，完全看不见路的影子，好在战马识途，并没有影响行军的速度。
由于各部队的任务不同和渡江器材的限制，渡江时间不尽一致。
邓柯是北集团的主要渡口。邓柯对面没有藏军防守，参战部队都在白天乘船渡江。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右路部队，由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统一指挥，首先渡江。其中，师骑兵侦察连因要到青海巴塘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4日即提前渡江，6日到达巴塘，纳入骑兵支队战斗序列。8日，骑兵支队由巴塘南下。154团于6日渡江，紧随骑兵支队南下。阴、李二位首长随154团行动。
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的中路部队，由师长吴忠和副厨师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按155团、156团、军炮兵营、师直顺序，于10月7日后依次渡江。由于渡船不足，组织指挥不善，加之这些单位都是在临战前才到达邓柯，缺乏必要训练，装备又较笨重，因而渡江不如右路部队顺利，直至11日14时才全部渡完。航渡中多次发生翻船和落水事故。这段江面虽然宽不到百米，但水深流急，结果有8名战士溺水牺牲，淹死骡马14匹，还有10多件武器和一些物资被冲走。渡江后，155团在右，156团和军炮兵营在左，成斜梯形向昌都攻击前进，师指挥所随156团行动。
担任正面钳制任务的左路部队，由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和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指挥，于10月7日首战岗托。岗托是金沙江西岸的一个约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落，村中有一幢墙壁很厚的三层土质楼房；村北紧贴江边有一座高约三四十米的孤立石山。岗托村位于金沙江的一个弯曲部，突出部伸向我方，那座孤立石山恰在突出部的前沿。突出部对面是色曲(河)与金沙江的汇合处。色曲左侧的大道，是我军向前机动的主要通道，全在小石山的瞰视之下。
藏军第10代本以约两个甲本的兵力，主要依托小石山和那幢三层楼房组织防御。我军采取正面牵制与翼侧偷渡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向藏军发起进攻。10月7日拂晓，侦察营3连于岗托上游约10公里处偷渡过江，但在向岗托侧后迂回时却迷失道路，未能发挥作用。担任进攻任务的为侦察营1连；因渡江器材不足，该连于天亮前仅有一个排乘牛皮船偷渡成功，即为藏军发现，后续渡江分队遭受猛烈射击，一只牛皮船中弹翻沉，船上15人全部落水牺牲，已上岸的一个排也遭藏军火力压制。
我军重新组织火力，集中压制小石山和楼房的藏军，一个连乘势猛攻。藏军不支，向村后约二三百米的大山溃逃，占据山腰，继续以冷枪向我射击，直至当日下午始被我驱逐。此次战斗藏军遗尸8具，其中甲本1人、定本2人，被俘9人；我军除沉船淹亡15人外，战斗中牺牲排长2人、战士9人，负伤10人，消耗子弹1.5万发，各种炮弹200多发。这次战斗的主要教训是对西藏地方政府军据险顽抗估计不足，因而对部队渡江的组织和火力组织都没有立足于最困难的局面，受挫后才仓促进行调整，结果既增大了伤亡，又浪费了弹药，还延长了战斗时间；再是协同组织不善，如3连渡江后能按计划插至岗托守军侧后，则完全可以用最小代价将其全歼。
10月11日，155团前卫三营八连，在两名藏族向导的带领下，巧妙地绕到西藏地方军前哨据点夏来松多的背后，一举全歼守军约1个定本。12日，156团逼近西藏地方军要塞郭堆，西藏地方好像要坚守生达方向有一股西藏地方军前来增援，但刚与解放军接火，他们便掉头南逃，我仅击毙其20余人。
13日上午，155团三营进抵生达。
据战前分析，这是敌人要坚守的地方。
隔着一条叫盖曲的小河，西藏地方军于对面山上据险防守。相距约300米，却不见一个西藏地方军的影子。他们都隐蔽在岩石后和密林中，并用石头垒成工事，形似猪圈，用手一推即倒。盖曲水深仅能没腰，但水流很急。担任主攻任务的该营七连渡河时，山上的西藏地方军开火了。解放军伤亡数人，两名战士被激流冲走，双方隔河对峙10余小时，解放军重新组织进攻，西藏地方军见势不妙，于中午主动撤退。西藏地方军像泥鳅一样滑，他们利用地形熟、善骑射的优势，不死守硬拼，形势不利时立即撤退。如何能紧紧抓住他们，就成为一个大课题。
当日下午，156团也在团长王立峰带领下抵达生达。傍晚，部队正在搭帐篷，烧开水，准备宿营。报话机响了，那是一种8瓦的电台，用手摇发电。报话机声音很嘈杂，里面传来师长吴忠的声音：“王立峰同志，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昼夜兼程，追上南逃的西藏地方军。如果他们不停地南逃，可能促使昌都的守兵提前撤退，那样解放军的战役计划就要泡汤了！他们跑，你们追，他们休息，你们就冲上去消灭他们！你把这个命令马上转达155团的参谋长肖猛。”
吴忠的口气斩钉截铁。
当时在生达率155团的是该团参谋长肖猛。
这两个团8月底才离开四川，没经过高原适应性训练就投入了长途行军作战。初到高原的人徒步走路且气喘吁吁心跳眼晕，更何况部队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气候不适；二是负重量太大，要携带笨重的御寒服装、十几天的口粮和燃料，还有武器，一支步枪或冲锋枪，120发子弹，4个手榴弹；三是后来的挨饿。有的人饿得晕倒在地，有的人饿得口吐鲜血。说到这些，现在十八军的老战士们浓缩为一个字：苦。战争之苦，孕育一种痛苦之钙。它是每个民族和每个人都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一个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也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风浪。
王立峰和肖猛立即命令部队：拆除帐篷，连夜南下。
从此，这两个团像揪住野兽尾巴的猎手，紧迫西藏地方军不放，不分白天黑夜。每天只在开饭前后做短暂休息。许多人在10多天内连鞋子也没脱过，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脚肿得像发面包子，怎么也脱不下鞋来。
为了提高追击速度，156团把在郭堆战斗中缴获的马匹组织了一支10人的骑兵侦察小分队，由1名侦察参谋带领，走在全团最前面。
16日下午，他们在小乌拉山追上了南逃的三代本主力。他们完成任务心切，骑着马只顾前进，失之大意，遭西藏地方军伏击，有7人牺牲。
幸存的人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团主力赶到。经勘察，小乌拉山正面山势险恶，侧翼难以迂回，西藏地方军居高临下。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可过，两三挺机枪即可封住。正因如此，西藏地方军气焰十分嚣张。但见几百名藏兵正在小乌拉山口的正斜面休息，见解放军主力到达，仍在山上一动不动。此时天色已近黄昏，看来西藏地方军将在山上过夜。
王立峰提出从右路迂回，从后侧包围敌人。但出去侦察的人说，走了半天多，还没发现有路。156团参谋长张子超来自三野，参加过不少恶战，他一见牺牲的战友，双眼冒火：“团长，给我两个加强排，把轻重机枪集中，给我扫！”这样伤亡太大，被王立峰阻止。张子超憋得如一只气球，快要爆炸了。
吴忠命炮兵营于次日晨赶到。
第二天，天已大亮，西藏地方军仍据守山上。炮兵们用交叉法进行试射，因对空气阻力计算不准，弹着点忽远忽近。西藏地方军一看，认为解放军的炮根本打不准，就像小孩看热闹一样怪叫着，手舞足蹈，有的还吹起号角。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群的炮弹在西藏地方军队伍中间和四周开了花，有几顶帐篷被命中飞上了天。
西藏地方军这才知道了炮火的厉害：就急急忙忙骑上马，一溜烟似地跑了。
吴忠根据三代本南逃的情况，判断西藏地方军仍在昌都。他再次命令：中路部队衔尾疾追，右路的154团和骑兵支队加速向类乌齐、恩达前进，首先切断西藏地方军南逃退路，然后视情况兜击昌都，围歼西藏地方军主力。
小乌拉山之战结束后，中路的52师主力部队也面临着断粮的危险。
王立峰用报话机要通了吴忠。
“有什么困难吗？”吴忠问。
王立峰用暗语示意部队没有粮食了：“后勤处长的东西全没有了。”
“那就吃四条腿的。”
“牦牛队没能跟上咋办？”
“杀几匹马吧！”吴忠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疼惜。马是无言的战友，它整日默默地驮着东西，和战友们一起爬高山淌冰河，连日行军吃不了草，要杀它们，许多人不敢看马那柔顺的眼神。
在多兰多，156团彻底断粮。
这一带有几十户人家，种了不少圆根，这一年正好大丰收。3筐圆根卖一个大洋。解放军连以上干部身上都背着几十块大洋。王立峰身上背着80多块。装在一个白布缝成的长条袋里，两个一摞，挎在身上。这时，战士已两天没吃饭，全身酸软无力。藏族群众听说解放军来了，主动送来几十筐圆根。王立峰一一付给了大洋。百姓跪在地上磕头表示感谢。这些军人不抢不掠，送东西还给钱，真是菩萨兵啊。
156团在一条小河边的树丛中煮圆根，让大家狠狠吃了一顿。之后，每人分了四五个在身上。就靠这几个圆根，部队连续追击到昌都。其间，行程为60多小时。到昌都后，有人戏称他们是：四个圆根进昌都。一个战士饥不择食，拣了藏胞丢掉的七个牛蹄子，用火烤了，一顿吃掉，几乎把胃撑破。
圆根，在内地叫蔓菁，形状和味道都酷似萝卜。词典里没有这个词。但十八军的战士提到它，心中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高原上可食的植物不多，圆根却常常能够遇见。它是救命良药，是上苍刻意为解放军准备的食物。它也是考验解放军将士毅力的试金石。
10月16日，到达洞洞竹卡的155团三营也已断粮。随军的牦牛队远远落在后面，而到昌都还有三四天行程，怎么办？
三营机枪连三名战士奉命去买糌粑，转了半天空手而归。路上，却意外地捡到一只牛皮口袋，里面装满了糌粑。拾到的糌粑能不能吃？饥饿的感觉阵阵袭来，几乎要把人摧毁，用生命换取一顿饱餐也在所不惜。现在，真是天上掉馅饼了。解放军战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意志比钢铁还坚硬。三人咽着口水，讨论了很久。不行，再饿也不能吃，要交还失主，他们等在那里，不久便见失主骑马飞奔而来。当因丢失糌粑而失魂落魄的失主从战士手中接回糌粑口袋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骑马走出很远了，他还在马上竖起大拇指。
真是祸不单行。断粮不说，三营还有二三十人掉队了。驮炮的两只骡子死活不往前挪一步。奉营长之命，副教导员张世英回去寻找掉队的战士。
到了一个叫香巴日巴的地方，张世英远远看见七八个战士，围成一个圈儿坐在地上，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见他过来，二连的一个党小组长站起来敬了一个礼：“报告，副教导员，我因肚子疼掉队，看见三连一个战士拔老百姓的圆根吃，我们几个掉队的批评他，他还不服，说几天没吃饭，咋个行军打仗，消灭西藏地方军。我们正在开会帮助他。”拔圆根的战士低下头，脸腾地红了。
张士英对他说：“咱们这么多人吃不上饭，有人饿吐血了，照样要坚持。藏族人民的东西，我们一点也不能动。这是铁的纪律，是我们胜利的保证……”那个战士站起来：“报告教导员，我知道错了，马上改正！”
看着这七八个战士，张世英心中暗暗想道：一个战士拔了两个圆根肯定是错误的，但他几天没吃饭，这又有多大错误。他脸上仍是一副严肃表情：“知道错就行了。”
张世英和翻译找到种圆根的那家人，赔礼道歉，这家藏胞态度极好，又到地里拔了两大箩筐圆根。张世英付给他五个大洋。藏胞死活不收。张世英说：“不收我们就违反纪律了，要受批评，你们不要让我们挨批评呵。”老乡这才收下。
据查，这是155团在整个昌都战役中出现的惟一一次违纪“事件”。解放军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民心。而民心铺就了通向胜利最宽阔的道路。
如果说北线集团右路部队千里迂回，像一只打出去的拳头，那么，左路从岗托出击的部队则像另一只拳头，它的任务是正面钳制，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便兄弟部队能对西藏地方军形成合围之势。
两只拳头，一伸一缩，这样才最有爆发力。
左路部队由十八军直属侦察营、工兵营及54师师直炮兵连组成，由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军直政处主任王达选任指挥。10月16日晚，该部两个连在岗托以北的拉顿地方偷渡金沙江，向岗托以西迂回，后因迷路耽误时间，没能直接配合正面部队渡江作战。主力部队则于7日晨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岗托渡口正面强渡金沙江。
岗托，位于金沙江与色曲河的“丁”字交汇处。金沙江水从这里流过时，出现了一点弯曲，向前弯曲的西岸部分，有一座孤立的石头山，紧贴江边，高约四五十米。当地人视之为“神山”，称其为“仲钦堆洛”，上面有经幡飞舞。山左边，有七八户藏族人家，其中有一幢碉房藏语称“普仲”，意即大一点的房子，高约三层，墙壁极厚。仅在这幢房子里，就有20多个藏兵，还有三挺英式大盘子机枪。西藏地方军头目名叫尼玛诺布，是个顽固分子。
小“神山”如一柱冲天，其后还有一座更大的高山，俄洛贡山，山腰上驻守着西藏地方军两个甲本的兵力，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哨兵在游动。色曲从德格、龚垭方向汇入金沙江。这里是江东岸，地势低且开阔，解放军的所有活动都被居高临下的西藏地方军看得一清二楚。10月是枯水季节，色曲河成了一条细水，马匹能够一跃而过，江河交汇处的三角形沙滩也露出来，宽约六七十米。沙滩近水处，有一块白色石头，老百姓称为神石，时常有人对着它磕等身长头。
就在部队发起强攻的前一天，玉隆大头人夏刀派自己的心腹白玛，寻找一名合适的藏胞，陪解放军一位连长过江侦察。现在的藏胞把解放军的基层干部都叫“连长”。10月份，江边还是冷风嗖嗖，兼有细雨，解放军连长和藏胞全被打湿。连长带一只驳壳枪，子弹很多；藏胞枪里有3颗子弹。连长是个全才，边侦察边在一张白纸上画地图，哪里是制高点，哪里是西藏地方军防地，画得一清二楚。当二人返回时，被西藏地方军发现，连长让藏胞回去报信，自己和西藏地方军周旋了几个小时。在侦察中，他们发现：从色曲的河口渡江，直到神山脚下，这条斜线是最合适的路线。
左路部队也采取了正面牵制与侧翼偷渡迂回相结合的战术。
10月6日晚，有月亮。解放军在江边布置了几个火力点，以探西藏地方军虚实。部队带了一种无后坐力炮，是嘉陵江边一个兵工厂生产的，德国设备，肩膀上可以放，1米多长，碗口粗，杀伤力极强。战士可以把它背在身上。天刚擦黑，大家就抬着木排，向江边走去。
