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注：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 4e3a." >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畸恋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
?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与一位妓女海棠姑娘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道，在安庆时，郁达夫对太太很好，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太太一趟，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太太。沈宁的小说《泪血尘烟》也曾这么记载。但是，根据其他资料分析，沈宁笔下郁达夫半个小时也要去探望的应该海棠姑娘而不是孙荃。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曹先生引了郁达夫的好友易君左讲的一个故事：说郁达夫在安庆教书的时候
藏书网，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巷，看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颇有姿色，便上前搭讪，指名要买老板娘头上的别针和襟上的手帕，那老板娘见钱眼开，把两件私物真卖给他了。郁达夫买回后跑到寝室，对着镜子，用别针刺破自己的嘴巴和手指，让血滴在手帕上，放在鼻子底下狂嗅，越嗅越香，又哭又闹，令同室大为紧张，闹得满屋子人都以为他发神经病。
1926年冬，郁达夫在广州向戴季陶校长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之职的当天晚上，与白薇等人逛公园，后来又与白薇一道看电影，吃饭，甚是亲密。有天晚上，白薇送了他一张非常“灵敏可爱”的照片（《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21日）。不久，郁达夫就往上海去了，这段浪漫很快就随之结束。
郁达夫就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而没有得到王映霞的明确允诺之时，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这个寡妇“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
有了王映霞，郁达夫也没有停止对其他女性的欣赏。1927年4月15日，郁达夫见到一个叫“文娟”的女子，竟然为她所“迷乱”。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了美女作家谢冰莹时表现出十分兴奋和激动，王映霞见了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1934年7月23日，郁达夫见到了一位姓栾的小姐，于是在日记里记道：“栾小姐貌美，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娇艳温柔。”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期间，还有一个姓丁的女子到他这里来拜师，而这个女子虽然说是学生，但是年龄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非常仰慕郁达夫，为郁达夫在杭州修建的“风雨茅庐”提供不足的资金。像这样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品评文字在他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还不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之时，他在新加坡欢迎他宴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玉娇”的歌女。这个歌女当时就坐在郁达夫的身边，她不仅钦佩郁达夫诗才，而且还敬酒三大杯，她在 90c1." >郁达夫的眼中因“两个大酒窝”而“
娇美可爱”。其实，这并不表明郁达夫爱上了王映霞，而是这位玉娇小姐在郁达夫的眼里分明是王映霞的化身。有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小姐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似乎从玉娇小姐身上找到了王映霞的年轻时的身影。郁达夫与玉娇小姐的浪漫故事才非常短暂，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小瑛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据王任叔说，他对这位李小姐，已到了“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郁达夫的儿子，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多玩具给他。郁飞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水后领着郁飞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他买，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只能作罢。可是郁飞对这些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 href='/article/1284.htm'>《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对于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相恋同居，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龄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难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注释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绪约莫过了半年。”>
李筱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女。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停妻别恋的朋友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忏悔
郁达夫第一次去妓院，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妓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他的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充满尖锐的灵与肉、道德律令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时刻都在折磨、压抑着他，表现在作品 href='/article/164.htm'>《雪夜》中。
郁达夫对于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活的情由，曾这样说过：“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郁达夫苦闷的 65f6." >时候，经常会骂孙荃。孙荃从来不还口，任郁达夫骂去，她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膨胀的肚子到厨下给郁达夫烧饭做菜；或者是默默地躺在床角里暗自流泪。而郁达夫每当骂了妻子后，把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却又往往会痛加责备自己：“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在责备自己后，郁达夫还常常对孙荃加以抚爱一番。
..
当孙荃生下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龙儿后，郁达夫在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忧虑，耽心日后会有更多的苦吃。因而，他又向孙荃大骂起来：“你和小孩是我的脚镣，我大约要为你们的缘故沉水而死的！”
郁达夫的龙儿夭折
..后，孙荃含着眼泪将龙儿患病前后的事情，一一讲给了郁达夫听。孙荃对郁达夫说，龙儿生病之前的一天午后，在门前玩耍，看见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就以为是郁达夫回来了，因为龙儿记得爸爸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顶白灰呢帽。当马车开走后，龙儿仍然哭喊着：“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回家来吓？”不管孙荃怎样慰说，他还不停地哭着。
孙荃还告诉郁达夫，龙儿患上脑膜炎之后，经常问她：“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尤其是将死的前五天，他连续叫了几声爸爸。
当郁达夫听了这些后，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郁达夫和王映霞热恋后，内心也时常泛起对孙荃和孩子的忏悔，如他在1927年2月7日的日记就记到：“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ation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
.９9ｌｉb?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纯洁的真情。”
1927年3月26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一边抱拥着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
..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与王映霞结婚之后，郁达夫每月还给孙荃寄生活费50元，表现出对孙荃生活认真负责的态度。
逸事
郁达夫写作旧诗，最初引领他登堂入室
.的，是他所服膺倾倒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在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某天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过店员的白眼相向，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郁达夫的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三儿子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这一来，郁达夫兄弟俩再 4e5f." >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有一次，一帮同仁在鲁迅家里聚饮，鲁迅先生讲了一则讥讽和尚的笑话：一个老和尚垂死之际，有一桩遗憾使他死难瞑目，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女人的私处。弟子们只好花钱雇了一个妓女送到病塌前，老和尚一看，说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哦，原来跟尼姑的一样。这才放心西登极乐。郁达夫听完这个故事后，从鲁宅一直咯咯不停地笑到自家，就赶忙翻捡藏书，查找笑话的来源。郁达夫藏书颇富，达万册以上，居然未能查到出处。他于是只好惊讶于鲁迅先生的读书之博了。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达夫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得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郁达夫接着打趣地说：“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上半首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合起来便是鲁迅的自嘲诗。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将自己特别喜欢目莲戏的嗜好也讲给郁达夫听。他几次同郁达夫说，目莲戏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有一次说
