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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兰州：解放战争档案》
解放前夜的兰州地下党
解放前夜兰州的地下工作
兰州是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中心，也是西北政治、军事重镇。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把兰州建成了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战略咽喉和西北反共基地的要塞堡垒。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1945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甘肃工委(工委机关驻边区）。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对党在兰州地区工作的指示和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甘肃工委于1945年9月正式恢复，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工委机关驻庆阳地区。1946年，为了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迅速推动党在甘肃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在7月24日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甘肃地下党工作，决定：甘肃地下党应“采取大力发展的方针”，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在有战略意义或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组织武装，建立根据地；在城市迅速派出干部恢复和重建原有组织，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合法斗争。这次会议分析了党在甘肃工作的形势，明确了之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完成任务的措施，对甘肃党的工作特别是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甘肃党的工作，印发了《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会议指出：“甘肃在整个西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完成解放西北，作用非常大。”为此，“西北局要求在甘肃工作的全体干部党员，重视这种作用，并为甘肃及西北人民的解放，积极坚决地进行奋斗”，“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调整甘肃工委领导成员，朱敏调任三边地委副书记，孙作宾接任甘肃工委书记。会议提出为完成发展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任务，中共甘肃工委在组织上与工作上应采取以下措施：
1 澄清党员思想中的混乱想法，派干部去传达目前形势及党的方针与政策。
2 逐渐改变过去千头万绪、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恢复支部。依据各地组织情况，建立领导机关并加强支部工作的领导与党员的教育，培养大批当地新的干部，注意研究回番民工作，以适应新方针的要求。邻区各县党的领导机关视工作需要，逐渐由现在边区内部县委统战部转变成为各该县县委或县工委，并准备根据情况许可时撤出边区。
3 放手发展党员，并立即写出发展党的计划，提出具体的要求。
4 根据自然条件及党的力量等情况，将甘肃划成若干区域，以便具体布置各个区域工作。每个地区需配备一二个比较坚强的领导干部。
5 甘肃工委本身要精干，以便尽量抽调干部到各个工作地区去。
这次会议是7月24日会议的继续，它检查了上次会议以来党在甘肃的工作，指出了甘肃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甘肃工作发展的方针和措施，推动了国统区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党在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重建后的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恢复和建立党在兰州地区的组织，从边区派员进入兰州地区，深入了解各种情况，努力打开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局面，为兰州人民的解放不懈奋斗。
二、兰州地区党组织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初步开展
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于1946年初派苏星(张重鸣)到兰州，进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兰州地下党的恢复整顿工作。张重鸣到兰州后，找到原来武都的地下党员、时在兰州农校任教员的王锐青联系工作，并委托王锐青帮助找工作，解决社会职业掩护问题。张重鸣在兰州无法立足，只得返回陕甘宁边区，甘肃工委试图恢复兰州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
194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关于甘肃工作的专门会议，确定了大力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的基本方针。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甘肃工委于8～9月间建立了边区通向兰州的多条交通线，为党在兰州地区的组织恢复与重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派罗扬实为特派员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确定了“以城市工作为主，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和加强工人、学生工作”的中心任务。罗扬实带着甘肃工委组织部长陈成义交给的70多个党员组织关系，出边区、经平凉抵达兰州后，从杨春霖、王锐青处了解到当时兰州地下党员的情况，参照1942年以前党组织的线索，寻找党的关系，和原来的地下党员恢复联系，经与市区和榆中、皋兰等地抗日战争时期隐蔽下来的一些老党员进行了慎密的接触后，恢复了杨春霖、陆善亭、张一悟、梁朝荣、金焯三、王锐青等人的组织关系，并通过这些老党员培养和物色了一批进步分子。在初步恢复兰州党组织的同时，罗扬实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兰州及甘肃其它地区情况有了基本了解。1947年3月，罗扬实决定回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近半年来的工作情况，并请示以后工作的方针。4月，罗扬实从兰州出发经过平凉，在平东工委交通员李义海的协助和掩护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刚进边区恰逢敌人向陇东分区进攻，罗扬实随军北撤。此时中共甘肃工委也由庆阳向北撤到华池，后又撤到悦乐。在边战斗边转移的紧张环境中，罗扬实向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汇报了工作。孙作宾充分肯定了兰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布置了下一步任务，同时指示罗扬实围绕皋兰、榆中、靖远一带活动，总的方针是以乡村工作为主，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甘肃工委决定，兰州地区党的工作仍由罗扬实负责，不另派人。
同年5月，罗扬实带着甘肃工委对兰州地区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方针，穿过敌人重重封锁和道道哨卡，从边区回到兰州。与此同时，为了加快兰州地区党组织恢复与重建工作进程，中共甘肃工委又派葛曼来兰州协助罗扬实开展工作。葛曼到兰州后，不仅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并且在吴鸿宾、王新潮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在兰州地区国民党党政军中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王教五、史耀新等几名上层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民主同盟在兰州的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
随后，中共甘肃工委又派柴学侃来兰州协助罗扬实工作。柴学侃按照甘肃工委“以兰州、皋兰、榆中为中心。以开展城市工作为主，同时开展农村活动”的指示，在榆中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党组织，并在兰州发展杨国智等进步青年数十人入党，为以后中共皋榆工委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针对国民党甘肃当局的反动统治，兰州大学进步师生在陈仙洲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于1947年6月2日上街游行，声援南京“五二○”血案受害学生。这一行动随即发9９liｂ?展成为兰州地区大中学校师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
三、中共兰州地区支部和金崖支部等党组织的建立
1947年1月，罗扬实在兰州官升巷14号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兰州地区支部，并任书记，陆善亭、杨春霖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兰州地区支部成立后，积极联系和恢复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同时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使兰州党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同年2月，地下党员马永祥来到兰州，联络禹兆南等在兰州下沟开设旅店，作为兰州地下党组织和中共甘肃工委的联络点。根据甘肃工委指示，兰州地区支部把工作重点放到了郊区农村，在兰州等城市则尽量利用合法条件开展革命活动，积极整顿和发展组织。在大力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对兰州各方面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首先把组织发展的重点放在兰州近郊的榆中金崖地区。这里党的基础较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破坏后，根据党的“精干隐蔽”的方针，有组织的活动暂时停顿，但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革命活动。根据兰州地区支部成员工作分工，支部书记罗扬实来到金崖从事组织恢复工作，兰州城区工作由陆善亭、杨春霖负责。
罗扬实在金崖通过金巨盈发展了十几名党员，经过考察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恢复、发展地下党员的基础上，罗扬实在尚古城、岳家巷、溧家湾、夏官营、来紫堡、胡家营、窦家营、麻家寺等区域内广泛开展工作，使榆中农村地下党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根据这一情况，罗扬实决定以金崖为中心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于1947年5月建立了中共金崖支部，由金巨盈任书记。
金崖支部建立后，在罗扬实的指导和金巨盈的具体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通过竞选在金崖建立了“两面政权”。国民党金崖镇镇长蒋宜中贪污腐化，肆意掠夺百姓，激起民众公愤，当地群众纷纷要求撤换其镇长职务。地下党员金焯三等人根据党组织安排，推荐地下党员周笃祜出面竞选镇长并获得成功，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政权机关第一次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此后，蒋宜中到处诬陷周笃祜，致其被国民党县政府撤职。金焯三经罗扬实同意，继任金崖镇镇长。
根据兰州地区支部意见，杨春霖到皋兰进行秘密建党工作，1947年9月在皋兰石洞寺建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石洞寺支部先后在皋兰中学和中堡、庄子坪、文山等地秘密发展了20多名党员。
到1948年春，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人数已达八九十人。其中罗扬实直接领导的党员有46人(含新党员26人)，间接领导的近20人，葛曼直接领导的中上层党员13人。党员年龄构成基本上以青年为主体，同时也有张一悟、吴鸿宾等一批久经考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在党员的分布情况上，注意到既有职业的广泛性，又有相对的集中性，使之更能适应城市斗争的复杂局面。至此，党为恢复和重建兰州地下组织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这批共产党员成为组建中共皋榆工委的骨干力量。
1948年3月，中共甘肃工委召开会议，决定甘肃城市工作以兰州为中心，为解放兰州做准备。
中共皋榆工委的建立
一、中共皋榆工委的建立
从1946年11月甘肃工委特派员罗扬实奉命秘密来兰州主持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到1947年3月初步恢复党组织后，又经过一年的艰辛工作，在兰州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1948年4月17日~27日，中共甘肃工委在庆阳元城子召开对外工作会议。马文瑞、张仲良、李合邦、李培福、李生华、赵怀璧、孙作宾、罗扬实、陈成义等参加会议，工委书记孙作宾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罗扬实等人的汇报，重点研究了兰州工作。
会议认为，中共兰州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的条件业已成熟，决定成立以罗扬实为书记，葛曼(不久因另有任务由窦志安接替)、张生强为委员的中共皋榆工委。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即：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大量发展党员，建立隐蔽点线，由点线到面，逐渐扩大活动地区；进一步掌握合法武装，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兰州市区精干隐蔽，主要开展搜集供给情报与准备内应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中共皋榆工委的工作范围是：以兰州为中心，在皋兰、榆中、靖远、会宁、临洮、永登、景泰等县开展工作。
中共皋榆工委建立后，工委委员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分赴兰州、临洮、靖远一带工作。罗扬实负责兰州、皋兰、榆中、会宁及河西组织，张生强负责靖远组织，窦志安负责临洮北乡、洮沙、榆中南乡、华家岭地区的组织。
罗扬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身材不高；长相瘦削，有一手裱糊顶篷(俗称仰衬)的绝活，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仰衬客”。
1948年4月，甘工委在庆阳元城子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皋榆工委，由罗扬实担任书记。张生强、葛曼(后改为窦志安)为委员。罗扬实和张生强、窦志安接受任务后，立即动身，准备尽快赶到兰州开展工作。
到兰州后，罗扬实即着手开展工作。他与随后到达兰州的张生强等人一起研究、制定了兰州、河西、榆中、靖远、临洮等地的工作计划，决定先到榆中金崖地区活动。工作全面展开后，窦志安也顺利地到达榆中。
1948年7月，罗扬实根据工委工作计划和张生强、窦志安共同商量决定：皋榆工委实行分片负责，由罗扬实负责兰州及榆中金崖地区，张生强去靖远开展工作，窦志安去临洮开展工作。罗扬实负责的兰州市区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了。他以原来的线索为基础，成立了东区、西区两个总支部，由陆善亭、杨国智同志分别担任书记，下属一些支部，成员涉及范围较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作为皋榆工委的负责人，罗扬实认真贯彻甘工委的指示精神，根据党中央“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总方针，在放手发展工农党员的同时，在大中学生、知识文化界、公教人员和敌军中下级军官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对新党员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带领广大党员机智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
皋榆工委成立初期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农村，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开展宣传、统战、兵运等基础工作。同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甘肃要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开展工运、学运，加强培养干部等。中共甘肃工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提出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为解放和接管兰州做准备，并明确提出中共皋榆工委就是中共兰州市委，要求中共皋榆工委加强兰州市的工作，深入学生、工人和士兵中积极开展学运、兵运及统战工作。
11月15日，中共甘肃工委向全省党组织发出《甘工委关于敌区工作的通知》，从城市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关于城市工作，工委通知要求要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要积极加强宣传活动，特别是党的城市工商业及对知识分子和敌伪人员的政策宣传；利用一切机会与条件，广泛地建立内区工作，不仅要在敌城防部队中发展力量，而且要在敌交通、企业、文教等部门发展力量。关于党的工作，工委要求要克服消极隐蔽及孤立地进行建党的倾向，要积极发展组织，加强党员教育。
群众工作要扩大范围，农村中应注意全体农民的工作，反对只发动贫雇农不注意联合广大中农的现象。工委特别强调，在城市，要大力开展工人、学生及城市贫民的工作，要有计划地吸收大批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技术人员到边区工作或学习。
16日，中共甘肃工委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中共皋榆工委工作，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并进行了具体部署。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皋榆工委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与重视和加强城市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得力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到1949年春，皋榆工委相继在兰州、榆中、皋兰、靖远、临洮等地建立了一批基层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使地下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作用，为解放后的兰州工作准备了大批干部和骨干力量。
二、皋榆工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皋榆工委建立后，始终把组织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放在首要位置，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甘肃工委“应以发展新的为主，整顿旧的为辅”的方针，大胆而慎重地发展组织。到1948年底，罗扬实直接领导下的兰州、榆中、皋兰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支部，党员人数达100多名，同时还在临洮建立了一个支部，有党员二三十人。窦志安领导下的临洮地区有党员数百人。张生强主持下靖远党组织的整顿重建工作也基本完成，恢复了城关等五个支部。1949年春，皋榆工委在众多支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兰州东区工委、兰州西区工委、兰州市学委、金崖工委。
1 东、西区工委的建立及活动
1948年7月，罗扬实根据中共皋榆工委工作计划，与工委委员张生强、窦志安共同研究决定：中共皋榆工委实行分片负责，由罗扬实负责兰州及榆中金崖地区。由于兰州市区情况复杂，为减少党组织之间横的联系，罗扬实结合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以原来的党组织发展线索为基础，于1949年5月成立了东区工委和西区工委。
兰州东区工委1949年5月建立，由陆善亭、粱朝荣、王泽喜负责，下辖兰州广播电台小组、甘肃邮局小组、兰州志果中学支部、兰州大学附中支部、公路局支部、兰州大学支部、沈斌元支部、甄廷兰支部、王无逸支部和会宁支部等10个支部，党员主要是1948年以前发展的老党员，分布在敌党政机关、学校、银行、工厂、邮电系统等。
兰州西区工委1949年5月建立，由杨国智、满鸿遇、王善卿负责，下辖西北师范学院支部、兰州市中学支部、共和路(今金塔巷)小学支部、兰州文化界支部、阿干镇支部、兰州农专组织、法院支部等10多个支部，党员大多是1948年、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党员主要分布在大中学校、文化界和部分敌党政军机关。
东、西区工委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共甘肃工委、皋榆工委的工作方针，大胆而又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东区工委、西区工委以机关所在地而分，不是以组织发展范围区分。在发展区域上，采取见缝插针、尽量发展、计划开辟和自然延伸并举的积极态度，使党组织分布区域相当广大。东区工委负责人陆善亭通过广播电台的陆寰安，陆寰安又通过电台党员何谧在会宁发展了冯，冯又按要求在会宁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支部，使东区工委的组织发展超出了兰州地区。
东、西区工委在做好组织发展的同时，着重根据西北局、甘肃工委的有关指示，做了动员群众迎接解放、收集情报、建立统一战线、瓦解敌军的工作。东、西区工委组织党员油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戳穿国民党反动派蛊惑人心的造谣宣传，并把这些宣传品邮寄给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劝告当局认清形势，自觉地站到人民一边，从而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兰州奠定了群众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中共皋榆工委要求各级基层组织尽一切力量搜集各类情报资料，为兰州解放和城市接管提供依据。东区工委党员王受天、王应蛟父子根据组织要求，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瓦解敌军工作。王受天通过培养，把国民党兰州市城防自卫队五中队队长汪治华发展为党员，汪治华又在自卫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
2 兰州市学委的建立及活动
1949年初，甘工委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新形势，提出“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指导方针，皋榆工委及时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群众运动和统战工作。他们以中央的正确方针为指导，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秘密工作与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开辟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在中共皋榆工委领导下，兰州各大中学校党的地下组织发展迅速，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兰州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继“六·二”大学潮、“二·二五”抗暴斗争后，兰州地区于1949年3月又爆发了“三·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不仅得到了锤炼，也显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为了更加有效地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皋榆工委决定成立学生委员会。
1949年4月的一天，在乡师附小(现新桥小学)的小楼上，皋榆工委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罗扬实、杨国智、陈仙洲、程万里、刘敏。罗扬实主持会议，他说：
“党中央和甘工委指示我们，敌区学生知识分子不仅是我们进行各种工作的重要桥粱，而且是培养解放区各项建设人才的主要来源和解决今后新区干部困难的主要途径。为了真正开辟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就要广泛开展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为了加强对兰州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工委决定成立学生委员会。”
兰州市学委成立于1949年4月，陈仙洲任书记，程万里、刘敏为委员。学委主要负责兰州大学支部、兰州工校组织、兰州中学组织、兰州小学教员组织、兰州大学附中支部和西北师范学院组织等党组织工作。在工作中与兰州西区工委、东区工委协作配合。此后，学委计划将原来不相统属的各校支部、小组和党员重新调整编组，后因1949年7月学委遭到破坏，致使各校组织调整工作未能完成。
成立后的中共兰州市学委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了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学委在兰州各主要大、中学校积极活动，依托原有共产党员，发展进步力量，很快便有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加入了党组织。同时，遵照中共皋榆工委的指示，采取积极发展的工作方针，谨慎严格的工作方法，既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又有较高的党员质量，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学生党员能够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在人民解放战争向全国迅猛发展、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学委组织共产党员向广大市民群众、青年学生广泛宣传，油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著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进行张贴和散发，对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解除人民群众由于国民党长期欺骗宣传而对共产党的疑虑，挫败敌人阴谋，安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委成立后，面对马家军阀的法西斯统治，领导广大爱国师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8月上旬，陈仙洲、程万里被敌人秘密杀害在兰州大沙沟。
3 金崖工委和其它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从1947年5月至1948年4月中共皋榆工委成立，兰州地下党组织主要在榆中金家崖一带农村发展组织，建立支部，开展革命活动。
1949年初，根据中共甘肃工委指示，皋榆工委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皋榆工委于1949年5月决定在原金崖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金崖工委，负责农村工作。金崖工委由陆长林任书记，杨春霖任组织部长，陆治安任宣传部长，所属党员多是农民，主要分布在榆中、皋兰的广大农村，下设12个支部。金崖工委成立后，计划在金家崖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让宣传部长陆治安负责，但设备搞到并安装后未能使用，秘密电台最终没有建成。当时任金崖工委书记的陆长林在工委成立后，先后在邴家湾、尚古城等多处成立了党的支部。
三、中共陇右工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1947年2月，中共陇渭支部在陇西倾家门马家大山成立。同年4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甘南工委)，8月，撤销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陇渭工作委员会(即陇渭工委)。1948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将中共陇渭工委改为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即陇右工委)，陈致中任书记。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党组织包括渭源、会川、陇西、临洮、定西、通渭、岷县、漳县及榆中、兰州等16个县市，共建立区工委9个，相当于区工委的片1个，党支部300余个，党员4370人。在兰州、榆中地区，中共陇右工委和中共皋榆工委密切配合，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中共陇右工委在中共皋榆工委力量相对薄弱的兰州地区大、中专学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在进步学生相对集中、思想活跃、倾向革命、具有反蒋民主运动光荣传统的兰州大学建立了教工支部，由历史系青年助教魏郁任书记，在西北师范学院建立了1个支部。由学生党员何荩臣任书记。
这两个支部建立后，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传播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消息，介绍北京、上海等地风起云涌的学生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鼓舞兰州学生积极开展反蒋抗暴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兰州学生运动的一支劲旅。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垂死挣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兰州一时黑云压顶。
根据党的“隐蔽活动，分散斗争”的指示，魏郁在兰大宿舍召开支部会议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会后立即赴临洮等地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工作，准备迎接解放。
中共陇右工委在兰州还建立了兰州被服厂支部，甘肃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杨松轩任书记。这个支部带领所属党员和进步工人积极开展活动，搜集情报，为迎接兰州解放做准备。至此，中共陇右工委先后在兰州建立了12个支部。为了便于领导，经中共皋榆工委与中共陇右工委协商，中共甘肃工委批准，1949年5月中共陇右工委将在兰州建立的12个支部近200名党员的关系移交给中共皋榆工委。
水家坡夺枪——陇右党组织在兰州地区开展的武装斗争。
水家坡位于榆中县东南边缘，计划修建的天(水)兰(州)铁路南侧，两旁高山夹一道平川，是古驿道的重要站口。水家坡不仅是榆中县清源乡乡公所驻地，驻有乡自卫队，而且还有天兰铁路测绘队第八分站及护路队驻扎。乡自卫队和护路队都有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经常胡作非为，祸害百姓，令周围群众愤恨。“黄皮黑皮，都来害人，乌烟瘴气，不见天日。”黄皮指的是护路警察，黑皮指的是乡自卫队，这一在当时流传的顺口溜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痛恨。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群众殷切盼望自己的部队早日到来惩治这些害人虫。
在甘南农民起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陇右党组织，素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了消灭这伙祸害乡里的害虫，夺取他们的武器装备以武装自己，陇右党组织决定派一支游击队来剿灭这股护路队和自卫队。陇右党组织军事部长郭化如带领游击队员龙得海先到水家坡一带实地侦察，获知国民党中央政府铁道部有两辆汽车拉着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将要来水家坡，当即决定由榆中籍的高健君等人带领游击队到水家坡消灭乡自卫队和护路队并夺取国民党铁道部汽车所运的枪支弹药，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武装自己的力量。
1948年8月的一天晚上，在陇右党组织负责人高健君、万良才、郭化如、毛得功等人带领下，一支由27人组成的游击队携带短枪、手榴弹从渭源出发，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经过4个晚上的急行军于凌晨3点左右到达榆中县水家坡。游击队先派人潜入村内找到地下党员，进一步掌握敌人的驻防位置和武器装备情况。这时，国民党铁道部运送枪支的汽车还没有到来，根据敌人驻防情况，游击队决定兵分两路夺取护路队和乡公所的枪支。
一路由郭化如和杨友柏带领，准备袭击护路队。一路由毛得功和肖焕章带领，准备袭击乡公所。两路游击队在天亮以前同时行动。战斗打响以后，郭化如一路游击队先制服哨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虏了护路队警察。毛得功一路袭击乡公所时与哨兵发生了枪战，在击毙哨兵后乘势俘获乡公所乡政人员和自卫队队员。
水家坡夺枪，从开始到结束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共打死敌人2名，打伤1名，缴获长枪、短枪20余支，子弹500余发。战斗结束后，游击队经临洮安全返回了渭源。
水家坡夺枪，是解放战争时期陇右地下党组织在兰州地区领导的一次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壮大了游击队的武装，为兰州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在兰州的建立及活动
1948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派崔扬来兰州开展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展地下党员、团员，建立党的组织；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搜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军事情报，从而为兰州解放做好准备工作。
崔扬当时在西北大学上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及该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崔扬动身赴兰州前，在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所在地马栏认真学习文件，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接受工委领导安排在兰州地区开展工作的具体任务。崔扬历经艰险抵达兰州后，先后开展了以下工作：
1 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建立党的组织
崔扬到兰州后，先与同学李振基取得联系。李振基在西北大学就读时，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考察，崔扬于1948年底吸收李振基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李振基，崔扬先后结识并吸收张学伊等人入党、何恐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基础上于1949年初在兰州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并担任书记。
2 打入敌人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崔扬家在兰州，其父人缘好，社交广泛。利用其父亲的社会关系，崔扬很快打入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第八补给区是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总部，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番号、主要军事长官、驻地、武器装备、战斗实力、战斗序列、军事工程设施、粮食和武器仓库等都有详细材料。崔扬打入第八补给区后在补给区经理处被服科工作，利用工作机会将很多资料带回家，抄录密写后送到党组织手中，为解放大军的顺利西进及解放大西北作出了贡献。
3 大力发展党组织，扩大工作范围
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成立后，陕西省委又派联络员侯承祖、交通员席超来兰州协助崔扬开展工作，直属支部的工作也开始向天水、武威等地发展。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第八补给区司令部迁往武威，崔扬以家庭离不开为由，请长假留在兰州。但兰州直属支部在武威的工作却未停止，崔扬利用这次迁移的机会派地下党员张学伊等人以青云中学训导主任身份为掩护前往武威。张学伊等人在武威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小组，同时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星海文艺社。党小组在组织进步青年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想方设法搜集河西地区敌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经汇总整理后派人转送给在兰州坚持工作的崔扬等人，使兰州、武威互相策应，各项工作开展得富有成效。交通员席超赴西安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途中，在天水受阻，后设法与西进的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取得联系并随军西进。直属支部成员高明德等人受党组织委派，赴康乐开展统战及敌军瓦解工作。经高明德等人多方努力，担任康乐县议长的高龙舟协助解放军部队进城，使康乐县顺利解放。
4 抵制兰州图书馆西迁，保护人民财产
1949年5月，上级党组织指示兰州地下党在“大军来到之前，进行护厂护校，解放后，配合进行接收”。中共陕西省委城工委兰州直属支部广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挫败敌人的种种破坏阴谋，成功地阻止了兰州图书馆西迁武威。兰州图书馆是原国立西北图书馆，藏书丰富，典籍极多。地下党员李振基任图书馆秘书兼出纳等工作，利用工作人员的身份和馆长刘国钧的信任，在人民解放军挺进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甘肃省政府强令图书馆西迁武威、馆长刘国钧犹豫不决之时，在兰州直属支部的领导下，争取刘国钧，抵制图书馆西迁。在李振基等人的努力下，到8月26日兰州解放时，兰州图书馆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迎接兰州解放，罗扬实不仅派人打入国民党兰州自卫队，基本上控制了这支武装，还指派梁朝荣等人做守城警察的统战、瓦解工作。
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梁朝荣来到兰州市公安局一副局长家中，说自己是吴鸿宾的朋友，从天水去青海出差，经过兰州，受吴鸿宾之托前来拜访，希望这位局长认清形势，做一些有益于老百姓的事，不要死心踏地为马步芳卖命。此人听后连忙点头答应。
在胜利的炮声中，罗扬实积极部署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主张，领导广大工人、职员和师生机智英勇地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破坏。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宪兵特务到处疯狂搜捕“共党头子”杨德厚(罗扬实解放前夕的化名)的叫嚣声中，罗扬实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冷静应付一系列突发事件，带领皋榆工委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兰州的解放。
党在兰州的宣传统战工作
一、大力宣传党的政策
在迅猛发展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地区，攻占了一些重要城市。由于过去党的工作中心长期在农村，因此如何改造和管理城市，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1948年1月起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党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
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25日又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注意做好城市工作。27日，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应当保护；应当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要把这个正确方针同那种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损害革命事业的所谓保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能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4月8日，中央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明确规定了各地在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时应注意的事项，主要是积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有计划地处理大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等。
6月10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城市的重要作用，把城市看做是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绝不可少的力量，懂得进行大兵团作战不仅要依靠农村而且要依靠城市，懂得使城市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意义。中共中央还在关于党的城市工作政策的文件中反复强调，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皋榆工委建立后，根据甘肃工委的指示，以中央的城市工作政策为依据，注意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城市党员以多种方式广泛地、深入地向周围群众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刻印或手抄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党的有关工商业政策的许多文件，在兰州地区广大群众中广为传播。通过宣传，有力地提高了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自觉性，使城市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使那些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感不满而希望了解共产党有关未来前途的方针、政策的观望者，增加了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希望，坚定了同情、支持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立场和信念，使兰州地区尽管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但共产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下得以存在、发展，从而保证了地下党组织在城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城市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同时，皋榆工委遵照中央“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的指示，组织党员重点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宣传党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传中国共产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使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看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曙光，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党蛊惑人心宣传的影响，增强了对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念，为地下党组织在农村工作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群众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感召、影响下，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公开斗争，同情、支持党的工作，或掩护党组织开展活动，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使地下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机智勇敢地开展对敌斗争。
二、开展统战工作瓦解蒋马敌军
根据西北局、甘肃工委关于“广泛地建立统战关系”和同“大部分甘肃地方派中上层人士建立关系”的指示，皋榆工委各基层组织针对兰州地区国民党党政军系统派系复杂、矛盾突出，蒋介石嫡系势力与地方实力派向来不和且人心涣散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开展工作，重点向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中上层人士展开统战攻势。地下党组织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分析解放战争形势，指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使不满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丢掉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幻想。
为自己的未来、前途早作打算，使国民党党政军内部一部分主张民主和平，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认清了形势，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通过各种方式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皋榆工委对国民党甘肃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主要是通过吴鸿宾、康尔信(康君实)、赵定九等分头开展的。
经过大量工作，皋榆工委先后与史鼎新、陈伯鸿、王教五、魏自愚(原邓宝珊部参谋长)、周述之、许青琪(省参议员)、谢国泽、张玉田(省会警察局秘书)、李翰园(被服厂厂长)、高勉斋(考诠处秘书)、马霄石(民意通讯社社长)、马锡武(原东路交通司令)等中上层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做工作，其中有些人经过斗争的考验和战斗的洗礼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冬，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亲自会见了西北民盟负责人康尔信(时任国民党甘肃师管区中级军官)。1949年3月，皋榆工委先后发展康尔信、李般木、李占春等人加入了党的组织。由于西北民主同盟成员主要分布在兰州、陇南、陇右广大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中，多系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因此党组织通过他们开展积极有效的统战工作，策动起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瓦解敌军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皋榆工委及所属党组织根据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关于“目前不能采取搞兵变和过早暴露的办法(除不得已而外)，到一定时期全盘搞过来……先从自卫队、保安队中去进行”的指示精神，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宣传和严格的组织考察，皋榆工委在兰州自卫队中发展总队副陈伯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卫队五中队队长汪治华也由皋榆工委所属地下党员王受天培养和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汪治华后来又在自卫队中发展了一些秘密党员。经过地下党的努力争取，党的活动不仅在兰州地区及附近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普遍展开，而且在华家岭的定(西)、会(宁)、通(渭)联防大队、补充一团、师管区平凉新兵大队(驻兰州，后移驻临洮)及榆中、皋兰自卫队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
这些部队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的共同努力下，在兰州解放前后大都光荣起义，有的还配合解放军临阵反戈。皋榆工委所属洮工委兰大支部党员黄世武在返回康县家乡后，策动国民党一支军队起义，在甘川边界对对山一带打游击，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四川。汪治华带领的自卫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兰州时积极进行了策应。
对国民党正规军及师管区所属部队的瓦解工作，皋榆工委所属许多地下党员都做了大量工作。洮工委负责人窦志安在师管区直属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国民党驻华家岭的联防大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为边区运送干部大开了方便之门。1949年7月，在皋榆工委策划下，联防大队队长李西岳拉出队伍和养路工人、农民共同组织了华支纵队。
西北民盟成员积极认真地完成工委交给的主要任务——全力策动所在部队起义。1949年3月，西北民主同盟军事部长陆进贤策动国民党驻临洮二四五师四个连起义，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重兵镇压下，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失败。
1949年7月，康君实、李般木等人分头到陇右、陇南及陕西策动驻军起义，在陇右工委的大力协助下，8月11日促成师管区补一团、补二团、补三团及陇西自卫大队在漳县起义。此后，康君实、李般木等人又前往岷县，与国民党甘肃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民盟成员)商讨起义。经过周密的工作，在兰州解放，甘肃大部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全境解放指日可待的历史条件下，周祥初于9月11日率一七三师、甘肃保安二团、五团、补训四团及师管区直属部队在岷县起义。岷县起义以后，康君实、李般木又抵达武都，与陆进贤、马锡五、康冠五等人一起推动国民党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起义。皋榆工委所属地下党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凭着高超的智慧和胆略，经过与蒋介石、胡宗南势力的斗智斗勇，在错纵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促使蒋云台摆脱反动政客的游说和特务分子的纠缠，于12月9日率二四四师、二四七师一部及武都地区各县保安队武装起义，为甘肃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开展系统的社会调查搜集各种情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向前推进，兰州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在不断发展。为了加强城市工作，使党在大中城市的地下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为迎接城市解放而努力，中共甘肃工委于1948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工委驻地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兰州地区工作，要求皋榆工委从配合解放和接管着眼，加快搜集各类情报资料。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着重指出：皋榆工委“首先要调查了解兰州市的各种情况，每个机关、学校至少要搞好我们的一个可靠人(党员或统战关系)”。为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皋榆工委要求各级组织、党员不畏艰险，积极慎重地开展工作，尽一切力量搜集各类情报资料，为兰州解放做准备，为解放以后的接管工作提供依据。
皋榆工委首先通过统战关系，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包括敌人在兰州地区的兵力、布防、工事、装备、调动、官佐等情况。兰州是甘肃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国民党统治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皋榆工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接近敌人军事政治机构。搜集其核心军事情报。在皋榆工委的安排下，西北民主同盟盟员康冠五利用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科长的职务之便，把国民党军队在兰州地区的防御阵地、工事位置以及兵力配置图三次送给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
皋榆工委所属东区工委党员陈毅生利用各种关系，搜集到国民党在平凉、临夏等地驻军、调动等情报。皋榆工委地下党员陆俊林等人还绘制了兰州市内国民党机关、据点、交通草图。工委所属地下党员汪治华以国民党兰州自卫队大队副兼中队长的身份，经常参加国民党的一些军事会议，主动和国民党城防部队官佐以及特务军官接触，搜集了国民党城防设施及驻军情报，由地下党组织派在自卫队当文书的王应蛟迅速转交工委书记罗扬实手中进行分析汇总。
兰州南山地区是国民党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的重点地区，东起马家山、西至狗娃山、沈家岭，是国民党军队据守兰州的屏障，其驻扎兵力、火器配置、官佐构成等情况则成为天字号机密。根据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指示，共产党员王受天利用自己长年居住南山山麓，对该地区较为熟悉的便利条件，多次化装改扮，以放羊、种地、抓药、走亲戚为名，到狗娃山、沈家岭一带侦察国民党军队修筑的防御工事和兵力状况。
西北民盟中的党员利用其多在社会中上层活动的有利条件，搜集了不少有关兰州地区的社会政治情报，如特务机构、机关档案、各党派及团体的社会构成等，成为地下党组织全面掌握兰州地区社会状况不可多得的情报资料。
皋榆工委还组织人力，成立社会调查组，系统地调查了解兰州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地理、人口、文化教育、工厂企业、金融、邮电、存粮和水源等情况。银行系统的党员秘密发动一些进步群众，系统地调查了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甘肃的资本财产和业务情况，同时利用业务关系获取了兰州主要的官僚资本企业如甘肃贸易公司、西北面粉厂、西北毛纺厂、兰州机器厂及主要私营钱庄的准确资料。
各大中学校的地下党员分头整理了各校资产、人员师资、负责人的政治立场及背景等详细资料。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担任公职的地下党员还向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全省储粮情况。这些情报资料汇总到皋榆工委书记罗扬实的手中后，经过分析研究和筛选归类，再通过适当的渠道送到上级党组织和解放大军手中，一时不能送走或需要工委保存的情报资料，则由罗扬实用油布包好后装入缸中埋在其住处的羊圈地下，直到兰州解放后才挖出使用，为兰州战役的胜利实施和兰州的接管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皋榆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兰州地区展开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和全面、细致、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国统区地方党组织的战斗作用在兰州解放前夕得以充分发挥，保证了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特别是兰州解放后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1 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兰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同情、支持人民革命战争的信心，壮大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有效力量，使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统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反抗中逐步走向垮台。
2 有针对性的统战工作，使国统区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得以不断扩大，一大批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倾向革命阵营的民主进步人士与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以各种形式同情、支持党领导下兰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使那些不愿为国民党反动势力卖命的军界将领看清了人民革命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决地站在人民革命的阵营之中，避免了不该发生的流血冲突，加快了兰州人民的解放进程。
3 全面、准确的社会调查工作，使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攻兰部队及时掌握了兰州地区敌、我、友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为兰州战役的顺利实施和兰州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一、城市工作方针的确定和落实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甘肃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甘肃党组织的领导下，从多方面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
为贯彻西北局有关甘肃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甘肃工委先后于1948年11月、12月在边区工委驻地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深入研究部署当前及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会议认真检讨了过去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模糊认识，分析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及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明确了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
会议通过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分析，预测兰州将在1949年夏季获得解放，要求皋榆工委从配合解放和接管着眼，把工作重点从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会议分析了党在兰州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指出这里是甘肃省的省会，又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党组织在这里有良好的基础，原有的很多关系可以继续利用。
会议要求皋榆工委“起码要在(1949年)上半年内做好接收的准备工作……，一个月一个月地做计划，着手从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进行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在城市工作中应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
“①调查研究；
②学习政策和宣传政策；
③广泛地建立统战关系；
④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群众组织可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
⑤学习如何管理城市工作”。
中共甘肃工委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兰州党组织工作重点开始转移——由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工作为主到以城市工作为主，从而为兰州党组织迎接解放、接管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人民取得全国性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及时地提出了党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会议认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国民党、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高度认识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必须自觉地适应这一转变，反对一切与这个转变相抵触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甘肃工委立即派柴学侃到兰州向中共皋榆工委传达了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要求。皋榆工委积极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甘肃工委扩大会议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把主要精力放在配合大军解放和接管方面。
思想进城是政策进城、工作进城的前提和基础。兰州长期以来是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作为控制甘、宁、青、新四省的咽喉和反共基地。从1948年起，国民党甘肃当局就加紧动员扩充兵力，增编正规军，增强其军事防御力量，同时征调20000民夫沿兰州南山一带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防守工事。
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甘肃当局颁布“紧急治罪法”，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召开“党政军应变座谈会”，强化特务机构并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安定民心，挫败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中共皋榆工委各级党组织通过亲友、同学、同乡等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大好消息，用种种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解放军的诬蔑，引导人民群众分清是非，使国民党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破产。
为了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皋榆工委秘密油印或手抄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七大《党章》。
针对兰州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特点，工委还组织刻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虽称不上家喻户晓，但最大限度地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有了更多了解。
在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城市政策的基础上，工委特别对新解放区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进行了重点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通过对上述八项政策的宣传，不仅安定了民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阴谋，而且解除了国民党下层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疑虑。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攻势，兰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进步群众建立了“文艺耕耘社”(简称“文耕社”)、“星苗社”、“春雷社”等进步团体，帮助各群众进步团体特别是市立中学、兰大、师院等学校学生团体创办了刊物，主要有《文耕园地》、《星苗》、《春雷》、《新地》等，在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传播进步思想，抨击时政，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和进步。同时，地下党员还以散发传单、写信等方式劝告或警告国民党党、政、军官员，要他们认清形势，抛弃幻想，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与反动势力彻底决裂。