10月7日，天刚蒙蒙亮，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大概因为要拖住敌人，所以部队才白天渡江。西藏地方军开始有反应，机枪子弹如雨点一般落下来。解放军的工事都筑在沙滩上，两个人守着一挺机枪。虽然有无后坐力炮，但解放军有一条铁的纪律：炮弹打出去，不能伤亡一个藏族老百姓，也不能毁坏民房。战士们急得嗷嗷乱叫。几只牛皮船和木排驶进激流，向对岸划动。有一只牛皮船被敌人机枪射中，4名战士瞬时葬身水底。一滴滴鲜血如一朵朵鲜花在水面上绽放。
沙滩上，也有几个战士中弹牺牲。苏桐卿烟瘾很大，他平日里背一个皮包，里面装有纸烟。这时，他的皮包放在一个土堆上，没拿过来。打到下午，他想抽烟，急得抓耳挠腮。他爬了几十米拿了回来，发现身边牺牲丁3个人，其中一个是排长。
苏桐卿急了，狠狠地甩掉烟头，奶奶，这样等，伤亡太大，不如分几个点强渡过去。
解放军仿佛没看见子弹密集地射来一样，准备冲击。这时听到西藏地方军身后响起一阵枪响。是迂回部队包抄了西藏地方军后路。牛皮船也冲到了对岸，解放军吼声震天。西藏地方军从碉房中逃出来，20多人向后山方向窜去。很快消失在丛林中。解放军没有向他们射击，否则一个也逃脱不掉。这时，西藏地方军头目从房子里钻出来，继续开枪顽抗。他的右臀被击中，虽用手掌捂住，仍有鲜血如泉喷出。他一瘸一拐地边跑边喊，汉军打中我了！汉军打中我了！最终他被击毙。
所有西藏地方军夺路西逃。
50年后，当我们立于金沙江边，听岗托村一名叫嘎玛扎西的老人讲述这一切时，仿佛听到子弹如蝗虫从空气中嗡嗡飞过。62岁的老人穿一件暗红色牛仔夹克，戴一顶灰白色礼帽，黑红的脸上有一层亮光，酷似美国西部牛仔。他指向对岸，神山和碉房仍在，房前有几簇绿树正郁郁葱葱，背后高山之上有一片蓝天白云。村子里，有几只牛羊安闲地走过一幢幢新建的漂亮藏房。有谁，还能听到当年的枪声？
左路部队全部过江之后，召开了一次动员会。为抓紧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大家不要休息了，赶紧吃点东西，抄小路追赶西藏地方军。岗托的老百姓说，他们是骑兵，很难追。在路上，部队发现几堆马粪还是湿的，知道西藏地方军没跑多远，就开始强行军，两天两夜没休息，代食粉只能一边走路一边吃，抓一把放嘴里干咽下去，噎得翻白眼。在一个山口，风太大，代食粉还没放到嘴里，就被风刮净了。
关于左路部队行军如何艰苦，第一个走进西藏的新华社老记者赵奇有一张照片可为阐释。照片题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涉过同普卡江》，曾被《人民画报》9９ｌib.用作封面，并作为历史照片多次在北京展出。画面上，有一队解放军正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前进，他们穿着棉衣戴着棉帽，身后如山的背包上，还横放着一支支长枪。水很急，在战士腿边溅起白色的浪花。战士们一步步走得极吃力。据赵奇介绍：当时，太阳已经西斜，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追击，又被眼前的一条冰河挡住前进道路。河水由冰雪融成，钻心刺骨地冷，河上没有桥，更无船可觅，只有徒步过河。过河后他们还要翻越一座5000米的高山。赵奇是文字记者，手中有一只金星钢笔，新华社二野总分社给他配发了一架德国造的折叠式照相机，虽然相机很陈旧，速度只有几个档次，焦距要凭目测，赵奇仍用它把瞬间凝结成永恒。
到第二天半夜，进入一个山口。周围地形高，下面有一大片草滩，长约五六百米，宽有二三百米。部队正一路纵队前进；许多人正边走边闭着眼睛打瞌睡，前面的尖刀班发现情况：有手电筒和火光，还隐隐有帐篷的影子，是西藏地方军！看看马蹄表，是凌晨1点。
苏桐卿把一路纵队变成三路：三连在左，二连在右，重机枪连在中间，对西藏地方军包围形成一个口袋阵，从两边的高山上往里收缩。
信号弹飞起来，解放军开始冲锋，因天黑加之地形不熟，我方牺牲了11个战士，1个副指导员。西藏地方军是两个代本，他们叽哩哇啦地乱叫着，跑得乱七八糟。天亮后一看，帐篷被踏得东倒西歪。我们活抓西藏地方军400多人，马匹不少。一个俘虏说：一道红红绿绿的光从天上飘下来，拖着长长的尾巴，神兵就来了，你怎么也跑不掉。有的藏兵传得更玄乎：解放军的子弹像牛角一样会拐弯，追着你的屁股打。
这个地方叫觉雍，此战发生于10月16日。
西藏地方军溃不成军，逃向昌都。
左路部队于10月19日进入昌都城。最先进入昌都城的，是中路部队156团三营九连。带队的是团参谋长张子超。小乌拉山战斗后，因十几位战士牺牲，张子超发狠了，他憋着一口气，追了五天五夜，到昌都，全营5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19日21时，三营9连抢占杂曲河上的四川桥，发现已无守军，随即进城，仍未遇抵抗。22时左右，三营即控制了城内各要点和昂曲河上的云南桥。城内有西藏地方军没来得及撤退的一个甲本，主动向解放军缴械。虽是夜间，仍有不少群众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有的还献上哈达，送来食物。
当夜，军侦察营一部进入昌都。次日，156团主力和军炮兵营先后入城。得知昌都总管及西藏地方军主力已西逃，156团即派两个连向俄洛桥方向追击，又派部分兵力于昌都东南截击自觉雍、妥坝方向溃逃下来的西藏地方军。左路部队也组织兵力向昌都以南追击，于昌都西南10余公里俘获百余人枪。
此后，北线集团各路部队按照师里的统一部署，于昌都、恩达、类乌齐、洞洞竹卡等地，对溃散西藏地方军展开清剿作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传来时，昌都城陷入一片迷乱之中。士兵、喇嘛和居民汇聚在昂曲河边，法号、鼓钹、海螺的鸣响声和诵经声喧腾不息。人们燃起桑烟，白色的烟雾像道具般笼罩着转经、磕长头的人们，他们在心中默默求佛保佑。喇嘛们把一个个用稻草扎成的“解放军”扔进火堆，诅咒他们都尽快死去。持枪的士兵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今芒康县)传来西藏地方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如同一阵巨吼引起漫天的雪崩，昌都西藏地方军的心理完全崩溃。
此时，昌都总管府的官员正在欢度一年一度的林卡节。各地呈送来的公文函件，如雪片般飞来，字迹潦草，早不见往日的工整，可见情况之危急。通过各方面消息，阿沛得知，昌都正面，解放军正在逼近，而后方类乌齐一带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10月17日晚，阿沛召集全体官员商讨对策，他说，昌都外围各防区已无力阻挡解放军的前进，目前只有停止武力对抗，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但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城逃回拉萨。于是，总管发出命令：翌晨弃城西撤，并炸毁弹药库。
18日拂晓，阿沛率一部分官员、随从和2000多藏兵向恩达后撤。途经朗木拉山时，听一位放牧的说：解放军已占领恩达，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只有折回，到了朱阁寺。
据朱阁寺的老僧回忆，当时朱阁寺处于大山深处，有僧人130多个，很少和外边的世界打交道。那天见10多个骑马的人狼狈地进入寺庙，他们都穿藏装，佩带手枪，连必备的喝酥油茶的碗也没带。一打听，才知道是昌都总管及其随从。他们可能太饿了，别人正把酥油茶往碗里倒，他们抢着就喝，第二天，大批藏兵陆续到这里。不时有人说解放军到了哪里哪里。总管对大家说：“退路已被截断，在此危险时刻，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应该以宗奚谷头人和黎民百姓的安危为重。”
此后，他派出一名总管府官员、一名警卫和两个喇嘛去找解放军联络，准备放下武器。
10月19日，解放军北线右路的52师骑兵侦察连从??恩达东进到邦达，发现远方山上有大批人马在下山，于是判断是西撤的西藏地方军主力。吴忠用报话机命令该连，不管对方兵力多大，不要顾虑自己兵力单薄，务必将其扭住，等待后续部队予以围歼。该连随即成战斗队形，以森林作掩护，于黄昏抵达朗木拉山口，却不见西藏地方军踪影。
该连停止前进，占领要地。接着派出小分队进行搜索，俘虏1名掉队的藏兵，还有几匹膘肥体壮、鞍具考究的乘骑。经审问，这名藏兵是阿沛的随从，他说，阿沛18日撤离昌都，准备回拉萨。
接到这一情报，吴忠兴奋不已，他与陈子植、周家鼎等分析后认为，逃进密林的西藏地方军有可能伺机突围，再有可能转向南逃，但他们有几千人马，还有大量物资，一时不可能远去。据他们了解，从朗木拉山口到昌都，除大路外还有一条小路。吴忠当即命令骑兵侦察连，连夜以主力沿大路，另用部分兵力沿小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
20日拂晓，该连主力抵加林。这里距昌都已不足20公里。忽然，尖兵发现两名骑在马上的藏兵，双手高举哈达迎面而来。二人称是奉阿沛总督之命来迎接解放军的，阿沛总督已下令停止抵抗。12时左右，骑兵侦察连连长夏怀道、指导员明宝金在朱阁寺见到阿沛，要西藏地方军放下武器，以代本为单位集合，送阿沛回昌都。下午，青海骑兵支队一部在队长孙巩率领下与骑兵侦察连会合。21日上午，154团政委杨军也赶到朱阁寺。杨军、孙巩同阿沛具体研究了对放下武器人员的处理问题。召开了欢迎西藏地方军放下武器的大会，杨军、阿沛·阿旺晋美讲了话，大会气氛良好。接着将福特叫出，当场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妄图阻挠解放军解放西藏的阴谋。
在解放军还饿着肚子的情况下，对被遣散人员，发给了路费和粮食。对伤病人员或携带家眷的，还发了骡马。共计遣散甲本以下军官85人，土兵2062人，发放银元2万多元，骡马510多匹。
当俘虏们把银元拿到手时，脸上露出非常诧异的神色。有的吹，有的敲，彼此窃窃私语。他们说，解放军真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你们保护寺庙，保护老百姓，对我们不打不骂，回家还发路费和粮食，真是做梦也不敢想。我们回家后，再也不给噶厦卖命了。
许多俘虏是含着热泪恋恋不舍离开解放军的。
他们把解放军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
这种好名声，比原子弹更具有摧毁力。
从发起战斗到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全歼西藏地方军第三、七、八、十等四个代本，第二、四、六代本各被歼一部，另争取第九代本起义。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步枪3000多支。
此后，噶厦政府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第16章 藏军官无恶不作，九代本起义
昌都战役前，西藏地方政府军第九代本驻在昌都以南宁静(芒康)，任务是负责宁静宗以东金沙江防务和当地社会治安。代本德格·格桑旺堆，下属两个如(营)、4个甲(连)，甲下设顶(排)、脚(班)，总兵力约500人。九代本武装配备较差，除了几挺机枪外，其余全是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式步枪。军队素质也较差，70％以上的官兵年龄在40岁左右，兵士绝大多数带着家眷，并饲养牛、羊、马等牲畜，大部分时间放牧、砍柴和料理家务，极少进行操练，和当地藏族居民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战斗力很差。
我军渡金沙江前，九代本派两个甲本在竹巴笼以北一线布防，妄图阻止我军渡江。
南线集团是昌都战役马蹄形包围圈中的重要一环，它有效地阻止了西藏地方军向南溃逃，同时还促成了西藏地方军九代本格桑旺堆的起义，对整个昌都战局的变化起到重要作用。
昌都战役前，..t>157团先遣部队已把巴塘建成了一个进军基地。
10月7日，南线各部队进入渡江位置。他们将分三路渡过金沙江：由157团政委冉宪生、副团长柴洪泉率一、二营于侧翼暗渡金沙江，向宁静(今芒康县)县城以西以北地区迂回；3营正面从竹巴笼渡口渡江，沿空子顶、莽岭、古树等地，直取宁静；警卫连从牛古渡渡江，向宁静前进。
10月9日拂晓，解放军从竹巴笼渡口发起攻击。对面，号称西松贡的地方，有几座西藏地方军盘踞的碉房。解放军的步枪、机枪、无后坐力炮和山炮，像骤雨一般落在金沙江对岸。西松贡成了一片火海。
起初，西藏地方军还在抵抗。
从江西岸射来的子弹卟哧卟哧跌落在解放军战士身边，西藏地方军一边拼命吹着小铜号报警，一边“啊嘿嘿，啊嘿嘿”地怪叫着壮胆。解放军已对西藏地方军了如指掌，西藏地方军
一是年龄大，都是胡子兵，可以经商做生意；
二是粮饷微薄，生活艰难。除每天供给两餐糌粑外，一年才发两块藏洋，而10块藏洋才值一个银元。有的藏兵一个人娶不起老婆，就几个人合取一个，吃不饱肚皮，就去打工糊口；
三是武器落后，军无斗志。他们用的是已被淘汰的英国马枪，每枪只发几颗子弹。由于西藏尚武爱枪，丢枪之事时有发生。西藏地方军为防止枪支被盗，把所有枪支捆在房内的立柱上，白天派人看守，晚上大家围着枪睡觉。风声紧了，才把枪从立柱上解下来。因此，有些枪锈得栓都拉不开；四是纪律松弛，欺压百姓。老百姓的日用家什，只要西藏地方军看得上眼，就要白白被征用。军官们出行，都要让头人派“乌拉”，不给工钱不说，反而让支差户给他们一二块藏洋的“上马费”。更有甚者，驮牛支完了差，就被他们宰杀吃掉了，支差的人只有抱着牛骨头大哭着回家。有的军官闲来无事，专门到各村寻花问柳，看见哪个女人漂亮，就得去支“喂马差”。还有的军官走着路，就把一颗子弹扔在某个女人面前，这个女人就得赶紧把子弹捡起来给他送去，否则便会有大祸临头。
如此军队，怎能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抗。
解放军的一颗颗炮弹，拖着长长的蓝色光尾飞向西藏地方军。深夜渡江潜伏在西岸的战士，也冲过乱石滩，呈半圆形犄角之势逼近西松贡。只听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一座碉房被击中，一片炽红色的烟雾迅速在四周扩散，土屑、木片、石块被抛向空中，又雨点一般落下来。十几个藏兵双手举枪，从一堆燃烧着的废墟中拱出来。
炮击停止，但战斗仍末结束。靠西侧碉房内的藏兵拒不投降，开枪打死了解放军三名战士。战士们声嘶力竭地大叫着：“烧死他们！为战友报仇！”嗵嗵几声，一排火箭筒射过去，碉房成了一片红色的火浪。藏兵们哭喊起来，过了一会儿，才从冒着浓烟的屋子里扔出几条被烤焦了的马枪。紧接着，有七个藏兵从火焰滚滚的门洞里，僵尸般地钻出来。因烟熏火燎，他们一个个都像黑鬼，有的衣服在燃烧，有的头发上还冒着袅袅青烟。七个藏兵一起匍匐于地，磕头谢罪，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直吓得浑身筛糠，嘴里嘟嚷着什么，并举着双手不断作揖。面对杀害战友的凶手，解放军战士强压怒火，安慰、开导俘虏，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投降不杀，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纪律严明，优待俘虏。
