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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南京：解放战争档案》
第01章 国统区与解放区力量对比
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已濒临绝境。
(1)军事形势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经过2年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虽经不断补充，其总兵力体制改革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04万余人。其中，陆军正规军虽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余人，非正规军17.5万余人，特种兵13.5万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学校45万余人；空军10万余人；海军3万余人。上述部队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共146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146万余人陆军作战部队中，位于长江下游苏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区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共38.5万余人，其正规军19个军60个师32.8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2万余人；位于福建地区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的共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8000余人，非正规军2000余人；
位于台湾省归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指挥的共2．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1．2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长江中游武汉、宜昌地区归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共2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2个军37个师约20．8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余人，特种兵2．1万余人；
位于湖南、江西地区归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指挥的共3．9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9个师3．3万余人，非正规军4000人，特种兵2000人；
位于广东省归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挥的有6．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8个师4．6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广西省归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挥的有1．7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师1．2万人，非正规军5000余人；
位于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地区归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指挥的有10．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6个师8．6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陕西关中及陕南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19．9万人，其中正规军13个军33个师16．3万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2．4万余人；
位于青海、宁夏、甘肃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指挥的有9．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12个师8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1000余人；
位于新疆地区归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指挥的有8．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整编师16个旅6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9000余人；
位于太原地区归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指挥的有7．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4个师4．2万余人，非正规军2．2万余人，特种兵7000余人；
位于绥远西部及陕西榆林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指挥的有5．6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7个师3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
位于河南新乡、安阳地区归第12绥靖区司令官李振清指挥的有2．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1个师7000余人，非正规军1．5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
位于山东青岛地区归第11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的有5．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7个师3．5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1．5万余人。
国民党军不但数量急剧减少，素质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陆军作战部队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团的个别军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未受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又多次补充起来的，编制极不充实，人员缺额甚多。按国民党军的编制，1个军应辖3个师3．5万人，但除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个别军能基本达到编制数，员额在3．3万人左右外，其余各军一般均在1．5万人至2万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万人。同时，由于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缴获，部队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严重不足。加之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下降。
(2)经济形势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加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万亿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工业150家工厂到1949年2月已停业者达60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1949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减产4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3)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年11月14日，厦门9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庆市1000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年2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4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组织罢教、罢课。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学教师罢教，25日，又有1．7万余名私立中、小学教员实行总罢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学举行总罢教斗争；11月19日，武汉大学、武昌体育专科学校及华中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活命拍卖会”，忍痛贱卖衣物，武昌体专师生还组成“要命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请愿；12月2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侵驻中国；1949年3月10日，重庆市立各小学教师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政府按实际生活指数发薪，配给实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学、大学的教职员工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增加工资，17日，又有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30日，广西大学1000余名师生员工高喊着“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包围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银行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等款项。
在农村，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也孕育而生。如广西农村组织了贫雇农会、反“99lib.三征”小组、“解放同志会”、“革命同盟会”、“逃兵会”、“反三征斗争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伏击国民党保安部队、区乡公所，惩治反动的税收官员、乡保长，抢夺他们的武器、粮食。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势。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稳，连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亲信也对前途丧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自杀；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最早的“理论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决策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及总统府国史馆馆长戴季陶在广州自杀。
1948年11月16日，刚刚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政内阁”，向蒋介石提出“辞呈”。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看到蒋介石统治的覆灭已不可避免，无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长之职。
蒋介石只好逼迫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并令孙科尽快组织新内阁，但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阁员”时，一再遭到拒绝，孙科张罗了近1个月后，才于12月20日勉强组阁完毕。
12月下旬，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首先向蒋介石发难，逼蒋下台。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等，也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由李宗仁执政。
同时，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蒋介石下野的要求。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承认：“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种情绪为政府中各级官员多数共有，而在政治觉悟地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后，行政院长孙科等一批蒋介石的亲信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没有哪一项能够得到执行。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不久，立法院也随之离开南京，仅少数立法委员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南京、广州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虽然在李宗仁的再三说服下，孙科于2月28日返回南京，但不久即于3月7日提出辞呈。李宗仁几经考虑之后，决定由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但被何拒绝，经李宗仁再三恳请，何才勉强答应出任行政院长之职。整个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1)军事形势
在过去两年半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38％。人民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到长江北岸。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不但在质量上早就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经过三大战役，广大指战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士气更加高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达56个步兵纵队180个师(旅)，2个特种兵纵队，2个炮兵指挥所，2个炮兵旅，共50个炮兵团，3个骑兵师共10个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4个装甲兵团，1个工兵指挥所，5个工兵团，共218万余人。
在218万野战军中，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北野战军有7个步兵纵队19个旅，2个骑兵师共6个团，1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15．6万余人；位于河南商丘、漯河地区休整的中原野战军有9个步兵纵队26个旅，1个特种兵纵队共5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38．9万人；
位于江苏徐州、海州地区休整的华东野战军有16个步兵纵队49个师，1个特种兵纵队共13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装甲兵团，共55．1万余人；
位于北平、天津地区休整的东北野战军有13个步兵纵队52个师，1个工兵指挥所又2个团，1个高射炮兵指挥所、2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共23个炮兵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共3个团，共81．8万余人；
位于北平、太原地区休整的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有11个步兵纵队34个旅，2个炮兵旅共6个炮兵团，共26．5万余人。
地方部队有5个一级军区，2个二级军区，29个三级军区，110个军分区，共38个步兵师(旅)，5个骑兵师共20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计134万余人。其中西北军区9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二级军区、3个三级军区、17个军分区，共5．5万余人；
中原军区8个步兵旅61个团、1个骑兵团，1个二级军区、6个三级军区、34个军分区，共22．9万余人；
华东军区4个步兵师62个团、1个骑兵团，5个三级军区、26个军分区，共42．7万余人；
东北军区11个步兵师63个团、5个骑兵师18个团，6个三级军区、9个军分区，共39．9万余人；
华北军区15个步兵师(旅)45个团，9个三级军区、24个军分区，共22．4万余人。
由于不断将缴获的武器装备补充自己，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全军拥有各种火炮2．08万门，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型火炮达1934门，高射炮161门，分别比战争第二年底增加1．08万门、955门和103门；火箭筒863具，比第二年底增加356具；各种枪131．6万余枝(挺)，其中冲锋枪8．3万枝，轻机枪5．9万余挺，重机枪1万余挺，高射机枪263挺，分别比第二年底增加20．5万余枝(挺)、4．4万余挺、1．3万余挺、3421挺和165挺；坦克313辆，比第二年底增加267辆；装甲车139辆；飞机103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各省的游击武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总兵力已发展到5．3万余人，拥有长短枪3．9万余枝，轻重机枪870余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
具体分布情况是：
活动于江苏南部和浙江、江苏交界处的有350人；
活动于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苏皖浙边境地区的有2620余人；
活动于浙江南部、西部、闽东北、闽中、赣东等地区的有2300余人；
活动于闽粤赣边境共24个县的有7000余人；
活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41个县的有1.3万余人；
活动于广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地区共24个县的有8000余人；
活动于以广宁、怀集为中心、西江以北、粤汉铁路以西、桂林以东80余个县的有3000余人；
活动于西江以南地区11个县的有3500余人；
活动于广东南路及桂东南16个县的有4000人；
活动于海南岛地区的有7200余人。这些游击武装，在国民党军后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主力与国民党军举行战略决战期间，纷纷向国民党军发动攻势作战。
如海南岛的游击武装，在1948年9月至11月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26人，缴获轻重机枪11挺，摧毁国民党军据点42个。云南南部地区的游击部队，在1948年11月中旬至1949年1月中旬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3个半营共700余人，缴获六○炮3门，轻重机枪45挺，步枪500余枝，炮弹千余发，子弹6万余发，使原来被分割的滇东南、滇南、滇东3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已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
(2)经济形势
与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反，解放区的经济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在农村，《土地法大纲》颁布1年来，解放区约有1亿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区和关内老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已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废除了统治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真正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普遍分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得到了房屋和生产工具，从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鼓励农民劳动致富。
确定与巩固农民的财产私有权，实行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制定生产奖励政策，并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合作组、社。
据冀中解放区18个县的统计，1948年互助组已发展到3．5万个。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各级民主政府向农民发放大量的贷款，解决农民缺少生产资金的困难，如东北行政委员会1948年共向各地发放耕畜、移民、水利和特种作物等项贷款150亿元。在农村普遍推广和提倡开垦荒地，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种子。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单产和总产量普遍提高。1948年，东北解放区除原有耕地全部种上庄稼外，还新增开荒地77万余亩，超过原计划的25．6％；兴修水田9万余垧，超过原计划的1倍，粮食总产量达1187万多吨，比1947年增加将近1倍。
解放区的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许多工矿企业由盲目生产、分散经营，逐步走上统一领导的有计划的生产经营，并逐步实行企业化与科学化的经营管理。
同时，在工厂中设立管理委员会，实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在职工中开展广泛的生产竞赛运动，奖励劳动模范，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所有这些，对解放区的国营工业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对其管辖的工矿企业投资及贷款达3559亿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年生产原煤540万余吨，完成计划的108．2％，比1947年增长123％，赤金5．5万余两，完成计划的110％，发电3．6亿度，木材148．5万立方米，纸张6598吨，棉纱3．7万余件，棉布62万余尺，水泥1．7万余吨，食盐35万余吨。
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销售业务和销售量不断扩大。194.99lib.8年，华北解放区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领导下，建立华北贸易公司，并在地区内各主要城市、县镇设立了分支机构；东北解放区也成立了东北贸易部，在全区共建立商业网点637个，有职工3万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与1948年相比，东北贸易部的粮食销售量由10．9万吨增加到25．8万吨，纱布的销售量由25．9万匹增加到35．5万匹，煤的销售量由1．9万吨增加到14．7万吨。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各种合作社，据1948年11月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有合作社2224个，其中农村供销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有1845个。此外，东北解放区对苏联的贸易也有较大的增长，其中出口总值由1947年的285亿元增加到1948年的656亿元。
各解放区还十分重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11月，石家庄的私营工商业由解放前的2296户增加到3532户，其中商业由1571户增加到2136户，工业由725户增加到1396户，增加92％。天津市的私营工厂，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解放后两个月，即有90％以上开工生产。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政状况的好转和物价的基本稳定。1948年，解放区在货币制度方面，初步完成了统一工作。长期以来，由于各解放区处于国民党严重封锁与分割的环境下，在货币制度上不得不采取分区发行，分区流通的方针。随着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迫切需要统一货币制度，但由于各解放区行政、财政统一程度的不同，加之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不可能立即将全国解放区的货币完全统一起来。
因此，采取了逐渐统一的步骤，首先在各解放区内部实行货币的统一，即各大解放区的货币，首先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并逐步统一使用一种货币。在东北解放区，长城币和关东币停止发行，3种货币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并逐步取消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东解放区，华中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币；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币停止发行，以西北农民币为主；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币；华北解放区，停止发行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币、冀南币混合流通，以冀南币为主。
在上述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各解放区间的贸易，交流物资，繁荣经济，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1月18日，华北、华东和西北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从12月1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币，作为上述各解放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原有旧币停止发行，逐步收回。12月24日，华北和中原两区又达成协议，规定从1949年2月15日(实际从3月10日)起，中原解放区也正式发行人民币，停止发行中州币。至此，除东北解放区外，其他各解放区都实现了货币的统一。金融货币的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解放区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兵工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49年3、4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各解放区共有兵工企业160家，有员工10．2万余人。其中华北解放区54家，东北解放区49家，华东解放区37家，晋绥解放区14家，中原解放区6家。在上述企业中，有迫击炮弹厂51家，山野榴炮弹厂10家，炮弹附属厂12家，炸药厂19家，枪炮厂7家，子弹雷管厂10家。此外，还有一些为兵工生产服务的原料半成品厂及发电厂等。月产步枪2643枝，轻重机枪130挺，冲锋枪360枝，步兵炮14门，山炮5门，野炮8门，追击炮1050门，各种迫击炮弹44万余发，复装山炮弹4万发，改造步兵炮弹1．5万发，生产步机枪子弹447．9万发至470万发，手榴弹125万枚。兵工生产的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3)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取得伟大胜利和成就的同时，在政治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已有党员300万余人。经过1948年的整党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民主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组织上将那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流氓投机分子清除出党，纯洁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全党进一步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经过接管石家庄、洛阳、济南、徐州、长春、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较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这些，为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西南地区进军，接管新区提供了保证。
解放区的各级政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继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初，中原解放区召开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担任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东北行政区域划为6省4直辖市，即原辽宁、安东省合并为辽东省；原辽北、辽西省合并为辽西省；原嫩江、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原合江、松江省合并为松江省；吉林省和热河省不变。直辖市有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秋季到1949年3月，老解放区普遍召开了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三级政府委员会。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进一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保证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改善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推动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从1948年秋至1949年1月，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共350余人，陆续进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对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随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直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秋到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人民团体的队伍迅速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开始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各解放区职工会，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劳动协会，及各.99lib.地民主工会和海外华侨的代表。
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了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6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上半年，全国的妇女、青年、学生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先后在北平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这些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一致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同时，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中华全国社会科学者代表会议的发起人会议、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等，也相继在北平举行。上述全国性人民团体的组成和全国性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之一，也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02章 美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蒋李边“和谈”边准备战争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战略决战开始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辽沈战役结束后，美国驻华使馆召开联合军事顾问团和各兵种武官会议，讨论中国内战的军事形势。
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称：“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12月3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南京的军事力量竟崩溃得这样快，以至于许多权威方面现在相信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是一件已经失败了的事情。”美军《关于1948年军事发展的情报总结》中称：
“过去一年中特别是最近四个半月的事态发展结果，国民党军队遭到损失之惨重，使其军事地位已下降到没有可能独立恢复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样的事态发展使共产党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强，现已有能力对国民党军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根据中国内战情况，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其对华政策，开始考虑改变政策。1948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了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以及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后认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政府不能这样拿美国的声誉和财力去赌博”，“中国目前的局势发展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需要自由改变航向，或者哪怕是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为止。”同时，文件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因素等原因，共产党的胜利“并不标志着他们麻烦的结束，即使他们如愿以偿，实现了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内战可能继续。”并将会遇到诸如管理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工业化，民族问题等等的麻烦和困难。而前苏联则不大可能给予很多的帮助。这样，当中国共产党遇到上述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时，特别是与前苏联的矛盾加深时，美国的机会就会到来。
基于上述认识，文件认为，美国的“传统目标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项实际政策，在可见的将来指导我们渡过中国的迷津。”据此，文件提出了“在可见的将来的对华政策”，即：
1.继续承认现存的国民政府；
2.在国民政府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消亡之后，视当时的情况决定承认谁的问题；
3.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前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
当辽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1949年1月11日提出了对华政策建议书，指出：
“1.美国的对华目标是，让中国人自己最终发展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以防止由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中国而造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2.美国应当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看得见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集团都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美国能接受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
3.因此，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前苏联力量的附庸。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应当：
(a)制定相应计划并适时作好准备，以便在中国出现机会时，加以利用；同时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
(b)在先后次序上，把中国排在另外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
1949年2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批准了上述两份建议书，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具体措施。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称：美国“目前应该：
(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
(2)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
(3)不断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宣传美国对华的‘传统政策’。
(4)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磨擦。”
根据上述政策，1948年11月12日，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于11月9日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援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等三条要求。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27日又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出的，并得到50余名参议员支持的关于以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议。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国给予再多的援助也将无济于事，因而准备放弃援蒋。在政策上由“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
但是，美国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他们决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中国革命，只是在反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上有些变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开始后，魏德迈曾要民社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蒋匀田带口信给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政府在徐州失守后，退保中国东南及台、澎地区，守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同时尽可能试守四川。魏德迈并告之，美国海军将固守青岛基地，以支持平津地区的傅作义守军，使之牵制中共军队，延缓其南下，以便国民党政府有时间部署东南地区的防务。
为此，美国政府于10月间增调第36特种舰队至青岛，使美国驻青岛的海军实力达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人数增至9700人。11月，美国又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中国。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1月17日说：“美国加派一千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赴华后，将使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总数达到四千八百五十人。此乃美国海军陆战队现时在外国土地上最大的一个集中力量”。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美国政府还打算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
1948年12月10日，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上海正式宣布，即将以运输舰载送海军陆战队至沪，声言：“在沪市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借口“美侨生命财产受威胁”而随时“登陆”上海。1948年12月，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来华访问前夕，美国政府曾举行对华政策的会商，决定“在华南华中扶植军阀制度”。霍夫曼来华后，也就此事多次与司徒雷登和蒋介石进行密谈。
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美国政府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虽然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和麦卡伦等人继续增加对华援助的要求和提案，但并未完全停止运送“1948年援华法案”剩下的6000万美元的“特别赠款”(即军火)。
1948年11月至12月间，美国运交国民党政府的军火，每周达到400万美元。1949年1月底，巴大维、魏德迈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停止向国民党政府运送武器。2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通过一项提案，请总统向国会建议暂停对国民党援助项下的一切军火供应，但杜鲁门总统否决了上述建议和提案，决定“为了不给反共的中国人泄气，不停运军火，但也不采取催运措施”。
3月1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杜鲁门的支持下，给康纳利送去一份备忘录，在拒绝麦卡伦关于增加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建议的同时，指出“美国对于它继续承认的中国政府管辖区域，不应突然停止援助。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协商的结果在内，却还不能确定。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请求国会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予以一定期限的延长。”
1949年4月3日，“援华法案”到期，但尚有5400万美元的款项尚未支付。1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务院要求延长该“法案”的议案，明确表示“国会的新法案授权总统按照他所决定的方式与条件，运用这项经费，对于中国的没有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予以援助。此外，并且使运用这款项的期限延至1950年2月15日以前”。
美国政府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加紧进行“换马”活动。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于美国在华利益来说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政府准备中途“换马”，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11月15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致函马歇尔说：“对目前这种绝望的形势，蒋介石要承担责任。他必须走开。”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中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蒋介石应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位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还有人向顾维钧透露，美国政府意属李宗仁，正在让人写李宗仁的履历。美国国务院也一再传出消息，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政府增加援助。
与此同时，美国直接与李宗仁接触，1948年11月下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作了一次长谈。李宗仁表示，蒋介石“继续在位与国家利益是极不利的，也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他影响极大。应该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为政府和国家的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开辟一条途径，那么他就为他的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这个新的领导需要美国毫不含糊的支持。这样，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李宗仁并进一步指出：“如果目前的形势任其发展下去，他将失去任何政治影响”。到时，“除了回广西老家，他将无所作为”。随后，司徒雷登向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发表一项澄清对华政策的声明”，表示应毫不含糊地支持新的、但非共产党的政权，这样就能在“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时，还能拯救中国的西南地区，至少使之暂时不滑入铁幕之后，或无论如何也要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共产党的未来谈判中加强他们的地位”。
12月13日，司徒雷登会见张群时明确表示：“曾和我交谈的多数美国人的印象确实是认为：广大中国民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蒋委员长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12月17日，司徒雷登在与孙科谈话时说：美国处于两难的困境，“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制止此种蔓延；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是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最少是表达人民的意旨的一小群人。这并不必牵涉到总统辞职的问题，不过权力的委托应该是完全的与真正的。”
12月中旬，霍夫曼来华，除了扶植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外，还策动国民党“向人民解放军提出停战议和，因而从胜利者的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取主动权，给受创伤的国民党以喘息的机会”。
12月26日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公报》杂志也说：“南京可能组成比较自由主义的政权，从而和共产党谈判和平成立联合政府，这种发展可能平衡共产党的力量，借以防止极端主义的政策，并且保护对我们友好的中国人。”
12月30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信中也明确表示，蒋介石“非走开不可”，然后组成一个“体面的、得人心的和生机勃勃的政权”，使其“处于更好的讲和的地位”，以“实现某种较好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后，司徒雷登对中央社记者说：这是他本人“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
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舆论界，还准备实行“内部破坏”的阴谋，他们设法拉拢一部分与中外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指示他们钻入革命阵营，组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有效的反对派”。1948年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如果自由分子和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国可能援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1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由于某种新的反蒋联合政府不久即将在中国形成，国务院刻正寻求与任何蒋被迫下野后可能出现的新政权交朋友的方法。这种希望更多地集中于那些似乎一定会在任何新政府中显赫起来的军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身上”。被公认为时常反映美国国务院政策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更露骨地说：“中共统治中国，反对派必甚多，反共力量可以东山再起”。
12月17日，该报在题为“?中国紧张局势的高潮”的评论中说：“美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资选择，只有让事情自然地发展，直到以形式合宜的政府去换掉共产党政府的机会出现为止。……美国应当寻找共产党政权中弱点的迹象，准备帮助中国共产主义的敌人。”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无可挽救，其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已无能为力，遂准备放弃援助蒋介石政府。其政策由阻止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调整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希望通过“有限的援助”，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或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尽量帮助国民党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以保持其侵华利益。同时，准备在国民党政府失败后，实施从内部破坏的阴谋，支持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反对中国革命。
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
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曾两次找李宗仁，表示准备“即时引退”，希望李宗仁“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在遭李宗仁拒绝后，蒋介石又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人前去劝说。经再三会谈，李宗仁与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人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这项非正式协议由吴忠信带回给蒋介石，同时由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告知桂系另一首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当即表示：“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并说，对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子并进一步逼蒋下台，白崇禧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说：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也先后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直接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平谈判。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发表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李宗仁家，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
蒋直言不讳地对李说：“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这样，“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1月8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蛇自南京飞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蒋引退之事。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也做出了与中共和谈的姿态，电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谈。1月4日，邵力子、张治中在南京介寿堂向文化新闻界谈了和谈的有关问题。监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谋和。
1949年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相继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以及《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提出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上述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
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随后，蒋介石由南京回到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正式“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于22日发表文告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商谈。同时，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释放全国政治犯；废止特刑庭；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戒严令；停止特务活动；启封停刊报纸。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
与此同时，李宗仁积极筹划和谈事宜。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9日，黄启汉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等人谈话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了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谈，决定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
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又要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
22日，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谈了对和谈的态度。
27日，颜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再次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蛇、章士钊、李蒸为代表团成员。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并非真的愿意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蒋介石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以借此机会取得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征集新兵，编组第二线兵团，伺机反扑。
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说，他的父亲当年所以决定引退，是因为考虑到下面3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引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谈的条件是：“神圣”的宪法不受侵犯，“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蒋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陈立夫、谷正纲、彭昭贤等10余人会商，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时间，在江南练出50万军队。并决定由蒋介石保持对“和平”运动的统一领导，受领导者概予保护，不受领导者授权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予以“制裁”。
3月初，张治中、吴忠信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和谈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蒋介石表示完全同意，并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
3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战需在和谈开始前实现；国体不容变更；修改宪法须依法定手续等5条和谈的基本原则。4月2日，蒋介石命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转达指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谈判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他上台后要急待处理的要务是，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李宗仁还对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谈话时也说：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白崇禧也多次对黄启汉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并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汉招待国民党政府立法、监察委员和地方绅士时说：“我们必须认清时局的严重性，更须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仍应各守岗位，各尽其责，提高警觉，不稍懈怠”。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要求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
总之，蒋介石、李宗仁所发动的“和平”攻势，都是为了达到“划江而治”。但蒋介石希望在划江而治后，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新积蓄力量，伺机向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扑，在全中国恢复其反动统治。而李宗仁等人则希冀于在划江而治后，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巩固桂系的地位，完全取代蒋介石，在江南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
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继续加紧进行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1948年12月25日，刚刚当选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吴铁城在招待美国合众社记者时称：新政府唯一目标为继续对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诬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并声称：“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称“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国共两党决定进行和平谈判后，国民党宣传机构仍继续进行战争叫嚣。3月3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发出宣传指示，声称：“吾人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必须继续奋斗。
蒋介石在下台前夕，为继续进行战争作了部署，指派其亲信嫡系担任各地的军政要职。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bbr>.99ｌｉｂ?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月18日至21日，蒋介石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改设福州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为主任，并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王陵基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为重庆绥请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指定胡宗南负责筹划陕南及川北地区的军事作战，以此加强对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控制，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上述地区的进军。同时，蒋介石还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到上海间的长江防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党政军大权，使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一项也实行不了。1月21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给各军军长的命令中称：“总统离京赴杭，事先有计划步骤，政治方面交由李副总统及孙院长负责，军事方面由总长负责，经济军事均有充分准备。共党如无和平诚意，决与作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1月2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特别紧急宣传通报》中也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更须共同精诚接受总统之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剿总” 767d." >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会后，蒋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
26日，蒋介石自奉化致函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29日，顾祝同给各部队下达了应付时局的密令：应下最大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自救、自卫之战争；军队最近作战重点，在于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要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的战术；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争取在短期内变成劲旅；加紧维护后方治安秩序，肃清地方散匪，取缔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特别注意激励部队士气。
李宗仁上台后不久，即召集国>藏书网防部有关人员召开江防紧急会议，讨论江防计划。3月31日，即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宋希濂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剿总”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并决定了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同时，考虑到长江以南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会议同意国防部的建议，将驻新疆近10万军队东调。会后，国防部多次电催新疆驻军加速东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3月，李宗仁还多次到汤恩伯在上海举办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上讲话，他说，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国际局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白崇禧也曾对黄绍说：共产党如果逼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间，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所谓“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实施构筑上海地区的现代化防御设施。3月间在上海举办“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
为加紧编练部队，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组训新兵，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国民党政府不仅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且还继续进行战争活动。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轰炸解放区城镇，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国民党空军飞机连续轰炸了济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阳门、天津唐官屯、湖北随县等地。炸毁房屋300余间，伤亡和平居民200余人。国民党特务也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镇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军警特务向真正要求和平，欢送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专科以上院校的6000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当场死2人、重伤11人、轻伤80余人，失踪几十人的惨案。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也意识到依靠其现有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其在大陆的失败已无法挽救，遂作了放弃大陆，退守台湾的准备。企图以台湾为基地，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反攻大陆，重新夺取政权。为此，蒋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元运往台湾，并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加紧撤退的紧急讨论会”，命令京沪、浙赣、粤汉各铁路车辆及招商局轮船加紧撤运人员、物资和文物挡案至台湾、广州及华南其他地区。至1949年2月底，国民党政府90％的机关及80％的人员已经撤离南京；国民党的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总部的若干部门和大批参谋人员已撤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在台湾建立了总部；汉阳兵工厂和南京4个工厂的设备，亦由专轮运往台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国、交通两银行总行，亦在香港、台湾等寻找房屋，准备撤离上海。