到借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郁达夫看过。说这段话时，郁达夫和在座的川岛大笑不止。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郁达夫喜欢吃荔枝，刚好西禅寺的“十八娘”闻名天下，便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吃的荔枝最多，边吃边吟诗，好不潇洒。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可是就在这一天的归途中，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正闹得没办法。邻居问：“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达夫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有一次，郁达夫见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在中间凿了一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到福州追歼倭寇，便发明这种饼，可穿绳子，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用“光”字来纪念他。郁达夫觉得这“光饼”很有意义，当天就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诗：“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饭馆的服务员到他们饭桌边收钱，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bbr>藏书网务员！这个举动着实让他的朋友感到意外，他的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达夫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因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太满意，有次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跟人说，真是发神经了！
郁达夫旅闽时，曾访弘一大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给他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1935年夏，郁达夫准备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就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理由阻止暨南大学对他的聘任。王世杰的阻拦虽然还可能包含其他意图，但是他的这一理由在传统文化很深的中国还是很有力量的。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本来相当器重郁达夫的才华，很想重用他，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两三次交谈之后，陈仪觉得郁达夫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流亡期间，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说：
“我们来到花园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悠英（应该是郁最后的情人李筱英）在树上，哼着一支英文歌。
静默了几分钟，天上，一只孤雁唳了一声。
‘这雁倒像我。’达夫动感情了：‘沫若、寿昌都在重庆忙抗战，仿吾去了陕北，只有我成了孤雁南飞。这些兄弟们何日相见呢。’”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
９９ｌiｂ?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备在船上喝酒写诗。在逃亡中还有如此闲情逸致，想必也只有郁达夫一人了。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的性情。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也曾在《沉沦》中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讦，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郁达夫总是觉得对不起他的第一位夫人孙荃，他押卖了她送的定情信物，为求淫乐。回头一边想念孙荃，一边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起！”就是在朋友面前，穿了件孙荃从家里寄来的新长衫时，也 4f1a." >会泪水蒙蒙对人家说“她对我很好”。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嫌弃孙荃和儿子是累赘。孙荃自愿回老家，送走之后，读着孙荃的来信，又禁不住泪眼滔滔起来，一边又自责“我累你不少了”。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也多是边写边哭。他收到王映霞的那封信，发现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愿望的时候，揣摩着是个试探的口风时，急书回复时，写着写着，就又哭了个痛快。
郁达夫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王映霞，费力找到了地方，却被告知“映霞上她姊姊那里去了”，可怜的郁达夫就急得要哭。他失魂落魄地坐电车、回家、吃
藏书网饭又去霞飞路买书。顺脚去周家，同之音聊天，她哭了，述说她的苦闷。郁安慰了她一阵，末了自己也哭了半天。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在农口街灯下，两人依依不舍别去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这分明是爱的表示，郁达夫也会感动得哭了，坐在车上，一直哭到家中。
郁达夫爱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点看去，十足的老夫子形象。在上海时，他经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常常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就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倒是别有风味。开始王映霞还觉得难为情，后来竟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手出来打招呼时，两人都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地点一下头。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
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９9ｌiｂ?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郁达夫在“风雨茅庐”的大厅里挂一幅集句对联：“两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燐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
有一次，儿子郁飞逐个问郁达夫《三国》上刘、关、张等的优劣，郁达夫说，他们都有私心。提到诸葛亮，他马上说：“他才是没有私心的！”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
.9９ｌiｂ?“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任侠
郁达夫从1923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人格、思想和著作的伟大。当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拼命攻击鲁迅之时，他公开站在鲁迅一边，指出他们是错误的，并与鲁迅合作，互相支持。鲁迅逝世后，他又一再宣扬鲁迅的伟大精神。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虽然后来因误解而长期中断联系，但到抗战爆发前夕，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
?９9liｂ?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且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段纷争。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
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因读到了他的小说，前去看望，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郁达夫告辞时，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郁达夫只要发现可培育的青年作者，总是全力扶持。他为李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锻炼。”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郁达夫看了来稿发现的。自后他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郁达夫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时期还委托冯去报馆代为发稿和看大样。1940年10月10日，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的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温梓川寄给郁达夫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郁达夫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
藏书网若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
靠着郁达夫的掩护，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楚琨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有一次“同仁社”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 href='5584/im'>《奔流》作者的稿酬，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北新书店的李小峰本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郁达夫便是李小峰选中的调解人。当时，郁达夫正在杭州小住，忙于续写小说 href='/article/163.htm'>《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回到上海，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于这年9月8日日记所写：“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 href='/article/163.htm'>《蜃楼》不成，至20后，又因北新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20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可以认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9９ｌｉb?.９９ｌｉｂ.