竹巴笼一役，消灭敌人一个连，缴获马枪20余支，机枪一挺。第二甲本帕卓和他的司号员被打死在屋后的野地里。帕卓穿着一身袖口镶红边的英国劣等呢子军官服，一只耳朵上戴着一个大金耳环，胖胖的黑脸半侧在一摊紫红色的散发着腥臭的血泊之中。
解放军乘胜追击，从竹巴笼直插宁静。
空子顶是解放军经过的一个较大村落，有几十户人家。小麦刚收割完，仍有一群群灰白色的麻雀盘旋在麦田里。村口，在一块用阿嘎土打成的晒麦场上，藏胞们早已架起了11口大铁锅，正为部队烧水煮茶。20多只红冠大公鸡、6背篓鲜核桃和三大堆圆根堆在大路边，这是藏胞们用来慰问解放军的。部队刚到村口，莽岭喇嘛寺附近几十个村的头人和代表就围上来，索要文字证件和《入藏守则》等石印宣传品。整个村子处于一种节日般的欢庆之中。
驻扎在莽岭的西藏地方军，听说解放军武器先进，英勇善战，百发百中，以一当十，便一个个吓得脸色发黄，双腿发抖，甚至来不及把军需物资运走，就仓惶逃窜。西藏地方军共丢下糌粑102袋，烧柴数百斤，还有弹药多箱。
一位藏族老阿妈献给部队一首歌：
解放军是从东方飞来的神鹰。
你们经过的地方，
牛羊肥壮，五谷丰登。
你们落足的地方，
百花盛开，天朗气清。
你们的到来，
是我们的造化。
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怎能不从心里喜欢这样的军队。
我们怎能不热情欢迎这样的军队，
我们怎能不用最美的山歌去歌唱这样的军队！
路上，不时有零散的藏兵主动跑来缴械投降，并索要一张解放证。解放军将缴获的枪支、马匹和其他财物，全部发还本人，同时还发一张释放证和3块银元。这是一个藏兵15年的收入。许多藏兵手捧银元，泪如泉涌，不仅不回家，还要参加解放军。
10月11日，157团三营及53师指挥部到达古树。这里距宁静县城还有不足一天的路程。古树物产丰富，曾是大商人邦达多吉的旧居，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如一条洁白的哈达，轻柔地飘向远方。
部队在一块刚收割过的麦田里搭起帐篷，安营扎寨。一阵阵麦草的香气随风荡漾，沁人心脾。这是一种家乡的味道。勾起许多战士丝丝缕缕的乡愁。有迹象表明，宁静的西藏地方军正在进行某种新的动作。解放军几个参谋正伏身在一个长满荆棘的高坡上，望着远方。在空气微妙的震颤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驻守宁静的西藏地方军九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决心起义，此刻，他正率一班人马向古树走来。山路弯弯，黑影里格桑旺堆的身影显得魁梧而高大。他浓眉大眼，身穿深黄色毛呢藏装，足蹬黑皮高筒马靴；棕红色的脸膛显得很宽很胖，左耳挂着一个足有半尺长的翠绿松耳石大耳坠，右耳戴一个宝石镶嵌的银质小耳环；还戴了一幅茶色墨镜。他这身打扮非常古老，并有自相冲突之感。
跟在他身后的，除几个侍从外，还有胖胖的第一代本贡布和一个叫伯尔的英国人。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解放军的一支小部队，并被带到了一个宽敞的房子里。格桑旺堆表示：他将无条件地放下武器。
夜风一阵紧似一阵。当夜，就在解放军营地的一架军用大帐篷里，双方就九代本起义事宜进行了磋商。
帐篷出口，点燃了三支牛油蜡烛。帐篷内有两个行军床当成坐垫；并排的马驮子上摆上几个搪瓷茶缸，当作条桌。双方就在这里入座。烛光摇曳不定，在每个人脸上晃动着。
部队代表开门见山地说道：
“格桑旺堆先生，我们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号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一贯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的问题。然而，噶厦政府却听信帝国主义的挑拨，拒绝和平解放西藏。因此，他们应对目前的局面负完全责任！”接着，他又简要地阐明了我党解放军进军西藏，bbr>藏书网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统一祖国，团结西藏包括一切上层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僧俗人民的方针，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各项入藏的规定。
通讯员端着一小锅开水走进来。他很快把几个茶缸添满，又端到客人面前。格桑旺堆早已摘掉了墨镜和大耳坠，使他看上去顺眼了许多。他的嗓音很浑厚，但因情绪激动而显得声音沙哑。他说：“藏汉本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应化干戈为玉帛，打下去对双方士兵，对西藏人民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喝着茶，格桑旺堆说起了自己准备投诚的经过。德格色·格桑旺堆于1946年被噶厦任命为西藏地方军第九代本，驻防察雅，1947年移守宁静。1950年，解放军进入甘孜地区后，作为老熟人，夏克刀登从甘孜给格桑旺堆带信说：“共产党已到甘孜。共产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红军长征时，朱总司令路过甘孜，对我施恩甚重，我准备去北京，希望见到朱总司令。”没过多久，平措旺阶又通过医生强曲给格桑旺堆带来了解放军印发的各种布告。与此同时，他派往康定的采购员格加也返回报告说，与解放军相遇，只要说明自己是藏族，解放军非常亲热友好，并且备加保护，帮助他安全回到西藏境内。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表明：解放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是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据此，格桑旺堆向当时的昌都总管拉鲁上书：“据.传孜恰土登加布与孜本夏格巴已赴京和谈，如属实，乃和谈、武攻不可并举。倘若有在边界与对方联系和解意图，需要我出面，我也愿意前往。”和平的思想悄悄在这位代本心中萌芽了。
早年，格桑旺堆在江孜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读过书，英语说得不错。他用藏语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竹巴笼失守，第九代本秘书侠吾多吉和宁静宗宗本玛恰相继逃跑。西松贡的守军陆续跑回来，向格桑旺堆叩拜长头，并说：“竹巴笼被炮弹击中的情景，如山崩如地裂，没法不让人双腿发软，我们实在无法坚持，请代本老爷做主！”格桑旺堆召开了一次头人会议，他说：“我们本是承蒙甘丹颇章政府恩赐为生的，理应以身殉职。但眼下实难完成任务，拼又拼不过，逃又没处逃。要逃走么，无非是朝拉萨、昌都跑。要去拉萨，需经扎西达桑桥，而此处已被解放军堵住。若去昌都，昌都必然有更多的解放军包围。况且我们拖儿带女，行动困难。因此，不管怎么考虑，都没有与对方议和更好的计策。”众人点头称是。
格桑旺堆挑选了三名精干的侍从随行，去见解放军，并带上如本贡布。他们把长枪换成短枪，备好马鞍，整装待发。格桑旺堆想，都说解放军好，但不知究竟怎么样？也许会把我们带往巴塘一带？万一如此，藏币在那里不能流通，不如带上两褡裢麝香，以备急需。就这样，他不顾众人的劝说，来到解放军营中。
“眼下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进入这一带，本人只是奉命驻守防地，既没有同国家开战的能力，也没有与解放军较量的念头，因此今天特来商议和解。在这以前，发生了一些向你们开枪的事件，请把应得的惩罚加到我的头上。现在，请解放军直入我的代本所在地宁静，我已经打开了城门。并命令士兵交出全部枪械。”
格桑旺堆这一番话说得很诚恳。
当解放军代表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
“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看在我主动议和的份上，答应如下几点：一、保障我的部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照顾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二、我本人有三个子女，请求保送他们到内地学习，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三、允许我个人做一名普通老百姓，最好允许我去内地参观学习。请你们相信，西藏人是有诚实美德的，如果他愿意，您就是要他的脑袋，他也会立刻给您摘下来。”
大家都笑起来。帐篷内的气氛轻松而和谐。格桑旺堆的情绪也完全放松了。他端起茶缸，小口地喝着开水，并向藏语翻译格桑询问茶缸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是什么意思，偶尔，他也吸一口鼻烟。
约半夜12时，商谈结束。
双方决定：明天早晨由第一如本贡布先去宁静，把九代本全体官兵集合起来，听候安排，并将甲本以下人员的枪支集中在一起，暂由解放军派人收缴封存。九代本及其他随行人员，同我部队一起前往宁静。
10月12日下午一时许，157团3营在德格色·格桑旺堆陪同下到达宁静。与此同时，一、二营向宁静以西以北迂回的部队，也由九代本第二如本迎进城区。至此，昌都战役中的南线集团正式解放了宁静古城。
宁静，没有任何现代城镇的特点。
它肮脏、低矮、贫困。西藏地方军九代本的军营和宁静喇嘛寺几乎占据了小镇的大部。它们蛮横地把20多家民居和一两家小商店挤压在城东北的旮旯里：这些房子又旧又破，东倒西歪，恰似一群驼背的侏儒，任凭风吹雨打。一条所谓“街道”，长不过50步，宽不过10尺，坑坑洼洼，人畜的粪便随处可见，散发着恶臭。一阵阵野风旋转而来，飞沙走石裹挟着柴屑、碎叶、毡片和成团的牛羊毛，满城乱飞。
在解放军进城这天，所有居民倾城而出，黑压压一大片挤在路的两旁。当格桑旺堆陪同部队进入城区的时候，冷不防从欢迎的人群中冲进一个人来。他满身是麦草，脸上是一块块污垢，头发乱得像一团被谁踩过的黑牛毛，卷曲的长胡须上粘着鼻涕。
他一见格桑旺堆就诚惶诚恐地伏下身来。解放军的翻译格桑拦住了他。他斜了部队首长一眼，悄声说道：“请给我一张释放证吧！我是在竹巴笼被打散逃回来的藏兵，我拱在山上一垛麦草里，躲藏了两天两夜，不敢露面，一怕被解放军捉住杀头，二怕老百姓脱我的衣服，我们平日里做的坏事太多。后来听一个从江东过来的生意人说，只要跟解放军讨一张释放证，就会永远平安，比你胸前的护身符管用多了。”格桑把他拉起来，告诉他：“九代本已经宣布起义了，这是你们全体官兵的爱国行动，解放军欢迎你们，不用发释放证，你赶快回军营吧！”
10月14日，在宁静宗政府的一间房子里，53师副政委苗丕一正式接见了格桑旺堆。
苗丕一个子高挑，不苟言笑，嘴角上有一道伤痕，使他显得冷竣而刚毅。这天，他的心情极好，因而脸上浮现着微笑。他的?讲话很有力度：“代本先生，您率领九代本全体官兵归向祖国的正义行动，我已报告了张司令、刘司令员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按照他们的指示，九代本依然保存建制，官兵原职不动，待遇和人民解放军一样。关于枪支问题，等官兵经过短期学习和教育之后，仍按原数发还大家，而且将来还要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接见前后历时一个半小时。
10月18日，格桑旺堆致电刘伯承，并转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为解放西藏贡献力量。电文如下：
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主席转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
西藏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反动当局的长期统治压迫下，深受痛苦，无法解脱。解放军这次进军西藏的目的，已由各地亲友谈话知悉，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解放出来，使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决不像满清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统治西藏，实行大汉族主义，并且风俗习惯依照西藏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办理，有民族自治政府。以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深以为恨。但我们西藏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又加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无力反抗其侵略势力。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为解除西藏人民痛苦，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进军西藏。只有人民解放军为兄弟民族的解放，才会这样做，其他是不会的。因此，我门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回到自己的大家庭来，与解放军携手为解放西藏人民而奋斗。目前，更希望所有西藏官兵速与解放军合作，为本民族解放与巩固西南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务盼别走歧途。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解放军的纪律、政策，和以往听到的一样，内心极为高兴，觉得我们走的路是唯一最正确的路。并望在各首长的领导下，努力学习新知识，为人民事业而奋斗。
达当(第九)代本格桑旺堆及全体官兵
10月18日于宁静
刘伯承于当日即复电：
格桑旺堆先生并转九代本全体官兵：你们深明大义，毅然高举义旗，站到人民方面来，使宁静得以和平解放，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伤亡和损失。
闻讯之余，甚为欣慰，特电慰问。并希力求进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号召西藏地方军官兵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西藏，使藏族同胞早日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逐步地把西藏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园，并巩固西南国防。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