就连蒋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杂物、文件及3辆“白卡尔”汽车也已运到台湾；何应钦、桂永清、周至柔、陈立夫、徐永昌、汤恩伯、胡宗南、顾祝同等人的眷属也已逃到台湾。位于西安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将其主要物资、文件、军火、军官眷属和后勤机关、医院、兵工厂撤至汉中、成都、贵阳等地，部队也由关中地区逐步向陕中、汉中撤退，并准备退入四川。总之，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面前，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一次玩弄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以此达到“划江而治”。但是，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面前，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第03章 中共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进行全军整编
中共中央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中，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阴谋及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的企图。明确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和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还借古代希腊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指示分析了全国的战争形势，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人有待我们去消灭，尚有许多地区有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
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要求“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
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指示还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
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美国政府实施“内部破坏”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报告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不仅对夺取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建设新中国，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对于 848b." >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评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帮助支持下，自1946年7月到今的两年半内，发动反革命内战，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明确指出，在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之际，蒋介石提出的和平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因为蒋介石在建议中提出的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还指出：“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最后，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李宗仁上台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了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
1月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连续接见了李宗仁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向他们表示，希望李宗仁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的电中，要叶剑英转告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会见了由李宗仁派出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和谈代表人选和谈判地点允予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双方确认，谈判与中国共产党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正式开始，双方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交换意见，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4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
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
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如果南京政府真有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评论正告南京政府，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因为无论南京政府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在此期间，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旦谈判破裂，立即实行战斗渡江，向全国进军。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人民解放军：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到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遵照上述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江南广大地区和西北的伟大进军。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的“划江而治”，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企图终于破产。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部署和方针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首先，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其次，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要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建设新区。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将“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
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对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因为南方乡村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第三，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中共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指出：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调整或建立军火工业和其他军需工业，确立军械制度，统一规定各种供给标准，统一分配卫生和通讯器材，作好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确定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中央军委政治部的领导下，总结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建立和恢复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党支部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并制订相应的条例或章程，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军普及。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赋予人民解放军1949年任务的同时，还指出了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中国共产党则有极大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队。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军队的给养在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较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将上述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向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讲清楚，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100多万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但“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和学习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像对待北平傅作义部那样，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后者就是像对待绥远的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情况，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向南方进军过程中，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中央军委还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过程中的政策，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了约法八章：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早在1948年12月中下旬，中央军委即开始酝酿研究这一问题。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提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休整2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1个月至2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路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
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大约在明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省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东北野战军在平津战役结束后，休整2个月，然后于5月沿平汉路南下，6、7月举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8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省一部，夺取武汉、岳阳、长沙、常德、宝庆、衡阳、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第二步夺取两广。
华北军区3个兵团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协力夺取太原，然后以第2、第3兵团夺取绥远、宁夏，与西北野战军会合；第1兵团则早日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之国民党军，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毛泽东指出：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24日，毛泽东又将上述电文发给林彪、罗荣桓，并明确指出：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全军休整2至3个月，然后以中原、华东野战军出江南，东北野战军出湘鄂赣，西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3个兵团出陕甘川。或可考虑以华北军区3个兵团都出陕甘川，抑或以2个兵团出陕甘川，以1个兵团随东北野战军第一步出湘鄂赣，第二步出两广。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于1月12日致电粟裕、陈土榘和邓小平、张际春，指出：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2个半月，由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2月12日、1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华北军区3个兵团应争取于3月中旬解决太原、大同问题，然后休整1个月至1个半月，再以3个兵团或2个兵团向西安出动，会同西北野战军彻底解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3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华东、中原野战军决于4月10日在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发起渡江战役；东北野战军“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该野战军先头2个军应于2月25日以前出发，主力应于4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4月1日至15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
5月23日，依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中央军委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具体部署：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争取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四川、贵州、西康3省(后又加上云南共4省)，争取在年底或年底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向福建、浙江进军，负责经营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诸省，并且准备解放台湾；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解放并经营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争取11月或12月底前占领两广。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18、第19兵团(原华北军区第1、第2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发出指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因此，“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为此，除以第二野战军位浙赣路沿线休整，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对宁、沪进犯的帝国主义武装；以第20兵团(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第四野战军炮兵主力，在秦皇岛、塘沽布防，第19兵团在会合第18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主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集团在陕甘边境的主力后，留在宝鸡、凤翔地区待机，准备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以1个军附必要数量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任青岛守卫，并应加强吴淞、江阴地区的炮台设施；第四野战军以1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华北。
在部署向全国进军过程中，毛泽东还对处理香港、澳门和台湾、西藏问题作了通盘考虑。早在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西方记者关于中共对香港问题态度的提问时就指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同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派来中国的代表米高扬会谈中指出：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放它更需要时间。
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和部署，在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残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进军。
全军整编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即开始进行向全国进军的全面准备。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下列各项的统一规定：
(1)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
野战部队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不再称旅；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不再称师；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野战部队自军、师、团直到营、连、排、班，地方部队自旅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特殊情况亦可按军辖两师，师(旅)辖两团，团分为大团、小团的临时编制；游击部队的编制则视情况自定。不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还是游击部队，团和军分区以上各部队的正式名称，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2)野战部队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
依情况需要，军及独立师，或分隶于兵团，或直属于野战军。兵团一般分隶于野战军，但亦得受军委指挥。在必要时，兵团、军或独立师，亦得划归军区指挥。野战军和兵团所辖军、师数目，视需要和可能定之。野战军分为4个，以地区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兵团以现有的8个增至20个，即西北野战军为第1至第2兵团；中原野战军为第3至第6兵团；华东野战军为第7至第11兵团；东北野战军为第12至第17兵团；华北军区野战部队为第18至第20兵团。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兵团。军由现有的55个(纵队)168个师(旅)，增加至70个军210个师的番号。
按各野战军现有的纵队、师(旅)的数目，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1至第7军，师的番号为第1至第21师；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10至第17军，师的番号为第28师至第51师；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20至第35军，师的番号为第58师至第105师；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38军至第56军，师的番号为第112师至第168师；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整编为第60军至第70军，师的番号为第178师至第210师。剩余的军、师番号，留待以后新建部队使用。
特种兵中的骑兵部队，除直属于步兵师、步兵团的部队外，凡属战略骑兵，一律改称为骑兵师、骑兵团。骑兵师或骑兵团，按需要隶属于军、兵团或野战军，必要时亦可隶属于军区。炮兵部队，属于军以下管辖的部队不另编番号，野战军、兵团或军区直属部队，改称为炮兵师、炮兵团，并按军委规定的序号统一排列。为利于炮兵部队休整时的集中训练，野战军或军区应设立炮兵司令部；野战军在条件具备时，应组织特种兵纵队，统率直属的炮兵部队、战车部队及工兵部队。
(3)地方部队的建制属于军区系统。
军区分为4级，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一级军区，共有5个，即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与中央分局同级并受其领导的为二级军区；与区(省)党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并受其领导者为军分区。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均以所辖地区命名，如“豫皖苏军区”，“鲁南军区”，“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的编制，由各一级军区自行规定，呈报军委批准施行；各警备旅、独立旅和独立团，全军不统一番号，由各一级军区自行排列。
(4)游击部队，不论在新区、在老区的边沿区，各当地军事指挥机关均应依情况需要和可能自行组织，然后向上级报告。
上述《规定》下发后，由于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部队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紧张的战略决战，没有时间进行整编，仅东北野战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在11月12日下达了整编命令，颁布各纵队、师的新番号，但由于紧接着进行平津战役，因此，实际上延至战役结束后才正式启用新番号。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指出：根据战争的发展，去年11月1日关于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合适，决定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大军区于1949年2月开始相继进行整编。整编的具体情况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下辖：骑兵第1、第2师；第1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辖第1、第2、第3师；第2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第4、第5、第6师；第3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许光达，辖第7、第8、第9师；第4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辖第10、第11、第12师；第6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辖第16、第17师；第7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彭绍辉，代政治委员孙志远，辖第19、第20师；第8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姚蝗，辖第22、第23师，不久，该军拨归华北军区建制。5月，由晋绥军区部队和华北军区独立第5旅分别组成第18、第21师，分别拨归第6、第7军建制。6月，组建第1、第2兵团，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下辖第1、第2、第7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参谋长张文舟，下辖第2、第3、第6军。兵团组成后，军的领导人相应作了部分调整。郭鹏任第2军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黄新廷任第3军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张达志任第4军军长；罗贵波任第7军政治委员。全野战军共15．5万人。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副司令员孔从周；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后勤部部长刘清，辖第10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杜义德(兼)，政治委员王维纲，辖第28、第29师；第11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辖第31、第32、第33师；第12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兼)，辖第34、第35、第36师。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后勤部部长赵炳润，后勤部政治委员杨世荣，辖第13军(由第4纵队第10、第13旅及豫西军区部队组成)，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辖第37、第38、第39师；第14军(由第4纵队第11、第22旅及淮海战役起义之廖运周师组成)，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辖第40、第41、第42师；第15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43、第44、第45师。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政治委员张霖芝，政治部主任甘渭汉，后勤部部长吴机章，辖第16军(由第1纵队第1、第2旅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一部组成)，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辖第46、第47、第48师；第17军(由第11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等部组成)，军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赵健民，辖第49、第50、第51师；第18军(由第1纵队第20旅及豫皖苏军区部队组成)，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辖第52、第53、第54师。全野战军共28万余人。6月，将皖北军区独立师改称第30师，拨归第10军建制。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冶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下辖：教导师；军政干部学校，副政治委员张崇文；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参谋长叶超，政治部主任喻新华。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参谋长李希迎，辖第21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6l、第62、第63师；第22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辖第64、第65、第66师；第23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第68、第69师；第35军(由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部和鲁中南纵队合编组成)，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辖第103、第104、第105师。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辖第24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辖第70、第71、第72师；第25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辖第73、第74、第75师；第26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辖第76、第77、第78师；第34军(由淮海战役起义的何基沣部和江淮军区第34旅、独立旅合编组成)，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辖第100、第101、第102师。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谢有法，辖第20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时夫，辖第58、第59、第60师；第27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辖第79、第80、第81师；第30军(由第12纵队改称)，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88、第89、第90师；第33军(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张克侠部和渤海纵队合编组成)，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龙，辖第97、第98、第99师。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辖第28军(由第10纵队改称)，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辖第82、第83、第84师；第29军(由第11纵队改称)，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辖第85、第86、第87师；第31军(由第13纵队改称)，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辖第91、第92、第93师。两广纵队番号不变，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全野战军共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参谋长曹祥仁，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下辖：特种兵司令部(由炮兵司令部改编)，司令员萧华，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苏进、贾陶、匡裕民，副政治委员邱创成，参谋长苏进(兼)，政治部主任唐凯，辖炮兵第1、第2师，战车师，高射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第38军(由第1纵队改称)，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辖第112、第113、第114、第151师；第39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辖第115、第116、第117、第152师；第40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韩先楚，政治委罗舜初，辖第118、第119、第120、第153师；第41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辖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师；第42军(由第5纵队改称)，军长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124、第125、第126、第155师；第43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辖第127、第128、第129、第156师；第44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辖第130、第131、第132、第157师；第45军(由第8纵队改称)，军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辖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师；第46军(由第9纵队改称)，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第136、第137、第138、第159师；第47军(由第10纵队改称)，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139、第140、第141、第160师；第48军(由第11纵队改称)，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辖第142、第143、第144、第161师；第49军(由第12纵队改称)，军长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师。野战军另辖骑兵第5师、第165师、整训第5师。全野战军共90万余人。
4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萧克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同时成立了第13、第14兵团部。并对第12、第13兵团及各军的领导人作了适当调整。其序列是：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辖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第45军，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第46军，领导人不变。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萧华，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辖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第49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辖第39军，军长刘震(兼)，政治委员吴信泉；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贺晋年，政治部主任萧向荣，辖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第44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第48军，领导人不变；两广纵队(由第三野战军拨归)，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辖第1、第2师。特种兵司令部由万毅任司令员，其余领导人不变。
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辖俘训第1、第2旅；第60军(由第1兵团第8纵队改称)，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辖第178、第179、第180师；第61军(由第13纵队改称)，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辖第181、第182、第183师；第62军(由第15纵队改称)，军长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84、第185、第186师。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副司令员葛晏春，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辖俘训第1、第2旅；第63军(由第3纵队改称)，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辖第187、第188、第189师；第64军(由第4纵队改称)，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辖第190、第191、第192师；第65军(由第2兵团第8纵队改称)，军长邱尉，政治委员王道邦，辖第193、第194、第195师。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延杰，副政治委员李天焕，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辖俘训旅；第66军(由第l纵队改称)，军长萧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第198师；第67军(由第2纵队改称)，军长韩伟，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第200师；第68军(由第6纵队改称)，军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辖第202、第203、第204师。3个兵团共23．8万余人。5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周士第接替徐向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祖谅任第60军军长。6月初，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
此外，中央军委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拨归军委直辖，并改称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伟，参谋长李寿轩，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
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后勤部部长陈希云，后勤部政治委员刘海滨。下辖：陇东、黄龙、西府、绥德、关中、三边、延属、榆林等军分区；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兼)，政治委员李井泉(兼)，辖五寨、离石、雁北、雁南等军分区。
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58军(由桐柏军区部队编成)军长孔庆德，政治委员方正平，辖第172、第173、第174师；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辖独立师(由独立第1、第3旅合编组成)，第l、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辖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政治委员刘建勋，辖独立第1、第2旅，第1、第2、第3、第4军分区；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汪锋，辖第12旅、第17师，第2、第4军分区(5月，陕南军区划归西北军区建制，第12旅、第17师组成第19军，改称第55、第57师，归第一野战军指挥)；河南军区(3月由豫西军区及豫皖苏军区一部合并组成)，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李雪峰，辖南阳、确山、许昌、潢川、淮阳、陈留、商丘、郑州、洛阳、陕州等军分区。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下辖：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张云逸(兼)，副校长余立金、刘清明；警备旅；后备兵团，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戴心宽、王彬，副政治委员龙潜，参谋长李学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第1、第2、第3、第4师。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兼)，政治委员康生，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第一副政治委员傅秋涛，第二副政治委员向明，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辖第32军(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军长谭希林，政治委员彭林，辖第94、第95师；昌潍特区，司令员刘德胜，政治委员王众音；济南警备区，司令员廖谷标，政治委员刘顺元；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张北华；
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赖可可，辖警备第4、第5旅，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滨北等军分区；渤海军区，司令员覃士冕，政治委员张晔，辖沧南、泺北、清河、垦利等军分区；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高克亭，辖泰山、沂蒙、沂山、尼山、台枣、滨海、泰西等军分区。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肖望东，辖警备第9旅，泰州、扬州、南通、盐城、淮阴等军分区。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辖警备第6、第7、第8旅。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希圣，辖警备第1、第2旅，滁县、宿县、巢湖、安庆、六安、阜阳等军分区。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陈奇涵，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下辖：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副政治委员吴溉之；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政治委员吴溉之(兼)；工兵学校，校长冯志湘，政治委员李雪炎；朱瑞炮校，校长贾陶；第50军(由辽沈战役起义的曾泽生部改编)，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师；辽宁军区，司令员边章伍，政治委员张秀山；辽北军区，司令员彭嘉庆，政治委员郭峰；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江华；热河军区，副司令员舒行；锦州军区，副司令员朱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泽(乌兰夫)，辖骑兵第1、第2、第10、第11、第16师；合江、吉林、嫩江、龙江等军事部；第163、第164、第165、第166师；整训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师；警卫师。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参谋长赵尔陆(4月，萧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到第四野战军工作，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参谋长王世英，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副校长萧克，副政治委员朱良才；炮兵第3、第4师；补训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涌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楚平，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旅；第69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周彪，政治委员漆远渥，辖第205、第206、第207师；第70军(由第14纵队改称)，政治委员甘渭汉，辖第209、第210师；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辖独立第4、第5、第6旅，五台、交城、太谷等军分区；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俘训旅，津南、保定、平南等军分区；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政治委员吴德，辖第12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光华，政治委员马国瑞，辖临清、夏津、邯郸、南宫、衡水等军分区；
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赵辉楼，副政治委员冷楚，辖独立第7旅，邢台、左权、长治、焦作、漳卫、武安等军分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辖独立第2旅，临河、湖西、豫北、鲁西南、运东、运西、直南、濮范等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政治委员顾大川，辖岳南、王屋等军分区；
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杨耕田，辖俘训旅，雁北、平西、建平、易水、察南、察北、冀察等军分区。
在整编中，全军统一了编制，调整了武器装备，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全军总兵力达400万人，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向全国进军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活动于南方各省几支较大的游击武装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949年1月先后进行了整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下辖第1、第3、第5总队和独立总队；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下辖东江第1、笫2、第3支队，北江第1、第2支队，湘南支队，赣南支队；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下辖第1、第2、第4、第7、第8支队；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下辖第1、第2、第3支队，罗盘、滇东南、左江等指挥部；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生，下辖第1、第2、第3支队、闽中支队、浙南第3支队，闽北、闽西北、闽浙边、浙南游击部队等。
进行政治整训，做好进军的思想准备
战略决战胜利后，全军大部分指战员已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覆殁已为期不远，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因而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士气更加高涨，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玩弄的“和平”伎俩，由于大多数指战员，尤其是各级指挥员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和谈，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面目，不相信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而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抗战胜利后及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存在的和平幻想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一定要为解放全中国继续战斗，为人民再立新功。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特别是在整编过程中部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部队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部队中也出现了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倾向。
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老战士存在轻视国民党军的思想，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解放军都能不断取得胜利，现在解放军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比国民党军占有明显优势，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剩下的残兵败将不堪一击，只要解放军一过江，国民党军就会不打自垮，只有举手投降。因此，对领导上关于做好充分准备，抓好练兵工作的指示漠然处之，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要练兵？”“我们在整训，敌人在加强工事，这样真不合算”，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
二是有些人特别是解放战士和新入伍的新战士，对进军的困难和美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觉得国民党军还有海空军，还有美国的支持，到南方作战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甚至认为，解放军一过江，与美国的矛盾一定激化，美国会出兵帮助国民党政府，直接同解放军作战，或在华北、东北沿海登陆，进攻解放区，甚至会扔原子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等。
三是有少数人对和平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国民党政府被解放军打痛了，它们真的要和平了；有人还说，不管怎样，和了就好，和平了可以回家，从而产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
四是有少数人产生了右倾情绪，他们眼看解放战争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害怕在这时牺牲了太可惜，过不上幸福生活，因而希望在作战中担任第二梯队，缺乏争当突击队的精神。
五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家乡地域观念又有所滋长，不愿离开家乡到南方作战和工作，有的人说“过江虽好，但离家太远了，不能回家”，“在江北怎样都行，我就不订过江的计划”；有的江南籍的指战员，虽然希望早日过江，但也只是认为过江后可以回家。
六是在少数人中开始滋长居功骄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开始争地位、要待遇、闹离婚；还有的要求转业地方，调到军管会等条件好的单位工作，不愿继续留在作战部队工作。在上述思想和情绪的支配下，部队中的不良风气有所抬头，以至发生离队逃亡现象。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各战略区、各部队多分散独立作战，使部队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游击习气和无政府主义，对上级的命令、指示执行不够坚决；管理松懈，违反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由于解放军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不了解，不懂城市政策，缺乏城市工作的经验，对今后接收和管理城市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只看到城市生活比农村好的一面，看不到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等。
上述思想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既反映了一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还跟不上急剧变化的形势的发展，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的一面；也有对形势任务了解不够，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不熟悉的一面。这些思想问题和不良倾向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和妨碍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为了纠正和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和不良倾向，保证进军任务的胜利完成，三大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结合整编，进行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
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相继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前委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等，传达和学习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和指示，并结合各自的实际，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了今后的具体任务。第一野战军党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整军方针，提高部队战斗力；
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建设好新区的城市与乡村；
必须大量培养干部，加强营团以上干部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
必须确定健全党委制度，扩大与健全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统一性与纪律性，坚决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反对可能产生的苟安、和平享乐思想，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今年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在第二野战军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不管是和是战，人民解放军都要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并强调指出，越接近胜利，情况越复杂，任务越繁重，越要立场坚定，不受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第三野战军前委会议决议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克服轻敌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要警惕和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要警惕和粉碎帝国主义者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反动政策；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警惕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捧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总纲领；要准备向全国的大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时提出了1949年的6项任务，即：坚决与圆满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动与组织新区广大群众，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与地方武装；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爱护人民利益；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钻研党的政策，强化政治工作，健全党委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和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提高军事技术、战术；加强部队内部团结，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克服家乡地域观念，巩固部队，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思想领导，克服一切不良倾向，进一步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第四野战军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朱德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号召全军指战员：下江南去，赢得全国胜利。
朱德在讲话中要求第四野战军：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工作，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进军任务。南下后，全体指战员要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土改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知识分子政策和社会政策。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即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指挥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为此，要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纪律教育；各级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对违反政策纪律的，必须认真追究，给予批评或处分，对执行政策纪律好的，必须表扬或奖励。
根据各野战军前委的要求和指示，军以下各级党委和支部也相继召开了会议，具体研究和部署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步骤。各级政治机关相继召开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下发关于整训时期部队政治教育工作指示，编发了政治教育教材。
在各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军掀起了政治学习和教育的热潮。根据部队人员的不同层次、不同素质，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对营团以上干部，主要采取召开团党委和师党委扩大会议，举办轮训班等方式，反复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文章和指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决议，以及各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党代表会议、高级干部会议决议等文件，进一步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在胜利形势面前可能产生和已经产生的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思想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能力和自觉性。对连排干部和战士的教育，首先针对部队中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的情况，进行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以及人民军队的本质、宗旨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在此基础上，采取由师一级举办连排干部轮训班和首长作报告、上辅导课等方式，向干部战士介绍全国的战争形势，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传达中共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赋予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以及进军过程中的纪律、政策；分析向全国进军和到南方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在教育中，各部队还普遍采取了算血债、挖苦根，忆历史、看前途，比力量、谈胜负，讲任务、说责任等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引导干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使全军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向全国进军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首先，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人民军队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向全国进军应采取的方针，增强了革命斗志。
一是使广大干部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入伍的新战士进一步认清了两种军队的区别，明确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认识到虽然现在自己和江北的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劳动人民还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军队的宗旨要求每个指战员要继续战斗，要以解放全国劳苦大众为己任。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才能使全国各族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个人也才能永远过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二是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了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明确了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
三种方式，以及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双重任务。
第二，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树立了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通过学习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评论文章，回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联系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准备、派飞机轰炸解放区、镇压要求和平的爱国人士等事实，使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动的阶级本性，认识到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目的是为了保持其残余力量，取得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备，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虽然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虽然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南方各省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实力派可能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按照北平、绥远方式解放某些省份和地区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国民党政府中的大多数反动分子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他们必然会作垂死挣扎。因此，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指战员必须树立以战斗方式向全国进军的思想，认真做好进军的各项准备，这样才能胜利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
第三，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进军过程中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困难，增强了夺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一是使大家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超过国民党军，完全有把握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那种过高估计国民党军事力量，缺乏必胜信心的思想情绪是错误的。同时，国民党还有200余万军队，其中有的部队还有较强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还必须经过多次、艰苦、激烈的战斗才能全部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轻敌的观念也是不对的。
二是使大家认识到由于南方各省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尚未建立人民政权，群众尚未发动，加之风土民情与北方有较大差别，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是水网地区或山地，这都给人民解放军的行军作战和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每个指战员都要有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但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曾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深厚的感情，又有长期坚持斗争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的活动，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过程中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支援和游击队的帮助配合，进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三是使大家认识到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不可怕。中央军委对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已作了充分估计，已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作了周密的部署。同时，只要坚决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势力，帝国主义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就将愈减少。作为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指战员，要有迎接最大困难、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思想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实施武装干涉，就坚决斗争，彻底打败侵略者。
在教育中，全军各部队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召开民主生活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的检查和纠正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存在的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错误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的自觉性。
大家纷纷表示：
“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不灭蒋匪誓不收兵”，“我们要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战士，不做怜悯毒蛇的农夫”，“请毛主席下命令吧，我一定放弃个人打算，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了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愿做胜利前夕的最后一批牺牲者”，“我们要做坚定的革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糖弹’的俘虏”。思想认识提高后，行动也就自觉了。如第二野战军第15军经过整训，在由整训地向长江北岸开进过程中，爬高山，风餐路宿，肃清沿途国民党军保安团队；克服不少困难，行程23天，长驱750余公里，于3月23日按时到达长江北岸指定位置，涌现出无减员、无逃亡连队57个，机关23个，“巩固部队模范营”4个。
调整、完善全军后勤机构，建立各项后勤规章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各根据地、各解放区被分割，没有统一的财政，人民解放军只能按照“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组织后勤工作，这一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与向全国进军和大兵团机动作战，及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已不相适应，急需实现全军集中统一的后勤供应体制。