颓唐
郁达夫说：“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在“五四”后的一批新文学家中，郁达夫身上中国旧文人的气息最浓。他风流倜倘的名士风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衰飒的晚唐气象：李商隐凄凉隐晦的缠绵绯恻和杜牧之年少清狂的纵情任性。郁氏两者兼俱。旧式文人醇酒妇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郁氏生活的一部分，花钱从卖春妇肥白的肉体里买来安慰，是郁达夫灰色人生中常有的行径。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婚姻，自然主义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而让他更为难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 href='5199/im'>《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
.９９ｌib?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1930年，郁达夫在游桐庐严子陵时，乘着酒性写下一首《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学生宴请郁达夫，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当郁达夫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已经深夜一点多了，他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则他又将陷了进去。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能隔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到天明，便坐洋车到了东堤，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他叫一个老举（娼妓）来伴宿，他只是摇头不应。那时，他感慨系之，长吁短叹，偷眼看着艇妇的睡态，于5点多钟的时候才入睡。至七点多钟醒来后，他立即爬出了乌冷的船
篷，爬上了冷清的堤岸，如同罪人似的跑回学校的宿舍。
每当郁达夫感到苦闷的时候，便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达到一时的解脱。譬如，把他爱读的书烧了，把几件爱穿的洋服剪破了。甚至有一次，他竟将他二哥寄给他的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燃烧。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浓烈的烟雾熏得他头脑有些昏乱，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但是，他内心的苦闷，却由于这肉体上的刺激，反而大大地减轻了。
从政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达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那些人的
感觉是：“人的姓名竟有这样相同的！”做梦也想不到创造社的巨头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那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而省政府秘书长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对于下属的有关问询，仅能表示“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刚到的时候，被委任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
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规定时间来办公。3个月后，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离任，郁达夫接充遗缺，同时不再任省府参议一职。公报室的任务就是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所谓“编辑”，其实称为“汇订”更为恰当。
因为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这个印戳，然后由专人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需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当公报
室主任根本无需动笔写一个字，所以这主任虽是实职，却是最闲最冷的官。
但郁达夫来公报室后，也挺忙碌的。那时省政府办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闽政》，发文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报道实施情况；另一份是《公余》，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报道学术消息，选登国内外报刊重要言论。陈仪把编辑这两
藏书网个刊物的任务交给了郁达夫。这样，在公报室主任职上的郁达夫做起了有别于“作家”的文字工作，真可谓闲差不闲。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99ｌib.宜……”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二十年代初，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汇聚了一批名流教授。如郁达夫、何鲁、刘大杰等人。闲暇之时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中边酌边谈。其中郁达夫酒量最大，他饮酒用大玻璃杯，总是一醉方休。聚会中也有一位滴酒不沾的人，他就是诗人汪静之，他以茶代酒，当谈道热闹时，他的诗人本色就显露出来，摇头晃脑的用皖南话朗诵自己的新作，往往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也小有争执，也得过且过继续过。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
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合衣而卧，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并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 4e00." >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
藏书网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bbr>。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
9９ｌｉｂ.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队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郁达夫喜形于色。他颇为得意地带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张看：“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教学
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
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据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９9ｌiｂ.1923年9月（一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所推荐。郁达夫1919年11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1922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陈是前后同学。郁达夫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
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
99lｉb?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1947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郁达夫1927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藏书网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郁达夫1925年2月离开北大。
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
藏书网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郁达夫有很好的旧学功底，十几岁即写得一手好诗，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郁达夫留学期间阅读三千部左右的外国小说，毕业前以创作小说《沉沦》而一举成名。回国前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艺团体创造社，接到北大聘请时正在上海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震动了文坛。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一样，如我现在所说的，即使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然后就走下了台。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则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郭沫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
?９９ｌｉb.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说死以及自杀、情杀之类》，内容繁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 href='2205/im'>《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达夫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转交给郁达夫，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达夫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就”的歧路表示了惋惜。文友的讽谏和诤言使郁达夫颇为震惊，此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 href='2343/im'>《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家，还给郁达夫寄了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语堂还费了很大功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分两册寄给郁达夫。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虽动手翻译了
?99liｂ?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很快就停止了。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但也没有还钱。后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译事便告流产。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郁达夫评价同时代名作家的文章说：
“鲁迅的文体筒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度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
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
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学之美，要算他了。”
评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刘海粟在
《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郭沫若盛赞郁达夫：“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
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遇害十周年时，关山笛写下了悲壮的悼诗：“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刘海粟评价郁达夫的诗：“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垞、赵瓯
?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
藏书网，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鲁迅后来评价郁达夫的作品，有两句发人深省的妙语：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所谓“赤”，是说他揭示社会病已经到了诅咒有权势的阶级——从县长直到大盗军阀的程度。“白”是指他作品中的颓废色彩和色情描写。
印象
刘半农曾回忆与周作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
藏书网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美子这样描写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股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９９lｉb.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那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温源宁写道：“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近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淡对客，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9９lｉｂ.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温源宁还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铁似的毅.99lｉｂ.力。他那紧闭的追陈，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绝不慌张，老师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至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朱杰西写周作人走路：“他常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犹如火焰的欢心舞蹈，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梁实秋回忆周作人：“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长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
陶亢德到苏州车站去迎接周作人，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在月台列队欢迎，陶“听得一声‘立正’，欢迎的学生个个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礼的样子后来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农闲步田间时的偶一俯视新苗。’”
辛朗回忆：“周作人是长着一个团团的面庞，初看起来很有些绅士的样子，但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气魄，像普通说的忠厚长者倒有几分近似，他说起话来常有些嗫嚅，在说话间用‘或者’以及‘也许’的地方，有其在对某种事物要下批评了，总是最多用.９９ｌiｂ.的，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村姑，是那样含羞，也是那样保留着几分稚气的。”
叶淑穗回忆周作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颇讲礼仪。记得第一次到八道湾去见周作人，我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当我们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以后，来开门的是一位带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开门的人，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紧接着就说，他在后边住。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后走，再敲门，他们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谢兴尧第一次见到周作人，觉得“他是一个新型的士大夫，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夫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生活习惯除了东洋风之外，还明显得带有老北京的味儿，用现在的话说，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徐淦回忆其1943年在苏州见到周作人的情形：“他不如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刊物上登的相片那么丰润，满面红光，这几年工夫变得瘦削了，一脸晦气，近视镜后面的目光带着冷峻。”
50年代，徐淦到北京，去拜访周作人时，周一定留徐在家中住下。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时，偶尔和伙计说起周作人，伙计便忽然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和做官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淡漠
周作人出生后，周母鲁瑞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鲁迅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瑞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随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有学者认为，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昨天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作人“视而不见”，鲁迅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
周作人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有种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个长达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 href='2195/im'>《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在30年代，有人称他是现代的陶渊明，他便高兴地引为知己”。
周作人惧内，事事听从夫人羽太信子。与鲁迅反目后，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而周作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
99ｌｉｂ?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
晚年，周作人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淡然地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韦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
９９ｌｉb.作也。”
悲观
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
?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 53f2." >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
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
９9ｌib?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9９ｌib?：“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
藏书网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 767d." >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９9ｌiｂ?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9９ｌib?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 href='1194/im'>《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 href='1578/im'>《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
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冰心晚年回忆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曾经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
?t>，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连。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周作人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道：“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９９ｌib.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梁实秋的另一文《忆周作人先生》里也记录了这次演讲：“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任务，开口之事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99ｌib?