10月18日
因九代本起义，宁静成为解放军据守的要点。以宁静为支撑，我南线集团展开第二步行动，派部队进击邦达、八宿方向，配合北线对昌都形成全面包围。冉宪生、柴洪泉带157团一、二营分成两个梯队于15日出发，先遣部队二连于13日出发！抢占澜沧江扎西达桑木桥，并翻越了两座高约5000米的大雪山。10月19日，部队进至左贡、邦达一带。24日，昌都战役结束，整个昌都解放。
切断一条腿，剧痛就会传遍全身。
南线就是这把锋利的刀。
第17章 求解放，农奴支援解放军
在昌都战役中，解放军将士如一道道雷电，击溃了金沙江防线，在昌都地区聚歼了西藏地方军主力。旧秩序崩裂之际，藏族老百姓看到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这个新世界忽然让他们感觉明亮起来，他们看到捆绑在自己身上的那条无形的锁链，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财产和生命权。解放军的一言一行是构筑这个全新世界的最基本材料。藏胞们恍然大悟：他们原来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做人，做一个真正意义大写的人。
这种念头如烈焰一经点燃就熊熊燃烧，进射出难以遏制的能量。它如海妖的歌声般迷人，以至于藏胞们流血流汗乃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大军西行，他们如影相随，赶牦牛，抬担架，划渡船，筹粮草。军民汇成一股如金沙江般的洪流，汹涌澎湃。
绝大多数藏族群众的支持，是昌都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天是德格土司的天，地是德格土司的地，天地之间管辖一切的是土司圆形印章上的那只蝎子。这只长着长长尾巴的蝎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它的权力比谁都大，土司的所有臣民，只要见到有这只蝎子的纸条，就要马上去无偿地支差，并且挨打挨骂。
这只毒蝎常常出现在德格县嘎乌村20多岁的姑娘曲梅巴珍梦中。它张牙舞爪，阴森恐怖，总吓得曲梅巴珍出一身冷汗。
在遇到解放军之前，曲梅巴珍过着一种颇能代表旧藏区特点的生活，固定、简单，又充满痛苦；她永远走在那条支差路上，从龚垭到德格或者岗托。相伴她的是一匹枣红马。她家世世代代延续着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她们是奴隶娃子。曲梅巴珍的父亲是给德格土司打铁的奴隶，在她九岁时累得吐血而死；而母亲受不了乌拉差役的折磨，准备逃走了。曲梅巴珍恨乌拉差役，那是一条勒在奴隶脖子上的绳索。她也恨藏兵，恨得咬牙切齿。
解放军来了。
1950年5月的一天，曲梅巴珍正在山坡上给主人干活，忽然一个陌生人来到德格龚垭村。这个人约四十多岁，自称是玉隆头人夏克刀登家的差役，他悄悄告诉曲梅巴珍，金珠玛米来了！他们是穷人的军队，你们去上山给他们割草、打柴吧，他们会给钱。第二天一大早，曲梅巴珍就和村里的九个人带上刀和绳子上山了。一路上，她提心吊胆，这次支差到底是凶还是吉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7月底，他们砍的柴和草堆起一堆又一堆，只等“新汉人”一到就交差。“新汉人”是个什么样子？有人说他们是人身牛头，要吃人，特别喜欢吃胖子，村里的许多胖子吓得不敢出门。
7月底的一天，龚垭来了很多解放军。听说新汉人来了，曲梅巴珍有点害怕，心吓得怦怦直跳。后来，bbr>..看到解放军总是笑眯眯地，态度和蔼，她的心情才轻松了。一个身穿褪色军装的瘦高个，亲切地对曲梅巴珍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是专门为穷人办好事的。”他边说边称柴草，然后打着算盘结帐，按价付款，曲梅巴珍得到21个银元，白花花地一大捧。
泪水夺眶而出。
曲梅巴珍第一次知道，自己付出的劳动是有价值的，且这种价值属于个人所有。过去给土司无偿支差，换来的是泪水和皮鞋，现在给解放军打了一些柴草，却得到闪着梦幻般银光的大洋。
一时间，曲梅巴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解放军像梦中降临的英雄，虚幻，不真切。眼前的一切不会如云彩般飘走吧！不到半天时间，曲梅巴珍觉得这一切真实起来。她不但拥有了财产，而且拥有了生命和人身安全健康的权力。瘦高个儿的解放军见她穿一身破烂衣服，袒露的右臂上有一块红肿的伤疤，正流着血和脓，便急忙让卫生员给她上了药，并把身上惟一一件蓝布衬衣脱下来穿在曲梅巴珍身上。一个解放军见曲梅巴珍光着脚丫，就把两双胶鞋中的一双递给她。解放军让曲梅巴珍感觉换了一种空间，在这里才有安全感和温暖感。在土司头人和藏兵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牲口”，而在解放军眼里他们才是高贵的人！天似乎翻过来了。以至于曲梅巴珍有一种晕眩感。
她决心为这个崭新的世界赴汤蹈火。
10月，岗托战斗打响，解放军前方有一批伤员运不下来。曲梅巴珍和其他11个奴隶组成一支民工担架队，把一批批伤员从岗托运往德格后方医院。从岗托到德格，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足有50里远，道路崎岖不平，而且要经过好几处悬崖陡壁，稍不留心，就会掉进几十丈深的滔滔河水之中，连人影也别想找到。为确保伤员的安全，担架队一般选择在夜间赶路，为了防备跌跤，给伤员造成痛苦，她宁肯自己吃苦，肩上抬着担架，双膝跪在地上，小心地摸索着走路。没几天时间，她的双腿就磨烂了，两个膝盖也擦破了皮，血淋淋地，常疼得一阵阵麻木，失去知觉。
解放军打过金沙江后，曲梅巴珍赶着自己家里的两头驮牛和一匹马，去帮助解放军运粮食。她送的粮食总是一粒也不少。后来，解放军信任她，又让她驮银洋、子弹，重得不得了。驮牛有时几天吃不上东西，一步也不肯走。没办法，她就自己背，最多一次她背的银洋有一二百斤重。没走多远，背上就磨起了泡，疼得彻夜难眠。
不久后，曲梅巴珍又发动了更多人投入支前运输，她把三个女伴组织起来，组成一支只有几匹马、十多头驮牛的运输队。当时，人们都叫她们是小牦牛队。她们出色地完成了100多次运输任务。第二年2月，德格县召开支前庆功大会，曲梅巴珍被评为支前模范。奖品是一条白色的毛巾，一个搪瓷茶缸，还有5斤茶叶。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派人授给她一面锦旗，上书“支援模范，藏族之光”八个大字。
曲梅巴珍只是甘孜州大力支援进军９９lｉｂ?的一个代表人物。据说，在这条运输线上，有10万头以上的牦牛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4个县，在—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6万多头，驮运物资26万驮。
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远处，是两座白雪皑皑的高山，山脚下，有一排低矮的松树，三四头牦牛正在吃草。就是在这种背景里，曲梅巴珍微笑着，站立在一头黑白相间的花牦牛边，亭亭玉立。她是一位年轻的藏族姑娘，穿一件厚重的羊皮大衣，戴一顶藏式皮帽。脸上荡溢着的微笑如西藏山间奔流的无名小溪，亲切、自然、清纯，有一种春天的气息。
在1951年1月，曲梅巴珍到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了半年。毕业后分配到德格县妇联工作。1953年，她作为西康省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后来调入甘孜州妇联当宣传部长。1980年，曲梅巴珍任州人大副主任，直到退休。现在，她仍居住于美丽的康定小城。
当我们在那幢充满藏族风情的小楼上见到她时，曲梅巴珍最惦念的是已去世的丈夫、原18军参谋秦世怀。1955年，经当时德格县县委书记李森介绍，曲梅巴珍与秦世怀结婚，婚后的日子充满甜蜜。秦世怀是安徽人，曾给刘少奇当过警卫员。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身上有9处伤，其中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肺上；20世纪50年代曾到川医检查，说做手术要去掉3根肋骨，因此没有取出。文革时期，因刘少奇曾给秦世怀和曲梅巴珍寄过100块银元，他俩就成了走资派的走狗，备受磨难。秦世怀60岁去世，悲痛欲绝的曲梅巴珍从骨灰中找到那颗子弹，并把它珍重地保存起来。当曲梅巴珍从一个盒子里拿出那颗子弹时，她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一定想起了患难终身的老伴。我们的眼泪流出来，心灵被震动着：这是一种怎样的跨越民族、地域、时间的爱情啊！
让曲梅巴珍最为自豪的是，她嫁给了一个穿绿军装的人。
现在，曲梅巴珍已老态龙钟，走路有些困难。她穿一件上面饰有绿碎花的浅咖啡色毛衣，头发花白。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她的头上一直戴着一顶绿军帽。
在内地，早就不见了这种帽子，但在许多藏区，它都是一种永远的时髦。它浓缩了一个绿意盎然的时代，也寄托着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一个奴隶真正成为主人的社会，就是从看见绿军帽那一刻开始的。
从邓柯渡江的155团，通过当地头人，找到4个船工。船工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都是精壮的藏族庄稼汉子。他们带来两个牛皮船，就靠这两条船，把155团2000多名战士运过了金沙江。
之后他们背着牛皮船随部队开始了长途跋涉。背着牛皮船行军，这在西藏是第一次吧。
一只牛皮船要用两张牛皮缝制而成，中间用木架子撑开。西藏高原风大雪急，155团行军遇上几场大雪。背着牛皮船行走在雪地里，跌跌撞撞。更怕的是刮风，一过中午12点就刮风，牛皮船如一片升起的帆，风直往里灌，背船的人往前一步也挪不动，只有侧着身子像螃蟹一样横着走。实在走不动了，就放一放，等风小了再走。
155团一营副教导员张世英负责照顾他们。大家很快混熟了。吃饭时，大家把各自带的代食粉和糌粑放在一起，互相学着吃，俨然如一家人般亲热。船工们也讲故事。讲到西藏地方军他们咬牙切齿，老百姓喜欢的马常被西藏地方军抢走，藏族姑娘常被西藏地方军糟踏；而解放军却从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他们不住民房寺庙，不征乌拉差役，还主动为藏胞扫院子、担水、背柴，这真是“天菩萨”派来的军队啊。最让这些船工惊奇的是，解放军官兵不分，人人平等。士兵见到军官不用低头躬腰吐舌头。如果藏胞这样，头人还不剥了他们的皮。他们还看过解放军开大会，当听到底下有人喊口号时，心里颇为纳闷：台上在讲话，下面怎么能乱叫。这都是旧西藏没有的景致。解放军的行动还带来一种平等的思想。他们觉得，能为这样的军队服务，累死也会微笑。
过杂曲河时，天气晴朗。四个船工说，这是菩萨在保佑解放军过河。杂曲河此处河面不宽，约有二三十米，但因处于两山中间的峡谷中，因而流速很急。摆渡不可能走直线，从河这边划过去再划回来，牛皮船就偏离渡口很远了。
船工们就背着湿漉漉的牛皮船走到渡口，再渡下一批战士。这支部队有七百多人，加上骡马、弹药，进展缓慢。侦察排的战士就砍树做了几个木筏子，用小铁锹做桨，加快了过河速度。四个船工一天没休息，没吃没喝，有个船工胳膊都肿了，但他不休息。
过河后，天已黑了。
四位船工在随部队行军八天之后，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张世英握着那一双双磨出血泡的大手，张开嘴没说出什么，却有泪珠如线簌簌滚出来。按规定，他给船工每人10块银元。船工死活不收，他们说，你们还都是年轻娃娃，离家那么远来帮我们打狗日的藏兵，谁给你们钱了，我们划个船应该！50年后，张世英惟觉一事尚有遗憾：没能记住四位船工的姓名。但这有什么呢？那一张张黑红的脸就在眼前闪动，他们代表了一个诚实、憨厚、质朴的民族。它们就如展翅的雄鹰，翱翔在无尽的蓝天之下。
就在155团一营渡过扎曲之时，该团三营也到了位于扎曲河东岸的洞洞竹卡。这里距离昌都还有一百多公里路，师部命令必须在三天内赶到，但却没有渡河的工具。洞洞竹卡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时值夜晚，部队没有进村，而是在飘着大雪的河滩上休息。
155团参谋长肖猛、52师宣传科科长魏克等找到当地头人阿达，提出让他帮助扎木排渡河。阿达说：
“本波啦，我早听说你们是新汉人，菩萨兵，亚姆亚姆的啦，不是我们不愿帮助你们。西藏地方军下过火山一样的命令，谁要帮助汉人，砍头不赦，就像那些树一样！”
说着，阿达指了指村头的几棵树。
树都被拦腰斩断，树茬还是新的。解放军每到一个村庄，都会见到这种“断头树”。阿达说，这是西藏地方军用来吓唬群众的。
看到睡在河滩上的解放军，群众感动了，阿达也感动了。逃避的人回来了，各家纷纷借出斧头、柴刀、皮绳等。有个叫央西的老阿妈，把家中唯一值钱的一根毛绳交出来，说只要能赶走西藏地方军，用断了新绳子我也乐意！很快，14只木排扎成了，在阿达指挥下，选定了三处渡口，开始渡河。每只木排上有一名当地船夫划水，战士们也用铁锹、枪托乃至吃饭的碗帮着划船。
第一个木排穿过一个大漩涡，靠到对岸。部队正在欢呼，下游河滩上忽然冒起一阵尘烟，五个骑马人急驰而来。到解放军哨位前，他们滚鞍下马，口称“求见大本波啦”。
魏克在河滩上接见了他们。
五人中！领头的人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头戴狐皮帽，身穿氆氇衫，显得非常壮实，他脸上的神情很坚毅。其余四个人，年轻的三十多岁，老的不过五十岁，个个精壮剽悍，不像一般的农奴。不等魏克开口，领头的那个人说话了：
“我们几个都是昌都的小头人，听说金珠玛米大军驾到，特来迎接。大军纪律严明的好名声，像仙鹤吉祥的鸣叫，传遍雪山草原。我们昌都百姓像寒冬里盼望春天一样，早就渴望你们驾临，并委托我们做代表，特来请金珠玛米早一点解放昌都，消灭石头样压在我们头上的西藏地方军！”
说着，他从身上掏出一条哈达，躬身敬献上来。
大概看出了魏克的惊讶，他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叫次成，因为担任百户头人职务，大家都叫他甲本次成。他家是寺庙的差巴户。原来的百户头人是次成的阿哥，他管辖4个村庄。后来大批西藏地方军如野狼般来到此地，派差派款无恶不作，弄得大部分人家断了粮食。百姓逃了，差税不减，逼着小头人们照样缴；缴不上就挨皮鞭，坐黑..牢，财产充公。英国人福特来了以后，乌拉差役比牛毛还多，催得又急。有一天，次成的阿哥因乌拉催不齐，支差去得晚了点，福特大怒，喝令西藏地方军把他捆起来打皮鞭，直打得皮开肉绽，浑身血肉模糊，肋骨也断了好几根，被乡亲们驮回来后，没过多久就含冤死去。