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13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中央军委后勤部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军兵工、军械会议和全军后勤(供给及兵站)会议。各大区后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的后勤工作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迎接新的后勤工作任务。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健全全军兵工军械的组织机构，建立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
要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因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军委后勤部的样样工作都要建立起来，要能指挥下层，每个大军区、野战军都要跟这一整体联系起来。军委后勤部杨立三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要求全军进一步加强兵工生产，加强野战军的军械工作和运输工作，执行全军统一的新供给标准。他还明确了各级后勤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军委后勤部是全军最高后勤机关，负责计划全军后勤工作，指导与调剂各军区军工、军需、军械、卫生、供给、运输工作和生产，制定各种制度并监督执行；各大军区后勤部负责军工、军需、军械、卫生、运输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及检查监督执行，以及野战军的物资保证；野战军的后勤部负责供给部队的各种物资需求，按情况下设分部、大站、分站、兵站；兵团不设各后勤业务组织，只建立精干的指挥机构，负责物资的筹划、调度；军以下各级设后勤部，负责本部队的后勤工作。
会议肯定了过去实行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后勤工作原则；制定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全军统一的供给标准；确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决定了1949年的兵工生产任务；讨论了各级后勤的组织形式；在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综合各战略区已有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向全国进军和正规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拟制并讨论了各项规章制度，经修改后颁布了《供给标准制度》、《军需概则》(草案)、《运输工作概则》(草案)、《军械工作条例》(草案)等以及武器弹药的统一名称等业务规章制度。这两个会议为建立全军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制度，实施统一的后勤管理，为军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对做好保障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和彻底胜利的后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中共中央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关于加强全军后勤建设的指示，全军首先在整编中对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作了初步的调整，但由于时间比较短，未能完全按后勤会议的要求统—全军的后勤组织机构，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基本上仍是原有的后勤组织机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整编后的军委和各野战军及各大军区的后勤组织情况是：
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于1948年5月，至同年8月，组成了供给、运输、兵工和军械各组。1949年4月23日，军委后勤部与华北军区后勤部合署办公，杨立三任军委后勤部长兼华北军区后勤部长，随后逐步完善了军委后勤部下属的军需、军械、运输、卫生等业务部。
第一野战军设置后勤司令部，刘景范任司令员，方仲如任副司令员。6月改称后勤部，黎化南任部长，方仲如任政治委员，黄静波任副部长，下辖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兵工部、军需部。
第二野战军设后勤司令部，段君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岱峰任副司令员，姚继明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邓存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军械处仍隶属于司令部，各兵团亦设置后勤部。
第三野战军设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喻曼云、李厚坤任副部长，谢胜坤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元培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
第四野战军设后勤部，周纯全任第一部长、李聚奎任第二部长，陈沂任政治委员，罗文任参谋长，潘振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卫生、军械、运输等部以及6个分部。军需部由杨至成任部长，魏庭槐、张庆孚任副部长，下辖第1、第2、第3局和军需学校。
西北军区设后勤部，陈希云任部长，刘海滨任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副部长。
华东军区设后勤部，宋裕和任部长，邝任农任政治委员，伊文任参谋长，罗应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供给、军械、运输等部。
东北军区设后勤部，朱治理任副部长，下辖经理、军需、军械、军工、卫生等部。
华北军区设后勤司令部，赵尔陆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吴先恩任参谋长，下辖供给、卫生、兵站等部。
在整编中，各野战军和大军区先后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文件，统一思想，并制定了实施细则、补充办法等，使后勤工作更好地保障向全国进军任务的完成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为了保证全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的物资供应，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0日颁发了《关于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东北、中原解放区负责供应第四野战军；西北解放区及华北解放区的主要部分负责供应第一野战军及第18、第19、第20兵团；华东解放区负责供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不足部分，由中共中央从华北、东北解放区调剂。各野战军在新区及城市缴获的军用物资，于接收后，除必须补充其本身者外，应将其重要部分报告军委，以便调剂。
3月21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指出：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粮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粮草供应问题。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40～50％，富农25～35％，佃富农20％，中农10～15％，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
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的领导下，由随军的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和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
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粮秣工作队应建立简单的收支帐目，各级政治部门及首长要注意经常检查。
同时，要尽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进入城市部队的粮秣供应，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定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各野战军为了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上述的规定，分别下达了补充指示，以加强对筹集粮草工作的领导和督促检查。
经过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到1949年4月初，全军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物资上做好了向全国进军的准备。只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即可向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的追击作战，解放全中国。
第04章 国民党巩固统治的措施、企图和部署
巩固统治的措施
01.行政院为迁广州办公致南京市政府电
(1048年2月7日)
南京市政府、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剿匪总司令部：不忍长令烽火蔓延，重苦吾民，政府以最大之决心与诚意力谋和平之实现，期月以来中共和谈代表迄未派出，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今后政府仍当本其一贯之信念，赓续致力和谈之进行，并图政治彻底之改革，仰各地军政人员慎守岗位，各尽职责，是为至要。行政院。丑虞。二机。穗。
02.行政院为“晓谕民众，力持镇静”至南京市政府密电
(1948年2月28日)
南京市政府：5628，密。戡平共匪，改善经济，实施宪敌为中央坚定不移之方针，近日谣诼繁兴，物价波动，显系共匪乘机声张为幻，企图动摇人心，扰乱市场，以扩大其祸国殃民之罪行。各地方政府应晓谕民众，力持镇静，并于经济与治安方面特加注意，慎勿稍有疏虞，致为奸谋所乘，特电遵照，并饬一体注意为要。行政院。丑俭。二机印。
03.行政院为补发《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致南京市政府训令
(1948年3月9日)
令南京市政府
查《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兹经国民政府于36年12月25日明令公布，登载当月《国民政府公报》，未另行文，恐未周知，除通令外，合行补发该条例，令仰知照，并转饬知照，此令。抄发《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一份。
院长张群
中华民国37年3月
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
国民政府36年12月25月公布
第一条本条例于戡乱时期适用之。
第二条《刑法》第100条第1项、第101条第1项之罪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通谋外国或其派遣之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处死刑。
预备或阴谋犯前二项之罪者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三条参加以前条犯罪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四条依前二条之规定，自首而免除其刑者得令人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间为3年以下、1年以上。如认为有延长之必要者，得于法定期间之范围内酌量延长之。
第五条有左例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陡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将军队交付匪徒、或听其指挥训练者。
2、率队投降匪徒者。
3、将要塞、军港、军用场所、建筑物、军用船舰、桥梁、航空机、铁道车辆、军械、弹药，粮秣及其他军需品，电信器材与一切供通讯，转运之器物交付匪徒，或毁坏，或致令其不堪用者。
4、煽惑军人不执行职务、或不守纪律，或逃叛者。
5、以关于要塞、军港、军营，军用船舰，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场所，建筑物或军事之秘密文图表、消息或物品泄露或交付匪徒者。
6、为匪徒招募兵役，工亻夫，或募集钱财者。
7、为匪徒之间谍者。
8、为匪徒供给、贩卖或购办、运输军用晶，或制造军械、弹药及其原料者。
9、为匪徒供给、贩卖或购办、运输军用被服、食粮，或其他供制造被服之材料与可充食粮之物品者。
10、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或扰乱金融者。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或阴谋犯第一项之罪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第一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六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条犯《惩治盗匪条例》第2条第1项，第3条第1项，第4条第1项第3款之罪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八条犯本条例之罪者，除军人由军法审判外，非军人由特种刑事法庭审判之。
前项特种刑事法庭之组织，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
第九条依《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之规定应处罚者，其审判适用前条之规定。
第十条前二条案件之审理得许辩护人员出庭辩护。
第十一条本条例施行区域由国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04.余仲关于镇压南京市民抢购面粉致粮食部呈
(1948年5月7日)
报告5月7日于本部
遵查有恒面粉厂本日派施志洪押国字61087号卡车一辆，运交邱永兴等9家特粉180袋(每家20袋)，车至中华门外时，群众持钞票争购，不得已乃bbr>９９ｌｉｂ?将粉车开至养虎巷警察所办理，群众是时亦跟至警所，当由巡官王保国宣布有营业执照者准购特粉1袋。比时有52家有执照，60袋粉可勉强应付，所外停立百余人多不愿去，当职离所时仍与武装警员争闹不休。待下午7时赶至夫子庙时，发现运交文德桥3号永和号，市府路29号之一新福记两家特粉40袋全被民众抢购，秩序大乱，押车宪兵于劝阻不听时对空鸣两枪，群众仍不理。此时，警察与卫戍部稽查所官兵赶至，当拘捕抢粉者男女13人、殴打警员者2人，夺回面粉35袋，仅遗失5袋。夺回面粉内中有18袋已付永乐号价款，详情警局讯办中，谨此具报钧核。谨呈部长谷
次长庞
赵
职余仲呈
附永乐号证明字一纸(略——编者注)
05.行政院为抄发《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致南京市政府训令
(1948年6月8日)
令南京市政府。
据国防部呈赍华中区绥靖会议通过之《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到院，经提本院会议修正通过，并呈奉国民政府37年4月29日处字第827号指令准予备案，应即通饬实施，除分行外，合行抄发该项方案，令仰知照。此令。
抄发《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1份。
院长张群
中华民国37年5月
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
1、为适应戡乱剿匪总体战之需要，特设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承最高统帅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挥并督导辖区内剿匪绥靖各事宜，各地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之设置及辖区以命令定之。
2、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得设政务委员会，与绥靖公署或剿匪总司令部合署办公，承行政院之命，指导辖区内政务，以绥靖主任或剿匪总司令兼主任委员，置委员若干人，由行政院遴请简振，并就中指定3人为常务委员。
3、政务委员会对外行文以主任委员名义行之。
4、政务委员会对于辖区内之行政官吏有考核奖惩之责，但对于省政府厅处长以上暨院辖市局长以上人员之奖惩，应报由行政院核办。
5、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对于省内剿匪绥靖事宜，受绥靖主任或剿匪总司令之指挥。
6、各省军管区司令部令并于省保安司令部。
7、为配合绥靖工作，得于各省境内划分若干绥靖区，除特殊情况外，以不跨越省界为原则。
8、凡划隶绥区地域内之一切地方机构与人力、物力、财力等，均依总体战方案之规定，由各绥靖区司令官负责处理。
9、绥靖区置行政长一人，以绥靖区司令官兼任，由行政院核派。关于剿匪作战等事宜，依战斗序列之规定，受绥靖主任之指挥，并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之命，处理辖区军政事宜。
10、绥靖区行政长，对于该区内之行政人员有考核奖惩之权，并得于必要时先行撤免，补报省府核备。
11、现有之各省政府、行署及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除有特殊情形应予保留者外，均予撤消。
12、绥靖区行政长公署内置秘书长一人，行政督察专员及佐治之人员若干人，承行政长之命，督察该区内各县行政事宜，其组织另定之。
06.行政院为切实施行《戒严法》致南京市政府训令
(1948年5月26日)
令南京市政府。
查戒严之宣告影响政府职权及人民自由权利极大，兹《戒严法》已奉国民政府于本年5月19日修正公布，同日施行。关于戒严事项自应切实依照《戒严法》之规定慎重办理；除通行外，合亟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遵照。此令。
院长张群
中华民国37年5月
戒严法
国民政府23年11月19日公布，37年5月19日修正公布
第一条战争或叛乱发生，对于全国或某一地域应施行戒严时，总统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立法院之通过，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
总统于情势紧急时，得经行政院之呈请，依本法宣告戒严，或使宣告之，但应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在立法院休会期间，应于复会时即提交追认。
第二条戒严地域分为二种：
1、警戒地域，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受战争影响应警戒之地区。
2、接战地域，指作战时攻守之地域。
警戒地域或接战地域，应于时机必要时区划布告之。
第三条战争或叛乱发生之际，某一地域猝受敌匪之攻围、或应付非常事变时，该地陆海空军最高司令官得依本法宣告临时戒严。如该地无最高司令官，得由陆海空军分驻团长以上之部队长依本法宣告戒严。
前项临时戒严之宣告，应由该地最高司令官或陆海空军分驻团长以上之部队长迅速按级呈请，提交立法院追认。
第四条宣告戒严时，该地最高司令官应将戒严之情况及一切处置随时迅速按级呈报总统。
第五条宣告戒严之地域应时机之必要得变更之。
第三条第二项及第四条之规定，于戒严地域之变更准用之。
第六条戒严时期，警戒地域内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挥。
第七条戒严时期，接战地域内地方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移归该地最高司令官掌管，其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挥。
第八条戒严时期，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上左列各罪，军事机关得自行审判成交法院审判之：
1、内乱罪。
2、外患罪。
3、妨害秩序罪。
4、公共危险罪。
5、伪造货币、有价证券及文书、印文各罪。
6、杀人罪。
7、妨害自由罪。
8、抢夺强盗及海盗罪。
9、恐吓及掠人勒赎罪。
10、毁弃损坏罪。
犯前项以外之其他特别刑法之罪者亦同。
第九条戒严时期，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之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之。
第十条第八条、第九条之判决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
第十一条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有执行左列事项之权：
1、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
上述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必要时并得解散之。
2、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动有碍治安者。
3、对于人民罢市、罢工、罢课及其他罢业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
4、得拆阅邮信、电报，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之。
5、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车辆、航空机及其他通讯，交通工具。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并得遮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
6、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
7、因时机之必要，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兵器火具及其他危险物品，并得扣留或没收之。
8、戒严地域内，对于建筑物，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检查，但不得故意损害。
9、寄居于戒严地域内者，必要时得命其退出，并得对其迁入限制或禁止之。
10、因戒严上不得巳时，得破坏人民之藏书网不动产，但应酌量补偿之。
11、在戒严地域内，民间之食粮、物品及资源可供军用者，得施行检查或调查登记；必要时并得禁止其运出，其必须征收者应给予相当价额。
第十二条戒严之情况、终止，或经立法院决议移请总统，解严时应即宣告解严。自解严之日起，一律回复原状。
第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07.行政院为镇压人民反抗致南京市政府密电
(1948年8月17日）
南京市政府：密。……值兹全面戡乱时期，安定秩序、肃清匪谍实为保护人民安全、捍卫国家基础所必需，特就戡乱时期后方应行注意事项列举四点如下：一、依《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司法、警察机关依法逮捕被告时，如确有事实、足信为有人在内犯罪而情形急迫时，虽无搜索票，亦得进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但军事上应秘密之场所，非得该长官允许，不得搜索，亦不得无故滋扰，以维持秩序。二、对于匪徒鼓动罢工及其他足以妨害生产之行为，应与主管行政机关切取联系，严予禁止。违背禁止规定者，移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三、对于各校学生意图妨害戡乱而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或口头煽惑、为匪宣传，破坏秩序者应切实禁止、制止或解散；其重要之现行犯应并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四、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员对其机关、团体、学校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如发现内中有策动前2条所列行为者应向当地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范围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除分行外，特电遵照，并密饬所属切实遵照。行政院。未。孙。二机印。
08.军委会为与中共和谈事致各机关特急电
(1948年10月15日)
特件。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文日已在各报发表，其中最主要之军事及政治问题实际上尚未获具体解决，因中共要求数字庞大之独立军队，目前虽称愿缩编为20师，但尚须集中驻地，并优原有官佐系统，更要求将民兵一律编为团队，而企图以(人民的军队)为宣传口号，不受政府统率指挥。最近中共游击队仍在收复区强拉壮丁入伍，且时时侵占地区，足其自由扩军，<占>割据之险谋亦迄未放弃。至于中共所提一政治条件，更欲据有华北各省市政府，要求主席、委员、市长等等，并请须由政府一概承认其所请(民选)之省县级政府。倘中央完全接受其要求，则全国即又割裂为二，民主、统一更将无从实现，但中央政府为求守军建国起见，仍与中共代表继续商谈，图谋合理合法之解决，而政治协商会议之准备召开，尤见政府委曲求全之苦心，望各地会报明了此中真象，并分别通知党政军全体同志提高警觉性，勿以为商谈初步协议即为松懈放任，尤须发动国家【舆】论界强调政治真实民主化，军队完全国家化及军令、政令绝对统一，四旅团迅速统一之必要为要。军委会联秘。酉删。
09.南京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记录
(1948年10月17日)
时间：10月17日上午8时。
地点：卫戍司令部会议室。
出席人：萧赞育、马超俊、张镇、马元放、胡钝俞、骆继常、汪祖华、陈祖平、万建蕃、韩文焕、卫持甲(周剑心代)、王秀春、田纯玉、汤恩伯、陈剑如、沈祖懋、黄逸公、黄炳炎、袁铭鼎、余陶。
主席：汤恩伯。
记录：祝华新。
报告事项(略)。
决定事项：
1、中山东路新华日报社附近贴有救国日报，用以对销《新华日报》之宣传力量，惟最近发现常被共产党暗自撕去，由警察厅转饬所属警员切实监视(警察厅)。
2、凡反对本党及我政府之党派人员，一律不使其参加本市市参议员竞选之成功，过去曾充任伪官吏者亦应秘密通知其放弃竞选，违者则即予逮捕，以汉奸论处(市府、市党部)。
3、关于揭露奸匪暴行问题决定要点如次：
(1)策动记者及文化界组织收复区视察团，以期获得奸匪暴行事实，向后方民众作有力宣传，使民众明了真象，不为所惑(视察团以本市有力之文化人及各报社记者、外国记者、摄影记者合组而成)(市党部、中宣部办)。
(2)视察团之组织以出自记者本身之要求为宜，请中宣部负责策动并于下星期二以前酝酿成熟，提出名单(中宣部）。
(3)由卫戍司令部订下星期三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即席由中宣部授意之记者提出收复区之视察要求，以便进行工作(中宣部、卫戍司令部)。
(4)该团之组织以及人事运用、资料搜集、宣传等问题请中宣部负责办理，其有关经费，交通工具等问题由卫戍司令部负责办理(中宣部、卫戍司令部)。
4、以后针对中共之各种宣传，应切实遵照中央意旨，不可涉及苏联顾问等字样，免生国际纠纷。
5、关于秘书处报告各项文件之决定(附原件)：
(1)人事调整提案，决定通过行动组组长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卫处长持平兼任。
(2)建立邮电小组案，决定由组训组于下周内组织成立并将组织情形呈报备查。
(3)请各组拟具工作实施计划案，决定由余秘书主任向市政府查原工作计划修正呈核。
(4)建立情报网案，决定即利用卫戍司令部之情报交换所开始工作。
(5)请示事项：
A、上级机密指示对各区服务队是否需要以文字传知。决定：以口头传知为原则，必要时可用文字传知，但队员应绝对运用通报方式，不得抄写，免泄机密。
B、上级指示宣传纲要，除通饬各区遵照外，是否请各首长于开会言谈间作讲演谈话资料。决定：通过。
(6)规定事项：
A、请组训组拟定格式，通知各区将服务队长(附)及队员通讯地点，姓名造册送会。
B、本会报工作极关重要，嗣后规定每两周举行一次，时间订为星期三上午9时(秘书处)。
6、主席规定有关民众组训各项指示如下：
(1)经费由卫戍司令部请领，交马市长保管。
(2)第二期仍继续办理，学员应以地方干部为主。
(3)第三期学员选送及额数应于本月底以前确定，以便开始训练。
(4)原有设备如不敷用，由市府继续请领，卫戍司令部予以协助。
(5)班址如不能继续借用，由市府重行觅定。
散会。
10.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宣布临时戒严令
(1948年11月11日)
1、奉总统蒋37年11月10日府防1013号代电开：“为维持地方治安、防止非常事变，着予本日午夜起应即宣布临时戒严，并按规定表呈报国防部，希遵照具报。”
2、本部遵于本(11)月10日午夜12时起，全卫戍区宣布临时戒严。
3、在戒严期间，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有执行戒严法11条之权。
4、兹规定本部戒严期间事项如左：
(1)不准携带武器及危险物品。
(2)自下午11时至翌晨6时止禁止通行。
(3)各地城门在禁止通行期间一律关闭。
(4)公共娱乐场所限于下午10时起停止营业。
(5)商店应于下午7时前停止营业，逾时不得继续排队购物。
(6)商店在营业期间不得任意关闭店门。
5、首都警备区、无锡、芜湖、滁县三指挥所、首都江防区、京沪铁路护路司令部应自即日起调整部署，加强配备，实施戒严，并将戒严报告表及办理情形具报。
6、本件除分行外，另以副本送达陆、海、空、联勤各总司令部、江苏、安徽两省府、南京市政府，宪兵司令部及本部各处室。
总司令孙连仲
国民党企图和部署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军队撤至长江以南地区，在“和谈”掩护下，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江南半壁山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1949年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讨论研究长江的防御问题，决定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上海至江西湖口间800余公里地段的防线，由汤恩伯率部担任；湖口至湖北宜昌间近千公里地段的防线，由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率部担任。蒋介石的企图是：“用海、空优势，与长江天险之利，拒止匪于长江以北，争取适当时间，重新整备新生战力，企图再举”。蒋介石等人认为：只要坚持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到那时，即能在美国政府的支援下举行反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重新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李宗仁上台后，也积极督促加紧组织长江防线。
在蒋介石的命令和李宗仁的督促下，汤恩伯、白崇禧积极部署长江防御。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上海至宜昌间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白崇禧集团(时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40个师约25万人。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15艘、炮艇62艘，分驻于芜湖、南京、镇江、江阴等地江面，支援汤恩伯集团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九江、武汉、宜昌江面，支援白崇禧集团作战。以空军第4军区第1、第3、第5、第8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协助陆海军防守。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历来称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公里，虽河道坡度不大，平时水流平缓，但在4、5月间水位即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使航渡更加困难。长江流域广阔，两岸支流甚多，江中沙洲交错，地形复杂，给防守带来一定困难。反之，进攻者则易于寻求空隙或弱点，争取主动。长江两岸土质均为沙土结构，虽容易构筑工事，但抗力不强，尤其是江南雨季，江水泛滥，工事多易崩塌，给攻防双方都增加不少困难。江南地势平坦开阔，铁路、公路发达，交通便利，有利于大部队机动，惟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部队行动。长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成弓字形，并有沪宁、宁芜铁路与之并行，有利于守军横向机动兵力。但也有利于攻方实行钳形突击，切断交通动脉，限制守军机动，迅速达成对南京、芜湖、镇江地区守军的分割包围，并隔绝这些要点的守军与纵深地域机动兵团的联系。
国民党军统帅部“鉴于长江江防过于宽广，处处设防，绝难周全，为保持作战弹性”，决定“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江防之重点，而淞沪地区，又为其核心，以战略持久之方针，在台湾支援策应下，最后必须坚守淞沪，以为尔后反攻之跳板”。汤恩伯依据上述方针，制定了具体的防御计划：以一部兵力前出长江北岸，控制江北三江营、瓜洲、十二圩、浦镇、浦口、裕溪口、枞阳等主要据点和若干江心洲，作为警戒阵地，阻止人民解放军迫近江岸，掩护南岸主阵地的安全，保障海军舰艇在长江中往来巡弋，并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准备。以主力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兵力，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人民解放军于长江江面，或将其消灭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线组织新的防御。同时规定，如人民解放军由镇江、南京地段渡江时，以控制于丹阳、句容地区的机动部队，趁其半渡而歼灭之；如未能奏效，守军即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线，迟滞解放军前进，并逐次向上海撤退。如人民解放军由皖南一带渡江时，守军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适时反击，确保江防的完整；如不奏效，则适时向南撤退，确保浙赣铁路；但此时南京以东部队仍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区，不得已时退守上海。如人民解放军由南京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依据上述两项要领，指导作战。海军应避免作放哨式的分散使用，将主力集中于南京两侧地区，以击沉人民解放军渡江之船只，阻止其南渡为主，而以支援北岸桥头堡阵地作战为辅。
汤恩伯集团的具体部署是：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长江南岸布防，其中以淞沪防卫司令部石觉部第37、第52、第75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部交通警察第1、第5、第7、第11、第18总队，防守金山卫、吴淞、白峁口段和上海地区；第1绥靖区丁治盘所属第4、第21、第52、第123军和江阴要塞部队，防守白茆口至镇江以西桥头镇段；第6兵团李延年和首都卫戍总部张耀明部第20、第28、第45、第96军，防守桥头镇至铜井地段，置重点于南京地区；第7绥靖区张世希部第66、第88军防守铜井至铜陵段；第8兵团刘汝明部第55、第68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另以机动部队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句容地区，随时准备支援第1绥靖区作战；第99军位于龙潭、下蜀地区，准备支援第1绥靖区和南京地区的作战；第17兵团第106、第73军集结于泾县、宁国、歙县地区，准备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作战。以战车指挥部所辖4个营又1个连计各型战车136辆、155口径榴弹炮20门，控制于上海地区，以炮兵指挥所辖5个团于南京、上海地区，随时准备机动作战。以海军海防第1舰队一部，支援上海地区陆军作战；以海防第2舰队计舰艇52艘，支援第1绥靖区和第6兵团等部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37艘，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部队作战。此外，以第12、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位于浙赣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及浙江东部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对于汤恩伯的部署，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渡江点，可能先为皖南地区，次为江阴、镇江地区，其他地区则为助渡及佯渡，因此，皖南与南京以东地区同样重要。汤恩伯集团的江防部署，不应过于偏重于南京以东正面，应将上海及宁沪间控制的一部分部队，移往芜湖、安庆间地区，以阻止解放军主力的渡江。但汤恩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认为：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正面，均是解放军渡江地段，国民党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以长久阻止解放军渡江，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部队转移困难，宁、镇地区则较容易组织撤退，这样，则可保存军力，以图后策。因此，其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地区，不愿意抽调南京以东的部队至皖南。经过激烈争吵，汤恩伯才同意将第96军由浦口调青阳，归第8兵团建制；第20军由南京西调芜湖，归第7绥靖区指挥，以加强皖南地区的防御力量。这一部署，到解放军渡江前夕尚未完全调整好。
汤恩伯在确定江防部署的同时，积极构筑江防工事，不断派遣高级将领到江边视察。从1949年2月起，即封锁长江交通，禁止南北通航，在北岸的入江口和港口码头沉船布雷，在镇江、南京、芜湖、铜陵等江面敷设水雷，江滩埋设地雷，并在南岸沿江地段增筑公路，加强部队机动能力。同时，加紧“清剿”江南游击队，以求巩固后方。
汤恩伯集团的部队，除第54、第4军等少数几个军尚未遭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都系被歼后重建或新建的，兵员仅为编制数的1／2，且训练不足，装备残缺不全，战斗力不强。由于防线长，兵力少，汤恩伯只能采取一线式的防御部署，将主要兵力置于沿江一线，纵深十分空虚，在沿江兵力部署中，又只能将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以确保南京、上海地区。对于这种部署，刘伯承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前进配备，同时，因兵力少、江防宽，及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进行后退配备。因此，就只能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好。武汉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国民党军战史在检讨江防作战时也承认：由于“各部队均直接配备，缺乏打击兵力，致使匪一旦渡江成功。国军江防全线即告溃决。”
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第05章 中共第二战线为迎接解放的斗争
迎接解放的斗争
01.中共上海局致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信
(1948年9月27日)
(一)
根据目前的军事形势，第三年战争解放军正在华北努力肃清敌人残留的大小据点，使华北解放区更大的连成一片。同时，把胜利之矛指向着蒋区的后方，准备比过去的两年更大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战火不可避免的要移向京畿附近地区，南京也可能遥遥地被数面包围，首都极有可能受到更严重的威胁，使其前线城市的特点更形明显。但是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估计第三年战争解放军要占领首都，因为第一，敌人必然死守首都，集中大军保护京畿，使其仍能成为军事、政治的指挥中心点，而解放敌军也不会过早的付出过大的代价去强占其首都。第二，解放军尚未大规模的渡江，皖北、苏南广大地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而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力量也还相对的不够强大。第三，解放战争南移的目标很有可能向湘、鄂、赣、川推进，不亟先解决长江三角洲敌人的心脏地区。
随着军事局势向南发展的结果，敌人必将用全力保卫这个指挥军事中心的大南京，因此南京及其附近大小城市的政治条件，亦必引起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第一，敌人要行军事的戒严，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力量，加强特工军警的侦查网，残暴无比的镇压人民的自由，屠杀正义爱国人民，竭力企图摧毁我地方组织，取消控制人民合法组织，压制人民的反抗斗争。第二，这就是敌人垂死的挣扎，必将更无所顾忌与掩盖来掠夺人民的财产(所谓币制改革、物资物价管理、苛捐杂税等)而造【成】天怒人怨，民怨沸腾的局面。前一条件的变化，无疑要增加我们工作上的许多艰苦困难条件，而后一条件的变化则对我有利。同时胜利的解放战争也将更大地鼓舞人民革命的情绪，坚强人民的信心。解放军正确的城市政策，事实会揭破今日敌人各种欺骗蒙混的宣传，解除对我们疑惧；而仇恨统治者一切横行不法的措施，为着求生存、争自由、反卖国、反勘〔戡〕乱【的】斗争，将用各种方式与花样繁多的形态出现。斗争的目标也将更趋向着反卖国、反独裁、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总目标，逐渐地走上殊途同归的方向，造成【对】我们更有利的条件，来教育与团结人民，发展组织与政治影响。其次，首都是敌人党政军的中心，是统治者上层首脑冠盖云集的地方，也即是各派系间倾轨〔轧〕与矛盾最尖锐明显的地方。前方的节节失败，后方将是责难纷纭，意见分歧，互争权势，新的结合与分化更将层出不穷(立法院的争论、革新运动的呼声，象征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这种分崩离析的结果会更大地削弱敌人的统治能力，有利于打击统治阶层中最凶顽的一些派系及其首脑分子。
(二）
为着执行党的总方针，“认真做到在充分准备，抓紧时机，跳跃发展的总方针下，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争取群众的优势，建立战略堡垒，深入敌人心脏，来有效地发扬第二战线作战，加强支援解放战争”。我们目前应完成下列任务：
(1)继续为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而斗争
数年来的努力，我党的基础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但还非常的不够，而且流动性颇大，……因此，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特别是敌人心脏机关内，还仅仅有一些播种工作，所起的作用不大，事实需要我们必须坚决地向着下列的部门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即四〔三〕条铁路、公路、煤矿、仓库、军事工业，公用事业、重要的民营工厂、中央和地方机关、党政军机关特别是前方和后方的部队、特工系统等。青年群众及知识分子组织(如学校)虽然也很重要，还需更大努力教育与组织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起着号召的作用，但更要紧的是通过他们作为社会关系的桥梁，调查每个党员及同情分子的社会关系，建立上述重要部门的工作。教员、职员及其他部门人民中间的组织，也应除去本单位工作以外，积极谋得与社会相结合，来多方面打开这类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部门的关系。各部门各级的负责干部除精通其单位的工作能力以外，同时必须要学习与研究新部门工作的方法，以便分散齐头进行，反对任何一种本位主主倾向、怠工疏忽的错误。只有这样深入敌人心脏，才能更大的致其死命。党的发展方针，仍是精干政策，有计划的发展，严防奸细及不良分子混入党内，党内必须经常检查组织生活、思想、工作作风等。
为着党的发展，暂时避过敌人的疯狂正面进攻，目前全党的工作，即近数月内工作的中心主要步骤是巩固与整编党队伍，我们应即采取下列方式以完成任务：
①严密党的组织，加强与群众联系，精通与学习秘密工作的技术，这是为扎稳阵地，迎接更激烈斗争的先决条件。任何轻敌的观点，自由散漫，不遵守纪律，终日空谈斗争的现象必须严格的批评，以减少党员的暴露、被捕、流浪、撤退等的数量，这样才能谈得到充分准备与保存力量，特别在有些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党细胞要小心保护其存在，而需要在适当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党员或组织更要注意其隐蔽的可能。
②提高全党的战斗力，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根据每个党员环境、能力，社会关系、工作岗位决定其一定的工作，帮助其订出具体工作计划，完成一定任务。
③普遍地提高党的教育，不仅要提高政治水准策略、组织问题、工作方法、气节教育等基本教育，更需要检讨工作上的各种倾向、各种经验主义，纠正不良作风及其正确的思想意识等等，经〔轻〕敌的冒险主义倾向与短视、畏缩的保守主义倾向，都不允许党内有新的发展，事务主义的作风也要肃清。只有更高的提高政治原则性，更多的思想领导，才能纠正以往的错误，加强党内的团结。
④党与群众积极分子的组织必须完全分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必须分开组织。党的组织与群众公开组织混淆不清的地方，必须清理整顿。未整编的组织必须刻不容缓进行整编，不得藉口忙于其他次要的工作，或藉口一些困难，拒绝或拖延。暴露分子可能遭到逮捕的，尽量注意隐蔽、撤退或转移，与隐蔽的党员在组织上严格分开。各部门、各地区的党没有必要，尽可能减少转移关系，让其独立地去进行一定的工作。这就是避免敌人疯狂进攻、组织上应有的必要处理。
⑤严格保护各级领导机关及负责人的安全，提高警惕性，防止重大破坏。
(2)乘机进行策反，怠工、破坏工作
所谓加强敌人心脏内部的工作，必须要有具体的日常工作内容。发展组织，开辟新关系，固然还是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即刻着手注意通过现有社会关系，利用自己的业务关系，联络社会各个角落里不满现状的同情分子，敌人内部的反对派甚至投机分子，只要肯支援解放军、想立功赎罪的各种分子都要看成为策反线索的对象，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前线倒戈，后方怠工，麻痹其行政效力，分化其内部，乘机破坏其军事设备等的工作，纠正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畏惧等心理。同时，又要精密细心的布置，不准随便暴露自己、急于求功、不择手段，慎重注意敌特的红旗政策与两面派活动。这一工作应当看为全党的任务，各部同志的责任，把革命运动的方法多样化起来，真正配合解放军的战斗，<作>【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3)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的动态
首都的政治动态是关系全国的，了解敌情作为我们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不仅为了要应付地方的局部的工作问题，同时还应为着掌握蒋区对敌政策不可少的一件工作。身处政治中心，对敌人的情况与动态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这是一种政治的麻木症。今后必须一齐努力，共同注意不断地了解研究，按时报告上级，如关于敌人重要决策、派系人物的动态及其主张、重要会议内容，外交动态、经济动态、反共反人民具体措置、敌人军队的调动番号、驻军城防机密等。同时，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中心，随时决定应了解的问题，实行分工合作，分头亲自动手，随时整理与研究材料(指一定的人员)。熟知敌情，不但对工作上有绝大的帮助，且可丰富我们实际上的政治教育，同时按照实际条件的可能性，对于今后管理大城市的调查研究工作亦必须有计划去进行，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并研究华北各大城市管理城市的新经验。
(4)开辟文化宣传部门工作
敌人主要派系在首都几乎均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反映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见，互相攻评〔讦〕，流销蒋区城市颇广，有它一定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利用与掌握敌人的宣传武器，揭露敌人矛盾，侧面烘托出我党反蒋、反美、反卖国等的主张，扩大我若干政治影响，展开舆论上的统一战线，工作是重要的，我们应有打算，开始着手开辟与展开这一部门的工作。
(5)建立外县，近郊农村党的组织和输送干部至解放区
南京的铁路沿线、长江口岸的各城市，党的组织在可能条件下应积极建立，作为侦察敌情、策反、进行两面派工作、掌握地方实力派与其地方武装、联络当地各阶层人士的支点，以呼应解放军渡江，与准备我军占领此类中小城市后建设与管理城市之用。近郊农村工作的对象应是农民、手工业者、小学教员、乡村下层行政机构的办事人员、地方自卫队员及当地士绅、商民等等。任务应是掌握当地的行政与武装力量，侦察敌人京畿防卫的实力，兵临城下时配合我军作战，在平日可作为转移与隐蔽之用。凡站不住的干部可转移至上述地区工作者，应尽量先行输送，着手开辟工作，一部分技术干部或被逼通缉或无法立足者则送往解放区。
(三)
过去一年来，群众运动基本上已有相当成就，克服了消极埋伏保守倾向，但也有许多弱点与倾向。根据党的指示(参看另一指示信)以及目前敌我斗争关系，特别要指出今后斗争的几个主要策略方向：
(1)尽量避免少数突出、个别阵地突出，照顾中间的多数，合理合法、阵容整齐、上下合节〔拍〕、内外分明(公开与秘密)与敌人周转。过去某些部门的工作就其运动的客观意义说，是获得了应有的政治影响的，组织力量也随着相当发展，但由于领导上组织性，计划性不够和思想上轻敌的左倾关门倾向，没有积极地争取广大中间分子和上层的统战，党员与积极分子过多的暴露，遭致实力的损失，实际上违背了积蓄力量、稳扎稳打的方针的。党要信任群众力量，领导群众斗争，起核心作用，但不应先锋突出、包办与命令。所谓“带头”必须确定领导群众这样作风，才能避免敌人今后更大的打击，加强群众与党的密切联系。
(2)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熟【悉】敌人各派系的内幕，党员与群众积极分子有可能条件的应在敌人内部……，以推动各种活动，加强同盟后备军的力量。今后敌人各派系要更多地利用群众力量来作其反动的活动，我们应……利用其作掩护，以开展斗争与组织群众，但决不能失去自己立场，作别人尾巴。同时，我们又要独立自主的酝酿群众性的各种斗争，在时机成熟时登高一呼，争取..胜利。
(3)蒋区斗争趋势是目标渐趋一致，共同斗争。各方面上下层统一战线可能条件日在成长扩大中，但目前斗争策略基本上要分散进行，而又能各方面无形中互相呼应(如学生要求公费与救济，教授要求待遇改善，具体要求可以不同，而要求生活改善则为共同目标)。酝酿不足，准备很差，条件不齐，而为着求得扩大，主观的希望声势浩大、一击打溃敌人的冒险斗争必须避免。
(4)采取多样性的斗争方式，适合各种群众的生活环境与其政治觉悟是必要的。为着避免无情的打击，争取胜利，应力求【以】群众性的自发性的形态出现，使敌人无从压迫(例如商人反对限价、不做买卖，有行无市的抗议、××工人斗争的经验、公务人员无形的怠工等)。不仅经济斗争方式要多样化，政治斗争也更要采取巧妙灵活的多样性。在敌人心脏市，随便过分的刺激敌人，机械正面、赤露露〔裸裸〕的、过早地提出政治宣传口号，使敌人镇压有所藉口，今后必须避免。
(5)逐个争取敌人的群众组织，保护自己的团体，同时又要创造群众自己的组织。估计今后敌人更要利用暴力抢夺群众的组织，或包括〔办〕式的建立各种组织，强迫参加，供其御用。争取各种群众是艰苦复杂的工作，决非轻易简易可以成功。凡是敌人控制的团体，确是带有名义上的全体性的(如工会，学生会)，我们策略主要的是提出群众要求，要其为群众服务，揭露其虚伪的诺言，以分化与孤立其领导分子，逐渐渗透群众的力量进去，或根本乘机夺取领导权，甚至打垮他，另行组织。凡敌人不能完全控制的团体，我们应加强其群众力量，逼使其上层分子孤立，或与我拉拢，以便进行群众工作。凡过去由群众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一切组织，今后组织上必须多做福利事业、为群众所需要的各种事业，克服一切包办的作风，扩大其群众性，保护其存在。敌人【对】群众团体组织法限制很多，近来连帮会也下令取消，有些合【法】存在很久的团体(京沪的小教联)也下令取消。所以我们组织群众团体的方法还要更多的创造，有些地方尽可不用名义，而有实际组织活动与一定的事业中心，加强人事上的密切联络，互通声气，一呼百应。此外，如落后的封建性的行会性的各种组织也必须尽量利用之。
(6)每一时期群众运动应有一定中心。币制改革后，公务人员及平民生活更加痛苦，目前应以此为中心，分头积极准备为生存斗争的活动。目前还要按待遇不同而提出各种要求，逐渐推向共同要求——解除冻结生活指数、取消限价的斗争。【敌人】前线军事大失败，决无对群众让步的可能，这将引起不可想象的群众愤怒，怠工与离心作用日益增加，这将有利于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此指示信系根据党的指示，适合南京环境决定的，其中关于国内形势一般经验教训及策略不再重复。接到此信后应即付讨论，检讨以往主要倾向，检查目前工作是否已经战斗化，任务方针不够明确的部门更应重新布置(如学生工作的任务应有改变)，具体决定各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党员应当如何执行。此信只准发到委员会并定时编号收回，下级只准口头传达，遗失者严重处罚，并望认真与迅速讨论之为要。
02.9月27日中共上海局致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信
(1948年9月底)
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
(1)、从东北大捷以后，接着就是在华中的飞跃发展，在这里，已经给了敌人以决定性打击，使敌人主力更加大大削弱，不能不把一切所剩余的筹码投到这一战场来作孤注一掷，形成敌人后备力量的枯竭，士气更加低落，悲观绝望、相互埋怨、分崩离析的严重局面，这样会使整个局势再经一两个重大的飞跃发展成为急转直下，使将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垮敌人的时间大为缩短。
根据这一总的趋向，我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是不会很远了。这一胜利的发展就是京沪的解放，我军将在基本上消灭敌人主力以后，不管是急转直下，夺取京沪或先占领江南及湘赣广大地区，迁回追歼残敌后再图京沪，但京沪解放前途是肯定了，而且也更加迫近了。一般的说来，敌人不可能在京沪作一长期的负隅顽抗的，但今天敌人为着支援正在进行的长江下游的战斗，为着更有利的策动各种政治阴谋与企图取得美国一定的援助，是不轻易放弃京沪的。相反的，敌人会加强控制京沪，企图将其残余力量集中京沪来作最后挣扎。所以京沪虽临解放前夜，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斗争的过程，它的解放将是一个激烈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假如我军发展得更迅速，敌人在不断的更大失败下，再加上敌人内部的分裂，使其防御长江下游成为不可能而失去最后信心的情形下，敌人为着保存残余力量，避免与我决战，也有可能放弃京沪，向西南逃窜。在京沪则经过美帝的导演，用各种不同方式来淹〔掩〕护其留存力量，使我们不能顺利控制上海，而同时造成我与美帝更直接的冲突。这是京沪在解放前形成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才能使京沪得到真正的解放。
(2)无论京沪将来解放形式如何，但将解放是肯定了的。美蒋也深知这一前途的到来，尤其是他们了解不可能以武装守卫或陆战队登陆的恫吓，或局部直接武装干涉，来挽回这一前途，就会在京沪特别是上海相互勾结，策动各种政治阴谋，以各种方式来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在解放后仍可把京沪作为反革命据点来继续其反革命活动，这是京沪敌人主要的努力方向。敌人不仅正在有计划、有组织布置地下活动，而且也正在采取一切办法，公开的在政治上散布美国幻想，号召反动阶级的团结，组织反动核心，以和平中立、维持秩序、避免糜烂的调句来欺骗群众，增加群众幻想，并勾引民主阵营中个别动摇分子，分化民主阵营，作为在某种情形下更巧妙的掩护。同时，以伪装民主、反蒋反美姿态，乘隙混入革命队伍，取得革命队伍中某一部分人的同情。上海敌人最大阴谋，将来可能是一方面利用京沪在全国的影响，来发起或支持和平运动阴谋；另一方面在一定情形下会发动上海中立化运动，假借上海“人民”名义来掩护其反革命活动，麻痹与和缓群众革命斗争，以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来保存美帝及其反动势力，在有利条件下转入与我作合法的地下的政治斗争。美帝正在布置与指导这一阴谋，这些阴谋又将是经过某些所谓自由主义学者以及在野的大资产阶级甚至某些个别民主人士来进行。
(3)在阶级关系变化中今天，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中间阶层的开始普遍在政治上的积极化，这在上海可以看得很明显。上海的中间阶层日前的政治动态表现与过去不同的地方，使他们更普遍的对政治问题的关心与对我们政策的开始认识，而把解除目前困难寄托敌人的崩溃与我们的胜利，他们自己的利益逐渐与革命利益一致起来。因此他们反对迁移，准备如何在战后恢复生产，他们积极反对国民党任何经济统治步骤，对国民党开始从两面派的敷衍到局部的有组织怠工或不合作，一定程度的主动的改善劳资间的关系，在米荒斗争与最近护厂运动上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与互助合作。他们在生产事业上不是害怕，而是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但中间阶层还有很大的弱点，还有其动摇性，还散漫的无组织，特别是其中比较进步的中间阶层的组织，还没有能及时在广大中间阶层中起应有的骨干与组织作用。这样使中间阶层还没有能完全从大资产阶级与美国影响下脱离出来，使他们许多自发的斗争不能迅速提高与明确，政治警惕性还不够敏锐。因此某些上层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幻想一个中间路线在京沪出现，这样不自觉的帮助了大资产阶级的阴谋。这些弱点是局部的或暂时的，是自然会有的，是在向前变化中不能一下克服的弱点，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中间阶层的普遍积极化、逐渐倾向于我们。今天他们的弱点是可以在时局不断发展中逐渐克服的，是可以在上海人民力量发扬与督促下更加坚定起来的。
(4)在新的形势下，京沪的群众斗争也在更广泛向前发展并向前不断提高，使整个斗争向着汇合、向着共同统一方面急速的迈进。在今天的群众斗争中，表现出很多与过去不同的特点，如自发斗争是那样广泛，而且很容易与正确领导结合，不断提高到有组织自觉斗争；从劳资斗争为主发展到劳资互助合作，而形成了各种共同利益的反国民党维护生产的统一战线的斗争，民族中小资产阶级生产内的斗争减少，而国营企业中及公教人员中斗争大大加强，生活与政治斗争从没有象今天那样结合得密切；基本群众的斗争已开始取得了其它中间阶层斗争的配合或援助，使基本群众政治不象以前孤立。这些都说明群众政治觉悟与斗争的本质是在不断提高，生活性与政治性的斗争更密切联系，自发斗争迅速与有领导斗争结合，斗争不断的局部汇合，狭隘的阶级利益日益提高与增多为共同的统一斗争，从怨恨国民党统治逐渐发展成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是今后一个时期京沪群众斗争的基本趋向，也将一直发展到解放前后成为空前的高潮。
(5)同时敌人的压迫与屠杀也在更加疯狂，这是敌人临到最后死亡的挣扎与对革命运动的报复，企图尽量削弱革命力量，把京沪作为任何情形下他们反动的据点。假如没有警惕到敌人愈临死亡，革命愈临胜利，敌我的斗争也必然更加残酷，是要遭受很大损失的。但是敌人今天已处在最后边缘上，他在政治上与组织上是空前孤立与分裂，群众斗争的觉悟性与积极性是在迅速提高。只要我们能提高警惕性，能依靠群众，能善于运用策略，能善于抓紧敌人弱点来对付敌人，则敌人的压迫与屠杀是可以粉碎的。我们能够在这无理与人民作对、实行疯狂压迫中更提高人民斗争勇气与政治觉悟，使群众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起来，使敌人的疯狂压迫更加困难，但我们必须要在即将胜利的最后一段，更大的提高警惕性，用谨慎向前发展来粉碎敌人对我的压迫。
(6)、在客观形势急剧向前发展的情形下，使目前党的主观力量大感不够，在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均还落在客观形势发展之后。今天我们在发展中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主观力量还不够，强大有组织的群众还不够普遍，特别是在某些重要企业部门和地区中。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产生与团结大批党内外各种专业干部人才，为接收京沪、管理京沪作充分的准备。我们对中间阶层的联系不够广泛，建立有组织的同盟军来孤立美帝与大资产阶级的阴谋还不够。最后就是我们的组织机构、工作作风与思想还没有能适应于这一新形势，因此必须要发展新力量转变老作风，从发展与转变中来克服今天我【们】主观上的弱点，加强明天的准备。目前在京沪已有的力量是我们进行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很好基础，我们应善于保存与运用现有的力量向前发展，大大加强与扩大现有的力量，任何自满与保守都是错误的。
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
根据以上对形势发展的认识，我们当前的具体基本方针，应是积极的广泛的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的原则上，来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与管理而奋斗。今天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为此，必须从不断的对敌斗争中发展和提高我们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阻止与粉碎敌人各种阴谋，深入的组织与教育群众，发扬群众优势，争取中间阶层，建立可靠同盟军，提高干部党员的数量与质量，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并使组织形势〔式〕适合于当前战争任务，必须加强政治警惕性，防止敌人的袭击与敌人的伪装混入革命队伍。根据这一方针原则，京沪在解放前夜的具体工作应该是：
第一、要抓紧目前在群众普遍酝酿的自发斗争与迫切要求解放情绪、用各种不同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运动的质量与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地向前提高，作为工作中的中心一环。在今天要求迅速解放，害怕敌人破坏抢劫，与无限止的军事征发、恐惧混乱已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一致要求，因此，我们要在保护国家元气、给人民留生路、反破坏、反出卖、反屠杀的口号下，来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遣散、反迁移、反裁员、保厂、保校、保命、保业等等具体斗争，这样在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联系中，逐渐发展到各阶层人民共同统一的各种保京沪运动，以便在解放军直接解放京沪时更进一步提高成为抢救京沪、驱逐破坏分子、解除反动派武装，把京沪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交给解放军的解放运动。就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京沪接收与管理工作。自此，在策略上就应抓紧各阶层人民目前每一个共同具体要求，形成相互呼应、上下配合、分散发动，利用敌人矛盾与混乱，以生活性以及各种自发形态出现，掩护斗争发展，逐渐加强政治内容，在符合广大群众的觉悟与要求下，利用合法【方式】冲破反动的合法限制，使群众运动能得到广泛与迅速发展，使自发性的斗争能很快的与有领导的斗争相结合。为着要与广大群众联系，使组织群众能够普遍，就应充分运用已有的合法组织，深入敌人各种群众团体，特别是工会，积极的争取下层群众与真〔正〕直群众领袖，在其中建立群众性的反对派，麻痹和部分的争取其中层干部，分化与动摇其上层分子，扩大他们相互间的矛盾，首先孤立与订〔定〕出最少数的反动分子。要把真正反动分子和暂时被反动分子所利用的分子分别看待，以便瓦解基础，夺取领导，变成我们与广大群众可以公开联系的合法组织形式，又在这样形式下掩护进步的民主群众组织，【使之】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及扩大其真正群众基础，使以民主团体为核心的群众组织能从分散的发展基础形的联逐渐到各业务部门的集中，有〔由〕无影的连系到有合，由各部门各区的逐渐联合逐渐到全市各阶层的统一。加强【对】学联、工协、技协、职协、教协、文协等领导，扩大他们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并培养一批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把分散的积极分子组织成为核心?，又使各种不同形式的核心组织准备组成各部门的统一的积极分子组织。进步民主团体政治上应公开号召与教育群众，但其组织没有到解放时仍应秘密活动。为着争取时间，力量应首先进〔集〕中于那些重点部门与已有组织的基础上，那些不很重要的部门或力量很弱的部门应以散布种子，首先组织积极分子和团结生产中的领袖为主要方式，这些群众工作又应与明天工作具体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为着重于生产街道活动为单位，以各阶层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自卫自救、互助合作为斗争形式，组织各单位的维持和保护生产的各种运动与机构，团结上下层与各方面、各系统、各职位和各帮派的群众，组织纠察队，或监视组，或防护队等，以及群众性的接收与管理的准备工作至于这方面必须收到实际效果，要进行得非常具体，反对为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盲目空洞作风。假如只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对接收与管理的具体准备工作毫无成绩，这就等于一无所有，这将是我们严重错误。最后还要指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包含局部的武装斗争，只有在解放过程中或解放后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基本上是酝酿与准备这样的斗争，要防止过早使用力量。
第二、把争取和提高中间阶层的统一战线运动与基本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并且建立起强固骨干组织，使我们能更迅速把目前统一战线从个别的争取联络变成为面的发展，并克服其动摇性，形成强有力的统战基础与可靠的同盟军。因此，今后对中间阶层的争取及提高工作应以基本群众为主要的与主动的力量，建立工厂、企业、学校、生产部门中的统一战线，以职工团体、学生团体与民主的文化及工商团体，来建立与某些真正代表工商界的同业公会、教授贫、自由主义学者的学术团体、技术团体或一般经济团体、工商团体中的统一战线，以左派团体来建立与中间性社会团体中的统一战线，建立一个地区以内及几个地区相互之间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把争取与提【高】中间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渗透到基本群众运动中去。在与群众共同斗争中，在群众积极性影响中，在群众的督促与批评中，特别在群众正确的执行政策与共同解决将来出路的互助中，使中间阶层积极性更能提高，斗争性更能坚定，利益更能共同统一，对敌人的政治斗争更能明确，当然也可使我统战工作能迅速得到扩大与加强。这里所谓争取中间阶层，不是毫无原则的乱拉，而是争取那些不仅在今天可以坚决同我们反蒋反美到底，而且在明天还可以提高到与我们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一切民主团体，特别是工商界的民主团体，应有步骤的恢复其活动，首先使组织更能健全与扩大，吸收新的成份，提拔新的干部，使之成为真正与其所代表的群众有联系的进步与开明分子的组织，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对于这些组织要特别重视，并加强其中党的领导，有计划【地】指导他们的活动，使之能真正在中间阶层中成为骨干组织。
为着今天加强党在民主团体中的领导，打击民主阵营中某些右倾分子的动摇与他们利用民主团体作为政治投机的阴谋，统一对敌斗争的步调，以及准备明天孤立大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右派和在建立革命政权时作为我们统治的基础起见，应该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组织与活动。我们应把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主要基础建立在基本人民团体上，使其成为该会主要成份。在这基础上，把各民主团体统一在这一个组织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上海各阶层人民的统一力量，共同反对敌人的作用；一方面又可经过基本群众团体来教育与督促其他上层民主团体，使之更加进步，更加坚定，使敌人及某些败类不能轻易利用民主团体为掩护来进行反动活动与政治投机，使该联合会成为中间阶层与基本群众相结合的桥梁，在基本群众帮助下又使其中的中间阶层的进步组织能够强化，致使能在一般中间阶层中增加其威信与作用。对于那些有若干动摇的上层民主分子，只要他还没有完全公开反对我们，一般的是在诚恳的批评与说服中争取他们。这里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与基本群众联系得密切一点，使他们经常受到群众的鼓励与督促，随着群众进步起来。
第三、集中瓦解与动摇京沪的一切防守武装力量，包括地方武装、警察、保安队和正规防军，使敌人在京沪防御削弱，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能够达到配合基本群众实行起义、向〔响〕应解放军，或使敌人整个防御力量动摇，而向解放军投降，这样来保护京沪，尽可能使京沪不遭战争破坏，这是我们策反中心工作一环；只要真正能有保证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政策可以略为宽大些，因为京沪这样的城市，若不遭破坏，对我们的利益是很重大的。
为使此工作能得到迅速效果，首先要动员全党与经过许多群众团体来进行这一工作，把瓦【解】敌人武装变成一个群众运动。这样可以【使】每个群众都能根据自己条件与关系来进行，可以事半功倍。但这也需要有组织，根据各部门、各单位的关系与可能予以分工，并确定其具体任务，并该把某些重要关系集中起来，由专门机关负责去进行。各个单位都应具体调查研究，然而〔后〕根据同学、同乡、家属、亲戚、朋友等关系，把线索发现与组织起来，组织专门机关去固定的有计划的进行，调遣专门干部负责。
我们瓦解敌人策略是全面动摇，重点争取，……因此把工作重心应放在中下层干部上面。因为他们接近群众，对上级不满，成见较少。同时他们握有实权，他们的态度能对上级起重大的动摇作用。对于某些上级分子，今天只能作些建立线索工作，以备我们在必要时【按】线索进行策反，过分急切去找他们或过多的活动，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他们反可利用此为资本，抬高身价，欺骗群众。这样成功不大，且甚危险。……
其次要注意敌人之特务中的瓦解工作，这里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使之瓦解、瘫痪，以致于全部消灭，在今天不能一致的起作用，明天也不能组织起新的反动活动。同时，使我们了解其内幕，打入其地下活动的组织，搜集敌人之一切罪行，作为将来之用。对他们的原则，基本上是允许个别分子改造自新、将功赎罪的原则，但对于一部分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与其重要干部，是不能适用这一原则的。
第四、对于管理与接收的具体步骤准备，从今天就要开始了。这里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就是<用>具体的进行调查研究，为将来接收与管理要准备好材抖及初步意见。为着有效的进行这一工作应该把调查工作由少数专人负责的习惯转变成为全党群众团体一种经常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中去。今天只〔至〕少应该如此的作到：1.根据每一单位，每一个党员与干部以致党周围的干部情况，确定他们具体的调查研究任务，并规定向组织作报告的制度与时间。2.每一级组织与群众团体均应指定专门干部成立调研组，专门负责整理从各方面搜集的材料，并作初步研究，向各级组织提出意见与供给有关的参考材料。3.定期讨论与研究各单位的调查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研究政策及工作，应成每单位的工作之一，并将其研究结果向上级报告。4.各部门可以假定解放后的接收与管理的任务，而假定每一个干部或单位将来的具体工作岗位，分工负责来进行其中的调研工作。5.关于某些重要而复杂的部门、企业，<由>组织专门关于这一个或几个企业部门的调研组专门调研这方面时材料。6.为着了解典型，各级领导机关可以经过所属的组织，直接调来一典型部门中的干部，专门负责作该典型中的调研工作。7.所有公开出版的刊物，均由组织指定一项调研任务，并经常有系统在该刊物上发表或报告。8.关于这方面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可以成立专门预算。
第五、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准备与把党的组织形式能转变到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在这方面急需做到的应是：