在思想进城、政策进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清醒认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更加拥护，党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皋榆工委不失时机地做到工作进城，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马家军阀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行“300万元建设公债”的“三·二九”运动，兰州各中、小学教员的“罢教索薪运动”，“水烟工人罢工”等。为迎接解放，皋榆工委还组织广大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关系，搜集军事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使上级党组织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党在兰州地区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二、皋榆工委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中共皋榆工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指出，所谓发展隐蔽力量，就是说哪里有空子，有可能，就在哪里建立工作。上层也好、下层也好，且均采取就地组织，就地行动的办法。
1949年1月至8月26日兰州解放，根据甘肃工委重视和强化城市工作、壮大组织、努力发展隐蔽力量的指示，皋榆工委所属组织处于大发展时期。1～4月，兰州党员人数比1948年增加了8倍，皋榆工委在临洮、洮沙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更加迅速。此外，皋榆工委遵照西北局和甘肃工委关于“开辟河西工作”的指示，于1949年春派遣一部分学生党员去酒泉、张掖、民勤、永昌、武威等地开辟工作。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皋榆工委党员总数达到2100余名，其中兰州约300人，河西100余人，金崖工委近200人，洮工委1300人，靖远200余人，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兰州党的组织得到空前发展。为了保证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扼杀，皋榆工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措施，使工委所属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像火种一样在群众中闪闪发光，为兰州解放、接管奠定了组织基础。
1 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
皋榆工委所属党员绝大多数是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新党员对党的知识、秘密工作方法普遍了解和掌握得不够。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皋榆工委把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为了增强广大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了解，皋榆工委秘密油印了党的七大《党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的《论党》、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作为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秘密传阅和学习，使大家对党的性质、任务、目前形势有了系统认识，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基本解决了党员不仅在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皋榆工委还要求每位党员认真看报纸，研究时事，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解放战争发展的进程，掌握敌人方面的动向和企图，做到知彼知己，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在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基础上，工委还对党员进行了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教育，使每一位共产党员不管面临多大的工作困难，不管面临多么严酷的环境和考验，都能够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在敌人的威胁和屠杀面前坚贞不屈，决不叛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组织不会从内部出现分化和瓦解，使每一个基层组织直至每一位党员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队和坚强战士。
2 严密的组织领导和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解放战争进入全国性的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甘肃地区，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虽惊恐万状，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仍不甘心最终失败，因而，在四面楚歌中抓紧调兵遣将，抓丁拉夫，实行白色恐怖，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好不容易才登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狂叫“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颁布了《严禁共匪活动》、《户口连保法》、《紧急治罪办法》等一系列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法令，极力强化法西斯专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黎明前的兰州陷入极度黑暗和恐怖之中。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和马家军阀的法西斯专政，中共甘肃工委于1949年5月22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兰州工作，明确指示皋榆工委把接管城市做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做好迎接兰州解放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时研究部署了反击敌人进行大规模逮捕、屠杀和破坏的措施，要求各级地下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隐蔽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无谓的牺牲。
皋榆工委认真贯彻甘肃工委的指示精神，为迎接兰州解放，最大限度地保存党的力量不遭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破坏，采取了严密的组织领导原则和斗争策略。在领导方式上工委采取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工委三名领导成员，各自负责一个地区的组织与工作，基本上不发生横的联系。在所属下级工委负责人之间，也分别采取掌握一部分组织的办法，谁发展的党员就由谁领导、谁联系。
陆善亭、梁朝荣虽然同属东区工作委员会，又共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们之间从不互相涉及各人的工作和组织关系。各个组织系统的党员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互相不暴露党员身份，组织上不发生横向联系。按照中央关于“学生党员多，设平行支部”的规定，皋榆工委在兰大、师院等校各建立了数个不发生横向关系的平行支部，在兰大有陈仙洲支部、李堆山支部、曹大武支部。前两个支部同属西区工委领导，然而彼此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另外，一些极端秘密的重要上层党员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党员，由皋榆工委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不和基层组织发生关系。
在斗争策略上，皋榆工委以上级党组织的正确方针为指导，坚持战略上大胆突破，工作中谨慎、严密的原则，运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种种阻挠，机智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工委书记罗扬实虽家在兰州城区，但由于熟人多，附近居民成份复杂，因而很少回家。
为了便于工作，最终确定后五泉王受天住处为工委机关。罗扬实平时以糊裱匠作掩护，形势紧张时白天在后五泉帮王受天干农活，夜里进城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中的联系，罗扬实根据王受天及大儿子王应蛟在历次工作中的实际表现，将二人发展为党员，并将王应蛟安排在地下党员汪治华任队副的兰州市自卫大队当文书。工委在城区的各个联络点，都设有安全与否的标志和暗号。
联络员之间的接头更是慎之又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工委成员也采取一些大胆的工作策略，机智灵活地开展工作。梁朝荣根据工委的安排，孤身一人赴兰州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家中，向其讲解革命形势，劝其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当时，为传达工委关于兰州市自卫队暴动的指示，梁朝荣与邓宝珊公馆地下党员接头，因暗号不对未果，只好按照罗扬实规定的第二套方案与省银行的陈毅生晤面，及时传达了工委指示。
三、护厂护校反对西迁
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准备进军甘肃。1949年7月10～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扶眉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部主力43000余人，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扶眉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迅速挺进甘肃。甘肃国民党当局困兽犹斗，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被国民党反动派扶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封建军阀马步芳为了实现其充当“西北王”的美梦，倾其全力纠集一切反共势力，在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决战的同时，下令兰州的工厂、学校和一些重要机关单位向西迁移，妄图在兰州失守后退守青海老巢。
在马步芳的授意安排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多次召开兰州各工厂和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强迫这些单位立即西迁，叫嚣“如不西迁，以军法论处”。
为了减轻战争造成的损失，抵制马步芳的西迁命令，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及马家军阀的破坏，皋榆工委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坚决而灵活地进行了反对西迁，护厂、护校，保护银行及城市公共设施的斗争，彻底粉碎了马步芳企图搬迁主要工厂和学校，裹胁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西去老巢的罪恶阴谋。
西北毛纺厂(后为兰州第二毛纺厂)广大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护厂队，提出“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我们绝不去青海阎王殿”、“谁来搬机器，就跟谁拼命”的口号。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工人在群众中秘密串联，宣传“青海马步芳统治得很严，我们不能去，……马步芳就要完蛋了，我们不能跟他走”。同时还大力宣传兰州即将解放的大好消息，坚定工人的斗争信心。
工厂财务科的包永庆用厂里“康乐牌”收音机，将每天收到的延安新华社广播的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秘密在工人中间传播，鼓舞工人的斗志。工人群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拆散机器，把一些主要零部件隐藏起来。
80多名工人手持马刀、木棍昼夜执勤，完整地保护了工厂设备。兰州面粉厂于8月10日在车工、地下党员傅的主持下组织起了护厂委员会，用厂内12条枪和木棒武装工人组成纠察队，全力保护全厂的机器、人员、房屋及其它设施的安全。在护厂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工人们有的在围墙上拉电网，有的去挖防空洞，有的向房顶运石头，作为对付敌人的武器。护厂的准备工作开始后，由于广大工人齐心协力，不到三天就完成了任务，围墙全部拉上了电网，防止坏人进入，防空洞里安装了电话、电灯，厂外家属全部被安排到防空洞里隐蔽。8月24日，在兰州周围的激烈战斗中，有4名马家军士兵抬着两挺轻机枪要架在面粉车间楼上，企图和解放军负隅顽抗。根据地下党员傅的布置，厂内工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使马家军将面粉厂作为据点的企图未能实现。
工人们对马家军说：“你们不要上楼，这里机器很多，楼上楼下都有电，稍不小心就会触电送掉性命。”吓得马家军士兵二话没说就慌张逃窜。虽然从8月17日起就有一个连的马家军盘踞在面粉厂，但在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全厂上下团结一致地同马家军展开机智灵活的斗争，到兰州解放时，工人生命及工厂财产均安然无恙。
兰州大专院校和科学教育文化机构的广大教职员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马步芳的西迁政策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教育部在兰州的直属院校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前身)、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现已不存在)、兰州科学教育馆(现省博物馆)、兰州图书馆(现省图书馆)即兰州当时有名的“两馆四院校”成为解放前夕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人民解放大军直指兰州，兰州决战一触即发之际，马步芳下令将“两馆四院校”迁往河西等地。
广大教职员工深知马步芳的残暴野蛮，不能公然违抗，只能拖延应付。他们共同研究制定了对付马步芳西迁的“一拖三要”策略，即拖延时间，要汽车、要器材、要经费。“两馆四院校”派代表向当局提出没有运输工具，东西运不了，人也无法走；没有器材，东西没法包装，没法运输；没有经费，职工和家属生活无法解决。此时，马步芳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大量的金银财宝被他装入自己的腰包，确实拿不出更不愿拿出如此大的财力、物力，只能干着急无法解决。正是看准了马步芳的这一致命弱点，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院、校、馆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动迁，乘机把图书、仪器整装成箱封存起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地下党员李宝锐、沈斌元和广大教职员工组成护校队，一部分人在校内巡逻值班，保护学院，一部分人将图书、仪器和家属送到兰州大学防空洞里看护，同时还派教授马汝邻和办公室主任王志良利用熟人关系，到马继援(马步芳之子、国民党八十二军军长、兰州前线总指挥)处和国民党部队里打探消息，随时掌握情况，以便做好解放兰州的策应工作。
兰州各工厂、学校在护厂、护校斗争中，还特别注意了内部个别人趁混乱之机哄抢财物和进行破坏活动的发生。国立兰州图书馆于8月初把教育部拨发的最后一笔经费全部兑换成了30余两黄金，兰州战役即将打响之时，个别人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借支，想把黄金全部分掉，遭到地下党员李振基和馆长刘国钧等人坚决反对。兰州解放后军代表进馆时，30余两黄金完整无缺地移交到兰州市军管会。
兰州电台地下党组织为了确保三部发射机不受破坏，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护。地下党员陆寰安等不顾个人安危，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党组织要兰州电台地下党员疏散时，担当保护电台任务的石凤玉果断地留在电台，准备与电台共存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电台。在别人劝其转移时，石凤玉果断地说，组织上让我保护电台，任务没有完成，我决不能走。
在保护电台机器设备的过程中，石凤玉忘记个人安危，与特务分子坚决斗争，因其党员身份暴露，被敌人残酷杀害。“八·二六”兰州解放前一周，电台台长命令工人把3台发射机拆卸装箱，准备西逃。在两台发射机被敌人装车运走的情况下，最后一台已装上汽车的发射机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工人借故拖延，最终没有被拉走。9月7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音时，使用的就是这台没有被拉走的发射机。
四、“三·二九”爱国民主运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给反动当局以强有力的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本来就不稳固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和垮台。皋榆工委在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揭露蒋马势力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热情引导、教育、团结广大群众的基础上，使兰州地区在1949年春季以后掀起了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三·二九”学生运动。
1949年初，国民党甘肃当局为了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厄运，在向全省.99lib.强征壮丁10万人、“安家粮”70万石的同时，又决定摊派300万银元的“建设公债”。消息传开后，激起甘肃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兰州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由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以及各中学党组织领导广大学生与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经过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鼓动和串联，这场反压迫、反剥削爱国民主运动终于爆发了。3月29日这天，由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籍学生发起，联合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和兰州部分中小学学生2000多人。举行了以反对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苛敛民财、发行所谓“建设公债”为主要内容的示威游行。这场斗争被称为“三·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同年3月中旬，以省主席郭寄峤为首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勾结省参议会，通过了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的议案。消息传开后，西北师范学院郑国祥等一批进步学生在感到气愤和震惊的同时，表示坚决反对，遂由郑国洋草拟抗议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请愿书并首先签名。胡荣先、姜锐、曹希智、杨鸿儒也接着依次签名。然后由郑国祥、姜锐挨房串联，很快便有40多人签名，并送交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同乡会，要求召开会员大会讨论。中共陇右工委西北师范学院支部也以甘肃同乡会的名义公布抗议书，揭露省政府发行“建设公债”的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伺机逃跑。在广大进步学生强烈呼声的压力下，受特务分子操纵的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同学会被迫于3月27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上，广大学生群情激愤，成立了领导斗争的机构——“反剥削行动团”，还决定联络兰州大学等学校一致行动，在29日这一天举行反剥削大游行，以扩大斗争规模，造成斗争声势。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这一活动的组织者设立了组织、纠察、宣传等机构，随后，中共皋榆工委在西北师范学院的地下党员朱新蕊立即到兰大等校开始了组织联络工作。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得知学生准备举行抗议活动的消息后，惊恐万状，急派省教育厅厅长宋恪、财政厅厅长李子欣前往西北师范学院进行“说服”工作，企图软化学生，瓦解学潮。宋恪等人在学生的围攻和质问下，理屈词穷，被轰出校园，其汽车玻璃也在十里店宪兵队门前被愤怒的西北师范学院和附中师范部学生砸碎，两旁群众拍手称快。
3月29日早晨，西北师范学院及其附中师范部、乡村师范学校、女子中学、兰州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兰州助产学校和兰州志果中学(现兰州二中)等校学生2000多人，联合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分几路经十里店、中山桥、西关什字、新关城门(今广武门)、东稍门(今东方红广场东口)、中华路(今张掖路)向省参议会进发。参议会大门紧闭，议员们闻风而逃。愤怒的学生冲进省参议会以后，留下质询文件，用笔在正厅匾牌上书写“猪仔议会”、“帮凶议会”、“猪仔议员”等字样，然后转向省政府。省政府门前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政府官员避而不见示威学生，游行队伍即在省政府门前广场集合，高呼“反对发行300万银元建设公债”、“甘肃人民要活命”、“打倒郭椭椭”(椭椭系兰州方言对银元的俗称，因时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搜刮民财而被人们称为郭椭椭)等口号，高唱专为此次游行示威改编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张贴散发《告各界人士书》等传单，呼吁全省人民行动起来共同斗争。
请愿示威学生向国民党甘肃省当局递交了请愿抗议书和《我们的要求》，限24小时内答复。当晚，各校代表在兰州大学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成立了兰州市甘肃精心运筹
为了解决西北问题、发起兰州战役，毛泽东进行了精心的运筹。
早在1949年3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把西线和西北问题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里所说的西线和西北，指的是山西战场和西北战场。当时，根据全国战区划分的实际，毛泽东是把这两个战场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运筹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震撼中外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西线和西北战场的形势也还不怎么明朗。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是：
——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有13个军，约20余万人；
——以张治中为长官的“西北军政长官署”掌握着18万余人；
——另外，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还以10万大军扼守着孤城太原。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关注着“三大战役”的发展，关注着渡江作战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西线和西北的战局。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对峙的主要军事力量有：
——彭德怀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约15.5万人；
——徐向前领导和指挥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约9万余人。
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
1949年，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压迫下，特别是在马步芳、马鸿逵之流所推行的封建迷信和宗教家族的统治下，都生活在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盘踞在大西北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是：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以及新疆的陶峙岳等部。胡宗南集团，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支精锐嫡系主力部队，但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已成惊弓之鸟，战斗力也大大削弱。“青海王”马步芳和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共有9个军，35个师(旅)，18万余人；新疆陶峙岳部约有6万余人。青、宁“二马”和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此时均未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在这些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部队。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为会议定了基调，而且也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出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型人民政权的航船，就是从西柏坡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开始启航的。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军事上解决几百万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的方式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要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4月28日，即太原解放后的第4天，毛泽东把彭德怀从太原召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同彭德怀就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策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解决西北的有关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还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手段，消灭胡、马的军事主力。
毛泽东指出，在西北战场我军兵力与敌军相比，只是相对优势。因此，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还有困难。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还指出，西北战场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把胡、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共同面临灭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互存戒心。他们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实力，牺牲对方；将来的情况是，他们一方面联合作战，一方面又会各怀鬼胎，相互拆台，各打各的主意。毛泽东认为，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还就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问题，同彭德怀慎密而又具体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指出，青、宁“二马”要区别对待，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也要区别对待。他强调，要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向我求和的意思。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的主力后，对马鸿逵就可在军事威慑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予青马(即马步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较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集中力量打击青马、歼灭青马。
彭德怀在北京领受了解决西北问题的最高指示后，很快就踏上了返回西北战场的征途……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乘胡宗南集团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实施以关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在迫不得已时退踞陕南、川北的战略调整，并开始全线撤退之际，从5月16日起，分别由白水、澄城地区对撤退之敌展开追击作战，以猛虎下山、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城。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
5月下旬，虢镇以东，渭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此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胡宗南本人带着他的第一军跑到汉中，只留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
胡宗南在慌慌张张地丢掉西安、咸阳，跑到汉中后，受到了蒋“校长”的严厉谴责。蒋介石在恼怒之余，又严令胡宗南协助“马家军”反扑咸阳，并藉此夺回西安。
当时，由于关中的解放，胡部的西撤，我军进至甘、宁边界，使马步芳、马鸿逵深感处境孤危，均有唇亡齿寒之惧。马步芳因为刚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也眼看要当甘肃省主席，也都主动请缨，积极向蒋介石讨好。
青、宁“二马”也感到，胡宗南的这一撤退，使陇东和西(安)兰(州)公路受到威胁，很想取得胡宗南集团的配合，保住他们甘、青、宁的老窝。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一拍即合，他们经过协商，宁马遂以其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及9个保安团，组成所谓的“援陕兵团”，青马也以马步芳之子、号称“虎将”的马继援指挥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1个骑兵旅，组成所谓的“陇东兵团”，由马继援统一指挥。“援陕兵团”，“陇东兵团”以及王治歧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1个骑兵旅），联合胡宗南集团的5个军，共计30多个师（旅），20余万大军，分别由永寿、彬县、灵台、长武、千阳和宝鸡地区大举东进，企图夺取咸阳、西安。
西北战场的形势，一时变化得紧张起来。
面对胡、马联合东犯的新形势，第一野战军的各部队指挥员都纷纷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不让其卷土重来。
5月25日，彭德怀从北平回到乾县秦家庄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根据当时的西北战场的形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对于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当前不必乘胜去迎击敌人，等华北第十八、十九两兵团到来后，再和敌人实施决战。如果敌人在我华北部队到来之前反扑西安，我现有部队就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并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宗南集团和马继援集团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迷惑和欺骗敌人，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命令在西安的第六军采取各种办法大造华北兵团入陕作战的舆论。于是，第六军就打着华北兵团的番号，在西安等地到处号房子，贴标语，大造声势。当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带着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到第一野战军的7个团到达西安时，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第十八兵团的先遣师6月7日到达时，西安又举行了热烈的欢迎。西安的这一系列活动，很快就通过国民党特务和敌机的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一时不敢贸然行动。
但是，年轻气盛好大喜功的马继援，却求战心切，率部孤军深入，向我咸阳一线蜂涌而来。此时，老奸巨滑的马鸿逵为了保存实力，却密令卢忠良率其宁夏援陕兵团“釜底抽薪”，悄悄地撤出战斗，致使马继援部在咸阳一线狂妄地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6月13日，我第十八兵团最先到达咸阳一线的第六十一军一部，向敌发起勇猛反击，一场激战，使其扔下2000多具尸体后，狼狈地后撤至醴泉一线，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反扑西安的阴谋遂告失败。
此后，胡宗南将其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的主力则集结于乾县、礼泉地区，西北战场一时显得沉寂起来。
6月初，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经过一个多月休整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的3个军和隶属十八兵团，在山西作战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十九兵团，近20万大军，先后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沿同蒲铁路和汾河谷地南下，开始了向大西北的进军。
开始几天，部队都是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的，每周行军5天，日行程50里。但是，部队刚刚出动，就接到彭德怀从西安发来的急电。电报说，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8月又将进入雨季，如果我军在6月底7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会陷于雨季，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的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军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彭德怀在电报中要求部队，每天行程要不少于70里。于是，部队遂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日夜兼程，以日行程70里的速度向西北挺进。
部队渡过黄河后，彭德怀对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已经作好部署，要求华北两兵团，于6月底以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并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我西进大军就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就变成了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华北两个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按照彭德怀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了指定的西安、三原和富平地区，并迅速集结完毕，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了适应西北战场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了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这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部队的总兵力已达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迅速实行了战略展开，从而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战略决战方案
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咸阳的阴谋失败后，长期在国民党和“马家军”压迫下挣扎的西北各族人民，开始从解放军的捷报声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与解放的曙光。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还必须在进行一些重大的战略决战，给当时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华北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多人。这与胡、马匪帮的27个军，74个师，共约38万余人相比，数量略有超出。但是，因为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能够集中于我军正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的7万余人以及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
杨得志、李志民、周士第、王新亭等将军，奉命从驻地出发到古城咸阳参加了第一野战军召开的这次前委扩大会议。这是华北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入陕以来，野战军召开的首次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前，彭德怀在和杨、李、周，王诸将军握手、寒喧之后。说：
“你们这次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的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我们的主攻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对‘二马’切不可盲目地轻视，决不可有半点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
彭德怀讲完。就顺手递给杨得志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于6月26日从北京直发他的。
杨得志打开电报，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杨得志读完电报，顺手又递给了兵团政委李志民。
此时此刻，杨得志将军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他想的是：毛主席想得实在太周到了。“知彼知己”，在毛主席那里，绝不是讲讲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敌情我情的了解和把握，没有半点的疏忽和马虎。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野战军和各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
在会议召开前，彭德怀就多次同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就西北战场我军的战略决战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问题反复地交换意见。
这是实施战略决战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战略决战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因此，彭德怀曾多次把当面之敌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提出自己认为较为稳妥的作战方案。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根据对当时西北战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认为，胡宗南集团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但在连续遭我军的沉重打击后，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的部队，在当时西北战区的敌军中，则是最有战斗力的。因此，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关键是消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解决西北问题。他们认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不远，在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在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我华北两兵团经过千里进军，部队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十九兵团刚刚到达指定位置，要对敌发起攻击，其准备时间显得过于仓促。
当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在为从何处向敌人开刀的问题而反复思考的时候，敌人因获悉我华北两兵团先后入陕的消息。青、宁“二马”的主力从乾县、礼泉地区迅速撤退到了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在我发起突然进攻时遭到聚歼。此时，胡宗南的主力则猬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作集团配置，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
胡、马的这种兵力部署，是一个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但是，青、宁“二马”的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一时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一带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便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从而为我造成了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面对这一情况，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心以第十九兵团钳制青、宁“二马”，集中第一、第二和第十八共三个兵团的兵力，发起旨在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扶眉战役。
在第一野战军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主席在6月27日，就曾电示彭德怀：
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在这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对贯彻执行毛泽东这一电报指示精神的问题，彭德怀也将和与会的将领们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
聚首古城咸阳
7月6日，第一野战军的前委会在古城咸阳开始举行。
时值炎夏，热气袭人，参加会议者如同钻进了蒸笼，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军衣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
在当时没有任何现代降温设备的会场里，确实热得使人有点难受。但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与会将领们的心情都不免有些兴奋和激动。大家不住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凉意，使自己的头脑冷静起来，以便能够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记下来，认真地传达到部队中去，在西北战场上打一个大胜仗。
会议开始后，彭德怀司令员首先讲话。
他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一面墙壁下，两道浓黑的眉毛高高地挑起，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来自各兵团的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借助有力的手势，用洪亮浑厚的嗓音，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有关情况：
“……目前全国的形势很好，那是明摆着的。在各个战场上，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派已成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和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９9ｌｉｂ?石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于盘踞在西北和西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白崇禧等人的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这两块地区，作为他们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讲到这里，彭德怀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右手抓起放在桌面上的军帽，又重重地甩了一下，接着用一种毫不含糊的、坚定的语调说：
“这，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痴心妄想！”
屋子里鸦雀无声。接着，就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鼓掌声。
彭德怀在大家的掌声停息下来后，双手插腰，提高嗓音，接着说：
“同志们！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确实是一片大好。特别是渡江战役的胜利，我军已经转入了战略性大追击，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和西南的军队还有80多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几个大仗，硬仗！尽早地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献上一份厚礼。”
他讲到这里，停下来，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说：
“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装备精良的一支嫡系主力部队，在我西北战场上多次遭我军的打击，虽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也大大削弱，但仍有17个军41个师，20余万人马。青、宁“二马”所拥有的9个军33个师(旅)，约18万人马，则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有利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讲到这里，不久前胡、马联合反扑咸阳的战争阴云又浮现在他的面前，使他久久难以平静。他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接着说：
“在西北战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虽然长期以来就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很难联到一起，但国民党当局为了保住大西北这块地盘，也还是极力想把这些家伙尽量拉到一起。为此目的，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就以‘青海王’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９９ｌib.甘肃省政府的主席，千方百计地想拉拢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集团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马步芳这个家伙受宠若惊，利令智昏，野心也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不久前竟伙同马鸿逵组织了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统一指挥，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敌人的企图，不过是一枕黄梁。我军严阵以待，在适当诱敌深入之后，予以坚决的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的安全集结……”
听到这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低声交谈了几句后，便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紧张而严峻的脸上，静听他继续讲下去。
彭德怀用一只大手按住桌角，另一只手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望了一眼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用一种兴奋和激动的口气说：
“华北两兵团来到西北后，我们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就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41万人。这个数字与胡、马三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当。然而，我军的这些兵力可以集中使用，可以从容裕如地分散和集中，敌人的兵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能够集中于我军当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部的7万余人，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共计15万人。因此，西北战场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然后又迅速把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讲桌上。
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西北军区的贺龙司令员，手握大烟斗，笑眯眯地津津有味的抽着烟。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等人，都连连点头。表示了对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的完全赞同。
彭德怀停了一阵，擦了一下满头的汗，伸手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水，继续说：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联合反扑咸阳、西安失败后，胡宗南集团理应退出关中，退守秦岭，避免被我聚歼；青、宁‘二马’也应退回平凉。现在，胡、马却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一个‘口袋阵’：青、宁‘二马’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在彬县、永寿以东；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驻永寿、麟游以北地区；胡宗南集团的主力集结于武功以西渭河两岸地区守备。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他们做出这样的部署，是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只有联合，才能苟延残喘。他们这种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又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的态势，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接着，彭德怀又以提问的口气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首先从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就成为西北战场实施战略决战必须首先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关于这个“关键性”问题，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做过多种方案，也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才果断地下了最后的决心。此刻，他打了个手势，接着说：
“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案也要变。起初我们决定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大家清楚，胡宗南部遭我多次打击后，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则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斗争是歼灭青、宁‘二马’的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的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的问题。”
他望着大家，稍微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的主力远离他们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要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彭德怀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接着就用一种深思熟虑的语调大声地说：
“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我们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毛主席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讲到这里，他的右手渐渐地捏成一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口凉开水，继续说：
“敌人总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的。正当我们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因为我华北两兵团入陕的强大威慑，青、宁‘二马’的主力就从乾(县)、礼(泉)地区慌忙撤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支援胡部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而胡宗南主力则猥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置，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兵力的这种部署，可以说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讲到这里，又伸手端起茶杯，又“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看了看他的同志、战友、部属们，最后下结论地说道：
“从当前敌军的部署情况来看，青、宁‘二马’的兵力分散，正面也太宽，确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讲到这里，把他的右手向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下，然后又迅速将五指握起来，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会场里顿时活跃起来。
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有意地收住了话头，给大家留了片刻交头接耳和相互议论的时间。
有的说，胡、马之间矛盾很深，从他们的部署来看，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我军的攻击。
有的说，他们的部署既可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害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听了大家的一阵议论后，彭德怀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又和身旁的贺龙司令员交换了一下意见，便高声讲道：
“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会场里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
大家用掌声对彭德怀的决心表示完全的赞同。
彭德怀高举双手，又同时往下压了压，意思是让大家安静下来。
接着，彭德怀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对部队作了以下部署：
——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于7月10日进至乾县、醴泉以北一带高地，构筑工事，钳制青、宁“二马”，确保主攻部队左侧的安全；
——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卫戍西安，并向西安南山子午镇地区敌人进攻；
——第二兵团于7月11日，隐蔽集结于武功以北的临平镇以东地区，12日向扶风和扶风以西的益镇方向攻击前进，并迅速占领扶风西南的罗局镇，以协同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一军）将渭河北岸的敌第一一九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压缩包围聚歼；
——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在7月12日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协同第二兵团聚歼敌人；
——第一兵团沿渭河南岸、秦岭北麓向西攻击前进，在7月12日开始各个歼灭周至、眉县地区的敌第九十军、第三十六军，然后向宝鸡以南发展进攻，切断敌人南退的通路，策应渭河北岸的作战。
彭德怀最后用锵镪有力、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我命令，全军将士高举毛泽东的胜利旗帜，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密切协同，不怕牺牲，奋勇作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胆略，聚歼胡宗南集团主力于扶眉地区！”
彭德怀讲完，高举拳头，又狠狠地砸到了讲桌上。
会场上再次爆发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前委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军的主要将领们，都满怀着必胜的信心，迅速地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彭德怀在散会时，走到杨得志和李志民面前，拉住他们的手，亲切地说：
“得志、志民同志，我祝你们在西北战场上旗开得胜，打一个漂亮仗。你们那里是保证战役顺利进行的关键，一定要把青、宁‘二马’盯得死死的。请你们代我向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问个好！我彭德怀感谢同志们，大西北的各族人民也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功绩的……”
杨得志和李志民激动地向彭老总表示：
“请彭总放心。我们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在彭总的直接指挥下，我们一定要打好到西北战区来的第一仗！”
会后，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并准时占领了出击地域。
一场大战，很快就要在三秦大地展开了。
第02章 扶眉战役
扶眉战役
1949年7月10日，西北战场规模空前的扶眉战役，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响了。
当时，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咸阳的计划失败后，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了一个“口袋阵”，青、宁“二马”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在彬县、永寿以东；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驻永寿、麟游以北地区。胡宗南集团则在武功以西、渭河两岸地区守备。
他们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部署，是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才能苟延残喘。如胡不联马，即使退守秦岭，也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的重点追歼；马不联胡，即使退守平凉，也难以阻挡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甘肃。因此，他们只有在麟游和扶风、眉县山区并肩作战，才有避免被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的可能。但是，他们又都各怀鬼胎，都幻想借助对方的力量，削弱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锋芒，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所以他们所作的如此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则是惧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扶眉战役开始前，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为了打好这一仗，都组织侦察人员，深入到敌占区活动，弄清了各自的进军路线和敌人的守备情况。
各部队首长都亲自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前动员，向指战员们深入浅出地讲清了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
有些部队，还对不同种类人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行动口号。如，政工人员要“人人开口，个个鼓劲，提高士气，瓦解敌军”；炮兵战士要“弹不虚发，百发百中”，侦察人员要“胆大机智，准确及时报告情况”；通信人员要“迅速准确完成通信联络任务”；医护人员要“发扬英勇精神，救护负伤同志”；炊事人员就要“做好饭菜，烧好开水，及时送到前线”；后勤人员要“保证弹药粮草供应”；担架人员“要英勇抢救伤员，保证不丢一个”。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处处作表率，保证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全体指战员都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
各部队经过几天广泛深入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动员，全军上下洋溢着一派同仇敌忾，摩拳擦掌的热烈气氛。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像雪片似的送到了各级指挥员的手里。各部队斗志非常昂扬，士气空前高涨，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战役开始后，担任钳制青、宁“二马”的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时进入指定地域，修筑工事，扬言发动进攻，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的行动。第六十一军当晚向西安以南子午镇发起攻击，守敌第十二师向南逃跑，被歼千余人。
7月10日晚，第二兵团的第三、第四、第六军从礼泉、乾县突然出动，越过漆水河绕道西进，冒着酷暑炎热，长途强行军，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
7月11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在许光达等同志的指挥下，迅速攻占青化镇和益店镇，并从胡部与“二马”的结合部，由北向南突然、隐蔽地迂回到敌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一九军之侧后。第四军经过150里的急行军，于12日3时攻占罗局镇，7时占领眉县车站，截断敌军的退路。
周士第等同志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于7月11日兵分三路，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的公路，由东向西发起进攻，直插胡部之纵深。第六十二军于12日攻占武功，歼敌一部；第六十军于12日插入武功攻击扶风之间的杏林镇和绛帐镇，歼敌一部。
王震指挥的第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攻击前进，用部分兵力歼灭辛口子、黑山寺守敌一部，主力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齐头并进，12日歼敌第九十军一个师另两个团，并占领哑柏镇、横渠镇等要点。
这样，在一天之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西面断敌退路，从北面、东面插入敌人纵深，将胡宗南的3个军，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南的渭河滩上，给敌人只在渭河南面的眉县留下了一个缺口。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彭德怀会这么快就对他下手。
