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幕遮》
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
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
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
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
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
9９liｂ?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
。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
99lib.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
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
９９ｌiｂ?，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
9９ｌib?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
.99lib.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
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
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
.9９ｌｉｂ.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
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
.9９lib?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
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
９9liｂ?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
九九藏书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
.99lib.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
.９９lｉｂ.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
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99liｂ.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
九九藏书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
9９ｌｉb?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
《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
九九藏书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1、世变益亟；2、“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3、王国维忧伤过甚；4、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
99lib.，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
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
’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
《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
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
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誉美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
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
.99lib.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
.9９lib?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９9ｌｉｂ.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
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
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
九九藏书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
?9９ｌib? ”。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
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博学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
行》、
《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
.９９ｌiｂ?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
９９ｌｉｂ?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
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
?99ｌｉｂ?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一年之后，梁启超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陈得以到清华执教。
尊崇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经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得知陈寅恪一家来到此地，亲自到车站迎接，热情招待一家人吃饭。因不能在此过多停留，晚间，李校长与夫人一道踏着沿江灯火，亲送陈家老小登上内河轮船，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
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
《庄子》了！你替谁跑？”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轮班伺候，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感动之余，对梅贻宝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陈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知道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时，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托人给他们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了。后来陈寅恪到广州后，陈家大到与学校的对话，小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是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任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了，就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
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寅恪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陶铸一直给他大陆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待遇。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陈转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资待遇在中大以及全国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陈寅恪当过学部委员。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张稼夫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
99lib?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提及陈寅恪，还专门去拜访陈。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
1962年胡乔木过访，
.99lib.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陶铸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给陈寅恪。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文革开始后，虽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红卫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与陶铸的关系，
想借此整跨陶铸。当时陈已经“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红卫兵就占据了陈宅对面的办公楼，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而且还冻结了寅恪夫妇的工资。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用武力赶走了陈的助手黄萱及和陶铸派给陈的三名护士，在屋内遍贴大字报，抢掠物品撕毁文稿，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一时家徒四壁。陈不屈服，他们想到抬他去礼堂批斗，陈夫人阻拦被打成重伤。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文革开始后，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游学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
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99lib.
关于陈寅恪的学位问题，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
９９liｂ?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
９9lib.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
治学
陈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
陈封雄回忆说，陈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
陈寅恪常说“读书必先识字”。陈寅恪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
《史记》中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
陈寅恪认为“读书先识字”，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了极大的工夫。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912年，国民政府在孔庙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据王国维说是9000麻袋）。
1921年，该博物馆筹备处一位旗人处长伙同几人，将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当做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换得银元4000。幸得罗振玉偶然发现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档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做废纸转卖出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老板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最后不惜倾家荡产以1.3万元的高价将剩余的档案全部购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此后，因罗振玉购买档案已罄尽全部财力，再无力承担整理重任，将7000麻袋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大收藏家，将另一小部分出售给北大国学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伪满洲国购得，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后李盛铎也因财力不济，准备出手。陈寅恪得知后，希望当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能将这批档案买下，胡适也支持陈的建议。经过陈、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共同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将这批珍贵文献买下。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
极努力下，这批珍贵档案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2.5万公斤破烂不堪。
抗战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但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
《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陈寅恪曾讲授元白诗证史课程，以诗证史。中山大学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他根据自己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于是世人得见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如陈寅恪曾考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龄。诗中写道：“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陈寅恪以此为据进行考证：“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
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
《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从此文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和为学态度。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
99ｌiｂ?，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
?9９ｌｉb. 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纯儒
中国近现代文坛，能当“纯儒”两字的只有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只知治学，不愿为官，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党派之争；陈先生提携后进，但结党而不营私，从不搞门第之争；陈
先生学贯中西，但始终以国学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学西学只为更好地研究国学；陈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已任，眼盲、膑足，仍坚持上课，进行研究。
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悲愤之下，筹划成立台湾共和国，拟奉唐景崧为总统，参与此事的
.99lib.人中也有陈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
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九九藏书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国学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
坐，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季羡林回忆：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陈寅恪留学十六载，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的大师。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对于古代诗词，陈寅恪最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除宋代词人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
解放前夕，陈寅恪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
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陈寅恪晚年因撰写《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笺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
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
九九藏书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
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
九九藏书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
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
.99lib.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
九九藏书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
99lib.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
99lib?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
。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
、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
.9９ｌｉb.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99lib.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
.99lib.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
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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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
99lib?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
?９9ｌib.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性情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
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
?9９ｌib.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
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
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
藏书网！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
藏书网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
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
九九藏书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
