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完这首怪诗后，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装着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
华北延伸。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学生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先生的课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学生，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后，开始写《中国历史讲话》。贺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熊十力大讲汉、满、蒙、
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在四川八年，熊十力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他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无法和家人一起居住。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
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孤冷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言：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熊十力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
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由蔡元培介绍聘至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熊十力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
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
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
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熊十力的学生韩裕文回忆，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象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人住在一起，为的是
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熊十力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平方米。解放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十力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最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十刹海后海。
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1962年秋，王元化来到淮海中路拜访著名的佛学家熊十力。早就听说熊先生性格狂放，是个狂放不羁的古怪人物。站在熊十力门前，王元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信笺，纸已
褪色，字迹尚浓。大意是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在说到自己身体情况时十分具体，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等等。王元化感慨，难怪传说熊先生性情怪僻。
真挚
早年，熊十力与何自新共同参加革命，何自新曾经对熊十力说：“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
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吾之甚耶？”何自新默然不复言。
何自新去世
后，熊十力在为其作的传中说：“民国既建，乱靡有定。自新固死于辛亥前一岁。十力孤存天壤间，茬蒋不自立。久之，从军湘鄂，浪游两粤，默察人心风会，益知来日大难。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每有荒懈，未尝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励也。”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
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
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
熊十力曾寄语弟子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1943年，徐复观听到友人对熊十力的推崇、介绍，继在上司处看到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上卷，于是写了写了一封信给熊先生表示仰慕。“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墨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予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抗战末期，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先生，临走时，熊先生送他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自己穷困的经历，并时时淌下黄豆大的泪珠。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熊十力的老朋友邓高镜，抗日战争期间，留在北平。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学，见到他生活潦倒，熊十力就提议，和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1962年，因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熊十力主动提出减薪，未获准。
王元化曾回忆他1962年去拜访熊十力的情形：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
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
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裹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啼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逸闻
熊十力生于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准确的生日，后来弟子们要给他做寿，便姑且定为正月初四，那是为了既占一春之先而又避开三天大年的缘故。
1914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榛）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光在黄冈结婚。傅晓榛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代即开始归宗。韩家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据说傅晓榛的父亲傅雨卿学正曾在福建当过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他比较
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熊十力妻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为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苏）妻，大弟韩濬，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二弟韩煦。1915年10月，熊十力长女幼光出生。
熊十力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
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
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这样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起初并不为人重视，后来欧阳竞无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才找他要稿子看。熊十力请欧阳先生看他写的学佛笔记，欧阳先生阅后才刮目相看。
熊十力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熊曾言自己‘十年来患脑病，胃坠，常漏髓，背脊苦虚’，因注意营养，好吃鸡，曾被一些佛教中人讽之为“野狐禅”。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
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复观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熊十力平生不肯演讲，因为他认为如果说话多了，容易损气，这样就会损伤神经，胡言乱语。他每天作文、用思，必定要在天气好，没有人的时候。
熊十力的性格颇似稽康，对于来访的达官贵人，从不回访。在重庆市，郭沫若听说熊十力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他，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郭曾书一笺云：“愿吾父子，永恒健康，爱国讲学，领袖群伦。”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学生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就送给了他。熊十力送对联时，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是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熊十力就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他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任继愈说：“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在北京收了一个义女，起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十力一生很少和妻子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熊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十力的养女仲光经人介绍曾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白石老人的女弟子之一。齐先生有一天忽然提出访问熊先生。国画大师与哲学大师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熊十力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熊曾写一文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曾请熊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还送给熊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齐自石
曾对人说，熊十力是我最好的朋友。
1963年冬在北京，熊十力给熊仲光题书扇面：“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荫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还自乐。”
王元化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人交往，要先相面。第一次去拜访，他被熊先生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所幸熊先生看后说，以后可以常去。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先生大女婿说，原来住在老汉口时，熊先生要他去发信，走水路的信要他投到江边的邮筒中去，走陆路的信则要他投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邮筒中去，说是如此投信才到得快一些。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
长女幼光曾向董必武求字。不久，董老书赠条幅：“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论书法也。十力我兄正字。弟董必武1962年10月。”
知音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进德会的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熊十力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十力从武汉大学返回北大之后，从秋到冬，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这部著作。当时，熊十力与粱漱溟等十数人一起住十刹海东梅厂胡同的“广大坚固瑜伽精舍”。梁
、熊与弟子们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梁漱溟后来回忆：“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在北京期间，熊十力与林宰平交从甚密。两人一见面便开始谈论学问，每每是林先发难、挑刺，而熊十力纵横酬对。二人嗓门皆大，语震梁宇。他们笃诚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说：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
熊十力与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颇有趣味。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到：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
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熊十力与张东荪也颇有交游，由此了解了西方哲学。而张对熊十力的哲学慧识特别欣赏，称许《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还曾填了一首《金缕曲》表达对此书的感想和赞许：
熊子今传矣。
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
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
正翕辟，生生不已。
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
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
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
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
养活泼自家心地。
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
初读罢，杂悲喜。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
，马一浮音信全无。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
熊十力和马一浮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弃约，改投西南联大。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
九九藏书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
《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
?９９ｌｉｂ.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
99lib.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
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
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
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
９９lｉｂ?
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
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佛学袈裟，完全是一独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