周作人常用以吃寄托对故乡 7684." >的怀念，他念念不忘浙东乡下的荠菜与黄花麦果糕，南京茶馆的豆腐干丝，东京的豆米点心（周作人说过东京也是他的故乡）；钟叔河在《知堂谈吃》序言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藏书网bbr>9９ｌｉb?
婚姻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夏夜梦抄·六初恋》中回忆道：“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然而次年五月，周作人便回到绍兴，从此再没有回到花牌楼，也再也没有见过三姑娘了，但他对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却念念不忘。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时，周作人仍写诗怀念在花牌楼的日子，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吶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三姑娘本姓杨，后被姚家收养），一日归黄土……”
晚年，周作人再次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对于羽太信子，鲁迅、周母、周建人、许寿裳等人都评价不高，鲁迅甚至用张作霖的统治来形容弟媳对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对于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评价更是很低，认为她是导致自己两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谈谈周作人》中曾写道：鲁迅的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让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但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
周作人一生顾家，忠于信子，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对“多妻”、“娶妾”之类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责鲁迅、周建人“纳妾”（按：鲁迅未与朱安离婚便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同样未与羽太芳子离婚便与王蕴如同居）。
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谨遵妇道，苦苦支撑着，等待周回家。
解放后，羽太信子终于加入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其家中的徐淦说，因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但还是点头假装明白。周作人在一旁翻译，说羽太表示她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碰到bbr>?9９liｂ.不顺心的事，她便要发作。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人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
1963年4月8日，信子去世后一年，周作人在日记里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阋墙
鲁迅和周作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一起翻译作品，一起到北大教书，五四时期，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两个法名正暗示了兄弟二人之后的失和。后来有人引用《诗经·小雅》.９９ｌｉｂ?中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周作人少时，晚上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经十五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周作人听，讲的颇为细致。后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还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鲁迅讲的故事，周作人已不太记得，只是大哥讲仙怪的情形却是他永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和周作人性格截然不同，鲁迅偏急、峻切，周作人散漫。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时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作人延医买药。得知周作人为出疹子后，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对周作人说，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当时会馆设施极为简单，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反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这出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而在鲁迅购物装修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着急，又此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八道湾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至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饮，大醉。”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于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交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指鲁迅，周作人在日记中已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发生了冲突，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在八道湾居住的川岛回忆，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川岛签下。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次日，鲁迅告知许寿裳昨日事件的经过。许寿裳说，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生前从未对人提及。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之事，流传有各种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试图勾引弟媳被拒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更有人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 4e0d." >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断交，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到，一次，周作人说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他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本医生来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鲁迅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许广平认为，因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欠薪，鲁迅不能上交工资，于是便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回忆，周家的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作人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鲁迅看见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出去，便将此事告诉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责骂了徐，但并不是责备他偷东西，而是责备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气，在窗下玩火，鲁迅看见了，训诫几句。信子知道后，骂道：“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老太太还说：“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只当我少生了他（周作人）这个儿子。”
俞芳回忆说，朱安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鲁迅也偶然听到信子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却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鲁迅房里玩。于是，这也成了鲁迅的罪过。
鲁迅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意思：“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此后在两地书中，也将羽太信子称为“宴太”。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认为鲁迅偷窥弟妇沐浴。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解释道：“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有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千家驹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但这种说法许多学者认为比较牵强。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认为，鲁迅兄弟的失和确定是因为羽太信子，但许广平的回忆文章《所谓兄弟》中所说的教育部拖欠鲁迅的工资不能成为信子“讨厌”鲁迅的理由，因为当时北大也拖欠周作人工资，且拖欠并不代表鲁迅领不到工资；而许广平的身份、回忆文章写作的年代背景等，都会造成与事实的一些偏颇。中岛认为，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所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发表于《语丝》的《抱犊谷通信》等，他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信子因为信子乱挥霍之事发生纠纷，鲁迅要求分家，当日鲁迅自己一人吃晚饭。周作人17日发现后，问信子为何大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作人联系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大哥去函，致使兄弟失和。而信子说谎后，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感到，自己的谎话，好像是既成事实一样，所以次年的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信子攻击鲁迅的程度，超过了周作人。
1925年，周作人发表短文 href='/article/4368.htm'>《伤逝》，其中引用了一首罗马诗人的诗，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亦发表小说 href='/article/4368.htm'>《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写道：“ href='/article/4368.htm'>《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两周后，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细心照料一事，并且向周作人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故诗经中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为最多。二人反目后，鲁迅仍搜集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时常惦念周作人，他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周建人、川岛等人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 href='/article/7571.htm'>《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6年，到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曹聚仁到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之后，曹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写道：“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1957年，周作人的女儿静子在西北大学简报发表《回忆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1961年10月，周作人代静子写纪念鲁迅的文章（见张铁荣、张菊香合编《周作人年谱》）。有研究者认为，1957年周静子的《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行文风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周作人也将此文收入其《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因此认为，《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也是周作人为静子捉刀，只是周的日记并未记载。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周氏兄弟在离世之际，都是阅读对方的文章。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