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
九九藏书态度。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
99lib.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
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此段经历，陈寅恪很少向外人说起，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教学需要。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
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
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
.99lib.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
.99lib.，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
９9lｉb?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
99lib?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
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
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
藏书网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
.９9ｌib?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
99lib?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关于“恪”的读音。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
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
?９９lib.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Yinke或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据说，陈寅恪到中山大学后，师生职员相沿成习念què，与其夫人唐筼不无关系。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长大，母音为平津一带的语音。她读“恪”为què，当学生称寅kè先生时，她常常纠正说要念què。
陈寅恪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
“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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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
九九藏书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
，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陈寅恪
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
（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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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
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
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
.99lib.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
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
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
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
藏书网、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
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
《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
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
.99lib.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
?9９ｌｉb.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
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困囿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
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
九九藏书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
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
9９liｂ?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
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
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
藏书网 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
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
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
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
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
。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
?t>“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bbr>，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 5bc5." >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藏书网>..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 6700." >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bbr>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 href='6331/im'>《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革命
鲁迅称乃师章太炎的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的《家训》中有一条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意思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
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先生（章太炎）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章太炎16岁参加“童子试”，时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章太炎面对此题，想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这样的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凝于笔端，最后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小时，章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他才思敏捷，不由暗暗.
称奇，再看其文，大骇。此时章正要步出考场，主考官拍案而起，喝止道：“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一片哗然。主考官怕事情闹大，便令两名差役将章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吓得面无人色，但章却神情自若。
188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章太炎异常气愤，从杭州寄给康有为设立的上海强学会16元会费，加入该会。次年年底，章应梁启超之邀，担任《时务报》撰述，结识谭嗣同等人。在梁、谭等人影响下，章的思想渐趋革命。1987年6月，章太炎在杭州发起成立兴浙会。
1988年12月，章太炎因支持维新变法，遭到清廷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次年因发表言论，触怒台湾当局，随后赴日本，八月回国。在日本期间，章太炎认识了孙中山。
1900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章在书中提倡复兴诸子之学，排满，反对列强，并首倡光复之说，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清廷后来因“苏报案”诉章太炎时，此书也是清廷指控章的罪状之一。不久，章又发表《正仇满论》，章在书中首次对清廷及保皇主义进行公开批判。这一年，章太炎剪辫发，立志革命。
1901年，由吴君遂介绍，章太炎到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当时章教授中文课程，但他在课堂上不谈经史，却大谈民族大义，倡导学生走光复道路，一时哗然。保皇派十分震惊，视章为“乱党”。次年元月，江苏巡抚恩寿到学校通知该校美籍校长，要缉拿章太炎，是章太炎回家过年，得到吴君遂的通报后，匆忙逃往日本。
在日本，章太炎于明崇祯皇帝的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清室干预，日本警方驱散学生，孙中山及数百留学生未能与会，后在横滨补办仪式。席间，孙中山提议与会者各敬章太炎一杯酒，共计七十余杯，章太炎亦未醉。
1903年，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称该书为“义师先声”，因文中有“载湉（光绪）小丑，不辨菽麦”之语，引起清廷震怒；同年6月，康有为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刊行，不足一月，便抢购一空。此时，《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录发表了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廷下令查封《苏报》，逮捕章太炎与邹容。后经外国法庭审判，章太炎被判刑三年。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人将其接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到日本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论战。章太炎的加入论战，使得“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一时，《民报》的销售数量激增，而《新民丛报》则大规模减少，最后《新民丛报》不得不停战，关门了事。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称：“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章还说：“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为实现政治抱负，曾拥护袁世凯。后他发现袁的称帝野心，大闹总统府，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并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 6c11." >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篡夺北伐军领导权。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共同反对蒋介石篡权，章任该会理事。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之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13日，章通电全国，再次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张中行在《章太炎》一文中回忆章太炎讲课：“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9９ｌiｂ?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章太炎盛怒之下，北上会见张学良，要求其积极抗日；章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起来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发表联合宣言（史称“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知道后，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章说：“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听罢十分愤怒，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立场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留下的藏书多达5000卷。到章太炎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章父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章父立下《家训》，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并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1890年，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家人：“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章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去世时从不穿戴清朝的衣服入殓，而是采“深衣敛”。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其十一二岁时，朱为其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回答道：“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
莫打鼓，莫敲锣。
听我唱这逐满歌。
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
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
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
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
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
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
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
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
叔嫂通奸娶太后。
遍赐狗官尝喜酒。
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
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
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
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
菜来伸手饭张口。
南粮甲米归他有。
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
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
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
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
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
人人多道做官好， 793c." >礼仪廉耻忘记了。
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
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
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
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
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以示讽刺，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苏报》案发生后，邹容被捕并死于狱中。章太炎做诗纪念义弟，曰：“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1906年7月15日，出狱后的章太炎来到日本。孙中山与东京留学生为其开欢迎会，到会者两千多人，由于地方太小，许多人只能挤在屋檐下或爬在窗台上，以求一睹章太炎的风采。章在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1898年，由《时务报》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想通过“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欣然前往，并担任《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不久他便发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而张也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等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时，章太炎径直离去。
章太炎主张排满，直呼满清皇帝名讳，语气十分蔑视，梁鼎芬的弟子朱强甫问章道：“你的祖宗不也有人作过清朝的官吗？”章太炎答道：“那是为强暴所污，不得以而为之！”
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并撰《剪辫发说》一文，寄给孙中山，此文随后发表在《中国旬报》上。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讲授中文课程，但他好对学生讲民族大义，给学生出的论文是“李自成胡林翼论”，意思是灭亡了大明的李自成，也胜过苦心孤诣维护异族江山的胡林翼。
章太炎在日本发起纪念支那亡国会，清朝驻日公使蔡均得知后，大为惊恐，请东京警察部门下令解散此会。日本警察便传讯章太炎等人，章等人“如约偕行，时着华服者只太炎和陈桃痴二人。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日本警察问章等人是清国何省人？章回答：“我们是支那人，非清国人。”日本警察吃惊：“你在国内什么阶层？士族还是平民？”章回答：“遗民。”警察无奈，只好让他回去了。（此处章太炎所谓“支那人”，乃是故意针对大清国的一种说法，和后来日本对我国的蔑称不是一个意思；而他自称“遗民”，则是指叛逆满清统治的大汉遗民。）
中华民国成立前，曾开会商讨国旗一事。孙中山提出用晴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袁世凯主张用龙旗，章太炎提议用首先光复南京的江浙联军的军旗五色旗。章说：“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我国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寓意五族共和。”于是，五色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直至民国十六年改用青天白日旗。