99lib?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1956年，熊十力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先生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
.99lib.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种种原理，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熊十力的《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有深入的探讨。书末附录《书札六通及体用论佛法上下两章补记》一文，均系《体用论》出版之后的答疑之作。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
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
９９ｌｉｂ?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
.99lib.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
藏书网归的歧路。
1949年5月7日，唐致中与其兄君毅去番禹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去看望熊十力先生时，熊给唐致中题辞：“虽有慧根，弗裕之以学，其慧未能宏也。虽有特操，弗裕之以学，其操不离僻也。”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
.99lib.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
.９９ｌｉｂ?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
他虽然受到礼遇，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惆怅。他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被凉在一边；而自己的哲学，理会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在北京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上门了，有的连信都没有一封了。有的人过去对他执弟子札，但是到某种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五十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嚎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愈加难耐寂寞，曾对人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因此，他经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一下自己的近况，遇有“运动”，也难免表一下态。如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信中有“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
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12月5日向上级请示：“拟同意送母鸭一只，请核。”领导批曰“同意”，于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只肥母鸭。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岁，元旦开始动笔起草《存斋随笔》。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并列席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其间，陈毅曾来看他，并对在场的熊氏后人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也来看望熊先生，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说。熊十力知此书印行已无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后，请封用拙（熊的文书）再钞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陶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九九藏书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忆说：“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一开始，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
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他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冲进各个房间，将熊十力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追寻到上海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甚么反动活动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
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文革期间，熊十力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围攻，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
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
9９ｌiｂ?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
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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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
.99lib.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为“明心”、“明宗”；也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
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
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又说：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对张岱年说过：“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
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
九九藏书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
.99lib.
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
.99lib.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性情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
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
九九藏书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
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
99ｌｉb?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
99lib.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
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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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
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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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
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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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
藏书网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梁漱溟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
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
，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悲悯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
.99lib.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想跑却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
胡子上都沾满了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因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在
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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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
.９９ｌｉb?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狷狂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
通中西文化鸿沟。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
?9９ｌｉb?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
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
99lib. ，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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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爱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
.99lib.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
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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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
，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
９９lｉｂ? 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
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自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
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
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总结的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
《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精神内核。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
９9ｌib.追穷寇”的错误。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他还说：“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
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
99lib.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厌离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
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
藏书网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
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
９９lｉｂ.。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
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佛缘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
9９ｌib.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
.99lib.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
.99lib.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
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
99lib.“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
藏书网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思虑
梁漱溟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
99lib?t>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
梁漱溟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漱溟的脑子一开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９９lｉｂ?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九九藏书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９９ｌib?t>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认为他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梁漱溟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儿子们。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９9lｉｂ?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99lib.，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有关方面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99lib.t>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罗隆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晚年和冯友兰见99lib?面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论战
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
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因为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革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革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有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漱溟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 4ed8." >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 9875." >页一页撕着烧。.9９ｌib?
