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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海生涯》
序幕
冷战持续了四十年，最后西方胜利了。但并不是没有代价。此书谨献给那些曾在阴影中浴血奋战的人们。朋友们，请记住那些日子。
——弗·福赛斯
1983年底，当时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不顾内部的一些反对意见，成立了一个新的科室。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已有的科室。这些科室几乎都有覆盖世界各地的自己的工作领域，而这个新科室将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跨越传统的边境。
成立这个科室的原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强烈要求，尤其是继前一年英国取得了福克兰群岛战争胜利之后，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广泛地持有这种意见。尽管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此后就该事件举行的一些乱糟糟的、偶尔还夹杂有谩骂的讨论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加尔铁里将军领导的阿根廷军队在斯坦利港登陆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大吃一惊？在各个部门之间，该争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才慢慢地淡化了指责和反指责的程度：我们没得到过警告——你们得到过。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被折腾得差不多就要辞职了。几年后，继泛美航空公司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之后，美国也将陷入类似的争吵，一个机构声称已经发出了警告，而另一个机构声称没有收到过警告。
第二个原动力是曾经担任过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最近爬上权力顶峰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宠爱原单位的安德罗波夫，在他当政期内加强了克格勃对西方的渗透和谍报活动。据说，尤里·安德罗波夫高度赞赏在谍报活动中采取误导情报行动——采用谎言对有影响的特工和知名人士进行人格低毁，以降低士气，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盟国之间的关系。
被苏联人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认为这个游戏应该双方都来玩，并表示她不反对英国自己的情报机构也可以向苏联提供假情报作为回礼。
这个新科室有一个长长的名称：欺骗、误导及心理行动科。当然，这一名称根据单词的英文字头很快就被缩略为DDPO，接着又进一步被简称为DD科。
一位新的科长被任命了。如同装备部门的负责人被称为“舵手”、法律处的负责人被称为“律师”一样，DD科的新头头被在食堂里某些聪明人称之为“骗术大师”或“骗子”。
那人就是山姆、麦克里迪，他在这个科里当了7年科长。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4月下旬，在白厅的一个办公室里发生了一次谈话。
那位年轻的助手从外间办公室的书桌后站起身，露出了他的训练有素的微笑。“早上好，马克爵士。常务副大臣请您直接进去。”
他打开了通往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常务副大臣办公室的门。常务副大臣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面带笑容地起身表示欢迎。
“马克，我亲爱的老朋友，你来了真好。”
如果不能冷静地对待那些相对不太熟悉的人的热络和客套，那是当不成局长的。马克爵士硬着头皮来面对一次困难的会谈。
坐定之后，这位外交部的高级公务员打开办公桌上的一只旧公文速递箱，从中取出一份对角线打着一个红叉的浅黄色卷宗。
“你已经在你们的各地情报站考察了一圈，肯定能对我谈谈你的印象？”他问道。
“当然了，罗伯特，会及时向你汇报的。”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绝密文件中找出了用黑色塑料螺旋圈装订书脊的一本红色软皮本。“我已经读过了你的那些建议，”他开始说，“‘90年代的秘密情报局’，以及那位情报协调员的最新采购单。你好像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
“谢谢你，罗伯特，”局长说，“那么外交部会支持我？”
那位外交官脸上绽出来的笑容肯定能获得美国游戏表演的大奖。
“我亲爱的马克，对于你的建议中的感受我们是没有困难的。但有几个观点我倒想与你探讨一下。”
切入正题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想道。
“我能否这样理解，比方说，你所建议的这些额外的国外情报站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而且必要的经费也已经从某些部门里得到了？”
这两个人都很清楚，秘密情报局的运作预算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外交部。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外交部。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不同，这个秘密情报机构平常极为低调，但其真正的经费是由政府的各个部承担的，包括没有什么关系的农、渔、粮食部。
因为预算经费来源广泛且又极为隐蔽，秘99lib.密情报局不会因为未满足外交部的要求而受到其以切断经费来源的威胁。马克爵士点点头。
“这里没有问题。我和协调员已经去过财政部，解释了配员安排情况（这一点我们也已经向不管部说明了）。财政部已经拨出了必要的资金，全都是以研究开发费的名义秘密地发放给一些最不相关的各个部门。”
“好极了。”常务副大臣露出了笑脸，不管他心里是否这么感受。“那就让我们来谈谈确实属于我所管辖范围之内的事务吧。我不知道你们的人员配置安排是怎么回事，但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中欧和东欧的解放，我们正面临着外交人员扩编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克爵士完全听懂了他的意思。在过去的两年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世界的外交地图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外交使团正寻求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扩展势力的机会，甚至还将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建立小型大使馆——如果这些波罗的海小国家能从苏联获得独立的话。由此推论，他建议既然冷战已经结束，那么他的这位秘密情报局同事的地位应该有所下降。但马克爵士并不这么认为。
“与你们一样，我们秘密情报局也别无选择，只能招募人员。撇开招募不说，光是培训就要六个月时间，然后才能让一名新手去世纪大厦，以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派往国外。”
那位外交官收起笑容，严肃地俯身向前。
“我亲爱的马克，这就是我想与你讨论的实质内容。在我们的使馆内安排位置，以及安排给谁。”
马克爵士不由暗暗叫苦。那家伙切中了他的要害。虽然在预算经费上“左右”不了秘密情报局，但外交部随时都能打出一张很厉害的王牌。在国外活动的大多数情报官都以大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他们的身份做掩护。这样，使馆就成了他们的主人。如不能安排具有外交掩护的工作，就不能派遣情报员了。
“你对未来有什么总体意见，罗伯特？”他问道。
“未来，恐怕我们不能为你们的一些……富有特色的职员安排位置了。那些身份掩护已是明知的情报官，即挂牌特工。在冷战时期，这是可以接受的；在新形势下的欧洲，他们会显得呆头呆脑。当然，这样做是会招怨的，但你肯定是明白的。”
这两个人都知道，在国外活动的特工分为三类。“非法”特工不具有使馆的外交身份做掩护，亦即不是罗伯特·英格利斯所关心的。在使馆里工作的情报官要么是“宣布过的”，要么是“未经宣布的”。
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或挂牌特工，其真实身份是众所周知的。曾几何时，使馆里有这样的一位情报官，工作起来如同梦境般地美好。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不满政治现状者以及任何怀有其他希望者，知道应该找谁吐露苦水和哀怨，如同找一位神父去作忏悔一样。由此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和一些很有价值的投诚者。
现在这位高级外交官所说的意思是，他再也不要这种情报官了，再也不向他们提供职位了。他现在要维持他的部门的优良传统，即不去抚慰任何非英国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伯特，但作为秘情局局长，我在任期内不能，而且也不会去清洗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干得很好的高级情报官。”
“为他们另找一些职位吧！”罗伯特爵士提议。“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
“我总不能把他们放到布隆迪，让他们干到退休吧。”
“那就找些内勤工作好了。在国内。”
“你是指那些没有吸弓旧的工作吧？”局长说，“大多数人是不愿干的。”
“那只能让他们提早退休了。”外交官流畅地说。他又一次俯身向前。
“马克，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关于这件事，‘五名智者’与我持相同的观点，这是肯定的，我自己算是一个。当然，我们会同意支付慷慨的补偿，但是……”
“五名智者”是指不管部、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和财政部的五名常务副大臣。这五个人在政府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的其中一个权力就是任命或向首相推荐秘密情报局局长和保安局（MI-5局）局长。马克爵士感到很不高兴，但他清楚地知晓权力的现实。他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那好吧，可我需要议程指导。”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局长，他想让他的部下看到他的主张遭到否决。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很会说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指导马上就可安排。”他说，“我会请其他智者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届时我们要针对新形势制订一些新规定。我的建议是，根据要执行的那些新规定，你要怂恿那些律师们称之为的‘优等行动’，并由此建立样板法院。”
“什么优等行动？什么样板法院？你在说些什么呀？”马克爵士问。
“一个先例，我亲爱的马克。搞成一个先例，然后推广至全体人员。”
“一个替罪羊？”
“这样说太难听了。提前退休能拿到丰厚的年金恐怕不能被称为是牺牲品吧。你选一个能够提早退休又不致引起异议的情报官，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这样就可以搞成一个先例了。”
“一名情报官，你心里有谱吗？”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竖起手指，凝视着天花板。
“嗯，总是那个山姆·麦克里迪。”
当然了，“骗术大师”。自从三个月之前他在加勒比海表现出来的充满活力的积极性，如果算是不正宗的话，那么马克爵士已经明白，外交部认为麦克里迪是属于某一类放荡不羁的中亚可汗，行为古怪。唉，这个……倒霉的家伙。
马克爵士坐汽车返回泰晤士河对岸的秘密情报局总部——世纪大厦。他的内心在深深地反省着。他知道外交部的那位高官并不是仅仅“建议”山姆·麦克里迪下岗，他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从局长的观点来看，这是他所得到的最难以执行的命令。
1983年，当山姆·麦克里迪被选拔为DD科科长时，马克爵士是一名副处长。他与麦克里迪是同时代人，官衔只比他高半级。他喜欢这位由局长阿瑟爵士选拔到新岗位上的离奇古怪、富有个性的特工，但当时大家也全都喜欢他。
此后不久，马克爵士被派往远东工作三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1986年回来后升为副局长。阿瑟爵士退休后来了一位新局长坐到了这个宝座上。马克爵士是在前一年接替了他的。
在赴中国工作之前，马克爵士与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山姆·麦克里迪是干不长的。这位骗术大师就像是一颗粗糙的钻石，难以适应世纪大厦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矩和条条框框。
其中一件事是，各地区性科室谁也不愿仁慈地对待这位新人在他们戒备森严的领域里辛苦地开展行动。争抢地盘的矛盾只能由圆滑的交际人员去解决，不管麦克里迪如何聪明，但从来没见过他在处理那种事情。另一方面，衣着随便的麦克里迪很难融入西装笔挺的高级情报官员的圈子，而且他们大都是英国享有盛名的公学毕业生。
使马克爵士感到惊奇的是，当他回到英国时，他发现山姆·麦克里迪却像谚语中的绿色月桂树般地茁壮成长着。他似乎干得得心应手，部下对他服服帖帖、忠心耿耿，同时在他请求帮助时也没有得罪那些即使是最死硬的“地盘派”科长们。
在其他外勤特工回国休假和汇报工作时，麦克里迪能用行话和隐语与他们交谈，由此好像积累起大量的情报资料。毫无疑问，根据不需要知道的原则，许多情报是不应该向他吐露的。众所周知，他能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种同志间的友情并不是高级情报官经常能够得到的，但他偶尔能请他们协助实施电话窃听或邮件截取，而其他科长们还在忙于为这种事情填写申请表呢。
所有这些，以及诸如违反规定和随意离岗等令人恼火的怪癖行为，难以使领导会去喜欢他。但使他留在位置上的原因很简单——他能拿出东西来，他干得很好，他搞了一项使克格勃吃不下饭的行动。所以他能得以留任……直到现在。
马克爵士叹了一口气，在世纪大厦的地下车库里钻出他的那辆美洲虎轿车，坐电梯去了他在顶楼的办公室。现在他用不着做什么。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会与他的同事们协商，并出笼“那套新规定”和“指导”，这将使这位遇到了麻烦的局长实事求是地、但也是心情沉重地说：“我别无选择。”
直到6月底，这份“指导”或者说“指令”才由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发了下来，于是马克爵士把他的两名副局长召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这太不近人情了吧！”巴西尔·格雷副局长说，“你难道不反对吗？”
“这次不行呀！”局长说，“英格利斯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且他有其余四位智者为他撑腰。”
他给两位副手看问的那份文件说得明明白白、无懈可击。该文件指出：到10月3日，在东欧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是最难对付和效率最高的东德将不复存在。在东柏林将没有使馆，柏林墙已经成为一个笑料了，令人可怕的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正在全面萎缩，苏军也正在撤出。曾经由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开展过大规模行动的一个地区，将成为一个小舞台，如果还有戏要上演的话。
而且，文件继续阐明，那位好好人瓦斯拉夫·哈维尔正在接管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谍报人员，不久将成为业余学校的老师。此外，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统治均已垮台，保加利亚也在发生剧变，由此可以大致明了将来的局势。
“唉，”蒂莫西·爱德华兹叹了一口气，“我们只能做出让步，今后将不再搞我们曾在东欧搞过的行动了，也不需要在那里的人员了。他们说得有道理。”
“你这么说倒是很好。”局长笑了。
巴西尔·格雷是由他亲手提拔上来的，是他在1月份被任命为局长时办的第一件事。蒂莫西·爱德华兹是继任上来的。他知道爱德华兹日夜盘算着想在三年之内继任他的职位，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想推荐他。倒不是说爱德华兹不开窍，根本不是这样；他是优秀的，但是……
“他们在文件中没有提到其他危险。”格雷不满地咕哝着。“只字未提国际恐怖主义、日趋严重的毒品集团、私设军队和武器扩散。”
马克爵士在他自己的报告“90年代的秘密情报局”中，已经着重阐述了全球威胁的转移而不是消失，这份报告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已经看过了而且显然已经同意了。全球威胁变化的重点是武器扩散：一些蠢蠢欲动的独裁者在大量地、持续地采购武器，不是旧时代的战争过剩传统武器，而是现代化的高科技军事装备、火箭技术、化学和细菌弹头，甚至还有核技术。他面前的这份文件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那现在怎么办？”蒂莫西·爱德华兹问。
“现在嘛，”局长温和地说，“我们将面临人员流动，我们的人员将从东欧撤回本部。”
他指的是，那些冷战的勇士、在铁幕以东使馆外开展过行动和操纵过当地间谍网的老特工要回到英国，不另行安排工作。当然，他们将被年轻一代所替代。这些年轻人的真正职业不会被公开，他们能不为人知地混人使馆工作人员之中，他们也不会去“触犯”柏林墙那边正在出现的民主。招募工作将要继续进行；当然，局长还是要当他的局长。但这样就会留下老牌特工的问题。把他们放到哪里去呢？答案只有一个——解甲归田。
“我们必须搞成一个先例，”马克爵士说，“一个先例，这样可以为其余人的提早退休铺平道路。”
“你心里打算是谁呢？”格雷问。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有打算。是山姆·麦克里迪。”
“局长，你不能解雇山姆呀！”
“谁也没有解雇山姆。”马克爵士说。他学起了罗伯特·英格利斯的话。“提前退休能拿丰厚的年金恐怕不能被称为是牺牲品吧！”
“这太惨了，当然，因为我们都喜欢山姆。”爱德华兹说，“但局长是领导全局的。”
“说得对。谢谢你。”马克爵士说。
当马克爵士坐在那里时，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他不会在某一天举荐蒂莫西·爱德华兹接他的班。他，局长，是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必须要做，而他本人是不喜欢的。爱德华兹做事是因为这事能使他官运亨通。
“那我们必须向他提供三份工作，”格雷提议，“也许他会选择一份。”私下里，格雷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有可能。”马克爵士咕哝着说。
“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局长？”爱德华兹问马克爵士打开一个卷宗，里面的内容是他与人事处长的商谈结果。
“目前可提供的工作职位有：培训学校校长、行政和会计科科长，以及文档科科长。”
爱德华兹淡淡地笑了。这就行了，他这么想着。
两个星期后，所有这些会议的议题都传到了山姆·麦克里迪的办公室。他的副手丹尼斯·冈特阴郁地凝视着摊放在桌子上的那张纸。
“山姆，事情不是最坏，”他说，“他们要你留下来。这里只是一个什么工作的问题。”
“有人想甩掉我。”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那年夏天伦敦的天气特别炎热。办公室的窗户已经打开了，而且这两个人都已经脱下了西装。冈特现在穿着一件特恩布尔和阿塞尔标牌的时髦的淡蓝色衬衣；麦克里迪则身着一件维耶拉衬衫，但因为多次洗涤料子已经起毛，更有甚者，钮扣全都扣错了钮孔，造成了衣服半边低半边高的模样。冈特怀疑，到吃中饭时有些女秘书会发现这个错误，格格笑着帮他改正过来。世纪大厦的姑娘们好像老是喜欢为山姆·麦克里迪做一些事情。
麦克里迪和女士们的关系使他感到迷惑，也使每一个人感到迷惑。他，丹尼斯·冈特，身高6英尺，比他的顶头上司高出2英寸，长得金发碧眼，相貌英俊，而且是个单身汉，见到女士时也不是一个羞怯的人。
而他的科长是中等身高、中等身材，棕色头发正在稀疏，常常不拘小节，那身衣物看上去好像睡觉时是和衣而卧的。他知道麦克里迪已经丧妻多年，但一直没有再婚，宁愿孤身独居在肯辛顿的一套小公寓里。
冈特沉思，得有一个人去打扫他的那套公寓，整理房间和洗衣洗被。也许需要一名勤杂女工吧。但没人提出来过，也没人被告知过。
“你一定会从中选一份工作的。”冈特说，“这样能使他们的论点站不住脚了。”
“丹尼斯，”麦克里迪轻柔地回答，“我不是一个教师，我不是一个会计师，我也不是文档保管员。我要让这些坏蛋给我开一次意见听取会。”
“那倒有可能使事情发生逆转。”冈特表示藏书网同意。“上头也并不需要非坚持这样不可。”
世纪大厦内部的这次意见听取会，与往常一样也是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召开的，地点是在局长办公室下面一层的那间会议室。
坐在主持人椅子上的是蒂莫西·爱德华兹副局长，与往常一样穿着整洁无瑕的布莱茨西服，系着一条学院派领带。在他两旁就座的是国内行动处处长和西半球处处长。会议室的一边坐着人事处处长，旁边坐着的是文档科的一名小伙子，他的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夹。
山姆·麦克里迪最后一个进入，并坐到了桌子的对面。51岁的他仍然精瘦健康。不然的话他是一个一点也不惹眼的人。那就是在过去的年月里使他成了一个优良的人才，一个优秀的人才。再加上他头脑里的才智。
与会者都知道那些规定。现在三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已被回绝了，那么他们就有权让他提前退休。但他也有权参加意见听取会，为自己争取一种变动。
他带来丹尼斯·冈特，来代表他说话。丹尼斯比他年轻10岁，是他在5年前把他提到了副科长的职位上。他认为，丹尼斯的灿烂的笑容和公学派的领带能比他更好地对付他们。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说话时互称名字，即使文档科的那个办事员也一样。这是世纪大厦的一种传统，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以大家相互间都是直接叫名字，除了局长以外，在当面他被称呼为“爵士”或“局长”，而在背后被叫做“头头”或其他。会议室的门关上了，爱德华兹咳嗽了几声以让大家安静下来。
“好吧，现在我们在这里研究山姆·麦克里迪要求改变总部命令的申请，但这不等于伸冤。大家同意吗？”
每个人都表示了同意。这意味着山姆·麦克里迪没有冤情可诉，也就是说那些规定已经得到了遵守。
“丹尼斯，我相信你将为山姆说话。”
“是的，蒂莫西。”
秘密情报局现在的这种形式是由海军上将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创立的，其内部的许多传统仍含有一丝淡淡的海军作风。其中之一是意见听取会上的对象可带来一名情报官同事为他说话。
人事处处长的说明简单扼要。当局已经决定希望把山姆·麦克里迪从DD科调往新的岗位。而他已经回绝接受这三份工作。这相当于选择提前退休。麦克里迪的要求是，如果不能继续担任DD科科长，想回去搞外勤或去搞外勤行动的某一个科室。但这种工作没向他提供。我的话讲完了。
丹尼斯·冈特站起身来。
“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些规定。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现实。没错，山姆已经要求不要被分配去搞培训学校、财务会计和档案资料。因为他受过的训练和他的本能证明他是一个外勤特工。假如不是最佳的话，起码也是最佳中的一员。”
“这是无可争论的。”西半球处处长轻声说。爱德华兹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
“问题在于，”同特提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局里是可以为山姆找一个位置的。俄罗斯、东欧、北美、法国、德国、意大利都行。我建议局里应该为此做出努力，因为……”
他走近管文档的那个人并取了一份卷宗。
“因为再过4年他就可以在55岁退休，拿到全额年金了……”
“丰厚的补偿费已经提供了，”爱德华兹插话说，“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极为客气的。”
“因为，”冈特继续往下说，“多年的工作服务、忠心耿耿、非常辛苦而且有时极为危险。这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局里是否愿意为自己的一位职员尽努力的问题。”
当然，对于上个月由局长马克爵士和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外交部进行的那番会谈，他是一无所知的。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番在过去的6年里由山姆搞过的几项行动。就从这个开始吧……”
他们在谈论的那个人此刻正坐在椅子里，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房间的另一头。与会者没人能猜得透隐藏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后面的愤恨和绝望。
蒂莫西·爱德华兹膘了一眼手表。他希望这个会议能在当天结束。现在他怀疑时间是否够用。
“我想我们全都记得这件事，”冈特说，“关于已故的苏联将军叶甫根尼·潘克拉丁的那次行动……”
主要人物表
英国
山姆·麦克里迪：外号骗术大师，英国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
罗伯特·英格利斯：英国联邦事务部常务副大臣。
蒂莫西·爱德华 5179." >兹：英国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藏书网
丹尼斯·同特：山姆的副手。
苏联
叶南根尼·潘克拉丁：驻防在东德的苏联红军上校。
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克格勃第三总局少校。
谢利平：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迪特·奥斯特：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
布鲁诺·莫伦茨：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情报官。
约翰·普林茨：西德国内安全 673a." >机关负责反间谍的高级官员。９9lｉｂ?
雷内特·海门多夫：妓女。
安德雷·库茨林格：柏林黑社会人物，蛇头。
美国
克里斯·阿普尔亚德：美国中央情报局欧洲处副处长。
克劳迪亚·斯图尔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特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奥托·福斯：东德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
马尔库斯·沃尔夫：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
爱尔穆特·凯普尔：任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迪特·奥斯特的女秘书。
埃里希·米尔克：东德国家安全局局长。
第一章
1983年5月。
即使已经看见并认出了信号，但这位俄罗斯上校还是缓慢而又仔细地从阴影中跨出来。与他的英国管理员的所有会面都是危险的，应尽可能避免。但这次会面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有事情要说，有要求要提出来，而这些情况不能以书面信息形式放进一只死信箱里。在黎明前一阵春风的吹拂下，铁路线那边一座仓库屋顶上一块松动的铁皮在拍动着，并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确认了那种噪音的来源，又去凝视机车转盘附近那个黑暗的地方。
“山姆？”他轻柔地叫道。
山姆·麦克里迪也一直在观察着。他在东柏林郊外那个废弃的火车编组场的黑暗处已经待了一个小时。他已经见到了，或者说听到了俄罗斯人的到达，但他仍等待着，以确保尘土上和砾石上没有其他脚步在行走。无论搞了多少次行动，头脑中的警惕性决不能松弛。
到了约定的时刻，在确信只有他们两人没有其他人相伴时，他已经用大拇指指甲划亮了一根火柴，这样火柴只能闪亮一次，然后就熄灭了。俄罗斯人已经看见了这个信号，于是从那座老旧的维修棚后面出现了。这两个人都有理由疑神疑鬼，因为其中一人是一名叛徒，另一个人是一名间谍。
麦克里迪从黑暗处走出来，以让俄罗斯人看见他，接着停顿了一下以确保对方也是孤身一人，然后走上前去。
“叶市根尼，好久不见了，我的朋友。”
在相隔五步距离时，他们互相间能看清了，由此确认对方不是替身，没耍花招。面对面时总是有这种危险。那俄罗斯人也许已被识破，在审讯室里已经招供，同意配合克格勃和东德秘密警察设下陷阱捕捉一名英国高级情报官。或者那俄罗斯人的信息也许已被截取，现在的情况或许是他正在步入一个陷阱，然后是在审讯室里度过漫长黑暗的夜晚，最后是在脑袋上挨一颗子弹。俄罗斯母亲决不会对她的叛逆性精英仁慈。
麦克里迪既没去拥抱也没去握手。有些叛徒需要那样，需要人体接触的安慰。但叶市根尼·潘克拉丁，驻防在东德的苏联红军上校，是一个冷漠的人，孤独、高傲、自信。
潘克拉丁是在1980年被一位目光敏锐的英国使馆随员在莫斯科发现的。一次外交宴会，彬彬有礼的陈腐的会话，突然间那俄罗斯人对他自己的社会说出了尖酸的评语。英国外交官没作任何表示，也没说什么话。但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作了汇报：一个可能的变节分子。两个月后他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接触。潘克拉丁上校没有许诺，但也没有回绝。那意味着是积极的。然后他被部队派往波茨坦，作为驻德国的苏联集团军的一员。由33万名军人组成的22个苏军作战师使东德变得十分可怕，使傀儡昂纳克爬上了权力的宝座，使西柏林人处于恐怖之中，也使北约时刻保持着警惕以防突然越过中德平原的侵略者。
麦克里迪已经接手了，那是属于他的领域。1981年，他自己去进行了接触，潘克拉丁被招募过来了。没有大惊小怪，没有倾诉内心感情……只是直截了当地开口要钱。
人们背叛自己的祖国有许多不同的理由：心怀忿恨、思想意识分歧、没被提拔重用、痛恨惟一的上司、为自己古怪的性行为感到害羞、担心被招回国内受辱等等。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通常因为看到他们周围的贪污腐败、谎言和任人唯亲的现象而导致幻想破灭。但潘克拉丁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兵，他只是为了金钱。有一天他会退出的，他这么说过，但他想在富裕以后退出。他为了提高赌注而要求了这次黎明前的东柏林会晤。
潘克拉丁把手伸进他的风衣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棕色大信封，递给了麦克里迪。在看着麦克里迪把它塞进茄克衫里去的时候，他毫无感情色彩地描述了信封里面的内容。姓名、地点、时间、各个师的战备、行动命令、动态、岗位、武器等级等等。当然，关键是潘克拉丁必须要说明的SS-20，即由苏制移动发射架发射的令人恐怖的中程导弹，每一颗均具有独立制导的三重弹头，目标是欧洲的城市。根据潘克拉丁的说法，这些导弹正被运往靠近边境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这样形成的一个弧形，使射程能达到奥斯陆、都柏林和巴勒莫。在西方，广大诚挚的、天真的人民群众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在游行，要求自己的政府消除军备，以作为热爱和平这个美好愿望的一种姿态。
“这有一个价格……”俄罗斯人说。
“当然了，说吧。”
“20万英镑。”
“同意。”实际上领导没有同意过，但麦克里迪知道他的政府能从其他渠道搞到这笔钱。
“还有。我明白我即将得到提升，升为少将。还要调动，调回莫斯科。”
“祝贺你。去担任什么职务呢，叶甫根尼？”
潘克拉丁停顿了一下。
“国防部联合计划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麦克里迪的印象加深了。如在伏龙芝大街19号（前苏联国防部办公大楼）安插进一个人，莫斯科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地方。
“而且当我退出时，我要一幢公寓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房产证上写我的名字。也许在圣巴巴拉，我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是很美丽。”麦克里迪表示同意。“你不想在英国安居吗？我们可以照顾你。”
“不，我喜欢阳光，加利福尼亚很好。还要100万美元汇入我在那里的账户。”
“一套公寓是可以安排的。”麦克里迪说，“至于100万美元，那要看情报的价值了。”
“不是一套公寓，山姆，是一栋公寓楼。我要靠租金生活呢。”
“叶甫根尼，你现在索要的是500至800万美元。我认为我们的人没那么多钱，买不起你的情报。”
俄罗斯人淡淡一笑，在他的军人小胡子之下，他的牙齿泛出一丝白光。
“当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我带给你们的情报是你们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你们会去筹集这些钱的。”
“让我们先等你提升起来，叶甫根尼。然后我们再商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栋公寓楼。”
5分钟后他们分手了。俄罗斯人要回他在波茨坦的办公室，英国人要通过大墙溜回西柏林的体育馆。在柏林墙的查利检查口，他将受到搜身检查。那件包裹将通过另一个更安全但更缓慢的途径转到大墙的那边去。只有当他在西柏林接到包裹后，他才会飞回伦敦。
1983年10月。
布鲁诺·莫伦茨在那扇门上敲了敲，听到一声欢快的“进来”应答声后，走了进去。他的上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在他那张重要的书桌后面的那把重要的皮转椅里。他正在细致地搅拌他的当天第一杯真正的咖啡，那是由殷勤的凯普尔小姐为他端来的；那是一位整洁的老处女，时刻准备着为他的每一项合法的要求提供服务。
与莫伦茨一样，这位局长先生也是那一类年纪，能回忆起战争结束时以及此后的生活，当时德国人把菊苣根充做咖啡，只有美国占领军以及偶尔的英国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咖啡。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迪特·奥斯特局长喜欢在上午喝这种哥伦比亚咖啡。但这时，他没有向莫伦茨提供咖啡。
这两个人都快50岁了，但也仅此相似而已。奥斯特身材长得矮胖，头发修剪得相当优美，衣服合身，是整个科隆分局的局长。莫伦茨身材高大粗壮，一头灰发。但他弓着背，走路蹒跚，穿着一件不太整洁的花呢西装。而且，他是一名中低级的公务员，从来不曾指望能爬上局长的职位，也不曾奢望能拥有一间他自己的办公室，再由一位凯普尔小姐为他端来开始工作之前的哥伦比亚咖啡。
那天上午，一位上司把一名低级职员召到办公室来谈话的场面，很可能发生在整个西德的许多办公室里。但这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则不大可能会反映在其他许多地方，那种会话内容也不大可能为其他地方所仿效。因为迪特·奥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BND）科隆分局的负责人。
BND的总部实际上是在一个有围墙的大院子里，位于小村庄布拉赫的外面，距慕尼黑南郊约6英里，处于巴伐利亚南部的伊萨尔河畔。这似乎是一个古怪的选址，因为自1949年以来，联邦首都一直是波恩，在距离几百英里之外的莱茵河畔。其实，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是美国人在战后建立了一个西德的谍报机构，以对付苏联这个新的敌手的谍报行动。他们选择战时前德国间谍头子莱因哈特·盖伦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因此起初该机构被简称为盖伦组织。美国人要求盖伦在美占区工作，即在巴伐利亚和南方。
当时的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是一位没什么名气的政治家。当盟国在1949年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作为首任总理的阿登纳，把他的故乡、沿莱茵河距科隆15英里的波恩定为首都。几乎每一个联邦机构都被要求建在那里，但盖伦坚持不搬，于是这个有了新名称的BND留在了布拉赫，至今也是 5982." >如此。但BND在联邦共和国的各个州的州府里都设置了分局，其中最重要的分局之一是设在科隆。虽然北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首府是杜塞尔多夫而不是科隆，但因为科隆距波恩最近，而作为共和国首都的波恩是政府神经中心。科隆还有许多外国人。与负责反间谍的兄弟机构BFV不同，BND主管国外情报行动。
莫伦茨接受奥斯特的邀请坐了下来，心里忐忑不安地想着自己是否做了什么错事才被召到局长的办公室。答案是他没做错事。
“我亲爱的莫伦茨，我就不与你转弯抹角了，”奥斯特用一块清洁的亚麻布手帕仔细地擦了一下嘴唇，“下星期我们的同事多恩要退休了。当然，这你是知道的。他的工作将由他的继任人接替。但那是一个年轻人，以后是能干好工作的，留心听着。然而，有一项任务需要更为成熟老练的人去完成。我要你把这项任务承担起来。”
莫伦茨点点头，好像他已经明白了。其实他并不明白。奥斯特竖起了他那胖嘟嘟的手指，眼睛凝视着窗外，脸上出现了对男同胞那种异想天开念头的遗憾的表情。
“我们国家时常有一些来访的客人，外国的高级官员，他们在一天的谈判或正式会晤结束以后，想消遣……娱乐一下。当然，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很乐意安排他们去高级餐馆、音乐会，或看歌剧、芭蕾。你明白吗？”
莫伦兹又点点头。这事再清楚不过了。
“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通常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偶尔也有欧洲人，强烈地表示他们喜欢享用女伴。付费女伴。”
“应召女郎。”莫伦茨说。
“可以这么说，对。嗯，他们不想去找旅馆行李搬运员或出租汽车司机打听，或者到霍恩街的红灯区去猎艳，或者卷入酒吧和夜总会的争吵，政府宁愿提供某些电话号码。相信我，亲爱的莫伦茨，这种事情世界上每一个首都都在做。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操纵应召女郎？”莫伦茨问道。
奥斯特吃了一惊。“操纵？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操纵她们。我们也不付钱给她们。那是客户的事情。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们也不使用也许可以得到的关于某些来访高官的个人习惯的任何材料，即所谓的‘甜蜜陷阱’。我们的法律和规定是很清楚的，也是不得违反的。我们把陷阱留给俄罗斯人……”他喷了一口气，“和法国人。”
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三只薄薄的文件夹，递给了莫伦茨。
“这里有三个姑娘。身材体型各不相同。我要求你接管这项任务，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已婚男人。就像叔叔那样照顾、监护她们。确保她们定期去检查身体，让她们随时听候召唤。要搞清楚她们是否出门去外地，身体不舒服，或去度假了。简言之，她们是否能随叫随到。
“现在，最后一点。有时候，你也许会接到一个雅各布森先生..打来的电话。如果电话里的声音发生了变化，那没关系，反正总是雅各布森先生。按照客人的口味——这雅各布森会告诉你的，你在三个姑娘中选一个，为客人定下时间，确保她能抽出身来，然后雅各布森会回电告诉你时间和地点，接着他又会去通知那位客人。此后我们把这件事留给那个应召女郎和她的客户自己去办理。这任务不是很艰巨，真的。不会影响你的其他工作。”
莫伦茨拿上文件夹９9ｌiｂ?子站起身来。妙极了，当他离开那间办公室时他这么想着：在局里忠心耿耿地干了30年，再过5年就可退休了，现在要我去为妓女当保姆，让她们去为要求寻欢作乐的外国人提供陪睡服务。
1983年11月。
英国秘密情报局，简称秘情局，其总部设在伦敦的世纪大厦。它通常被媒体误称为MI-6局或军情6局，知情人则把它称为“企业”。此刻，山姆·麦克里迪坐在世纪大厦地下室的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他在观看屏幕上闪动着的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在无穷无尽地通过红场。苏联每年要在红场上举行两次盛大的阅兵和游行活动，一次是庆祝劳动节，另一次是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是在11月7日举行，今天是11月8日。镜头离开了隆隆作响的坦克车队的远景，转向站在列宁墓高处的一排人物的脸部。
“慢一点。”麦克里迪说。他旁边的那位技术人员伸手在控制器上调整了一下，摇镜头慢下来了。里根总统的“罪恶的帝国”（他以后才会使用这个短语）更像是一座敬老院。寒风中，那些松垂的、苍老的脸庞几乎要缩到大衣领子中去了，而翻起来的领子上缘已经触及了头上的帽檐。
总书记本人没有出场。自1963年至1978年担任过克格勃主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生长病死后，于1982年下半年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现在他本人也躺在了在孔策沃的政治局医院里等待死神的召唤。自去年的8月起他就没有公开露面过，以后也永远不会了。
契尔年科（他将在几个月之内接替安德罗波夫）在那里，还有格罗米柯、季利连科、迪克诺夫，以及长着瘦长尖削脸的党的理论家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蒂诺夫用那件挂满了勋章的大衣紧紧地裹住了身子。还有一些年轻的第二梯队——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辛、列宁格勒第一把手罗曼诺夫。在旁边还有一位其中最年轻的人，还排不进核心小组，那是一个身体粗壮的人，名叫戈尔巴乔夫。
摄像机镜头提起来，把焦点投向了乌斯蒂诺夫身后的一组军官。
“停住。”麦克里迪说。画面静止了。“那个人，左边第三个。你能把他放大吗？再近一点？”
技术员审视了一下控制器，仔细地转了转微调。那组军官越来越近了。有些人间到画面以外去了。麦克里迪指定的那个人快速移向右边，直至他处在了屏幕的中央，然后继续拉近距离。那位军官被战略火箭部队的一名上将遮住了一半，但那种在苏军军官中不同寻常的小胡子确证了他的身份。大衣上的肩章说明他是一位少将。
“该死的，”麦克里迪轻声咕哝着，“他做到了。他在那里。”他转向脸无表情的技术员。
“吉米，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在加利福尼亚摘到一栋公寓楼？”
“嗯，简单的回答是，我亲爱的山姆，”两天后，蒂莫西·爱德华兹说，“我们没有。我们不能。我知道这样有点难堪，可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也与财务部门协商过了，答复是潘克拉丁太贵了，我们付不起。”
“可他的产品是无价的。”麦克里迪表示抗议。“这个人比黄金还贵重。他是一座纯铂大矿藏。”
“不要再争了。”爱德华兹流畅地说。他比麦克里迪年轻10岁，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已经爬上了相当高的地位，私下里也很富有。30岁刚出头就当上了局长助理。像他那种年纪的许多人都很高兴地负责国外的一个情报站，或在机关里当一名科长，渴望着升至处长的职位。而爱德华兹已经处于最高领导层之下了。
“你想想，”他说，“局长已经去过了华盛顿。他提及了你的那个人，如果他确实得到了晋升。自从你把他拉进来后，我们的表兄们一直在使用他的产品。他们一直对那些产品很满意。现在，他们好像很愿意接管他，钱和产品等一切。”
“他非常敏感、容易动怒。他认识我。他也许不肯为任何其他人工作。”
“唉，山姆。你是第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雇佣兵。只要给钱，他哪里都会去。而我们则能够得到产品。请你确保顺利交接。”
他停顿了一下，闪现出他的胜人一筹的微笑。
“顺便说一下，局长要见你。明天上午10点钟。我这么告诉你也不会错，他心里有个新的打算。要提拔你，山姆。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有时候事情会得到最佳的 7ed3." >结果。潘克拉丁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你要与他联系就更加困难了。你自己也在东德活动了很长的时间。表兄们准备要接管，而你也应该得到提拔了。当一个科长吧。”
“我是一名外勤员呀。”麦克里迪说。
“你为什么不听听局长会怎么说呢。”爱德华兹提议。
24小时后，山姆·麦克里迪当上了DDPO科科长。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管了对叶甫根尼·潘克拉丁将军的管理、操纵和付费。
1985年8月那年夏天，德国科隆天气炎热。那些有钱人已经让老婆孩子到湖边、山里、林中，甚至地中海的别墅里去消夏了，然后他们自己也要赶过去与家人一起度假。布鲁诺·莫伦茨没有度假屋。他辛辛苦苦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的薪水不高，也不大可能再增加了，因为再过3年到55岁时就要退休，提升更是不可能了。
他坐在一个露台咖啡馆里，喝着一杯啤酒。他的领带已经松开了，西装技在了身后的椅背上。路上的行人谁也没去看他一眼。他已经不穿他的那套冬季花呢西服，代之以一套泡泡纱薄西装，但穿在他身上后更是显得不成样子。他弯腰俯身于他的那杯啤酒，偶尔抬起一只手去理一下他那浓密的灰头发，直至把头发理顺。他对个人的形象比较随便，没有虚荣心，要不然他就会用梳子去梳理头发，胡须也会刮得更勤快一些，还会使用香水，并买上一套时髦的、裁剪合身的西装。他还将扔掉那件袖口已有少许磨损的衬衣，并将挺直他的腰板。然后他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并不追求个人的虚荣。
但他确实也有他的梦想。或者说他曾经有过他的梦想。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然而他的梦想没有实现。年届52岁、已婚、已是两个成年子女父亲的布鲁诺·莫伦茨，阴郁地盯视着街上的过路人。假如他知道的话，那么他正遭受着德国人称之为TorSChlusspanik的病症。这个词在其他语言里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是“关门时的恐慌”。
从表面现象看，这位和善的大个子男人干着自己的本分工作，月底时领取一份菲薄的工资，每天晚上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布鲁诺·莫伦茨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他被锁进了与妻子伊姆特劳的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之中。伊姆特劳是一个性情像牛一样迟钝、身材像土豆一般的女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甚至已经不再抱怨他的薪水微薄和没有得到提拔。对于他的工作，她只知道他在一个政府的民政机构服务，也懒得去关心。如果他穿着袖口磨损的衬衣和宽松下垂的西服而显得不修边幅，那么部分原因是因为伊姆特劳已经再也不去关心他的形象了。她的职责是把他们那套位于一条没有特色的街上的小公寓打扫得稍微干净整洁一些，并在晚上他回到家后10分钟把饭菜端上桌子。如果他回家迟了，那么饭菜凉了不能怪她。
他的女儿乌特刚从学校毕业就不理睬父母亲了，信奉于各种左翼事业（由于乌特的政治信仰，他还不得不接受局里对他的一次政审），并在杜塞尔多夫一处被抢占的空房子里，与各式各样弹拨吉他的嬉皮士们住在一起——布鲁诺从来不曾搞清楚她是与谁在一起同居。他的儿子鲁兹仍在家里，整天沉湎于电视。这是一个患丘疹的小伙子，考试从来没有一次及格过，现在他已经厌学并憎恨这个重视教育的世界，宁愿采取新潮的发式和穿上奇装异服以表示他个人对社会的抗议，但因为社会实际上极不可能会提供任何工作给他那样的人，于是他停止了这种穿着打扮。
布鲁诺已经努力过了。他认为他已经努力过了，他已经尽力而为过了。努力工作，照章纳税，辛勤持家，极少娱乐。再过3年，正好是36个月，他们就会让他退休。局里会搞一个小型的派对，届时奥斯特会说上一番话，他们会碰碰杯，然后他就走了。去干什么呢？他将领取他的年金，他还有一些通过“其他工作”获得的私房钱储蓄，以各种不同的假名分散储存在德国各地各个中小账户上。钱应该是够了，比任何人能想象的或怀疑的都要多。足以使他买上一座退休度假屋并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在他那和蔼的外表后面，布鲁诺·英伦茨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人。他从来没向奥斯特或局里的任何人谈起过他的“其他工作”——不管怎么说，这是严格禁止的，泄露后会导致立即除名。他从来没向伊姆特劳透露过关于他的任何工作或者他的秘密存款。但他知道那不是他的真正问题。
他的真正问题是他要自由。他要重新开始，就像是预定的那样，他能够看到如何开始。因为人到中年的布鲁诺·莫伦茨恋爱了。爱得如此深沉，爱得全心全意。对方是雷内特，年轻漂亮的雷内特也对他爱得如痴如醉，如同他对她那样。
在那家咖啡馆里，在那个夏天下午，布鲁诺最终打定了主意。他要去做这件事，他要去告诉她，他打算为离开伊姆特劳作好充分准备，提前退休，离职带她去他们将拥有的梦中屋子去过一种新的生活，那是在他的故乡——北方的海岸边。
布鲁诺·莫伦茨的真正的问题，虽然他自己没有发现，是他正在接近，但还没有进入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年生活危机之中。因为他没有发现，且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伪君子，也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一点。
雷内特·海门多夫26岁，身高5英尺7英寸，是一个高个子但身材比例极为协调的微黑型女子。18岁时，她成了一位论年龄能做她爷爷的富商的情人和玩物，这种关系维持了5年。也许是因为进食过度、烟酒过度和与雷内特纵欲过度，当那人因心脏病发作颓然倒下死去时，他没在遗嘱里为她留出一笔财产，其实即使他当初提出来，他的老婆也决不会同意的。
那姑娘从他们的装修豪华的爱巢里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连同多年来他赠送给她的金银珠宝，典当了一笔可观的钱。
但那还不足以让她继续她已经习惯了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她也不打算转行去干一份工资微薄的秘书工作。她决定自己做生意。善于哄骗和诱使中年男人激起情欲的她，其实也只有这种生意可做。
在科隆郊外那个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的哈恩瓦尔德，她长期租赁了一套公寓。这里的房子都是质量较好的实砖或石头建筑，有些已被改为公寓楼，如同她所居住和工作的这一栋。它是一座四层楼房，每一层有一套公寓。她的那套在一楼。住进之后，她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装修。
该公寓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两间卧室、一个门厅和一条走道。客厅在门厅的左边，旁边是厨房。再远处，即走道的左边是一间卧室和卫生间。那间大卧室在走道的尽头，这样卫生间夹在了两间睡房的中间。在大卧室的门前，建在左边墙体上的是一个两米宽的大衣柜，借用了卫生间的一部分面积。
她睡在小卧室里，把走道尽头的那间大卧室用做工作室。除了大衣柜之外，她还为主卧室安装了隔音材料，在内墙贴上软木衬里，再糊上墙纸作为掩饰，门的内侧改成双层板，中间衬上了厚厚的垫料。房间里的声音极少会传出去打扰邻居或使他们警觉，事实确是如此。这个装修和配备特别的房９９ｌｉｂ?间总是上着锁。
走道的衣柜里只挂着通常的冬季衣物和雨衣。在工作室内的其他衣柜里则储存着各种性感的内衣，各种外套，从女学生、侍女。新娘、女服务员到修女、护士、家庭女教师、女校长、空中小姐。女警察、营地警卫和童子军队长等的服饰应有尽有，还有一些通常的皮件和PVC装备、高统靴、披肩和面具等。
一个抽屉橱里盛放着一些客户需用但又没带来的服饰，诸如男童子军、男学生和古罗马奴隶的衣服。塞在房间一角的是惩罚用具和备品，而在一只皮箱里装有奴役和改造场面所需的铁链、手铐。皮带和鞭子。
她是一个优秀的妓女，生意做得相当成功。她的许多客户都成了回头客，定期来找她。演员的技能——所有妓女必须具备的演技——使她可以逼真地进入到客户所渴望的幻想之中。然而她的部分心思却会游离，会去观察、注意和鄙视他们。她的工作一点也不会感动她的内心——不管怎么说。她个人的口味与此大相径庭。
这种游戏她已经玩了三年，她打算再过两年就退休，一次性洗手不干，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用她的积蓄去过一种奢侈的生活。
那天下午，她的门铃被按响了。她很晚才起床，因此仍穿着内衣和睡袍。她皱起了眉头；客户只是按约定前来。通过门上的猫儿眼看出去，她看到原来是灰头发乱蓬蓬的布鲁诺·英伦茨，在外交部工作的管理员。她叹了一口气，在她那美丽的脸庞上绽出灿烂的笑容后打开了房门。
“布鲁诺，亲爱的……”
两天后，蒂莫西·爱德华兹把山姆·麦克里迪带到伦敦圣詹姆斯的布鲁克斯俱乐部去吃中饭。在爱德华兹作为会员的那几家上流社会俱乐部中，他最喜欢在布鲁克斯吃中餐。在那里常有机会碰到不管部大臣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可以与之客套、寒暄几句。阿姆斯特朗被认为也许是英格兰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肯定是五位智者的领导，而五位智者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推荐一名秘情局局长的新的人选，呈交给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批准。
是在图书馆里喝咖啡时，在摄政时期衣冠楚楚的那些年轻人以及艺术爱好者的一组画像下，爱德华兹才开始言归正传。
“如同我在楼下时所说的，山姆，大家都很高兴，确实很高兴。但现在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山姆。这个时代的主导短语是‘按规定’。这是一个某些旧时代的做法和违反规定的问题，必须加以……我该用什么词呢……管束？”
“管束这个词用得很好。”山姆表示同意。
“好极了。那么，翻阅一些档案记录后发现你以一种特定的基础，仍保留着某些已没有用处的特工人员。也许是老朋友吧。没有问题，除非他们地位显赫……”
“你能否举一个例子？”麦克里迪问道。事情记录是存档的。只要你付费给某人让他去搞一次行动，付款记录就留下来了。
爱德华兹收起了笑容。“神秘鬼魂。山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发觉这件事。神秘鬼魂是西德情报机关BND的一名全职情报员。如让布拉赫知道他在为你搞私活，那真是倒了大霉。这绝对是违反所有规定的。我们不想，重复一次，不想‘操纵’友好情报机关的职员。这事我私下里对你说说算了。把他甩掉，山姆。不要与他来往了。立即执行。”
“他是一位老朋友，”麦克里迪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在柏林墙刚刚建起来时。那时候他干得很好，为我们承担危险的工作，当时我们需要那样的人。我们是很惊讶，对于像他那样能从柏林墙穿来穿去的人，我们没有，或者说人数不足。”
“不要争论了，山姆。”
“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他不会让我翻船的。那种事情你一朝一夕还办不成呢。需多年打交道才行。让他跑腿价格很低，合算呀。”
爱德华兹站起身来，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帕，擦去嘴唇上的咖啡渍。
“把他甩掉，山姆。恐怕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命令。让神秘鬼魂滚开。”
那个星期结束时，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叹了一口气，伸直身子靠到了椅背上。她累了。她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她伸手去拿她的那盒苏制万宝路香烟，发现烟灰缸已经满了，于是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铃。
一位年轻的下士从外间办公室走了进来。她没有向他说话，只用手指指了一下烟灰缸。他很快拿起烟灰缸，离开办公室，几秒钟之后就带着已清洁过的烟灰缸回来了。她点了点头。他又离开了，并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不用说话，不用逗乐。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对人们具有那种影响力。早些年，一些年轻的纨绔子弟曾注意到在富有生气的制服衬衣和苗条的绿色裙子上方她那剪得短短的闪亮的金发，并试图去引诱她，碰碰他们的运气。没门儿。25岁时，她嫁给一名上校，调动了工作，并于三年后与他离婚了。他的职业生涯停滞了，而她却青云直上。现在，35岁的她再也不穿制服了，只穿那套裁剪合身的严肃的炭灰色西装，里面的白衬衣在颈部打了一只蓬松的领结。
有些人仍认为可以与她同床，直至他们遭到从她那双冷若冰霜的蓝眼睛里射出来的怒视。在克格勃内部，她享有狂人的声誉。一个可怕的狂人。
少校的狂热表现在对待她的工作，以及叛徒。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已经把自己贡献给了自我吹嘘的追捕叛徒的事业。她对叛徒怀有刻骨仇恨。她已经设法调出克格勃的第二总局，挤进了第三总局。第二总局的目标是偶尔参加煽动活动的诗人或牢骚满腹的工人。而第三总局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亦称武装力量总局。这个部门要对付的是叛徒，如果确有叛徒的话，都是一些级别更高，也更危险的人物。
她调动到第三总局的事宜，是由她的上校丈夫替她安排的，当时已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最后阶段了，但他仍绝望地试图设法取悦她。现在，她正坐在莫斯科外环路旁这栋匿名的办公楼里，坐在这张办公桌后，审视着摊放在她面前的这份档案。
两年的工作才使她看到了这份档案，虽然她不得不在其他工作的空隙期从事这项工作，直至级别更高的人开始相信了她。两年时间的核对和交叉核对，乞求其他部门的配合，老是与军队里的糊涂虫争吵——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庇护；两年时间的收集点滴相关情况，直至一幅画面开始形成。
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的工作和休假，是追捕陆、海。空三军内部的变节分子、颠覆分子，以及偶尔露出了真面目的叛徒。粗心大意导致珍贵的国家财产受损失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在阿富汗战争的追求中萎靡不振就更糟糕了，但她办公桌上的那份档案却告诉了她另一个故事。她深信军队里的某个环节有一次故意泄漏情报。而他的职位很高，实在很高。
档案最上面那张纸上列有八个人的名字。五个已被打了叉。两个被打上了问号。但她的目光总是落到第八个上面。她提起电话听筒，报了一个号码，她被接通了第三总局局长谢利平将军的男秘书。
“是的，少校。一次私人会见？没有其他人参加？我明白了……问题是，将军同志现在在远东……要等下星期二回来。那好吧，下星期二。”
瓦纳芙斯卡妮少校放下电话，皱起了眉头。四天。嗯，她已经等待了两年，她可以再等四天。
“我想我已经把这件事敲定了。”那个星期天上午，布鲁诺·莫伦茨孩子般地高兴地告诉雷内特。“我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下来，还有多余的钱可用于装修和增添设备。那是一家很好的小咖啡馆。”
他们一起躺在她自己卧室的床上——这是有时候她为他做的一件好事，因为他厌恶那个“工作”卧室，如同他厌恶她的工作那样。
“再给我说一遍，”雷内特温柔地轻声说，“我喜欢听这件事。”
他微笑了。他只见过那个酒吧一次，就已经全身心地爱上了它。它就是他一直想要的，就在他所要的地方，在大海的旁边，从北方吹来的清新的海风能使空气新鲜。当然，冬天是寒冷的，但可以装上中央供暖系统。
“好的。它的名字叫灯笼酒吧，其标识是旧船上的一盏灯。它的位置就在不来梅港码头的前沿。站在楼上的窗户前，你能看到远处的梅伦岛。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搞一条帆船，夏天在那里行船。
“楼下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酒吧，我们将在柜台后面售酒。楼上是一套漂亮温馨的公寓，虽然没有这套大，但经我们装修以后会很舒适的。我已经同意了房价，付了定金，到9月底时就可装修完毕了。届时我带你离开所有这一切。”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等不及了，亲爱的。这将是一种奇妙的生活……你要再试一次吗？也许这次你能行了。”
假如雷内特是另一种人，那么她肯定会婉言谢绝这个小老头了，解释说她根本不想被人带走，抛开这一切，更不用说是去不来梅港那样一个常年刮风的荒凉的码头了。但她喜欢让他的幻想继续下去，这样，到时候他的痛苦也会更大。
在科隆的这番谈话结束后一个小时，一辆黑色的美洲虎轿车离开M3号高速公路，在离杜马村不远处拐上了汉普郡静谧的公路。这是蒂莫西·爱德华兹的私人轿车，驾车的是他的秘情局司机。汽车后座上坐着山姆·麦克里迪，他是在伦敦西部阿宾顿豪华住宅区他的周末公寓里被召过去的，是局长助理打电话来求他的。
“山姆，你一定要来。事情很急。”
当电话响起来时，他一直在长时间地享受一次热水澡，音乐中心在播放着维瓦尔第的作品，星期天的报纸摊满了客厅的地面。接了电话后，他刚刚穿上衬衣、灯芯绒裤子和茄克衫，司机约翰就驾着那辆美洲虎到了他的门口。
轿车驶进一座宏大的乔治式乡村房子的前院停了下来。约翰绕过来准备打开后车门，但麦克里迪抢先了一步。他不愿别人为他张罗。
“先生，他们在后院的露台上。”约翰说。
麦克里迪打量着这座大房子。10年前，蒂莫西·爱德华兹娶了一位公爵的女儿。那贵族在50几岁撒手离去时，把巨额不动产留给了两个子女——新公爵和玛格丽特夫人。她大约得到了300万英镑。麦克里迪估算大概一半遗产现在已经投向了汉普郡的一处大型不动产。他绕过房子的侧面，走到了屋后那个有廊柱的院子。
那里有四把舒适的藤椅，围成了一组。三把椅子已经有人坐着。再远处的一张白色铸铁桌子上已经放好了供三人吃中饭的餐具。玛藏书网格丽特夫人肯定是在屋子里面。不是在吃中饭。他也不会在这里吃中饭。藤椅里的两个男人站起身来。
“啊，山姆，”爱德华兹说，“真高兴你来了。”
有点言过其实了，麦克里迪想道。打电话时要我非来不可。
爱德华兹看着麦克里迪不禁纳闷起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他这位极为聪明的同事在赴汉普郡乡间屋子参加派对时非得把自己打扮成看上去像是刚刚在花园里参加过劳动的模样，即使他不会在这里久留。爱德华兹本人穿着闪亮的粗革厚底皮鞋、折痕清晰的淡黄色休闲裤，在真丝衬衫外套着一件色彩鲜亮的运动衣，还有一条围巾。
麦克里迪回视着他的上司，他也在纳闷，为什么爱德华兹老是把手帕放在左手的袖子里。这是军人的一种习惯，是从骑兵军团先开始的，因为在军营里吃晚饭的夜间，骑兵军官们穿着紧身的苏格兰格子呢裤，如把一团手帕放在裤袋里会使女士们认为他们把香水喷洒得太多了。但爱德华兹没当过骑兵，也没去过部队，他从牛津出来后就进了秘密情报局。
“我认为你还不认识克里斯·阿普尔亚德吧！”爱德华兹说。那位高个子的美国人随即伸出了手。他的皮肤像德克萨斯州牛仔那样黝黑，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波士顿人。黑色的皮肤是因为他长年来一支接一支地抽骆驼牌香烟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要在外面吃中饭的缘故，山姆沉思着。爱德华兹不想让室内充满了烟味。
“恐怕是不认识。”阿普尔亚德说，“很高兴见到你，山姆。知道你的大名。”
麦克里迪已经从名字和照片上知道了他是谁：美国中央情报局欧洲处副处长。坐在第三把椅子里的那位女士俯身向前也伸出手来。
“嗨，山姆，你最近好吗？”