民国建立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他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采纳。此事，他更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最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权衡对比后，他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摇旗呐喊，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上台，并开始密谋称帝时，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此时，章才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人，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袁世凯上台后，给了章太炎一个虚职：“东三省筹边使”，并拨?９９ｌｉb.给他1万元费用。章踌躇满志，到吉林赴任，发表了《筹边使告东北父老书》和《筹边使四策》等文告。没想到刚到东北便受冷遇，无人迎接不说，召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二人竟不理会。章气愤不已，找到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知袁的用心，并不和章计较，对章恭敬如仪，好吃好喝招待，最终将章礼送出境了事。至此，章才若有所悟，对袁颇为失望。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时，章太炎已经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在民国成立的初期，章太炎虽为革命元老，但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故对原先的革命同志孙中山、黄兴颇有不满，他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一直都心生好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都鼎力支持黎，以至于有报社记者说：“章太炎先生的政见，无外乎‘总统非黎公不可’。”
章太炎在为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作序时，将袁世凯的洪宪解释为：“袁世
凯以明太祖建号洪武。满清以太平军为劲敌，其主洪也。武昌倡议者黎元洪，欲用其名以厌胜之，是以建元曰洪宪。”
章太炎到唐继尧处游说唐，发现唐没有出兵诚意，而且唐治下秩序混乱，乌烟瘴气，颇为失望。于是，他在白昼手提灯笼，漫步街市，灯笼上书“大元帅府秘书章”的字样，引起围观如堵。有人问他为何，他道：“此地种鸦片，漆黑一片，不照明何以举步？”也有说法称章在门口点着红灯笼，别人问起，他答：“四海茫茫，到处黑暗。”
1920年，章太炎由最初的反对军阀割据转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的主张。次年，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到处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首都“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该刊宗旨为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等人的怂恿下，章太炎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国共和作。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奉安中山陵。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参加奉安大典。章太炎到南京后，达官贵人们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请章题字留念。章想起沿途见闻，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
章太炎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碧云寺，明天启年间由太监魏忠贤扩建，并在此建坟，准备死后葬此。魏忠贤自缢后，他的党羽葛九思于1644年随清军入京，在此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名为中山堂。后又在该寺金刚宝座塔下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反对共产党，对国共合作不满，于是以此联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点名称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丧权辱国的协定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曰：“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讽刺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
囚禁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力主革命，时蔡元培请章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发表在《苏报》上，引起清政府的震怒。恰巧当时邹容写《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为之作序。清廷便查封《苏报》和爱国学社，没收财产。因章太炎在序言中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
因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当时，满清政府曾向西方列强许下了沪宁铁路的特权、白银10万两引渡章太炎、邹容，但在舆论重压下，西方列强称：“租界事，应当在租界处理。”章太炎等人的案件仍由列强的会审公廨审理，得以不被清廷引渡。
当时被清政府通缉的共有六人：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陈范、宗仰。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出逃，蔡元培避难青岛，吴稚晖逃往欧洲，陈范东渡日本，宗仰则躲在上海的哈同花园。但章太炎哪里也不去，这晚，有人告诉他巡捕前来抓人的消息，章太炎毫不在乎，只说“小事扰扰”，随即就回屋睡觉。他还劝邹容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第二天，外国巡捕再到爱国学社缉捕时，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被巡捕抓走了。当时邹容已成功地从后门逃脱，但章太炎在狱中写信劝他自首。邹容不忍结义大哥一人患难，第二天便前去自首。
章太炎被捕后，上海《新闻报》上有文章，嘲笑章太炎主动送上门，“不去为愚”。章看见此文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一文，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章在文中称：在当今的时代，必须实行革命，而“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之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最后，章太炎嘲讽《新闻报》的记者说：“斥鹌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滚开吧！新闻记者。请看50年后，巍巍矗立于云表的铜像到底是我？还是你？坐以待之，用不着多说什么了！”从此文足见，章太炎当
时就有杀身成仁的想法。
会审公廨开庭之日，章太炎长发披肩，穿着他的“汉家和服”。邹容剪掉辫子，西服革履。庭审完毕，他们坐着马 8f66." >车回巡捕房，上海街头万人空巷，争睹章、邹之容，一路上章太炎大声念诗曰：“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在同一监室居住，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做裁缝工作。章太炎近视，缝补动作不敏捷，经常挨巡警的棍子。起初章还稍作反抗，但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后，一气之下绝食抗议。他曾绝食七日，最后因有狱友告知，绝食要40天左右才死，加上邹容劝说，最后放弃。但邹容却随之病倒，一年后，年仅二十岁的邹容猝死狱中，章太炎伤心不已。因为邹容的死，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章太炎后来在《与篁溪书狱中事》中写道：“威丹（邹容的字）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烧火煮饭）之役，因得恣意啖（dàn，吃）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
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到日本担任《民报》的编辑。章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马上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于是《民报》被禁，章太炎几次入警署进行交涉，并3次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均未果。1908年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被章的辩词说的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东京地方法院随后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章的学生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被获释。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新婚不久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扔下新婚妻子，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均劝阻他，章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时为冬季，天气异常寒冷，章太炎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下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直闯总统府。总统府的接待员让他出示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声道：“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耐着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袁世凯还不见他，便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说罢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
之后，章太炎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能在宪兵教练处过夜。他满腔怒气耿耿难消，又指名道姓怒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大骂整夜，看守他的卫兵都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章太炎闯总统府还有一个版本，据说，章太炎到总统府后，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袁世凯一直不敢见章，只是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章太炎将总统府的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见章太炎盛怒，袁无奈，派执法处长陆建章前来。据说，陆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不疑有诈，便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某军事废校，后移居龙泉寺。
据说，章太炎被移往龙泉寺关押，杀人如麻、被人称做“陆屠夫”的陆建章亲自骑马在前开道以示恭敬，人们都感到奇怪，从没见过对一名囚徒如此礼遇的情况。问陆，陆回答说：他日太炎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我可少用十万兵马，安得不尊重。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便有当日同盟会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为向舆论交代，但又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亲自前来送锦缎被褥，但未敢面见章太炎，只是让人转交。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便立即入室点燃香烟，将被褥上烧出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章太炎被软禁后，袁世凯曾要接章的家属来京与章同住，章以为是“诡术”，汤国梨也怀疑袁有什么阴谋，都谢绝了。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来看望章太炎，让章住到他的家中，章太炎默不作声，最后作罢。
章太炎开始并不知道他被软禁之事。一日，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宴后归时，夹卫如故。章颇觉奇怪，问吴宗慈，吴没有如实告知。第二天，他去拜访胡培德，胡对他说：“此为袁世凯派来保护者。”章闻言大怒，抄起手杖把宪兵打得抱头鼠窜。章这才心情大好，对吴宗慈说：“袁狗被我赶走了！”吴宗慈只能唯唯以对。宪兵被章太炎驱赶后，便着便服而来，和吴宗慈、张亚农谈判，说他们是奉上边的命令来保护章先生的，虽然触怒了章先生，但仍不敢怠慢，所以易服而来。吴、张二人不便拒绝，只能同意，不让章太炎知道此事。
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曾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曾为前清翰林）去给章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身来，将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袁奴速去！”秦某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曾致书袁世凯，要求袁释放自己，但袁并不理会。后黎元洪进京，章致信黎。黎接信后，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黎再见袁，为章求情。袁于是打算给章一个虚职，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但章要求袁拨开办费20余万元，并让其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袁世凯只愿意给15万，最后双方未谈妥，遂作罢。
后来，章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到北大教书，前来陪侍，章太炎便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章才不觉寂寞。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 5403." >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掉，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再到后来，骂人之余百无聊赖，章太炎就在寺里讲课，宣扬革命道理。袁世凯的便衣混在学生中去侦察。章太炎辩才尤佳，几个便衣竟被章慷慨激昂的风度精神所感染，笔记记得不亦乐乎，还频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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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只能设法泄愤，以各种方式咒骂袁世凯解气。他先
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吃汤圆时，他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他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
章太炎的长女到北京陪伴父亲，为了不给父亲增加负担，自缢于钱粮胡同。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长女的死：“女儿章于1915年4月去京省视老父，后悉此举恰恰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身亦陷入绝境，遂于9月间自缢身死。”
章太炎被囚禁后，袁世凯在生活上对章太炎极为照顾。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工资最高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但章太炎并不因此就感激袁世凯，骂袁之余，他就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向来简朴，但在被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其中不少人为警察改扮），而且，并颁示规定：仆役对主人须称呼“大人”，对来宾亦须称呼“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每次见到主人，必须抬头挺胸，双臂下垂；逢阴历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以贺朔望。如敢违例，轻则罚跪，重则罚钱。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条约跟他具结，签
字画押。
有人问章为何要订立此规？章答：“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坚持用银制餐具吃饭，说是为了防止袁世凯下毒。到冬天，他不让人在屋内生火，说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为了御寒，他在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
章太炎被囚后，以为今生还乡无望，曾发电报给汤国梨云：“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他每与人书，必署名“待死人章某”。
章太炎曾两度绝食，以死相抗，他将在日本时穿过的一件旧衣服寄给夫人汤国梨，并在给夫人的信中说：“幽居数日，隐忧少寐。……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为记志，观之亦如对我耳。斯衣制于日本，昔始与同人提倡大义，召日本缝人为之。日本衣皆有圆规标章，遂标汉字，今十年矣。念其与我共更患难，常藏之箧笥，以>为纪念。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亡后尚有书籍遗稿，留在京师，君幸能北来一抚，庶不至与云烟俱散。自度平生，志愿未遂，惟薄宦两年，未尝妄取非分，犹可无疚神明耳。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汤国梨接到章太炎的来信后，深为担忧。一月后，她再次接到章太炎的来信，信中所言让她忍俊不禁：“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章太炎绝食后，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据汤国梨回忆，劝章太炎进食的是马叙伦：“马夷初（叙伦）先生去探望太炎，两人对时局越谈越起劲，到黄昏时分意犹未尽，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马却起身告辞，说过几天再来看望。太炎说：‘时间尚不太晚，可以再谈谈。’马说：‘因为没有吃晚饭，肚子饿了，要回去吃晚饭。’太炎便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这里也有厨房，比回家去吃还可以快点。’马说：‘知道你这里有厨房，但想到面对一个绝食的人，自己据案大嚼，试问情何以堪？何况你是为了民国的存亡绝续而绝食斗争的，我今面对一个舍命为国的好友，自己饱餐，岂仅自私，简直太残忍了。君如绝食而死，予今晚在此吃这餐饭，能不给天下人鄙视？’太炎听后略一思索，便说：‘那我就同你一起进食如何？’马夷初非常高兴，与太炎一起吃了两个水煮鸡蛋。”
许多年后，有一次汤国梨问章太炎：“你在北京绝食近半月几死，当时有何感觉？”章太炎答：“头晕得很呵！”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袁让章拥护他称帝，章挥笔写下《劝进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袁世凯看后，气得七窍生烟，但又转而又自嘲道：“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1915年，章太炎书“明年祖龙死”，第二年，袁世凯果然死去。袁死后，章太炎才重获自由。
狂傲
清末研究儒家经典有两大学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前者注重的是探求经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后者则注重经籍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当时在诂经精舍读书的章太炎，曾写下50万字的巨著驳斥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逢禄。