当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主力从其第一一九军阵地侧翼隐蔽通过，迂回到胡部主力侧背的时候，敌军长王治岐还认为这只是我们的小股地方部队。待解放军已插到胡部第三十八军后面，并发起攻击时，胡部第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还认为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扶风时留下来的武工队，趁夜间袭扰而已。李振把这一情况虽然报告给坐镇宝鸡负责总指挥的裴昌会(敌西安绥靖公署周主任、第五兵团司令长官)，但裴昌会却不相信会有解放军部队跑到他们的三十八军后面来，去攻击他们的第三十八军军部。
胡宗南糊涂，他部下的各级将领也糊涂。这么一些糊涂虫，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在“敌情”问题上如此的一错再错，这仗还怎么打？
这样，胡宗南集团就被置于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由于胡部的上上下下，对人民解放军情况的错误判断，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当人民解放军已９９ｌiｂ?经战斗在他的纵深时，还没料到这是向他即将发起的大举进攻，当判定是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时，却还没有料到他们已面临全军被歼的灭顶之灾。
看来，胡宗南集团，此次又是必败无疑了。
当胡宗南发现这一切时，如梦初醒，急得浑身出虚汗，虽然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
这时，胡宗南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的3个军，接到胡宗南拼命突围的命令后，虽然不惜一切代价，向解放军阵地进行了轮番的冲击，企图从中杀出一条生路，但早已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在其正面实施封堵的是许光达指挥第二兵团第四军。这支英雄部队，在企图突围而急红了眼的敌人面前，英勇顽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仗打到最后，其中有个百余人的连队，打得只剩下5个人。但是，他们却仍然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始终没有后退半步！
敌人突围的企图，终于化成了泡影。
胡宗南曾经估计，人民解放军华北两兵团入陕后，至少需要有一个月时间的休整才能作战，而且会首先对“二马”发起攻击。他认为，他的5个军聚集在一起，解放军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一口把它吞掉。他还梦想，乘解放军向“二马”的部队进攻之时，他就挥师全力向我侧击，以支援“二马”的作战行动，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好向老头子请功领赏。
但是，彭德怀这次的战略运筹，却又大出胡宗南的预料，略施巧计，就把胡宗南的5个军装进了他所设的“口袋阵”里。当胡宗南如梦初醒之时，他的主力已面临着被全歼的巨大危险。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总是被彭德怀搞得晕头转向，摸不着边际，可胡宗南这位黄埔生、蒋校长的“得意门生”，就是从中学不出一些有益的教训来。
在以往的岁月里，类似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
就战争的智慧而论，胡宗南与彭德怀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想当年在黄埔时，胡宗南的名气不小，也算个了不得的人物，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期同学徐向前、左权、陈赓和另外一个红军将领许继慎。许继慎本来也是可以成大器的，令人遗憾的是，在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大肃反中，许继慎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处决了，临死前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然而，在黄埔的时候，胡宗南却根本没有把这几个人放在眼里。
在黄埔的时候，胡宗南就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北伐以后，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中，也还打过一些胜仗。可惜的是，这..些在胡宗南的军旅生涯中，却只是昙花一现。
但是，胡宗南和蒋介石因为是同乡，在黄埔生中，却数他提拔得最快，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期同学。
到后来，在同日本人作战时，因为他不怎么卖力，没有取得过什么殊荣，自然也就没有尝到胜利之果的美味。
再往后，在同共产党作战时，情况就更糟了。
1947年，胡宗南除了在占领了空城延安，风光过几天以外，其余总是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仗被他越打越狼狈，越打越窝囊。
因此，他的“校长”蒋介石不知道骂过他多少次：“胡宗南无能！他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
不过，骂是骂，蒋介石还是照样用他。这其中的奥妙，就是他能听话，而且把“校长”奉为神明。
纵观胡宗南的经历，对蒋介石确实是忠贞不二。这说明，胡宗南倒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7月12日中午，彭德怀下达了向被围的敌人发起总攻的命令。扶眉战役进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阶段。
激战至当日的午夜时分，扶眉战役就基本胜利结束。
7月14日，扶眉一带的枪炮声就完全沉寂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此役共歼灭胡宗南集团的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一九军等3个整军及第十八兵团部、第二十四师、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师、第一七七师、第一八七师、第一九一师、第二四四师、第二四七师、第十二师师部和1个团、第六十一师2个团，共4 3万人；解放了8座县城和八百里秦川西部的广大地区。
这是西北战场一次空前的胜利。
这次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已由相对优势变成了绝对优势。
这次扶眉之战，胡宗南集团遭到了惨败，连元气也伤了。胡宗南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再次辜负了蒋“校长”对他的栽培和期望。
从此以后，胡宗南一蹶不振，奉蒋介石之命退到大西南后，曾试图努力守住西南的半壁河山，以等待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配合栖息于台湾孤岛的蒋“校长”，实现反攻大陆的黄梁美梦。
心在西北的毛泽东
酷暑中的北京，天气热得令人有些难受。
毛泽东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仿佛在想什么。他从茶几上拿了块西瓜，木然地啃了几口，往桌子上一放，又踱起步来。
这时，周恩来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主席，扶眉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毛泽东听了，立即收住脚步，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好哇！……”
他没有再说什么..，若有所思地朝窗外望去，顿时觉得凉爽了许多。
扶眉战役的胜利，无疑是彭德怀在大暑天里，给毛泽东、给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送来的一个又大又甜的西瓜！
接着，毛泽东就兴致勃勃地口述了一份给彭德怀的电报，由周恩来记录并迅速地发了出去。
歼胡四个军甚慰。……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
红色电波以它特有的速度，很快就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扶眉战役胜利的赞许和对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传到了西北前线。急性子的彭德怀，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定尽快发起打马战役。
彭德怀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总结扶眉战役的经验教训，部署和研究部队下一步举行打马战役的行动计划，7月19日在虢镇附近文广村的一座破旧寺庙的大殿里，召开了一次第一野战军的高级军事会议。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歼，国民党反动集团就更加寄希望于青、宁“二马”同我较量。这时，西北“二马”仍未遭我歼灭性打击，处于绝望中的国民党反动集团过高地估计了“二马”的力量，妄图依靠“二马”扭转西北战局，于是就积极策划“二马”与我在平凉地区进行决战。他们认为，平凉扼甘、宁咽喉，为我进军西北腹地必争之地。平凉一线关山险要，青、宁“二马”又有兰州、银川为其后方，供应比较方便；我军则远离后方，供应必定十分困难。决战开始，胡宗南乘机从秦岭配合出击，必将陷我军于首尾难顾的困境。他们还妄图在我解放大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军无法立足，从而把我军消灭于陇东地区的丛山峻岭之中。
敌人这些意图，很快就由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报告给我们的有关部门。
彭德怀当然也就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动向。
因此，彭德怀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就很明确地说：
“我们刚刚结束的扶眉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还可以说是一个很辉煌的胜利，但是，大家不要满足，不要骄傲，更不要松懈我们的战斗情绪和革命意志。我们要乘胜前进，要人不御装，马不停蹄，刻不容缓地大举西进，直捣马家巢穴，解放大西北，将胜利的红旗插遍大西北，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因此，我们绝不能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要一口气把他们彻底打败，打垮，打倒，消灭干净！”
会议的议题，简单而明确。
讲到这里，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诸位高级将领。两遭浓黑的眉毛向上挑了挑，加重语气接着说：
“扶眉战役，只是我军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决战的第一个回合。这一回合，我们是胜利了，而且是全胜！这是事实嘛！”
彭德怀洪亮的声音，在大殿回荡，也震得大殿嗡嗡作响。
几个烟瘾很大的指挥员，听了彭德怀讲的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一时都停止了吸烟。他们忘记了夹在指间的烟卷，任其在无声无息地自燃着，直到烧疼了手指，才猛醒过来。
彭德怀是一个寡于言笑的人。在平时，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极其认真的，从没有半点马虎。他戎马倥偬几十年，指战员很少见过他的笑容。他在人们的记忆中，神情总是严峻的，仿佛心头总有许多事情，肩头负着重荷。他那种少有的威严，令人既爱他，又有点怕他。他是一种果断、坚毅型的统帅人物，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信赖是极其深沉的，也是十分独特的。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根剥光了皮的柳枝，在空中挥动了几下，显出一副叱咤风云的大帅风度。尔后，指着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大声说：
“西北战场上的第二个回合，将在平凉一线寻机展开。”
他停顿了一下，在地图上找到几个地点，接着分析说：
“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10万余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的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怕我的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的能力。”
他看了一眼诸位将领，将柳枝执于双手之中，弯成弓形，分析说：
“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果继续后撤，就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这一点，他们是很清楚的。因此，估计青、宁‘二马’在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的天险，进行抵抗。”
彭德怀讲到这里，松开一只手，弯成弓形的柳枝就弹了回去，有力地在空中抽打了一下，剧烈地晃动起来。
“好嘛！我们就在平凉一线，与敌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吧！”
他说着，将柳枝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在他宽阔的头上摸了几下，双唇有力地抿合在一起，脸上洋溢着一种坚定、必胜和自信的神色。
他坐下来，用一种他常有的语气，直率地说：
“我先讲这些，大家也讲讲自己的意见。好吗？”
他回过头去，征询了一下张宗逊等人的意见。
他很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他是军中的统帅，又是军中的普通一员，统帅与士兵，这二者在彭德怀的肉体中，血液中，灵魂中，都得到了最和谐的统一。
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于是，王震、许光达、杨得志、周士第等兵团首长都先后发了言。
第一兵团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第二兵团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朱明；第四军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第十八兵团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鲁瑞林；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第六十五军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等，诸位将领纷纷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和热烈。
彭德怀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他认为是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一会儿拧起来，一会儿散开去。
忽然，他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文件来，看了看，顺手交给坐在他身边的王震，低声说：
“仔细看看，然后往下传，叫大家都看看。”
他交给王震的这份文件，原来是毛泽东主席7月14日发给他的关于解决西北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在这份《歼灭马步芳等部的部署》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首先要打击马步芳。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主力之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可能地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又比“宁马”强大，因此，在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大家一边传阅着毛泽东的指示，同时也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会场里一时显得既活跃，又轻松。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使诸位将领的思想豁然开朗，大家的心胸也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在这次文广村军事会议上，第一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们，听了彭德怀的讲话，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西北问题的重要指示，又经过充分的讨论后，对当前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战任务，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会议开成了一个消灭马步芳、解放大西北的誓师大会。
这样，彭德怀在会议总结时，就下步的作战行动作了如下的部署：
——以第十八兵团两个军钳制胡宗南部，保证我军主力后方的安全，集中我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以及第十八兵团之第六十二军，共10个军的兵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
——以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一线攻击前进；
——以第一兵团、第二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
——以第十八兵团之第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会后，彭德怀立即将会议所研究决定的下一步战役计划电告毛泽东主席，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审查批准。
毛泽东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很快就看到了彭德怀上报的关于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认真研究了彭德怀的平凉战役计划后，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7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回电中，高兴地指出：
……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在文广村高级军事会议上，彭德怀特别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东地区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早提前，推迟困难会更多。会议结束后，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就抓紧时间进行了全面、紧张的战役准备。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政治动员，纪律教育，全军上下迅速展开。特别是对团结回族同胞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充分发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一面作战，一面作好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
针对青、宁“二马”在“马家军”中的欺骗宣传，第一野战军在对部队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基础上，又制订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释放了回民战俘，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为回家的路费。各部队组织了筹粮工作队，准备随军就地向人民群众借用部分粮食，以补充后方供应之不足。
在部队进行战役准备的紧张日子里，彭德怀也显得格外的忙碌。他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以保障部队的供应。他已经好几个夜晚没有怎么休息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些高级指挥员见到他，无不劝他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累坏了身体。但是，彭德怀总是恬然地一笑置之，依然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洋溢着永远不会枯竭的活力，夜以继日地为解放大西北呕心沥血，运筹帷幄。
一天，彭德怀在安排完支前民工的工作已近黄昏，但意犹未尽，很快又深入到部队去检查战备情况。
彭德怀驱车来到了第一兵团一个部队的驻地。
彭德怀首先来到部队的指战员和组织起来的支前民工中间，细心地观察着部队战前的士气、斗志和准备情况，耐心地向指战员和支前民工征询着意见……
在这里，他看到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将军。在认真地听取王震关于部队战备情况的汇报后，又仔细地询问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明确地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意见。然后，彭德怀指示说：
“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一定要动脑筋掌握好部队，把部队管理好，既要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又要让战士们好好地睡上一觉，解解疲乏，抖擞起精神来。不然，仗一旦打起来，就恐怕很难有休整的时间了，哪怕是短暂的休整，甚至半天，一个夜晚，也很难啦！我们不能让敌人安宁，敌人自然也不会让我们清静下来的！”
王震听了，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并深情地说：
“彭老总，你不要只记着战士，全忘了自己。看你又是几个夜晚没好好合上一眼了，你也该睡一会儿啦！”
彭德怀望了望星空，眨了几下十分疲惫的眼睛，用手摸了摸好久没有刮的胡茬子，叹了一口气，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西北战场这副担子交给我，份量可不轻啊！要知道西北战场决战的问题，几十万军队的命运，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搞不好，就会是千古罪人。我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啊！”
王震听了彭德怀这发自肺腑的话，心里一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7月21日，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首先从乾县、礼县一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他们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战车队，摆在浩浩荡荡的大部队的前面，为西进大军开路。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杨得志兵团在华北战场作战时，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缴获来的。而今，这些隆隆前进的钢铁队伍，倒成了对付青、宁“二马”的铁骑、令其闻风丧胆的赫赫军阵。
7月23日和24日，第一野战军王震将军所指挥的第一兵团和许光达所指挥的第二兵团，也相继出动，开始向平凉方向攻击前进。
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地上，正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演奏着振奋人心的时代乐章。
在西北战场，一场新的大战又将展开了……
第03章 阎锡山有“大手笔”
【注：“西二王”，指“西北王”胡宗南，“山西王”阎锡山；青宁“二马”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
毛泽东和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获悉阎锡山要在广州策划“兰州会战”的情报后，对第一野战军关于发起兰州战役的请示报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同意彭德怀对于西北战场形势的基本分析和对兰州战役的兵力部署，批准了第一野战军进行兰州战役的作战行动。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通过红色电波很快传到了陇东第一野战军各部队的驻地。
为了胜利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一仗——兰州战役，第一野战军从上到下都立即召开了各种会议，深入广泛地进行了思想动员并充分做好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的部队，为了打好这一仗，还具体研究了这次战役应该掌握的一些战术动作。部队的报纸上、各种墙报上以及部队驻地的村头巷尾的墙壁上，都写满了醒目的“打到兰州去，消灭马家军，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口号和巨幅标语。为了胜利地进行解放兰州的战役，各部队从组织上都进行了必要的精简，把一些老弱伤病人员安排在驻地，把一些笨重的行李和物资留了下来，对机关人员进行了战斗编组，许多干部的坐骑被调去驮运弹药和其他物资。因为部队经过的地区是民族杂居和回民聚居区，各部队还深入地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有些部队连怎样宿营，怎样吃饭、喝水的问题都做了具体的研究与安排。
战士开赴前线，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经过几天紧张的教育和准备后。1949年8月上旬，第一野战军准备参加兰州战役的3个兵团，20余万大军，冒着酷暑炎热，斗志昂扬，兵分三路。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了。
跟随大军前进的还有一支十多万人的支前队伍。这支队伍，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就跟随部队从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头向西延伸。从西安、咸阳到宝鸡、平凉，从陇东追击到向兰州进军，在这条千里供应线上，无数辆大车，数不清的陕北毛驴，保障着部队必需的弹药、粮食的充足供应。几个月来，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把弹药、粮食送到哪里。特别是那些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们，他们早就把自己看成是解放大军的一员了。他们在行进中，主动地帮助战士们扛大枪、背背包，有时还哼几句家乡小曲，活跃一下大家在行进中的沉闷情绪。在这支队伍中，谁能分得清他们是兵还是民？这些天来，他们和战士们一样，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为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一野战军的各部队开始运动后，作为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却还在认真地分析着敌情的变化，进行必胜的战役运筹……
彭德怀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和缴获敌人的文件分析判断，认为马步芳是以其精锐主力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据守兰州，以其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第八十一军为左翼，在靖远、景泰和打拉池地区实施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实际上还是步兵)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他的如意算盘是，以其主力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然后实施两翼包抄。断我后勤补给通路，会同宁夏的马鸿逵和秦岭、陇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以及青海、新疆的国民党军，一举将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兰州城下。
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情后，高兴地说：
马步芳要在兰州消灭我们，好呵！那就看看究竟谁把谁消灭在兰州。我就怕他跑掉，而他现在要组织什么兰州会战，这就太好了！我们就来它个将计就计，满足这个家伙要在兰州彻底覆灭的愿望嘛……”
于是，彭德怀命令：
以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为右路，以许光达指挥的第二兵团(欠彭绍辉指挥的第七军)为中路，以王震指挥的第一兵团(含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分别从驻地出发，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
8月9日，右路第十九兵团的部队，首先从平凉、固关等地出发，沿着西兰公路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于13日连克西吉、会宁两座县城。他们有从华北战场缴获的坦克、火炮等重武器，在西兰公路上隆隆地开进，给敌人以极大的威慑。攻占西吉、会宁后，给“宁马”造成了攻击宁夏或从兰州东侧迂回，强渡黄河，攻击银川的印象。8月10日，中路第二兵团的部队，从秦安地区悄悄地经过通渭、内官营、新营镇向兰州方向攻击前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兰州的近郊。第十九兵团在向宁夏方向虚晃一枪后，沿西兰公路迅速前进，很快也出现在兰州的东郊。左路第一兵团，8月11日出甘谷、武山，接连解放陇西、漳县、渭源、合川等县城，16日攻克临洮，迅速修复了被马家军破坏了的洮河大桥，渡过洮河后，20日解放康乐，并向临夏发起进攻。敌右翼的新编骑兵军，在解放军第一兵团的攻击下，一触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从而切断了“青马”部队逃向川北的退路。第一兵团在攻占临夏后，攻击的矛头直指西宁，使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之下，围歼“青马”的主动权就完全操在了彭德怀的手中。
第一野战军镇守天水的第七军，在8月11日，为配合战役行动，奉命向敌第一一九军发起攻击，连克礼县、西和，歼敌第二四四师一部，给胡宗南造成我军将进攻两当、成县的假象，使其不敢贸然北上，配合马步芳的兰州会战。扼守宝鸡由周士第指挥的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为了配合战役行动，也公开制定了迂回围歼胡宗南集团的秦岭战役计划，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隘路、栈道的侦察活动。开展了爬山演练……
第一野战军的各路大军兵临兰州城下，一场关系到西北战局前途命运的大战在即，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不断地发出惊呼：
兰州危急！
银川危急！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西北的大片土地成了共产党的囊中之物，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平凉等重要城镇也纷纷易手。眼下兰州、银川又相继告急，这使蒋介石和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如坐针毡，感到极度的惊恐与不安。
西北战事不断失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广州，也传到了此时已远在台北的蒋介石的耳朵里。
当时的广州，国民党内部的“窝里斗”，把李宗仁已经搞得焦头烂额，收拾残局的信心几乎一点也没有了。
何应钦辞职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很快就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以老牌军阀阎锡山为国民党逃亡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这以后的日子里，白崇禧在华中战区连失武汉、长沙两个重镇，一败再败，便产生了把部队拉到广东去的想法。
在白崇禧看来，一定要把广东和广西连成一片，通过守广东而保广西。广西可是他的“窝”啊！
为了把他的部队能拉到广东，自崇禧希望在国民党政府中谋得国防部长这一显赫要职。6月底，白崇禧在长沙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就说：
“华中的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东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是，桂军调粤必须有国防部的批准和下达命令，因此我们重掌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
李品仙就马上接茬说：
“依我看，只有健公(按：白崇禧字健生)重新主持国防部，才能使华中的部队南下广东。”
会议决定，由李品仙于7月3日飞赴广州，当面向代总统李宗仁提出此项意见。
这件事，李宗仁当然同意。但此时的国防部长已由阎锡山兼任，李宗仁当即派员跟阎锡山商量，没想到阎锡山却说，他兼掌国防，是“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的批准，他断然不敢有所更改。
阎锡山不肯通融，李宗仁也无计可施。
那时候，白崇禧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有联系。较早以前，白吉尔从青岛派了他的侍从副官马介廉给白崇禧带来一个收发报机和密码本。从此，两白通报频繁，白吉尔通知白崇禧，美国国会在暑期休会以前，要通过一项7500万美元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计划，如白崇禧的部队能进入广东，白吉尔将通过海上渠道，给白崇禧以充分的补给和供应，因此，白崇禧就急于率部入粤。
蒋介石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7月14日，他率蒋经国等亲信数人，由台湾飞到广州，在东山梅花村32号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议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海南岛等地区。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白崇禧是不能染指东南的。
7月28日，李宗仁亲自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晤。蒋介石对李宗仁说，他所以不主张白崇禧重掌国防，是因为胡宗南、宋希濂两人反对。这样，白崇禧想谋得国防部长显赫要职的愿望就付诸东流了，华中的部队进入广东的事也就搁浅了。
这一时期，由于西北战事接连失利，兰州、银川又相继告急，蒋介石便背着李宗仁，委托阎锡山，在广州召开一次“西北军事联防会议”。
蒋介石原本是打算要保住西北和西南两块地盘的，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配合台湾的军队反攻大陆，夺回被共产党占领的广大国土，恢复大买办、大地主、大资本家失去的天堂。
蒋介石曾对马步芳和马鸿逵寄予了很大希望，期待着他们发挥骑兵的优势，在广阔的西北高原和沙漠戈壁，纵横驰骋，就像当年马步芳追杀红军西路军那样，也把彭德怀军队的进攻打败。
但是，蒋介石的这个期望却落了空。胡宗南叫他失望了，西北的“二马”也是这么的不争气！蒋介石在心里骂道：“这些东西，平时总是要钱、要枪、要粮、要人，娘希屁！我什么都给了，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怎么就是不争气。真他娘的叫人心寒！”
西北不行了，蒋介石就决心保住大西南。
但是，他也不会轻意地把大西北拱手送给共产党的。他必须利用西北“二马”和彭德怀争个鱼死网破！
这样，蒋介石就把在大西北再同彭德怀“争”一下的事，交给了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的阎锡山去谋划。于是，1949年8月14日，在阎锡山主持下，国民党的广州“西北联防军事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场了。
阎锡山是在太原城被解放军四面包围的时侯逃到南京的。当时，阎锡山为了不丢面子，以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要他议事为由离开了太原。在南京失守、太原城破之后，阎锡山只好死心踏地跟着国民党逃亡政府跑到了广州。
这个阎锡山在国民党的老牌军阀中，也的确还不是一个吃素的。他坚守太原孤城，硬是顶住了徐向前十几万大军4个多月的猛打猛攻，这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还是少有的，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国民党军方面的守城记录。因此，在太原城被解放军攻破后，他并没有感到脸上无光。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罢，待他也还不错，蒋介石还要他这个败军之将在何应钦“挂冠”之后，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对此“殊荣”，阎锡山当然是受宠若惊，对蒋介石感激涕零。
现在，蒋介石在保住西北这块地盘的希望发生危机的时候，阎锡山这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如果能把这次“西北军事联防会议”开好，如果能以此为开端而扭转了西北的战局，也会为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或颐养天年创造些条件。因此，他决心把这次会议开好，也再给自己捞些资本，往脸上涂些光彩。
但是，开好这次会议谈何容易。
通知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当时在西北战场唱主角的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
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这“三员大将”，平时他们就各打各的主意，相互掣肘，相互拆台。这几个谁也不服谁的人碰到了一起，又都被彭德怀打得损兵折将，狼狈不堪，要是研究起军事联防来，恐怕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
不过，阎锡山还是千方百计地想把这次会议开好，开成一个鼓劲的会。他要给蒋介石露一手，也叫别的人看看，他阎伯川还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为了开好这次会，阎锡山作了些准备。但是，究竟能不能让老蒋满意，能不能把西北这几个家伙的心联到一块，他心里也确实没个底。
“顺其自然吧！走到哪里算哪里。”这就是阎锡山最后的打算。
“国军”联防勾心斗角
国民党的广州“西北联防军事会议”，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肃气氛中开始的。
阎锡山首先作了个“开场白”。阎锡山刚坐下，马步芳就霍地站起身来，看了一下出席会议的诸位，扯着嗓门说：
“我先来讲讲这样一些情况，平凉之战有人未战先逃，固关、三关口我军也打得不好，其根本原因不在共军多么强大，也并非彭德怀谋略过人，而在于我们内部的不团结，有人不顾党国利益，不顾大局，坐山观虎斗，有意保存实力，企图坐收渔人之利……”
马步芳的话既指责了胡宗南，又旁敲了马鸿逵。老奸巨滑的马鸿逵，当然听得清清楚楚，心里也明明白白。他曾两次“釜底抽薪”，密令退兵，让马步芳吃了大亏，也本不占理，此时决心装聋作哑，不管你们讲些什么，老子都给你来一个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胡宗南听了却坐不住了。马步芳的话刚完，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看了一下低下头去的马鸿逵，又看了一眼有些得意的马步芳，大声说：
我很赞同马老兄的看法。我也同意把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和原因认真检查一下。有的人就是一贯不顾党国利益，不顾大局，只顾保存实力，争夺地盘，扩张势力。有的人就是只想争官、争权、争位，西北土皇帝的梦也做了几十年啦！远的我不想说了，单就扶眉之战而言，我军被共军包抄合围，有人就是在那里看热闹，看着我的几万人马被共军吃掉，留着他的十几万骑兵干什么？这不是有意保存实力，不是不顾党国利益是什么？啊？”
马鸿逵一听胡宗南是把火烧到了他的屁股上，便冷冷地反击了一句：
“胡兄，言过其实了吧！”
马步芳听胡宗南说，有人在那里坐山观虎斗，一下子就想起反击咸阳时他那虎头虎脑的儿子马继援所吃的亏，气就不打一处出，厉声说：
“我看胡兄讲的有道理，有的人就是坐山观虎斗……”
于是，这三个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越讲，越有气；越讲，越难听，反正是都撕下了脸皮，各不相让，相互指责，相互攻击而已。阎锡山看了这个场面，一方面..为能否开好这次会耽心，一方面也觉得平时这几位道貌岸然伪君子的可怜和可笑，心里也有点说不出的痛快。
不过，这会也不能总让他们这样讲下去。阎锡山见火候差不多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山西腔，一字一板地说：
“算啦，算啦！过去的那些事情，你们就谁也别再提它了。眼下，咱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常言道，和为贵，和为贵嘛！啊，哈哈哈……”
马步芳还想说些什么，看了下阎锡山的神情，也就把话咽到肚里去了。
阎锡山笑着摸了摸他的光头，挨个地瞅了一下几位大员的脸，严肃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几位还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仗还怎么打呢？”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平缓地接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在西北战场，我军是吃了几个败仗，但总的说局势还是乐观的嘛！依我看，共军要想拿下西北，也不那么容易。我就不信，他彭德怀能够斗得过诸位老弟……”
阎锡山的这几句话，使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西北战场上的几位大员的脸上也开始爬上了几丝笑意。一看这情景，阎锡山觉得很得意，就拉开嗓门分析开了时局和形势。最后说：
“我们下一步的关键是兰州会战。这是总裁的意思。兰州，有很坚固的城防工事和黄河天险。我军兵力精锐、集中，以逸待劳，弹药、粮食充足。共军呢，它却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兰州会战，我军有把握把彭德怀的主力歼灭于兰州坚城之下，从根本上改变西北战局也是指日可待啊！”
马步芳听了阎锡山的一番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后，也跟着吹起了牛皮。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用赌棍一样的口气说：
“彭德怀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欠了我好多血债，这次兰州会战可要和他清算一下啦。”
老奸巨滑的马鸿逵手里摆弄着茶杯，看了阎锡山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是呀！兰州可不是西安，也不是咸阳。这回可要叫彭德怀看清楚，马王爷倒底是长了几只眼？”
胡宗南坐在那里半响不语，见“二马”都讲了，他也凑个热闹吧。于是，就不阴不阳地说：
“我们是早该教训一下共军啦！是要给彭德怀一点颜色看。要不然，他们总是藏书网会小看我们的。”胡宗南在心里想，这些家伙又在吹牛皮了。他猛吸了一口烟，把烟蒂往烟灰缸里狠狠地一捻，接着说，“不过，我们也还是不能轻敌啊！现在西北的共军又不是昔日可比，力量增强了不少。我同彭德怀多次交手，深知此人是不能小看的。回想以往的教训。轻敌为患，怵敌者无勇也！”
马步芳不屑一顾地瞟了胡宗南一眼，在心里骂道：“胡宗南，你这个被彭德怀吓破了胆的人，还装什么斯文？”
马鸿逵听了胡宗南的话，觉得有点道理，就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抬头看见马步芳气指颐使、神气十足的样子，心里想：“兰州会战，或胜或败，我宁夏都会有回旋的余地。管它呢！就叫这小子去尝尝彭德怀的厉害，让彭德怀把他好好教训一顿吧。”
参加会议的人，虽然他们都各有心思，但在烟雾弥漫中，还是策划了一个兰州会战的具体策略和兵力部署。但是，这个“纸上谈兵”的计划，能不能按照他们的愿望实现，能不能由此而改变西北战局，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为了实现兰州会战的计划，为了扭转西北战局，阎锡山反复地强调，要精诚团结，协同作战；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这当然都是一些陈词滥调，都是一些连他自己也不大相信能够实现的陈词滥调。在讲了这些后，这位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还以十分庄严的态度宣布：
“兰州会战，事关全局，只能胜利，不准失败。”他看了一下三位大员，站起身来，大声说，“为此，命令马步芳部，沿华家岭节节抗击彭德怀的西进兵团，尔后迅速退守兰州，吸引共军主力于兰州城下，实施全歼共军主力，扭转西北战局的计划！”
命令马鸿逵部，在主力退出固原一线后，迅速转向兰州，协同马步芳部，完成兰州会战计划！
“命令胡宗南部，在此期间，进军陇南，对共军实施包抄合击，最后完成兰州会战、全歼共军主力的作战任务。”
国民党西北战场的这三位大员，对阎锡山所宣布的这些命令，都以军人的特殊礼仪，煞有介事地作了表态。
对此，阎锡山显得非常的高兴和振奋。
在马步芳等人表态完后，阎锡山就十分庄重地站起身来，双手撑住桌面，十分严肃的说：
“兰州会战，关系全局，成败在此一举，望诸位精诚团结，齐勇若一，将彭德怀主力消灭在兰州的坚城之下！”
会议结束前，阎锡山还郑重地宣布了8月1日国民党政府所签署的关于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的委任书。
至此，胡宗南见会议已经结束，因为心情不好，就悻悻地夹起皮包，简单地告别了一声，匆匆地..离开了会场……
胡宗南在“西北联防军事会议”结束后，匆匆地离开了会场。
胡宗南如此匆忙地离开会场，是急于去会他的夫人叶霞翟，还是有什么别的任务？此事，当时外人还不得而知。
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博士，此时也确实到了广州。胡宗南当然是要去会一会他心爱的夫人的。但是，后来人们才知道，胡宗南还奉命飞到台湾，受到他的“校长”蒋介石的“亲切接见”，蒋介石给他交了要退守西南、保住大西南的底。当时，因为东南已经丢失，西北也危在旦夕，蒋介石便一门心思地想保住西南，重温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做过的旧梦。
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蒋介石虽然把“宝”压在大西南，压在了胡宗南的身上，最后也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时，蒋介石的手里也就只有胡宗南这张“王牌”了。
蒋介石很欣赏胡宗南，是因为他对自己死心踏地的忠贞不贰。
作为军人，胡宗南在开始的时候，仗打得确实不错。北伐时，身为团长的胡宗南指挥一个团，竟打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一个精锐师，俘对方的一名军长及以下官兵8000余人。所以，他成为黄埔系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第一个晋衔陆军上将的人，也是惟一的一个去台湾前获得上将军衔的黄埔生。抗战结束后，他拥兵50万，控制着陕、甘、宁、青诸省的所谓“国统区”，一时竟被人赠以“西北王”的雅号而蜚声域外。
可惜，不久之后，他的30余万大军被彭德怀赶出了延安。以后的事情就更糟了。他的老对手彭德怀又在回打他的“西北王国”了。尽管西北战场有他们一胡二马的联手抵抗，但还是敌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半年时间，西北已成危局。于是，也就有了这次叫人有些恼火的“西北军事联防会议”……
胡宗南匆匆地离开会场后，当然是先到夫人叶霞翟博士的住处，着实亲热了一番。人常说，新婚不如久别嘛！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接着，就是蒋公校长的召见和面谕……
此时，在胡宗南的脑子里，他的3个兵团如何策应、配合兰州会战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了。
“西北联防军事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阎锡山来到马步芳和马鸿逵下榻的地方，看望从西北来的这两位大员。
阎锡山知道，西北这“二马”在此之前，虽然都曾飞到台湾见过蒋介石，但有些话还是应该对他们再讲一讲。
阎锡山心里想，西北这二位平素间就有点矛盾，这次虽然在对胡宗南的态度上表现了某些一致，但在兰州会战中会怎样？真会像他们所说的“要精诚团结，同共军决一死战吗”？他心里就没底了。于是，就老调重弹的说：
“兰州会战，不仅关系着西北战局的命运，而且关系着整个党国的命运，万望二位能够消除前嫌，齐心协力，携手并肩，毕其功于此役，为党国的前途命运尽心尽力。……”
阎锡山说着说着动了感情，眼圈发潮，声调也有些哽咽了。
马步芳见阎老西动了感情，想想阎某人的过去和现在，内心里便油然地生起一种兔死狐悲的怜悯来。他很谦恭地站起身来，发誓似的说：
“请阎院长放心，我一定在兰州城下将彭德怀的主力消灭！”
马鸿逵也接着马步芳的话茬说：
“只要我们马家军在，西北就姓马，就是咱党国的天下……”
阎锡山似乎从西北这“二马”的话语中得到了一丝慰藉，泪水真的从他那深陷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抓住“二马”的手紧紧地握着，激动地说：
“有二位刚才的话，我就放心了。二位回到西北后，还望要对会战的事多加商量，齐心协力，把会战的事办好。望二位多多保重！”
马步芳和马鸿逵听了阎锡山的话，也同声回答说：
“望院长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为了鼓励“二马”同心协力，和彭德怀争个“鱼死网破”，当晚阎锡山还特意与“二马”在宾馆里共进了一次晚餐。
晚上，送走阎锡山后，马步芳见马鸿逵的心致颇高，也就第一次来到了马鸿逵的房间，同他套起了近乎。
他们一起谈天说地，说蒋介石，谈李宗仁，也讲阎锡山，讲西北战局，也谈一些全国的形势。他们越说越近乎，就在一起对着 href='115/im'>《古兰经》发起誓来，都表示一定要齐心协力，把彭德怀的主力消灭在兰州城下，以扭转西北战局，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走向。
然而，他们此时仍然是貌合神离，心怀各异。虽然已经共同起誓，但还是要想方设法试探对方的真实心迹。
马步芳首先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对马鸿逵说：
“前一阵子，你老不来兰州上任，风传说你抱怨没有正式委任书，名不正，言不顺嘛！这也难怪，此事落到谁的头上，都会这么想的……”
讲到这里，马步芳有意停顿了一下，吸了口烟，看了马鸿逵一眼，想从马鸿逵的表情中发现点什么。
马鸿逵心里很清楚，他的甘肃省主席的委任书之所以今天才公布，就是他马步芳从中搞的鬼。5月18日，马步芳代长官的委任令公布后，胃口越来越大。他得陇望蜀，想把甘肃省主席的位子留给他的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他的亲信马骥去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达到他独占西北的目的。眼下只是因为时局恶化，兰州危急，他才不得不让阎锡山把这个正式委任书公布出来。
此时，马鸿逵的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在脸上却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很坦然地对马步芳笑了笑，说：
“难得你能有这么个想法……”
马步芳一心想讨好马鸿逵，便故作神秘地凑近马鸿逵，低声说：
“不瞒你说，我是从内心希望你能早日到兰州去，我好向你早晚讨教，以便共商大事，共度时艰。这次到广州来，我一见到阎锡山，就催问你的委任书之事。这下就好了，总算由他亲自公布于众了！”
马鸿逵听了，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还真蒙你尕娃的关照了。日后当有以厚报！”
马步芳听了，得意地往沙发上一靠，哈哈哈地笑了，大声说：
“说这话你?就见外了。我们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还说这话干啥？”
马鸿逵也故作姿态，脖子像鹅一样向马步芳伸过去，一本正经地说：
“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知恩必报嘛！咱俩今晚坐在这里，在电灯底下说的这些话，我可句句都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啊！”
马鸿逵这一招也真灵。他一讲完，马步芳也把脖子伸过来，亲热得和马鸿逵的脸都要挨到一起了，笑咪咪地说：
“咱俩呀！谁还不知道谁，谁还不知道谁的为人？”
马鸿逵也随声附和道：
“那是！那是……”
于是，两个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论辈分和亲戚关系，马鸿逵都是排在马步芳的父辈上。但马鸿逵心里明白，马步芳虽然在表面上“老爸爸，老爸爸”地喊个不停，但在内心深处，却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几十年来对他就一直没安好心。这阵儿，他见马步芳得意地笑了，也坐直身子，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
忽然，马步芳收起笑容，把他的青铜水烟枪“啪”地往茶几上一放，望着马鸿逵挺认真地说：
“说实话，老爸爸你打算啥时间到兰州去？”
马鸿逵也把他的青铜水烟枪放在茶几上，端起细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咽下去后，反问马步芳：
“你说啥时到兰州好？”
马步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依我看，越早越好。兰州那边的各界人士，早就盼望着你的到任哩！”
马鸿逵一手摸着自己的下巴颏，若有所思地问：
“此话怎讲？”
马步芳得意忘形地拉长声调回答说：
“这还用说吗？天将降大任于你我二人嘛，西北如果不保，党国的天下就算完啦！眼下这种天下大乱之时，能够挽救党国危亡的，唯西北你我二人啦！”
马鸿逵听了，也随声附和道：
“这话也对！这话也对！”
马步芳见火候已到，就提议说：
“那么，明天一早，咱俩就同机飞回兰州吧！就由我来主持你的就职仪式，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马鸿逵被马步芳的这一招弄得一时没了主张，随口答道：
“啊！好啊！”
马步芳一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马鸿逵的手，高兴地说：
“一言为定！明早的事，我现在就去安排。”
马鸿逵也用手拍了一下马步芳的肩膀，笑着说：
“好！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马步芳得意地笑了，但笑得却是那样的不自然……
马步芳走后，马鸿逵一个人在房间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想了个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马步芳这尕娃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眼下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正在向兰州进逼，一场大战在即，他为啥不和我商量会战的大事，却口口声声要我赶快到兰州去就职呢？
马鸿逵越想心里越烦，躺在床上稀里糊涂地进了梦乡。睡到半夜，梦见兰州会战开始后，马步芳板着脸硬是要把他的第一二八军弄到前面去。他不同意，马步芳就派人把他和卢忠良押到一个黑乎乎的地方……马鸿逵惊醒后，心里豁然开朗，“马步芳这尕娃不是要把我弄到兰州当人质吗？好狠毒的家伙！你现在把我弄到兰州去，仗一打起来，不是逼着要我出兵吗？老子才不上你这个当！”
第二天一早，马鸿逵突然变挂，叫人给马步芳扔下一句话，说他要先回银川部署支援兰州会战的事，便驱车直趋机场，乘专机朝银川的方向飞去了……
第04章 “青马”兰州布防
8月19日清晨，马步芳在他广州的住所里嘴里哼着小曲，开始洗漱，准备驱车去机场和马鸿逵一起飞回兰州。
马步芳自从昨晚和马鸿逵推心置腹地交谈过后，心情就一直非常的好。起床后他憧憬着在兰州将要发生的一切，心里美滋滋的竟“嘿，嘿”地笑出声来。恰在这时，副官却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说，马鸿逵已经乘飞机飞回银川。
马步芳一听，顿时气得脸色发青，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把毛巾往脸盆里一甩，才破口大骂：
“这个老东西，真他娘的不守信用！”
从盥洗室里面出来后，马步芳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心里想，胡宗南走了，现在马鸿逵也走了，那么兰州会战不就是我马步芳同共军的一场决战了吗？他抓起电话机想给阎锡山拨个电话，想了想还是放下了，讲什么好呢？精明的马步芳，一时却没了主意。他转眼一想，人家胡宗南可以走，马鸿逵也可以走，只有他自己别无选择，西北战区的军政长官嘛！他生了阵子闷气后，只好驱车前往机场，孤零零地爬上飞机，向兰州方向飞去……
此时，胡宗南已经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退保西南；“不守信用”的马鸿逵也已飞往银川，会他的四姨太刘慕侠去了，至于兰州会战的事嘛！就落在了马步芳一个人的身上。
马步芳当天从天上回到兰州，心灰意冷地走进了“三爱堂”。
这时，马步芳的内部，也已经很不安定，很不一致。
大敌当前，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却不听老子的招呼，执意要在定西同解放军进行决战。
马继援是马步芳的独子，经名“奴海”，字少香，时年28岁。马步芳对儿子宠爱倍加，一心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还希望他将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取为“继援”，其寓意是要他继承汉代威镇西隆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功业，扩大马家的势力，以实现其从“青海王”到“西北王”的梦想。
在定西决战，对彭德怀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马继援看不清这步棋，而马步芳却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马继援已把“青马”的精锐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和几支骑兵部队部署在定西地区，企图与彭德怀的西进大军实施决战。马步芳认为，这些部队根本不是彭德怀3个兵团的对手，命令马继援迅速将部队撤回兰州，凭借兰州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防工事，同彭德怀周旋。但是，马继援对老子的话死活不听，把“三爱堂”里的马步芳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马继援的翅膀硬了，根本不把老子的话当回事。
马步芳虽然身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一时也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已经蜂拥而来，一场决定西北战局的大战在..即，就是因为马家父子却各持己见，尿不到一个壶里，兰州会战的方案还迟迟定不下来，急得“三爱堂”里的马步芳食不甘味，坐卧不宁。
马继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刚愎自用的家伙。他狂妄无比，口口声声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要和彭德怀比个高低。但是，当解放军的几十万大军逼近定西的时候，他却没了主意。于是，他给兰州“三爱堂”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彭铭鼎拨通了电话，约他速来定西，商议决战之事。
彭铭鼎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马步芳作了报告。马步芳一听，高兴得用手猛击了一下办公桌，大声说：
“好啊！这小子也没了主意啦。你就星夜赶到定西去，一定要让他把部队撤回到兰州来。”
其实，把部队撤回到兰州来，也正中彭铭鼎的下怀。当时，他正在暗中同当时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商议起义的事。按照陶峙岳的意思，在起义前一定要多掌握一些部队。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他们举行起义的资本。基于这样的目的，彭铭鼎很想把当时驻扎在陇西、临洮一带的第九十一军和第一二○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曾对他的好友、当时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住这两个军，尔后转移到河西去，配合新疆的陶司令，作为将来与共产党谈判的资本”。如果马继援要在定西决战，仗一打起来，马继援肯定要把这两个军拉上去，让他们去为马家父子“火中取栗”。这样，第九十一军和第一藏书网
二○军又一定会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因此，彭铭鼎明知在定西决战对解放军歼灭“青马”的主力有利，对解放兰州有利，但还决定要劝马继援把部队撤回兰州去。
所以彭铭鼎和马步芳的主张虽然不谋而合，但他们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
彭铭鼎在得到了马步芳的“上方宝剑”后，就星夜驱车，风风火火地从兰州赶到了定西马继援的指挥部。
当时的马继援正处在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彭铭鼎在这种时候出现在马继援的面前，真使马继援有点喜出望外，久旱得甘露的感觉。他们见面后，未作寒喧，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谈话。
马继援开门见山地对彭铭鼎说：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我一时没了主意，只好打电话约你 661f." >星夜赶来定西，共商破敌之策。现在有两种作战方案，一是固守定西，在定西同共军决战，二是退守兰州，进行兰州会战，把彭德怀的主力消灭在兰州的坚城之下。你看哪一种方案为上？哪一种方案能扬我军威？”
在马继援看来，不论那一种方案，他都会必胜无疑。这真是痴人说梦！
彭铭鼎坐下来后，听了马继援说的那些话，略加思索，便分析道：
“定西无险可守，既无永久性的工事，又无屯粮，共军兵力数倍于我，一旦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其危甚矣！”
马继援听了，半响不语。他心里很乱，但也在紧张地思考着在定西决战的得失利弊。
彭９9lｉｂ.铭鼎说完看了一眼马继援的表情，借喝茶的时间，很快地斟酌和组织了一下词句，继续说：
“而兰州呢？地势险峻，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军粮草弹药储备又多。在兰州，我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以逸待劳，必稳操胜券。”
马继援听了彭铭鼎的一番分析，沉思良久，才若有所思地说：
“我在定西，要是不同彭德怀打阵地战，而打运动战，不是也会有胜利的把握吗？”
彭铭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我军的骑兵已经损失很大，还能打运动战吗？现在彭德怀的兵锋甚锐，从关中到陇东，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兵书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又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依我之见，还是收兵兰州，使彭德怀在兰州的坚城之下，顿兵挫锐，然后实施决战，一举将其主力歼灭，以扭转西北战局，扬我军威。”
马继援听了彭铭鼎的这些话，从坐位上站起来，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彭铭鼎见马继援心里已经有些活动了，为了给他搭个台阶，让他不丢面子，顺势而下，便搓了搓手，意味深长地说：
“大敌当前，一定要当即立断，实在没有时间再拖延了。究竟是在定西决战还是在兰州会战，你都要尽快拿出个主意来。”
马继援听了彭铭鼎的话，觉得有些道理，此时虽说心里已经有所活动，但突然放弃在定西决战的打算，按照老子的主张在兰州举行会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他心里很矛盾，于是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沉闷起来。过了一阵，马继援把脚步停下来，看着彭铭鼎的脸，严肃地问：
“那么，你和老爷子都主张在兰州决战吗？”
彭铭鼎点了点头，避开马继援那逼人的目光，声音低沉而又坚定地说：
“这是马长官经过深思熟虑后，根据广州联防会议的精神定下来的，我也觉得在兰州会战对我军更为有利，更有胜利的把握，更能够扬我军威，改变西北战场的形势。”
马继援听了彭铭鼎的话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恶闷气，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真他娘的叫人作难啊！”
彭铭鼎很知道马继援的脾气。他这么说，就是表示他赞同在兰州举行会战、同意把部队撤回兰州了。因此，他一直紧绷着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
忽然，马继援又咬牙切齿地大声说：
“彭德怀呀，彭德怀！我非要和你比个高低不可，不在定西，就在兰州，我总要叫你知道我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
接着，马继援又大声叫了声：
“娘的，来人！”
一位参谋从屋外应声而入。马继援命令道；
“告诉参谋长，命令部队立即撤回兰州！”
至此，彭铭鼎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马继援在命令部队撤回兰州的同时，还向临洮方面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发出命令，要他们也陆续北撤，到达兰州附近集结待命。
然而，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第一二○军军长周嘉彬，根本就不愿听马继援的命令，更不要说替马家父子去卖命了。尽管马步芳父子三令五申，要他们率部迅速北上，参加兰州会战，但黄祖埙、周嘉彬却在暗地里打着南下投靠胡宗南的主意。这两个军，虽然最后还是撤到黄河以北集结待命，但却不是马家父子的命令所产生的作用，而是根据了陶峙岳、彭铭鼎的意思，作为举行起义的“本钱”，才转移到这里来的。这其中的奥妙，当时的马家父子当然是不得而知了。
在一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支配下，马继援命令部队从定西地区日夜兼程地撤回了兰州。
马继援在关键时刻听取了彭铭鼎的主张，并很快把“青马”的精锐主力撤回兰州，使马步芳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
马继援回到兰州后，马步芳立即在“三爱堂”主持召开了西北长官公署的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了兰州会战的具体方案。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对于兰州会战的部署是：
——以陇东兵团主力之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榴弹炮第一营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占领阵地，利用既设工事，置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七里河地区。该兵团的骑兵部队配置在兰州至河口一带的黄河北岸，沿河守备；
——以陇南兵团之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配置在兰州、靖远一带，以固守兰州之左翼；
——以韩起功之骑兵军(不久前刚由地方团队拼凑而成，它实际上还是步兵)守备洮河一线，以巩固兰州的右翼，并把守青海的大门。
根据这个兵力部署，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发布的战斗指导要领是：
1 置强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线，以迟滞共军的前进，为兰州守军赢得城市防御的准备时间；
2 如共军主力直扑兰州，兰州守军藉既设工事以炽热的火力予以杀伤，待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即断然转移攻势。此时，黄河北岸的骑兵部队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后，向内官营、定西一线推进，兰州左翼部队即向搀口附近挺进，包围共军于榆中地区歼灭之；
3 倘若共军主力向洮河方向进攻，兰州及其东北地区守军应断然出击，向共军主力侧背攻击之；
4 万一共军主力指向靖远方向，该方面军应极力阻止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之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共军半渡时歼灭之。
5 宁夏及兰州两方面的部队，应积极准备，相互策应作战。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作战会议结束后，马继援一心扑在了战事上，而马步芳却又打起了另外的算盘。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精神恍惚，面容憔悴。他既要操心兰州会战的大事，又牵挂着西宁老窝的安危，真弄得他有点焦头烂额，皇皇不可终日。
马步芳想来想去，总觉得父子两人都呆在兰州不行。万一兰州不保，又该如何处置呢？