克劳迪亚·斯图尔特已经40岁了，但仍然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盯视他的眼睛和握住他的手掌的时间稍微偏长了一点。
“很好，谢谢，克劳迪亚。我很好。”
她的眼神表明她不相信他的话。没有任何女人会认为她曾经与之同床过的一个男人能从那种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
多年前在柏林时，克劳迪亚热切地爱上了山姆·麦克里迪。使她迷惑和气馁的是她竟然没有取得成功。当时她不知道山姆的妻子梅。
克劳迪亚曾在中央情报局驻西柏林情报站工作；麦克里迪那时候在西柏林访问。他从来没告诉她他在那里干什么。她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在招募当时的潘克拉丁上校。后来是她把那位苏联军官接管过去了。
爱德华兹党察到了他们之间的表情。他不知道在这种表情的后面是什么，但让他猜准了。使他一直迷惑不解的是，女士们似乎都喜欢山姆。他是如此地……衣冠不整。常有人说，世纪大厦里的姑娘们愿意为他拉直领带、钉上钮扣什么的。他发觉这种现象难以解释。
“很遗憾听到梅的消息。”克劳迪亚说。
“谢谢你。”麦克里迪说。梅，他那甜蜜、可爱、温柔的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梅，在早年那些漫漫长夜里，总是等待着，当他越过铁幕回家时她总是在家里迎候着他，从来没有打听，从来没有怨言。多发性硬化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这种病在梅身上发展得很快。第一年她还能坐轮椅，过了两年就去世了。此后他一直孤身住在肯辛顿的那套公寓里。幸好他们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只是在葬礼时把他叫回来了。小伙子没有见到母亲临死时的那种痛苦和父亲的悲痛欲绝。
一名男管家端着一只托盘走上前来，托盘上是一只临时添加的香摈酒杯。麦克里迪扬起了眉毛。爱德华兹在男管家的耳朵旁耳语了几句，于是他重新去拿来了一大杯啤酒。麦克里迪呷了一口。其他人全都注视着他。是拉吉牌啤酒，外国的。他叹了一口气。他喜欢苦味淡啤酒，不用冰镇，飘着苏格兰麦芽和肯特郡蛇麻子的味道。
“山姆，我们有一个问题。”阿普尔亚德说，“克劳迪亚，你告诉他。”
“潘克拉丁，”克劳迪亚说，“记得他吗？”
麦克里迪审视着手里的啤酒，点点头。
“我们在莫斯科用死信箱操纵他。距离很近。接触很少。产品是高质量的，价格也很高。但几乎没有当面联系。现在他发来了一份信息，一份紧急信息。”
一阵沉默。麦克里迪抬起眼皮去注视克劳迪亚。
“他说他得到了一份未经编号登记的（苏军战争计划书），是针对西线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我们需要这份计划书，山姆，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
“那就去把它拿到手吧！”山姆说。
“这一次他不愿使用死信箱。说资料太厚了，放不进去，太显眼了。他要递交给他所认识和信任的某一个人。他要交给你。”
“在莫斯科吗？”
“不，在东德。他不久要去东德巡视一圈，为时约一周。他想在图林根南部靠近巴伐利亚边境的山区递交。他的巡回视察范围是往西南去科特布斯、德累斯顿、卡尔一马克思城，再继续前往格拉和爱尔福特，然后于星期三晚上回到东柏林。他想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上午交接情报。他对那个地区不熟悉。他想使用路边停车处。”
山姆喝了一口啤酒，抬头去看爱德华兹。
“你解释了吗，蒂莫西？”
“说起过了。”爱德华兹说，然后转向他的客人。“这个，我不得不表明山姆实际上不能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已经……向局长提起过了，他也已经同意了。山姆已经上了东德秘密警察的黑名单。”
克劳迪亚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在那边抓住了我，就不会安排在边境上的交换。”
“东德人将审讯他，然后枪毙他。”爱德华兹多余地补充了一句。
阿普尔亚德吹起了口哨。“朋友，那是违反规定的。你肯定是真正惹恼了他们。”
“我是尽力而为的。”山姆悲伤地说，“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不能去，有一个人倒是可以的。蒂莫西和我上星期还在俱乐部里议论过他。”
爱德华兹差一点被香摈酒呛了一口。
“神秘鬼魂吗？潘克拉丁说他只交给他认识的人。”
“他认识神秘鬼魂。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当初他怎样帮助我的吗？那是1981年，我刚刚与潘克拉丁接上头，神秘鬼魂不得不像哄小孩一样照顾他，直至我抵达那里。事实上他喜欢神秘鬼魂。他会再次认出他的，并把东西交给他。他不是傻瓜。”
爱德华兹拉直了颈上的丝围巾。
“那好吧，山姆，这是最后一次。”
“行动是危险的，赌注也很高。我要为他申请一份酬金。10000英镑。”
“同意。”阿普尔亚德爽快地答应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潘克拉丁提供的详细交接方法。需要两个供选择的地点——第一地点和备用地点。你能在24小时内告诉我们你所挑选的那个路边停车处吗？我们将把情况通知他。”
“他不能强迫神秘鬼魂去。”麦克里迪提醒说，“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不是一名雇员。”
“那就试一试，山姆，请试一试。”克劳迪亚说。
山姆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你们说星期二，到底是哪一个星期二？”
“从后天起一个星期。”阿普尔亚德说，“8天以后。”
“耶稣基督啊！”麦克里迪说。
第二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山姆·麦克里迪花了大半天时间俯身研究着那些大比例地图和照片。他回到仍在东德科上班的老朋友那里，请他们帮了一些忙。他们不想让其他人染指他们的工作领域，但还是给了他面子，并且也不向这位DDPO科科长打听他想干什么。
到下午三四点钟时，他选好了两个合适的地点。与东西向的E40号高速公路并行的是东德的7号公路。这条公路把工业城市耶拿与以农牧业为主的魏玛连接起来了，并继续通往爱尔福特郊区的公路网。他选定的第一个地点在耶拿西边的这条公路上，是一个有遮棚的路边停车处。第二个地点也在同一条路上，但夹在魏玛与爱尔福特的中间，距苏军在诺拉的基地不到3英里。
如果下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位俄罗斯将军在耶拿与爱尔福特之间的任何地方作视察，那么他只要跑很短的一段路程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会面地点。下午5点钟时，麦克里迪把他的选择通知了在格罗斯凡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内的克劳迪亚·斯图尔特。一份加密电报发向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他们批准了，并把这份计划传往在莫斯科的潘克拉丁的管理员。第二天凌晨，这份通知抵达了诺伏德维奇公墓地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的一只死信箱里。四个小时以后，潘克拉丁将军在去国防部上班的路上取走了它。
星期一下午太阳下山之前，麦克里迪给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波恩的情报站站长发去了一份加密电报。站长看完电报后把它销毁了，然后提起电话拨了一个当地的号码。
那天晚上7点钟，布鲁诺·莫伦茨回到了家里。当他晚饭吃到一半时，他妻子记起了一件事。
“你的牙医来过电话。费舍尔医生。”
莫伦茨抬头凝视着已经半凉了的饭菜。
“哦？”
“说他想再检查一下那次镶补的牙齿。明天，请你6点钟去他的外科诊所。”
她回去继续观看电视里藏书网播出的晚间游戏节目。布鲁诺希望她没把人家的留言搞错。他的牙医并不是费舍尔医生。麦克里迪想见他的会面酒吧有两个。一个叫“外科诊所”，另一个叫“医务室”。6点钟指的是正午，中饭时分。
星期二早上，麦克里迪让丹尼斯·冈特驾车送他去希斯罗机场，以搭乘早班飞机赴科隆。
“我明天晚上就回来，”他说，“科里的事情请你关照一下。”
到了科隆后，因为他只有一只公文箱，所以很快就通过了护照检查和海关卡口，坐上一辆出租车，在歌剧院外面下车时才刚过11点。在40分钟时间里，他绕着广场慢慢地徘徊了一圈，穿过克鲁兹加塞，进入到席尔德加塞那条人群熙来攘往的步行购物街。他在许多橱窗前驻足观看，突然转身走进一家商店的前门，又从后门离开。到12点差5分时他满意了，因为身后没有尾巴。他转身进入狭窄的克雷伯斯加塞，朝向那个用金色的哥特式字母标示的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酒吧信步走了过去。那些小块的彩色玻璃使得酒吧里面的光线很暗。他选了远处的一个角落，点了一杯莱茵啤酒，开始等待。5分钟后，布鲁诺·莫伦茨那硕大的身躯坐进了他对面的那把椅子里。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麦克里迪说。
莫伦茨点点头，喝了一口啤酒。
“你有什么事，山姆？”
山姆告诉了他，这花了10分钟时间。莫伦茨摇摇头。
“山姆，我已经52岁了，很快就要退休了。对今后我是有打算的。以前的岁月是不一样的，很刺激。现在嘛，坦率地说，那边的那些家伙会吓着我的。”
“他们也会吓着我的，布鲁诺。假如我能去的话，我肯定会去。可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你是清白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上午过去，晚上就可返回了。即使第一次接头不成功，你可以在第二天午后再去一次。他们出10000英镑酬金，是现金呢！”
莫伦茨凝视着他。
“钱倒是不少。肯定还有其他人愿意去干的。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认识你，他喜欢你。他会看到来人不是我，但他不会缩回去的。我不愿用这种方式来求你，可这次真的是为了我。就最后一次，我发誓。看在过去我们俩的情分上。”
布鲁诺喝完啤酒站起身来。
“我要回去了……好吧，山姆。为了你，为了旧日的情分。但到此为止，我发誓，我要退出了。永远退出。”
“我向你保证，布鲁诺。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翻船的。”
他们同意在下星期一黎明时再次会面。布鲁诺回去上班了。麦克里迪等了10分钟才走，他在出租车候客处招了一辆车去波恩。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和星期三，他把时间花在了与波恩情报站协商他的需求。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可是做事的时间却不多。
在两个时区以东的莫斯科，刚吃过午饭，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就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谢利平将军。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仔细地看了一遍她拿过来的那份卷宗。当他看完时，他把卷宗推回给她。
“偶然碰上了。”他说。他喜欢让他的下属为他们自己的推断作辩护。在过去，谢利平将军想起了过去，他面前的这份材料足以够了。卢比扬卡监狱的空牢房总是有的。但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今后还要变。
“到目前为止，将军同志，”瓦纳芙斯卡娅让了一步，“但偶然事件太多了。两年前在东德的那些SS-20导弹，美国佬知道得太快了。”
“东德遍地爬满了间谍和叛徒。美国人还有人造卫星……”
“红旗舰队从北方港口的出航活动。北约的那狗杂种好像总是知道……”
谢利平对这位年轻女士的工作热情报之以微笑。他从来不会去批评部下的警惕性。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求。
“也许泄露了一次，”他承认说，“或几次。疏忽大意、口风不紧，低级间谍有很多呢。但你说是一个人所为……”
“这个人。”她俯身向前拍了拍卷宗上面的那张照片。
“为什么？为什么说是他？”
“因为他总是在那里。”
“在旁边。”他作了改正。
“在旁边，在附近，在同一个舞台上。总是出现。”
长时间以来，谢利平将军已经从历届政权中幸存下来了，他打算还要幸存下去。早在3月份时，他已经注意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另一位政治老人契尔年科逝世时，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很快被一致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能维持长久。他要搞改革。他已经开始了整党，以清除掉那些明显的枯枝朽木。
谢利平知道规则。即使总书记一次也只能对抗苏联三条柱子的其中一条。如果他要对党的机构作变动，他必须对克格勃和军队说上一番好话。他把身体靠在办公桌上，把一条粗短的食指指向了这位脸色通红的少校。
“根据这个，我不能下命令在国防部里逮捕一名高级将领。还不行。某种确证，我需要某种确证。再有一件证据就行了。”
“让我把他监视起来。”瓦纳芙斯卡娅催促道。
“秘密监视。”
“好的，将军同志，秘密监视。”
“这我可以同意，少校。人员我会安排的。”
“就几天时间，局长先生。只休息几天以替代夏天长假。我想带上老婆和儿子去外面玩几天。周末，加上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这是星期三上午，迪特·奥斯特心情较好。此外，作为一名好公仆，他知道他的职员有权享受暑假。他对莫伦茨休假很少反而感到奇怪。也许他休不起许多假期。
“我亲爱的莫伦茨，我们在局里的工作责任是艰巨的，但局里对它的员工假期也总是慷慨的。5天没有问题。也许如果你再早一点提出来的话……不过，可以，好的，我会让凯普尔小姐重新考勤的。”
那天晚上，在家里，布鲁诺·莫伦茨告诉妻子说他要出差5天。
“就是周末，加上下星期一、星期二和星9９ｌib?期三。”他说，“局长先生要我陪他去出差。”
“好吧。”妻子伊姆特劳说，她的目光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
实际上，莫伦茨打算周末与雷内特一起度过，好好娱乐一下，星期一与山姆·麦克里迪会面，听取任务情况介绍，星期二越过国境去东德。即使他必须在东德过上一夜以便到第二个碰头地点，他也可于星期三晚上返回西德，夜间一路驾车及时回到家里，并于星期四去上班。然后他将递上离职申请，9月份把事情理清楚，与他老婆分手，带上雷内特去不来梅港。他怀疑伊姆特劳是否会介意；她极少会关心他在与不在。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在星期四遭到了她的第一次挫折，她吐出一句与淑女身份极不相符的多余的骂人话，重重地摔下了电话听筒。她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准备尾随她指定的军事目标。但首先她需要大致了解他的日程安排和日常活动。要搞到这种情况她必须联系渗入到军事情报局中的克格勃第三总局几名间谍的其中一名。
尽管克格勃与其军中的对手军情局之间常常是剑拔弩张，但没有疑问它们之间谁是头谁是尾巴。克格勃显得更为强大，这种优势自60年代初就已经增强了。当时一名叫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军情局上校向西方吐露出苏联的许多秘密，使得他成为对苏联损失最大的头号叛徒。此后，政治局同意克格勃可把其特工渗入到军情局之中。这些人员虽然穿着军服，每天上班与军人们混在一起，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真正的军情局军官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并尽可能把他们孤立起来，但实际做起来往往不那么容易。
“对不起，少校，”那位在军情局工作的年轻的克格勃特工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了她，“动态情况就放在我的面前。你说的那个人明天要出发去视察我们在东德的一些主要驻防。是的，我这里有他的日程活动安排。”
她听完他的口述后才放下了电话。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写了一份申请，要求去访问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第三总局职员。花了两天时间她的申请报告才获得了批准。她将在星期六上午飞往波茨坦的军用机场。
布鲁诺·莫伦茨决定星期五那天尽快处理完日常零星工作，并且早点逃离办公室。因为他知道下星期四一上班就要递交离职报告，他甚至已经清理了办公桌的一些抽屉。他最后要处理的那件小事情是他的办公室保险箱。由于经他处理的文件资料谈不上什么密级，所以他很少使用保险箱。他的办公桌抽屉可以锁上，办公室门夜间也是锁上的，而且大楼还有保安警卫。但他还是整理了保险箱内不多的几份文件。在所有文件下面的保险箱底部，是配发给他的一支自动手枪。
这支瓦尔特PPK手枪已经脏了。自从多年前他在布拉赫靶场上试射之后，他还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因为手枪已经积满了灰尘，他想在下星期交回去之前擦一下。他的清洁工具箱在波尔兹的家里。5点差10分时，他把手枪放进休闲装的口袋里，离开了办公室。
当他乘电梯下到底楼时，手枪重重地碰在了他的屁股上，于是他把它插进腰带里，并扣上了外衣的扣子。当他想到这将是第一次在雷内特面前炫耀手枪时，他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也许她将会相信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不管怎样她都爱着他。
在驾车去哈恩瓦尔德之前，他在市中心买了一些东西——上好的小牛肉、新鲜的蔬菜、一瓶正宗的法国葡萄酒。他要在家里做一顿可口的晚餐，他喜欢在厨房里忙碌。最后他还买了一大束鲜花。
他把欧宝轿车停在她那条街道的转角处，他每次来探望她时总是这样，余下的路他步行走过去。他没用车载电话通知她他正在过来。他想给她一个惊喜，用鲜花。她会喜欢那种做法的。当他走近公寓楼时，正好有一位女士出来，因此他用不着按电子门铃通知雷内特了。这样更好，他持有她的公寓门钥匙。
他轻轻地闪身进了公寓，这样更能使她惊喜。他张开嘴巴叫了起来：“雷内特，亲爱的，是我……”这时候，他听到了她发出的一阵响亮的笑声。他微笑了。她一定是在观赏电视里的滑稽小品。他朝客厅里偷看了一下，客厅空荡荡的。笑声又发出来了，从走道传到了卫生间。他开始明白自己太蠢了——她也许有一位客户。他事先没有核实过。接着他明白如有一位客户，她总是在那间“工作”卧室里，紧闭着房门，而那道门是隔音的。他正要再次叫喊时，另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一个男人。莫伦茨从门厅走进了走道。
主卧室的门开了一条几英寸宽的缝，门缝处因为大衣柜门的敞开而被挡住了一部分。几件大衣摊在了地上。
“真是一个大傻瓜，”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真的以为你会嫁给他？”
“头脑发昏，神经搭错。蠢猪。你看他那个样子。”她的声音。
莫伦茨放下鲜花和蔬菜，沿着走道走了过去。他只是感到迷茫。他轻轻地合上了大衣柜的门以让自己走过去，并用脚趾顶开了那间卧室的门。
在那张铺着黑床单的标准床上，雷内特坐在床沿边，吸着一支大麻卷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美人蕉的芬芳味。斜靠在床上的是莫伦茨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男人：年纪轻轻，身材瘦而结实，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摩托车手的皮茄克。他们两人都看见了房门的开启，从床上下来了，那个男的一下子跳起来站在了雷内特的身后。他长着一张平庸的脸和一头脏兮兮的金发。在私生活中，雷内特喜欢“粗野的交易”，而这个人——她固定的男朋友，在他们达到高潮时动作确实很粗野。
莫伦茨的眼睛仍然盯着床头对面电视机中播放的闪动的录像镜头。任何中年男人在做爱时的模样都不会是很雅观的，而当他一直没能达到高潮时他的模样就更不雅观了。莫伦茨注视着电视中他自己的形象，羞辱和绝望的感觉在不断地增加。在录像里，雷内特与他在一起，偶尔对着摄像机镜头做出一些厌恶的手势。显然，那就是引发笑声的原因。
站在他面前的雷内特几乎赤裸着身体，但她很快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了。她的脸因为恼怒而涨得通红。当她开口说话时，她所使用的语音是他所不熟悉的，那是设妇所使用的尖叫声。
“你来干什么？”
“我想让你吃一惊。”他咕咕哝哝地说。
“哼，我看你是让我吃了一大惊。现在滚吧！滚到在波尔兹你的土豆婆娘那里去吧！”
莫伦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使我真正伤心的是，”他说，“你原来应该告诉我。你原先没有必要那样愚弄我。因为我是真心实意爱你的。”
雷内特的脸已经扭曲了，她啐了一口。
“愚弄你？用不着来愚弄你。你本来就是一个傻瓜，一个又胖又老的傻瓜。床上床下都一样。现在给我滚蛋。”
就在这时候，他伸手打了她。不是用拳头，是一个巴掌打在了她的脸颊上。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垮了，所以他动手打了她。这一掌力量很大。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这一掌把她打倒在地。
至于那个黄头发男人此时在想些什么，莫伦茨是永远也猜不透的。不管他怎么想，反正莫伦茨正在离去。但那嫖客把手伸进了皮茄克里面，这似乎意味着他有武器。莫伦茨从腰带上拔出了瓦尔特手枪。他认为保险是关上的。应该是这样。他想吓唬一下那个嫖客，让他乖乖地举起双手，然后放他走。但那嫖客也掏出了手枪。莫伦茨扣动了扳机。这支瓦尔特枪脏是脏了一点，但它射出了子弹。
当初在靶场里试射时，莫伦茨的枪法很差劲。而且他已经有好多年没去靶场了。真正的枪手差不多每天都在练习射击。初学者的运气，这颗单一的子弹射中了15英尺远嫖客的心脏。那人猛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但是，不管是不是紧张的反应，他那握着贝雷塔手枪的右手还在举上来。莫伦茨又开了一枪。雷内特趁此机会从地上爬了起来。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后脑勺。刚才在争论时，隔音的房门已经关上了；房间里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传到外面。
莫伦茨站在那里看了两具尸体有好几分钟。他感到麻木，还有点头晕。最后他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房门。他没有把门锁上。他正要跨过摊在地上的那些冬衣时，某种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即使他已经处于了迷惑的状态，但他还是纳闷为什么把衣服扔在了地上。他察看了一番衣橱里面，注意到衣柜后面的一块木板是松动的。他把那块板拉了出来……
布鲁诺·莫伦茨又在公寓里逗留了15分钟，然后就离开了。他带走了录有他自己的那盒录像带、那些蔬菜、鲜花，和一只不属于他的黑色帆布包。以后，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离开哈恩瓦尔德两英里之后，他把蔬菜、葡萄酒和鲜花一一扔进了路边各只垃圾桶里。接着他驾车差不多行驶了一个小时，把他的那盒录像带和手枪从塞弗琳桥上扔进莱茵河，驶离科隆，存放好那只帆布包，最后才朝在波尔兹的家中驶去。当他在9点半走进家里的客厅时，他的妻子伊姆特劳没有说什么。
“我和局长的出差旅行推迟了。”他说，“这样我将于星期一清早动身。”
“哦，那也好。”她说。
有时候他想，如果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时对她说：“今天我溜到波恩把科尔总理枪杀了。”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会说：“哦，那也好。”
她最后还是去给他做了晚饭。但饭菜味道极差，所以他没有吃。
“我到外面去喝一杯。”他说。她又拿起一块巧克力，分了一半给儿子鲁兹。这两个人继续看他们的电视。
那天夜晚他喝醉了。是独自喝酒的。他发觉他的双手在颤抖，而且浑身在冒汗。他以为自己是夏天着凉，得了流行性感冒。他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心理学家来为他诊疗。所以没人告诉他，他正在朝向精神全面崩溃发展。
星期六那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抵达了柏林舍尼菲尔德，由一辆没有标志的轿车把她送到了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她立即核查了一下她在潜随着的那个人的行踪。他在科特布斯，正朝向德累斯顿进发，身边前呼后拥着一批军人，乘坐一支由军车组成的车队，处于她的监管范围之外。星期天他将抵达卡尔一马克思城，星期二是茨维考，星期三是耶拿。她的监视令不包括东德。监视今可以延伸，但需要办理文件工作。老是需要该死的文件工作，她愤怒地想着。
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迪又来到了西德，并把上午的时间用在了与驻波恩情报站站长商量工作之上。晚上他取出那辆宝马轿车，带上文件，驱车到了科隆。他住进机场外面的假日旅馆，他在那里预付了两天的房费。
星期一黎明前，在家人尚在酣睡时，布鲁诺就起床并悄悄地离开了。在9月初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7点钟到达假日旅馆，走进了山姆·麦克里迪的房间。山姆订了两份早餐并要求送到房间里。当服务员离开以后，山姆摊开一张包括东德和西德在内的两个德国公路交通大地图。
“我们先定下路线。”他说，“明天早上4点钟你从这里动身。行车路程很长，所以要注意劳逸结合，分几个阶段。从这里走E35号公路经过波恩、林堡和法兰克福。接上E41和E45号公路经过拜罗伊特，往北到达边境。你就在那里穿越国境，在霍夫附近。萨勒桥国境检查站。一路上要行车6个多小时。你要在11点左右到那里。我会赶在你的前面，在隐蔽处观察着你。你没事吧？”
虽然已经脱去了西服，但莫伦茨在出汗。
“这里太热了。”他说。麦克里迪开启了空调。
“越过国境后，朝正北行驶到达赫姆斯多弗克鲁伊兹。左转走M0号公路朝西行驶。在梅林根离开高速公路进入魏玛。进城后找到7号公路，再往西行驶。在魏玛西边的4英里处的公路右边有一个路边停车处。”
麦克里迪拿出那个路段的一张放大了的照片，那是由高空侦察机拍摄的，倾斜着一个角度，因为拍照时飞机处在巴伐利亚上空。莫伦茨能从照片上辨认出那个小小的路边停车处、几座小房子，甚至还有几棵树，遮掩着这个作为他的第一接头点的砾石停车处。麦克里迪仔细地给他讲述了他应该遵循的步骤，以及如第一次接头不成功，他应该到哪里去过夜，何时何地去参加与潘克拉丁的第二个，也就是后备的会面。到半晌午时，他们停下来喝咖啡。
那天上午9点钟，波波维奇夫人来到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准备开始工作。她是一位清洁女工，是一名南斯拉夫的移民，每天9点至11点来打扫卫生。她有大门的钥匙和公寓的钥匙。她知道雷内特·海门多夫小姐喜欢睡懒觉，所以进屋后她先去打扫除卧室以外的其他房间，这样她的雇主就可以在10点半起床。然后她再去打扫小姐的卧室。走道尽头那间锁着的房间她从来没进去过。她被告知那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堆放着家具，对此她很乐意接受。她不知道她的雇主是以什么来维持生计的。
那天上午她从厨房开始打扫，然后是门厅和走道。她沿着走道在用吸尘器打扫，到了走道尽头的那扇门边时，她注意到那扇上锁的门的地上有一片似乎是棕色丝绸块的东西。她想把它捡起来，但那不是丝绸小块，而是一滩很大的棕色污渍，已经干硬了，好像是从房门下面出来的。要把它擦洗干净是会增加她的工作量的，她抱怨了几句，去取来一桶水和一把刷子。她现在是爬在地上擦洗着，这时候她的脚碰到了那扇门。使她惊异的是门动了一下。她去试了试门把手，发现门未上锁。
那些污渍一下子还很难除去，她想可能还会流出来，于是她打开房门去看是什么东西在泄漏。几秒钟之后，她大呼小叫地跑下楼梯，用拳头拼命地捶打底楼的那套公寓。住在里面的那位困惑不解的退休书商打开了门。他没有上楼去察看，而是打了一个110报警电话。
在韦德市场的警察局于9点51分接到了这个报警。根据全国警方固定的办事程序，第一到达的是一辆巡逻车，里面坐着两位着装警员。他们的工作是确认是否发生了违法或违反治安事件，其类型是什么，然后报告有关部门。其中一名警员留在楼下与波波维奇夫人待在一起，现在书商的老伴已在安慰她了，另一名警员上了楼。他没去触动任何东西，只是沿着走道走过去，看了一眼半开着门的那个房间，惊奇地吹了一声口哨，回到楼下去借用书商家里的电话。他用不着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就知道这是一起凶杀案。
按照程序，他首先打电话给应急医生，在西德，应急医生是由消防部门提供的。然后他打电话给警察局，要求接暴力犯罪处总机。他告诉接线员他在什么地方、他发现了什么，并要求增派两名着装警察。他报告的情况传到了在韦?德市场的警察局大楼10楼至11楼的凶杀科。科长指派一名警官和两名助手去现场执行任务。后来的记录表明，他们于上午10点40分抵达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这时候那位医生正要离开。
医生比那位着装警员看得更为仔细，还检查过受害者是否还活着，但没去触及任何物品，他准备回去写汇报材料。刚刚抵达的警官名叫彼得·席勒，他在楼梯上碰到了医生。席勒认识这位医生。
“有什么情况？”席勒问道。这位医生不是负责尸体解剖的，他的工作仅仅是确定死亡。
“两具尸体，一男一女。一个穿着衣服，一个几乎没穿。”
“死亡原因？”席勒又问。
“有枪击伤口。尸体解剖后会更清楚。”
“死亡时间？”
“我不是病理学家。我估计大约是一至三天。尸体已经僵硬。这些情况不是正式的，仅供你参考。我已经完成了工作。我走了。”
席勒带着一名助手上了楼。另一名助手开始笔录波波维奇夫人和书商的讲述。看热闹的左邻右舍开始在公寓楼外的街道上聚集起来。楼外现在已经停了三辆警车。
如同先前那位着装警员那样，当席勒看到主卧室里面的东西时，也不禁轻轻地吹起了口哨。雷内特·海门多夫和她的嫖客仍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那个几乎赤裸的女人的头部靠近房门，血从门槛处流到了外面。嫖客在房间的另一边，倒下时背对着电视机，脸上的惊奇表情依然留着。电视已经关掉了。铺着黑色床单的床上仍残留着两个人躺过的痕迹。
席勒小心地踩着脚步，打开了一些橱柜和抽屉。
“是一个妓女，”他说，“一个应召女郎。不知楼下的邻居是否知晓。我们要去询问。我们需要搞一份住户的清单。”
那位助手名叫维赫特。他走出去之前说：“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的……霍普，是伯恩哈德·霍普。是一个银行抢劫犯，我想。一个冷酷的人。”
“哦，好的，”席勒讥讽地说，“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次黑帮的火拼。”
公寓里有两部电话分机，但席勒即使已经戴上了手套，也不想去使用它们。电话机上也许留有指纹。他走到楼下去借用书商家里的电话。打电话之前他派两名着装警察站在楼房外面，一名警察在门厅里，第四名警察在那套公寓的门外。
他打电话给他的上司、凶杀科科长莱纳·哈特维克，告诉他可能发生了黑帮仇杀。哈特维克认为，最好还是向他自己的上司、刑侦处处长汇报。如果维赫特没搞错，躺在地上的人是个黑社会人物，那么也许还需要与凶杀科之外的其他科室专家协商。
紧接着，哈特维克派去了刑事技术小组：一名摄影师和四名指纹技术员。在此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将在那套公寓里工作，旁人不得打扰，他们将提取每一枚指纹，采集每一片能引起他们兴趣的纤维和碎片，送交化验分析。哈特维克又抽调出八个人，让他们去挨家挨户走访那里的邻居，询问是否有任何证人见到过有人进出那套公寓。
后来的记录表明，刑事技术人员是在11点31分抵达的，他们将在那里差不多工作8个小时。
这个时候，山姆·麦克里迪放下手中的第二杯咖啡，折起了地图。他已经详细地向莫伦茨讲解了在东德与潘克拉丁的两次会合情况，让他看了那位苏联将军的近照，并解释说届时那人将穿着一套宽松的苏军下士战斗服，戴着一顶遮住了脸面的军便帽，并驾驶一辆加斯牌吉普车。那是俄罗斯人定下来的接头暗号。
“不幸的是，他还以为他会碰见我呢。我们只能指望他能认出在柏林时的你，顺利地完成情报交接。现在说说车辆。它停放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中饭后我们开着它去兜一圈，让你熟悉一下车子的性能。
“那是一辆宝马轿车，黑色，挂维尔茨堡的牌照。因为你出生时是莱茵兰人，现工作、居住在维尔茨堡。我还要提供给你全套的身份掩护证件。这辆汽车的牌照号码是实际存在的，是一辆黑色的宝马车。
“但这是我们英国秘情局的一辆轿车。它已经在萨勒桥检查站穿越了好几次国境，因此估计东德人对它也有所熟悉了。驾车人每次都不同，因为这是一辆公司的轿车。这车每次都去耶拿，显然是去那里的蔡斯工厂。而且它总是‘干净’的。但现在有了变化。电瓶架下面有一个扁扁的盒子，如不是专门去寻找是看不出的。它足以存放你要从斯摩棱斯克那里取来的那本书。”
（根据没有必要知道的原则，莫伦茨从来不曾知道潘克拉丁的真名。他甚至也不知道那人已升为一名少将，或者现在已在莫斯科工作。他最后见到他时，潘克拉丁是在东柏林的一名上校，代号为斯摩棱斯克。）
“我们吃中饭吧。”麦克里迪说。
他们在旅馆房间里吃中饭，是由服务员送上来的。吃饭时莫伦茨贪婪地喝着葡萄酒，他的双腿在颤抖。
“你真的没事吧？”麦克里迪问道。
“没事。该死的夏天感冒，还有一点紧张。那是自然的。”
麦克里迪点点头。紧张是正常的，如同演员登台之前，士兵临战之前，特工渗入敌对国之前。但他还是不太放心莫伦茨的状态。他很少见过莫伦茨紧张得这种样子。但由于他本人无法去接触潘克拉丁，且距第一次碰头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现在他别无选择。
“我们上车去。”他说。
德国警方不让新闻媒体插手的做法，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即便1985年时的西德也是如此。在科隆，资深的刑事犯罪报道记者仍然是（科隆都市报）的同特·布劳恩。当他与警察中的一名熟人一起吃中饭时，那警察提及哈恩瓦尔德区已乱作一团。下午3点钟之前，布劳恩带着他的摄影记者瓦尔特·西斯特尔到达了那座房子的外面。他想与席勒刑警取得联系，但席勒在楼上，传下话来说他现在很忙，让布劳恩去找警察局新闻处。有点苗头。布劳恩将得到经过仔细审查的警方新闻公报。他开始四处打听。然后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到傍晚时，在版面远没有排定时，他已经写成了事件的报道。这篇报道很不错。当然，电台和电视台会抢在他的前面报道事件的梗概，但他知道他有一条内部渠道。
在楼上，刑事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对尸体的证据采集。摄影师已经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对尸体拍了照，还拍摄了房间的装演。床铺、床头后面的大镜子以及那些橱柜。尸体的周围画了一圈线条，然后尸身才被装进尸袋运往市里的停尸所，法庭病理学家将在那里进行尸体解剖工作。刑警们需要知道死亡时间以及那些子弹。
在整套公寓里共提取到了19套指纹。其中3套属于两个死者以及波波维奇夫人；现在这位清洁女工正在警察局里留下她的指纹档案。这样还剩16套指纹。
“也许是客户留下的吧。”席勒轻声说。
“可是杀手那一套呢？”维赫特提议说。
“我怀疑没有。我看很可能是职业杀手干的。他很可能戴着手套。”
席勒沉思，主要问题不是缺乏动机，而是动机太多。那个应召女郎是谋杀的目标吗？凶手是怒不可遏的客户、原来的丈夫、吃醋的老婆、业务竞争对手、心怀报复的原先嫖客？或者她是无辜的受害人，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她的嫖客？那人已被确认是伯恩哈德·霍普，是一个骗人钱财、抢劫银行的歹徒，一个十足的黑社会人物。是分赃不均、毒品交易吵架、抢夺地盘？席 52d2." >勒怀疑这将是一件棘手的案子。
住户和邻居的反映都表明没人知道雷内特·海门多夫的秘密职业。是有衣冠楚楚的男人去敲她的门，但外表都很斯文。没有半夜三更搞聚会和音乐播放得震天响的现象。
在公寓内刑事技术组已完成工作的地方，席勒可以自由走动并触及物品。他先去看卫生间。里面有些古怪的东西，他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刚过7点钟，刑事技术人员结束了工作，与他打过招呼后走了。他在公寓里慢悠悠地察看了一个小时，这时候维赫特抱怨说他想去吃晚饭了。8点10分时，席勒耸耸肩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第二天他将在总部继续侦查这个案子。他在那套公寓的门上贴了封条，留下一名着装警察在门厅里，以防万一有人回到犯罪现场来——这种事情以前曾发生过，然后他就回家了。但那套公寓里还是有些东西在困扰着他——他是一位很聪明、很有头脑的年轻刑警。
那天下午，麦克里迪向布鲁诺·莫伦茨最后介绍身份掩护。
“你现在是汉斯·格劳伯，引岁，已婚，有三个孩子。与所有自豪的有家室的男人一样，你也随身携带着家庭照片。喏，给你这些照片，是在度假时拍的。你的太太海蒂，还有小汉斯、洛特和乌尔苏拉。你在维尔茨堡的光学器材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存在的，这辆汽车也是该公司的。幸运的是，你以前搞过光学器材，所以有必要时你能说一些这方面的行话。
“你与在东德耶拿的蔡斯工厂国外销售经理有一个约会。这是他的邀请信。信纸是真实的，那个人也是真实存在的。签名看上去像是他的，但实际上是我们模仿的。约见时间定在明天下午3点钟。如一切顺利，将于当天晚上回到西德。如你需要进一步洽谈，你就需要过上一夜。这是让你应付边防警察万一盘问你细节情况时的准备。
“边防警察去与蔡斯核对的可能性极小。秘密警察也许会去核查，但与蔡斯做生意的西方公司有许多家，再增加一家也不致会引起怀疑。好，这些是你的护照、你老婆写给你的信、一张用过的维尔茨堡歌剧院戏票存根、信用卡、驾驶执照、一串钥匙，包括那辆宝马轿车的点火钥匙。还有雨衣。
“你只需要一只公文箱和一只旅行袋就够了。看一下这只公文箱和里面的东西。密码锁设定的号码是你的虚构生日，即34年4月5日，号码就是3445。里面的文件全是关于你想为公司采购蔡斯的产品。你的签名是汉斯·格劳伯，用的是你自己的笔迹。衣物和洗漱用品全是在维尔茨堡买的，并附有维尔茨堡洗衣店的洗衣标签。那就这样了，老朋友，现在我们应该吃晚饭了。”
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迪特·奥斯特错过了那天晚上的晚间电视新闻。他在外面吃饭。以后他会感到后悔的。
半夜里，英国秘情局驻波恩情报站通讯官基特·约翰逊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把麦克里迪接走了。他们一起驱车赶在莫伦茨之前到达了位于巴伐利亚北方的萨勒河畔。
布鲁诺·莫伦茨继续留在麦克里迪的房间内，让服务员送来威士忌，又喝了许多。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个小时，当床头上的闹钟在3点钟闹响时就起床了。星期二凌晨4点钟他离开假日旅馆，驾着宝马轿车穿越夜幕朝向南边的高速公路驶去。
这个时候在科隆，躺在妻子身边的刑警彼得·席勒醒过来，并明白了曾使他迷惑的哈恩瓦尔德那套公寓是怎么回事。他打电话给助手维赫特，告诉他上午7点钟在哈恩瓦尔德那栋房子里碰头。德国警察执行调查任务时必须由两人以上在场。
布鲁诺·莫伦茨稍微提早了一点点。在国境线南部，他在法兰肯瓦尔德停车场餐馆里消磨了25分钟。这次他没有饮酒，只是喝咖啡。但他灌满了放在屁股袋里的那只旅行酒瓶。
那个星期二11点差5分时，山姆·麦克里迪与约翰逊一起隐藏在萨勒河南岸一座丘陵上的松林中。那辆吉普车停放在视线以外的林中。从树林边望下去，他们能看见身下半英里远处的西德边防哨所。再远处是一片夹在山丘之间的开阔地，越过开阔地往前半英里是东德边防哨所的屋顶。
因为东德人把他们的检查站建在自己领土上朝内侧相隔一段距离的位置上，驾车的人一离开西德哨所就进入了东德。前面是夹在一条高高的铁丝网中间的双向四车道公路。铁丝网后面有瞭望塔。从树林里，麦克里迪用高倍望远镜能看到窗户后面的边防警察手持着他们自己的野战望远镜，在观察着西德。他还能看到机关枪。在东德境内留出半英里廊道的目的是，如果有人冲出东德的边防哨卡时，那么在抵达西德之前就会在两边铁丝网之间的开阔地上被机枪扫倒。
11点差2分时，麦克里迪辨认出那辆黑色的宝马车平稳地通过了西德的检查关卡。然后轿车加速驶上了那条廊道，朝着由东德最职业化的和最令人可怕的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土驶去。
第三章
星期二。
“是卫生间，肯定是那个卫生间。”刚过7点钟，当刑侦队长席勒带着睡眼惺松、牢骚满腹的维赫特回到那套公寓时，他这么说。
“我可看不出什么名堂，”维赫特咕哝说，“而且刑事技术人员全都检查过了。”
“他们是在寻找指纹，不是尺码。”席勒说，“你看走道上的那只柜子，它有2米宽，对吗？”
“差不多。”
“柜子的背面与那个应召女郎的卧室门相接。门与墙壁和床头上的镜子相接。现在，卫生间的门反而比内藏式壁柜更远，你怎么认为？”
“我肚子饿了。”维赫特说。
“住嘴！你听着，当你走进卫生间向左转向时，卫生间墙应该有2米。因为外面的衣柜有2米宽，对吗？你试一下。”
维赫特进入卫生问朝右去看。
“只有1米。”他说。
“就是嘛。这事困扰了我。洗脸台盆后面的镜子与床头后面的镜子之间有1米空间的夹层。”
席勒在衣柜里探头探脑地察看了30分钟才找到了那道门闩，它巧妙地隐藏在松木板后面。当大衣柜的后门哗地一声打开时，席勒在昏暗的光线中发现了里边的一只电灯开关。他用铅笔拨了一下开关，里面的灯亮了，是挂在天花板上一只惟一的灯泡。
“该死的！”维赫特说，他正从席勒的肩上往里看。这个秘密部位有10英尺长，与卫生间一样长，宽度只有3英尺，但也足够了。他们的右边是隔壁卧室镜子的背面。装在镜子中央一个三角架上。面向卧室的是一台最先进的摄像机，它肯定能够透过玻璃，在昏暗的灯光下把卧室床上的图像拍摄得清清楚楚。录音设备也是最佳的。在这间狭长的密室里，最里端的墙面从天花板至地板全是一排排架子，每个架子上都存放着一排录像带。每盒录像带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每一张标签上都有一个号码。席勒倒退着走了出来。
现在电话可以用了，因为刑事技术人员已在头一天清除了指纹。他把电话打到了局里，直接找凶杀科科长莱纳·哈特维克。
“噢，是吗？”哈特维克听完详细汇报后说，“干得好。你留下来，我马上派两名指纹专家过来。”
这时候是上午8点15分，迪特·奥斯特正在刮胡子。卧室里的电视开着，早间新闻开播了。他从卫生间里能够听到，但他并没有对在哈恩瓦尔德的两个人被杀事件加以密切注意，直至播音员说：“其中一个被害人是一名高级应召女郎，名叫雷内特·海门多夫。”就在这时候，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的剃须刀划破了他自己粉红色的脸颊。10分钟之后他已经坐进了他的轿车，朝他的办公室疾驰而去，当他抵达时，他差不多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使得凯普尔小姐颇为不安，因为她总是比他早一个小时到达。
“那个号码，”奥斯特说，“英伦茨给我们的度假地联系号码。请你快点给我。”
当他试着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时，听筒里传来了“断线”的声音。他与度假地黑森林的电话总机核对了一下，但女接线员告诉他那部电话好像有了故障。他不可能知道，麦克里迪手下的一名特工已经租用了一座度假屋，在把电话听筒摘下后锁上了房门。无奈之下，他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了一下在波尔兹的莫伦茨家里的电话，使他惊奇的是莫伦茨夫人来接听了。他们一定是提前回家了。
“请你丈夫听电话好吗？我是奥斯特局长，从局里打来的。”
“他与你在一起呀，局长先生。”她耐心地解释说，“去外地出差了，要等明天晚上回来呢。”
“哦，是的，我明白了。谢谢你，莫伦茨夫人。”
他放下电话，开始担心。莫伦茨说谎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与女朋友一起在黑森林度周末？有可能，但他不喜欢那样。他用安全线路接通了布拉赫总部，并与行动处副处长说上了话。奥斯特和莫伦茨都曾在那个部门工作过。副处长洛塔尔·赫尔曼态度冷冰冰的，但他仔细听取了情况汇报。
“那个被谋杀的应召女郎，还有她的嫖客。他们是怎么死的？”
奥斯特看了一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科隆都市报）。
“他们是被枪杀的。”
“英伦茨有没有随身武器？”来自布拉赫的声音问道。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的。”
“那么，枪是在哪里发的？由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赫尔曼问，然后又补充了一下，“没关系，这里应该有留底。你不要走开，我过一会儿打给你。”
10分钟后他又在电话里说话了。
“他有一支瓦尔特PPK，军用手枪。是在这里发的。我们发给他之前在靶场上试射过了，还在技术室里测试过了。是10年前。现在那支枪在哪里？”
“应该在他的保险箱里。”奥斯特说。
“是吗？”赫尔曼冷冷地问道。
“我先找一找，回头再打电话给你。”窘迫至极的奥斯特说。他有一把能打开分局里所有保险箱的万能钥匙。5分钟后他又与赫尔曼通话了。
“枪不见了，”他说，“当然，他也许把它放在家里了。”
“那是绝对禁止的。向上级说谎也是绝对禁止的，不管有任何理由。我想我最好还是来科隆。我从慕尼黑乘下一班飞机过来。”
离开布拉赫之前，赫尔曼打了三个电话。结果，黑森林的警方将去探访那座指定的度假屋，用房东的钥匙开门进去，发现听筒没搁在电话机上，但床上没有睡过人的痕迹，这是他们以后要报告的内容。12点差5分时，赫尔曼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科隆机场。
布鲁诺·莫伦茨驾着宝马驶进了东德边防检查站的混凝土楼房，他被示意停到一条检查车道上去。一名穿绿色制服的边防警察出现在驾驶座的车窗旁。
“喂，请出示你的证件！”
莫伦茨钻出轿车，把他的护照递了过去。其他警察也开始检查汽车。一切都很正常。
“请打开发动机盖和行李箱。”
他都打开了。他们开始搜查。安着一面镜子的一辆小车被推进了轿车底下。一个人俯身在发动机上察看。当那个警察在查看电瓶时，莫伦茨强迫自己不去看。
“你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是什么？”
他把目光收回到他面前的那个人身上。戴着无框眼镜的那双蓝眼睛在盯着他。他解释说他要去耶拿，与蔡斯洽谈采购光学镜头事宜；如果事情顺利，他也许可以在当天晚上返回；不然他还得在第二天上午与国外销售部经理继续会谈。警察们面无表情地听完后挥手让他到海关大厅里去。
这全都是正常的，他自我安慰。让他们去翻找文件吧，麦克里迪曾这么说过。不要主动提供得太多。他们翻看了他的公文箱，审视了蔡斯与维尔茨堡BKI公司之间的业务来往信件。莫伦茨暗暗地祈祷那些邮戮最好是完美的，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旅行袋也检查完了。他把行李都放回到车上，对汽车的检查也结束了。一名警察牵着一条硕大的阿尔萨斯狗站在旁边。窗户后面，两个穿便衣的人在盯视着。他们是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
“祝你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愉快。”那个高级边防警官说，但他的表情与他所说的话不相符合。
这时候，在对面车道上，即离开民主德国的车道上，从一列排队等候的车辆中传来了一声叫喊。大家都扭头去看。莫伦茨已经坐回到了方向盘后面。他惊恐地观望着。
这队车辆的前头是一辆蓝色的面包车，挂西德牌照。两名边防警察正把一名年轻姑娘从面包车后面拖出来；他们在汽车底板下一个特制的凹进处发现了她躲在里面。她在尖叫着，她是驾驶这辆面包车的西德小伙子的女朋友。小伙子也被拖出汽车，进入了一个由套着口络的狼狗和冲锋枪枪口围成的包围圈中。他举起了双手。
“放开她，你们这些坏蛋！”他喊道。有人在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他倒了下去。
“洛斯，上！”莫伦茨旁边的那个警察厉声向他的狗下达命令。莫伦茨推进排挡，宝马向前窜了出去。他离开检查站在人民银行门口停下来，以一比一的兑换率用西德马克换取了不值钱的东德马克，并在外汇申报单上盖了印。银行的出纳员没有吭声。莫伦茨的双手在颤抖。回到车上后，他通过倒车镜看见那小伙子和姑娘被拖进一座楼房里去，仍在尖声叫喊。
他朝北行驶，浑身都在大量冒汗，他的神经已经完全崩溃了，如同一支点完了的蜡烛，惟一使他没有倒下的是他受过多年的训练。还有他的信念，即不能让他的朋友麦克里迪翻船。虽然他知道酒后驾驶在民主德国是绝对禁止的，但他还是伸手取出随身携带的旅行酒瓶并喝了一大口。好了，他平稳地驾驶着，不快也不慢。他看了一眼手表，他还有时间。现在是中午。下午4点碰面。往前行驶2个小时。但那种恐惧，特工去执行一项“黑色”行动如被捉住将面临10年苦役的揪心般的恐惧，仍在对那已经崩溃了的神经系统产生着影响。
麦克里迪已经注视着他进入两个边防站之间的那条廊道，然后就看不见他了。他没有看见姑娘和小伙子的事件。山丘的阻挡使他只能望见东德那一边的一些屋顶，和缀着锤子、罗盘和麦穗的那面大旗在迎风飘扬。12点刚过，他辨认出远处的那辆黑色宝马向前行驶，进入了图林根。
在越野吉普车的后座上，约翰逊有一件看上去像是公文箱那样的东西。里面是一台移动电话机，可与设在英格兰切尔特南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伦敦的世纪大厦、或在波恩的英国秘情局情报站进行清晰的、但经过了扰频的通话。那只手持的受话器看上去很像一只普通的手机，上面有数字号码可以拨打。麦克里迪要求带上这件设备，这样他可以与自己的本部联络，当神秘鬼魂安全返回时可以通知他们。
“他通过了，”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现在我们等着就行了。”
“要不要告诉波恩或伦敦？”约翰逊问。
麦克里迪摇摇头。
“他们没事可做。”他说，“现在任何人都没事可做。全靠神秘鬼魂自己去做。”
在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里，两名指纹专家已经完成了在那间密室里的工作。他们在里面提取到三套指纹。
“这些指纹包括在你们昨天提取到的吗？”席勒问。
“现在还不知道，”那位资深的指纹专家说，“我回去后在技术室核对一下，然后会把结果告诉你的。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席勒走进去审视着一排排录像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只有盒脊上的一组数字。他随机取了一盒，走进主卧室，把盒带插进了录像机。他用遥控打开电视机和录像机，按下了“播放”按钮。他坐在了床沿上开始观看。两分钟后他起身关了录像机，他被吓坏了。
“又有惊天动地的发现了。”站在门口咬着一块比萨饼的维赫特轻声说。
来自巴登一符腾堡的那位参议员也许仅仅是一位外地的政治家，但他也是一位全国闻名的人物，因为他在电视中频频亮相，大声疾呼恢复传统的道德价值和禁止色情文学。他的选民们也许在许多场合里见过他——拍拍孩子们的脑袋、亲亲婴儿们、参加教堂里的祝名日活动、向保守的妇女们发表演说等等。但他们很可能没见过他赤身裸体地在一个房间里爬来爬去，披着一件有穗饰的狗衣，连着一条带子，被由一个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子牵着，那女子还挥舞着一条马鞭。
“你留在这里，”席勒对他的助手维赫特说，“不要走开，也不要到处乱走。我要回局里去一趟。”
这时候是下午2点钟。
莫伦茨看了看表。他已经处于赫姆斯多夫以西很远了。赫姆斯多夫是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从柏林到萨勒河边境的南北高速公路在这里交会。他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他想在4点差10分抵达与斯摩棱斯克会面的路边停车处，不能太早，不然的话，一辆西德的轿车长时间停在那里会招致疑心。
实际上停车会引起好奇。西德的商人一般都是直接驶到目的地，办完事情就回去了。最好是保持车轮滚动。他决定越过耶拿和魏玛到爱尔福特的出口处，右转弯后兜一圈回到原路折返魏玛，这样可以打发时间。一辆绿白相间的人民警察轿车从超车道开上来与他并行行驶了。警车的车顶上装着两只蓝色的警灯和一只扩音喇叭。那两个穿着制服的公路巡警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他。
他把稳方向盘，强压住不断涌上来的恐惧。“他们知道了，”他内心的一个声音一直在小声这样说着，“这是一个.99ｌｉｂ.十足的陷阱。斯摩棱斯克已经招供了。你正在步入圈套。他们在等待着你。他们现在正在核查，因为你驶过了出口处。”
“别胡思乱想。”这是他内心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然后他想起了雷内特，于是绝望与恐惧结合起来了，恐惧开始占上风。
“听着，你这个傻瓜，”他的内心说，“你干下了蠢事，但你不是故意的，你用不着担心，那两具尸体在几个星期内是不会被发现的。那时候你已经离了职，离开了那个地方，带着你的积蓄，到了一个他们找不到你的地方。在平静中，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平静，没人能找到你，而且他们也不会因为那些录像带来找你。”
那辆民警的汽车放慢速度在审视着他。他开始冒汗了，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了。他不可能知道那 4e24." >两个年轻的民警是乡下人，从来没见过崭新型号的宝马车。
刑侦队长席勒花了30分钟时间向凶杀科科长哈特维克汇报，他解释了他的发现。哈特维克咬紧了嘴唇。
“这个狗女人！”他说，“她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敲诈勒索或者这将作为她的退休基金？我们无从知道。”
他提起电话，拨通了刑事技术室。
“我需要那些子弹的照片，还有指纹，包括昨天采集到的19套和今天上午的3套。一小时内放到我的办公室里。”然后他站起来，转向席勒。
“来，我们现在回去。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个地方。”
实际上是由哈特维克科长发现那本日记本的。至于谁会搞得如此神秘，把日记本隐藏在原本就很秘密的夹层里，他就想象不出了。那本日记本被用胶带纸粘在最低一格放录像带架子的底下。
那份名单将被证明是雷内特·海门多夫的笔迹。显然，从对原先公寓的熟练的结构改造到那只能开关镜子后面的摄像机、但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遥控器，说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工作搞得很出色。刑事技术员曾经在卧室里见过这只遥控器，但他们还以为那是电视机的备用遥控。
哈特维克翻了一下日记本里与录像带上的号码相对应的名单。有些人他知道，有些则不知道。他认为那些他所不知道的人应该是外国人，但是重要人物。他知道的人里面包括两名参议员、一名国会议员（执政党）、一名金融家、两名银行家（当地的）、三名企业家、一家主要啤酒厂的继承人、一名法官、一名著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全国闻名的电视演员。八个名字是英语的（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还有两个是法语名字。他数了数剩余的。
“81个名字，”他说，“81盒带子。上帝呀，光是按照我所知道的那些名字，就足以让政府的几个部门垮台了，也许还有波恩的联邦政府。”
“奇怪的是，”席勒说，“这里只有61盒带子。”
他们又一起数了一遍。
“你说从这里采集到了三套指纹？”
“是的，先生。”
“假如两套指纹属于海门多夫和霍普，那么第三套就是杀手的。而且我有一个可怕的感觉。他已经拿走了20盒录像带。现在，我要带着这个发现去见局长。这不是一件简单的谋杀案，背景情况极为复杂。”
赫尔曼与他的部下奥斯特一起吃完了晚饭。
“我亲爱的奥斯特，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当然有理由要关心。警方可能很快就会逮捕一名歹徒，并向他提起指控。莫伦茨也可能会按时回来，在与他的女朋友一起在某个不是黑森林的地方度完周末以后。我必须说明要让他立即退休，剥夺他的年金享受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我要你设法去寻找他的行踪。我要有一名女特工住到他的家里去，以防万一他打来电话。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我会努力去打听警方的调查进度。你知道我住宿的旅馆。如有他的消息就与我联系。”
温暖的太阳高高地挂在萨勒河的上空。阳光下，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吉普车的车尾板上，从一只旅行酒瓶里喝咖啡。约翰逊放下了话筒。他刚才在与设在英格兰西部切尔特南的国家监听站通话。
“没有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苏联人、秘密警察和民警都没有额外的无线电通讯。全是例行通讯。”
麦克里迪看了一眼手表。4点差10分。现在，布鲁诺·莫伦茨应该正在向魏玛西边的那个路边停车处进发。他已经告诉过他要提早5分钟到达，而且如果斯摩棱斯克没有露面，那么等待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那将算作一次放弃。他在约翰逊面前保持着镇静，但他讨厌等待。等待一名特工越境回来，是让人心焦的事。想象中也许出了岔子，但实际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他又一次计算了时间。在路边停车处等5分钟；俄罗斯人递交；等10分钟让俄罗斯人走远。4点15分离开。5分钟时间把那本资料从衣服里面转移到电瓶下的那个空间；1小时45分钟驾车行驶——莫伦茨应该在6点钟左右进入视线……又是一杯咖啡。
科隆警察局局长阿尼姆·冯·斯泰恩堡认真地听取了年轻的刑侦队长的汇报。他的两侧坐着凶杀科科长哈特维克和暴力犯罪处处长霍尔斯特·法兰克尔。这两名高级警官都认为应该直接向局长汇报。听完案情的详细报告后，局长认为他们做得很对。这个案子不但不仅仅是一次谋杀，而且科隆还处理不了。他已经打算向上级报告。年轻的席勒汇报完了。
“这件事你要保持绝对沉默，席勒先生，”冯·斯泰恩堡局长说，“你还要对你的同事维赫特说明。你们的职业生涯取决于这件事上了，明白吗？”他转向哈特维克。“见过那间摄像室的那两个指纹技术人员也同样。”
他让席勒先回去，然后转身面对两位高级警官。
“案件调查进度如何？”
法兰克尔朝哈特维克点点头。哈特维克取出一些高倍放大的照片。
“是这样的，局长先生，我们现在获得了杀死应召女郎和她的朋友的子弹。我们还需要找到发射了这些子弹的枪械。”他拍了拍两张照片。“只有两颗子弹，每具尸体中一颗子弹。其次，那些指纹。摄像室里有三套指纹。两套是由应召女郎和她的嫖客留下的。我们相信第三套肯定属于杀手。我们还相信，偷走20盒录像带的也是他。”
这三个人都不会知道，实际上丢了21盒录像带。莫伦茨在星期五晚上把第21盒录像带，即关于他自己的录像带，丢进了莱茵河里，而且他的名字也没被写进日记本里，因为他从来没被当做敲诈的对象，只被录下来玩玩。
“那么其余61盒带子在哪里？”冯·斯泰恩堡问道。
“在我的保险箱里。”法兰克尔说。
“直接拿到这里来。谁也不许观看。”
只剩下一个人时，冯·斯泰恩堡局长开始打电话。那天下午，这件事的逐级上报速度，比猴子上树的速度还要快。科隆把事件上报给杜塞尔多夫的州刑警厅，刑警厅立即转报给在威斯巴登的联邦刑警总署。载着那61盒录像带和日记本的武装警卫轿车，从一个城市驶向另一个城市。在威斯巴顿，事情稍微停顿了一下，因为那些高级公务员须决定如何去告诉在首都波恩的司法部长——他是这个梯级的再上面一级。这个时候，所有61盒录像带中的61名色情男运动员都被辨明了身份。有一半仅仅是富人；另一半既富裕又有官职。更糟糕的是，执政党的六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也卷了进去，加上两名反对党的议员、两名高级行政官员和一名陆军将军。那还仅仅是德国人。还有两名驻波恩的外国外交官（其中一个来自于北约盟国）、两名来访的外国政治家，还有一名接近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美国白宫工作人员。
还要糟糕的是，狂欢录像带已失踪的20人个已被确定身份。这些人中包括西德执政党中一名高级党团议员、另一名联邦国会议员、一名法官（上诉法院的）、另一名高级军官（这次是空军的），以及由哈特维克发现的啤酒大亨和一名官运亨通的副部级官员。这还不包括工商界的某些精英人员。
“那些卑鄙下流的商人可被当做笑料处置，”在威斯巴顿的联邦刑警总署内一名资深侦探评论说，“如果他们遭受毁灭，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可这条母狗专门对付官员。”
下午晚些时候，因程序原因，国内安全机关，即BFV也被通知到了。没告诉全部名字，只是案子的概况和调查进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BFV的总部设在科隆，回到了事件开始的地方。关于这个案件的备忘录放在了负责反间谍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桌上。这位官员的名字叫约翰·普林茨。
布鲁诺·莫伦茨沿着7号公路缓慢地朝西行驶。他现在处于魏玛以西4英里，距诺拉那座庞大的、用白色围墙围起来的苏军兵营半英里。他驶进了一段弯道，前方就是那个路边停车处，如同麦克里迪.说过的那样。他看了一下手表：4点差8分。道路空荡荡的。他放慢车速，拐进了那个路边停车处。
按照指示，他爬出汽车，打开行李箱，取出工具箱。他把工具箱放在右前轮旁边并打开箱盖，这样过路人就可以看见了。然后他掀开发动机罩并把盖子竖了起来。他的胃开始搅动。停车处后面和公路对面分布着灌木和林丛。但在他的心目里，他看到的是埋伏的东德反间特工，等待着把他与俄罗斯人双双捉住。他的口开始发干，但脊背上的汗却像小河般地流了下来。他那脆弱的神经像是上得过紧的发条般地快要绷断了。
他拿起一把扳手，一把大小合适的扳手，弯下腰把头钻进了引擎罩里面。麦克里迪已经向他示范过如何松开那只连接水管与散热器的螺帽。一条涓细的水流漏了出来。他换成一把尺码明显不合适的扳手，徒劳地想把那只螺帽拧紧。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他钻在发动机盖下面仍在作着无效的劳动。他瞟了一眼手表：4点零6分。你到底在哪里呀？他问自己。这时候差不多立即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轮子在砾石上碾滚而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好像是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了。他继续低着头。那个俄罗斯人应该走上前来并用带有口音的德语说：“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也许我有一套更好的工具。”并交给他一只从吉普车上拿来的扁平的木制工具箱。包着红色塑料封套的苏军作战计划安放在那些扳手下面……
西斜的阳光被正在走过来的某个人影遮住了。皮靴踩在砾石上吱嘎吱嘎地响着。那人走到了他的侧后，但一句也没说。莫伦茨直起腰来。发现一辆东德的警车停在5码距离之外。一名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敞开着的驾驶座车门旁。另一名警察站在莫伦茨身旁，俯视着宝马轿车开启的引擎盖。
莫伦茨想呕吐。他的胃泛上一股酸液。他感觉到双腿发软。他试图站直身体，他摇晃了一下，差点绊倒。那个警察回过头来盯视着他的眼睛。
“不要紧吧？”那警察问。
这当然是一种假装的关心，是掩盖胜利的那种彬彬有礼，是尖声叫喊和实施逮捕之前对事情有否出错的询问。莫伦茨感觉到舌头好像已经贴到了口腔天花板的顶上。
“我认为汽车正在漏水。”他说。警察把头探进发动机盖里面看了看散热器。他拿掉莫伦茨手里的那把扳手，弯腰换来了一把新的。
“这把可以用了。”他说。莫伦茨用它拧紧了螺帽。游戏中止了。
“你用错了扳手。”那警察说。他凝视着宝马车的发动机。他似乎在直视着电瓶。“好车子，”他说，“你住在哪里？”
“耶拿。”莫伦茨说，“明天上午我要去会见蔡斯的国外销售部经理，商谈为我的公司购买产品事宜。”
警察赞同地点点头。
“我们民主德国有许多优质产品。”他说。这话不对，东德只有一家工厂生产达到西方标准的设备，那就是蔡斯.工厂。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想去看看魏玛的……歌德纪念馆。”
“你走错了方向。魏玛在那边。”
警察指向莫伦茨身后的公路。一辆浅灰色的苏制加斯吉普车驶了过来。驾车人的眼睛被一顶军便帽遮住了光线，他盯视着莫伦茨，遇上了莫伦茨的目光，然后去看停在一旁的那辆警车，吉普车滚动着车轮驶了过去。碰头失败了。斯摩棱斯克现在不会上来接头了。
“是的，刚才我出城时拐错了出口。我正在寻找调头的地方时发现水位表情况异常……”
那两位民警注视着他调转车头，并跟随着他到了魏玛。在进城之前他们离开了宝马。莫伦茨继续行驶到了耶拿，并登记住进了黑熊旅馆。
下午8点钟，在萨勒河畔的山丘上，山姆·麦克里迪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在暮色渐浓的黄昏中，已经看不清东德边境上的检查哨所及其后面的道路了。他感到累了，感到筋疲力尽。雷区和铁蒺藜后面的那个地方出偏差了。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只车胎爆了，一次交通堵塞……不大可能。也许他的人现在正驾车南下朝国境接近。也许潘克拉丁没在第一碰头点露面，没法搞到一辆吉普车，没法脱身……等待总是最让人心焦的，等待和不知发生了什么差错。
“我们回到公路上去，”他告诉约翰逊，“反正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让约翰逊留下来，在法兰肯瓦尔德加油站的停车场里留在吉普车上，坐南朝北面向国境。约翰逊将整夜守候在那里，注视着宝马车的出现。麦克里迪遇到了一辆朝南行驶的卡车，解释说他的汽车出了故障，要求搭车。他搭卡车往南行了6英里，在明希贝格岔路口下车，步行回英里进入这个小城镇并登记住进了布劳恩施韦格旅馆。他的一只马桶包里带着一部移动电话，以接听约翰逊打来的电话。他为第二天上午6点钟预订了一辆出租车。