1.把京沪党的组织系统适应今后斗争需要，从生产系统建立党的系统的制度改变为以地区为主要基础，来改编党的组织系统，即把京沪二个城市根据军事、政治及经济情况划为若干地区，建立地区委员会。但有某些重要与全市有关系的生产部门或不易分割的部门仍旧成立生产区，如公用事业，市政公务人员，军警及文化统战部门等。
2.各大群众团体及全市性的群众团体中建立党团，分别由区委领导或上级直接领导，这样才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团内的干部，准备在解放过程中或解放后，首先转入公开活动。
3.为着概〔既〕能发展又能巩固，为着准备在必要时领导群众斗争而又避免党的力量暴露，因此，党的全部组织和机构仍须采取纵深配备、内外分开的原则。各级党的组织为适应今后环境，应当先准备一部分党员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同时，又要准备严密的地下组织，现在就要分开。在地下组织部分，也应分成几个领导统一而组织分开、完全没有横的关系的分别组织。某些重要的生产领袖、商业技术人才或特殊关系又应分别组织，不能参加一般的支部工作。在干部方面也应如此，随时均把干部分为两套，轮流保持一部分干部为预备干部，不要把一切力量都投入前线作战。
4.建立组织部门工作，认识与合理调整现有干部，对于某些专门人才的党内外干部应有清楚了解，予以特别爱护，并有计划采取轮流学习、带学徒、分工负责、固定工作岗位、检讨与总结工作等方式，在工作【中】大批提拔新干部来为将来准备干部，学生与教师中应派遣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其他部门的工作，解决其他部门干部的缺乏，大批团结社会的非党干部更其需要。
5.征调一批专门人才的干部或生产中有长久历史的干部，组织若干专门委员会研究政策，准备干部与搜集材料，作为将来在接收管理工作中的骨干干部。
6.把现有的全部党员从质量上提高，使之具备在将来大开展时充当干部的条件，这就是需要在现在加强阶级、政策教育，发扬他们独立工作能力，克服自由主义，加强其阶级立场和培养虚心学习与大胆创造的作风。在许多重要部门，特别是技术部门，应大量发展党员。
7.在准备中应严格戒骄戒躁，防止过早的暴露力量，提高警惕性，严防破坏，既要广泛的发展，但又要巩固核心，要从积极领导群众，与敌人进行各种斗争【中】来发展力量，克服困难，但又要把这些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力量保存下来，还要【避免】损失。为着争取时间，我们工作要进行得迅速，工作要转变，但又要照顾实际情况，必须有步骤，切不可采取平均主义方式，必须集中于一点与急迫的工作上使用力量，不求目前造成轰轰烈烈，但一切着眼为明天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任何有损失力量的行动均应避免。我们应该大胆向前发展，但必须慎重布置工作，灵活运用策略，只有如此，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03.最近工作报告
(1948年10月)
最近工作报告，我把它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我们对徐蚌会战及南京前途的看法；(2)徐蚌会战后南京的环境；(3)各部门总的工作方面；(4)新形势下X的组织问题；(5)各部门的情况及工作布置(店员、小教、武职公务员、警宪)；附带把老张同志对“上海都市国际化”的意义转报一下。
(一)
在我们看到“八一社论”以后，一个短时期内，我们思想上对于“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和“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中国人民将继续克服困难，取得更伟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两问题<是>并没有把它完全搞通，因此对时局的看法就有了某些偏差。由于解放军很快的解放了济南，不但使徐州受到极大的威胁，而且是打开了“打到南京去”的第一道大门。如果徐州成了问题，则这反动王朝的首都便要毫无保障地暴露在人民解放军铁奉〔拳〕之下了。同时由于济南解放的影响，使所谓“币制改革”完全崩溃，造成了金圆券的大波动。这些不得不使我们对时局重新予以估计，因此也就认识了“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三四年艰苦奋斗”之间的正确关系，和我们在这决定性的一年中的努力方向。
接到上海局对蒋管区工作指示及对南京工作指示两个文件，南京同志对以上问题更有了明确的了解，同时在比较两个文件的精神以后，有以下几种看法：(1)前一文件强调跳跃发展，后一文件强调巩固，而且比较具体(刘、鲁)；(2)今后工作应掌握前一文件所指出的“跳跃发展”的精神(王)；(3)文件中指出今后解放军向“川湘赣鄂发展”这一估计值得讨论，解放军有可能直取南京(陈)；(4)葛琴〔覃〕同志认为今后工作基本是应该在跳跃中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敌人为了维持其垂死统治，必然进一步残酷镇压，因此也应该着重巩固，过去我们提出稳打稳扎的方针，在今天仍旧是符合的。至于直取南京的问题，因为有关于力量发展，和军事意图，我们不能过早估计及片面强调。我是与他的意见一致的。
以后徐州会战形势愈趋紧张，战火有迅速向南京外围发展的趋势，我们对这一形势作了讨论：
(1)徐州会战是解放战争新的临近，全国形势将有极大的变化；
(2)在大量歼灭蒋军及完成渡江准备的条件下，解放军有直取南京的可能。
(3)但为了不断歼灭敌人，彻底摧毁蒋朝统治，战争也有向湘鄂发展的可能。
由于局势紧迫，老张同志来到了南京。在分头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报告后，对于徐蚌会战及南京解放前途，他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徐蚌会战有三个可能前途：
(1)解放军在大量歼灭蒋军以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了继续歼灭敌人残余的第二线兵力，可能酝酿一个以蚌埠为中心的新的会战；
(2)徐州会战已将浦口到徐州这一地区中敌军大部歼灭，敌人已溃不成军，解放军有直逼浦口、陈兵江边的可能；
(3)歼灭了徐州地区一部分蒋军，而我们也遭到一定数量的损失，战局有些间歇迂回的可能，解放军在相当的整补休息以后准备寻找敌人主力，开始新的会战。
为了戒骄戒躁，避免早日盲动，我们对徐蚌会战的看法应着重第一个前途，也就是比较审慎的看法。
至于以南京为中心的会战，他认为那是决战性的。估计可能在春末夏初(最晚在夏末秋初)，因为南京会战必然在华北问题基本解决、我们后方交通补给有了充分准备(或苏北、皖西地区肃清，可以就地取给)，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渡江，一举占领京沪敌人心脏地区(上海可能没有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虽然以武汉为中心，可能出现一个小型会战，但大军西指向西南，不过是扫荡战的性质罢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指出南京的解放战还需要几个月的艰苦奋斗。长期论固然不对，但侥幸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以上就是老张同志对徐蚌会战前途的及南京解放前途的意见，我们经过考虑，同意他的看法。
(二)
经过了“币改”的大搜刮，到金圆券崩溃，及最近徐蚌会战解放军不断胜利的刺激与影响下，南京的环境有了极大的变化。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敌人内部；(2)敌人政策；(3)群众情绪及政治觉悟；(4)群众斗争及组织；(5)群众基础及阶级关系；(6)×的组织与安全。
(1)由于前线节节失利，后方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敌人内部开始了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取消限价前后，纷纷责难与不断辱骂；其次是抢米风潮以后，手忙脚乩，追究责任；战火逼近，纷纷逃难，美帝策动去蒋革新，内阁人选久悬未决，悲观失望，众叛亲离，今后必然一天天更加混乱。
(2)敌人为挽救其垂死统治，一面继续抵抗，争取时间，以便迁移、撤退、分散军事、行政、业务等机关，大批裁员迁散，不能迁移的器材、档案，则分批逐步破坏，散布“大捷”谰言及和平幻想，打入及利用各种群众组织，以伪善面目出现，企图掌握群众活动及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是封锁新闻，镇压群众运动，横加逮捕，军事戒严，清查户口，密布特务，并以欢迎解放军、积极要求出路等红旗政策，企图打入我们组织。
(3)群众由于生活痛苦，愤怒情绪极度高涨，对敌无比痛恨，政治幻想大大消失，担忧生活，关心时局，厌倦工作，普遍怠工，一方面是害怕战火，幻想廉价和平，同时则要求了解我们，盼望早日解放，对解放军寄予极大希望。
(4)群众生活性的斗争由局部骚动走向共同统一，由自发走向与组织领导结合，生活问题很快联系政治，而政治斗争内容也就是为了生活，斗争形式更由徒手转为抢夺武器，斗争群众由一般群众发展到公务员、警宪，总之，群众斗争的频繁普遍，和它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5)当然由于机关结束迁移，人员迁散，以及一部分厂商害怕战火，不了解我们的工商政策，分散物资、关厂歇业的结果，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使群众基础有了很大变动。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反对迁移迁散，在今后的生活问题、安全问题、出路问题上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形成从来没有的团结。而在敌人经济掠夺造成工商业悲惨的灾难及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工商业迅速恢复与日趋繁荣对比下，如何保存物资，避免损失，维持现状，共渡难关，则又大大改善了各阶层的相互关系。
(6)在这一新的形势下群众倾向我们，要求组织，使我们进行大发展运动有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基础不断变动，使党的发展遭遇到很大的阻碍，而战时环境的严重，如封锁、戒严、敌人的逮捕摧残，也使党的领导增加了新的困难，及党的安全有了新的威胁。形势急迫，党的领导需要加强，但环境困难则使党内生活更难正常，不得不要求各部门工作独立作战，分头负责。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今后工作条件更加有利，但环境则越趋艰苦，不过正如指示告诉我们，敌人残酷只是暂时表面起作用的因素，而敌人更加混乱、孤立，群众觉悟提高，组织性加强，则是经常基本起作用的因素。如何避遭阻碍，迂回敌后，抓住时机，跳跃发展，加紧努力，迎接胜利，正是我们今后一切工作部门中的中心问题。
(三)
研究了党的指示及讨论了徐蚌会战的新形势及南京环境后，我们对工作作了如下的布置：
1、方向：今后总的方向是加强工作，配合解放军占领南京。
2、中心工作：分为以下五部：
(1)群众斗争：以继续扩大、深入领导群众性生活斗争及反对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迁移和裁员疏散为今后两大中心工作。
①反饥饿、要活命的生活斗争：
口号：政府机关及官办或公营企业——“向政府要饭吃”。
民营企业及商业、工厂——“维持生活，共渡难关”。
内容：要求指数发薪，实物配给，增加补贴生活贷金，补发欠薪……等，根据各部门的具体情况，群众的急迫生活要求，提出口号，展开斗争。
方式：可根据情况及群众觉悟程度采取请愿、怠工、请客、罢工、骚动等方式。
②反对迁移迁散的斗争：
宣传鼓动：机关学校的公务员学生提出：
a 快要垮台的反动政府不值得跟它下海。
b 抗战期间的逃难和内战中的流亡痛苦，我们不愿再尝。
c 解放军来了，生命有保障，生活有办法，大家有出路，不必逃亡。
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对厂商提出：
d 解放军来了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市面繁荣，生意好做，物资不必迁移。
斗争内容：反对机关迁散迁移，阻止搬运物资器材，反对登记疏散。在被迫迁散的部门则要求发给大量遣散费，配给食米，反对迁出宿舍，以便坚持。
组织：在群众集中的地方组织护厂委员会、善后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以保护器材物资，解决群众生活，保障安全，及共同担保解决将来出路，来教育组织群众。
(2)情报及策反工作：
①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单纯化及本位主义现象，认识情报策反工作的重要，把情报策反工作提高为全党一致努力的任务。
②通过现有工作关系，搜集策反对象及情报线索，掌握个别线索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加强与扩大这一工作。策反以当地驻在军、城防部队及重要单位的军事首长为主要对象。情报主要着重驻在军及城防部队的番号、数量、分布地区、配备、长官姓名、部队素质、防守许划及其意图等。
③策反工作：首先，选择对象从生活、出身、言论、行动进行了解。其次，经过事务关系、职务便利、感情联系加以团结，利用适当时机、有关问题及生动材料，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在紧要关头则放手掌握运用。情报搜集可分口头传说及书面材料，片语只字或长篇计划，在工作、职务及环境便利的条件下均须搜集，但内容必须正确可靠，并以最稳秘办法保送存及最快方式送交上级组织。
④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把分散在下面各单位的现有策反关系在不违反秘密工作及组织安全的原则下适当的集中起来，统一领导。
(3)警宪工作：
①警宪为重要地方武装，流动性很小，今后在环境急迫时敌人必进一步加以运用，扩充其人数，增强其装备。为了加强这一工作，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分头配合、展开警宪关系。
②在现有警员基础上，加强发展与扩大群众基础，并向巡官、分驻所这一阶层实行突击，及迅速开辟宪兵关系。
③为了加强领导，除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外，应坚决抽调一部分干部转入警宪工作。
(4)地区工作：
①由于城市贫民、码头苦力、摊贩的大量存在及今后各产业部门群众不断大批失业，使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②在敌人军事失败，后方混乱状态下，群众街头骚动带有极大的革命意义。
③通过现有少数三轮车夫及摊贩关系，广泛展开群众基础。
④把群众盲目的骚动、抢夺转变为打劫豪门，冲破军用仓库等斗争。
⑤迅速把群众自发性的斗争提高与组织领导结合。
(5)党内工作：
①克服小手小脚的保守主义，在条件具备的地方进行党的大发展运动，在党的基础较差和同志素质、能力薄弱的地方加强积极分子的团结，并建立骨干组织。
②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严重纠正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现象，号召全党严禁临阵脱逃及必要时【实行】党的制裁。
③必须提高警惕，加强秘密工作，严密党的组织，继续坚持稳扎稳打方针，避免敌人打击及保存力量。
④在党内思想上防止两种偏向：
1 空谈时局，肤浅乐观，不去实际工作，脱离群众的观象。
2 畏首畏尾，斤斤于个人的生活安全问题，不敢正视现实，害怕领导群众斗争的懦怯作风。
老张同志在对徐蚌会战及南京解放前途给我们指示后，关于今后工作方向，他提出了以下的意见。他认为今后城市工作基本上有两个任务：
(1)配合解放军占领城市。
(2)占领城市后的接收工作。
在加紧努力迎接胜利的工作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很好发展，那么我们就能配合解放军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城市迅速获得解放，而我们工作步骤迟缓，跟不上客观形势的要求，或主观力量在工作中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不能积极完成第一个任务时，就只有不得已求其次，去努力完成第三个任务了。
今天时局由于东北问题迅速解决，徐蚌会战胜利展开，中国革命形势无疑大大推进了一步，工作条件大大有利，但敌人还在垂死挣扎，尚未最后消灭，它还有一定的力量，我们不能轻敌冒险，侥幸速胜，应该利用间隙绕过障碍，打击敌人，不断发展，以取得最后胜利。
他指出由于战局新的发展，南京变为直接前线，为了适应战争要求，我们在工作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群众工作应以生活斗争、反对流亡、骚动、破坏及军警武装叛变几种斗争为主，相互结合起来，……以颠覆敌人的统治。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部门，如铁路、公路、码头、军火工厂、飞机修理厂等等应首先加紧完成准备。
(2)全党应重视及加强策反工作。
(3)为适应战争环境，党的机构应重新组织，划分地区，配备干部。
(4)成立策反工作部，以统一及加强这一方面工作的领导。
(5)严重注意领导机构的安全，及克服党内右倾空谈、左倾盲动两种偏向。
我们同意老张同志的工作意见，并根据其指示布置了下面的工作，除策反工作部的成立无需讨论外，关于党的机构重新组织、地区划分、干部配备等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审慎研究再作决定。
(四)
南京党的组织过去是以生产部门来划分的，市委同志则分别管理几个性质相近的，或由于开辟工作及历史关系，一个人管理着几个不同的工作部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般地说，党的基础大部分集中在城区以内；而第三，党的发展极不平衡，某些在战时作用较小的部门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战争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部门则发展很小，或者最近才在开辟阶段；第四；某些部门干部较强，支部组织比较健全，有些部门到现在还未成立支部，或虽有支部，但基础很差，还不能独立作战；第五，党的领导比较分散，集中意见、交换经验还很不够。
为了适应目前战争的要求，党的组织应有以下的改变：
(1)领导机构应保持密切的接触，以便集中意见，交换工作经验；
(2)工作应根据需要及干部条件适当地重新予以分配；
(3)工作范围应突破市区，向城郊及战争附近地区发展；
(4)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部门必须充分配备干部，加强领导；
(5)健全各部门的支部组织，提高其独立作战能力。
当我离开南京以前，关于突破市区的向城郊及战争附近地区发展的问题有了初步决定，我们的意见预备划分为以下五区：
(1)浦镇浦口区；(2)下关区；(3)市内区；(4)南郊区；(5)东郊区。
五区的具体划分及干部配备问题尚未决定，其他几个问题亦正在研究。
关于地下党应如何配合解放军入城的指示
(一)地下×(党。下同)在解放城市的战役中虽然有限地或者不完全、不可能实行军事上的里应外合，但在城市接管工作上的里应外合则完全可能与必要实行。要尽可能保障城市完整地归人民所有，因此解放××(城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并完成以下任务：
(1)彻底肃清反革命及其破坏活动，并防止其他落后M(群众。下同)的破坏行为。
(2)接收并发展全部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及其他一切公共技术的文化的建设事业。
(3)迅速恢复城市正常社会秩序，动员公私力量供应粮食、燃料及工业原料，沟通城乡经济联系、完成任务的中心关键是通过城市内部有组织的力量与外面解放军力量的配合，实行对城市完整的接收与管理。
(二)我军入城前及入城过程中，地下×应根据具体情况用各种方法向各阶层人民M进行思想政治上的解释动员，其内容：
(1)广泛宣传我×对城市政策及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强调城市一经解放，则一切属于人民，不应使其遭受任何破坏，城市人民应自动组织起来，防止一切可能破坏分子及部分M的破坏行为，成立临时维持会及纠察队等维持秩序，防止破坏。对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会，不但要使其了解我×城市政策，还要使其在我未【入】城前设法维持自己的工商业、社会秩序，以待解放军及临时人民政府接管，免遭匪特流氓破坏摧残。
(2)号召工人、学生、劳动人民及一切公教人员更加团结地组织起来，用一切方法保护城市建设等。
(3)向K(国民党。下同)警察机关及军政机关职员进行工作，普遍宣传我“首恶必办，协【胁】从不问，立功者奖”，但对于一切下令破坏及执行命令的分子则一律以战犯论罪，使其保护K物力及一切资材，并警告一切K军政机关、工厂、医院、学校主管人员，倘其主管部门遭受破坏应负主责，既〔即〕使过去违〔危〕害人民，如非罪大恶极而又能于紧急关头保护公共财产确具成绩者，允其将功赎罪或减轻处理。
(4)对“青红帮”等流氓头【子】，通过关系，警告其不许抢掠破坏，倘敢故违，入城必予严办。
(5)对城市落后M的破坏行为采有效办法防止，应向其指出：只有保护公共产业，防止破坏，我军入城后才能恢复生产，适当解决生活。
(三)更重要的是组织上的准备，地下×应详密布置，按城市各区、各工厂、各学校、各单位的×员及M的具体情况，在全计划下分配具体任务，并准备以一部分党员M公开出面活动，大约在作战已基本结束、敌已根本被歼或政治溃败无法控制、城市秩序即将混乱时出面为宜。这些任务是：
(1)组织以工人、学生、劳动人民M为骨干的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等，保护重要机关、工厂、学校、仓库，禁止破坏，特别注意掌握控制电话局、各区电线干线，设立指挥所，搜集情报，互相联络，以指挥城市活动。
(2)指派得力人员携带证件出面活动，公开指挥城市旧有行政机关负责人员，特别是警察系统，维持秩序，防止破坏，并立即控制广播电台，向全市广播，号召人民自动组织起来，镇压反革命分子，防止破坏，迎接解放军。
(3)严密监视战犯罪〔敌〕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倘有破坏，应予逮捕，交主管机关处理。在执行任务时，为防止少数破坏分子假借名义借〔结〕招〔伙〕营私，并保证入城纪律。一切公共财产、公共资财及其他公共的东西，非得我军管会命令，任何人只有 4fdd." >保护看管之责，决无按收处理之权，违者必究。监狱犯人暂不释放，听候我军入城后分别处理。
(四)在执行任务时，地下×还应该根据各种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如敌已在市郊被歼灭，则只需预先防止流氓、特务、散兵游兵〔勇〕及落后M的破坏行为，秩序即可维持，如敌在未溃败撤退时即已破坏，则须通过×员、M的一切社会关系，采取怠工欺骗或敷衍的办法，以阻止或减少其破坏；如敌退守市内，则应动员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士绅、名流、商会等，以瓦解动摇敌人的作战计划，或逼使其投降，还应估计更坏的可能情况，采取不同方法。
(五)我军入城后，所有公开出面活动的×员M及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应向军管会报告，并接受新任务，如配合经济部门运输粮食、燃料及工业原料等，特别是各阶层人民M的宣传组织工作，城内干部应配合外来干部组织干部队进行M工作，并准备成立各区代表会。
(六)我军未入城，一切工作服从××(市委)领导，入城后服从军管会领导，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观象。
情报战线
智取敌人江防情报
1948年春，南京乍寒刚暖，黄埔路两侧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上开始长出碧绿的树叶。梧桐树下，荷枪实弹的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偶尔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时而有美制轿车和吉普进出中央军校的大门。
蒋介石的官邸就座落在中央军校内的一个环境优雅的院落内，宽敞的房间，却被厚绒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不透一点光亮。但是，尽管再遮掩，他们阻挡革命洪流的一个个阴谋计划、秘密情报还是不断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截取。长江水潮起潮落，石头城风剥雨蚀，记载着历史的沧桑。
组织精干队伍
为了渡过长江，集中打击蒋介石集团，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南京的地下工作。1946年4月，中共决定恢复和建立中共南京市委，由陈修良(书记，女)、刘峰(副书记)、王明远、朱原銮、方休(1947年初方休调走，由被陈)组成。市委进一步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加强在敌人心脏内部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市委调集干部，加强情报、策反工作。1946年5月，市委下设情报系统，史永为负责人。情报、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这两个部门一直属上海局领导。他们在敌人心脏千方百计获取情报，了解和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他们深入敌人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瓦解敌军，无畏地进行着特殊的战斗。情报工作成为市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法西斯统治，多年来强化其特务组织。南京特务多如牛毛，派系也不一，有“军统”、“中统”、原属“军统”后又独立成派的“国防部二厅”等等，竞相扩大势力范围，各自均有外围组织和公开机关，机构复杂。如“军统”头目戴笠死后，由毛人凤继任，军统局改称保密局，设七个处、三个室，又在全国设立46个情报站，其中南京站就有460多人。此外，还控制许多公开的特务机关，如全国警察总署、交通部全国交通警察总局、各地的稽查处，兵工稽查处等等。“中统”组织亦很庞大，解放战争后期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派遣特务到各省市成立“调查室”，在南京专门设立了“首都实验区”，有特工数百人，渗透到党、政、工、学、商等许多行业。国防部二厅把持军事情报，成立16个情报站，派出200多个谍报组、侦察组，会同宪兵在车站、码头检查、侦察，进行跟踪逮捕等特务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南京活动的各派系职业特务有8000人之多。
中共情报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大勇者须有大智。党的情报组织严密，纪律严谨，方法灵活。他们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概，又有智慧。正是这些大智大勇才敢为常人所不敢为。
当时陈修良住在玄武湖畔的小弄堂内，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秘密进行体育场情报工作，代号叫“姑妈”。她说这样虽好，万一敌人问她，她会说“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你来干什么？我买小菜。”市委设有联系点，与联络点联系要有暗号，如在围墙摆根竹杆，外面的人看见有竹杆，说明是安全的；如竹杆不在，说明有危险。还有多种窃取敌人情报的方法。敌我双方在石头城摆下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深入虎穴活动
市委情报系统的党员们，以各种面目、各种身份，打入到国民党的各个要害部门里，他们是党安放在敌人心脏地区的千里眼、顺风耳。当中共南京代表团驻梅园新村时，南京市情报负责人卢伯明与代表团童少鹏同志单线联系。一次，国民党搞了一个军事复员会议，简称军复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动员进攻解放区的会议。一个进入敌人军事情报机关的印刷所做校对、且情报人员搞到了有关一套材料。由于时间紧急，如果经过交通及时送到华东联络部，情报部有一定困难，这时就通过代表团转达中央，信中央随时掌握了敌人的重要动态，这时解放军如何作战有重要参政价值。
国共双方在广袤的淮海大地上进行搏斗时，当长江两岸陈兵数百万即将鏖战时，南京地下党的情报为掩护革命同志，为淮海战役的大捷，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1948年3月，情报成员高启发受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派遣，打入到特务机构从事秘密工作。国防部二厅电讯总台就在这个地方。当时他去的时候呢，是分配在中文报房，这个系统专门监控我二野、三野各个纵队所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有一天他发现，在邻桌上有四个人在一桌吃饭，都廛的是北方口音。他经过了解，得知四人是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国民党北平军统局破获以后，他们被押解到南京，叛变以后继续伪装，跟延安党中央、跟华北局通报。高启发把这个情况及时跟组织汇报。以后我们组织很快地割断了同这个电台的联系，避免了重要损失。
周长龄(秦杰)受组织安排，通过一个亲戚关系就打入到国防部二厅三处，三处是作战处。周长龄利用工作之便，将一件件重要情报回家用蝇头小楷写成小纸条记下来，适时向组织报告。有一次，他得智能江南十地委书记叫金柯叛变。十地委曲中央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领导，陈丕显准备在江南开辟一条线，成立一个地委叫十地委，派金柯等秘密到江南活动。不久金柯被国民党军统逮捕，供出十地委人员名单，敌特机构因此先后逮捕了100多人。金柯叛变的时候，二厅的人就想对金柯审讯一下，进一步了解我军情况。这个人实际不控制在二厅手上，但是二厅去收集资料，这个材料它要经过收发，给周长龄看到了，发现这个叛徒向敌人提供了许多情报，很危险。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于是他给组织上写了很短的小纸条：“据确切消息，金柯已经叛变，于最后(8月13日)已经供出十地区的十地委……组织情报以及历史经过，他的供词汇集了一本半”。金柯叛变引起保密局重视，毛人凤接见，敌人任命他为少将高参，拟派到苏中，诱骗陈丕显到江南。苏中区党委得知情报，当金柯一到便把他抓了起来，避免了重大损失。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镇压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几次进行大逮捕。保密局、中统、三青团、宪兵司令部、京沪抗日卫戍总怀念部抽调特务、宪警在南京成立“学运小组”，经党召开联席会议，妄图彻底破坏南京的进步学生运动。打入保密局南京站的共产党员周一凡和汪洋同志提供了保密局、学运组许多材料。一天，他们看到中校学运组长高兴地拿着皮包回来，判断里面有鬼。就用话把他支走，让他晚上回不来，用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他的抽屉，将包里关于敌人破坏学运的计划和特务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的内容，在大逮捕之前拟定的黑名单等重要情报抄好，将包放回原处。即将情报送出使市委能及时采取措施，将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安全撤离南京。
两位情报人员一夜没睡着，快天亮了，中校回来了，一回来他们就骂：“有鬼了，他们跑得一个都没剩。”两人放心了。中校一句“有鬼了”表明这个特务组长内心的困惑与无奈，有一句民谚可以对他复杂的心情作出最好的描述：“朝朝打雁，今天却被大雁啄瞎了眼。”他们千方百计地排查、搜捕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如水银泄地、无影无踪，可觉而不可寻。
打入国防部的情报人员卢怡谈同志说“我是国防部的人，穿军装的嘛，我们就借这个地方来开办一个国防部的军人俱乐部，晚中开舞厅，白天发慰劳香烟，请你填一个表，驻地、番号，怎么安排的。让部队填这个表，也是有意图啊，通过这个表我完全可以知道驻地、兵种，还有兵员，那么这些我一天，全不费功夫，就拿到材料(情报)了。”市委学委盛天任同志趁国民党军械部门官员每天叫抄写份的部队调动、换军械报表，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黄镇球各一份，还有一份存档。他写完以后，敌人连底稿也全部收走，带走。他就偷偷地把一张复写纸带回家，拿着那张复写纸，往光里一瞧，让家人录成很小的字，每天一份积累起来交给朱启銮，转移到情报部门去。
打入国防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许健，把写有情报的纸条叠起来，放在烟盒里面，然后封好，把印花税印还贴上去，打上二野情报人员转交上级。当国民党的一份绝密文件送交蒋介石后，也许不久一份内容相同的情报，将会出现在毛泽东的手上。你千方的保密，我千方百计的巧取，一个普通的烟盒可能被地下党用来传报之源，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党的情报工作乾潘嘉征奉命打入国民党二厅郑介民的家里，市委情报组方休指示她：“打进去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保险箱。”她去了以后就跟小孩的关系搞得很好，当上了家庭教师。这时组织上就把机密文件给了她保?9９liｂ.t>密。这些机密文件是密封的，用《中央日报》包好，一包包地交给她，就把它放在住处的柜子里面。郑介民身为国民党的特务头目，他做梦都在想着如何将共产党一网打尽，事情的发展往往与他的意愿相反，地下党竟然将党内的机密文件，堂而皇之的放在了他的眼皮子底下，这又是戴笠、毛人凤、郑介民之流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实在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任命汤恩伯、白崇禧，统领重兵固守江南、企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为配合大军渡江，地下党情报人员紧急行动起来，一个以智取敌人江防计划为目的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
党的情报人员沈世猷特务连连长副参谋，深得张治中弟弟张文心的信任。张文心原来是师、后来又是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张文心的推荐下，沈世猷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这时，组织上交待他一定要把江防的工事图啊什么配备设计啊弄到手，哪有机会弄到手呢？他就机智地寻找适当机会。那一次，参谋去视察，把钥匙留给了沈世猷。沈世猷暗中打开抽屉，在极短的时间找到了国民党从鞠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这样的机密图只有三份，一份是汤恩伯的，一份是作战处的，还有一份呈给蒋介石。因为汤恩伯随时就可能回来，那个作战参谋看那图呢。他夫人陪着他复制图纸，一直到天亮，天亮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他坐着车子就赶到孝陵卫卫京沪司令部，一切都平安无事。他从容地把江防图物归原处。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
长期打入敌营工作的许健同志也在智取国民党的江防计划。身份特殊的许健参加了整个国民党的长江防御计划的制定工作。全套计划有厚厚的一本。其中，新武器方案就是许提出来的。要什么机关报的新武器，整个的防御计划，许都交给了解放军二野情报处徐之。1949年三、四月份，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国防三厅在励志社开了个会，就是最后订这个计划，保密局跟二厅矛盾很大，后来呢，保密局跟二厅两个吵起架，保密局把他们的计划讲出来了，本子上没有，这个计划一是准备用汽油烧江，封江；二是把这几个渡口，船沉下去，拿石头沉，使得渡江渡不过去；解放军如渡江了之后，在对岸农村里面的水井都放毒。许健当时参加讲座这个计划，下午就立即开一辆吉普车，去向二野情报人员朱全军等汇报，为解放大军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果说许健对情报的获取多少有一点喜剧色彩的话，那么打入敌营任国民党海军署军务处上尉参谋的罗柳溪所获取的江防计划则饶有讽刺意味了。罗有时候参加海陆空军汇报会议，见过一些重要汇防资料。如两百个整编师，军官的名称，(军队的)驻地、兵力、兵种、武器装备等。有一次，罗带着一次情报刚要出门，正碰到国民党的门卫突击检查，也是保密检查，每个外出人员要查带的东西，“哎呀！这下怎么办呢？”罗正着急时，看见他认识的一个少将，坐一辆小轿车在他旁边划过去。他赶紧招手，车子一停，他说：“哎呀，我有急事，带我一下。”门卫对将军的车子是要让道的，罗柳溪就搭着这位少将的车子，没事儿出来了。当人们对弈时，往往错下一子，导致满盘皆输。在制订长江防御计划上，在国民党内部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无疑错下了一子，他让一名共产党员来制定对付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这不能不说是白崇禧的一种悲哀，然而悲哀的还有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他居然还给罗柳溪升了官，担任了海军总司令部的少校参谋。
民盟南京工委成员以职业作掩护，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内部组织以及有关负责人名单，制成1000多张卡片。
民革南京委员会搜集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受国防部指令在浙、闽、赣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守卫京、沪、杭20个驻军、4个司令部的阵地、番号、防区、电台的联络呼号以及国民党军用公路地图等。
农工民主党成员提供了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封锁长江的工事、兵力等情报。
1949年3月，中央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泊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崖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这些资料里饱含着南京人民不怕牺牲、迎接解放的深情，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企图以海陆空立体防御解放等于大训练“敌后情报员”，并决定除少数人有必要去台湾外，其余均需留下“与共党斗争到底”。
南京市委情报系统工作人员收集到国民党保密局在南京成立“全能训练班”，“中统”特务开办“潜工训练班”，国防部二厅开设“电讯训练班”，并作了多点、多线预伏布置等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于淮海战役后南京洪公祠召开军统特务大会，他在会上说：从长远打算，我们全部走不聪明，全部留也不聪明，为党国大计要做全面安排。有人要去上海、广州、重庆、台湾、有些人要留下来，准备我们回来。这是一次布置潜伏的大会。会后，在保密局内部工作的地下党情报工作人员，利用一切关系，了解其具体通讯员，并选择“优秀特工”，个别布置，深入埋伏。如保密局南京站少将组长荆有麟是个老牌特务，1923年即为北洋军阀搞情报，1939年在军统防奸防谍训练班毕业后，受戴笠派遣打入进步文化团体，长期以“左倾文人”面目进行特务活动。南京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布置他任潜京一分站站长，并配备报务员、译电员、服务员各一人，发给大量活动经费，在南京闹市租下一套房子，挂出“新华话剧团”招牌掩护，活动频繁，先后与毛人凤通报十几次。由于地下党早掌握他是潜伏特务，南京解放后不久，他这个站的全部人员均被捕获。中统特务在南京作了三项多线布置：一是局本部直接布置掌握的留守台；二是南京实验区布置的双线潜工组；三是从上海派人来宁作长期潜伏。国防部二厅、宪兵司令部二处等特务机构也各自布置了好几个潜伏组和电台。这些预伏特务组织后来都被人民政权一一摧毁。潜伏和滞留南京的敌特3000余人，解放后除坦白自首者外，均被逮捕法办。
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还打进了美军顾问团，竟还成立了支部。美军顾问团叫AAG，英文写叫AAG。姚禹谟打入顾问团后，将顾问团招人的情报报告市委市委委员王明远找来鲁干(张杰)，问你考不考得出来？鲁平说：“我学过英语，有什么考不出来的？”他一考我就取了，进了美军顾问团，地方掩护特别保险。地下情报人员进去以后，国防部二厅给办个手续。你不是异党分子，当然我不是异党分子，签个名。鲁平所在的画图室里面有五个党员，所以我们窃取顾问的图容易得很，其实好好的图，摔到掷掷蒌里面，等回家时，把它捡回去整理，对美蒋战役空军部署。这些情报我们就弄出来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在蒋介石的鲜花和鼓乐声中来到中国的，他们将飞机大炮交给国民党，接着又派来了众多的军事顾问，然后，山姆大叔的慷慨和智慧最终也没能使国民党军队摆脱惨败的命运。
南京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最最重要就是情报工作，地下党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机关里面做工作，在党政军机关里面做特务，连给蒋介石接电话的人都是特务，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
除了中共情报系统收集情报外，各系统的中共党组织、各民主党派也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敌情资料。
民盟南京工委成员以职业作掩护，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内部组织状况以及有关负责人名单，制成1000多张卡片。
民革南京委员会搜集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受国防部指令在浙、闽、赣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国民党军队守卫京、沪、杭20个驻军、4个司令部的阵地、番号、防区、电台的联络呼号以及国民党军用公路地图等。
农工民主党成员提供了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保密局特务名单和活动情况，国民党封锁长江的工事、兵力等情报。
当百万雄师过大江，当祖国沐浴着春光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人民奉上的鲜花和颂歌，而他们却荣辱不惊、自甘寂寞、追求如故、信仰如故、不事张扬、淡泊名利。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那种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高风亮节！在共和国那面鲜艳的红旗上，永远激荡着他们如火的战斗豪情！
情报与策反工作
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云集，是国民党的指挥中枢。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南京市委加强了情报、策反工作。
1946年5月，市委下设情报系统，1948年10月，市委又专门建立策反系统。情报、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一直属上海局领导。他们在敌人心脏千方百计地获取情报，了解和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及时报告上级；他们深入敌人内部，准备和组织起义，瓦解敌军，进行着特殊的战斗。
1946年夏天，国民党召开“军事复员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内战的动员会。一位地下党员进入敌人一个军事情报机吴的印刷所做校对，利用工作之便获取了这次会议的整套材料，该材料对解放军如何作战有重要参考价值。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庞大，有国防部及海、陆、空、联勤总司令部，还有其下属宪兵等10多个二级司令部，另有军事院校22所。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指挥人员和驻守的部队共约226万多人。市委负责策反工作的史永公开身份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他直接受中共上海局领导，同市委书记陈修良联系，策反关系由南京市委提供。在市委策反系统的积极工作下，1948年12月16日晚，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策反系统的领导下，经地下党员林诚等策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渤、郝桂桥、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趁蒋介石在空军俱乐部举行大会之机，驾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义。飞机起飞后，原拟将投弹轰炸总统府和机场，后因机件失灵投偏，降落在燕子矶附近。次日凌晨3时该机于石家庄解放区机场安全降落。这是解放战争中起义的第一架飞机。这对以后其他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由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编成，曾担任总统官邸、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被称为“御林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曾在蒋介石部队任职多年，后又任青年军第八十七军副军长。蒋介石选中他，并单独召见他，委以重任。但王晏清正直廉洁，早就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不满，对内战也厌倦。王晏清的母舅邓昊明是农工民主党成员，早年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中共南京市委派党员李益之(即陆平，公开身份是《大刚报》记者)通过邓昊明的关系策动王晏清。1949年初，王晏清决心起义。原准备于南京解放时起义以接应解放军，但因计划有所泄露，王晏清被卫戍司令部软禁，幸被副司令覃异之释放。3月25日，王晏清毅然率第九十七师起义。第九十七师的起义，是蒋介石众叛亲离的明显标志，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朝野上下震动非常强烈。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装备最优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艇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较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1946年经党组织同意进入国民党英国接舰潜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随重庆号回国后，南京党组织派陈良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一出黄浦江口，就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将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改变原计划，把航行起义改为在吴淞口停泊中起义。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在吴淞口起义。
此外，南京狮子山炮台、空军大校场电台和指挥塔台、驻马鞍山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一部也在解放前夕相继起义。南京东区警察局副局长也带领千余名警察，在敌人主力弃城逃跑、解放大军进城前维持治安，阻止残敌的破坏活动。
许许多多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勇士，为南京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有的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如民革南京市委为策应解放军渡江的计划泄露，有四五十名成员被捕，主任委员孟士衡等3人英勇捐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功绩！
里应外合迎解放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官员仓皇撤退，社会秩序相当混乱。面对这一严重情况，中共南京党组织团结人民，维持治安，迎接解放。首先在各学校、工厂、商店、机关把群众组织起来，储水、储粮，成立“维持委员会”、“纠察队”、“巡逻队”等组织，保护自己的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
市委组织了三轮车工人和警察两支队伍维持治安。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是人民民主保卫队。他们中党的力量很强，担负了维持社会秩序、迎接解放的重任。
第06章 渡江作战的部署
渡江任务与发起时间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筹划的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中央军委曾两次提出由华东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作战的计划，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在淮海战役(当时的计划是歼灭国民党军第7兵团和海州、淮安、淮阴地区的部队)结束后，华东野战军“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
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12月，辽沈战役早已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平津战役也已开始。根据上述战争形势，中央军委于12日就今后作战方针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电报要求总前委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渡江作战计划。12月下旬，刘伯承、陈毅在赴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期间，汇报了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渡江作战的初步方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民党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据此，中央军委于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粟裕、陈士榘，规定两野战军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分5期进行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2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并指出：“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织〔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如果我们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待命出动。
在总前委主持全局的邓小平和陈毅接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文后，于4日回电表示，决定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认为，如果东北野战军于3月10日以后出动，则与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动会相距1个月以上。这样就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南京、上海的机会，不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因此，建议先抽派东北野战军一部提前南下，在中原、华东野战军实施渡江作战时，及时包围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增援，以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和夺取南京、上海等地。
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日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渡江作战的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这时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雨少长江水小，更便于作战。虽然准备工作较仓促，但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虽然准备工作方面略较充分，但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渡江作战困难增多。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并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中野、华野的行动。
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接管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决定：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率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后勤部第2分部及2个工兵营共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3月20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牵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为此，先遣兵团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3月17日和19日，中央军委分别电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国共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第二、第三野战军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之作战，“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民党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那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3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4月10日1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4月10日13时，总前委复电指出：每年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各种不利条件，主张按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和谈判进展情况，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星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并指出，这样做，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4月11日12时，总前委复电表示坚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在22日开始渡江作战。同时建议：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两三天更好。
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签署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5、16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后，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浦口、浦镇以外的一切北岸据点，22日大举渡江。17日，总前委电告中央军委，提出：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结合，不宜停顿，否则给国民党军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渡江困难。
中集团于20日黄昏开始攻击，肃清裕溪口、西梁山一线及江心洲国民党军据点，21日继续向南发展。东、西两集团则于21日发起渡江作战。1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复电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的宽大为怀和仁至义尽，但国民党政府却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真面目。
渡江作战的部署
总前委的部署
如何进行渡江作战，是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精心筹划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分析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各种困难和有利条件，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课题，参加渡江作战的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习水性，对长江情况了解不多，存有各种思想顾虑；各级指挥员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而且又无现代化航渡器材，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在上述情况下，要突破国民党军以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将是很大的。
但是，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防守长江下游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不强，缺少骨干力量，且战线长，兵力不足，防守漏洞很多；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稳，利于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国民党军防御薄弱，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组织渡江；芜湖、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解放军对南岸的国民党军实施钳形突击，迅速达成对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并在渡江后可立即占领控制铁路线，使国民党军无法利用铁路进行机动。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对渡江作战的部署进行了详细而又周密的研究。在2月9日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即初步确定，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为渡江作战的第一梯队，其中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至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和铜陵至贵池段实施渡江；第二野战军以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地段渡江，其余2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实施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着第一梯队渡江。预定将渡江突破的重点置于芜湖至安庆地段。
3月下旬，总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再次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汤恩伯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的判断：“(一)收缩兵力于宁、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
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宁、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纲要》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据此，《纲要》规定，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1方案，则应集结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宁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第二野战军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第二野战军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2方案，则可改以第二野战军主力出浙赣线，其余同第1方案。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3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之国民党军，第三野战军全力负责解决上海、杭州、无锡地带之国民党军。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4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解决南京，第三野战军解决上海、杭州。在整个作战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如国民党军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纲要》着重指出，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上述第1、第2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充分估计到东线集团渡江成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西线集团应给以及时有力的支援。“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纲要》预定将战役分为3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2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国民党军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第3阶段，分别歼灭包围的国民党军，完成全战役。
《纲要》确定第1阶段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共8个军、3个独立旅35万人，由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以第8兵团指挥之第34、第35军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牵制浦口、浦镇地区的国民党军，并伺机渡江。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及张黄港至龙稍港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当面守军，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力求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国民党军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宁杭公路，如国民党军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中突击集团赶到后歼灭之。
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破集团，由野战军第1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由裕溪口至姚沟至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渡江。成功后，以足够兵力歼灭当面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截断宁杭公路，完成对宁、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集团歼灭宁、镇地区之国民党军。
为求得中、东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宁、镇地区守军，中、东集团归粟裕、张震统一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歼灭当面守军外，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芜湖地区守军，并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纲要》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为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区，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估计到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总前委随后又决定中集团较东、西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尽快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4月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的瑶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整个渡江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7日，总前委根据皖南地区的道路和粮食情况，为便于部队展开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对第二野战军渡江后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2个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1个兵团沿江东进，首先接替第三野战军一部监视包围芜湖地区的任务，尔后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18日，中央军委同意上述调整。根据总前委总的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结合自己和当面守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该野战军渡江地段为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结合部，当面守军第8兵团刘汝明部仅3个军7个师4万余人，战斗力较弱，因此决定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同时实施渡江，将重点置于安庆东西地区，并于4月8日和4月17日相继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具体安排：
以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第10、第11、第12军。除以第10军以佯攻手段包围安庆守军，并封锁安庆及其东西江面，掩护主力渡江外，主力第11、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段渡江。登陆后以一部兵力巩固滩头阵地，第11军向殷家汇、灌口、吴田铺地区攻击前进，攻占该地区，并以一部经唐田镇出张溪接应第5兵团渡江；第12军向贵池以南前进，接替第7兵团监视并歼灭贵池地区守军的任务。尔后第11军经钓鱼台、黟县、休宁向屯溪攻击前进，割裂、包围并伺机歼灭歙县、屯溪守军。第12军经青阳、石埭、太平向歙县攻击前进，并以一部进击绩溪县城，截断徽杭公路。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附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第14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监视芜湖守军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指挥第16、第17、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16军为第一梯队，第17、第18军为第二梯队。突击登陆后，以一部兵力控制滩头阵地，主力包围并相机歼灭东流、至德两地守军，接应第4兵团渡江。尔后沿浮梁、婺源、景德镇向浙赣线攻击前进，控制衢县、江山段铁路和衢县、歙县段公路，切断守军退路。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40、第43军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共20万人，由萧劲光统一指挥，第一步先遣兵团进至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一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待机；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进至应城地区集结待机。第二步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时，分别进至武汉以东、以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野战军渡江。
第07章 渡江作战的准备
渡江作战前，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已十分有利，但要突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防守的长江天险，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不仅没有现代化的航渡工具，就连木船也极端缺乏，更缺乏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船工和水手；北方籍战士不懂水性，缺少水上作战的经历；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大规模强渡江河的经验；没有海空军的掩护；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顾虑，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决心和信心；长江北岸地区大多是新解放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后方补给线长，船只、船工的征集均有很大困难。这些困难和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无法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因此，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再要求参战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解决和克服存在的各种困难，消除干部战士的思想顾虑，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参战各部队在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的统一部署下，认真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
1948年初，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由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华东野战军派出1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前往皖南，中原局也派出一批干部到安徽的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开展工作。5月，华东野战军又派出由10个营组成的先遣纵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南下，在长江边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详细调查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情况，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还请东北军区代购了一些引擎，将木船改装成机帆船。上述工作，为做好大规模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提供了经验。淮海战役结束后，参战各部队正式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全面准备。