这也真难为马步芳了。想当年，他在张掖一带堵截红军西路军时，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风光！那时候，共军在他的眼里连一颗草也不如，他想杀就杀，想活埋就活埋，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但仅仅过了十几年时间，怎么一切都好像倒过来似的，竟轮到他受人摆布的时候了。而今的共产党就好像掌握了什么点石成金术，力量强大得无边，中国的第一号“伟人”蒋介石都在顾此失彼，早已在台湾找了个窝，何况他这个只掌握十多万兵力的马步芳呢……
于是，马步芳想，还是把兰州这一摊子交给儿子马继援，自己回西宁去部署防务为好。人常说，狡兔有三窟，西宁这一窟可是万万不可少的。
一天，马步芳决定要离开兰州了。
临走前，他一再告诫儿子马继援说：
“兰州会战，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可轻敌啊！”
他对儿子说：
“彭德怀可是一只老虎，你才是一只小牛犊……”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流了下来。
马继援听得有些不耐烦，不住地说：
“好了，好了！老爸呀，我都记住了。你要走，这就快些走吧。”
马步芳从“三爱堂”里走出来，登车后，对司机轻声地说了句：
“走，走吧！”
小车一出“三爱堂”的大门，司机就加大了油门，像哭一样的鸣了一声笛，很快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只留得一遭灰蒙蒙的烟尘，在兰州空荡荡的街道上飞扬。
马步芳离开兰州后，骄横得不可一世的马继援，又匆匆地巡视了一遍兰州的防御阵地，又到他所属的各部队走了一遭。回到“三爱堂”后，自以为兰州城防固若金汤，情不自禁地仰天大叫道：
“彭德怀！你来吧，我快想死你了！”
马继援的叫声未了，又抓起毛笔写下了这样的条幅：
挽狂澜于既倒
定乾坤于西北
在1949年的中国，国民党军营垒中能说这种大话的人，除马继援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人。
和那些被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相比，马继援也还算有些胆量。
只是马继援太狂妄了，狂妄得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马继援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彭德怀说：
“敌人想吃掉我们，好吧！咱们走着瞧。”
彭德怀是一个最能讲真话、最能讲实话的人。国民党所运筹的兰州会战其结果如何？就让解放大军的大炮和后来的事实去说吧。
第05章 马步芳与“三爱堂”
兰州城里有个地方叫“三爱堂”。
“三爱堂”这名字，还是原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将军给命名的。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营就设在这里，后来“西北行营”改名为西北长官公署。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部，解放战争初期改为西北行营，因为张治中不愿将它改称西北“剿总”，直到1948年才定名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
西北长官公署，掌管着国民党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的军政大权。
5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发了一纸命令，以“青海王”马步芳为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
从此，“三爱堂”里就热闹了起来。
5月23日，“青海王”马步芳春风得意、兴高采烈地从他经营了数十年的青海西宁老窝里爬出来，钻进兰州的“三爱堂”，坐上了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当时，在马步芳名字的前头，虽然还加了个“代”字，但从此人的作派上看，他早就把那个“代”字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宣布退到幕后，把李宗仁推到前台，后来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到北平谈判不归，代表中央系的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因张去后势单力薄而不安于位，他自己也无暇西顾，就酝酿了将西北大权交给马步芳或马鸿逵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30多万军队中，胡宗南的人马不算少，但经过几年的征战，损失惨重，一蹶不振，跳窜到陕南和陇南一带的穷山恶水之间，已经没有了什么战斗力。而“马家军”的骑兵部队，则是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不仅训练有素，而且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打击，可谓兵强马壮，在国民党反动政权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危难之秋。
青、宁“二马”就成了支撑西北残局的理想人选。原先蒋介石想把西北长官的职位交给马鸿逵，而李宗仁代总统，想在兰州设立“剿总”，请与世无争的中间人物马鸿宾出来主持。以达到在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起缓冲的作用。但马鸿宾没有实力，恐怕“二马”谁也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几经考虑，白崇禧认为，马步芳是个“野马”，比较容易利用，若让他当长官，还可以出来拼一阵；马鸿逵是个“滑马”，有些靠不住，可先让他给马步芳当副手。
所以，西北长官之缺，国民党反动派上层就基本上内定为马步芳了。
西北“二马”家族的几代人都有独霸西北的野心，垂涎甘肃地盘已非一日，这次天赐良机，马步芳和马鸿逵谁也不愿轻意放过。于是，他们就各怀叵测，先后离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宁和银川，风风火火地窜到兰州，开始了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紧张角逐。
马鸿逵窜到兰州后，一面极力拉拢地方绅士，一面就借机把郭寄峤大肆攻击了一番，说他治甘无方，横征暴敛，把甘肃搞得一塌糊涂。
马鸿逵的这番游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在当时兰州的一些上层汉族人士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因为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军阀，他们的部队从将领到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回族人，如果把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们，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历史上因回、汉民族纠纷所发生的无数次流血冲突。在这些汉族的上层人士看来。这“二马”一旦掌握了统治西北的军政大权，历史悲剧必将重演。这是他们所绝对不愿看到的。
就在这时，在北平主持国共两党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将军，抽空来了一趟兰州。
张治中在“三爱堂”里召开了一次国民党甘肃省军政官员及地方绅士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治中将军告诉大家两个消息：一是他将不再返回西北；二是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把西北军政大权交给“二马”。这后一条消息，虽说人们已有耳闻，但从张治中的口中说出来，仍如同一记闷棍，把甘肃省的军政官员及地方绅士打得晕头转向，懵懵懂懂，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马鸿逵一听，却认为他真的时来运转，有了盼头，便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之情，又加紧活动起来。他在一次演讲中，把矛头直指郭寄峤，说什么“皮袄热了自己脱，不要等人家来脱嘛！”又含沙射影把郭寄峤等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然而，马鸿逵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讲话，在会场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仅使郭寄峤等人挺身而出，极力反驳，为自己辩护；甘肃的地方绅士也公开表示了对马鸿逵出任西北长官之职或到甘肃主政持不欢迎的态度。与马鸿逵灼灼逼人的表演不同，马步芳却是在不动声色中，单刀直入来了个实际动作。他派亲信、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携重金和珍宝到广州，直接向代总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活动，摸清了国民党当局已内定他为长官的底牌。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兰州。
马鸿逵见自己的活动毫无效果，在听到从广州传来的这些消息后，一时也感到自己的实力没有马步芳大，便随风转舵，顺水推舟，在表面上实行了让步。
后来，在白崇禧的授意下，青、宁“二马”于5月5日在甘肃、青海交界的享堂举行了一次会晤。
会唔时，马鸿逵主动表白说：
“甘宁青原属一家，彼此非亲即故，关系很深。目前家乡之事，我们不管，让谁来管？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保卫西北。我已年老了，子香(马步芳字子香)主席年富力强？正在有为之年，我情愿作个参谋，从旁帮助，希望他把西北的事情担当起来。”
马步芳听了，也谦让道：
“老爸爸(西北回族对长辈的称呼），你领导我们，你怎么说，我们这些作晚辈的就怎么办。……”
为了表示他们亲如一家，这次马鸿逵又将孙女许配给马步芳的胞弟马步青的儿子为媳。原先，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与马鸿逵的伯父马福禄是表兄弟，马鸿逵的女儿嫁给马步芳的堂弟马步荣(马麟之子)，现在这“二马”可谓是四代姻娅的关系了。最后他们商定，由马鸿逵首先出面推荐马步芳出任西北长官，马步芳上任后再推举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主席，并决定青、宁组成联合兵团出兵援陕。
会唔后，马鸿逵自我安慰地对人说：
“长官是空名，主席是实缺，有地盘就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嘛！”
他的计划是，他到甘肃当了主席，把宁夏的主席让给儿子马敦静，也可以实现甘宁一体化，达到逐步控制西北的目标。
但是，在马步芳走进“三爱堂”，坐上了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军政长官的第一把交椅后，却把他在享堂会晤时对马鸿逵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却是马鸿逵所始料不及的。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奋勇前进，横扫残敌，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南昌等地，大江以南大片国土的全部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知江南无望，却又不甘心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于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近80万军队，特别是马步芳、马鸿逵的10多万骑兵部队，妄图垂死挣扎，以等待时日，卷土重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然而，这一切都只能是蒋介石集团的痴心妄想。
1949年5月23日，马步芳踌躇满志走进兰州的“三爱堂”，爬上了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长官的宝座。但不知为什么，马鸿逵却没有回银川，而住进了他在兰州水北门的私人住宅。
当马步芳拿到蒋介石从广州发来的委任状时，这位“青海王”竟一时激动得放声大笑。停了一会，又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声吼道：
“娘的！先人都没有办到的事情，我办到了………”
接着，又对身边的人深有感慨地说：
“老子的官，可是从血里捞起来的啊！”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北伐战争后，全国各地的大小军阀或被蒋介石消灭，或力量遭到削弱，而他却意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族武装势力，逐步成了称霸一方的“青海王”。
1930年，马步芳就彻底地投靠了蒋介石。从此，他便开始了积极地与共产党为敌，坚决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生涯。
1936年7月，“青马”在青、川边界初次与红军交火时，马步芳这个刽子手就命令部下，屠杀了红军1000多名伤病员，对被俘的红军将士更是极其残酷地加以集体杀害。
1937年4月，马步芳积极追随蒋介石，坚决执行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红军西路军进行了坚决的拦截和阻击，并将西路军打败。在张掖就残酷杀害西路军被俘人员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如扒心、割舌27人)。他的兄弟马步瀛还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女红军除了枪杀、活埋外，还有的惨遭马步芳强奸后，再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使她们受尽了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惨死在他的手里。
马步芳是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活“阎罗”。
马鸿逵，生于1892年。此人先依附冯玉祥，后改投靠蒋介石，出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之久，被称为宁夏的“皇帝”。
他8岁那年，在西安行宫中见到了慈禧和光绪皇帝以及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一些前清王朝的权贵。20岁出头，在北京又先后给袁世凯、黎元洪之流做侍从武官。
1932年，马鸿逵被蒋介石正式委任为国民党宁夏省主席。
马鸿逵的人生信条是：
有兵就有权！
在当时，人们通常都把马步芳称为“青马”，把马鸿逵称为“宁马”，把他们合起来，就称之为西北“二马”或青、宁“二马”。这青、宁“二马”，都是西北回族军阀的后裔。
马步芳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难之际，昏头昏脑地走进“三爱堂”，还要同彭德怀一决雌雄。
其实。马步芳哪里是彭德怀的对手！
1949年5月，马步芳、马鸿逵看到胡宗南从关中败退后，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西北大门洞开，甘青宁失去屏障，“二马”的封建领地受到直接威胁。当时，他们“马家军”的军事力量不仅没有太大的损失，而且乘打内战之机，队伍还得到了迅速的扩充。他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势力范围，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马步芳和马鸿逵在享堂会晤时，就商定了“拼命保命”、“舍家保家”，孤注一掷。作困兽之斗的决策。
同时，青、宁“二马”都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想拿20万枪杆子进行一次赌博，火中取粟，妄想打败解放军，取胡而代之，实现他们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西北王”理想。于是，就由马鸿逵出面，电请蒋介石，准令胡宗南协同“马家军”收复咸阳、西安。当时，解放大军正在南下，华北兵团尚未入陕，西北战局尚有机可乘，“二马”又是主动请缨，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胡、马联合反攻咸阳、收复西安的作战协议，就是在这种各怀鬼胎的背景下达成的。
6月初，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开始了联合作战的实际行动。
青宁“二马”组成了所谓“联合兵团”，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任总指挥，卢忠良任副总指挥。整个攻陕战役由马步芳任代长官的西北长官公署统一指挥。
国民党攻陕作战的部队是：
——青海兵团，司令官马继援。辖第八十二军、一二九军等部，总兵力7 5万人。
——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前线总指挥卢忠良。辖第十一军、一二八(军长卢忠良)等部。总兵力4万人。
——胡宗南部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辖第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总兵力9万人。
——海固兵团，司令官马敦靖。辖第八十一军、独立骑兵军，总兵力2万人。
胡、马联军各自的任务是：
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南北两侧向武功、扶风、眉县、周至一线推进。“马家军”沿西兰公路东进，直扑咸阳。
“联合兵团”的具体分工是：
——中路为宁夏兵团之第十一军，取道长武、彬县、永寿，沿西兰公路向乾县和礼泉攻击前进；
——右路为宁夏兵团之第一二八军，取道十字镇(属泾川县)、灵台、关头镇(属永寿县)、崔木镇(属麟游县)，沿西兰公路以南向咸阳西南之兴平攻击前进；
——左路为青海兵团之第八十二军及骑兵第八、第十四旅。于西兰公路左侧，沿泾河攻击前进。
青海兵团之第一二九军为总预备队。到达彬县、长武一线集结，沿西兰公路跟进。海固兵团系临时拼凑的，势单力薄，仅驻防于海原、固原和环县、庆阳一带，替宁夏兵团看看家而已。
从上述的军事部署不难看出，马步芳是把宁夏兵团全部推到正面去打头阵，而青海兵团的第八十二军，则位于掩护性质的左侧翼，有利就打，不利就跑。
6月中旬，青、宁两兵团先后进抵关头镇、阳峪镇、铁佛寺和南北竹杆等地区。并与解放军前哨部队发生战斗，“二马”的部队分别受到迎头痛击，损失很大。解放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走。马继援因为在南北竹杆地区吃了亏，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当他侦知阻击他们的只是一些地方武装，守卫咸阳的兵力不多，西安也很空虚，解放军的主力尚未到达时，遂产生了抢功和出名的念头。竟以前线总指挥之便，擅自改变原定进军路线，将其第八十二军移至西兰公路。当“宁马”的主力第一二八军到达乾县时，“青马”的部队已经越过乾县，去单独进攻咸阳。妄图一举得手，并乘胜收复西安，以扬他“少年英雄”的声威，引起“全国轰动”。
马继援此时以他的第一九○师师长马振武为咸阳前线步骑总指挥，率第一九○师、第二四八师和骑兵第八旅近3万兵力去攻打咸阳。
6月13日，马继援在他的部队出击前，对部属们说：
“今天我们要竭力保卫团体，以报答长官(指马步芳)对我们多年的栽培。”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夺取咸阳，直取西安是长官和本军长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在胡宗南和宁夏部队面前争一口气，明天早上，就把我们第八十二军的军旗插在咸阳古城的城楼上！……”
夜阑人静，远在兰州的马鸿逵，正和他的四姨太刘慕侠同寝贴肉，紧紧地接在一起。……
突然，床头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的马鸿逵，气不打一处来，抓起耳机正要骂娘，一听耳机的声音，方知是他的爱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从援陕前线打来的。
卢忠良报告说：
“彭部杨得志、周士第兵团，已西渡黄河，昼夜兼程，直扑咸阳而来……”
马鸿逵听罢，倒抽了一口冷气，就骂了起来：
“他娘的！共产党、彭德怀他们简直不是人，是一群不要命、不知劳累、不知饥渴的鬼！”
此刻，卢忠良的电话提醒了马鸿逵。老奸巨滑的马鸿逵心里想，既然解放军的杨得志、周士第兵团已经赶来，何不借此机会把马步芳这小子好好教训一下，叫他尝尝共产党的厉害。于是，马鸿逵就在电话里问卢忠良：
“马继援那小子的第八十二军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第八十二军的先头部队已在咸阳外围同共军接火，详情不明。”卢忠良如此回答说。
马鸿逵一听，高兴得几乎笑出了声。
因为自从马步芳走进“三爱堂”，坐上代长官的交椅后，便不再把他马鸿逵放在眼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渐表面化和白热化，因此，就想借机让解放军把马步芳好好教训一下。
卢忠良因为没有得到马鸿逵的明确指示，就着急地问：
“马长官，您看我们下一步该——”
没等卢忠良说完，马鸿逵就截住他的话头，咬牙切齿地说：
“好！我看就这么办。忠良，你连夜给老子把部队拉出来，要迅速，隐蔽，机密……”
卢忠良心领神会，也笑了起来，说了声：
“是！马长官，我明白了，立即照办……”
于是，卢忠良指挥的“宁马”主力第一二八军，一夜之间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到了乾县一带，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去了。
胡宗南集团的李振指挥之第六十五军等部，虽然也在向东推进，但进至周至附近地区，也停止前进，坐观成败，以收渔人之利。
卢忠良的部队这么一撤，可就坑苦了马继援。
彭德怀发现“宁马”的主力后，胡部又停止不进，只是马继援孤军突出，就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命令已进至指定位置、严阵以待的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一军一部，迅速地向马继援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马继援，这位年轻气盛、刚愎自用的公子哥，在当时的西北战场上，几乎什么人他都没有放在眼里。他曾经得意忘形而又有点神经质地对人说：
“我‘马家军’战功赫赫，共军早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了。河西走廊，歼灭共军好几万；驰援陇东，共军不战自乱；偷袭榆林，共军弃城西逃；西府大战，共军一个旅仓皇逃窜，我们差点活捉了彭德怀……”
马继援如数家珍地列举的这些，都是被作为他们“马家军”的“辉煌”历史而言的，其猖狂之态，可想而知。
而今，在咸阳城外，第一野战军的猛烈炮火和勇猛的冲杀，却使马继援感到有点不对劲。
不过，马继援的“马家军”也确实还不是草包。他的骑兵的波浪式冲锋，简直像是大海里的海流，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又排山倒海般的涌了上来。他们手上的马刀，闪闪发亮，嘴里又念念有词，发出一阵阵刺耳难听的怪叫，给人精神上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但是，人民解放军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把“马家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压了下去。
马继援看了，在指挥所里气得直跺脚，直骂娘，歇斯底里地吼叫道：
“他娘的！我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接着给老子冲！”
这时候，一个部下提醒他：
“卢忠良溜了。……”
马继援这才发现，自己是在孤军作战，急忙下令全线撤退。
就这样，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在咸阳城外丢下了2000多具尸体，夹着尾巴撤退了。
这2000多具尸体，可是他“马家军”的精英啊！就为这，简直使马继援伤透了心。
在被迫撤退时，马继援又急又气，跺着脚大声地骂道：
“彭德怀啊！我与你不共戴天……”
但是，在针锋相对白刃相加的战场上，骂是没有用的。
就这样，青海“马家军”的2000多精锐的骑兵，一夜之间在咸阳城外就被彭德怀干净利落地吃掉了。
过了几天，马继援在咸阳前线遭解放军迎头痛击，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的消息，就传到了“三爱堂”。当马步芳得知，他的精锐第八十二军在这次作战中，平白地损失了2000多名精英，在痛苦之余，就给长官公署收支处的少将副处长孟企三下了一道手令：
速提1000两黄金，犒赏第八十二军的伤病官兵。
现在，马步芳要用1000两黄金，犒赏伤病官兵，孟企三在收到马步芳的这个手令后，就立即去找郭寄峤，忧心忡忡的说：
“马代长官有令，要提1000两黄金，犒赏伤病官兵。可去年那4000两黄金是转账，不是额外收入，如果按额外收入支用了，将来财政部对联勤总部拨付经费时，就会从中扣除，那可就?无法对付了。”
郭寄峤一听，也面有难色，半晌不语。
那4000两黄金，是他郭寄峤在头年秋，用国民党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的金圆券兑换来的，并提存于甘肃省银行。这件事，曾经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很大不满，并令他立即退还国库。在这种情况下，郭寄峤叫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收支处副处长孟企三，悄悄地吩咐道：
“这4000两黄金，交收支处转账，充作经费。希你得到转账令后，缓提一个月。”
孟企三明知郭寄峤是在弄虚作假，是企图中饱私囊，便给郭卖了个人情，当即应允下来。后来，郭寄峤为了讨好马步芳，却把这几千两黄金送给了马步芳。
马步芳见到黄金，当然喜出望外，对郭寄峤赞不绝口，着实地夸奖了一番。
现在，马步芳要从中提出1000两黄金来，用于犒赏他的部队，这就使他郭寄峤有苦难言了。
孟企三一看郭寄峤的样子，便心领神会，讨好地说：
“这事既然使郭主席为难，1000两就先付给马代长官，以后由我们收支处设法弥补就是了。不过，请郭主席将此中的困难告诉马长官，下余的3000两，可不能再做如此处理了。”
郭寄峤一听，当即转忧为喜，破颜为笑，连声说：
“好！好！我转达，我一定向马长官转达……”
马步芳提出了1000两黄金后，就召集兰州市各机关团体的人士，大张旗鼓地跑到华林山陆军医院去慰问伤病官兵，每人犒赏白洋8元。第八十二军的伤病官兵不过两千余人，所费当然有限，剩余的大量黄金，就自然地进了马步芳的腰包。这以后的事，别人也就不好再去过问了。
马鸿逵很快就知道了马步芳用1000两黄金，大张旗鼓犒赏他的第八十二军伤病员的事，就以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名义，也给盂企三打了个电话，要这位孟处长到水北门他的私人住宅来一下。
孟企兰到来后，马鸿逵就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军事很紧张，你知道吧！最近，第一二八军在乾县打了个胜仗，很需要犒赏一下有功官兵，所需5万元白洋，你赶快给解决一下。”
孟企三听完马鸿逵的话，其中的真实用意就完全明白了，便诉苦说：
“马副长官，这犒赏费可是要由中央命令才能补发的。收支处素来没有这笔经费的底款。现在西北有部队30多万，收支处只有白洋两三万元以维持现状。您要的这笔钱，等我向马长官请示后再说。”
马鸿逵听说他要请示马步芳，当即火冒三丈。心里想，你孟企三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心上，马步芳他算个什么东西！于是，就当着孟企三的面，把马步芳骂了个狗血喷头。孟企三听了也不敢分辩，心惊肉跳地退出来后，就跑到马步芳那里告了一状，也诉了他一肚子的冤枉。
马步芳听了后，却沉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在“三爱堂”西北长官公署的会议室内，公署参谋长刘任也向孟企三提出了第一二八军5万元犒赏费的事，并用命令的口气对孟企三说，要尽快地拨给马鸿逵。
孟企三听刘任说完，心里也立马来了气。但还是压了压，用一种绵里藏针的语气回答说：
“我现在没钱。如果非要发给的话，就请长官公署先给我一道命令，我就好向中央请款了。”
刘任一听，顿时语塞。
当时，马步芳就坐在他的“宝座”上，两位部属如此你来我往的对话，他虽然听得真切，却装聋作哑，一言不发。见刘任没话可说了，就抬手看了一下表，说了句“啊！时间过得好快。”便起身拂袖而去。
孟企三见马步芳要走，就立即追了上去。
在楼梯口，孟企三用一种带有挑拨性的语气，急切地对马步芳说：
“马长官，您是知道的，作战犒赏的问题中央现在还无明文规定，如果我们向中央请示，也必然不会批准。同时，第一二八军也在作战，是否也要给些犒赏呢？不给吧，当然是不均了，就会影响第一二八军的士气；给吧，中央必然会认为是您马长官拿中央的钱送人情，这可对您马长官不好呀……”
第八十二军因为是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当军长，马步芳听了孟企三的话，口气就立即变硬了，说：
“不要给了。他再要找你的麻烦时，我来给他讲清楚。”
马步芳说完，就背着手，哼着谁也听不懂的小曲，得意地下楼去了。
当天下午，马鸿逵又给孟企三打来电话，还是讲那5万元犒赏费的事。孟企三还是一个没有命令不给钱的回答。
马鸿逵一听，就发起了脾气：
“孟企三，钱是你们家的吗？”
“不是。但没有马长官的命令，就是不能给。”孟企三也硬梆梆地这样回答了马鸿逵。
马鸿逵一听。又是一个什么“马长官”的命令，心里骂道：“孟企三，你这个混帐东西！真他娘的狗眼看人低。”于是就在电话里怒吼道：
“不给！孟企三，你看我能不能杀了你？”
孟企三因为已经得了马步芳的“上方宝剑”，就一点不示弱，便对马鸿逵这位副长官回敬道：
“你一个堂堂的副长官能这样随便说话吗？没有公文，你一个子儿也甭想从我这里拿走！要杀要刮，随你的便。”
孟企三这么一顶，把马鸿逵气得更加怒火中烧，暴跳如雷，“叭”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孟企三知道惹了祸，心里也害怕起来，放下电话机就去找马步芳，把刚才发生的情况报告一遍。
马步芳听了，沉着脸，淡淡地说：
“什么？他要杀人！他有什么权力杀人？”
话音刚落，一辆鸣着长笛的汽车就开进了“三爱堂”的大院。马步芳从楼上的窗户上一看，见是马鸿逵从汽车里气呼呼地跳了下来。
马步芳想了一下，故作镇定地向孟企三挥了挥手，示意叫他回避一下，先从后楼下去。然后，就整了整衣服，下楼去迎接马鸿逵……
马步芳当然是给孟企三圆了场，但还是把这位少将副处长吓了个半死。
不过，马步芳还是把“责任”推给了那位“不懂事”的孟副处长。但是，因为一个要钱，一个不给，马步芳和马鸿逵最后还是闹了个不欢而散。
第二天清晨，马鸿逵又从他的水北门官邸，把电话打到“三爱堂”，而且指名道姓的要马步芳接电话。
马步芳不想在电话里和马鸿逵再发生冲突，就借故让参谋长刘任去接。
刘任接了电话后，向马步芳报告说：
“马少云(马鸿逵字)说，在咸阳外围的作战中，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损失太重，又得不到上峰的犒赏嘉奖，士气很低，现在需要下来休整。”
马步芳雷霆大发，拍着桌子大声嚷道：
“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个马少云！你告诉他，不管是什么人，是什么原因，一步都不能后退，谁退谁负责！”
马步芳坐下来，叹了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
“唉！他马步云，其实早就严重地破坏了作战计划！还说什么一二八军要下来整顿？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早就撤退了。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可叫他给坑苦了，损失才叫大哩……”
马步芳讲的这些，其中的内幕，刘任心里也是明白的。这阵，他坐在那里装糊涂，不愿明说，是为了看马步芳的热闹。他听了马步芳的话，暗自在心里骂道：
“你小子不是能耐大吗？这些你怎么才知道。今后的日子长着呢，我看你怎么过……”
没过多久，马鸿逵又派人给“三爱堂”送来了一纸正式公文。
公文的内容是：
中央有明文规定，凡省防军出境作战者与国军同一待遇。此次赴陕作战之第一二八军为宁夏省防军，其军饷与国防军比较，每兵少3元。
第一二八军赴陕者共4万人，每兵短发经费3元，计共短发经费，白洋12万元。请予补发。
刘任看过这份公文后，当即大笔一挥，在上面批示：
“应该从速补发。请送收支处办理。”
刘任的批文，很快就送到了孟企三的手里。孟企三看过后，不假思索，便气呼呼地找了来，对刘任说：
“参谋长，我现在没有钱，就是有钱，也决不能给马少云补发。”
刘任听了，也不客气地问：
“为什么？”
孟企三把马鸿逵送来的那份公文，狠狠地往刘任的办公桌上一摔，不屑与言地“哼”了一下，回答说：
“为什么？这难道您刘参谋长还不清楚？宁夏由我们补给的国防军，原本就有十多万，为什么这次出境作战的只有4万人？为什么还偏偏要叫省防军呢？如果中央或长官公署有命令，明确规定，反攻西安、咸阳要叫省防军出击，这经费是可以补发的。否则的话，就是不能补发。”
刘任听了，从桌子上抓起那份公文，也朝地上一扔，恶声恶气地说：
“好吧！不发就不发。今后影响了战事你负责。”
孟企三也一点不示弱，回答说：
“刘参谋长，我可负不起影响战事的责任！这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我只是管经费的，只要有中央或长官公署的指令，我当然会去想办法。”
刘任被顶得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这段时间，马步芳也是一直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刘任和孟企三你来我去，吵吵嚷嚷，却一直没表态。当然，马步芳在心里是支持孟企三，是站在孟企三一边的。
只要马鸿逵住在兰州不走，他马步芳就休想过一天安静日子。
扶眉一战，胡宗南集团的主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渭水河谷，青、宁“二马”闻风丧胆，慌忙后撤，龟缩于六盘山以西。
下一步怎么办？是打、是撒？对于马步芳和马鸿逵来说，一时都处于一个举棋不定的状态。
在胡宗南集团主力殆尽，青、宁“二马”一时又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苟延残喘、挽救西北危局，千方百计地为青、宁“二马”打气，企图把马步芳和马鸿逵都牢牢地拴在他们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战车上。因此，蒋介石就派其亲信贺忠寒、蔡孟坚、顾希平等人7月中旬，从广州窜来兰州，借献旗、慰劳为名，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组织黄埔同学会非常委员会，借以笼络人心，并说服“青马”出兵宝鸡，控制秦、蜀通道，使胡宗南集团在秦岭以南得以休整，以便待机而动，卷土重来。
贺忠寒等人在兰州通过八方游说，四处串连，一时把马步芳和马鸿逵都搞得晕头转向。特别是马步芳父子，更是昏头昏脑，忘乎所以。刚愎自用、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竟被他们鼓嗓得头脑发热，叫嚣着要在平凉地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与彭德怀比个高低。
平凉，扼甘肃、宁夏之咽喉要道。这一地区为回、汉民族杂居地区，其地多深壑峭壁，关山十分险要。
当时，无论是马步芳，还是马鸿逵，都不愿意看到解放军突破平凉一线，并不断向兰州推进的事实出现。这是因为，一旦平凉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兰州就处于解放军的攻击之下，他们的老巢西宁、银川，就全都面临危境。因此，青、宁“二马”从他们的老巢——西宁和银川的安全出发，出于保护他们各自的既得利益，都有意在平凉一线同解放军进行决战，以阻止或迟滞解放军不断向大西北腹地的胜利进军。
除此之外，青、宁“二马”在当时的形势下，之所以会决定在平凉地区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还因为平凉地区的关山地形十分险峻，兰州、银川做他们的战略后方，供应也比较便利。在他们看来，一旦决战开始，人民解放军远离后方，供应必定要发生困难。同时，胡宗南部再兵出秦岭，加以配合，就一定会陷解放军于首尾不得相顾的困境。他们还认为，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平凉地区后，把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煽动起来，也会使解放军无法立足，从而把第一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消灭于陇东的群山大川之中。
这样，在平凉地区同解放军进行决战的问题，经过贺忠寒等人的游说，很快在西北国民党军的高层人士中取得了共识。于是马步芳就委派刚由西北军政公署参谋长晋升为副长官的刘任，跑到静宁。7月24日主持召开师以上军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着手部署平凉决战的问题。
这次军事会议，是在静宁马继援的公馆里举行的。会议规定：宁夏、陇东和陇南3个兵团的军、师长及参谋长都必须参加。
国民党西北战场的这3个兵团，是在1949年5月下旬，为了挽救西北危局才匆忙拼凑起来bbr>.9９ｌｉｂ?的。
当时，因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5月20日解放西安后，又挥师西进，虽然先后解放了包括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风翔、千阳等县城在内的关中广大地区，但人民解放军的华北两个兵团还未西进，西安一带的防务比较空虚。国民党反动集团通过他在西安等地的潜伏特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命令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宁夏、陇东和陇南3个兵团，企图乘机回戈一击，收复咸阳、西安等地，进而窜扰河南，牵制解放大军南下，以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新拼凑起来的3个兵团是：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指挥的宁夏兵团(前线总指挥为卢忠良)，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由胡宗南集团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的陇南兵团。
接着，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就向3个兵团下达了出击命令：陇东兵团和宁夏兵团由平凉出发，沿西兰公路向西安挺进，陇南兵团(即裴昌会兵团)从宝鸡沿渭河两岸，也向西安进攻……
结果，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在咸阳、乾县一线遭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弃尸2000，损失惨重。在扶眉战役中，裴昌会所指挥的陇南兵团也遭到了沉重打击。
刘任主持召开的这次静宁会议，既是为了检查扶眉之战失败的责任；也是为了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指示，部署下一步的作战任务。
马鸿逵因为没有争到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军政长官的宝座，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可泄，在兰州同马步芳搞了一阵磨擦之后，此时，已经跑回到他银川的老巢，坐观时局的发展变化去了。
在马鸿逵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他宁肯让兰州的甘肃省政府主席的宝座空着。也不能留在兰州，被马步芳父子“软禁”起来。在反攻咸阳的作战中，因为他的“釜底抽薪”，撤走卢忠良指挥的第一二八军，将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暴露在解放军的正面攻击之下，从而破坏了“二马”联合作战的行动。这次静宁会议，他当然不会自投网罗、陷入马步芳父子的圈套。所以，他就只派了个前线总指挥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代表宁夏兵团去参加了静宁会议。
在西北的“马家军”队伍中，卢忠良是一个惟一当上了军长的汉族人。他完全是靠自己对马鸿逵的忠诚和勇敢善战，从士兵爬到军长的高位上的。在宁夏兵团的几个军长中，真正有些指挥才能的，卢忠良也还算是矮子中的“将军”。因此，马鸿逵一向很看重此人。这次，马鸿逵又将宁夏兵团的战场指挥大权交给他，由他来发号施令。这在西北的“马家军”中，确实可谓一奇。
陇南兵团参加这次静宁会议的，除第一一九军的军长王治歧外，刘任还指名要副军长蒋云台必须到会。
因为蒋云台心中犯疑，便称病没有参加。
马继援的陇东兵团则不然。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会议就在他的公馆举行，他的所有军、师、团长，也就一个不拉地都坐进了会议室。
会议开始后，刘任先干咳了几声，然后又献媚似的看了一眼坐在他身旁的马继援，有意地提高嗓门拉长音调说：
“今天，我们召开一次紧急军事会议。现在，我首先宣布两条决定。”
会场里一片寂静。
刘任站起身来，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捏着一份电文，向大家晃了一晃，煞有介事地大声说：
“中央电令，决定发给第八十二军在陕西耀县作战阵亡之师长马得胜抚恤金白洋3万元。”
在座的众将校军官，对于国民党中央如此前所未闻的巨额恤赏，一个个惊奇得瞠目咋舌。
马继援作为第八十二军军长，因为他的部下得到如此的巨额恤赏，显得十分的荣幸和自豪，脸上顿时绽开了十分得意的笑。
刘任接着说：
“这笔抚恤金，是总统府托运代发的，不日即可到达，将一次交付马得胜师长的家眷。”
刘任讲到这里，马继援从座位上忽地站了起来，张开血盆似的大口，杀气腾腾地大声吼叫道：
“请刘副长官转告中央，我陇东兵团全体将校士兵，誓死报效党国，誓与彭德怀决一死战，生为党国人，死为党国鬼！”
参加会议的马继援部的将校军官，听了马继援的话，也都忽地、齐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跟着马继援吼叫起来，好像是在重复马继援的话，也好像是在讲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真有点“声震屋宇”的气魄。
见此情景，刘任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举起双手，示意叫大家都坐下来，又朝马继援献媚地笑了笑。
在会场安静下来之后，刘任坐在他的座位上，继续说：
“刚才，我给大家宣布的是中央的第一个决定，是论功行赏，有功者当奖，有大功者要重奖！奖惩分明嘛，这是我们治军立国之根本。下面，我再宣布中央的第二个决定，就是查办扶眉作战贻误战机的责任者。”
他说着，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先用一种威严的目光把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把目光停留在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的脸上，厉声问道：
“蒋云台来了没有？”
蒋云台是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四四师师长。
国民党的第一一九军，是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于1949年4月在天水成立的。蒋云台就是在第一一九军成立时，由甘肃省师管区司令调任此职的。
第一一九军成立后，因西安、关中告急，遂拨归胡宗南集团裴昌会的第五兵团指挥，于5月9日即奉命由天水出发，东进援陕。后为配合青、宁“二马”反攻西安、咸阳，第一一九军又在裴昌会第五兵团的编成内，组成所谓的陇南集团。沿渭河两岸，向西安方向攻击前进。马继援兵败后，第一一九军作为陇南集团的左地区军，蒋云台就为左地区军的前线指挥，与从咸阳地区撤至乾县一线的以卢忠良为前线总指挥的宁夏兵团的防区相接。但是，宁夏兵团与陇南集团间的空隙很大，这就为尔后在扶眉之战中，解放军由此空隙间迂回其后造成了便利。
扶眉战役打响后，第一一九军的防线受到了解放军的猛烈打击，战事也颇为激烈。蒋云台所指挥的第一一九军，在解放军锐不可当的攻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全线溃退，他自己也夺路而逃。后来，蒋云台在宝鸡、秦岭和徽县等地收容流散官兵，原来一个近2万人的第一一九军，最后只剩下5000余人……
王治岐在听到要查办贻误战机的责任者一句时，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出了一身冷汗。在听到刘任问他蒋云台的名字后，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下来。他还未站起身来回话，马继援就用一种不怀好意的腔调说：
“蒋云台真是胆大包天！这次，又是他违抗命令，不来开会。太不像话了！应当从严惩处，以教育全军将士。”
王治岐听了，有点语吃的解释说：
“蒋云台正在徽县一带收容部队。听说，他好像还生了病。这一阵子，他身体就一直不好。”
马继援一听，就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骄横得不可一世，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喧宾夺主地大声说：
“什么身体不好！纯粹是有意对抗。蒋云台明明是在逃避责任嘛，这还不清楚嘛，还装他娘的什么干蛋！”
马继援的话，使会场里的气氛，骤然地紧张起来，空气也像凝固了似的令人感到窒息。
一阵难熬的，死一样的寂静过去以后，刘任长叹了一口气，冷冷地说：
“诸位将佐：扶眉之战，蒋云台作为一方主将，贪生怕死，贻误战机，又临阵脱逃，后果严重，军法难容！本应从严查办，杀一儆百，只是……”
因为蒋云台没有到会，刘任想了想，最后只好说：
“关于国军在扶眉作战失利的责任者，以后再作查办。现在，我们大家就先讨论一下各部队下一步的作战问题。各位对此有何高见，请直言不讳。”
于是，只见那个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忽地从座位站起来，就当仁不让，张开大口，摇晃着脑袋，喷洒着唾沫星子，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我有几点看法。首先，从战略上看，国军自经淮海惨败、西安失守等一系列变故之后，使得共军的声威一时大振，敌我力量对比，也越来越悬殊起来。目前局势，只宜本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
“其次，就地理条件而言，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共军深入，而有利我军的固守。综上所述，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和时间赢得胜利。
“再次，从当前的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物产丰饶，人烟稠密。在抗战时，四川曾作后方基地，现在我中央军队也正在向四川的转进之中，共军是不会让中央军立足的。所以，共军的第四野战军正不分昼夜，穷追不舍，共军的第一野战军主力也必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中央军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正当行动，共军决不会违背这一原则的……”
这回，马继援可算是出尽了风头。
他部下的将校，对于他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不时地报以热烈的阵阵掌声和喝采声。接着，这一帮蠢才，也以马继援的“讲话”为篮本，鹦鹉学舌似的重复了一遍之后，就和马继援得出了一样的结论：解放军对甘、宁、青地区只会派少数部队在陇东南山区择险扼守，对他们只保持接触，在集中兵力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必大举入川，以图早日实现对中央军的合围。
马继援听了他部下的发言，仿佛像是吃了蜂蜜似的舒服。因为，刘任对大家的讲话也在不住的点头，从而意识到，他的讲话已经给会议定了基调。于是，他便扯开他那破锣似的嗓子，像结论似的大声说：
“很好！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我们这个会开得也好。各位不愧为党国的栋梁之才。你们跟我多年，我很了解你们。既然大家的看法一致了，我看下一步就按我们这次会议上定的行动吧！”
马继援讲的很清楚，大家讲的也就是他所讲的。因为，在会上讲话的都是他的部下，会议所要定下来的行动方案，自然也就是他所制定的作战方案。
然而，事实上，马继援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过高地估计了青、宁“二马”的力量，也错误地估计了青、宁“二马”之间和衷共济的合作精神。这样，等待他们的也就只能是失败的厄运了。
为了在平凉地区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阻止解放军向西北腹地挺进，刘任根据国民党中央旨意和马步芳的指示，在静宁主持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关山会战指导腹案计划》。
这个《腹案计划》，包括了三个具体的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一线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一线。马敦静(前线指挥为卢忠良)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的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敌深入，消耗敌人，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方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灭敌军。
第三方案：如果敌人冒险西进，对我不利，即诱敌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敌军，确保兰州。
就在刘任、马继援之流，得意忘形地大讲他们的《关山会战指导腹案计划》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30多万大军，也早已兵分左、右两翼，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怀着必胜的信心，准备同国民党军在平凉一线进行西北战场第二个回合的战略决战了。
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大举西进的消息，很快就被青、宁“二马”的特务人员所获悉。此时，马步芳对于执行平凉会战计划又处于战、退难决的矛盾境地。想战，觉得难以抵挡30多万解放大军的凌厉攻势，深恐被其包围歼灭，输光了老本；想退，又害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解放大军直捣兰州的被动形势。
这实在使他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当然，马步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经过一番反复的利弊权衡之后，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直到7月24日，才根据马步芳的意见，最后作出了关于平凉决战的具体部署。其主要内容是：
——宁夏兵团之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共6个师又1个骑兵团、2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积极抗击消耗共军主力；
——陇东兵团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的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共军右翼；
——胡宗南部从秦岭向共军后方出击……
很明显，在排兵布阵的问题上，马步芳把马鸿逵的主力摆在了平凉的正面，而他自己的部队却西移到六盘山一线。
马鸿逵知道，马步芳在蒋介石那里不惜金银财宝，把“老头子”连“老头子”的上下左右都买了个通，这才把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宝座抢到手。每当他想到这些，就气得鼻孔里出粗气、直哼哼，浑身的血也往头上涌。
这回当他从电话听到卢忠良通报给他的关于平凉决战兵力部署的情况后，就立即觉察到，马步芳是企图以牺牲别人、消耗别人的力量为代价，来保存和扩大他自己的实力。按照马步芳的这种摆法，平凉会战打胜了，他马鸿逵的主力必然会被打得稀里哗啦，而马步芳却在那里坐收渔人之利。要是打败了，西撤至六盘山的马步芳主力就会乘机逃走，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马步芳的用心何其毒也！于是，在马鸿逵的心里，就立马地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心里想，马步芳这小子又在算计我了！放下电话后，就咬牙切齿、语无伦次地朝窗外骂道：
“马步芳你这个狗杂种，你这个屠夫！刚混上个长官的乌纱帽，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这小子，想跟老子玩手段来了。你想把老子的军队摆到正面，去挡共军枪子炮弹，而把你的军队放到远离前线的侧翼，你想坐山观虎斗，老子才不会上你这个当哩！我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还不晓得你的花花肠子有几根。这一回，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这些年来，马鸿逵虽然没有跟解放军打过几个像样的仗，也并不知道解放军的威力有多大，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几个回合，就收拾了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那么多，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这在他的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鸿逵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早有所闻。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不是在陕北被彭德怀指挥的2万多人马，拖得精疲力尽，打得溃不成军了嘛！眼下的彭德怀更是兵强马壮，正率领着几十万胜利之师，势如破竹地英勇西进，莫说他马鸿逵的几万人马，就是把马步芳的10余万精锐和胡宗南的10多万残兵败将都全部集中到平凉，恐怕也只能是螳臂当车，难同彭德怀一决雌雄……
马鸿逵心里还想，蒋介石大势已去，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是要千方百计的保存实力为好，在万不得已要同共产党解放军打交道时，手里多握几张牌，握着一些资本，事情也许要好办得多。
马鸿逵经过这样的前思后想之后，就立即给他的宁夏兵团前线总指挥卢忠良发了一份密令：
保存实力，退守宁夏
卢忠良在收到马鸿逵的密令后，就连夜把他所指挥的第一二八军等部队悄悄地撤出了阵地，向宁夏方向退去了。
马鸿逵把他摆在平凉一线的6个精锐师一撤，马步芳所策划的平凉会战的这出戏就没法唱了。
当马步芳得知宁夏兵团后撤的消息后，又急又气，也是朝着窗外，对马鸿逵破口大骂：
“这个老家伙！这次又是他坏了我的大事。他怎么就这么不讲信用，就这么不顾党国利益，就这么明目张胆地破坏平凉会战计划！现在大敌当前，老家伙这么一溜，这仗还怎么打？”
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听到宁夏兵团后撤的消息后，却拍着桌子说：
“打！没有他宁夏的部队，我照样教训彭德怀。”
马步芳当然不会听儿子的。他沉着脸，无可奈何地命令道：
“打？这个仗还怎么打？要打还不是赔本的买卖……撤吧！先撤出平凉，留部分兵力，集结于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线，利用险关隘口的有利地形，阻止共军的前进！”
马继援没有办法，只好照他老子的主意办。
这样，马步芳所苦心策划的平凉会战计划，就因为马鸿逵撤走了他的部队而化成泡影。彭德怀所希望的在平凉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较量，也因此而未能成为现实。
本来，青、宁“二马”联合起来，利用平凉一带的易守难攻的地形，是可以和解放军大战一场，以表他们对党国的一片忠心的。
但是，马步芳和马鸿逵他们，总是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偏偏不联合，偏偏要相互拆台，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彻底的失败了。
在西北战场，马鸿逵是第二次搞“釜底抽薪”，破坏“二马”联合作战的计划了。可是，不仅马步芳拿他没办法，就是蒋介石也只好忍气吞声，装聋作哑。因为蒋介石还指望他们和共产党作最后的决战呢！
马鸿逵和马步芳在反共、反人民本质虽然是一致的，但表现形式和在内战后期的实际表现也有一些差别。因此，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设想，在歼灭“青马”的主力后，对马鸿逵的问题要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其实，中国共产党对马鸿逵的争取、教育和挽救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对他的统战工作就做了许多。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25日，中共三边地委就根据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和贺龙、习仲勋首长的指示，又选派了曾在马部工作过、家乡是甘肃广河县的回族干部马绍常秘密赴宁夏，直接同马鸿逵进行谈判，向马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和决不打内战的主张，以求互相谅解，互不侵犯。不久，三边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宁夏工作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对马鸿逵“争取、团结”的基本方针。此后，一直到1949年6月以前，马绍常曾3次到银川做马鸿逵的工作，敦促他认清形势，走和平起义、弃暗投明的道路。
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西北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杨子恒，也从香港给马鸿逵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举行和平起义。此后，傅作义、邓宝珊将军，也做了他的工作。傅作义将军起义后，曾3次给马鸿逵发电，敦促他表明态度，邓宝珊将军还专程到银川，当面劝他为人民立功。
西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甄华，又请马鸿逵派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以公开身份返回银川，继续做马鸿逵的争取工作。孟宝山8月14日到达银川，马鸿逵从广州参加“西北联防军事会议”返回后，于21日在他号称“将军第”的大公馆密室里约见了孟宝山。孟当面向与马有深交的民主人士赵丕廉劝马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率部起义。孟宝山在银川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与马氏父子和宁夏的高级军政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兰州解放前夕，原在西北军与马鸿逵共过事的韩练成将军也曾派人持函劝他父子接受和平。并给他指明一条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10万大军在向宁夏进军的同时，彭德怀还请82岁高龄、德高望重的回族老前辈郭南浦老先生，率不久前起义的正宁县长马守礼等回族知名人士，组成“劝降团”到银川，给“马家军”晓以大义。
和平使者在通往银川的大道上络绎不绝，共产党捐弃前嫌，对马家父子作了细致的教育和耐心的等待，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能翻然悔悟，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但是，出于他反动阶级本性，他又总是矛盾重重，举棋不定，最后还是一逃了之，漂泊异域，客死他乡。
不过，马鸿逵在战与和，打与降的问题上，也确实有过动摇。他和马步芳的矛盾，他的几次“釜底抽薪”，也为我军打击“青马”，歼灭“青马”的主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青、宁“二马“在平凉的不战而退，其真实意图，使解放军的前出部队一时没有查清。因为不晓得敌人是在耍什么花招，只好将这当面敌情的突然变化，立即上报给彭德怀。
敌人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说实话，彭德怀在接到前出部队关于敌人突然后撤的报告后，一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彭德怀当即命令，各部队迅速派出精干的侦察分队，尽快查清敌人撤退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意图。
彭德怀的部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陇东地区的地下党，也及时送来了敌人后撤的有关情报。
很快，彭德怀就通过对部队侦察所获得的一些零星情况和地下党送来的有关情报的分析，断定敌人已经放弃了在平凉进行决战的真正意图，而改为各保其家，且战且退，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了。
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彭德怀当即立断，修订了原定在平凉同敌人进行第二个回合较量的作战计划，于7月27日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
杨得志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杨、王、许三兵团，应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之二马，并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
于是，原来分为左、右两翼向西挺进的解放大军，立即改为兵分三路，齐头并进，犹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后撤退的青、宁“二马”的部队，其力如雷霆万钧，其势如排山倒海，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马步芳在马鸿逵的部队缩回宁夏的情况下，慌忙调兵遣将，重新布阵。他命令自己的儿子马继援率部迅速在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线设防，以马成贤的第十四骑兵旅固守固关。在忙乎了一阵之后，马步芳想前想后，仍觉得有些放心不下，就又下了一道命令，作了如下的部署：
集结马继援之第八十二军的第一○○师、第一九○师、第二四八师以及马步銮的第一二九军之第二八七师、第三五七师，共5个步兵师的兵力，摆在马成贤骑兵第十四旅、第一二九军马英之骑兵第八旅后方的庄浪、静宁、隆德一线……
马步芳这样部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随时增援固关地区的阻击作战，企图将西进的解放大军就地消灭。
固关，既是马步芳以其精锐第十四骑兵旅防守的第一咽喉要道，也是解放大军挺进甘肃的第一道大门。它位于陇县西北60里的陕甘交界处，四面高山耸立，旧西兰公路由此盘旋而上，山势险峻，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十分复杂。惟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一条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秦陇要冲。
马步芳所谓的“精锐铁骑”第十四旅，在马成贤的率领下，奉命正在这里依山构筑工事，凭险固守，妄图阻挡解放大军的主力向西挺进，以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维护马步芳在大西北的封建统治。
这当然只能是痴人说梦。
一场恶战，正在敌我双方之间悄悄地孕育着……
第06章 彭德怀布下天罗地网
马步芳在其策划的“平凉会战”流产后，想在固关一线阻击解放军的攻击锋芒。
但是，青、宁“二马”在劫难逃，彭德怀已经给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和宁夏的马鸿逵相比，马步芳还是真想同解放军打一下，其忍痛凭空地放弃平凉，实在是由于马鸿逵的“釜底抽薪”，出于迫不得已的结果。
此时，“宁马”的部队已向平凉以西退走，“青马”除留其精锐骑兵第十四旅等部在固关一线实施掩护外，其主力也已撤退到了静宁地区。
马步芳在命令其骑兵第十四旅进入固关一线前，“青马”陇东兵团的总指挥马继援，奉父命亲自为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摆了一桌壮行酒，并赏给他金条两根。极讲“哥儿们义气”的马成贤，受宠若惊，对马步芳此举感激涕零，并慷慨激昂地立誓言：与共军在固关血战到底！并且不厌其烦地表示：“不获全胜决不回来见他的马长官！”
当时的场面可称“悲壮！”洋溢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氛，让不少在场的人都受到了鼓舞……
彭德怀得到马步芳企图在固关一线阻止人民解放军的前进的情报后，立即驱车来到第一兵团司令部的驻地。一见到王震司令员，就开门见山地说：
“王震同志，马步芳在固关一线设防，企图阻止我军的西进，我想把攻击固关的任务，交给你们第一兵团，你看怎么样？”
王震一听有了战斗任务，高兴得“嚯”地站起身来，庄严地向彭德怀打了个敬礼，两道明亮的目光望着彭老总那张渐渐严肃起来的面孔，喜形于色地报告说：
“坚决完成任务！”
王震在放下举向帽沿的右手后，才一字一板、充满感情地对彭德怀说：
“说真心话，仗打到现在，谁都担心抢不到硬仗、好仗。我把这个任务带到部队后，指战员们准会高兴得跳起来。”
彭德怀心里也非常高兴。但在王震讲完后，只是严肃地点了点头。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对王震说：
“别担心没有硬仗打。比固关更残酷、更激烈的硬仗，还在后头呢！西北‘二马’，特别是那个马步芳，他的部队可不像胡宗南的部队，是比较难打的。西北战场，马步芳才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这家伙既反动，又顽固，对付起来还是有点棘手的，决不可掉以轻心。这一点，需要我们这些高级指挥员反复地向部队广大指战员讲清楚。”
王震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彭德怀打了个手势，沉默一阵后，又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当然，我军的士气旺盛，斗志很高，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条件，而且这是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敌人最致命的恰恰就是缺少这个啊！”
听了彭老总的话，王震会心地连连点头。
彭德怀背起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他又陷入深沉的思考。
……彭德怀停住脚步，若有所思地问：
“你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那个军？”
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贺炳炎、廖汉生的第一军呗！”
彭德怀会心地笑了，重重地说：
“第一军，好呵！我相信他们会打好固关这一仗。这可是我们歼灭‘青马’的头一炮。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一定要打得叫马步芳知道我军的厉害，一定要打出人民解放军的威风来。”
接着，彭德怀拿起口杯喝了口水，就和王震一起离开正在收拾行装的司令部驻地，一起去追赶随第一兵团前进的第一军军长贺炳炎。
见到贺炳炎，王震张口问：
“廖汉生呢？”
贺炳炎一见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一起来到了他们第一军，心里就猜出了首长的来意，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高兴，回答道：
“报告首长：廖汉生正在行进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我派人立即把他叫过来！”
贺炳炎派了一位参谋，很快就把廖汉生找了来。
第一师师长陆岩石正随着先头部队一起前进，听说野战军司令员和兵团首长都来了，脑子一转，急忙退出行军行列，站在路边朝后一看，远远就看见彭老总、王震司令员和贺军长、廖政委一边步行，一边交谈，缓缓向前而来。他判定准是有了战斗任务，便大步流星地朝队伍后走去。
贺炳炎军长见陆岩石气喘嘘嘘地过来了，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
“陆岩石同志，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决定，已把攻打固关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军了。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想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们第一师，你们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吗？”
陆岩石听说攻打固关的战斗任务落到他们第一师的头上，像孩子似的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他激动得向彭德怀、王震、贺炳炎、廖汉生一一行过军礼，斩钉截铁地报告说：
“我代表我们一师全体指战员向首长们保证：我们第一师坚决完成好这一光荣的战斗任务！”
彭德怀听了，心里暗暗高兴。他不是个喜形于色的人，只是用严肃的目光看了陆岩石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陆岩石同志，固关的敌人是马步芳的‘精锐铁骑’第十四旅，这家伙嚣张得很哪！那个旅长马成贤，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也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千万可不能麻痹大意！”
陆岩石听彭德怀说完，紧握拳头，在空中用力地挥动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说：
“请首长放心。敌人莫说是‘铁骑’，就是‘钢骑’，我们第一师也能把它砸成一堆烂泥巴！”
彭德怀听了陆岩石的话，眼睛一亮，将双手背在身后，挺起宽阔的胸膛，又一次打量了一下陆岩石，问：
“你们真有必胜的把握吗？”
陆岩石很认真地回答道：
“报告首长，我们完全有信心。”说着，陆岩石转过身去，指着雄赳赳、气昂昂前进的部队：“请首长看看我们的部队吧！这样高昂的斗志，这样英雄的战士，还有什么样的敌人敢于阻挡我们的前进……”
彭德怀听了陆岩石的话，朝身前身后匆匆前进的部队看了一眼，两道浓黑的眉毛挑了几下，眉头稍微地皱了皱，虽说心里十分高兴，但眼神却还是那么严肃。他是个爱兵如子的人，但性格又非常的内向。有爱有恨，有悲有喜，他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从不溢于言表。也许，这就是他特有的统帅性格吧！
他没有听完陆岩石说的话，就以一种十分严肃的声调说：
“固关战斗，是我军与马步芳军队的第一次交锋。这一仗，只能打胜，要打得漂漂亮亮；绝对不能打败，打得窝窝囊囊。因此，丝毫的轻敌麻痹，都是万万要不得的啊！”