当时周建人青梅竹马的表妹因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周建人与芳子婚后，信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使唤二人。夜深了，她不让芳子回房照顾自己的孩子；她经常使唤周建人，动作稍慢就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飞机和，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甜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时候，鲁老太甜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作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二十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解放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说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
..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城里，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解放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作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建人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听了这话，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
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疏离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母亲：“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周还回忆：“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这一件事就很足以代
表她的战斗性……”
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常常逾期给母亲生活费，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鲁迅知道后，劝母亲不要去，免得淘气（受气），并说要钱我这里有。鲁老太太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接着又叹道：“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周作人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鲁迅去世的第
二日，周作人给学生讲了一节课后，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回北平接家眷，并受中央研究院和北大之托敦促陈垣和周作人南下。叶向周说明来以后，周表示：“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然后说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常风“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以后和他谈话谈到南行的话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谈话结束后，常风仍耿耿于怀：“我一路走着想起周作人称他们弟兄三位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 89e3." >解。”
晚年，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道：“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之后，再提及母亲的地方，他一律称呼为“鲁老太太”。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回忆：“太师母（鲁老太太）也常谈周作人的长处。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老大（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书桌的。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都是用这种书桌的。而老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为家用紧，没有给他买书桌，只从家里搬 53bb." >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兴，认为不像样子，怕别人见笑，但一经和他说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
就没有什么意见了。”“老大去南京读书时，太师母曾借贷凑了八元钱给他，而当老二去南京时，太师母连八元钱也难筹措了。老人家鼓励他说：‘穷出山，富……’（这句原话我记不完整了，意思时：穷人家的子弟读书刻苦，有成就；富家子弟贪图享受，读书不刻苦，学不好。）他能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俞芳回忆：“太师母有时也谈周作人的不足之处，她说老二从幼小时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称呼母亲“鲁迅的老太太”的原因之一。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羽太信子或羽太芳子去看望。他们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
1932年，鲁老太太大病一场，刚开始，周作人等人并未重视，后来病情日渐严重，才请医生出诊两次。母亲病重后，周作人忙给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母亲生病。鲁老太太托人给鲁迅发去电报，鲁迅便赶回北平。而鲁迅一到，周作人便放手不管了。
俞芳回忆：“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
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事后，太师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太师母接着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太师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心情沉重地堆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
中岛长文认为，从周作人与母亲的关系有某种缺欠，因而他对母性有所希求，这是“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真正的称呼应是‘母性主义者’），在家庭中却唯唯诺诺”的原因；也是周作人迷上这个“有着圆脸，毫无特征的最普通的女人”羽太信子的原因，因为信子身上有着“母性爱”。
另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兄弟反目大概也是周作人称呼自己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的原因之一。鲁老太太较为喜欢鲁迅，鲁迅搬出八道湾，她也跟随大儿子搬出去。鲁迅逝世前，母亲一直是他养活；鲁迅去厦门任教前，母亲一直是他照应。母亲对鲁迅的态度，大概也是原因之
?9９ｌiｂ.一吧。
自由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匆匆回国。6月3日，他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学生运动被捕的中小学生，为军警所阻。次日下午，他参加北大教职员回忆，讨论营救被捕学生之事。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学生演讲，是夜，写下《前门遇马队记》，
对军警的行为进行谴责。14日，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他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探望。
1921年，北京发生教育风潮，周作人发表《碰伤》一文，说教职员学生“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2年3月，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人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号召反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随后，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人发表《主 5f20." >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
，主张：“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周作人多次重申自己维护“信教自由”的立场。
自五四以来，周作人一直提倡思想自由。1924年，他与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语丝》，周作人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1924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政府查封。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周作人明确支持学生。他发表文章，批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只想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是所谓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他明确要求杨“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与警察发生冲突，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说：“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撰文痛斥北洋政府，他说：“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他对牺牲的女学生给予极高评价，称她们为“新中国的女子”
。他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送殡，并送去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他挽“三·一八”惨案中遇难者的另一联云：“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周作人挽“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在女师大的复校典礼上，周作人说：“这一次本校死了两位同学，我看见她们的遗体，看见她们入殓，我很受一点感动，使我对于死有一点了解。”
“五卅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随后又写下《吃烈士》一文，讽刺“五卅惨案”中镇压工人有功而“加官进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是在“吃烈士”。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作人发表《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在文中质问胡适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
99ｌｉｂ?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9月，他又一次批评蔡元培、胡适二人身在上海，却对清党运动“视若无睹”。
1933年，周作人致函许寿裳，请蔡元培营救以“共产党”名义被捕的女师大学生郑德音。
言论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说：“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周作人说自己的头脑像一间“杂货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
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
周作人写《乾隆的恶诗》讽刺乾隆不通诗文，他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周作人曾翻译《贞操论》，他在《译者前言》中赞扬作者及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他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治病的药”。此文发表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贞操问题》一文，赞扬《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鲁迅也发表 href='/article/3785.htm'>《我之节烈观》声援周。..