赫尔曼在国内保安局里有一个熟人。多年前当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被揭露出是东德的一名间谍时，这两个人曾经相遇并在处理这件丑闻时有过合作。那天晚上6点钟，赫尔曼打了一个电话给国内保安局科隆分局。
“是约翰吗？我是洛塔尔·赫尔曼……不，不是，我在这里，科隆。哦，是例行事务，你知道的……我想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嗯，这样，我现在在多姆，请你到这个酒吧来好吗？8点钟怎么样？那我就等着你。”
约翰·普林茨放下电话，心里想着不知是什么风把赫尔曼吹到了科隆。检查工作吗？有可能……
赫尔曼和普林茨在酒吧角落里的一张餐桌旁坐定后点了菜。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在温和地客套着。在喝鸡尾酒时，赫尔曼把话题引向了深入。
“我估计他们已经告诉了你关于那个应召女郎的事件……”
普林茨吃了一惊。联邦情报局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只是在5点钟才见到那份案卷。赫尔曼是6点钟打来电话的，而且人已经在科隆了。
“是的，”他说，“今天下午看到了案卷。”
现在轮到赫尔曼吃惊了。为什么在科隆的两个人被杀，会去通知反间谍机构？他原先指望得向普林茨做出解释，然后才能请他帮忙。
“是一件卑鄙恶劣的事件。”当牛排端上桌以后，他轻声说。
“而且变得越来越糟呢。”普林茨表示同意。“波恩不想让那些色情带子到处传播。”
赫尔曼保持着脸部的无动于衷，但他的内心却在翻腾。色情带子？老天爷呀，什么色情带子？他稍稍露出一点惊奇，又给对方倒满了葡萄酒。
“有那么严重吗？最新消息传过来时，我没在办公室里，所以不太清楚。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普林茨讲了出来。赫尔曼失去了吃饭菜的胃口。他的鼻孔里已经没有多少红葡萄酒的气味了，而是大量的丑闻味道。
“而且还是没有线索。”他遗憾地轻声说。
“线索不多。”普林茨说，“刑侦处被命令放下手头上的每一个案子去调查这次事件。首先要追查的，当然是那支枪械和枪主的指纹了。”
洛塔尔·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怀疑罪犯也许是一个外国人吧？”
普林茨吃完最后一口冰淇淋，放下了匙子。他微微一笑。“啊，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国外情报机关感兴趣了。”
赫尔曼耸耸肩。“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在从事差不多的工作，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政治家们……”
与所有高级公务员一样，他们两人对政治家们的观点与政治家们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极少相同。
“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一页记录档案。”赫尔曼说，“已经引起了我们关注的外国人的指纹……啊，我们还没有刑侦处同事在寻找的那些指纹的副本……”
“你可以正式提出要求。”普林茨指出。
“是的，可是，为什么要去作一次很可能不会成功的尝试呢？我想，非正式地……”
“我不喜欢用‘非正式’这个词。”普林茨说。
“我也不太喜欢。我的朋友，可是……有时候……看在过去的份上，我向你做出承诺，如果我那里有新的发现，就直接反馈给你。我们两个机构联合做出努力。我保证做到。如果没发现情况，那也没什么害处。”
普林茨站起身来。“好吧，看在过去的份上。仅此一次。”
当他离开旅馆时，他纳闷赫尔曼到底知道些什么或怀疑些什么，而他却不知道或没有怀疑。
在小城明希贝格，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布劳恩施韦格旅馆的酒吧里。他独自喝着酒，凝视着酒吧内深色的装饰板。他在担忧，深深地担忧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他是否应该派莫伦茨去那里。那人某个方面不正常。是夏天着凉吗？更像是流感。但那也不会使你变得如此紧张。神经崩溃了吗？不，老布鲁诺不会那样。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多次。而且他是“干净”的——到目前为止就麦克里迪所知。他力图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已经没时间去找到一个年轻人了。而且潘克拉丁在一张陌生脸孔前是不肯露面的，因为这牵涉到潘克拉丁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不派出莫伦茨，他们就得不到苏军的作战计划书。他别无选择……但他无法制止担忧。在70英里远的北方，在东德耶拿市里，布鲁诺·莫伦茨坐在黑熊旅馆的酒吧内。他也在喝酒，也是独自一人，并且喝得太多了。
他能够看见街对面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席勒大学大门。大门外边有卡尔·马克思的一尊半身雕塑像。一块铜匾上的文字说明马克思曾在1841年在这里的哲学系任教。莫伦茨希望那位大胡子哲学家在讲课时倒地死去。这样他就去不了伦敦，也写不出（资本论），这样莫伦茨现在就用不着远离家乡去经历他的苦难了。
星期三。
凌晨1点钟，一个封了口的棕色大信封送到了多姆旅馆的赫尔曼手中。他还没有睡下。信封里有三张大照片，其中两张是两颗9毫米子弹，另一张是一套指纹和手印。他决定不把照片寄往布拉赫，而是天亮后亲自把它们带过去。如果子弹上的那些细微痕迹以及指纹是相符的，那么他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去告诉谁呢？告诉多少呢？如果那个莫伦茨会露面……上午9点钟他搭上第一班飞机回到了慕尼黑。
上午10点钟，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在柏林又一次核对了她在追踪的那个人的日程。她被告知，他正在爱尔福特的军营里。他将在今天晚上赴波茨坦。明天他将飞回莫斯科。
我会跟着你的，你这个狗杂种，她想道。
上午11点半，布鲁诺·莫伦茨从他一直在消磨时间的那家酒吧的桌子旁站起身，走向他的汽车。他的内心笼罩着恐惧。那天上午他的领带没有结好，他也不敢面对剃须刀。灰色的胡茬覆盖着他的脸颊和下巴。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要去蔡斯工厂的会议室里洽谈光学镜头的商人。他小心地驾车出了市区，朝西往魏玛驶去。那个路边停车处在3英里之外。
它比昨天的路边停车处更大，由种植在公路两旁的枝叶繁茂的榉树遮掩着。在这个路边停车处的对面林中，是慕尔塔珀尔咖啡屋。附近似乎没有人。咖啡屋顾客不多。在12点差5分时，他驾车驶入路边停车处，取出了工具箱，又打开了发动机盖。12点零2分，那辆加斯吉普车驶上砾石路面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那个人穿着宽松的棉布部队工作服和一双齐膝皮靴，佩着下士肩章，还戴着一顶遮住了他的眼睛的军便帽。他迈步朝宝马走了过来。
“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也许我有一套更好的工具。”他说。他把那只木头工具箱放进引擎罩内的汽缸上，一只乌黑的拇指啪地一声打开了箱盖，里面有一排扳手。
“嗯，神秘鬼魂，最近好吗？”他轻声问。英伦茨又一次感到口干。
“很好。”他耳语着回答了一声。他把那些扳手拨到一边。那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手册就在下面。俄罗斯人拿起一把扳手把那只松动的螺帽拧紧了。莫伦茨把那本书拿出来，塞进他的轻便雨衣内，并用左臂把它夹在了腋下。俄罗斯人放回扳手，合上了工具箱盖。
“我要走了，”他轻轻地说，“等我10分钟，让我走远。谢谢。也许有人在观察着呢。”
他伸直身体，挥挥右手，走回他那辆吉普车去了。车上的发动机仍在运转。莫伦茨站起来朝他的后背挥挥手。“谢谢。”他叫道。吉普车开走了，开回爱尔福特去。莫伦茨感到很虚弱。他想离开那里。他需要喝酒。他等会儿还要停车，把那本手册转移到电瓶下的空格里。可是现在他想喝点东西。他继续把手册夹在腋下，放下发动机盖，把工具放回行李箱，盖上行李箱，坐进了轿车。那只旅行酒瓶在车门的手套盒里。他取出来，满意地喝下了一大口酒。5分钟之后，他的自信心恢复了，他调转车头返回耶拿。他已经发现了另一个路边停车处，在耶拿城外，就在进入回到国境线的高速公路连接路之前。他将在那里停车，藏好那本手册。
撞车甚至不是他的过失。在耶拿以南的斯塔特罗达郊区，当他正行驶于住宅小区那些巨大、丑陋的公寓楼之间时，那辆特拉巴特小轿车突然间从一条支线路窜了出来。他差不多就可以及时刹住了，但他的反应能力已经不好了。宽大强壮的宝马撞上了那辆东德小汽车的车尾。莫伦茨几乎立即惊慌失措，这是一个陷阱吗？那小轿车的司机是秘密警察吗？那人钻出汽车，盯了一下他那被撞坏了的车尾，冲向宝马。他长着一张瘦瘦的、平庸的脸，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喊道，“该死的西方人，你以为你可以像疯子一样开车吗？”
他的西装翻领上挂着一枚小小圆圆的社会主义团结党党徽。是一名党员。莫伦茨用左臂夹紧那本手册，钻出汽车并掏出一叠钱。当然，是东德马克；他不能拿出西德马克，那又会是一次冒犯。看热闹的人开始朝现场聚集。
“哦，对不起，”莫伦茨说，“我赔付损坏。这些钱应该是足足有余。可我现在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愤怒的东德人瞟了一眼纸币。这确实是厚厚的一叠钱。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为这辆车我得等上4年。”
“车可以修好的。”站在旁边的另一个男人说。
“不，才修不好呢，”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说，“必须回到厂里去修才行。”
现在围上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有20个了。这个工业住宅区里的生活很单调，一辆宝马轿车是值得一看的。就在这时候，一辆警车过来了。是例行巡逻，但莫伦茨开始发抖。警察们下了汽车，一名警察看了看撞损情况。
“这车可以修好。”他说，“你想到我们那里去接受调查处理吗？”
特拉巴特轿车的司机正在后退。“这个……”
另一名警察走向莫伦茨。
“请出示证件。”他说。莫伦茨用右手取出他的护照。他的手在颤抖。那警察看了看那只手、那双迷迷糊糊的眼睛和长着胡茬的下巴。
“你喝酒了。”他说。他用鼻子闻了闻，并确认了他的发现。“没错，到派出所去。来，上那辆车。”
他开始把莫伦茨朝警车推过去。警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驾驶座的车门也敞开着。就在那个时候，布鲁诺·莫伦茨终于彻底崩溃了。他的腋下仍夹着那本手册。在派出所里，那东西肯定会被发现的。他猛烈把他那条自由的胳膊往后甩去，击中并击破那个警察的鼻头，还把他击倒在地。然后他跳进那辆警车，推进排档，驾车走了。他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朝向北方的耶拿。另一个警察大吃一惊，但还是拔出随身武器开了四枪。三颗子弹打飞了。这辆警车猛地转弯，拐过一个街角消失了。它正在漏油，因为第四颗子弹穿透了油箱。
第四章
那两位警察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地震惊，以致他们没能很快反应过来。他们受过的训练和以前的经历都不习惯于这种民事对抗。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大群人受到了攻击和侮辱。他们呼喊了一阵子然后想到了该做什么。
那位未受伤的警察离开在现场的鼻子被打破的同事，朝派出所走去。他们未配备个人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车载电话向总部报告。向群众求借电话时，对方都耸耸肩。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家里没有电话。
那位汽车被撞坏了的党员询问他能否离去，但立即被“破鼻子”的警察用枪指着遭到了拘留。“破鼻子”怀疑这些人都有可能参与了这场阴谋。
他的同事正行走在北上去耶拿的路上，这时候他看见迎面驶来了一辆瓦特堡牌轿车，于是挥手让它停下来（也是用枪指着），并命令司机直接送他去耶拿市中心的派出所。往前行驶了1英里后，他们看到一辆巡逻警车朝他们迎面而来。瓦特堡车内的那位民警拼命地挥手让他的同事们停车，并把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他们使用巡逻车上的电话，向所里解释了这桩罪行的性质，并被告知立即向警察局报告。同时，后援警车也纷纷被派往撞车现场。
向耶拿市中心的无线电话报告记录的时间为12点35分。这次通话也被很远的国境对面哈尔茨山区高山上的一座英国监听站记录到了。这个监听站的代号为阿基米德。
下午1点钟，洛塔尔，赫尔曼已经回到了他在布拉赫的办公室，他发现隔壁楼里的联邦情报局弹道技术室来电话找过他，于是他回了一个电话。弹道技术室邻近军械库和射击场，他们做事情时很聪明，在向一名特工配发一支随身枪械时，不但记录枪支的系列号和领用人的签名，还把两颗子弹试射进一只密封的容器内，然后取出子弹并保存起来。
对那位技术员来说，最理想的是能从科隆的尸体身上取得实际的子弹，但他根据子弹的照片也能完成这项工作。所有具有来复线的枪管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发射一颗子弹时，每一条枪管会把细小的被称为“膛线”的抓痕留在射出的子弹上。膛线如同指纹。那位技术员把他仍然保留着的10年前签发的一支瓦尔特PPK手枪的那两颗子弹与他得到的照片进行了比较，至于这支枪的使用人他是一无所知的。
“完全符合吗？我明白了。谢谢你！”赫尔曼说。他又打电话给指纹部门。联邦情报局除了存有引起他们注意的一些人的指纹之外，还留有其自己职员的全套指纹。他从指纹部门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又拿起了电话听筒。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事只得向总局长本人汇报了。
接下去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最困难的一次会见。总局长十分注重他的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自身形象，并且这两方面在波恩政府机构中和在西方情报界中是有名气的。赫尔曼带来的消息如同给了总局长当头一棒。他玩味着“丢失”子弹的留样和莫伦茨的指纹样本的主意，但很快就把它排除了。莫伦茨迟早会被警方抓获，而且弹道技术人员会被法庭传去作证，那会使丑闻变得更为糟糕。
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只对总理办公室负责，而且总局长明白，迟早，很可能更早些，他将在那里得到丑闻的消息。
“去找到他，”他命令赫尔曼，“快点去找到他，并把那些带子拿回来。”当赫尔曼转身要离去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总局长补充了一句话。
“赫尔曼博士，英国人有一句谚语，我现在推荐给你。‘不要杀生，但不必费心地保留活口’。”
他是用英语说出这句谚语的。赫尔曼博士听懂了这话的意思，但还是吃了一惊。在联邦情报局的生涯中，这是他所接到过的最明白的提示。他拨了一个电话给人事处的档案科。
“把我们的一位职员——布鲁诺·莫伦茨的履历表送过来。”他下达了命令。
下午2点钟，山姆·麦克里迪仍逗留在山坡上。自早上7点钟起，他和约翰逊一直待在山上。虽然他怀疑在魏玛郊外的第一次碰头已经放弃了，莫伦茨现在也应该可以过来了。但他没有来。麦克里迪又看了一遍时间表：12点会面，12点10分离开，驱车行驶1小时45分钟——莫伦茨应该随时会出现。他又举起望远镜去察看国境对面那条遥远的道路上的动静。
约翰逊正在看阅他从法兰肯瓦尔德加油站带来的一份当地报纸，这时候他的电话轻轻地振响了。他拿起话筒听了听就交给了麦克里迪。
“是政府通讯总局，”他说，“他们要与你说话。”
那是麦克里迪的一个朋友，从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所在地切尔特南打来的电话。
“听着，山姆，”那个声音说，“我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离你不远的地方突然间无线电联络频繁起来了。也许你应该打电话去问阿基米德。他们那边比我们知道得更详细。”
通话结束了。
“给我接阿基米德，”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接东德科的值班员。”约翰逊开始在号码板上按键。
在5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通过驻扎在莱茵河的英军，在距漂亮、古老的小城戈斯拉尔不远的哈尔茨山区，购买了高山上一栋破旧的古堡。哈尔茨是覆盖着密林的一块高地，东德的国境线从该地区婉蜒曲折穿行而过。
施劳斯·洛文斯泰因城堡经英国人重新整修过后，对外声称是军乐队搞文艺活动的一个休养所。事实似乎果真如此，因为从古堡里经常传出由录音机和功率放大器播放出来的音乐声。当然，这是一种假象。在翻修屋顶时，来自切尔特南的工程技术人员安装了非常先进的天线。虽然当地的一些西德要人偶尔也被邀请去那里参加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并由军乐团飞到那里去演出，但洛文斯泰因古城堡实际上是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一个通讯分站，其代号为阿基米德。它的工作是监听国境对面东德人和苏联人的无线电通讯。这个监听站利用了高山的优势，接收质量非常满意。
“是的，我们刚刚把监听到的内容传给了切尔特南总部，”当麦克里迪报出他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位值班员说，“他们说你也许会直接来电话询问。”
麦克里迪解释了几分钟，当他放下电话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耶拿地区的警察发疯了。”他告诉约翰逊。“显然在耶拿南郊发生了一次车祸。一辆西德轿车，牌子不清楚，撞上了一辆特拉巴特小汽车。那个西德人动手殴打前去处理事故的一位东德民警，并驾车走了，是驾走了那辆警车。就这么回事，当然，他也许不是我们的人。”约翰逊看上去是赞同这种说法，但他并不比麦克里迪更为相信。
“那我们怎么办？”他问。
麦克里迪一屁股坐在吉普车的尾板上，并用双手抱住了头。
“我们等待。”他说，“我们没其他事情可做。如有新的情况，阿基米德会打电话来的。”
这个时候，那辆黑色的宝马车正由警察驾往耶拿市警察局。没人想到过指纹——他们知道他们要抓的人是谁。那位破了鼻梁的警察已被包扎起来，并在作详细的汇报，他的同事也一样。特拉巴特汽车司机已被拘留，正在接受盘问，十几名旁观者也一样。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放着那本汉斯·格劳伯的护照，是被“破鼻子”警察掉落在街上后又被捡起来的。其他刑警搜查了公文箱和旅行袋内的每一件物品。蔡斯的国外销售部经理被传唤过来了，他争辩说从来没听说过汉斯·格劳伯，但没错，他是曾经与西德维尔茨堡的BKI公司做过生意。面对放在他面前的伪造出来的邀请书上他的签名时，他声称该签名看上去像是他的签名但实际上不是。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护照是西德人，所以警察局长打了一个例行的电话给当地的国家安全局。10分钟后，对方回电了：我们要求用平板车把那辆轿车运到我们在爱尔福特的主车库，他们说。不要在轿车里到处留下指纹。从车上拿下来的所有物品也要送过来，还有证人的陈述也全要，现在就要。
这位警察局长知道谁是真正负责的。当国安局下达命令时，你只得服从。下午4点30分，那辆黑色的宝马被用一辆平板挂车运到了在爱尔福特的国家安全局车库，国安局的车辆技工开始工作。警察局长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局是对的。这事件似乎没有意义。那个西德人很可能因酒后驾驶而被处以重金罚款；而现在他将面临着坐牢。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不管国安局要从汽车里寻找什么，他的工作是去找到那个人。他命令附近的每一辆警车和每一名巡警都要睁大眼睛寻找格劳伯和那辆被偷走的警车。对两者的描述用无线电通知了至耶拿北边的阿波尔达和西边的魏玛的所有最基层单位。没有在媒体上发布新闻以寻求公众的协助。但那些无线电通讯全被阿基米德听到了。
下午4点钟，赫尔曼打电话给科隆的迪特·奥斯特。他没告诉他技术室的测试对比结果，甚至也没告诉头天夜晚从约翰·普林茨那里得到的东西。奥斯特没有必要知道。
“我要你去会见莫伦茨夫人，你亲自去。”他说，“你已经派了一名女特工与她待在一起，对吗？好的，让她继续留在那里。如果警察去查访莫伦茨夫人，不要去阻止，但要让我知道。努力从她那里挖出各种线索，如他会去哪里、任何度假屋、任何女朋友的公寓、任何亲戚的家里等等任何落脚点。派遣所有职员去探查她提供给你的线索。任何情况都要向我报告。”
“除了他的老婆、儿子和女儿，他在德国没有任何亲戚。”奥斯特说。他也看过了莫伦茨的人事档案。“我相信他的女儿是一个嬉皮士，居住在杜塞尔多夫一座抢占的住房里。我也派人去那里查访一下，以备万一。”
“好的。”赫尔曼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根据他在莫伦茨档案里看到的某一项内容，他发了一封加密的急电给在英国伦敦贝尔格莱夫广场西德大使馆内的联邦情报局特工沃尔夫冈·菲特策乌。
5点钟时，放在越野吉普车尾板上的那部电话机鸣叫起来。麦克里迪拿起听筒。他以为这次是伦敦或阿基米德来电。那声音很轻、很细，好像说话人的喉咙被塞住了。
“山姆，是你吗，山姆？”
麦克里迪的心抽紧了。
“是的，”他厉声说，“是我。”
“对不起，山姆。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糟了……”
“你没事吧？”麦克里迪急切地说。莫伦茨正在浪费致命的时间。
“完了。是的，完了。我完了，山姆。我并不想杀死她的。我爱过她，山姆。我爱过她……”
麦克里迪啪地一声搁下电话，切断了通讯。没人能从东德的街头电话亭里打电话到西德。东德人与西德的所有电话联络都是禁止的。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东德莱比锡地区保持着一座安全房，里面有一名卧底的东德人在为伦敦工作。从东德国内拨打那个号码，通过一台设备可经由人造卫星接通西德。
但这种电话只能打4秒钟，不能延长，以防东德人采用三角法测定发话源并确定那座安全房的位置。莫伦茨已经嘀嘀咕咕地说了9秒钟。虽然麦克里迪不知道，但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在通讯切断时已经确定了是在莱比锡地区。再通话6秒钟他们就能确定那座安全房及其户主。莫伦茨曾被告知过只有在紧急情况时才能简短使用那个号码。
“他已经精神崩溃了，”约翰逊说，“彻底崩溃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像孩子一样在哭。”麦克里迪厉声说，“他已经神志混乱了。向我诉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想杀死她的’？”
约翰逊显得若有所思。
“他是从科隆过来的吧？”
“这你是知道的。”
实际上约翰逊不知道这个。他只知道从科隆机场的假日旅馆把麦克里迪接上车。他从来没见过神秘鬼魂。没有必要知道.９9lib.
局伦敦站站长。
苏联
巴维尔·库琴科：真名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苏联克格勃上校，向美国投诚者。
德洛兹多夫：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负责人。
基普赛克：真名尼古拉·戈罗多夫，苏联克格 52c3." >勃驻英国伦敦驻勤办主任。
第一章
在他们的右边的远处，在被称为福克斯考弗特的那片林地上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预示着第二天是温暖晴朗的好天气。
平地上有一个小山包，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制高点，被历代的军人们称之为蛙山。此刻，一组军官来到了这个小山包上，他们是来观看一场即将举行的由两个实力相当的营互间对抗的模拟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两队军人都是英国人，因外交缘故不是分为“英军”和“敌军”，而是蓝军和绿军。根据小山丘上的军官构成情况，甚至连一方被称为“红军”的通常做法也改变了。
索尔兹伯里平原北部的这块开阔地为英国军队所钟爱，认为它很像中德平原，是一块完美的军事演习场地，曾被假设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役也许要打响的地方。现在，这块开阔地上的各个要点处已经布置了演习裁判；他们将给演习的双方打分和讲评，最终据此而得出战役的结果。那天不会有战士阵亡；只是装作死去。
在那组军官的后面，是把他们载运过来的车辆：几辆公务轿车和更多的漆成伪装条纹或暗绿色的不太舒服的越野车。炊事班已支起了野战厨房，准备为这一天按命令连续不断地供应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茶水，并开始准备点心和快餐。
军官们或走来走去或站立着，其模样和举手投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观摩演习的军官没有不同。有的在审视已用塑料薄膜保护起来的地图；有的在用高倍野战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地形；还有的在严肃地互相交谈。
这群军官的中心人物是那位担任南方军区司令员的英军高级将领。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客人，是访问代表团中的高级将领。在他们之间稍稍往后一点站着一位刚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年轻聪明的副官，为他们担任语言交流的翻译任务。
英国军官的人数要多一些，有30几名。他们都显得很庄重，似乎明白这是一个既非同一般又很重要的场合。他们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似乎无法改掉多年的积习。因为这毕竟是合作的第一年，而且虽然苏联军官们应邀去观察过英国在德国的操演，但这是苏联军人第一次作为英国的客人来到英格兰，积习难改嘛。
那些苏联人也与英国人一样庄重，或许更为庄重。他们共有17个人，全都是仔细选拔出来的。有几个人能讲还算通得过的英语，他们自己也承认了：有5个人能讲完美的英语，但假装不懂。
然而，能讲英语并不是首选的条件。专长才是首先要考虑的。每一位苏联军官都是其自己专业范围的专家，并熟知英军装备、战术和组织结构。他们在出国前接到的指示是，不单单要听讲，而且要认真研究，一点不漏，回去时要确切地汇报英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装备、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他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这些苏联军官是头天晚上抵达的，此前已在伦敦过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度过的。在蒂沃斯陆军基地军官餐厅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气氛很正式，甚至显得过分拘谨，但没出事。互相开玩笑和唱歌将在以后安排，也许在他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苏联人知道，在他们17个人中间至少肯定有5个人是在监视其余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监视的。
没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过英国军官，而且英国人也不会点明在他们自己的30名军官中也有4人实际上来自于反间谍部门，是监视者。至少英国的监视者只监视苏联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苏联军官代表团有两名将军，其中一名来自于摩托化步兵，另一名来自于装甲兵；一名总参谋部上校；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从他那敞领军服衬衣领口露出了蓝白条纹背心的一个小三角，那是特种部队的标志；步兵和装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还有作战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
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GRU），那三名“明摆着”的军情局军官都佩戴着适合他们身份的军徽。只有他们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战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属于GRU的，但未经宣布。其余俄罗斯军人和英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俄罗斯人，即来自英国保安局的20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军官食堂里，并将留待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些监视员们现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洁卫生工作。整个晚上，他们将轮班从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内的各个有利的地点对这座食堂进行全面监视。因为在几天前国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曾对南方军区司令员提起过：“我们必须盯住他们的每一个人。”军事演习按计划准时于9点钟开始，并将持续一整天。刚吃过中饭，伞兵团的第二营开始空降跳伞。伞二营的一名少校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苏军空降兵上校身边。俄罗斯人正兴致勃勃地观察着。
“我看到，”俄罗斯人评论说，“你们仍喜欢2英尺迫击炮。”
“一种有用的兵器，”英国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
“我同意，”那俄罗斯人用缓慢而带有口音的英语说，“我在阿富汗使用过。”
“确实如此，我在福克兰群岛使用过，”二营的少校说。他心里想，当然他没有说出来，“其区别在于，我们速战速决赢得了福岛战争，而你们正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俄罗斯人勉强挤出一丝严肃的微笑。英国人也报之以微笑。狗杂种，俄罗斯人心里想道，他在想我们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
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微笑。但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新的苏共总书记将下令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现在为时尚早。
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营里的晚餐比较活泼轻松。葡萄酒杯频频举起；英军官兵平时难得品尝的伏特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插科打诨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语言障碍。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高级将领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对由译员转达的英国将领的话语露出了笑脸，于是他们也放松了。来自作战部的那位少校听了一名英国坦克军人讲的一段笑话后差一点放声大笑，然后他明白他应该是不懂英语的，必须先等译文。
伞兵二营的那位少校发现自己坐在苏联军事情报.９９lｉｂ?局的少校旁边。他认为他应该练习一下他学过的几句蹩脚的俄语。
“你会说英语吗？”他用俄语问道。俄罗斯人高兴了。
“会一点，”他回答。然后转为结结巴巴的英语。“恐怕只会一点点。我在家里对着书练习，但说不好。”
“比我的俄语好，我敢肯定，”伞兵军官说，“哦，我叫保罗·辛克莱。”
“对不起。”俄罗斯人说。他转过身来伸出了手，“我是巴维尔·库琴科。”
晚餐吃得很开心，并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结束，11点钟时，两队军官走回各自的寝室去了。有些人为第二天早上能睡懒觉而感到高兴——勤务兵将按指示在上午7点钟送早茶。
库琴科少校实际上在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间单身寝室挂着花边帘子的窗户边坐了2个小时。他熄着灯坐在那审视着从军官餐厅经大门通往蒂沃斯的那条道路。他发现，或者他认为发现在朦朦胧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个人在走动，也许是监视者。
他还发现，在6点整时，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出现在几乎是他身下的餐厅正门口，并开始了显然他每天都在坚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长期习惯——头天早上他已见过这位年长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锻炼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因为他没有左臂。多年前，在海湾的佐法尔山丘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战争，当时英国特种部队与阿曼新兵并肩战斗，以阻止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曼苏丹国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在与新兵一起巡逻时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军方同意他留在部队里，现在他是蒂沃斯军官食堂的军需官。每天早晨，他沿着那条路跑5英里然后返回。他那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齐地钉在左侧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库琴科少校已经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观察着他。
第二天的军事演习顺利地结束了，最后两国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演习裁判员的评分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把技术优胜奖颁给了绿军，因为绿军最后把蓝军从蛙山上的阵地逐了出去，并打退了对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顿晚餐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后来由苏军作战部那位年轻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获得了全场掌声。俄罗斯军官团定于第二天上午早饭后9点钟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坐大客车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客车将从伦敦开过来，车上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为的是送他们到机场和办理登机手续。在演唱（卡林卡）期间，没人注意到阿巴思诺特那个没上锁的房间进去了一个人。那人在1分钟后又像进去时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从洗手间方向回来，重新加入到酒吧内的大伙儿之中。
第二天上午6点差10分，一个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侧的空袖管钉在侧面的身影，踏下食堂门前的台阶，转向了大门方向。在200码开外另一栋建筑的楼上窗户边，一名监视者透过窗玻璃发现了这个身影。他作了记录，但没采取行动。
在大门边，当那个身影弯腰钻过拦路木杆时，警卫队的那名下士从警卫室出来举手敬了一个军礼。跑步者因为没戴帽子无法还礼，但还是扬起一只手表示敬礼，然后转向通常的方向，向着蒂沃斯跑了过去。
6点10分，那下士抬起头来，盯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中士。
“我刚才看到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他说。
“那又怎么样？”中士问。
“两次了。”下士说。中士已经累了，再过20分钟他们都可以下岗了。早饭已在等待着他们。他耸耸肩。
“肯定是忘了某一件东西。”他说。以后，在纪律检查意见听取会上，他将后悔说出这种话来。
库琴科少校钻进半英里外的路边几颗树下，脱下偷来的那件白色运动衣，把它藏进了树林底下。当他回到路面上时，他已经是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休闲裤，衬衣和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西服。惟有他那双阿迪达斯跑鞋与他的那番装束不相协调。他怀疑，但不能确信在他身后的1英里处是否跑动着愠怒的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刚才浪费了10分钟时间，到处寻找他惯常所穿的那件运动服，后来认为肯定是勤务兵拿去洗涤还没送回来。于是他穿上了那件备用运动服，他没有注意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一件衬衣、领带、西装、休闲裤和一双运动鞋。
库琴科可以轻松地跑在英国上校的前头，直至阿巴思诺特返身跑回去，但他身后开来了一辆轿车，这省去了他的跑步麻烦。他挥挥手，汽车停了下来。库琴科靠向旅客座车窗边。
“对不起，”他说，“我的汽车抛锚了，在这里后面。我想是不是能请北蒂沃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技工去帮助修理？”
“现在时间早了一点，”轿车司机说，“可我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上来吧。”
那位英国伞兵少校肯定会对库琴科突然间精通英语而感到惊诧。但仍带有一些外国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司机没话找话。库琴科笑了起来。
“我是挪威人。正在游览你们英国的大教堂。”
7点差10分，那位好心肠的司机让库琴科在沉睡中的北蒂沃斯市中心下了车，自己继续驾车去马尔博罗。他认为以后没有理由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人会去问他这件事。
在市中心，库琴科找到一只电话亭，在正好7点差1分时，他拨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塞进一枚50便士硬币，开始打电话。在铃声响到第5次时，有人来接听了。
“我找罗思先生，乔·罗思先生。”库琴科说。
“是的，我就是乔·罗思。”另一头那个人说。
“真遗憾，”库琴科说，“你明白，我其实希望与克里斯·海斯通话。”
在那套小巧但优雅的梅费尔公寓里，乔·罗思的表情僵住了，他的职业警戒雷达开始运转起来。他才刚刚起床20分钟，脸也未刮，仍穿着睡衣，正在放洗澡水和准备当天的第一杯咖啡。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正一手拿着果汁，另一手拿着咖啡从厨房走向客厅。即使对他来说，时间还早，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睡懒觉的人，况且作为美国大使馆公关助理，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路途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乔·罗思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不是“公司”的伦敦站站长。站长是威廉·卡弗，受西半球处领导。卡弗是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也就是说有关人员全都知道他的身份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按照职位，卡弗作为“公司”驻伦敦的正式代表，是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罗恩来自于特别项目办公室，是6年前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如同其名称的含义，其所从事的项目和采取的措施被兰利认为敏感得足以使情报站长以后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对美国的盟国也同样。
中情局所有情报官，不管其来自于哪个部门，都有一个真名和一个行动或职业名字。真名，在友好的使馆中，确实是真的。乔·罗思确实是真正的乔·罗思，在外交人员名册里也是这样列着。但与卡弗不同，他是未经宣布的，除了在秘密情报局里的三四名英国对手外。而且他的职业名字也同样只为那么几个人知晓，再加上在美国的几位同事。上午7点钟在电话里被人直呼职业名字，而且用的是非英国口音，这无疑是向他拉响了警报。
“对不起，”他谨慎地说，“这里只有乔·罗思。你是谁呀？”
“仔细听着，罗思先生，或者海斯先生。我的名字叫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我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
“你，别开玩笑……”
“罗思先生，我打电话称呼你的行动名字并不是对你开玩笑。我向美国投诚也不是对我自己开玩笑。而且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想去美国，要快。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无法回到我们那一边去了。没有借口可被接受。我有大量重要的情报要给你们，罗思先生。你必须快点作出决定，要不然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回去了……”
罗思已经在从客厅茶几上抓来的一本便笺纸上作了快速、潦草的记录。那便笺纸上仍遗留着头天晚上与山姆·麦克里迪打扑克时的得分记录。以后他将会回忆起当时的内心想法：上帝啊，如果麦克里迪在听到这个情况，他是会发疯的。他插了一句。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校？”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一座小镇的一个电话亭里。”那声音说。从语法上说，这句英语是近乎完美的。只是明显带有外国口音。罗思曾受过区分口音和确定口音的培训。这种口音是斯拉夫人的，很可能是俄罗斯人。他仍在怀疑到头来可能是山姆·麦克里迪所开的一个疯狂的玩笑，在怀疑时突然间他将会在电话里听到一连串笑声。该死的，今天甚至不是4月1日愚人节呢。今天是4月3日。
“三天来，”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我在1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1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30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
“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15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
“15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
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39岁，已在中情局干了12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
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
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
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现在是早上7点零5分，华盛顿时间凌晨2点零5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入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
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
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
在阴影世界里，对方的人事变动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了。盟国或敌对国情报机关的人员升迁和调动都被仔细记录存档。在任何一个首都城市里，克格勃的驻勤机构很可能知道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头头是谁，反之亦然。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克格勃头子拿着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走到英国秘情局情报站长面前。
“朋友，”他庄重地宣称，“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们从事的是一项艰难的职业。我们不应该互相不理睬。”他们为此干了一杯。
在伦敦的中情局主框计算机直接与弗吉尼亚州兰利相连，在应答罗思提问时，各种小电路开始运转以搜索中情局已知的克格勃官员名单。“已确认的”有几百个，“怀疑的”有几千个。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来自于从投诚者口中套取的情报，就是现在“谁是谁”、谁已调动、谁已升级或降级。随着投诚者的到来，这资料越积越多。
罗思知道，在过去的4年里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给了不少帮助，提供了几百个名字，其中许多是新的，其余是对怀疑对象的确认。英国人的这些材料，部分来自于情报截取、部分来自于情报分析，而有部分来自于经他们唆使而逃出贝鲁特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符拉基米尔·库兹奇金那样的投诚者。只要兰利的数据库里原先存有情报，那么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绿色字母开始闪现在罗思那台小小的屏幕上。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克格勃，上校，在过去的4年里应该是在第三总局工作。应该是假冒在莫斯科的红军联合计划参谋部的军情局少校。已知其原先的部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行动计划部和在亚泽内沃的第一总局。
当电脑屏幕显示完成这个叫奥洛夫的人的资料时，罗思吹起了口哨。他关闭电脑。电话中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有意义的。克格勃第三总局，也就是武装力量总局，专门负责监视军队的忠诚。军队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也不得不忍受。第三总局情报官通常乔装军事情报局军官渗入到武装力量之中。这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经常盘问，时刻监视着。如果奥洛夫确实以军情局少校的身份在苏联国防部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工作了4年，那么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也说明了根据最近签订的北约一华约新协议，他是应邀前来索尔兹伯里平原观摩英国军事演习的苏联军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
他看了一下表。7点14分。没时间给兰利打电话了。1分钟之内要作出决定。告诉他回军官食堂去，溜回他的寝室并接受英军勤务兵端给他一杯好茶。然后回到希斯罗机场和莫斯科。努力并说服他在希斯罗逃脱，给我时间让我与在华盛顿的凯文·贝利联系。电话铃振响了。
“罗思先生，电话亭外面有一辆公共汽车。是上午的头班车，我认为它将把清洁工人载运去蒂沃斯兵营。我正好还能及时回去，如果我不得不……”
罗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生涯处在了紧急关头，小伙子，紧急关头。
“好吧，奥洛夫上校，我们要你。我将与英国同事联系，30分钟之内他们会让你得到安全。”
“ 4e0d." >不！”那声音很严厉，容不得任何反对。“我只投奔美国人。我要离开这里立即进入美国。就这种方式，罗思先生。其他方式不行。”
“你听着，上校……”
“不，罗思先生，我要你亲自来接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在安多弗火车站的大厅。然后去上黑福德美国空军基地。你安排我去美国。这是我能够接受的推一方式。”
“行，上校，依你的，我会去那里的。”
罗思花了10分钟时间匆匆穿上出门的衣服，带上护照、中情局身份卡、钱和汽车钥匙，然后跑下楼梯到地下车库里去发动汽车。
在bbr>..放下电话15分钟后，他驾车驶上公园路，朝北向石牌楼和贝斯沃特路行驶。他走这条路线可避免穿越骑士桥和肯辛顿杂乱的车流。
8点钟，他经过希斯罗朝南驶上M25号公路，然后转向西南沿着与A303号公路和安多弗相连接的M3号公路疾驶。他于9点10分走进那座火车站的大厅。外面不停地有一连串汽车抵达，卸下旅客后立即开走了。旅客们匆匆进入大厅。只有一个人站着没动，他倚在墙边，身着花呢西服、灰裤子和跑鞋，在浏览着一张晨报。罗思朝他走上去。
“我想你一定是我要见面的人。”他柔和地说。看报人抬起头来，一双平静的灰眼睛，一张严峻的脸，年龄在45岁左右。
“那要看你是否有身份证明。”那人说。话音与电话里一样。罗思掏出了他的中情局证件。奥洛夫看过后点点头。罗思朝自己的轿车做了一下手势。汽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挡住了后面的几辆轿车。奥洛夫朝周围看看，似乎要向他所知道的一个世界作最后的道别，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坐进了汽车。
罗思已经让使馆的值班员通知上黑福德，他将带来一位客人。驱车穿行乡村去美国空军在牛律郡的那个基地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罗思直接开到了基地司令员的办公室门前。从那里打了两个电话给华盛顿，然后兰利与五角大楼进行了商量，后者又给基地司令官下达了指示。下午3点钟从上黑福德去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架交通航班增加了两名旅客。
早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的5个小时，蒂沃斯与伦敦之间已经闹翻了天，英国军方、国防部、保安局和苏联使馆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上午8点钟左右，苏联军官团已经在军官食堂的餐厅里集合吃早饭，还轻松地与他们的英国对手一起聊天。到8点20分时，一共到了16名军官。他们已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但没有引起警觉。
大概9点差10分时，16名俄罗斯军官带着行李重新在大厅集合时，又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一名勤务兵被派到他的房间去催他。那辆大客车已经等在了门外。
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少校的房间没人，但他的行李仍在那里。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俄罗斯人一起去找他。他们发现那张床是睡过的，毛巾是潮湿的，而且库琴科的所有衣物都在，表明他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某个地方。对走廊头里的浴室（只有两位苏联将军住在有浴室的套房里）进行了搜查，但没见到人。厕所也去检查了，但里面是空的。到这个时候，两位苏联将军（包括其中一位军情局上校）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温和的表情了。
英国人也开始担心。对整栋食堂大楼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一名负责情报的英军上尉溜出去通知来自保安局的那些隐身“监视者”。他们的记录表明，那天早上有两个身穿运动衣的军官出去跑步，但只有一个返回。一只狂怒的电话打给了大门警卫室。夜班记录表明只有阿巴思诺特上校离开过，但他已返回。
为解开这个谜团，那位警卫兵下士被从床上叫起来了。他叙述说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两次。在对证时，阿巴思诺特上校坚决否认他出大门后回来然后再出去。对他房间的搜查发现少了一件白色运动服，还有西装、衬衣、领带和休闲裤。情报官上尉赶紧跑回去向英国将军作了悄悄的汇报。英国将军的脸拉长了，他请那位苏联的高级将领与他一起去他的办公室。
当苏联将军从办公室出来后，他的脸气得煞白，他命令让一辆公务轿车立即送他去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剩余的15名俄罗斯军官已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他们的脸上失去了血色。英国人开始打电话。
英国将军在电话里向伦敦的总参谋长作了情况的详细汇报。兵营里的监视组组长也向在伦敦柯桑街的保安局总部上司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的上司直接向副局长作了汇报。保安局副局长立即怀疑是TSAR在插手。TSAR是保安局有时候对秘密情报局的一种友好的称呼，是THOSE SHITS ACROSS RIVER的缩略语，意思是：河对岸的那些小子。
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世纪大厦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接到了柯桑街的一只电话，但否认秘情局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当他搁下电话后，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蜂鸣器并嚎叫起来：“让山姆·麦克里迪马上到这里来，好不好？”
到中午时，那位俄罗斯将军已由军情局上校陪同一起待在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里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使馆的武官随员，他的对外身份是步兵少将但实际上是军情局的一名少将。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库琴科少校的藏书网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奥洛夫上校——这个秘密只有在莫斯科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极少数高级军官所知晓。其实，假如这三个人知道了这一情况的话，他们肯定会轻松地舒出一口气的，克格勃出丑最能使苏联军人开心。现在，在伦敦，他们感到因为失去了一名军情局的少校，莫斯科会对他们作出反应而忧心忡忡。
在切尔特南，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监听站注意到并报告了苏联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讯，既有外交的也有军事的加密通讯。
中饭时，苏联大使列昂尼德·扎姆耶京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库琴科少校遭到绑架，要求立即把他释放。抗议书当即由外交部直接下发给了各安全机关。但这些机构的头头全都举起手，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没见到他。
早在中午之前，英国人的吃惊程度已经不亚于苏联人的愤怒程度了。库琴科（他们仍在这样称呼他）所作出的“跑步者”方式是异乎寻常的。叛逃者去投诚并不是去某个酒吧喝啤酒那样简单；他们会寻求避难圣所，通常是事先有过准备。假如库琴科跑进一个警署，威尔特郡警察局就会立即通知伦敦。由于英国的所有安全机关均声称不知道，那只能是在英国国土上的其他谍报机构所为。
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威廉·卡弗正处于尴尬的境地。罗思在空军基地不得不与兰利联系，以搭上美国空军的飞机，而兰利再把情况告诉了卡弗。卡弗知道关于这种事情的英美协议原则——美国人在英国人鼻子底下不打招呼而把一个苏联人策反出英格兰，是一项十分冒犯的举措。但卡弗接到指示要拖延至那架军用飞机离开英国领空。于是整个上午他采取了躲起来的策略，然后要求在下午3点钟紧急约见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卡弗迟到了，因为他坐在相隔三个街区的汽车里直至他通过车载电话获悉那架军用飞机已经升空。当他在世纪大厦里见到爱德华兹时已是3点10分，那架美国喷气飞机正掠过布里斯托尔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直接飞往大洋彼岸的马里兰州。
在与爱德华兹会面时，卡弗已经收到了罗思的详细报告，是由美国空军的一名速递员从上黑福德空军基地送到伦敦来的。罗思在报告中解释，他别无选择，只能自作主张收留库琴科，即奥洛夫或者让他回去，而且奥洛夫绝对只向美国人投诚。
卡弗用这个情况努力平息英国人的受侮辱怒火。爱德华兹早已与麦克里迪核实过了，确切地知道了奥洛夫是谁——罗思在7点钟时查阅的美方数据库资料原先是由秘密情报局提供的。私下里，爱德华兹知道假如他处于这种能得奖的机会，他也会采取与罗思一样的行动，但表面上他仍保持着冷静和受到了冒犯。在正式收到了卡弗的报告后，他立即通知了自己一方的国防部、外交部和兄弟机构——保安局。库琴科（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人都知道那人的真名叫奥洛夫，还不到时候）现在在美国的领土上，已不受英国所控制。
1小时后，苏联大使扎姆耶京抵达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英国外交部，他被直接引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室里。虽然他要求听取解释，但他心底里相信杰佛里·豪爵士，知道他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这位俄罗斯人带着余怒未息的表情返回使馆去通知莫斯科了。苏联军事代表团于那天晚上飞回家去了，对于必将面临的无休止的盘问前景显得情绪低落。
在莫斯科，克格勃与军情局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克格勃指责军情局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而军情局指责克格勃把一名叛逆的官员塞给了他们。心神极度错乱而又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的奥洛夫妻子，正在受到审问，奥洛夫的所有同事、上司、朋友和熟人也都如此。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接到了国务卿一只狂怒的电话，因为国务卿收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爵士就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而发来的一份投诉电报。当中情局局长放下电话时，他的目光源向了办公桌对面的两个人：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和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他对后者说：“你的年轻人罗思先生，这次他肯定是捅了一只马蜂窝。你说他是自作主张采取的行动？”
“是的，就我所知，那俄罗斯人没有给他任何请示汇报的时间。这是一个要还是不要的问题。”
贝利是一个瘦瘦的、严峻的人，在局里与他人交情不深。人们认为他孤独、冷漠，但他工作干得很出色。
“我们让英国人坐立不安了。你也会冒同样的风险吗？”局长问。
“我不知道，”贝利说，“要等与奥洛夫谈过以后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谈话。”
局长点点头。在阴影世界里，其他行业也同样，规则很简单。如果你下了赌注，结果获利丰厚，你就成了聪明人，可由此爬向最高职位。如赌博失败，那么面临的将是提早退休。局长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罗思就由你负责了，这样好不好？”
“好的，”贝利说，“我会负责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华盛顿时间刚过下午6点，当那架军用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时，停机坪有5辆中情局轿车等在那里。飞机上的军人们还没来得及下飞机，那两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次见到的男人，就被簇拥着走下飞机，进入到等待在下面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那些轿车之中。贝利遇见了奥洛夫，冷淡地点点头，看着这个俄罗斯人被安排进了第二辆轿车，他转向罗思。
“我把他交给你了，乔。你把他带了出来，就由你来审问他。”
“可我不是审讯员呀，”罗思说，“这不是我的专长。”
贝利耸耸肩。
“他找的是你。你把他带了出来，他欠你一份情。与你在一起他也许会更加放松。你需要的后备力量都给你配齐：译员、分析员、他会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测谎仪。可从测谎开始。把他带到‘农场’去——他们在等待着你呢。还有，乔，我要得到一切。当结果出来时，立即告诉我，仅告诉我一个人，当面把报告递交给我。好吗？”
罗思点点头。17个小时之前，在英格兰一间卧室里披上那件白色运动服时，比奥特尔·奥洛夫，化名巴维尔·库琴科，一直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苏联军官，有家、有妻子、有事业、有祖国。现在他是一捆稻草、一只包裹，蜷缩在这块陌生的国土上的一辆轿车的后座里，注定要被榨出最后一滴汁液，当然还有感觉，第一阵怀疑或许还有惊慌的痛苦。罗思转身钻进汽车坐到了那个俄罗斯人的身旁。
“最后一件事，乔。如果奥洛夫，现在他的代号是‘吟游诗人’，结果是一个不应该接受的垃圾角色，局长会炒了我的鱿鱼，在我炒了你一分钟之后，祝你好运。”
那座“农场”是中情局的一座安全房，是弗吉尼亚州南部养马乡村中的一个真正的农场。离华盛顿不是很远，隐藏在一个深深的林地之中，四周围有铁栅和篱笆，只有一条长长的路可以通达，由一队身材结实的年轻人警卫着。他们全都在昆亭可接受过徒手格斗和枪械使用的训练。
奥洛夫被引进了一个色彩恬静的套房，里面有2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还配有旅馆的一应物品：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沙发和小餐桌。饭菜端来了，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顿饭，还有乔·罗思陪着他一起吃。在飞机上时，这两个人已经同意互相称呼彼得和乔。现在，他们的熟悉程度似乎要增加了。
“不会老是很舒适的，彼得。”罗思说，他一边观察着俄罗斯人吃汉堡包。他也许在思考那些不能开启的防弹窗、所有房间里的那些单向镜子、套间里每一个词语的录音以及即将到来的严格的审问。俄罗斯人点点头。
“明天我们必须开始，彼得。我们必须谈谈，真正的谈话。你必须接受测谎仪测试。如果你能通过，你必须告诉我……许多事情。实际上是所有情况。你知道的一切，或你怀疑的一切。一遍又一遍地。”