陆岩石听了，“啪”地打了立正，庄重地行了军礼，大声报告说：
“报告首长，我懂了！”
彭德怀满意地看了陆岩石一眼，脸上才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时又是一种少见的笑意。他朝陆岩石点了点头，然后举目向远方的群山望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得到了主攻固关、歼灭马成贤骑兵第十四旅的战斗任务后，摩拳擦掌，一片欢腾。
第一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是两个亲如手足的“红军团”，一向以英勇善战而闻名。这两个团创建于1927年，长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两个团曾一起开辟过湘鄂西根据地，共同参加过多次反“围剿”作战。长征路上，一个担任前卫，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勇猛的战斗作风，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通路；一个曾是后卫，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慨和机动灵活的战法，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踏上了胜利的征途。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起挺进敌后，驰骋于冀中平原，转战晋察冀边区，开辟晋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解放战争以来，这两个团又一起担负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在陕北高原，长城内外，黄河两岸，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胜利足迹，传颂着他们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故事。
如今，他们要再次并肩作战，担任固关战斗的主攻任务，而且是要同马步芳的“精锐铁骑”第十四骑兵旅交手，两个团的上上下下都高兴极了，行军的速度一下子就加快了许多。
两个团在行军中，都分别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战斗动员。
指战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
“彻底消灭马匪军，为人民报仇，争取立功当英雄！”
1949年7月27日，第二团和第三团的勇士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地接近了固关，潜伏在前沿阵地，等待着总攻的命令。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后续部队正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沿着山间大路向固关方向疾速前进，于拂晓前占领了敌人的前哨据点打火洛。
时间已经到了7月28日的凌晨。
敌人正在固关以东的公路两侧和南北山头加固工事。
不知为什么，此时陇东高原的天气变得十分闷热，指战员们个个汗流浃背，蹲在前沿工事里，热得真有点透不过气来。
忽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晨空……
早就进入阵地的人民解放军炮兵，顿时万炮齐鸣，无数颗炮弹像冰雹似的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人仰马翻，顿时乱成了一团。固关及其附近的山谷里，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响成了一片。
第二团和第三团的勇士们，在发起攻击的命令下达后，立即成钳形攻势向敌人猛扑过去。
第二团第三营，在团特务连和师警卫连的配合下，以极其迅猛的动作由陈家山登上北固山，遂向守敌发起了攻击。经1小时激战，就攻占了敌人在固关附近的一些据点，并抢占了固关两侧的一些高地。
第三团前卫三营，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插固关西南，对敌实施迂回包围。
与此同时，第一师的其余部队，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的高地，也向固关的正面发起了攻击。
这时，彭绍辉将军指挥的第七军，已秘密地从固关以南迂回过来，将敌人的退路切断了。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猛烈炮火和攻击，一时搞得惊慌失措，懵头转向。
马成贤在他的旅指挥所里，一面嚎叫着督令部队仓促应战，一面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上发生的情况。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事，在解放军的炮火准备中，一发炮弹不偏不倚一下子就钻进了马成贤的指挥所，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马成贤的左臂被炸断，血像喷泉似的涌了出来……
马成贤的副官在这一发炮弹的爆炸声中，也被炸得四肢不全，面目皆非，躺在那里挣扎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
马成贤的几个卫兵在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都被埋在了泥土里。他们从泥土里爬起来，虽然都没有伤到要害处，但却被泥土迷住了眼。他们一个个龇牙咧嘴，用两只带血的手，一个劲儿地在脸上抹着、抠着，半晌才睁开眼睛来。在他们睁开眼睛，看清了指挥所里的这一切，顿时都傻了眼。
开始，卫兵们还听不清马成贤是疼得在吼叫，还是在骂人，等他们把耳朵里的泥土抠出来，才勉强听到旅长是在牛吼似的惨叫着。忽然，马成贤看见了几个土猫似的卫兵，就咬牙切齿、断断续续地吼叫道：
“快！他妈的，叫——，叫，叫他们，给，给老子顶住。谁——，谁，谁敢后退，我就枪，枪，枪毙谁！”
马成贤吼叫了一阵，发现卫兵们还活着，就又来了点神气，用右手指着他那鲜血直流的断臂，故作镇静地命令道：
“娘的！还愣着干什么？快给老子包上，止住血！”
卫兵们看见马成贤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个个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听到马成贤的话后，有个胆大的，就赶快走过去，给他把伤口包扎起来。
马成贤一边咬紧牙关，让卫兵给他包扎断臂，一边指着泥土里的他那被炸断了的左臂，恶狠狠地说道：
“把那给老子捡起来！带回去。”
卫兵们看见那半截变了色的、血淋淋的左臂，吓得面如土色，都木桩似的愣在那里。此时此刻，卫兵们的心里都不约而同地在想：“还要那东西干什么？”
马成贤包扎完伤口后，右手抓起马刀，站起身来，用刀臂朝一个卫兵的后脖根猛砍一下，厉声说：
“娘的！你不把那东西给老子捡起来，难道你还要把老子的那半截骨肉，留给共军去展览吗？”
那个卫兵冷不防地被马成贤用马刀背砍了一下，被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当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又慌忙爬起来，赶快脱下他自己的破军衣，将马成贤那半截左臂，连泥带血裹了起来，用双手将它抱在怀里，但一时又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他的心境十分复杂，既侥幸自己没有被炸死，但又耽心马成贤一怒之下会一刀砍了他。
这时，从泥土里又钻出来几个活着的军官。马成贤看见他们后，再没有以前那种凶神恶煞的劲头，只是命令道：
“你们给老子顶住，绝对不能后退！”
还没等那几名军官清醒过来，马成贤就和他的贴身卫兵爬上马背，狼狈地夺路而逃。“杀身成仁”的事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敌人失去了指挥官，可谓“群龙无首”，阵地上一时显得有些混乱。
趁敌人慌乱之时，解放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指战员，兵分三路，同时向固关南侧的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国民党军队中，一旦指挥官临阵脱逃，部队就会不战自乱，不战而逃。“马家军”却不然，尤其是马成贤的这个骑兵第十四旅，虽然不见了指挥官马成贤，依然坚守着阵地，还在拚死抵抗，不肯轻意地放下武器，战斗打成了白热化……
黎明时分，晨风开始将漫天的残云压向了西边的天际。这时，人民解放军担任前卫的第三团第三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固关东南面的大小山梁，发起了冲击。敌人在其炮火的掩护下，也企图与解放军抢夺山梁。
英雄的解放军战士们懂得，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抢占有利地形，然后瞅准敌人的薄弱环节，稳扎稳打，才能大量消灭敌人。于是，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战士们以迅猛的动作，先敌一步，抢占了几个高地，随即向固关东南的制高点——大嘴山发起了进攻。
大嘴山孤峰兀立，灌木杂草丛生，南北两面是悬崖峭壁，东西两面仅有一条单人爬行攀登的羊肠小道，地势十分险要。在山顶上，敌人架起了机关枪，以重兵把守，用密集的交叉封锁着攀山小径。
担任攻击大嘴山突击队的是第二团第三营九连二排的勇士们。
为了掩护第二排的勇士们的攻击，营里集中了3挺重机枪，连里把神枪手都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火力掩护组。在二排发起冲击前，火力组的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压住了山顶上敌人的火力。
在一阵震撼山谷的冲锋号过后，突击队在英雄排长关德英的带领下，像猛虎扑羊一样，手持上了刺刀的钢枪，紧握揭了盖的手榴弹，迅速地向山顶冲去。突然，敌人的机枪、排子枪和手榴弹一起打了过来，打得陡峭的山坡上土飞石碎，把灌木杂草打得铺满一地。
在敌人的手榴弹爆炸的烟尘的掩护下，郑德英将3个枪榴弹手组织好，对射手们大声命令道：
“瞄准山头上敌人的机枪，放！”
首发命中，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机关枪打哑了。山顶上敌人的火力，立马就减弱了下来。
突击队乘机发起了冲锋。
但是，敌人很快又组织起了密集的火网，封锁了突击队的前进道路。突击队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得一时抬不起头来。
郑德英仰身躺在草丛里，迅速地观察了一下，拉断一颗手榴弹的导火索，猛地一跃身，就甩了出去。接着，他大声喊道：
“同志们，用手榴弹打！”
于是，成排的手榴弹，飞向敌阵。敌人的阵地上，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升腾起墙一样的烟尘，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突击队乘敌阵地一片混乱之际，端着刺刀，怒吼着向山顶冲去。
人民解放军英雄的战士们，用刺刀最后结束了几个仍在顽抗的敌人后，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大嘴山顶。
红旗，胜利的红旗，伴随着英雄战士们的欢呼声，在大嘴山上飘扬了。
很快，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也冲了上来。
与此同时，第二团第三营对固关北山之敌，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鏖战到上午9时，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占了姚家店西北的1号阵地。敌人为了挽回面临的被动局面，向突击队占领的1号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急红了眼的敌人，像一群输光了赌注的恶棍，整连整营地轮番冲击着。阵地上，几次出现了被敌人拉开缺口的紧张局势。
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们与冲进阵地的敌人，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
战斗英雄齐万禄和敌人拚杀得浑身是血，耳朵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仍在坚持战斗，不下火线。
敌人的疯狂反扑，被英雄战士们一次又一次的打下去了。在打退敌人最后一次反扑的同时，第三营的英雄们乘势发起猛攻，又连续攻占了敌人的第2、3、4号阵地。
敌人因为失去了主阵地，全线发生动摇。北山一线的残敌惊恐万状，就纷纷溃退，龟缩到固关镇内，企图顽抗。
至此，固关南北两山敌之主要阵地，均被解放军占领，对固关镇内的残敌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沿公路两侧正面攻击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乘机迅速向前推进，很快就完成了对固关的包围……
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解放军第一军各部队全线出击，向固关一线之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成群的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阵。敌人阵地，顿时被炸得烟尘蔽日，敌人的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相互践踏。
固关，此时完全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狼奔豕突的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残敌拚命向西逃窜。
这时，第七军第二十师已先敌一步插到三桥子，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将敌人又像赶羊似的被堵了回来。
敌人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人民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呼喊着围拢上来，将残敌紧紧地包围起来。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敌人只好一个个跪在地上，双手将枪举过头顶，乖乖地当了俘虏。
7月的太阳，灸烤着激战后弹坑累累的战场。
固关一带，硝烟散去，枪炮声也渐渐地稀疏下来了。川道里，山坡上，工事边，河沟旁，到处是敌人残缺不全的尸体。
“马家军”所谓的“精锐铁骑”第十四旅，经过半天的激战，就这样全部被解放军消灭了。
第一军在固关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大获全胜！
“马家军”打起仗来不要命，固关这场恶战，解放军算是“领教”过了。
固关之战后，“青马”仓皇西窜，“宁马”逃回宁夏，陇南兵团的王治歧残部逃匿于礼县、西固山区；第九十一军黄祖埙部及第一二○军周嘉彬部闻讯后，也向洮河方向逃窜。
彭德怀站在固关镇外的一个高地上，望着远方山头上迎风招展的猎猎红旗，脸上洋溢着几丝胜利的笑意。他望着阵地上敌人遗弃的一具具尸体，大度地对身旁的几位指挥员说：
“马继援，还是个孩子嘛！他嘴上没毛，说话不牢；那个马成贤，更是个吹牛大王。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际，最懂得用事实说话。在战场上夸海口，讲大话是没有用的。”
过了一阵，彭德怀又对身边的王震和其他几位军、师干部说：
“固关战斗，只是我军与‘马家军’的初次交锋，虽然获胜，但离最后胜利还远得很！这次战斗，大家应该懂得敌人并非是等闲之辈。看来，今后在西北战场上我们的真正对手，还得要数马步芳父子嘞！我劝同志们谨慎再谨慎，万万不可麻痹轻敌啊！”
他抬头凝望着晴朗的天空，最后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一字一句认真地对身边的诸位将领说：
“诸葛一生唯谨慎，我送大家这句话共勉！”
在王震的第一兵团砸开西进大门固关的同时，杨得志、李志民的第十九兵团也向三关口、瓦亭一线奋勇追击。
西兰公路上，烈日当空，黄尘飞扬。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指战员们，迈开大步前进着，个个汗流满面，军衣上布满了白色的汗渍，不论是谁，都能从他的衣服上拧出一些汗水来。
在西进的大军中，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的政治委员陈宜贵，心情很不平静。他骑在马上，望着这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西进大军，心里不由泛起阵阵感情的涟漪。这支有着红军基础的老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经历过多少艰难和曲折，也迎来过多少次光荣的胜利啊！解放战争以来，她转战绥远地区，驰骋于平张线上，解放石家庄，参加平津战役，攻占太原城……几乎打遍了整个华北。
今天，她又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挺进大西北，追歼“马家军”。这支光荣的部队，从来都是党指向哪里，她就打向哪里，就一定要胜利在哪里。
陈宜贵思想的潮水，如同打开了闸门，正放纵奔流。忽然，迈开大步前进的战士们，纷纷向他问好，向他请求战斗任务的话语，打断了他的思绪。
“陈政委，兄弟部队吃饺子，总不能叫我们一九一师光喝汤吧！”
“再不打仗，我们的枪都要生锈了？”
“陈政委，快向上级请求战斗任务吧！要不，我们可真的要走不动了……”
此时，和陈宜贵一起策马而行的副师长孙树锋的心情，和战士们也没有什么两样。轮不上仗打，谁的心里都不是滋味。他看了看陈政委，作为副师长，也只好耐着性子，向大家解释说：
“同志们，不要性急嘛！整个西北战场，好比是一盘棋，我们一九一师就好比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什么时候该动哪一个子，上级自有考虑嘛。再说啦，咱们到西北战场上是干什么来，彭老总还能把咱们师忘记了？大家做好准备。仗嘛！保险有咱们打的。”
陈宜贵接着大声对战士们说：
“副师长讲得好！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要随时准备接受战斗任务，随时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打好我们来到西北的第一仗！”
说完，神秘地看了孙树锋一眼，提起缰绳，两腿用力地夹了一下马的肚子和孙副师长一起，向前奔驰而去……
沿路，陈宜贵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指战员们在炎热的阳光下，迈开大步，谈笑风生地向前赶路，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背包，黝黑的脸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从这一张张挂满笑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和必胜的信心。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只愿当刀尖，不愿当刀背；只要前面有仗打，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现在，他们在各级政工人员卓有成效的鼓动下，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追，快快地追！追上马匪军，狠狠地揍他一顿，好为西北苦难的人民出口气！
一天，第一九一师担任前卫的第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报告说，先头部队除了发现马匪的小股骑兵和地方武装外，仍未发现敌人主力的踪迹。从各种情况判断，敌人主力还在继续向西北方向逃窜。
陈宜贵听了张怀瑞的报告后，指示说：
“不管它！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前进一里，我们就解放一里，就胜利一里！”
孙树锋副师长笑了笑，接着说：
“不过，也不要光顾着追，要当心疯狗回过头来咬你一口。”
“对！”陈宜贵对孙树锋的提醒，表示了完全的赞成，“我们，特别是你们前卫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陈宜贵心里想，部队自乾县发起追击以来，连克彬县、长武两座县城，均未遇到敌人的抵抗。现在离泾川只有十几里路了，仍未发现敌人固守的迹象。马匪的主力在未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之前，是不会就这样把我军引到他的老窝去的，迟早会有一场硬仗、恶仗要打。
经过短暂的研究，陈宜贵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提高应有的警惕性，发扬我军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朝着马匪逃跑的方向继续猛追！
泾川，又是一座空城。敌人在匆忙地破坏了桥梁和公路以后，不见我军的身影就狼狈而逃了。
在泾川城里，陈宜贵他们看见，一群衣衫褴褛、浑身伤痕的居民，围住解放军战士，正在声泪俱下地控诉着“马家军”在逃跑前烧杀抢掠的累累罪行。
他们说，在解放军进城前，“马家军”不知在哪里抓了几个河南人，硬说人家是共产党的探子，用马刀剁了人家的手脚，扔到一个大坑里活埋了。残暴的敌人，还挥舞着手里的带血的马刀，威胁老百姓说：“共产党来了，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杀你们！”
一个老太太，跪在大街当中，泣不成声地拦住陈宜贵说： “那些遭天杀的‘马家军’，他们抢走了我家的粮食，打死了我孩子他爹，又抓走了我的儿子……我那可怜的儿媳妇，硬是让几个狗东西给糟蹋了。那些丧尽天良的东西，最后还是用马刀把她给戳死了……”
对于西北“马家军”的反动和残暴，陈宜贵这位红军“西路军”幸存下来的老战士，早在1936年就领教过了。对此，他是有切肤之痛的，是永远不会忘记那笔血债的。听了泾川群众的血泪控诉，激起了陈宜贵的满腔怒火。这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感情，便对战士们大声命令说：
“继续前进！追上马匪军，为乡亲们报仇。”
太阳西下，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九一师的英雄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又听了师政委陈宜贵的命令，便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又踏上新的征途，继续向前挺进了。
第一九一师这支英雄部队，沿着西北黄土高原的黄尘飞扬的黄土大道，迎着黑沉沉的夜幕，在继续前进。
陈宜贵望着默默地从他的身旁走过的战士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双腿将他的坐骑用力一夹，坐骑就飞似的奔驰起来，他的身影很快就溶进了那浩浩荡荡的西进大军之中……
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陇东地区对青、宁“二马”的战役追击，已经进入了第8天。
作为右路军的第十九兵团，是7月21日，从乾县、礼泉地区开始追击“马家军”的。
第一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已于7月27日查明，马鸿逵的精锐第一二八军已退守三关口、瓦亭一线，妄图与国民党兰州的守军遥相呼应，负隅顽抗，以阻止解放大军向西挺进。
彭德怀很快作出了消灭这支“宁马”的主力战役决策和部署。
根据野战军的战役部署，作为右路军的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取捷径直插固原，迂回至三关口、瓦亭侧后，协同郑维山将军指挥的第六十三军，歼灭“宁马”的主力第一二八军。
31日凌晨，陈宜贵等在接到军长曾思玉的命令后，立即召开师党委会，对上级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明确了部队所肩负的战役任务后，迅速开始了行动。
黄土高原上的路如同一根飘带，在山间崎岖起伏，一会儿跌落深谷，一会儿又爬上了山巅。战士们全副武装，沿着通向远方的山路在急速前进。在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急行军，此时的部队也已到了人困马乏的程度。战士们背上的步枪、手榴弹、圆锹、干粮和背包的分量，都似乎变得越来越重。但是，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前进的速度不减，也没有一个掉队的。第五七三团团长杨守愚，不仅把他的坐骑让给伤员，还和警卫员都背着伤病员的行装，和战士们一样，行进在西进的队伍中。第五七一团战士魏风泉，患有寒腿病，自己拐着腿，还帮别人扛了一支枪，被大家誉为“拐腿双枪将”。
在这村少人稀、山大沟深的黄土高原上，大部队机动，困难是很多的，但这些困难，都被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一个个克服了。战士们的口号是：“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前进一步就胜利一步！”
当部队追至镇原县一带时，第一九一师的前卫第五七二团尖刀连突然发现，东北方约500米处的公路上，有一队敌人的骑兵在徘徊。战士们一见，不等上级的命令，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
这一队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冲杀，打得懵头转向，见势不妙，就慌忙地掉转马头，狼狈地夺路而逃。
就在敌人逃跑的那一瞬间，战士们也迅速地架起了轻、重机枪，朝着敌人逃跑的方向猛烈射击。敌人扔下几具尸体后，更是没命地向西逃跑了。
陈宜贵、孙树锋很快就接到了第三七二团团长张怀瑞关于这一小股敌人情况的报告。他们认为：“马家军”的敌骑兵机动性强，进退迅速，这股骑兵很可能是敌人的警戒部队，敌人主力离我们不会太远了。
陈宜贵和孙树锋研究后，同意张怀瑞他们的这种分析。于是命令：
“立即通知先头部队，要利用这股敌人逃跑的踪迹紧追不舍，其他团也要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孙树锋在陈宜贵讲完后，把手一挥，说：
“追！跑步前进，一定要抓住敌人。”
部队开始跑步前进了。队伍里除一片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唰唰的脚步声，手榴弹、步枪、圆锹的碰撞声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沿途，敌人帽子、鞋子和马刀一类东西，扔的到处都是。忽然，有位参谋跑来报告说：前面战士在路旁发现了敌人的两名伤势很重的伤兵。
陈宜贵他们一听，也立即加快了脚步，向前面赶去。当他们赶到时，只见跑步前进的战士们，朝敌人的那两名伤兵，看上一眼，生怕影响了前进的速度，就绕过去，继续前进了。在敌人伤兵的身旁，只有一位连队指导员和卫生员在给他们包扎伤口。敌人的伤兵见解放军并无伤害他的意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吃力地用手指了指敌人逃跑的方向，用微弱的声音报告说：
“……长——官，前面是他妈的骑兵二十团……都他妈的不是人养的。你们快追，狠狠地揍那些狗东西！快……快追……”
陈宜贵听了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加快追击速度，跑步前进，一定要咬住这股敌人！
在当天大约11时左右，第五七二团在文家沟附近，终于追上了“马家军”的骑兵第二十团。
这时，敌人因为跑得人困马乏，便停下脚步，喂马的喂马，埋锅的埋锅，正准备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向西撤退。但是，他们的锅还没完全埋好，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追了上来。敌人一发现解放军，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连枪都顾不得拿，就爬上马背夺路而逃。
解放军战士好不容易看见了敌人的影子，立即冲了上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把还没来得及爬上马背的敌人打得屁滚尿流，四处逃窜。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两条腿毕竟跑不过敌人骑兵的四条腿，打了一阵，虽然抓了20多个俘虏，敌人的大队人马还是逃得无影无踪。
从凌晨到现在，人民解放军的追击部队虽然已经追了90多里路，但因为终于看见了敌人踪影，大家就都来了精神。大家几天来的疲劳一扫而光，为了紧紧地咬住敌人，又人不卸甲，马不停蹄，继续追击前进了。
下午2时左右，当陈宜贵他们来到古城川以西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声响。原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任山河地区的南北山梁上，发现了敌人，并已经和敌人打了起来。
指战员们听说这一情况后，几天来连续追击的饥饿和疲劳，一下子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当着陈宜贵他们的面，像是在表决心似的，纷纷挽起袖子，拔出锋利的刺刀，高兴地直嚷嚷：
“这几百里路总算没有白跑，这回可该咱的刺刀开开荤！”
在人流中，陈宜贵又看见了那位一蹶一拐的小战士。陈宜贵还没开口，小战士就大声说：
“陈政委，这下咱的‘榴弹炮’可要发挥威力了！”
在这样的英雄战士面前，陈宜贵还能说些什么呢？
陈宜贵他们怕敌人再次逃脱，立即发出命令，要第五七二团和第五七三团向敌人据守的山梁迅速发起攻击。为了及时掌握战斗进行的情况，他将师指挥所就设在离敌人不远的一个小山村村头的打谷场上。
陈宜贵站在指挥所外一个地势比较开阔的土坎上，和副师长孙树峰一起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战斗的进展情况。
第五七二团一营，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向敌人发起了冲击。但是，当战士们刚刚攻击到半山腰时，却突然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如注的大雨还夹杂着一些杏子般大的冰雹，砸得战士们无处躲藏，身上布满了青肿的疙瘩，头上戴的草帽也被冰雹砸破了。
很快，大雨又引起了山洪暴发。滚滚洪水，咆哮着沿山坡奔腾而下。有的战士躲闪不及，就被山洪冲倒在地，有的战士往山梁上爬，一连几次都被滑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山头上敌人的机枪又叫了起来。
战士们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顽强地向山上攀登着。因为坡陡路滑，这种攀登显得十分的艰难。为了尽快抢占有利地形，大家就用刺刀、圆锹和吃饭用的小搪瓷碗，一边挖坑，一边抓住野草，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快要接近敌人前沿阵地时，战士们立即投出成排的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幕，迅速地攻占了敌人前沿的一些阵地。
敌人见势不妙，连滚带爬地向主峰溃逃。解放军战士也立即开火，当场就撂倒了十几个。这时，突然从主峰上涌下来一股敌人，个个光着膀子，手提白光闪闪的马刀，狼一样嚎叫着：
“天门开了，冲呀！”
“真主保佑，杀呀！”
这一股凶猛的敌人向立足未稳的解放军战士猛扑过来，妄想重新夺回他们的前沿阵地。但是，人民解放军五七二团的一营二连的英雄们，却像一颗颗钢钉一样，牢牢地钉在阵地上。他们不仅连续地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还一鼓作气攻上了敌人的主峰阵地，残敌遂向1868高地逃窜。与此同时，五七二团三营和五七三团二营，也先后攻占了敌人的几个前沿阵地。
这时，雨越下越大，引起了更大的山洪，深黄的泥水，哗哗地沿着黄土山坡滚滚而下。指战员们冒着大雨，踩着泥水，在“马家军”的炮火下，艰难地与居高临下守在工事里的敌人战斗着。
人民解放军的师指挥所里，陈宜贵和孙树峰考虑到后续部队由于大雨和山洪暴发而难以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前头部队继续冲击，就显得后劲不足，遂决定除五七一团的1个营警戒、监视敌人外，主力暂时撤出战斗。
这天，在夜幕降临之后，人民解放军的侦察分队就已查明了当面的敌情：任山河一线的敌人，是7月30日从长武、平凉一线仓皇撤退下来的“宁马”第八十一军约4个师的兵力。敌人企图在任山河地区组织防御，以掩护其第一二八军在瓦亭、三关口一线的侧翼安全。
原来，在“青马”的第十四骑兵旅丢掉固关后，宁夏的马鸿逵就慌了手脚，遂急忙命令他的部队向宁夏老窝撤退。“宁马”的部队虽然跑得很快，但还是被人民解放军的杨得志兵团追上了。在这种情况下，马鸿逵只好决定，在瓦亭和三关口一线先打一仗再看。
其实，马鸿逵也实在不想打这一仗。
马鸿迨之所以不愿和解放军打仗的原因有二，一是与马步芳过不去。西北军政长官的位子他没有捞上，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处处与马步芳闹别扭，恨不得马步芳和他的部队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才好，想让解放军给他出这口窝囊气，免得马步芳总是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二是想保存实力。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丢南京、弃上海、走广州，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共产党却如旭日东升，蓬勃向上，他心里就敲起了鼓，继续为蒋介石集团卖命吧，他的军队肯定抵挡不住彭德怀几十万军队的强大攻势；向共产党投降吧，他又不甘心交出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和军队……
但是，要是他一味撤退，一方面对广州方面不好交代；另一方面要是再丢了瓦亭和三关口，也就等于丢了宁夏的门户，对守住宁夏也十分不利。因此，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在这里先打它一仗。现在，彭德怀率领着几十万大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马鸿逵想过来想过去，觉得还是先打一仗再看。
于是，马鸿逵对他的儿子马敦静说：
“马上以我的名义，向我们的前线总指挥卢忠良发电，命令第一二八军利用瓦亭、三关口一带的有利地形，据险布兵，组织抗击，务必重创追击我军的共军杨得志兵团！”
西北战场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军，是“宁马”的主力，也是马鸿逵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从来都是轻意不把它投入作战的。这回马鸿逵要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在瓦亭、三关口一线阻击解放军的追击，说明他还是真的下了打一仗的决心。
马鸿逵的作派在中国当时的旧军阀中是很典型的。
“宁马”主力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在接到了马鸿逵的电令后，也立即向部队下达了一道手令：
瓦亭为宁夏门户，奉副长官(即马鸿适)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阵地共存亡。
看来，在瓦亭、三关口一线真的要打仗了。
这一情况，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指挥机关掌握了，并迅速地上报给彭德怀。彭德怀命令：以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三军之第一八八师、骑兵第二旅，歼灭和驱逐任山河地区之敌，切断“宁马”卢忠良的第一二八军与“青马”之间的联系；以第六十五军攻占瓦亭、三关口，并控制六盘山，为西进大军开辟通路。
第六十四军在接到野战军和兵团的作战命令后，军长曾思玉和政治委员王昭迅速地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如下的部署：
8月1日，以3个师的兵力，同时向任山河村、鹦鹉嘴、罗家山和哈拉山等处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曾思玉军长命令陈宜贵和孙树锋：
“你们第一九一师的任务是，攻占罗家山和哈拉山，得手后向敌纵深猛插，迅速占领黄帽山，切断敌第一二八军的退路。”
陈宜贵和孙树锋受命之后，很快就把军长分配他们师的作战任务传达下去，并分别深入到各团，和指战员们一起开始了总攻前紧张的动员和准备工作……
8月1日中午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向任山河一线“宁马”的第十一军和第八十一军发起了攻击。
攻击发起前，第六十四军由野炮、山炮、迫击炮组成的猛烈炮火，首先对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进行了集中轰击。
敌“宁马”的主要阵地，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炮弹落处升起了一团团黑色的烟柱……
在强大炮火的集中射击过后，随着一片喊杀声，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的英雄们迎着扑鼻的硝烟，全线出击，向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九一师开始行动后，孙树锋就跟随部队跑到前面去了。陈宜贵也走出指挥所，站在指挥所前面的土坎前，用望远镜观察着部队的进展情况。
不一会儿，师作战科长齐正钧跑来报告说：
“左翼五七二团，右翼五七一团，都已攻占了敌人的警戒阵地。”
陈宜贵听了，迅速地看了一下手表。他发现，从发起攻击的命令下达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0分钟时间，就高兴得脱口而出：
“好家伙，真是一群下山的猛虎！”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已开始延伸射击，各部队的突击队迅速向敌人的主阵地扑去，枪炮声和喊杀声响彻山谷，战斗打得异常的激烈。
不久，前面的喊杀声渐渐地减弱了，枪炮声也随之稀疏下来。
陈宜贵正在为此纳闷，只见副师长孙树锋气喘嘘嘘地向他跑来，脸色显得十分的阴沉。从孙树锋的表情里，他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急切地问：
“前面是怎么回事？”
孙树锋声音沙哑地回答说：
“右翼哈拉山敌主峰阵地的火力很强，五七一团的连续攻击受挫，部队伤亡很大，情绪也受到一些影响。”
这一情况使陈宜贵焦急不安，连忙问：
“主攻分队的情况如何？”
孙树锋说：
“二营伤亡严重，被敌人火力压在主阵地前抬不起头来，已经没有多少攻击力量了。”
陈宜贵听了果断地决定：
“马上派第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哈拉山拿下来！”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孙树锋对政委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感到兴奋，高兴得回过头去，对作战科长齐正钧大声说：
“命令五七一团三营和五七三团三营，立即９９ｌiｂ?投入战斗，配合一营的哈拉山的攻击。”
这时，有位参谋从指挥所跑出来，叫陈宜贵回去接电话。
陈宜贵拿起听筒，耳机里响起了曾思玉军长的声音：
“陈宜贵，怎么，你们那里撞墙了？”
“是呀！敌人的火力很猛……不过，我们已经把二梯队拿上去了。”
“对！你们很果断嘛。就是要尽快把右翼的山头拿下来，以便侧击任山河的敌人，配合你们左翼的第一九二师的正面攻击。为了尽快解决战斗，你们都要到前面去直接指挥，亲自掌握战斗的进展情况……”
“是！请军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陈宜贵把曾思玉军长的指示，简要地和孙树锋讲了一下，交换了意见，就分别带了几个参谋和通信班，向前沿跑去了。
一路上敌人从罗家山打来的炮弹，不时地在他们的前后左右爆炸。这些爆炸所溅起的泥土，像雨点似的洒落了他们一身。陈宜贵这位久经战场的红军老战士，对这些根本没有当回事。他走得很快，连年轻的参谋和通信班战士，也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沿途，陈宜贵不断地遇到一些从罗家山方向抬下来的伤员。有一位伤员，是个机枪手，被敌人的炮弹炸断了胳膊，他躺在担架上不住地苦苦哀求道：
“陈政委，我求求你们，不要把我抬下去吧！我还有一条胳膊，我还能甩手榴弹，还能打敌人……”
陈宜贵听了非常感动，正想给这位伤员安慰几句，又有一副担架从他的身旁匆匆而过。陈宜贵看见这位同志已经奄奄一息，半个身子被炮弹炸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担架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着，心头升起了一股说不清的情感。看面孔有些熟，但就是一时记不起来。见担架后面跟随着一位小战士，就急忙问道：
“他是谁？”
“我们连的指导员杨凤良，”小战士眼泪汪汪地回答说。
躺在担架上的人仿佛是听出了陈宜贵的声音，便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低弱的声音说：
“陈政……委，我……我没……没完成任务。……部队伤亡……大。我，我要检讨，要……”
陈宜贵听了，心里一阵难过和激动，眼泪也夺眶而出。他忍着感情，安慰了杨凤良几句，嘱咐担架队的老乡说：
“你们告诉救护所，叫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他！”
第五七二团指挥所，设在一个小山包上。这里，离敌人的前沿阵地不过500多米，用肉眼把敌人阵地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在指挥所里，第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瑞正用洪钟一般的嗓门，对着电话筒大声嚷道：
“什么？你再讲一遍。……什么？怎么攻不动了？我限你半个小时，要是再拿不下来，我就把你这个主攻营撤下来……”
张怀瑞正讲着，一抬头，见师政委陈宜贵他们来了，就很不好意思地对着话筒又吼了一句：
“告诉你，半个小时！”
然后，他仍把话筒紧紧地握在手里，向陈政委简要汇报了当面的敌情后，接着就很有信心地说：
“陈政委，你放心！三营营长刘东起是个不打胜仗不罢休的硬汉子。罗家山他们一定能拿下来。我刚才用的是激将法……”说到这里，他自己也“嘿，嘿”地笑了起来。
果然，不出5分钟，前面的枪炮声又激烈起来，显然是三营已再次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陈宜贵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敌人的火力确实很猛。看来，敌人是把许多挺重机枪集中起来，组成了一道扇面形的火力网。我突击部队的英雄们，正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地向敌阵地冲击。
前沿报告说，第八连伤亡严重，经过3次连续冲锋，全连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班，5挺轻机枪打坏了4挺，六○炮弹早已打光。指导员将剩下来的30多人组织起来，准备向敌人发起第4次冲锋……
陈宜贵听了前沿的这一报告，对身边的一位参谋说：
“命令炮兵对八连进行火力支援，想办法掩护他们。”他锵镪有力地讲着，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过望远镜，十分仔细地观察着前沿部队的运动情况。
他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带领30多名战士从左侧交通壕迅速向敌人的主峰阵地接近。恰在这时，山下的迫击炮也及时地将炸药包打到了敌人的阵地上，掀起一股冲天的烟柱。那个人乘机指挥战士像离弦的利箭一样跳出交通壕，冲向了敌人的防守工事……
一场生与死，正义与邪恶，血与火在山梁上激烈地搏斗着。
随着后续部队，陈宜贵他们也迅速地向前冲去。
陈宜贵看见山坡上坐着一群光着头，浑身泥土，已经放下武器的“马家军”士兵。师政治部的一个干事，正在给他们宣讲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几个卫生员也在为负伤的俘虏包扎伤口。
陈宜贵他们看了一眼，就向罗家山主峰登去。
从这里举目眺望，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家军”的整个防御工事体系的全貌：
罗家山和它对面的鹦鹉嘴互成犄角，控制着经任山河通向固原的公路。敌人在罗家山上构筑了一道道马蹄形的堑壕，交通沟环山绕梁，每个山头都构成支撑点，各点能相互实施火力支援，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
“为了给革命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我们的战士付出了多少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啊！”陈宜贵看了这一切后，不无感慨地自言自语道。
下午5时，第五七二团攻占罗家山后，又协助五七一团消灭了哈拉山的守敌。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的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占了鹦鹉嘴和任山河，正越过残垣断壁和堑壕，踏着敌人的尸体，向敌纵深不断扩大战果。
鏖战到下午5时30分，敌纵深30里，宽10余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被人民解放军摧毁，“宁?９9ｌiｂ?
马”在遭受沉重打击后，开始全线溃退。这一仗，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共歼灭“宁马”主力5000余人，并直逼固原城下。
“宁马”主力狼狈不堪地全线向宁夏腹地溃退，背包、马匹、伤兵、帐篷、鞍具、汽车、军用物资等，遗弃得遍地都是……
在任山河战斗进行的同时，三关口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的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银川的咽喉要道。这里，两面石峰突兀，悬崖绝壁如刀削斧劈，一条公路被两山夹在其中，地形异常险要。
“宁马”主力卢忠良指挥的第一二八军，在平凉失守后，奉马鸿逵的命令，撤退至三关口一线，企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的险要关隘，固守瓦亭，阻挡解放大军的西进。
“宁马”当时的部署是：
以其骑兵第三十七团扼守三关口的南山；第二五六师第七六七团扼守三关口北面的太白山。
“马家军”不仅彻底破坏了穿越三关口的公路，还遍地埋设了地雷。
马步芳获悉彭德怀兵逼三关口，马鸿逵又准备在此同共军作战的情报后，便从兰州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的名义向“宁马”前线总指挥马敦静特发一电：
瓦亭为目前宁青联络线上之最后生命线，扼守瓦亭对内对外可转变局势，否则青、宁从此破裂！
为了在三关口打仗，“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也给其部队签发了他的一道手令：
瓦事为宁夏门户，奉副长官(即马鸿适)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阵地共存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决定，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第六十五军去完成。第六十五军军长邱蔚因病未能莅任，这次任务是由王道邦政委和肖应棠副军长领受并具体组织实施的。
王道邦和肖应棠在领受任务后，通过对当面敌情的分析，决定对三关口实施强攻，坚决突破敌人在瓦亭的防御重点，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然后向六盘山方向发起进攻。
主攻三关口的任务落到了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这个有老红军基础的光荣部队的肩上。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史进前，在领受任务后，决心首先以第五七九团强攻太白山，待攻占太白山后，再乘机向纵深发展，以全歼三关口之敌。师作战任务下达后，第五七九团的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把胜利的红旗插上太白山。
1949年7月31日黄昏，第五七九团奉命进驻蒿店地区进行战斗准备。陇东盛夏的天气，本来就有些闷热，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七九团第三营的指挥所里，教导员因为心里有事，更感到燥热难忍，不时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是啊！敌情摸不清，地形不熟悉，作为一个指挥员，怎能不感到火烧火燎呢？
“哈哈……发愁了吧？”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团长周庆云大步走了进来。
到第一线实施具体指挥，是周庆云的老习惯了。他走进来时，只见他脸上挂满严肃的表情，认真地对阎福盛说：
“毛主席、朱总司令经常讲，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个重要条件，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有难题就向群众请教嘛……”
阎福盛一听，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高兴地叫一了声：
“对呀！我得亲自去走一趟”。说着，就转过身来，喊了声：“八连的赵捷庆跟我来！”
赵捷庆是八连的四班长，也是个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机枪射手。刚才他还和战友们念叨这场战斗的事呢。听教导员喊他，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跟着教导员向村外匆匆走去。
微风轻拂，村落里炊烟袅袅，军民都在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三关口下，显得异常的宁静。
阎福盛和赵捷庆转过一道山梁，顺着小路向前望去，只见远处缓缓走来一位老汉，肩背粪筐，手拿粪叉，一边走一边四下里张望，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看他那急匆匆的样子，不像是在拾粪，倒是像在赶路。莫非他是给我们送情报的？二人觉得有些蹊跷，就加快脚步迎着那位老人走去。
老人见有两个陌生人迎面向他走来，便用疑惑的目光，把阎福盛他们上下打量了个遍。见此情景，阎福盛就主动走上前去，很和蔼地说：
“老大爷，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您有什么事，就大胆地跟我们讲吧！”
老人一听是人民解放军，眼睛登时一亮，随即又疑感地摇了摇头。
阎福盛又热情地对老人说：
“我们是来打马匪军，攻三关口的，对这一带地形不大熟悉，您老人家能帮我们想些办法吗？”
听了阎福盛讲了这些话后，老人才开口讲起话来。他用手指着远处山上的太白庙，气愤地说：
“‘马家军’可把我们老百姓害苦了！听说你们来了，附近村里的人都高兴极了，我就是来给你们送情报的！”
阎福盛听了，拉住老人的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样，他们三人就一起爬上一道山梁，顺着老人的手指望去，敌人阵地的工事就尽收眼底。这位老人就连敌人暗堡的位置，哪个暗堡住有多少兵力，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赵捷庆麻利地把老人讲的都一一记录下来。末了，老人又提醒他们，要想进攻太白山，必须拔掉的钉子是哪个，进攻时最好的队形是扇形横队。老人说，这样才会减少伤亡……
阎福盛和赵捷庆将侦察的结果进行了汇报，周庆云团长立即决定，当晚夜袭太白山前的凤凰嘴，为总攻太白山创造条件。
陇东山中的夏夜，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八连的指战员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轻装疾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凤凰嘴的敌人摸过去。那位老人曾告诉说，山梁上有个黑点就是敌人的据点。赵捷庆趁着夜色中微弱的星光，瞪大眼睛仔细搜索着那个黑点。在离敌据点不到200米处，以果敢的动作，一阵猛烈的扫射，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八连就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凤凰嘴的守敌，死的死，降的降，很快就被八连全部歼灭了。
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纪念日了。第五七九团的指战员们在攻占了凤凰嘴敌人阵地后，连夜修筑工事，擦拭枪支，补充弹药，决心开展一场杀敌立功竞赛，以拿下太白山的实际行动，庆祝自己的这个光荣的节日。大家在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就都耐心地等待着那颗总攻开始的红色信号。
宁静，黎明前的宁静，在孕育着一场激烈的恶战。
8月1日的凌晨5时，天空，星光点点，却显得格外的辽阔深远。
忽然，三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把黎明前的天空装扮得分外妖娆。
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人民解放军阵地上出膛的迫击炮和山炮炮弹也呼啸着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鸦群般的炮弹，一群群落到了敌人据守的太白山阵地上。
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九团的指战员们，在翻腾的硝烟中，如猛虎下山似地跃出战壕，向太白山守敌发起了猛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号声和喊杀声汇集成一曲威武雄壮的战斗交响乐，震撼着陇东的山川大地。
太白山主峰上，“马家军”修筑的密密麻麻的工事，组成了直射、侧射和倒射的交叉火力网，严密地控制着主峰阵地。敌人钻在这些工事里，居高临下，进行着拚死顽抗和垂死挣扎。
当解放军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太白山主峰冲击的时候，在敌人密集炮火的射击下，有许多年轻的战士纷纷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解放军的进攻，一时受挫。
在攻击中，解放军战士虽然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但毕竟未能有所进展。
第五七九团团长周庆云，在望远镜里看见部队的进攻一次次受挫，急得直咬牙跺脚。他快步跑到山炮营，一把甩掉汗淋淋的军帽，走到一门炮前，亲自对着瞄准镜瞄准，命令山炮营营长吕顺保装填炮弹……
“放！”随着周团长的命令，一发发炮弹像发疯似的向敌人据守的山头飞去。接着，就是一阵阵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敌人的火力点就一个个被摧毁了。
随着山炮营成群的炮弹飞向敌阵，担任突击任务的五七九团五连的英雄们也跟着呼啸而去的炮弹冲向太白山主峰，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与“马家军”扭打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格斗。共产党员谢晋和，在和敌人的拚杀中，一连用刺刀捅死了3个敌人，他的肚子也被敌人刺破了，肠子流了出来。这个年轻的英雄战士，伏下身去一动不动。当十多个敌人围了上来，用刺刀和马刀对准了他时，谢晋和忽然站立起来，并大吼一声，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我们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英雄战士，极其壮烈地和几个围上来的凶恶敌人同归于尽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人民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也冲了上来，踏着英雄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一举攻占了太白山主峰，全歼了顽抗的敌人。
人民解放军五七九团的英雄们在攻占了太白山主峰后，就使三关口“马家军”纵深侧翼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惊慌失措的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拉成散兵线，疯狂地向解放军的阵地反扑过来。
周庆云见此情景，立即组织火力，对漫山遍野扑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像割麦子一样，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了下去。但是，敌人在其督战队的威逼下，又踩着同伴们的尸体冲了上来。有的已经爬上了五连的阵地，有的跳进战壕，挥舞着鬼头刀，和解放军战士展开了肉搏，后面的敌人也乘机涌了上来。
就在五连十分危急的时刻，四连一排主动地投入了支援五连的战斗，猛虎般的冲向敌人，刺刀、手榴弹一齐上，顿时把敌人打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般的纷纷滚下山去了。
但是，没过多久，发疯的敌人又扑了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英雄们有的端起机枪向敌人横扫，有的把五六个手榴弹捆在一起甩向敌群。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有一群狡猾的敌人从五连阵地的侧后爬了上来。共产党员钱树华、张文武发现后，站起身来，端着打红了枪管的机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甩，最终让敌人在阵地前丢下一具具尸体后，向山下溃逃。
就这样，坚守阵地的英雄们，连续打退了敌人5次反扑，胜利地完成了坚守太白山主峰的战斗任务。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九团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直逼三关口，在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协同一九四师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冲在最前面的是五七九团的第三连。指战员们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一举攻占了敌前沿阵地，并迅速地向纵深扩张，直扑瓦亭以南的主峰。
这个主峰，是三关口的一个重要制高点，位于敌纵深腹地，但敌瓦亭守军却未在这里部署兵力。敌人随着太白山和三关口前沿阵地的失守，敌我双方谁抢先占领了这个高峰，谁就会居高临下，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威胁。五七九团三连的英雄们，为了先敌占领并控制这个高峰，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向高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人胳膊上起了一串串水泡；尖利的岩石，磕破了战士们的膝盖，一路上洒下了斑斑血迹……
原来，在三连向主峰攀登时，“马家军”为了控制这座主峰，也派了两个连的兵力，从侧后拚命地向这座主峰扑来。
五七九团三连的指战员们，发现这一情况后，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恨不能长上翅膀立刻飞上主峰，攀登的速度一下子也快了许多。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大家不顾乱石碰伤脚跟，不管汗水湿透军衣，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终于先敌5分钟抢占了瓦亭以南的这座主峰。
战士们站在主峰上往下看，不仅吃了一惊。好家伙！敌人一个个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刺刀的寒光在半山腰乱晃。有一个黑脸军官，正挥着马刀，像赶羊似的把士兵往山上赶。看到这一切，战士们不等命令，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齐朝山下打了起来……
这时，五七九团的其他连队又从侧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完全被置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占领主峰的三连连长和指导员，一面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面进行着宣传鼓动。战士们一边打，一边大声叫骂着：
“兔崽子们，来吧！老子这回可要大开杀戒了。”
“狗东西们，尝尝老子这手榴弹的厉害！”
“马家军”被打得实在挺不住了，像蚂蚁似的漫山坡乱爬乱滚起来，被打死的尸体和被打伤的伤员顺着山坡往下滚，活着的也不管那黑脸军官的叫骂，为了活命，纷纷向山下退去，解放军战士牢牢地控制着主峰。
“宁马”的军队也实在不经打，只有4个多小时，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就全线突破了马敦静、卢忠良苦心经营，马鸿逵寄于很大希望的三关口、瓦亭防线，马鸿逵的主力第一二八军伤亡了五六千人。
当马敦静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的老爸马鸿逵的时候，马鸿逵开始还有些不敢相信；相信了，便有些心疼和难过，在屋子里背着手走了几个来回，而后才说了这么一句自言自语的话：
“怎么这么快就垮了？卢忠良这个没用的东西！”
随后，马鸿逵的眼珠子一转，命令道：
“我们这次和共军作战，暂时就打到这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布防宁夏，确保银川！”
此时，马鸿逵最关心的是他宁夏的地盘。
马敦静心里没底，但也预感到前途的不妙，惴惴不安地问：
“我们究竟还能支持……支持多久？”
马鸿逵听了，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只要我们手中始终能捏着几张王牌不出，将来与蒋介石或者与毛泽东周旋起来，就好办多了，军队就是牌，就是资本啊！”
这便是马鸿逵的处世哲学：只要有实力，谁都会让你三分。
于是，“宁马”的部队很快就按照马鸿逵的命令，退回到宁夏的老窝，而马步芳就成了彭德怀要打的主要对象。
彭德怀为了尽快解决西北问题，决定再次运用“钳马打胡”的战法，用部分兵钳制“宁马”，集中主要兵力打击“青马”，这样，骄横得不可一世的马步芳就在劫难逃了。
这时马步芳的主力，已开始向兰州撤退。在马步芳看来，进攻固若金汤的金城兰州，是够彭德怀喝一壶的。
由于马鸿逵的“釜底抽薪”，马步芳所策划的平凉会战计划未及实施，即胎死腹中。固关、三关口、瓦亭一线的战斗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已直入甘肃腹地，虽未能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地区，但却达到了分割“二马”的目的，为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8月4日，在解放大军进至华家岭地区时，彭德怀就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同时作出了如下部署：
——以第二兵团之3个军和第十九兵团之2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
——由第一兵团附第十八兵团之第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
——另以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兰州之“宁马”；
——以第十八兵团主力(欠第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等3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钳制胡宗南集团。
这样，彭德怀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夏日的黄土高原，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把陇东高原干涸的大地照射得像是着了火似的。
在西兰公路上，烟尘四起，燥热难耐。在这样的条件下长途行军，甚至比打仗还难。
打仗时，勇敢者可以忘记一切，舍生忘死，一味地向前冲杀。但在夏日黄土高原的进军路上，情况可就不同了。那可是一场意志与毅力的拚搏，对人的精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949年的夏天，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直逼兰州的。沿途，中暑、渴得昏过去的不计其数。
多少年来，共产党的军队打胜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两条腿跑得快。他们不知道比国民党军和日本侵略军多跑了多少里路。兵贵神速，多跑路，才能创造有利战机，夺取胜利。这是许多共产党将领的共同体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里，人人都有一双丈量土地的双腿。他们在行军打仗中付出的艰辛，是现代军人所根本想象不到的。
1949年，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陇东对“马家军”的千里追击，是红军长征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次。
在黄土高原，大部队机动最大的困难是缺水。滴水贵如油，在这里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里方圆百里不见水井，连一个流水的小河沟也很难找到。当地老乡吃的都是地窖里存的雨水。这么多部队，这些窖水真可谓杯水车薪，何况人民军队还不能与民争水。那样做会失去人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援。因此，解决水的问题，成了西进大军的一大难题。
黄土高原气侯多变，忽而大雨滂沱，忽而骄阳似火。每当骄阳当空的时候，战士们个个被灼烤得口干舌燥，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在这种时候，同志们就发扬吃苦耐劳和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把找来的一些水推来推去，让来让去，谁也不肯先喝一口……
一天，烈日当空，天热得一丝凉风也没有。在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滚滚人流中，干渴得使指战员们个个嘴唇干裂，结着一圈血痂。
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彭德怀，头戴柳条遮阳帽，手拄一根剥了皮的白色柳条棍，在荒无人烟、黄尘飞扬的大道上随军步行。他走到一位战士的身边，拍着战士身上背着的水葫芦，风趣地大声说：
“你们都是李铁拐，革命的李铁拐。李铁拐是神仙，他那个葫芦里装的不知是什么仙丹妙药，但是连他自己的脚也治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的是甜水，能解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这可才是真正的宝葫芦哩！”
有个战士听了，调皮地摇着水葫芦，对自己的统帅说：
“早成空葫芦啦！”
彭德怀笑着说：
“葫芦空了？好啊！这就说明，华家岭快要被我们走出去了……”
彭德怀所说的华家岭，是通向兰州的军事要地，长达270多里。这在陇东地区来说，可是一条有名的干旱山岭，满目荒凉，少见人烟。
“华家岭，我们走它300里，一下山就是定西，离兰州可就不远啦！”彭德怀用柳条棍在空中挥舞着，这样风趣地告诉指战员们说。
指战员们听自己的统帅说：兰州快到了！情绪立即活跃起来，行军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西进大军又向前走了一程，几个战士干渴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想喘口气，谁知道一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诚然，人民解放军进逼兰州的长途跋涉是极其艰苦的。
彭德怀根据1949年7月6日毛泽东主席《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指示的精神，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为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决心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当时，纵观“青马”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兰州同我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彭德怀认为，如敌退回青海老窝，将会造成我军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解放全部大西北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之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发起兰州战役、同“青马”决战兰州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清楚，要想解决西北问题，一场决战是在所难免的。
本来这一仗该在平凉地区进行，因为西北“二马”的撤退，从而延缓了决战的时间。如今，马步芳选择了兰州。兰州之战，就成为1949年西北战场上最令人瞩目的一场战事。
古城兰州，将要经受一场空前的血与火的洗礼！
第07章 战前部署
三面合围古城兰州
1948年8月中旬，马继援将其主力撤回兰州后，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乘势奋勇前进，很快就从东、西、南三面把兰州古城紧紧地包围起来。
这样，马步芳做“西北王”的美梦就开始破灭了。
当时，第一野战军兵临兰州城下的共有5个军，即许光达指挥的第二兵团之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彭德怀的部署是，以第四、第六、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攻城，第三军为总预备队。
彭德怀把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所设在兰州东南的乔家湾。这里离前沿阵地很近，连枪炮声也清晰可闻。
彭德怀指挥作战，习惯于把指挥所尽量靠前。他常说，打仗靠地图和电话指挥不灵。因此，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逢大战，总爱往阵地上跑，而且事先不打招呼，说来就来，常常把一些师长、团长们弄得不知所措。
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打兰州时，彭老总往前面跑的次数最多，几乎把所有的前沿阵地都跑遍了。
野战军司令部进至乔家湾后，急性子的彭德怀没等指挥所完全安顿好，就立即跑到前面，亲自把兰州外围“马家军”的一些主要阵地观察了一遍。他发现，兰州北临黄河，东、南、西三面被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紧紧地环抱起来，地势相当险峻，易守难攻。特别是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带，不仅山势陡峭，很少路径，而且工事坚固，人工挖出的峭壁、堑壕纵横，地堡密布，明暗火力交错，加上“马家军”层层设防，步步为营，给解放军的攻城作战设置了十分不利的障碍。
回到指挥所后，彭德怀的脑子里就装满了一些怎样打、从哪儿打起的问题。
从哪儿打起呢？兰州的地形如此特别，对手又是目前国民党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狂热的宗教情绪，强悍的民族性格，使“马家军”如虎添翼，如果让他们在兰州打顺了、打疯了，那可惹麻烦了。