1949年2月底3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休整结束，先后由河南的漯河、沈丘，安徽的阜阳和江苏的徐州、海州地区南下。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安徽舒城，尔后又进至桐城；第3兵团进至安庆、望江地区；第4兵团进至太湖、宿松地区；第5兵团进至桐城地区。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第7兵团进至安徽的庐江地区；第9兵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第8兵团进至江苏扬州、仪征地区；第10兵团进至泰兴、靖江地区。各部队进至长江边后，除以少数兵力监视当面守军外，集中力量从各方面全面地进行渡江作战的直接准备。
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树立必胜信念
经过休整期间的政治整训，广大指战员初步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但是，由于时间短，工作繁多，教育还不够深入，渡江作战任务下达后，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和顾虑。一方面，一部分人只看到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认为“长江很长，敌人兵力分散”，“各路一齐过，敌人防不胜防”，“我们一占领南京，蒋介石就完蛋了”。有的人存在着侥幸心理，说：“人家能过我也能过”，等等。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后，部队中又产生了“和平渡江”，“和平接收江南”的思想，因而产生了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的情绪，缺乏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过分强调和估计渡江作战的困难，担心过不了江，对渡江作战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认为：“江南好打，长江难过”，“敌人有飞机、兵舰、水雷封锁”，“江宽不能搭浮桥，乘木船又上有飞机，下有敌人的军舰大炮”。广大北方籍战土对长江和渡江作战存有恐惧心理，怕渡江“途中晕船”，怕“迷失方向”，怕“船到江心被打中漏水沉掉”，“怕水上队伍混乱，掌握困难”，怕“船未靠岸敌人发觉突然开火”，怕“对岸沙滩陷脚”登不上岸，等等。有的甚至传说什么“江猪会吃人，能把船撞翻”，“兵舰能把长江划成一条深沟”。部队由休整地到达长江边后，在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有些家在北方的指战员感到渡江后，越走离家越远，担心回不了家，通信不方面，顾虑到江南后，“饭也吃不惯，话也听不懂”，“江南山多水多打仗不习惯”。有的甚至以讹传讹地渲染江南生活上的困难，如说南方“天气热得喘不过气”，“吃南方大米要拉肚子”，“江南蚊子大得能咬死人”，“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等等。有些人则认为，江南地方好，生活好，大城市多，到江南后可以逛大城市，住洋房。
有些家在江南的战士则认为，渡长江后离家近了，可以回家了，存在着急于渡江，准备还乡的情绪。上述思想问题，虽是一些干部战士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反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不了解长江水情和渡江作战存在的困难而引起的。针对上述思想问题，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具体解决渡江作战的困难的同时，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入手，围绕着增强和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中心，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首先，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战斗渡江的思想，坚定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针对一部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和平渡江”、“和平接收”的思想和盲目乐观、麻痹松懈，缺乏继续进行艰苦作战思想准备的情绪，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方面向部队指战员指明，在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和谈成功，解放军即可实行和平渡江，用“北平方式”接管江南广大地区和南京、上海等城市。要求部队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如果和谈破裂，解放军将实行战斗渡江，用“天津方式”解决江南国民党军。全军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要有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战斗渡江上。特别是在国共两党和谈开始后，解放军数度推迟发起渡江作战的时间，中央军委于4月11、16日先后指示总前委：“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于4月12日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我军推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部署，在此期间内，为了防止松懈９９ｌib?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教育，说明下列诸点：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混乱，好战分子将更加孤立，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字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国民党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
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相继下发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进行了具体部署。在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上课，开民主讨论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心意图传达到每一个干部战士，明确告诉大家，如果能用和平的方式渡江，解放江南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都是有利的，可以减少牺牲和损失，我们对此应该欢迎，要有必要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任何幻想，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利用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也不会就此承认失败而停止抵抗，必然会作垂死挣扎，解放军还会遇到严重的战斗。全体指战员的立足点应放在这一点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的战斗意志和充分的战斗准备，反对任何轻敌的侥幸心理，必须作最严重最困难的打算与努力。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围绕“打过去”进行，有了“打过去”的充分准备，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和困难，胜利完成渡江作战的任务。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指战员在渡江作战发起前，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消除和克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保证了战役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又为渡江作战发起后，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完成战役预定的任务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普遍向指战员介绍长江情况，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以及解放军的部署、作战规模、打法和有关的作战经验，提高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的信心。针对部队中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北方人，不懂水情，不习水性，不了解长江，不了解江南，对渡江和到南方作战存有恐惧心理的情况，各部队请多年在长江中航行、捕鱼的老船工、老渔民介绍长江水情，组织干部战士到长江边去“看水”，到人民群众中去“访水”；请江南籍干部战士介绍江南的风土民情，生活习俗，地形地貌等情况，使广大指战员对长江和江南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到长江水的流速没有想象的那样急，浪没有想象的那样高，比黄河还要平稳一些，只要掌握了“水性”，就没有什么可怕的。长江中的江猪(江豚)也没有传说中那样厉害，江南的情况也没有传说中那样糟。从而消除了恐惧心理。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通过回忆解放战争发展历史和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力量消长的情况，对比现在两军力量的优劣情况，使大家认识到，解放军过去既然能在劣势条件下打败国民党军，现在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更有把握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联系当面两军情况，计算?两军兵力分布情况，使大家明白，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一线虽有70万人，但多数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
况且这些部队要防守千余公里正面的长江，兵力显然明显不足，不可能处处都以重兵把守、毫无间隙，而是到处都有漏洞。解放军渡江作战，不是在某个或少数部队在一个或几个点上实施突破，而是百万大军在上千公里的地段上同时实施突破，国民党军将防不胜防。因此，解放军渡江一定能成功。
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害怕军舰、飞机的情况，则对大家说明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数量不多，军舰在长江中航行有一定的航线，机动、发射炮火都会受到许多限制。解放军有强大的炮火压制其火力；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在夜间，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易发挥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军舰、飞机并不可怕。有的部队还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第27军侦察营夜渡长江进入江南等事例教育大家，说明长江并不可怕，只要准备充分，解放军一定能胜利渡过长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增强了干部战士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信心。许多战士豪情满怀地说：“长江不可怕，水高浪急，高不过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就是要用木船打败敌人的兵舰！”
第三，加强宣传鼓动，开展立功创模运动，进一步激发干部战土的革命意志。为了激励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打好渡江之战，争取为人民立大功上来，中央军委于1949年4月颁发了32条渡江作战鼓动口号。其中供部队渡江前使用的有15条，主要有：
“空前伟大的大进军开始了，无敌的英雄们，面向江南！”
“坚决勇猛沉着向江南大进军！”
“打过长江去，巩固江北解放区！”
“打过长江去，解放京沪杭！”
“打过长江去，解放大东南！”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听指挥就能胜利，有决心就能过江！英雄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前进就是胜利，后退自找死亡，我们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积极对空，积极拦海>，粉碎敌人海陆空联合体系！”
“主动配合，互相支援，团结一致战胜敌人！”
“争取渡江英雄光荣称号！”
“争取进军江南首先胜利！”等。
供渡江开始后使用的有17条，主要有：
“渡江战役我们胜利了！无敌的英雄们向前再向前！”
“扩张战果，迎接友邻部队过江！”
“扩张战果，追歼败退敌人！”
“扩张战果，恢复一切城镇，占领有利阵地！”
“扩张战果，减少人民灾害！”
“扩张战果，多缴物资枪炮！”
“扩张战果，争取更伟大、更圆满的胜利！”
“坚决打败敌人反击，站稳脚跟！”
“严格军政纪律，做到秋毫无犯！”
“军事上胜利，政治上还要胜利！”
“胜利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不软劲，再接再励，连续战斗！”等。
总前委也颁布了渡江作战动员口号17条，其中主要有：
“坚决勇猛打过长江去，实行光荣大进军！”
“打过长江去，彻底干脆歼灭蒋匪军！”
“打过长江去，解放江南人民！”
“不骄傲、不轻敌、不松懈、切实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严守渡江秩序，严密渡江组织！”
“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
“勇猛、顽强、沉着，彻底粉碎敌人的抵抗！”
“全军动员起来，争取渡江歼敌的完满胜利！”
“创造渡江英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
上述口号下发部队后，各级领导机关都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对广大指战员的要求，及时传９9lｉb?达到每个指战员，并召开各种会议，联系部队实际进行阐述，组织大家逐条进行讨论，每次部队集会，都要呼喊这些口号。同时把它写成标语张贴在驻地街头、门口、宿舍的墙壁和连队的板报上，使人人熟知不忘，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有些部队还根据自己的任务提出适宜完成任务的口号，如第三野战军后勤政治部提出了“坚决完成任务，保证前线供应！”“全力为京沪杭战役服务，为人民立功！”“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保护人民利益！”“爱护伤员，爱护粮弹，爱护工具，爱护一切公物！”等口号，激励指战员完成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
根据总前委提出的“创造渡江英雄部队”的号召，各部队普遍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向英雄模范单位和个人学习，提出“争取渡江英雄的光荣称号，争取进军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创造渡江英雄班、英雄排、英雄连”，“打过长江去，渡江立大功”，“英雄比英雄，江南立大功”，“争取立下渡江第一功”等。同时，各部队还组织和发动群众，制定立功计划和争取当英雄和英雄单位的计划，开展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立功竞赛和挑战活动，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士气。
渡江前，各部队还以师、团为单位，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各级首长亲自作战斗动员报告，带领战士们举行庄严的宣誓：我们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士，在党和各级首长的领导下，我们坚决打过长江去，进军江南，消灭一切敌军，解放京沪杭，解放全国人民。接着，举行为突击队献枪授旗的仪式，给突击队员披红戴花，颁发突击队员证书；宣读兄弟部队的祝贺信和挑战书；宣传队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还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带着各种慰问品向誓师大会祝贺献礼，使广大指战员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崇高的荣誉，纷纷表示，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坚决打过长江去。第一梯队登船出发时，各部队还组织盛大的欢送，在江岸上搭起“英雄门”、“凯旋门”，布置醒目的大标语；军乐队、宣传队在江岸上鸣鼓奏乐，说快板、唱歌、呼口号。在这种热烈的战斗气氛中，战士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精神抖擞地投入战斗。
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
对长江及江南地形、社会情况和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正确、全面了解，是定下渡江作战决心，进行正确部署的前提。为此，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十分重视战前的侦察工作，把它作为渡江作战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1948年，华东野战军即派出部队和人员到长江北岸，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侦察。淮海战役一结束，总前委即指示各部队，为了实施渡江作战，必须加强侦察工作，要求各级指挥员除组织部队实施侦察外，必须亲自参加这项工作，以求熟悉应用，并依侦察勘查结果，修正地图。1月21日，第三野战军在徐州召开了为期8天，有军侦察科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全军侦察工作会议，研究渡江作战的侦察工作。2月4日，下发了渡江侦察工作指示，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段和侦察内容，要求以兵团为单位统一指挥各军侦察营遂行这项任务，各军侦察营应由副军长或参谋长带领，于2月10日前由现地出发，开赴长江北岸实施侦察。
随后，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下发了具体的侦察工作计划。计划指出，为保证渡江作战之顺利完成，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侦察活动，确实查明国民党军的江防设施、长江及其两岸之地形、社会情况及渡江器材之调查征集等情况，以作为渡江作战决策的基础。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地域和侦察内容、侦察手段。侦察地域划分：第10兵团负责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第8兵团负责扬州至慈湖镇地段；第9兵团负责采石矶至刘家渡地段；第7兵团负责刘家渡至枞阳镇段。侦察内容：
(1)国民党军情况。主要是其布防情形，江防体系，兵力部署，纵深配备，预备队控制位置，火力配置，炮兵阵地，火力封锁地带，部署的结合部、薄弱点，作战序列，指挥系统及指挥位置；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数量、名称、吨位、武器装备及分布情况；空军活动区域及规律；南北岸桥头堡的位置，坚固程度，要塞位置及设备，江心洲的设防及控制情形，以及其他工事设备构筑情形。
(2)地形情况。主要是，两岸地形特点，对部队登陆作战及运动的影响；河床河幅宽度，水的流速、季候风向，船只往返速度及所需时间，岸边水的深度、土质情形；潮水涨落时间、大小；两岸上下船只的码头及位置、容量；强渡点的选择，何处过江比较有利，何处可实施佯渡；部队集结地，运动道路和船只器材隐蔽地的选择；通江内河、港口的情况；江心洲的大小及地形特点，村落道路等情况。
(3)军用器材及船只的情况。主要是，可用于渡江的船只的分布区域、数量、容载量，集中及开进所需的时间，开进路线；其他渡江器材，如竹、木的分布地点，能征集数及征集所需时间；船工情况等。侦察手段，派侦察人员到侦察地段进行实地勘察，或用望远镜进行了望观察；捕捉俘虏，派遣干部或小部队利用有利天候或夜暗秘密偷渡到江南进行侦察；化装成渔民、商船收集情报；访问居民、渔民、水手及江面来往船只。
为了保证渡江作战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要求各兵团要组织渡江侦察委员会，吸收敌工、俘管、通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由兵团参谋长亲自领导，根据野司指示及兵团任务，全盘组织，检查督促这项工作的进行；各军要集中军、师、团三级的侦察分队及侦察干部组成侦察支队，由军侦察科长任支队长，具体执行各项侦察任务。同时，应从部队及机关中选调一部分对长江情况比较熟悉及住沿江地区的干部战士来进行这项工作。
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3月24日下发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中，要求各兵团、各军到达江边后，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之基础”。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指示和统一部署，各兵团、各军也相继召开了渡江侦察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各自的侦察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同时调整健全了各级侦察机构。2月中旬，各侦察支队相继到达长江北岸，他们在沿江地方党和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采用各种方式，展开了全面的侦察活动。大部队到达江边后，又组织广大指战员多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研究。第三野战军第27军组织了10次偷渡，到江心洲和深入江南侦察，捕捉了30多名俘虏，了解到不少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派出了由300多人组成的先遣侦察大队，于4月6日由芜湖以西荻港至三山街段隐蔽渡过长江，深入到铜陵、繁昌、南陵三县交界的山区，实施敌后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困难，查明了第9兵团预定渡江地段的国民党军情况及地形状况。第二野战军第16军1个侦察班乘夜暗偷渡至江心洲，一举捕获国民党军官兵8人，其中还有一个作战参谋，经审问，查清了当面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火器配备。中共江南地下党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千方百计收集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并及时派人送到江北。
经过一系列的侦察活动和调查研究，基本查清了国民党军的江防体系，兵力部署，指挥系统，指挥位置，火力配置，工事构筑，海军舰艇活动规律；沿江两岸地形，长江水情，潮汐规律，天气变化以及比较理想的起渡点和登陆场。为部队拟定具体的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开展以强渡江河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
克服长江天险障碍，是夺取渡江作战的关键。针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北方籍多，不习水性，缺乏水上作战的本领和经验等情况，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在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下，利用驻地附近的湖泊、河流和控制的江面北侧，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前练兵。第一步，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指战员们在“看水”、请老船工“谈水”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熟悉水性，在“学本领，逞英豪，长江边上立功劳”、“练好本领过大江，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冒着早春的寒冷，赤着胳膊，穿着短裤，在冰冷刺骨的水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熟悉水情，练习游泳。特别是来自北方的“旱鸭子”，一下水就被呛得翻白眼，但毫不退缩，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中扑腾；有的抱着一根毛竹，在水里扎猛子。经过百次千次的练习，指战员终于学会了游泳，由“黑旋风”变成“浪里白条”。接着，进行船上训练，大家克服了晕船、呕吐、船只颠簸等困难，日夜苦练上船、下船、乘船、划船、船只操纵、堵漏、水上射击、救护等基本动作，直到掌握规律，行动自如，学会船上生活和一切操作及战斗技能为止。炮兵、通信兵、工程兵等专业技术分队，也根据各自的任务和渡江作战的特点，进行基本的技术训练。
在训练中，全体指战员积极响应各级党委的号召，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人人献计献策，个个搞发明创造，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明了用竹子、木板、葫芦、稻草、芦苇等制造的“三角救生架”、“竹竿盆”、“担架船”、“稻草圈”、“芦苇圈”等救生器材，解决了水上救护的难题。为了加快船速，缩短船只在江面上航行的时间，各部队还掀起了改造船只和改进航行方法的热潮。第二野战军有个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在大家的帮助下，研究制造出一种木制推进机，这种推进机安装到木船上后，成了既能隐蔽身体，又能增加航速的土轮船，不到20分钟即能渡过长江。这种土轮船经推广后，对渡江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掌握基本技术的基础上，第二步进行战术演练。主要是按照船只的大小、性能，进行编队，保持航渡队形，航渡中的指挥、通讯联络、步炮协同及抢滩登陆等训练，并在与预定登陆地段相似的地形上，进行各分队、各兵种之间的综合模拟演练。第一线部队还利用已控制的江面，利用夜暗隐蔽地在长江中组织夜航。各级司令部组织干部进行沙盘作业，不断修改作战方案，统一战术思想，并设置各种复杂情况，拟制处置措施。各专业技术分队，根据各自的任务，拟制协同计划。炮兵部队根据火炮的不同种类、性能进行统一编组，明确各自的任务、射击目标、射击方法、与步兵协同的信号及弹药的消耗量、炮火准备时间等，反复演练远距离支援射击、对国民党军军舰射击及船上射击等动作。各级通信部门多次召开通信会议，讨论研究渡江作战通信保障工作的任务、特点，制定组织通信联络的原则、方法及各种规定；补充、扩建了通信分队；配发了一些新的通信装备，整修了原有的通信器材；购置和研制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简易信号通信器材；明确了渡江时南北两岸之间、船与船之间、排连营之间、步炮之间的通信联络方法；集训了司号员、信号观察员、手旗旗手，使之熟识和熟练使用各种通信信号和通信器材。
渡江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必须确立新的战术思想。为此，第二、第三野战军相继下发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等指示，并组织各部队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使指战员牢固地树立新的战术思想：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以强渡为主，船趴成一字队形前进，实施宽正面有重点的多点突破；独立自主，有进无退、不怕打乱队形、不怕打乱建制，勇往直前；途中遇国民党军军舰阻拦，由火力船与之进行近战，掩护主力船队航行；不等不靠，先靠岸先登陆，登陆后主动协同友邻迅速巩固和扩大突破地段，建立滩头阵地，接应后续部队登陆；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的反击，放胆向指定地点挺进，不为途中小股守军所抑留，贯穿守军纵深，截断其退路而兜歼之；边打边集结整理部队，如一时找不到直接上级，主动服从友邻上级的指挥等。
经过勤学苦练，广大指战员学会了水上作战本领，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技术、战术问题，消除了对渡江作战的恐惧心理，增强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
筹集、隐蔽船只，选调、培养水手，团结、教育地方船工
要取得渡江作战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渡过长江，在无现代化航渡器材的条件下，收集足够的木船和动员地方船工参战，就成了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国民党军在退守江南之前，对北岸船只进行了破坏，有的被沉入江底、湖底，有的被强行拉到江南；沿江的群众和渔民、船工，因遭受国民党军的压迫，也大多逃往外地。这就给人民解放军征集船只和船工造成了很大困难，而百万大军渡江，所需船只、船工的数量又很大。为此，全军各部队都把筹集船只，动员船工参战作为准备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早在济南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即派出干部去苏北等地筹划征集船只。淮海战役期间，开始在苏中、皖北动员与制造船只。1949年1月初，各部队就派出了由政治部主任或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带队的先遣分队，奔赴长江北岸，在地方党的帮助下，负责筹集船只。各参战部队到达江边后，团以上的战斗单位都专门成立船舶筹集、管理机构，负责船只的收集、分配、管理和对船工的教育。这些机构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四处走访人民群众，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政策，使他们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伟大意义，和大军渡江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江北大部分地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所了解。当他们得知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表示要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许多地方提出了“要船有船，要人有人”的口号，不少船主自动把隐藏起来的木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人民解放军；有的帮解放军提供线索，将沉在江底、湖底的船只打捞起来，并修理好；有的为解放军制造新船。许多渔民、船工积极报名参战，出现了许多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报名的热烈场面。有的年轻小伙、姑娘，主动推迟婚期，报名参加水手队，连60岁的老船工，50多岁的老大娘都不甘落后，积极报名当船工、水手。有的甚至全家带着船一起参加突击队。
有的部队还深入到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筹集船只。老解放区的人民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和积极性，他们将所有的海船、河船全部献了出来，用火车运往长江边的湖泊和内河中。全军各部队还选调了一大批识水性、会驾船的指战员充当水手。
经过努力，至4月初，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筹集运送部队渡江的船只9400余只，第一梯队军平均达500～600只。第二野战军第一梯队4个军从群众中动员的船工和从部队选调的水手共达4400余名，第三野战军仅第7、第9兵团就达7000余人，基本上满足了航渡的需要。船只和水手集中后，依船只的大小、性能，分别编组为突击、火力(护航)、运输三种船队，分配了水手，配备了军政干部，调整了火器，使每一条船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
人民解放军筹集的船只大多分散隐蔽在内湖、内河，距离长江北岸起渡点一般都在5公里左右，为了能在战役发起的前夕把大批船只十分隐蔽地运到起渡点，各级领导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挥群众智慧，创造出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在不暴露战役意图和不淹溢农田的原则下，在内湖、内河与长江间开凿引河。广大指战员在地方民工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天寒、阴雨、泥泞、工具缺乏等困难，日夜施工，挖掘了数千条引河。如第二野战军工兵部队在1．5万名民工的配合下，疏通干涸及浅水河道150公里；开挖障碍内河入江的大堤数条；堵筑大小坝15道。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开挖河道85公里，筑坝37座，开坝8座。船只运抵江边后，为避免船只被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破坏，各部队还构筑了许多隐蔽船坞。仅据第三野战军工兵部队的不完全统计，构筑较大型船坞码头29座；第二野战军第16军第47师构筑小型船坞220个。使得船只在渡江前全部隐蔽在江堤后面，做到一声令下，随时即能起渡。
参加渡江作战的地方船工，大部分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由于渡江作战存在一定的危险，加之他们缺乏军事常识，因而对参战存在不少的思想顾虑，有的担心船只被损坏，有的担心伤亡后家庭生活没有着落，还有的对渡江作战缺乏决心和信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决心和信心，保证渡江作战的胜利，各部队对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从关心他们的生活入手，以各种生动活泼，船工乐于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使他们了解革命将在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懂得渡江作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大意义和同船工本身的切身利益的关系。并通过对比、诉苦、开展立功运动，向他们颁发“渡江船工光荣证”，“船工立功证”等，给船工献旗献花，请会餐，部队首长亲自敬酒，表扬先进事例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荣誉感。广大指战员则以兄弟感情，热情照顾、爱护和团结他们，诚心诚意地拜船工为师，遵守船工的规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他们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加深军队与船工的阶级感情，建立同舟共济、胜利渡江的思想基础。以上课、谈心等方式，对船工进行基本军事常识教育，和战士们共同进行实际演练，解决乘船部队与船工的协同配合问题，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研究制定支前参战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船只损坏赔偿规定，使广大船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和财产有保障。通过这些工作，调动了船工们的参战积极性，他们纷纷表示：“誓把大军送过江去”，“争取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
筹措战争物资，动员人民支前，提高后勤保障能力
百万大军较长时间集结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和渡江作战过程中，需要有数量很大的物资供应作保障，渡江作战中估计将有大量的伤员需要治疗。为此，淮海战役结束后，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相继发出了关于渡江战役后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后勤部门要认真做好部队集结期间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调整和健全各级后勤工作机构；完成物资补给及粮食筹集供应的准备；做好武器装备的调整配备和弹药的补充、储备；加强运输机构和运输部队的建设，充实运输工具，提高运输能力；调整充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保证战时能及时收治伤病员；协助地方支前机构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前；有计划地建立和经营军队前进的补给基地。中原局和华东局也相继向地方各级党政系统和支前机构下发了有关指示，对地方支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根据总前委和野战军的统一部署，参加渡江作战的各部队及时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统一全体后勤人员的思想，研究和部署各项后勤工作；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后勤组织机构；组建和充实了辎重部队、担架队、医院。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军区后勤部由新安镇移驻徐州，并以徐州为中心建立运输线，设置后勤仓库，建立了军区的后方基地，负责对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物资供应。第二野战军以舒城为中心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并在合肥、舒城、桐城、太湖地区设置弹药仓库，在安庆以北地区设立给养仓库。同时，在蚌埠至舒城沿线开设了5个中站、11个分站，负责组织铁路、公路的运输。开设了移动的军需物资供应站，保证军需物资随领随发。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负责全军后勤系统的组织指挥，并在安徽合肥和江苏泰州建立了2个后勤基地，分别负责中集团和东集团的后勤保障。同时，组成了中线和东线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中线指挥所在合肥、庐江、巢县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中集团的物资补给和伤员救治。东线指挥所在泰州、扬州、高邮地区建立了后方基地，负责对东集团的物资补给与伤员救治。为保证作战物资的顺利前运，2个后勤前进指挥所还分别建立了由合肥、滁县经蚌埠、固镇至徐州及由高邮经淮安、淮阴、新安镇至临沂的2条运输干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补充和储备了大量的物资。为每个指战员配发了1套夏装、2双鞋，补发配齐了米袋、子弹袋、被子、饭碗、炊具、蚊帐、雨衣、雨布等各种装具。储备了每人1套夏装。伤员所需用品，按伤员预计数的50％下发部队医院，其余作为储备，随时下发。武器弹药，第二野战军对各部队补足轻重武器弹药各4个基数；第三野战军规定各级携带的弹药基数为：军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兵团轻武器0．25个、重武器2个基数，野战军后勤部轻重武器各2个基数。另外，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在仙女庙、滁县、合肥等仓库储存5～6个基数，华东军区后勤部储存重武器6个、轻武器2个基数，随时准备供应部队。
华东支前司令部及苏北、江淮和皖西地区的政府筹措了能满足全军(包括民工)近5个月生活需要的粮食2．22亿公斤，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52个粮站，5条运粮干线，保证粮食等物资随时供应部队；同时，还储备了大量的油、盐、肉等副食品，仅在徐州、蚌埠两地即储存食油75万公斤，食盐285万公斤。部队自身也筹措了一定数量的副食品，如第10兵团携带猪肉5万余公斤，第23军携带食油1.25万公斤，食盐1.55万公斤，猪肉1.25万公斤。
为了及时将各种物资运往前线，动用于各种运输工具。仅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后勤司令部直属第1、第2中站即动用了火车车厢8．15万余节，汽车5074台，马车4949辆，船2371只，手推车2051辆，全战役共运送物资7.6万余吨。
为了使伤员能及时得到治疗，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调整了医院的设置。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按照预计收治1．2万名伤员的计划，将原来的1个总医院和7个分医院编为10个分医院。其中第3、第4、第5兵团各配给2个分院，归兵团后勤部指挥，负责收治本兵团的轻伤员；野战军后勤部直接掌握4个分院，负责收治各兵团分院转来的重伤员。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按照预计收治10万名伤员的计划，设立了12个野战医院，其中野战军后勤部所属的8个野战医院负责收治东集团的伤员；华东军区后勤部所属的4个医院负责收治中集团的伤员。
在总前委、中原局、华东局的统一部署下，在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和支前机构的领导下，中原、华东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各地政府除动员了大批船只外，还集中了大量的粮食、柴草和各种副食品；编组了大量的车船运输队和随军担架队、挑运队；参加修复铁路、公路、桥梁等工程，并在军队的统一部署下，协助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疏河、开坝等工程保障工作。据第三野战军不完全统计，全战役共动员民工223 8万人，有山东、苏北的21个民工团随军服务，随军担架3万余副，随军手推车2 12万余辆，随军挑子3 95万余副，民船2 5万余只。山东妇女赶做的布鞋达200万双。完全实现了“要人有人，要船给船，要粮给粮”，“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援到哪里”的口号。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强大的运输力，不仅满足了百万大军渡江作战的需要，而且也为渡江后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作好了物质准备。
扫除江北国民党军据点，开辟渡江前进基地
国民党军在组织长江防线时，以正规军约7个师和部分保安团队，分别据守安庆、枞阳、裕溪口、浦镇、浦口、仪征、三江营、口岸等江北沿岸30处要点，组成江北岸防御警戒阵地，企图控制江北内河出口，阻止人民解放军船只入江，破坏解放军渡江准备，并保障其海军巡弋长江的安全，为进一步巩固江南防御阵地争取时间。人民解放军为配合和平谈判，并控制渡口，开展渡江准备工作；封锁江面，限制国民党海军活动，开辟渡江攻击道路，保证部队顺利渡江，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拔除国民党军江北据点。
3月14日，第三野战军发出关于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作战的指示，决定：第7兵团攻歼枞阳至刘家渡的守军；第9兵团攻歼刘家渡至裕溪口段守军；第8兵团攻歼浦口地区守军；第10兵团并指挥苏北军区部队攻歼八圩港、龙稍港、口岸、三江营地段守军。指示要求各兵团在进行上述作战时，一般应使用渡江作战的第二梯队，以保持第一梯队在渡江作战时的突击力。对各据点守军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位于解放军主渡地点的国民党军，应采取断其退路，速战速决的手段，坚决将其全歼；对兵力较大，又非解放军主渡地点，对渡江准备工作妨碍不大的据点，则可采取分割围困逐次各个歼灭的方法歼灭之，如不好打，则可改为以小部兵力监视、围困，待主力渡江时再加以歼灭。
遵照野战军的指示，各兵团从3月下旬开始，发起肃清江北国民党军桥头堡的作战。29日，第7兵团第22军首先以5个营的兵力向枞阳镇守军发起攻击，当日下午肃清外围据点，接着攻击守军核心阵地，激战至30日黄昏，全歼守军第55军第29师5个连，计毙伤130余人，俘虏759人，并迫使桐城保安第2团7个连投诚。第24军奉命攻歼安徽无为县土桥镇、刘家渡守军，该地位于第24军渡江地段的两翼，均紧靠长江，有内河出口，并建有小型码头，是解放军的重要起渡场所。土桥镇驻有国民党军第55军第74师1个半营约700人，刘家渡驻有第88军第149师1个加强连。3月31日，第24军第72师第215、第216团各一部采取迂回包围，首先断其退路，尔后实施全面攻击的战术，向土桥镇发起攻击。守军在海军“安东”、“英豪”舰炮火的支援下，拼死抵抗。攻击部队经激烈战斗，至4月2日黄昏，攻占土桥镇，全歼守军，并击伤其海军“英豪”舰。与此同时，第71师一部于4月1日攻克刘家渡，歼守军1个连。至此，第7兵团渡江地段内北岸已无国民党军。4月12日，第24军又趁守军换防之际，以奇袭手段攻占太阳洲，歼守军第88军第149师2个营大部。
第9兵团第25军第75师一部于4月8日晚向无为县雍家镇地区发起攻击，守军第20军第134师1个营于9日拂晓逃跑，攻击部队发起追击，俘其120余人，占领雍家镇、中路码头等地。接着，又于10日攻克二坝、杨家坝据点，歼守军1个连。4月8日晚，第27军以2个营的兵力向无为县马头口发起攻击，经1小时战斗，全歼守军第88军第149师1个连。与此同时，第30军第90、第89师各2个团，于7日和8日分别向位于裕溪口、西梁山的守军第20军第134师2个团发起攻击。经4昼夜战斗，攻占上述两地外围阵地。随后，为迷惑国民党军，使其无法判明解放军的主渡点，第30军奉令于11日停止攻击。
第8兵团第26军第78师一部在苏北军区警备第7旅的配合下，于4月7日晚向仪征守军发起攻击，经8小时激战，攻占该城，歼守军第4军第59师一部。8日夜，第20军第60师1个团，在6倍于守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京杭大运河入江口要地三江营发起进攻，于9日晨攻占该地，歼守军第51军第41师1个营，并击沉炮艇1艘、击伤2艘。与此同时，第20军侦察营、警卫营、第60师1个团攻取了扬中县西部的新老洲，歼守军江苏保安第4团1个营。由于新老洲位于长江之中，对掩护江面航道和南岸阵地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国民党军于13日趁解放军第20军与第26军交接防务之际，以第54军第198师在3艘军舰、4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向新老洲反扑。由于解放军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准备不周，加之交接部署尚未完成，在匆促应战后撤出新老洲。16日，第26军以1个团的兵力，再次向新老洲发起攻击，经2个多小时的战斗，攻克新老洲，歼守军1个保安团。4月17日中午，第20军2个团在警备第6旅的配合下，向永安洲发起攻击，战至18日拂晓，攻占该洲，歼守军第51军第41师1个团，俘900余人。
至此，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据点已大部被肃清，尚存的安庆、裕溪口、浦口、浦镇等据点，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已构不成大的威胁，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不再攻占上述各据点。
人民解放军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至4月中旬，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只待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即可渡江南进。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依据总前委的预定部署及战役实施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南京；第二阶段，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合围歼灭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杭州及浙赣铁路；第三阶段，攻占上海，解放南昌、武汉等地。
第08章 “永嘉”斗争，浦口接头
“永嘉”斗争
（林遵，是鸦片战争时抗英名将林则徐的侄孙。在祖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他在少年时代就怀抱着“海军救国”的志愿，考进了烟台海军学校。1928年毕业后，到英国留学。1939年，他又到德国接收潜艇兼管在德国的海军留学生。这时，日本的铁蹄正践踏着祖国的山河。德国和日本同属轴心国，林遵一再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林遵回国后，被调到皖南布雷队任大队长，经常深入敌后，在长江中游布雷袭击敌舰。1945年，林遵被派往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上校副武官。1946年初，在“八舰”转入美国设在古马的关塔那摩基地进行战术科目训练时，林遵被调任国民党海军驻美国舰队指挥官，率领军舰回国。）
4月23日上午8时许，第二舰队的舰长们陆续走进“永嘉”舰的临时作为司令室的舰长住舱。会议由“惠安”舰长吴建安主持。他宣布会议开始后，林遵接着发言。他首先描绘会见张世希和桂永清时，所见的国民党军大小头目仓皇逃跑的狼狈相，暗示大家，树倒猢狲散，国民党大势已去，谁也无力挽回。接着林遵又宣读了桂永清那封严厉的、带着威胁口吻的亲笔信。
“总座亲口许可我，如果能把舰队带到上海，那怕只剩一艘舰，也要报请总裁任命我为海军中将副总司令，并颁给我以最高的奖赏‘青天白日勋章’”。林遵如实告诉大家：“但是形势是危急的。目前江阴要塞已经易手，三江营和仪征一带，共军又布有重炮控制江面。但航道狭窄，容易被打中，下驶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同时，两岸城乡也将无辜受灾。所以，我一再恳请总座上舰指挥，但桂总司令执意不肯，说要坐飞机走。随后我又请‘总部’周参谋长和作战署王署长上舰协助，也都遭拒绝。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舰队一千多官兵的安危，所以诸位来慎重研究一下能不能下去和怎样下去的问题。”
会场一片沉寂。突然，值更官报告：上游又有4艘军舰下驶。大家出去眺望，有的舰长高兴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驻安庆的“江犀”、“吉安”、“联光”和“永定”等四舰。“江犀”并拖着“联光”，正狼狈地驶进锚地。林遵心中也格外高兴，因为新来的军舰中，“江犀”舰长已向他表示过支持，而且他是马尾海校毕业的，不是福建人，不但在马尾系中有一定的影响，对其他派系也有一定的影响。“联光”舰长家在南京，愿留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么一来，在舰长们中的力量对比基本上成了均衡的形势。
新来的四位舰长到齐后，林遵又把刚才的发言重复了一遍。话音刚落，吴建安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认为，现在讨论如何下去是不恰当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打中国人总是不应该。我们应当把军舰交给人民，退出党派之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的条款，和平统一救中国。内战再继续下去与己与国都不利。况且，今天还有舟山，上海可退，明天就剩下台湾孤岛了。到那时想进不能进，要退也无路可退。悔 4e4b." >之晚矣！”
紧跟在吴建安后面发言的是“永安”舰长刘德凯。刘是靠拢桂永清的，但是由于这次在下驶中受到解放军炮火的教训，所以情不自禁地悲愤陈词，他说：“背离国民党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目前的形势以及国民党的贫污腐化确实使人痛心。我舰从安庆下驶，途中挨了好几炮。有一炮打中驾驶台，伤了几个人，伤员没有药敷，痛得鬼哭神嚎，怎不叫人寒心！这次到上海把舰交给他们，坚决不干海军了。”刘德凯越说越伤心，竟然声泪俱下号哭起来。他虽说的是要去上海，但他的发言却触到很多舰长的痛处，勾起了大家对国民党、桂永清的怨恨。
“联光”舰长郭秉衡悲愤地说，“国民党太对不起人了，把我们丢在上面(指安庆)，桂永清自己却挟着姨太太坐飞机逃跑了，不管我们的死活。要不是林司令给我们去电报，至今我们还可能在那里挨炮弹！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不再给国民党卖命了！”
接着，又有几位舰长发言，他们都列举了许多国民党大官不关心部下的例子，愤怒痛斥桂永清。会场情绪十分高昂。
就在这时候，“兴安”舰长刘宜敏却唱起反调来，他说：“现在应当讨论怎样下去，而不应当讨论是否下去的问题。……”
刘宜敏的话刚开头，那位被林遵甩在“惠安”舰的杨指导官不知什么时候也跑到“永嘉”舰来。他想挤进会场，但那不及10平方米的舱室已挤得满满的，没有他立足的位置。他只得在门口嚷道：“林司令，值此国家存亡的关头，我辈军人务要取义成仁效忠党国，万万不可计议是否下去，而应认真讨论如何下去的问题。”林遵轻蔑地瞧他一眼，有些舰长也愤怒地瞪着他。这位杨指导官，站了一会儿，自觉没趣，就灰溜溜地走了。
“永修”舰长桂宗炎也趁势嚷了起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理应忠党爱国，值此国难当头，本当不畏艰险，为国效劳。而现在寸功未立却弃义投敌，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忠臣不事二主’。我们投共就是叛国，就是不仁不义，国人将骂我们是‘历史的罪人’，我们的后代将责备我们贪生怕死。而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况且我们的家眷又多在上海，岂能抛妻弃孥不回去？我认为凭我们的实力是能够冲杀下去的。”桂宗炎的话句句抓住要害。当时，正统观念，家庭观念在与会人的心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共产党大家都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大部分舰艇凭他们的火力和机动性能确是能够闯过重重关口冲下去。因此会场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江犀”舰长张家宝思路敏捷，很快地反驳说：“不错，我们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但我们已为他们拼死拚活地卖过命，而现在是国民党负了我们，他们丢下我们逃跑了。国民党之所以有今日，乃是其自作自受。他们发动内战，打了这么多年，弄得国困民穷。我们不应当为他们再打下去了。这些舰艇虽然破烂不堪，但毕竟是民脂民膏，我们要把它交还给人民。我们应当为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四万万中国人寻个出路！”
“永绥”舰长邵仑，趁热打铁，大声说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现在共产党是人心所向，投向人民是大势所趋。我们寻找的出路只有这一条，逃到台湾去只是死路一条。”
邵仑的话音刚落，“太原”舰长陈务笃就慷慨陈词，滔滔地说：“国民党老爷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花天酒地，无恶不作，置国家的存亡于不顾，使千百万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党’我们应该对它‘忠’吗？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弄得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而那些达官显贵却在‘洋大人’的卵翼下贪污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国’我们应当对它‘爱’吗？挑起内战的是他们，祸国殃民的是他们，所谓‘不仁不义’正是他们……。至于‘历史罪人’的问题，海军史上，调转炮口的事，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北洋海军的‘海圻’、‘海琛’等舰在武昌革命时曾调转炮口，叛变了清廷，并没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俄国海军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举行起义，炮轰冬宫，宣告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名标史册，万古流芳，又有谁会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还有，交军舰是不是当俘虏的问题。根据中共毛主席、朱总司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可以和傅作义一样，和解放军局部言和，接受改编。愿意干海军，改编后继续干。共产党得了天下，总要建设海军，建设海军需要人才，他们不会抛弃我们。不想干海军，交了军舰去干商船。反正我们有技术，会开船，干商船一样可以为国效劳。”
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把反对派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但桂宗炎和“永绩”舰长陈清生、“武陵”舰长刘征又提出新的论点。他们说：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苏联一定打不过美国。共产党投靠苏联，我们投靠共产党没有出路；另外，苏联海军比不上美国，中国要建设海军只能靠美国。在座的舰长、队长中，崇美、恐美思想根深蒂固的人较多，因此他们的话影响较大，有的觉得有远见、有道理。虽然有人发言进行驳斥，但都没有力量。林遵看到情况不妙，急忙宣布暂时休会。
林遵利用休息时间，同邵仑、吴建安、张家宝交换意见，决定分头对反对起义的舰长们做工作。并叫郭秉衡试探一下“永嘉”舰长陈庆堑的态度。林遵对刘宜敏说：“别的舰都好走，只是你们‘兴安’舰目标大，速度又慢，我看还是留下好。”说也奇怪，那些反对派大都一反常态，表示支持起义。刘宜敏表示：“听司令的话，司令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陈庆、陈清生和刘征也都表示，听从司令的意见。只有桂宗炎不肯表态。从事态发展的情况来看，可能他们已暗地里碰过头，作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决定，暂时缓冲一下，徐图后举。后来有材料反映，会后有几位舰长确曾到另一“永”字号舰上开过小会。
继续开会时，主张下去的人气焰没有那么嚣张了。但有几个舰长提出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具体问题，如“投降共产党，当俘虏没有自由”，“家眷在上海不能抛下妻孥不顾”，等等。有的还异想天开地建议把军舰开到别国港口去自谋生路。
林遵听了，语重心长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那有家？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救国，个人的事情不能想得过多。”
至此，林遵基本上已稳住了会场内的气氛，但是会场外却渐渐地动荡起来。原来，开会时间长了，“永修”、“永定”、“兴安”等舰的一些军官纷纷上“永嘉”来接舰长。戴熙愉知道这些人多数是原来“八舰”的士兵，是回国后受桂永清提拔重用的青年军官。显然，他们是怕舰长被扣压而来“保驾”的。戴十分警觉地会内会外来回应付和安抚这些人。他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谨慎地以参谋的身份参加会议，本不打算发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时机已基本成熟，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休可能会节外生枝，出现反复。尤其值得担心的是，要是那些军官冲进会场参加辩论，起义的大计势必功亏一篑。
“我们留下来不走，保存住舰队，就象傅作义将军接受改编，保存北平城一样，是一个起义举动。”戴熙愉站起来，说：“从收听新华社广播的消息来看，共产党十分优待起义人员。‘黄安’号和‘重庆’号以及陆军各起义部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用不着担心。现在大多数舰长、队长都有留下来的愿望，我建议来一个不记名投票，以作最后决定，不知是否可行？”
这个建议立即被多数与会人员所接受。林遵请16名舰长参加投票。方式是赞成的写“1”，不赞成的写“2”，都不签名。投票的结果；8票赞成，2票反对，6票弃权。林遵十分高兴，但仍保持他一向谦虚的态度说：“从投票的结果来看，大多数舰长是愿意留下来的。而且，刚才我和几位有异议的舰长交谈过，他们也表示愿意跟我同进退。所以现在就决定不走了。当然，这是决定在座诸君和各舰官兵前途命运的大事，我绝不勉强。假如哪位现在还想走，我们决不阻拦。”
接着，林遵又逐个征询到会人员，都表示没有意见后，才最后下定起义决心。这时是1949年4月23日15时30分。
在散会前林遵布置了三项工作：
1、请吴建安和张家宝舰长共同草拟与解放军驻浦口部队联络的信。由“惠安”舰派人送去；
2、各舰暂时不要中断与“海总部”的无线电联系；
3、各舰靠近岸边锚泊以便舰员上岸防空。
这时指导官杨周熙又跑到司令室门口，高声嚷道：“林司令，我放弃原来的意见，赞成你们起义！”
浦口接头
散会后，吴建安担心林遵的安全，建议他回“惠安”。林遵因为几夜没有睡，22日清晨以来几乎没有合过眼，这时，松了一口气，觉得十分疲乏。他说：“让我休息一会儿再说吧。”一躺下就睡着了。
就在林遵睡觉的时候，在“大官厅”(军官会议室)里，七、八个军官情绪激昂，正在嚷嚷着。
“走不走？”
“为什么不走？”
“不走我们就……”
林遵听到报告，感到“永嘉”靠不住，立即命令信号兵发出信号，悄悄调来一艘炮艇，不辞而别，回到“惠安”舰。
黄昏时分，林遵又听到报告，“永嘉”舰挂起了起锚信号，并站了炮位，炮口对准“惠安”舰。多数舰艇也很快地复挂了信号，也站了炮位。林遵大吃一惊，忽地站了起来，又茫然坐在床上。过了一会，林遵走上指挥台，只见“永嘉”在前，“永修”、“永定”后随，其他各舰有的正在起锚；有的正在调头；只有“江犀”，“联光”和“太原”未动。
林遵顿足捶胸，自言自语：“他们嘴上bbr>藏书网说听从我的指挥，原来是在麻痹我。这下完了，有何面目去见党代表！”
吴建安暴跳如雷，嚷道；“发出战斗警报，开炮打叛舰！”
林遵急忙止住，说：“不可以！我们要坚持搞不流血斗争。”
戴熙愉痛苦地走上前，说：“司令，这是我的过失。离开‘永嘉’后，我没有命令他们降下‘司令旗’(少将旗)；上了“惠安”也没有通知他们升起‘司令旗’。可能有很多舰长还以为司令在‘永嘉’舰，所以盲目跟他们跑。最好打开报话机，请司令亲自喊话把他们叫回来。”
这时，张家宝和郭秉衡已登上“惠安”，接着陈务笃也上了舰。他们都不同意开炮，而主张喊话。
陈务笃说：“‘楚同’、‘安东’用的是指挥区频率，由我来喊，其他舰请司令喊。”
林遵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一面命令陈务笃火速回舰呼叫“楚同”、“安东”，一面命令舰上打开报话机，叫通各舰，他亲自喊话：
“各舰听令：我是林遵，我是林遵，我现在‘惠安’舰，请不要误会，立即回原锚地抛锚！”
果然，“永绥”、“楚同”，“安东”和“美盛”等舰先后回到了锚地；“吉安”舰当时锚已离地，因为轮机长林则棠谎报主机故障才重新抛锚。下驶的计有“永嘉”、“永修”、“永定”、“武陵”、“美亨”、“永绩”和“兴安”等7艘军舰。“兴安”逃到江阴附近被我军炮火击中后搁浅；“永绩”也在那附近，因惊慌失措而搁浅。两舰均被我军俘获。
一场风波过去，但大家的心总是平静不下。张家宝、郭秉衡、陈务笃等人主动来到“惠安”舰。林遵、吴建安跟他们一起焦急地等待浦口解放军派人来联络。可是等了又等，连一点信息也没有。
林遵对吴建安说：“你去查一查，送信的勤务兵回来没有？”
吴建安一查，气呼呼地回来说：“送信的勤务兵被反对起义的士兵暗地扣留了，根本就没有去！”
消息传出，舰长们先后都来到旗舰。他们说了很多埋怨的话：走又不想走，联系又联不上，今晚“永嘉”等舰回到上海，桂永清得悉我们已经起义，明天可能就会派飞机来炸；解放军又不知道我们已经起义，渡江时可能要调炮兵来轰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他们纷纷要求派军官去浦口联系。
“派谁去呢？”林遵心想，“天断黑之后，解放军可能要渡江，这时派人乘炮艇去浦口联络，在纷乱中，可能受南北两岸炮火的夹击和渡江部队的袭击，十分危险，派谁去都于心不忍。”
“好吧！”林遵下令：“马上调艘炮艇来！”
“谁去？”舰长们异口同声地问。
“我自已去。”林遵坚定地答复。
大家听了都感到惊愕，面面相觑。戴熙愉心中十分不安，他想：“我身为林司令的参谋，怎能不顾司令的安危。为了使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起义大事不致功亏一篑，自己去江北一趟完全是责无旁贷的，岂能畏缩不前？何况，自己已经知道这事早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约定了联络信号，即使遇到情况，也可能化险为夷。”因此坚定地说：
“司令，请你派我去，我保证和解放军取得联系，请你们放心好了。”
“我和戴参谋一道去！”这时中尉副官王熙华也挺身而出。他脱下手表交给林遵说：“司令，如有不测，请把我的衣物交给我姐姐留做纪念。”大有慷慨赴死的气概。
舰长们见参谋和副官都自告奋勇去联络，都松了一口气。林遵吩咐陈务笃马上回舰与炮艇队长张汝商量，选派一艘可靠的炮艇送他们两人去浦口。他们决定由第一机动艇队四号艇担任这一重任，并派分队长姚海泉随艇加强指挥。姚海泉和艇长王承懿都勇敢接受了任务。
戴、王两人离舰时，好几个舰长到梯口送行。他们目送炮艇在沉沉的夜幕中向上游驶，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从笆斗山锚地到浦口码头约6海里，炮艇逆水上驶大约需要1小时。戴熙愉令炮艇尽可能沿右岸行驶，随时准备用手电筒发出联络信号。出乎他们意外，南京江面竟异乎寻常地平静，连一艘轮船都没遇到，木帆船也几乎绝迹。因为，当时江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销声匿迹，江北的渡江大军正整装待发，谁也不过问这艘正常航行的小艇。
炮艇离浦口码头越来越近，戴、王两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他俩一边发联络信号，一边不断地呼叫：“我们是起义的！”码头上两位解放军沉着地走到码头边上，十分安详地帮助炮艇带好缆绳。他们热情地问清情况，打电话请示后，将戴、王两位带到一间生有火炉的小屋等待。他们俩这才放了心。戴熙愉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坐下不久就呼呼地睡着了。
原来，华东前委早已获悉：“二舰队”林司令已决定在我军渡江时起义。因此在部署作战方案时，就已指示沿江部队注意国民党海军部队起义。渡江前夕，三十五军又接到“三野”电报：“伪海军‘二舰队’林遵与我有联络，并规定联络信号”。接到电报后，军部即通知各部注意联络，并派联络部部长张普生沿江寻找。听到浦口驻军的报告后，张普生立即赶到码头。张普生一见到戴、王两人就热情地伸过手说：“我们接到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知道你们已经起义，到处找不到你们。现在你们可来了，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戴熙愉十分激动地说：“林遵司令希望你们能上舰联系。”
张普生欣然答应，决定带一个班的战士上艇。戴感到不妥，诚恳地对张说：“张部长，我们这次起义是由上层军官决定的，士兵还不完全知道。带这一个班去，恐怕会引起误会。”
张普生一听有理，只带了一个指导员上艇。
“这样做你放心吗？”戴问。
“你们敢只身来，为什么我们不敢只身去？”张普生豪迈地答道：
张普生一见林遵就热情表示：“我代表‘三野’接受‘二舰队’的起义，并代表‘三野’首长向‘二舰队’全体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
接着张普生问林遵有什么要求，林提出三点要求：
1、功成隐退，舰队其他官兵愿去则去，愿留则留，任其自由选择出路；
2、和平中立，不参加对国民党海军的作战；
3、我家眷住福州，请通过地下党予以保护。
张普生说：“最好写成文字以便向首长汇报。”林遵当即写了一封给三十五军首长的信交给张普生。
张普生收下信后，以征询的口气说：“‘三野’首长要求‘二舰队’协助运送解放军渡江。不知道能办到吗？”
林遵脸上顿时露出为难的神色，摆了两个困难：第一、舰上官兵情绪尚未稳定，协助渡江可能发生意外；第二、舰艇如果协助渡江，国民党必然会派飞机轰炸，各舰防空力量薄弱，舰艇本身和渡江部队都要受到重大损失。但林遵建议；国民党把许多帆船封锁在三叉河内，可以作为渡江工具。张普生由于对“二舰队”情况不了解，和林遵又是初次见面，因此没有强求于他。
为时不久，张普生同志在司令室里接见了前来开会的舰长和队长，亲切地一一握手，和蔼可亲地和大家攀谈一会儿后，诚挚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在南京江面起义，我们非常欢迎。‘三野’首长有指示，要我们在南京江面找你们。……恰巧戴、王两同志乘炮艇到浦口码头来，所以我们很快就会面了。军首长派我来，代表‘三野’向你们慰问，对你们弃暗投明，毅然起义的壮举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张又询问一些关于舰艇和人员的情况，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张普生离开前还请大家转达他代表“三野”首长和军首长对全体起义官兵的问候。
同张部长会面后，林遵和各舰长、队长的心踏实了。张走后，大家商议，为了便于人员上岸疏散防空，决定将军舰靠岸驻泊。笆斗山附近的江岸成阶梯形，一层层岸壁象刀切一样地陡直。军舰傍岸停泊，几乎是靠在固定码头上，十分平稳，而且水很深，没有搁浅之虑。
4月24日上午，林遵收到已经进驻南京市的“三野”三十五军领导同志的复信：林司令鉴：
来函敬悉。展阅之后，甚为兴奋，我们以万分热诚，向你们表示欢迎。贵舰队所走的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为建设人民的新海军而努力前进。
为圆满解决此项问题，请你今夜十二时到南京励志社来找我们，一切问题面商解决。
顺祝
胜利
军长吴化文
政治委员何克希
副政治委员张雄
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4月25日黎明以前，我渡江大军胜利完成南京方向的渡江任务。当日早晨，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分别会见林遵同志。林带着郭秉衡和戴熙愉在张普生的陪同下前往。先由军长吴化文接见，表示欢迎，接着由政委何克希、副政委张雄、政治部 4e3b." >主任孔繁彬等同志出面会见。他们对林遵司令率领“二舰队”起义的行动表示欢迎后，首先传达毛主席对“二舰队”起义的重要指示。何克希同志说：“毛主席对你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赞扬。毛主席还说，我们要的是建设海军的人才。军舰很重要，要尽可能保存，保存不住也不要紧，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接着传达“三野”党委对“二舰队”全体官兵的慰问和有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有关保存建设海军人才的指示的决心——原则上是弃舰保人。最后就舰艇疏散防空的方案作了初步的研究，作出大部分舰员离舰，舰艇疏散隐蔽的决定。党中央、毛主席对海军起义官兵的关怀和器重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感动。林遵同志自此以后就放弃了“功成隐退”的想法，决心为建设人民海军贡献终生。
第09章 “惠安”风波，成功举义
“惠安”风波
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25日傍晚，林遵召开会议介绍与三十五军领导同志会见的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三野”党委的决定。正当他和舰长、队长们研究人员上岸居住，舰艇伪装疏散的方案时，突然，“惠安”副长走进司令室。
“报告司令！”副长紧张、胆怯地说：“舰上有很多士兵家眷留在上海，要求把舰开下去。”
吴建安听了十分恼火，急忙站起来，说：“我去跟他们说理去！”
林遵感到问题严重，马上宣布休会，叮嘱大家火速回舰，掌握舰上情况。可是这些舰长刚出司令室就被一帮要求下驶的士兵押进会议室关起来。
林遵打开右舷的门，走出司令室，只见“惠安”和旁靠着它的“永绥”都站好了炮位，主机在轰轰地响着。
林遵问站在身旁的戴熙愉：“你看怎么办？”
“要是军舰被他们开走，我们到了上海都要人头落地！”戴肯定地说：“司令德高望重，‘惠安’的绝大多数官兵是服从你的。现在得请你亲自出面讲话了。”
林遵说：“我们分头下去，查一下原因，跟他们讲讲道理。”
林遵回到司令室，正要从通梯口的房门走出，一个上士和帆缆兵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上梯口，把林遵堵在室内，后面六七个持枪的士兵也冲了上来。
“为什么不把舰开下去？”那个帆缆兵劈头就问：“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林遵同志沉着而又严峻地说：“你们知道是跟谁说话吗？有话可以慢慢地讲嘛。好吧！你们都进来，坐下来听我讲不下去的道理。”
林遵说：“我林某率部起义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舰队，为了国家。我们已把军舰交给了解放军。你们愿留则留，愿回家的可以回家。我不强迫你们留下，你们也不应该强求我开船。”几个水兵听罢都沉默下来，只有个别人还在蛮横地嚷着，强迫林遵开船。
林遵压住心头火说：“船是不能开，你有理就讲吧。”
“我们当兵的没有权命令司令开船。”有的气急败坏地说：“可是，我们的家都在上海，谁不想父母妻女呢？再说，司令的家也在福州，还是下去的好。”