章太炎赞同维新思想，但他并不认同康有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在诂经精舍学习时，章太炎撰文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文中，提出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章太炎曾由梁启超推荐入《时务报》馆工作，时章对梁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很是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章言传到康党门徒耳中后，“康党衔次骨矣！”这日，时务报馆内，“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短兵相接，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门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甘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事发后，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章太炎在给友人的信中犹不忘讥讽康有为：“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
?９9ｌib.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子路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就对其报以老拳，于是，至此，孔子“恶言不入于耳”。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倾泄而出，与保皇党展开论战，占尽上风，最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不得不停刊。
只要有机会，章太炎就会对康有为嘲弄一番。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 href='2195/im'>《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去“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妖孽”、“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号称“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对此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章太炎在张之洞帐下时，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慌忙报告张。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对张之洞心存怨气，于是改唐诗讽刺张道：“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布包应是到天涯”句是讽刺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和纱麻丝布四局，纱麻产品用布包捆，销行各处，当时讶为初见。这本是德政，但张过于标榜曾文正（曾国藩），云文正治家有方，日课妇女纺棉四两，故张云：“予设四局，亦太傅经纶家国意也。”
“欲取鹦洲作督衙”是bbr>指张迷信，到任时欲移督署鹦鹉洲，闻三国时黄祖曾开府于此，认为不吉，乃止。
张之洞在湖北时，巡视纺纱厂途中，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与少女的父亲协商，骗其入府侍奉三姨太。该少女入督署后，张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少女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故有“终古文昌唤卖茶”之句。
“而今梁上无君子”是讽刺梁鼎芬先附张而后叛之；“玉玺不缘归载沣”句则讥讽清廷，时宣统幼稚，由其父载沣为摄政王，颇无能。
章太炎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讽道：“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在会审公廨法庭上对清政府及审判员极尽嘲弄之词。对于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及辱骂清帝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的滔滔雄辩，引得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审判员亦如坠云雾里，哭笑不得，非常尴尬。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想到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审判员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审讯过程中，章太炎大逞口才，亦庄亦谐，辛辣犀利，把代表清廷出席原告的官僚孙建臣弄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最后章太炎大笑：“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叫嚣？”孙气急败坏，脱口而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引来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章太炎与张继结拜金兰，后发生冲突，章作《北山移文》与之绝交。张亲往章家讲和，章拒见，不置一词。
孙中山倡导革命之初并不为人知，章开始亦附和当时其他人的看法，认为孙
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江湖大盗”。与孙结识后，他说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又不愿完全开罪孙中山，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馈赠孙一万元。孙当时正为募集革命经费发愁，便欣然笑纳。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而后引起风波。章太炎当时支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经费却只有两千元，顿时气愤不已。他取下总编室所挂的孙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时孙已到香港，章特地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孙。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民国初年，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袁于府中设宴款待黄，并请章太炎赴宴。章接到请柬后，随手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然后投进邮箱。
章太炎被袁软禁期间，有人劝章开会讲学，章欣然同意，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了一个国学讲习会。章讲学之余，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人为消遣，他在国学讲习会门口贴一张告示曰：“康有为之门徒不许入内。”
袁世凯称帝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认为章太炎为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章太炎闻听此言后，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7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十分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病逝，其子伍朝枢路过上海，特来拜谒章太炎。二人谈及伍廷芳的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章此语是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闻言，只能尴尬一笑，又谈及伍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差人给伍朝枢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章太炎写下一联以示讥讽：“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曹锟贿选总统时，章太炎放言大骂。曹对章颇为忌惮，派人甘词厚币至章宅求其封口。章不等来人说明曹意，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人吓得抱头鼠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章太炎在《章氏业书·原学》一文中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於王官论》对其进行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很是不屑，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上海曾有人选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太炎本就常骂蒋介石假革命，后又因蒋介石不让他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而对蒋很是不满。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绝矣。”
疯子
章太炎一生“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但伴随他一生最久的还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冯自由亦记载：“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这可能也是他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之一。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任该报主笔。《楚学报》第一期出版时，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文成，呈该报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报张之洞，并要捉拿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但梁鼎芬并不就此
放过他，命四个轿夫将章扑倒在地，用轿棍猛揍一气。后章太炎每与人争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微笑不语。
《苏报》案发后，江苏巡抚连夜捉拿章太炎等人，众人皆逃走，唯有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章太炎在狱中写信给已经逃走的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不意让大哥一人担此责任，毅然主动入狱，与章共患难。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邹因体弱，瘐死狱中。三年后，章太炎出狱，他特地在宅壁高处挂了一幅邹容的遗像，前面摆了一张横板，上设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必沐手敬香一次。
1907年3月，章太炎作《邹容传》一书，其中多处谈到吴稚晖。他在书中称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逃到巴黎后，读《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于是，吴写信给章太炎，要求章说明是谁说他出卖朋友的。章太炎立即复公开信一封，开头便称：“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章意为，不管你吴稚晖有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
鄙视的“足下”。吴看到这封公开信后，作书反诘，章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并不介意被人称为“疯子”，他的学生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最后，章太炎大声疾呼道：“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与孙中山收取日本人的黑金与其发生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劝孙道：“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
.99liｂ.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的９9liｂ?一些建议得不到当局的采纳，于是，他便逢人开骂：原先革命阵营中的同志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新贵唐绍仪、赵秉钧、梁士诒、段祺瑞等，保皇派的康有为、张謇、汤化龙、谭延闿等……民国初年的报纸屡见章太炎骂人的文章，严词刻薄，毫不留情。被章骂的多了，众人也都习惯了，并不理会，只是以“章疯子”一笑了之。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曾受孙中山之托前往湖北去见黎元洪。章一到湖北便受到了黎的热烈欢迎，这令章对黎好感倍增，逢人便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一时，章言人尽皆知。王揖唐听闻后，马上告知袁世凯，并说道：“章疯子的言论和他手中的那枝笔还是有号召力的，不能不加以笼络。”袁世凯也怕章手中的笔，马上召章太炎来京，并给他颁发勋章一枚。
鲁迅在回忆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中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 5f1f." >弟子王仲荦曾回忆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政治则眉飞色舞。”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
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人称“病翁”）曾送给他七绝诗一首曰：
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
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
章太炎得诗后甚是得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两年多，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1915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慕名前来拜访章，奉上重礼，但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此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地掷向此人。这位总督吓得赶紧抱头鼠窜。
迷糊
1907年，同盟会本计划从日本运送枪械到钦州防城附近的白龙港，以支援此地同盟会的起义。此期间，章太炎在《民报》报社听日本人平山和田说，同盟会所购的枪械陈旧不堪作战，便发电报到香港《中国日报》说：“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看到电报后，深为恼火，觉得购买枪械是秘密行动，章太炎竟用明电直接发过来，真是糊涂。后孙等人协商，取消此次计划。但冯自由说，章太炎“秉性憨直，少有感触，辄一吐为快”。而运枪械到钦州的计划早已取消，更不能归咎于章太炎了。
童年时章太炎便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母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虽环境吵闹，他却旁若无人。一日，章太炎在天井看书，不知不觉天色渐暗，气温转低，长嫂唤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看的入神，长嫂连唤几次，他才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天井读书。众人见后，大笑不止，原来他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而章太炎却茫然不知，问家人笑什么，让他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狂笑不止。
章太炎满腹经纶，但生活中却不修边幅，打扮颇为怪异。他留着两边分梳的头发，春天，常穿长袍外套一件式样特殊的坎肩；夏天，则穿半截长衫，袒胸赤臂。一年四季，无论寒暖，手里总握一把团扇。衣服长年不换洗，两袖积满污垢，油光发亮。
包天笑的《钏影楼丛话》中记载，章太炎在东吴大学任教时，住在螺蛳桥头一间小屋中。章早早去东吴大学讲学，到晚上回家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家门，走到邻居家，他自己还不觉得。某日，从学堂回来，进屋时忘记跨门槛，结果被门槛绊倒，摔了个大马趴，跌伤了胳膊，多日才愈。某日，包在张氏味莼园看见他身穿一件“日本和尚之衣，冠一草冠，手挥团扇”。儿童们争相堵截，章太炎却神情自若。章问包住在哪里，包告诉他住在启秀编译局；包问他住在何处，他说：“我住刚毅印刷所。”包问刚毅印刷所何在？章答：“否。我以对君之启秀编译局也。”
中国人时
有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太炎亦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都铺木地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干净可鉴。初到日本，章太炎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邓家彦、龚练百前去迎接，发现章“面白体胖”，二人都“诧之为毕生所未见”。原来章太炎平日最害怕沐浴，入狱后，西洋狱卒每天强迫他洗澡，故体魄变得强健了。
章太炎东游日本，认为日本衣冠文物有盛唐遗迹，回到上海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衣装：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剪了辫发后，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
９９ｌｉb?不今，不中不西。他见日本人在和服上绣着家徽，便仿效日本家徽，也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这件和服他一直穿到辛亥革命后。他被袁世凯软禁后，决定绝食抗议，特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在上海的夫人汤国梨留作纪念。
章太炎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时，他常将自己的衣服鞋袜弄的杂乱无章，福建人林时爽（即林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便常常为他整理打点，免得他找不到。
章太炎在上海期间，妾王氏不在身边，无人为他浆洗衣裳，他就干脆不换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据说，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从未换洗过衣服被褥！他鼻子有鼻息肉，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每当鼻涕蜿蜒而出时，他便大袖一挥，用衣袖擦去鼻涕。
章太炎剪辫发后，见朋友有一件西装，便借来穿上。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还回后，又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便不再想穿大清朝的长袍马褂，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马叙伦回忆，他夏季常常“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章在张园演讲，众目睽睽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
有一段关于当时章太炎的描写这样写道：“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且终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学问可以养人欤？甚可异也。”
一次，家人见章太炎的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便让他脱下鞋一看，原来章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因为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机器织的才分，章穿惯了传统手织袜，拿起就穿，根本不去分辨哪面是上面。
章太炎剪辫后，在租界里可以畅行无阻，但出了租界却有被清廷抓捕的危险。于是他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他又不愿效仿他人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常掉下来，引得路人侧目。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结果无人敢赌。
章太炎怕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污垢斑斑。据说，章太炎号称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他出外旅游、讲学时，夫人常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有了夫人的旨意后，有恃无恐，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他换下衣服。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时，曾想逃走，他找来刘成禺、吴宗慈等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后，众人皆觉得为难，不作一词。章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是穷鬼，没钱帮我买票，我有钱，你们看。”说完从纸包里掏出了八十元，众人皆强忍笑意，因为这点钱肯定不够回上海的路费。