奥洛夫放下心，又露出了笑容。
“乔，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奇特的世界上的男人。你没有必要……”他寻找着合适的词语，“……说话吞吞吐吐。我必须证实你接受了我和把我带出来所冒的风险。你们把这个称为新娘的代价，对吗？”
罗思笑了起来。
“对，彼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娘的代价。”
在伦敦，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蒂莫西·爱德华兹已很快从国防部获悉了失踪人员的名字——巴维尔·库琴科。他自己局里的数据库已很快提供出克格勃第三总局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的真名。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我已经把我们的美国表兄们狠狠地压制了一下。我们受到了严重冒犯，各级机构都有意见——这类事情。比尔·卡弗无地自容——他认为他在这里的地位已受到了污损。不管怎么说，他会要求兰利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当结果出来时。我要求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研究奥洛夫的产品，当这些产品抵达我们这里时，我想让你负责……在我的领导之下。”
“谢谢你，”骗术大师麦克里迪说，“可我还想得到更多，我要求获得渠道。奥洛夫有可能知道些只适合我们的事，那些事不会引起兰利的重视。我要求有渠道，个人的渠道。”
“这可能有些难度，”爱德华兹沉思着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他藏在了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但我可以问一问。”
“你有这个权利，”麦克里迪坚持说，“近来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许多产品。”
空气中悬浮着这种想法。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过去的4年里这些产品的大多数是来自何方。还有去年交给兰利的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
“还有一件事，”山姆说，“我想查核奥洛夫，与基普赛克一起。”
爱德华兹盯住了麦克里迪。基普赛克是英国的一份“财产”，是一个为英国工作的俄罗斯人，但他的职位很高也很隐秘，世纪大厦内只有4个人知道他是谁，不到10个人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的4个人是局长本人、爱德华兹、苏联集团处处长和麦克里迪——他的管理员。
“这样做对吗？”爱德华兹问。
“我认为这是对的。”
“那你小心点。”
第二天上午，那辆黑色轿车明显地停在了双条黄线上，交通管理员当即写了一张违章停车罚款单。他刚写完罚款单并把它塞进汽车雨刷夹子下面时，一个身材匀称、衣着讲究的穿一套灰西服的男人从附近一家商店出来，看见那张罚单并开始抗议。这种情景每天都在发生，没有人会去注意，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是如此。
在远处，一位旁观者将会看到那个司机的正常的手势，以及交通管理员的不肯改变的耸肩动作。司机拖住交通管理员的袖子要他到汽车后面去看车牌照。当管理员走过去后，他看见了在登记牌照旁边的那块明显的外交使团牌子。他刚才没注意到它，但现在他还是无动于衷。外交人员也许可免受处罚，但不能免除交通违章罚款。他开始移步走开。
那司机从雨刷处一把抓起罚款单把它举到了管理员的鼻子底下。管理员问了一个问题。为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名外交官，司机把手伸进衣袋，掏出bbr>?一张身份证强迫管理员去看。管理员看了一下，又耸耸肩，然后走开了。司机在狂怒之下把违章停车罚款单揉成一团扔进汽车，然后钻进汽车驾车离开了。
那位旁观者所没能见到的是，插在身份卡背面的那张纸上写着：明天下午2点钟，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旁观者也不会注意到司机在行驶了1英里之后展开那张罚款单并去阅读背面的文字：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已向美国人投诚。你是否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
骗术大师麦克里迪刚刚完成了与基普赛克的联系。
第二章
对一名投诚者的处理或操作，根据投诚者的情绪状态或承担审问机构所使用的方法，会因案子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惟一共同的因素是，这是一项敏感而又复杂的任务。
首先，投诚者要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其环境不能显得恐怖吓人，又不能致使他逃走，这常常也是为了他好。在奥洛夫之前两年，美国人在对待另一名闯入者维塔里·乌尔琴科时犯了一个错误。为创造一种正常的气氛，他们带他去华盛顿郊区乔治城的一家餐馆吃饭。那人临时改变主意，从>男厕所窗户爬出去，走回苏联大使馆投降了。这对他没好处；他被送回莫斯科，受到严刑审讯并被枪决了。
除了投诚者有可能的自杀或自残企图外，还必须保护他免受可能的复仇。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对于他们认为是叛徒的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如有可能就会对他们穷追不舍和予以消灭。投诚者级别越高，叛逆就越糟糕，而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变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克格勃是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国度里享受着一切特权和奢侈。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抛弃敬爱的苏联所提供的一切，就表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显然，“农场”能提供的正是这种安全。
复杂因素中主要是投诚者本人的精神状态。经第一次一时冲动跑向西方后，许多人产生了应该重新考虑的症状。干下了无法无天事情>的想法涌上心头，明白了将永远不能见到妻子、家庭、朋友和祖国。这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如同让吸毒者戒毒那样。
为消除这种想法，审间往往以轻松的形式开始，回顾投诚者的过去生活，从出生和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履历。对早年经历的叙述——描述父母亲、学生时代的朋友、冬天在公园湖上溜冰、夏天在乡间田野散步，而不是产生更多的怀旧和痛苦，这样更能起到平静的效果。所有这一切、每一个细节和手势全都记录下来了。
审问员总是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动机。你为什么决定过来？（“投诚”这个词是决不会使用的。它含有不忠的意思，而不是改变观点而作出合理的决定）。
有时候投诚者会对自己的理由说谎。他可能会说他对为之服务的政权的腐败、玩世不恭和任人唯亲而产生了彻底的幻想破灭，因而离开了。对许多投诚者来说，这是真正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投诚者共同的原因。但并不总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投诚者曾伸手去钱箱里捞钱而且他知道即将受到克格勃的严厉惩处。或者也有可能他即将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因婚外恋所遭受的纪律处分。或许因为降级或对某一上司的忿恨，都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受理的谍报机关也许清楚地知道那人投诚的真正原因。投诚者解释的理由会得到仔细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听取，即使知道所说的是假话，还会被记录下来。那人也许因虚荣心而对他的动机说谎，但不会对真正的秘密情报说谎。或许他会……
其他人会因为自负而说假话，寻求为自己的早期生活涂脂抹粉，以加深主人的印象。每一件事都会得到核实，主人们迟早会知道真正的原因和真正的状况。在开始阶段，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会得到同情的倾听。真正的交叉核对将会在以后开始，不过是在法庭上。
当最后谈及秘密情报时，圈套已经设置好了。要问的问题有许多许多，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已为审问员们所知晓。而且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那些对着录音磁带通宵工作的分析员们经过核对和交叉检验很快就能知道。毕竟已经有了许多投诚者，而且西方的情报机关存有大量关于克格勃、军情局、苏联陆军、海军和空军，甚至还有克里姆林宫的资料。
如果投诚者被发现对于根据他的职务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真相开始说谎时，他将立即遭到怀疑。他也许是因为虚张声势而说谎，为的是留下印象；或是因为从没涉及那件事情但想声称他知道；或是因为他忘记了；或是……
在长时间的和艰难的审问期间要对投诚的机关说谎并非一件易事。审问能延续数月，甚至数年，取决于似乎难以核实的投诚者交代的事情数量。
如果一名新的投诚者所说的某件事与已知事实不符，那么有可能是已知事实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分析员们重新核查他们的情报来源。有可能他们一直搞错了，而那个新投诚者是对的。在进行核查时该议题将被搁置起来，待以后再作论及。
投诚者往往不会明白他所提供的某些片断情报的意义，对此他没有给以特别的重视。但对于他的主人来说，这一小段情报也许是使他们长时间来迷惑不解的一个拼字谜面中那个所缺少的一部分。
在那些已知答案的提问之中，夹杂着真正答案确实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矿藏。这位新来的投诚者能讲出我们还不知道的任何情报吗？如是，那么其重要性如何？
在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这个案子里，中情局在4个星期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幸运地勘探到了一座纯金矿藏的主脉。那人的“产品”简直难以置信。
其中一件事是他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冷静。他向乔·罗思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大战刚结束他出生于明斯克附近一座简陋的棚屋里说起，至6个月前他在莫斯科作出决定的那天，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已经厌恶的一个社会和政权。他从没否认对他的祖国苏联仍留有一份深爱，并对于被他永远留在了身后的这一事实显露出正常的感情。
他的妻子嘉伊娅是莫斯科一名成功的剧团导演，但他宣称他与嘉伊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有3年了，他还愤怒地承认了她与一些年轻演员的几次风流韵事。
他分别通过了就他的背景、生涯、私生活和改变政治信仰的三次测谎仪测试。他开始吐露第一类情报。
其中一件事是，他的生涯变动很多。从他在第三总局，即武装力量总局的4年里，他作为军情局库琴科少校在苏军总司令部计划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认识了许多高级军官，了解了陆军和空军各作战师的驻防，以及海军舰艇在服役和在船坞建造的情况。
他提供了令人惊奇的红军在阿富汗遭受失败的内部消息，道出了苏军在那里的士气低落，以及莫斯科对阿富汗傀儡独裁者巴布拉克·卡迈尔越来越失望的局面。
在到第三总局之前，奥洛夫曾在非法行动局工作，这是第一总局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在全球操纵“非法”特工。“非法”特工是所有特工中最隐蔽的、专门刺探自己的国家（如他们是该国人士）情报，或乔装打扮生活在外国。这些特工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对他们来说，暴露和被捉不仅仅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而是更为痛苦的逮捕、严刑审讯，有时还会被处决。
虽然那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但他似乎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惊人的记忆力，他开始说出他曾经帮助建立和运作的情报网，主要在中南美洲，那是他以前活动过的地方。
当一名投诚者吐露的情报引起了争议时，东道主情报机关的官员往往会出现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信任和支持这个新的投诚者，而另一个阵营则怀疑和反对他。在中情局的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是高里津和诺申科的案子。
1960年，阿纳托利·高里津投诚过来并告诉中情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哪里出乱子哪里就由克格勃在背后搞鬼。高里津认为克格勃没有不干或不准备干的坏事。对于由反间谍头子詹姆斯·安格尔顿领导下的中情局内部的强硬派来说，这些话特别悦耳动听，因为安格尔顿多年来一直在向他的上司提醒这类话。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暗杀，杀手显然是一个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左翼人士。那人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妻子，曾向苏联投诚，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1964年1月，尤里·诺申科向美国投诚，声称他在俄罗斯时曾是奥斯瓦尔德案子的管理员，并说克格勃发现奥斯瓦尔德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已经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且与肯尼迪被刺事件毫无关系。
由安格尔顿支持的高里津，立即谴责了他的俄罗斯同胞。诺申科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审讯，但他仍没有改口。这一争议把中情局分成了两个阵营，并持续了整整20年。根据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光明起来了而另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则暗淡了，因为以成败论英雄是公理。在比奥特尔·奥洛夫的案子里，局里没出现敌对的派别，光荣落到了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把他带进来的凯文·贝利身上。
在乔·罗思与奥洛夫上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起分享生活的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边悄悄地进入位于布鲁姆斯伯里中心的大英博物馆的门廊，朝着在圆拱屋顶下面的那个巨大的圆形阅览室走去。
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个年轻人：丹尼斯·同特和另一个叫巴顿的人。后援小组的人谁也看不见基普赛克的脸——他们没有必要看见，而且这样也许有危险。他们的工作只是在入口处附近闲游，一边浏览摆放在外面的报纸并确保他们的科长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扰。
麦克里迪走向三边围有书架的一张阅览桌并询问已经坐在那里的一个人是否介意他的进入。那人一直弓着头在阅读一部巨著，偶尔还做一些笔记，他一言不发地向对面的那把椅子作了一下手势，并继续阅读。麦克里迪静静地等待着。他已经选了一本他想阅读的书，过了几分钟一位阅览室管理员把那本书给他送过来，然后又静静地离开了。对面的那个人仍低着头。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麦克里迪说话了。
“你好吗，尼古拉？”
“嗯。”那人轻声说，一边在纸上做着记录。
“有消息吗？”
“下星期我们有一次接待任务，在驻勤处。”
“是莫斯科总部来人吗？”
“是的，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来。”
麦克里迪没作任何表示，他保持着看书，他的嘴唇几乎没在运动。在这块围绕着书架的阅读桌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听到这种低低的耳语声，而且没人想走近这个阅读桌。冈特和巴顿在把守着。但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惊奇。德洛兹多夫，个子矮壮，长得有点像已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的负责人，且极少冒险离开苏联。来到伦敦这个狮窝是很不寻常的，此行很可能非常重要。
“这是好还是坏？”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基普赛克说，“但肯定很奇特。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除非他获得了克留奇科夫的批准，否则他是不会来的。”咱1988年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上将，当时是国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的局长）。
“他会与你讨论他安插在英国的‘非法’特工吗？”
“我怀疑不会。他喜欢直接操纵他的非法特工。这也许与奥洛夫有关。奥洛夫事件一直是他肉中最大的一枚刺。代表团中的另两名军情局军官已经在接受审问了。他们能得到的最佳结果是被军事法庭判处读职罪，或许……”
“他来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第一次抬起了眼睛。麦克里迪回视着他。他与这个俄罗斯人已相交多年，非常信任他。
“只是一种感觉，”基普赛克说，“他也许是来这里检查驻勤处的工作。还没有具体核实，只是闻出了风中的一股味道。也许他们怀疑某件事情。”
“尼古拉，这事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这我们是知道的。迟早这些片断会被拼接起来的。太多的泄漏，太多的巧合。你想现在过来吗？我可以作出安排。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了。”
“现在不想。也许不久，但现在还不想。我还可提供更多的情报。如果他们真的想撤走伦敦的行动，我将会知道他们怀疑了什么事情。及时地出来，但现在还不到时候。顺便提及一下，请不要拦截德洛兹多夫。如果起了疑心他会认为是另一根风中稻草。”
“最好告诉我他是以什么身份进来，以兔万一在希斯罗机场发生一次真正的意外。”麦克里迪说。
“一名瑞士商人，”俄罗斯人说，“从苏黎世过来，坐英国航空公司飞机，星期二。”
“我会保证让他自由活动，”麦克里迪说，“关于奥洛夫有任何消息吗？”
“还没有，”基普赛克说，“我知道他，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的投诚感到惊奇。他具有最高的通行权。”
“你也一样啊。”麦克里迪说。俄罗斯人微笑了。
“当然。各有所好嘛。我会尽力了解他的情况。为什么他引起了你的兴趣？”
“没有具体原因，”麦克里迪说，“如你所说，风中的一股味道。他跑过来的那种方式，不给乔·罗思以任何时间去作核实。一名海员逃离船舶是正常的。对于克格勃的一名上校，就奇特了。他原本可以达成一桩更好的交易。”
“我也这么想，”俄罗斯人说，“我会尽力而为。”
那俄罗斯人在使馆里的职位是如此地敏感，以致面对面的会晤是危险的，因此次数也不能多。他们约定下次在伦敦东部肖尔迪奇的一家肮脏的咖啡馆见面，时间是下月初，即5月初。
4月底，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白宫与总统见面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他们定期会面，要么与其他人一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要么私下里。但这一次总统例外表扬了中情局。由于来自于弗吉尼亚州南部那个农场的源源不断情报的结果，使得一些机构和部门对中情局的赞扬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
中情局局长是一个强硬的人，他的生涯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那些日子，他也是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忠实的同事。他还是一位公正的人，他认为没有理由要去阻止来源于公众对负责把奥洛夫上校带进来的特别项目办主任的赞扬。当他回到兰利后，他把凯文·贝利召了过来。
贝利发现局长站在中情局总部大楼顶层占据了局长办公室一面的那些观景富边。他在眺望远处的山谷，在那里，春天的绿叶最终遮掩了波托马克河的冬景。当贝利进来时，他满面笑容地转过身来。
“我能说什么呢？大家都在表示祝贺，凯文。海军很喜欢这些情报，希望能继续获得。墨西哥人很高兴，他们刚刚破获了一个谍报网，抓捕了位名间谍，还缴获了一大批照相机和无线电等器材。”
“谢谢你。”凯文·贝利仔细地说。他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明显地表露热情。
“事实是，”局长说，“我们全都知道弗兰克·赖特年底就要退休。我将需要一位新的主管行动的副局长。也许，凯文，也许我认为我知道应该让谁上来。”
贝利以郁闷的、隐蔽的目光注视着那张难见欢乐的笑脸。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总是依据某种政治因素决定任命的，这种做法已延续了30年。局长之下有两个主要部门：行动部门，由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所领导；情报（分析）部门，由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这两个职位是职业谍报人员可望获得的最高级别。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整个情报收集行动，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把原始情报分析为可呈交和可使用的情报。
送出一顶高帽后，局长转入了实质事务。
“听着，是关于英国人的。你知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过了。”
凯文·贝利点点头。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她还带了克里斯托弗一起来……”局长提及了当时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我们有过几次友好的会谈。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产品。我们欠他们一份情，凯文，一份人情。我想让我们保持清白。他们有两项抱怨，他们说他们很感激我们送过去的所有吟游诗人的产品，但指出关于在英国活动的苏联特工方面的情报，到目前都是有用的材料，但用的全是代号。吟游诗人能否回忆真实的姓名，或者能证实在他们的地盘上搞敌对活动间谍身份的机构？”
贝利想了一会儿。
“他以前被问到过这种问题，”他说，“我们已经送给了英国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模糊的情报。我再去问他，让乔·罗思问问看他是否还记得一个真名实姓。好吗？”
“好的，好的，”局长说，“最后一件事，他们一直想直接问他。在他们那里，这次我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到那一步。”
“我倒想让他留在这里。他在这里安全。”
“我们也可保持他在那里的安全。听着，我们可以把他放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里。上黑福德、拉肯希思、阿尔康伯里。他们可在监视之下见到他，与他谈话，然后我们把他带回来。”
“我不喜欢这样做。”贝利说。
“凯文，”局长说话的口气似乎很坚决，“我已经同意这么做了。你就照办吧。”
凯文·贝利驱车去农场与乔·罗思个别谈话。他们在农场那座屋子中央门廊上层罗思的那间房里会谈。贝利发现他的部下已经疲惫了。审问投诚者是一项累人的任务，白天需与投诚者长时间待在一起，晚上又要熬夜准备第二天要询问的一系列问题。放松是没有包括在议程之中的，而当投诚者与主审官建立了个人的友好关系后，这种事是常有的，要把那位官员抽去用别人来替代他是不太容易的。
“华盛顿很开心，”贝利告诉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一切都印证起来了。苏联陆海空三军的布置，已由卫星拍照的其他情报来源所证实。武器研制水平、战备状态、在阿富汗受挫——五角大楼对这些情报很是欣赏。你干得很好，乔，很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罗思说，“还有更多的情报会流出来。这是肯定的。那人是一部百科全书，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时候因一个细节问题而梗塞，但通常迟早都能回忆起来。但是……”
“但是什么？听着，乔，他把多年来克格勃在中南美洲耐心开展起来的工作撕成了碎片。我们在那边的朋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谍报网。这很好。我知道你累了。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接下去告诉罗思，局长对他作出的暗示，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主管行动副局长职位的空缺。他通常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但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局长对他的看重同样地用到他部下的身上。
“如果这事通过了，乔，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空缺，即特别项目。办主任。我的推荐是很有力度的。那个空缺让你去顶，乔。我要你知道这一点。”
罗思表示感激，但没有欣喜若狂。他的神态好像并不单单是疲劳。他还有其他心事。
“他制造麻烦了吗？”贝利问，“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了吗？他需要女伴吗？你需要吗？这里与世隔绝。已经一个月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
他知道罗思已离婚，现在是单身。中情局职员的离婚率出奇地高。如同他们在兰利所说：这与工作有关。
“不，我向他提过这事。他只是摇摇头。我们一起工作。效果很好。一起努力挖掘，直至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我的身体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比我年纪大，但他体格比我更结实。这是使我忧虑的其中一件事，凯文。他没有暇疵，没有缺点。如果他喝酒。搞女人、思念祖国、发脾气……”
“你曾试图去刺激他？”贝利问。刺激一名投诚者让他动怒、爆发出被抑制的情感，有时候是一种放松，一种治疗方法。这是心理学家的说法。
“是的。我曾经嘲笑他是一只老鼠，是一个变节的叛徒。但他没有盛怒的反应。他只是把我按倒在地上并对我哈哈大笑。然后继续从事他称之为的‘工作’。把世界各地的克格勃财产抖露出来。他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员。”
“那就是为什么他是我们所得到的最佳的，乔。别把事情搞砸了。要感激他。”
“凯文，那不是他使我烦扰的主要原因。他这个人我倒是喜欢的。我甚至还尊敬他。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去尊敬一个投诚者。但另外还有事情，他瞒着什么事没说。”
凯文·贝利变得很安静很僵直了。
“测谎仪没测出来呀。”
“是的，是没测出来。所以我对自己感到把握不大。我只是感觉到了这个，他隐瞒着什么事情。”
贝利靠过去认真地打量着罗思的脸。他要问的问题带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凶兆。
“乔，在你的考虑中。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即虽然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他仍是一名假冒的？一名克格勃安插进来的特务？”
罗思叹了一口气，一直在困扰着他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仅有百分之十的怀疑。有一种直觉，即他隐藏着什么事。而且我解答不出为什么，如果我是对的。”
“那就去找出来，乔。去找出来。”凯文·贝利说。他用不着说明，如果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是假投诚，那么中情局两名情报官的生涯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他站起身来。
“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靠不住的，乔。但不妨按你所想的去做。”
罗思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躺在一把沙发上，在听他最喜爱的音乐。虽然他实际上是一名囚徒，但农场能提供乡村俱乐部的设施。他每天能去林中跑步，当然两侧是伴有来自昆亭可的4名年轻的运动员，他也可去健身、桑拿和游泳，还为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和一个储藏丰富的酒吧，但他很少去那里喝酒。
抵达后不久他就承认喜欢听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谣歌手。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看望这位俄罗斯人，罗思已经习惯了从录音机卡座里播放出来的“探索者”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演唱，或者是普雷斯利那缓慢而又甜美的音调。
那天晚上当他走进房间时，里面正充满着玛丽·霍普金那清脆的童音歌声。这是她的其中一首著名的歌曲。奥洛夫笑眯眯地从沙发椅上跃起身来。他朝录音机做了一下手势。
“你喜欢吗？听……”
罗思开始倾听。
“那些日子哟，朋友，我们还以为永远不会结束……”
“嗯，很好听。”罗思说。他喜爱传统的老歌和主流爵士音乐。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那个英国姑娘嘛，不对吗？”罗思说。
“不，不，不是歌手，是曲调。你以为它是英国曲调，是吧？也许来自于‘甲壳虫’乐队。”
“我猜大概是吧。”罗思说，现在他也微笑了。
“错了，”奥洛夫带着胜利的口吻说，“这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歌名叫《月夜漫漫长路边》。你不知道吗？”
“不，我肯定不知道。”
活泼的调子渐渐结束了，奥洛夫关了录音机。
“你要我们再谈谈吗？”奥洛夫问。
“不，”罗思说，“我只是来看看你是否过得很好。我想去睡觉了。今天一天够长的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久要回英国去。让那些英国佬有一次机会与你谈谈。你看可以吧？”
奥洛夫皱起了眉头。“我的条件是来这里。只来这里。”
“没事，彼得。我们将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逗留很短的一段时间。仍在美国的领土上，我会在那里保护你免受英国佬的伤害。”
奥洛夫仍然紧绷着脸。
“彼得，你不愿回英国去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说出来吧。”
奥洛夫耸耸肩。
“没什么特别的，乔，只是直觉。离苏联越远我越感到安全。”
“你在英国不会出事的，我向你保证。你想睡觉了吗？”
“我还要坐一会儿。看看书、听听音乐。”俄罗斯人说。
事实上奥洛夫房间里的灯光直到凌晨1点半才熄灭。当克格勃暗杀小组来袭时，时间是3点不到几分钟。
奥洛夫后来被告知，袭击者在外围用强弩射倒了两名卫兵，未经察觉地从屋后草坪接近，并从厨房进入了屋里。
罗思或奥洛夫先是在楼上听到楼下大厅里的冲锋枪射击声，接着是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奔上楼梯。奥洛夫像一只猫一般醒过来，不到3秒钟时间就从床上下来到了起居室对面。他打开通向楼梯平台的那扇门，看见来自昆亭可的那名夜班警卫转弯离开平台奔向下面的主楼梯。在楼梯中间，一个穿着黑色猫装、戴着滑雪面罩的身影开了一枪。那美国人胸口中了弹。他朝楼梯栏杆倒了下去，他的胸前冒出一滩血。奥洛夫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转身回到了卧室。
他知道房间里的窗户无法打开，通过窗户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武器。当他进入卧室时，黑衣人已由走廊跑进了房门，后面跟着一个美国人。奥洛夫重重地关上卧室门之前最后看到的是，克格勃杀手转身开枪击倒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美国人。这使得奥洛夫有时间锁上了门。
但这只是获得了瞬间的喘息时间。几秒钟后，锁被打飞，门被踢开了。在由走廊透过起居室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下，奥洛夫看到克格勃刺客扔掉打完了子弹的手枪，从皮带里拔出一支9毫米马卡罗夫自动手枪。他看不清面具后的那张脸，但他能听懂那个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带有蔑视的俄语词语。
那黑衣身影用双手握住马卡罗夫自动手枪，枪口直接对着奥洛夫的脸面，并狠狠地吐出一个俄语单词：“Pedtel”。叛徒。
床头柜上有一只玻璃烟灰缸。奥洛夫从未使用过它，与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同，他不抽烟。但它还是摆放在那里。作为最后的挑衅，他一把从床头柜上抓起它朝俄罗斯杀手的脸部抛了过去，一边回喊一声：“Padla”。（渣滓）。
黑衣人朝侧向跨了一步，以躲向他飞旋而来的玻璃器皿。这使他耽延了半秒钟时间。这时候，昆亭可警卫队长踏进起居室，用他那支重型柯尔特点44马格纳姆手枪朝着站在卧室门边的黑衣人背部开了两枪。那俄罗斯人被弹起来扑向前方，他的胸部爆裂开来，一滩血污喷溅到了床罩和床单上。奥洛夫走上去想去踢飞倒下来的那个人的马卡罗夫手枪，但已没有必要。没人在中了马格纳姆手枪的两颗子弹后还能战斗。
刚才开枪的人叫克罗尔，这时他跨过起居室到了卧室门边。他因为愤怒和气喘脸色煞白。
“你没事吧？”他厉声说。奥洛夫点点头。
“出了乱子，”那美国人说，“他们有两个人。我的两名警卫被击倒了，也许外面还有更多。”
乔·罗思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仍穿着睡衣。
“上帝呀，彼得，真对不起。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现在，快点。”
“我们去哪里？”奥洛夫问，“你曾经说过这是一栋安全房。”他脸色发白但仍然镇静。
“是啊，但显然还不够安全，一点也不安全了。我们会努力查清为什么，要等以后。快穿上衣藏书网服，收拾好你的个人东西。克罗尔，你与他在一起。”
距农场仅20英里处有一个陆军基地。兰利与那位基地司令官商量妥了。在2个小时之内，罗思、奥洛夫和昆亭可警卫队的剩余警卫员在那座单身营房楼里占据了整个楼层。宪兵们把整座楼房包围起来了。罗思甚至不敢驾车去那里，他们是乘坐直升机去的，降落在军官俱乐部的草坪上，并把每一个人都吵醒了。
这只是临时寄居。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搬迁到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另一座中情局安全房，那里的保护设施更为完善。
当罗思、奥洛夫一行在那个陆军基地期间，凯文·贝利回到了农场。他要了解详情。他已经与罗思通过电话以听取他对事件的看法。他先听取克罗尔的汇报，但他最想听到的是曾与奥洛夫在近距离碰面过的穿黑衣的那个俄罗斯人。
这位绿色贝雷帽部队年轻的军官正在抚揉手腕上的一处青肿，当初他倒下去时奥洛夫一脚踢中他的手腕并把他 7684." >的手枪踢落。他已经擦去了身上的特效血，换下了前面有两个洞口的那套黑衣服，并卸下了装有微量炸药和曾经喷溅到床上的仿真血塑料袋。
“你的结论呢？”贝格问。
“他是真的，”这位能说俄语的军官汇报。“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此我表示怀疑。大多数人也一样。”
“他没怀疑你吧？”贝利问。
“没有，先生。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只是奋起反抗。一个勇敢的家伙。”
“有任何其他选择吗？”贝利问。那军官耸耸肩。
“只有一个。如果他是假投诚的，在他认为要被自己一方的杀手消灭时，他应该会喊出什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他想活命，那会使他成为我所遇见的最勇敢的人。”
“我认为，”后来贝利在电话里对罗思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他是真诚的，这是我们的正式意见。努力让他追忆一个姓名——为英国人。你们下星期二飞到英格兰去，坐军用飞机，到阿尔康伯里军事基地。”
罗思与奥洛夫一起在他们的新家度过了两天，努力追忆那俄罗斯人已经提供过的、在他在非法行动局的那些日子里，有关苏联安插在英国特工的零星细节情况。由于他的专长是中南美洲，因此英国不是他所主要关心的。但他还是对他的记忆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他能回忆起来的全是代号。后来，在第二天结束时，他想起了某件事。
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公务员。但钱总是付进那人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米德兰银行的账户里。
“钱不多，”来自MI-5局，即英国保安局的那个人在听到消息后说。他坐在兄弟机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蒂莫西·爱德华兹的办公室里。“他也许早已把存款取走了。也许是以假名开的账户。但我们会努力去查清。”
他回到了在梅费尔的柯桑街，开始展开调查行动。英国的银行无权绝对保密，但也不会把私人账户的详情向任何人公开。根据法律经常来寻求配合的是一个叫国内收入局的机构。
国内收入局同意提供合作。于是位于伦敦南郊克罗伊顿的米德兰银行的经理得到了一次秘密会晤。经理才上任不久，但他的计算机已经上任很久了。
与国内收入局那位检查员坐在一起的保安局的一名特工接管了这项调查。他手头上有10年来英国国防部及其许多驻外机构的每一位公务员的名单。令人惊奇的是，很快就完成了追查。只有一名国防部公务员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的米德兰银行里存着钱。账户记录被送了过来。那人有两个账户，仍在当地开着。他有一个现金账户，还有一个利率更高的储蓄账户。
几年来总共已有2万英镑付进了他的储蓄账户里，收款人每次都是他，而且每次都是定期以现金付款。他的名字叫安东尼·米尔顿·赖斯。
那天晚上参加白厅会议的还有MI-5局的总局长、副总局长和负责特别分队的都市警察局助理专员。在英国，MI-5局不能实施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那样。当保安局要去抓捕某个人时，他们请特别分队来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会议由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主持。他开始提问。
“米尔顿·赖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MI-5局副局长查了一下他的笔记。
“采购处二等公务员。”
“级别很低呢？”
“但工作很重要。武器系统，对新式军火的评估。”
“嗯，”主席沉思着说，“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办？”
“问题在于，托尼，”总局长说，“我们难以采取行动。在一段时期里未经解释的款项付进他的账户，还不足以拘捕他，更不能把他定罪。他可以申诉是赌马赢了钱，每次押对了赌注，那种方法赚到了钱。当然，他也许会供认。但也许不会。”
警方代表点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供词连说服检察官立案都有困难。他怀疑那个咬出米尔顿·赖斯的人，不管他是谁，不一定会出庭作证。
“我们先对他实施盯梢，”总局长说，“24小时昼夜跟踪。如果他与俄罗斯人接头就把他抓起来，不管他供认与否。”
这项意见被采纳了。MI-5局有精英跟踪小组，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干得很出色，被西方的所有情报机构誉为世界上最佳的盯梢员。现在他们接到命令从第二天上午安东尼·米尔顿·赖斯在国防部上班时起，对他进行每天24小时跟踪监视。
与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一样，安东尼·米尔顿·赖斯也有他的固定习惯。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工作日里，他在8点差10分从位于阿迪斯科姆的家里出来，步行半英里路程到东克罗伊顿火车站，除非下大雨，在那种情况下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他每天搭乘同一班通勤火车，在检票口晃晃他的季度车票，坐车进入伦敦，在维多利亚站下火车。从那里他乘坐公共汽车经维多利亚大街到达议会广场。下汽车后他穿过白厅进入国防部大楼。
关于他的会议开过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以同样的方式去上班。他没有注意到在诺沃德站上了火车的那群黑人青年。他注意到他们进入他所乘坐的那节开敞式车厢，挤进上班去的乘客之中。车厢里响起一阵妇女的尖叫和男人的叫喊声，因为这些年轻人开始实施洗劫。他们在车厢里抢夺妇女的手提包和首饰，用刀尖逼着男人交出钱包，对不提供配合的人进行威胁，更不用说反抗他们了。
当火车嗤嗤响着驶进下一个车站时，这帮仍在骂骂咧咧的20多人的年轻歹徒纷纷下车，散开后跳过栏杆消失在水晶宫附近的街道之中，把一大群歇斯底里乱叫的妇女、脸色吓得煞白的男人和呆若木鸡的交通警留在了身后。
这列火车延误了，这打乱了通勤火车的运营计划，导致后面的火车紧紧跟在屁股后。交通警登上列车去作调查笔录。只是在警察去拍那个穿着灰色风雨衣在车厢角落里打瞌睡的乘客的肩膀时，那人才缓慢地向前倒在了地板上。当他心脏部位的匕首伤口处开始淌出第一股鲜血时，又引起了一阵尖叫声。
安东尼·米尔顿·赖斯已经死了。
伊万咖啡馆，这个名字对于会见一个俄罗斯人倒是很合适的，它坐落在伦敦肖尔迪奇的克罗德尔街上。与往常一样，山姆·麦克里迪是第二个走进去的，虽然他是首先抵达外面的街上。其理由是，如有人盯梢，那么被盯住的人更有可能是基普赛克而不是他。所以他每次都要在自己的汽车里坐上30分钟，观察着基普赛克进去赴约，再等上15分钟，看看这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是否突然间身后长出了一条尾巴。
走进伊万咖啡馆后，麦克里迪从柜台上取了一杯茶，慢悠悠地走向两张桌子并排放着的那道墙壁。基普赛克占着角落里的那张桌子，正在看阅《体育生活》。麦克里迪展开他的《晚报》并开始阅读。
“那位德洛兹多夫将军怎么样？”他静静地问道，他的话声被咖啡壶扑扑的响声和茶壶的嗤嗤响声淹没了。
“一位和蔼的、捉摸不定的人，”那俄罗斯人说，一边研究着3点30分在桑顿的赛马马阵。“我担心他也许一直在审查我们。如果K线决定来访，或者我自己的K线人员活动频繁，我将会知道得更为详细。”
K线是克格勃内部的反间谍和保安部门，没承担太多的谍报任务，主要是审查其他克格勃人员以检查内部情报的泄漏。
“你听说过一个叫安东尼·米尔顿·赖斯的人吗？”麦克里迪问。
“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
“你们没从你们的驻勤处操纵他吗？国防部的一位公务员？”
“从来没听说过他。从来没处理过他的产品。”
“嗯，现在他死了。已经晚了，不知是谁在操纵他。假如确实有人在操纵他。他会不会是由莫斯科通过非法局直接被操纵？”
“如果他是在为我们工作，那是惟一的解释，”俄罗斯人咕哝着说，“他从来没在PR线上为我们工作。没在伦敦站以外。如我所说，我们甚至从没处理过那种产品。他一定是通过这里使馆外面的一名管理员与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他为什么死了？”
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但他确实知道除非纯属巧合，否则必定有人在设计陷害。某个知道那名公务员上下班路线的人，可向一帮地痞说明他所乘坐的那班火车、他的长相……并买通他们。有可能米尔顿·赖斯根本不是在为俄罗斯人工作。那为什么会被告发呢？为什么会有来历不明的钱呢？或许米尔顿·赖斯确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但通过另一条线，是基普赛克所不知道的，直接向在莫斯科的非法局汇报。还有德洛兹多夫将军刚刚来到伦敦。而且他是负责非法特工的……
“他被告发了，”麦克里迪说，“向我们。然后他就死了。”
“是谁告发他的？”基普赛克问。他搅拌着他的那杯茶，虽然他无意去喝这杯加了糖和奶的混合茶。
“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麦克里迪静静地说。
“哦，”基普赛克低声说，“这方面我有话要对你讲。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一名忠诚的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克格勃官员。他的投诚如同三美元纸币一样肯定是假的。他是一名安插进来、提供假情报的特工。而且他作过充分准备，精于此道。”
那样的话，麦克里迪想，是会闹出许多问题的。
第三章
蒂莫西·爱德华兹仔细地倾听着。麦克里迪的叙述和评论持续了半个小时。当他讲完时，爱德华兹平静地问道，“你肯定是相信基普赛克的了？”
麦克里迪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虽然自首次在丹麦接近秘情局的一名特工表示愿作为一名在职特工而提供服务时起，基普赛克已为英国工作了4年，但情报领域是一个阴影的和疑云的世界。无论多么微小，但总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基普赛克也是一名“双重”间谍，他的真正的忠诚仍在莫斯科一边。恰如他现在指责奥洛夫那样。
“已经4年了，”麦克里迪说，“4年来，基普赛克的产品已被每一个已知标准进行了检验，全是真产品。”
“是的，当然了，”爱德华兹流畅地说，“不幸的是，如果这话传到我们的表兄们耳朵里，他们要说的话会恰恰相反——即我们的人在说谎，而他们的人是真的。现在的情况是，兰利把这个奥洛夫当成了宝贝。”
“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知道基普赛克，”麦克里迪说。他对在肯辛顿花园苏联使馆的那位俄罗斯人倍加爱护。“此外，基普赛克感觉到他的日子也许快要结束了。他有一种直觉，莫斯科认为在某个地方泄露情报的疑虑正在加重。如果他们确信了，那么他们到伦敦站来排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基普赛克最后从寒风中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与表兄们说明了。但如果现在就扩大知情人的范围，那将是很危险的。”
爱德华兹作出了决定。
“山姆，我同意。可这件事我要去见局长。今天上午他在不管部。等会儿我会找到他的，你不要走开。”
中午，当爱德华兹与局长一起在克里斯托弗爵士的顶层套房办公室里吃着简单的午餐时，一架格鲁曼皿型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剑桥郡亨廷登集市镇北部阿尔康伯里美国空军基地。飞机是半夜里从位于新泽州特伦顿的全国防空基地起飞的，乘客们是从肯塔基州赶过来的，借着夜色的掩护并在远离基地办公楼的地方登上了飞机。
凯文·贝利选择阿尔康伯里是选对了。该基地是美国空军第527“入侵者”战斗机中队的大本营。驾驶这种F-5战斗机的飞行员们过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F-5战斗机之所以被称为入侵者，是因为它们的外形类似于苏联的米格四，而且入侵者们的作用是分别由美英飞行员驾驶着在天空战斗演习中攻击苏联的战斗机。这些飞行员们研究并精通所有的苏联空战战术，而且他们在自己的角色中非常投入，以致他们在升空后经常互相用俄语谈话。飞机上的航炮和火箭也许只会用电子记录击中与否，但其余的——徽标、飞行服、操作和行话——全用俄语。
当罗思、奥洛夫、克罗尔及其他人员走下那架格鲁曼飞机时，他们已经穿上了入侵者中队的飞行服。他们未经察觉地走过去，被安置到了一座指定的单层楼建筑物。该建筑物与其余的相隔一段距离，里面设有卧室、厨房、会议室和用于审问奥洛夫上校的一间装有电子窃听器的房间。罗思已与基地司令员谈妥，英国小组已获准于第二天上午进入基地。然后，因长途飞行的时差劳累，这些美国人上床去睡觉了。
下午3点钟，麦克里迪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来了，爱德华兹又要见他。
“建议已被接受和同意，”爱德华兹说，“我们支持这种判断，即基普赛克是在说真话，而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务。那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奥洛夫在这里会说出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目前看来，他似乎在生产好产品，这样我们的表兄们是不大可能相信我们的，而且局长也不同意透露基普赛克的存在，更不用说揭示他的身份了。所以，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事？”
“让我去见见奥洛夫，”麦克里迪说，“我们有权见他。我们可以提问。乔·罗思是负责人，我认识乔。他不是傻瓜。也许我可以逼逼奥洛夫，紧紧逼迫他，直至罗思大叫‘够了’。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让表兄们开始明白奥洛夫也许并不完全是他看起来的那种样子。”
“好吧，”爱德华兹说，“你去处理吧。”
他使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的宽宏大量。其实，他与到年底时就要退休的局长一起吃饭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这件事。
这位野心勃勃的局长助理对自己与中情局的良好的个人关系而引以为豪，他心里盘算着有一天兰利对他的赏识有助于他爬上局长的宝座。
中饭期间，爱德华兹曾建议让一位技能和吃苦精神远不如山姆·麦克里迪的审讯员去处理基普赛克对中情局新的宝贵财产指责的事宜。
他的提议遭到了否决。局长克里斯托弗爵士以前也当过外勤特工，并亲自提拔了骗术大师，现在他坚持让麦克里迪负责处理奥洛夫。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麦克里边坐轿车出发去阿尔康伯里空军基地。汽车由丹尼斯·冈特驾驶。爱德华兹已同意了麦克里迪的要求，即冈特可参加对奥洛夫审讯的旁听。轿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位来自MI-5局的女士。保安局曾紧急要求派员参加与那个俄罗斯人的会见，因为许多问答将会涉及在英国活动的苏联间谍，而肃清这种谍报活动就是MI-5局的工作。保安局特工爱丽丝·多特里30岁刚出头，漂亮又聪明。她似乎仍对麦克里迪很敬重。在他们这个关系密切而又较为封闭的行业里，尽管有保密的规定，但去年有关潘克拉丁事件的风声毕竟有所泄露。
汽车里还有一部保密电话。这种电话看上去比普通车载电话大一些，但它可进入编码模式与伦敦联络。在与奥洛夫交谈时也许会有一些问题需与伦敦进行核对。
一路上，麦克里迪大多数时间一直静静地坐着，通过挡风玻璃凝视着初夏早晨一幅幅乡村景色，他再次对暮春的英格兰美景感到惊奇。
他的思绪回到了基普赛克对他说过的事情上。根据这位俄罗斯人的说法，多年前在伦敦一项欺骗行动的第一阶段准备工作时，他曾经挨过一点边。奥洛夫很可能是最后的得胜者。那次行动的代号叫“波特金项目”。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称，麦克里迪想，一种克格勃面临大难时的幽默暗示。肯定不是以“波特金”号战列舰命名的，也不是以在那艘军舰上挂了名字的波特金元帅命名的，而是以“波特金村庄”而命名的。
许多年前，曾让俄国人长期遭受苦难的暴君——女皇凯瑟琳大帝，要去新近被征服的克里米亚视察。她的首相波特金唯恐让她看到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棚屋里的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紧急派遣一批木匠、泥水匠和漆匠赶在她的前头去建造一些具有漂亮门面的干净、牢固的小房子，并让农民住进去在窗户边微笑着挥手示意。老眼昏花的女皇看了农村地区这种天堂般的景象后高高兴兴地回宫去了。后来，工人们拆下这些门面，再次露出那些破破烂烂的茅屋村镇面貌。这种欺骗被叫做：波特金村庄。
“目标是中情局。”基普赛克曾说过。他不知道确切的受害者是谁，以及究竟如何去实施。当时，那项目甚至不是由他的部门直接操作，他们只被要求提供边缘协助。
“但这次肯定是波特金最后出场了，”他这么说过。“证据在两个方面：奥洛夫提供的情报不会对苏联的利益造成大量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第二，你会看到中情局内部将会产生巨大的士气低落损失。”
目前，后面的那种情况肯定还没有发生，麦克里迪沉思着。从乌尔琴科事件中恢复过来后，他的美国朋友们现在是意气风发，这主要归功于他们新发现的财产。他决定把精力集中到其他方面。
在空军基地的大门口，麦克里迪递出他的身份卡（不是他的真名），要求见在某个分机号码那里的乔·罗思。几分钟后，罗思坐着一辆空军吉普车出现了。
“山姆，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很高兴见到你回来，乔。你度假去了好长时间了。”
“嗨，对不起。当时我没有选择，没时间作解释。那是一个接受那家伙并带他跑出去或者把他扔回去的问题。”
“没事，”麦克里迪轻松地说，“全都解释了，全都理顺了。让我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同事。”
罗思与坐在轿车里的冈特和多特里握了手。他很放松、激情溢于言表。他预计没有问题，还高兴地认为英国人将分享这些好处。他让警卫队长对这个团组放行，于是他们驱车一前一后穿过基地到了中情局所安顿的那座孤独的建筑物。
与许多服务性建筑物一样，这座房子算不上建筑精品，但功能齐全。一条长长的走廊把它分为两半，由此通过一扇扇门可进入一些卧室、厨房、洗手间、会议室和一间餐厅。十几名空军宪兵持枪包围着这栋房屋。
麦克里迪打量了一番后才进去。他注意到虽然他和他的两名同事没引起注意，但从旁边经过的许多美国空军官兵好奇地盯视着武装卫兵的包围圈子。
“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他对冈特咕哝说，“是把这个该死的地方的真相告诉给任何持有一副望远镜的克格勃特工队。”
罗思把他们引进了房子中央的一个房间。里面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还拉上了百叶窗，惟一的光源是电灯。房间的中央是一张茶几，周围排放着一圈沙发，沿墙边还围着直背椅和桌子，可供做笔记的人使用。
罗思和蔼地示意英国人坐到沙发上去，并让人送来咖啡。
“我去叫吟游诗人，”他说，“或者你们自己先聊聊天？”
麦克里迪摇摇头。“还是办正事吧，乔。”
罗思出去后，麦克里迪点头示意冈特和多特里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去。他的意思是：注意观察和倾听。乔·罗思出去时没关上门。麦克里迪听到从廊道那边传过来的《混水河上的桥梁》那种紊绕于心头的曲调。当有人关掉录音机时，乐曲停止了。然后罗思回来了。他把一个个子粗壮、身着运动衣和休闲裤的长相粗扩的男人带了进来。
“山姆，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彼得，这是山姆·麦克里迪。”
那俄罗斯人用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凝视着麦克里迪。他听说过他。克格勃大多数高级官员当时都听说过山姆·麦克里迪。但他没作任何表示。
麦克里迪跨过中间的那块地毯，他的手伸了出去。“我亲爱的奥洛夫上校。见到你我真高兴。”他热情地笑着说。
咖啡端上来了，他们也全都落座了。麦克里迪面对着奥洛夫，罗思则坐在侧面。在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一台录音机开始转动。茶几上没有话筒，为的是让气氛轻松一些，但录音机能把所有声音录进去。
麦克里迪以温和的、奉承的方式开始了，并在初始的1小时时间内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奥洛夫的回答既流利又轻松。但过了第1个小时，麦克里迪变得越来越糊涂了，或者说看上去是糊涂了。
“这一切全是很好、很宝贵的情报，”他说，“我只有这个小小的问题——嗯，我相信我们都会这么认为。你已经告诉我们的全是代号。我们在外交部里有代号叫野鸭的间谍；间谍茶隼也许是海军的一名现役军官或是为海军工作的一名平民。你看我的问题是，上校，没有实质性的线索可去实施拘捕。”
“麦克里迪先生，我已经多次解释过了，在这里和在美国，我在非法局的工作期间是4年之前。而且我的专业活动范围是在中南美洲。我无法见到关于西欧、英国和美国的间谍卷宗。这些都是严密保管的，我相信你们也在这么做。”
“是的，当然，我真傻，”麦克里迪说，“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你在计划部门的那段时间。就我们所知，该部门承担着为渗入的特工或招募特工制作身份掩护。还有接头和情报传递的方法……花钱买通。这牵涉到他们所使用的银行、所支付的款项、付款的时段和运作成本。所有这些你似乎都已经……忘记了。”
“我在计划部门的时间甚至比我在非法局的时间更早，”奥洛夫反驳说，“这是8年以前的事情。银行账户是8位数的，不可能把它们全都记住。”
他的话音中有一股锋芒。他变得恼火了。罗思已经开始皱眉头了。
“或者一个号码吧，”麦克里迪冥想着说，似乎在认真思考。“或者一个银行。”
“山姆，”罗思急切地俯身向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努力想证明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奥洛夫上校提供给你们和我们的情报能真正地对苏联的利益造成大规模的、不可挽救的损害。”
“你在说些什么呀，”这是奥洛夫在说，他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容。“我已经详详细细地说出了苏联军事计划、布置、武器水平。战备状态、人员。阿富汗战事的详情。现在已被摧毁的中南美洲谍报网。而现在你把我当做……当做一名罪犯。”
罗思也站了起来。
“山姆，我能不能与你说一句话？借一步说话，到外面。”
他朝房门走去。奥洛夫重新坐下来，郁郁不乐地盯视着地面。麦克里迪起身跟在了罗思后面。多特里和同特继续留在他们的桌子边。坐在录音机旁边的那位年轻的中情局特工把机子关了。罗思一直走到房子外面的露天草地上才停下脚步。然后他转向麦克里迪。
“山姆，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呀？”
麦克里迪耸耸肩。
“我在努力证实奥洛夫的真诚，”他说，“这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把这事说明白吧，”罗思严厉地说，“你到这里不是来证实藏书网吟游诗人的真诚。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是由我们，重复几次了。他是真诚的，正在尽他的努力回想往事，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你们来这里，是我们局长的一种姿态，让你们分享吟游诗人的产品。就这些。”麦克里迪梦幻般地凝视着周边栅栏外被春风吹拂着的青青的麦苗。
“你真的认为他的产品有价值吗，乔？”
“价值很高呢。如他刚才所说，苏军部署、布防、武器水平、计划……”
“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山姆轻声说，“很快、很容易就能改变。只要他们知道他在告诉了你们些什么？”
“那还有阿富汗战争。”罗思说。麦克里迪沉默着。他不能对他的中情局同事说出24小时之前基普赛克在那家咖啡馆里告诉他的话。
“乔，在莫斯科的那个新人，戈尔巴乔夫。你对他知道得不多，现在。可我知道他。在他当上总书记前，当他还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时，当他来这里访问撒切尔夫人时，我负责他的警卫工作。我们交谈过。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很开放，很坦率。他谈起过他的思路和改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的朋友？在两年之内，到1988年，也许是1989年，所有这些军事设施再也不会显得重要了。他不会越过中德平原发动进攻。他确实想尝试重建整个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他会失败的，当然，但他要尝试。他会从阿富汗撤军，从欧洲撤军。这个奥洛夫现在告诉美国人的所有这些情报在两年之内全部会被存入档案馆。但这是个弥天大谎，当它来到之时，就会是很重要的，会持续10年呢，我的朋友，等待这个弥天大谎吧。其他都谈不上是克格勃的大损失。他们是很会下棋的，老朋友。”
“那还有在南美的间谍网呢，”罗思说，“该死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鲁都很高兴。他们抓住了几十个苏联间谍。”
“全是当地招募的低级帮手，”麦克里迪说，“这当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玩厌了，撤出了，留下一个破旧的谍报网，全是一帮贪心的间谍，低级的情报人员。可以牺牲的。”
罗思睁大眼睛盯视着他。
“上帝呀，”他吸了一口气，“你认为他是假投诚，对吗？你认为他是一个双重间谍。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山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来源，有一份财产，而我们却不知道？”
“没有。”麦克里迪平静地说。他不愿对罗思说谎，但命令就是命令。实际上中情局一直在收到基普赛克的产品，但都被伪装成或归因于几处来源。
“我只是想狠狠地逼他一下。我认为他还有事情藏着没说出来。你并不傻，乔。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也有同样的感想。”
这话击中了要害。在罗思的内心中确实仍留有这种想法。他点点头。
“好吧。让我们紧紧地拧他一下。毕竟他不是来这里度假的。而且他很顽强。我们回去吧。”
12点差1刻时他们继续审问。麦克里迪回到了在英国的苏联间谍问题上。
“有一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奥洛夫说，“如果你们能去调查他。被他们称为朱诺间谍的那个人。在克罗伊顿的米德兰银行里存钱的那个人。”
“我们已经追查到他了，”麦克里迪平静地说，“他的名字是，或者应该说曾经是，安东尼·米尔顿·赖斯。”
“那么你们已经搞到了？”奥洛夫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曾经是’？”罗思询问。
“他已经死了。”
“我原先不知道，”奥洛夫说，“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是我的另一个问题，”麦克里迪悲哀地说，“他并不是几年前死的。他是昨天上午死的。被谋杀了，被消灭了，就在我们的跟踪小组要对他实施监视之前1个小时。”
一阵令人惊讶的沉默。接着罗思又站了起来，怒不可遏。两分钟后他们又回到了房子外面。
“你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呀，山姆？”他喊道，“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嘛。”
“我是想看看奥洛夫的反应，”麦克.9９lib.