林遵一再表示不能下令开船，并反复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政策。最后说：“上海、福州很快就要被解放，跟国民党跑只有死路一条。你们知道吗？逃下去的七艘军舰中，‘兴安’在江阴江面被炮火击中受了重伤。‘永绩’舰由于惊慌失措也在江阴附近搁了浅。两艘军舰和所有舰员都成了俘虏。下去凶多吉少，我说过了：林某率部起义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舰队，为了你们的身家性命着想的。你们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林遵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哑口无言。在威严而又慈祥的海军少将面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再说，吴建安舰长怒气冲冲地走出司令室，刚奔下梯口，就被一群舰员困在士兵舱内。一个班长端着枪逼他开船。不管吴建安怎样对他解释都不听。吴建安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他迅速地掏出挂在腰上的左轮手枪对着自己，他高声地嚷道：“你们如果逼我太甚，不用你们打死我，我宁愿自己打死自己，也决不下达开船的命令！”吴舰长平时和舰员的关系较好，士兵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敢再逼了。
几个要求开船的舰员看到胁迫舰长开船已经无望，就去找一向被人们认为是胆小怕事的引水员胡心长，逼迫他领航下驶。他们没料想这位爱国的老引水员，这时却显得十分坚强。他反复声称：“没有林司令的命令，打死我，也不给你们开船！”
为什么发生这么一件事？因为大部分舰员上岸居住，舰艇伪装疏散的消息过早地泄露出去，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趁机制造谣言，煽动舰员起哄，胁迫舰长开船。他们说：“我们住在舰上，有枪有炮，说留就留，说走就走。上岸当俘虏，共产党叫我们拿两个手榴弹去打冲锋，想逃也逃不了。”原因弄清后：有些军官就凭自己的认识，向大家解释：解放军已接受我们的起义，我们不是俘虏；人员离舰是为了防空，是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不是解除我们的武装，更不会叫我们去打冲锋。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要的是建设海军的人才。”
人越来越多，纷纷提出许多问题。
就在军官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分发舰上的“应变费”的要求。所谓“应变费”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撤逃时，特派一名军需官送来的一笔经费，是一箱箱用木箱装着的银元，作为后勤补给机构撤退后，供各舰伙食给养经费开支的预备金。林遵听说要分“应变费”，欣然表示同意，命令舰上立即发“应变费”。这一场经历约一个多小时的风波，来势凶猛，但在林遵、吴建安和引水员胡心.?长的凛然正气的感召下，没有掀起恶浪；发“应变费”更使那一伙闹事的士兵一哄而散，最终结束了这场可能导致流血的事件。
那几位被关进会议室的舰长们也受到一场虚惊，会议室的门被反扣了，电灯被熄灭了，黑暗更增添了紧张和恐惧的气氛。“楚同”舰中校舰长李宝英，抓住坐在边上的陈务笃的手，小声地问：
“老陈，怎么办？”
“不要紧，林司令、吴舰长都在外面。”陈务笃安慰他。
“会不会把我们劫持到上海去？”李问。
“不会的。闹事的只是部分士兵，没有看到军官。没有舰长、副长、航海官，船能开走吗？”陈答。他在安慰李宝英，也在安慰自己和其他舰长。
有人也安慰说：“不要紧，吴建安有能力控制局势。”还有的说：“别怕，林司令会扭转局势。”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林、吴两人身上。但都把手枪捏在手里，并上了子弹，作好自卫的准备。直到事件结束，他们才回舰。
如何处理这些闹事的人？人们又议论开了。有的说：“责成‘惠安’舰立即查出肇事者和幕后指挥人，送三十五军请解放军严办，以儆效尤。”
“‘杀一儆百’！”林遵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糊涂思想！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翻这本旧黄历。我们看不惯蒋介石、桂永清那种动不动就抓人杀人的做法，现在解放了，为什么还要随意抓人？”
“事情出在他们身上，而责任在我们身上。”林遵进一步严峻地说：“起义已经两天多了，我们始终没有给他们讲清道理，他们不明真相，他们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父母妻孥设想，都是合情合理。虽然采取了动刀动枪的手段是错误的，但是最后他们毕竟是听从了我们的劝告。”
“对这件事，我认为，”林遵继续讲：“第一，暂时不要对张部长讲，以免惊动三十五军和麻烦他们。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处理这个事件肯定有困难；第二，‘惠安’的事交吴建安去处理，我要跟舰长们讲：当长官的要宽宏大量。”
林遵和吴建安一起商量，不管认识觉悟的早晚，所有留下的“二舰队”人员都是起义人员。
成功举义
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对“二舰队”舰艇迟迟没有下驶的行动极为重视。而林遵为了迷惑桂永清故意布了很多迷阵，其中包括经请示“三野”同意各舰与“海总部”继续保持电台联络和暂不发布“二舰队”起义消息等措施。
23日午夜，桂永清给林遵来一电报，仍尊敬地称他的别名“尊之兄”，报文说：“只要你能把舰带到上海，任何事情都有商量的余地。”26日“海总部”分别给林遵及各舰舰长来电，命令各舰“即向上海集中”，“否则派机轰炸。”
与此同时，桂永清还动员一些机关人员，以同学、同乡的名义，给个别舰长来电。郭秉衡一人就分别收到了“海总部”训练处长王恩华和作战处长段一鸣的电报，内容相同：万望吾兄速率舰下驶，勿做海军千古罪人。对桂永清一伙的命令和劝说，林遵及各舰舰长都以“机器损坏，正在修理”等种种困难为借口，进行搪塞、周旋，致使桂永清历时三昼夜之久才判明“二舰队”没有按其命令及时下驶的真正原因。
桂永清判明“二舰队”确已起义之后，立即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措施。26日9点多钟，三架国民党轰炸机到舰队锚地上空盘旋。各舰都发出战斗警报，炮弹上膛，瞄准跟踪，严阵以待，由于飞机飞得太高，没有开火。敌机也没有投弹，转了两圈就向下游逸去。当日下午，桂永清又给林遵发来电报：限你们在26日子夜通过江阴下驶。届时有空军在江阴掩护，幸勿延误。林遵看完电报，知道这是桂永清的“最后通牒”，随后必将实施轰炸了。他立即和各舰舰长商量，拟定于27日驶进南京港，人员登岸，舰艇疏散；并派戴熙愉到三十五军联系，具体研究各舰疏散方案。
4月27日对“二舰队”官兵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各舰一清早就开始大清洁。七时正，庄严的红旗升上了各舰的主桅。接着各舰起锚，在“惠安”舰的率领下，二十五艘舰艇列成纵队，浩浩荡荡驶到下关，各自靠上指定的码头。八时整，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视察了“二舰队”舰艇。随后，各舰三分之二人员携带轻武器和贵重仪器下舰，其余人员随舰疏散。
疏散锚地分布如下：“惠安”在三叉河附近的头关江面；“安东”在东梁山附近江面；“永绥”在马鞍山附近江面；“吉安”和“太原”在采石矶附近江面；“楚同”在燕子矶附近江面；“江犀”和“美盛”在三江营附近江面；“联光”在当涂附近江面。
28日9时45分，国民党轰炸机6架，飞至南京港江面盘旋一周后，分成两股，分别对在南京港上下游疏散的舰艇实施轰炸。各舰都组织火力反击。“永绥”、“太原”两舰，相距较近，火力较猛，使敌机不敢俯冲投弹，未能命中。但“惠安”和“楚同”两舰不幸被炸沉，“惠安”舰枪炮军士长何友生等六人英勇牺牲。
刘伯承司令员对“二舰队”各舰官兵英勇抗击国民党飞机的行动表示赞扬，并作了高度评价。他说：“‘第二舰队’一经起义就在根本立场上由反人民军队，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所以，舰队起义后，国民党飞机就来轰炸，而‘第二舰队’就实行反击。这就表明这个转变。”
但是，野战军首长，司令部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政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忍痛定下了放弃舰艇，保存舰员的决心。当晚(二十八日晚)三十五军军部通知各舰：“舍舰保人，各舰官兵全部离舰。”
二十九日各舰人员全部离舰。
三十日，敌机炸沉了“吉安”和“永绥”两舰。
五月四日，敌机又炸沉了“太原”舰。
至此“二舰队”起义舰艇只剩“安东”、“江犀”、“美盛”和“联光”等四舰。后来“长治”号起义，“安东”舰又被误为“长治”而被炸沉。
在鲜明的对照下，“二舰队”全体官兵无不痛恨国民党、蒋介石的凶狠残暴，无不感戴共产党、毛主席的宽厚慈爱。有人十分感动地说：以前在国民党那边，桂永清把我们看做草，现在投向共产党了，各级首长都把我们当成宝。从而很多起义官兵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了信心。
“二舰队”各舰人员上岸后，都集中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旧址，司令、参谋和军官家属则住在附近的国防二部。
4月30日，林遵同志召集舰长、队长会议，研究并通过了由张家宝、陈务笃两人起草的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
致敬电充分表达了“二舰队”起义官兵的心情。全文如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当我们开始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际，请接受我们最诚挚崇高的敬意。
我们是一群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海军。反动政府曾指挥我们以人民血汗换来的武器，来屠杀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人民，保护卖国独裁内战反民的蒋家小朝廷。可是，我们时常想到，用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海军，应该是用来捍卫国家独立与人民民主的，为什么要拿美帝国主义供给的武器，屠杀自己同胞，从事反人民的战争？我们怀疑、思虑、愤怒不平，想到有一天总会找到可能的机会回到人民的阵线，和人民站到一起。
这个期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突破了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逃窜的时候，我们舰队的舰艇集中在南京东北笆斗山下，二十三日在燕子矶高举义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怙恶不悛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竟于我们起义后，不断驱使空军轮番轰炸，妄想阻止中国人民建立自己的海军。这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对中国独立民主的狰狞面目，更激起了我们的愤怒，更坚定了我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意志。今后誓愿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之下，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为彻底推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学习毛主席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思想作风，学习人民解放军一切优良的政治工作与指挥工作的制度，建立一支人民的海军而奋斗。
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林遵
永绥军舰舰长邵仑
楚同军舰舰长李宝英
忠安军舰舰长吴建安
江犀军舰舰长张家宝
吉安军舰舰长宋继宏
美盛军舰舰长易元方
联光军舰舰长郭秉衡
安东军舰副长韩廷枫
太原军舰舰长陈务笃
第五巡防艇队队长杜琛
第一机动艇队队长张汝
暨全体官兵同叩
四月三十日5月19日在南京《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毛主席发给“第二舰队”全体官兵的复电和“二舰队”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的全文。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的题目是：《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电文如下：林遵将军、邵仑舰长、
李宝英舰长、吴建安舰长、
张家宝舰长、宋继宏舰长、
易元方舰长、郭秉衡舰长、
韩廷枫舰长、陈务笃舰长、
杜琛队长、张汝队长和
第二舰队的全体员兵们：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的复电，给了起义官兵以巨大的鼓舞。
在这之前，5月11日下午五时，“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原国民党“总统府”接见林遵同志、全体起义舰长和队长以及其他军官代表。接见时，刘伯承作了内容丰富、言词生动的讲话。他说：“中国现在只有两种军队：一种是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阶级领导的反人民的军队；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军队。……‘第二舰队’一经起义就在根本立场上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刘司令员最后说：“起义官兵一方面要认识过去曾是反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意志。因此，起义官兵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为建设人民海军而奋斗！”
接见后，刘伯承同志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随后“二野”司令部在龙门酒家，盛宴招待上述干部。当晚，“二野”政治部又举办了文艺晚会热烈欢迎“二舰队”全体官兵。这些欢迎活动都增添了他们起义的光荣感。
最令他们难忘的是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分别亲切地接见了林遵同志等原国民党梅军高级军官。接见时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座。
周副主席对林遵说：“你们的起义协助解放军解放了南京。”
朱总司令也对林遵说：“这是正义的行动。”
8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一座小平房里同林遵等同志作了亲切的谈话。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人民军队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了大革命，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锻炼，今天已经发展成强大的陆军部队。其所以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能战胜国内外敌人，主要是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代表。我们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我们。所以三十年来，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地，击垮了所有的强大敌人，最后解放全中国。”
“但是，我们空军还很年轻；海军根本没有。因此，对原国民党海军的起义和归顺，我们很欢迎。一些舰艇被炸了，同志们很难过，这种感情是好的；但是不要紧，只要有了人，问题就能解决。中国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能够把海军建设起来。”
“你们有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从人民 89e3." >解放军陆军调来的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互相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９9ｌｉb?人民海军而奋斗！”
接见后，毛主席还为海军亲笔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接见和谈话温暖了林遵同志的心。消息传到南京，“二舰队”起义官兵无不欢欣鼓舞。他们相信，有了这样英明伟大的领导，新中国、新海军的建设和个人的前途都充满着希望，都闪耀着光辉。他们怀着建设强大人民海军的壮志，走上了人民海军各个战斗岗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司令部给原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一封信。下面是信的全文。
林司令鉴：
来函敬悉。展阅之后，甚为兴奋，我们以万分热诚，向你们表示欢迎。贵舰队所走.的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为建设人民的新海军而努力前进。
为圆满解决此项问题，请你今晚十二时到南京励志社来找我们，一切问题面商解决。
顺祝
胜利
军长吴化文
政治委员何克希
副政治委员张雄
政治部主任孔繁彬
第10章 粟裕遥指“中突”，叶飞难忘韦一平
粟裕遥指“中突”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辖七、八、九、十共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下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下辖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下辖第一OO、第一O一、第一O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下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下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下辖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下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后于1950年2月调归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担负渡江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先在原地学习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个月的政治练兵，尔后南下江边。从皖北到苏北东海之滨，到处都是渡江部队在召开渡江南征的决心大会，表彰英雄模范大会，行军比赛大会，地方政府召开欢迎解放军南征大会，给解放军敬酒献旗。特别感人的是南征大会上，各部队选出代表，站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紧握战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开过决心大会，各部即陆续开赴江边，展开大练兵。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bbr>藏书网训练计划，并认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所以，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职责。
3月22日上午，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村子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透明的水雾，像是把小村罩在玻璃罩中。很快，水雾消散了，村子里的农民一个个都惊呆了。原来，村子四周都是兵。不仅有兵，而且几十辆吉普车停在打谷场上和路边。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一夜之间，这些天兵天将是怎么来的？他们好奇的是，这些当兵的腰间都挎着手枪，年龄越大，手枪越小。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这里召开兵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高级干部和随身带着的警卫人员，所以都是挎着手枪。
会议在小祠堂里举行。几个公文箱搭成的方桌蒙了一块大白布，桌子两边摆了一排红漆椅子，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会场上烟雾缭绕，笑声不断。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李达、张震分别坐在红漆椅子上，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三野参谋处长王德带着五六个参谋在一旁刷刷地做着记录。
邓小平向大会作《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报告。他用那浓浓的四川乡音，平稳而有力的语调，高度概括地说：“同志们，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都不愿放弃半壁江山，他们想搞什么划江而治，苟延残喘。毛泽东主席熟知中国历史，当然不愿让历史上的南北朝在现代中国重演。千百年来，在南京建都的封建帝王都梦想依恃长江天险，长治久安，流芳百世。但是，从三国东吴到南唐，在石城建都的七个朝代的帝王们，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蒋介石、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是白日做梦！”他拿起小木棒，指着高大的地图说，“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被辉煌的前景所鼓舞，陈毅大声地说：“讲得好，长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战与和，渡江解放全中国是肯定的。同志们，加油干哪，谁先过大江，我陈毅为他谱一首歌词。”
谭震林挥舞着拳头，说：“小平讲得对，和谈成了我们要过江，和谈不成，我们也要过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不变。我们现在的惟一任务，就是练兵过大江！”
刘伯承笑着纠正说：“不能说过江是现在惟一的任务，你们三野过江后还要打上海，那是一块大骨头。”接着，他望着陈毅说，“你陈毅还要准备一副好牙齿去啃骨头呢。”
邓小平分析在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军可能发生以下几点变化：
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至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5、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邓小平分析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传达了总前委的作战部署：
1、由粟裕、张震两人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
2、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
3、二野由枞阳镇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4、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因劳累过度，尤其是脑部过度疲劳，曾经昏迷过。2月底，粟裕在济南治疗养病，因此，孙家圩子总前委会议粟裕并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的。3月28日会议快结束时，他从济南赶来参加会议。原定的我军渡江作战部署，是以芜湖——安庆段为重点，因而将三野的指挥位置定在合肥，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构和三野指挥部在一起。粟裕认为芜湖——安庆地段，江面较窄，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作为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地段是对的。但是敌人的长江防 7ebf." >线是以南京——上海段为重点的，京(南京)沪铁路是其联系的重要命脉。我军必须利用京沪扬中——江阴段与长江平行靠近的有利条件，将扬中至江阴段作为东线渡江攻击的重点，渡江后立即截断京沪路，分割南京、上海敌人的防御体系。因此必须准备渡江后，在江阴、无锡、常州三角地区打一场恶战。为了加强东线的重点指挥，三野指挥部不宜放在合肥，而应东移到泰州地区指挥才适当。
前委同意粟裕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后来的渡江作战指挥系统：邓小平、陈毅常驻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位于合瑶岗，总揽全局；刘伯承、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二野参谋长)在舒城(后移桐城)指挥由二野三个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及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粟裕、张震(三野参谋长)在泰州白马庙指挥三野第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在无为指挥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实践证明，这一改动是很高明的。
会议结束后，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机关进至泰州白马庙指挥；刘伯承、李达率领二野司令部机关进驻安徽桐城；陈毅、邓小平及舒同率领总前委机关、华东局机关，在曾希圣等陪同下来到合肥东郊瑶岗。陈、邓二人到瑶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修改后，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卯东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同意总前委建议，四野第十二兵团的两个军12万人，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加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共约20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地区，牵制九江方面之敌，保证两集团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粟裕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三次率部在南京至江阴段江面渡过江，对长江水情及两岸地形、民情非常熟悉。他站在1／50000的军事地图前反复测算，把选择突破地与向敌纵深发展、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分析比较。在作战会议上，他谈了自己的设想。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至于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粟裕反复测算了东集团(东线)和中集团(西线)渡江后对进合围敌人的距离和京、镇、芜之敌可能撤逃的路线和路程。由于长江在芜湖至江阴段的江身向北弯成弧形，是我东线(靖江、泰兴)和西线(无为、铜陵)对南京地区之敌实施钳形突击的有利条件。我东线突破江防，直指太湖边的无锡曹桥，仅四五十公里，战斗顺利约两三天时间，如果我对江阴要塞敌人内部策反成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上海的通道；我西线部队突破江防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200公里，战斗顺利约五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杭州的通道。他估计南京地区之敌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惩威胁之下，才会撤离南京。其撤逃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堵住敌人东逃，敌人会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南京至长兴、广德亦有140公里，行程也要四五天，由于我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阻击和道路桥梁的破坏，且有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敌人定下向杭州逃跑的决心，至少也要晚于我军登陆一两天。因此，我军争取先期到达或与敌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东线部队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也可能先于西线部队。基于上述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为了更好地发挥曾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四个军的作用，他决定将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从而加强了两线突击力量。粟裕的上述意见得到了总前委的赞同。
粟裕透彻分析了敌我情况和战场条件，提出东线应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实际上好比将一把钢刀插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心脏，首先截断京沪铁路，将汤恩伯集团切为两段，使西段南京之敌无法逃往上海；随之东、中两集团东西对进，再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之敌又失去南逃杭州之机，我军可瓮中捉鳖。这一方案，为后来的战役实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叶飞难忘韦一平
1949年是中国人民最激动的日子。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越过波涛滚滚的长江，解放全中国。叶飞因患严重的黑热病，在济南治疗和休养，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心里觉得很遗憾。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余人的捷报传来时，叶飞也战胜了黑热病。叶飞返回部队时，华东野战军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叶飞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员。自孟良崮战役开始，叶飞实际上就肩负着临时兵团司令的工作，有时指挥两个纵队作战，有时指挥四个纵队作战，只不过没有正式兵团编制罢了。叶飞一到职，就和兵团政委韦国清到合肥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参加渡江战役作战会议。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分别作了渡江战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飞听了这些报告，心胸顿时开阔多了。
陈毅一见到大病初愈的叶飞，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看你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肯定是同医生磨嘴皮闹着出院的吧？”
“小声点，身体状况也是秘密，”叶飞低声说，“陈司令，你可别大声嚷嚷，粟司令知道了，肯定要叫我再回医院的。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我要后悔半辈子，如果这最后渡江战役再不能参加，那我可要后悔一辈子了！”
陈毅笑着说：“好吧，我暂时不说。”接着，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前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充足才能一举成功啊。”叶飞响亮地说：“请陈司令放心，我们十兵团敢立军令状，保证一举成功，一定准时打过长江去！”
陈毅十分满意，拍拍叶飞的双肩说：“叶飞啊，你今年已经35岁了吧？可是，我看你的革命干劲却不减当年东进上海打鬼子的时候啊！”
叶飞摸摸头笑笑。
叶飞和韦国清受命返回泰州兵团部，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就召集十兵团4个军的军级领导干部开了作战会。
会议开始，叶飞闲话不说，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传达由邓小平制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叶飞读完纲要，大家按惯例，准备开始座谈讨论。谁知叶飞一挥手说：“座谈会放在后面，渡长江一定要了解长江，我们现在就去江边，看看长江，了解地形。”
对岸就是敌人的阵地，为了安全、隐蔽，叶飞要大家着便衣前往。大家跟在叶飞的身后，往江边走去。来到江边，他们在望远镜中，纵目眺望对岸，看到那边群峰起伏，阳光下，江面上波涛涌，江水连天。
叶飞和陶勇都有个共同的爱好，俩人都喜欢古典诗词，看见这雄伟壮观的滔滔江水，陶勇浮想联翩，触景生情，不禁对叶飞说：“此情此景，你不觉得古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此时吟诵，有一种格外亲切感吗？”
叶飞眼观长江，感触更深，他说：“我倒觉得辛弃疾的《水龙吟》更加贴近此景。”说罢，便面向长江，吟起了这首《水龙吟》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伺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叶飞吟完，大家鼓掌，众口齐赞：“吟得好，吟得好！”叶飞双目凝视江面，感慨地说：“这首词思想性强，辛弃疾对祖国的理想，壮志未酬的悲愤，对金朝侵扰的仇恨，对投降不满，全都融进了这首只有百儿八十个字的词中，可谓高度啊！”
“说得好，说得好！”众将领不由异口同声。
对于长江，叶飞并不陌生。1939年10月，他曾率领江队，从阳澄湖根据地撤到了扬中，接着，又从扬中渡江北上郭村；1945年4月7日，他率领苏中军区第一师教导旅和300人的地方干部，从丹阳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南下浙江的长兴，与粟裕会合，举行了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他曾率四纵队，在丹阳至常州渡江。北上涟水。数起来，此次渡江，他已经是第四次了。
叶飞面对滔滔江水，遥想起1945年10月那次渡江，江南父老听说新四军要北撤的消息，成群结队来到叶飞住处，含泪叮嘱：“叶司令，你们可要早点打回来呀！江南人民盼着你们早一天回来！”
叶飞在苏南抗战多年，足迹踏遍了茅山、阳澄湖、天目山、富春江两岸，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提起渡江，人民群众的叮嘱恍如就在昨天。
对于打过长江去，叶飞早在1947年6月，就产生了这个念头，..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为了将山东、中原敌人吸引到江南，同时为大规模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曾电令叶飞率领一、四纵队，南下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叶飞对那份电报中那句“为了保密，请阅后烧毁。”这句话，仍记忆犹新。1948年1月，毛泽东命令粟裕、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并派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随同准备南下的先遣纵队，到沿江进行了调查，绘制了兵要地志图。
胡炳云打断了叶飞的回忆，笑着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说什么‘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如果能过长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这真是愚人梦呓，过分夸张。我看长江虽大，却并非不能逾越，我保证我们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个个都能游过去。”
叶飞严肃地说：“此话并非全对，我们以前虽也多次渡过长江，那时是游击战争时期，日军的防备不严，加上我们是小规模的偷渡，人数不多，容易成功，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我们要组织的是百万部队过大江，敌人又是倍加防范。因此，我提醒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梅嘉生沉痛地说：“叶司令说得对，提起渡江，我们不能忘记韦一平同志。”
提起韦一平，叶飞的心情顿时觉得十分沉重。
那是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任四纵政委的韦一平，率领司政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共计800余人，在镇江以东渡江，因轮船超载，船到江中，突然沉没。800余人无一幸存。叶飞和惠浴宇、夏光本来是准备坐这条船过江的。当时韦一平还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一起坐这条船走，他将杀鸡给他们解馋。
虽然老母鸡好吃，可是，他们因事不能同行。所以，惠浴宇说：“一只老母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我们就让他一人去享受吧！”
四个人哈哈大笑，如今，叶飞觉得当年笑声犹在，可是韦一平人已作古。
梅嘉生旧事重提，叶飞叹息道：“韦一平是我党的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
韦一平是海南人，早年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以后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
与韦一平在一条船上牺牲的还有李建模，他是常熟民抗的创始人。老六团东进到阳澄湖后，依靠他的热情帮助，在阳澄湖立足生根，他是江南抗日的有功之臣。
同时牺牲的还有吴志诚、王一、司徒扬等一批从上海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往事不堪回首，叶飞沉痛地说：“这些党的优秀干部，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牺牲在由于船只超载而导致沉船的这场事故中，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这次渡江，大家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多筹集船只，练好游泳的本领。”
从江边回到泰州兵团司令部，他们继续开会讨论。叶飞向大家了解了渡江工作准备的情况，还存在哪些困难。最后，他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大家抓紧做好三件事。第一，开展政治练兵。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次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还有的人认为，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也许国民党愿意走和平建国之路，渡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叶飞严肃地说，这种种想法都是轻敌麻痹，都是要克服的。”他要求大家组织指战员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向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要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和平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叶飞要大家抓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军事训练。我军以往长期作战于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北方同志太多，没有见到过长江这样宽达数里甚至十数余里的大江，因此，部队当时对渡江作战存在着“十怕”，即：
1、怕长江无边无际，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2、怕船小、又是木船；3、怕遇到敌军舰，尤其怕遇到炮舰，在水里不能机动；4、怕轰炸扫射，不能对空射击，不能躲避；5、怕当二梯队，认为一梯队可以出敌不意地偷渡，二梯队就不行了；6、怕水雷；7、怕在渡江时负伤，在江中不能救治；8、怕当突击队，怕登陆后背水作战；9、怕迷失方向；10、怕南 65b9." >方的蚊子和蛇，传说南方蚊子“一只重半斤”，蛇比大碗口还粗。.９9lｉｂ.
叶飞说：“大家存在的这十怕，有些是常识问题，有些是属于战术问题，如果不予以适当解决，是很难完成渡江任务的。这些情况，部队在江边展开大练兵后，是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大家在训练中，从实践中亲身体验，解除思想顾虑，熟悉渡江和水网地区作战的一整套战术问题。
叶飞说的第三件工作，就是筹集船只。我军横渡长江地段的江面，宽达10余里，最窄的地方也在三里以上，船只是我们过江的惟一工具，而长江两岸的民船，几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一定有很多困难。叶飞要求每个军起码要筹集四五千只船。有了船后，还要训练一批水手，每个军一定要训练700名水手。
在筹集船只时，叶飞要求各军派出侦察分队，潜入江南，查明敌人江防工事、兵力部署，选择登岸突破口，为登陆一举成功打下基础。二十三军、二十八军侦察分队过江后，他们不仅画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分布图，还捉了几个俘虏，为我军渡江提供了活材料。
第11章 中集20分钟过江，江阴要塞起义
中集20分钟过江
可是，军委的命令却是根据当时国共谈判情况而下的。4月1日，国共和谈开始，经十余天的交换意见，于4月13日晚9时，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会议。双方代表准时到达中南海勤政殿，在一张长条桌两边相对而坐。会谈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说明。周恩来首先说明协议中必须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反共名义下发动全国规模的战争，已给全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个历史性的协议，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因此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说明这个责任。
其次，周恩来对协议草案中的各项条款作了详细说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原则上规定在这次战争中的主要战犯必须惩办，但中共采取了宽大的办法，即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对蒋介石，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但对于那些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不99lｉb?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者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
第二、三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问题。由于伪国大是违背政府协议召开的，是非法的，所以由它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完全废除没有多大争议，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
第四条，依据民主的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集中整训，按照原编制、番号、人数，根据各地区情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训，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因此项工作艰巨，需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国共双方派员参加，但中共的委员任多数，任主任，国民党的委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问题。对于那些倚仗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财产没收，凡规模不大，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企业并不没收。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应有步骤地进行，先减租减息，再分配土地。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要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外订立的一切条约，对国家人民不利的，有出卖国家主权性质的，要废除、修正或重订。
第八条，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问题。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要暂维持下去，在人民解放军接收阶段要避免反动分子捣乱。对于接收后的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中共对他们采取负责的态度，使他们有出路。
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条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当新政协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行(即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
制、番号、人数，根据各地区情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训，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因此项工作艰巨，需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国共双方派员参加，但中共的委员任多数，任主任，国民党的委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问题。对于那些倚仗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财产没收，凡规模不大，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企业并不没收。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应有步骤地进行，先减租减息，再分配土地。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要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外订立的一切条约，对国家人民不利的，有出卖国家主权性质的，要废除、修正或重订。
第八条，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问题。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要暂维持下去，在人民解放军接收阶段要避免反动分子捣乱。对于接收后的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中共对他们采取负责的态度，使他们有出路。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条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当新政协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行(即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
周恩来发言后，是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就对草案研究的意见加以说明。张治中最后表示，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国家的责任落到中共肩上，他将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4月15日晚9时，国共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发言，着重说明双方分歧较大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接收”和“改编”。他坚持解放军渡江决心不变，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协定签订后，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广大地区。在谈到军队改编问题时，他说，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是祸根，应立即改编，使全国军队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关系问题，起先中共想以前者指挥后者，后做出让步，使两者平列，合作解决过渡时期的问题，直到联合政府成立南京政府移交为止。这是中共最大的让步。最后，周恩来郑重宣布，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签字，中共愿等到4月20日，如到时南京政府不签字，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
会谈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他们继续商量后决定派代表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遗憾的是，李宗仁、何应钦却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18日，李宗仁命令广播电台，向全国反复播讲这样一段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签订的8条24款可予忍让，但渡江问题正在考虑。
4月9日，南京广播电台播送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天放的讲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结束，和平希望黯淡，如果共军要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是成功，是失败，要我们志士仁人努力奋斗。”
4月20日深夜，在北京的张治中欣喜地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电报，阅后却大失所望。他们在电报中拒绝接受协定，要求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4月21日上午，张治中拿着南京的电报去找周恩来时，看见街上行人争看号外。他叫司机停下车，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号外，只见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张治中两眼不由流下了眼泪。
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举世霸瞩目的渡江战役拉开了帷幕。关于渡江的时间，出现过几次变更。中央军委根据三野提交的长江两岸涨潮情况报告，确定各兵团于21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最后，三野提出20日开始渡江。原确定的4月21日晚上渡江方案，为何提前了一天？原因有二，一是国共谈判协定上确定，南京国民政府是4月20日签字，９9ｌib?当天不签字当天晚上过江，可以增加战役的突然性；二是第二十七军渡江先遣大队抓到一个敌军官，得知驻防芜湖一线的第二十军和第八十八军于19日开始向西移防，20日正在路上，获港和姚沟、黑沙一线出现空白。加上第八十八军缺乏训练，战斗力较为薄弱，军长马师恭对江防又毫无信心可言，10天前就借故脱离了部队，将大权交给副军长杨宝殿。虽然二十军战斗力很强，但全军官兵士气不振，官兵离队出走造成部队减员，战斗力相对削弱。总前委分析上述敌情后认为，这正是我解放大军登陆的极好时机，于是命令谭震林指挥中集团，在20日晚先行渡江。
4月20日黄昏，天空朵朵黑云渐渐向西移动，西边一片彩霞色彩斑斓，有鱼白色，淡青色，橘红色，紫色，一层一层相互重叠，耀眼夺目。渡江部队的指战员们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在离江边十几里处，悄悄地将隐蔽在小沟、小河中的木船翻上岸，将它们一只只推到江边，推入江水中。
夜色深沉，天地之间已是一片寂静。谭震林见万事俱备，便对着通向各军的话筒大喊一声：“渡江开始！”
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飞向江的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炮火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连咆哮的江水都映成了血红色，长江成了血江。炮火之后，三野中集团第七、九兵团的4个军扬帆启航了。半小时不到，第一批部队顺利地登上了对岸，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二十七军占领矶头山、大盖山，第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第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第二十一军占领了大通。午夜，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100公里长的一个大口子。
北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合肥瑶岗的陈毅、邓小平都静静地守候在电报房，等候渡江的消息。
这天晚上，泰州的白马庙三野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参谋们穿梭般地传送着文件电报。按照总前委规定，各级指挥员要靠前指挥，要求过去一个营，一定要有师长跟着，过去一个团要有军长跟着。粟裕在汽灯下，边看着地图边等着消息。他不时地查问道：“秦参谋，有消息吗？二十一军过了江没有？二十四军现在过了江吗？”秦叔瑾摇摇头。大约10点钟左右，机要员兴冲冲地跑到粟裕的面前，大声地报告说：“粟司令，二十七军的聂军长来电！”
“快念！”粟裕迫不及待地吩咐他。
机要员兴奋地念着：“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粟裕对这简单的报告似乎并不满足，着急地问：“他们现在到了哪里？消灭了多少敌人？”
机要员摇摇头说：“粟司令，聂军长的电报就是这一句话，其他什么也没说。”
粟裕从机要员手中接过电报，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笑着说：“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聂军长的这12个字是一首绝妙的诗，它将聂军长渡江后的喜悦和豪情全部写进了这12个字里。小王啊，你知道吗，这是一首古今中外的奇特战报！”
粟裕和聂凤智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粟裕对聂风智这份电报的分析，正是窥探到了聂风智的心声。
却说这天晚上7点已过，聂风智来到七十九师，肖镜海师长跑到聂风智面前，大声地说：“报告军长，我师第一梯队准备工作完毕，请指示！”
聂凤智严肃地告诉他：“今晚毛主席、邓政委、陈司令、粟司令都在瞪着大眼睛等待我们二十七军的好消息呢，你们全师指战员不上岸，你就别来见我！船打翻了，你们就是抱着木板也要游过江去！”
“军长，你就放心吧！”肖镜海信誓旦旦。他果然不负聂风智所望，率领全师，只用了20分钟就渡过了江，第七十九师二三七团二连荣获“渡江第一船”称号。当船行驶到江中时，性急的战士在江当中看到岸边的石头，便兴奋地叫着：“到了，到了，我们胜利啦！”这时，离岸边还有30米，战士们嫌船太慢，一个个“扑通，扑通！”向江水里跳，涉水抢滩，如猛虎下山般扑向敌前沿阵地。有的梯子刚刚架好，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一架木梯被炸断，10架人梯竖起来！第七十九师有一名战土，登陆时一条腿被炸断，当即昏迷过去。苏醒以后，他忍着巨痛，单腿爬向敌前沿，用尽最后力气，拉响炸药包，舍身炸开敌防御工事。我军前进的胜利通道，正是这些大无畏的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铺平的。
每条船的头尾都挂着红灯笼，先遣侦察大队和江南游击队见到无数红灯笼向他们缓缓驶来时，按照事先规定的信号，他们在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聂凤智登上山头，和游击队队长陈宏胜利会师。他们兴奋地握手问好。聂风智指着长江上闪烁的红灯笼说：“你看，今晚数百里长江万盏灯火，像不像那连绵不绝的红珍珠？像不像那一颗颗璀璨的星星？”
陈宏点点头说：“多美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势宏伟壮观，它将永载史册。”
“说得好！”聂凤智豪情满怀，由衷地感叹：“滚滚长江，千古以来，大军难渡。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好汉倒在这长江之中。1700多年前，曹丞相率领号称83万的兵马，大有投鞭断流之气概，结果被阻于长江，落得船焚兵折、落荒而逃的下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带领着反清将士转战数省，被困在长江上游的大渡河，导致全军覆没。历史在这条长江上演出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活剧，留下了一首首英雄壮士的悲歌。往事沧桑，俯仰之间历史已成为遗迹了。今天，我们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会重复历史的悲剧。我们不仅改变了长江天堑的历史，也改写了整个中国历史。”
俩人正在抒发感慨之时，作战处长刘岩从远处跑来对聂凤智说：“军长，昨天粟司令要求我们军过了江就立即发电报给他，你看怎么写？”
聂风智一拍脑袋，对刘岩说：“我一时太兴奋，差一点忘了，快向粟司令报告，”他望着气势宏伟的渡江大军，沉吟片刻，脱口说道，“电文是，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刘岩一愣，聂军长的电文一反常规，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与其说它是战斗详报，倒更像一句美妙的诗句。聂凤智催促他说：“干愣着干什么，快去发电报啊！”
刘岩敬了个军礼，转身发电报去了。
在第二十七军强渡登上南岸，向繁昌县城挺进时，第二十五军在大套沟至鲁港地段强渡登岸。他们先后攻占双窑、汪家套、横山桥、铜山、岳山等要点，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军一部。22日天蒙蒙亮，他们兵分两路横扫三山、头棚地区之敌，经数次冲杀，在峨桥以东与右邻第二十七军会合。
第二十四军起渡后，船到江心，敌人接连发出的照明弹将江水照得通红通红。江西上帆樯林立，敌人的炮弹在船边爆炸，战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奋勇划着桨，嘴里不断地喊着：“快点，再快点。早一点登岸，早一点消灭敌人！”半小时后，他们登上闻新洲、紫沙洲，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俘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第一四九师副师长以下1500余人。他们打扫战场后继续强渡长江，在铜陵与荻港段之间登上南岸，攻占太平街、顺安、石村，与左邻第二十七军会合。
中集团第七兵团的另一支渡江部队第二十一军在军长腾海清指挥下，于右起扫帚沟、左至下八甲一线渡江。他们在炮兵的掩护下，上千只木船扬帆竞渡，分头向江心洲疾驶。开船15分钟，船队被敌人发现，顿时，无数炮弹从天而降，子弹扑面而来。水面上，不时冲起几丈高的水柱。熟练的船工猫着腰，死死扳着舵，嘴里不断地鼓励战土们：“不要停，使劲划！身子不要动！坚持就是胜利，登上岸就是胜利！”战士们毫无畏惧，拼命划船，谁也不吭声。渡船靠岸后，敌人吓得向后退，战士们奋勇向前，直扑敌阵。他们从攻击开始到全部占领长生洲、氽水洲只用了一个小时。
21日18时，第二十一军由长生洲、氽水洲登船，起渡向南岸进攻，在离岸80米左右的地方，两只船搁浅，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冲啊！”大家争先恐后跳下水。江水淹没到胸口，冰凉冰凉的，脚底淤泥又黏又滑。一个浪涛涌来，打得战士们左右摇晃，不少人差点被江水卷走。战士们却毫不犹豫，双手举着枪，奋勇向江岸冲去。第一八三团六连最先登陆。其他部队也赶上来了。他们一口气向纵深冲锋，没多久就与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会合，接着齐头并进，攻占了大通、贵池、青阳等地。
21日早晨，粟裕接到第七兵团、第九兵团报告，中集团7个师28个团到达南岸，建立了东西120多公里，纵深20多公江南阵地，敌人的千里江防被突破。
江阴要塞起义
粟裕和张震指挥的第八兵团，第十兵团的7个军，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分别在两处实施强渡。一处是张黄港至龙稍港镇之间，另一处则是口岸、三江营和京口之间。各军的战斗任务是：整个东集团由东向西，第二十九军从靖江以东渡江，第三十一军尾随第二十九军攻占江阴，第二十八军从靖江以西渡江，第二十三军从泰兴七圩港渡江，第二十军从扬州以南渡江，强攻扬中，第三十四军从仪征、瓜州一线强渡，第三十五军攻占浦口，解放南京。
4月21日晚上8时，东集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炮声隆隆，火光烛天，万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横扫下，如一朵朵巨大的白色降落伞，从半空中坠入江中。从北看去，每只船后挂着红色的小指示灯，如火光点点，其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令人感叹。9时正，秦叔瑾拿着一份电报，来到粟裕和张震面前，对他俩说：“这是二十八军的朱绍清军长发来的战斗详报，他们只用了半小时就过了长江，占领了滩头，正向申港以西、常州以北发展，打退了五十四军的拦截。二十九军占领了七圩港，二十军已占领了扬中。”
“报告！”机要员拿着另一份电报跑来了，粟裕接过他手中的电报，低头看罢，兴奋地对张震说：“这是王征明发来的战斗捷报，电报说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
说起江阴要塞起义之事，要先说说王征明此人。王征明是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济南战役期间成功地同中共济南地下党一起策划了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江阴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阴要塞以黄山为中轴，东起萧山与第一二三军相衔接，西与君山与第二十一军相衔接，三座高达三四百米的高山连为一体。整个要塞官兵约7000余人；有总炮台二座，大炮台三座，游动炮团一个，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主要任务是担负着张家港至黄田港60里江防。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是江上一雄关。汤恩伯吹嘘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
但是，中共华中工委从长远着想，在1947年即派出唐坚华去江阳城。他站稳脚跟后，在半年多时间中，发展了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兄弟俩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他还发展了守备总队氏吴广文和王德容。由于他的努力工作，黄山、萧山、君山这三个山头上的要害部位，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华中工委曹荻秋派建湖风门区副区长唐坚华和他的妻子，共产党员邱美，到江阴要塞组织武装起义。不料，唐坚华、邱美以棉花商身份装着一船棉花从盐城开往江阴时，船到泰州，在下坝码头被国民党城防司令部的特务截住，并以共军情报员的名义，将他俩关进了附近的一座名叫江照庵的尼姑庵里审讯。
唐坚华夫妇被捕的消息，被打入中统机关的共产党员徐冠苏所获悉。他立即派中共地下党员聂姐携带密信，连夜跑到盐城华中区委，向曹荻秋报告了这一情况。曹荻秋一面派人营救，一面派人把江阴要塞的情况向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报告。
这时，叶飞正在筹划第十兵团在江阴迅速登陆事宜，因为第十兵团的西面江面较宽。但是，如果在西面渡江，此处靠南京较近，敌情相对严重，部队不易在拂晓前建立滩头阵地，要想一夜之间渡江到达对岸，困难很大。叶飞看着地图，考虑如果从东面的江阴塞江面渡江，是较为理想之登陆点。可是，江阴要塞敌人防守严密，给部队登陆和向纵深发展带来很大困难。
叶飞面对地图，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接到曹荻秋送来的情报顿时舒展开紧锁的双眉，头脑中开始思考策划江阴要塞起义事宜。只要江阴要塞起义成功，第十兵团渡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叶飞越想越兴奋，仔细地酝酿策划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首先考虑的是人选；问题是派谁去策反呢？他头脑中很快闪现出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的身影。
王征明原是新四军一师侦察参谋，也当过敌工干部。叶飞是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常派王征明到上海、南京策反搞情报，王征明机智勇敢，聪明灵活，只要他一出动，每每是马到成功。王征明当时就被战友们誉为“孤胆英雄”。
叶飞认为，此重任非王征明莫属。他考虑成熟后，将自己的打算和想法向韦国清政委和盘托出。韦国清赞同地说：“只有王征明才能胜任，时间紧迫，赶快向社会部要人！”
叶飞的电话打到了华东局社会部，向社会部说明了情况后，很快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一个小时后，王征明就站在了叶飞的大门口。“报告叶司令，王征明奉命前来报到！”王征明声音洪亮。
叶飞连忙招呼他进来。王征明长着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方脸，天庭饱满广阔，微微突起的颧骨。他是个乐观而又健谈的人。叶飞拉着他说：“王科长，你真是雷厉风行啊，30里路，你是怎么赶来的呢？”
王征明将右手向外一指，叶飞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看见一匹战马拴在一棵小树上。王征明说：“叶司令，六条腿走路，你说快不快啊？”
叶飞明白他是骑马来的，用赞扬的口吻说：“你啊，老脾气改不了，一听说有任务，就风风火火地往这里赶。”叶飞递给他一杯水，说，“看把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喝口水，再谈任务。”
王征明一藏书网边喝水，一边问：“叶司令，部队马上就要渡江，是不是有紧急任务？”
叶飞笑着点点头说：“你猜得不错，是有紧急任务。”叶飞如此这般地将此行的任务向他详细地交代了一番。然后强调说，“你和要塞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起义后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接着说：“王科长，你如果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我军渡江立了大功，其他事情就由我们来办。在方法上，要注意掌握几个连长和排长，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一些，例如，我们是难兄难弟啦，要打一起打啦，要死一起死啦，要当俘虏一起当啦等等。”
叶飞交代他说：“马上渡江，解放全中国，全中国胜利在望。但是，胜利在望，不等于不要努力，任何时候不可麻痹大意。大意失荆州啊，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自己，而且导致前功尽弃。”
韦国清反复叮嘱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十兵团是4月21日晚上8时渡江，你们必须在8时前干掉要塞司令戴戎光，或者设法架空他。”
王征明一一记下了首长的嘱托。当韦国清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提出，对江阴要塞的情况不甚了解，这些唐秉琳和唐秉煜会向他详细介绍的，只是由于时间紧迫，军事骨干太少，希望首长给他几个团营干部。
叶飞爽快地说：“可以，你马上去找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要人，他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王征明接受了任务，出了兵团部，赶到第二十九军，胡炳云和张藩已接到了叶飞的电话，从几百个干部中，挑选了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共同完成策反任务。4月15日一大早，王征明一行人化装后，由政治交通员吴铭领路，向江阴方向疾行。他们当晚赶到江边，登上了小木船，向江南驶去。此时，天空一片昏暗，转眼便狂风大作，江面上巨浪翻滚，九级大风将小木船吹得一会儿抛向半空，一会儿落入低谷。没几个回合，小木船便被浪头掀翻，王征明等全部掉进江水中。他们在江水里搏斗着，挣扎着，五个人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了下去。幸好他们都会游泳，与风浪搏斗了半个小时，终于游到了对岸。吴铭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在附近交结了不少朋友。他们摸到一个村子里，在一个朋友家休息了一会，将衣服晾干后，便向江阴要塞走去。
江阴虽是个古老的城市，它的出名，还是在出了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后才被世人熟悉和认识的。早在清顺治二年，江阴军民抗击清军24万人的围攻，守城81天，死难17万多人，城被攻破后，江阴遭到屠城，幸存者仅有老小53口。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江阴再次遭战火袭击，江阴人当时纷纷举家外迁。据说现在的江阴人大部分是苏北人逃荒来到这里，住下来后，在此扎下根。江阴城由于历经战火，城里到处千疮百孔。吴铭和王征明把同来的三个人安排在城外，俩人便直奔地下党的联络点。
在大街西边的一条小巷深处，住着一位从苏北来此扎根的唐老板唐仲衡。唐老板家每到晚上，总是贵客盈门，这些人都是要塞司令部的军官，最常来的有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王德容等，他们是中共要塞地下党支部的核心成员，常常到唐老板家以打麻将做掩护，研究讨论地下党的活动，酝酿组织起义事宜。一个月前，他们就接到通知，说“娘家”要来人，领导和组织他们的起义工作。可是，他们左等右盼，却一直不见来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无所知。整日盼望着组织上派的人快点到，他们并不知道唐坚华夫妇被捕的事。
这天，他们照例又来到唐老板家，正在小声议论着、猜测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那声音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悦耳，犹如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使他们为之振奋。敲门声先是三下，接着是两下，最后又是三下。然后便听到门外有人轻声地问道：“我是江北来的，这里是不是唐大哥家？”
里面的人听到敲门声，立即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着十分有节奏的敲门声。“不错，是暗号！”唐老板喜形于色。
“太好了，娘家人终于让我们盼来了！”要塞政工文书、挂着国民党上尉肩章的女地下党员何漪激动得热泪盈眶。
唐秉琳向何漪使了一下眼色，暗示她去开门。何漪便站起身，走到门口，当她打开门时，吴铭和王征明站在她的面前。吴铭说：“我是益生猪行的王福生，请问哪位是唐先生？”
吴铭的这句问话也是联络的暗号，何漪做了个手势，请他俩进了屋。唐秉琳虽然日夜盼望着上面派人来，可是，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一定要谨慎小心。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弄明白了再接头。”于是，他客气地说，“我就是唐先生，可是，我并不认识什么猪行的王福生，请你走吧。”
吴铭明白唐秉琳的用心，便笑着说：“唐先生，我的确不是王福生，你们可能不知道，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同志已经被捕，你的大哥君照派了另一位同志来替代唐坚华。”他指指身边的王征明说，“他就是老家派来的王科长王征明同志。”
唐秉琳上下打量着王征明，依旧没有放松警惕。为了进一步证实王征明的身份，他试探地问：“王征明同志，你知道我是哪里人，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王征明回答说：“你是建湖冈门人，你哥哥叫唐碧澄，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是你的侄子，我说的对不对啊？”