据说，1914年初，章太炎曾摆脱袁世凯便衣的监视，托人买好了离京的火车票。临行前，章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等人前 6765." >来为自己壮行。张、吴等人早已被袁收买，但因不好劝阻，为拖延时间，便设宴佯为章饯行。席间，众人豪饮，有人倡议以“骂袁”为酒令，章太炎大喜，边喝边骂，结果酒喝多了，上车的时间也误了。
章太炎的书房，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章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
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加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形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一次，与同事黄人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二人商量后，决定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便翻看起来，看的太入神，竟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只吃自己身前的菜，“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马叙伦语）。于是家人就把他爱吃的菜放在他面前。如果家人不放，他也不会自己去远处夹菜，就吃几碗白米饭。章太炎吃饭很快，“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朱镜宙语）。因为有鼻息肉，呼吸不畅，章太炎只能用嘴呼吸，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饭粒经常会进入气管，章太炎也不管，对着饭桌就打喷嚏，饭粒四溅，但章太炎“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章太炎对吃饭极不讲究，南方人常吃鱼，章太炎生在江浙，却不知如何剔鱼骨，常连鱼骨一起吃下去。流亡日本时，因生活拮据，章常食“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
章太炎被软禁于龙泉寺时，厨师向其请示做何菜，他只想得出两道菜：蒸鸡蛋和蒸火腿，因这两种在南方常吃，其它都叫不出名字来。于是，之后顿顿厨师都做这两道菜；后软禁于钱粮胡同，亦是如此。此处“蒸火腿”并非南方的蒸火腿，厨师以北京清酱肉切片蒸之，章亦认同。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向端方慕资，无果，遂未成行；中年，他被人骗至峨嵋山剃度，头顶被灼了两行香疤。
章太炎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一口气吃光。某年春天，杭州昭庆寺的方丈到上海拜访章太炎，带给他一筐杭州有名的“方柿”。章太炎一口气吃了六个，如果不是汤国梨制止，他会将整筐都吃掉。
马叙伦说老师章太炎“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章太炎不认路，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我的家在哪里？”
章太炎在日本时，常常到离《民报》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聊天。从报社到孙家的路，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竟然还是不认识。一天，他从孙家只身返回报社，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没回来，四处寻找才把他找回来。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太炎与她结婚后，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则由孙中山派人接章去孙家。有一次，孙家的车有事出去了，章出门便自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向前一指说：“家里！”车夫便拉着车向前走。拉了一程车夫又问：“家住哪里？”章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纸店。”车夫没办法，只能拉着他走一程问一问，在打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的人，当时要找另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时，章已不知去向，便打电话到章家询问。得知章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他，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
一次，章太炎独自去三马路的来青阁买书，去的时候叫了辆人力车。到了来青阁，看了半天，一本书也没买，便叫了另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家的地址。车夫拉了半天，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只好把他重新拉回来青阁。
一日，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后，清晨回到家中。这次他倒是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却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因困极，他倒在床上便蒙头大睡。邻家少妇早上外出购物，回来一看章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邻居都认识他是章太炎，遂把他叫醒，并送回章家。章太炎醒来一时不知缘由，极不高兴地说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没有金钱概念，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在上海爱国学社讲学的时，因为章太炎总不洗澡不理发，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拉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钱，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章太炎到上海与汤国梨结婚时，随身携带了东三省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亲友所赠贺仪共7000元现款。到沪后，亲友们闻讯都去探望他，有个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对章说，这7000元现款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存入银行为妥。章于是同意，将这包钞票交给他代存银行。过后，钱将一张3500元的存折交给章太炎，并说经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3500元。章除了瞠目结舌外，毫无办法。
1913年4月，因章太炎对黎元洪表示好感，到处说总统非黎莫属，袁世凯为收买章，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对章说：“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袁深知章太炎迷糊，特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但章太炎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笔钱。当他拿着钱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回到上海后，张謇就立即找上门来，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听罢，不知所对，最后只好不情不愿将钱交给了张謇，看得一旁的汤国梨心疼不已。
章太炎一家住在上海时，经济窘迫，捉襟见肘。但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为人糊涂，故不把生活问题放在心上，家中事务全由夫人汤国梨料理。汤常因无米为炊，常让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出去借贷。一次，汤国梨让陈存仁去当铺当东西，陈拒绝了，说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汤国梨只好问陈怎么办，陈便推荐自己学医的同学章次公。从此，章次公也成为章门弟子，许多类似事情便由章次公去办了。
1929年中秋节，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并要他们迁出。汤国梨只好修书一封，让陈存仁向好友董康借钱；董康当即写了两张庄票让人带回。幸得董借款，章才付清欠租，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搬迁之费，由朵云轩主人为其负担。搬家时，章的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一次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定居此地，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点头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他便不看后面了，直接和人议价。此人见他满意，便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这个价格高出市价许多。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竟还主动加价，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汤国梨闻讯赶来，却阻之不及，章已和人完成交易。汤还发现，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机器就轰隆隆响个不停，房子根本不能住。这房子无论是卖是租，都无人问津，只好空着，还得花钱雇人看守。而他们也只能买地再造新居。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也不知如何欣赏美。他从不游山玩水，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提不起兴趣。
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来拜访章太炎时，客气地要求章太炎去该寺小住，章便当了真。方丈走后，他便吵闹着要马上去杭州。他找出一只旧时读书人应考时用的考篮，里面放上两本书、一个水烟筒和一包皮烟丝，便要上路，并让陈存仁和章次公同行。汤国梨迫不得已，只好筹了20元随行，四人直奔昭庆寺。到寺中后，天天有人上门求字，并设宴款待，章太炎吃东西往往不加咀嚼，囫囵吞下，常吃的身体不舒服，只好谢绝酬宴。来访者便改为赠土特产，于是章太炎的床边床下堆满了食物，章怡然大乐。章太炎在杭州讲学，来访者络绎不绝。
一天，有沈姓带其家两个少年前来拜师，章太炎问过二人平时所学后，认为孺子可教。沈当即交“贽敬”（拜师费）200元。报纸随即报道章在杭州广收门徒，不想竟引来大批学子前来拜师。章此次在杭州收徒二十多人，收“贽敬”1000多元。汤国梨很是高兴，不想杭州之游，竟有意外收获。后上海来人，说章家失窃，汤国梨说家无长物，尽偷无妨。但章太炎听罢却急着回上海，并对学生们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回上海后，汤国梨因受在杭州收徒的启发，准备开办章氏讲学会，广收弟子，并公开募集经费。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孙传芳也派人送来两千元，总计收到两万元左右。对于这些，章太炎一概不管。
癖怪
章太炎好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他还欢喜抽水烟。每抽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个被烟蒂烧出的小黑点。
章太炎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写板书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字；吸烟时，又误将粉笔当做香烟放进嘴里。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常常一支还没抽完，他就又点上一支，接连抽上三四个小时，袅袅如缕。每当手边的烟吸完了，他就会大声地喊：“老李，取烟来！”
章太炎抽烟，不似别人那样把烟蒂放进嘴里，
而是把一根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说话，说的高兴时，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他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不注意，烟头落到裤子上，烧穿裤子并烫到腿，痛得他大叫，大骂“鬼烟”不止。而那条烧出洞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冯自由拜访章太炎，请他写两份文件，一份是民国成立时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份是《讨袁世凯檄》。这两篇文章本为章太炎所撰，冯自由让他亲笔再各书一份，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送了润笔墨银20元。这件事经报纸报道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这两份文件。每次求书，都会送润笔费，但章太炎“口不言钱”，常由夫人汤国梨或弟子应付。有时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汤国梨反复劝说，他便默不作声。汤国梨无奈，只好想了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的金鼠牌香烟，一次有人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很是喜欢，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汤国梨告诉他，每写一份，就给他买一罐“外国金鼠”，章便高高兴兴地继续写下去了。
左舜生回忆，章太炎“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上海画家钱化佛总能找到臭的食品投其所好，求得章的不少真迹。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后大喜，对钱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让章在每张都写上“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居然无不听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以后每隔几日，钱就送来臭的食品，如臭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章每次见后都乐不可支，有求必应，前后为钱写了一百余张“五族共和”。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宛然民国国旗五色旗的颜色。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请章太炎写完裱好后，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时，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文章。读者反应，他的文章常用生僻字，晦涩难懂。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便委婉地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不置一词，只是提笔在纸上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状，只好摇头叹息离去。
章太炎喜用生僻字，苏曼殊翻译了许多西洋诗，其中有许多怪字僻字，都是章为他添上去的。
章太炎与妾王氏生有三位“千金”，他替三个女儿分别给取名为：章（里）、章叕、章（四个工）。三个女儿长大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前来提亲。王氏为此没少在老头子耳边唠叨。章太炎后来终于悟出了此中原因。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都不上门提亲。于是，他叫夫人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做客。席上，章向客人讲解那三个怪字。他说：“（里）”读“里”，是“窗格子”的意思；“叕”读“灼”，是“众口”的意思，“（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不古怪。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1940年的秋，因抗战从南京迁校到四川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大学生——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开学那天，班长向全班介绍新同学时被她的名字难住了，“章、章、章……”半天读不出她的名字，最后急中生智说：“她叫章四工，因为她的名字是四个工字。”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出版一本他们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出版时他们将该小说集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周氏兄弟如此命名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写字喜欢写古香古色的钟鼎文，有时汤国梨站在章身后看他写字，偶尔发表意见说某个字写得不佳时，他回头笑笑：“你不懂得写字啰！”
章太炎喜用古字、假字
。他曾写了张条子让仆人买肉作羹，但是仆人跑遍苏州城内各个肉铺也没有买到，回来后他对章太炎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之后都说没有。”原来章将“肉”字写作类似于篆书的“月”字，卖肉者根本不认识。
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写是金文，药店之人不识，章便愤愤然地说：“不认识字，还开什么药店！”
张小泉剪刀是几百年的老字号，故仿冒者甚多，杭州大井巷内悬“真正张小泉
剪刀店”者有十家以上。其中某店老板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便请章太炎题字。章欣然答应，挥笔写下“张小泉前刀店”几个大字。店主一看，便傻了眼，要章退还百元润笔费。章说写下一“前”字说：“月旁已有一刀，何须叠床架被，为人诟病。”老板听罢欣然离去。此后，顾客皆认为“前刀店”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博览古今医学著作，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与朋友见面时，听朋友偶尔说起进来牙痛或患胃病等时，他便要替人诊视，开出药方，并且逼着朋友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不计份量，药方中动不动开出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
到了中年后，章太炎觉得自己医术更高明了，孩子生了病，他不肯去请大夫，一定要自己为孩子诊治。夫人知其脾气，只好依着他，任他开方子，再等到他不注意时，偷偷另请医生前来诊治，并告诉家人，如章问起，就告诉他孩子吃的是他所开的药方。几日后，孩子痊愈了，章便得意地对人说说，他的孩子吃了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章太炎的朋友凡被他开过药方的，下次再见到他时，也都说吃了他开的方子才治好了。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副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并非事实，也只有点头唯唯而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笑答：“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因为陈存仁学医，所以
.９９lｉb?主动收其为徒。1928年，20岁的陈存仁常替自己的国文老师姚公鹤给章太炎送信。一日，章问其姓名、家世，听说陈日间在丁甘仁处帮助其写药方、晚上从姚公鹤学习国文，很是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也能写药方，并对陈说，要学国学，何不拜他为师？陈喜出望外，当即对章三鞠躬，改称老师。
章太炎学医很勤，常请教自己的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但他给别人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别人拿到了药方也不敢照此服用。他还常向一个作铃医（拿着铃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的学生请教，因为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是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