文革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在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
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谈此事时，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
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他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九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当支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
藏书网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985年12月4日，北大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此前一天，冯家设私宴庆祝。筹办中，冯友兰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参加，梁称天冷不能出门。数日后，冯友兰却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短信，其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
，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先生却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后来，梁、冯有了一次会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这次面晤谈了四个话题：佛学、青年时代、晚年生活和“谄媚江青”问题。当冯氏父女起身告辞时，梁先生突然问道：“你母亲可好？”宗璞回答：“母亲已于1977年10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被批判，医疗草率，心情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执手相对唏嘘……
婚恋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
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说起黄靖贤时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认同与了解后，梁漱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不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质，而且从妻子默默为自己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后14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尤其在黄氏去世前4年间，夫妻间感情弥笃。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是这样充满深情厚意回忆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还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以后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梁漱溟中年丧偶，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太太，遭到他的拒绝，他矢志不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会续弦。1943年，梁漱溟从日军侵占的香港避难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为介，与一老小姐结婚。这一年，梁漱溟50岁。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很有意思的是，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于是在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梁、陈的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漱溟的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副 7ed3." >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梁漱溟首先在庆祝仪式上发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于是，龙积之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做了一番高论。梁漱溟的旧友李济深先生也作了道贺式的讲话。来宾中的作家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一说完，大家就大笑起来。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恋爱的故事讲得细致动人，惹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6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与陈淑芬女士结婚后，一改过去严肃显得有点古板的性格，从此竟然也谈笑风生，幽默了许多。但也有说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于是梁漱溟晚年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笔者认为，陈女士性格暴躁应当是正确的说法。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bbr>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陈淑芬女士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
梁漱
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
归去
梁漱溟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
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
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
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
?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缅怀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冯友兰亲撰一文《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发表。在文中，冯先生为梁所撰的挽联更是充满了对一代大儒梁漱溟的钦敬之情：“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赵朴初说梁漱溟：“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
..去世，《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
藏书网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 href='2195/im'>《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 href='2195/im'>《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
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 7531." >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99lｉｂ?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
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
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
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
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
藏书网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
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 href='/article/3773.htm'>《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
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 7531." >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
.９9ｌｉb?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
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
９９ｌｉb?t>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藏书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令 4fa6." >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bbr>、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 5317." >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 5b66." >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９９ｌiｂ?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藏书网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t>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 href='2205/im'>《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政见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 href='/article/3794.htm'>《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藏书网
与此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9９ｌｉ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９9ｌib?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bbr>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９9liｂ?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 href='436/im'>《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 href='9038/im'>《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９９ｌｉｂ?苦话”之语。）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99ｌib.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语，从学术着 773c." >眼，提纲 6308." >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bbr>99ｌｉb?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 662f." >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藏书网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９９ｌib.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藏书网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９９lｉｂ.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bbr>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藏书网“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自恃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 href='/article/3794.htm'>《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 href='1180/im'>《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 href='2210/im'>《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 href='2210/im'>《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 href='2202/im'>《西游记》，得董作宾；考 href='2204/im'>《水浒传》，得李玄伯；考 href='1283/im'>《镜花 7f18." >缘》，得孙佳讯。”
19９9ｌｉｂ?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bbr>.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 6cd5." >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温煦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藏书网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9９ｌiｂ?t>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 href='2202/im'>《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藏书网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bbr>?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黒鸦鸦的人头，紧张的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结果后来又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从文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学生：“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藏书网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藏书网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旧儒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 662f." >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 href='2210/im'>《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 href='2195/im'>《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新知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 4ed7." >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 href='1036/im'>《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9９ｌｉｂ.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 href='2283/im'>《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bbr>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伤憾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 6ca1." >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99ｌｉｂ.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逸事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99ｌｉｂ?