彭德怀站在指挥所里的军事地图前，反复地掂量着，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先拿下南山阵地和北面的黄河铁桥。
在他看来，攻取南山阵地，便可以掌握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兰州城内的“马家军”发起攻击；占领黄河铁桥，就等于切断了“马家军”逃往西宁的惟一退路。彭德怀说，这两点，对于攻取兰州极为重要。在这一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彭德怀制定了攻取兰州的战役部署：
许光达的第二兵团：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展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
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展进攻。
这个部署简明扼要，一如彭德怀的为人，也符合他一贯的指挥风格。
在解放大军逼近兰州城郊的时候，彭德怀对马继援的整个部署及作战方案并未搞得十分清楚。他当时得到的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报。一种情报是敌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已从兰州北撤，拟随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退到酒泉，大批物资正由兰州运往西宁，兰州之敌已在准备炸毁工厂，拆除电线，破坏黄河铁桥，作出了一副随时都要逃跑的样子；另一种情报是蒋介石集团日有数架飞机运送弹药到兰州，“青马”正在抢运粮食和磨盘进城，其第八十二军主力在兰州南山一线加修工事，“宁马”准备以6个师出击，支援“青马”固守兰州。
这两种情报，互相矛盾，据此可以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但是，彭德怀在仔细分析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报后，认为敌人在兰州的处境已不同于平凉，敌人在兰州决战的计划也不会像平凉那样不战而撤。我军必须尽一切努力，迫使敌人决战兰州。同时，应当把情况估计得更严重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多些，以此为立足点，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彭德怀对于在兰州同马步芳的主力决战的问题，虽然不时也表现出一种焦虑和不安的情绪，但他一旦把决心定下来，就很难改变了。
在乔家湾指挥所里，彭德怀对一些高级将领和参谋人员讲：
“马继援是不会放弃兰州的，他是要踞守兰州，在这里是要同我军决一死战。那么，我们就成全了这个娃娃吧！”
于是，就在第一野战军的前线指挥所进驻兰州东南的乔家湾的第二天，即8月21日，彭德怀就打电报给率第一兵团从左翼迂回青海的王震将军：
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其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占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青、宁二马有汽车两千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王震兵团应有此种作战之充分准备。
这一天，彭德怀又以第一野战军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进一胡二马各怀鬼胎
马步芳原本是要在兰州同解放军决战的。
国民党的广州“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阎锡山对所谓“兰州会战”，也作了一些部署。但是，当第一野战军从东、西、南三面向兰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里的“窝里斗”，却使其兰州的防守捉襟见肘，一胡二马所谓的精诚团结、相互配合，也变得松动起来。
当解放大军越过六盘山向西挺进，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全线向兰州、宁夏撤退的时候，马步芳也还在做着他的所谓配合友军，前后夹击，歼灭彭德怀主力于兰州城下，以挽救西北危局的美梦，马步芳在此期间，曾几次发电请求蒋介石令胡宗南兵出秦岭，马鸿逵从宁夏南下，分进合击，对解放军实行包抄围歼，毕其功于兰州之役。
但是，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鉴于胡宗南与马步芳、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的矛盾，在解放大军逼近兰州的时候，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刘任断定，“宁马”对“青马”出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心存不满。“宁马”虽然也弄了个甘肃省主席的职位，但不愿受“青马”的控制，认为兰州是“青马”的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并不关心，企图坐山观虎斗，以保住他的宁夏老巢为己任。胡宗南龟缩汉中，解放军西去，正可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中央派”得出的结论是：兰州会战，“青马”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兰州失守已成定局。
“中央派”估计，解放军在攻占兰州后，必将转兵南下，消灭胡宗南的残兵败将，并进军四川，决不会再向西进，深入戈壁荒漠……于是，他们又得出了另外一条结论：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反守为攻，以恢复他们往日的“荣耀”。
“中央派”根据他们的这些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幻想，就打算把河西作为他们的根据地。但他们也明白，马步芳的哥哥马步青割据河西多年，在当地回族中的势力很大；河西邻近青海，素为“青马”所垂涎，而驻新疆的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又为其嫡系，一旦青、新“二马”联起手来，不仅河西，新疆也将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与蒋介石的空运断绝，则有被“青马”吞噬、抛弃的可能。所以，他们认为，绝不能让马继援窜踞河西。
于是，“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惯用伎俩，企图以陇东集团独立担当兰州的防卫任务，以陇南兵团为总预备队。这个计划，在他们看来，兰州打胜了，还可望合作；要是战败了，被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得到保存。这就是刘任一伙“中央派”对兰州会战的看法和他们所要采取的对策。
刘任一伙“中央派”虽然在保存陇南兵团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的主和与主战两个派别之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图谋。陶峙岳在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调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兼任河西警备司令)之后，将部分亲信留下来，如曾震五、彭铭鼎等人在甘肃方面继续工作。这一陶系的主和派，虽说早有脱离蒋介石集团的打算，因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距离解放区又远，不易联络与配合，所以未敢贸然行事。最先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是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而他提出的所谓和平，不是无条件地归向人民，却是附有条件地靠拢共产党。在甘肃方面，彭铭鼎是主和派的骨干分子，也是因为某些实际问题，只能在私下四处活动，八方联络，暗地里进行一些和平游说的工作。
有一次，彭铭鼎找到国民党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两人坐在一起，很交谈了一阵。当他们谈到今后的打算与出路时，彭铭鼎压低声音，心神不安地说：
“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看来，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得天下已成定局，蒋介石寄希望于马步芳与马鸿逵挽救残局，恐怕是一种妄想而已。”彭铭鼎说完，长叹一声，沉思良久后，接着说，“贺老弟！依我看，我们这些人还得要早作打算啊！”
贺新民想了想，问道：
“依你看，我们该作些什么打算才好呢？”
彭铭鼎望着贺新民的脸，瞅了半晌，经过一番紧张的思索，终于下了决心，低声而又神秘地说：
“我认为，我们要在河西地区作点文章。就是说，我们要保住河西，作为今后发展的地盘。但是，我们要保住河西，就必须要有陇南兵团这一中央系统的可靠力量。你是知道的，我们与‘马家军’之间矛盾很深。在紧要关头，‘马家军’是绝对靠不住的。再者，在万不得已时，还应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准备。那时，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作资本，就只能与人家订立城下之盟，决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彭铭鼎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现在，对我们来说，积蓄与共产党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但是，有人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硬是要和人家……”
彭铭鼎虽然没有再说下去，但贺新民听得出来，彭铭鼎的弦外之音，针对的就是“中央派”内部的主战派。
在“中央派”中，主战的中坚人物就是桂系的刘任。他们这些人，是根本不赞成举行起义的。
主战派与主和派是在摆脱“青马”势力的控制的共同目标下，开始设计如何保存属于“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同“青马”进行斗争的有关策略问题。
当时，他们要想掌握陇南兵团这份残破的家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陇南兵团内部的情况也十分的复杂。
由王治岐任军长的第一一九军，原已配属胡宗南的第五兵团。扶眉之战后，王治岐别有用心，龟缩武都，坐观成败去了。虽三令五申要他率部北调，总是不见动静，按兵不动。
第一二○军军长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易于争取，但此刻他的部队还在陇西途中，也表现得摇摆不定，还有他想把部队拉到汉中，去投靠胡宗南的传闻。刘任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到陇西去做工作，并勒令周嘉彬率部开赴兰州待命。
上官业佑走后，刘任还是不大放心，又派人将周嘉彬留在兰州的夫人接到长官公署，让她当场给滞留陇西的周嘉彬打电话，催促周嘉彬率部开回兰州，不能犹犹豫豫，拖拖拉拉。
“中央派”几经周折，总算把周嘉彬的第一二○军拖回了兰州。
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是蒋介石、胡宗南的嫡系，从来不听别人的调遣，在当时的西北战场上，是一个最难驾驭的人。
刘任和彭铭鼎，感到最头痛的就是黄祖埙这个人。这个家伙有恃无恐，自以为后台硬，平时拿谁也不放在眼里，经常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当儿戏。
刘任对黄祖埙积怨很深，但又对他没有办法，时值混乱之际，很想乘机收拾一下这个家伙。于是，刘任便多次找彭铭鼎商议，并不断用话来试探彭铭鼎。
彭铭鼎也深知黄祖埙很难对付，既然刘任有整他之心，何不趁此良机，煽风点火，借刀杀人，把黄祖埙除掉，将第九十一军的兵权夺过来，将来举行起义，在与共产党谈判时，也就多了一点资本。此等好事，彭铭鼎又何乐而不为？
一次，刘任下令要黄祖埙派出一部分兵力，担任黄河铁桥北岸的防守任务。但是，黄祖埙根本就没理刘任的命令。刘任又急又气，却毫无办法。就在这种时候，彭铭鼎跑来见他。
刘任一见到彭铭鼎，就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发牢骚说：
“唉！有什么办法？大敌当前，内部又是如此的不顾大局，谁也尿不到一个壶里来。黄祖埙这个家伙，如此的抗拒命令，该如何是好？”
彭铭鼎对刘任表示了同情，声调里带着一种明显的义愤：
“军人嘛！最起码的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祖埙多次不服从命令，贻误军机，如此欺人太甚，岂有不下决心惩处之理？”
刘任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忧心忡忡地说：
“唉！你岂知我的难处。这些日子，我总在想如何以儆效尤，处理一下违抗命令的黄祖埙，但是很难有个好办法呀！”
彭铭鼎见话已至此，便神秘地、若有所思地说：
“办法嘛！倒是有，可不知……”
刘任站起来，走近彭铭鼎，眼光盯着彭铭鼎，急切地问：
“老兄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彭铭鼎也站起身来，避开刘任急切的目光，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低着头，边走边一板一眼地说：
“为了确实控制该部，最理想的办法是，将黄祖埙撤换掉！”
对此，刘任也早有此意。彭铭鼎这么一说，当然是心照不宣，一拍即合，但他仍然不露心迹地问：
“依你看，九十一军军长由谁代之？”
彭铭鼎假装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依我看来，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曾震五可担当此任。”
刘任心里当然也明白，彭铭鼎推荐曾震五取代黄祖埙是另有所图，但是要换了黄祖埙，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于是，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在通常情况下，要换掉一个军长，也许并不难。但现在是大敌当前，临战换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时的黄祖埙也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他有心北上兰州，却深恐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如果部队到了兰州，马家父子要他打头阵，当炮灰，后悔也无济于事。从内心讲，他的确想把部队拉到南面去，投靠胡宗南，待机而动。可是，就在他的部队从秦安一线撤退时，他找来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第一九一师师长廖风运，共商此事，却因为意见不一而没有结果。后来，廖凤运不战而溃，且受到周嘉彬第一二○军的监视，又怕王治岐第一一九军在武都一线阻截，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最后，黄祖埙没了办法，只好率部开始北撤。
撤换黄祖埙军长的事，一旦实施起来，“中央派”又怕“青马”乘机要争取人事权，以坐收渔人之利。为此，他们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计议，决定双管齐下，将撤换黄祖埙连同暗算“青马”的计划，全盘托出，走马继援的路子，撺掇马继援出面，引其入瓮。
于是，彭铭鼎便以谋士的角色，再次出现在马继援的面前。他首先表示，坚信马继援在此次兰州会战中必胜无疑，接着便献策说：
“彭德怀现在虽然一时得逞，大军逼近兰州，可也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抄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就会遭到我三路大军的围攻，挽狂澜，定乾坤，有何难哉！”
马继援一听，喜形于色，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彭铭鼎投其所好，乘机进言说：
“不过，我军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各兵团的作战地区，一定要控制强大的预备队。”
马继援频频点头，连声说：
“说得好，说得好……”
彭铭鼎笑了笑后，进一步把话引向深入：
“最好以陇东兵团一部扼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也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我以为可以把它作为总预备队，令其在黄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之侧背。”
马继援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彭铭鼎笑了笑，进一步以建议的口吻说：
“但是，陇南兵团内部，人事也必须调整。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是胡宗南的嫡系，不可能忠于马长官的事业，并且还有南去依附胡宗南的打算，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若不将此人加以调整，恐贻后患。为了确实控制这支部队，使其为马长官效力，拟应尽早撤换黄祖埙的军长职务，另派忠于马长官的人去接替。”
马继援听完，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若有所思地说：
“这话有理！黄祖埙这个狗娘养的，一贯目中无人，是要把这个东西撤换一下。要不，真的会坏大事。”
彭铭鼎喝了口茶，见马继援心有所动，便接着说：
“还有，在兰州会战开始前，所有军需物资和机关的干属，必须先行后撤。为有利于陇东兵团的尔后行动，长官公署的闲杂人等和干属这个包袱应该卸在河西，不准进入青海。但是，第八补给区(按：国民党蒋介石在各大战区都有补给区，兰州为第八补给区)所有军需物资又必须运存青海。第八补给区的家当不少，为顺利地实现这个转运计划，马长官应派亲信去接掌第八补给区司令职务。”
马继援扬了扬眉，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高见！参谋长高见。”
彭铭鼎此时却装出一副忠诚温顺的样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至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我以为，可让其去接替第九十一军黄祖埙的军长职务。此人一定会感恩戴德，为马长官效力尽忠……”
彭铭鼎的这些话，顿时把马继援说得晕头转向，满心欢喜。马继援立即与远在西宁的马步芳通了电话，彭铭鼎上面讲的那些“高见”，马步芳都表示了同意。那些“高见”中，除了撤换黄祖埙的事，因战局变化太快未能实现外，其余的都按彭铭鼎的设想实现了。
不言而喻，彭铭鼎给马继援讲的那些“高见”，虽然别有所图，但对解放军攻占兰州的作战，在客观上却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当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逼近兰州的时候，马步芳原先所指望的胡宗南兵出秦岭的希望也化成了泡影。
因为，胡宗南在广州参加“西北军事联防会议”之后，就接受了蒋介石退守川北，确保西南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胡宗南也做了一些争取的工作。所以，胡宗南回到汉中，不仅对兰州会战不积极，就是对“确保西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胡宗南所采取的策略，也和对其他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就是先策反，争取他能够站到人民方面来，不成再用武力去解决。
为了争取胡宗南能够改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周恩来和彭德怀作了精心的安排。先找与胡宗南有深交的胡公冕先生做工作，又挑选了在1947年的陕北清涧战役中，被我军解放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派其潜入汉中，去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鼓励胡宗南反水，不要与人民为敌到底。
当时，胡宗南也确实心有所动。在汉中城内的古汉台他的会客室里，曾三次同张新进行了交谈……
就在胡宗南和张新频频接触的时候，宋希濂部由鄂西退入四川，奉命担负防守川东南的作战任务，他的部队也调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的。自北伐战争以来，宋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战功卓著，曾获“青天白日勋章”，很受蒋介石的赏识。
此际，宋希濂手中还有10余万军队。
8月11日，宋希濂偷偷地从重庆飞到汉中，钻进古汉台胡宗南的秘室里，和胡宗南一起，策划着日后的退路问题。
宋希濂说：
“现在部队打仗实在不行呀，兵败如山倒，古今皆然。现在是将无信心，兵无斗志，真的要打起来，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做邱清泉，要么就做人家的俘虏，要么就被人家一枪崩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胡宗南一到紧急关头总爱用这句话问别人。现在，他又把这句话拿出来了。
宋希濂点拨他说：
“琴斋兄，你太见外了，对小弟我还遮遮掩掩干什么？我在重庆就听说，你早有退往缅甸之心了……”
胡宗南想了一下，回答说：
“我们倒是议了几次，就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我的部队长期在西北大漠地区作战，对滇缅边境的地形、生活习惯，一切都不熟悉；二是校长能不能批准也很难说……”
“滇缅边境的情况，你不熟悉我熟悉嘛！”宋希濂激动得直拍胡宗南的肩膀，喜形于色地说，“你老兄怎么忘了，打日本时我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中国的远征军，不是在滇缅边境战斗了三四年吗！”
“这是真的！”胡宗南也有些激动，“现在看来，只要校长批准，我们这两支队伍就有救了。”
宋希濂走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也来到了汉中。这位洋大人在视察胡宗南的部队时，公开说：
“只要你能有3个兵团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华民国的反共复兴大业就有了希望。这样，我就可以建议我们的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的部队提供军事援助。”
既与宋希濂商讨了转进滇缅边境的计划，又有了美国盟友的许诺，胡宗南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于是，他立即翻脸不认人，把张新押进了正式的监狱，再也不同张新见面了。后来张新也随着胡宗南的节节败退，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被押解到了四川的金堂县。在金堂，张新乘国民党军队混乱之际，越狱而逃，历经许多辛苦，终于回到了人民的一边。
1949年8月24日，这一天正是彭德怀向兰州发起进攻的前一天，蒋介石带领几位亲信由广州飞到了重庆，着手部署“确保”西南半壁河山的军事工作。
8月25日下午，就是在这个兰州遭到彭德怀全面攻击的日子，胡宗南和宋希濂约好，一同赶到重庆的林森路山洞“林园”去晋见蒋介石，向他们的校长建议把部队拉到滇缅边境去……
不出胡宗南所料，蒋介石一听要把部队转移到滇缅边境去，就惊呼道：
“这是什么话？你们想了没有，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了共产党吗？”
“不，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四川不比台湾，也不能和海南岛和舟山相提并论。共产党可以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这种后果我们可不能不考虑呀！”
“不，不行！绝对不行！”蒋介石坚决地否定了胡宗南、宋希濂转进滇缅边境的建议和计划。
胡宗南和宋希濂向蒋介石的第一次进谏，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蒋介石的两位不知趣的“高足”，又进行了第二次进谏。蒋介石初衷不改，根本听不进去，并严厉责令胡宗南固守四川，守好成都和重庆。随后，蒋介石又好言抚慰道：
“你们只要坚守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北平、上海、南京等等，又统统会是我们的……”
胡宗南的逃缅计划破产后，他预感到自己覆灭的命运不可避免，回到汉中就把自己关在古汉台的房间里，谁也不见。他拉上窗帘，点上红烛，时而哼几句京剧，时而骂蒋介石“老糊涂”，骂蒋介石把他的几十万大军给毁了……
这时，彭德怀已经走进了兰州的“三爱堂”。
“下一步又该轮到谁呢？”胡宗南在他的屋子里这样想。
战前彭老总视察地形
战争中，在攻击发起前，往往是部队最为紧张的阶段。
兰州城郊，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解放军各部队从驻地到前沿，都在加紧赶修工事，筹备粮草，储备弹药……
由于大军的长驱直入，加上这儿原本不是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在 5170." >兰州和“马家军”作战，困难就更大一些。彭德怀、许光达、王震、杨得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决定不盲目进攻，不打无把握之战，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发起攻击。
彭德怀自从作出了对兰州进行全线试攻的决定之后，乔家湾指挥所里就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这里，虽然离前沿阵地很近，枪炮声能听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要经常跑到前沿阵地上去看看。他要亲自去看看部队试攻前准备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他最不情愿坐在指挥所里听别人的汇报，这是他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
今天，他又要到前沿阵地上去了，他要尽可能地自己去观察、去掌握，去检查部队战前的准备情况。他认为，自己所亲眼见到的情况，往往是比较精细、比较准确、比较可靠的。当然，他这么做，并不是不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而是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减少指挥上的失误。一句话，就是为了减少牺牲和流血。因此，彭德怀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上，出现在前线指战员们的面前。
彭德怀的性格是内向型的。
此时，在彭德怀的肩头，又压着关系到千百万人的鲜血与生命的重担。他的内心绝对不比其他任何人轻松，但他的表情却是从容的，自信的，不慌不忙的。他明白，尽管解放大军的英勇追杀，尽管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与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代人的鲜血流成了江河，但是兰州之战，仍然是关系到中国西部命运的一场大战。因此，他不能不认真地对待，进行周密的运筹。
第六军将要攻击的目标营盘岭，位于兰州以南皋兰山的中央，与敌人在西边的沈家岭和东边的马架山阵地互为依托，相互衔接，并以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为骨干，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防御体系。
巍峨的皋兰山，以营盘岭为最高，第六军能否拿得下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进程和结局。
彭德怀站在距敌人前沿阵地很近的山头上，面对着敌人的皋兰山阵地，指着营盘岭下的一个名叫下庄的小村子，对一直站在他身旁的罗元发说：
“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要很好地组织侦察，要确实把敌人这里的火力搞清楚。然后，再研究如何从敌人正面突破的问题。”
听了彭老总的这番话，罗元发想：
“在战术上，彭总历来要求我们尽量从敌人的侧翼实施迂回、分割和包围，这次为什么要我们从正面突破呢？”
罗元发怀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把敌人的阵地又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原来，营盘岭上有一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环形集团工事，构成了敌营盘岭的主阵地。以此为依托，“马家军”又将山崖削出了三道峭壁，每层约3丈高，设了3道防线。最下一层更高，约4丈的样子，它的下面就是下庄。主阵地的东西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而且敌人可能料到解放军善于使用迂回战术，特别加强了两侧的火力配备。
罗元发在重新看了地形后，想了想，对彭德怀说：
“彭司令员，我有个想法。是不是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从下庄发起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面助攻，吸引敌人的火力，在我正面攻击得手后，再从两翼投入兵力？”
彭德怀听了点了点头，说：
“这样才好。”
看完地形，彭德怀一行来到山背后。彭德怀选择了一块草地，摆了一下手，招呼大家过来，说：
“这地方挺好。来，我们坐下来，再仔细谈谈吧！”
大家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坐在草地上。一位参谋以极麻利的动作，把一张军用地图迅速摊开在彭老总的面前。彭德怀一面看着地图，一面让大家各抒己见，献计献策。于是，这些跟随彭德怀征战多年的指挥员们便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
在谈论中，有个别同志流露出一种轻敌情绪，说什么“我解放大军的声势早把马步芳父子吓破了胆。听说他们正把兰州的军用物资和工厂机器往西宁他们的老窝里搬，说不定，咱们的大炮一响，就会夹着尾巴溜掉的”。还有一个团长拍着他的胸膛说：“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团，给我两个钟头，保证完成任务！”
彭德怀听到这些议论后，一丝忧虑的神情爬上了他的面庞，不由得把浓黑的眉峰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朝着那位团长看了一眼，严肃地说：
“同志哥，这可是你的一厢情愿，马步芳父子会简单到这样的地步吗？”
讲到这里，他见大家有的伸了伸舌头，有的在相互挤眉弄眼，特别是那位团长立即低下了头。停顿了一下，彭德怀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马继援这个狂妄的家伙可是你们六军的老对手了，难道西府战役的教训同志们都不记得了吗？我不是批评谁，也不是说同志们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不好，而是说不能轻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战争的科学真理……”
彭德怀看了大家一眼，不愿再提起1948年在西府战役中，六军因为轻敌而遭受严重损失的那些伤心的往事，便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
“我要提醒同志们，大家绝对不可低估了‘马家军’的抵抗能力。马步芳和马继援是两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是两个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他们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会像输红眼的赌棍一样孤注一掷的。直到今天，马步芳还自恃他兰州‘固若金汤’的防线、凭险可守的地形，把最后一点赌注全压在了兰州。他们以为我们长途跋涉，后方运输线长，补给困难，而他们则是以逸待劳。”讲到这里，彭德怀停了停，深情地看了大家一眼，稍稍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马步芳想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等待胡宗南反扑关中。然而，马步芳这个赌棍有他妄想的一面，也有他虚弱的一面。他那点本钱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他在这里输个精光”。
这时，有个同志担心地说：
“兰州北面有黄河天险，东南西三面有高山作屏障，敌人如果在这里死守，我们攻起来恐怕也象老虎抓刺猬，不好下手啊……”
彭德怀听了这位同志的话，胸有成竹地回答说：
“这个不怕。马步芳要死守兰州就太好了。我们不怕他死守，而是怕这个家伙跑掉。如果他真的要死守，就到了我们把他彻底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
接着，彭德怀给大家简要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他既不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夸大敌人的能量。他讲得是那样的从容，讲得是那样的充满信心和力量。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掷地有声，鼓舞人心的讲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有力的手势，谁也不会想到，连续几个昼夜，他总共才睡了几个小时。
听完彭德怀的话，大家的心里都豁然开朗，顿时信心百倍，力量骤增。
讲完，彭德怀站起身来，因为听说是第十七师担任攻击营盘岭的第一梯队，就问第十七师师长兼政委程悦长：
“这次，你们哪个团主攻营盘岭？”
程悦长站起来，打了个立正，干干脆脆地回答说：
“第五十团。”
第五十团团长刘光汉一听，高兴得直眨眼。
彭德怀指了一下刘光汉，边走边说：
“走，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彭德怀看过第五十团的阵地后，又下到连队看了看战士们搭的草棚，用手摸了摸铺草，并叮嘱战士们一定要注意抓住一切可能的时间多休息，尽快恢复长途进军中所消耗的体力。
在前沿阵地，战士们高兴地围着彭德怀，无拘束地回答着自己的统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统帅与士兵亲密无间的融融深情，伴随着朗朗的欢笑声，在黄土高原的上空回荡，给人一种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在五十团的第七连，彭德怀问战士们：
“你们对打下兰州有信心没有？”
指导员曹德荣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彭德怀刚毅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的眉毛稍微扬了扬问：
“为什么？”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说：
“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援！
“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
“我们有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有彭老总的正确指挥……”
彭德怀听着战士们的回答，脸上开始泛起了很不引人注意的丝丝笑意，他摆了摆手，示意叫大家不要再讲下去了，说：
“同志们，我们能够打胜这一仗，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我们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彭德怀讲到这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他周围的战士们，双手打着有力的手势，继续说：
“其次，就是你们的英勇善战，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
彭德怀说完，回过头来对身旁的第六军军长罗元发说：
“罗元发同志，你们一定要注意不可轻敌，不能急躁！现在还有时间，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马步芳还有那么一股牛劲。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故事吗？我们还有不少部队同‘马家军’没有交过手，对敌人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说完，彭德怀向战士们挥了挥手，迈着沉着而自信的步子，轻快地离开了第六军的前沿阵地……
第08章 试攻兰州
试攻兰州
1949年8月2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兰州守军发起的全线试攻开始了。
刚愎自用、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在马步芳离开兰州后，就将他的指挥所设在黄河北岸的龙尾山上。他坐镇黄河北岸的指挥所里总揽全局，口口声声要同彭德怀比个高低，一决胜负。
马继援将他的第八十二军3个精锐师，全摆在主要的防御阵地上，第一○○师固守马家山及豆家山、古城岭及十里山一线；第二四八师固守营盘岭一线；第一九○师固守沈家岭及狗娃山一线。马步銮第一二九军的2个师为预务队，部署在拱星墩和兰州西关两地。不久前刚从新疆调来的榴弹炮营，配置于兰州的东教场。甘肃省保安队的3个团，驻守在东岗镇及城内。
韩起功的骑兵新军，驻守临洮、临夏，防守青海老巢门户的安全。
马继援第八十二军的马成贤骑兵第十四旅、马步銮第一二九军的马英骑兵第八旅以及第一○○师、第一九○师、第二四八师和第二八七师、第三五七师所辖的5个骑兵团，集中布防于河口至民和一线，以策应兰州和临洮方面的作战。
黄祖埙第九十一军的2个师(即第一九一师、第二四五师)，在黄河北岸地区沿河布防。
兰州城的国民党守军，共约5万余人。
马继援的守军虽然不多，但其扼守的阵地坚固。他认为，有的阵地足可抵10万雄兵。
在战争这一人类相互残杀的怪物中，攻与守永远是一对矛盾。作为守方，由于有了良好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就等于加重了自己方面优势的砝码。
这就是说，从兵力对比上看，兰州之战，第一野战军并不占绝对优势。
8月20日深夜，参加首次攻击的9个团，都悄悄地进入了攻击出发阵地，战士们蹲在潮湿的战壕里，静静地等待着发起进攻的命令。
8月21日拂晓，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人民解放军万炮齐鸣，敌人阵地上，震耳欲聋的隆隆爆炸声，顿时响成了一片。敌人南山阵地的上空，火光与朝霞一起燃烧，映红了长空和大地。
一阵阵震撼山河的炮声，宣告了兰州决战的开始。在炮声中，古城兰州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
马架山、营盘岭和沈家岭在人民解放军炮火的轰击下，陷入了一片火海。
炮声停后，担任攻击的9个团近万名士兵，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在各类轻重火器的掩护下，杀向了守军的阵地……
此时，马步芳和马继援，仍然自以为兰州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布防严密，固若金汤。
沈家岭和狗娃山，位于兰州西南10公里左右，是两座相连的山梁。狗娃山在沈家岭西侧，海拔比沈家岭稍低。山梁的西侧是临(洮)兰(州)公路，直通兰州的西关。沈家岭的东边，是阿(干镇)兰(州)公路，从公路再往东便是海拔更高一些的皋兰山。蜿蜒的公路，就夹在两山之间的深谷里。沿公路北出谷口，便是兰州西关。
站在人民解放军的出击地，由南向北望去，沈家岭的形状酷似一个葫芦。“马家军”的防御阵地就设在葫芦头上。在这里，“马家军”将其东、西、南三面削坡为壁，高约2～3丈，密如蚁穴蛇洞的暗堡与伏地堡，分布在峭壁之上，以环形堑壕相连接，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又同堑壕相接。细长的葫芦柄，伸向解放军进攻的方向，易守难攻的狭窄地带，又设有难以跨越的横沟障碍，沟前还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场。很明显，要突破这样的地形和障碍，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马家军”扼守沈家岭和狗娃山，居高临下，截断了公路。如果人民解放军拿下了这两座高地，就可沿公路直捣兰州西关，切断黄河铁桥，将“马家军”从四面围困在兰州城内，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攻击沈家岭的突破口很难选择。两侧山高谷深，坡陡如壁，不仅无路可攀，而且受到敌人东、西两面火力的夹击，其惟一的办法就是从正面实施强攻。
沈家岭，这个葫芦形的阵地，简直像个缩头的刺猬，要拿下它，非常棘手。
但是，沈家岭阵地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马继援也深知此理，将沈家岭阵地称为兰州的一把“金锁”。
马继援为实现其决胜兰州的企图，以其精锐主力第八十二军的第一九○师防守沈家岭和狗娃山，以其主力第一二九军的第三五七师防守七里河、小西湖沿黄河通往西关的狭长公路，另派其第一二九军一部驻守华林山，以控制通往兰州西关的惟一通道，作为第二道防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攻打沈家岭和狗娃山的作战任务，是由许光达第二兵团的第四军承担的。这是一场硬仗，带有很强的攻坚作战性质。军政治委员张仲良和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指挥了这次攻坚作战。他们决定，以第十一师攻打沈家岭，并首先发起攻击；尔后第十师向狗娃山发起进攻；第十二师作预备队，并警戒皋兰山方向敌人的增援，消灭可能从阿兰公路增援沈家岭的敌人，保护主攻部队侧后的安全。
在试攻开始的前一天夜里，按既定部署，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就悄悄地接近了敌沈家岭阵地；第十二师第二十八团也接近了狗娃山阵地。
张仲良在试攻前向各部队强调指出：“一定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不怕伤亡大，坚决夺取阵地，歼灭一切守敌”。
8月21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担任主攻沈家岭和狗娃山的部队，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之后，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勇出击，前仆后继，向守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城内有公路直通顶峰。各种火炮、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直接运送到阵地上。山上的工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就以1个工兵团的兵力，外加3000多名民工，修了半年多。尔后，马步芳又派了1个工兵营，还有数千名民工，再次加修了3个多月。这些永固性的防御工事，总耗资达百万元之多。
敌皋兰山主阵地营盘岭，是以钢筋水泥的明碉暗堡构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围绕着主阵地三营子这个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3道。每道高约2～3丈，峭壁外挖有2丈多宽的外壕，外壕内外两面均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每枚炸弹重30磅，炸弹与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成梅花式连环雷，踏响一个，连响一串，“马家军”称此为土飞机。整个阵地上，明碉暗堡，火力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可容纳2个营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马家军”的这种工事，既能打又能藏。
营盘岭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马继援派其精锐主力第二四八师扼守营盘岭，并有恃无恐地吹嘘说：
“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果共军能够攻破它，我就自动撤出兰州。”
人民解放军主攻营盘岭的任务落在了第六军的肩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决定由第十七师和十六师担任攻击营盘岭的作战任务。
第十七师担任主攻。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悦长召集师党委会研究决定：由第五十团负责攻击敌人的主阵地三营子；第四十九团首先攻歼汤家湾和上庄的“马家军”三营子前沿阵地，为第五十团攻占敌三营子主阵地扫清道路，尔后作为师的顶备队，并以2个营的兵力从三营子西南侧寻找突破口，佯攻配合，第五十一团以1个营的兵力，从三营子西侧佯攻配合，另2个营作为第五十团的第二梯队。
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配合第十七师发起进攻。
人民解放军的攻击部队，于全线试攻开始的前夜，利用夜暗，沉着机警地越过许家岘、汤家湾村前的蜂腰部，接近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并潜伏下来。
“马家军”的阵地上，不时地打着冷枪冷炮，为他们自已壮胆助威。
黄土高原苍苍茫茫的初秋之夜，万籁俱寂，凉爽宜人。要不是战争，这当然是一个充满神话和喜悦的夜晚。然而，战争之箭已在弦上，一触即发。狂妄至极的马继援却根本没有想到，此刻在他的军队前沿阵地的几十米处的崖坎下，已经潜伏着成千上百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攻击发起后，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的轻重武器，吐着无数的火舌，向“马家军”的阵地暴雨般倾泻起来。
一阵猛烈的炮火射击过后，潜于敌人前沿阵地前的英雄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跃身而起，冲向敌人，同敌人开始争夺三营子的第一道阵地。
在崖坎前和崖坎上面的开阔地，敌我双方反复拼搏，对每一寸土地都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和胶着化的状态，真是打得难解难分。
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站在指挥所里，手里抓着电话筒，大声地吼叫着：
“喂！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第十七师师长兼政委程悦长沉重的声音，从话筒里迅速地传了出来：
“第五十团进攻受阻。”
罗元发焦急地问：
“你说什么？是怎么回事？”
电话里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和程悦长断断续续的报告声：
“我们在……发起攻击时，我们的炮火……只……摧毁了敌人暴露在前沿的工事……未能彻底摧毁敌人的……暗堡。我军炮火延伸射击后……躲在狗洞里的敌人，又……钻了出来，拼命地用火力拦阻……使我担任爆破的分队，无法接近敌人的崖壁，无法实施……爆破。部队一开始就伤亡很大……我们正在重新组织火力，准备再次突击……”
罗元发接着又要通了第十六师的电话，话筒里很快就传来了吴宗先师长急促的声音：
“我们这里情况不好。第四十六团的部队，正面受到敌人的阻击，地形也于我不利，运动中又受到三营子和马架山敌人两面火力的射击，部队伤亡很大，该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光华牺牲了……”
罗元发听了，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声命令道：
“组织部队，集中火力，坚决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为牺牲的同志，为李光华同志报仇！”
不等对方回答，罗元发“叭”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听到李光华牺牲的噩耗，罗元发的心里一震，一种意想不到的沉痛之情，迅速地涌上了心头，几乎使他失去了理智的控制。
李光华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刘少奇同志的身边当公务员。后来，跟随刘少奇到了延安，开完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将他留在延安，送到“抗大”第二分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旅第一团(即第十六师的第四十六团)工作。两年中，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战斗中，李光华都表现得很出色。他身患胃病，仍一直坚持行军打仗。如今他却在皋兰山下光荣地牺牲了。
罗元发和李光华只见过几次面，但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脑海里，李光华的声容笑貌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
此时，攻击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十里山的战斗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十里山，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海拔2000米左右，山势陡峻，地形十分险要。马架山、古城岭和豆家山，在西兰公路的南面，十里山在西兰公路的北面。控制了这一带阵地，就可以截断西兰公路，从而关闭兰州的东大门。
马继援以他的精锐主力第一○○师，外加他的嫡系警卫部队青海保安第一团防守这一线山地。马继援曾狂妄地吹牛说：
“共军10万人马也休想攻下兰州的这东南要冲！”
马继援的话，当然是言过其实。但是，这一带山地绵延起伏，地形也确实险峻复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朱绍良部就在这里筑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当解放大军进军西北、逼近兰州的时候，马步芳又派兵精心地进行了加修，也算得上是易守难攻。在这一带“马家军”的阵地上，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和鹿砦；有蜂窝似的地雷区，每枚航空炸弹上都连结着数枚地雷，只要踏响一颗地雷，即可引爆成串的地雷作炸弹，半径30米以内的人一律会遭到杀伤，在堑壕的内外两面，遍地都埋设了这种地雷群；有星罗棋布的钢筋水泥地堡及野战工事，低下隐蔽，便于发挥火力，又能相互交叉，形成密集的火力网；还有2丈高的3道人工峭壁，并挖有宽深各2丈多的外壕3道，壕内埋设半米高的木尖桩。敌阵地的东西两侧，多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山后修有公路，直通兰州。守敌的主要兵力，就部署在马家山和古城岭上。
马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十里山一线敌之阵地，连成一个整体，既可相互策应支援，又可独立成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的任务是攻击马家山和古城岭；第六十三军攻击豆家山和十里山。郑三生、史进前指挥的第一九三师；赵文进、陈亚夫指挥的第一九四师；杜瑜华、蔡长元指挥的第一八九师；张英辉指挥的第一八七师，担任主攻任务。
部队发起攻击后，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连续受阻，伤亡很大。
“马家军”凶残顽固，拼死组织反扑。
敌我双方鏖战结果，竟打成了对峙胶着的局面。
在战斗进行中，军、师、团，乃至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所里，电话铃声响个不断，各部队纷纷报告，进攻受挫，伤亡很大，但没有一个是报告好消息的，全都是坏消息。
这仗怎么啦？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级指挥员一个劲地摇头，心里直纳闷。
中国人民解放军试攻兰州的各部队打了整整一天，投入主攻的9个团均伤亡严重，有的连队基层干部全拼光了。最让人丧气的是，居然在几十里长的战线上，连敌人一个防线的一个口子都未撕开。
这样打下去不行！
黄昏时，彭德怀当即立断，果断地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8月21日的黄昏时分，兰州前线的试攻刚刚停止，彭德怀就要通了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的电话。他站在电话机旁，语气平静地问：
“罗元发同志吗？我是彭德怀，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此刻，罗元发的心情很不好。他立正站在电话机旁，以十分内疚的心情，向彭德怀简要地报告了战斗的经过和进攻受挫的原因，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准备接受彭德怀的指责和批评。但是，在他讲完后，从电话机内传出的却是彭德怀异乎寻常的平和语调：
“这个不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嘛！不过这样一个钉子，倒是给你们那里持有什么‘秋风扫落叶’观点的同志，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就是了。”
罗元发听了这话，会心地悄悄地笑了。
彭德怀接着说：
“这次，第四军进攻狗娃山，第六十五军进攻马架山，均未得手。看来野司(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简称)发起总攻的时间是仓促了些，使你们的准备工作受到一些限制和影响。”讲到这里，彭德怀沉默了一会，继续说，“当前西北的战局，在大的方面我想你是清楚的。退守川陕边界的胡宗南，最近还给兰州守敌指挥官马继援发了一个电报，极力为马家父子打气，要他们坚守兰州。
胡宗南企图趁我主力攻击兰州，后方空虚之机，与宁夏的马鸿逵相配合，袭击宝鸡和天水。得手后，再由东向西，与坚守兰州的‘马家军’里应外合，消灭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据最近的情报看，胡宗南残部从秦岭一线，向我宝鸡、天水、西和藏书网、礼县等地的进犯，虽遭到我周士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和第七军等部的坚决抗击已告失败，但为了彻底粉碎胡、马联合夹击我军的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地尽快拿下兰州！”
说着，彭德怀稍稍加重了语气，以命令的口气说：
“我再给你3天时间，充分做好准备，争取一举攻占营盘岭！”
罗元发听后，坚决地回答说：
“请彭老总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彭德怀接着问：
“有什么困难没有？”
罗元发犹豫了一下，说：
“困难倒是没有什么，就是军里的炮火弱了些。”
彭德怀果断地说：
“这我知道。我同司令部讲一下，可以把野司炮团拨归你们指挥。”
彭德怀和罗元发讲完话，接着又要通了第四军第十六师的电话。师长吴宗先下团里去了，师政委关盛志接了电话。
彭德怀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师攻击营盘岭的情况怎么样？”
关盛志简明扼要地汇报说：
“攻击开始，主攻部队由于受到敌正面和侧面火力的袭击，伤亡较大。一营副教导员李光华、二连连长和副连长等同志都牺牲了。今天的战斗下来，仅一营就伤亡100多人。”
彭德怀听了，很久没有说话。关盛志从电话里听得出他那沉重的呼吸声。过了一阵，彭德怀又仔细地询问了一些别的情况后，问道：
“现在，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关盛志回答说：
“这次我师虽然没有完成任务，没有攻下敌人的阵地，但干部战士的情绪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彭德怀听后，“嗯”了一下，稍微提高了声音，指示说：
“好！这就好。你们要抓紧时间，认真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上下都要有攻坚的思想准备，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斗志，一定要啃下兰州这块硬骨头！”
就这样，彭德怀一直站着打了十几个电话，他要详细地、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情况，他问过了就想，想过后又去问，最后才亲自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份关于试攻受挫的电报……
试攻兰州的第一野战军各部队相继撤 51fa." >出战斗后，彭德怀亲自拟定了一纸电文，向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里的毛泽东主席报告了兰州战役全线试攻受阻的真实情况。
北京的夜空，月朗星稀。
这天夜里，北京西山连绵起伏的莽莽山峦，在如水的月光下，凛凛地泛着青光。突兀的香炉峰，衬着黝蓝的夜空，显得异常的苍黑峻拔。此刻，夜色温柔，万籁俱寂，40多里外的北平城，也已灯火阑珊。然而在香山的南麓，一座叠石环抱的庭院里，依然灯火通明。远远望去，犹如茫茫夜海中一座璀灿耀眼的光岛。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居住的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对西北战局的发展一直很关注。兰州全线试攻后，毛泽东更是兴奋不已。当时，他正为新中国的诞生日夜操劳着。如果兰州一战，彭德怀能歼灭马步芳的主力，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宁夏、青海、新疆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他期待着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再次创造军事奇迹，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西北问题，赶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前解放大西北的大块疆土。为了尽早地得到好消息，他在8月21日凌晨，就反复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时刻地注意西北战况，如有来电，就立即送来，一刻也不要延误。
毛泽东希望得到好消息。
这一天，当天幕像一顶硕大无比的屋顶，将一切天地之造化庇护其下的时候，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的毛泽东，精力依然十分充沛。此刻，他手里紧握着一根红蓝铅笔，在明亮的灯光的照射下，正对着西北战区的敌我态势图出神。他虽然远离兰州数千里，但耳边仿佛震响着从大西北传来的激烈枪炮声，还有英勇的战士们前仆后继与“马家军”反复搏斗的喊杀声……
看着看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彭大将军，这回就看你的啦！”
这时，机要秘书悄悄地推门进来，递给毛泽东一份刚收到的电报。
毛泽东心中一惊，但却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心情，急切地问：
“哪来的？”
“是彭老总发来的。”机要秘书神态严肃地回答说。
毛泽东并没有留心听机要秘书的话，将电报摊开，目光迅速地扫视着电文，很快脸色就变得阴郁起来，有些不相信地问：
“怎么回事！电文有没有译错？”
机要秘书认真地回答说：
“电文经过反复的核对，不会有误。”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一边吸烟，一边在仔细地阅读着彭德怀的电报……
他一手捏着铅笔，一手压着电报，沉思良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旁若无人地自语道：
“兰州这一场硬仗，我们早就应该料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马家军的战斗力不能小视。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一仗打不好，将会影响整个西北，乃至全国战局的发展进程……”
不知在什么时候，机要秘书已经悄悄退出去了，屋子里很静。
毛泽东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养成了在夜间工作的习惯。自从他离开西柏坡后，便永远告别了煤油灯、蜡烛。此刻，毛泽东办公室里雪亮的电灯光，从明净的玻璃窗射出，透过竹叶沙沙作响的几竿翠竹，把庭院中的莲池映照得粼光闪闪，分外静谧。
夜，已经很深了。
毛泽东独自思索了好一阵子，将纸摊开，提起毛笔，但又犹豫了一下，把笔放在砚台上，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并自语道：
“试攻受挫，需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进一步充分准备，待部队确有把握时，再次与敌较量……”
毛泽东自语了几句后，回到他的座位，把已经摊开在桌面上的纸正了正，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草拟了给彭德怀的回电：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写完电文，毛泽东又琢磨了一阵子，便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给彭德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争活动中，一贯的指导思想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即所谓反对浪战。从这份电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的光茫。他指示彭德怀在攻兰战役中要增加兵力，充分准备。
在这份电文里，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彭德怀的意思。世界上不会有不打败仗的常胜将军。打仗嘛，胜败乃兵家常事，要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把下面的仗打好就是了。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将领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极少有推卸责任、责怪下级的。有荣誉让给别人，有教训大家总结，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条优良传统。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国民党军是根本做不到的，是压根儿无法与共产党的军队相比的。这种精神，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显得格外的宝贵……
这天夜里，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后，心里一直很不安。他觉得指挥所里太闷，心中总是憋得慌，就信步走到外面来，想透透风，让心情稍微平静下来。
指挥所外，夜风阵阵，已经明显地夹带了一些凉意。浓雾一般的硝烟，随着夜风在空中弥漫，毫无目的地飘浮着。夜风中的浓烈火药味，特别的刺鼻，使人的心情也更加的烦躁。远处敌人的阵地上，被炮火点燃的荒草，仍残留着一些稀疏的、将熄未熄的火光，在有气无力地燃烧着。此时，天空中看不见一颗星斗，让人分不清是晴还是阴。
这时，彭德怀看见一些刚从阵地上撤下来的指战员，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履，他们的身上不是血就是汗，军衣好像是刚从水盆里捞出来似的，一步一步向他们新的指定位置走去。此情此景，在他的心里更平添了几分烦恼。
彭德怀抬头看看乱云翻滚的天空，心里想：
“万一天公不作美，雨一下起来，这仗就更难打了！”
在夜色中，彭德怀站了很长时间后，又回到指挥所里，走到地图前，对“马家军”的南山阵地又仔细地研究起来。他借着灰暗的马灯光亮，看了许久，许久，心里说：“几十里战线攻了一天，竟然一个缺口也没有撕开，难道敌人的阵地果真就‘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吗？”
彭德怀摇了摇头，禁不住脱口而出的说道：
“不！我看也未必如此。”
彭德怀离开地图，走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我们把突破口的位置选择错了？还是投入主攻的兵力有些不足？或者是我们的炮火准备不够充分？也许是部队仍然存在着轻敌情绪？……看来，这些都还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一条还是轻敌了，还是把‘马家军’的抵抗能力低估了……”
为了..真实地掌握指战员们的思想情绪，彭德怀连夜到第十九兵团了解情况，还深入到一些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了视察。
在试攻受挫后，参加试攻的团、师、军，乃至兵团的主要领导见了他，都十分愧疚地作了自我批评，但彭德怀竟连一句埋怨他们的话也没有，而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大家，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以利再战。
但是，试攻的受挫，却使彭德怀的心里非常不安。这一夜，彭德怀为了总结受挫的教训，思索受挫的具体原因，几乎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当彭德怀从前沿回到乔家湾第一野战军指挥所的时候，机要参谋立即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指示电。
这时，东方已经破晓，但天色依然是阴沉沉的。
在兰州东郊乔家湾第一野战军的指挥所里，彭德怀把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认真地看了几遍后，对身边的同志说：
“现在最要紧的是，士气不能低落。我们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总结，总结我们试攻受挫的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轻装上阵，准备再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彭德怀不仅有了考虑，而且已经着手去具体做了。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兰州前线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全线停止了对各自目标的猛烈攻击。
战场上的这一突然变化，却使马继援产生了一种错觉，竟认为是他“把共军的进攻打退了”，激动得眼珠子都红了。
马继援在他的指挥所里，得意忘形地吩咐部属立即向重庆发报（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部署所谓的保卫大西南问题)。电文是根据马继援口授的意思起草的，大致的内容是：兰州会战，初战告捷，激战竟日，击退共军数十次冲锋，杀伤共军万余，战果辉煌！
接着，马继援又召集了一次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宣布说：
“此次兰州会战，只能打胜，不许战败。全军将士要奋勇杀敌，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与兰州共存亡！”
马继援要参加开会的将领们告诉部队，要多抓俘虏，多抓活的。特别是要活捉彭德怀，千万不能让彭德怀跑了！在这次会议上，马继援还宣布说：活捉彭德怀者，重赏黄金1000两！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1949年国民党军在丧失了东南半壁江山之后，兵败如山倒，几乎是不战而溃，望风而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兵不血刃就接管了一些大中城市。在当时的西北战场上，有胆量敢和彭德怀碰一碰的，恐怕除了马继援，再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当然，马继援的口出狂言，自不量力，虽然说明了他的神经质，但也表明了他还不乏胆量。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刘任，见马继援“旗开得胜，打了胜仗”，为了献点殷勤，也不甘寂寞，就把当时兰州市的一些妓女搜罗起来，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劳军团”，把那打扮得花枝招展、妖里妖气的妓女带到了马继援的指挥所里。
马继援一见这群妖艳的女人，心里就麻酥酥的。他满心的欢喜，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咧着大嘴对这些大大小小美丑不一的妓女们“训”起话来：
“你们要知道，在山上守阵地的国军弟兄们，他们的身上都装满了白洋，连干粮袋里也塞着白洋。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女人，你们可别错过了这个发大财的好时机。只要你们的能耐大，叫弟兄们痛快一下，一个晚上就能发大财。强如你们在窑子里瞎折腾好几年！……”
马继援的这番话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真比他们那些在战场上搞鼓动和督战的作用强过好多倍。妓女们听了马继援的话，顿时一个个高兴得喜笑颜开，好像她们真的成了大财主。
马继援说着，就走进了妓女堆里，见那些有点“成色”的，就动手动脚，在脸上摸一下，往耸起的乳房上碰一下，弄得妓女们“咯，咯”地笑得前仰后合，直往这位“马司令”的身上靠，甚至用她们那白嫩修长的胳膊去搂抱马继援。这可把马继援搞得神魂颠倒，兴奋得连说话的腔调也变了。最后，马继援这位花花公子、风流将军大声对妓女们说：
“等打完了保卫兰州这一仗，你们可都变成大财主啦！到那时，你们可别忘了我马某人，啊！哈，哈，哈哈……”
“哪儿会呢？我们忘了谁，还能忘了你马司令……”妓女们七嘴八舌地如此回答说。有几个被马继援摸了几下的妖艳妓女，用她们那水汪汪的特殊眼色望着马继援，献媚地说：“到那时，我们再好好地侍候你马司令……倒是怕你贵人多忘事，会把我们忘了呢……”
“不会的，不会的，哈，哈哈哈……”马继援望着说这话的那几个妓女，品味着话里的意思，顿时心领神会，也笑得前仰后合。
于是，马继援决定把妓女们分成了两拨儿，他先亲自挑选了几个年轻美貌的一拨，说是要带她们到沈家岭去“慰问”；剩下的一拨，他叫刘任带着去营盘岭。
马继援在去沈家岭“慰问”的路上，有意叫了两个很有姿色的妓女坐进他的车里。一路上，他在车里一手搂一个，那两个妓女也很会来事，用她们那修长、软绵绵的小手，把马继援摸得直哼哼……
到了沈家岭，马继援给“弟兄们”和妓女们照例要训一番话。但是，他刚讲了几句话，就突然飞来了一串炮弹，把那些听“训话”的国军官佐和跑来“慰问”国军弟兄的妓女们吓得慌忙躲藏，特别是那些妓女们呼爹喊娘的尖叫声传遍了沈家岭。
这一招使马继援非常的恼火。
炮声一停，马继援气急败坏地吆喝妓女和官佐、士兵都站好，并对着山下歇斯底里的吼叫道：
“彭德怀！你欺人太甚，乘人之危，偷偷摸摸地放冷炮，逞什么英雄！娘的，狗屁！”
其实，这几发炮弹真还不知道是从那里打来的。也许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在试射，也许是他们“马家军”自己打来的。