逸事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因他仰慕顾炎武，而顾炎武名绛，便易名绛，字太炎。章的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为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训诂之学。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描述过章太炎的容貌：“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太炎自小聪慧。章太炎6岁时，一日下雨，父亲章浚邀请10余位朋友、亲友在家聚谈，边饮酒边吟诗词。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便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诵道：“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四座皆惊，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章太炎这首“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少时，喜欢到舅舅朱子春家中玩。朱子春嗜饮，但因家贫而难得一醉。一次，章太炎见朱子春向小贩买螃沽酒时，因身无分文，便当场解下裤子换一醉。朱子春擅画仕女，此时正好有人前来求画，朱便进屋取了一幅价值四两黄金的古画，以五百钱的价格转让给来人，终于可以买蟹沽酒，痛饮一番。许多人认为，章太炎狂放不羁的性格，是受了其舅舅朱子春的影响。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
章太炎狂傲，但唯独对陈三立尊敬有加。他在为吴宗慈的《庐山志》题词中尊称陈为“义宁陈翁”。吴宗慈说：“太炎文集中，如此尊称，殊不多见。”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当时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章太炎幽居龙泉寺时，夜间常梦见自己到地府帮助阎王断案，章为此事还写信请教乌目山僧该如何是好。章恢复自由后，冯自由去看望他，问及此事，章告诉他说：“有一夜朦胧间，忽然被官差强迎上马车，到了一间衙署，群拥我升公堂，接着便有判官模样的人拿着多件公文，让我在文件的下面署名，这些公文和世间的普通公文略同。审完案，仍用马车把我送回来。以后每晚都是这样。我在梦中问判官怎么回事，判官说是地府请我替阎罗王断案。这样已经持续了半年，我日久生厌，决意不去，但到了晚上身不由己，常常被官差挟持而去。知道我恢复自由南下，才不做此梦。”
张竞生曾在北京《京报》上征求他人性史，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上海书商出版该书后，日销一两万本，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告知章太炎此事后，章很是感兴趣，让陈去买一本给他看看。看过后，章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曾为蒋维乔改《沈竹礽先生传》，修改前，章征询蒋的意见，蒋说：“太炎改，无意见。”文章刊出后，蒋说，这已不是他的文笔，应改署太炎。
山东某太夫人民国初年倡导男女平等，与章太炎认识。这位太夫人六十大寿时，一定要请章太炎为其作寿序。章太炎此时已经不赞成男女平等，便在寿序的结尾写道：“诘朝登芝罘（山东某山名）之巅，东望日出，回顾落月，其平如引绳，斯盖饮觞称寿之时也。”其中虽有“其平如引绳”之语，但实将男女比作日月，不能平等。
章太炎晚年，生活简朴。章家每天的菜肴极为简陋，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自己就近购买。章太炎喜欢吃零食，经常来访的友人，都会为他带来些小零食，其中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衣。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一本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文稿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曾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讥讽日本学者道：“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 href='2202/im'>《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 href='2210/im'>《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和他结婚后，他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因左为尊。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旁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藏书网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胡适的日记中记录章太炎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在熊内阁（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
.99ｌib?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张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1914年，章太炎被幽禁在北京，除夕之夜，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下对联曰：“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0年后的1935年，章居住苏州阍门，春节时，又重写此联。
章太炎去参加护法运动时，汤国梨带着孩子独自在家，夜间常听见有人来家中翻箱倒柜，他很是惶恐。运动结束，章回家后，一日谭人凤来访，他便对谭说起家中失窃之事。几日后，有一个人仪表轩昂、衣冠楚楚的人，前来拜访章太炎，自称龙在田，住在章家晒台对面，是贴邻。他坦率地对章说：“以前你家楼上失窃，是我所为，当时不知是你的府上，现在知道后，觉得非常抱歉，因为大家知道你太炎先生靠写文章过活，一心为国，所积的钱来之非易，我不应该来窃取。但窃去的东西早已变卖，目下手头拮据，现以公债票200元及文房四宝四件作为赔偿，聊表歉意。”章见这龙在田不是寻常的窃贼，便接受了这批退赔的东西，而且很高兴，并嘱不必介意。
章太炎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汤国梨反驳道：“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言以对。
章太炎为黎元洪撰写的《黎大总统墓志铭》，润笔费好几千元，可能是晚清民初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
章太炎晚年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因他不登广告，且性情古怪，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元。如是朋友求墨宝，向来不收费。每隔三两个月偶有人来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则由夫人汤国梨出面与人协商，每件收100元。有时钱已经收了，章却因不喜其人而不愿意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字的人为此常不高兴，而且他写喜欢写小篆，亦不受当时的富商巨公欢迎，故常门庭冷落车马稀。
后来因冯自由来访，求字的人便多了起来。章太炎的儿子章导七八岁时，常见人上门向父亲求字，便贴了一张纸条，上书：“写一副对联，皮球一个；条幅一张，火车头（玩具）一个。”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想找章太炎求墨宝。杜月笙便找到一位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的游侠儿徐福生，去找章求字。章对徐很是客气，但一听为杜求字，便断然拒绝。杜便请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出面。陈对章说，太史公在 href='9038/im'>《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章便问陈杜月笙的故事，陈一一道来，章越听越高兴。陈存仁乘机拿出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杜月笙得文后，送给章士钊看，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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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势力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便写亲笔信给杜月笙，请其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借口向章报告房屋纠纷的解决经过与结果，专程去苏州拜访章。章、杜二人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杜月笙走后，章才发现了这笔重礼，不好推谢只能收下。这次之后，章对杜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二人开始订交。此后，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写字时，将不满意的置于废纸篓，仆役见后，将其拿去出售。章知道后，每次便把纸戳破再扔进纸篓，以为这样便稳妥了。谁料，仆役竟将破纸贴补整齐，仍旧拿去出售。
杭州楼外楼的主人请章太炎吃饭，他只点了三个菜，都是根据书上的菜名点的，主人看后哑然失笑，说这些是不够吃的，便自己做主为他多上了一些菜。席后，章太炎便为主人写了一首张苍水的绝命诗。主人见后，心中觉得极不吉利，后有人替他献策说，张苍水的绝命诗
..字数极多，章太炎只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准备些纸张，邀请章太炎每天来写。于是楼外楼的主人照办，每日请章去吃饭，连续十天左右，章太炎终于写完了此诗，并在卷尾加了长长的跋语。章太炎的这件墨宝，后主人以二百元售出，十五年后，价值升至二十两黄金。
章太炎家中访客极多，他不胜其烦，便在墙上贴纸条一张，上书：“来客谈话以十分钟为限。”但客人中有与其论及学问的，章谈的来了兴致，便忘了自己定的规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客人要走，他拉住不让。一次，客人指了指墙上的纸条，他忙说：“下次十分钟为限吧。”
1929年，上海《时报》曾有文章仿效 href='2204/im'>《水浒传》108将，为东南文坛的名士依次排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为陈三立。
20世纪30年代，章太炎每次到北平，张伯驹必设家宴为其接风。某次宴会后，章以篆体书写杜诗两句成一联相赠：“盘剥白雅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张得之大喜。
章太炎仰慕刘伯温，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曾致信杜致远托其代谋葬地：“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创办《国华月刊》，用章太炎名义主办。为筹集经费，以章的名义卖字，实多半为汪代笔，因汪仿章体，几可乱真。
章太炎与腾冲李印泉为挚交，李印泉曾患脑疸，章多次致函李的孙子，探讨医法并荐医赠药，李病愈后，将章的十三来信装裱，制成线装书一卷，视若拱璧。
章太炎患有鼻病，自己常用辛荑末治疗，后来弟子陈存仁向他推荐芙蓉叶研末治疗之法，他试之颇有效果，恰巧杭州虎跑僧人前来求字，他便以辛荑、芙蓉叶治鼻渊之语入书。
顾颉刚佩服章太炎，故为自己起名“上炎”，意为超越章太炎。
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认为是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被平反。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直至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的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些虽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为以后研究和编校章太炎著作奠定了基础。
戏谑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陈存仁曾将刘半农其人其事告诉章太炎。章听说其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发表文章，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将报纸上连载的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拿给章看，他看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陈存仁曾记录刘半农拜访章太炎时，章戏弄其的过程：
刘半农到上海后，对记者说要去拜访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章。汤国梨听到后特地叮嘱章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点头微笑。
这天，刘半农来访，本想与章合影留念，但被章以闻到镁光的气味会引发鼻病为由拒绝。刘问章对白话文的见解，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 href='3346/im'>《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 href='2922/im'>《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答：“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便问刘：“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不知如何应对。章于是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说：“现在的
?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听了这番话，刘半农呆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刘半农马上反驳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章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他接着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
.99ｌｉｂ?‘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接着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刘半农：“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刘半农想了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章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只能唯唯而已。
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只说：“愿闻其详。”章便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只得点头称是。章这才接着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９９ｌib?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
刘半农听章太炎说了半天，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掩饰自己，便说道：“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章闻听刘言，勃然大怒道：“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说的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吗？”刘讷讷而言：“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刘自然不敢答应。
章太炎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９9lｉｂ.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陈存仁说：“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
刘半农同来的人见此状，就赶紧向章作 63d6." >揖告辞：“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最后说：“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刘半农忙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将他们送出门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很是得意。
章太炎六十八岁生日之际，冯自由等人前往祝寿，酒后，章太炎忽然在礼堂昏厥，众人忙从后面抱住他，一会儿他清醒过来，回头看着众人说：“我非孙凤鸣，尔非张溥泉（张继），又无汪精卫在前，何故抱我弗释耶？”众人闻言大笑。
师徒
章太炎投身革命，其师俞樾甚是反对。后章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前去拜望老师，俞樾大怒，怒斥章道：“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不服，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遂写《谢本师》一文，表示从此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中记载：“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
虽因政见不合，章太炎与本师闹翻，但他内心对老师依然十分尊重。章很喜月旦人物，并且少所嘉许，但终生对老师俞曲园和谭仲修二人极尊敬。曾国藩曾说俞樾只是个“闻人”，章闻之勃然大怒，驳斥道：“先生虽广涉群书，先务自有所在，与夫泛滥记诵无所归宿者固殊矣！”
金性尧曾记录章太炎对老师俞樾的维护：“有一次在西湖的某处，跟梁 542f." >启超等在一起，梁氏看见前面挂的一副俞氏所撰楹联，就讥讽地说：‘喔，原来是一对鹁鸪！’章就闻而恚甚，动起武来了。”
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亲撰《俞先生传》，虽不无微词，但通篇充满敬意，曰：“浙江朴学晚至……昌自先生。”章太炎自定《太炎文录初编》，并没有收录他的《谢本师》，倒收了晚年写的《俞先生传》。对此，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对章太炎尊师之举予以表扬。也有人据此称章太炎谢本师是为在政治上保护老师。
章太炎晚年游杭州，晨起特地穿上长衫马褂，又要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也同样穿戴，并命他们带着香烛水果，到“曲楼”凭吊老师俞樾的故居。到曲楼前，一位老妪前来应门，章抬腿就往里面走，老妪问他是谁，双方一语不合，老妪便举起扫帚逐客。三人无奈，只好在门口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时辰，曲楼才开门，出来一位姓陆的中年人，章太炎说明来意后，陆某告知曲楼早已易主，并让他们进楼祭拜。到春
在堂前，章命陈登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对俞樾尊敬如故。陆某在旁看得呆了。章本想留下几个字，但因主人有笔无纸，章便在墙上题诗两首，黯然离去。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与老师俞樾断绝关系。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他的学生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与章断绝关系。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下水当了汉奸，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亦作《谢本师》，与他绝交。
据许广平回忆，因章太炎提倡复古，鲁迅对其很不以为然。但鲁迅提到章时，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呼“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于10月6日和10月17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去世。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
1933年6月18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提到章太炎时说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
藏书网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已经93岁高龄的姚奠中一提起乃师章太炎，立即显得肃严。姚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婚姻
章太炎曾说其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章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并非章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说鄂语。