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1923年春天，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所请，开列了一份共计185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 href='5114/im'>《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也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它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狠听他（胡适）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好比要我生吞铁弹了。”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常时喜欢讲笑话，谈小脚，谈辫子，谈打麻雀。他 5e38." >常提起他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他说，他太太虽是小脚，但早年就解除束缚了，他称她是“改组派”。关于他自己的辫子，在考取官费留学那年（宣统二年），他还是拖着辫子上船的。至于打麻雀，他的太太最欢喜，他自认是怕老婆会的会长，所以非但不反对，而且常常在案牍疲劳之后，也参加打几圈。
民国时期，官员、文人搓麻成风，胡适在《麻将》一文中痛斥麻将的祸害。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四圈费时约二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更不用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他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他把麻将与鸦片、八股、小脚列 4e3a." >为“四大害”。
骂归骂，胡适也不是视麻将为洪水猛兽坚决不碰。梁实秋就曾看到过胡适搓麻的情景：“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几位在一品香饭店开了房间，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梁实秋还记得那次胡适“麻运”不佳，最后输个精光，因为带的现金不够，只好开出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在当时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唐德刚从胡适打麻将联想到他的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 href='5833/im'>《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 href='5833/im'>《女神》，并取 href='5833/im'>《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 href='2195/im'>《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 href='437/im'>《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风趣
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 6170." >慰问钱的家属。>
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
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
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bbr>９９ｌｉｂ?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月老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
?９９ｌｉb.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
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99lｉｂ?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
?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癖怪
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
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 href='2283/im'>《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 href='2283/im'>《诗经》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bbr>押，赵答曰否。
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 href='2210/im'>《红楼梦》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 href='2210/im'>《红楼梦》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 href='2210/im'>《红楼梦》、 href='2204/im'>《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
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 href='6042/im'>《资治通鉴》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惧内
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藏书网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
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
９9ｌｉb?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
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
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胡适一生中有好几bbr>.９9lｉｂ?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韦莲司甚至在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受饱受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
..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束缚，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
老病孤身难寄，
南迁北驻迟疑，
安排谁为决难题？
哥哥长病废，
质仰死无知。
徒夸平生多友好，
算来终日痴迷。
于今除却党支持，
亲朋休望靠，
音信且疏稀。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
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胡适赞誉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 href='2086/im'>《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 href='2086/im'>《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在胡适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要数朱经农和任鸿隽。借着哥哥和胡适的亲密关系，朱毅农很自然地走到胡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从江冬秀给胡适写家书中得知，有一段时间，朱毅农主动承担家庭教师职责，教导胡适长子胡祖望，每天教他两个小时的功课。
不知道何时朱毅农何时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
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溘逝
1962年2月
９9ｌｉｂ?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上，胡适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他教出了两个物理学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适话刚一结束，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他说，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说：
“李济先生太悲观了。……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
……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 4e2d." >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
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 Hu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
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记录了胡适：“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梁寒操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和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举世所公认。胡适去世后，有人撰联挽之：“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朱学勤的说法是：“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胡适，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
鲁迅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
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海光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胡适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确是一种“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而这股启蒙的力量，敦促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甚至包括胡适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内，也才能成为开放社会中，内在稳定与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现了思想的可贵，在于思想是无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与实
践的检验来证明真理的成分。
此刻才见天空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二卷：思想卷，其他两卷分为国学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藏书网，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地逆旅，你我都是流水，唯有思想得以永恒。但思想者又总是孤独的，本书十位大师所行道路各异，筚路蓝缕孜孜矻矻一
..生艰辛，让笔者不禁想起弗洛斯特的诗句以纪念之：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 href='2570/im'>《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押沙龙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七分钟的海水、万马堂中花飞扬、雪野残狼、百草丰茂、还剑奇情、amethyste、驯悍、ahneo、形胜在吴头楚尾、昨日盛宴、青瑗、轩辕剑之怒、基本吃素的和尚、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a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醉语2008、cos60、飞刀又见飞刀、青猫、江南旧雨、noliperguo、默然斋主人、CRDB2009、山谷之间、海味宜淡、秦鱼儿、金牌皇冠店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谨以此卷献给我亲爱的父母。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