里迪迟钝地说，“我原先想，假如我告诉了你，你也许自己会把这个消息说出来。你看见他的反应了吗？”
“没有，我当时在注视着你。”
“没有一点反应，”麦克里迪说，“我还以为他会大吃一惊，忧虑，甚至是……”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罗思说，“他是一个绝对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不想流露出任何感情，他就不会流露出来。顺便问一下这是真的吗？那人是死了吗？或者说是一个烟幕？”
“哦，他确实已经死了，乔。他在上班去的路上被一帮少年歹徒团伙的其中一人刺死了。这样留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对不对？”
“消息有可能是由英国方面泄露的。”
麦克里迪摇摇头。
“没有时间。这种暗杀需花时间进行组织。经过24小时的侦察调查，我们在前天晚上才查清那人的真实身份。他们在昨天上午就对他下了毒手。没有时间。告诉我，吟游诗人的产品是如何流转的？”
“先是凯文·贝利，直接递交给他。接着是分析员。然后是客户。”
“奥洛夫是什么时候提供出关于我们国防部内这个间谍的产品的？”
罗思告诉了他。
“5天，”麦克里迪沉思着说，“然后才到达我们这里。时间倒是足够的……”
“等一下……”罗思提出不同意见。
“这给了我们三个可能性，”麦克里迪继续往下说，“要么这是纯属巧合，可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不能相信巧合。或者在你与电传操作员之间某个环节有人泄露了。或者是事先策划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次杀人是准备好在一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实施的。在那个时刻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奥洛夫有过一阵记忆的冲动。在侦探们采取行动之前，那个被告发的间谍死了。”
“我不相信我们中情局会泄漏出去，”罗思严肃地说，“我也不相信奥洛夫是假投诚。”
“那为什么他不肯全盘招出呢？我们回到他那里去。”麦克里迪温和地提议。
当他们返回时，奥洛夫已经平静下来了。他所检举揭发的英国间谍如此轻易地被人杀掉的消息最终还是震撼了他。麦克里迪改变语调，开始温和地说话。
“奥洛夫上校，你是在一块陌生的国土上的一名陌生人。你对你的前景有所顾虑。所以为保险起见，你隐瞒了某些事情。这我们理解。假如我在莫斯科，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们都需要保险。但乔在这里告诉我，你在中情局的地位很高，用不着再加保险了。现在，你能否提供给我们任何其他真名吗？”
房间里一片宁静。慢慢地，奥洛夫点了点头。大家不约而同地透出了一口气。
“彼得，”罗思哄骗说，“现在确实是把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了。”
“雷米亚茨，”比奥特尔·奥洛夫说，“金纳迪·雷米亚茨。”
罗思的喘气几乎可以察觉出来。
“我们知道关于雷米亚茨的事，”他说。他抬头去看麦克里迪。“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代表。那是他的身份掩护。联邦调查局两年前抓获他并把他策反过来了。此后一直在为我们工作。”
“不，”奥洛夫说，一边抬起了眼皮。“你错了。雷米亚茨不是一名双重间谍。他的暴露是由莫斯科安排的。他的被捕是精心策划的。他的变节是假的。他提供的一切全由莫斯科悉心导演。某一天美国如要弥补损失就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雷米亚茨是克格勃非法局的一名少校。他在美国本土分别操纵着4个苏联谍报网，知道所有间谍的身份。”
罗思吹起了口哨。
“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就是真正的大丰收了。如果这是真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查明，”麦克里迪提议。“把雷米亚茨抓来，给他灌饱喷妥撒，看看他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我想应该是午饭时间了吧。”
“这倒是两个好主意，”罗思承认说，“各位，我必须去伦敦向兰利汇报。让我们休息24小时吧。”
伦敦时间下午8钟，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钟，乔·罗思与凯文·贝利直接通话了。罗思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地下室的密码通信室里；贝利在兰利的办公室里。通话声音倒是清楚的，但比较轻，因为两人的跨越大西洋的话音要经过编码技术处理以确保安全。
“上午我与那些英国人一起待在阿尔康伯里，”罗思报告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吟游诗人。”
“会见情况如何？”
“不好。”
“你在开玩笑。这些忘恩负义的英国伦，出了什么事？”
“凯文，审讯员是山姆·麦克里迪。他倒不是反美，而且他也不是傻瓜。他相信吟游诗人是假投诚，是安插进来的。”
“哼，放他的狗屁。你是不是告诉了他吟游诗人通过了多次考验和测试？还有我们对他是满意的？”
“我说了，详细说了。但他还是固执己见。”
“他对这种幻想是否提供了确凿证据？”
“没有。只是说这是英国对吟游诗人产品的分析结果。”
“上帝呀，他这是疯了。仅仅是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吟游诗人的产品就已经很棒了。麦克里迪的异议是什么。”
“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关于吟游诗人的军事产品他说莫斯科可作全面改变，只要他们知道他在告诉我什么，而且他们肯定知道如果是他们派他进来的话。”
“大话连篇。你说下去。”
“关于阿富汗战争，他没开口。但我了解山姆。好像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不肯说出是什么事。我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个‘假定’。他暗示英国人认为莫斯科很快就会从阿富汗撤军。如果真的那样，那么吟游诗人提供的关于阿富汗的资料全得进档案馆。我们有这种分析吗？”
“乔，我们没有俄罗斯即将或在将来从喀布尔撤出的证据。麦克里迪先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说在中南美洲的苏联谍报网已经过时了，又破又旧——这是他的用词，而且被抓住的全是当地招聘的特务，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听着，乔，吟游诗人揭露了由莫斯科在那里操纵的4个国家的十几个情报网。没错，那些特工是在当地招募的。他们已被审讯了，不是很轻松的审讯，我承认。自然地，他们全由苏联使馆所操纵。十几个俄罗斯外交官已受侮辱，一正被驱逐出境。他把克格勃在那里苦心编织的间谍网全撕破了。麦克里迪是在说大话。”
“让他说对一点。吟游诗人提供给英国人的关于苏联在那里的间谍全是代号。无法查明这些特工的身份。除了一个。他已经死了。你听说过那件事吗？”
“听说了。运气不好。一次悲惨的巧合。”
“山姆认为这不是巧合。认为要么是吟游诗人知道事情定在哪一天发生并故意延迟说出他的身份让英国人抓不到他，或者是我们这边泄漏了消息。”
“都是屁话。”
“他倾向于第一种情况。认为吟游诗人在为莫斯科工作。”
“山姆·麦克里迪这个狗屁先生提供给你这事的确凿证据了吗？”
“没有。我专门问他是否他有在莫斯科的财产并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他否认了。说这只是他们对该产品的分析。”
线路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贝利在沉思。确实如此。然后他说：“你相信了他的否认？”
“坦率地说，没有。我认为他在说谎。我怀疑他们在操纵着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个人。”
“那他们为什么不说明白？”
“我不知道，凯文。也许他们有份告发了吟游诗人的财产，他们不肯承认。”
.99ｌｉｂ?“好吧，听着，乔。你传我的话给山姆·麦克里迪，他要么说清楚、要么闭嘴。我们在吟游诗人身上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成功，而且我不想让世纪大厦的一场诽谤运动把我们的成功给毁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的意思是真正铁的证据，是动摇不了我们的。明白了吗，乔？”
“非常明白。”
“还有一件事；即使他们被告知奥洛夫是假货，那也是莫斯科的标准做法。莫斯科失去了他，我们得到了他，英国人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当然，莫斯科会向英国人泄露，我们的胜利是空头的、没用的。而且英国人将会听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对于吟游诗人没向他们投诚感到恼火。所以我认为英国人听到的是误导消息。如果他们有一个人，那么是他们的那个人在说谎。我们的那个人是坦诚的。”
“对，凯文。如果这事又提起来，我可不可以这样告诉山姆？”
“绝对可以。这是兰利的官方意见，我们将要捍卫它。”
这两个人都用不着考虑就知道，维护奥洛夫的形象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仕途发展。
“山姆取得了一项成功，”罗思说，“他逼得吟游诗人很紧——我不得不把他拉出去两次——但他让吟游诗人说出了一个新的名字。金纳迪·雷米亚茨。”
“我们操纵着雷米亚茨，”贝利反驳说，“两年来我一直在收到他的产品。”
罗思接下去汇报奥洛夫所说的关于雷米亚茨其实是效忠于莫斯科，以及麦克里迪的建议要把事情搞清楚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雷米亚茨抓来搞垮他。贝利沉默了。最后他说：“也许是吧。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会向副局长和局里报告的。如果我们决定处理那一个，我会让你知道的。同时，不要让麦克里迪接近吟游诗人。让他们两人分别休息。”
乔·罗思请麦克里迪第二天早上一起吃早饭。麦克里迪欣然接受了。地点在罗思的公寓里。“别担心这个，”罗思说，“我知道附近有一些好酒店，而且山姆大叔①也付得起两个人的早餐，但我是自己做的一顿简单的早餐。果汁、鸡蛋、华夫饼干、咖啡，这样行吗？”
麦克里迪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果汁和咖啡是我所喜欢的。”
当他抵达时，罗思正在厨房里忙碌，他在衬衫外面系了一条围裙，自豪地展示出他的烧制火腿和鸡蛋的水平。麦克里迪取了一些。
“山姆，我希望你能改变对吟游诗人的观点，”罗思边喝咖啡边说，“昨天晚上我与兰利说了。”
“凯文？”
“是的。”
“他的意见呢？”
“他对你的态度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我的天哪，”麦克里迪说，“我敢打赌他对我肯定使用了某些优雅的、过时了的英语词汇。”
“好吧，他是使用了。不开心。我有一条消息。兰利的意见是：我们得到了吟游诗人，莫斯科气得快发疯了。他们通过一条娴熟的渠道竭力向伦敦灌输吟游诗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安插进来的特工，从而诋毁吟游诗人。这就是兰利的观点。对不起，山姆，可是在这一点上你错了。奥洛夫在讲真话。”
“乔，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是十足的傻瓜。我们是不会听信于像那样的一些生手的误导消息的。假如我们有某种不能泄露来源的消息——这是我们所没有的——那么得到该消息的日期必定是在奥洛夫投诚之前。”
罗思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张大嘴巴呆呆地盯着麦克里迪。这种颠三倒四的语句一点也没使他糊涂。
“耶稣呀，山姆，你们在莫斯科的某个部门是有一份财产。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说出来吧。”
“不能，”山姆说，“而且我们也没有。在莫斯科没有我们未曾告诉过你们的人。”
严格地说，他没在说谎。
“那么，我很抱歉，山姆，奥洛夫仍会留用。他是好样的。我们的观点是你们的人，那个不存在的人，在说谎。是你们，不是我们，受到了一次痛苦的折磨。这是正式的观点。奥洛夫已经通过了三次测谎仪测试，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已经足以证明了。”
作为回答，麦克里迪从衣服的胸袋时抽出一张纸片并把它放在罗思的面前。纸上写着：我们发现有些东欧人能在任何时候击败测谎仪。美国人就不行，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受着要说真话的教育，因此我们说谎时很容易就能知道我们是在说谎。但我们发觉许多欧洲人……能玩弄测谎仪而不致产生一个尖峰信号……那个地区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生一直在对一件一件的事情说谎，因此他精于此道，以致能够通过测谎仪的检测。罗思用鼻子哼了一声，并把那张纸片推了回去。“某个没有兰利经历的酸溜溜的学者搞出来的。”他说。
“实际上，”麦克里迪温和地说，“那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两年前所说的话。”
理查德·赫尔姆斯曾经是中央情报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局长。罗思似乎受到了震动。麦克里迪站起身来。
“乔，莫斯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像基尔肯尼猫一样打架。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奥洛夫来到这个国家才只有区区48个小时呢。好好想一想吧。”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同意，要证明奥洛夫对雷米亚茨的指控是否属实，惟一的方法是把他抓起来。计划的制订发生在罗思与麦克里迪一起吃早饭的那天，逮捕定于当天晚止实施，即雷米亚茨离开在华盛顿市区的苏航办事处时，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左右，而在伦敦天早就黑了。
刚过5点钟，俄罗斯人雷米亚茨从那座楼里出来，沿着大街走了一段距离然后穿越一条步行街去他停放着汽车的地方。
苏航办事处已处在了监视之下，雷米亚茨浑然不知在他穿过步行街时已有6名带着武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特工们打算在俄罗斯人坐进汽车后对他实施逮捕。这样既快又隐蔽。没人会注意到。
步行街上有一系列小径，中间隔着破旧而又丢满了废弃物的草坪，还安放着各种各样的长凳，可供善良的华盛顿市民坐在那里晒太阳或吃中饭。城市的先辈们不可能知道这块绿地会成为毒品贩子和吸毒分子做交易的会面地点。当雷米亚茨穿过步行街朝停车场走去时，在其中一把凳子上，一名黑人和一名古巴人正在洽谈一笔交易。每一方都在附近有后援人员。
斗殴是由那个古巴人的一声愤怒的尖叫触发的，他站起来拔出了一把刀子。黑人的其中一名保镖掏出手枪把他射倒在地。两帮歹徒中至少有8人拔出武器朝对方开火。在附近的几位无辜的平民尖叫着四散逃开。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对这一突发事件愣了几秒钟时间，然后按照他们在昆亭可的训练作出了反应，他们卧倒后就地一滚，拔出了枪械。
雷米亚茨在后脑勺中了一颗子弹，朝前跌倒了。他的凶手立即被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所击中。两伙歹徒，黑人和古巴人，散开后朝各个方向逃逸了。整个枪击事件只延续了7秒钟，并留下了两具尸体，一个古巴人和那个俄罗斯人，是在交火中被杀死的。
美国人的做事方法非常依赖于技术的，有时候还为此而受到批评。但没人能够否认高效率运转的技术所产生的结果。
两具尸体被送到了已由联邦调查局去管制的附近一座停尸所。古巴人使用过的那支枪被送交刑事技术检验，但没能检出任何线索。那是一支未经登记的捷克星型手枪，很可能是从中美洲或南美洲偷运进来的。古巴人的指纹倒说明了一些问题。他被证明叫冈萨罗·阿皮奥，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计算机交叉检查快速检出，他也是遭缉毒署和迈阿密警方通缉的犯人。
他是一名毒品贩子和契约杀手。在他早年的悲惨生活时他曾经是马里埃尔教养所的一名被管制对象。这些古巴人后来被卡斯特罗慷慨地“解放”了，他把监狱和精神病院容纳不下的每一名罪犯。精神病人和下层社会的地痞恶棍从马里埃尔港遣送去佛罗里达，美国上当受骗接纳了他们。
虽然联邦调查局在怀疑，但关于阿皮奥的推一没有证实的事情是，他实际上是为由古巴的克格勃操纵的秘密警察服务的一名枪手。该证据是建立在相信阿皮奥参与了谋杀在迈阿密郊外工作的两名著名的反卡斯特罗的记者。
联邦调查局把案件卷宗传给了兰利。中情局非常重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弗兰克·赖特越过贝利直接向在伦敦的罗思下达了命令。
“我们需要知道，乔。现在，快点。如果英国保留着关于吟游诗人的任何情况，我们需要知道。行动起来，乔。使用测谎仪，还有其他。快去那里，乔，去查清为什么事情老是出差错。”
在离开伦敦赴阿尔康伯里空军基地前，罗思又见到了山姆·麦克里迪。这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他既痛苦又恼火。
“山姆，如果你知道一些事情，确实知道一些事情，你必须明明白白告诉我。如果我们在这里铸成一个大错，我要拿你是问，因为你不对我们开诚布公。我们已经对你开诚布公了。现在说出来吧，你知道什么情况？”
麦克里迪凝视着他的朋友的脸面。他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私下里，他想告诉乔·罗思关于基普赛克的情况，给他一个他所需要的铁证以使他消除对奥洛夫的信任。但基普赛克正在走一条绷得很紧的钢丝，而且这条钢丝不久将会被苏联的反间谍特工一股一股地切断，只要他们掌握了证据，深信在西欧的某个地方有一处泄露。他不能、不敢透露基普赛克的存在，更不用说他的级别和职务了。
“你们有一个问题，乔，”他说，“这事不能责怪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米尔顿·赖斯也许是一次巧合，但不可能两次都是巧合。”
“也许这里有一处漏洞。”罗思说，并对此表现出遗憾。
“不可能，”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们必须知道华盛顿枪击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不知道。要么是奥洛夫事先安排组织了他们，或者是你们那一边出的问题。你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是奥洛夫。顺便问一下，你们那边有多少人可接触到奥洛夫产品？”
“16个人。”罗思回答。
“上帝呀。你们还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呢。”
“我、两名助手、录音机操作员们、分析、员们。联邦调查局知道要去抓捕雷米亚茨，但不知道米尔顿·赖斯。16人能知道这两个人，及时地知道。恐怕我们有一个螺帽松动了——也许是低级人员，一名文员、密码员或秘书。”
“可我认为你们有一个假投诚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查出来。”
“我能与你同行吗？”山姆问道。
“对不起，朋友，这次不行。这次是中情局的事情，内部事务。再见，山姆。”
罗思一回到?９9ｌib?阿尔康伯里，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就注意到在他周围的那些人所发生的变化。不到几分钟时间，欢乐熟悉的气氛就消失了。房子里中情局的职员孤独而严肃了。奥洛夫耐心等待着。
当罗思走进审讯室坐到他的对面时，两名助手推着一辆装着机器的小车进来了。奥洛夫看了它一眼。这东西他以前见过，是测谎仪。他的眼睛回到罗思身上。
“出事了吗，乔？”他静静地问道。
“是的，彼得，出了大事。”
罗思用简单的几句话把发生在华盛顿的惨败告诉了这个俄罗斯人。奥洛夫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恐惧？负罪？机器会查出来。
当技术人员把碟盘贴上他的胸部、手腕和额头时，奥洛夫没有表示抗议。罗思没去操作那台机器——这由技术员负责，但他知道他要问的问题。
测谎仪看上去和运作时颇像医院里的心电图仪。它能记录心律、脉搏、出汗——在心理压力之下一个人说谎时通常会出现的任何症状。
与往常一样，罗思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样能在测谎仪卷筒纸上建立懒散的、平缓起伏的曲线记录。这种测试奥洛夫已经经历了三次，他一次也没显露出一个人说谎时的明显的症状。罗思询问他的背景、在克格勒中的那些岁月、他的投诚和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情报。然后他转入那些硬问题。
“你是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双面间谍吗？”
“不是。”
卷筒纸上的记录笔继续平缓滑动，波动很小。
“到目前为止你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吗？”
“是的。”
“你还有任何重要的情报隐瞒着没告诉我们吗？”
奥洛夫沉默了。他抓住了椅子的扶手。
“没有。”
记录笔狂乱地上下起伏了好几次，然后才稳定下来。罗思看了一眼操作员并得到了一次点头确认。他站起来，走到机器前，看了看记录纸，告诉操作员把机器关了。
“对不起，彼得，这是一句谎言。”
房间里出现一阵沉寂。5个人盯住了俄罗斯人，而他则看着地面。最后，他抬起了眼睛。
“乔，我的朋友，我能不能与你说说话？单独地？真正单独。没有录音机，就你我两人？”
这是违反规定的，也是冒险的。罗思想了一会儿。为什么？这个第一次没通过测谎仪的谜一般的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呀？而且还不想让经过了审查的其他中情局职员听到？他突然点了点头。
当他们单独处在一起，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关去后，他说：“什么事？”
俄罗斯人长长地、低沉地叹了一口气。
“乔，你是不是疑惑过我的这种投诚方式？投诚速度？不给你时间与华盛顿进行核对？”
“是的，我是怀疑过。我已经问过你这事。坦率地说，我对那种解释从来不曾完全满意过。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投诚？”
“因为我不想像沃尔科夫那样结束。”
罗思坐在那里，好像肚子上挨了一拳。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灾难性的沃尔科夫案。1945年9月初，苏联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副总领事走进英国总领事馆，对一名惊讶的官员说他实际上是克格勃驻土耳其的情报站副站长并要求投诚。他提供和揭露出在土耳其的314名和在英国的250名苏联间谍。最重要的是，他说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为俄罗斯工作的外交官，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里另有一名高级官员。
这些消息立即报送到了伦敦，沃尔科夫也回到了他自己的领事馆内。在伦敦，事情交给了秘密情报局苏联科科长。这位特工采取了几项必要的步骤之后飞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被看到的沃尔科夫已是浑身扎满绷带的一个身影，匆匆被抬上一架飞往莫斯科的苏联运输机，在那里，经秘密刑讯后他死在了卢比扬卡监狱。英国的苏联科科长很晚才抵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伦敦基地通知了莫斯科。他的名字叫基姆·菲尔比，他就是沃尔科夫说过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为俄罗斯工作的高级间谍。
“你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呀，彼得？”
“我只能以那种方式过来，因为我知道我能信任你。你还不够高。”
“不够高什么呀？”
“没有像他那么高。”
“我不懂你的意思，彼得。”罗思说，尽管他已经听懂了。
俄罗斯人缓慢地、清晰地说了出来，似乎是在卸下长久以来一直压在他肩上的一副重担。
“克格勃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人，已经17年了。我相信现在他已经爬上相当高的职位了。”
第四章
在阿尔康伯里基地中那座孤独的房子里，乔·罗思躺在卧室里他的那张行军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6星期前看上去十分迷人而且很可能还可借此飞黄腾达的一项任务，现在刚刚变成了一场噩梦。
自从1948年创建以后的差不多40年以来，中央情报局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保持队伍的纯洁，防止苏联“鼹鼠”的渗入。为此，在反间谍措施上已经花掉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全体职员经历了反复检查、测谎仪测试、谈话询问和一遍又一遍的审查。
这些措施奏效了。当英国人被50年代初期的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利思的变节而震惊时，中情局保持着纯洁。当菲尔比在贝鲁特找到了勉强糊口的饭碗时，他的事件继续发展着，直到他最终于1963年逃往莫斯科，但中情局仍然保持着清洁。
当60年代初法国遭受乔治·巴克事件而英国又遭受乔治·布莱克事件时，中情局还保持着未受渗透。这么多年来，中情局的反间谍部门——保安处，一直由一位叫詹姆斯·安格尔顿的杰出的人上所领导着，他是一个孤独的着迷于工作的人，他活着只为了一件事：保持中情局不受苏联的渗透。
最后，安格尔顿因生性多疑而自食其果。他开始相信，尽管他已经尽了努力，但中情局里面确实有一个忠于莫斯科的眼鼠。虽然经过了所有的考验和审查，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叛徒已经混了进来。他的理由似乎是：如果没有线鼠，那么应该有。所以肯定有；所以就有了。对怀疑中的“萨莎”的追查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认为克格勃需对世界上一切坏事负责的偏执狂俄罗斯投诚者高里津，同意了这种观点。
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悦耳动听的音乐。对萨莎的追查加大了力度。谣传说他的名字是以字母K开头的。那些名字以K开头的官员们被折腾得六神不安。一个人愤而辞职；另有几个被除名，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一项谨慎的举措，但对士气不利，而士气已经低落了。从1964年到1984年，清查搞了10多个年头。最后局长威廉·科尔比认为闹得够了。他让安格尔顿退休了。
保安处传到了其他人手里。其保持中情局免受苏联渗透的职能继续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开展得轰轰烈烈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在甩掉了老一代情报人员认为必定有反叛者的潜移意识之后，在情报圈内再也没有发生更多的间谍丑闻。然后，重心似乎要转移了。美国，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未出过叛徒，突然间冒出了许多，不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金钱而背叛了祖国。博伊斯、李、哈珀、沃克，最后还有霍华德。他们在中情局内部工作，检举揭发了在俄罗斯本土上活动的美国特工。在遭到乌尔琴科（在他奇特的再次投诚回去之前）的揭发后，霍华德在被逮捕之前设法溜出去逃到了莫斯科。霍华德的叛变和乌尔琴科的再投诚事件都发生在前一年，把中情局搞得面红耳赤。
但所有这一切与奥洛夫声称的潜在影响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假如奥洛夫的交代当真，光是追查就会把中情局搞得天翻地覆；假如该交代当真，损失评估就会搞上几年的时间，重新组合成千上万名特工、代码、国外情报网和与盟国的关系会花上10年时间，还会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在未来的几年里，中情局将会威信扫地。
在漫漫长夜里，罗思辗转反侧难以人眠，萦绕在他心头里的那个问题是：我应该去找谁？黎明前他打定主意，起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在离开之前，他去看了一下奥洛夫。俄罗斯人睡得很香。罗思对克罗尔说：“替我管好他。任何人不准进来，也不准离开。这个人现在已经很重要了。”
克罗尔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点点头。他是一个老老实实执行命令的人，从来不会去询问为什么。
罗思驾车到达伦敦，避开使馆，到他自己的公寓，取了一本不是他真名的护照。他在一班英国私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订到了一个座位。抵达波士顿后他在洛干机场转机继续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即使已经节省了5个小时的时差，但当他驾着一辆租来的轿车进入乔治城时，天色已经开始发黑了。他停好车，沿着K街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已经靠近了乔治城大学的校园。
他在寻找的房子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建筑物，与周围房子的区别只是它装有许多保安系统，在不停地扫描着街道和附近的通道。在穿过马路走到那座房子的门廊时他被拦住了，他晃了晃他的中情局通行证。在房门口他要求见他想找的人，被告知那位先生正在吃晚饭时，他要求传一句话进去。几分钟后，他被引入了一间装饰着护壁板的图书室，里面弥漫着皮装书籍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雪茄烟味。他坐下来开始等待。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走了进来。
他不习惯在他的私宅里会见年轻和级别较低的中情局职员，但被他召来的除外，现在他在一把皮沙发里落座，并做手势示意罗思坐到他的对面，然后静静地询问登门造访的事由。罗思仔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局长已有70多岁了，对于担当的这个职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但他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把间谍派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战后，因战略情报局的解散，他回归平民生活，从父亲手里接管一家小工厂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当中央情报局创办起来以接续战略情报局时，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请他到局里担任职务，但他谢绝了。
多年以后，作为一名富人和共和党的一名主要捐款人，他已经注意到并主动去接近了一位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走红的前演员。当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后，他邀请他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出任中情局局长。
这位局长笃信天主教，丧妻多年，是一名道德行为极为严谨的清教徒，在兰利内部被认为是“一个顽强的老家伙”。他重视才能和知识，但他的感情是忠诚。他曾经知道一些好朋友被送进了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因为他们被出卖了。变节出卖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对于叛徒他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这位局长的心目中，对待他们决不能有丝毫的仁慈。
他仔细地倾听着罗思的叙述，他的眼睛注视着煤气柴火壁炉，但在这种天气温暖的夜晚炉内没有火焰。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受，只是绷紧了嘴巴周围的肌肉。
“你是直接来这里的吗？”当罗思说完时他问道，“你没对其他人说过吧？”
罗思解释了他是如何过来的，像一个窃贼那样在夜色下溜进了他自己的国家，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还兜了一个圈子。那位老人点点头；他自己曾有一次也是那样溜进了希特勒侵占下的欧洲。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古董侧桌旁，提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倒了一杯，然后停顿下来宽慰地拍拍罗思的肩膀。
“你做得对，小伙子。”他说。他把白兰地递给罗思，但年轻人摇摇头。局长继续问：“17年了，你是这样说的吧？”
“根据奥洛夫的说法。我的所有上级领导，一直到副局长弗兰克·赖特，都在中情局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汇报。”
“你当然不知道了。”
局长回到椅子里坐下后陷入了沉思。罗思没去打断他的思绪。最后老人说：“只能找保安处。但不能找处长。毫无疑问他是绝对忠诚的，但他已经干了25年。我要让他去休假。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他的副手，以前当过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我们这里干了15年以上。”
局长让一名助手打电话去查核。经查明确认，保安处副处长41岁，15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中情局。他被从在亚历山大的家中召过来的。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凯洛格。
“他从来没在安格尔顿手下工作过，”局长说，“他的姓氏以字母K开头。”
刚过午夜，马克斯·凯洛格慌慌张张而又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当家中的电话响起来时他正要准备上床睡觉，他惊奇地听到局长本人在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局长?９９ｌｉｂ.说。于是罗思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事情。律师眼睛一眨未眨地全听进去了，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提了两个补充的问题，没做记录。最后他问局长：“为什么找我？哈里在城里嘛。”
“你只与我们一起干了15年。”局长说。
“啊。”
“我已经决定让奥洛夫——吟游诗人，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留在英国阿尔康伯里，”局长说，“他在那里比回到这里安全，甚至更为安全。把英国人支开，乔。告诉他们吟游诗人刚刚吐露出更多的只涉及美国利益的情报。告诉他们待我们核对完毕后会恢复他们的接触机会。”
“你们上午飞过去……”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上午坐特定的航班直接去阿尔康伯里。无清规戒律约束，现在，太晚了，风险太大了，奥洛夫会明白的。让他和盘托出，我要了解全部情况。我要知道两件事，要快。这是否真实，如是，那么是谁。”
“现在，你们两人为我工作，只为我工作，直接向我汇报。不准截留，不要提问，把问题留给我，我会在这里处理问题的。”
老人的眼睛里重新出现了一股杀气。
罗思和凯洛格试图在从安德鲁斯飞回到阿尔康伯里的格鲁曼飞机上睡一会儿。当他们抵达后他们仍萎靡不振，浑身疲乏。自西往东的飞行总是最糟糕的。幸好两人都不饮酒，只喝水。他们几乎没有洗漱就去了奥洛夫上校的房间。当他们进去时，罗思听到了从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熟悉的加芬克尔的歌声。
很适合呢，罗思严肃地想；我们又来与你谈话了。但这次不会有沉默了。
但奥洛夫就是合作的本身。他似乎听任于他现在已经吐露了他的最后一项珍贵的“保险”这一事实。新娘的代价已全部提供了。惟一的问题是求婚者能否接受。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审讯室里说。凯洛格已经选择了关去麦克风和磁带录音机。他有自己的便携式录音机，再加上他自己的手写笔记记录。他不需要复制任何其他磁带，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情局职员在场。那些技术人员被支开了；克罗尔和另两个人警卫着通往那扇隔音门的廊道。技术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彻底检查和清除该房间里的窃听器。他们宣称房间已经清洁，但对这种新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
“我发誓确实如此。他只被称为雀鹰间谍，而且是由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操纵。”
“他是何时何地被招募的？”
“我相信是68年或69年在越南时。”
“相信？”
“不，我知道是在越南。我当时在计划部门，我们在那里搞一次大行动，主要是在西贡及其附近。当地招募的助手是越南人，当然，是越共；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其中一人报告说越共带给他一名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我们当地的驻勤特工开导并感化了他。1969年年末，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赴东京去与那个美国人谈话。就在那时候他被命名为雀鹰代号。”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负责各项安排、建立通讯联络和转移资金。”
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星期。奥洛夫回忆起在那些年月里把钱款付进去的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进行转账。随着岁月的流逝，资金也逐年增加，很可能是因为职务的提升和产品价值的提高。
“当我调到非法局在德洛兹多夫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我与雀鹰的关系继续维持着。但现在不是涉及银行转账，更多的是行动方面。如果雀鹰告诉我们一个反对我们的间谍，我就会通知合适的部门，通常是行动实施部门，被称为‘湿事务’，他们会去消灭那个敌对特工，如果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把他抓起来，如果他在我们国内。我们用那种方法已经搞掉了四名反卡斯特罗分子。”
马克斯·凯洛格记下了一切细节情况，晚上重新听磁带。最后他对罗思说：“只有一个人的生涯与所有这些指控相符。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的，但档案记录可对此作出证明。现在，这是一个交叉核对的问题，每时每刻的交叉核对。我只能在华盛顿的中央档案馆里做这项工作。我必须回去。”
第二天他飞回美国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向中情局局长汇报了5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档案记录之中。他有中情局局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谁也不敢对凯洛格说不。虽然有保密规定，但谣言开始在兰利传播。出了什么事，引起了职员们的恐慌，而且那肯定与内部保安有关。士气开始低落了，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真正捂住。
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山丘有一片石南属植物丛生的地方，叫哈普斯特荒地，里面饲养着一些鹿、羊、鸭子和其他野禽。旁边还有一个附属的小公园。在马克斯·凯洛格飞回华盛顿的那天，山姆·麦克里迪与基普赛克在那里会面了。
“使馆里的事情不太妙，”基普赛克说，“那个K线的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已经开始查问多年前的卷宗。我认为一项安全检查，很可能针对我们在西欧的所有使馆，已经开始了。该调查迟早会收缩到伦敦使馆。”
“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
“有可能。”
“讲吧。”麦克里迪说。
“如果我能给他们某种真正有用处的情报，那倒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
对于一名在位的投诚者来说，如果年复一年从来没能提供任何情报，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习惯上应由他的新主子给他一些真正的情报，让他发回家去以此证明他是一名很好的特工。
基普赛克已经告诉麦克里迪他所知道的在英国的每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占了苏联在英国间谍的大部分。英国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样会毁掉这项游戏。有些被调离了机密岗位，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缓慢地在人员调整时进行。有些得到了提升，但失去了处理机密文件的机会。有些还能看到机密材料，但这些文件都被做了手脚，它们的害处要大于益处。
基普赛克还被允许“发展”了几名新的间谍以向莫斯科证明他的价值。其中一名是秘情局本身的档案室一名文员，他是绝对忠于英国的，但他按上级的命令把“情报”传给苏联人。莫斯科对招募到这个代号叫“貂熊”的间谍一直很高兴。已商定貂熊将在两天后把由丹尼斯·冈特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传递给基普赛克。备忘录的大意是，奥洛夫现被隐藏在阿尔康伯里，在那里，美国人已经完全听信了他的故事，英国人也是如此。
“奥洛夫的事情怎么样了？”基普赛克询问。
“一点消息也没有了，”麦克里迪说，“我与他一起待过半天，没什么收获。我认为我在乔·罗思的心中播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在阿尔康伯里和在伦敦。他回到阿尔康伯里，又与奥洛夫谈了，然后飞回美国去了，用的是一本不同的护照，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现在还没有重新出现，至少没有经过一个商业性的机场，也许是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进了阿尔康伯里。”
基普赛克停止向鸭子喂面包屑，转向麦克里迪。
“此后他们与你谈过吗？请你回去继续审问奥洛夫吗？”
“没有。已有一个星期了，音信全无。”
“那么他已经抛出了那个弥天大谎，他抛出、的那一个。那就是为什么中情局卷入了他们自己的事情。”
“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
“假如我是德洛兹多夫将军，我就会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两件事是克格勃一直所渴望的：一是挑起美国中情局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一场大争斗。美国人是否已开始与你们吵架了？”
“没有，他们很有礼貌。只是没有联络。”
“那就是另一件事。克格勃的另一个梦想是把中央情报局从内部搞得天翻地覆。摧毁士气，让同事之间互相猜疑。奥洛夫将检举揭发中情局内某个人是一名克格勃间谍。这将是一项有效的指控。我警告过你：波特金是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发现他？”
基普赛克开始信步地走回他的汽车。他转过头来从肩膀上方说：“注意被中情局突然冷落的那个人。会是那个人，而他将是清白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大吃一惊。
“让莫斯科知道奥洛夫现驻在阿尔康伯里？这事如果让兰利知道是会引发一场争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是一次测试。我相信基普赛克。我深信他是真诚的。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奥洛夫是假冒的。如果莫斯科不作出反应，不想去杀害奥洛夫，那将会是一次证明。即使美国人也会相信它，他们将会发怒，当然，但他们也会明白这个逻辑。”
“那万一苏联人去袭击并杀死奥洛夫呢？由你去告诉中情局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
“他们不会那样干的，”麦克里迪说，“如同黑夜之后是白天一样明了，他们不会。”
“顺便说一下，他要来了，来度假。”
“谁？”
“凯文，带着妻子和女儿。你的桌子上有一份卷宗。我想让‘企业’为他尽一些地主之谊。安排两顿饭局，让他想见面的人陪他一起吃。多年来他一直是英国的一位好朋友。至少尽我们的努力。”
麦克里迪闷闷不乐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的那份卷宗。丹尼斯·冈特坐在他的对面。
“凯文·贝利是一位歌剧迷，”麦克里边看着卷宗说，“我想我们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剧院为他搞一些票子，安排一下这类事情。”
“天哪，我可搞不到格林德博恩的戏票，”冈特羡慕地说，“排队名单要等待7年哪。”
这座宏伟的乡间庄院位于苏塞克斯中心，处在高低起伏的草坪之中，拥有英国最漂亮的歌剧院之一。它仍然是任何歌剧爱好者在夏天的夜晚最向往的一个地方。
“你喜欢歌剧吗？”麦克里迪问。
“当然喜欢。”
“好。贝利先生和贝利夫人在这里期间，你可以去接待他们。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搞一些歌剧票。以蒂莫西的名义，打他的旗号。这种辛苦的差使有一些赏钱，虽然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
他起身准备去吃中饭。冈特抓住了那份卷宗。
“他什么时候来？”
“一星期之内，”麦克里迪在门边说，“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安排的节目。问问他最喜欢什么。我们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好。”
马克斯·凯洛格把自己关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室里，并在那里生活了10天。他在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他出差去了，她也相信了。凯洛格的饭菜是由其他人送进来的，但他主要依赖于咖啡和大量的香烟。
两名档案管理员随时听候他的使唤。他们对于他的调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需要的卷宗拿给他，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被从已无多大用处的卷宗里挖掘出来了。与所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从来不扔掉任何资料，无论如何奇特或已经过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会需要那些微小的细节、那些零星的打印资料或照片。这种老资料现在正好需要了。
在他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到了欧洲。一个去访问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另一个去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两人都携带着美国缉毒署的身份卡，还有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有关银行给予合作。害怕自己被用作毒品洗钱，每个城市的一家主要银行都与董事们进行了协商，并同意了向美国的来访者开放其档案。
出纳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桌前召过去看一张照片。日期和银行账号被引用了。一名出纳员记不清了，另三名点点头。特工们收下了账户、存款额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他们带走了以各种名字签署的签名样本，待回到兰利后作笔迹学分析。当他们获得了他们来获取的东西后，就返回华盛顿把战利品放到了马克斯·凯洛格的办公桌上。
在那段相关的时期曾参加过越战的中情局情报官有20多人，凯洛格又根据奥洛夫所引用的日期朝两头分别扩展了两年。前面12名很快就被去掉了。其余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出去了。
在符合的时间内他们不在符合的城市里，不可能泄漏某一份情报，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它，不可能进行某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另端。但有一个人不能摆脱嫌疑。
在两名特工从欧洲返回之前，凯洛格知道他已经查明了那个人。从欧洲银行获得的证据只是证实了他的调查。当他做好了准备时，当他得到了全部证据时，他回到了在乔治城的中情局局长家里。
在凯洛格去乔治城之前三天，凯文·贝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克拉拉从华盛顿飞到了伦敦。贝利喜欢伦敦，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英国的人，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迷住了他。他喜欢参观在过去的年代里建造的陈旧的古堡和宏伟的庄园，喜欢欣赏幽静古老的修道院和学府。他在伦敦市区梅费尔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那是中情局留着用来接待来访的要人，然后他租了一辆车去牛津，避开高速公路，反而喜欢穿行弯弯曲曲的支线道路，在布里斯汉姆的布尔停车吃中饭，那里的橡树木梁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出生之前已经架设好了。
第二天晚上，乔·罗思顺便来访并一起喝了一杯。他第一次见到了相貌平平的贝利夫人，还有克拉拉，那是一个腼腆的8岁女孩，姜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平直的辫子，还戴着眼镜和长着鲍牙。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贝利的家人；他的上司不是别人能与之聊天和在草坪上一起吃烧烤的那种人。但凯文·贝利的冷漠表情似乎已经变得柔和了，虽然究竟是由于享受着具有他所钟爱的歌剧、音乐会和美术展的超长的假期，还是由于即将得到提升的原因，罗思是无法猎透的。
他想告诉贝利因奥洛夫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紧张和劳累，但中情局局长的命令是坚定的。任何人，即使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也无权知道——还不到时候。当奥洛夫的指控是真是假得到证明之后，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们将听取局长的亲自传达。在此之前是绝对保密的。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肯定不能主动告诉。所以罗思说谎了。
他告诉贝利说，对奥洛夫的审问进展顺利，但节拍慢了下来。显然，奥洛夫记得最清楚的产品已经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点点滴滴的零星细节。已谈过的事情正被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这很费时，但每次重复某一方面的产品时总会带出少量新的细节——量很细微但很重要。
当罗思喝着饮料的时候，山姆·麦克里迪在门口出现了，他还带来了丹尼斯·冈特。于是大家互相作了一番介绍。罗思不得不佩服他的英国同事的安排。麦克里迪表现得完美无暇，他先是祝贺贝利在奥洛夫事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继之取出了一份秘情局为使贝利访问伦敦锦上添花的活动安排建议。
贝利对于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观赏歌剧兴奋得脸上放光。这将成为他们全家为期12天伦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就回美国吗？”麦克里迪问。
“不。还要对巴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作快速的访问，然后才回家。”贝利说。
麦克里迪点点头。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也是世界上上演精湛歌剧的两个城市。
这是一个愉快的晚上。身材超胖的贝利夫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大家分发饮料。克拉拉在上床之前也来凑热闹了。
她被介绍与罗思、冈特和麦克里迪认识。麦克里迪歪着嘴朝她一笑。她害羞地报之以回笑。不到10分钟时间，他已经用小魔术在引她开心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朝空中一抛，用手接住了。但当克拉拉用劲掰开他那握紧的拳头时，硬币不见了。然后他从她的左耳里“取出”那枚硬币。小姑娘高兴地尖叫着。贝利夫人也咧嘴笑了。
“你在哪里学的这种把戏？”贝利问。
“只是我的大戏法中的一个雕虫小技。”麦克里迪说。
罗思在静静地注视着。私下里，这位陷入了麻烦的中情局特工真希望麦克里迪也能使奥洛夫上校所作的交代像硬币那样轻松地消失掉。但他怀疑英国人没这种能力。
麦克里迪捕捉到了罗思的眼神，读懂了他的想法。他轻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现在，乔，现在不行。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现在正玩得起劲的小女孩身上。
9点后三位客人起身告辞。在人行道上，麦克里迪对罗思轻声说：“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乔？”
“你这个人尽说大话。”罗思说。
“当心点，”麦克里迪说，“你正被领向那条铺满了鲜花的道路。被牵着鼻子。”
“我们相信你才是那样呢，山姆。”
“他咬出了谁，乔？”
“别来插手，”罗思厉声说，“从现在起，吟游诗人是中情局的事务，与你无关。”
他转身朝格罗斯文纳广场快步走去。
两个晚上之后，马克斯·凯洛格带着卷宗、笔记、照片和银行汇票副本，坐在局长家的图书室里向局长作了汇报。
他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他所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需一个工作小组在双倍的时间内方能完成。他的眼睛周围已>出现了黑眼圈。
局长坐在橡木老餐桌的对面。那桌子是他专门吩咐后放在他们中间的，以摊放大量的文件资料。这位老人似乎佝偻在他的那件吸烟罩衫内，灯光照在他那歇了顶的起皱的头皮上，眉毛下他的那双眼睛注视着凯洛格，并不时地闪向递过来的文件。当凯洛格最后说完了时，他问：“没有疑点了吧？”
凯洛格摇摇头。
“吟游诗人提供了27点证据。26点相符。”
“全是非主要的细节证据吗？”
“是的，除了三名银行出纳员的证词，他们确认了身份——从照片上，当然。”
“光凭细节证据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吗？”
“能，先生。这有许多先例和大量的文献，认定谋杀并不是非有尸体不可。”
“不需要供认吗？”
“没必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供认的。这是一个聪明、老练。顽强和非常有经验的特工。”
中情局局长叹了一口气。
“回家去吧，马克斯。回到老婆身边去吧，保持沉默。我再次需要你时会派人来叫你的。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回到局里去。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他朝房门挥了一下手。马克斯·凯洛格起身离开了。老人召来一名助手，命令拍发一份仅供看阅的加密电报给伦敦的乔·罗思。电文上简单地写着：立即返回，老路线。向我汇报，老地方。上面签了一个编码的单词，以向罗思表示该电报直接来自于中情局局长。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乔治城的阴影加深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影也加 6df1." >深了。局长孤独地坐着，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了朋友们和同事们。那是一些年轻有为的男人和女人，被他派往大西洋彼岸，但因为一名奸细、一名叛徒，他们死在了审讯室里。那时候是没有借口的，没有马克斯·凯洛格去筛选出证据；那时候也没有仁慈——对一名告密的奸细是没有仁慈的。他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照片。
“你这个狗杂种，”他柔和地说，“你这个吃里执外的双料特务。”
第二天，一名信使走进麦克里迪的办公室，放下一只从译码室取来的信封。麦克里迪正忙着，他示意丹尼斯·冈特拆开来。阿特看过一遍，吹起了口哨，并把电文递了过去。这是来自于兰利的中情局一份请求：凯文·贝利在欧洲度假期间不得接触机密情报。
“奥洛夫？”冈特问。
“让我说中了，”麦克里迪说，“可我该如何使他们相信呢？”
关于这事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用一只死信箱给基普赛克发去一份信息，要求尽快会面一次。
中午时分，他接到MI-5局机场驻勤处发过来的一份例行情况通报。该通报说，乔·罗思又离开伦敦赴波士顿了，还是使用同一本假护照。
同一天晚上，因跨越大西洋两节省了5个小时时差的乔·罗思，坐在了中情局局长庄园内那张餐桌的旁边。局长坐在他的对面，马克斯·凯洛格坐在他的右边。老人神情严肃，而凯洛格只是紧张。头天晚上当他抵达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时起，至被用电话召回到乔治城之间，他差不多睡了整整24个小时。离开时他曾把他的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给了局长，但现在它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重复一遍，马克斯。从头开始。就像你向我报告过的那样。”
凯洛格看了一眼罗思，扶了扶眼镜，从高高的一堆文件中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
“1967年5月，凯文·贝利作为一名驻勤情报官被派往越南。这是对他的任命书。他被分配到‘凤凰计划’小组。这你是听说过的，乔。”
罗思点点头。在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国人组织了一次行动，试图扭转因越共采取在当地人口中通过有选择的公开和野蛮的杀戮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方法是用反恐怖对付恐怖分子，以查明和消灭越共积极分子。那就是凤凰计划。到底有多少个越共嫌疑分子未经证明或审判而被送上了西天，从来未有过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该数字有2万，中情局估算为8千人。
到底多少个嫌疑分子是真正的越共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越南人很快形成了一种把任何怀恨的对象指控为越共。人们家族世仇。部族争斗、土地争议，甚至因债主亡故而欠债未还而受到了指控。
受指控的人通常被交给了南越秘密警察或南越军队。他们所经历的审讯和死去的方式可堪称为别出心裁。
“有些年轻的美国人，刚从美国出来，看到了那里不堪人目的血腥场面。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需接受心理治疗。一个人转变了，内心转变了，转向交战对方的立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凯文·贝利，如同乔治·布莱克在朝鲜时变节一样。这方面我们没有证明，因为变节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后来的证明表明这种假设是绝对合理的。”
“1968年发生了我们所称的高潮经历。贝利在那次大屠杀后4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
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45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18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3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4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
“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6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
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
“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
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10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
“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1970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我们自1980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
“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1970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1971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
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
“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藏书网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
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他。
“吟游诗人给了我们克格勃说占有的5份情报，而这些情报是不该由克格勃占有的。还有这些情报被克格勃获得的时间。每一份情报只有凯文·贝利和其他极少数几个人所知晓。
“即使贝利所获得的几次成功，就是使他官运亨通的几次漂亮的行动，也是由克格勃向他泄露了情报，是克格勃所作出的真正的牺牲，以巩固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吟游诗人说出了由贝利所开展的四项行动的名称。他说对了。除了他声称这些行动全是由莫斯科同意的，而我们担心他这句话也是对的，乔。”
“这样，奥洛夫方面共有24项准确的证据，其中21项对应起来了。还剩下3项，全是最近的事。乔，那天奥洛夫在伦敦打电话给你，他称呼你什么名字？”
“海斯。”罗思说。
“这是你的职业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思耸耸肩。
“最后，我们来看看奥洛夫指名后发生的两名间谍被杀事件。贝利告诉过你把奥洛夫的产品先交给他，当面递交，是吗？”
“是的，但那很正常。这是特别行动的项目，应该是机密材料。他要先核对一下。”
“当奥洛夫说出了那个英国人——米尔顿·赖斯时，贝利先生得到了消息吗？”
罗思点点头。
“英国人是5天后才知道的吗？”
“是的。”
“而米尔顿·赖斯在英国人抓住他之前死了。雷米亚茨也同样。对不起，乔。天衣无缝。证据实在太多了。”
凯洛格合上了他的最后那份卷宗，让罗思去盯视着摆放在他面前的那些材料：照片、银行说明、机票、行程。它像一幅拼字游戏图，组合起来了，一件不少。甚至连动机，在越南时的那些可怕的经历，也是符合逻辑的。
凯洛格得到感谢后离开了。局长凝视着桌子对面。
“你怎么认为，乔？”
“你知道英国人认为吟游诗人是假投诚吗？”罗思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把伦敦的意见告诉你了。”
局长恼怒地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
“证据，乔。你曾经向他们要过确凿证据。他们提供给你了？”
罗思摇摇头。
“他们说过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份高级财产吗？那人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吗？”
“没有，先生。山姆·麦克里迪先生对此作了否认。”
“所以，英国人是在放屁，”局长说，“他们没有证据，乔，因为他们没能得到吟游诗人，他们就把葡萄说成是酸的。这些才是证据呢，乔。每一页都是证据。”
罗思无言地注视着那些材料。明白了他曾经与之亲密地一起工作过的那个人原来多年来一直在恶意地背叛着自己的祖国，这如同一颗炸弹在他的内心炸响。他感到恶心。他静静地说：“你要我做什么呢，先生？”
局长站起来，开始在他那间优雅的图书室内踱步。
“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我承担着尽我最大的努力才能保护这个国家免受她的敌人破坏的职责。敌人，有些在内部，有些在外部。我不能，也不会去总统那里告诉他，我们又有了一个大丑闻，这使得过去所有的叛变投敌全像是小儿科事件。
“我不会去暴露他，以免遭到新闻媒体的狂暴指责和外国人的惊奇。不会有逮捕和审判，乔。审讯已在这里完成了，结论也达成了，判决应由我来作出，愿上帝帮助我。”
“你要我做什么呢？”罗思重复说。
“在最后的分析中，乔，我已经坚强地经受住了被破损了的信任、被诋毁了的秘密、信心的丧失、土气的损毁、专揭短处的媒体和暗中取笑的外国人。但我无.法在心目中去除那些道叛徒出卖的特工、寡妇和孤儿的形象。对于这个叛徒只有一个定论，乔。
“他不能返回这里，永远不能。他的双脚不配再次踏上这里的土地。他只能在外面颠沛流离。你将回到英国去，赶在他能去维也纳并由此越过国境进入匈牙利之前，自从吟游诗人投奔过来之后他肯定一直在作这种准备，你将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那种事情，先生。”
局长在桌子上俯身向前，用一只手抬起罗思的下巴，这样他能够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他自己的目光如同黑曜岩一般坚定。
“你会去做的，乔。因为这是我作为局长的命令，因为我说的话是代表总统，是为了这个国家，而且因为你是为了你的祖国而去做这件事的。回到伦敦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吧。”
“是，先生。”乔·罗思说。
第五章
下午3点整，那艘旅游船离开伦敦威斯敏斯特码头，开始了去下游格林尼治的游览航程。一大群日本游客靠在船上的栏杆边，手中的照相机喀嚓喀嚓地拍摄着正在渐渐离去的议会大厦。当船舶驶近泰晤士河中段时，一个穿淡灰色西装的人静静地站起身走向船尾，他在船尾栏杆处俯视着下面被螺旋桨搅起来的水流。几分钟以后，另一个穿着淡色夏季风雨衣的人从一把长凳上站起来朝他走了过去。
“使馆里事情怎么样？”麦克里迪平静地问。
“不太好，”基普赛克说，“一场反间谍大行动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确认。到目前为止，只有级别比我低的职员的行为在被检查和回顾，但查得很严。查完他们之后，探查的焦点会转向更高的层次——朝向我。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作补救，但有些事情，泄漏整套整套的文件卷宗，那是凶多吉少的。”
“那你认为还能捱过多长时间呢？”
“至多几个星期。”
“要小心，我的朋友。小心不会过。我们绝对不想再要一个彭科夫斯基。”
60年代初，苏联军情局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为英国人工作了2年半。那时候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被招募过来的最有价值的苏联特工，并对苏联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在他那短短的时期内，他传来了5千多份绝密文件，以1962年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情报最为重要，该情报使得肯尼迪总统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但彭科夫斯基待过了时间。催他出来时，他仍坚持再待几个星期，结果被识破了，经审判后遭到了枪决。基普赛克笑了。
“别担心，不会发生彭科夫斯基事件。不会再次发生。那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好。我们相信奥洛夫告发了凯文·贝利。”
基普赛克吹了一声口哨。
“那么高级的情报官呀。嗯，嗯，凯文·贝利本人。这么说他就是波特金计划的目标。山姆，你必须说服他们，他们搞错了，那个奥洛夫是在说谎。”
“我不能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试过了。可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
“你必须再作尝试。这里的一条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
“你真的认为……”
“哦，是的，老朋友，我是这么认为，”那俄罗斯人说，“中情局局长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认为他决不允许在他的总统当政期间出现一个比其他所有丑闻都加起来还要大的特大丑闻。他将会选择悄悄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永远不知道。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他会认为如果采取了这种行动，事情就永远不会泄漏了。可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谣言很快就会开始传播，因为克格勃会去进行煽风点火。他们是精于此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洛夫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会在公众中造成极大的形象损害，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销声匿迹而消息泄漏出来，中情局的士气将会落到最低点，而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被逐出且被剥夺年金，他将声称他是清白的，这样不同的意见将会争论许多年。同样，奥洛夫也会是赢家。你必须要说服他们。”
“我已经试过了。他们还是认为奥洛夫产品价值巨大而且是纯净的。他们相信他。”
俄罗斯人注视着船尾下面泛着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远处，先是码头重建区，然后是一大堆起重机和部分毁坏和废弃了的仓库在慢慢地向后退去。
“我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烟灰缸理论？”
“没有，”麦克里迪说，“我认为你没说过。”
“当我在克格勃培训学校当教员时，我告诉我的学员们；把一只玻璃烟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发现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发现了两片，你知道你有了一只烟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无法掐灭香烟。要具有整个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该烟灰缸的全部三片。”
“那又怎么样？”
“奥洛夫提供的全部情况仅仅构成了整个烟灰缸的一片或两片。他实际上从来没给过美国人一只完整的烟灰缸。多年来苏联视为珍宝的某种真正秘密的东西是不愿给出去的。请他们给奥洛夫做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会失败的。可是我，当我出来时，会带来整个烟灰缸。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了。”
麦克里迪沉思着。最后他问：“奥洛夫会知道‘第五个人’的名字吗？”
基普赛克想了一会儿。
“几乎可以肯定，尽管我不知道，”他说，“奥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从没去过。我一直在PR线，在使馆外开展行动。我们都去过纪念室——这是训练时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只有他见过那本‘黑书’。是的，他会知道那个名字。”
纪念室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克格勃总部的深处，像是这座邪恶的大楼里的一处圣地，被当代的克格勃官员用以纪念他们的先辈。挂在那里的画像有阿诺德·德伊茨、特奥多尔·马利、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尤里·莫丁，他们曾是被克格勃从英国人中招募过来的那个最具破坏力的间谍网的招募人和管理员。
招募工作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主要对象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青年学生。他们全都热衷于共产主义，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但后来又放弃了。有五个人没有放弃，继续为莫斯科效劳。他们的成就相当辉煌，时至今日他们被称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
其中一个是唐纳德·麦克利思，他从剑桥毕业后就加入外交部。40年代末他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把美英联合研制的新型原子弹的几百份绝密情报传给了莫斯科。
另一个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盖伊·伯吉斯，是一个烟鬼、酒鬼和狂热的同性恋者，但他逃?９9lｉb?过了受除名的处罚。他充当了麦克利息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之间的交通员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两个人最后于1951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后躲过逮捕并逃到了莫斯科。
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布伦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为莫斯科服务的一名知识精英。他努力开发自己对艺术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当上了女王私人艺术藏品的鉴赏家和该领域的一名骑士。是他在1951年向伯吉斯和麦克利息透露了即将遭逮捕的消息。在厚着脸皮搞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只是到了80年代才最后曝光，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了侮辱。
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尔比。他加入了秘密情报局并升到了苏联科科长的职务。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利恩出逃苏联他也负有责任。他受到了审讯，但什么也没承认，被秘情局撤了职，只是最后于1963年才从贝鲁特逃往莫斯科。
这四个人的画像都挂在纪念室里。但还有第五个人，而第五张像是一个黑方块。第五个人的真正身份只记载在那本“黑书”中。理由很简单。
搞乱对方和摧毁对方的士气是谍报战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后来成立由麦克里迪负责的DD科的理由。自50年代起，英国人就知道在多年前被招募的谍报网中还有第五个人，但从来没能证明那人是谁。这是莫斯科有利可图的财产。
漫长的35年以来，使莫斯科高兴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英国的情报机关，新闻媒介和一系列书籍更是对此大肆渲染。
已有十多名长期忠心耿耿服役的情报官受到了怀疑，他们的生涯中断了，生活被搅乱了。主要嫌疑人是已故的罗杰·霍利斯爵士，MI-5局总局长。他成了另一个像詹姆斯·安格尔顿那样的猜疑狂——彼得·赖特的目标。彼得·赖特出了一本令人讨厌的书而发了财，他在书中就他的菲薄的年金（与其他人一样多）再次申诉了他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抱怨，并深信罗杰·霍利斯是第五个人。
其他人也受到了怀疑，包括霍利斯的两名副手，甚至还有深爱祖国的维克多·罗思契尔爵士。这都是空话，但这个谜一直没能解开。第五个人还活着吗？也许仍在位，在政府中或在情报界中身居要职？如是，那将是灾难。事情的平息只有等这个多年前被招募的人最后被确定身份。当然，克格勃把这个秘密保守了35年。
“告诉美国人去向奥洛夫问那个名字，”基普赛克说，“他不９9liｂ?