周作人说：“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不必，书也无须分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打
藏书网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现在的学生是过于懂得显示，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
周作人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周作人对韩愈之类的道学家怀有恶感，他说：“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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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
周作人曾于1935年10月、1936年9月，两次撰文为秦桧翻案，他认为秦桧主和并不是不忠，而是“爱国”。他在文中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
?力也。
立场
章太炎反满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听章讲学，对章执弟子之礼，后章依附孙传芳，周亦作《谢本师》与章断绝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周作人与其学生沈启无反目，沈作《谢本师》与周绝交。
周作人思想左倾，他拥护无政府主义思潮，并倾向社会主义。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撰文明确表示反因为留日和妻子的缘故，周作人对日本一直存有好感，但到晚年，他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埘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在《关于征兵》中写道：“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是生存竞争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耿传明在藏书网《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写道：“抗战之前，他（周作人）对郑振铎说过这样的话：‘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开战之后，他不相信退守大后方的国民党，会有有朝一日收复中原的可能。”
附逆
抗战爆发后，友人纷纷劝周作人南下，从日本逃回国的郭沫若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说：“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但周作人还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他在给陶亢德的信中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谈到郭沫若的之文，他说：“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内寿一的合照在香港的报纸上刊发后，文协便开除了周的会籍。
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给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话诗一首：“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意在劝其南下，周作人亦回诗一首，诉说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拒绝南下的托词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托词，鲁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负担，而当时八道湾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儿静子的两个孩子，“但但是八个青壮年，带两个小孩子，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指定年迈且患高血压的马裕藻，以及董康、周作人三人留守，保管校产。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多次命周作人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让幼子马泰将周拒之门外。次数多了，马裕藻便让马泰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才不再登门。
周作人并非开始就有附逆之心，张铁荣在《周作人平议》中说：“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人们还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当时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时间是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之后大约半年……”
1939年元旦早晨，有人冒充学生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进门便抬手给了周作人一枪，子弹打中周腹部。刺客还打上了当时在周家作客的周作人弟子沈启无，在逃走时，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车夫。
周当天穿的是新棉袍，子弹穿过棉袍打在他穿的毛衣的衣扣上，只是划伤了他的皮肤，但周坚持说子弹打进肚子里了。事后到医院做了检查，并没有发现子弹，后来周在穿毛衣时发现了变形的衣扣，又在客厅找到了子弹。但周却极为惶恐，他同意由日本人安排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其家中。出于安全考虑，他辞去了郊区的燕京大学教席，随后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
周作人说刺客是日本人，有人说是“抗日锄奸团”，也有人说是爱国青年学生，又有人说是周作人的侄儿周丰三因无法阻止伯父当汉奸而决定干脆杀了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所为。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至今是个疑案。
鲍文蔚曾问周作人为何有人要加害于他时，周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恶吧。”
周作人任伪职后，文化界倾力劝周作人南下，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18人发表公开信，希望周做“文坛苏武”，“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当时甚至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
周海婴记载，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时，正上中学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次子周丰三多次劝说二伯父悬崖勒马，周作人并不理会。周丰三郁郁寡欢，最后竟以死相谏，但周作人仍不为所动。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文化界一片哗然。艾青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依附日本人后，周作人大兴土木，翻盖了八道湾的住宅，卧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中家具、物品都从日本商店购买，家人生病也请日本医生诊治。家人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中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张琦翔说，八道湾苦雨斋原本是学子、教授愿意来的，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当周成了伪督办，翻盖房子后，给朋友们发通知说，每周一、三、五下午四至六时会客。而逢着会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于是朋友们便不大到苦雨斋了。
周作人刚开始.大概还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想法，于浩成在《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中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
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贺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周认为学生应远离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教育总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安腾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人力劝才作罢。自此，各校有会必到，到必抢先，而周作人则再不敢管此类事情了。
之后，周作人这个督办便进出于各类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没会必到，训词、训示也是：“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等。
1941年
4月，周作人与钱稻荪等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据当时报纸报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此行，周作人还慰问了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军人。
范纪曼回忆，四十年代初，周作人到中央大学讲演，当时中大在地下党员范纪曼的领导下发生了反对伪校长樊仲云的学潮。范在讲演前找到周作人说明情况，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周听罢说道：“我的演讲，你们樊校长一定会失望地。我从‘五四’到‘三一八’，也是站在学生方面的。”果然，周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赢得学生们的阵阵掌声，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樊仲云等人则显得非常狼狈。
周作人任督办期间，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此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周作人还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曾多次找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时，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为其作证，称周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
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东亚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他的这种矛盾，触怒了日本人。1943年8月，日本人片冈铁兵斥责周作人为“中国反动老作家”。
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对友人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尝门便看戏的看客。”
晚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到自己任伪职的原因：“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此处又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有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
60年代，周作人对张铁铮谈及他当年任伪职之事时，张说：“这是日本人‘胁迫’的。”周说：“我当时同意了，以后担任过伪职的人，受到查处是当然的。”谈及去长春见溥仪之事，周说：“我去长春是汪精卫点的名，不过我见溥仪的兴趣远不如见罗振玉兴趣大，我见到了罗振玉。”
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简报》发表沈鹏年的访问记录说，周作人本不愿出任伪职，出任是共产党的意思。他任职后，执行了中共向其暗示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的方针。
而1987年，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许宝骙发表《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回忆说，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的继任人选有二：谬斌和周作人。许宝骙、王定南、张东荪三人研究后认为，谬斌为国民党党棍，如其继任，必推行奴化教育，对青年有害。为了抵制谬，他们决定劝说周出任督办一职，反正周已经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许去劝说周，告知谬斌其人其事，称：“先生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谬斌，就是一种功德。”