阿哥的胸中一定憋着一股气。他死不瞑目。这个社会为什么不让人好好地活下去？甲本次成想不出个所以然。他犹如被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黑房子里，夜间常常被窒息的感觉憋醒。他想用双手砸碎这黑暗的世界，却又无能为力。解放军让这黑暗崩裂了。
次成还说，阿哥冤死后，他再也不想给官家当差了，东躲西藏还是不行，领主的命令犹如滚下山的石头、射出去的箭一样不可收回。甲本次成的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但他做梦都想给阿哥报仇，赶走妖魔般的西藏地方军。
手中紧攥着刀柄，甲本次成泪花闪动。
他说：“前几天，西藏地方军从金沙江边败退下来，更像疯狗一样乱抢东西乱派差役。为了保护乡亲不再遭劫难，我躲了起来，他们就无法派差了。当然，如果被逮住，不砍头也要剁脚挖眼睛。以前我也用这种办法抗过差，结果被打了好几回。金珠玛米，求求你们，快打到昌都去，别让老百姓吃苦了！”
魏克心中滚过一阵阵热流。他知道，次成他们是赶了两天一夜路才找到解放军的，如果遇上西藏地方军，他们就没命了。渡河在即，魏克简短地向他们宣传了政策，并把各种进军文告给他们各发了几份。甲本次成等人飞身上马，说要赶回去做些准备，好迎接亲人解放军。
过了扎曲河，一条骡马大道沿河直达昌都。部队却断粮了，战士一走路就眼冒金星。有的战士昏倒在地，醒来抓几把雪填进嘴里，爬起来又摇摇晃晃往前走。有人一边走还一边做着梦。黎明时分，部队走到一个村庄，远远看见村头有黑鸦鸦的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甲本次成等人带领本村百姓在村头迎候。路两旁，摆着盛满圆根的柳条筐，皮口袋里装满了新磨的糌粑，铜壶里装着滚烫的鲜奶和酥油茶，还有鸡蛋等等。甲本次成手捧哈达，站在路当中。
藏胞们不由分说，抢过战士的碗和茶杯，往里倒奶倒茶。
魏克问甲本次成：“你怎么知道我们断粮了？”
次成狡黠地眨眨眼：“有没有雨只消看天上的云，有没有鹿只消看水边的脚印；你们粮食口袋都空着，又没有驮子，不饿饭又能怎样！”
部队研究决定：优价付给大洋，买下全部食品分发到各班。群众手捧大洋，有的拿到额头上碰，有的吹口气放在耳边听回音，有的哭得眼泪鼻涕流到了一起。
军情紧急，部队吃过东西，继续前进。甲本次成死活不让，说了无数好话要留部队住一宿。他紧紧拉着魏克的手，热泪涟涟，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成了生死之交。部队走出很远了，甲本次成还站在村头的高坡上，惆怅而又留恋地张望着，他立在那里，站成一棵老树。
从此以后，每过一个村庄，都有群众迎候，献哈达，送食物。解放军的各种告示被贴在醒目的地方。显然，这都是甲本次成的安排。
后来，部队解放了昌都，但仍处于断粮状态。有一天，甲本次成风尘仆仆地赶来了。送来五头牦牛，二十多只羊，说是要慰劳解放军。司务长要算钱给他，他生气了，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不是为钱才来的。我们是朋友，金珠玛米都在挖地老鼠洞里的粮食过活了，我这个朋友还能吃下饭？要给钱，就是看不起我。”吵闹声引得一大堆战士来围观。大家再三向他解释之后，照价付了款。其实，甲本次成家里也不富裕，他家的房子很破旧，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里面没什么陈设。妻子和两个儿子身穿打满补丁的衣服。最尊贵的客人来了家里也只有粗糌粑和酥油茶。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等办了那么多东西慰问部队，足见情意有多重！
即使把自己献出去，他也要换来一个光明照耀的社会。
正因为有如此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昌都战役才取得了胜利。人心的向背，也决定了西藏历史发展的大体趋势和方向。
附录一：昌都战役要事月表及西南军区昌都战役简报
昌都战役要事月表
1950年
1月
毛泽东主席致党中央、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及贺龙电、内称：“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电报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还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电令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每师一个负责人速到重庆受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新任务。
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
10日，张国华军长等赴重庆。时十八军五十二师在犍为、五通桥、牛华溪、兴隆场一带；五十三师时在..隆昌地区；十八军军直在自贡附近。
21日，二野司令部制定关于入藏准备工作与实施计划，成立以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的进军支援司令部。物资准备方面，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400余辆，加上各兵团调集的汽车，担任公路运输；由各军调出1000匹骡马，担任由甘孜到拉萨的小路运输；所需粮食全由川西筹集；由重庆供应的万斤饼干。
22日，中央向西南局发出关于“安置班禅的办法”等内容的电报。
27日，十八军在乐山召开历时3天的党委扩大会议，议定进藏方案，任命陈子植为进军西藏先遣队司令员，陈竞波为政委，配属工兵、侦察两个营，先抵甘孜，了解情况，筹集物资(后该部到达雅安受阻，并入前指)。
2月
1日，十八军党委会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3日，先遣支队由乐山出发。6日，西南局、二野向中央发出关于“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路与新藏路向心入藏，出敌侧背、以收协力合击之效”电报。邓小平为进藏部队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五十二师召开全师连以上积极分子大会，吴忠师长传达进军西藏命令，张国华军长作《进军西藏，巩固国防》动员报告。12日，入藏先遣支队抵雅安。二野令五十四师剿灭邛崃、名山间土匪，以确保进藏交通线的安全。14日，先遣支队将所了解入藏路线及进军初步意见上报野司。15日，西南局、二野发布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18日，土匪陷名山县城，六十二军奉令停止入康，进行剿匪。19日，入藏物资运到部队，张国华到重庆研究入藏行动问题。刘伯承司令员为进藏部队题词：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22日，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26日，西南军区鉴于川西匪待暴乱，影响进藏军事行动，决定川西部队全部展开于成(都)、雅安)公路两侧及新津、眉山地区，以1个月时间剿匪，尔后再行入藏。27日，西南军区电转志清法师所谈康藏情况，要求进藏部队尽快熟悉西藏社情、民情。
3月
2日，中央军委致电西南军区：十八军入藏计划不得稍向后推迟。“14日，十八军确定成立前进指挥所。决定在主力军剿匪同时，从五十二、五十三师抽出一五四团、一五七团组成先遣队，分别进到甘孜、巴安地区。军前指进到康定，实施统一指挥。“16日，军作出《进军初步计划》。25日，入藏先遣部队—五四团、军工兵营在五通桥、竹根滩召开先遣支队誓师大会后即移驻乐山。29日上午，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师前指、一五四团由乐山向新津进发。十八军前指出发。
4月
1日，五十三师前指率一五七团出发。3日，五十二师发出《先遣支队进军命令》。14日，西南军区致电云南方向第十四军四十二师，由滇沿雅鲁藏布江入藏以迂回拉萨，……你们(指云南)应命令一二六团及3个辎重团排除一切困难，仍沿以前指定路线前进。不应稍事犹豫。十四军复电：一二六团正在丽江积极准备中。20日，十八军发布工作指示，要求结合剿匪进一步做好入藏准备工作。21日，中午，十八军军直全部抵达新津。24日，军前指抵达康定。28日，五十二师前指进驻甘孜。
5月
5日，五十二师前指电：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正动员部队挖野菜、地老鼠，捕麻雀充饥。6日、7日，我空军在康定、甘孜分别空投粮食46124斤，500顶帐篷。西南军区决定进军西藏分两个阶段：(1)解放昌都；(2)解放拉萨、日喀则等地。提出政治进军西藏的口号。12日，五十二师先遣支队党委发出《修建甘孜机场命令》。16日，五十二师前指、一五四团二营进驻金沙江岸边邓柯。24日，十八军对先遣支队：工作指示：—进驻德格、邓柯的先遣部队，目前不宜过金沙江，应隐蔽攻打昌都企图。
6月
5日，十八军向五十二师、五十三师先遣支队和军直发出昌都战役部署意见。6日，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14时：五十三师先遣支队由天全西进。10日，驻昌都之拉鲁噶伦致函五十二师先遣支队联系，先支根据中央规定的十条精神函覆。12日，五十三师先遣支队抵达康定。18日，西南军区电示：同意并批准昌都战役部署。21日，军电五十三、五十四师并报西南军区：提早进军时间并规定各团出发日期。23日，10时，先遣支队一五四团侦察排在邓柯西20公里处与藏军骑兵接触，毙敌代理代本及甲本以下60人，初步了解了藏军作战特点。24日，军致吴忠师长及军前指电：为了表示我政治争取西藏的诚意，使拉萨统治者有时间考虑我提出的各项政策，金沙江以西部队应速撤回江东岸。26日，确定五十四师今年不进藏。
7月
12日，云南一二六团先头营进至德钦，鹤庆——德钦段兵站完成。一野进藏部队，由二军组成独立骑兵师(4500人)及一个骆驼团，在于阗修路、整训。20日，军前指抵甘孜。24日，北线进藏部队青海骑兵支队抵玉树。30日，一五七团先头营进入巴安城内，并与地下工作同志举行会见仪式。
8月
11日，军召开部处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昌都战役作战方案。18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西南局关于昌都战役的实施计划》，并指示西南军区：(1)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度修路通车，(2)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3)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21日，军发出解放昌都命令。25日，五十二师师直于眉山登车，向西藏进军。26日，7时，张国华率军机关首批人员连同先遣支队所需物资分乘卡车2l辆由新津出发。西南军区发出《昌都战役基本命令》。29日，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支队从于阗出发，越昆仑山，行程640公里，进至西藏改则地区。30日，毛泽东主席电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定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要求军即赶修甘孜机场。31日，张国华抵达康定，受到热烈欢迎。
9月
2日，晨，一五五团由新津乘车出发。5日，张国华率主力抵甘孜与军前指会师。晚开联欢大会。6日，晨，一五六团(欠二营)由新津乘车出发。11日，军向西南军区报昌都战役部署。20日，军发出昌都战役作战指令八条。23日，一五四团由甘孜抵达白利。24日，五十二师师直、—五五团由甘孜出发抵白利。26日，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军前指一部及五十四师炮兵连由甘孜赴德格，昌都战役北线部队全部离开甘孜，集结完毕。周恩来总理为在北京参加全国英模代表大会的十八军代表题词：为解放西藏而奋斗。29日，南线部队(一五七团欠两个排)全部抵达巴安。30日，西南军区发出关于昌都战役战斗指导要点电。
10月
4日，西南军区政治部向参战部队发出政治工作指示：—五四团抵邓柯。五十二师于邓柯发出康战字第3号命令。5日，王其梅副政委一行抵达德格。云南一二六团占领门工。6日，五十二师全部抵达邓柯，渡江准备完毕。一五四团渡过金沙江。7日，青海骑兵支队先头连抵达囊谦。8日，一五五团渡江完毕。晚，南线一五七团三营从牛古渡正面强渡成功。9日，一五六团渡江，一五七团三营由竹巴笼渡江，歼守敌一个甲本(连)大部，我空军在邓柯试投成功。10日，各部队向敌纵深进攻。12日，驻宁静之第九代本格桑旺堆部300余人宣布起义。俘英籍特务福特1人。13日，五十二师令一五六团、一五五团三营急速追击由国德出逃之敌。16日，南路：一五七团由宁静出发，出邦达八宿断敌向西南逃跑；中路：一五五团先头部队渡扎曲河，向洞洞竹卡前进，一五六团过衣曲卡向昌都疾进；右路：向类乌齐疾进；左路：军工、侦两营由足护进击。17日，军工、侦两营在足护西南与敌激战1小时，歼敌111人；一五四团进占甲藏卡桥；骑兵支队向类乌齐发起攻击，歼敌一部；一五五团先头进占洞洞竹卡；一五六团先头营在小乌拉与敌约两个代本激战。19日，一五四团攻占恩达，断敌西逃拉萨退路；阿沛噶伦率三、八、十、四代本2600人由昌都向八宿方向撤退，一五六团解放昌都；军工、侦两营进入昌都城；一五五团进抵昌都东郊。20日，五十二师发出康战字5号命令，下达各部清剿任务。21日，20时，藏军昌都副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噶伦率三、八、十等四个代本及二、四、六等三个代本一部计2700人，于昌都南25公里处宗驿山交出全部武器装备归顺祖国。23日，西南军区发出嘉奖电令：庆祝进藏部队歼敌5738人，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及昌都等地的解放。25、26日，王其梅副政委率军前指一部、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师直?先后抵达昌都。阿沛及藏军排以上文武官员随五十二师参谋长李明返回昌都。28日，第—批50驮粮食运抵昌都。
11月
1日，召开庆祝昌都战役胜利大会。11日，西南军区慰问团到达甘孜。12日，十八军发生关于划分各部队过冬驻地部署。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可干涉的》。28日，甘孜机场开工。
1951年