树林中停下车，与后座的其中一个人换了位置并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里假装是司机。没有人胆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员的汽车，即使他们看见了里面的情况也不敢。党务大员们的轿车总是装有后窗帘，现在这些窗帘已经拉上了。在从窗帘滤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桑顿开始为他的“客户”进行化装——他总是把由他化装的人称为他的“客户”。
一件薄薄的充气背心，使得这位身材较细的男人具备了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粗壮体格。然后配上白衬衣、黑裤子、领带和西装。桑顿装上了浓密的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把客户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颜色，并从两侧的太阳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种螺旋状的灰白色发卷。再配之以那顶黑色的软毡帽和那只旅行袋后，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已经装扮成了，活像头一天他到达时的模样。除了他实际上是另一个人之外。最后，这辆汽车又变回了一辆英国使馆的轿车。
那教士在国家饭店的入口处下车，在里面吃了一顿中饭，用美元付了款，然后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他在下午飞往伦敦的航班订到了座位，他的机票显示他还要转机飞往纽约。
桑顿驾车返回了英国使馆大院，他的另一位客户蜷缩在汽车后座前的地毯上。他几乎立即又开始工作了，使用的是一副相似的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基础面霜、着色剂、有色隐形镜片和染齿剂。在丹尼斯·冈特戴着使他感到又热又痒的姜色假发并吸引了克格勃一天注意、驾着奥斯汀轿车回来后10分钟，另一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坐美洲虎出发去机场了，这次由一名真正的司机所驾驶。1小时之内，桑顿装扮成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由巴里·马丁斯驱车把他送往谢列梅杰耶沃机场。
那位教士吸引了通常那些好奇的眼光，但他的证件是完美的，于是他在15分钟内办完手续进入了候机厅。他坐下来阅读他那本犹太教法典并偶尔用一种无法听清的咕哝声念叨着祈祷。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差不多被由一大群克格勃特工护送到了候机室的门边，他们要确保那人既不能传递也不能接取一张纸条或一只包裹。
最后抵达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他的手提箱用链子栓在他的左腕上。这一次，桑顿的工具盒放在了他自己的手提箱里面；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提携这只小箱子，因为他的箱子不能受到检查。
丹尼斯·冈特滞留在使馆内。三天后，当另一名装扮成信使的秘情局特工将进入莫斯科并递给冈特一本与他自己的名字——梅森相同的护照时，他将溜出去。在一个确切的同一时刻，两位梅森将在机场的集散大厅的不同卡口通过各种出境手续，而且英国航空公司将接到通知让两名梅森以一名旅客的价格登机。
但在那天下午，赴伦敦的旅客准时登上了飞机，这架英航班机于5点15分飞离了苏联领空。
不久，那教士在飞机上站起来走到吸烟区，对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说：“尼古拉，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到了西方。”
然后他为他俩和外交部的信使买了香按。这个计谋成功了，因为麦克里迪已经注意到他本人、冈特和戈罗多夫全都长着相同的身材。
由于向西飞行节省了时间?9９ｌｉb.，他们于7点刚过就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世纪大厦的一组人员，在接到马丁斯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后，正在机场等候着他们。他们一下飞机就被围起来并接走了。
作为一次让步，秘情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同意麦克里迪把尼古拉·戈罗多夫带到他在阿宾顿的公寓里过夜。
“上校，恐怕真正的问讯必须在上午开始。一座相当不错的乡间房屋已经准备妥了。一切都齐备，我向你保证。”
“谢谢你，这我明白。”戈罗多夫说。
当乔·罗思接到麦克里迪的电话召唤后到达时，才刚过10点钟。他发现在麦克里边那套不起眼的公寓门口走廊里有两名秘情局的彪形大汉，在门厅里又有两名，这使他感到了惊奇。
当门铃按响时，麦克里迪应声来开门。他穿着休闲裤和羊毛衫，手里拿着一只威士忌杯。
“谢谢你过来，乔。进来吧。这里有一个人，我一直想让你们见面。”
他把乔引到了客厅。窗户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微笑了。
“晚上好，罗思先生，”戈罗多夫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
罗思站在那里好像浑身麻木了一般。然后他倒进了一把沙发里并接过了麦克里迪递过来的威士忌。戈罗多夫坐在了罗思的对面。
“你最好说一下，”麦克里迪对那位俄罗斯人说，“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俄罗斯人啜了一口酒，一边沉思着从何处开始叙述。
“波特金项目是在8年前开始的，”他说，“原先的想法是由一名低级情报员提出的，但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接管了。这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其目的是把中情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诬陷成一名苏联安插进来的间谍，但采用的手法是一定要使人信服，且具有明显的铁证，以致没人会觉得是上当受骗。
“其长远的目的是造成美国中情局内部长期争斗，并由此摧毁职员的土气和挑拨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关系。
“起初没有确定哪一名情报官作为目标，但经过对6个人的考虑比较后，选中了凯文·贝利。这有两条理由。一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性格他在中情局内部并不是很讨人喜欢。二是他参加过越战，那是一个可能会被对方策反的地方。
“凯文·贝利在越南时被发觉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这纯属是例行的。你们知道，我们全都努力确认对方情报官的身份，仔细记录他的提升和成就。有时候，缺少提升也许会播下怨恨的种子，这样，一名聪明的招募员就会设法去策反。嗯，这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全都在这么做。
“与中情局一样，克格勃也不会轻易扔掉任何东西。每一份零星的情报，每一条琐碎的资料，都被仔细地保存起来了。当德洛兹多夫再次查验1975年西贡解放后越南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时，他获得了突破口。你们的文件大多数被烧毁了，但在慌乱中仍有一部分幸存下来了。其中一份文件提到了曾为美国人工作过的一个叫阮文卓的人。
“这份文件是阮文卓生命的结束。他和他的表弟都被抓获——他们没能逃走。那个表弟被处决了，但阮文卓虽然遭到了长达几个月的刑审，却被送进了北越的劳改营。就是在那里，德洛兹多夫发现了他，在1980年时仍活着。在拷问下，他供认曾在越共内部为凯文·贝利工作。河内政府同意合作，于是拍照事宜就安排妥当了。阮文卓被从劳改营里带出来，并让他饱餐一顿，穿上了一套河内情报部门的上校军服。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不久，那些照片被拍摄出来了。照片中的他与其他军官在一起喝茶。彻茶的服务员用了三名，全是河内的特工，然后他们带着那些照片被派往西方去了。此后阮文卓就被消灭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扮作了坐木船逃离越南的难民，到了香港后把他所珍藏的照片向愿意观看的英国官员大肆炫耀。最后，这张照片被没收了，并被送往英国——按原定计划。”
“我们送了一份复印件给兰利，”麦克里迪说，“作为一种礼貌的姿态。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价值。”
“德洛兹多夫已经知道贝利曾参加过凤凰项目，”戈罗多夫继续叙述。“他被我们在西贡的一名特工发现了。这名特工乔装成为外国人社区供酒的瑞典商人。而且德洛兹多夫获悉贝利曾去过美莱，因为贝利后来曾在起诉那位年轻军官的军事法庭上作证。在美国，你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获取到了这些情况。
“不管怎么说，改变贝利忠诚的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形成了。他于1970年对东京的访问也被注意到并被记载下来了——纯属例行工作。德洛兹多夫只要向奥洛夫交待，他德洛兹多夫在某个日期亲自去过东京，去接管和操纵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叛徒，而且当你们去核查时，日期是相同的。当然，那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从这一点开始，指控贝利的案子成立起来了，一步一步地。大概在1981年比奥特尔·奥洛夫被选为误导特工，此后他接受过培训和排练。乌尔琴科，自他愚蠢地反投诚回来至他死去之前，提供了你们美国人是如何对待投诚者的珍贵的信息。奥洛夫可作出充分的准备以避开圈套，击败测谎仪，并老是说一些你们要听到的话。不说太多，但足以使你们去核查，结果情况属实。
“在德洛兹多夫把贝利选为受害人之后，贝利被进行了广泛的关注。无论他去什么地方，都被记录下来了。在他获得提升并去欧洲和其他地方视察驻外情报站之后，那些银行账户建立起来了。一经发现贝利出现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一个银行账户就立即开立了，总是使用他也许会选择的一个名字，如他的已婚小姨子的名字或者他的外婆的名字。
“德洛兹多夫准备了一名演员，长相酷似贝利，一接到通知就坐飞机过去并开立这些账户，所以银行的出纳员将在以后认出贝利就是那位客户。以后，大额款项被存进了这些账户，总是使用现金，总是一个操浓重的中欧口音的人。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随便谈论机密、无线电截听、电话窃听、技术出版物（你们美国的一些技术出版物是相当公开的）都归咎于贝利。即使是在莫斯科的你们自己使馆内的谈话也是遭窃听的——这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嗯，后来还有更多呢。
“德洛兹多夫所做的是改变日期。我们在80年代初才获悉的一些秘密情报，根据奥洛夫所称，被说成是在70年代中期获取的并怪罪于贝利。每次总是把时间作了调整，这样看起来似乎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中情局叛徒的协助，如此等等。
“但两年之前，德洛兹多夫尚缺少某些情况。他需要兰利内部的说法，只在大楼内所知的绰号，你自己的职业名字海斯，罗思先生。然后爱德华·霍华德投向了俄罗斯，于是德洛兹多夫万事具备了。他甚至还能说出迄今为止贝利所取得的无人知晓的一些成功，让奥洛夫演练成这些成就是经克格勃同意的，其目的是确保他们的间谍雀鹰能够得到提升。当然，这些成功并不是莫斯科所同意的，它们是贝利经过艰苦努力所获得的。
“最后，奥洛夫被允许投奔过来，而且用的是一种这么奇特的方法，这样他以后可以声称如果他以任何其他方式投诚，也许会遭到雀鹰的阻拦或出卖。同理，他不得不投向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会向他盘问其他事情。
“然后他就投奔过来了，并在两名克格勃间谍被消灭之前揭发了他们。这全都是事先周密地安排好了。但看起来似乎在华盛顿泄漏了消息，把他汇报的详情反馈给莫斯科了。当顾客准备吞食诱饵时，他最后道出了中情局高级情报官中有一个苏联鼹鼠的消息。不是吗？”
罗思点点头。他看上去精神萎靡，形容柏槁。
“那次在阿尔康伯里基地里针对奥洛夫的暗杀行动。为什么？”他问。
“这是德洛兹多夫的多重保险措施。当然，他不知道关于我的情况。他只是想再增加一点证据。那名杀手是很厉害的，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女士。她得到的指示是去打伤，而不是打死奥洛夫，然后她自己设法逃走。”
房间里静了下来。
罗思凝视着手中的酒杯。然后他站起身来。
“我要走了。”罗思简短地说。
麦克里迪陪他走出去到了廊道并下了楼梯。在门厅里他拍拍美国人的背部。
“振作起来，乔。唉，这种游戏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的‘企业’在过去出过一些大岔子。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你可以回使馆去给局长发电报，汇报说事情全都理清了。贝利是清白的。”
“我想我要飞回去当面向他汇报。”罗思喃喃地说完就离开了。麦克里迪把他送到了公寓楼的门口，对他的朋友的沉默感到纳闷。
当麦克里迪回到他自己的房门前时，那两名保镖往旁边一站为他让了路，并在他的身后关上了门。在客厅里，他发现戈罗多夫坐在那里盯着一份《晚间报道》。他一言不发地把报纸从茶几上推过来，指点着第5版上的几段文字。
警方潜水员今天在特丁顿水闸边的泰晤士河中打捞上一位美国游客的尸体。
据一位官方的发言人说，该尸体相信是于昨天夜间在伊顿附近落水的。死者的身份已被确认，名字叫凯文·贝利，是在伦敦度假的一位美国公务员。
据美国使馆说，贝利先生曾与一位朋友——使馆的一位二秘一起吃过晚饭。饭后贝利先生感到头晕，于是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他的朋友留下来结账。当他出来找贝利先生时，却没能找到他。等了一个小时后，他认为贝利先生已经独自返回伦敦去了。打了一个电话后发觉事情不是这样之后，这位朋友就报告了伊顿警方。夜晚对镇内作了一番搜寻，结果没有找到。
今晨警方的一位发言人在伊顿说，显然贝利先生曾沿着那条纤道散步，黑暗中他滑倒后落入河中。贝利先生不会游泳。格温·贝利夫人无法作出评论。她仍在该夫妇租用的公寓内服用镇静药物。
麦克里迪放下报纸凝视着房门。
“啊，你这个可怜的、倒霉的家伙。”
乔·罗思坐上午第一班飞机飞到华盛顿，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他递上了他的辞呈，将于24小时后生效。在他离开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中情局局长同意了。
那天晚上很晚时，罗思抵达了农场。
奥洛夫上校还没睡下，独自一人在与一台微型电脑下棋，但电脑显然更高明。电脑执白子；奥洛夫所执的不是黑子，而是红子。录音机正在播放1965年时的《探索者》歌曲集。
克罗尔先进来，往旁边一站，占据了墙边的一个位置。罗思跟着他进来后把门关上了。
奥洛夫抬起头来，脸上是迷惑的神情。
克罗尔盯着他，眼光空洞，脸上没有表情。他的左腋下有一件东西鼓了出来。奥洛夫注意到了这件东西，他迷惘地去看罗思。谁也没有说话。罗思只是用非常冷漠的眼光盯视着他。
奥洛夫的迷茫消退了，代之以出现了一种屈从的意识。谁也没有说话。
朱迪思·德拉姆那清纯的歌声充满了房间。
“再见吧，我真正的情人，这将是我们最后的道别……”
克罗尔的手朝旁边的录音机伸了过去。
“因为狂欢已经结束……”
克罗尔的手指按了一下停止按钮。于是寂静又回来了。奥洛夫说了一个单词，几乎是他抵达美国之后他所说的第一个俄语单词。他说：“KO？”它的意思是：“谁？”
罗思说：“戈罗多夫。”
如同肚子上挨了一拳，奥洛夫闭上眼摇摇头，似乎不可置信。
奥洛夫去看他面前的棋盘，把一只指尖放到了他自己国王的王冠上。他推了一下。红子国王朝旁边倒了下去，棋手告输。新娘的代价已经付出并已接受了，但不会举行婚礼了。红子国王滚动一下就躺着不动了。
克罗尔拔出手枪。
“走！”他说。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上校，这位勇敢者和爱国者站起身走进黑暗之中，去迎见创造了他的万能的上帝。
幕间休息二
“嗯，这个，这全都很好，丹尼斯，而且令人难忘，”当星期三上午会议继续召开时，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但我们不由得自问：将来这些聪明才智还有用处吗？”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蒂莫西。”丹尼斯·冈特说。
山姆·麦克里迪靠着椅背坐着，让他们去嗡嗡地争论吧。他们是在谈论他，好像他已经成了一件家具似的，他们在谈论过去的某件事情，现在议题陷入了沉思，因为俱乐部里正在上红葡萄酒。
他去看窗户外面夏日晴朗蔚蓝的天空。那里是整个世界，另一个世界，而他很快就要加入其中。在那里他将不得不自我奋斗，失去了他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同事，失去了自他成年之后与之相处了大多数光阴的情报员们。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假如她仍然活着，他将会愿意退休与她相伴，在德文郡或康沃尔找一座海边小屋。有时候他曾经梦见过他自己的小渔船，在石砌的港池内微微晃荡着，不会受到冬天大风的侵袭，待到夏天时驶出去，为家里的晚餐带回来蟹、虾或滑溜溜闪闪发光的鲭鱼。在他的梦中，他的身份只是港池边上那座房子里的麦克里迪先生，或者与镇上的渔民们一起在当地那家舒适的小客栈里喝啤酒时仅仅是山姆。当然，这只是一个梦，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雨夜巷子里等待“接头”，或注视着一只死信箱以搞清附近没有埋伏，然后才走近去拾取里面的情报时，有时候会有这种梦想。
但妻子梅已经去世了，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周围只有那个微小的世界里的同志式的友谊，这些同事已经选择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并生活在阴影之中，在那里，他们的毁灭不是由于一次耀眼的光荣，而是被一支手电光照在了脸上和一队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踏过时的粗重的脚步声。这些他都遭遇过也全都幸存下来了，但他知道他无法在官僚手中幸存下来。
此外，他将孤身独居在东南部，远离那些在赫伯特克兰森的特种部队俱乐部里饮酒的其他老战友们。与在秘情局干了一辈子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一个心灵上的孤独者，不善于结交新朋友，像一只老狐狸那样喜欢他所知道的隐蔽处而不是开阔地。
“我的意思很简单，”蒂莫西·爱德华兹正在说话，“那些溜进和溜出东德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年10月，东德将不复存在，即使现在它也只是名存实亡。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再也不会有投诚者了，只有贵宾……”
什么鬼话，麦克里迪沉思着，他真的已经上了那个当。而且当饥荒袭击莫斯科、那些强硬派人物逼近已经严阵以待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时，会发生什么呢？没关系，自作聪明的笨蛋，你会看到……
他让自己的思绪飘游并想到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好男孩，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刚出校门，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这对他有好处。他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与他同居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是那样……没有必要对这位漂亮的姑娘进行安全审查。而且丹时常来看望他。这很好。但小伙子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有一份事业要去奋斗，有友情要去发展，有地方要去走、要去看，他希望那些地方将会比他曾经去见过的地方更为明亮、更为安全。
他希望在他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他能够多花时间与之相处，希望他能够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为他读童话故事使他进入甜美的梦乡。但他常把这种事情撂给了妻子梅，因为他出差了，待在某些凄凉的国境线上，盯视着铁丝网，等待着他的间谍从下面爬过来，或者倾听着意味那人永远不能见到了的警笛声。
他曾经干过和见过许多事情，去过许多地方。这些是不能与那个仍称他为爸爸的年轻人谈论的。
“我非常感谢，蒂莫西，因为你的提议从某种方式来说，正好说出了我要说的话。”
丹尼斯·冈特干得很好，使那些家伙静心倾听，而且在说话时他的信心不断增加。他是总部的一个人，是一个好人。
“因为，”冈特继续说下去，“山姆与我们的任何人同样明白，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的时代，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冷战。问题是，还有其他狂人在威胁着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呈现增长的势头。高新技术武器扩散给第三世界独裁政权——我们全都确切地知道法国在向伊拉克出售什么东西——当然还有恐怖主义。
“在这方面……”他从档案员那里拿来一本厚厚的卷宗并翻了开来，“让我向各位提醒一下那次事件。它开始于1986年4月，结束于1987年暮春，假如爱尔兰问题真会结束的话。这种事件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把它们摆平将是秘情局的任务。让山姆·麦克里迪下岗？坦率地说，先生们，那是非常愚蠢的举措。”
西半球处处长和国内行动处处长点点头，而爱德华兹则对他们怒目而视。这种赞同是他所不需要的。但冈特不加理会，他开始阅读1986年4月份的事件，这些事件后来触发了几乎占了1987年大半个春天的那个案件。
“1986年4月16日，从锡尔特湾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和从英国基地飞过去的战斗轰炸机，对的黎波里郊外的卡扎菲上校的私宅进行了轰炸。上校的居住区域被从‘埃克塞特’号航母起飞的一架战斗机击中了。
“卡扎菲幸存下来了，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当他恢复之后，他发誓要报仇，要像报复美国那样报复英国，因为我们允许美军F-111战斗轰炸机从我们的上黑福德和拉肯希思基地起飞。
“1987年初春，我们获悉卡扎菲打算如何对英国实施报复，这个案子交给了山姆·麦克里迪……”
主要人物表
英国
汤姆·罗斯：原英国特别空勤团上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原西德特种部队战士。
利比亚.t>
穆阿马尔·卡扎菲：利比亚上校。
哈基姆·罗苏尔：利比亚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处长。
弗兰克·特皮尔：美国中央情报局叛徒，后为利比亚卡扎菲的“美国顾问”。
爱尔兰
凯文·马奥尼：爱尔兰共和军特别行动负责人。
莫妮卡·布朗：种马饲养场女主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爱尔兰共和军国际“协调人”。
斯蒂芬·约翰逊：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第一章
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通过传统的邮政渠道收到了来自于利比亚的那份信息。
这完全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假如任何人把它拆开——人们不会这么做，因为爱尔兰共和国不准私拆邮件——那么他们不会发现任何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免费邮寄戳表明该信件来自于日内瓦，事实正是这样，而邮票旁的标志说明写信人在世界宗教委员会工作，其实不是。奥布赖恩神父在大厅内餐厅旁他的邮件孔里发现了这封信。这是198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他刚刚吃完早饭。他看了一下写给他的另四封信，但他的目光回到了来自日内瓦的那封信上。
信封的背面有一处淡淡的铅笔记号，这告诉他不能在公众场合拆开或放任不管。
这位教士朝走向餐厅的两位同事友好地点点头，回到一楼他自己卧室去了。
这封信打印在通常的信纸上。信件的内容友好而热情，抬头写着，“我亲爱的德莫特……”是一位从事神职工作的老朋友与另一位神职人员的说话口气。即使世界宗教委员会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一位随随便便的观察者决不会认为路德教的一位牧师写信给碰巧是天主教神父的朋友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日内瓦的那位朋友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闲谈了一些关于世界宗教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工作。实质内容在信中的第三段。写信人说他的主教回想起上次与奥布赖恩神父的愉快的会面，并很乐意再次与他见面。信末署名很简单，只是“你的好朋友哈里”。
奥布赖恩神父若有所思地放下信件，通过窗户去眺望威克洛郡至布雷之间的绿色的田野，以及再远处的灰色的爱尔?9９ｌiｂ?兰海的水域。海洋彼绵延起伏的山丘所隐藏，从桑迪蒙的这座古老的庄园房子看过去，即使布雷的塔尖也显得暗淡和遥远。但阳光明亮地照耀在他所喜爱的绿色的草地上。他对绿草地的喜爱如同他对海峡对面的仇敌的痛恨一样深切。
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致。自从他访问的黎波里，去拜见利比亚的伟大领袖穆阿马尔·卡扎菲上校——即信中被称为“主教”的那个人之后，已经好长时间了，差不多两年了。
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珍贵的机会，但除了花言巧语、话声柔软和慷慨承诺之外，后来一件事情也没兑现。没有为爱尔兰事业提供一分资金或一件武器。最后，事情变得令人失望，当时负责安排会见的那个人，即现在签名为“哈里”的人，是利比亚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处长，名叫哈基姆·曼苏尔，他对此事表示了抱歉。
现在又是这封信，一次召唤。虽然没有说明会见主教的具体时间，但奥布赖恩神父知道没有必要说。哈里的意思是“不得耽搁”。尽管阿拉伯人办事拖拖拉拉，但卡扎菲以这种方式发出召唤时，被召唤人就得去，如果他想得到赏赐的话。
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那些在爱尔兰事业中的可信赖的朋友确实需要那种赏赐。来自美国的资金已经减少了；爱尔兰政府，即被奥布赖思神父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经常性地呼吁不要给爱尔兰共和军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已经起到了作用。对来自于的黎波里的召唤不加理睬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要找一个较好的借口，以便再次快速出行。
最理想的是，奥布赖恩神父能获得几个星期的休息。但他三天前刚从阿姆斯特丹返回，显然是去参加了那次“需要的战争”研讨会。
当他在欧洲大陆期间，他曾溜出阿姆斯特丹，使用他早先存放在乌德勒支的资金用假名长期租赁了两套公寓，一套在荷兰罗尔蒙德，另一套在西德明斯特。这些公寓以后将成为那些年轻的勇士们的安全房，他们要到那里去执行打击敌人的行动。
旅行，对奥布赖恩神父来说，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经常性的部分。他的教会从事传教及促进耶稣教广泛联合的工作，而他是该教会组织的国际秘书。这是进行那种战争的最佳身份掩护。不是“需要的战争”，而是反击英国人的战争。自从多年前他在伦敦德里捧住那个临死的年轻人的破裂的头颅，看见英国伞兵跑向街头、做了祈祷，并立下了他的教会和主教所不知晓的他自己的另一个誓言之后，反抗英国人已经成了他的职业和生活。
从此以后，他已经积聚起对海峡对面那些人的深仇大恨，并把自己的工作贡献给了爱尔兰事业。10年来他一直是当地爱尔兰共和军的主力国际“协调人”。他已经筹集了资金，把经费从一个隐蔽的银行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制作了假护照，安排了安全接取和储存塑胶炸药和跳动开关。
在他的帮助下，在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海德公园的那些炸弹把那些年轻的管乐队队员们炸得四分五裂；在他的协助下那辆装有尖刀的马车在伦敦哈罗兹旁边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刺破了行人的肚子，割断了他们的肢体。他对于必须这么做而感到遗憾，但又认为这是正义的。他将在报刊上看到这些事件的报道，并在庄园的电视室里与他那些吓得心惊肉跳的同事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播放；而且当教区里的同事相邀时，他照样能以平静的心灵去主持弥散仪式。
在那个春天的上午，他的问题已被《都柏林报》上的一份小小的声明所解决。这份声明他在喝早茶时已经读过了，现在仍放在他的床上。
他的房间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电话。他打了两个电话。在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得到了热情的答复并被邀请参加已在报纸上宣布过的那个朝觐团活动。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
“我需要那种经历，法兰克，”他说，“如果我留在办公室里，电话老是响个不停。我需要安静和时间去祈祷。如果你能同意，我倒是愿意去的。”
上司看看那份日程并点了点头。
“带上我的祝福，德莫特。你在那里要为我们大家祈祷。”
朝觐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不需要报告军事委员会请求他们的同意。当他回来时能带来消息，那样会更好。如果没有消息，那也没有必要去麻烦军事委员会。他发了一封信给伦敦，付了额外的加快费以确保能24小时随时投递。他知道该信件能在三天内抵达利比亚人民办事处——利比亚政府对其大使馆的称呼。那样能使的黎波里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他们的安排。
朝觐以在诺克的那个爱尔兰圣殿里的弥散和祈祷开始，然后移到香农机场并租了一架喷气飞机飞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山山脚旁的卢尔德。在那里，奥布赖恩神父偷偷地离开由俗人、修女和牧师组成的朝觐团，在卢尔德机场登上了一架等待着他的小型包机。4个小时以后，飞机把他扔在了马耳他瓦莱塔，在那里他将由利比亚人接管。他们那架没有标志的公务喷气机降落在锡尔特外面的一个小型军事基地里，距这位爱尔兰教士离开香农机场正好12个小时。温文尔雅的哈基姆·曼苏尔在那里迎接他。
因为要急于返回卢尔德并重新加入朝觐团，所以没有时间安排他与卡扎菲上校的会见。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种打算。这是一项一直由曼苏尔独自负责处理的行动。这两个人在基地腾出来的一个房间里会谈了，外面围着曼苏尔的私人保镖。会谈结束时，爱尔兰人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经过马耳他回卢尔德去了。他很激动，他所获得的消息，如果能实现，将使他的事业获得一次巨大的突破。
哈基姆·曼苏尔落实了三天以后与伟大的领袖的会见。与往常一样，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接到了召唤的通知，让他去卡扎菲当天所在的地方。自从上一年遭到轰炸后，利比亚的领导人比过去更频繁地变换住所，越来越多地在离的黎波里一小时车程的沙漠里生活。
那天他正处于曼苏尔在私底下称之为“贝督因人的状态”。斜躺在他的沙漠营地一顶华丽的大帐篷内一堆靠垫上面，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袍。他显得没精打采，与往常一样，一边在听取两位盘腿坐在他面前的神情紧张的部长的情况汇报。这两位部长是在城市里生长的，显然更愿意坐在办公桌后面。但如果伟大领袖的念头是他们应该蹲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时，他们将蹲坐在垫子上。
卡扎菲注意到曼苏尔进来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在一边坐下等待。当部长们退出后，卡扎菲喝了一口水，并让报告事情的进展。
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实事求是不加夸张地作了一番汇报。与利比亚领导人身边的所有人一样，他也对穆阿马尔·卡扎菲感到敬畏。那人是一个谜，人们对谜总是感到敬畏的，尤其是这个人只要一挥手就可立即要了你的命。
曼苏尔知道，许多外国人，尤其是高层次的美国领导人，相信卡扎菲疯了。他，曼苏尔知道穆阿马尔·卡扎菲一点也没疯。如果那个人精神错乱，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在这块动乱的、支离破碎的。充斥暴力的国土上占据了18年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老练的政治艺术家。他曾经犯过错误，着迷于他自己的幻想，主要是关于在他自己国家外部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在那个世界里的位置。他真的认为他是一颗孤独的超级巨星，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央。他真的相信，当他鼓动国外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推翻他们的领导人并在纯化伊斯兰的事业中要接受他的惟一的最高领导权时，他那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演讲已被这些人们所接受和崇敬。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没人敢于对此提出异议。
但在利比亚国内，他没有遇到过挑战，而且实际上他是不可挑战的。他依赖于一小圈知心密友为他出谋划策。他有各个部长们，但他的内层高级顾问，除非他怀疑其中有人不忠，是出主意和行使真正权力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关于“国外”那个神秘的地方。这方面，在英国公学受过教育的哈基姆·曼苏尔是专家。曼苏尔知道卡扎菲有一处性格上的弱点。这得到了证明，在早些年，这位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的头头亲手处决了躲在欧洲隐藏地的卡扎菲的三名政治对手，从而证明了他的效忠。
对这位贝督因独裁者仍需要谨慎对待。有些人采用的方法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曼苏尔怀疑卡扎菲会接受这种溜须拍马而只是有保留地相信。他自己的接近方法是令人尊敬的，但他不对事实加以修饰。他仔细地选择着阐述事实所使用的词句，而且肯定没有把事实和盘托出，那等于是自杀，但他怀疑在那梦幻般的微笑和几乎是女子般的手势背后，穆阿马尔·卡扎菲想听到事实真相。
1987年4月的那一天，哈基姆·曼苏尔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了爱尔兰教士的来访以及他们的讨论。在他的述说过程中，卡扎菲私人医疗组中的一位医生，原先一直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搅拌着一服药剂，这时候走过来把那只小杯子递给了卡扎菲。利比亚领导人吞下药物后挥手让医生离开。那人收拾起他的医药用品，几分钟后走出了帐篷。
虽然自美国的战斗轰炸机摧毁他的住处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但穆阿马尔·卡扎菲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仍然遭受着偶尔的噩梦的侵袭和过度的精神紧张的影响。那医生刚才给他服下的是一种镇静剂。
“那种材料各分一半——这能接受吗？”他问道。
“教士会报告那种条件，”曼苏尔说，“我相信军事委员会会同意的。”
“那么美国大使之事呢？”
“也一样。”
卡扎菲叹了一口气，好像肩头上承担着太多的世界事务。
“还不够，”他梦幻般地说，“还应该更多些。在美国的本土上。”
“搜查在继续，阁下。问题依然相同。在英国存在着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强烈要求去为你的正义复仇效劳。那些异教徒将按你的旨意去摧毁异教徒。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使用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卡扎菲对英国复仇的渠道和工具的主意，其实是由曼苏尔想出来的，但卡扎菲现在相信这个见解是他的，是他在安拉的鼓励下想出来的。曼苏尔继续往下说：“在美国没有可被同样使用的在位的游击队网。搜查还在进行。你的那些复仇工具会被发现的。”
卡扎菲点了几次头，然后挥挥手示意会见已经结束。
“把这事办好。”他轻柔地说。
收集情报是一项奇怪的业务。一次漂亮的行动极少能够提供所有的答案，更不用说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搜索那个单一的、奇妙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那幅图案出现了，似乎一个拼图字谜正被仔细地拼合起来，一件一件地。通常，最后的十几件永远不会出现；一名优秀的情报分析员能从各种碎片的鉴定和比较中确定该图案。
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并不是来自于正在研究的那张拼图，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它们永远不能像一幅真正的拼图那样每一片与每一片能够清晰地吻合起来。
世纪大厦，即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些人是拼图的专家。他们通常总是伏案工作；情报收集员和外勤特工，是把情报碎片带来的人。分析员们努力把它们拼装起来。4月底之前，一个新的谜面的两块碎片抵达了伦敦的世纪大厦。
一件来自于卡扎菲服药时在帐篷里的那位利比亚医生。那人曾有一个他非常钟爱的儿子。小伙子在英国读书，将来想当一名工程师，但利比亚国安局接近了他，建议如果他爱他父亲他就应该为伟大领袖执行一项任务。他们交给他去安放的那颗炸弹提前爆炸了。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把悲痛藏在心底里，并以他在穆阿马尔·卡扎菲宫廷里工作人员的身份把他所能得到的情报传递给英国人。
他的报告是他在退出帐篷前所听到的一次谈话的一半。该报告不是通过在的黎波里的英国使馆传递，因为使馆被日夜监视着。而是送往开罗，是一个星期后到达的。从开罗它被送到了伦敦，因为相当重要，所以它被直接交到了秘情局头头那里。
“卡扎菲想干什么？”局长在听取了报告后问道。
“听起来似乎他答应了要把炸药和武器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爱尔兰共和军，”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他刚刚在这个月里由局长助理升为副局长。“这至少应该是这次偷听到的谈话的惟一的解释。”
“他是如何答应赠送的？”
“显然是通过一名飞到利比亚去的爱尔兰教士。”
“我们知道是哪一个教士吗？”
“不知道，先生。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士。有可能是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用的一种身份掩护。但赠送似乎是来自于卡扎菲。”
“好。嗯，我们必须查明这位神秘的牧师的身份。我要告诉MI-5局，并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知道任何情况。如果该教士在北方，那么他属于他们的范畴。如果他在南方或其他地方，那么由我们去对付他。”
MI-5局即英国保安局，是反间谍机构，负责在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的反恐怖任务。秘情局主管各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即南方的情报或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
当天，秘情局局长与他的同事——MI-5局总局长一起吃中饭。坐在饭桌上的第三个人是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是向不管部发出警告。两天后，MI-5局的一次行动结果带来了那幅拼图的第二片情报。
这事原先根本没有预见到，这只是工作中的某一次偶然的好运气。一名年轻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驾着一辆行李箱内放着一支阿马利特步枪的轿车，出乎意料地遇上了一处由皇家北爱尔兰警察设置的路障检查站。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担心车上的步枪会使他在梅兹监狱里蹲上几年，于是他试图闯过关卡。
他差不多就成功了。假如他经验更丰富些，他也许可以成功，在这辆偷来的汽车窜上前来时，路障处的那位中士和两名警察不得不跳到了一边。但站在后面的第四名警官端起他的步枪，朝疾驰而去的那辆轿车发射了四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小伙子的头颅。
他只是一名送信的小青年，但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应该获得一次享有军荣的厚葬。葬礼在死者家乡的村庄举行；那是在南阿马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得到了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的抚慰并被要求做一件好事。他们是否同意让一名来访的教士作为该家庭的多年老朋友，代替教区牧师主持葬礼仪式？这个家庭的成员全都是强硬的共和党人，且有另一个儿子因谋杀罪而被判终生监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仪式及时地由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主持了。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北爱尔兰被埋葬时的一个小小的已知事实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往往把葬礼作为一次会面的机会，互相交流情况。仪式受爱尔兰共和军“铁杆人员”的极为严密的控制。每一位哀悼者——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的拥护者。在南阿马、费尔马纳和南泰隆，有些小村庄的全体村民都是狂热的支持者。
即使在仪式中使用了电视摄像机，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头头们能避免被观众分辩出他们说话的口型变化，从而轻声低语地讨论计划、作出决定、交流信息，或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一名英国士兵或皇家北爱尔兰警察，即使想走近参加葬礼的人群，也会引起一场骚乱甚至是那名士兵或警察被杀死，这种事情已经有过证明。因此，监视的手段是长焦距的照相机，但这种设备无法听到从嘴边咕哝出来的谈话声。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常利用神圣的葬礼来计划进一步的破坏行动。英国人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很快行动起来了。有人曾说过，一名英国绅士所获悉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在它停止作为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所以英国人对棺材实施窃听。
葬礼前夜在巴里克莱恩，两名穿便衣的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闯进了摆放着那口空棺材的葬礼厅。那具尸体，按爱尔兰传统，仍摊放在街那边那户人家的前厅里。其中一名士兵是电子专家，另一名是熟练的木匠和漆匠。一个小时之内，那只窃听器被植入了棺木里面。窃听器的使用寿命不长，因为次日午前它将被埋入地下6英尺处。
第二天，在村庄上面山腰上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特空团官兵们监视着这场葬礼，一架镜头像火箭筒那样的照相机拍摄了在场的每一张脸面。另一名战士监听着来自棺材木料中那件设备发出的声音；现在灵枢正穿越村里的街巷进入教堂。那件设备录制了整个葬礼仪式的声音，战士们注视着那口棺木重新出现并被送往那处空墓穴。
那教士的黑色长袍在晨风中翻卷着，他拖长音调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把一撮泥土撒在了正被吊下去的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木上的声音把负责监听的士兵吓了一跳，声音太响了。在墓穴上方站在德莫特·奥布赖恩身旁的那个人是英国人所知道的，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他们低下头颅，隐藏着嘴唇开始说话了。
他们说话的内容被录入到山腰上的那盒磁带里。录音磁带被送到阿尔德格罗夫机场，然后又送到了伦敦。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行动，但其结果非常重要。奥布赖恩神父向军事委员会详细汇报了卡扎菲上校的赠礼事宜。
“有多少礼物？”两天之后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安东尼爵士问到。
“20吨，安东尼。那是他要提供的。”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看完之后，MI-5局总局长即合上卷宗把它放回到他的公文箱里了。那盒磁带没出现在这里。安东尼爵士是个大忙人，他所需要的只是阅读情况的梗概。
那盒录音带已在伦敦的MI-5局放了一天多，专家们正在抓紧工作。音质当然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是，窃听设备是通过棺木中一条半厘米的缝隙来努力倾听话语的，而且谈话开始时棺材正被吊下墓穴。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混有各种杂音：那个死者母亲在旁边的号哭声，清风吹过空墓穴和吹动教士长袍而发出的飒飒声，戴着高筒黑礼帽头盔的爱尔兰共和军仪仗队朝空中发射三颗空炮弹时的劈啪声。
广播电台肯定会认为该磁带录的是一团乱糟糟的声音。但这盒音带决不是用于广播。况且，电子强声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声学工程师们仔细地区分出那些背景杂音，把话语声“提升”至一个不同的频率模式并把它们与所有其他声音分离出来。主持仪式的教士以及站在他身边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的讲话声肯定得不到演讲大奖，但他们所说过的话已经是够清晰的了。
“那么条件呢？”安东尼爵士问，“肯定还有条件吧？”
“没有，”总局长说，“在这20吨军火中，一般将包括机关枪。步枪、手枪、手榴弹、迫击炮、定时炸弹和火箭筒——很可能还有捷克式RPG-7冲锋枪。再加上两吨塑胶高爆炸药。这当中一半肯定被用于一场在英国本土上的爆炸战役，包括有选择的暗杀，其中包括行刺美国大使。显然利比亚人坚持要搞成那项行动。”
“朋友，我要你把这些材料都交给秘情局，”安东尼爵士最后说，“请不要在部门之间扯皮。全力配合，全方位。这事可能会是一场海外行动，是他们秘情局的管辖范畴。从利比亚到爱尔兰海岸某个凄凉的小海湾，这将是一次国外行动。我要你给他们以绝对的合作，从你往下。”
“没问题，”保安局总局长说，“他们会得到配合的。”
夜幕降临前，秘情局局长及其副手蒂莫西·爱德华兹在他们的兄弟机构位于柯桑街的总部里听取了详细和全面的情况传达。例外地，局长准备承认，他要把北爱尔兰的信息与那位利比亚医生的报告进行核实。通常，谁也休想从他那里挖出关于秘情局在国外财产的一丝一毫口风，但这次情况特殊。
他提出来，并得到了他想要的合作。MI-5局将加强监视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肉眼监视和电子监控。只要奥布赖恩神父在北方，也同样对他实施监控。当他回到爱尔兰共和国去时，将由秘情局接管监视。对在墓穴边谈话中被提及过的那个人的监视也将加倍予以实施，那人是英国的保安机构所了解的，但从来没有受到过指控或遭到过监禁。
局长命令他自己在爱尔兰共和国的谍报网密切注意奥布赖思神父的返回，对他进行盯梢，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坐飞机或坐船去国外时，要立即报告伦敦总部。
回到世纪大厦后，局长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阻止它，山姆，”他最后说，“在利比亚或在转运途中阻止其源头。这20吨东西决不能进去。”
山姆·麦克里迪在黑暗的影视室里坐了几个小时，观看在葬礼现场拍摄到的录像。带子播放了在教堂里的整个仪式，然后镜头转向了外面的墓地，出现了站在那里以防任何人走近的一些爱尔兰共和军的卫兵。他们全都戴着连面具的黑色高筒礼帽，无法辨认出面容。
当送丧的人群出现在教堂的门廊并向那个空墓穴走去时，其中有6个蒙面人抬着灵枢。麦克里迪让技术员把音和像调成同步。没有说过任何可疑的话，直至那教士弓着头站在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身边。那教士曾有一次扬起头来向正在哭泣的小伙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表示安慰的话。
“停住镜头，拉近画，增强图像。”
当奥布赖恩神父的脸面占据了屏幕时，麦克里迪盯着看了20分钟，记住了每一个特征，直至他能够在任何地方认出这张脸。
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关于那个教士报告他的利比亚之行的那部分录像的文字说明。后来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一些照片。
穆阿马尔·卡扎菲是其中之一，照片中他那膨松的黑头发在他的军帽下鼓了出来，说话时嘴巴半张着。另一个人是哈基姆·曼苏尔，正从在巴黎的一辆轿车里下来，穿着做工讲究的萨维尔罗西服，精通英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长得英俊潇洒，一副大都市里人的派头，而且阴险残忍。第三个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新芬党当地政府的官员，在贝尔法斯特向公众发表演说。还有第四张照片，那是在坟墓边被提及过的、军事委员会可能派去接管和执行这项行动的人，也是奥布赖恩神父必须用信件向哈基姆·曼苏尔推介的那个人。英国人知道，他原先是爱尔兰共和军南阿马旅的司令员，现已脱离地方性工作转而负责特别行动，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老练、残酷无情的杀手。他的名字叫凯文·马奥尼。
麦克里迪盯着这些照片看了几个小时一努力想从脸面上猜测他们的思维。如果他想战胜他们，他就必须猜透他们的思路。目前是他们拥有优势。假设麦克里迪知道他们不但要做什么，而且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做。他知道第一点，但不知道第二和第三点。
他有两个优势。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能够认出他们；但他们不认识他。或者曼苏尔认识他的脸吗？那利比亚人曾为克格勃效劳过，而俄罗斯人知道麦克里迪。他们是否向那个利比亚人描述过骗术大师的脸面？
局长不准备冒这个风险。
“对不起，山姆，你自己绝对不能进去。我不管你的脸面存在他们档案里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百分之一，但我的答案是不行。不是我们的私人感情的事，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活捉。我可不想再发生一次巴克利事件。”
威廉·巴克利是中情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被伊斯兰真主党活捉了。他缓慢地、隐蔽地死去了。那些狂热分子最后给中情局寄去了一盒录像带，录有他们把他折磨死的整个过程的录像。当然，他已经吐露了，全都吐露了。
“你必须去另找一个人，”局长说，“愿上帝保佑他。”
于是麦克里迪去翻阅档案了。经过往前往后的不断筛选、分类、考虑和否定，最后他选中了一个名字，一个“可能”的人。他带着那个名字去找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
“你疯了吗，山姆？”爱德华兹说，“你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MI-5局对他恨之入骨。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而你却提出这个……变节分子。该死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叛徒，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决不会去雇佣他。”
“说得对。”山姆平静地说。爱德华兹改变了立场。
“但他从来没为我们工作过。”
“他也许会的。”
“给我说一条他为什么会为我们工作的理由。”
麦克里迪说了一条理由。
“嗯，”爱德华兹说，“根据档案记录，那人是一个局外人。使用他是禁止的。绝对禁止。清楚了吧？”
“完全清楚了。”麦克里迪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德华兹补充说，“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本能行事。”
当麦克里迪离开办公室时，爱德华兹把手伸进书桌下面关去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台录音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没被录进去。用这种方法可以创建长久的、辉煌的职业生涯。
麦克里迪已经从一位老朋友，即负责安装的那位工程师那里了解了这台录音机，现在他朝廊道走过去，口中喃喃地说着：“好吧，老狐狸，现在你可以编辑了。”
他对爱尔兰共和军不抱任何幻想，那些小报记者们把爱尔兰恐怖小组描写成偶尔搞成一些行动的一群白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
以前，如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时期，或许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由一帮白痴般的中年人所组成，他们穿着风雨衣，携带着小口径手枪，在后街的车库里制作上炸弹。那时候可根据他们的行踪把他们“分辨”出来并予以制止。但是与往常一样，那些政治家们又搞错了，他们低估了危害。认为那些炸弹无非是民权运动的延伸。那种年月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到了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已经锻炼成长了，发展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恐怖组织之一。
他们具有四项基础，要不然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可像他们那样存活20年。
首先，他们得到了一部分部落的支持，由此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人，以替补那些已死的和“已走”的——进监狱的。虽然他们拥有的参加行动的恐怖分子数目从来没有超过150人，能够提供安全房、军火储存库和技术援助的积极支持者的数目也许从来没有超过那个数字的两倍；而且虽然他们已经死去了一百多人，另有几百人“已走”了，但是来自北方和南方的那些死硬的共和派社区的年轻的新手们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招募的渠道永远不会干涸。
其二，他们在南方，即爱尔兰共和国，有安全的隐蔽处，由此他们可对由英国统治的北方开展行动。尽管许多人永久地居住在北方，但南方总是可以进去的，进去之后一名遭通缉的恐怖分子就可躲开追捕并消失。假如北爱尔兰是一个孤岛的话，爱尔兰共和军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被解决掉了。
其三，他们确立了目的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的斗争精神。60年代末，那些为把他们的岛屿变成一个单一的联合爱尔兰并在统一的基础上实施民主统治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的老一辈领导人已被清退出去了。在他们的位置上崛起了一批强硬的狂热分子，他们老练、狡猾、受过教育、善于开动脑筋掩盖其残忍的一面。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是想建成一个联合的爱尔兰，没错，但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而且要按照他们的社会理论，这一点他们仍隐瞒着不让他们的美国捐款人所知道。
最后，他们已经建立起经常不断的资金来源渠道，这是一个恐怖组织或一场革命运动的血液。早年，这是一个依靠波士顿的一些酒馆捐款和偶尔对本地银行的抢劫的问题。到80年代的中期，他们控制了一个全国性的餐饮俱乐部、非法职业和“正常的”犯罪企业网络，每年为开展恐怖活动提供了滚滚财源。在他们明白了资金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白了内部保密和严格分工的重要性。早先的说话太多和喝酒太多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阿基利斯的脚踵体现在武器方面。有钱购买是一回事，用钱去换回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筒或地对空导弹是另一回事。他们曾有过成功，他们也曾有过失败，他们曾尝试过许多行动，为的是把武器从美国运过来，但常被联邦调查局抢在了前头。他们曾经克格勃同意，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从东欧集团运进武器。但自戈尔巴乔夫先生上台之后，苏联对西方恐怖组织的交易已经减少，最终停止了。
他们需要武器，麦克里迪知道；如果对方能提供，他们将派出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员去接取。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驾车离开克里克莱德镇，穿过没有标志的县界，向格洛斯特郡驶去。
那座经改装的谷仓就在他被告知的地方，隐藏在一条小路边，是一座古旧的科茨沃尔德式石头房子，原先曾关过牛羊，堆放过干草。这座安静的乡间房屋被改造得很好，四周围着一道石砌的围墙，花园里春天的花朵鲜艳夺目。麦克里迪驶进大门，在木门外面停了下来。一位正在编织花边的年轻漂亮的女士，放下手中的篮子站了起来。
“你好，”她招呼说，“你是来看地毯的吧？”
这么说，他想道，他把出售地毯作为一项副业了。也许关于那些图书销路不好的说法是真实的。
“不，恐怕不是，”他说，“其实我是来看汤姆的。”
她的笑容减退了，一丝疑云出现在她的眼神里，好像她以前见过他那样的人进入她丈夫的生活，并且知道他们意味着麻烦。
“他正在写作。在花园尽头他的那间棚屋里。过一个小时他可以完成了。你等着好吗？”
“好的。”
在明亮的、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客厅里，她为他倒了咖啡，于是他们等待着。谈话冷下来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厨房那里传过来。她跳了起来。
“尼基。”
汤姆·罗斯出现在门边，他停住了脚步。他的微笑没有闪烁，但他的眼睛由于捕捉到麦克里迪而变得警觉了。
“亲爱的，这位先生来看你。我们一直等待着。你要咖啡吗？”
他没去看她，只是盯住他的客人。
“好的，咖啡最好了。”
她离开了。麦克里迪作了自我介绍。罗斯坐了下来。档案记录上说，他今年33岁，但没说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结实。没有必要这么说。
汤姆·罗斯曾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一名上尉。三年前他退伍离开军队，与尼基结婚并在克里克莱德西部买下了一座老旧的谷仓。他自己动手进行了改建，每天和砖头、水泥、梁架、门窗和雨水管打交道。他已经把粗糙的杂草地平整成光滑的草坪，设置了花房，砌起了围墙。那是白天的工作，晚上他从事写作。
当然，那肯定是一部小说。根据保密法，纪实作品是禁止的。即使是小说，他的第一本书已经使得位于柯桑街的MI-5局总部勃然大怒。那本书描写的是北爱尔兰，是以一名隐蔽战士的观点来叙述的，把MI-5局的反谍报行动描述得一团糟糕。
英国的当局对那些忠心耿耿的人是相当客气的，而对于那些似乎转变了立场的人则是毫不客气的。汤姆·罗斯的小说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并取得了适度的成功，这对于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的第一本小说来所，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出版商已经约了他的第二本书，那就是他现在正在写作的。但从柯桑街传出来的话是，前特空团上尉汤姆·罗斯是一个局外人，在他们的范围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近他、理睬他或帮助他。他知道这一点，也没加理会。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天地，配之以他的新家和新婚妻子。