马继援真是有点神经质。在战场上，破口大骂自己的对手有什么用？
在人民解放军对兰州全线停止攻击后，从8月22日开始，兰州城里确实是热闹了好几天。国民党的兰州守军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动停止攻击而冲昏了头脑，真的产生了兰州是一座金城，固若金汤，解放军真的攻不破的错觉和幻想。
在兰州城内，从马继援开始，都在忙于庆贺胜利，寻花问柳，尽情享乐，仿佛从此即可高枕无忧，彭德怀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什么进攻的能力了。
在兰州城外，彭德怀等野司领导却深入到部队，认真地总结教训，加紧调整部署，准备再次对兰州发起攻坚作战。
这时兰州的城里城外，一方是以胜利者自居，被对方的停止攻击而搞得昏头转向，得意忘形，沉醉于寻欢作乐之中；一方则是在认真地总结教训，更详细地侦察敌情，紧张地进行再战的准备……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人民解放军的试攻虽然受挫，但也使自己借机摸清了“马家军”的兵力部署和火力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攻坚战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在彭德怀的精心运筹下，第一野战军各攻城部队，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和更充分的准备之后，一场更大的、更激烈的攻城战斗即将打响，“马家军”的末日正在悄悄地降临……
决定再战兰州
彭德怀在乔家湾的野司指挥所里，在与电话员葛振清谈过话后，又认真地把毛泽东发来的电报读了一遍，对受挫的教训又作了反复的思考，然后他又走出了指挥所……
彭德怀不仅自己苦苦思考了试攻失利的原因，又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野战军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总结了失利的教训，尔后他又深入到前沿部队，和兵团以其各军、师、团的指挥员，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一起思考、总结这次试攻失利的经验教训。
这是彭德怀一贯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8月23日一早，彭德怀就驱车来到了猪嘴岭的第十九兵团指挥所。
此时，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因为试攻的仗没有打好，心情仍很沉重。
杨得志一见彭德怀的面，就检讨说：
“彭总，第十九兵团的部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敌人的几个阵地，打了一天，硬是没能拿下一个。我们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急于要再打一下，非出这口气不行。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现在，果然吃了轻敌的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并一再教育部队，克服轻敌思想，但是最近对部队的这种教育放松了，轻敌思想就有所抬头。这一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的身上。”
彭德怀听完后，说：
“部队试攻受阻，其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告诉部队要沉住气，总结好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向敌人再次发动进攻时，争取打个漂亮仗。”
彭德怀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杨得志和李志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我们这些人一定要懂得，战争是一门科学，必须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战争，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战争，用科学的方法去指挥战争。”说着，彭德怀在一条木凳上坐了下来，同时招呼大家都坐下，并用一种平静的语调，缓缓地说：
“我军的左翼由王震同志率领的第一兵团，前进的速度很快，已于22日攻占临夏，现在暂时停止前进，以部分兵力进占永清，控制黄河，斩断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准备随时堵截敌人。”
接着，彭德怀给大家分析了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战场形势可能引起的几种变化，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他说：
“第一种情况是，使兰州守敌增加了对其西宁老巢的顾虑，因而分兵防守，但重点仍在兰州。这样，有利于我军攻取兰州，歼灭‘青马’的主力。打下兰州后，我们再抽部分兵力，协助第一兵团攻取西宁。”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有意给大家留下一点思考的时间，接着说，“第二种情况是，敌人放弃西宁而全力固守兰州，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以其骑兵第六军和西宁警卫部队约1个师，扼守西宁，这种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兵团暂时不宜孤军深入去占领西宁。假如我军同时攻击兰州、西宁，而又全都受阻，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我军远出疲劳之际，击我侧背。现在天气渐冷，冬衣送不到，必会使我军遇到很大困难。”
彭德怀讲到这里喝了口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第三种情况，如果‘青马’放弃兰州而退守西宁时，我第二兵团即应跟踪追击，第一兵团就要不失时机地去堵击敌人，在享堂东西百里地区把‘青马’的主力消灭，然后再攻取西宁。第四种情况是，如果我军攻兰州未果，而‘宁马’主力又增援到兰州，敌人的兵力加强，我再打兰州困难时，我军则可暂时不急于攻取兰州和西宁，而以1～2个月的时间，着重做好新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工作基础，争取时间休整主力部队，解决粮食困难，运集充足的弹药，并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积极创造条件，然后再打兰州。”
说到这里，彭德怀忽地站起来，双手插在腰间，目光从门口射出去，投向远处山头上的敌人阵地，望了好久，认真地说：
“当然，这后一种情况我们要尽量避免。因此，决定调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方军5个团，加强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四军要在固原、海原地区，全力阻击‘宁马’，使其不能来援兰州守敌。”
杨得志和李志民等同志听了彭德怀的这些分析，对他考虑问题的全面周到，深谋远虑，科学客观，和对困难所作的充分估计，肃然起敬。同时，也深受启发和教育，仿佛是听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收到了很大的教益。
杨得志站在彭德怀身边，当即表示决心说：
“彭总请放心，第六十四军全军上下斗志高昂，在固原和海原又缴获了敌人40多万发子弹，并有两个月的储粮，弹药充足，工事也有所加强，曾恩玉和王昭他们很有信心完成阻击‘宁马’的任务，再加上有地方军5个团的支援，那就更有把握了。至于攻打兰州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摸清了敌人的阵地情况和兵力部署，只要有一两天时间的准备，就完全有把握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
彭德怀听了杨得志的话，最后语重心长地指示说：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马步芳的部队还有那么一股子牛劲呢！困兽犹斗，你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毛主席不是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吗？要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堆马肉，而是一堆马骨头呢！”
离开第十九兵团指挥所，彭德怀又径直来到了第六十三军的前沿阵地，对部队总攻前的准备情况进行了检查。
在这里，彭德怀召集了第六十三军担任主攻部队的师以上干部开了会。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还有其他几位军、师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这是一次很短的战地军事会议。
彭德怀听了部队准备情况的汇报后，着重总结了试攻受挫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下一步的战斗任务，向大家作了一次军事交底。
彭德怀蹲在一张摊开的军事地图前，眼睛盯着地图上的红蓝两色箭头，严肃地对大家说：
“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的全局。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豆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你们一定要把它打开。”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但一字一顿，一句一停，在场的人都深深地感到了其中的份量。特别是彭德怀在说到豆家山这个地名时，用右手食指，在地图上标有豆家山的地方，连点了三下，每一下都似乎点得很重，很有力量。
尔后，彭德怀把目光从地图上移到郑维山和王宗槐的脸上，声音缓缓地说：
“你们六十三军的担子很重，一定要把敌人豆家山阵地拿下来！你们这里不是有个红三团吗？在哪个部队？”
郑维山回答说：
“是第一八九师的五六六团。这个团很能打山地战。”
彭德怀把手一挥，用商量而又肯定的口气说：
“好嘛。就叫这个团上，怎么样？”
千声锣鼓，一锤定音。主攻豆家山的任务，当即就交给了第五六六团。团长潘永堤心里明白：这一回，可是彭老总点的将啊！一定要打好，绝不能辜负彭老总对红军团的期望。
彭德怀不顾疲劳，接着又视察了几处前沿阵地……
8月24日，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阴雨天。如果这雨下个没完，将会给攻击兰州的作战造成极大的困难。彭德怀在乔家湾指挥所里，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23日指示电的精神，结合西北战场的具体情况，他认为毛泽东在电报里提出的准备时间太长。因此，他一面调整部署，一面又给北京发报，着重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陈述了要尽快再行发起攻击的一些理由：
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王兵团决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并周、黄两部(周嘉彬第一二○军、黄祖埙第九十一军)，共有13万人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也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不难持久，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如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里的毛泽东，看到彭德怀发来的这份电报后，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毛泽东看着电报，一面不断地吸烟，一面用红铅笔重重地在电文上划着。他派身边工作人员，叫来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对他们说：
“彭德怀是不是有些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他准备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把彭德怀的电报仔细地看了一遍，眯起眼睛，右手的中指在他的右大腿上轻轻地敲着，缓缓地说：
“我同意主席说的，德怀同志准备投入的兵力是有些不足。兰州现有国民党守军5个军，而我军也用5个军去打，兵力太接近嘛！”
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看了坐在他身旁的朱德一眼，说：
“我们是不是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看过彭德怀的电报后，一直未表态。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又把彭德怀的电报要过去，仔细地看了看，憨厚、诚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想了许久，才一字一板地说：
“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有把握的仗，他是不会打的。依我看，我们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一阵，也开口道：
“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德怀同志既然有七八成的把握，25日发起总攻也未尝不可。”
毛泽东听了周、朱讲的意见后，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屋子里一片寂静，周恩来、朱德等人知道毛泽东是陷入了深沉的思考，都轻轻的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他最后的结论。
毛泽东踱了一会步，扔掉手指间的烟头，看了大家一眼，郑重地说：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经过一番讨论，彭德怀8月25日总攻兰州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被通过了。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民主堪称表率！
在当时，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蒋介石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凡是由他定下来的，就都是“圣旨”，你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丝毫变通或更改的余地。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的战争中，国民党军许多战役的失败，蒋介石有直接的责任。
这是历史，是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好像国民党的一员赫赫有名的大将白崇禧说过，蒋介石什么都想管，可是什么也管不好。他只配指挥一个连。也就是说，蒋介石只配当个连长。
白崇禧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也反映了蒋介石的一点实际。
在兰州东郊乔家湾的第一野战军指挥所里，彭德怀很快就收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兰州战役的决策与指示，并对实施兰州战役的一些具体细节，在野战军领导层中，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古城兰州的一场真正的恶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第09章 战前阵地动员
1949年8月24日的清晨。
彭德怀几乎又是一个不眠夜。天亮之后，他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就信步走出了乔家湾指挥所。
这天，黄土高原又下起了雨。浓云密布，薄雾笼罩山峦，细雨挂满云空，黄土山岭上一片泥泞。在细雨中，彭德怀伫立了很久，也想了许多。
彭德怀望着雨雾蒙蒙的云空，心潮翻滚，思绪万千。他心里想，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一定会批准他的“总攻方案”，因为毛主席是了解他的。虽然北京方面现在还没有消息，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一定会来的……
为了打好这一仗，在总攻发起之前，他一定要走遍前沿所有的主攻出发阵地，要看遍所有参加主攻的部队。他望着那被阴雨打扮得湿漉漉的山川和那些泥泞不堪的道路，几丝担忧和烦恼，又涌上了心头。因为，这雨要是没完没了的下个不停，势必会给翌日发动的总攻造成极大的困难……他忽然想起，在皋兰山下担任主攻敌营盘岭三营子主阵地的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团的前沿阵地，他还应该再去看看，对那里的情况，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些。因为，我军能否迅速地攻占营盘岭，对战役的全局影响极大。
于是，他收住自己奔腾的思绪，转身回到指挥所，要工作人员给他接通第十七师指挥所的电话。
第十七师的师长兼政委程悦长不在指挥所，到第四十九团去了，是副师长袁学凯接的电话。
彭德怀对袁学凯说：
“你立即打电话告诉罗元发(军长)和张贤约(军政委)，让你们第六军的负责同志，还有你们第十七师的主要干部，一起到五十团的阵地去，看看那里总攻的准备情况。”
袁学凯从自己的经验里知道，彭总会立即去五十团阵地的，便双手紧紧地抓住话筒，十分认真地说：
“报告彭总，五十团那里距敌营盘岭主阵地只有1000多米，敌人火力封锁得很厉害，你可千万不能去呀！”
没等袁学凯把话说完，彭德怀就挂断了电话。
彭德怀离开指挥所后，在警卫人员和几位参谋的陪同下，扬鞭策马朝第五十团的阵地急驰而去。
半路上，彭德怀就遇见了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和参谋长陈海涵，还有第十七师的程悦长、袁学凯等人。彭德怀没听他们的劝阻，大家快马加鞭，一起向第五十团的阵地赶去。
大约上午10时许，彭德怀一行趁敌人火力封锁的间隙，机警地穿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安全地来到了设在窑洞里的第五十团指挥所。
刘光汉团长和杨怀年副团长，早就在指挥所外迎候彭德怀司令员。大家都为彭司令员的安全捏了一把汗。
彭德怀刚进到窑洞里，第十七师副参谋长高锐等人也闻风赶来了。
彭德怀司令员用目光把大家扫视了一下，摸了把脸上的雨和汗，笑了笑，似嗔非嗔地说：
“谁让你们都来的？真是，惊动了这么多人。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路。我来这里看地形也不是头一回了。”
说着，他收住脸上少有的笑容，先在桌子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又招呼大家都坐下，接着刚才的话茬说：
“你们来了也好，那就和刘光汉同志一起，再研究一下当面的敌情和我们的一些具体打法吧！”
彭德怀首先详细地询问了攻取敌营盘岭的三营子主阵地的准备情况，同时还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情绪和休息、吃饭以及伤病员医治与后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进一步了解了部队存在的困难，当即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和措施。然后，彭德怀平静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要知道，这次蒋介石和马步芳父子的胃口可大呢，他们不但妄图歼灭我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兰州城下，而且还要活捉我彭德怀呢！”
说到这里，彭德怀淡然一笑，但很快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平静地说：
“这次战役打得结果怎么样，就看你们大家了。我希望你们要从前几天的试攻中吸取一些教训。要看到营盘岭的三营子主阵地，是马继援防守兰州的南大门，你们如果能够迅速地攻占敌人的这一主阵地，就等于打开了敌人的南大门，这就好比将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必然会置敌人于死地。”
他说着又用严肃的目光看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军、师领导，用右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继续说：
“营盘岭工事坚固，守敌又是马匪的主力，匪徒们反动、残忍、顽固，所以说千万不能有轻敌思想，要像打日本鬼子那样对待马家军。告诉大家，毛主席在期待着我们的胜利，兰州10多万各族人民也在盼望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哪！”
彭德怀说完就站起身来，大步流星地走出窑洞，不顾大家的再三劝阻，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坚持来到第五十团的前沿阵地，反复观察着地形。
彭德怀望着皋兰山，又一次很认真地给大家介绍了敌阵地的工事构筑与火力配备等情况。根据敌情和地形，详细地审查了第十七师的攻击方案，甚至对这里的每一门炮，每一挺轻重机枪的位置，突破口的选择，部队运动的道路，冲锋出发的地点等等，都一一作了具体指示。
他指着皋兰山的敌人阵地，对大家说：
“你们仔细地观察一下，营盘岭这个灰蒙蒙的，仿佛一道天然屏障，护卫着兰州，山谷是漆黑的，幽深的。
时有炮弹的爆炸声从远方传来。
断断续续的零星枪声，不绝于耳。
马继援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按了一下装在他转椅扶手上的呼唤装置。
很快，他的副官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马继援坐在椅子上，看都没看一眼，冷冷地命令道：
“把各师师长叫来，立即叫到这里来！”
时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第一○○师师长谭成祥，第一九○师师长马振武，第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第二八七师师长马璋，第三五七师师长杨修戎等人先后鱼贯而来。
第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是马继援亲自打电话请来的。
马继援见人都到齐了，生硬地笑了笑，让大家都坐下。他把自己的坐椅往后推了推，离开桌子稍远一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翘起二郎腿，摆出一付骄横刚愎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挨个儿把大家瞅了一遍，说：
“各位弟兄，我深夜把诸位从阵地上召来，是有几句紧要的话要说。”
谭成祥、马振武、韩有禄是马继援第八十二军的，也都是他的心腹爱将。马继援放个屁，这些人都会像屎壳螂一样兴奋起来。他们都认真地望着马继援的脸，自以为打了个大胜仗，一个个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地坐在那里，准备接受主子的嘉奖和赏赐。
马璋和杨修戎是马步銮的部下，在他们的身上，除了往日养成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外，此刻还多少流露出一种对马继援爱将的嫉妒和忌恨。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马步銮的两旁，面孔冷冰冰的，活像正月里老百姓家里贴的护门神。
马继援干咳了几声，清了清嗓门，说：
“这几天的仗，诸位打得很漂亮！我守南山一线阵地的第一○○师，第一九○师，第二四八师和青海保安第一团，打得英勇顽强，激战竟日，寸土不失，大获全胜。共军彭德怀部死伤惨重，不战自退，全线溃乱。我对南山诸阵地上国军的全体将士，深表慰问，并通令嘉奖，每个士兵发白洋3元，每个军官发白洋5元，以示犒赏！”
谭成祥、马振武、韩有禄几个喜形于色，互相交头接耳，弹冠相庆，而马步銮的脸上，却阴云遍布，冷若冰霜。
马璋和杨修戎气得脸色发青，鼻孔里只是往外喷凉气，一副酸溜溜的神态。
马继援锥子似的目光，很快从马步銮、马璋和杨修戎的脸上扫了一遍，声调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大声说：
“大战当前，必须严明军纪，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奖惩分明，士气高昂，方可大败彭德怀于兰州城下。从明日起，凡在阵地上的官兵，每冲锋一次者奖白洋3块，杀敌有功者奖白洋5块，贪生怕死者，临战退缩者，格杀勿论，就地处决，决不姑息！在这里，今晚我再次向诸位申明战场纪律，不论官兵，一视同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马继援说着说着就站起身来，走到椅子背后，双手扶住椅子的靠背，满脸杀气，咬牙切齿地说：
“此次兰州会战，只准胜，不准败！我全军将士要奋勇杀敌，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誓与兰州共存亡！要告诉部队，战场上要多捉俘虏，能活捉彭德怀者，我重奖黄金100两！”
讲到这里，马继援又回到桌子前，手掌发疯似的拍着桌子，吼叫道：
“兰州会战，国军必胜！共军必败！诸位都要用心作战，待打完这一仗后，我们再论功行赏！”
谭成祥等人一齐站起身来，扯开嗓门回答说：
“我等誓死效忠党国！誓死为马长官效劳！”
8月23日清晨，马继援突然收到一份马鸿逵催要征兵经费的电报。
马继援心里明白，这是马鸿逵在紧急关头耍的花招，就铁青着脸骂道：
“这个不识相的老东西！共军兵临兰州城下，他还在讨价还价。”
马继援转眼一想，觉得这钱好像还得给一点。要是不给，马鸿逵是决不会出兵的。想到这里，马继援长叹一声，决定先拨给马鸿逵一部分。于是，他拨通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收支处副处长孟企三的电话……
孟企三在电话里听马继援说，马鸿逵硬要在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再征1 5万名壮丁，要他多给马鸿逵征集费3000白洋。孟企三心里觉得蹊跷，以前国民党是从不在这三县征集壮丁的，马鸿逵为什么要在这里征集呢？孟企三这么一想，决定先应承下来，打算拖一段时间，看看时局的发展再说。然而，不等孟企三把经费拨下去，西(吉)、海(原)、固(原)已为解放军所解放，这三县人民从根本上避免了这场灾难。
很快，马继援就派人把马鸿逵从银川发来的那份电报，送给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同时，打电话告诉刘任，说国军在南山打了大胜仗，要大力宣传，并组织一次犒赏劳军活动。
刘任收到马继援转来的那份马鸿逵的电报后，看了几眼，就立即亲手交给了孟企三，并交代说：
“此乃大事，千万不可延误！”
孟企三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马鸿逵逼着要钱的，并以此为理由，借口不肯发兵支援兰州会战。
电报说：
我部已在吴忠堡集结，因无鞋袜，不能行动，请拨鞋袜费白洋10万元。
孟企三看完电报后，淡淡地对刘任说：
“这是军队的被服问题，表面上看是要钱，实际上与财务处无关。”
刘任听了神情沮丧地说：
“孟处长，能不能想想办法，通融一下，多少给拨一点。马长官(马步芳)令马骥今日飞往银川催他出兵，现在马骥还等着带上经费去作见面礼呢！”
孟企三听了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摇了摇头，表示实在无能为力。
刘任伸手将电报要回，没有说话，但神色十分难看，气咻咻地走了。
孟企三从屋子里出来后，看见马骥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正准备驱车要到机场去。
刘任回到指挥所，当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兰州白塔山指挥所的名义，打电话给南山守敌，说：
“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不失，兰州有望；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不保，兰州危矣。要坚决扼守，守住了，全体官兵每人晋升两级，放假3天，自由活动。”
紧接着，刘任又搜罗了一批白洋和妓女，组织了一个“劳军团”，上了“马家军”扼守的南山阵地……
8月24日，马步芳对马鸿逵和胡宗南迟迟按兵不动极为不满，就给广州的国民党逃亡政府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电报称：
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共军之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同国府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
这一天，马步芳密令西宁机场的两架飞机，从即日起加足油料，随时待飞。他为自己和儿子安排好了逃往重庆的一切准备。同时，又从西宁给马继援发了一份绝密电报：
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切切！
这一天下午，刘任又将孟企三找来，神情苦闷地说：
“你看，由伏龙坪向前线增援的是1个骑兵团，这样再守3天也没问题，眼下就是士气太低，需要鼓励一下。有10万白洋或1000两黄金就行了。”
盂企三摊开双手，面有难色地回答说：
“财务处只有160多两黄金，放在中央银行。现在银行已经名存实亡，头头脑脑都溜之大吉了，你说怎么办？”
刘任听了生气地说：
“谁叫他们跑的？”
孟企三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中央银行的总管张光亚说，是你准他们先走的。”
刘任听了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同时要出武威县长和永登县长，命令他们立即派人去寻找张光亚，并将其押解回兰州。
8月25日拂晓前，也就是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守敌发起总攻的前1个多小时，张光亚怀着一副提心吊胆的心情连夜回到了兰州。
他一回到兰州，就先到庙滩子找到.孟企三，用打探的口气说：
“刘任副长官叫我回来干啥？”
孟企三看了一下窗外，神秘地小声对他说：
“他叫你，叫我，还不是为了要钱！昨天我对刘副长官说，财务处在你处只有黄金160多两，他叫你，可能是对证一下吧！”
张光亚问：
“关于那5万两黄金作战预备经费的问题，刘副长官是怎么说的？”
孟企三心神不定地说：
“我没有跟他提过那件事。作战预备基金是中央绝密拨出来的，至今外界还不可能知道有这笔经费。”
两人统一了口径后，张光亚心里就有了底，这才放下心来去见刘任。
刘任见了张光亚后，已感到要钱无望，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再没说话。
盂企三和张光亚二人，将国民党中央银行拨给西北战场的一笔巨额作战预备基金，就这样私自给隐藏下来了。
时隔30多年后，孟企三在谈到他当年干这件冒着杀头危险的事情时，才将他的动机写在了纸上。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此时我脑子里便盘算着如何消弱马家军的战斗力量，以便缩短战斗时间避免双方牺牲，好为自己赎罪。
刘任见要不到钱，便撇下张光亚不去理睬，慌忙跑到九间楼第八十二军的作战指挥所，向马继援报告了情况。
恰在这时，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发起了总攻。犹如沉雷滚动在云际的隆隆炮声，?震得山摇地动。冲天而起的炮火，在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豆家山、古城岭、十里山一线翻滚着，燃烧着，映红了天空，照亮了兰州古城。
滚滚奔流的黄河，被炮火映得血红血红的，仿佛变成了一条流血的河。
马继援听了刘任的报告后，拍案而起，愤怒地吼道：
“没有钱！没有钱还打什么仗？让我在这里作无代价的牺牲，老子不干了！他娘的，真是岂有此理！干脆马上撤退，退守青海算了。”
刘任用手帕擦着脑门上的汗，怯生生地劝道：
“总指挥，这么大的兵团，刚刚交战，又是白天，撤退牺牲太大，支持到黄昏以后再说吧！”
马步芳父子在西北苦心经营几十年，马继援自以为凭着这份势力雄厚的家底可以大展宏图，扭转乾坤，独霸西北，逐鹿中原，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但到了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调兵调不来，要钱要不到，身在兰州的文官武将也同床异梦，心怀叵测，真正能死心踏地为他们马家父子卖命效力的心腹干将廖廖无几……
马继援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在心里说：
“唉！眼下的兰州，不过是一个大蒜头，看起来还像个样儿，其实早就散瓣儿了，奶奶的！”
此时，解放军总攻的隆隆炮声已经把兰州的晨空映红。马继援这才感到，自己已经陷入灭顶之灾的火海之中了……
第10章 总攻兰州
激战营盘岭
古城兰州，披着蒙蒙的秋雨，又进入了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黑夜。
不过，在夜幕降临之后，人们所盼望的旭日东升、霞光满天的黎明，就会越来越近了。
兰州及其周围，24日下了一整天的秋雨。这样的天气，虽然便于人民解放军进行总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人们还是希望这种阴雨天气不要再持续下去，以免影响总攻的发起。到了夜晚，果然是雨停云散，天空异常的清彻透明。真是天公作美，给了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一个好天气。大家开玩笑地说：“马步芳作恶多端，激起了天怒人怨，老天爷也来帮助我们消灭这帮‘马家军’了。”
25日拂晓，清风扑面，兰州城外一片寂静。
忽然，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黎明前的黑暗腾空而起，兰州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最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先是一阵万炮齐鸣。
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政府军队发起冲击在兰州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同一时间，数百门大炮吐出凶猛的火舌，顿时大地震颤，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炮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过后，在长达几十里的地段上，人民解放军数万名步兵，随着雄浑激越的冲锋号声，对兰州古城，对为患西北几十年的“马家军”发起了极为猛烈和英勇的攻击……
这天，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很早就进入了他的前线指挥所。
罗军长在指挥所里，举目四望，周围一片漆黑，繁星点点，在夜空里闪烁。习习晨风吹来，使人周身都感到凉爽。
此时的皋兰山下，平静得有些出奇，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见了。经过我军24日一夜的袭扰，敌人已经疲惫不堪，眼下可能正缩着身子，做着黄梁美梦呢！他们何曾想到，在静静的营盘岭下，千万个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复仇的火焰已在熊熊燃烧，霎时间这火焰就将把罪恶深重的“马家军”烧成灰烬。
罗军长的两眼紧紧地盯着时针，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
“怎么搞的，今天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是不是我的表停了？”罗军长心里不住的这样嘀咕着。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兰州的战斗开始了。
罗军长一看自己的手表，正好6时30分。他高兴得大声命令说：
“开炮！”
刹那间，一条条火舌，带着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对“马家军”的深仇大恨。飞向敌阵，整个营盘岭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
经过30多分钟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的炮兵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一时变成了哑巴。从望远镜里，罗军长清楚地看到，敌人阵地上，一片混乱，血肉横飞。
发起冲击后，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在四十六团的紧密配合下，第五十团的英雄健儿们如猛虎下山，直扑下庄，迅速与在那里坚持阵地的三营会合，向敌前沿阵地冲击。这时候，敌人才急忙爬起来抵抗。我们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敌猛烈开火，枪声、炮声、手榴弹、炸药包的爆炸声响成一片，营盘岭上的一场血战开始了。
激战中，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拚刺刀，刺刀折了就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上级几次命令后撤休息，但他们仍一直在坚持战斗。战士们说：“不把红旗插上营盘岭决不下战场！”战斗英雄陈金奎，把两颗手榴弹捆在一起，连续投掷了30多对，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自己负了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当部队冲到营盘岭主阵地的时候，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一时未被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拚命抵抗，我军的几次攻击均未成功。这时，已经运动到前沿的4个连队一时上不去，又下不来，被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看到这种情况，罗元发军长十分着急，在电话中大声命令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刘光汉：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迅速组织爆破！”
罗军长打完电话，正要动身到第十七师去察看情况时，忽听得“轰”一声巨响把指挥所也震得土屑直落。他急忙走出指挥所举起望远镜一看，只见敌人正面的第一道防线被炸开了一道斜坡，战士们正从这道缺口攀援而上，向山头上冲去，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山道崖坎上迎风飘扬。
红旗，是胜利的象征！
红旗，是指示炮火延伸的标志！
看到这种情况后，罗军长立即命令各师的炮兵猛烈地向敌纵深延伸射击。
是谁完成了这次爆破任务，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呢？
罗军长正在脑海里仔细地搜索着这个英雄的形象，忽然电话里传来了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激动而又沉痛的报告声：
“罗军长，我们五十团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同志舍身炸峭壁，为解放兰州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罗元发放下电话，便直奔第十七师指挥所。
原来，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七连，在总攻发起后曹德荣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负责运送炸药，身上曾两处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当他看到连续3次上前爆破的同志都牺牲了，但峭壁却未能炸开，进攻部队被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眼看就要遭到重大的伤亡，心里十分着急。
在这紧急关头，曹德荣奋不顾身，抱起3个炸药包，大喊一声：“跟我来！”就首先冲了上去，身后的2个战士也应声跟了上去。在快接近峭壁时，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1个战士牺牲了。见此情景，曹德荣同志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一团怒火，他以神来之力，扔出2颗手榴弹，趁着浓烟升起的一刹那间，抱起沉重的炸药包，忍着浑身的剧痛，左翻右滚，终于和另一个战士靠近了敌人的峭壁。峭壁被敌人削得如同墙壁，没有支架，无法发挥炸药的威力。曹德荣同志给身后的战士交待了一声，便双手托起炸药包按在崖壁上，回过头来向那位战士大声命令道：“快拉火！”那个战士听了有些犹豫，曹德荣又果断地大声喊道：“我命令你拉火……”
那位战士含着热泪拉了导火索，随后迅速翻身滚下了山坡。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峭壁被炸开了，在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史上，又一位董存瑞式的英雄——曹德荣，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战士们高呼着曹德荣的名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了敌人的阵地，迅速地占领了“马家军”的第一道防线……
残敌纷纷后退到第二道防线以内，并组织反扑，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战士们心中燃烧着为曹德荣报仇的怒火，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六次疯狂反扑，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这时，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从西边攻了上来，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也从东面向三营子之敌发起进攻，我军已夺取的阵地迅速得到了巩固。
经过短暂的准备，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的英雄们又迅猛地发起了攻击，占领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这时，狡猾的敌人趁第五十一团立足未稳就猛扑过来。要是第五十一团的阵地被敌夺去，我第五十团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程悦长师长当即立断，命令第五十一团：
“反冲击！坚决把阵地巩固住。”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争夺，第十七师终于把阵地夺回来了，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这时，已是8月25日12时左右，左翼的第四军将沈家岭的敌狗娃山阵地攻下来了；右翼的第六十五军经过反复争夺，打垮了敌人的十几次反扑，正胜利地向前发展，解除了第六军东、西两面的顾虑。下面的战斗，就轮到夺取敌营盘岭制高点主阵地上的那个最坚固的集群工事了。
但是，在前两次担负进攻的部队伤亡较大，建制也有些混乱，需要立即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罗元发决定，进行一个小时的准备后再发起攻击。
为了减少伤亡，罗元发军长要求师、团两级指挥员，一定要严密组织火力，搞好步炮协同；向敌人梅花形钢筋水泥工事进攻时，采用纵深梯次进攻的方法逐个占领。占领一个，巩固一个，稳步前进。
8月25日13时，第六军开始了夺取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的战斗。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和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第五十团仍从正面攻击。战斗打响后，第四十九团也从纵深调上来了，并迅速投入了战斗，打得十分英勇。
激战到14时，第五十团攻克了敌人的集群工事。罗元发命令第四十八团也加入了战斗。于是，第六军的各部队都向敌发起了进攻，不一会儿，三面胜利的红旗就先后在敌阵地上飘扬起来了。
罗军长从望远镜里看见，营盘岭敌主阵地上的红旗竖起了，又落下，再竖起，再落下……。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了7次。罗军长心里想：“这每起落一次，该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啊！”到了第8次，就有十多面红旗在敌营盘岭主阵地上立了起来。罗军长见此情景，高兴得说了句“好啊！”就走出了指挥所……
红旗在营盘岭上漫卷西风，告诉人们营盘岭已被人民解放军全部占领。
但是，“马家军”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组织了一个营的兵力，由敌第二四八师师长亲自督战，从二营子方向反扑上来。
对于敌人的反扑，我军在阵地上已“恭候”多时的战士早有准备，当敌人一露头，在炮火的配合下，轻重机枪一阵怒吼，第五十团的勇士们齐声高呼着“为曹指导员报仇，冲啊”的口号，犹如猛虎扑羊，一阵气吞山河的搏斗，就将敌人赶下了二营子。当晚，第六军就全部占领了二营子和头营子。
“马家军”全线溃退了。第六军各部队乘胜追击。直抵兰州古城下……
砸开“兰州锁头”
在营盘岭激战的同时，沈家岭上也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地动山摇。
在一阵猛烈的炮轰之后，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一师的英雄部队也向“马家军”的沈家岭阵地，发起了攻击。
这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战斗。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6公里处，西接狗娃山，东邻皋兰山，是“马家军”防守兰州的三大主防阵地之一。沈家岭和皋兰山、马架山，这三座大山以半弧形组成了兰州以南的天然屏障。因此，马继援就把这三座大山，称为他防守兰州的“三把锁”。人民解放军要是拿下了沈家岭，即可直插兰州西关，卡住黄河铁桥，截断敌人的唯一退路。
沈家岭山顶长约400米，像个倒置的葫芦，葫芦底朝外，嘴向里，汽车可以沿着环山公路直通山顶。敌人在岭上修筑了大量牢固的土木结构的碉堡群，挖掘了3道战壕，以交通壕和环山公路相互连接。每道战壕前，都以人工削成一两丈到三丈高的峭壁。峭壁之下是一丈多宽的外壕，壕沿上都附有鹿砦、铁丝网、地雷等防御设施，整个沈家岭到处是深沟断崖，遍布明碉暗堡，敌人居高临下，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确实是易守难攻。
所以，沈家岭就被马继援称之为固若金汤的“兰州锁头”。
马继援把他的“王牌”、训练有素、颇有战斗力的第一九○师放在沈家岭上，摆在第一线的是其第五六九团。战斗打响后，马继援先后又向沈家岭增援了第一○○师骑兵团、第一二九师1个团，连同狗娃山上的守军，共约9000余人。
解放军要攻取兰州，当然就要将这把“锁”砸碎。
8月21日在对兰州的全线试攻前，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就接受了攻击沈家岭突击团的光荣任务。当时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一团为突击团，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三团在两翼策应，任务是：攻歼沈家岭守敌，拿下沈家岭，保障第二梯队直插兰州西关，控制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配合兄弟部队消灭市区守敌，解放兰州古城。
当时，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和政治委员张平山，连夜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了团的作战部署是：二营为团的突击队，从沈家岭正面突破，攻占主峰；一营在二营左翼，从敌人的侧翼助攻；三营为团的二梯队，在一、二营突破敌人的一、二道战壕后，主攻敌人的纵深阵地，把红旗插上沈家岭。
8月21日黄昏，彭德怀果断地下令全线停止攻击后，第三十一团在以后几天的日子里，认真地总结了试攻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详细地看了地形，重新部署了各营、连的战斗任务和战术动作，规定了炮兵各阶段的射击任务。英雄的第三十一团，如同箭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就射向敌人的“兰州锁头”沈家岭……
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军长张达志，是在8月21日晚才从西安经过长途跋涉赶回来，并立即走进了军指挥所的。
军指挥所里，烟雾腾腾。
这时，军政委张仲良正在主持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一天试攻受挫的原因和教训。
张达志一进门，看见都是一些老熟人，心里一阵激动。
张仲良和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第十师师长刘懋功，政委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还有好几张面孔都十分熟悉，只是猛然间记不起名字了。
张达志一来，空气沉闷的指挥所里，立马有了生气。人们呼啦一下将他围了起来，大手伸了一圈儿，问寒问暖，问这问那。
大家说了一阵亲切的话后，张仲良大声说：
“坐下，大家都请坐下。我们继续开会。达志同志刚到，路上也累了，咱先拣重要的情况说一下，让他早点儿去歇着。亲热话儿先留着，等打完仗闲下来再慢慢细说。好吗？”
等大家都重新坐好后，高锦纯向张达志介绍了兰州敌我双方的基本态..t>势，第四军的战斗任务以及全线试攻受挫的情况。
张仲良接着又补充地谈了一些有关敌人南山阵地上的兵力部署及工事设施等情况，望着张达志，笑了笑对大家说：
“达志是咱们新来的军长，我看就用不着介绍了，反正大家都是老相识了。现在，就请军长给大家讲话吧！”
张达志虽然一直在军队工作，但他的性格却很像个文人，沉着，温和，遇事不慌，也许由于他是学生出身，至今身上仍有一种温文尔雅的书生气。因而，他总是给人一种言行举止文雅、态度从容不迫的感觉。
他站起来，望着大家，声音缓缓地说：
“还是在太原前线时，我就接到来四军工作的命令。来咱四军工作，对我来说就像回娘家，当时那心里，真是急着想立即动身。可是，太原战役后，组织上又让我在榆林工作了些日子，回头来追赶部队，还是比大家晚来了两天，仗你们都打过一次啦！”
听了张达志的最后一句话后，高锦纯的脸色渐渐变得阴沉起来，声音有点沙哑地插话说：
“敌人把沈家岭看成是他们坚守兰州的一把‘锁’，野司把这把‘锁’交给我们第四军来砸。第十一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去砸，结果仗打了整整一天，敌人的这把‘锁’还是没能砸开，部队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
说到试攻失利的问题上，张仲良就忍不住接过高锦纯的话茬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同志们刚才的发言中可以听得出，主要是部队有严重的轻敌思想，自上而下不少人这样说，‘扶眉战役一下子吃掉胡宗南4万多，马步芳这几个兵算什么！’还有人说，‘敌人在平凉、天水、六盘山那样险要的地方，也不加防守，狼狈逃窜，现在他们守兰州还不是装个样子，保险一冲就垮’……”由于这些思想作怪，以致战斗准备很不充分，因而受到了惩罚。这个教训，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分析了一阵试攻受挫的原因后，张达志就传达了彭总和路过西安时贺龙司令员对兰州战役的指示精神，说：
“彭总就不用说了，贺老总对兰州战役也十分关心，他希望我们能够打好这一仗，早日解放大西北。贺老总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情绪和麻痹思想都是错误的。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拼死挣扎。
特别像马步芳父子这样骄横跋扈、称霸一方的土皇帝，历史上曾对红军和人民欠下无数笔血债，目前仍然怀着不可一世的野心，必然要与人民顽抗到底。马步芳为了和我军在兰州决战，用了他赖以起家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九○师据守沈家岭，让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兰州黄河北岸指挥，还给坚守阵地的士兵每人发给3元白洋，以收买其心。敌人用心良苦，不谓不毒。对敌人这种反动性和顽固性，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切实做好一切战前准备工作，彻底克服一切轻敌思想，坚决打好兰州这一仗，为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
第四军的这次干部会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拂晓，军指挥所通往第十师的电话急促响了起来。张达志急忙走到电话机旁。
话筒里传来了第十师师长刘懋功的报告：
“张军长，狗娃山守敌以3个营的兵力，昨夜摸黑上山，偷袭了我第二十八团三营的阵地。”
张达志当即命令道：
“你们立即组织反冲锋，无论如何要把敌人反击下去，一定要尽快恢复自己的阵地！你们师的炮兵应该集中火力，狠狠地轰击偷袭的敌人。我现在就告诉郭炳坤师长，让他们第十一师也用炮火支援你们夺回阵地的战斗。”
不大一会儿，从狗娃山方向就传来了隆隆的炮击声，还夹杂着密集而激烈的枪声。
很快张达志就弄清了敌人偷袭的情况。原来，第十师曾命令第二十八团侦察排从东沟伸出去，同时命令在东沟派出1个连队担任警戒。但是，第二十八团由于连夜进行土工作业，赶修工事的人员疲劳，又很麻痹，以为敌人不敢来偷袭，结果侦察排未能派出，担任警戒的疏忽，在一处哨位把1个班临时改换成1个组(3人为一组)。敌人就是从这里趁夜黑摸上来，使三营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虽然将敌人赶出了阵地，但这一事实，从反面教育了部队，对指战员们触动很大，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马家军”轻视不得，夺取兰州的总攻作战，必将是一场空前残酷的大搏斗，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轻敌麻痹情绪和粗心大意的心理。
就在前线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指示，为总攻兰州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各项准备工作的时候，阴雨却下个不停。
张达志因来到部队不久，各方面的情况尚未完全掌握和熟悉，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一天，张达志正在开会听取汇报。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张达志刚拿起话筒，便听出是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的声音。他心里想，这个“黑羊羔”，还是那股火辣辣的劲儿，本想打完仗再去看他，没想到他倒先打来了电话。原来，他们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就在同一支红军队伍里工作、战斗，早就是老相识了。当时，王学礼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
在经过一番相互问好之后。张达志军长把话题一转，问道：
“黑羊羔，我问你，部队现在的情绪怎么样？”
王学礼也立即严肃地回答说：
“战士们都争着当尖刀，吵得我简直不知道给谁好啦！张军长，你说咋办？这可把我难住了……”
张达志听了王学礼的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心里想，我们的部队，就是有这样一股英雄劲儿。扶眉战役后，进行长途追击，一口气跑了1400多里，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已经十分疲劳了。到了兰州城下，顾不得喘口气，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在大雨泥泞中修筑工事，整天吃的囫囵豆子、生玉米和山药蛋，就这也吃不饱，只能充个饥。可是，他们好像是一些钢打铁铸的英雄汉，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疲劳，什么叫艰难困苦。一听说要打仗，就人人争着要主攻，个个抢着当尖兵。这样的战士，怎能不叫人感到可敬可爱呢？
想到这里，张达志在电话里很有感慨地对王学礼说：
“你们是主攻团，你可要特别珍惜部队的这股劲头啊！”
王学礼坚定地回答说：
“张军长，你放心，明天总攻一打响，你就等着看吧，看我们的战士是怎样把敌人的沈家岭阵地拿下来，是怎样把敌人防守兰州的这把‘锁’砸开的，这些就算我们‘勇猛顽强’的第三十一团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王学礼的话，给了张达志很大的信心。他心里想：“在这样的英雄面前，还有什么搬不倒的困难……”
8月25日拂晓，风息雨霁，群山未醒。东方的天际，渐渐地现出一片淡淡的乳白色。
天快要亮了。
在担任主攻敌沈家岭阵地的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的指挥所里，王学礼团长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很好的休息了。
为了不影响总攻的时间，王学礼掏出怀表不住地看着。
战前的沉寂是最难熬的。
王学礼走出指挥所，沿着交通壕，走进了师指挥所，师首长们也是一夜未眠。
他笑眯眯地对高维嵩政委说：
“高政委，再给两包好烟吧！打沈家岭，可能要‘升天’了。”
高维嵩政委拍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
“打下沈家岭，就立了大功，见马克思也是光荣的。不过，这不会的，马克思嫌你太年轻，还要留着你建设社会主义呢！”
谈笑间，高政委叫警卫员从挎包里把仅有的两包山西产的五台牌香烟全拿了出来，送给了王学礼。
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香烟后，王学礼高兴地给政委敬了个军礼，像个孩子似的蹦蹦跳跳的走了……
雨后的旷野，显得格外的静谧。
王学礼站在掩蔽部里，呼吸着湿润清新的空气，几天来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反复思考着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和处置办法，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5时，天还没有大亮。
这时，沈家岭的右侧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担任助攻任务的兄弟团提前接触了敌人。由于天黑观察不清，炮兵无法实施射击。因此，担任正面主攻的第三十一团却不能发起攻击。
王学礼听到枪声，习惯地挽起了袖子，急得两眼直冒火。他举起望远镜，焦急地等待着。待命的指战员们心急火燎，早已盼望进攻的命令了。这天，王学礼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同志们多吃上几个山药蛋好打冲锋。但这也很难办到。担任主攻突击队的五连，在昨晚煮山药蛋没送够，今早刚把饭送来，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进堑壕，炊事员不幸牺牲，饭也炸飞了。五连的勇士们就饿着肚子，扎紧裤带，咬紧牙关，进入了冲锋出发阵地。
6时30分，3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人民解放军总攻兰州的战役开始了。
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空，部署在兰州东南西几十里长的战线上的解放军数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向“马家军”阵地开始发射。顿时，“马家军”阵地上硝烟滚滚，火光冲天，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沈家岭的敌人阵地上，到处升起了蘑菇云似的硝烟。敌人前沿的碉堡飞上了天，几丈高的崖壁也被炸得崩溃倒塌了。
在漫天的硝烟中，随着强劲有力的冲锋号声，各主攻部队的突击队，像猛虎一般跃出了战壕，向敌阵地展开了冲击……
王学礼和他的部队，在我军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后，随即跃出战壕，在红旗的引导下，向敌沈家岭守军发起了冲击。
第三十一团冲在最前面的是二营尖刀排。年仅18岁的排长曹天和，像猛虎一般敏捷地越过一丈多宽的外壕，飞快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战壕。接着，一营的一、二连突击排也接连捅开了几个缺口。战斗进展得很快，不到半小时，敌人前沿的几十座碉堡就被摧毁，大部分火力点成了哑巴，第一道战壕已完全被我控制，突击队的红旗插上了敌人的阵地。
突击营的勇士们乘胜出击，指战员们抱着“我们要勇猛冲锋，不夺取沈家岭死不休”的坚强信念，把成束的手榴弹投向敌人，又迅速突进了敌人的第二道战壕，占领了敌人的纵深工事。从沈家峰左侧助攻的一营也随之突破敌之前沿，迅速地扩张和巩固了突破口。
阴险诡诈的“马家 519b." >军”见我军左翼攻击很猛，立即留下两个连压制我右侧后的助攻部队，集中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我左翼猛烈反扑。勇士们依托敌人的工事，用步枪、冲锋枪组成火力网，向敌反击。由于我立足未稳，弹药不足，重火器没能及时跟进，此时我军的火力就明显地减弱了。于是，敌人就乘机集中兵力，攻击我已经插上红旗的阵地，我突击营被迫后撤了20多米，但仍继续和敌人拚杀，反复争夺着每一寸阵地。
沈家岭上，枪声大作，浓烟遮暗了天空。
王学礼在团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着战斗进展的情况，命令炮兵向敌人实施拦阻射击。这时，他发现一、二营的人数不多了。但作为团预备队的第三营已适时到达了指定位置。于是，他便立即命令三营投入战斗。一阵猛烈的射击投弹，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在我军阵地前留下几十具尸体后，抱头鼠窜。
不久，“马家军”的第3次反扑开始了。敌人分几路以扇面密集队形，一窝蜂似的冲了上来。跟随突击营的段忠宪副团长见情况危急，准备靠前指挥。他不顾警卫员的拦阻，跃出战壕，没跑出几步，遭到敌机枪的射击，就身负重伤。当把他背回团指挥所时，由于大量出血，面色苍白。见王学礼铁青着脸站在他的身边，便忍着剧烈的疼痛，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
“团长……三营上去了，但……情况很——很不好，要是敌人打下来，可，可不得了……我们要守——守住阵地，一定要……要夺下沈家岭。”
王学礼噙着眼泪，望着负伤的战友，心中积满了复仇的怒火。他弯下腰去，轻轻地握住段忠宪的手，安慰说：
“我上去指挥，一定能攻占沈家岭。你就安心养伤吧。”
王学礼说完，让医护人员立刻将段副团长送到后方医院去抢救，接着便要通了前沿的电话，大声鼓励说：
“两军相遇勇者胜，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说完，王学礼放下电话，就向前沿跑去。
这时，我军的4挺重机枪到达前沿阵地，当敌人反扑到离我军阵地只有20多米时，重机枪突然开火，像割麦子一样，把敌人射倒一大片。乘敌人动摇混乱的有利时机，王学礼大喊一声：
“冲啊！狠狠地打！”
在王学礼的指挥和带动下，战士们勇猛反击，用手榴弹、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在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不仅夺回了失去的阵地，还突进敌阵地100多米，捉了几个俘虏，使部队的斗志倍增，士气更加旺盛。
此时，第三十三团在左侧助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第三十一团的勇士们在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三团的密切配合下，迅速打退敌人的第一次反扑，占领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后，狼狈地退守到沈家岭北侧的小高地，人民解放军突击队的红旗在炮火硝烟中，开始在沈家岭的主峰上迎风飘扬。第三十一团的勇士们乘胜追击，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一往无前，迅速逼近了沈家岭敌人的核心工事……
敌人为了保住沈家岭这把“锁”，从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整营整团地向我反扑。这些敌人不分队形，也无法计算次数，只见漫山遍野的敌人背着枪，光着膀子，提着明晃晃的马刀，凶神恶煞般横冲直闯。在他们背后，敌人的军官挥舞长刀，大呼大叫。甚至还有些头缠白布，留着大胡子，打扮得像阿訇模样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也在后面督战。
敌人的嚣张气焰，更激起解放军战士的满腔怒火。阵地上真是刀光血影，杀声震天，不分干部战士，大家都奋不顾身地与敌展开搏斗。王学礼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战斗，疯狂的敌人虽然几次冲近他的指挥所，都被他带领机关的人员赶了回去。
敌我双方在这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阵地上，经过拉锯似的反复争夺，虽然“马家军”扔下了许多尸体，但第三十一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全团已剩下不足300人了。干部绝大部分伤亡，弹药也所剩无几，有的战士打得只剩下了两颗手榴弹。各营都在不断地打电话催要弹药。王学礼在电话里只好无可奈何，而又坚决地告诉他们：
“现在弹药还没有运上来，敌人冲来了，就用刺刀拚，决不能后退一步！”
指战员们听了团长的话，也都响亮地回答说：
“请团长放心。敌人冲来了，我们用刺刀拚，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也要把阵地坚守下来。”
王学礼明白，在子弹呼啸和炮弹的爆炸之下，面对疯狂的“马家军”寒光闪闪的马刀，站起来，冲上去，将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明白，最初的几秒钟是决定性的，战士们要么在责任感和他们团长的意志驱使下，鼓起勇气站起来面对死亡，面对伤残，面对流血；要么就继续留在战壕里放枪，甩手榴弹，当然，这同样也是一种战斗。
我们的战士，显然都是一些敢于面对死亡和流血而奋勇战斗的英雄。
第三十一团的勇士们，在沈家岭上利用战斗间隙，从敌人碉堡里和敌人的死尸身上搜集食品、弹药来补充自己，有的还竟然找到一些敌人的慰劳品，西瓜、白兰瓜之类。大家用刺刀切开瓜，美滋滋地享受了一顿，边吃边风趣地说：
“‘马家军’为我们想得真周到，还没进兰州，就送白兰瓜慰劳我们了。”
为了巩固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反冲击，王学礼和干部们在阵地上抓紧时间进行了战斗动员。他对同志们说：
“同志们，在这种时刻，我们绝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分心。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勇敢顽强，节约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王学礼还给指战员们提出了一个“人在阵地在，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他把团机关的人员组织起来，让机关能参战的人员投入战斗，并重新组织了火力，打乱编制，临时组成战斗小组，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真正做到“攻必克，守必固”。
就在这时，军、师首长多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王学礼每次都是十分坚定地回答说：
“请首长放心，只要还有我一个人，沈家岭就会在我们手中。”
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王学礼不叫苦，不喊难，不请求支援，他以钢铁般的毅力和决心，为第四军的预备队投入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给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了减轻第三十一团的压力，张达志军长命令第十师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向沈家岭左翼的狗娃山展开猛攻。
硝烟滚滚，火光闪闪，弹片横飞。沈家岭上，空气也在剧烈地震颤着。由于机枪和大炮筒散发出来的热气，由于手榴弹和炮弹爆炸后形成的热浪，也由于成千上百个人的满腔愤怒，空气变得异常灼热，仿佛6月的戈壁，闷热得令人窒息。
王学礼指挥部队，向沈家岭上敌主阵地发起了连续攻击，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突击第四连，年仅19岁的司号员孙明忠，在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举起连长的驳壳枪，向全连仅剩下的十多位同志高喊：
“同志们，给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冲啊！”
他一手举枪射击，一手抓着铜号猛吹，带头向敌阵冲去，和战友们一起将敌人打得鬼哭狼嚎，落荒逃命。他们的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又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数次冲进被摧毁的敌碉堡内，背回7箱手榴弹和3箱82迫击炮弹。在孙明忠的指挥下，第四连的阵地始终在他们十多个人的坚守之下……
机二连三排的同志们，扛着重机枪向敌人的核心阵地钻，突然迎面扑来50多个敌人。他们来不及选择阵地，就地架起重机枪就扫，一连打退了敌人3次反扑。最后，敌人集中了300多人向他们冲来了。这时，他们只剩下一挺重机枪还能打响，排长张生禄亲自握着枪把打。张生禄负伤了，六班长白生文接着打。不一会儿白生文又负了伤，六班副金鼎山又接着打，打了一阵金鼎山又牺牲了，指导员赵占国又扑了过去……
就这样，他们前仆后继，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反扑，始终坚守着阵地，直到增援部队赶了上来。
在攻击第二道堑壕时，敌人的1挺重机枪封锁了我军的前进道路，压得从正面突击的部队抬不起头。因为敌人的火力点在暗处，我们的炮火很难将其摧毁。突击队的同志们正在为此发愁，忽然从侧面跑出一个人来，一声不吭，端着雪亮的刺刀，一眨眼功夫就冲到了那个暗堡跟前，用他全身的气力，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敌人的枪眼狠狠地刺进去。敌人的重机枪哑了，突击队员们就从正面顺利地插入了敌阵。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位英雄是从哪里来，他叫什么名字。人们在第二天打扫战场时，才从他被烧焦的尸体上，找出烧剩下的半片“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胸章背面仅留着：“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几个字。
激战到中午12时，敌人把工兵部队也调上来了。