5月，毛泽东主席指出，一面进军，一面生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举行签字仪式。下午，毛泽东主席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须慎重稳进。2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了向西藏进军的训令，命令由四川、青海、新疆进藏的部队，应以战备姿态进驻西藏，云南部队进驻察隅。7月2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司令兼政委王其梅率队同阿沛等由昌都向拉萨进军。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抵达拉萨。9月29日，一五四团三营奉令赶至拉萨。10月26日16时，十八军军直与一五四团在拉萨举行入城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代表以及僧俗万余人的盛大欢迎。11月底，一五四团相继进驻重镇日喀则、江孜。至此，西藏宣布和平解放。
西南军区昌都战役简报
(—)战前昌都地区藏军正规军四千余、民兵三千余。共约八千人。其主力置于昌都周围之生达、江达、同普及类乌齐线，图阻我进军，一部分置于宁静、盐井、碧土、门工地区。我为歼灭上述藏军之主力并占领昌都地区，造成明年解放全藏之有利条件：以十八军一部及青海军区之骑兵支队与十四军一部共二万余人，遂行昌都战役之任务。战术上力求以迂回包抄动作围歼该敌主力于昌都及其以东地 533a." >区。
具体部署：以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自邓柯渡江，其一个团会同自玉树出动之骑兵支队经囊谦插类乌齐、恩达，断敌向西及西北退路。该师主力向邓柯西南经生达、东松楚卡直取昌都。十八军侦工两营由德格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攻击。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同时自巴安渡江围歼宁静之敌后，主力出邦达、八宿，以断昌都敌西南逃路。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个团，由云南之贡川、德钦出动，歼灭门工、碧士、盐井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北方面佯动。以上各部队均于10月6、7两日分别按照予定计划开始行动，沿途击破抵抗之敌，并在宁静争取了第九代本的起义，于10月19日至21日先后进抵昌都地区。……此役于十月二十五日结束。初步战果计共歼敌五千七百余人，残敌一部西窜至洛隆宗、边坝地区，旋为我一五四团一部于11月12日以远程奔袭在洛隆宗歼灭，计俘藏敌第七代本普龙沙以下三十余人，并即占领该地。
(二)战前我曾估计战役开始后敌军可能有三种变化，即：
(1)收缩兵力扼守要点与我激战；
(2)就地分遣扭打游击；
(3)发现我力量强大时以一部扼守要点，逐步阻我前进，以掩护主力后撤，并以后者之可能性为大。故我一面专由一部进行两翼迂回合围，断敌退路，一面即令各部队适时作适应情况之机动，迅速而确实的抓住相关地区之敌，进行一股一股的同时捕捉歼灭，并强调在察明敌人退却时，应不顾疲劳迅速勇猛地追歼。
根据此次战役情况之演变，上述估计与作战方针是正确的。昌都守敌虽有尽力防守之意图，但缺全盘周密的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前宁静之第九代本即与昌都失掉联络)，始则分头迎击，继则仓促西逃，加之藏军内部腐败，士兵多系二、三十年之老兵，官兵隔阂极深，士兵均带家属，行动迟笨：战斗力甚弱，故表现极为混乱。由于我军一般地均能不顾疲劳积极追击：特别右翼部队(骑兵支队与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发挥了奋勇前进的精神，能远道急进适时的将敌退路截断，而取得预期的战果，对整个战役的胜利作用极大。
然在战役中，亦有个别部队未按上述原则执行，且有的因顾惜疲劳而丧失战机与遭受不应有之损失。如一五六团先头营12日在国德(邓柯西南二百余里)近郊与藏方民兵四百余接触，敌绕道向生达逃窜，该营未乘胜追击，并延至次日早饭后始行前进，使敌逃逸，该部原决定三日内赶至生达，竟延误两日之久。在德格方面渡江的十八军侦工两营因对“战役中正面部队应缓进以求抓住敌人”的精神领会不足以及有轻敌麻痹急于取胜的心理，未执行五十二师推迟一天渡江之命令，而于7日白昼渡江，又因火力未组织好，步炮协同不够，迂回部队未起作用之故，致岗拖之敌能据险顽抗15小时，我消耗很多弹药，伤亡二十余人，且未将敌歼灭。
(三)我各参战部队在战前作了较深的少数民族政策教育，有计划的进行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对作战之顺利达成任务作用甚大。如在甘孜、邓柯、德格至昌都线曾组织藏民的一万五千头牦牛担任运输(部队本身购买者除外)，保证了粮秣物资的及时前送。康定至巴安线之运输，亦系由当地土司头人之牦牛担任。十八军先遣部队四月底到达甘孜后，得到各土司头人的协助，克服了粮食及其他困难。我进军中对沿途喇嘛及藏官土司头人等，均本团结方针，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政策及人民解放军纪律，反映均好，并愿协助我修路及运输等工作。进入宁静、盐井后当即展开政治攻势，争取盐井副县长及宁静县长返回任职。仅盐井地区即有七百余民兵返回。
在各路进军途中，各部队对政策纪律的执行一般均很认真，藏区群众对我反映极好，如进军门工途中在拉克拉(门工东南怒江东岸)附近将所俘十余喇嘛民兵释放后，当即引起该区群众对我之好感，沿途群众均未外逃，并给予我军多方的协助。我十四军部队活动于竹瓦根地区时：当地群众即自动将藏方税官生擒交与我们。另对物资的采购方面一般均统以营为单位，但亦有个别单位及个人自要牦牛私支乌拉，与到群众神山上去砍树拾柴等现象。
(四)二月下旬组成支援司令部，由军区直接领导，专负支援进军之责。对于入藏部队之补给供应我们本着只要使用合理并可能作到者则“需要什么给什么”，并由全军抽调大量牲口、车辆组成运输部队。全部工兵部队参加川康路的抢修工作，由4月13日至8月26日完成，雅安至甘孜段一千三百华里的抢修工程，9月16日至10月2日完成甘孜至竹庆段二百余里的抢修工程，保证了进军部队的如期开进。在此时期各陆空运输部队冒着恶劣天候，在公路条件极端不良的情况下积极工作。至¨月底为止，由川西西运物资总数达六千九百余万斤。由5月7日至11月底共出动飞机二百余架次，空运一百余万斤物资、为督促检查支援工作，军区曾数次组织高级干部亲至前方视察慰问。总之支援工作是尽了极大努力的。但由于缺乏经验，情况不熟悉及计划不够周密，亦走了一些弯路，如对公路修复情况的估计不足，所需物资未能及时送上，而使进军时间数次推延，由于对冬季通车条件认识不够，致应有之防冻防滑设备解决较晚；因汽车篷未能适时解决，雨季行车..管理不严，使前送粮物被雨淋坏；因仓库条件不良与管理不好，致发生粮物糜烂情况；因情况了解不足，缺乏审慎研究，有些被服装具不适用。同时也取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尤其工兵部队获得了雨季和高原地带作业的丰富经验，大部支援部队都经受了数月的高原生活与工作的锻炼，为明年支援工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五)从此次战役中证明，部队的高原地带生活锻炼极为重要。十八军一五四团(为该军先遣部队)先到甘孜一带五个月，此次西进时掉队者较北路其他部队为少。自甘孜出发之其他部队，自开进起即不断发生掉队者，进至昌都地区后，多数单位有半数人员掉队，个别单位竟达三分之二。我们根据此经验，决定进至金沙江以西地区部队，全部留现地过冬，以便于高原生活之锻炼。
(六)由集结位置开始战役行动后，各部急进接敌极为艰苦，给养均感不足，一五六团数日中仅吃很少糌耙，一五五团一营一天半时间翻越三座大山急进一百八十里，一五四团长途绕道玉树与骑支如期进达恩达，南路一五七团进军邦达时，翻越四座高山，掉队仅属个别现象。各部队情绪极高，都抱着吃大苦的精神坚决执行任务，这与动员之深入是分不开的。此次行动中部队背负甚重，战士平均在七十五斤以上、连干在三十斤以上，开始数日部队怕苦情况较严重，后经逐渐锻炼与动员克服了这种困难，加强了负重行军能力。
附录二：昌都战役概述
昌都战役，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在西藏昌都地区歼灭藏军主力的一次战役，也是解放西藏的唯一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部队纵横奔袭合围，负重疾进半个多月，达成预期目的，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一、战前情况
(一)政治情况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西藏地方政府当权的亲帝分裂分子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阴谋背叛祖国。我党中央为迅速统一祖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让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一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外交斗争，一方面对西藏政府发出号召，要其迅速派出代表到中央举行谈判，力争和平解放西藏。同时，命令我军做好进军西藏的准备。
西藏地方政府当权亲帝分子在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支持下，竟以“独立国”自居，极力扩军备战，重兵猬集藏东咽喉要地昌都地区，阻我解放西藏，企图沿用西藏过去对付国民党政府的那一套老办法，提出了“中藏仍应保持过去疆界(按：指以金沙江为界)和好”的方案，并杀害了我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往拉萨劝和的格达活佛。政治外交斗争上的进—步激烈化，使军事较量已成为不可避免，我军乃决心发起昌都战役。
(二)军事情况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作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并把这一任务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等部。十八军等部立即组织先遣部队向西藏进军。当先遣部队分头进至甘孜、巴塘并以一部挺进邓柯时，藏军昌都总署也积极采取备战措施，加紧在金沙江西布置防务，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不含)线为重点，在丁青、类乌齐、昌都附近及其正面沿金沙江南至盐井北至国德的狭长地带，按区域分散配置，企图依托金沙江凭险抵抗。
藏军的具体部署是：八代本(团)全部、七代本一部及二、六代本各一部和竭伦卫队集结昌都，七代本大部位类乌齐、甲藏卡一线；三代本和真伯拉代本位于以生达为中心的牙要松多、国德、卡松渡、衣曲卡一带；四代本位于丁青；十代本位于岗托、同普、江达一线；九代本位于宁静、盐井地区，以上共七个代本、4500余人，约占藏军总兵力的2／3。另有民兵、僧兵3500余人配属各代本，分散配置于上述地区。总计有正规军和民僧兵约8000余人，统归驻昌都总督(藏语沙王)指挥。
根据敌情、地形和交通、补给条件，我参战部队决定以十八军五十二师全部(欠一五六团一营)、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及该师炮兵连、工兵连，十八军军直炮、侦、工兵三个营，五十四师炮兵连，云南军区十四军一二六团、一二五团一个营和青海军区骑兵支队约2000人，分由北南两线出动参加作战。我参战总兵力计约18000余人。
五十二师主力于9月份分批乘车由川西出发至雅安，后 6b65." >步行入藏。中旬进至甘孜，下旬分批向前开进。截至10月6日止，我所有参战部队已集结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五十二师等部位于邓柯，军直侦、工两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位于德格；一五七团及五十三师炮兵连位于巴塘；一二六团位于德钦；青海骑兵支队位于玉树。上述各部已对敌形成马蹄形包围态势。
二、我军战役部署
根据敌我政治、军事等情况和战役预测，我军决定采取正面攻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各作战单位分路作向心机动。战术上也采用正面突破与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手段，以占领昌都，将敌聚歼于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及类乌齐、恩达地区，并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具体部署是：
(一)北集团：
以五十二师三个团、十八军炮兵、侦察、工兵三个营、五十四师炮兵连及青海骑兵支队组成，由五十二师统一指挥。
1右路——以一五四团、青海骑支(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配属青海支队)、五十二师炮兵连组成，其任务在于从外翼迂回敌人，断敌退路，包抄整个战役地幅和囊括敌整个阵地，以利正面部队割歼敌人。青海骑支及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于10月9日由玉树出发，取道囊谦，经知牙出类乌齐，先将该敌包围，能歼则歼，否则交一五四团处理，然后直取恩达，一五四团及五十二师侦察连、炮兵连于10月6日由邓柯渡金沙江，自生达外翼，绕道巴塘，尾骑支出类乌齐，然后除留一个加强营控制类乌齐外，主力迅速南下，沿骑支内翼直出恩达，会同骑支断敌退路，阻丁青之敌东援，并视情况由西向东逼近，配合正面部队夹击昌都之敌。此时骑支以一部插至昌都以南地区，防止敌人掉头向南逃窜。该路以达成迂回、断敌退路为目的，故在运动途中应不顾小股敌人的阻挠与纠缠，迅速兼程奔向预定目标。
2中路——由五十二师师直、一五六团、一五五团、军炮兵营组成，其任务是从正面攻击、穿插分割敌阵地，攻占昌都，歼灭敌主力。一五五团、五十二师师直炮兵营及一五六团，分别于10月7日、8日、9日隐蔽渡江，作斜梯形并肩猛进，先以迂回兜击和正面进攻相结合的战法，歼灭生达、国德、牙要松多一线之敌，然后留少部兵力肃清残敌，主力取捷径直捣昌都，聚歼藏军主力。
3左路(即整个战役部署中的中路)——以军侦察营、工兵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10月7日先以有力一部，由卡松渡偷渡江西迂回敌后，主力8日在炮火掩护下自岗托正面强渡过江，歼守敌后缓进，以免过早惊动昌都之敌西逃。该路接近昌都时，应以有力一部迂回昌都以南，防敌南逃。