尼基端来了咖啡，注意到这种气氛，就离开了。她是罗斯的第一任妻子，但罗斯并不是她的第一位丈夫。四年前，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条简陋的街道上，汤姆·罗斯蹲伏在一辆面包车后面，注视着他的战友奈杰尔·奎德像一只穿上了盔甲的巨蟹那样缓慢地蹒跚着走向前方100码处那辆红色的福特牌轿车。
罗斯怀疑轿车的行李箱里有一颗炸弹。一次有控制的定向引爆可清除这个隐患，但高级军官要求尽可能拆除炸弹的引信。英国人知道在爱尔兰的每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制作人的身藏书网份，每一个人都因为组装时的方式不同而留下了其特有的“签名”。如果炸弹爆炸，那份签名就会被炸毁，但如果在拆除引信后得到它，它就会提供许多信息。炸药来自何方、起爆器、雷管、也许还有指纹。而且即使没有指纹，通常也能知道是哪一双手把这枚炸弹装配起来的。于是奎德，他的学生时代的老朋友，走向前去，他的身体因为裹着盔甲而显得举步维艰，他要去打开行李箱并试图拆下炸弹的引信。他失败了。行李箱盖打开了，但炸弹安在盖子下面的内侧。奎德正在往下看，半秒钟时间是太长了。当白昼的天光照在感光电池上时，那颗炸弹爆炸了。奎德虽然穿上了盔甲，但炸弹炸飞了他的头颅。
罗斯去安慰了那位年轻的寡妇。后来安慰演化成同情，同情转变成爱情。当罗斯向她求婚时，她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开爱尔兰，离开军队。当她看到麦克里迪时，她已经怀疑到了某种事情，因为她以前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那是安静的人，总是安静的人。那天是一个安静的人来找奈杰尔，请他去西贝尔法斯特那条简陋的街道。
在外面的花园里，尼基把锄头狠狠地砸向了野草，屋子里他的男人正与那个安静的人在谈话。
麦克里迪说了10分钟。罗斯倾听着。当秘情局特工说完时，前特空团军人说：“看外面。”于是麦克里迪去看外面。肥沃的农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一只鸟儿在歌唱。
“我已经在这里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远离那种脏事，远离那些罪恶。我已经退出了，麦克里迪先生。完全退出了。难道柯桑街没告诉过你？我已经使自己没人来理睬了。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婚妻子和一个新的家园，即使靠写书也能过上一种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我需要一个人，汤姆。一个地面人员，深入进去。能以一种良好的身份掩护去中东活动，一张他们所不知道的脸面。”
“另找一个吧。”
“那一吨高爆塑胶炸药，如运到这里英格兰，分成500个两公斤装的包裹，会炸死另外100个奈杰尔·奎德，和另外的1000名玛丽·菲尼。我要努力去掐断它的运输，汤姆。”
“不，山姆。不，不是我。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们让一个人去负责接运，他们那一边的。我认为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人。凯文·马奥尼。”
罗斯的表情僵住了，似乎他受到了一次打击。
“他会在那里吗？”他问道。
“我们相信他会去负责那件事。如果他失败，那么他就毁灭了。”
罗斯长时间地注视着外面的景色。但他看到的是另一处乡间，一片深绿色的但料理得不好的乡间；他也看到了一座车库前厅；他还看到了路边的一具小孩尸体，那曾经是一个叫玛丽·菲尼的小姑娘。他起身走到了外面。麦克里迪听到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和尼基的哭泣声。罗斯回来后开始去准备一只旅行袋。
第二章
对罗斯的情况介绍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由麦克里迪亲自负责。毫无疑问，不能让罗斯到世纪大厦去，更不用说柯桑街了。秘情局在距伦敦一小时以内车程的郊区有三座安静的乡间房子，麦克里迪借用了其中一座，并把有关资料带了过去。
资料有书面的，也有音像的。音像资料大都不太清楚，因为是从远距离拍摄的，或是通过面包车上的一个小孔，或是从远处的灌木丛枝条之间，但人物的脸面较为清晰。
罗斯观看并倾听了在巴里克莱恩那个墓地现场摄录的录像和录音。他审视了那个充当信使的爱尔兰教士，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脸面。但当那些静止的照片并排放置之后，他的目光总是回到凯文·马奥尼那张冷酷、英俊的脸面上。
4年前，他差不多就可杀死这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当时马奥尼正在逃亡，追踪他的行动已经耐心地、隐蔽地进行了几个星期。最后，对他在南方邓多克附近的秘密隐藏地进行打草惊蛇后，他中计冒险潜入了北爱尔兰。他由另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为他开车，他们两人在莫伊尔附近的一座加油站停车加油。罗斯驾车跟在他后面，保持着一段相当的距离，倾听着沿线和空中的观察员们向他报告的情况进展。当罗斯听到马奥尼已停下来加油时，他决定围上去。
在他抵达加油站的前院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司机已经加满油回到了汽车里。没有人与他在一起。起初罗斯还以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猎物。他告诉他的搭档去堵住爱尔兰共和军的司机。当罗斯正忙于摆弄加油泵时，男厕所的门打开了，马奥尼出来了。
罗斯在后腰带上插着一支由特空团配发的13发的勃朗宁手枪，外面罩着一件呢绒短茄克。一顶旧帽子遮住了他的大半个头，几天未刮的胡茬已使他的脸面模模糊糊。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爱尔兰的工人，那正是他的身份掩护。
当马奥尼出现时，罗斯蹲在了那台加油机的旁边，拔出手枪，用双手握住进行瞄准，并大喊一声：“马奥尼，站住！”
马奥尼行动敏捷。即使在罗斯蹲下去时，他已经伸手去掏他自己的枪了。根据法律，罗斯可以就地把他击毙。他希望他已经这么做了。但他又喊道：“扔下武器，不然你就死定了！”马奥尼已经掏出了枪，但还没有举起来。他看着半藏在加油机后面的那个人，看见了勃朗宁手枪，知道自己赢不了。他扔下了他的柯尔特手枪。
就在这时候，两位老太太坐在一辆大众牌轿车里驶进了混凝土停车坪。她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但她们直接驶入了加油机边的罗斯与墙边的马奥尼之间。这对爱尔兰共和军的亡命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马奥尼迅速猫下腰捡回了他的手枪。他的同党试图驱车去 6551." >救他，但罗斯的后援人员就在他的旁边，一颗子弹穿过车窗射进了他的太阳穴。
罗斯无法开火，因为那两个老太太现在已经熄了发动机，坐在车上尖声狂叫。马奥尼从大众汽车后面转出来，躲到一辆停着的卡车背后，又从那里出来到了公路上。当罗斯从卡车边跑过来时，马奥尼已经在公路中间了。
驾着莫里斯轿车的那位老司机狠狠地踩下刹车，以避开奔跑着横穿马路的那个人。马奥尼使莫里斯夹在他自己与罗斯的中间，抓住老人的茄克衫，把他拖出汽车并用手枪柄把他敲倒在地上，然后跳进司机座驾车离开了。
汽车里有一个乖客。刚才老人在驱车带着他的孙女去看马戏。罗斯站在路边注视着，这时候旅客座的车门砰地打开，那个小女孩被扔了出来。他听见从路那边传来的一声尖细的叫喊，看见那娇小的身体落到了路面上，转瞬间那身体被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撞上了。
“是的，”麦克里迪柔和地说，“我们知道那是他干的。尽管有18名证人作证说当时他正在邓多克的一家酒吧里。”
“我们在写信给那小女孩的母亲。”罗斯说。
“军事委员会也在写信，”麦克里迪说，“他们表示遗憾。说她是因意外掉出汽车的。”
“她是被扔出来的，”罗斯说，“我看见了他的手臂。现在他真的是负责这事吗？”
“我们认为是的。我们不知道中转是通过陆地、海上或空中，或者他会在哪里露面。但我们认为他会指挥这项行动、你听过了这盘带子。”
麦克里迪向罗斯介绍了他的身份掩护。他将有两个身份，而不是一个。第一个将是比较透明的。运气好的话，经过调查可拆穿这种伪装从而发现第二个身份，再碰上好运气的话，他们会对第二个身份感到满意。
“我从哪里开始呢？”罗斯问道，一星期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
“你想从哪里开始？”麦克里迪反问。
“要为自己的下一部小说调查国际军火走私的任何一位作家，很快就会发现要搞那种走私的两个欧洲基地是安特卫普和汉堡。”罗斯说。
“没错，”麦克里迪说，“你在那两个城市里有熟人吗？”
“我在汉堡认识一个人，”罗斯说，“他是一个危险、狂热的人物，但他也许在国际黑社会中有熟人。”
“他叫什么名字？”
“克莱斯特。乌尔里希·克莱斯特。”
“天哪，你知道一些奇怪的黑帮人物，汤姆。”
“我曾救过他一命，”罗斯说，“在摩加迪沙。那时候他没有狂热。是在后来有人把他的儿子变成吸毒者后他才狂热的。那孩子死了。”
“哦，是的，”麦克里迪说，“那是有作用的。好，就汉堡吧。我将一直与你在一起。你不会看见我的，那些坏家伙也不会看到我。可我会在那里，在附近的地方。如果事情变糟了，我就会出场，与以前你在特空团里的两名同事一起。你放心好了，如果出问题我们会来帮你的。我会经常与你联络，以了解事情的进展。”
罗斯点点头。他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但是一个巧妙的谎言。麦克里迪将需要了解他的正常的进展，这样如果罗斯突然离开这个星球，秘情局就会知道他已经跑了多远。
罗斯在5月中旬抵达了汉堡。他未经声张，而且是独自来到的。他知道麦克里迪和那两个“看管人”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他没有看见他们，他也没有去看。他明白他很可能知道与麦克里迪在一起的那两名特空团军人，但他没有获得他们的名字。这不要紧；他们知道他，而且他们的工作是留在附近，但不要露面。那是他们的专长。那两个人肯定都能说流利的德语。他们将会在汉堡机场。在街巷里、在他的旅馆附近，只是观察并向躲在更后面的麦克里迪报告。
罗斯避开诸如世纪大饭店和大西洋酒店那样的豪华宾馆，挑了一个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他已经从阿维斯公司租了一辆小汽车，并坚持着他的适度的消费预算，以保持一位获得了小小成功的小说家在为下一部书做调查研究的形象。两天之后，他得知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在码头上开叉车。
当罗斯呼唤他时，那大个子德国人刚刚关闭叉车的马达，从驾驶室里爬下来。有那么一秒钟时间，克莱斯特倏地转过身来，作好了防卫的姿势，然后他认出了罗斯。他那高低不平的脸庞绽出了微笑。
“汤姆，汤姆，原来是你呀，我的老朋友。”
罗斯被紧紧地拥抱住了。当他被松开后，他后退一步打量着这位西德前特种部队的战士。他们已有4年没见面了，而第一次碰到时是1977年在一个炽热的索马里机场。当时罗斯24岁，克莱斯特长他6年。但现在他看上去比40岁老，老多了。
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诉劫持了一架从马洛卡飞往法兰克福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机上有86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在有关当局的追踪下，这架被劫持的飞机先是飞到罗马，继之飞向拉纳卡、巴林、迪拜和亚丁，最后因油料耗尽，停在了索马里首都穆加迪莎那个荒凉的机场里。
10月17日刚过午夜，在这里，西德特种部队——GSG-9部队对这架飞机发动了攻击。GSG-9部队基本上是由英国特空团培训出来的，正想与他们的教官部队一比高低。这是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指挥的这支部队的第一次海外执行任务。战士们都是好样的，非常好，但两名特空团中士还是与他们一起参加了行动。其中一名是汤姆·罗斯——那是他在当上军官之前。让英国人一起参加行动有两条理由。他们善于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打开密闭的飞机舱门；他们还擅长使用由英国研制开发的“眩晕”手榴弹。这种新式武器能产生致使恐怖分子在关键的2秒钟时间内麻痹的三种效果：一是闪光，可使裸眼暂时失明；二是冲击波，能造成晕头转向；三是通过耳膜使大脑发生巨大的震响，由此导致反应麻木。
在成功地解救了飞机之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代表国家亲自为勇士们授勋。那两名英国人在政治家和记者出现之前消失了。
虽然这两名特空团中士仅仅是作为技术顾问一起去参加这次行动的，这也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所坚持的目的。但所发生的事实是这样的，英国人先爬上了梯子，为的是想打开机尾客舱门。他们是从后面走到客机下面的，以避开恐怖分子的注意。
因为在漆黑的夜空下不可能在铝合金梯子的顶部交换位置，所以特空团战士从开口处进入机舱并扔出了他们的眩晕手榴弹。然后他们往旁边一站，让GSG-9部队从他们身边经过去完成突袭任务。冲在前面的两个德国人是乌尔利希·克莱斯特和另一名士兵。他们进入中间廊道后按指示卧了下来，他们手中的枪指向了他们被告知过的恐怖分子应该所处的地方。
果然，恐怖分子是在那里，在前舱壁的头上，正从爆炸中恢复过来，暴徒佐海尔·尤素夫·阿卡切，化名马哈默得，已经杀死了汉莎航班机长于尔根·舒曼，这时候他正拿着冲锋枪站起来。在他的旁边，两个女恐怖分子的其中一个——娜迪亚·辛德，正在站起来，她的一只手拿着一颗手榴弹，另一只手要去拉环。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从来没在近距离朝人射击过，于是罗斯从洗手间空隙处走到廊道上替他朝那两个男女开了枪。接着GSG-9突击队完成了任务，打死了第二个女的——苏海拉·萨勒。突袭行动一共只持续了8秒钟时间。
10年后，乌尔里希·克莱斯特站在阳光下的汉堡港一座码头上，朝着这位身材结实的年轻人微笑着。这个年轻人曾在多年前在拥挤的飞机客舱里越过他的头顶发射了那两颗子弹。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汉堡来的，汤姆？”
“我请你吃晚饭，到那时我再告诉你。”
他们避开灯光明亮、价格昂贵的里帕巴思，在圣保利其中一条小街的一家餐馆里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匈牙利菜，还喝了一些红葡萄酒。罗斯作了一番介绍，克莱斯特倾听着。
“嗯，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他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你的书。这些书是否翻成了德语？”
“还没有，”罗斯说，“我的代理人正在联系德语版合同。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德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么，靠创作这种惊险小说也能混饭吃了？”
罗斯耸耸肩。
“支付房租没问题了。”
“那么这本新书，这本关于恐怖分子、武器走私和白宫的书，已经有书名了吗？”
“还没有。”
德国人思考了一下。
“我会努力帮你搞一些信息的，仅供研究，对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并拍了拍他的鼻子，似乎是说：当然，肯定不止于此，但我们都必须混饭吃呢。
“给我24小时，我要与一些朋友谈谈。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你可在哪里得到这类材料。那么，退伍后你还是干得不错的。我……我就混得不那么好。”
“我听说了你的麻烦。”罗斯说。
“嗯，在汉堡监狱里蹲了两年。刚度过一次休闲度假呢。再过两年的话我现在还在哪里呢。不管怎么说，那是值得的。”
虽然已经离婚，但克莱斯特曾有一个儿子。在他16岁那年，有人唆使他吸上了可卡因，然后就垮掉了。那男孩因过量服用而死去了。愤怒使得克莱斯特失去了理智。他查找出使他儿子丢命的那批毒品的哥伦比亚批发商和德国分销商的名字，走进他们在一起吃饭的那家餐馆，把他们两个人的头颅全摘了下来。当警察到来时，克莱斯特根本没作任何抵抗。一位对毒品贩子恨之入骨的老学究气的法官，在听取了关于惹起这次杀人事件的答辩后，判了克莱斯特4年徒刑。他服了两年，6个月前才刚刚获出。外面的传闻是，有人悬赏要他的命。克莱斯特没去理会。有些人说他疯了。
半夜时，他们分手了。罗斯坐上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去了。一辆摩托车一路跟在后面。摩托车手对着一台手提通讯器说了两次话。当罗斯付完车费时，麦克里迪从阴影处出现了。
“你身后没有尾巴，”他说，“还没有。怎么样，睡觉前再喝一杯吧？”
于是他们到车站附近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里去喝啤酒。罗斯向他作了汇报。
“他认为你那关于研究一部小说的故事是废话吗？”
“他有怀疑。”
“好，我们希望他会把这个故事传给其他人。我怀疑你是否能真正接触这方面的歹徒。我倒希望他们会来找你。”
罗斯评论说，他有一种像是捕鼠夹上一块奶酪的那种感觉，并从吧凳上爬了下来。
“在一只成功的捕鼠夹上，”麦克里迪评价说，他也跟着走出了酒吧，“奶酪未经触动。”
“我知道这个，你也知道这个，但要告诉奶酪。”罗斯说完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与克莱斯特碰面了。那德国人摇摇头。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说，“但在汉堡没有你提到的东西，太先进太复杂了。那种东西是政府所办的实验室或兵工厂生产的。不会流入到黑市上。但有一个人，说过一番悄悄话。”
“在这里汉堡吗？”
“不，维也纳。那里的苏联武官随员是一个叫维塔里·卡利亚金少校的人。你肯定知道，维也纳是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制造商奥姆尼波尔的主要出口基地。捷克人被允许大量生产和出口，但有些武器和有些买主需经莫斯科批准。负责跑这种许可证的代理人就是卡利亚金。”
“他为什么肯提供帮助？”
“外面传闻，他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当然，他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但即使军情局军官也有个人的秘密口味。他似乎喜欢姑娘，高价姑娘，也就是那种必须赠以高级礼品的女人。所以他自己也收礼品，现金礼物，装在信封里。”
罗斯想了一会儿。他知道苏联社会上相当腐败，但军情局的一名少校也可以买通？军火交易界非常奇特；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顺便问一下，”克莱斯特说，“在你这本……小说里，有没有爱尔兰共和军？”
“你为什么要问？”罗斯说。他没有提起过爱尔兰共和军。
克莱斯特耸了耸肩。
“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基层单位。驻扎在由巴勒斯坦人经营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与国际社会里的其他恐怖组织有联络，也搞军火采购。你要见见他们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见他们呢？”
克莱斯特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太响了一点。
“也许很有趣呢。”他说。
“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知道你曾经杀死过他们中的四个人吗？”罗斯问道。
“可能知道。在黑道里，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尤其是他们的敌手。但我还是去他们的酒吧里喝酒。”
“为什么？”
“有劲呀，去摸老虎屁股呢。”
你真是疯了，罗斯心里想。
“我认为你应该去，”那天夜晚麦克里迪说，“你也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看见一些情况。或者他们也许看见你并对你在这里的出现而感到纳闷。如果他们询问，他们就会获悉关于小说研究的那个故事。他们不会相信的，推论你其实想购买武器到美国去使用。事情会传开的。我们要让这件事情传开去。要少喝几次啤酒并保持冷静。然后要离那个德国疯子远一点。”麦克里迪认为没有必要提及他实际上知道那家酒吧。它的名字叫鼠洞，谣传一直在说，一名为英国人工作的德国隐蔽特工曾于一年之前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被剥下伪装并被枪杀了。当然，那人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德国警方尚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去袭击那个地方，而德国的反间谍机关宁愿让那些巴勒斯坦人和爱尔兰人留在原处。捣毁他们的总部只会意味着他们将在别的地方另建一个。但那种谣言仍在传播。
第三天晚上，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与罗斯坐出租车到了里帕巴恩，他引导罗斯走向大卫街，他们经过铁门进口处抵达赫伯特街，那里的妓女们夜以继日地坐在她们的窗户边。他们经过啤酒厂大门走向远处，那里的易北河在月光下发出粼粼水波。克莱斯特拐向右边进入伯纳德街，过了200米后在一扇钉着铁钉的门前停了下来。
他按响了藏在旁边的一只隐蔽的门铃，门上出现了一只小方孔。一只眼睛打量着他，接着是门内的一阵耳语，然后门打开了。看门人和站在他旁边那个穿着餐衣的人全是阿拉伯人。
“晚上好，阿卜杜拉先生，”克莱斯特快乐地用德语说，“我渴死了，想来喝一杯。”阿卜杜拉审视着罗斯。
“哦，他没问题，是一个朋友。”克莱斯特说。那阿拉伯人朝看门人点点头，后者把门拉开让他们进来。克莱斯特是大个子，而看门人是一个巨人，剃着一只光头，不是一个闹着玩的人。早年在黎巴嫩的营地里，他曾经是巴解组织的一名突击队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阿卜杜拉把他们引到一张桌子旁，打一下手势召来一名服务员，用阿拉伯语命令把他的客人照顾好。两名胸部丰满的吧女，都是德国人，离开吧台坐到了他们的桌边。
克莱斯特微笑了，“我告诉过你。没有问题。”
他们坐着喝酒。克莱斯特不时地与其中一位姑娘跳舞。罗斯一边喝酒一边打量着屋内。尽管所处的街道肮脏不堪，但鼠洞酒吧装修得豪华气派，音乐优美动人，酒也没有掺水。甚至姑娘们也长相漂亮，穿着讲究。
有些客户是来自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有些是德国人。他们似乎都很富有，关心的只是能玩得愉快。罗斯已经套上了一件西服；只有克莱斯特仍穿着他那件棕色皮茄克和一件开领衬衣。假如他不是他，没有他所具有的名气的话，阿卜杜拉也许会因为衣冠不整而把他赶出去了。除了那个令人敬畏的看门人，罗斯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聚会地方。商人们准备在这里潇洒地挥霍金钱，希望能把其中一名吧女带回家过夜，但他们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大多数人在喝香槟；克莱斯特点了啤酒。
酒吧上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控制着饮酒区。这是一面单向镜子；镜子背面是经理的办公室。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俯视着。
“你那个人是谁？”其中一个人用贝尔法斯特粗喉音轻柔地问道。
“德国人，叫克莱斯特，偶尔过来。以前是GSG-9部队的军人。现在不是了，完全退出了。因谋杀罪坐过两年牢。”
“不是他，”第一个人又说，“另一个人，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那个英国人。”
“不清楚，西默斯。是第一次来这里。”
“去查清楚，”第一个人说，“我认为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当罗斯上洗手间去时，他们过来了。罗斯小便完后正在洗手，这时候那两个男人进来了。一个走向小便池，站到便池前面拉开了裤襟。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另一个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爱尔兰人留在了门边。他从茄克衫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小的楔形木块，扔到地上后用脚把它踢进了门下。
罗斯从镜子里观察到了这个动静，但装作没注意到。当大个子男人离开小便池时，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一转身避开朝他的头部打过来的第一拳，猛地一脚踢在了那人左膝下面。
大个子没想到会挨打，他痛苦地呻吟起来。他的左腿弯曲了，这使他的头低到腰部的水平上。罗斯狠狠地抬起膝盖，击中了那人的下巴。一阵牙齿破裂声之后，一股细细的鲜血从他前面那个人的嘴里流了出来。他感受到膝盖上的青肿使他的大腿也疼起来了。他的第三次打击结束了这次斗殴，一记重拳打在了大个子的喉部。他转向在门边的那个人。
“别紧张，朋友，”那个叫西默斯的人说，“他只是想跟你谈谈。”
他绽出欢快的、孩子般的微笑，这肯定迷倒过不少姑娘们。那双眼睛仍然保持着冷漠和警觉。
“想了解我的过去吗？”罗斯问道。在进入酒吧时他已经装作是一个来访的瑞士人。
“别装蒜了，罗斯先生，”西默斯说，“其一，你让英国人在大肆宣扬你。其二，你的照片印在了你的书后封底上，这书我也已经看过了。其三，你是多年前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名特空团军人。现在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你了。”
“那又怎么样？”罗斯说，“我已经退出了，彻底退出。我现在靠写书谋生。就这么回事。”
西默斯·奥基夫思考了一下。
“有可能，”他承认道，“如果英国人要派秘密特工进入我的酒店，他们不会使用脸面印在那么多书上的一个人。或者他们会吗？”
“他们也许会，”罗斯说，“但不会派我。因为我再也不愿为他们效劳了。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
“这我听说过，没错。那么现在，特空团军人，来喝一杯吧。真正喝一杯。为了旧日的时光。”
他把那块楔形木从门下踢出来并拉开了门。在地砖上，那个大个子男人手脚并用地挣扎着站起身来。罗斯走出门去了。奥基夫停下来朝大个子的耳朵里耳语了一番。
在酒吧里，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仍坐在他的桌子边。那两个姑娘已经走了。经理和身材魁梧的看门人站在他的桌旁。当罗斯走过来时，他扬起了一条眉毛表示询问。假如罗斯如实相告，他是会打架的，尽管对手更加强大。罗斯摇摇头。
“没事，乌尔里希，”他说，“保持冷静。回家去。我会再次见到你的。”
奥基夫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公寓。他们一起喝兑水的詹姆森酒。
“给我说说这次‘研究’吧，特空团军人。”奥基夫静静地说。
罗斯知道走廊里还有两个人，随时听候召唤。没有必要再来暴力了。他把他打算的下一部小说的计划概要告诉了奥基夫。
“那么，不是关于在贝尔法斯特的那些小伙子了？”奥基夫问道。
“同样的计谋不能使用两次，”罗斯说，“出版商不会喜欢的。这次是关于美国的。”
他们彻夜长谈，一边喝酒。罗斯擅长喝威士忌，也很爱喝。奥基夫在黎明时让他走了。他步行走回自己的旅馆，这样有助于醒酒。
其他人在对付克莱斯特。在罗斯离开酒吧后，他们把克莱斯特带到了那座废弃的仓库里。大个子看门人把他按倒在地，另一个巴勒斯坦人使用了器械。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很顽强，但巴勒斯坦人已经记住了在黎巴嫩南方的痛苦的教训。克莱斯特尽他所能承受住野蛮的殴打，但在黎明前他开口说话了。他们让他在日出时死去。这是一个受欢迎的解脱。那个曾在洗手间里挨过打的爱尔.兰人注视着、倾听着，偶尔抚摩一下他自己正在出血的嘴。他从奥基夫那里接到的指示是查清那个德国人对于罗斯来汉堡知道些什么。当事情结束时他报告了他获悉的情况。爱尔兰共和军办事处主任点点头。
“我原先还以为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呢。”他说。后来他给维也纳的一个人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是仔细拟写的。
当罗斯离开奥基夫的公寓，穿过正在苏醒的城市走回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去时，其中一名管理员很快跟在了他的后面。另一个人继续观察着那座废弃的仓库，但没去干涉。
中饭时，罗斯在街角旁的一个快餐摊位里买了一只夹有香肠的大面包。他边吃边向他旁边的那个人报告了情况。
“你认为奥基夫相信你了吗？”麦克里迪问。
“他也许已经相信了。这种解释理由应该是很充足的。惊险畅销小说，毕竟需研究某些奇怪的地方的某些奇异的事情。但他也许还有疑问。他不是傻瓜。”
“你认为克莱斯特相信你了吗？”
罗斯笑了。
“不，乌尔里希不会。他深信我是某一类叛徒，成了一名雇佣兵，代表某些客户在寻找军火。他出于礼貌没说出来，但那个小说研究的故事愚弄不了他。”
“哦，”麦克里迪说，“嗯，也许昨天晚上是一份额外的奖金呢。你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让我们看看到了维也纳你是否能进一步追踪下去。顺便说一下，已经为你订了明天早上的机票。到机场付现金就行了。”
到维也纳的航班要经过法兰克福。罗斯坐在商务舱里。飞机准时起飞后，空中小姐开始分发报纸。由于这是国内航班，没有英文报纸。罗斯能说一些结结巴巴的德语，并能译解报纸的标题。刊登在《晨报》头版下半部分的那篇报道不需要译解。
照片中的那张脸闭着双眼，周围全是垃圾。标题写着：毒枭的杀手自己被杀。报道的内容提要说，两名检垃圾的人在靠近码头的一条小巷的一只垃圾桶里发现了尸体。警方认为这是黑社会的一次仇杀案子。然而，罗斯更清楚地知道，如果特空团的看管人肯去干涉的话，也许可以救了他的德国朋友。
他起身穿过布帘走向经济舱洗手间的廊道。年飞机的尾部附近，他把报纸放在了一个面带倦容、正在阅读机内杂志的人的膝头上。
“你这个杂种！”他愤恨地、大声地说。
使罗斯颇感惊奇的是，他第一次往苏联使馆打去电话时，卡利亚金少校就接听了。罗斯是用俄语说话的。
特空团军人，尤其是军官，必须掌握多种技能。因为特空团的基本战斗小组只有四个人，这就需要具备各种才能。在四人小组中。除了他们的各种战斗技能之外，还需要经过各种培训，能操作无线电设备，还要能说几种语言。除了在北约中的作用外，特空团曾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阿曼和中南美洲执行过任务，流行的外语总归是马来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作为北约的部队，有用的语言当然是俄语，以及一、两种盟国的语言。罗斯能说法语、俄语和爱尔兰的盖尔语。
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打电话给在苏联使馆内的卡利亚金少校并不是特别奇怪，因为他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要求购买捷克武器的经常不断的申请报告。
政府间的采购申请，要向在布拉格的胡萨克政府提出。这些不是他的事情。其他的、或者说更为暧昧的购买申请，要送到设在中立的维也纳市的奥姆尼波尔公司办事处。卡利亚金要审阅所有这些申请。有些他会批准，有些他会否决。他没有告诉莫斯科的是，他的判断会受到慷慨的小费的影响。他同意晚上在萨克饭店面见罗斯。
他看上去不像是漫画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他长得相貌堂堂、仪表整洁、衣冠楚楚。这家著名的饭店里许多人都认识他。领班服务员把他引到了远离乐队和叽叽呱呱说话的其他就餐者的一张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两个人坐下来点了一份油煎小牛肉和一种干淡的奥地利红葡萄酒。
罗斯解释了他的下一部小说所需要的情况。卡利亚金有礼貌地倾听着。
“这些美国恐怖分子……”当罗斯讲完时卡利亚金说。
“虚构的恐怖分子。”罗斯说。
“当然了，这些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他们要寻找什么？”
罗斯从他的胸袋里取出一张打印纸递了过去。俄罗斯人读完这份清单后扬起了一条眉毛，并把纸张递了回去。
“不可能，”他说，“你找错人了。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
“汉堡的一位朋友说你消息极为灵通。”
“让我改变一下99lｉb.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找别人呢？为什么自己不进行编造呢？这毕竟是一本小说嘛。”
“真实性，”罗斯说，“当代的作家不能把事情搞错。今天的许多读者是不会被只适合学生的情节所愚弄的。”
“恐怕你还是找错了地方，罗斯先生。这份清单里的有些装备已经不能算作常规武器了。饵雷公文包、克莱默地雷……这种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是不能提供的。在你的小说里为什么不使用简单的武器呢？”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
“虚构的恐怖分子。”卡利亚金轻声说。
“当然，虚构的恐怖分子，显然……就是说，在书中我打算让他们……搞一块涉及美国白宫的火爆行动。光是使用在德克萨斯州的枪械商店里都能买到的步枪是不行的。”
“我无法帮你，”俄罗斯人说，一边擦净了嘴唇。“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下，克莱默地雷那种类型的武器，是美国的，也是不可获得的……”
“东欧集团有一种翻版。”罗斯说。
“那是不能随便提供的，除了政府之间的交易，但那也仅仅是用于合法的国防用途。我国决不会提供这种武器，也不会批准一个友好国家去提供。”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如你所说，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但这些武器确实出现在某些恐怖组织的手中，”罗斯说，“例如巴勒斯坦人。”
“有可能，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搞到的，”俄罗斯人说。他站起身来，“现在恕我失陪……”
“我知道有许多问题要问，”罗斯说，“可在追求真实性之中，我确实有一笔菲薄的研究基金。”
他掀起了放在桌子边第三把椅子上一份折叠着的报纸的一只角。一只精细的白信封夹在报纸之中。卡利亚金重新落座，抽出信封，瞟了一眼里面的德国马克纸币。他看上去若有所思，然后抽出信封装进了他自己的胸袋。
“假如我是你，并且希望把某种材料卖给一伙美国恐怖分子，当然全是虚构的，我认为我也许会去的黎波里，设法会见某一个哈基姆·曼苏尔上校。现在嘛，我确实还有事情。晚安，罗斯先生。”
“到目前为止，情况良好。”麦克里迪说。这时候他们并排站在河边一家肮脏的酒吧内的洗手间里。两名特空团中士已经确认他们身后都没有尾巴，不然就不会这么会面了。“我认为你应该去那里。”
“那签证怎么办呢？”
“可向在斯利纳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提出申请。如果他们及时向你颁发了签证，那就意味着已经事先向那里暗示过你了。”
“你认为卡利亚金会向的黎波里透露吗？”罗斯问道。
“哦，我想会的。不然为什么指引你去那里？没错，卡利亚金要让他的朋友曼苏尔审视你，更深一步查核你那个可笑的故事。至少再也没人相信那个研究小说的故事了。你已经跨越了第一道障碍。那些坏家伙真的开始相信，你是一个叛徒，正努力想为由美国疯子们组成的某些阴影组织工作而快速致富。当然，曼苏尔想要了解得更加详细。”
罗斯从维也纳飞到罗马，然后飞到了马耳他。两天后——没必要把他们催得手忙脚乱的，麦克里迪说过——他向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提出了访问的黎波里的签证申请。他的申请理由是需为一本关于利比亚取得惊人成就的图书作一些调研。24小时后，签证办出来了。
第二天上午，罗斯搭乘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卢加飞往的黎波里。越过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地中海，当前方出现了棕褐色的的黎波里海岸时，他想起了大卫·斯特里上校，以及帕迪·梅尼。乔克·刘易斯、雷利、阿尔蒙兹、库伯和其他人。他们是特空团创建时的第一批军人，早在他出生的10年之前已经在这条海岸线上袭击并摧毁了德军的基地。
他还想起了麦克里迪在卢加机场里说过的话，当时两名看管人在汽车里等待着。
“恐怕的黎波里不是一个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的地方。所以你失去了后援。一旦进入那里，你就得孤身行动了。”
1941年时他的前辈们有的仍埋在那里的沙漠里，到利比亚时他将会发现他也与他们一样，完全是孤身一人。
客机倾斜着机翼开始朝的黎波里机场降落。
第三章
一开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罗斯坐在客舱的后部，随着最后一批旅客走出飞机。他跟在其他乘客后面走下舷梯，进入到上午炽热的阳光照耀下的利比亚。在现代化的白色机场大楼的观望台上，当他穿过沥青停机坪走向到达大厅的门时，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辨出了他，一副望远镜也跟定了他。
过了几分钟，望远镜放下来，几句轻轻的话语用阿拉伯语说了出来。
罗斯走进开着空调的凉爽的航站楼，排在队伍后面等候护照检查。斜着眼睛的移民局官员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他们扫视着护照的每一页纸，盯视着每一位旅客的脸面，并与他们的护照照片作长时间的对比，还去参阅在视线之外的放在桌子上的一本手册。持利比亚护照的乘客排在另一支队伍里。
曾经坐在飞机上吸烟区的两名美国石油工程师排在罗斯后面的队伍末端。过了20分钟，罗斯才走到护照检查柜台前。
那个穿绿色制服的移民局检查官接过他的护照，翻开来并去寻找格栅下的某种注释。他毫无表情地抬起眼睛朝罗斯背后的某个人点了点头。罗斯感到手肘边被人碰了一下。他转过身来。旁边另有一个穿绿色制服的人，年纪更轻、彬彬有礼，但态度很坚定。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后面更远一些的地方。
“请你跟我来。”那年轻的移民局官员用还算通得过的英语说。
“什么事情呀？”罗斯问道。后面的两个美国人赶紧停止了闲谈。
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的官员把手伸进格栅下面，取回了罗斯的护照。
“请这边走。”他说。那两名战士跟在了后面，一边一个。移民局官员走在头里，罗斯跟着，战士们走在最后面。他们拐弯离开大厅走进一条长长的白色廊道。在廊道的尽头，那官员打开左边的一扇门，做手势让罗斯进去。两名士兵守在了门的两边。
那官员跟在罗斯后面走进房间并关上了门。这是一个白色的光坯房间，窗户上装着铁条。中间是一张桌子和两把相对摆放着的椅子，此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一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穆阿马尔·卡扎菲的肖像。罗斯坐到了其中一把椅子上。那官员坐在他的对面开始审视那本护照。
“我不明白有什么差错，”罗斯说，“我的签证是昨天由你们在斯利纳的人民办事处颁发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官员只是用一只没精打采的手做了一下手势，要罗斯保持安静。一只苍蝇在嗡嗡叫着。5分钟过去了。
罗斯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那年轻的官员抬头去看，啪地立正敬礼。然后他一言未发地离开了房间。
“那么，罗斯先生，你终于到这里了。”
这声音深沉而又抑扬顿挫，这种英语只能在英国的高级公学里才能学到。罗斯转过身来。他没让脸上表露出认识的痕迹，虽然他曾在麦克里迪那里对这个人的照片审视过几个小时。
“他聪明伶俐，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我们英国，”麦克里迪曾经说过。“他又是残酷无情，极度危险。要当心这个哈基姆·曼苏尔。”
这位利比亚国外情报处处长比照片上显得年轻，只比罗斯稍微大一点点。33岁，卷宗上说过。
1969年时，15岁的哈基姆·曼苏尔到英国伦敦郊外的哈罗公学留学。他是一位极为富有的朝臣的儿子和财产继承人，他的家庭是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的亲信。
那一年，在由一个不知名的贝督因人出身的卡扎菲上校的领导下，一群狂热的年轻军官趁国王在国外期间发动一场政变，把国王推翻了。他们立即宣告成立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王和他的朝廷用他们的一些财富在日内瓦避难，并呼吁西方帮助他们的复位。但没有结果。
在父亲不知晓的情况下，少年哈基姆着迷于他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他已经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所有政治观点划清了界线，因为仅仅在一年之前，他那年轻的想象力已经受到了那些狂热的学生和工人在巴黎所进行的骚乱和几近革命的鼓舞。这位激进的青年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狂热的政治，这位哈罗公学的男生已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彻底转变了。他多次去利比亚驻伦敦大使馆，强烈要求离开哈罗学校回到祖国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
他的申请书被注意到了，也被拒绝了。但一名外交官，一名旧政府的支持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在日内瓦的曼苏尔先生。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但那个男孩拒绝认错。17岁那年，他的生活费来源断了，哈基姆·曼苏尔从哈罗辍学了。他在欧洲漫游了一年，试图向的黎波里表明他的忠诚，但总是遭到拒绝。1972年，他假装改变政治观点，与父亲言和，加入了在日内瓦的流亡朝廷。
在那里期间，他获悉了一个阴谋的详情。该阴谋的资金由伊德里斯国王的财政大臣提供，由一帮前英国特种部队军官组成一支突击队，乘坐一艘叫“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船从热那亚出发，突袭利比亚海岸，以对卡扎菲实施一场反政变。其方法是打开的黎波里的一座主要监狱，也就是所谓的“的黎波里希尔顿”，释放所有支持伊德里斯国王和憎恨穆阿马尔·卡扎菲的沙漠部族首领。然后他们就会分散活动，率领各个部族推翻篡位者。哈基姆·曼苏尔立即把整个计划透露给利比亚驻巴黎使馆。
事实上该计划已经被中情局给“吹了”（后来后悔了），并按美国人的要求被意大利安全部队取消了。但曼苏尔的这一姿态使他获得了驻巴黎使馆的一次长时间会面。
他已经记住了卡扎菲的那些蝶碟不休的演讲和那些荒唐的想法，他的热情给会见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他踏上了回到祖国的征途。两年后他被调派到情报部门工作。
卡扎菲亲自约见并提拔了这个年轻人。在1974年至1978年期间，曼苏尔为卡扎菲在国外执行了一系列“湿事务”，由于他的流利的语言水平和大城市人的派头，他能够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自由活动；又由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伯人，他也能够在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网中巧妙周旋。他亲手执行了对卡扎菲在国外的三名政敌的暗杀，与巴解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联络，成了“黑九月”恐怖行动组织者和策划者哈桑·萨拉曼的一名密友和崇拜者，而且两人极为相像。
1984年，卡扎菲提升他负责所有的国外恐怖行动。两年后，卡扎菲被美国人的炸弹和火箭打得心惊胆战。他要复仇，具体执行由曼苏尔负责，而且要快。英国方面不成问题；那些爱尔兰共和军的人，私下里他认为他们是一帮富牲，只要得到了钱财就会在英伦三岛留下一串串血迹和死亡。问题是要找到愿意在美国干同样事情的一伙人。现在来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叛徒……
“我的签证，我重复一遍，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罗斯愤愤地说，“所以我能否问问出了什么事情？”
“当然，罗斯先生，回答很简单。你正被拒绝进入利比亚。”
曼苏尔踱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凝视窗外远处的飞机维修库。
“可是为什么呢？”罗斯问道，“我的签证是昨天颁发的，是符合规范的。我想做的只是为我的下一部小说作一些研究。”
“罗斯先生，请原谅我的迷们和无知。你是一名前英国特种部队的军人，显然已经改行成了一个作家。现在你在这里出现，说是你想在下一本书里描写我们的国家。坦率地说，我怀疑你对我国的描述是不是特别讨好，而且利比亚人民并不会分享你们英国人的自嘲口味。不，罗斯先生，你不能留下。来吧，我陪你返回那架飞机。”
他用阿拉伯语发出一道命令，于是门打开了。那两名战士进来了。一名战士提起了罗斯的旅行袋。曼苏尔从桌子上拿起了护照。另一名战士站在旁边，以让他们两人走出去。
曼苏尔领着罗斯经另一条走道出去到了阳光下。那架利比亚飞机停在旁边，作好了起飞准备。
“我的手提箱。”罗斯说。
“已经放回到飞机上了，罗斯先生。”
“我能否知道我现在是跟谁在说话？”罗斯问。
“现在还不到时候，朋友。你就叫我……阿齐兹先生好了。那么，你准备从这里去什么地方作你的研究呢？”
“我也不知道，”罗斯说，“我似乎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了。”
“那就休息一下，”曼苏尔说，“短期度一次假吧。为什么不飞到塞浦路斯去呢？这是一个美丽的岛屿。我本人很喜欢这个季节特罗多斯山区的凉爽空气。就在马拉萨莎山谷的佩多拉斯外面，有一家迷人的客栈叫阿波罗尼亚。我向你推荐这家客栈。一些有意思的人喜欢住那里。祝你旅途顺风，罗斯先生。”
其中一名特空团中士发现他从卢加机场出来，是一次幸运的巧合。他们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就回来。他们俩合住在机场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以4小时值班4小时休息的方式在注视着抵港大厅。那位值班的战士正在翻阅一本体育杂志，这时候他发现罗斯从海关卡口出现了，一只手里提着他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提着旅行袋。他没有抬起头，让罗斯经过后注视着他走近写着塞浦路斯航空公司标志的柜台。然后他用墙上的公用电话通知了他的同事。同事又通知了在旅馆里的麦克里迪。
“该死的，”麦克里迪咒骂道，“他这么快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头儿，”那中士说，“但根据丹尼报告，他在塞浦路斯航空公司询问航班。”麦克里迪飞快地思索着。他曾经指望罗斯会在的黎波里待上几天，他那为一小撮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寻找先进武器的身份掩护故事，最终会导致逮捕并遭到曼苏尔的亲自审问。现在看起来似乎他已经被赶了出来。但为什么要去塞浦路斯？罗斯是不是摆脱了控制？他需要见他并搞清楚在的黎波里发生了什么事。但罗斯没有登记住进一家旅馆，这样他无法秘密地接触以听取形势报告。他在跑动。也许他认为他现在正处于那些坏蛋的监视之下……
“比尔，”麦克里迪在电话里对那位特空团中士说，“告诉丹尼与他待在一起。在附近没人时，到塞浦路斯航空公司柜台努力查明他们去了哪里。然后在同一个航班为我们订两张机票，并在下一个航班也订两张，以备万一我不能及时赶到机场。我一准备妥当就去那里。”
那天晚上的路面交通非常拥挤，当麦克里迪抵达卢加机场时，去尼科西亚的那班晚上航班已经起飞了——机上载着罗斯和丹尼。下一班飞机要等到第二天。麦克里迪也登记住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半夜时，丹尼打来了一个电话。
“哈罗，叔叔。我在尼科西亚机场宾馆。婶婶已经上床了。”
“她肯定是累了，”麦克里迪说，“宾馆还不错吧？”
“很不错，很好。我们住了一个大套间，是610号房间。”
“我很高兴。我到达时也很可能会住在那里。到目前为止假期过得怎么样？”
“很开心。婶妹已经租了一辆汽车供明天使用。我想我们将进入山区。”
“美极了，”麦克里迪越过东地中海欢快地对他的“侄子”说，“你给我留着那套房间好不好？我一有可能就来与你和婶婶会合。晚安，孩子。”
他放下了电话。
“那家伙明天要上山去，”他阴郁地说，“他在的黎波里中转期间到底了解了什么情况？”
“我们明天就会知道了，头儿，”比尔说，“丹尼会在老地方留下一张纸条。”
向来都是见缝插针安排睡觉的比尔，转过身去在半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来就不知道下一次睡觉会是在什么时候。
麦克里迪搭乘的飞机从卢加起飞后在刚过11点钟时降落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因时差转换损失了一个小时。他与比尔分开坐着，虽然他们搭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并乘坐同一辆免费班车去了机场宾馆。麦克里迪坐进了大堂吧，比尔则上楼去了610房间。
一名女服务员正在房间内打扫清洁卫生。比尔点点头，微笑了一下，解释说他忘了剃须刀并走进了卫生间。丹尼已把他的情况报告用胶带纸粘贴在坐便器水箱盖的内侧。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又朝女服务员点点头，举起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把剃须刀，在看到对方表露的有礼貌的回笑之后下楼去了。
他们在大堂吧旁边的那个男洗手间里作了交换。麦克里迪走进一间大便隔离间看了一遍那份情况汇报。
罗斯也没有试图来联系。按照丹尼的说法，罗斯从卢加机场的海关大厅出来后不久，他的尾巴就跟了上去，那是一个灰黄色肌肤的年轻人，穿着浅黄色西装。利比亚的这名特工曾跟随罗斯直至塞航的那架客机飞赴尼科西亚，但没有登上飞机。另一条尾巴，估计是从在尼科西亚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里召来的，一直在尼科西亚机场等待着，然后跟着罗斯到了那家旅馆，他还在大堂里过了夜。罗斯也许已经发现这两个人，但没作出任何表露。丹尼也都发现了，但在后面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罗斯已请服务台为他第二天早上7点钟代租一辆轿车。隔了很长时间后，丹尼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罗斯还要了一张这个岛国的地图，并就去特罗多斯山的最佳路线询问了大堂经理。在情况报告的最后一段里，丹尼说他将于5点钟离开旅馆，把车停在能够看到从停车场出来的惟一道路的一个地方，等待着罗斯的出现。他不知道那个利比亚驻勤特工会是一路跟着罗斯进山区，或只是看着他离去。他，丹尼，将尽量跟得紧一些，在追到罗斯的目的地并能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时，他将打电话到旅馆大堂。他将找梅尔德鲁听电话。
麦克里迪回到大堂，用其中的一部公用电话与英国大使馆简单地通了一次话。几分钟后，他与秘情局情报站长通上了话。驻塞浦路斯情报站站长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因为英国在那里有几个基地，而且那里还靠近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大本营。麦克里迪与这位情报站长以前在伦敦共过事，于是很快他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和一名能说流利的希腊语的司机。汽车可在一个小时内到达。
找梅尔德鲁先生的电话在2点10分时打进来了。麦克里迪从大堂经理手里接过了话筒。这是叔叔与侄子之间的又一次例行通话。
“哈罗，孩子，你好吗？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是高兴。”
“哈罗，叔叔，婶婶和我已经在佩多拉斯村外高山上的一家漂亮的旅馆停下来吃中饭。旅馆的名字叫阿波罗尼亚。我想她也许会留在这里。旅馆确实很漂亮。后来那辆汽车出了点小问题，所以我把它送到了在佩多拉斯的一家修理厂，是由德米特里欧先生开办的。”
“没关系。橄榄怎么样？”
“这里的山上没有橄榄，叔叔。只有苹果园和樱桃园。橄榄只生长在山下的平原里。”
麦克里迪搁下电话朝洗手间走去。比尔跟在他身后。他们等待另一个上厕所的人离开后又检查了大便隔离间，然后开始交谈。
“丹尼很好吧，头儿？”
“是的。他尾随罗斯到了在特罗多斯山上的一家旅馆。罗斯好像已经登记入住了。丹尼在村里一家叫德米特里欧的修车铺里。他将在那里等待我们。利比亚的盯梢员，那个长着橄榄色皮肤的人，仍留在山下，显然已经确信罗斯会去他应该去的地方。
“我要的那辆汽车马上就会到这里。我要你带上自己的行李离开。在前方半英里远的路上等我们。”
30分钟后，梅尔德鲁先生的汽车果真出现了，是一辆福特牌轿车，车身上有几处凹痕，是在塞浦路斯的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的真正的标记。司机是驻尼科西亚情报站一名年轻机警的情报员。他的名字叫伯蒂、马克斯，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他们在路边的树荫下接上比尔，朝着西南方向的山区驶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在他们进入到特罗多斯山区樱桃种植业中心——风景如画的佩多拉斯村之前，天色已近黄昏。
丹尼在修车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着他们。可怜的德米特里欧先生还没有修好那辆租来的轿车——丹尼在对汽车实施破坏时已经知道没有半天的时间是修不好的。
丹尼指向阿波罗尼亚旅馆，他和比尔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暮色渐浓中的周围乡村。他们确定了旅馆的漂亮的餐饮露台对面的那处山坡上，提起他们的旅行包，静静地消失在樱花园之中。他们中的一人携带着马克斯从尼科西亚带来的那只手提通讯器。另一只通讯器留在麦克里迪处。两名秘情局特工在村里找到了一家不太显眼的小旅馆并登记入住了。
从机场宾馆驾车出发后，经过一次愉快、悠闲的旅程，罗斯是在中饭时分抵达的。他估计并希望身后跟着特空团的“看管人”。
头天晚上在马耳他时，他已经故意在办理护照和海关手续的柜台前闲荡了一下。在办手续时，所有其他旅客除了一个，全都排在了他的前面。只有来自利比亚安全机关的那个肤色灰黄的年轻人缩回去了。这个时候他明白哈基姆·曼苏尔已经为他安上了一条尾巴。他没有在马耳他的机场大厅里东张西望寻找特空团中士，心里希望他们不会试图接近他。
来自的黎波里的尾巴没有登上赴尼科西亚的航班，因此，他设想另一名盯梢员将会在那里等着他。确实如此。罗斯举止自然，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早上他看见那个利比亚人在尼科西亚机场大楼的道路上离开了他，并指望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有一名特空团战士在跟着他。他没有急急忙忙，但他不曾去看后面或者试图要去联络。山里也许安插着另一个利比亚人。
阿波罗尼亚旅馆里有一个空房间，于是他住了进去。也许这是曼苏尔预先安排的，但也许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房间，能看到山谷对面现在刚刚过了盛开期的满山的樱桃树。中饭他吃得较少，但质量不错，是当地的铁板烧羊肉，还喝了一种淡淡的红葡萄酒，最后是一道水果。这旅馆是一座老式的酒馆，经过了重新装修和现代化的改造，例如餐饮露台是搭建在山谷里的柱子上，在条型遮篷下的餐桌安放间距较大。不管旅馆里住了多少人，只有少数几位客人来吃中饭。在一张角落的桌子边，一位长着乌黑发亮头发的老者独自坐着，他用咕咕哝哝的笑语在向服务员说话。还有几对显然是塞浦路斯人的夫妻们，也许是专门来吃中饭的。刚才当他进入露台时，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士正在离开。罗斯曾回转身去看她；她确实是能使人们回头观看的那一类女人，一头密密的玉米色金发几乎可以肯定她不是塞浦路斯人。他已经注意到所有三名男服务员都鞠着躬把她送出餐厅，然后其中一名服务员才走到他的桌边来。
中饭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如果说曼苏尔的不辞劳苦的暗示意味着他现在已经“到位”了的话，那么他根本没有进一步的事情可做，只能是观察和等待。他已经按吩咐做了。下一步，如果会有下一步的话，应该是在利比亚的一个法庭里了。他只是希望，如果形势突变，他仍能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得到他的后援。
当他在午睡后醒来时，后援确实已经到位了。那两名特空团中士已经在旅馆露台对面山腰上的樱桃树丛中找到了一座小石屋。在朝向山谷的一面墙上仔细地挖去一块石头后，他们可以由此观察相距700码的旅馆的动静。一架高倍野战望远镜使得与餐台之间的距离好像只有20码。
暮色加浓时，他们呼叫麦克里迪，并告诉他从山上的另一边走到他们藏身处的方向。马克斯载上麦克里迪按指示驾车驶出村庄，经过两条土路，直至他们看到丹尼站在了路边。
下车后，麦克里迪跟着丹尼转过崎岖的山坡，直至他们消失在樱桃园中并使从山谷的对面无法察觉他们在向那座石屋走近。比尔把他那副装上了图像增强器的夜视镜递给了麦克里迪。餐饮露台上已是华灯初上，就餐区域的周围布置了一圈彩色灯泡，每张餐桌上还有一支插在烛台里的蜡烛。
“头儿，我们明天需要一些塞浦路斯农民的衣物，”丹尼轻声说，“不能老是穿着现在的服装在山坡上出没。”
麦克里迪用心记住第二天上午让马克斯去远处的村庄里购买他们在路上见过的农场工人所穿的那种粗布罩衫和裤子。在这座小屋不会受到干扰是他们的好运气；五月的季节已经过了洒水施肥的时令，而又不到收获时节。这座小屋被遗弃在那里，屋顶已经塌了一半，到处布满了尘土，一面墙上倚靠着几把缺下角的锄头。对曾经在寒冷泥泞的北爱尔兰山区经历过长达几个星期的俯伏观察的特空团中士们来说，这座石屋可以算得上是一家四星级宾馆了。
“喂，快看，很有劲呢。”比尔轻轻地说。刚才他已取回夜视镜，现在他把它递给了麦克里迪。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旅馆的凹进处走入露台。一位满脸堆笑的男服务员正把她引向一张桌子。她那被太阳晒成了金色的肌肤上穿着一条简朴优雅的白色连衣裙，一头金发技在她的肩上。她坐下来，显然点了一份饮料。
“把心思用到工作上，”麦克里迪咕哝着说，“罗斯在哪里？”
两位中士露齿微笑了。
“哦，是的，他呀。露台上第一排窗户。右边数过去第三个窗。”
麦克里迪把夜视镜转过去。那些窗户都没拉上帘子。有几个房间点着灯。麦克里迪着见一个裸着身体的人，只在腰上围了一条浴巾，从卫生间出来走到房间的另一边。这是罗斯。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没有一个坏蛋露面。另有两位客人坐进了露台里：一个胖胖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人，双手戴着闪亮的戒指；以及一位老者，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审视着菜谱。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在他的谍海生涯中他经历过无数次无聊的等待，而且现在仍然讨厌等待。他把夜视镜递回去，看了一下表。7点15分。他要在这里等候观察两个小时，然后才带马克斯回村里去吃晚饭。中士们将整夜守候着。这是他们最擅长的，除了暴力行动之外。
罗斯穿好衣服看了一下手表。7点20分。他锁上房门下楼去露台喝一杯晚餐前的饮料。在露台外边，太阳已经下了山，把远处的山谷沐浴在浓重的暮色之中，而群山的剪影被光线反射得相当鲜明。
露台上有三个人：一个东地中海人长相的胖子、一个头发乌黑发亮的老头和那个女人。她背对着他，在眺望山谷对面的景色。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罗斯朝与那个女人相邻的、靠着露台栏杆边的一张桌子点点头。服务员微微一笑，赶紧把他引到那里去了。罗斯点了茵香烈酒和一瓶当地产的矿泉水。
当他在自己的位子坐下时，她转过头来看了一下。他点点头轻声说：“晚上好。”她点点头表示回礼，继续去看正在黑下来的山谷。他要的茵香烈酒上来了。他也去看山谷。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可否提议干一杯？”
她吃了一惊。
“干一杯？”
他用杯子朝他们周围阴影笼罩着的群山和他们身后橙黄色的晚霞示意了一下。
“为宁静，也为惊人的美丽。”
她微微笑了一下。
“为宁静。”她说，并从她的杯子里啜了一口干白葡萄酒。服务员拿来了两份菜谱。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餐桌上开始看菜单。她点了山区的鲑鱼。
“我点不出比那个更好的了。请给我来一份相同的吧。”罗斯告诉服务员。服务员离开了。“你一个人吃饭吗？”罗斯静静地问道。
“是的。”她小心地回答。
“我也一样，”他说，“而且这使我忧虑，因为我是个害怕上帝的人。”
她迷惘地皱起了眉头。
“这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呀？”他明白她的口音不是英国的。有一种沙哑的界音，美国人吗？他朝露台外边做了一下手势。
“这景色、平静、群山、落日和晚上..。上帝创造了所有这一切，但肯定没有创造出独自吃饭。”
她笑了，在她那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的脸庞上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努力让人们笑，他的父亲曾这么告诉过他：人们喜欢被引笑。
“我能坐到你这边来吗？就为了晚饭？”
“为什么不呢？就为了晚饭。”
他拿起自己的酒杯，走过来坐到了她的对面。
“我叫汤姆·罗斯。”他说。
“莫妮卡·布朗。”她回答。
他们开始交谈，是通常的那种闲谈。他解释说，他是一名作家，已出过一本书，现正在这个地区为他的下一部小说作调研，小说的内容将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的政治。根据一位朋友的推荐，他已经决定在这家安静的风光秀美的旅馆小慈，以结束他在地中海东部的游览。
“那么你呢？”他问。
“没那么激动人心。我是养马的。我来这里想买三匹纯种种马。等待航运单证的到达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她耸耸肩。“消磨时间。我想，待在这里要比在码头上受太阳烘烤好。”