许多研究者认为上述二人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周作人如果真是按照共产党的意思出任伪职，他晚年又何必写信给周恩来为自己辩解？！
据时任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回忆，他们当时只是研究认为周作人继任比谬斌的危害性小，他并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出任伪职。
对于周作人出任伪职，林辰这样说：“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他穿着军装简约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苏州宴饮游乐，在游南京玄武湖时，还写下了‘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这样的诗句，表现了他招摇过市、得意忘形的神情。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见主席’等语，如果他当汉奸是迫
不得已，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则在关于老太太的事略里，是没有必要谈到他出任国府委员和赴南京谒见大汉奸汪精卫的，而他却津津乐道，引为光宠。他常用一颗闲章，文曰‘知惭愧’，事实说明，他是一个不知羞愧的人！”
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回忆，抗战胜利后前，中共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周没有答应。于浩成回忆，周作人托人问其父董鲁安（时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后更名于力）传达过想到解放区的意思，董将此事汇报给议长成仿吾，成一口回绝了。
受审
张琦翔回忆，抗战胜利后，华北逮捕汉奸，用的是请客的方式。戴笠让汪时璟出面在汪家宴请汉奸们，吃过饭，当场宣布拘留他们。周作人、钱稻荪与汪素无往来，故没有敷衍。二人是在当夜，军警以查户口为名，从家中带走的。当军警用枪械指着周要逮捕他时，周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周作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晚年回忆道：“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狱中规定家人每月可会间一次，送钱一次；据说，送钱最多的高达二十万元，周作人最少，藏书网每次仅五千元。
徐淦记载：“风闻在蒋（介石）的寿辰上，有三位国民党的要员趁庆贺之机，联名上书，求蒋给予周作人特赦，但蒋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据传那三位要员当中为首的是张群，话是从张群的机要秘书口中传出的。”
1946年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说情。他们请郑天挺在请求书上签字，遭到郑的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
在炮局胡同关押半年后，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审。《申报》发表标题为《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文章，说：“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
据说，周作人在上飞机前曾抄旧诗一首示人：“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其在押解途中写有诗二首：“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
周作人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护道：“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申报》报道了此次审理过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 7b54." >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藏书网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9９ｌｉb?关于周作人所说受北大之托管理校产，法庭就此事询问了当年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蒋复信称确有其事。法庭还曾询问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复函称周在伪北大文学院长任内，保管图书很为周到，未受损失，并且有增无减。
宣判前，记者黄裳到南京老虎桥狱中访问周作人，其报道《老虎桥边看‘知堂’》写道：“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将他从枪口下夺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后改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狱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读书外，写了二百多首诗作，还翻译了英国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
周作人曾记录他在狱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钱贿络监狱看守人员，从外面带进来很多诸如烟酒之类的违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惬意。其中有个老头，据说是曾经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的侄子，因贩鸦片积聚了些钱财，他将全舍上下从狱卒到所长通通打点了一遍，所以忠舍里的人都叫他“老太爷”。周作人经常找一个杀人犯帮他理发，此人因斗殴误杀一人被判死刑，后改有期。“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经友人保释出狱，离开时，周作人作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出狱后，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两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颇像坐关和尚”，更显老态和憔悴，问起狱中的生活，他说：“还好。狱官特许我翻译英国劳斯写的那部希腊神话和作作打油诗解闷。至于饭呢，不像在北京时吃窝窝头，但南京的米真差，米商还在米中掺砂子。不过牢房内有钱的犯人照样买通牢头，三天两头从外面的馆子里叫进鸡鸭鱼肉来吃。我和没钱的同窗有时也沾点光。”徐淦常去看他，见他有时独坐亭子间中，用32张骨牌玩大无关、摆天字的游戏。
晚景
1949年初，国民党溃败，周作人被假释。洪炎秋记载，当时周作人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托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请洪设法安置。洪复>藏书网函尤，告知老友医师郭火炎将其在北投的别墅借给周居住，并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周的生活费。但之后，洪并没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忆，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适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
1949年月左右，周作bbr>人悄悄告诉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兴地对徐说：“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信给我的，允许我回家。”
唐弢从周恩来处听到，毛泽东看完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回到北京后，仍居住在八道湾。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位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实是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解放后，周作人按规定每月交 7eb3." >纳租金。
周作人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解放后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同样是文化汉奸的钱稻荪。钱每次来总是自带一小瓶酒盒下酒菜，自斟自饮，与周作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感叹道：“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1952年，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之际，他在日记中写下“寿多则辱”一语，12年后，他虚岁八十时，将此语刻成闲章，不料一语成谶。
张铁铮回忆：“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十一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
1962年，周作人写信给佟韦，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鸡蛋，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盘查和训斥，希望佟能帮他解决此事。佟见信后忙到派出所帮忙协调，派出所这才同意周可以随便买鸡蛋。
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付周作人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钱总是不够花，因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资养活。1964年9月，预付的稿费又减至200元，但好在久病的老伴已经去世，不至于无法维持生活。文革开始后，周作人的稿费来源中断，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维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触的十
几年中，感觉周总是“缺钱用”。他给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说向出版社要钱之事。他常买书给图书馆，还将一些字画寄往香港出售，但被海关扣下；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周是鲜有的生前就将日记出售的），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称，如果日记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与他谈话过长，觉得耽误了他翻译书稿，于是支付给他相当的稿酬，对此，许广平曾气愤地对王说：“周作人不是律师，你还给他谈话费！”
由于年老体衰，周作人无力握笔，只能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写作。即便如此，他在80岁前完成了希腊文作品、48万字的《对话集》的翻译工作。
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常去周家拜访。无论文何时到，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文洁若问过周的儿媳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所以特地收拾干净了，张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完必放回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十个小时以上，都是自己研磨，用毛笔写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从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才下笔。
晚年，周作人没有余钱买书，有空便翻看以前的旧书，他开玩笑说：“这是炒冷饭。”
闲暇时，周作人便给孙儿孙女们讲笑话，看到孩子们笑的很开心，他也非常高兴。其实，将孩子们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讲的笑话，而是他们健忘的爷爷，因为每次周都讲同样的笑话。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独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过五关”。后来儿子周丰一学会二来，便从父亲处将骨牌讨了去，用钢笔在装骨牌的名片匣子上注明：“这原是祖母的纪念品。”周作人看到儿子写的字后，重新贴上纸条更正道：“这是曾祖母的遗物。”孙辈们便笑道：“那么这该是咱们的传家宝喽。”
1965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周作人的遗嘱如是说：“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羽太信子患病期间，为了给妻子筹集药费，周作人将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