(二)南集团：
以一五七团(由军前指指挥)及五十三师炮兵连、工兵连(由五十三师前指指挥)，和一二六团及一二五团的一个营组成。统由西南军区前指指挥。相互协同在宁静、盐井两个地区作战。
1五十三师所部由脚底工至竹巴笼一线分三路渡江：先以主力两个营及团属炮兵连自脚底工渡口偷渡，成功后除留两个连配合由牛角渡强渡部队歼灭喜松工守敌外，主力迅速向西迂回直插宁静以西，出大霸、三坝都断敌退路，指挥所率炮兵、警卫、工兵分队从牛角渡强渡，配合迂回部队合歼喜松工之敌；然后合进宁静，另一个营分两股由竹巴笼两侧渡江，钳击对岸之敌，然后从左翼向宁静攻击前进，配合主力全歼九代本。该部于达成上述任务后，除留少部兵力控制该区及清剿散敌外，主力应星夜兼程北上，经阿拉塘、左贡、吞多向邦达疾进，以弥补我军在战役部署上因补给困难、地形限制所形成的左翼兵力不足及邦达、八宿方向未堵死的缺口。
2.一二六团及一二五团一个营，由德钦和贡山以北地区分两路钳击盐井、门工、碧土之敌：同时并以有力一部从左翼北上，插至作战地区以西，控制各山口、要道，防止敌人向察隅方向逃窜。
三、战役经过
第一阶段——10月6日至17日
(一)盐井战斗
我一二六团及一二五团的一个营先一天(10月5日)发起战斗，首先捕歼门工之敌，因正面部队动作过早，未等包围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即发起战斗，敌一触即溃，我仅俘敌数人，其余均北窜杜梁。我军当即从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同时以一部插至盐井西北之扎那，防敌西逃。6日，杜渠之敌(民兵400人)为我包围，奋战2个小时，全歼该敌。这时我已以一部从右翼向敌侧后挺进，10月11日进至盐井附近，该路主力于杜梁战斗后，乘胜向北进击，直扑盐井，12日到后即会同迂回部队向守敌攻击，歼敌一个甲本及民兵一部，残敌北逃，为一五七团截歼。盐井战斗计歼敌500余人。
(二)宁静战斗
五十三师所部分三路渡江，主力于7日夜由脚底工偷渡。喜松工守敌发觉后，逃向宁静，我仅捕歼民兵一部。是时，我军除以一小分队沿右翼正面尾敌前进外，主力则从外翼轻装向宁静西北猛插，11日晚到达。指挥所亲率各直属分队于8日拂骁在牛角渡强渡成功，尾主力跟进，另部于8日夜从竹巴笼两侧隐蔽渡江，钳击对岸之敌。9>藏书网日晨全歼该敌后即从左翼西进，12日拂晓进抵宁静城郊。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宁静战斗计歼敌400余人。
(三)岗托战斗
10月6日晚，我军先以两个连自岗托以北拉顿偷渡金沙江，迂回敌后。正面部队于7日晨在炮火掩护下渡江。迂回部队因迷失前进方向，来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正面部队按原定计划实施突击，由于指挥上的轻敌麻痹，火力组织不够，当先头部队两个班偷渡成功后，后续部队遭敌火力封锁而受阻隔。过江分队在不利地形与敌对战竟日，而主力部队直到夜晚才渡江。此次战斗仅毙伤俘敌32人，我伤亡21人，翻船淹亡15人，且消耗子弹甚多。
(四)奔袭觉雍
岗托战斗后，敌退往同普，稍事整顿，继续西撒与江达之敌会合。我北线左路部队于13日进至江达，对该敌实施两翼包抄，敌向昌都逃窜，我军跟踪猛追。敌退至觉雍西15公里处，即以为已将我军甩掉，露营驻止，我16日黄昏赶至觉雍，查明敌情后，从翼侧继续猛追，以突然动作奔袭觉雍之敌，当日子夜发起战斗，激战1个小时，歼敌110余人，缴获部分物资，残敌向西溃逃。
(五)生达战斗
10月12日，一五六团一营在国德山与敌真伯拉代本接触，当即以一部控制制高点，左右两翼各派出一分队，包抄该敌。敌向我正面连续进行两次反冲击，均被击退。因我迂回部队走错路，跟踪追击10余公里，未能截住敌人。13日黄昏，一五五团三营进抵生达附近岔口，敌沿沟布防，阻我前进，对战半天，因该团主力未至，未能大胆穿插分割，该敌遂于次日拂晓撤退。
(六)小乌拉山战斗
—五六团于生达战斗后，继续向西逼进。10月16月黄昏，其先头部队侦察分队在小乌拉山遭敌伏击。后续主力即轻装前进，以一个连向敌后迂回，因地形限制未果。时因炮兵未赶上，前线指挥犹豫，致与敌形成对峙胶着状态。翌日晨，我炮兵赶到，当即在炮火掩护下从正面向敌发起冲击。敌凭险扼守，我两次冲击均未奏效。时敌虽已动摇，但我未能重新组织力量发起冲击。而又改以主力绕道迂回的战法，当我调整进攻部署时，敌已向昌都撤退。
(七)类乌齐战斗
10月16日夜，一五四团先头部队进到类乌齐以北甲藏卡桥，河对岸驻敌七代本两个甲本，我军因河水深不能徒涉，迂回未成，改由正面攻击。敌一触即退，仅击伤其10余人，余敌向南逃窜。骑兵支队于17日晨，向驻类乌齐之敌发起攻击，因敌系分散配置在山地、林区，散布面广，与我打麻雀战，仅歼敌20余名。余敌逃散。
战役第一阶段，计歼敌1300余人，敌南线主力基本被歼；北线之敌，遭我多次打击后，节节败退，向昌都收缩。至19日拂晓，骑兵支队进至恩达，一五四团进至类乌齐，切断了敌主要退路，由正面进攻部队则迅速向昌都逼近，此时除昌都南邦达尚有一缺口外，其他各路均已被我堵死。
第二阶段——10月18日至24日
(一)—二六团及一二五团一部完成盐井战斗后，位于盐井、门工、扎那、德钦一带待命。
(二)五十三师所部于完成宁静战斗后，在原地除留少部兵力控制宁静，并清剿散匪外，主力于10月15日由宁静北上，向邦达、八宿方向疾进，堵歼昌都之敌南逃。该 90e8." >部20日进至左贡，21日抵吞多，当夜兼程向邦达方向疾进。
(三)侦、工两营及五十四师炮兵连，于觉雍奏捷后继续西进，于19日黄昏迫近昌都。
(四)北线主力经生达、小乌拉山两次战斗后，敌节节向昌都溃退。一五五、一五六团、五十二师师直及炮营尾随跟进。一五六团的轻装先遣营从左翼取捷径于19日黄昏抵达昌都近郊。
(五)左翼迂回部队骑兵支队与一五四团，在10月18日占领恩达、类乌齐各山口要道，并逐步向东逼近：以缩小包围圈。骑支主力及一五四团一部并于19日向昌都以南机动。我上述各路部队进展迅速，出敌所料。当正面部队逼近昌都时，驻昌都总督于10月18日晨率四个代本及其总督机关、卫队仓惶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逃窜，当晚抵达斌多，发觉恩达、类乌齐退路已被我军截断，即掉头向南，改向邦达、八宿方向逃窜。
正面攻击部队之一五六团先遣营，于10月19日20时解放昌都，俘敌200余人，十八军侦察、工兵两营于同日22时进入昌都，俘敌40余人。当夜除以一五六团先遣营留昌都担任警备及搜索残敌外，侦察、工兵两营主力则由左翼取道向敌实施平行追击。同期，向西北逃窜的敌七代本残部120余人，在类乌齐向我缴械。
我右翼骑兵支队发现敌人掉头向南逃窜后，即兼程由外翼向南迂回，”日夜进至宗驿山，控制山口。昌都总署机关和四个代本及卫队于20日晨赶至宗驿山遇阻，走投无路。在我政治争取下，全部向我缴械，计有2700余人。与此同时，侦察营从左翼插至宗驿山与骑支会师，捕歼残敌30余人，另宁静留守部队和南路部队北上途中又捕歼零星残敌50余人。
当右翼部队在藏书网宗驿山歼敌主力时，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五十二师主力已抵昌都，即布置分区清剿残敌：23日，一五四团在恩达东南山沟歼敌200余人；24日，一五四团在昌都西南地区俘敌50余人，察雅民兵500余人向我投降；其他一五五团、侦察营、骑兵支队在清剿中都各有俘获。清剿作战截止10月24日夜，共歼敌约1100人。至此，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昌都战役，从10月6日发起，到24日胜利结束，历时18天，大小战斗21次。歼敌昌都边使总署及三、七、八、九、十等六个代本(三代本含葛穷巴、牟暇两个代本)全部，二、四、六等三个代本各一部，含起义在内共57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外国武器。
附录三：昌都战役相关指示、报告、命令
毛泽东关于占领昌都问题给西南局的指示
(1950年8月26日)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八月二十日电悉。
(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二)……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的可能)。……
(三)三十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
(四)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返回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十八军政治部进军西藏政治工作指示
(1950年6月6日)
部队在进军动员中间，经过各种会议的教育和反复深入的学习，各方面均有显著进步，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重大意义，扭转了川南安家思想，障碍执行任务的一切个人主义思想获得了初步解决，提高了部队政治水平，激发了部队进军情绪，增强了效率，改进了工作，这是应该看到的一方面。但对解放西藏的艰苦性、长期性仍认识不足，享乐保命，惧怕艰苦急躁情绪仍然严重存在。因此决不能模糊了对进军政治工作艰苦性的认识，放松了进军政治工作坚强主动的领导。
进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其基本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部队的觉悟，使全体指战员有坚定的进军意志，长期建设的思想，饱满的战斗情绪和完成战斗任务的最大决心，能正确地认识困难，勇于克服困难，能作到人马健康，爱护粮食、装具，正确执行解放西藏的政策策略。并善于团结新区群众藏族人民，以顺利完成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为达到这一基本目的，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必须切实完成进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
一、充分地认识困难克服困难，节省粮食，爱护装具，保证人强马壮，坚定进军意志。
第一：解放西藏的最大困难和顾虑不在其他而在于没有足够的粮食、装具和人马不健康，耐不过长途艰苦的行军。因之节省粮食爱护装具，重视人马健康，就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各级党委各级政治机关要有充分的认识，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做出具体规定，使全军一致重视，切实执行，以获得有效保证。认为“没有啥”“到时候上级自有办法”盲目的依赖上级，不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是错误的，要严加预防和纠正。
第二：严格行政管理，严格奖惩制度。教育是基本的，纪律保证也是必须的。一切有关问题均须按规定执行，连营首长更须经常亲自检查，并应把奖惩制度和创模立功运动密切结合。
第三：强调干部爱兵，强调爱护病员，强调干部在最艰苦的时候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苦，一切不关心战士冷暖饥饱，不关心战士病痛困难的军阀主义残余习气，均须彻底纠正。对骡马亦应加意爱护，不要驮载过重，反对光用不管，要经常检查饲养员的工作，并注意征询其意见，以改善骡马的管理。
第四：要注意做新区饮食疾病和习俗的调查？以此教育部队，预防疾病。并应加强各级党委对卫生部门的领导，健全连队卫生战士的组织，并注意其教育。
第五：抓紧机关，抓紧杂务人员，要让最容易不遵守规定的单位能遵守规定，最容易浪费的地方能够避免浪费。
第六：积极参加修路、盖房、开荒、生产等各种建设工作以保证交通补给，克服困难，务须切实进行动员教育，提高劳动观念，巩固进军思想。
二、正确执行政策策略，遵守新区纪律和藏族人民见好面，树立长期的建设思想。我们对新区群众，特别是藏族人民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情况，及由于过去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汉藏民族的隔离，要有足够的估计，因之，新区群众工作，藏民工作，就要放到重要地位。
第一：争取在未出发前普遍学习政策策略，认真研究四项公告，树立政策策略思想，反对急躁及大汉族主义的任何思想残余。主要干部不仅要领会而且要能够掌握政策策略。一般干部要懂得政策，在连队里可将政策教材与进军手册结合起来进行教育，并通过结合基本阶级教育的政策学习，克服右倾、怕苦和急躁情绪，进一步树立建设思想。此外全军同志一定要学会几句最适用的藏语，这些都是做好新区工作和藏民见好面的先决条件。
第二：全军上下在观念上必须明确“只有进行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新区群众和藏族人民藏书网的风俗习惯；才能更好地团结新区群众和藏族人民，”任何认为语言不通，习俗各异而放松宣传工作的现象，必须预为防止。
第三：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和新区群众的风俗习惯，帮助群众劳动，维护群众利益，各部并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及藏民具体情况规定注意事项报军批准后实行。事实证明以我们的模范行动来团结藏族人民和新.９9ｌｉｂ.区群众极端重要，各部必须切实注意，在检查纪律，组织群众工作方面，要让连队民运组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第四：全军要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宣传：不放松任何可资利用的机会，并应把这一工作列为党内汇报内容之一。
第五：对康藏地区接待我军之本地官员，要注意尊重与团结，不应有任何歧视，被俘之藏军人员均须宽大处理，不准打骂、侮辱，师或单独活动的团政治机关处理时须先报军批推。
三、树立明确的战斗观念，保持经常的战斗情绪，胜利地完成一切战斗任务。
英美帝国主义策动拉萨当局，目前仍继续积极准备对我军实行军事抵抗，在解放西藏的道路上，必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完成战斗任务，将是解放西藏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
第一：克服轻敌麻痹，反对右倾保命，树立明确的战斗观念，发扬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经常重视了解情况，重视战斗动员，使部队经常有饱满的战斗情绪，一定要预防侥幸思想，以免造成不应有之损失。