章太炎在与夫人汤国梨结婚前，只娶一妾王氏，并未正式娶妻。他的自定年谱中关于此次婚姻，只是简单记载：“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据章太炎的弟子汪东所撰的《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置室，生女子三人。”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门当户对的人家无人愿将女儿嫁其，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他。因无媒妁之言，故不能算正式结婚，只能算纳妾。而章太炎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王氏，也称其为“妾”。
1903年，王氏去世，章太炎准备续娶，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广告。章是我国最早登报征婚的人。根据日本武田熙《章炳麟的结婚》及高田淳《章炳麟传》的记载，章太炎征婚的条件大致如下：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三、要大家闺秀；四、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五、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登出后，一时沸沸扬扬，传为奇谈。各地报纸争相转载报道，而章“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更被许多人认为荒唐透顶。
章太炎对湖北女子有好感，据说，是因为他曾对一位毕业于女子学校的湖北籍女子吴淑卿极为中意，也有人告诉他，吴对他亦有好感，但此事最后作罢。日本1936年8月的《中国文学日报》报道：“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在《民立报》发表《吴淑卿投军文》道：“……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原文为日文，由陈存仁翻译）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字志莹，自幼聪慧好学，曾入私塾读书两年。23岁时，汤国梨受革命新思潮影响，谢绝媒妁，入上海务本女校读书。乡人以奇女子视之。汤在校结识张謇之女张敬庄、张通典之女张默君等，常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颇有男儿气概。1907年，汤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任教于吴兴女校，后担任该校校长。1911年秋，汤与同学张默君、谈社英等筹组女子北伐队响应革命。后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与张、谈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女校和《神州日报》。
汤国梨能诗善赋，章士钊在《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中写道：“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
章、汤二人于1913年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婚礼上，一向糊涂的章太炎又少不了闹笑话。婚礼这日，章太炎需西服革履，着皮鞋。章一向穿布鞋，不知如何穿皮鞋，结果左右不分，将鞋穿反，宾客见状狂笑不止。
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许福说，在哈同花园办婚礼是乌目山僧（宗仰）和园主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洽商的。汤国梨不穿礼服，着便服，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据陈存仁说是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中山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婚礼结束后，哈同本来要用他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太炎推辞，跳上了不知哪位朋友的马车，直趋“一品香”。“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章不知。下车后，他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徐老板掏了腰包了事。
结合当时报纸的报道和一些文字记载，章太炎和汤国梨在“一品香”餐馆宴客的情况大致如下：
章、汤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席间，一位女士提议要求新郎新娘当众做游戏：其一，新郎即席赋诗一首，以30分钟为限，否则罚酒10杯。此游戏提出后，男宾们认为，为显公平，新郎吟成后，新娘须唱和，若新娘于短时间内未能吟出，录写旧作一首亦可。其二，于白纸板上书写8个两寸见方的字，请新郎新娘于距离一丈五尺外的地方辨认。如辨认不出，bbr>则罚酒。其三，请新郎新娘各讲笑话一则，如来宾中有3人不笑，则罚酒一杯，有5人以上不笑，罚唱歌曲一首。游戏规则提出后，女宾席派出2人，记时监督。
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曰：“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请新娘作诗，新娘敬谢不敏，征得多数人认可，改请其录旧作一首。新娘随口吟道：“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众人一致称赞。
接着，男女两席各派代表拟定所书字样，书以“章童、汤炀、国圆、炳柄”8字，请章太炎辨认。因为章近视，故出此题，试其视力。章本将字看错，不料一弟子上前耳语，章得以过关。女宾们发觉后，一片哗然，群起攻击此弟子，并要章罚酒八觥，但饮到一半，章门弟子黄季刚和汪旭初抢着代饮。
轮到讲笑话时，章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能说：“吾人读 href='2210/im'>《红楼梦》，于贾二老爷谈笑话时，仿佛近之。”只有少数人笑了起来。轮到新娘，她想了很久，也未能讲出，于是由四名女弟子唱歌代替。
最后，众人一致让章太炎赋诗一首，答谢月老张百纯。章太炎随即吟道：“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众人听罢，称赞不已。
章太炎和汤国梨是经人介绍认识，介绍人的版本不一致，有说是张伯纯，有说蔡元培，还有说是张继、沈和甫。
据汤国梨自己回忆说：“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介绍人为张继、沈和甫。沈是汤国梨的同乡，他和张继一起为二人介绍。章、汤结婚当日，张继因有要事没有到场，这日因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都亲往祝贺，故哈同花园戒备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且沈和甫一口湖州话，司阍的许福也听不懂，故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让其入内。等了许久，两位介绍人都不到，主办方只好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婚后一个月，章太炎匆匆告别新婚妻子，北上找袁世凯算账，结果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后，屡次求速死，其长女自缢身死，汤国梨心中极为悲苦。
章太炎被软禁后，汤国梨曾直接致电袁世凯，要求袁释放章太炎：“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后汤国梨又致信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章太炎的儿子章导在《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中写道：“他（章太炎）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汤国梨对嫁给章太炎
?颇觉委屈，她说：“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章太炎穷的连送的聘礼都拿勋章去凑，汤国梨回忆：“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先送四色聘礼，象太炎这样有声望的人，聘礼自不当轻，可是他只知闹革命，生活一直不富裕，便将自己所受的一枚勋章也作聘礼，凑满四色。”
袁世凯去世后，章太炎重获自由，汤国梨随夫参加社会恬动，成为章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章氏夫妇奔走呼号，动员抗日。淞沪会战打响后，汤国梨在上海创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汤国梨担任教务长。章太炎病逝后，她继承丈夫遗志，坚持办学，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董事会，亲自任董事长，并建立章氏藏书楼，整理章的遗书，出版《章太炎全集》。抗战爆发、讲习所被迫停办后，汤国梨又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自任院长直至上海沦陷。
全国解放前，汤
国梨拒绝接国民党要职，亦拒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曾担任苏南行政公署专员，并当选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汤国梨受到冲击，幸得周恩来眷顾，才免遭迫害。1979年，《章太炎全集》出版，汤国梨数十年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7月27日，98岁高龄的汤国梨病逝于苏州，1986年，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侧。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学说，在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他《訄书》一书中，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并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他的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台湾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治台政策。开始，由于他的行文还算和缓，当局便未深究。后来，章又撰文说“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台湾总督见后，将《台湾日日新报》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守屋善兵卫回到报社后，立刻差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士，王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卫见后，勃然大怒，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了一通，并令其离开报社。章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礼貌衰，则
去之，何用逐？”遂收拾行装离去。
章太炎在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某日，两人闲聊，章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9９ｌib?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便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对章还能记得多少颇为怀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说完，章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章太炎曾向梁启超等人出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这里说的“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人称北江先生，自号更生；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后改名更生。在座几人无人能对。20多年后，钱玄同重提此联，符鼎升沉吟良久，以“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对，始有下联。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他好用古字古义，古奥的文辞更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其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北洋政府教育部1913年拟定的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该观点表示懊悔，称“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是章的旧友，以为章太炎说?9９lｉｂ?错，问道：“贫与穷亦有异乎？”章答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此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在《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称此书“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薙，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1935年7月，章太炎立下遗嘱曰：“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
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痛骂欧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举《纬书》及《扬雄答刘歆书》，证明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又曰：“今观汉土羊兔诸毫，转移轻便，其纸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轻利胜于欧洲，诸子在巴黎，则言铅笔之善，向若漂流区域与赤黑人相处，其不谓芦荟叶胜于竹纸者几希！”
章太炎对白话文深恶痛疾，对白话诗亦颇多嘲讽，他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时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章太炎曾在杭州昭庆寺讲经堂进行讲学，当时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个蒲团。章太炎到后，命人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bbr>..，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当时不设讲坛。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大肆抨击康有为“伪经考”，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第三日竟达百余人。章讲学三天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遂中止讲学。
田君亮从日本留学归国，拜访章太炎，问章道：“请教先生，人生要怎样才不辜负一个我？”章答：“依我之见，哪怕是泥木石匠，当个工人、农民，只要他做的事对百姓有益处，也就不辜负一个我了。”
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总是面加呵斥，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之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他曾书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雄论
章太炎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章此言当时广为流传。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果然陈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说：“章氏一语，足藏书网定天下安危。”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
..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黄侃曾记录
?9９lｉｂ?章太炎语：“师前日说今学者之蔽：一、好尚新奇；二、专恃智慧；三、倚赖他人；四、偏听偏信。”
章太炎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
.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
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他告知当时的留学生要弘扬国学：“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传道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讲授《说文》、 href='1887/im'>《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人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黄绍兰（曾遭黄侃骗婚）著《三体石经》，为章太炎所赏识，成为章门唯一的女弟子。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该讲习会实际上已经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
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并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 href='2195/im'>《论语》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
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张中行回忆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的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周祖谟回忆，他读小学时，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见过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位先生讲演。梁先生
.９９ｌｉｂ?讲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清代学术，听的人很少。当时章太炎头发已经斑白，带着一副白眼睛，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他几乎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板书。周祖谟上了大学，才回忆起当时写板书的人是谁。矮而胖的是钱玄同，高而瘦的是马裕藻。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而且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极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要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据当时《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 4e8c." >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于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外，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９9lib.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
藏书网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该讲习会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人都前往听讲。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回忆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的情形道：“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
、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注：钱学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９9lib?）、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bbr>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
..