在第四军的指挥所里，张达志他们分析了当面的敌情后，认为敌人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把预备队投入战斗正是时机。军首长的指示，很快传达到四军的各师……于是，第十一师高维嵩政委给三十一团打来电话，王学礼的耳朵因为被炮声震得有点聋，听不清楚高政委讲的话，团政委张平山接电话后，大声告诉他：
“高政委说，咱们三十一团打得好，要再坚持一下，在扶眉战役中荣立战功的第十师第三十团就增援上来了。”
王学礼一听，高兴得说了声“好！”话音刚落，就看见第三十团的先头部队跑步上来了。他把手上缴获的马刀往地上一插，见到三十团的武志升团长，高兴得大声喊道：
“老武哥！你们上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还有100多人，你指挥吧，保证完成任务！”
“不！还是你来指挥，你熟悉情况。”武志升团长推让说。
王学礼连忙摆摆手。明确地说：
“还是要听你的指挥。”
“那我们就一起指挥吧！”武志升看了一下山上的情况。也果断地说。
于是，王学礼让警卫员解下水壶，摇了摇，神秘地说：
“老武哥，我还有点酒，咱俩喝几口再去打冲锋！”
说着他把水壶往武志升团长手里一塞。又掏出半包揉烂的山西五台牌香烟。递给“武哥”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神态轻松地猛吸了几口。武志升看着他那深陷的眼窝，消瘦的脸颊，满脸的战尘，汗水浸透的军衣，知道他还是老毛病，打起仗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就怀着深切的同情，劝他下去休息一会儿。
王学礼一听，就急了，连连说：
“老武哥，怎么你一上来就要撵我下去，那可不成！”
说着，王学礼就拉着武志升去看地形，并介绍了当面的敌情……
第十师第三十团进入沈家岭左侧阵地后，极大地鼓舞了第三十一团勇士们的士气和斗志。第三十团刚进入阵地，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又一次向沈家岭我军已控制的阵地发起了猖狂的反扑，当即遭到了迎头痛击，丢下数百具尸体和伤兵，连滚带爬地溃退了下去。
这时，因为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阵地，人民解放军就向“马家军”阵地开始实施猛烈的轰击。炮弹在密集的敌群中开花，敌人一个个应声倒地，伤亡惨重，狼狈逃窜。在第三十团的密切配合下，王学礼的第三十一团又打退了敌人的6次反扑，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大灭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战斗到下午5时许，敌人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反扑，只能拼凑一些残兵败将进行垂死挣扎了。
经过一天紧张的战斗，当太阳钻出云层，晚霞涂红天际的时候，王学礼望着沈家岭上迎风飘扬的猎猎红旗，脸上流露出胜利者特有的喜悦之色。
对“马家军”最后攻击的时刻到了。
面临灭亡的敌人，纠集了一些残余兵力，孤注一掷，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反扑。
在疯狂的敌人像潮水般的涌来时，人民解放军阵地上的大炮、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暴雨般的炮弹、子弹射向了敌群。敌人也从白塔山方向朝沈家岭一线打炮，敌我双方的枪炮声混成一片巨响，地动山摇，震耳欲聋。
王学礼面对这种场景，兴奋得拍着武志升团长的肩膀说：
“老武哥，我们先大量杀伤敌人，然后来个反冲锋，把敌人赶下山去，你说怎么样？”
“好，就这么办，叫兔崽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武志升赞同道。
王学礼征得武志升的同意后，从腰间掏出他那把加拿大手枪，几个箭步奔上北侧山梁，用沙哑的嗓子大声地喊道：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跟我冲啊！”
战士们听到王学礼团长的号召，一跃而起，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高喊着“冲呀”“杀呀”的口号声，勇敢地冲向溃退的敌人。“马家军”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顿时被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顺着沈家岭北坡连滚带爬地败下阵去，扔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和枪支弹药……
就在这即将胜利的时刻，敌人的一颗罪恶的炮弹突然落在了王学礼的身边，爆炸后一块巴掌大的弹片穿透了他的左腰部，把背后的指北针皮盒都炸烂了。
警卫员见此情景，疯了似的扑向王学礼失声痛哭……
王学礼睁开半闭的眼睛，吃力地说：
“快……快叫政委来！”
第十一师高维嵩政委闻讯飞快地赶来，把王学礼紧紧地抱在怀里，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这时，王学礼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心脏还在微微地跳动。他的眼睛半睁着，好像太疲劳了，脸上却露出自豪而安祥的神情，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当团政委张平山赶来时，王学礼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沈家岭的土地。
第三十一团的干部战士，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悲痛万分，高呼着“为王团长报仇”的口号，举起手中的武器。向敌倾泄着暴雨般的复仇子弹，恶贯满盈的“马家军”终于全线崩溃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乘胜追击，飞兵直下华林坪，兰州古城已近在咫尺了……
豆家山激战
人民解放军攻击敌马架山各阵地的战斗，是8月25日与营盘岭、沈家岭激烈战斗的同时展开的。此时，夺取敌豆家山阵地的战斗也打到了白热化程度。
豆家山是敌马架山防御体系的前沿核心阵地，位于兰州东南10公里处，是一座海拔2089米的条形山梁。它东北与十里山相连，西与古城岭、马家山相接，西兰公路由东折西穿山而过，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奉命担任了主攻豆家山敌主阵地的战斗任务。
豆家山上“马家军”的阵地以地堡为核心，并根据豆家山地形的特点，构成互相连接的15个工事群(编有1～15序号)，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形成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豆家山上的守军为马步芳的精锐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师第二团和青海保安第十团(即马步芳的警卫团)。
彭德怀为了攻取豆家山，决定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担任主攻任务。兵力部署是：第一八九师加第十九兵团炮兵团、第六十三军炮兵团和工兵营，攻击豆家山；第一八七师以积极的手段佯攻十里山，以钳制敌人兵力，并保证第一八九师侧翼安全，第一八八师为第二梯队。
总攻发起前，第六十三军郑维山军长就多次来到第一八九师的前沿阵地，和师长杜瑜华、政委蔡长元等人一起，对豆家山的地形反复进行了观察，并对突破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明确。
在前沿阵地，郑维山一边观察敌豆家山阵地，一边对杜瑜华和蔡长元说：
“这次主攻豆家山的任务，是彭老总让我交给你们师的，还亲自点名让潘永堤的第五六六团为主攻团。你们可不能辜负彭老总对你们的希望啊！”
听了军长的话，杜瑜华和蔡长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约而同地说：
“请军长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彭老总的期望，坚决拿下豆家山！”
郑维山将望远镜提在手里，望着杜瑜华和蔡长元，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郑维山一边观察地形和敌人的阵地，一边对身边的杜瑜华和蔡长元说：
“好家伙！真不简单。如此坚固的设防的确少见，马继援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不是没点道理。你们可一定不能轻敌啊！”
看完地形后，郑维山对杜瑜华说：
“你们看到了吧，豆家山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布防严密，是敌人在兰州东南防线的要冲。它紧挨西兰公路，锁住了兰州的东大门。如果我们拿下豆家山。就可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内，使敌人腹背受击，全线崩溃。你们一定要拿下豆家山，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不能麻痹轻敌。你们已经知道，据守豆家山的敌人，是马步芳的王牌。这些家伙受宗教迷信的毒害，是一伙善打近战的亡命之徒。特别是马继援的那个第一○○师，在我们红军长征路过青海、甘肃时，曾与我西路军作过战。猖狂得很啊！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把它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郑维山说完这一段话，问杜瑜华和蔡长元：
“你们把突破口选在哪里？”
杜瑜华回答说：
“军长，我们师里几个干部交换过意见，大家建议把突破口选在敌豆家山主阵地的第一号阵地。这里是守敌两个团的接合部，其间有隙可乘。”
郑维山用望远镜再一次观察了一下敌人的阵地，果断地说：
“这个主意好！这里既是敌人的弱点，又是敌人的要害，攻上去，既可以动摇敌人的防御全局，又能带动我全线突破。你们要选好突击连，就在这里突然插上去！军炮兵团和工兵营，还有兵团的炮兵团，都会给你们以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郑维山走后，杜瑜华和蔡长元再次召开师党委会，认真、细致地研究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决心以两个梯队实施连续突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豆家山，完成彭老总和兵团、军领导赋予的光荣任务。
在师党委会上，杜瑜华传达了彭德怀、杨得志和郑维山的指示，特别强调彭德怀亲自决定第一八九师担任豆家山的主攻任务，并点名要第五六六团担任主攻敌豆家山阵地的任务。
消息传开，第一八九师特别是第五六六团的指战员们，受到了极大鼓舞。全师上下全力以赴，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总攻前的准备工作。
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对地形进行了反复的勘察，不仅准确地选择了突破口，还具体地研究了击退敌人反冲击的战术动作。
第五六六团担任尖刀任务的第三连，群情激动，干部战士反复侦察进攻道路上的地形地物，突击排还在营长的指导下进行了沙盘作业。
总攻发起后，第三连作为突击队，冲在最前面。
第三连是个红军连队，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荣获了“立功太原”的红旗，是一个能打硬仗的英雄连队。五六六团团长潘永堤把它比喻为“一把锋利的尖刀”。在总攻发起前，潘永堤对三连指战员说：
“你们要像猛虎一样，为全师杀开一条血路，把‘立功太原’的红旗，牢牢地插上豆家山主阵地，为人民再立新功！”
接着，三连指导员魏应吉就把“立功太原”的大红旗，授给了旗手周万顺。郑重地对周万顺说：
“这红旗是胜利的红旗，前进的红旗，引导部队冲锋的红旗。红旗染满了红三连烈士们的鲜血，你把它举到哪里，部队就冲到哪里。红旗又是炮弹的眼睛，你插到哪里，它的前方就是我军炮兵火力集中射击的目标。”
周万顺接过红旗，坚定地说：
“请首长们放心，我懂得这个道理。打仗就像啃骨头，哪块骨头硬，就要专找哪块骨头啃。红旗交给了我，我人在红旗在……”
周万顺是突击队的旗手。他是位参军十年的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一直是旗手，也屡立战功。
战斗打响，周万顺扛着“立功太原”的大红旗，冒着敌人的炮火，带着突击队冲在了最前头。
周万顺这位年轻的老战士，很懂得一个旗手的使命，尤其是在部队发起冲锋的时候，红旗便是胜利的象征。
现在，周万顺又扛着红旗冲在了最前头。
三连指导员魏应吉，右手平端着一支驳壳枪，猫着腰，接连越过几个端着刺刀正在冲锋的战士，追上周万顺，边冲边叮嘱道：
“别忘了你是旗手！红旗到哪儿，战士们就冲到哪儿！你要把红旗举在前头，鼓舞士气，指引炮火，威慑敌人。”
周万顺一边挥动着红旗往上冲，一边对指导员魏应吉说：
“指导员，我懂！”
猎猎红旗迎风飘扬，在你死我活拚杀的战场上，显得格外的醒目，不停地向豆家山“马家军”的阵地飞驰而去。
突然，在一道断壁的拐角处，敌人的一个暗火力点，喷射出串串火舌，阻挡着突击队的前进。
钻在地堡里的“马家军”军官看到这种情况，对部下怒吼道：
“弟兄们，专打旗子，打倒旗子，再瞄准共军当官的打！”
部队在继续向前冲锋。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英雄战士们，在敌人密集炮火的射击下，一排排地倒了下去，鲜血和残肢被炸得满目皆是。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周万顺的右臂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那魁梧的身体稍稍摇晃了一下，红旗也稍稍摇晃了一下。接着，周万顺的大腿也被“马家军”罪恶的子弹击中了，鲜血顺着裤角汩汩地流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周万顺依然以惊人的意志，咬紧牙关，紧抱着红旗，继续朝前冲去。
红旗指处，吸引着舍命冲锋的突击队员，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炮兵指示着轰击的目标。因此，各类工事里的“马家军”便以十分仇恨的心情，集中火力，一齐向红旗射击着。
魏应吉一把推倒周万顺，低声说：
“小心！要灵活。”
周万顺顺势滚进一个弹坑里，将红旗暂时隐蔽起来。
地堡里的敌人从射孔中不见了红旗，以为把旗手干掉了，高兴得吼叫起来。
敌人的火力更凶猛了，子弹打在黄土山坡上，冒起了一层层尘雾。
第三连连长张大勇抓起两个手雷，对副连长王勇禄说：
“我去干掉这个暗堡！你指挥突击队。”
不等王勇禄说话，张大勇一个箭步跃上去，刚冲出十几米，就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
见此情景，王勇禄二话没说，又抓起两个手雷，跃身冲了上去。眼前是一片开阔地，无法隐蔽前进。他一会儿跃身突进，一会儿翻滚向前，一步步逼近了敌人的暗堡。
敌人发现了王勇禄，用机枪拼命地向他扫射。
王勇禄此时已多处负伤，四肢也不听使唤了。他挣扎着继续向前爬去。
离敌人暗堡只有十多米远了。王勇禄副连长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爬起来，一下子冲到了暗堡前，接连把两颗手雷塞了进去。
随着“轰隆！”“轰隆！”两声巨响，敌人的暗堡被掀上了天。然而，王勇禄同志却英勇地倒了下去，浑身的鲜血涌流了出来，染红了一大片黄土地。
魏应吉见王副连长也倒了下去，大吼一声：
“同志们！上。”
周万顺第一个站起来，双手把红旗朝空中一擎，连挥了三下，迎着被炸飞的敌人暗堡猛冲了上去。
战士们看见红旗，跟在排长苏权民身后，追着红旗向敌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豆家山的守敌，一见光彩照人的红旗，心惊胆颤，丧魂失魄，集中了一切枪炮向红旗射击。周万顺和他的红旗，成了战场上敌我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更成为“马家军”重兵射击的目标。
此时，周万顺身上已多处中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中了敌人多少子弹，他成了一个血人，浑身上下变成了和红旗一样的颜色！
突然，敌人的又一颗炮弹飞了过来，在周万顺的身边爆炸了。飞起的弹片把红旗的旗杆削断了，周万顺吼叫着捡起连着红布的那半截，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得把红旗牢牢地插在阵地上，这样，既便自己倒下去，红旗仍会迎风飘扬……
敌人的又一串子弹击中了他，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深深地将红旗插入混着鲜血和弹片的泥土里……
就这样，旗手周万顺半跪在地上，上半截身子和旗杆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红旗仍在猎猎飞扬，宛若他不死的魂灵。
周万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身体被敌人罪恶的子弹打成了马蜂窝，几乎没了人样，但他怀抱中的红旗无论敌人怎么扫射，就是不倒！
红旗伴随着周万顺走完了他并不算长的一生。这个悲壮的场面，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师长杜瑜华站在高地上，从望远镜里看见旗手周万顺和红旗始终在一起，感动得眼睛发湿，对身边的参谋说：
“扛大旗的真是个钢铁汉子！人都牺牲了，身体还抱着旗杆不松开，真是一位大英雄！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等兰州解放了，一定要给他记功。”
这时，第一连和第二连，紧跟着突击队的第三连也冲上了敌人的一号阵地。他们齐勇若一，团结战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反扑，巩固阵地后，又向敌人的二号阵地发动了进攻。
在右翼担任突破任务的是第五六五团第七连。勇士们爬上长达300米的50度陡坡，登上2米多高的一道峭壁，连续跨过深、宽各6米多的两道外壕，攻克了许多明碉暗堡，击退敌人的轮番反扑，完全攻占了敌人的三号阵地。
豆家山的敌一号和三号主阵地被突破后，就打乱了“马家军”的防御部署，使兰州守敌失去了东南防御的主要屏障，直接威胁着兰州东南的安全。此时，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慌了手脚，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
敌人组织了大刀敢死队，督战队，执法队，还歃血盟誓，戴护身符。那些当官的和随军阿訇，还蛊惑人心地宣传说，攻上去就赏银元，赐美女，战死了就能“升天”，叫嚣着说要誓与豆家山共存亡。
为了打退敌人的连续反冲击，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和政委蔡长元，当即迅速调整战斗部署，除以第五六七团第一营担任侧翼警戒外，决定用8个营连续梯次投入战斗的打法，与反扑的敌人进行拚搏。
潘永堤的第五六六团，李轩的第五六五团，伤亡都比较大，但指战员们却坚定地表示：
“人在阵地在，一定要戳穿敌人‘刀枪不入’，‘化佛升天’的迷信谎言，一定要打掉敌人大刀队的威风！”
8月25日15时许，“马家军”又集中了1个团的兵力，向我军发起了第7次集团反冲击。这伙匪徒歃了血，喝了符，穿着血衣，赤臂上阵，高举大刀，狂叫乱喊，一窝蜂似的涌了上来。
潘永堤两眼冒火，盯着蜂拥上来的敌人，高举攥紧的铁拳，狠狠地砸在战壕边的黄土上，怒吼道：
“兔崽子们，来吧！叫你们先尝尝我军炮弹的滋味！再送你们这伙匪徒统统升天吧！”
他要通电话，请示炮火拦阻射击。
霎时，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长着眼睛，呼啸着，轰轰隆隆地漫山遍野开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四处乱窜。但是，敌人的督战队和执法队，用机关枪和马刀，硬逼着混乱不堪的士兵往上冲。
敌人已经很近了。火炮已无法拦阻射击。漫山遍野，只见大刀挥舞，一片耀眼的寒光。敌人的狰狞面目，看得一清二楚。
潘永堤命令道：
“近点，近点，再近点！”
当敌人冲到距我军阵地只有50米的地方时，潘永堤大声命令道：
“打！狠狠地打！坚决地消灭敌人！”
随着潘团长的一声令下，几十挺轻重机枪，数百枝冲锋枪，近千枝步枪，一齐怒吼起来。成群的手榴弹，呼啸着落入敌群。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把山山岭岭震撼得颤颤巍巍……
激战持续到18时许，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全部攻占了敌豆家山阵地，歼敌3000余人，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也攻占了马架山，歼敌2600余人。
至此，兰州南山的一线阵地。全部被解放军攻占。
夺取黄河铁桥
8月25日的夜幕降落了。兰州四周零星的枪声，仍在断断续续的响着。
入夜，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朱明接到了彭德怀的命令：立即配合第四军肃清狗娃山残敌，然后迅速向兰州城西七里河方向攻击前进，夺取黄河铁桥，断敌退路。
兰州的黄河铁桥，是清朝末期由英国专家帮助设计，用钢铁建造在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气势宏伟的大桥。它位于兰州古城的西北角，南接兰州的城西，北连白塔山公园，将黄河南北两岸的兰州市区联为一体。这时，汹涌澎湃的黄河正值汛期，犹如万马奔腾，浊浪排空，惊涛裂岸，滚滚地穿桥而过，一泻东去。
彭德怀一直关注着这座大桥。因为它是“马家军”的惟一退路，占领了它，就等于使兰州城内的守军变成了瓮中之鳖。
这个时候的仗已经好打多了。25日整整一个白天的巨大冲击，双方把兰州外围的几个主要阵地变成了一座座血坟！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搏杀，各阵地大部分落入解放军手中，兰州古城城破在即。
激战竟日的硝烟，弥漫在兰州上空，如浓云压城一般，经久不散，令人窒息。
马继援经过一天的较量，深知不是彭德怀的对手。为了留得青山在，决定乘着夜幕，除在前沿留少数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外，命令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及东岗镇之守军，全线撤退。这样，就使兰州城内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大混乱。
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将扫清狗娃山残敌，夺取黄河铁桥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第七师。
第七师师长张开基，政委梁仁芥，根据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以2个团为第一梯队，配合第四军扫清狗娃山残敌，尔后迅速向七里河、兰州城攻击前进，坚决夺取黄河铁桥；另以1个团为师的第二梯队，向兰州城南五泉山方向实施攻击。
夜，黑得有点出奇。
第七师第十九团于22时许，奉命向狗娃山搜索前进。
夜风阵阵，空气中弥漫着凝重的火药味，呛得人直想打喷嚏。此时，作为团突击队的第四连，正在连长贾秋忠的带领下，在夜幕中像一把尖刀，直插狗娃山。
第四连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地前进着。
在离狗娃山只有200多米时，忽然迎面闪过来两条黑影。
贾秋忠仔细观察了一下，断定是敌人，当即派两名身强力壮的机灵战士，很迅速地把那两个家伙活捉了过来。
原来，这是两个“马家军”的逃兵。从他们的口中，贾秋忠获悉，狗娃山的敌人已经开始 9003." >逃跑。
贾连长一面派人向营里报告，一面带领他的突击队迅速向狗娃山攻击前进。
果然，狗娃山上的敌人，正向兰州城里夺路而逃，十分狼狈，十分混乱。
战士们一看见这种情况，都急切地向连长建议说：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乘敌人混乱之机，突然打进城里去，像钢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同敌人打巷战，拚刺刀，甩手榴弹，把城里的敌人打得乱乱的。”
贾秋忠听了战士们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挥着他手里的驳壳枪，果断地对战士们说：
“好！就这么干。敌情就是命令，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战场，我们决不能丧失战机。同志们，跟我追！”
在贾秋忠的一声令下，突击队的勇士们就如同猛虎下山，神速地向敌人发起了追击。接触敌人后，一阵猛打，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丧魂失魄，把武器弹药扔得遍地皆是，还遇到不少跪在路旁缴械投降的敌人士兵。
争相夺路而逃的敌人，一直跑到城门下，一边朝后乱放枪，bbr>?一边向守城的士兵乱喊道：
“快开城门！共军追来了。”
城上的士兵听了，半信半疑，用手电筒朝下照了半晌，才慌忙地打开了城门。
逃敌一股风似的从城门洞里卷了进去，在混乱和拥挤中，把许多人的军帽、鞋袜都挤掉了。
解放军的突击队在贾秋忠的带领下，这时也来到了城下。守城的敌人士兵还没有看清楚，突击队也冲进了兰州城。
“马家军”发现解放军进城后，大惊失色，顿时乱了手脚，一面开枪打，一面尖着嗓门怪叫起来。
“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
这一叫，城里的“马家军”就乱了套?t>。霎时间，枪声、炮声大作，敌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吓得魂不附体，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全城一片混乱。
突击队的勇士们，沿着街巷冲杀负隅顽抗的敌人。他们越战越勇，得自为战，穿街过巷，猛追猛打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满街皆是，遗弃的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
贾秋忠带领突击队，从城西向城东横扫过来。战士们沿街拣起敌人扔下的武器弹药补充自己，灵活地同敌人进行着战斗。
在同“马家军”的巷战中，贾秋忠一边挥着驳壳枪向躲在街巷两旁房屋里和墙壁后面的敌人射击，一面对战士们高声喊道：
“同志们，用手榴弹炸敌人！把兰州城里搞得热闹些，配合城外的兄弟部队攻取黄河铁桥！……”
第七师师长张开基在接到担任突击任务的第四连的报告后，得知兰州南山一线残敌正向兰州城内溃退，并企图通过黄河铁桥，向黄河北岸逃窜的情况时，立集命令第十九团作为师的第一梯队，向兰州城攻击前进，迅速攻占黄河大铁桥。
此时，第十九团三营已经冲到了狗娃山的半山腰。奉命率领第三营向兰州攻击前进的副团长申文范，迅速地赶到了三营。
申副团长在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后，对三营指战员命令说：
“同志门，今夜大家要打出一些威风来！把刺刀上好，冲下山去，夺取黄河大铁桥。”
英雄的第三营，犹如一支离弦的箭，直逼兰州城。
在人民解放军里，打起仗来指挥员们从来都是身先士卒。
部队开始行动后，申文范就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部队的最前面，对带领三营冲向敌阵的教导员杨文贵和副营长邢彩江说：
“敌人失去沈家岭、营盘岭和马架山等主阵地后，已经全线崩溃。现在的关键是要卡住黄河铁桥，把敌人堵在城里包饺子。”
杨文贵应了一声，带领第八连，冲在了最前头。第七连和第九连紧随其后，向兰州的西关方向猛插。
在杨文贵他们接近兰州西关时，就发现了敌人。
杨文贵当机立断，指挥第七连迅速占领马路右侧的一座楼房，居高临下，用机枪和步枪一齐向敌开火，封锁兰州城西大马路。此时，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一打即乱，慌忙向东逃窜。第七连乘势奋勇追击，一直追到西关大街，同敌人展开了一场巷战。第九连紧随第七连之后，很快也接近了兰州西北城角。守城敌人一见又来了解放军，吓得浑身发抖，大眼瞪小眼，一时间枪不会放了。第九连立即架起云梯，迅速登城，没费多大气力，就歼灭了西城和北城上的守城敌人，部队沿黄河由西向东迅速展开，一举控制了兰州北城和黄河南岸。
这时，杨文贵立即指挥第八连直扑黄河铁桥。
第八连受命之后，副连长张金生带领突击排，把3挺轻机枪和8枝冲锋枪集中起来，摆在部队的最前面，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通路。
在前进的途中，忽然遇到从一些建筑物里零星向突击排射出来的子弹。张金生知道这是溃散的敌人，妄想阻拦突击排前进，便挥手对大家说：
“同志们，不要管这些！留下这些家伙让后续部队去解决。跑步前进！我们的任务是抢占黄河铁桥。”
桥头上，在昏黄暗淡的路灯照耀下，使人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黄河水面上大铁桥的雄姿以及那些从城里一窝蜂似的涌向桥头敌人的身影。
见此情景，第八连连长许世奎，当即将全连仅剩的4挺轻机枪、3门小炮和8枝冲锋枪集中起来，命令道：
“瞄准桥头的敌群，狠狠地打！”
许世奎话音未落，轻机枪、小炮和冲锋枪就一齐开火，朝桥头上的敌群猛烈地射击起来。
顿时，桥头上的敌军人仰马翻，呼天叫地，一片混乱。
“马家军”的几辆载重汽车，这时已经开到了铁桥的当中，正开足马力，隆隆地怪叫着与落荒而逃的士兵夺路逃命。许世奎看见后，严肃地命令炮手：
“瞄准敌人的汽车，开炮！”
只听见“轰隆，轰隆”几声炮响，炮弹不偏不斜，正中敌人的载重汽车。汽车上装载的原来都是弹药，被击中后立时燃起了冲天的大火，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汽车的油箱炸裂后，燃烧的汽油飞落到黄河水面上，火苗在黄河里一闪一闪，惊心动魄，显现出了另一种壮观的景象。
铁桥被炸毁的汽车拦腰堵死了。桥南人呼马叫，枪炮交响，乱成了一锅粥。
很快，人民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也赶上来了。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张金生带领突击排，向着桥头混乱的敌群猛扑过去。
“马家军”的一个营长，一手举着指挥刀，一手举着驳壳枪，冲天打出一梭子后，怪声怪气地喊叫道：
“弟兄们！不要乱，赶快趴下，原地趴下，和共军拚，不拚就没命啦！”
这家伙刚说完，就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站起来朝冲过来的解放军突击队甩了一颗手榴弹，还骂骂咧咧地吼叫道：
“娘的！被共军抓住是个死，与共军拚命也是死，横竖是个死，还不如死在枪下刀下痛快。”
这家伙的一声喊叫，乱成一窝蜂的“马家军”士兵又一齐趴在了地上，躲在炮弹坑里、街墙边、大树后、桥头上、路坎下拚命地负隅顽抗。桥头堡里的敌人，也乘机疯狂地扫射着，枪声、炮弹的爆炸声、呐喊声和黄河的涛声混杂在一起，犹如沉雷辗转滚动，震耳欲聋。
突击队眼看就接近桥头了，突然却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拦阻在开阔的路面上，接连伤亡了几个同志，突击队冲不上去，只得暂时撤了下来。
第八连副连长张金生的左臂也挂了花。他顾不得包扎伤口，一边朝路旁有树的地方翻滚着，一边对身后的同志命令说：
“敌人火力太猛，暂时冲不上去，大家尽快利用地形地物还击敌人，要想法匍匐接近敌人！”
“马家军”的营长，一见突击队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一时得意忘形，用一只手臂半撑着身子，连连挥动着指挥刀，吼叫道：
“弟兄们，打得好！共军要退了，拚命地打！有真主保佑我们哩，打吧！”
“马家军”士兵在他的煽动下，发疯地射击，拚命地投弹，冰雹一般的弹火倾泻着，打得泥土冒烟，火光闪闪。
就在这时，占领北城墙的第九连，集中重火力，从西北城墙拐角处居高临下，朝桥头的敌人猛烈轰击，用火力支援突击队第八连攻取黄河铁桥的战斗。
黄河桥头敌人的火力被压了下去。张金生带突击排乘机勇猛冲击，很快就接近了桥头，先甩出一排手榴弹后，就集中火力朝桥头之敌扫射。敌人的阵脚，又一次被打乱了。
那位“马家军”营长，在激战中被打飞了帽子，仍然举着他的指挥刀，疯狂地叫嚣着，企图组织反扑：
“弟兄们！都起来，和共军拚马刀！”
张金生看得真切，也听得真切，驳壳枪一举，“叭”地一枪，就将敌人那位不可一世的营长打倒了。
“马家军”的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见他们的营长被打倒了，就带着十几个不怕死的士兵，抡着寒光闪闪的马刀，直扑突击队而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吼叫道：
“真主保佑！死了升天！”
“天门开了！杀！……”
敌人发疯似的乱吼着。与突击队刀枪相见，打得难解难分。
战士何文兴在敌我双方打成胶着状态的时候，乘机迂回到敌人侧后，瞅准敌人一个军官模样人的屁股，在捅出刺刀的同时又扣动枪机，子弹从这家伙的屁股上穿了进去，刺刀也捅进了大腿，只见那家伙“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回过头来，向何文兴连声哀求道：
“长官，别杀，我是汉人……”
解放军战士听了，齐声大喊道：
“解放军优待俘虏，不论汉人回民，缴枪一律不杀，发给路费放你们回家！”
战士们的这一意外的政治攻势，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时就有许多“马家军”的士兵双手举起武器，跪在地上缴械投降。也有不少敌人，趁着混乱和夜暗之际逃跑了。剩下负隅顽抗的一些家伙，很快就被消灭了。这样，桥头的一场激战即告胜利结束。
这时，另一股溃退下来的敌人，像退潮的洪水一样，狼狈地从第八连的后面涌了过来。
第八连指导员朱群，见此情景，挺身而出，高举驳壳枪，大喊一声就带领八连二排的勇士们扑向了敌人。敌人见势不妙，又掉头向城里逃窜。
在战斗中，何文兴不幸头部负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一面战斗，一面鼓励大家说：
“同志们，再加一把劲，解放兰州，现在就要看咱们夺桥这一下子了。”
兰州城里的敌人被贾秋忠带领的突击队第四连打得晕头转向，也不断地向桥头涌来，企图从这里打开一条退路，但却遭到了迎头痛击。在黄河桥头的开阔地上，敌尸、马尸，堆了一层又一层，已经发黑的血水漫街横流。
黄河桥面上装载弹药的汽车，一辆接一辆不停地爆炸着，子弹和炮弹的飞鸣声响彻夜空，弹头和弹片古城兰州迎来黎明
古城兰州在炮火声中，迎来了一个新的、红霞满天的黎明
在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逼近兰州城垣的时候，兰州城内的地下党员、任敌自卫队中队长的汪治华同志，见时机已到，便率部举行起义。他们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又打开监狱，将被敌人关押的同志放了出来。这些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一时把兰州城内搞得混乱不堪，为我军主力开展巷战，消灭残敌，解放兰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8月26日，天刚蒙蒙亮，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七师的部队，沿黄河南岸和西兰公路，从东面攻进了兰州城内，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引导下，从东向西，向溃退之敌发起了勇猛的追击。
这时，兰州城内马继援的第八十二军残部，还有保安团和骑兵团，这些部队搅在一起，在攻进城内的解放军的追击下，毫无目的地一会儿拥进城内，一会儿又卷回野外，像是被困的一群野兽，四处乱窜，到处乱撞，混乱不堪。
“青马”的主力谭成祥第一○○师残部和青海保安第一团，从豆家山、古城岭和马架山一线溃退下来后，东突西窜，在兰州城东折腾了一夜，拂晓时分，被解放大军压到了黄河岸边。
谭成祥抱着一线侥幸心理，命令残部渡河逃命。走投无路的敌人，在谭成祥的命令下，人和马纷纷跳进黄河，有的抓着马尾，有的抱块木板，有的趴在门板上，活像一群落水狗，在滚滚东流的黄河上漂浮。
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追到黄河南岸时，敌人尚未渡到北岸，当即集中一切火炮和轻重机枪，对正在抢渡的敌人进行拦阻射击，直打得“马家军”的人尸马尸漂满了黄河水面，黄河水顿时为之变色。
最早攻进兰州城内的第三军第十九团第四连，在兰州城内打了一夜的巷战，天亮时分，已经从西关冲到了城东的飞机场附近。
这时，天刚破晓，太阳还没有升起。飞机场内，黑压压地聚满了敌人，估计足有2000多人。贾秋忠立即将3个排分别埋伏在飞机场周围，尔后只带着十多个人，向飞机场的敌人开始喊话：
“赶快缴枪投降吧！我们的队伍冲上来了。”
贾秋忠故意放了3枪，虚张声势地喊道：
“第一营向左，第二营向右，第三营从侧翼插过去，重机枪和迫击炮架起来，对准敌人狠狠地打！”
接着，四面的伏兵一齐高喊：
“缴枪不杀！不缴枪可就没命了！……”
几乎在同时，司号员也不断吹起了冲锋号和调动号，俨然是有一支大军包围了飞机场。
陷入四面楚歌的敌人，手足无措，更加混乱起来。
解放军战士又不停地发出命令：
“把枪都放下，快站到一边去，不然我们就开火了！”
不大一会儿，两个留着小黑胡子的保安团长，各带一名副官，手里摇晃着小白旗，战战兢兢地来到贾秋忠的面前，哀求道：
“长官，我们愿解甲投降，解甲投降……”
站满飞机场的敌人，看见他们的团长出面交涉去了，便纷纷扔下武器，乱哄哄地叫喊道：
“我们不要打了，千万别开枪，我们愿意缴枪。……”
就这样，贾秋忠1个连就俘虏了敌2500多名，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马匹和其他物资。
26日天亮后，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和第六军，也从沈家岭和皋兰山压下来了，以锐不可挡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从南面攻进兰州城内，并同残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清晨，巷战在兰州全城展开，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从城内夺路而逃的残敌，一批接一批地拥向黄河铁桥的桥头，桥头激战仍在继续，黄河之水变得愈加混浊，经受着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26日晨，攻入兰州市区的各军取得联系，继续搜索马家军残余部队，到11时，兰州城内残敌全部被肃清。国民党兰州战役前线总指挥、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部分随从乘吉普车由黄河北庙滩子指挥所撤离，逃往青海西宁老巢。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兰州古城回到人民手中。
但是，兰州之战却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攻坚战。“马家军”由于长期受反动>派的毒化教育，加上宗教迷信和民族偏见的影响，在长官们的威逼下，面对流血和死亡也毫不退缩。他们在人民解放军猛烈炮火的轰击和勇敢冲杀下，依然进行拼命的阻击和抵抗，还一次次地组织反冲击，甚至光着膀子蜂拥而上，同解放军进行白刃格斗，迫使我军有时无法实施统一指挥，只能靠人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每打退敌人一次反扑，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每攻占一个阵地，每翻过一道峭壁，每越过一道壕沟，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进行面对面的拼刺刀才能得手。……
兰州之战，“马家军”除被黄河吞没的无法统计外，共被我军毙伤1.2万余人，俘1.4万余人。马步芳父子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人民解放军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各军共有13名团以上干部负伤，其中在攻击沈家岭作战中负伤的团以上干部就有8位。在兰州战役中，有3名团级干部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团政委李锡贵，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这3位同志，都是在总攻沈家岭战斗中牺牲的，他们与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些事实和数字说明，兰州之战打得极为残酷和激烈。
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等进驻兰州，随即宣布对兰州市实行军事管制，正式成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兰州市军管会)、兰州市人民政府、兰州警备区。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敌人工事之坚固，守敌作战之凶悍顽强，地形之有利于敌，均属前所未有。第一野战军集中兵力之多（与敌对比而言），火器之强，战斗之激烈程度及付出代价之惨重，也为前所未有。经浴血攻坚和激烈巷战，歼灭马步芳主力第82军3个师大部，第129军两个师各一部，3个保安团，共2.7万人。其中毙伤1.2万余人，俘1.37万余人，因泅渡黄河淹死2000余人。缴获山炮6门，迫击炮、战防炮、六○炮合计12bbr>９９ｌｉｂ.8门，骡马2400余匹，汽车40余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兰州城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8月26日，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等就率第一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了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就设在“三爱堂”。彭德怀说：“马步芳这一次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要是他当初丢下兰州继续撤退，想消灭他还真有点费时间呢。他想用一计把我们消灭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兰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却将计就计，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兰州市军管会由张宗逊、王世泰、张德生、孙作宾、吴鸿宾、徐国珍、韩练成、任谦、辛兰亭、李培福、李夫克、赵守攻、李雨山、史唯然、强自修、孙 5251." >剑峰同志组成，张宗逊为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为副主任。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兰州市的旧政权进行接管和改造，是接管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军管会下设财经、公安、公教人员处理、工资研究、公共房产管理、文教等六个委员会，分系统开展接管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兰州市军管会和兰州市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兰州的结束和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以此为起点，兰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进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兰州人民的革命历史将翻开新的篇章。
1949年8月30日，兰州解放的第五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入城式。兰州人民像过年一样与人民解放军一道共同庆祝兰州解放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这天上午8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先头部队从东梢门(今东方红广场东口)开入城内。工人、市民、商人、学生、机关公务人员等手持红绿小旗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入兰州城。当几十位骑兵健儿最先从东梢门进入兰州城缓缓通过人群时，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走在步兵后边的是各种炮兵、摩托化步兵和高射炮部队、坦克部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口径榴弹炮，它是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兰州战役中发挥了强大威力。
兰州大学、国立兽医学院、志果中学等校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燃放鞭炮，争先恐后地把“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翻身了！”等鲜艳夺目的大红标语贴到大炮筒上。欢呼雀跃的女学生们将五彩缤纷的鲜花撒在炮车上。兰州人民看到自己的强大炮兵扬眉吐气，喜气洋洋。10时左右，解放军入城部队到达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门前大街时，成千上万的市民夹道欢呼，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宣传卡车和游行队伍一99liｂ?同开进，顿时军乐齐鸣，歌声震天。
彭德怀和第一野战军的其他领导，同应邀前来的各界代表，各民众团体领导人一起检阅入城部队和游行队伍。
8时30分，隆重的入城仪式开始了。只见第19兵团第65军第194师第581团的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威武的步伐，准时从东梢门走进了兰州城。团长杨万华、政治委员张振川骑在战马上，雄姿英武地行进在步兵方队的最前面。
紧接着炮兵、摩托化步兵、高射炮兵部队的方队走了过来，犹如一股钢铁巨流滚滚向前。
随着一个个方队的走来，大街两旁的人群不断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鼓掌声。
突然，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原来，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应马步芳的请求，派两架飞机窜入了兰州上空。但是，游行队伍并没有慌乱，正在行进的高射炮立即向敌机开火，一架敌机被击中坠落，另一架赶紧溜走了。
入城仪式结束以后，彭德怀打破惯例，举行了一次会餐。他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会餐一则庆祝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二则对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表欢迎。”
胜利了，在欢庆的同时，彭德怀并没有忘记为兰州解放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这一战第一野战军共伤亡8700余人，他多次说道：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的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第12章 彭德怀与兰州大决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国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追击阶段。
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加快了解放大西北的速度。5月20日解放古城西安。7月10日发起扶眉战役，取得了两昼夜歼敌4个军的胜利。敌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被彻底孤立。彭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追击歼灭战。
青马、宁马分别退守兰州、银川。青马以西北“霸主”自居，处处争权夺利，致使宁马与其多有不睦，大有坐山观虎斗之势。彭总分析了战局后认为，消灭马步芳之主力，是解决西北国民党军，乃至解放大西北的关键。因此决心集中兵力举行兰州战役，与敌决战，彻底歼灭马步芳反动势力。
8月4日，彭德怀向各兵团发出了关于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以二兵团3个军和十九兵团2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主力(欠七军)附六十二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东南部，向其老巢展开迂回，随时准备发起向西宁的攻势，并拦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在天水、宝鸡一线牵制胡宗南部；以六十四军于固原一带，牵制宁马援兰兵团和靖远、景泰蒋系的两个军。这样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在胡宗南败逃陕南以后，蒋介石把指挥西北反动军队的大权交给了马步芳。马更深知兰州决战是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将其主力全部用于防守兰州。8月19日，马步芳参加国民党召集的西北联防会议后从广州匆匆赶回兰州，亲自部署一切。命令其战斗力最强的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2个主力军共5万人据守兰州；以九十一军、一二○军、八十一军共2万余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共2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
在兰州布防上，马步芳把作为兰州天然屏障的南山一带作为阻挡我军进攻的主要阵地。让其一○○师在兰州东南十里山、窦家山、马家山、古城岭、大顶山一带防御，第二四八师与一○○师相接，在皋兰山、营盘岭一带防御，一九○师在沈家岭、狗娃山一带防御。在这些主要阵地上，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阵地外有1～2道削壁，高约6～10米，削壁腰部设有暗藏的侧射机枪掩体，削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3～4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外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敌人为此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
我军要全歼守敌，关键是夺取兰州的主要屏障——南山，控制敌人的惟一退路——黄河铁桥。8月21日拂晓，解放军第二、十九兵团集中9个团对马家山、营盘岭、狗娃山发起试攻，但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顽抗，结果激战一日未克。彭德怀司令员决定停止攻击，用三天时间，进行动员，总结经验，侦察敌情，查看地形，研究改进战法。彭德怀和各兵团首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部署了作战任务；六十三军攻击东岗、十里山、窦家山阵地，得手后向响水子沿河警戒；六十五军进攻马家山、古城岭敌一○○师阵地，歼敌后向城东关推进；第六军进攻营盘岭敌二四八师阵地，尔后向城南关发展；第四军向沈家岭、狗娃山敌一九○师阵地进攻，后向城西关前进；第三军向七里河进攻，并以第七师配合兄弟部队攻占狗娃山后，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第九师攻占七里河地区并配合第七师夺取西关，控制黄河铁桥，第八师封锁兰新公路重要山隘。
攻击前夕，彭总多次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与进攻部队商议作战方案。一天，彭总来到六军军部所在地邵家泉。这里位于兰州正南方向，可以看到即将进攻的皋兰山的概貌。彭总登上对面的山头，站在一个高坎上，举起望远镜向皋兰山了望观察。皋兰山以营盘岭为最高，能否拿下它，是六军能否胜利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的关键。
彭总指着营盘岭下面一个名叫下庄的村子对军长说：“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要很好地组织侦察弄清敌人火力，再好好研究一下，如何从正面突破。”当军长向彭总提出作战的想法：主攻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从下庄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翼助攻，吸引敌人火力，正面得手后再入两翼投入兵力。彭总点了点头说：“这样才好。”
8月23日，彭总来到六十三军前沿阵地观察，就地召开了准备担任主攻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试攻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步作战任务。彭总说：“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的全局。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窦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把它打开。”又说：“马步芳军队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bbr>.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它要有充分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躁。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敌人反冲锋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工事。”
彭总来到十九兵团指挥所，对兵团司令员、政委说：“部队试攻受阻，其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不过，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8月25日拂晓，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清晨的宁静。总攻兰州的战斗开始了！解放军强大的炮火向盘踞在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马家山的敌人主要阵地开始猛轰。霎时万炮齐鸣，天崩地裂。敌主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经过30分钟炮火的猛烈轰击，敌人的大炮变成了哑巴，敌阵地上尸肉横飞，一片混乱。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突击部队发起攻击，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到下午7点，敌军全线溃退。解放军发起追击，在市区展开巷战，歼灭大量敌人。26日中午，解放军占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城内残敌全部被歼，兰州宣告解放。经过30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共歼灭敌军2 7万多人，使马步芳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兰州战役刚一结束，彭总高兴地说：“马步芳这一次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要是他当初丢下兰州继续撤退，想..消灭他还真得费点时间呢！他想用一计把我们消灭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兰州。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我们却将计就计来了个釜底抽薪。”
向兰州背后进行迂回包围的第一兵团，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2日，占领民和县和河口镇，9月5日占领了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马步芳在青海的反动统治被彻底推翻。
在兰州，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对亲人解放军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中央和西北各省都派来了文艺团体进行慰问演出。在“三爱堂”慰问大会上，慰问团总团长代表西北五省人民，向彭总赠送了锦旗。彭总代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全体指战员在致答词中说：“西北解放，……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高度赞扬我们，热情慰问我们，是对子弟兵的爱戴和鼓励，我们切不可以功臣自居，务须力戒骄傲。”
看了看欢天喜地的人群，彭总继续说：“西北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任务还非常艰巨。……我们决不能松懈斗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必须紧握手中枪，为人民再立新功！”在慰问活动期间，彭总夫人浦安修将慰问团送给彭总的糖果分送给司令部的同志们，她说：“彭总说了，这是慰问大家的，我彭德怀只是一个代表，没有大家的努力，我彭德怀能打胜仗吗？”
兰州战役在大西北解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兰州战役是大西北解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历史大决战。它作为西北解放战争中的一次战略决战，动摇和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统治，彻底摧毁了以马步芳军事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西北战略防御体系，加快了青海、宁夏、新疆的解放步伐，在大西北解放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兰州战役动摇和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统治，使国民党甘、宁、青、新各级政权面对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摧枯拉朽的战略态势，在败亡的风雨中漂泊消失。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进军、大决战的最后阶段。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精锐主力被消灭，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从战略劣势转为战略优势，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面对灭亡的历史大趋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玩弄“和谈”、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破产后，把最后的一线希望放在西北、西南地区，试图依据西北、屏障西南而卷土重来。马步芳军事集团从维护其封建割据统治的“团体”利益出发，孤注一掷，决定“举全力一鼓”而与解放军在兰州决一死战。马步芳曾狂言要“挽狂澜于即倒，定乾坤于西北”，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围歼”解放军于兰州城下。
兰州一战，人民解放军将大兵团运动战、长距离追击战和大规模攻坚战有机结合，给青马集团精锐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地区其它反动势力从青马集团的败亡中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马步芳父子先后从西宁逃往重庆、香港；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刘任组织长官公署逃往河西走廊；马鸿逵父子面对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强大攻势，放弃宁夏而逃往台湾；新疆境内青马集团成员马呈祥等人见“团体”崩溃且陶峙岳、鲍尔汉等主和派主张和平解放而认为大势已去，也逃亡印度。这样，甘肃、青海的国民党势力已土崩瓦解，宁夏、新疆的政权则落入主和派手中。青马集团作为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兰州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统治从根本上被推翻。以此为起点，人民解放大军所到之处，各级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消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翻身解放，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2.兰州战役对西北地区以青马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军事上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其陷于分散并各自孤立的境地，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大西北解放战争以兰州战役为转折点，从战略决战阶段进入战略追击阶段。
在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破产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下达了大进军的命令，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奉命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尽利诱、笼络之能事，准备以青马集团为核心骨干，由胡宗南集团和宁夏马鸿逵集团南北协同，组织实施兰州决战计划。
兰州是解放大西北必取之战略要地。青马集团摆开架势，死守兰州，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兰州决战极为重视，多次电示第一野战军总部，严密进行战略部署。毛泽东曾断言，只要歼灭两马特别是青马主力，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以追击战和运动战相配合、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大兵团城市攻坚战。这一战略大决战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付出代价之惨重都是大西北解放进程中空前绝后的。经过浴血攻坚和激烈巷战，人民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八十二军3个师大部、一二九军2个师各一部及3个保安团共2 7万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00多门、骡马2400余匹、汽车40余辆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
兰州战役作为大西北解放进程中的一次战略决战，不仅消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阵营中反共最坚决、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使境内宁马等敌军完全陷于分散、孤立的境地，不能也不可能再组织大规模的战役，面对解放大军的强大攻势或作小规模负隅顽抗而溃不成军，或四处逃窜，或者观望坐等而另谋出路。人民解放军则以兰州战役为大西北解放进程的转折点，由战略决战阶段进入最后的战略追击阶段，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二天，即实施对残余敌军的追歼，分路向青海、宁夏和甘肃河西地区进军并准备进军新疆，扫清陇南残敌，完成解放西北全境的大业。
3.兰州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地区对敌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实施政治瓦解取得成功，部分省市和平解放成为可能。
早在兰州决战之前，毛泽东曾于1949年8月6日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提出了用战斗方式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敌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指出：“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
“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是针对西北地域辽阔、民族问题复杂的客观情况，以及西北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将领的不同政治倾向，对解放大西北作出的英明部署。
这一战略部署的实施是与战斗方式即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特别是以对坚决反共的青马反动势力进行军事歼灭为前提的，是“分割二马”、“先青马、后宁马”战略方针的继续和进一步具体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河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兰州战役的胜利，不仅完成了歼灭青马主力战略任务，而且为分化瓦解西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阵营，对其中的观望势力和主和派实施争取联合，使其面对现实倒向人民一边创造了前提条件。兰州战役结束后，面对青马溃不成军、宁马集团孤立无援且内部矛盾激化、河西溃逃敌军派系复杂且和战不一、新疆守军主要将领有和平意向的具体情况，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将士在对残余敌人展开战略追击的同时，组织实施了强大的和平政治攻势，通过各种渠道，与陇南、河西、宁夏和新疆国民党驻军部分将领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主张，敦促他们认清形势、停止观望，以实际行动配合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北。
针对宁马内部马鸿逵、马鸿宾历来不和且马鸿宾较马鸿逵开明进步的实际情况，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通过金积、灵武等战斗，对宁马主力一二八军予以歼灭，从而使宁马防线全面崩溃的情况下，经过多方争取劝说，迫使八十一军军长马悖靖(马鸿宾之子)、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先后于1949年9月19日、20日接受和平改编。
23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明与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分别在《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字。兰州战役结束后，随着宁夏、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解放，解放大军挺进新疆的条件已经具备。彭德怀在藏书网兰州解放的第三天，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指示，邀请在兰州的新疆各族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和在兰休假的陶峙岳部军官座谈，通过他们积极开展工作。
青马主力被歼灭，宁夏、青海、新疆的主战派马鸿逵、赵遂(青马八十二军副军长)、马呈祥等人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而丧失了据守抵抗的信心，有的一路退逃，有的放弃兵权远走他国，致使宁夏、新疆等地军政大权落于主和派手中。同时，兰州战役的胜利也使在此之前曾一度持动摇、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将领从战争中看到了人心向背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坚定了他们加入人民革命阵营、完成西北解放大业的信心，这一切，使部分省市的和平解放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民主、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为现实。
4.兰州战役的胜利完成，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青海、宁夏和新疆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加速了大西北解放的步伐。
194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的电示中指出：“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放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并且计划1949年底解放甘宁青而西进大军到达甘凉肃三州，1950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虽然人民解放军由于宁马、青马先后退入宁夏、兰州而未能在宝鸡、凤县、泾源和平凉地区将“二马”歼灭，但是“二马”特别是青马集团并没有因为放弃“平凉决战计划”而避免“灭顶之灾”。兰州一战，青马精锐主力被歼，使宁马不仅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直接暴露于解放大军的进攻视野。兰州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十九兵团乘胜追击，以马鸿逵为代表的宁马反动势力同样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从9月2日～23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宁夏全境解放。兰州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一兵团在王震的率领下奉命于永靖、循化北渡黄河向西宁挺进，三军从兰州出发沿甘青公路追击溃逃的青马残敌，马步芳父子先后于8月27日和8月30日逃离青海，企图负隅顽抗的赵遂等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下于9月8日率部缴械投降。
10日和11日青马一九○师、骑八旅残部也相继向解放军投降。至此，青海宣告解放。虽然青海是青马集团的老巢，但由于兰州战役中青马主力被歼灭，马步芳父子相继离开青海外出逃命，其残部群龙元首、溃不成军，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这使青海的解放基本上没有经过大的战斗而顺利完成。
9月21日，一、二兵团会师张掖，27日进驻酒泉，河西走廊全部解放。河西走廊的解放历时不到1个月，不仅为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打开了必经之通道，而且使解放军从起义投诚部队中补充了兵源和物资，增强了实力，加之玉门油矿得到保护，保证了西进用油。一、二兵团十万雄师集结酒泉安西一线，直叩新疆大门。正是由于兰州战役的胜利和河西走廊的迅速解放，使兰州、酒泉成为进军新疆的战略大后方和远征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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