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砸了周母的牌位（鲁迅博物馆中，同一位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24日早晨，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的卧室砸烂，全家被洗劫一空，房子被查封。红卫兵让周作人跪在地上接受批斗，用手中的皮带不断抽打他，让他老实交待罪行。周丰一也被揪来陪斗，红卫兵绑住他的双手，将他推倒在地，连踢带打。他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他有
一刻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风烛残年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儿子挨打，吓得晕倒在地。
接着，红卫兵命令周作人穿着黑色布衣，身上挂上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红卫兵又将周作人等专政对象集合起来游街示众。周作人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面无人色，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
这年8月23日夜，周作人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周作人被抄家后，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等人去看望了他：“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家的房子被封，后罩房正对着的“老虎尾巴”被红卫兵占领，用于监视周氏一家，周作人只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过了三天三夜。周家的老保姆悄悄做点食物，给他们送过去。天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硬着头皮去央求红卫兵道：“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半个月后，张菼芳再次向红卫兵求情，这次总算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他们告诉粮店，只允许周家买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日被囚禁在小屋里，他的双腿很快就浮肿了。张菼芳只能到药铺买点维生素片，等红卫兵熟睡后，偷偷塞给周作人，周感激地堆儿媳说：“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连累你们。”
到九、十月间，周作人两次写“呈文”，让儿媳偷偷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内容都很短，大意为：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但“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屡屡表示不想活了，他对儿子说：“我不如死掉还舒坦一些，也不想连累你们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着咱们受这份罪，实在对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转世的。”
非命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完马桶，为他准备好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下午两点多，住在同院bbr>的邻居，偶然从窗子往周作人的屋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让她回家。张赶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众人猜测，周作人大概是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周丰一夫妇不可能将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记载：“周作人逝世后，曾给周海婴寄去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鲁迅与周作人的后代之间终于没有任何来往。”
生前，周作人为许多人写过挽联，死后，却无一人作联来挽他。次年，在台湾 7684." >的梁实秋写下《忆启明老人》一文，这是周作人去世时对他唯一的纪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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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
舒芜说：“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周建人说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9９ｌib.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矛盾问题，却包古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合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
徐志摩说周作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
冯雪峰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有人说，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陶亢德说，如果以酒来比喻鲁迅、周作人兄弟，鲁迅“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加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废名说，他和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二人认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一个躬行君子。他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他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俞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两人都回答不了。废名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说：“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 81ea." >自今自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和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张中行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张中行说老师周作人：“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无所不谈。”
舒芜说：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国家命运突然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９9lｉb?变局之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或是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而失败，一切文章学问，功绩成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周作人的悲剧；或是毕生同这个消极核心战斗，鲁迅就是这样谱出了胜利的乐章。
何其芳比较周氏兄弟的文章：“读着两人早期的文章，我们就总有着不同的感觉。一个使你兴奋起来，一个使你沉静下去。一个使你像晒着太阳，一个使你像闲坐在树荫下。一个沉郁地解剖着黑暗，却能够给予你以希望和勇气，想做事情，一个安静地谈说着人生或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去闭起眼睛来做梦。”
朱光潜说：“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摆脱‘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 href='2520/im'>《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９９lｉb?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陈源写信给徐志摩谈及鲁迅、周作人兄弟，他说，周作人与鲁迅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孙郁评价周氏兄弟的作品时说：“读鲁迅的书，心要跳出来，把你的意志从这里点燃，你会在阅读的瞬间，萌生一种求索的冲动和抗争的情绪。那是怎样磅礴激昂的世界呀，一个在苦难中跋涉的灵魂，使你猛然间看到了人性的光亮，它照耀着你，让你在那一刻不再沉于绝望的深谷。而读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鲁迅让你去做些什么，周作人却告诉你什么也别乱做；鲁迅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墙，而周作人却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
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鲁迅之所长，恰恰为周作人之所短；周作人之风韵，又为鲁迅所少有。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然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之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不管你选择了鲁迅或是周作人，我们都无法离开这两个灵魂的余影，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绕不开的存在！
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谈及周氏兄弟时说，鲁迅见到人很热情，善谈，给人亲切之感。周作人则不太爱讲话，陌生人不好与之交往。在周氏兄弟失和后，羽太重久还与鲁迅有联系。
鲁迅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即“昏”。他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道：“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钱理群说：“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远在远方的风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三卷：文学卷，前两卷分为国学卷、思想卷。三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百千册民国及今人的回忆录、纪念文章、人物专著、私人日记、民国笔记、年谱、行状、行述、碑铭、杂志、报章中摭拾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增删、修改、归类、排序、承启、修饰、熔炼，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文学卷单列七位文学家（原为八位，郭沫若章因故删掉），>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写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叮当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流风余韵，映照当世。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每一代人都已拥有独属于他们时代的荣光，我们更应追寻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气质的回答：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他们仍只是华夏大 9646." >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裹下的小悲情。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 href='2570/im'>《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９9ｌｉb.t>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押沙龙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万马堂中花飞扬、百草丰茂、驯悍、轩辕剑之怒、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a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默然斋主人、山谷之间、秦鱼儿、金牌皇冠店、山形水影、虫二呆呆、文化稽查总队政委、四海为家孰主宾、寒城姜七、wupeng22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９9liｂ?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谨以此卷献给我所有的家人。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