唐秉琳这才相信了王征明的身份，上前握着王征明的手，抱歉地说：“对不起，斗争的残酷性迫使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出了漏子，个人暴露牺牲是小事，组织机密被泄露是大事。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多问几句。”
“你做得对，”王征明赞许他说，“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关系接上了，大家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纷纷抢着上前与王征明、吴铭握手问好。吴铭赶到城外，将李干一行带来，唐仲衡上街打酒买菜，盛情款待王征明一行。大家边吃边谈，互相交流着情况。
“我先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唐秉琳说，他如此这般地介绍完要塞地下党的基本情况后，拿出要塞的火力配备图、目标指示图、协同作战计划等，重点介绍要塞的兵力部署情况。
接着，干征明向大家传达叶飞、韦国清的指示，谈了起义的计划和部署，他们一直研究到天边发白、公鸡打鸣方才各自回家休息。
这天下午两点多，要塞司令部门口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小轿车的后面是十几辆摩托车保驾。这时，从轿车里钻出一位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将军，他就是汤恩伯。戴戎光听到哨兵的报告，慌慌张张地带着十几个军官出门迎接汤恩伯。
年约50岁的汤恩伯挺着大肚子，脸色冷漠地跟着戴戎光走进了会议室。戴戎光吩咐手下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汤恩伯脱下白手套，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报纸，递给戴戎光，厉声说：“拿去看看，你们要塞有多少共产党？”
戴戎光一愣，接过报纸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目瞪口呆地望着汤恩伯。这是一份江阴办的《正气日报》，在头版头条上，醒目地刊登了一篇题为：《江阴要塞是江南共军大本营》的报道。戴戎光傻了，额头上冒出了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汤总司令，这不是真的，是有人恶意造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共产党？”
汤恩伯紧绷着脸，在会议室里来回地踱着步，眼睛却不时地在戴戎光、唐秉琳、唐秉容等身上打转。唐秉琳察言观色，沉着地说：“汤总司令，我认为发现共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共军，这是我们的失职。”
戴戎光也渐渐冷静下来，便接着唐秉琳的话说：“汤总司令，你既然按图索骥来抓共党，我马上将我们要塞区的所有人集中起来，你就点着名抓吧，有一抓一，有二抓二，你看如何？”
汤恩伯听了他俩的话，突然站定，摆摆手说：“不要急着集合，我来这里，目的是提醒你们。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如果你们这里没有共产党，报纸上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呢？这样的消息登在报纸上，上面知道了你们怎么办？”
汤恩伯的话让唐秉琳松了一口气，原来汤恩伯并没有掌握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只是看到报纸登的消息而来追查的。于是，他装着生气地说：“汤总司令，我知道这条消息是怎么来的。”
汤恩伯一听，立即侧着头，瞪大眼睛问：“快说，究竟谁是共产党？”
唐秉琳摇摇头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提供这条消息的是谁。”
汤恩伯不耐烦了，他催促着说：“别绕弯子了，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
唐秉琳装着气愤的样子说：“春节前，江阴有80多个民工要回苏北过年，公安局的杨副局长在码头上设了收税关卡，逼着每个民工交出五块大洋，说是过节税。民工们一年好不容易辛苦挣来的钱，岂肯送给公安局？于是民工和收税的警察发生了摩擦，从争吵发展到动起武来。我接到哨兵报告后，派部队去调解。为确保治安，我们硬逼着警察放了民工。杨副局长怀恨在心，认为我们砸了他们的聚宝盆，便耿耿于怀，到处造谣，说我们要塞有共产党。
戴戎光为了推卸责任，也附和着说：“对对对，就是杨副局长背后捣蛋，向我们捅刀子。汤总司令，你千万不可轻信啊！”
汤恩伯听到唐秉琳说得振振有词，语气缓和下来，说：“没有共产党更好，我也不希望有这种事发生。如果真有共产党在你们要塞区活动，上面怪罪下来，我也脱不了干系。”说罢，转身对他的副官说，“刘副官，你马上到江阴公安局去核实一下，有无春节收过年税之事。”
“是！”刘庆明副官答应着，转身出门去调查了。
汤恩伯对戴戎光说：“我今天到此有两件事要办，这是其中的一件。另外，是来检查你们的防务情况，请你陪我走一趟。”
汤恩伯在戴戎光、唐秉琳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江防。汤恩伯用望远镜四处观察了一会儿，对戴戎光等人说：“一个月前，在南京召开作战会时，不是要你们在江边增修两道步兵防御工事的嘛，怎么至今还没修呢？”
戴戎光望着汤恩伯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无法回答他的提问。
这时，唐秉琳又上前解释说：“戴司令是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由于修工事缺乏材料，加上农民春耕大忙，找不到劳力也是一个因素。”
汤恩伯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雷霆大发，严厉地说：“我们三令五申要你们加强江防，你们全当了耳边风。据说共军马上就要过江，你们的江防如此脆弱，叫你们修，你们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了一大堆。你们知道吗？要塞是兵塞，是京沪杭江防的支撑点，没有要塞，也就没有江防。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上海、杭州能保得住吗？”
这时，刘副官气喘嘘嘘地跑到汤恩伯面前，敬了个礼，报告说：“公安局的杨阿林局长说，春节码头设税卡的事，的确是有的。但是，公安局和要塞的戴司令都设了税卡，因为税卡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发生了武力冲突。”
原来是这样！汤恩伯气得大声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他恶狠狠地瞪了戴戎光一眼，气急败坏地说，“当务之急是防共！防共！你们懂吗？你们和公安局为了争税卡互相斗嘴怄气，这成何体统？这么说来，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没一个好东西。下次如果谁再设税卡，老子就毙了谁！”汤恩伯抛下这句话后，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一走，王征明、唐秉琳等一颗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一场虚惊后，王征明、唐秉琳等抓紧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4月20日下午，唐秉琳掌握的秘密电台，收到了第十兵团发来的关于21日晚渡江的紧急通知，立即召开全体地下党员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时间定在21日晚举行。
4月21日凌晨，汤恩伯打电话给戴戎光，告诉他解放军已在芜湖、繁昌登陆的消息。告诫并提醒他，江阴要塞区要百倍提高警惕。戴戎光一放下汤恩伯的电话，便匆匆检查要塞区各部门戒备情况，反复叮嘱全体官兵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晚上8点半左右，戴戎光发现江对岸炮火连天，万船齐发。紧张地在电话中对唐秉琳大声惊呼：“不得了，共军渡江了！不得了，赶快开炮，赶快开炮，目标对着共军的船队！”
唐秉琳不慌不忙地说：“戴司令，现在目标不明，可能是江对岸民房起火，不能随便开炮。”说罢，他便“啪！”地挂断电话。
不一会儿，附近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打来电话，指责唐秉琳说：“你们怎么搞的？共军已开始渡江了，你们怎么按兵不动？怎么不开炮？赶快火力支援！”
唐秉琳此时的心情特别紧张，不开炮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开炮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同志。怎么办？他急得团团乱转，脑子里快速地思索着，时间不允许他犹豫。几分钟后，他果断地决定先下手为强，命令大炮对准第二十一军，随着他的一声命令，炮声隆隆几百发炮弹落在第二十一军的防区内。第二十一军官兵措手不及，乱成一锅粥。第二十一军在电话中大声地骂道：“他妈的，你们昏了头了，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要告你们。”骂了好一会，再一看炮弹仍旧呼啸着落在自己的阵地上，气急败坏地大叫道，“他妈的，赶快停止炮击，赶快停止炮击！”
就在第二十一军乱成一团之时，吴铭、唐秉煜、李干等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戴戎光的指挥所。他们高举着手枪，对着惊慌失措的戴戎光大喝一声：“举起手来，我们郑重向你宣布，要塞官兵起义了！”
戴戎光一惊非小，他举起颤抖着的双手，全身像筛糠似的说：“别开玩笑，有话好好讲，不要举着枪，怪吓人的。”
唐秉煜厉声说：“我们没时间和你开这种玩笑，你老老实实地投降，否则，我们一枪毙了你！”
戴戎光这才发现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只好老老实实缴械投降。
要塞的7000余名官兵在要塞地下党的领导下，宣布举行战场起义了，阵地上一片欢呼声。拂晓，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顺利登陆，消灭了敌第二十一军残余敌人，与要塞起义官兵胜利会师。
起义后，他们向纵深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进行猛烈炮击，五十四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当天，江阴解放。
粟裕、张震赶到了江阴要塞，接见了全体起义官兵，高度赞扬他们为渡江战役立下大功，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辉煌一页。
第12章 “紫石英”号逃跑了，南京的黎明
“紫石英”号逃跑了
第二十九军渡江之时，陶勇正指挥着第二十三军抵达江南。他们渡江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
关于“紫石英”号被我击伤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前，众说纷纭，究竟真相如何，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作了真实的披露。
那是在4月21日下午，第二十三军的全体指战员们正准备渡江，突然发现江面上行驶着几艘外国军舰挡着他们渡江的路。陶勇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向叶飞报告：“在我第二十三军渡江地段约两公里处，有几艘外国军舰游弋不定，你看怎么办？”
叶飞头脑中立即出现了两天前总前委的告示：林遵指挥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即将举行起义。他想，会不会是起义的军舰呢？于是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着起义的信号旗？”
“没有！”陶勇肯定地告诉叶飞，“他们挂的是外国旗，肯定是洋人，你看是不是打沉它？”
叶飞思索片刻，坚定地说：“谁阻止我们渡江，我们就将他消灭。不过，你还是先通知前沿的观察所，将信号旗升起来，向他们发出警告，请他们自觉地离开，如果不离开，就下令开炮！”
陶勇答了一声，放下电话，向榴炮三团传达了叶飞的命令，榴炮三团遵命执行。可是，江面上的军舰没有丝毫撤走的反应，反而将全舰人员集中到后面，炮口对准了江北的第二十三军阵地。陶勇弄清了阻挡他们渡江的是英国军舰，便及时向叶飞做了汇报。叶飞听说英舰的行动后，怒发冲冠，气愤地说：“这些洋鬼子太猖狂，现在已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代了，竟敢在我领土上横冲直撞！现在我命令，向这些可恶的洋鬼子开炮！”
随着一声令下，榴炮三团的炮口对准了江面上的英舰，发出了愤怒的炮火，顿时英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双方开始了一场炮战，战斗持续近一个小时。英舰“黑天鹅”号拖着浓烟溜走了。另一艘“紫石英”号军舰也被击中30余处，受了重创后，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摇晃着逃跑时撞在江边搁浅了。英军气急败坏，又驶来一艘名叫“伴侣”号的军舰前来援救，却被我炮火击中，身中五发炮弹后，仓皇掉头，全速下驶。
看到洋人军舰被我打得狼狈逃窜，第二十三军的指战员们欢呼跳跃。近百年来，洋人以为中国人从来不敢碰一碰他们军舰一根毫毛。今天，中国人不仅碰了，而且是狠狠地揍了洋鬼子一顿，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中国民众为之拍手，连国民党官兵也暗自高兴。
炮战后，叶飞指挥所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叶飞抓起电话，传来了严厉的训斥声：“你们怎么搞的，怎么同英国人打起来了？是谁开的第一炮？一定要查清楚！”
叶飞一愣，刚刚是因为太气愤，才下令向英舰开炮，一时却忘了政治上的后果。经上级一提醒，他才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打电话给陶勇说：“糟了，刚刚我们炮击英舰，上面打电话来追查了，问是谁开的第一炮。”
“怕什么？”陶勇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是他们挡住我们渡江的路，他们凭什么在我们的长江上胡作非为？”陶勇越讲越生气，提起炮击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他心痛地说，“叶司令，我们一个最好的团长邓若波被英国佬打死了，他可是我们军里文武双全的人才啊，你知道吗？我一共伤亡了252人！”
叶飞听了陶勇的诉说后，沉默片刻，他想到英国人一定会在炮击问题上大做文章，不会善罢甘休的。便对陶勇说，不论谁问起此事，一口咬定是英国人先开的第一炮。俩人订好了“攻守同盟”。果然，上面很快就派来了调查组，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到实地察看，事情越闹越大。
几天后，英国皇家海军发表声明说，他们受到敌对部队的攻击，英舰伤66人，亡42人，其中包括舰长卡格列，而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的军服也被弹片穿了几个洞。
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说，解放军炮击英舰是暴行，要求英政府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报复。4月31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舰暴行发表声明：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藏书网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要求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你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决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及在中国它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叶飞下令炮击英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事情发生后，粟裕命令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和二十三军炮兵第三团政委康矛召，与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及其代表，“紫石英”号军舰舰长克仁斯海军少校交涉。
“紫石英”号事件从1949年4月20日至7月30日共历时102天。在此期间，除4次武装冲突外，还举行了10余次谈判。
在经过多次谈判和发表声明之后，鉴于英方并无谈判的诚意，而我方在此事件中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国际舆论亦对我方有利，因而英方虽然耍赖拖延，我方也不必与之长期纠缠。
194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处理事宜致电总前委和南京市委，指出：“你们估计紫石英号一般的不会偷走，但应准备该舰如采取偷走办法时的对策。我们认为，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走办法，我方军舰及江岸、炮兵应装作不知道是紫石英号，而让其逃去(此点应事先秘密通知有关方面)，不要攻击，然后迅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同时，你们又应防止香港英国军舰可能偷入我长江防线接走紫石英号。……如果紫石英号经过江阴偷走，可不予炮击；如果黑天鹅号试图偷过吴淞或江阴进入内河则必须给以打击，在放第一炮前，可先令其停驶，如不听，则炮击之。”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潜逃，最后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40年后的1989年，康矛召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文章说：
4月20日在长江出现的并不是美国军舰，而英国军舰的到来倒出于我们意料，我们把“紫石英”号击伤搁浅在三江营后，来援的竟又是一艘英舰“伴侣”号。“伴侣”号早就停在南京也是我们的疏忽。重创两英舰后，国民党又于当晚宣布国共和谈破裂，芜湖以西的几路解放军开始利用黑夜，偷渡并取得成功。镇江以东的几路解放军则在21日击退了英国远东舰队“伦敦”号诸舰后，才发动渡江的总攻。当时，千帆掩霞，万桨拨浪，炮击南岸，尘烟蔽空，船如潮涌，残敌胆丧。江防顷刻突破，开始追奔逐北。这伟大的胜利鼓舞着解放军将士连续战斗的热情和壮志。相比之下，我们同英国军舰的小规模的战斗更显得微不足道了。直到4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外电最早的报道和评论，向解放军通报了“炮击英舰的新闻已经震动了世界”，才激起我们的重视和欢腾。
世界舆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报道基本上是客观而公正的。这反映了世界人民对正在争取独立解放、并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英国的评论虽有褒贬之别，但也批评了炮舰政策及其在历史上对中英关系的破坏，英国的进步人士和学者也把“扬子江事件”看做英国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
叶飞差点被俘
在渡江战役中，叶飞还经历了另一个惊心动魄的事。
说的是渡江战役前，陈毅、粟裕叫叶飞随第一梯队过江，指挥先头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叶飞打仗总是靠前指挥，那天上船后，他随第二十八军过了江，上了岸回头一瞥，却发现自己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忘了带电台。没有电台就无法与第二十八军军部联系。他们来到一个小村边时，天已快亮了。叶飞和韦国清便坐在村子边的小路旁休息，先让黄云参谋进村与第二十八军联络。黄云进村后，不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村里住满了国民党军。黄云一进村，就被三四个背着机枪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了，只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对方没看清黄云的身份，以为他是自己人，便开口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村外坐着的是什么人？”
黄云虽然冷汗直冒，可是表面上却无丝毫的慌乱，急中生智回答说：“那是我们的师长，他烟瘾上来了，没有火柴点火，我是来找火柴的。老兄，你能不能送一盒给我？”
听说那是个师长，哨兵不再打探，便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讨好地说：“我这里有，我去送吧，正好见见师长长得什么样。”
黄云心想，我想抓你当舌头都怕惊动这些国民党兵，现在你自己送上门，这不是求之不得嘛，于是，点点头说：“行啊，师长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黄云把哨兵带到叶飞面前，向叶飞使了个眼色，然后一个猛转身，右腿一扫，哨兵跌了个啃呢地，还没回过神，就被黄云按住，嘴巴被堵上了，喊也喊不出来。经审问，才知道第二十八军没经过这个村，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
黄云想想都后怕，对叶飞说：“叶司令，好险啊，我们差一点成为人家的俘虏了！”
“是啊，”叶飞笑着说，“如果共产党的兵团司令和兵团政委送上门，成了人家的俘虏，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嘛。”
说笑后，他们继续寻找二十八军，一直跑到常熟才找到。这时，二十九军已占领了无锡、苏州，二十军占领了丹阳，二十六军占领了天王寺、上沛，二十三军占领了湖州，正向杭州靠近，三十一军也到了常州，三十四军占领了镇江。由于东集团和中集团过江后，采取了两翼包抄，南京成了口袋。南京敌人不战而逃，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舰艇30艘，在南京的笆斗山江面上举行起义。另有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和投诚。
南京的黎明
战火亲历
攻占南京，是东路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重要环节，也是渡江战役的重要环节。主要任务由三野八兵团35军完成。我当时任该军103师侦察科长。敌人对南京的防御分为内外两层。外围即是地处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南京国防部把“三浦”地区作为护卫南京的大门，命令其精锐部队28军死守，以“确保首都安全”。显然，要克南京必先克“三浦”。战役发起之前，我35军已逼近“三浦”之敌。师侦察连完成了对江浦敌情的侦察任务。有几名侦察员踩上敌人地雷牺牲了。
4月20日晚8点，103师对江浦之敌、104师对浦镇之敌发起攻击。侦察连在江浦西南约10里的地方埋伏，堵截逃敌，防止对岸敌人过江增援。经一夜血战，我师伤亡400余人，21日晨攻克江浦。侦察连同志押着百余名俘虏刚进县城，师参谋长林毅同志命令我们，立即向浦口搜索前进，伺机占领浦口码头，找好船只，准备过江。这时我才知道，中路突击集团已经强渡长江成功，胜利突破敌人江南防线。南京守敌害怕被围歼，可能要跑。我们啃着干粮，昼夜兼程，尾追着仓皇逃跑的敌人，于22日拂晓到达浦口码头。隐隐约约看见，敌人28军最后一船逃敌刚刚离岸。“打”随着一声令下，侦察员们立即向敌船猛烈射击，有不少敌人中弹。敌人也从船上向我们射击。敌人的炮艇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开枪开炮，火力很猛。我们眼睁睁看着敌人逃到对岸去了。又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十艘轮船被他们放火烧掉。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由于附近没有船，便派出三个小组去远处找船。
大约下午3点，终于找到一只能坐5人的小舢板。经向林参谋长请示，派5名精干侦察员，乘坐舢板到对岸去找船。他们在我方炮火掩护下，顺利登上对岸，并得到下关电厂工人大力支持。天近黄昏时，工人们把一艘藏在河汊里的运煤小火轮开了过来。各师都去抢这艘船，军部指示让104师先过，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对林参谋长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5个侦察员在江那边了。他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江边情况，便于接应部队过江。我们先过，可以尽快展开侦察工作，对战斗有利。林参谋长认为这条理由很充分，果断决定再次向军里请示。他直接打电话向军政委何克希同志请示。何政委考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明确指示，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把船交给104师。我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在岸边几千双羡慕目光注视下，我率师侦察连60余名勇士，登上了解放南京第一船，大约于晚8点多，抵达下关码头，踏上了这座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20多年城市的土地。
我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作落脚点。派好岗哨，我去向下关电厂的工人表示谢意。“解放军已经到达下关”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约晚上9点多钟，南京地下党派来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和我们联系。我看他带来一辆卡车，决定乘车进城侦察敌情，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和他坐在驾驶楼里，一个排的侦察员坐在车厢里。进了挹江门，卡车在昏弱的街灯下沿中山北路缓缓向前行驶。突然，地下党同志神色紧张地拍了我一下，指着前边一个院子耳语道：“国民党司法院。”我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院子外边停着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往车上装东西。我立即跳下车，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手势，他们立即敏捷地跳下车，跟着我悄悄向敌人包围过去。黑暗中突然有..人问：“干什么的？”我大声答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快投降！”敌人开火了，我们立即还击，并逐渐逼近汽车。敌人伤了好几个，连忙叫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过去一看车上装的是炮弹。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丢到我们车上，命令他们留在原地，等待后面部队来收容。我们继续前进。
大约晚上10点多，我们到达新街口。地下党同志告诉我这里就是市中心。我一看，这里人多了一些。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兵游勇还有伤兵难民，匆忙向中山门方向奔逃。我想，虽然国民党大部队已经跑了，可能还有小股残敌，于是带侦察员们搜索前进。刚到路口南边，从中山东路开来一辆军用吉普。侦察员令其停车，它却加大油门跑了。侦察员们朝着逃跑的汽车开了几枪，引起.周围一阵惊慌。也不知从哪里射来几发子弹，带着尖利叫声打在我们身边。我一看周围全是水泥地面，没法修工事。我们不足20人，万一遭到残敌偷袭就十分危险。我要地下党同志赶快找一幢大楼作依托。他连连敲了几家大门都没有敲开。最后在旁边一条街上，经地下党同志再三说明情况，才敲开一家电力公司大楼的大门。我们立即闪了进去，侦察员在大门两边埋伏下来，严密监视外面的情况。10多分钟后，我看街上已无异常情况，立即开车往回走。
到了林森路向南拐弯的地方，又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五个穿便衣带武器的人。凭着多年侦察工作的经验，我断定他们有问题，我跨在车门边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下车的手势，然后命令对方停车。对方也气势汹汹要我们停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反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解放军，他们也说他们是解放军。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也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们是华东野战军，他说他们是“华东挺进纵队”。我一听忍不住冷笑了一下，此时进入南京的除了35军的部队，哪有什么“挺进纵队”！一听这番号就肯定是假的。我厉声道：“少口罗嗦，投降吧！”他们坐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开了枪。侦察员们一阵射击，“挺进纵队”都倒下了，一死两伤，司机也受了伤。他们这才老实招供，是留下来搞破坏的特务。
这是我们侦察队进入南京与敌第二次交火，拿侦察员们话说，“小菜两碟”。
大约晚上11点，我们在挹江门碰上了104师的先头部队，约有个把连的样子。我简单向他们介绍了城里情况，立即返回下关准备迎接我师部队。
23日早上约7点，南京维持治安委员会的同志，带来两辆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吉普，要我们立即上车，去山西路处理一座“即将被敌特引爆的弹药库”。我赶去一查，并非弹药库而是军需库。往回返途经美国大使馆附近时，车上的使馆工作人员停下车邀请我们进去坐坐，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想见见我，和我谈谈。我按战前学习的有关规定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中国的侨民。”他生气了，说：“那就请你们下车！我们要回去吃早饭。”我觉得这样下车丢了面子。于是严肃地说：“我们也没吃早饭。你们是维持治安委员会派来协助我们执行任务的，从哪里把我们接来，就应该把我们送回哪里去。否则出了问题，你们要承担责任。”美国人摇摇头，只得继续开车送我们回下关。
就在往回返的路上，我看见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城。他们迈着整齐步伐从街上列队走过。南京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他们不断高呼着欢庆南京解放的口号。这时的时间是1949年4月23日9点多。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早晨，从明孝陵机场匆匆乘飞机飞往桂林，逃之夭夭。国民党一时间群龙无首，军警逃光了，机关走净了，路旁的墙上、电线杆上、门板上，到处涂满了留言启事：王团长今到杭州，吾妻王美娟上海找我；三大队到宜兴集合……真是兵荒马乱，不一而足。
4月23日，对南京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粟裕考虑到南京是敌人重点守备的地区，为了减少伤亡，确保一举拿下南京，在作战步骤上，首先由第35军和第34军钳制江北三涌，保证渡江兄弟部队第一梯队的突击成功。当第一梯队渡江突击成功以后，第34军在仪征一带继续佯攻，分散、吸引南京守敌的注意力，第35军则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动进攻。
敌人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内外两层。外围浦口、江浦、浦镇是个三角地区。南京国防部把这个地区当做拱卫南京的大门。这里的阵地完全由据点构成。阵地前面挖有装满水的外壕，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末期的精锐部队。
敌人对南京城防的部署，花了很大的代价。卫戍副总司令陈浠兼任主任，具体负责城防工事的构筑。城防工事结构，以城垣工事为核心，之外修筑一道钢筋水泥工事，然后再修筑若干野战工事，形成三道前后相互支援的防御配系。这三道封锁线从东北面的紫金山起，围绕着南京的东、南、西三面延伸，北面有长江天险，从四面把整个南京保卫起来。
进攻发起后，我第35军最先夺取的是江浦镇。江浦是敌人的外围阵地，四周有高约七米、宽约三米的城墙，城墙上密布着明暗火力点。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3师占领了江浦镇，歼敌2000余人。占领浦镇是夺取三浦中的艰苦一战。守敌第28军80师是嫡系。为了有把握地消灭这支精锐部队，我第35军104师担任主攻，已夺取江浦的103师迅速东进，向敌人左侧进攻，威胁敌人侧背，协同消灭敌人这支部队。
4月21日我军向浦镇逼进。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拼命用火力封锁，江南岸和军舰上的大炮，一齐向我军轰击。
我军冒着密集炮火穿插前进，包围了浦镇。敌人进行疯狂反扑，坦克、装甲车一起向我军冲击。我主力部队和敌人在浦镇以北的山地及敌人主阵地之间，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我军夺取了平顶山、大顶山和二顶山等制高点和其他全部重要阵地。22日清晨，敌人害怕被我军全部消灭，残敌慌忙向浦口方向逃跑。
我军夺取浦镇后，兵不解甲，马不卸鞍，不停地向浦口追击。22日下午和晚上，敌人慌乱地向江南撤逃。一个美国人记下了这一天
1949年4月23日清晨，我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
急忙穿上衣服，驾车朝着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
国民党部队已弃城而去，受命护城的第26兵团根本就没露面。
暴民开始洗劫国民党官员豪宅，李宗仁、何应钦、市长邓杰住宅也没幸免。邓市长在企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三亿金元券逃跑时被司机和卫兵打断了双腿。第二天，金元券贬至150万兑一美元。邓杰侵吞的公款仅值200美元。
抢劫者大多是穷人。各种家什被一趟趟农车和兴奋的人们肩扛背驮给弄走了。一位笑眯眯的士兵枪也不要了，一手拿一盏台灯小心翼翼往外走。一位老妇手拿四块精致的刺绣坐垫，颤悠悠地迈着小脚，喜不自禁。
我来到城外明孝陵机场，这是内部机场，几十架运输机正忙着上货。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飞机，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立法院委员们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有的头戴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我们会回来的。”一位议员对我说，但口气并不坚定。有几架飞机是专为高级军官和官员家眷以及他们财产准备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挤上去，还有人试图行贿；士兵们向他们挥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李宗仁和何应钦约在上午9点离开国防部大楼。动身前，代理外交部长叶乔治(即叶公超)打电话给法国大使兼外交使团首席使节杰奎斯·迈利尔，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马上就要撤走，希望各国外交使节随同前往广州。迈利尔回复，大使们都想留在南京，但苏联大使除外，他早已去了广州。西方各国正在观望，看时局将怎样发展，以便将来有机会通过他们驻南京大使与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
我和法新社中文助理比尔·关去找治安委员会负责人马将军。当我们驶过中山路时，突然被一排八个士兵拦住，枪口直冲着我们。他们是南京江防前线最后八个哨兵，天黑后才离开哨位，要搭车。车开到孙逸仙环形交叉路口时，关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左拐了。士兵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关问他们去哪儿，那领头儿的说：“南门外。”我们目送着国民党驻南京最后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们在开罗饭店一间卧房找到了马。4月22日午夜，身为前国民党陆军师长的马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电话叫醒。张告诉他，卫戍部队马上要撤离，请他在过渡期间全权负责。此时，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将堆放在明孝陵机场的油料和炸弹运走，他们估计天亮时国民党轰炸机会再来空袭。下午7点，我和关曾去过的军用机场已在爆炸声中飞上天。马说他已与共产党联系，告知他们随时准备投降。共产党部队预计在黎明时分进城。
离开开罗饭店，我和关直奔中央电报局发稿。走出电报大楼，我们发现中山路一带火光冲天。庄严的立法院黄色大楼着火了。我驱车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门开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我们正沿着主干道行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从大路两旁梧桐树下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士兵，端着枪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过来。“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名士兵拿电筒照着我们。关回答说：“我是法国新闻通讯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美国人！美国人！”那位士兵惊呼，并用电筒照我的脸，仔细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陈毅部队开进南京城先遣队的尖兵。
我们被带到一位共产党指挥员跟前。他正在冲士兵们喊叫，催他们快速向市区进发。这并不是按计划要在上午进城的大队人马，而是因市内大火，强行军从西北门入城的先头部队。指挥员匆匆问了几个问题，便命我们回到车里掉头开回市区。领路的是一辆民用吉普车，车上坐着六个人，有的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员会成员。我们加大油门，向电报大楼奔去。
在电报局楼里，我和关掷币决定谁先发稿。他赢了。他发了一封三个字快电——Redstake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紧随其后，我发出了66字电讯稿。不想，电文刚发完，共产党军队就切断了南京和上海间的通信。关的三字快电很快便摆到巴黎法新社办公桌上，可编辑们翘首以待的详细内容却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启动无线电传输后才发出。这使关与南京失陷的头条新闻失之交臂。我的电文倒立即通过美联社电信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当太阳照耀在紫金山时，共产党已经完全占领南京。
黎明时分，我赶到南京城西北门。共产党大队人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准备入城。他们沿人行道整齐地坐在背包上，步枪斜靠在肩，一会儿聆听政治委员讲话，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围观人群好奇地看着他们。附近居民端来热水热茶，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掉队士兵从旁边路过时，却没人理睬。
大学生们涌上街头，有些还在大卡车上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然而，士兵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静静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共产党部队井然有序，人人称道，然而发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却使整个事件略显美中不足。早上6点，12个农村长大的士兵到处转悠看风景时，碰巧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要门房打开铁门，其中几个稀里糊涂闯进大使的卧室，把72岁的大使惊醒了。“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大使大声喝问。带着枪的几个士兵边嘀咕边退出房门，一会儿又和另外一些人回来，其中一位解释道，他们只是随便转转，没有恶意。使馆专员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泾波到来后。他们便离开大使卧室。出门时，一位士兵回过头来对傅说：“这儿的一切很快就会属于我们。”
使馆将此事向华盛顿汇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武官索尔准将向共产党军事当局抗议。但索尔却找不到人来接受抗议书。
惟一仍在出版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上满载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多是两天前还在为“中央通讯社”工作。
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被任命为市长。自4月28日起，台湾起飞的国民党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一次，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共产党只有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
5月，南京的文化生活没有太大变化。学生以极大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他们组成演讲队到全市宣传讲解“新民主”，在大街上高唱共产主义歌曲，扭秧歌，一对一对地在手臂搭成的“拱桥”下钻进钻出。士兵则教学生们跳革命舞。23日上午，我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下午，第三十五军在浦口车站开会，研究迅速渡江，抢占南京的作战方案。为了克服缺乏船只困难，军党委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找船。于是，各个战斗部队，一面派人在江北找船；一面派侦察人员到南岸敌人手里夺船。23日晚7时，三十五军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找来了两只小船，军部命令先由18名侦察兵分乘两艘小船，从浦口出发，越过四里宽的滔滔江面，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到达南京下关登岸。这时，敌人早就卷着金银细软逃得无影无踪。下关发电厂的工人们听到解放军进南京的消息后，派六名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小火轮，将35军从江北运到了南京城。半夜时分，35军大队人马以整齐的队列，迈着坚定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挹江门开进了南京市区。104师控制了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103师占领了清凉山、水佐岗、五台山等制高点，105师从下关沿中山北路到鼓楼、新街口。104师312团的指战员们如潮水般涌向总统府大门，冲开红漆大门，高声呐喊着，冲进了总统府内，对前后大殿、各条通道、各办公室进行搜索后，登上门楼，扯下了门楼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将鲜红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解放了！总统府上空，欢呼声如春雷滚动。
第35军是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合编而成的，他们占领总统府，对蒋介石是个绝妙的讽刺。
4月27日晚8时，陈毅、邓小平带着总前委机关成员王德、庄杰等，从合肥坐着吉普车赶到中山码头。这时，码头找不到车，侦察参谋李伏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匆匆将陈毅、邓小平送到了总统府。当陈毅、邓小平来到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翻在4月X日。当晚，他俩在总统府的西花园留宿，第二天移居中山北路萨家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从此定南京为首都。抗战期间，国民党曾迁都武汉和重庆达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又迂回南京。南京作为国民党首都前后有14年，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标志着蒋家王朝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陈毅拿起电话，给北平的新华社范长江打电话，他自豪而又兴奋地告诉范长江：“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正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
南京解放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欣喜万分，浮想联翩。30年前，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了勤工俭学。1919年4月，毛泽东送蔡和森、萧子升到上海，去法国留学。他俩走后，毛泽东经南京浦口转车时，游览了南京。他坐在高高的古城墙上，尽情地欣赏南京的大好景致，石头城给他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美好印象。
194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号外发表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的消息，毛泽东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历史的篇章：《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遭是沧桑。
4月29日晚9时，刘伯承风尘仆仆从安徽赶到南京总统府，陈毅听说刘伯承到了，从萨家湾赶到长江路上的总统府。两位老战友相见，相互问候，相互拥抱。他俩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不由心潮起伏，感慨万分，说不尽的喜悦荡漾在他俩那历经战风霜的脸上，阵阵欢声笑语从他们口中飞出
5月1日，“南京长江路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军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作了即席讲话，他说：“同志们，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来到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南京，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三位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与会的同志们亲眼目睹了仰慕已久的三位领导人那和蔼可亲的形象，激动得泪水挡住视线，喊哑了嗓门，拍痛了双手。会场上高潮迭起，他们感到从末有过的痛快。
附件：解放南京时哪支部队占领总统府
1948年9月，吴化文率领国民党整编84师之155旅、161旅及96军独立旅等共约两万余人，在济南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及步兵第103师、第104师、第105师。吴化文任35军军长。
1949年1月中旬，35军与鲁中南纵队合编。4月，35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其任务是攻占浦口、浦镇、江浦，钳制南京，掩护东路大军渡江作战，并趁机攻占南京。
4月21日，103师全歼江浦之敌，104师扫清浦镇敌前沿阵地。24日，104师312团特务连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105师从浦口渡江后直插南京中心，315团进入总统府，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鲜艳的红旗。至此。35军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附录一：解放南京大事记
（1948年11月——1950年4月）
1948年
1948年11月6日至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两野战军，联合发动了淮海战役，全歼敌军555，000余人，此后，长江以北的残敌纷纷溃逃，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进至长江北岸。
11月10日国民党首都卫戍总部宣布全市临时戒严，每夜11时至翌日6时禁止通行。
11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
11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建立警察工作委员会，先后从外系统抽调了37名中共党员加强警委工作。
小学教师罢课、市电信局职工怠工，要求“发给活命资金”，增加米贴，迫使国民党当局给教师每人发放100元贷金，并答应部分改善电信局职工待遇。
12月初至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野战军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歼敌521，000余人，解放了北平、天津等城市。
12月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召集党、政、军各机关要员，讨论加强治安秩序等问题。
南京下关火车站300名铁路工人不愿搬迁，要求发放2，000元遣散费举行罢工，南北火车中断3小时，国民党当局答应每人发1，000元遣散费，罢工方告结束。
12月9日国民党陆军训练司令部在本市成立知识青年招训处，招考送台湾训练的知识青年。
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要求各战略区都组织接管大城市的专门班子，以便依次执行接管任务。同时，还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
12月15日首都电厂和首都，江南两汽车公司的员工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要求资方发给眷属疏散费、寒衣费及年终奖金。
12月16日晚，在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反系统的领导下，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5人，驾驶B24重型轰炸机起义，投奔解放区。
12月17日根据中央军委电示，邓小平主持召开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提出了渡江作战计划，并由刘伯承、陈毅同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
12月19日南京永利厂在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发动和厂长李承干(秘密党员)的支持下，成立了护厂应变组织“同人互助会”。
12月首都被服厂工人拒绝搬迁，并将主要机器零件拆下来，同时要求发放遣散费，经过3天3夜的斗争，厂方同意不愿随迁的正式工每人发遣散费3，000元，临时工发500元。
1949年
1月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宣告我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月7日国民党当局对南京学生进行了第三次大逮捕，共逮捕中大、金大、药专、边疆学校学生13人。
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发表了著名的时局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建议的虚伪，提出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
1月17日蒋介石检阅国民党军、警，宪及近郊驻军约10万人，要求“坚定意志，拱卫首都”。
1月19至20日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忙于撤退，大肆裁减中下级公务人员。被裁公务人员2，000余人先后到行政院请愿，要求政府发给返乡旅费和6个月的薪水。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以我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
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土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
1月25日国民党政府为鼓舞土气，在八卦洲举行海、陆、空防守江防大演习，代总统李宗仁亲临检阅。
国民党南京市参议会举行第十次临时大会，讨论和平改革方案并电请毛泽东下令停战言和，成立和平机构共商事宜。
邮电职工包围国民党电讯总局局长陈树人和邮政总局局长沈养义，要求发给每个职工5万元应变费，经过一天斗争，局方同意每人先发3万元.，其余2万元由工会派代表去上海找总局交涉。
1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决定建立店员工作委员会，并在中央商场和永安商场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场护店”工作。同时，积极筹组工人武装，为配合解放军渡江做好准备。
2月3日中央大学成立全校性的“应变会”，开展应变护校工作。
2月4日邓小平、陈毅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拟于3月向南进军。
2月5日国民党行政院迁至广州办公。
2月6日“国民党革新委员会”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策划以起义的国民党宪兵、警察为骨干的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因事泄被捕。5月9日孟土衡、吴士文、萧俭魁在上海被枪决。
2月上旬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完成整编。中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华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
2月11日中央军委就邓小平，陈毅2月4日的建议通知总前委：同意部队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并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2月20日第三野战军向所属各部发布“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
2月25日军委电示二野、三野：3月中旬或下旬，应准备占领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以配合党中央和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的谈判。
经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反，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举行起义，投奔解放区。
3月1日三野向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准备攻取浦口、炮击南京的部署：决定从八兵团之二十六军、三十四军及所属之三十五军，配属榴野炮两个团执行此任务。
3月3日军委电示三野和总前委：“准备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之目的，是为了促成有利于 4eba." >人民之谈判。此项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大约在3月下旬。故你们攻击浦口之时间，大约在3月20日以后谈判正在进行之时。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淡判不顺利，须加以压力才能解决，则应于那时攻浦口。”
3月5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3月8日1月7日成立的以孙科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内阁总辞职。
3月初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员白沙捞带《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等重要情报资料，辗转到达合肥总前委渡江司令部，分别向舒同和宋任穷等汇报敌情和南京工作情况。
3月17日军委通知二野和三野：攻占浦口、浦镇的时机应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的那一天，或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后一天而不要过早。至于攻占浦口，浦镇之后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情况如何才能决定。因为浦口、浦镇一被占领，南京政府大部人员势必跑散，不利于签订有利于人民之协定，不利于我军和平地接收南京政府，因此，攻占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
3月24日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反系统的策动和农工民主党邓吴明的影响下，国民党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
2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工作。
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
华东局发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10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6，000余人举行大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游行结束后，回校学生遭到顶伏的国民党暴.9９lｉｂ.徒的围殴和毒打，被打死和被打重伤致死3人，酿成震惊全国的“四·一”惨案。
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4月1日呈报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之目的。并决定于4月15日18时，全线渡江作战，分东、中、西三路进行。
4月初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工委领导下，以三轮车工人为主，分区组织了人民武装纠察队，后更名为南京人民民主保卫队。
4月11日军委电令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并告：“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又说：“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4月14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两野战军：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准备于4月20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两点以外，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而在4月20日之前，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4月17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两野战军，谈判至15日已告一段落，16日至20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的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据点全部攻占，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再改变。
4月19日全市小学教师600余人集会，决定如国民党不发应变粮就总请假3天。4月20日起，全币小学总罢教，各区小学教师应变会发动教师护校。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我党和平方案。从子夜起，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江面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同时，三野八兵团三十五军进攻江浦、浦镇、浦口，21日清晨攻克江浦，22日深夜占领浦口。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粟裕、张际春判断敌情，即令东、中两集团军迅速东西对进，截断京杭公路，截歼南京地区逃敌。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物，并嘱该军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和驻守军警纷纷南逃。负责南京大校场机场通讯联络的431电台代理台长罗贤朴，策动台内30余名工作人员起义，保护机场留下的大批军用物资和4架飞机。
4月23日国民党守军溃逃，南京一时处于真空。在中共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市的工人、店员、学生和起义的警察等，积极保护工厂、商场(店)、公共设施和物资等，维护社会治安；电信局、水厂、电厂的多数职工坚守岗位，保证市区供水，供电和通讯不断。傍晚开始，在电厂、铁路轮渡工人的协助下，人民解放军抢渡长江至南京。
南京市治安维持会成立，于29日结束。
4月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大部队进入南京城。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王明远、朱启銮等前往三十五军军部，与该军领导见面。
4月26日总前委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会见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正、副书记陈修良，刘峰。
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市军管会颁发布告，规定自即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为一切计算及清算本位，限期禁用金圆券。
5月1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和南京地下党干部3，000余人举行会师大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为常委。
市军管会开始接管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和官僚资本企业。
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正式营业。
南京市贸易总公司成立，并开始出售米面。
5月4日市内外交通恢复，火车、汽车、轮船全部运行。
5月5日市委书记刘伯承发出《关于南京目前工作概况向党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就我市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和当前迫切的外交、金融问题提出了建议。
5月9日刘伯承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施政报告，阐明人民政府的性质和任务，号召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团结合作，共同建设好人民的新南京。
中华全国总工会南京办事处成立，开始办公。
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
5月11日市军管会颁发保护中山陵园的布告。
5月13日市委、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工人座谈会。
5月15日市委、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
5月16日市委、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文化科学界人士座谈会。
市军管会批准我市37家私营银行、钱庄暂行复业。
市人民银行自今日起开始收兑金银外币。
5月17日市委、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工商界代表座谈会，阐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市军管会颁发布告，禁止银元买卖。
浦蚌段恢复通车。
5月22日市人民银行公布银元交易所交易员申请登记办法，暂准首都商场、大鸿楼等4地点为指定银元交易所。
5月23日南京市散兵处理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处理流散本市的国民党官兵。
5月25日市人民银行为迅速恢复生产、繁荣经济，首先发放国营企业贷款。
5月27日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28日沪宁线全线通车。
6月1日南京市人民法院成立，开始受理案件。
市军管会设立“南京市失业公教人员知识分子登记处”，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和学习问题。
6月2日我市各区人民政府成立。
市军管会下令解散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动党团及反动特务组织。
6月3日市工商局邀请工商界人士座淡，听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意见。
6月4日市军管会、市教育局邀请高校教授座谈高等教育问题。
市财政局向工商界代表阐述税收政策。
招商局南京分局接管完竣，并于今日举行复航典礼，“郑和”、“江汉”两轮分别开往上海、九江。
6月5日在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停业近3个月之久的江南汽车公司于今日复业。
6月6日市劳动局开始登记失业工人，以便统筹安插办法。
6月8日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6月10日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颁布工资薪金办法，对广大职工和留用公教人员按原职原薪定出薪金标准，以保障其生活。
6月11日市人民政府布告禁止银元流通、使用，并公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
6月12日市人民政府宣布停止银元交易所活动。同时，市人民银行增设银元兑换处。
6月13日市人民银行正式宣布，今日起严禁私自买卖金银。
6月14日为平稳物价，保障广大职工生活，市贸易总公司今起在我市普遍供售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在市人民政府的扶助下，南京永利厂复工。
市人民政府公布被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员工回籍生产就业的救助办法。
6月15日南京市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6月16日市军管会财经委员会贷款，扶持已被接管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企业。
6月17日我市电照厂等9大工厂接收后迅速复工。
中共南京市委各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6月22日截止今日，我市私营工厂已有600余家复工，产量逐步增加，销路日广。
6月24日市人民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解散各地保甲组织。
6月25日我市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宋任穷任田长。
6月27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南京市工作委员会成立。
为防止浦口、下关等地江汛，市水利委员会成立南京市区夏防委员会。
我市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教授、科学工作者等纷纷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一天内报名达300余人。
6月28日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防空处，统一组织指挥全市防空事宜。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以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7月1日津浦铁路全线通车。
7月4日市合作总社筹备处成立。
7月5日我市2，000民工冒雨加高培厚浦口、下关沿江堤岸。
7月5日为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驻南京解放军举行盛大阅兵式。7日，全市30万军民举行盛大游行。
7月10日今天是参加西南服务团报名的最后1天，截止晚6时，报名的学生已达2，000余人。
7月12日市税务局邀请市商会委员座谈，商讨营业税开征办法。与会者一致拥护“确定任务、自报公议、按行按户负担、限期交纳”的办法。
7月13日自6月27日至7月12日以来，市夏防委员会共动员军民370，00余人和大量物资，安全渡过了今长江8 87米的最高水位，保障了市内和郊区大多数居民与农田的安全。
7月14日市工商局召开2，000余名工商业者大会，动员贯彻执行工商政策和阐明工商业营业登记意义。
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进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动员。
7月16日我市公私营企业积极响应刘伯承市长的号召，粉碎美蒋“经济封锁”，开展自力更生、节约材料和准备自制原料的运动。
7月18日前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开工生产。
7月19日市政府邀请在宁经济专家，研讨城乡生产，需求、原料等问题。
国民党飞机两架在下关、中华门外等地投弹多枚，炸死2人，炸伤22人。
7月20日市工商局颁布工商业营业登记办法。
7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厉行精简节约》的社论。
7月25日台风侵袭我市，下关、浦口部分江堤溃决，军民冒风雨抢堵。
7月26日市防汛指挥部成立。
市财政局组织农村工作队到市郊农村调查，为查实田亩，实行合理负担做准备。
7月27日市警备司令部通告，今起全市解除戒严。
市防灾抢险委员会成立。
7月31日蒋P51飞机两架骚扰我市，投炸弹2枚，炸伤18人，炸毁房屋4间。
7月下旬台风入境，南京长江水位上涨到9 17米，为20年来未有过的高度，部分江堤、河堤溃决，被洪水淹没田地8万余亩，倒塌房屋1万多间，受灾群众4万多人。市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军民抢险救灾，克服困难。
8月2日市委召开精简节约动员大会。3日，市整编节约工作委员会成立。
8月4日上午7时、9时及12时，蒋机数架窜扰我市，在下关附近投弹2枚，炸死3人、伤1人，下关电厂受到轻微损坏。
8月13日新南京建设研究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有30余名专家、教授参加，讨论建设新南京大计。
8月19日市城乡经济调查委员会组织我市部分高校的教授、专家、研究人员和学生110余人到郊县，调查工业与农业如何结合问题。
8月22日市整编节约委员会召开我市公营企业负责人会议，阐述公营企业整编原则。全市整编工作中心开始转至各公营企业部门。
8月26日我市惟一的一家火柴厂——私营首都火柴厂在人民政府工商政策的鼓舞下，今日正式复工。
8月30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办事处成立。
9月5至9日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提出了建设新南京的方针与当前的任务。
9月7日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另有任用，由粟裕、唐亮任该会副主任。
9月17日市委召开全市党支部书记和部队排以上党员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忠诚与老实”的重要报告，要求共产党员克服个人主义，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由粟裕、唐亮、江渭清、陈修良、柯庆施等5同志组成。粟裕任书记，唐亮任第一副书记，江渭清任第二副书记。
9月20日市疏散人口委员会成立。
9月2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9月25日全市各界人民欢送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
9月26日市生产研究委员会成立，柯庆施任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研究恢复与发展生产，以建设新南京。
9月30日全市百万人民冒雨举行游行和各种活动，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日，我市50万军民隆重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4日市治安委员会成立。
10月9日市公安局破获3起特务案件，首犯卜贤武、管森保、荆有麟落入法网。