第二：在战时政治工作上除注意一般的战前动员，战勤组织、军事民主、号召立功，以所得敌情教育部队提高胜利信心之外，必须特别重视战场纪律、俘虏政策、政治攻势、战场防谍、节省弹药等，要绝对尊重俘虏人格，严格防止报复行为。
为了完成进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必须切实进行下面三个主要工作：
一、加强部队思想领导，深入贯彻进军动员。
多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变化，多调查新区群众情况，以充实思想领导和连续动员的内容，并应有意识地着重９９lｉb?树立以下基本思想：
第一，不怕困难以能排除困难为荣的思想。这就要在进军之前多方面的估计困难，除去能想到的，还要做更多的出现意外困难的必要准备，迷信狭隘的经验，认为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麻痹自足妄图侥幸是有害的。既经行动之后就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怕困难，勇于克服困难：碰到一些困难就叫苦，泄气、怨天、恨地同样是有害的，错误的，必须及时注意纠正。
第二，以长期建设的决心建设西藏的思想。……必须树立对西藏人民，对革命事业极其负责的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求得在一定时间之内，把西藏建设出一个初步繁荣的规模。
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整训干部，改造领导作风。
第一，认真切实执行中央指示——整训干部，克服官僚主义，游击主义的领导作风，树立深入联系群众的、细致调查研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作风。通过每个阶段的总结工作，检查党委的领导作风，来进行这一工作。
第二，加强党委领导，经常保持党委组织的健全，党委工作上要有分工，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真正做到集体领导的地步。
第三，要巩固建支运动的成绩，并通过各项工作来进一步地建设支部，把普遍进行党员教育、训练支委、组长和积极分子与建设支委内部各部门的工作，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审查等，作为今后建支的经常工作。
三，开展自上而下的团结互助创模立功运动。
进军西藏是个艰巨任务，对全体指战员和党内外各级组织，都是个绝大考验，要更好地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树立正气，克服困难就必须进—步开展团结互助创模立功运动。
第一，此次团结互助，创模立功运动，要抓紧连排班模范单位和干部立功、党员立功两个环节。一个营创造两个模范连，营委及营干又发挥其领导作用时，即给予模范营的光荣称号，干部立功主要是抓紧连以上干部，过去不少干部认为立功是鼓励战士和下级干部的事，“自立不立功还不是一样工作。”不屑于立功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干部立功的多少特别是营以上干部立功的多少，同样是各级党委对立功运动有无正确认识的最好见证。
第二，模范单位及个人立功条件：
根据过去评功经验，立功条件不应过分具体，事实上行动过程中会发生许多新问题，今后评功须从群众工作水平出发，选举功臣，不能以机械的具体条件去评判多种多样的人员的功绩，因此特提出下面几个重点，作为单位及个人立功的主要方向。
1完成战斗任务、工作任务方面。
2克服困难方面(包括爱护物资，建设生产等)。
3执行政策纪律方面。
4团结互助人马健康巩固部队方面。
5活跃部队文化学习方面。
第三，奖励与批准办法：一如过去即军奖营连及特等功，师奖排及一等功，团奖班及二等功，营奖三等功，且须和支部的好坏、思想意识的好坏结合起来评定，并按工作阶段即评即结即奖。
以上只是按工作的大段落规定，在一定时期之内，师亦可奖模范连，团亦可奖模范排，灵活执行。
以上是进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及为完成这三大任务必须切实执行的三项主要工作。它如开展连队编唱运动，大力组织进军写作以加强对外宣传，以及注意新区防谍保密，及时揭发谣言，组织干部搞好收容工作，消灭文盲，争取坚持文化教育制度等。
根据今后部队相当分散行动及进入康藏地区后，必然发现许多新情况的特点，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反对—切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迄今为止，不重视请示报告，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然存在，某些单位更为严重，有问题不请示不报告，部队思想情况、工作情况和党委综合报告极少，即有报告亦不及时，事实上是拒藏书网绝领导的表现，这将使整个领导意图无法贯彻，对工作危害至深且巨，必须迅即纠正，今后一切简报和综合报告均须按时送达各有关部门，不得有所违误，这是改进工作，及时纠偏贯彻领导的重要依据。
最后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工作毅力和对上不叫苦，不埋怨，对下深入，勤于钻研的工作作风，以求工作的进步提高。
西南军区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1950年8月26日)
一、藏军现以其主力七个代本，位于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积极备战企图阻止我解放西藏。其具体分布计昌都六百余人，岗拖、同普、江达(金沙江西岸)地区五百余人，昌都、邓柯间之生达地区三百余人(外民兵八百余人)，类乌齐、丁青、穷波(昌都西北)一线约二千人，宁静、盐井地区约五百余人(外民兵二百余人)，另尚有民兵约三千余分布于波密区及恩达西洛隆宗、硕督等地及囊谦边缘地区，以上包括民兵在内共八千入藏军，其余部队则分布于拉萨，黑沙、日喀则、江孜等地。
二、我为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东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特决定：
甲、以十八军率五十二师三个团，军侦营、炮兵营及支援司令部之一个工兵团，由玉隆、德格、邓柯之线出动，攻击昌都，并以主力迂回昌都以西，切断敌之退路，而歼灭之。以上部队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开进，争取于十月十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五十三师之一个团，同时由巴安出动，歼灭宁静之敌，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详细部署由十八军拟定，报告我们。
乙、以云南十四军之有力一部与十八军进军昌都之同时，歼灭盐井之敌，而控制之，并与十八军宁静部队确切联系，另以一部同时相机占领与控制竹瓦根(科麦、察隅间)。
三、建议西北军区令玉树部队与十八军之五十二师切取联系，并归该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十八军对执行昌都战役部署的报告
（1950年9月11日）
一、藏军以七个代本(四千余人)及民兵三千余，总共约八千余，布防于昌都周围地区，主点在邓柯昌都间之生达，根据最近了解情况敌已集结两个代本及二千余民兵于生达及附近地区，企图阻击我军自邓柯向昌都进军。
二、根据目前进军准备工作，我们决定五二师(缺一个营及机关工杂人员一部)军属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五四师炮兵连、五三师一五七团及该师属炮兵连，支司辎重团及青海骑兵支队一万五千人，山炮、无座力炮、九二步兵炮、追击炮五七门，各式弹药三个基数(云南一二六团未计算在内)执行占昌都战役任务，并予定于十月(四月)。二、三两日分别在予定位置渡江聚歼类乌齐、恩达及澜沧江以东地区之敌，如敌在生达集结主力与发动作战，我决于主力先歼生达敌人。
三、具体部署如下：
(1)五二师(缺一个营及工杂人员一部)附军炮兵营辎重一团于9月30日在邓柯地区集结完毕，于十月二日应先以一五四团附师炮兵连隐蔽渡江，自生达外翼取捷径以勇猛迅速之动作直插类乌齐、恩达，在途中应不顾少数敌人之阻碍袭击，以求迅速迂回昌都断敌退路，协同师主力聚歼敌军于昌都地区，师直率一五五团、五六团(缺一个营)军炮兵营，10月3日晨自邓柯渡江，取道生达直取昌都。
(2)青海骑兵支队，务于10月4日(更具体适当时间由五二师确定)，自玉树出动向囊谦及类乌齐攻击前进，保证一五四团右侧背安全，并迅速运动积极配合一五四团歼灭类乌齐、恩达地区之敌，如一五四团在类乌齐抓住一个代本以上之敌单独进行歼灭时，则青海骑支应自类乌齐外翼(西侧)绕道挺进至恩达断敌退路。
(3)军侦察营、工兵营附五四师炮兵连，归侦察营长苏相卿，军直政处主任王达选统一指挥，于9月20日在德格新村(岗拖渡口东岸)地区集结完毕，于10月3日午自岗拖渡江向同普、江达之敌攻击前进，务求抓住该地区之敌，以配合五二师歼灭昌都地区敌之主力，以上各部统一归五二师指挥。
(4)五三师前指率师炮兵连及一五七团于9月30日在巴安及其附近地区集结完毕，于10月2日晚，以两个营轻装由巴安北宋瓦卡美附近偷渡，直插宁静以西，断敌退路，10月3日晨以一个营自牛古渡、竹巴笼附近渡江，向宁静攻击前进，首先聚歼宁静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察雅攻击前进，配合五二师主力作战。
四、我们建议军区令云南一二六团应于10月2日向盐井攻击前进，除攻占盐井外，应防敌向察隅逃窜。
五、军指挥位置为便于侦察掌握敌人纵深情况，拟暂位于甘孜。
以上部署当否，请审核指示。
西南军区关于十八军进军昌都情况向军委的报告
(1950年10月1日)
现将进军昌都近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十八军五十二师(欠一个营)附军侦察营、炮兵营及一个辎重团于9月16日全部集结甘孜，9月22日起西进，26日先头部队抵甘孜以西一百五十余里之松林口，其主力进驻白利、绒坝岔线，刻正继续西进中。因甘孜康定段公路曾发生故障，粮物来能及时前送及五十二师在甘孜以西修路三天，已不能按预定计划集结邓柯、德格地区，观决定改于10月7日开始渡金沙江西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主力9月11日由康定西进，29日全部集结巴安，拟以五十二师同时渡江。云南之十四军部队拟10月7日以一 4e2a." >个营攻占门工、碧土(德钦西北)并以一部出札衣(碧土西北四日程)，另以四个连由德钦北进，协同由碧土北进之部队钳击盐井。
(二)进军部队所需之被服，除一部皮衣正在赶制外，其余皮大衣、棉衣等均已发齐。27日甘孜及其以西地区已有粮二百万斤(含代饭粉、饼干、蛋黄腊在内)，可供部队一个半月之需。为争取明年进军少发生一些困难，故拟定昌都战役后，仍将已入康藏地区之部队(十八军及支援部队共约两万人，三千匹牲口)都留昌都(三千人)、甘孜、巴安及二郎山以西，以便习惯其在康藏地区之生活及遂行修路修机场，并进行整训等工作。为此则尚需前运粮物一千万斤，以现有汽车全力抢运至11月底，可争取前送七百二十万斤，其余二百八十万斤，拟以空投与在甘孜、昌都地区购买一部粮食及牦牛补助之。
(三)甘孜竹庆段公路9月初以一个工兵团开始抢修至26日，小吉普已通玉隆，10月初可通车至竹庆东南之海子山，由海子山至金沙江以西，用牦牛运输。现在玉隆邓柯线已集中牦牛五千头可供需用。
(四)雅甘沿线9月份以来不断落雨，康定至甘孜多为草原路基不坚，两侧排水设备亦差，大量雨积溢路面，致有数段成为沮洳地带，最严重者为道孚南之乱石冈垩口塔公寺及营官寨西北之东俄洛四段(共约十二公里)泥泞深达一公尺，汽车多遭陷阻，每行一公里半耗油达四加仑，机件损坏严重，原由康定至道孚本一日半可达，因上述原因竟有延至四日半之久者，对进军及运输影响极大。经工兵部队全力打轨道桩与抢架旱桥后，已可勉强通过，但为时尚需三天。这段水草地本可以沿高地修公路迂回过去，避免陷车，但因急于修成直过，反为费时费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二师命令
(康战字第三号)
(1950年10月4日)
(一)情况；详见情字五号通报。
(二)基康战字第二号昌都战役基本命令，我师决于本(十)月六日早七时开始由邓柯渡江，执行解放昌都，聚歼藏军主力于澜沧江以东及恩达、类乌齐地区之任务。具体部署如下：
A、右路——该路部队由青海骑支、师骑兵侦察连、一五四团全部共同组成，统归阴副政委、李参谋长指挥、为我师昌都战役右翼强大力量，其意义在于步骑两兵种能够取得密切配合，相互取长补短，迅速达成迂回包围噶伦、拉鲁整个阵地，便于中路部队分割、穿插围歼敌人。能否歼敌三个代本以上兵力，奠定明年进军拉萨，解放全藏之良好基础，其关刍即决于该路部队完成任务之好坏(即包多歼多包少歼少否则扑空)，基此决定：
青海骑支(附师骑侦连、一五四团炮兵连—个排无后座力炮二门)于九日由玉树出发，以七日行程取道囊谦，经囊谦寺、知牙、多藏卡首先包围类乌齐之敌，依自力和情况能歼则歼，否，交一五四团处置(如敌逃跑在一日行程内该支队有追歼任务)，尔后直取恩达，断敌由昌都退太昭之路，并阻敌援兵。
—五四团，于六日由邓柯渡江，以二十日行程绕道玉树南五十华里之巴塘，尾骑支跟进，至囊谦后，取道囊谦寺、朵工巴、甲藏卡、再歼类乌齐之敌，歼敌后即留一个营兵力(并组一收容所)于该地断敌由昌都退黑河之路，尔后主力直取恩达，任务同骑支。
B、中路：由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炮兵营、师直组成，直接归师指挥，其主要任务：分割、穿插噶伦、拉鲁阵地，各个消灭(必要时连为单位单独作战)，最后聚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基此决定：
一五五团于八日早七时由邓柯渡江，绕国德经卡贼松多至牙要松多展开，以一个营兵力迂回生达以南地区，协同一五六团首先歼生达、甲卡松多、国德之线敌人，完成任务后继续前进直接洞洞竹卡，其主力经毛井到分路，以一个营兵力速抢面达之桥，另一个营沿江西沟南下急抢江西桥和德当工巴之桥梁，以保主力通过和堵围生达方面逃窜之敌。完成任务后该营应迅速强渡扎曲河，控制洞洞竹卡以西河岸和渡口，接应团主力渡河，全团会合后即取道牛厂(洞洞竹卡西南方向)沿昌都以北之山岭南下，直取昌都。
一五六团(缺一个营附军炮兵营)于十日由邓柯渡江，取捷径直插生达，另派小部队迂回生达以南地区，与—五五团共同歼灭生达守敌(三团牟暇所部)，尔后取道衣曲卡、都兰都抢占四川桥(昌都宗郊)，尔后会攻昌都，前进途中应随时注意围歼由金沙江沿线西窜之敌，并注意与工、侦两营联系。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