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
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
..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bbr>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
藏书网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 514b." >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藏书网。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评价章太炎：“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回忆老师章太炎的时候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 href='2210/im'>《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开沅则说：“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综视章氏一生，他的主要事业是在学术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学术方面。他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家，特别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光荣，也有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落伍，但终其一生他却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但章太炎却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但黄侃则不同意章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老师章太炎：“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曾比较康有为、章太炎道：“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
曹聚仁在《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中说：“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
章太炎去世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冯自由挽章太炎：“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陈宦挽章太炎：“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bbr>?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陈在联中将章比作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及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许寿裳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上联用了章的《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用了《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
钱玄同挽乃师章太炎：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鲁迅评价乃师章太炎之语尤为精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启蒙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
.t>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 52a9." >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
“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量之。”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href='/article/3777.htm'>《少年中国说》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 6b64." >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９9ｌｉｂ?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 href='2202/im'>《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href='6137/im'>《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文章：“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 7684." >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bbr>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９9lib.
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藏书网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bbr>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求索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藏书网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一时不知所措，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忿。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一起相应，一千二百多名举子联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思想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康的“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并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被康有为严厉批评。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并马上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bbr>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荣归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bbr>‘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９9liｂ.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藏书网
，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 href='272/im'>《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bbr>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学术
梁启超一生高文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因参加护国运动，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bbr>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的，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情圣杜甫》，他说：杜甫在写《石壕吏》时，“已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的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始终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
在经历了政治的失败后，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从此，梁启超专心问学，不再关注政治。
梁启超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就与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是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99lｉb.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 href='5491/im'>《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学识博杂，藏书甚多。他的饮冰室藏书多达3470种，四万多册。他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支持图书事业。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所有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教学
梁启超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梁启超教学热情洋溢。他用尽气力去准备功课，每日两个小 65f6." >时的讲义，他穷一日之力编之，仅刚刚够用。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启超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同时继续听讲佛学课程。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 href='1306/im'>《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开设“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课程，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及年代，随时总结问题，并经常拿几种书进行比较。
梁启超在清华任教时，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藏书网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
梁启超在南京曾作过题为《为学的兴趣》的演讲，演讲时，听众挤满了会场。他在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睹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看了东南大学演的《碎簪记》后，非常不赞成，他对黄伯易说：“提倡这类悲剧，只给青年们带来损害。你可建议侯曜，苏曼殊从梵文翻译印度抗英义民的笔记不少，如果综合成一部历史剧当更有意义。”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此，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识，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养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意育是磨练人的意志，保持勇气，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惧”。情育和意育属于德性的学问，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丧失殆尽，现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启超讥讽现代教育是“贩卖智识”的“杂货店”。他呼吁重视德性的学问，强调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
师徒
梁启超17岁中举，为主考官所赏识，将其妹许配给梁，可谓少年得志。梁启超此时对训诂词章之学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岁时，他遇到康有为，与康长谈8个时辰，感觉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乃至夜不能寐。于是他尽弃原来所学，拜在康的门下，成为康的大弟子。
康有为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也到该学堂学习，他说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梁启超的弟子周传儒则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没有追随康，他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写文章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在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反省后，随着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和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原先的保守转变为激进，与从前“若出两人”。
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龃龉日多，梁对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与孙中山等人交往后，梁启超受其影响，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拟《上南海先生书》，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劝康有为隐退，书中云：“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此书呈康后，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称上书的十三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康有为见书大怒，对梁严词批评，并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虽不情愿，但他一向视康为帝天，不敢有违，最终还是打点行装而赴命。
梁启超与孙中山准备联合组党时，当时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顾虑康有为，问孙道：“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启超才欣然同意。
清政府倒台前，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的未来走向，故劝康道：“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康有为曾问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周善培的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启超不服从他，便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随着革命的发展，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的学说，师徒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性情偏执，脾气暴躁，门人弟子谁若拂逆他的意愿，他就火冒三丈。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康有为一会儿要求梁给钱，一会儿又让梁为他推荐的人安排职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动肝火。梁启超只好跪下向他赔罪，但康有为却毫不理会。
康有为支持复辟９9lｉｂ.下面马虎了事。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也最怕二人手中的笔，他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笼络章、梁。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帖赞道梁启超的博学多才：“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
陈叔通仰慕梁启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等诗句大赞梁。
梁启超五十大寿，罗瘿公撰写寿联为其贺寿曰：“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质疑
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启超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将段祺瑞的假参战“隐晦无余”，而遭非议。梁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 4e4b." >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话语，使梁启超尴尬无比。..>.t>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黄侃曾说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９９lｉb?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一次，黄伯易到语文组办公室抄阅参考资料，听到系主任室几位教授正在议论梁启超：“梁启超写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学者已积累了不少资料，顺手拈来都可成书，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国文化史》不好编。”“梁启超如果继续写汉、魏政治思想，就会感到江郎才尽了。”“我敢担保凭梁启超这副本领，一辈子拿不出来！”顾寔也楞眉怒目地攻击梁启超：“道德经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启超摸不到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
南京宝华山慧居寺的大莲和尚曾当着黄伯易的面对其业师梁启超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论：“梁启超治学务博而不求精，泥于学古而忽于今用，服膺师训或改弦更张都不彻底，只依违两可之间，因此进退失据。梁启超单独搞政治总是捭阖不定，而且多疑善变，比乃师康长素真是自郐以下了！”黄伯易将此酷评转告了梁启超，梁未加辩驳，只是说出一句：“不错！我梁启超的特点就是善变。”
东南大学举行国学研究会，会上，有人将话题转到顾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78岁！”此话引来了教授们的不同意见。吴梅（瞿安）说：“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说：“未知生，焉知死？”柳贻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教授们的人生观五花八门，但在态度上都反对梁的观点。最后陈斟玄（钟凡）调侃地说：“我们顾先生会算八字，让他给梁先生算算！”梁启藏书网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内省
梁启超说：“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周善培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 76d6." >盖生性弱点然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９９ｌｉｂ.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藏书网
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藏书网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 href='2283/im'>《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 href='9038/im'>《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启超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梁启超7岁时，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启超辨认。梁启超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很是尴尬，便要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实秋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虚龄10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与其他考生同行。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满船都是赶考的学子，年长的已有四五十岁。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即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立即语惊四座。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12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
10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筵席上，父亲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听后恍然大悟，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梁启超家乡某山上有座凌云塔。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11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1885年，梁启超入著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虚龄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逸事
梁启超儿时，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1884年，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70大寿，他请求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为学生的祖父70大寿馈赠墨宝”。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后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考卷为康捉笔。
梁启超极为孝顺，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为父亲做寿。父亲去世时，他正讨伐袁世凯复辟，不能侍奉在父亲身侧，所以后来专门为父亲守孝。
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梁启超与章太炎政见不一。一次，两人谈及孙中山，章问梁：“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接着说：“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著作。
梁启超平生不置田产，他开玩笑地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
梁家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藏书网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逸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 href='2570/im'>《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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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外婆，以及过往的十年岁月。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