10月15日市郊各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0月17日华东军区、三野及南京各界与二野联合举行欢送二野进军西南联欢会。
10月20日中共南京市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整顿组织，为贯彻执行中共华东局提出的六大任务而努力。
下午，市各机关、部队，团体及学生、市民等列队10余里，夹道热烈欢送二野进军西南。
市税务局修正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
11月1日市军管会调整，粟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
11月10日我市私营钱业所联合筹组的银团正式成立，有17家银行和19家钱庄参加。该组织宗旨是为引导资金走向生产、办理工矿事业放款。
11月12日市委、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及各界代表500余人，前往中山陵谒陵，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
11月17日南京市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1月18至21日我市召开治安工作会议，以加强冬防治安保卫工作。会议确定目前治安工作仍以镇压与清查匪特为中心。
11月25日市军管会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市工商局长陆慕云就目前物价问题发表谈活，警告投机分子若仍执迷不悟，哄抬物价，必予断然打击。
11月26日市公安局颁布《禁上烟毒暂行办法》。
11月30日经劳资双方民主协商，我市第一个集体合同——市碾砻业集体合同在市政府礼堂举行批准仪式。之后，全市各行各业都先后签定了集体合同。
12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正式开业。
12月2日市人民法院对进行非法金融业务，倒贩申票，搅乱金融市场的一批地下钱庄案进行宣判，对有关人犯分别处以徒刑，并科以罚金。
12月6日中午12时，蒋B25飞机两架骚扰我市，滥施轰炸，炸死市民25人、伤20人(其中英侨2人)，毁坏房屋50余间。
12月8至12日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讨论了加强治安、处理难民、生产节约、防备春荒等问题，并作出了修建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决议。
1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到达南京。
12月15日市委所属各党支部先后公开，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12月17日市工商局正式公布《粮食市场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绝对禁止粮食场外交易，开辟中华门、下关两粮食市场。
12月23日市招商局240余名职工自动献出年终双薪，并向全市职工提出挑战书。
12月25日市处理难民委员会颁布互助互济处理难民的具体办法。
1950年
1月6日市处理难民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从明日起对难民进行急赈。副市长柯庆施在会上指出，处理难民要继续贯彻疏散、组织生产、紧急救济三结合的方针。
1月9日华东军区及三野驻宁各部队，普遍开展1两米、1，000元、1件物救济难民运动。
1月10日市政、军工、五金、工厂等4大工会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
1月14～18日南京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南京市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南京市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1月16日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
1月20日市修堤委员会成立。
1月22日我市最大的私营工厂——永利厂成立总工会。
1月27日政务院华东工作团接收工作顺利结束，并决定设立政务院驻宁办事处。
1月28日为防范水患，保障生产，市郊修堤工作全面动工，21，000余军民参加。
2月3日市工商局邀请私营工厂代表座谈，阐述政府贷款方针：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大力支持，利用贷款投机操纵者予以惩处。
2月7日市各企业部门举行座谈会，研究经济核算与民主管理问题。
2月11日市委号召全市各机关、部队开展节约1餐饭活动，救济灾民。
2月1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分部筹委会成立。
2月14日我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园筹委会成立，刘述周任主任委员，汤廷宝、朱启銮任副主任委员。
2月19日蒋机3架轰炸我市，炸死14人，伤40余人。
2月22日经市政府批准，市江南汽车公司实行公私合营。
2月23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
2月28日蒋B24飞机3架在下关投弹19枚，炸死39人，伤92人。
我市各区成立防护大队，积极开展反轰炸运动。
3月3日政务院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国家集中使用。
3月10～12日市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南京市总工会。
3月20日南京市贸易金库成立。
3月21日中国粮食、花纱布、土产、百货4个专业公司南京分公司成立。
3月24日市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冻结部门现有物资的通知。
3月31日中共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
市公安局破获“中国青年反共同盟”和“苏浙皖人民反共军”两个特务组织。
4月4日我市各单位代表前往雨花台扫墓。
4月6日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正式成立。
4月7日市委邀请在宁的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加强与民主人士及非党群众组织团结合作问题。
4月11日市委发出关于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
4月12～16日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为保证彻底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4月24日我市各界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南京解放周年。
附录二：古城史话
一、秦淮河畔的古城
在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公元前770～公元220年)，南京地区陆续出现了几座规模不大的城池，但却是今日南京城的前身。它们主要分布在秦淮河流域。
出中华门，走过“外秦淮”上的长干桥，在今日雨花路西侧的高地上，原有一座南京地区最古老的城池——“越城”。这就是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于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我们一般所说南京城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座越城算起的。
那么越王勾践为什么要在这块地方建造城池呢？因为那时候从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之间是一片高亢的地带，名叫“长干里”。该处前临秦淮河，后倚雨花台，当年的长江就在西北不远处流过，有了这座城池可以控制秦淮河的入江孔道，越王就用它作为攻打楚国的根据地之一。不过，越城本身的范围是很小的，城周只有二里八十步。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室中所藏洛阳出土的东周铜尺，当时每尺只有23 1厘米，所以，每里仅合415 8米，每步为138 6厘米。依此计算越城的城周942米多，还不到1公里。城中的面积，大约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据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范蠡，曾经率领越国军队在这座城里驻守过一段时期。当时的工商业者和一般居民，都住在越城外面的秦淮河两岸，从而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场。
自越城沿秦淮河南行20多公里，有一个大镇名叫秣陵关。这就是秦汉时代南京地区的政治中心——秣陵县城。当年，那里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人口稠密，水陆交通方便。所以，秦朝统一六国设立郡县时，便把该处定为秣陵县治。后来，汉武帝又封皇族刘缠为秣陵侯。直到三国初年，孙权才把政治中心迁到今南京市区。但是，秣陵关依然是建业都城南面的门户和工商业的中心。
从秣陵关沿秦淮河东行10余公里，可到另一个叫湖熟的大镇。它是西汉胡孰县和东汉湖熟县的县城所在，也作过刘姓王子的胡孰侯国。湖熟一带，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地方，秦淮河流域的经济中心之一，又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相传湖熟镇前旧有一座“周郎桥”，就是三国时代的名将周瑜协助孙氏平定江东时的一个遗迹。
再从秣陵关向东南行二十余公里，可到今日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处的大镇——“小丹阳”。它就是秦汉时代的丹阳县和西汉时丹阳侯国的所在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曾经到过这地方。小丹阳的东面有一座名山叫作“横山”，古称“衡山”。在2550年前(公元前570年)，楚国和吴国的军队曾经在此交战，可以说是南京地区最早的古战场。
下面简单谈谈关于“丹阳”这一地名的变迁。我国古代史上最早出现的“丹阳”，是位于今湖北省境内的秭归县和宜都县一带，它是楚国早期的都城。秦汉时代的丹阳县，就是今江宁县的小丹阳。但是，由于汉代的丹阳郡城设在今安徽宣城县，所以也有人把宣城县称作古丹阳。东汉末年因军阀混战，丹阳郡城屡次迁徙，曾经一度迁到曲阿县(今江苏丹阳县)，这就是现在丹阳县于唐朝时被命名的历史渊源。到了三国初年，丹阳郡城也迁到了今南京城的东南，并且一直延续到隋代为止。因此，从六朝到隋末的四百年间，历史上所说的“丹阳”，又是专指金陵地区而言。
秣陵、湖熟和丹阳这三座秦淮河流域的古城，与南京地区秦汉三国时代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前面说过，秦始皇东巡时曾途经小丹阳。据说，当时秦始皇听信“望气者”(风水先生)的话，凿断了方山的地脉，以泄掉“王气”，从此秦淮河就改向南流。又传说今城北的狮子山(古名卢龙山)和马鞍山，本来是相连接的一座山，也被秦始皇下令凿开，以泄“王气”。南京地区既然有那么多的有关秦始皇的传说，今后很有可能会出土一些秦代的文物。
由于汉朝时在今秣陵关、湖熟镇和小丹阳三地都设了县城，并且分封给刘姓子弟作诸侯国，所以这三处地方在汉朝时候比较重要，现在都留下一些汉代的遗迹和遗物。例如湖熟镇，现在还有一座叫作“城岗头”的地方，可能是汉代县城遗迹的一部分，镇的周围也发现过好几座汉代墓葬。我们认为在湖熟、秣陵关和小丹阳三地，说不定有一天还会发现汉代诸侯的大墓，并且出土一些象银镂玉衣或铜镂玉衣那样珍贵的文物呢！
当东汉末年封建军阀混战的时候，江东丹阳郡地区也是他们反复争夺的对象。汉献帝初年，大军阀袁术派孙权的舅父吴景攻占丹阳郡，吴景就以曲阿县为中心当了丹阳太守。这时，孙权的父亲破虏将军孙坚被荆州刺史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孙权一家就依靠舅父住在曲阿。不久，吴景被扬州刺史刘繇赶跑，退守江北的重镇历阳(今安徽和县)。秣陵地区也被徐州来的两个小军阀——笮融和薛礼所占有。笮融这个人非常残暴好杀，但却深信佛教，他曾经在徐州和广陵(今扬州市)一带大造佛塔，招揽信徒。这些塔的下部是重楼阁道，可容三千多人课读佛经，还铸有铜佛像，遍体涂以黄金，披着锦采的袈裟。因此，也可以设想金陵一带的佛教是由笮融最早传来的。
孙坚死后，孙权的大哥孙策向袁术讨回了其父的余兵千余人，带到历阳与舅父吴景会合，准备恢复江东。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二十一岁的孙策在周瑜、程普和黄盖等人的协助下，从历阳渡江而东。他的军队所向披靡，首先击溃了刘繇的牛渚营(今当涂县采石矶)，取得大量的军粮和武器，接着就攻打秣陵县城。但是，孙策在攻秣陵的战役里股部被弓箭射伤，被抬回牛渚营，当时秣陵城内盛传，“孙郎被箭已死”的谣言。这样，就造成了笮融军队的麻痹大意，孙策带伤出战，大败笮融，先后攻下湖熟、江乘和袜陵这三座县城，威名大振。不久，孙策又乘胜攻取了吴郡(今苏州一带)、会稽(今绍兴一带)、庐江(今安徽巢湖一带)和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四郡，从而奠定了东吴立国的基础。可惜，孙策本人在三十六岁时就被人刺杀于丹徒(今镇江市)，这时候孙权才十八岁。
在越城东北约两公里的秦淮河南岸，还有—座丹阳郡城的遗址，它的大体位置在今城南武定桥的东南一带。据史书记载，这城的面积为一顷(一百亩)，开有南、北、东三门，而无西门。这座丹阳郡城是东吴建国前一年(公元221年)创立的。最早在这里担任太守官职的是大将吕范，他还兼任扬州牧(相当于省一级的军政长官)，负责留守建业(今南京市区)。当时孙权正以长江中游的湖北公安和武昌(今湖北鄂城县)为政治中心，同刘备的大将关羽争夺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的控制权。后来，两晋和南朝也都继续使用这座丹阳郡城。
从越城向西北行，渡过内、外秦淮河，大约五华里路程，就到了古冶城遗址，现在的地名叫朝天宫。朝天宫所在的山岭古称“冶城山”，相传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铸造兵器的地方，据说在冶城山下还有一座与苏州虎丘同样的“剑池”。吴国素以出产锋利的兵器而闻名。南京地区的铜矿资源较为丰富，西南郊的铜井镇和铜山一带很早就发现铜矿，也有少数锡矿和铅矿，这些都是铸造青铜兵器所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不过，它不一定是军事防守性质的城池，而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冶炼作坊罢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冶城是东吴时的官营冶炼作坊，不会早到春秋时期。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很可能东吴的冶城是在春秋时吴国冶城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和扩建而成的。
自朝天宫的古冶城向西北行，约三华里许到今汉中门，再从汉中门外沿城墙北行不远，就到了古石头城的西壁遗址。石头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中期楚国在此设置的金陵邑，这是公元前333年的事情。楚国的威王灭越后，尽占吴国故地，就在今清凉山上修筑了一座城邑。因为那时紫金山叫作金陵山，所以把此城命名为金陵邑。又传说楚威王曾经在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古称“龙湾”)埋过黄金，以压“王气”，因而称作“金陵”。由于当年的长江还在清凉山的西麓下流过，金陵邑临江控淮(秦淮河)，形势十分险要。它是南京地区年代仅次于越城的第二座古城，南京的古名金陵亦始于这时。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东汉末年时，孙权在诸葛亮、刘备的先后建议下，于公元211年把政治中心从京口迁来秣陵，第二年在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石头城的历史。这座石头城的大小约与清凉山的范围相当，城周为七里一百步，相当于现在的六里左右。南面开有两门，东面开一门，西北因紧临大江，所以不设城门。城基都是利用清凉山的天然岩石，因为当时清凉山名叫石头山，所以此城就称为石头城。又由于清凉山的主要岩石是一种红色的砂砾岩，尤以西部的峭壁暴露得最为明显。该处因历经江水冲刷，岩壁表面凹凸不平，有如兽面似地突出在江边，因此又被人们称为“鬼脸城”。这座山城在东吴及其后的东晋和南朝各代，都被用来作为水军根据地和首都西面的军事重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将在后面予以叙述。
由石头城沿江向东北走，抵今下关以东一带，就到了古江乘县的辖境，这是一个从秦代起就开始设置的县份。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先经过丹阳(即今小丹阳)，至钱唐(今杭州市)，临浙江(今钱塘江)，上会稽(今绍兴会稽山)。归途中经过吴(今苏州市)，并从江乘渡江北返，而江乘县就是这个时候设立的。关于江乘县城的所在地，过去一般都说是在句容县北六十里。我们认为其具体位置应在今南京栖霞山附近，因据明代南京地方志记载，古江乘县在当时的长宁乡，而长宁乡正是位于栖霞山一带。它的对面是六合县的瓜埠镇(古代称瓜步)，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江渡口和军事要地。
此外，在今长江北岸的大厂镇一带，过去称为“卸甲甸”。相传该处就是楚霸王项羽在“垓下之战”失败以后，向江东撤退途中卸甲休息的地方。据说，项羽离开卸甲甸后，沿着长江北岸退到今安徽和县境内，最后终于自刎于乌江(今和县乌江镇)。
在今日南京市属六合县城的西北，还有一座东周和秦汉时代的棠邑故城。棠邑在春秋前期是楚国的领土，名将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曾经作过棠邑的大夫。春秋末期吴国强大后，棠邑为吴国所有。考古工作者曾在六合县程桥镇附近的古墓中，发掘出与传世的吴王夫差剑完全相同但无铭文的宝剑。棠邑在秦朝时属东海郡，秦始皇东巡从江乘渡江返北时，很可能到过棠邑。到了汉代，棠邑先后属于临淮郡和广陵郡，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汉朝政府在此设有“铁官”来管理开采和冶铸。西汉初年，秣陵和棠邑都位于吴王刘濞的封地范围内。历史记载说，刘濞大量冶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他的财富可以同汉朝皇帝相比。因此，可以认为在西汉时代，今南京市属的大江南北的钢铁资源就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开发。
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东吴的首都建业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三国时代东吴流行于今南京一带的民谣。它反映出以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人民，不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逆流而上供应武昌(今湖北鄂城县)的东吴朝廷，同时说明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县)的周氏，吴兴(今湖州市)的沈氏等，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势力范围过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孙权虽然于公元220年决定建都于“鄂”，改称为“武昌”，并且于公元229年在那里称帝，但仍然在江东大族的强烈要求下还都建业。同样，东吴后主孙皓于公元265年又一次执意迁都武昌，结果也遭到举国上下更强烈的反对，不得不再次还都建业。这一情况表明，到了东吴时期，建业地区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江南中心。东吴以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都相继在这里建都，历史上称为“六朝”(公元229—589年)。
孙权于公元229年的秋天，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业。他自己仍然住在今珠江路西口，鱼市街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取名为“太初宫”。接着，在周围筑起宫墙，以加强防卫。直到公元247年，孙权才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把旧的将军府全部拆掉。孙权本人也搬出旧宫，临时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带的“南宫”，这座南宫本来是由太子专用的。改建太初宫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业。这次改建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于公元248年的农历三月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周围有五百丈，约合现在长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计算，那么每边就是300米，全宫的面积应为9万平方米左右。我们估计太初宫的东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莲花桥到大石桥东口一线，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带，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作为护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南面开有五个宫门，其中正门叫作公车门，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作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它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南口一带。
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园主要位于苑城的东部，所占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仓，又称仓城，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里面储藏着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些物资都经由公元240年时开凿的城内小运河——“运渎”的水路运进。大概是为了增加运渎水道的流量，后来又在仓城与后湖(今玄武湖)之间开辟了一条“潮沟”。由于当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宽广的水道直通长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内，所以得“潮沟”之名。在太初宫的西面，还有一座专供皇太子用的花园，叫作“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的南园一带，从前这一带的池沼和湖塘很多。
东吴的实际创始人孙权在三国初期的统治者中享年最久。据说他的形貌奇伟，“广额大口，目有精光”，并且“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孙策对他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的身材较矮，留着紫黑色的长胡子，胆略过人，善于骑马射箭。他到吴郡山中射过猛虎，也曾轻骑陷入魏军营中而靠骏马脱险。还乘大船去江北观察曹操的军容，魏军弓箭乱发，箭镞集中在船的一侧，孙权下令调转船头，再以另一侧受箭，待箭匀船平后再安全驶回。所以，曹操也称赞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按指原荆州刺史刘表)儿子若豚犬(即猪狗之意)耳！”
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象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记”。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意很深。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能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过甚，皇族和大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
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欲、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这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的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作“赤乌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间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间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大约在今成贤街的南段一带，它的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四分之一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五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作“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人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的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南的偏西巷中，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据说，当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在长千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了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醒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的赤石矶，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业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在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八十匹，大船可载军士达三千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市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bbr>..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三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一百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业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以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业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又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业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江边宝塔桥附近的金陵村一带，相传那里就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树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六百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业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强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业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三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业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三万人在宁镇丘岭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业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十四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9９lib?修成后，从建业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业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业，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业，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炼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相当于汉代“五铢钱”五百个或一千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钢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六十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业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汉口)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六十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郡(相当于今专区一级)，三百十三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一倍多。户数有五十二万三千，男女人口二百三十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都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僮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僮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四十年，掠夺人口达一、二十万，逼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业郊区时已有一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浚和唐彬等八名。前六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汉口)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东吴亡国以后，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左思曾经在他的名著——《三都赋》中，对吴都建业作了详细的描述。他为了收集魏、蜀、吴三国都城状况的素材，不仅博览了群书，考核各种图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谣故事，积十年之久才完成此赋。他在描写建业的“苑路”(御道)时说：“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清流(同娓)。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据说这部《三都赋》刚刚写成，西晋首都洛阳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传抄，以致市场上的纸价突然上涨数倍。这就是“洛阳纸贵”这一成语的由来。
三、人物传记
朱务平
朱务平(1898～1932)化名朱大生、焕明、人和、大春等，安徽省宿县人。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中学时，领导徐州培心中学学生进行反对美国传教士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在宿县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是宿县中共组织的创建者之一。1928年春，领导临涣集1500名农民反对大恶霸袁三的斗争，并取得胜利。8月，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筹建徐海蚌特委。不久，任特委委员兼凤阳县委书记。1929年，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31年，任中共长淮特委书记。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在蚌埠被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关押。1932年11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钟天樾
钟天樾(1905～1927)原名正，字尧弼，四川永川人。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全力投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共青团南京地区城北支部书记。同年10月，因散发响应北伐的传单，遭军阀逮捕，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光复南京时出狱。以后任南京总工会执行委员。他和总工会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分赴工厂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并在江右军的支持下查持了伪工会。4月9日，南京总工会被国民党右派指使南京劳工总会捣毁。4月10日晚，在参加省市党部和各团体党的负责人会议时被捕，不久被杀害。
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祖籍江苏武进县小河乡石桥湾恽家村，生于湖北武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著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时，在武汉组织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工作，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7年春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在上海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5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遗著编有《恽代英文集》。
夏雨初
夏雨初（1903～1930）年安徽郎溪人。1918年考入芜湖萃文书院。在“五四”运动中，成为郎溪学运的中坚。1923年，入北京中国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暑假返乡，发动皖南山区声援“五卅”的运动。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3月，北伐军第二军进攻南京途经广德时，他积极配合北伐军行动，创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并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一支5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1928年去上海，后任上海市沪西区负责人，领导和组织了日资内外棉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1930年7月15日，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南京暴动。7月29日被捕，不久遭敌人杀害。
吴肃
吴肃(1910～)四川遂宁县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桥战役。1941年后历任新四军一师作战科长，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处长，苏中军区军政干校教育长，教导旅第二团团长，苏浙公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参谋长，参加过苏中、济南、淮海、渡江战役，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中朝联合空军参谋长，中南军区空军参谋长，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副主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南京军区空军顾问。1965年前为少将军衔，1982年离职休养。
文化震
文化震（1902～1927）字雨龙，贵州省贵阳市人。1918年在贵阳模范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考取东南大学预料，受《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影响，决心走改造社会之路，并先后参加过党领导的反对“学阀”的斗争、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斗争等。1925年底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国民党南京市部部长、南京总工会秘书主任兼总务主任等职。1927年4月10日深夜，在参加中共南京地委紧急扩大会议时被捕，几天后被敌人秘密杀害。
唐亮
唐亮(1910～1986)原名昌贤，湖南浏阳人。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委，参加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9月以后，历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书记，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南京军区政委，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99ｌib.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孙津川
孙津川（1895年～1928年）又名方淦，曾用名竞川、继生，安徽寿县人。幼年随父逃荒至南京。先后在金陵制造局、上海英商吴淞机厂做工。1925年“五卅”运动中，当选为吴淞机厂铁路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员、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带领铁路工人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先后任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1月到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职工运动委员。1928年3月，任南京市委书记。7月，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8年7月初，由于叛徒告密被捕。10月6日，牺牲于雨花台。
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等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当年冬因起义事败流亡日本，先后入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到武昌，为湖北军政府拟定《鄂州临时约法》。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8月，将同盟会与官僚政客组成的四个小政党，合组为国民党，主持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多数，以政党责任为内阁组织者自居，到湘、鄂、皖苏、沪等地发表演说，评论时政，遭袁世凯忌恨。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的凶手枪击，22日逝世。
彭冲
彭冲（1915～）福建漳州市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党。早年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曾任中共漳州地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高淳办事处主任，中共安徽当芜县委书记，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第一团政委，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副政委。建国 540e." >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候补书记、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上海市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bbr>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二十届中央委员。
刘重民
刘重民（1902～1927）原史刘盛宝，江苏江都人。1922年秋考入金陵大学，接触革命思想，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11月，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委宣传委员，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1925年8月，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调查部长兼工人部长。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秋，调往广州，在国民革命军某团任党代表。1927年初调回上海，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长兼秘书长。4月初，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南京，10月，国民党制造四一○南京反革命事变，刘重民在参加各团体党的负责人会议时被捕，15日被敌人杀害。
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是著名国民党左派。192?９９ｌib?5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指挥攻克武昌。曾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东征讨蒋。同年11月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去欧洲各国考察。1930年春回国，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1931年积极筹划反蒋军事行动，8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其林门外。
陈乔年
陈乔年（1902～1928）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15年随父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1919年底与其兄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先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1月回国，曾任中共北京地委和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底转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被捕，6月6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
四、南京历史大事
范蠡筑越城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约830米处筑城，城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0.94平方公里。后称越城，又名范蠡城。它是南京历史上第一座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军事性质的古城，被公认为南京城市的开端。
孙权定都建业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政治中心由京口(今江苏镇江)迁至秣陵(今南京秣陵关一带)，次年在楚国金陵邑城址修建石头城，以资守御，并取“建功立业”之意改称秣陵为建业。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九月，在朝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中，迁都建业，开创了南京建都的历史。孙权以其兄孙策的长沙桓王故府为皇宫，规划并建造了周长约11公里的建业都城。
南唐立国金陵
五代十国时期，群雄割据。金陵最初隶属建都广陵的杨吴政权的势力范围。徐温死后，徐知诰继任金陵府尹，操纵杨吴朝政。933年，徐知诰采纳谋士宋齐丘建议，欲将杨吴迁都金陵，于是修缮金陵府治为皇宫。935年，杨吴皇帝封徐知诰为齐王，次年，以金陵府为西都，广陵为东都。937年，徐知诰废杨吴皇帝自立，建立齐国，改金陵府为江宁府，以府治为宫，以城为都。939年，复姓李，更名？，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南唐都城周长约19 35公里，贯秦淮河于城中。历3代共39年，975年南唐国亡。
明初建都南京
1368年，元末红巾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奠都南京。在此之前，他作了一系列的准备。1356年朱元璋攻入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并多次听取谋士陶安、冯国用、叶兑等人关于建都的建议。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国公，1364年自立为吴王，吴王府便设在应天。1366年，改筑应天府城，作新宫于钟山之阳。洪武元年(1368)秋八月，正式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大梁(开封)为北京，实行南北两京制。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以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为留都。
建筑世界第一大城
明太祖朱元璋接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而筑成的南京城墙，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至1386年筑成。周长约33676米，连同瓮城全长37140米，开13个城门，上设垛口13000余个、窝铺200余座。明南京城墙的长度大大超过周长29500米的法国巴黎城，成为世界第一大城。虽遭600多年的风雨兵火，现尚存21351米，仍为国内城市中最长的城墙。
签订《南京条约》
1839年6月3～2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协助下，在虎门海滩销毁英、美等国商人上缴的鸦片2万余箱，震动了全世界。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鸦片走私贸易，1840年2月20日，英国派遣义律等率领由40余艘舰船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将战火引向中国沿海。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不满足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作出停止广州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决议，改派富有殖民侵略经验的璞鼎查接替义律。1842年6月，英国由印度增派的援军抵达中国沿海后，璞鼎查率领的英军避实击虚，发动“扬子江战役”。6月16日，英军攻占吴淞；19日，攻取南京；21日，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并于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康华丽”号战舰上，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13款，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使香港沦为英国殖民统治，并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及远东的基地：补偿鸦片烟费与水陆军费，数目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3，中国人民从此所受压迫更甚；丧失关税自主权；允许英国人寄居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南京五大港口城市。《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封建大门开始被打开，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太平天国定鼎天京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决定挥戈金陵。3月8日洪秀全率50万水陆大军兵临金陵城下。3月19日，攻陷金陵城，从而完成了据金陵为根本、进而完成进军江南的战略任务。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随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1864年7月9日，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孙中山创建民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普遍响应，有24个省宣布独立。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后回到南京，受到各界热烈欢迎。12月27日，黄兴乘专车去南京，当晚在江苏咨议局召开各省代表会议，提出3项议案，即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政府组织形式采用总统制，获得会议通过。12月29日上午9时，17省代表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以每省1票为原则，孙中山得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当晚10时，在总统府内举行了庄严简朴的就职典礼，由徐绍桢担任司仪。典礼开始时，鸣礼炮21响。17省代表公推山西代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词》，并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临时政府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临时政府通告全国采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覆灭与延续2000余年帝制的终结。但政权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进攻，很快夭折。袁世凯于2月12日迫使清帝退位，要挟孙中山于13日提出辞呈，并迫使临时参议院于15日选举他为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许多同盟会领导人“下野”，政权落入军阀袁世凯手中。
建设紫金山天文台
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筹建中央天文台，台址选在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山上，1934年9月1日建成，后称紫金山天文台。这是我国自行建造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曾有“远东第一台”之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参加会议，因武汉方面无人参加，到会委员不足半数，故只作为预备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新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并于次日公布“清党令”，通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活动家共10079人。专门组织清党委员会，以进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清党”。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形成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对南京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其中遭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15万人以上，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在疯狂屠杀的同时，日军对中国妇女进行了野兽般的奸淫，很多妇女被蹂躏后又惨遭枪杀、刀戳和毁尸。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日军到处纵火焚烧，被毁房屋达全城l／3以上。无数的住宅、商店、仓库被日军劫掠一空后，再付之一炬。外侨财产也未幸免。1947年3月10日，日本战犯谷寿夫被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6日枪决；1948年11月4日，日本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2日执行。罪魁祸首虽然受到了应有惩罚，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肯向中国人民认罪。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国民政府拒绝，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天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在上自九江、下至江阴的千里江防线上，发动渡江战役。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自安徽芜湖西面荻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由西南向东南迂回到南京的侧背。同日，突破江阴要塞，对南京形成钳形攻势。4月21日，占领了南京江北的江浦县城，次日又攻占浦口、浦镇。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的首都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地位。
建设南京长江大桥
1949年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曾多次有在南京、浦口之间架桥之议。1930年铁道部美国顾问、桥梁专家华林尔曾作尝试，但终未提出任何具体建议。1936年与1946年两度计划建桥，均因技术难度大、财政无力负担而作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于1956年批准铁道部进行南京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1959年6月完成定测。9月，国务院通过建桥设计方案。1960年1月正式开工，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建成通车。桥长6772米，铺设长钢轨双线，最大坡度为4‰。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桥长4588米，路面宽15米。全桥造价2．87亿元，为国内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其建桥技术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附录三：华东解放军发展序列（部分）
一、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撤销番号，合编成华东军区，下辖渤海、胶东、鲁中、鲁甫、苏北、苏中六个军区和第11、第12纵队。
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 粟裕
政委饶漱石；副政委黎玉
参谋长陈士榘
政治部主任舒同；政治部副主任唐亮 张凯
1.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彬，政委林浩
2.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副司令员廖容标 曾生
3.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副司令员邝任农，副政委高亮亭，参谋长张仁初
4.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万春圃 郭化若，参谋长赵一萍
5.苏中军区(第11纵队兼)：司命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参谋长胡炳云
6.苏北军区(第12纵队兼)：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副司令员常玉清，参谋长陈克天
二、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野战部队陆续进行外线作战。华东军区相应的对下辖军区作了些调整，下辖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江准五个军区。
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
政委饶漱石
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袁仲贤
政治部主任舒同
1.胶东军区：司令员谭希林，政委向明，参谋长贾若瑜
2.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张晔，副司令员廖容标，参谋长李发
3.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政委康生，参谋长赵一萍，政治部主任张雄
4.苏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
5.江淮军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副司令员饶子键 梁从学，副政委杨光池，参谋长赵汇川
三、一九四九年，随着华东我军的节节胜利，华东军区所辖地区不断扩大，共辖山东军区、苏北军区、苏南军区、浙江军区、皖北军区、皖南军区。
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
政委饶漱石；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
政治部主任舒同；政治部副主任唐亮 钟期光
1.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兼)，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第二副司令员袁也烈(兼参谋长)；政委康生，第一副政委傅秋涛，第二副政委向明；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2.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委肖望东
3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
4.浙江军区（第7兵团兼)：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 谭霞林，副政委姬鹏飞(兼政冶部主任)，副司令员王必成
5.皖南军区：司令员刘飞，政委牛树才
6.皖北军区：司令员曾希圣 林维先，政委龙潜
四、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由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组成，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纵队，两广、渤海纵队和特种兵纵队。
司令员陈毅(兼政委)；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刘先胜 张元寿
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 钟期光
1.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兼政委)，副司令员何克希，副政委谭启；参谋长张翼翔，副参谋长张俊升；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
2.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兼政委) 膝海清，副司令员张震；政委康志强，副政委康志强；参谋长詹化雨，副参谋长吴华夺；政治部主任邓逸凡，政治部副主任徐海珊
3.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 孙继光，副司令员覃士冕；政委丁秋生；政治部主任刘春
4.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 郭化若；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政治部副主任谢云辉
5.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副司令员皮定钧；政委江渭清，副政委陈时夫(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杜屏；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
6.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副司令员林维先；政委赵启民；参谋长胡定国，副参谋长张元培；政治部主任黄火星，政治部副主任张崇文
7.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建安 张仁初，副司令员孙继先；政委向明王一平；参谋长张仁初；政治部主任王一平
8.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 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林浩；参谋长聂凤智，副参谋长叶超；政治部主任刘浩天
9.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 刘培善，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政治部副主任张缉光
10.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管文蔚 胡炳云，副司令员胡炳云(兼参谋长)；政委姬鹏飞张藩；政治部主任李干辉，政治部副主任周文杜
11.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陈庆先谢振华，副司令员覃健 常玉清?；政委曹荻秋 李干辉；参谋长陈克林，副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孙克骥
12.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副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廖海光，副政委陈华堂(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黎友堂
13.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
14.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政委周贯五，政冶部主任欧阳平
15.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参谋长钟国楚，副参谋长董尧卿；政治部主任刘述周，政治部副主任喻新华
五、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并把进攻的重点置于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野战军奉命组成外线兵团(亦称西线兵团)挺进豫皖苏。在华东军区内线坚持作战的野战军组成内线兵团(亦称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为>更有力地策应中原、山东我军作战，决定抽调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进入华中，会同第11、第12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第2纵队于三月中旬到达苏北阜宁地区，与第11、第12纵队会师，正式组成苏北兵团。
（一）西线兵团：由陈(毅)粟(裕)野战军组成的外线兵团，下辖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第11纵队和特种兵纵队。
司令员粟裕(兼政委)
参谋长陈士榘 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 政委谭启龙
第3纵队：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
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陈时夫 江渭清
第8纵队：司令员张仁初，政委王一平
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 刘培善
第11纵队：由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芝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
（二）山东兵团：由坚持在华东军区内线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组成，辖第7、第9、第13纵队和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
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王建安
政委谭震林
政?9９ｌib?治部主任谢友法
参谋长李迎希
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
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第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
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
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
（三）苏北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第2、第11、第12纵队组成。
司令员韦国清
政委吉洛
参谋长覃健
政治部主任张凯
第2纵队>..：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第11纵队：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
第12纵队：司令员谢振华，副司令员常玉清，政委李干辉
六、第三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一月，华东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称第3野战军，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和特种兵司令部。
司令员陈毅(兼政委)；副司令员粟裕(兼第二副政委)；第一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
（一）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下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
司令员王建安
政委谭启龙，副政委姬鹏飞(兼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李迎希
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第23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
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二）第八兵团(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
司令员陈士榘
政委袁仲贤，副政委江渭清(兼政治部主任)
参谋长何以祥
第24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
第25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
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
第34军：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三）第九兵团(辖第20、第27、第30、第33军)
司令员宋时轮
政委郭化若
参谋长覃健
政治部主任谢有法
第20军：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
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仲曦东
第30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四）第十兵团(辖第28、第29、第31、第32军)
司令员叶飞
政委韦国清
参谋长陈庆先
政治部主任刘培善
第28军：军长朱绍清，副政委陈美藻
第29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
第31军：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第32军：一九四九年春组建，先属山东军区，后改归为十兵团。军长谭希林，政委彭林
（五）特种兵司令部：由原特种兵纵队改称。
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凯
七、华东军区：一九四九年六月，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合并，一九五○年撤销番号。
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张云逸
政委饶漱石，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
政治部主任舒同 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 张凯
1.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 谭启龙 姬鹏飞
2.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
3.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张鼎丞 韦国清
4.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委肖望东
5.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
6.皖北军区：司令员曾希圣(兼政委)
7.皖南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牛树才
8.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政委康生
9.淞沪警备区：司令员郭化若(兼政委)，
10.南京警备区：司令员何以祥，政委张藩
11.海军司令部：司令员张爱萍(兼政委)
12.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何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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