“种马？在塞浦路斯？”他问道。
“不，叙利亚。在哈马出售的一岁马驹。纯种阿拉伯马。是最好的。你是否知道，英国的每一匹赛马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三种阿拉伯马？”
“只有三种吗？不，我不知道。”
她是如此地热衷于她的马匹。他了解到她已与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埃里克·布朗少校结婚，他们一起在英格兰阿什福拥有并经营着一个种马饲养场。她原籍美国肯塔基，在那里她学到了关于纯种马和赛马的知识。他对阿什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从伦敦去多佛尔路上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
鲑鱼端上来了，是从铁格栅炭火盆里烧烤出来的，味道很好。一起上来的还有产自马拉萨莎山谷里的本地白葡萄酒作为调料。在通往露台门的旅馆内，结成一伙的三个人走进了那里的酒吧。
“你要等多长时间呢？”罗斯问，“为这些种马？”
“我希望随时能等到。我挂念着它们。也许我应该与它们一起待在叙利亚。它们全都性情暴烈，在转运过程中会变得精神紧张。可我在这里的航运代理很好。当它们抵达时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然后我就把它们亲自托运出去。”
酒吧里的三个人喝完了威士忌，被引到了外面露台上的一张桌子边。罗斯注意到了他们说话的口音。他举起一叉鱼送到了嘴边。
“让你那个人把同样的再来一轮。”其中一个人说。
在山谷对面，丹尼静静地说：“头儿。”
麦克里迪跳起来，走到墙上的小孔处。丹尼把望远镜递给他以后站到后面去了。麦克里迪调整一下焦距，发出了一声长叹。
“哇，”他说。他把望远镜递了回去。“继续观察，我与马克斯去观察旅馆的前面。比尔，跟我来。”
这时候山区已经很黑了，这样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走回到仍在等待着的那辆汽车，用不着担心会被山谷对面的人看见。
在露台上，罗斯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莫妮卡·布朗。刚才看过的一眼已经使他完全明白了。其中两个爱尔兰人是他以前所没有见过的。第三个人，这伙人中明显的领导，是凯文·马奥尼。
罗斯和莫妮卡·布朗都婉拒甜点并要了咖啡。一小盘糖果蜜饯随着咖啡一起端上来了。莫妮卡摇了摇头。
“对身材没有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她说。
“而且你的身材无论如何不能遭到破坏。因为实在太迷人了。”罗斯说。
她对于这种奉承付之以一笑，但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她俯身向前。在烛光中，罗斯膘了一眼使他头晕目眩的她那丰满的乳房之间的那条乳沟。
“你认识那几个人吗？”她真诚地问。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罗斯说。
“其中一个人好像一直在盯着你看。”
罗斯不想转过去看他们，但既然莫妮卡这么说了如再不去看是会招致怀疑的。黝黑英俊的凯文·马奥尼正凝视着他。当他转过去时，马奥尼并没有把目光收回去看别处。他们的眼睛在对视着。罗斯知道那种盯视。那是迷惘和不安。是某个人认为他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一个人，但一时又没有想起来。罗斯把头转回来了。
“不认识。完全是陌生人。”
“那他们一定是非常粗鲁的陌生人了。”
“你能听出那种口音吗？”罗斯问。
“爱尔兰的，”她说，“北爱尔兰的。”
“你在哪里学会辨别爱尔兰口音的？”他问。
“当然是赛马。他们有许多人参加这项运动。现在嘛，今天晚上很愉快，汤姆。对不起，恕我失陪，我想去睡觉了。”
她站起身来。罗斯也随之站了起来，他那瞬间产生的疑惑消退了。
“好的，”他说，“这顿晚饭很愉快。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吃饭。”
他寻找着她也许要他陪上去的一种暗示，但那种暗示没有出现。她的年龄在30刚出头些，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并不愚蠢。如果她有那种想法，她是会用某种方式表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表示，那么贸然行事只会把事情搞糟。她向他灿然一笑后就走出了露台。罗斯又要了一杯咖啡，转身不去看那三个爱尔兰人，而去看远处黑沉沉的群山。不久他听到他们回到酒吧又去喝威士忌了。
“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一个深沉的、富有文化内涵的声音在他身后说。是哈基姆·曼苏尔，与以往一样总是衣着优雅。他滑进那把空着的椅子，做手势要了咖啡。在山谷的对面，丹尼放下望远镜，朝他的通讯器急急地说了几句话。在阿波罗尼亚旅馆主入口前方道路上停着的福特汽车里，麦克里迪听到了这番话。他没有看见这个利比亚人进入旅馆，但他也许是几个小时以前进去的。
“随时向我报告情况。”麦克里迪告诉丹尼。
“你说得对，阿齐兹先生，”罗斯平静地说，“确实是个迷人的地方。但如果你要与我谈话，那为什么你要把我从利比亚赶出来？”
“哦，请不要说赶出，”曼苏尔拖长声音说，“只不过是谢绝。嗯，这个，原因是我希望与你在一个绝对私密的地方交谈。即使在我的国家里，也有手续要办，有记录要做，有上司的好奇心要满足。而这里……根本不需要，只有平安和宁静。”
还有设备呢，罗斯想道，可以执行一项秘密的杀人行动，留给塞浦路斯当局一具英国人尸体去作解释。
“那么，”他说，“我应该感谢你好心地同意帮助我的调研工作。”
哈基姆·曼苏尔轻柔地笑了起来。
“我认为那样的蠢事已经结束了，罗斯先生。你知道，在一些……畜生……结束他的痛苦的时候，你那位已故的朋友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先生全都说出来了。”
罗斯猛地朝他转过身去，既痛苦又恼恨。
“报纸上说，他是被毒品贩子杀死的。以报复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他下手的那些人确实是搞毒品交易的。他们的主要热情是把炸弹安放在公众场所，主要是在英国。”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该死的爱尔兰人会去对乌尔里希感兴趣呢？”
“他们没有对他发生兴趣，我亲爱的罗斯，他们想查明你在汉堡的目的，并认为你的朋友也许知道，或者怀疑他知道。但是他死了。他似乎相信你编造出来的关于‘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的故事掩盖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这个消息，加上从维也纳收到的进一步的信息，使我认为你也许是一个值得一谈的人。我希望你是，罗斯先生；为了你的缘故，我真诚地希望你是。交谈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但不在这里。”
两个男人出现在罗斯身后。他们个子高大，长着橄榄色的皮肤。
“我想我们应该坐车去。”曼苏尔说。
“这样坐车去还能不能回来？”罗斯问。
哈基姆·曼苏尔站了起来。
“那得看你是否能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并使我满意。”他说。
在听到丹尼的报告之后，麦克里迪正等待着这辆汽车，这时候它从阿波罗尼亚的门廊里出现并驶上了道路。他看到这辆利比亚人的轿车拐弯离开了旅馆，罗斯坐在车内的后排座位上，夹在两名彪形大汉中间。
“我们要跟上去吗，头儿？”比尔在福特车的后座里问道。
“不要，”麦克里迪回答。不开车灯尾随，那么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等于是自杀。而打开前灯就会取消这个游戏。曼苏尔把地形选择得很好。“如果罗斯能回来，他就会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能……嗯，至少他坚持到了最后。诱饵正在受到检验。到了明天早上我们就能知道是吞钩了还是回绝了。顺便说一下，比尔，你能不被人发觉进入那家旅馆吗？”比尔看上去似乎像是受到了委屈。
“把这个塞进罗斯的门缝下面。”麦克里迪说，并递给他一本旅游小册子。
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罗斯强忍着不去回头看后面。但有两次，在利比亚司机拐过180度弯道后，罗斯能够察看他们走过来的道路。他们的身后没有另一辆汽车闪动着灯光。有两次那司机在路边停下来，熄灭车灯，等候了5分钟。没有车辆驶上来超过他们。临近半夜时，他们到达一座宏大的别墅，驶进了锻铁大门。罗斯被赶下汽车，并被推着走进别墅门——是由另一个身体魁梧的利比亚人把门打开的。加上曼苏尔本人，对方有五个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另有一个人在他被推进去的那间大客厅里等待着他们。那是一个身体矮胖、满脸垂肉、大腹便便的男人，年龄近50岁，长着一张粗糙的脸和一双红润的手。他显然不是一个利比亚人。实际上罗斯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在脸上没有表露出来。那张脸面曾夹在麦克里迪的案犯照片本内，给他看过了，因为如果他同意深入到恐怖组织和中东去时，是他也许有一天会看到的一张脸。
弗兰克·特皮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叛徒，于1971年被中情局开除。此后不久，他操起了他的非常有利可图的行当——向乌于达总统伊迪·阿明提供刑讯设备、恐怖行动诡计和经验。当乌干达的恶魔被推翻、他的秘密的国家研究局分蹦瓦解时，他把那个美国人推荐给了穆阿马尔·卡扎菲。自此之后，特皮尔有时候与另?一个叛徒埃德温·威尔逊合作，在一直充当利比亚独裁者侍从的期间，专门把各种恐怖行动的设备和技术提供给中东地区最为血腥残暴的组织。
虽然他已经退出西方的情报界长达15年了，但他在利比亚仍被当做“美国顾问”。这很适合他，因为这掩盖了他在80年代后期已经根本无所作为的事实。
罗斯被告知坐到房间中央的其中一把椅子里。家具几乎全都蒙上了一层灰。显然这座别墅是某个富裕家庭的一处度假屋，主人在冬季一直让它空关着。利比亚人在当天晚上才临时接管了它，那就是为什么没把罗斯蒙上这眼布的原因。
曼苏尔在一把衬有锦缎的高背椅子上抹去灰尘，仔细地坐了下来。在罗斯的头顶上方有一只惟一的灯泡。特皮尔接到曼苏尔的一次点头示意后，粗声粗气地开始了。
“好吧，孩子，我们谈谈。你一直转悠在欧洲寻找军火，非常特殊的武器。你到底想干什么？”
“研究一部新的小说。这我已经解释十多遍了，是一本小说。这是我的工作，是我要做的。写惊险小说，内容涉及士兵、间谍。恐怖分子——虚构的恐怖分子。”
特皮尔打了他一下，打在了侧面的脸上，不是很重，但足以表明还要打，还要打多次。
“别再胡说八道了，”他并无恶意地说，“无论如何我会了解真相的，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最好还是免受皮肉之苦——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你到底在为谁工作？”
罗斯缓慢地把他被介绍过的那个故事说了出来，有时候事情记忆得很准确，有时候要在他的头脑中搜索一番。
“哪一本杂志？”
“《幸运的士兵》。”
“哪一期的？”
“去年4月……5月。不，不是4月，是5月。”
“那份广告说了些什么？”
“‘招聘武器专家，欧洲地区，执行一项有趣的任务……’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信箱号码。”
“大话连篇。这份杂志我每期都看，没有那个广告。”
“有的。你可以查核一下。”
“哦，我们会核实的。”曼苏尔从房间的那个角落里轻声说。他正用一支纤细的金笔在一本笔记本上作记录。
罗斯知道特皮尔在吓唬人。《幸运的士兵》杂志中确有这么一份广告。麦克里迪已经找到了这条广告，几个打给他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朋友的电话已经确保，这是罗斯所热切希望的，无法找到那个申请登载这条广告的人，这样就不能否定曾经收到过英格兰汤姆·罗斯先生的一份应答。
“那么，你写了回复。”
“是的。普通信纸，住宿地址。介绍了我的背景和专业范围。要求答复，如果会有的话。”
“答复是什么？”
“在伦敦《每日邮报》上的一条小广告。”他背诵了广告词。他已经记住了这条广告。
“广告出现了？他们来联系了？”
“是的。”
“哪一天？”
罗斯说了出来。去年10月。麦克里迪也已经找到了那条广告。是随机发现的，是由一位英国公民刊登的一条完?炎热，但许多商店里正在装饰知更鸟、冬青树、除夕夜炉中燃烧的大木块以及聚苯乙烯雪花。岛民们很少见到过知更鸟或冬青树，更不用说雪了，但根据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耶稣生下来时旁边有这些物品，于是他们及时地布置起这些圣诞节的装饰品。
在圣公会教堂外面，昆斯先生在一群迫不及待的小女孩的帮助下，正在茅草屋顶下面布置一个场景。一只小小的塑料洋娃娃放在一只马槽里，孩子们正在安放牛、羊、驴和牧羊人的小雕像。
在镇子外面，德雷克牧师正在指挥他的圣诞颂歌的合唱排练。他那低沉的声音还没有准备好。在他那黑色的衬衣下面，他的身躯仍绑扎着琼斯医生的绷带，以减轻他的肋部的痛楚，他的声音呼哧呼哧地响着，好像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的教区居民们互相意味深长地对视着。大家都知道星期四晚上他出了什么事。在普雷桑斯港，任何事情都不会长久隐瞒。
下午3点钟，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议会广场停了下来。费尔斯通那硕大的身躯从驾驶座下来了。他绕到车后打开门，把科尔特雷小姐和轮椅提下了汽车。他推着她慢慢地走向主街让她去购物。附近没有记者，他们已经厌倦了，大多数已去了海螺湾游泳。
科尔特雷小姐的购物进度很慢，因为许多人在向她打招呼。她一一应答，呼叫着店铺老板和过路人的名字，从来不会叫错人。
“你好，科尔特雷小姐。”“你好，贾斯珀……你好，西蒙……你好，伊曼纽尔……”她向主妇们和孩子们表示问候，向一位即将当父亲的人表示祝贺，向不幸摔断了一条胳膊的人表示同情。她买了一些她通常的购置品，商店老板把她购买的商品拿到门口以让她检查。
她从放在裙兜里的一只小钱包里取款付账，又从一只较大的手提袋里把似乎无穷无尽的小糖果散发给为她提购物袋的一群小孩。
她买了新鲜水果和蔬菜、油灯需用的煤油、火柴、香精、香料、肉和油。她接着离开购物街去码头，她在那里与渔民们打招藏书网呼，并买了两条真阅和由后甲板旅馆预订的一堆欢蹦乱跳的对虾。如果科尔特雷小姐想要，那么她是要定了。没有争议。后甲板可得到一些斑节虾和海螺。
当她回到议会广场时，她遇到了正从旅馆台阶走下来的汉纳探长。与他在一起的有帕克刑警和一个叫法瓦罗的美国人。他们正要赶赴简易机场去迎接4点钟从拿骚过来的那架飞机。
她对他们都打了招呼，虽然她以前从未见过其中两人。然后费尔斯通把她提上汽车，把她和她的轮椅置于面包车后部的蔬菜水果旁边，驾车离开了。
“这是谁？”法瓦罗问。
“住在山上的一位老太太。”汉纳回答。
“哦，我听说过她。”帕克说，“人们说她知道这里的一切。”
汉纳皱起了眉头，随着他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困境，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认为科尔特雷小姐也许对于星期二晚上的枪击事件还隐藏着什么话没说出来。但她对两名候选人的随从人员的提议还是有眼光的。他已经见过了这两位候选人，而且他的警察本能告诉他，他没对他们引起重视。假如他们确有动机……
刚过4点，来自拿骚的那架海岛间短途飞机降落了。飞行员从米特罗戴德警察局给法瓦罗带来了一只包裹。这位迈阿密侦探亮明自己的身份接取了这只包裹。茄克衫衣服口袋里装着那颗重要子弹的帕克，登上了飞机。
“明天上午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里会有一辆汽车等待着你。”汉纳说，“直接去兰贝斯。我要求把那颗子弹尽快交到阿兰·米切尔手中。”
飞机起飞后，法瓦罗给汉纳看法兰西斯科·门德斯、假名为蝎子的照片。英国侦探审视着它们。照片共有10张，显示出一个瘦而结实、面容阴沉的男人，他的黑发后拢，一张薄嘴唇上没有一丝表情。那双盯着照相机镜头的眼睛是空洞洞的。
“一个长得令人恶心的家伙。”汉纳说，“我们把照片拿给琼斯警长去看。”
巴克莱群岛的警长在议会广场旁边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圣诞颂歌的歌声从圣公会教堂敞开着的门里传了过来，笑声也从后甲板旅馆露天酒吧里传了过来。记者们已经返回了。琼斯摇摇头。
“不，从没见过这个人。没在这些岛上见过。”
“我认为朱利奥是不会认错这个人的。”法瓦罗说，“我们与他面对面坐了四天四夜呢。”汉纳倾向于同意法瓦罗的观点。也许他自己找错了地方，在政府办公室内。有可能暗杀是一项合同任务。但为什么？
“琼斯先生，你能把这些照片分发出去吗？四处散发。这个人应该在上星期四在后甲板的酒吧里被看见过。也许某个人见过他，酒吧服务员，或是那天晚上的任何其他顾客。在他离开时任何人见到他去什么地方，任何人在任何其他酒吧里见到他……你知道该怎么查访。”
琼斯警长点点头。他知道自己的地方。他会把照片让人们去看。
太阳下山时，汉纳看了一眼手表。帕克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到了拿骚。他现在应该在登上飞往伦敦的夜班飞机了。8个小时的飞行，加上5个小时的时差，他应该能在伦敦时间早上7点多一些降落。
阿兰·米切尔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兰贝斯领导的内政部的弹道技术室。他已经答应星期天加班以检测那颗子弹。他将对它进行各项已知的测试，并在星期天下午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汉纳。然后汉纳就能确切地知道他要寻找的是哪一支枪。这就能把范围缩小。有人肯定见过那件使用过的武器。因为这是一个小地方。
汉纳的晚饭被搅乱了。一个来自拿骚的电话。
“恐怕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帕克说，“在10分钟内我们要登机了。我想你也许要通知伦敦。”
汉纳看了一下手表。7点半。他咒骂了一声，搁下电话，回去吃他的红鱼。鱼已经凉了。
晚上10点钟，当他在酒吧里喝晚酒时，酒吧的电话响了起来。
“这事我很抱歉。”帕克在电话里说。
“你到底是在哪里？”汉纳咆哮着说。
“在拿骚，头儿。你知道我们是在7点半起飞的，在海上飞行了45分钟，左发动机有点小故障，于是飞回来了。工程师们现正在检修。用不了很长时间。”
“起飞前给我打一个电话。”汉纳说，“我要把飞机降落的新时间通知伦敦。”
凌晨3点钟他被吵醒了。
“工程师们修好了那个故障，”帕克说，“是左舷发动机螺线管阻断的警告指示。”
“帕克，”汉纳缓慢而仔细地说，“我不管是出了什么故障，现在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先生。”
“那么，你们要起飞了？”
“哦，不完全是这样。你明白，当我们飞抵伦敦时，机组人员将会因为没有及时休息而超过了允许的时间。所以他们不能起飞。”
“嗯，那换班的机组人员呢？就是12个小时之前的昨天下午飞过来的那班人马？他们应该已经休息过了。”
“是的，嗯，已经找到他们了，头儿。只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经停时间应该是36个小时。机长去一个朋友那里参加舞会去了。他不能驾机飞行。”
“那现在怎么办？”汉纳问。
“我们只能等待机组人员休息足，然后我们才能起飞。”来自拿骚的那个声音说。
汉纳起床后出去了。外面没有出租车，奥斯卡也不在。他一路步行，走到政府办公室，唤醒杰斐逊后进去了。在闷热的夜晚，他已经浑身被汗水浸透了。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苏格兰场，得到了米切尔的家里电话。他打电话过去通知这位科学家。那人已在5分钟之前离家去兰贝斯了。这时候在阳光岛是凌晨4点钟，在伦敦是上午9点钟。他等了一个小时，直至在技术室里的米切尔来接听，告诉他帕克要等傍晚才能抵达。阿兰·米切尔很不高兴，他不得不一路驾车穿越12月的寒冷返回在肯特郡西梅林的家中。
星期天中午帕克又来电话了。汉纳正坐在后甲板旅馆的酒吧里消磨时间。
“怎么样？”他谨慎地问道。
“好了，头儿，机组人员已经休息够了，他们可以飞行了。”
“好。”汉纳说。他看了看手表。
8个小时的飞行，加上5个小时时差，如果阿兰·米切尔同意通宵工作，他应该能在星期一早饭时在阳光岛得到答案。
“那么你现在要起飞了？”他问。
“哦，不完全是这样。”帕克说，“你知道，如果我们飞过去，我们将于凌晨1点钟在伦敦希斯罗着陆，那是不允许的。恐怕是为了减小噪音。”
“那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
“嗯，通常从这里起飞的时间是今天下午6点多一些，在希斯罗降落时是上午7点多一些。所以他们改为那个时间。”
“但这样的话，将有两架大型客机同时起飞呢！”汉纳说。
“是的，是这样，头儿。但不用担心，两个航班都满员了，所以航空公司不会有损失。”
“谢天谢地。”汉纳快速说完后搁下了电话。24个小时哪，他想，整整24个小时哪！生活中有三件事情是人们无能为力的：死亡、税收和航空公司。狄龙正与两个外表结实的人一起走上旅馆的台阶。很可能是他那种口味的，汉纳想，该死的外交部。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在广场的对面，昆斯先生的一群教区居民，穿着整洁、深色西服的男人们和衣饰华丽得像色彩鲜艳的鸟儿般的妇女们，在早晨的仪式结束后正从教堂里川流不息地出来，祈祷书拿在戴着白手套的手里，蜡质水果在草帽上颤动着。这（几乎）是阳光岛上一个正常的星期天上午。
在英格兰伦敦附近的几个郡县里，事情没有这么平静。在契克斯，坐落在白金汉郡1200英亩田野里的英国首相的乡间住宅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往常.9９ｌiｂ?一样早已起床了，并已经处理了四盒关于国家事务的文件，然后才与丈夫丹尼斯·撒切尔一起坐到一堆欢快地跳动着火焰的壁炉前吃早饭。
当她用完了早餐时，门上敲响了一下，她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份《星期日快报》。
“我想，你也许想看看这个，首相。”
“那么，现在是谁在抱怨我了？”首相愉快地问道。
“不，”新闻秘书说，“是关于加勒比海的。”
她看了一遍占据着中间大版面的这篇报道，皱起了眉头。版面上登载着照片：马库斯·约翰逊的照片，在普雷桑斯港发表竞选演说时的，以及几年前通过两块帘子之间的隙缝拍摄到的。还有他的八名保缥的照片，全是星期五在议会广场周围拍取的，以及由金斯敦警察局档案所提供的与之相符的照片。大篇幅的图片说明文字，主要叙述了来自于“美国驻加勒比海缉毒署高级官员的消息”和金斯敦警察局福斯特专员的消息。
“这事很吓人的。”首相说，“我要与道格拉斯说话。”
她径直走进她的私人办公室给道格拉斯打电话。
英国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正与他的家人一起待在他的乡间住宅里。这是另一座庄园，叫切文宁，坐落在肯特郡。他已经浏览了《星期日时报》、《观察家》和《星期日邮报》，但还没有触及《星期日快报》。
“不，玛格丽特，我还没看到，”他说，“但我马上就看。”
“我在电话里等着你。”首相说。
外交大臣以前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只要让他看到，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好故事。这个故事似乎来源极为翔实。
“是的，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如果情况属实。是的，是的，玛格丽特。我上午就办，让加勒比海司去把它查清楚。”
但公务员也是人，这种观点常常难以得到公众的赞同，公务员也有妻子、孩子和家庭。离圣诞节只有5天时间了，议会已经休会，甚至政府各部的上班人员也将减少，但上午应该有人值班的。
撒切尔夫人及其全家去埃尔斯博罗参加上午的宗教仪式，并于刚过12点钟返回。1点钟，他们与几位朋友坐下来一起吃中饭，其中一位是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
是她的政治顾问查尔斯·鲍威尔，在1点钟时看到了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 href='/article/7127.htm'>《倒计时》节目。
他喜欢 href='/article/7127.htm'>《倒计时》。它经常报道一些很好的国外新闻，作为以前当过外交官的他，这正是他的专业。当他看到标题以及对其后的加勒比海地区丑闻的内容提要时，他按下了电视机下面录像机的“录制”按钮。
2点钟时，撒切尔夫人从餐桌边站起来了。她从来不愿为吃饭而花费太长的时间，这会延误繁忙的工作。当她离开餐厅时，匆匆跑过来的查尔斯·鲍威尔拦住了她。在她的书房里，他把那盒录像带插进她的录像机，开始播放。她静静地观看着，然后她又把电话打给了切文宁。
赫德先生是一个奉献于家庭的男人，刚刚领着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从田野里散步回来。他正想去吃烤牛肉，这时候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了。
“没有，我也错过了那个节目，玛格丽特。”他说。
“我有一盒带子，”首相说，“内容很吓人的。我派人把它直接送交给你。收到后请观看一遍，然后打电话给我。”
一名信使骑着摩托车穿行12月份下午阴冷的天气，经M25号高速公路绕过伦敦，于4点半抵达了切文宁。外交大臣于5点15分打电话到契克斯，电话接通了。
“我同意，玛格丽特，确实很可怕。”道格拉斯·赫德说。
“我建议我们需向那里派去一名新的总督，”首相说，“不是新年时，而是现在就派遣。我们必须显示我们是积极的，道格拉斯。你知道还有谁会见过这些故事吗？”
外交大臣清楚地知道女王和她的家庭正在桑德林厄姆，但不会不去关心世界事务。她喜欢读报，也爱看电视里的时事新闻。
“我立即去办。”他说。
他确实去办了。常务副大臣从他在苏塞克斯的沙发里跳起来，开始打电话。那天晚上8点钟，选中了克里斯皮安·拉特雷爵士。他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曾在驻巴巴多斯的外交机构里工作过，而且他本人也愿意再次出任。
他同意于第二天上午到外交部接受正式任命并听取情况介绍。他将在中午之前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于星期一晚上降落在拿骚。他将与在那里的外交机构进一步协商，过一夜，并于星期二上午坐包机抵达阳光岛走马上任。
“时间不会很长，亲爱的。”他边收拾行李边对他的夫人说，“到了那里，打野鸡的计划要吹了。看来我必须撤掉那两个流氓的候选人资格，让两个新的候选人完成大选。然后他们会同意独立，我会降下那面老旗帜，伦敦会派来一名外交机构代表，岛民们会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我就能回家了。一两个月时间吧，应该没有疑问。打不成野鸡倒是一个遗憾。”
那天上午9点钟，阳光岛上，麦克里迪发现汉纳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饭。
“如果我使用政府办公室里的那部新电话与伦敦联络你会不会介意？”他问道，“我必须与我们的人讨论回家去的事情。”
“没关系。”汉纳说。他看上去很疲惫，脸也未刮，像是一个半夜里起床的人。
9点半时，麦克里迪把电话打给了丹尼斯·冈特。他的副手告诉了他关于《星期日快报》所登载的和 href='/article/7127.htm'>《倒计时》电视栏目所播放的报道。这使麦克里迪得到了确认，即他希望发生的事情已经确实发生了。
自那天凌晨开始，伦敦多家媒体的新闻编辑们就《星期日快报》登载在中页的新闻事宜，一直在努力与他们在普雷桑斯港的记者们联系，要求尽快发来跟踪报道。伦敦时间中饭以后，打过来的电话加倍增多了。因为他们也已经见到了 href='/article/7127.htm'>《倒计时》的那个故事的电视报道。但这些电话都没能打通。
麦克里迪已经向电话总机接线员交代过了，即那些记者们全都累坏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扰他们。他自己已被指派为他们接听电话的代表，并由他传递消息。100美元的纸币敲定了这桩事情。总机话务员及时地告诉伦敦的每一位打电话人，他的采访组“不在”，但会把留言立即传过去。这些留言信息及时地传给了麦克里迪，但他对它们置之不理。进一步的跟踪报道时间还没有来到。
上午11点，麦克里迪在机场迎接从迈阿密飞过来的两名年轻的特空团中土。他们一直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雷格堡为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同事们讲课，突然间接到通知可以休假三天，并去阳光岛上向他们的主人报到。他们南下飞到迈阿密，包了一架出租飞机到普雷桑斯港。他们的行李不多，但有一只旅行包，里面装着他们的玩具，是用沙滩浴巾包起来的。中情局帮了一个忙，让这只包顺利地通过了迈阿密海关，而麦克里迪则晃着他那份外交部的介绍信，声称行李是外交物品，从而未在普雷桑斯港受到检查。
骗术大师麦克里迪把他们带到旅馆，安排在他隔壁的房间里住下。他们把那只装着“玩具”的旅行袋放置在床下，锁上房门后去游泳了。麦克里迪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什么时候需要他们——第二天上午10点钟在政府办公室。
在露台上吃了中饭后，麦克里迪去见瓦尔特·德雷克牧师。他在教堂旁的那间小屋里找到了这位浸礼会牧师，因为身上的青肿未褪而在休息。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询问教士感觉如何。
“你是与汉纳先生一起的吗？”德雷克问。
“不完全是，”麦克里迪说，“我是……注视事态发展的，在他进行谋杀案的调查取证时。我更关心的是政治方面。”
“那你是外交部的？”德雷克坚持要问清楚。
“可以这么说。”麦克里迪说，“你为什么要问？”
“我不喜欢你们的外交部，”德雷克说，“你们把我们的人民往河里推。”
“哦，那种情况现在也许快要改变了。”麦克里迪说。他告诉牧师他要他做的事情。德雷克牧师摇摇头。
“我是一名教士。”他说，“你叫其他人去做那种事情吧。”
“德雷克先生，昨天我给华盛顿打过电话了。那里有人告诉我，只有七个巴克莱人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过，其中一人是瓦·德雷克。”
“那是另一个人。”德雷克牧师扯着喉咙说。
“这个人说，”麦克里迪坚持说下去，“他们招募来的那个瓦·德雷克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士，去过越南两次，回来时得到了一枚铜星和两枚紫心勋章。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那位大个子牧师站起来，穿过房间，去凝视街上他曾经居住过的那些木板房。
“那是另一个人，”他大声吼叫，“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现在我只做上帝赋予我的工作。”
“你不认为我要求你的事情也许能取得资格吗？”
大个子男人思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有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麦克里迪说，“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帮助。那就明天上午10点钟，在政府办公室。”
他离开了，信步穿过镇子到了港口。吉米·多布斯在“海湾女士”号上忙碌着。麦克里迪与他一起待了30分钟，他们同意了第二天的租船事宜。
那天下午5点钟之前当他到达政府办公室时，他感到浑身又热又粘。杰斐逊给他倒了一杯冰茶，他等待着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的返回。这位年轻的军官与一些其他移民在山上的一座别墅里打网球。麦克里迪的提问很简单。
“你明天上午10点钟会在这里吗？”
哈弗斯托克想了一会儿。
“是的，我想是的。”他说。
“好，”麦克里迪说，“你是否带着你的全套热带军服？”
“我有，”骑兵军官说，“只穿过一次，六个月前在拿骚的一次舞会上。”
“好极了，”麦克里迪说，“叫杰斐逊把衣服熨烫一下，把皮革和铜扣擦擦亮。”
迷惑不解的哈弗斯托克把他送到了门厅。
“我猜想你已经听到好消息了吧？”他说，“苏格兰场的那位侦探昨天在花园里找到了那颗子弹，完好无损。帕克已经带着它去伦敦了。”
“干得漂亮，”麦克里迪说，“是好消息。”
8点钟他在旅馆里与埃迪·法瓦罗一起吃晚饭。喝咖啡时他问：“明天你干什么？”
“回家去。”法瓦罗说，“我只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星期二上午必须去上班。”
“哦，是这样。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预订了中午的一架出租飞机。”
“你能不能推迟到下午4点钟？”
“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明天上午10点钟到政府办公室怎么样？谢谢，那就到时候见。别迟到，星期一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麦克里迪在6点钟起床了。又是温和的一天，黎明的曙光映照在议会广场外棕榈树的叶尖上，早晨的空气凉爽宜人。他洗漱刮脸之后走出去，到了广场上，他预订的那辆出租车等候在那里。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去向一位老太太告别。
在7点与8点之间，他与她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喝咖啡和吃春卷，然后与她道别。
“别忘了，科尔特雷夫人。”他边说边起身离开。
“别担心，我不会忘记的。”她伸出手去。
他俯身握住了她的手。
8点半，他回到议会广场，去见琼斯警长。他向那位警察头目出示了他的外交部介绍信。
“请在10点钟到政府办公室，”他说，“带上你的两名中士和四名警员，把你自己的越野吉普车和两辆普通面包车都开过去。你是否配有一支警用左轮手枪？”
“我有，先生。”
“请把它也带上。”
这时候在伦敦是下午1点半，但是在兰贝斯的内政部刑事技术室的弹道学研究室里，阿兰·米切尔先生没在考虑中饭。他在凝视一架显微镜的镜头。
在镜头下面，两头被用柔性夹子夹住的是一颗铅弹。米切尔凝视着环绕在金属弹体上的那些擦痕。它们是由发射该子弹的枪管里的来复线所留下的痕迹。这一天他已经是第5次轻柔地把镜头下的那颗子弹转了一面，查找出其他抓痕，即“膛线”。如同人类的指纹差异，每一支枪管的膛线也是各不相同的。最后他满意了。他惊异地吹起了口哨，去查阅他的一本手册。他已经收藏了许多专业手册，因为阿兰·米切尔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武器专家。
还有其他测试要进行。他知道在大洋对面遥远的4000英里之外，一位侦探正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检测结果，但他不会草率行事。他必须有把握，绝对把握。
法庭上的许多起诉案子失败了，因为辩方聘请的其他专家指出了控方刑事科学家证据中的破绽。
还要对仍依附在弹丸后部的微量火药碎片进行分析化验。两天前他进行过的对那颗扭曲变形子弹的制造及成分的测试，现在要对这颗新来的子弹重复一遍。光谱测定仪将把射线刺入金属的深处，揭示出这颗铅弹的分子结构，验明其大致的年龄，有时候还能证明把它制造出来的厂家。阿兰·米切尔从书架上取下他要查阅的那本手册，坐下来开始阅读。
麦克里迪在政府办公室大门前打发了出租车，他走上去按响了门铃。杰斐逊认出了他，于是让他进来了。麦克里迪解释说他又要使用由班尼斯特所安装的那条国际电话线路，而且这事他已经得到了汉纳先生的同意。杰斐逊把他引进那间私人书bbr>?房后就离开了他。
麦克里边没去理会那部电话，而是走到了书桌前。在调查的初始阶段，汉纳曾去检查过书桌的抽屉，使用的是已故总督留下的钥匙，在确认没有关于谋杀的线索之后，已把它们重新锁上了。麦克里迪没有钥匙，但他不需要它们。头一天他已经撬开了这些抽屉锁，并已经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放在左边最底下的那只抽屉里。这种东西有两件，但他只需要一件。
这是一张庄严堂皇的纸，摸上去洁净光亮，如同羊皮纸。在纸张的上部中央，是烫金凸印的皇家后形纹章：一只狮子和一只独角兽提撑着那块盾牌；盾牌分成了四个部分，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纹章图案。
下面，用黑体字母打印的文字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在海外领地和属地的伊利莎白二世王室，承蒙上帝和女王的旨意，兹任命……（此处有一空白）……为我们在……（又一处空白）……领土上的……（第三处空白）。
在这段文字下面是一份摹写的签字：伊利莎白女王。
这是一份王室的任命书，是空白的。麦克里迪从马斯顿·莫伯利爵士的笔台上提起一支钢笔，把空白处填上了，用的是他能够书写的最正楷的字体。填完后，他轻柔地吹了一遍，以让墨水干燥，然后盖上了总督的印章。
在外面的客厅里，他邀请来的客人们正在聚集。他又看了一遍这份文件并耸了耸肩。他刚刚把自己任命为巴克莱群岛的总督。只当一天。
第六章
客人有六位。杰斐逊为他们端来咖啡后已经离开了。他没问他们来干什么。这不是他的事情。
两名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站在墙边。他们穿着奶油色的旅行服，脚上套着训练鞋。每人都在腰上系着一条附有小袋的皮带，与海滩上的游客用以盛放香烟和防晒油的那种小袋相同。但他们的小袋里没有盛放防晒油。
哈弗斯托克中尉还没有换上他的军服。他坐在其中一把饰有锦缎的椅子上，优雅地翘着二郎腿。德雷克牧师坐在长靠椅上，旁边是埃迪·法瓦罗。琼斯警长站在门边，他身穿深蓝色的钉有银色纽扣和徽章的紧身警服、西装短裤、长袜和皮鞋。
麦克里迪拿出那份委任状，把它递给了哈弗斯托克。
“这是黎明时刚从伦敦到达的，”他说，“看一下，记住后内部消化。”
哈弗斯托克看了一遍委任书。
“嗯，这样也好，”他说完就把它传了下去。琼斯警长看过后，挺直身体说了声：“是，先生。”他把它传给了中士们。纽森说：“我知道了，”辛克莱看了后说：“没问题。”
他把这张纸递给了法瓦罗。法瓦罗看阅后咕哝了一声：“哇。”德雷克牧师向他膘去警告性的一瞥，接过那份文件，阅后大声说：“感谢上帝。”
“我的第一项行动，”麦克里迪说，“是授予你们各位特别警官的权力，当然除了琼斯警长。你们现在已被授权。第二，我想解释一下我们要做的事。”
他说了30分钟，没人表示异议。然后他叫上哈弗斯托克一起离开去换衣服了。莫伯利夫人还在床上，享受着配有酒水的早餐。这没有关系。她和马斯顿爵士都有各自的卧室，而且已故总督的起居室里没有人。哈弗斯托克为麦克里迪指点了那件东西在什么地方。麦克里迪在大衣柜后部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一位英国殖民地总督的全套制服，虽然大了两码。
当他重新进入客厅时，来自于后甲板旅馆露台酒吧里的那个穿着皱巴巴茄克衫的游客不见了。在他的脚上，那双乔治式皮靴乌黑发光。紧身裤是白色的，与那件扣子一直扣到喉咙上的紧身西服一样。金色的钮扣和左胸袋上的金色肩带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那顶沃尔西式头盔上的斜链和穗饰也在闪光。围在他的腰上的那条饰带是蓝色的。
哈弗斯托克也穿着一身白色，但他那顶平顶的军官帽是深蓝色的，帽舌是黑的。女王龙骑兵的双头鹰的标识挂在帽舌上方。他的肩带也是金色的，肩章也一样。一条闪闪发亮的黑皮带斜挂在他的胸背上，腰上也围着一条黑色皮带，上面还挂有一只小巧的子弹袋。他佩戴着两枚军功章。
“好，琼斯先生，我们走吧，”麦克里迪说，“我们必须去执行女王的事务。”
琼斯警长的干劲高?涨了。以前从来没人请他去执行过女王的事务。当这支车队离开前院时，领头的是那辆美洲虎公务车，由奥斯卡驾驶，旁边坐着一名警察。麦克里迪和哈弗斯托克坐在后面，都带着头盔。美洲虎之后是那辆越野吉普车，由另一名警官驾驶，旁边是琼斯警长。法瓦罗与德雷克牧师坐在后排。在离开政府办公室之前，辛克莱中士已经悄悄地把一支上了子弹的柯尔特塞给了法瓦罗。现在这支手枪已经插在了这个美国侦探那件宽松的衬衣下面的皮带上。中士也向德雷克牧师递过去一支，但教士摇了摇头。
两辆面包车由剩余的两位警官驾驶。纽森和辛克莱蹲伏在侧向开启的车门旁。警察中土们乘坐最后的那辆面包车。
美洲虎平稳地驶入了茅屋镇。在那条长长的主街上，人们停下来观望着。后座的两个人挺直腰板端坐着，眼睛望着前方。
在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院墙的大门口，麦克里迪命令停车。他下了汽车，哈弗斯托克中尉也下了车。几百名巴克莱人从周围的巷子里涌出来围观他们。麦克里迪没去征求同意，他只是站在双开门的前面。
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慢步跑到墙边。纽森绞住双手，辛克莱把一只脚踏上去，纽森慢慢地提了上去。辛克莱翻进了围墙，没有触及墙头上的碎玻璃。大门从里面打开了。辛克莱往旁边一站，麦克里迪走了进去，旁边走着哈弗斯托克。那些汽车以步行的速度跟在他们身后。
三个穿着灰色旅行服的人正跑向大门，但他们刚刚在院子里跑了一半路麦克里迪就出现了。他们停下脚步，眼睁睁地看着两个身穿白制服的人煞有介事地走向前门。辛克莱消失了，纽森冲进洞开着的大门后，也消失了。
麦克里边走上一楼阳台的台阶，进入了屋里。在他的后面，哈弗斯托克站在阳台上，凝视着那三个灰色旅行装。他们互相保持着距离。法瓦罗、德雷克、琼斯、两名警察中士和三名警官下车后跟在了他们后面。一名警官留着照看汽车。哈弗斯托克加入队伍走进了屋里。现在他们共有十个人，还有一个在外面。
在那间宽敞的接待室里，警察们占据了门窗旁边的位置。一扇门打开了，霍雷肖·利文斯通出现了。他带着怒容审视着这些闯入者。
“谁叫你们来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他喊道。
麦克里迪拿出了他的委任书。
“请你看看这个好吗？”他说。
利文斯通看过后把委任状扔到了地上。琼斯把它捡起来递回给麦克里迪。麦克里迪把它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我请你把你的巴哈马职员全都召集到这里来，一共七个人，带上他们的护照。请吧，利文斯通先生。”
“这是谁的命令？”利文斯通厉声问道。
“我是最高权威！”麦克里迪说。
“帝国主义者，”利文斯通喊道，“再过15天我就是这里的权威，到那时候……”
“如果你拒绝，”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就叫琼斯警长以妨碍公务而拘捕你。琼斯先生，你是否准备好履行你的职责？”
“是的，先生。”
利文斯通怒视着他们。他从一间侧房里唤来一名助手并下达了命令。那些穿旅行装的人一个一个地出现了。法瓦罗走上去收来了他们的护照。他把它们全都送给了麦克里迪。
麦克里迪一本接一本地翻看着，又一本一本地递给了哈弗斯托克。中尉看着它们，嘴里发出轻蔑的啧啧声。
“这些护照是假的，”麦克里迪说，“它们制作得很好，但都是伪造的。”
“这是不可能的，”利文斯通尖叫起来，“它们全是完美有效的。”
他说得对。护照并不是伪造的。它们是花了一大笔贿赂后买来的。
“不，”麦克里迪说，“这些人不是巴哈马人。你也不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你是一个曾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工作了多年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你周围的这些人是古巴军官。那边的布朗先生，事实上是古巴的克格勃——情报总局的赫尔南·莫兰诺上尉。其他人，因为完全的黑人长相和能说流利的英语而被选中的，也是情报总局的古巴人。我以非法进入巴克莱群岛逮捕他们，以协助和支持非法入境者逮捕你。”
是莫兰诺首先去拔他的枪。他的手枪插在他的后腰带上，藏在旅行装里面，其他手枪也同样。他的动作很快，在会客室里的任何人还没来得及动一下时，他的手已经伸到背后去拿那支马拉科夫手枪了。那古巴人被楼梯顶部传来的那声尖叫声止住了。
“Fuera la man，ses iambre．”
赫尔南·莫兰诺及时地听到了这句话。他的手停止了运动。他僵住了。以他为榜样正在采取动作的其他六个人也同样。
辛克莱的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Fiambre是冷气肉的意思，在西班牙语的俚语中是指一具“死尸”或尸体。
从楼上的窗户进入后，两名特空团中士正并排站在楼梯的顶部。他们的游客小袋子已经空了，但他们的手上却不空。每人都握着一支轻巧可靠的赫克勒和科奇MPS自动手枪。
“这两个人，”麦克里迪温和地说，“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现在，请要求你的人把双手举到头顶上。”
利文斯通保持着静默。法瓦罗溜到他身后，用一条手臂抱住那人的前胸，把柯尔特手枪枪管插进了他的右鼻孔。
“给你三秒钟时间，”他耳语着说，“然后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举起手吧！”利文斯通粗声粗气地说。
十四只手高高地举起不动了。三名警官走过去收缴了七支手枪。
“搜身！”麦克里迪说。警察中士们在每一个古巴人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了两把带有牛皮鞘的刀子。
“搜查房子。”麦克里迪说。
那七名古巴人排成了一队，脸对着客厅的墙壁，双手举在头顶上面。利文斯通坐在他的那把椅子上，由法瓦罗照看着。特空团战士们留在楼梯上，以防发生集体暴动。暴动没有发生。五名当地的警官搜查了房子。
他们搜出了各种武器、一大笔美元、更多的巴克莱镑，以及一台配有编码器的功率强大的短波收音机。
“利文斯通先生，”麦克里迪说，“我可以请琼斯先生根据英国法律指控你的同事们的数项违法行为——伪造护照、非法入境、携带非法枪支等等。但我准备把他们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全部驱逐出境。现在就驱逐，一小时之内。至于你嘛，如果愿意，你可以独自留下来。你毕竟是在巴克莱出生的。但你还是要受到协助和支持违法的指控，因此，坦率地说，回到你所属的地方——古巴去，你也许会感到更为安全。”
“我赞同这个方案。”德雷克牧师大声说。利文斯通点点头。
那些古巴人排成一路纵队，走向停在院子里的第二辆面包车。只有一个人试图暴力反抗。在企图逃跑时，他被一名当地警官拦住了，但他把那个警察摔倒在地上。琼斯警长以惊人的速度作出了反应，他迅速从皮带上解下警棍。当木棒击中那个古巴人的头部时，发出了“噗”的一声。那人跪倒在地上，感到很不舒服。
“不要那样做。”琼斯警长警告他。
那些古巴人和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坐在面包车的底板上，双手抱在头上。纽森中士在前座上转过身子，用他那支自动手枪照看着他们。车队重新集合起来，慢慢地驶出茅屋镇朝普雷桑斯港鱼码头进发。麦克里迪让汽车保持步行的速度，以让几百名巴克莱人看到所发生的事情。
在鱼码头，“海湾女士”号等在那里，发动机在空转着。它的后面拖着一条载运垃圾的小驳船，船舱里新配了两对划桨。
“多布斯先生，”麦克里迪说，“请把这些先生拖带到尽量靠近古巴领海的水域里，或者等到一艘古巴的巡逻艇开始朝你们的方向航行过来，然后解开他们的拖缆。他们可以被他们的同胞拖带回家，或者乘顺风划船回家。”
吉米·多布斯斜眼看着那些古巴人。他们共有七个人，再加上利文斯通。
“这位哈弗斯托克中尉将陪同着你，”麦克里迪说，“当然，他是带有武器的。”
辛克莱中士把德雷克牧师曾经拒绝过的那支柯尔特手枪交给了哈弗斯托克。哈弗斯托克跨上“海湾女士”号，坐在了舱顶的位置上，面朝船舱。
“别担心，老伙计，”他对多布斯说，“他们中间如果谁敢动一下，我就打掉他的睾丸。”
“利文斯通先生，”麦克里迪说，俯视着坐在驳船里的那8个人，“最后一件事。到了古巴后，你也许可以告诉卡斯特罗先生，通过一名奸细候选人赢得大选接管巴克莱群岛，然后或者把这些岛屿并吞给古巴，或者把它们变为一个国际革命训练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你也许还可以告诉他，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现在不行，永远不行。他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去挽救他的政治生涯。再见，利文斯通先生。不要回来。”
一千多名巴克莱群众聚集在码头上，看着“海湾女士”号离开泊位，调头驶向外海。
“我相信还有一件工作要去完成，先生们。”麦克里迪说。他迈步离开码头走向美洲虎，他那闪闪发亮的白制服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招摇过市。
马库斯·约翰逊庄园的锻铁大门上着锁。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从面包车的侧门下车，直接跳过了围墙，没有触及墙头。几分钟后，庄园内部响起了轻柔的“啪哒”声，这是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打在人体上的声音。电动机嗡嗡地响了起来，大门敞开了。
院子里面的右边，有一间小棚屋，内有一只控制台和一部电话。躺倒在地上的是一个身穿鲜亮海滩衬衣的人，他的墨镜已在他身边的地上摔破了。他被扔进了最后一辆面包车，由两名警察中士看管着。纽森和辛克莱跑过草坪，消失在灌木丛中。
当麦克里迪迈步进屋时，马库斯·约翰逊正从通向敞开式接待区的铺着地砖的楼梯走下来。他穿着一件丝质浴袍。
“我能否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
“当然，”麦克里迪说，“请看看这个。”
约翰逊把委任状递了回去。
“那又怎么样？我没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们光天化日闯进我家房子……伦敦会知道这事的。狄龙先生，你会为今天上午的所作所为后悔的。我有许多律师……”
“好，”麦克里迪说，“你很可能会需要他们。现在，我要见见你的职员，约翰逊先生，你的竞选助手，你的同事。其中有一个很客气地陪同我们到了门边。请把他带进来。”
那两位警察中士架起那个看门人，把他放在了一把沙发上。
“还有七个人，约翰逊先生，请让他们来这里，带上他们的护照。”
约翰逊走到一部玛瑙电话机旁，拿起了话筒，但线路断了。他放下话筒。
“我要报警。”他说。
“我就是警察，”琼斯警长说，“请按总督的要求办。”
约翰逊想了一会儿，然后朝楼上喊话。一只脑袋在上面的栏杆处出现了。约翰逊下达了命令。两个穿着鲜亮衬衫的人从阳台走过来，站到了他们主人的旁边。另有五个从楼上房间里下来了。楼上还传来了几声受压制的女人尖叫声。显然那里在搞一次派对。琼斯警长走过去收取了他们的护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从自己的后裤袋里取出了护照。
麦克里迪检验了护照，一本接一本地，一边像拨浪鼓般地摇着头。
“它们不是伪造的，”约翰逊说，“而且你看，我的所有同事都是合法进入阳光岛的。他们的牙买加国籍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这样，”麦克里迪说，“由于他们都没有交代他们的犯罪记录，这违反了《移民法》第四条第B-1款的规定。”
约翰逊似乎怔住了，也许确实如此。麦克里迪刚刚捏造设置了整个事件。
“事实上，”他平静地说，“这些人全都是被称为‘院鸟’的犯罪团伙成员。”
“院鸟”是在金斯顿贫民窟的街上帮派起家的，其名称来自于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后院。他们以保护非法营生开始，并获得了暴力的名声。后来他们发展成大麻的供应商和可卡因的分销商，并走上了国际化经营。他们被简称为“院鸟”。
其中一个牙买加入站在倚靠着一支棒球棒的墙边，他的手慢慢地伸向球棒。德雷克牧师看见了这个动作。
“哈利路亚，兄弟！”他静静地说，并打了他。只打了一下，很重。神学院里教授许多事情，但用拳头猛击以使别人信神的事情是没有教过的。那个牙买加入翻了一下白眼，慢慢地滑到了地面上。
这事件起到了一个信号的作用。其余六个“院鸟”中有四个把手伸向海滩衬衣下的后腰带。“站住，不许动。”
纽森和辛克莱已经等到楼上的人走空，只剩下姑娘们时，才从窗户里进去了。现在他们站在上面的楼梯口，自动手枪对准下面的开敞式接待区。
“他们不敢开枪，”约翰逊咆哮着说，“他们会击中你们所有人。”法瓦罗在大理石地面上打了一个滚，在马库斯·约翰逊身后站起来。他把左手扣在那人的喉咙上，用柯尔特枪管抵住了他的腰部。
“也许吧，”他说，“但你是第一个。”
“请把你们的手举到头顶上。”麦克里迪说。
约翰逊咽下唾沫，点了点头。六个“院乌”举起了手。他们被命令靠墙站着，双手高举。两名警察中士收缴了他们的枪支。
“我想，”约翰逊厉声说，“你也许会叫我是一个‘院鸟’。但我是这些岛上的一位公民，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
“不，”麦克里迪说，“你不是。你是一个可卡因贩子。你就是靠这样发财致富的。为梅德林集团贩毒。自从十几岁时你以一个贫穷的小青年离开这些岛屿时起，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哥伦比亚度过的，或是在欧洲和北美洲设立空壳公司以便洗钱。现在嘛，如果你愿意，我想见识一下你们的哥伦比亚执行总裁门德斯先生。”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没有这个人。”约翰逊说。
麦克里迪把一张照片推到了他的鼻子底下。约翰逊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这位门德斯先生，或者不管他现在怎么称呼他自己。”麦克里迪说。
约翰逊保持着沉默。麦克里迪去看上面，并对纽森和辛克莱点点头。他们都见过那张照片。战士们消失了。几分钟后，楼上传来了两下短促、快速的射击声和女人的一系列尖叫声。三名拉美人长相的姑娘出现在上面的楼梯口，并跑了下来。麦克里迪命令两位警官把她们带到外面的草坪上看管起来。辛克莱和纽森推着一个男人出现了。他身材瘦瘦的，脸色灰黄，长着一头直直的黑发。中士们把他推到楼下，他们自己仍留在楼梯顶部。
“根据这里的法律，我可以对你的那些牙买加入提起一系列违法指控，”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但实际上，我已经在下午飞往拿骚的那班飞机上预订了9个座位。我认为，巴哈马警方将很高兴地把你们送上飞往金斯顿的航班。在金斯顿，有人正等待着你们呢。搜查房子。”
剩余的当地警察进行了搜查。他们找到了躲在床下的更多的妓女、其他武器和大量美元。在约翰逊的卧室里，还发现了几盎司白粉。
“50万美元，”约翰逊放低声音对麦克里迪说，“放我走，钱归你。”
麦克里迪把那只公文箱递给了德雷克牧师。
“分发给岛上的慈善机构，”他说。德雷克点点头。“烧了可卡因。”
其中一名警察提起那些包裹，走到外面去点火。
“我们走。”麦克里迪说。
下午4点钟，来自拿骚的那架短途飞机停在草地跑道上，它的螺旋桨在缓慢地转动着。8个戴着手铐的“院鸟”由专程过来的两位巴哈马警察押解着登上了飞机。双手被反铐在后面的马库斯·约翰逊站在那里，等待登机。
“在金斯顿把你引渡到迈阿密之后，你也十午能给你为之工作的埃斯科巴尔先生，或奥科阿先生，或不管是谁，捎去一份信息。”麦克里迪说。
“告诉他，通过一名代理人接管巴克莱群岛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在新的国土上，拥有海岸警卫队、海关和警察，随意颁发护照，把外交行李发送到美国，随心所欲地在这里建立提炼厂和储存仓库，自由自在地设立洗钱银行——全都极为聪明。还有赌场和妓院……都能获得暴利。
“但如果你能把信息传过去，代我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在这些岛屿上是行不通的。”
5分钟后，这架短程飞机起飞了，倾斜着机翼朝安德罗斯海岸飞去了。麦克里迪走向停在机库后面的一架6座赛斯纳轻型飞机。
纽森中士和辛克莱中土已经在飞机上了，坐在后排。他们那只装有“玩具”的旅行包搁在他们的脚边。他们要返回布雷格堡。在他们的前面坐着法兰西斯科·门德斯，他的哥伦比亚真名不是这个。他的双腕被缚在座椅的边框上。他俯身面向洞开着的机舱门，把一口痰吐到了地上。
“你们不能引渡我，”他用非常标准的英语说，“你们不能逮捕我并等待美国人引渡。就这么回事。”
“而且这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呢，”麦克里迪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没有遭到逮捕，只是被驱逐出境。”
他转向埃迪·法瓦罗。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让这个家伙搭乘到迈阿密，”他说，“当然，事情可以是这样：当你降落时，你突然认出他是米特罗戴德警察局所通缉的一名要犯。此后，这事就听凭山姆大叔处置了。”
他们握了手。赛斯纳飞机在草地跑道上奔跑起来，调头后顿了顿，加大了马力。几秒钟后，它已经飞上了海空，转向西北朝佛罗里达飞去。
麦克里迪慢慢地走回到奥斯卡等待着的美洲虎汽车里。该是返回政府办公室的时候了，把总督的制服换下来，挂回到大衣柜里面。
当他抵达时，汉纳探长正在马斯顿·莫伯利爵士的办公室里接听一个来自伦敦的电话。麦克里迪溜到楼上，然后穿着他那件皱巴巴的衣服下来了。汉纳正匆忙地跑出办公室，呼唤着奥斯卡和美洲虎。
星期一那天，阿兰·米切尔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才打电话到阳光岛。在巴克莱群岛，这时候是下午4点钟。汉纳急切地接听了这个电话。整个下午他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待着这个电话。
“这很有意义，”弹道学专家米切尔说，“是我所检验过的最特殊的子弹之一。在以前的谋杀案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子弹。”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汉纳问道。
“嗯，先从弹头里的铅说起。它很老了，至少有70年。自1920年起就没生产过这种成份的铅。火药也同样。弹头上留有一些微量的火药。这种化学类型是在1912年采用的，并在20年代初期停用了。”
“但是那支枪呢？”汉纳继续问道。
“就是这个问题，”伦敦的科学家说，“那支枪与所使用的弹药相符。这颗子弹具有绝对不会出错的记号，如同一枚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子弹上面有七条凹槽，是右向旋转的，由那支左轮枪的枪管所留下。其他手枪不会留下那七条右转凹槽。很有意义，对吗？”
“很好，”汉纳说，“只有一种手枪能发射那颗子弹？好极了。那么，阿兰，是哪一种手枪呢？”
“哦，当然是威布利4.55。不会是其他枪械。”
汉纳不是一位手枪专家。粗看一下他是分不出一支威布利4.55与一支柯尔特.44的区别的。
“好，阿兰。现在你告诉我，威布利4.55特殊在什么地方？”
“它的年龄，它是一种老古董了。第一批是1912年生产的，大概在1920年停止了。它是一种左轮枪，枪管特别长，非常明显。这种枪从来不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枪管太长了，携带和使用不方便。虽然它的精度很高，但理由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手枪作为军用左轮枪配发给了在战场里作战的英国军官。你见过没有？”
“哦，见过，”他喘着气说，“我见过一支。”
汉纳谢了他并搁下了话筒。
他正匆匆穿过门厅时，看到了来自外交部的那个奇怪的人——法兰克·狄龙。
“你要用电话就去用好了，现在空着。”他大声说完后就爬进了美洲虎。
当他被引进去时，科尔９９ｌib?特雷小姐在客厅里，坐在她的轮椅上。她面带笑容向他表示了欢迎。
“啊，汉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她说，“你坐下来喝点茶好吗？”
“谢谢你，科尔特雷夫人，我喜欢站着。恐怕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你是否见过一支威布利4.55手枪？”
“怎么回事？我认为我没见过。”她温顺地说。
“这我就有所怀疑了，夫人。事实上，你有一支。你的已故丈夫的那支老式的军用左轮枪，在那边的纪念品收藏柜里。恐怕我必须拿去作为重要的证据。”
他转身走到纪念品陈列柜前。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勋章、徽章、奖状、帽徽，但已经过了重新排列。在某些纪念品后面的绒布上可以辨认出一抹淡淡的油迹，那里曾挂过另一件纪念品。
汉纳转回身来。
“它到哪里去了，科尔特雷小姐？”他问。
“亲爱的汉纳先生，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不喜欢案子遭到失败，但他能感觉到这个案子正在慢慢地滑走。那支枪或者一名证人，他需要这个或那个。在窗户外面，蓝色的大海在逐渐消褪的天光下，正在慢慢地黑下来。他知道在那里的某处，在海水拥抱着的深处，毫无疑问地躺着一支威布利4.55左轮手枪。油渍不能构成庭证。
“它原先在这里，科尔特雷夫人。上星期四我来看望你的时候，它在这里的柜子里。”
“哦，汉纳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温布利。”
“是威布利，科尔特雷夫人。温布利是人们踢足球的地方。”
他感觉到他正以六比零在输掉这场比赛。
“汉纳先生，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她说。
“我不是怀疑，夫人，我是知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证明是另一回事。上星期二，大概就在这个时刻，费尔斯通用他那强壮的双臂把你和你的轮椅提到你的面包车后部，如同星期六为你外出购物时一样。我原以为你从不离开这座房子，但在他的帮助下，当然，你能外出。他驾车把你载到总督住宅后面的那条巷子里，放下你，用他自己的手掰开铁门上的那把锁。我原先以为也许需用一辆吉普车和铁链把那把锁拉开，但当然他可以做到。在我遇见他时，我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我没注意到。这是我的过失。
“他把你推进打开了的铁门并留下了你。我相信你把那支威布利放在膝头上。它也许是一件老古董了，但多年来一直在上油，而且弹药仍在里面。如是短枪管，你决不可能击中莫伯利爵士，即使双手握枪射击也不能。但这支威布利有一条很长的枪管，非常精确。
“而且你对枪械也并不陌生。你在战时遇见你的丈夫，你说过的。当时他受伤了，你护理着他。但那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一所游击队医院里，他是英国特种情报局的人，而你，我相信，是属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
“第一颗子弹偏离目标击中了墙壁。第二颗子弹完成了任务并钻进了一只开满天竺葵的花筐里，我就是在那里找到它的。今天伦敦验明了它。它相当清晰可辨。其他枪械不能发射那颗子弹，只有一支威布利4.55，诸如你在那只柜子里曾经有过的。”
“哦，亲爱的、可怜的汉纳先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你能证明它吗？”
“不，科尔特雷夫人，我不能。我需要那支枪，或者一名证人。我敢打赌当时有十几个人看见你和费尔斯通在那条巷子里，但他们谁也不会来证明。没人会反对科尔特雷小姐，在阳光岛上不会。但有两件事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为什么要杀那个没人喜欢的总督？你是想把警察引过来吗？”
她笑着摇摇头。
“新闻媒体，汉纳先生。老是到处刺探，老是打听，老是调查背景，老是怀疑每一个政治人物。”
“是的，当然了，新闻媒体的窥探。”
“那么另一个迷惑是什么，汉纳先生？”
“谁向你通风报信的，科尔特雷夫人？星期二晚上你曾把那支枪放回到这只柜子里。星期四还在这里。现在它不见了。谁向你通风报信了？”
“汉纳先生，你回去后代我向伦敦问候。自从闪电式空袭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它，你知道的。现在我将永远见不到了。”
德斯蒙·汉纳让奥斯卡驾车把他载回议会广场。他在警署门前下了车；奥斯卡将不得不及时地把美洲虎擦洗干净，以迎接第二天新总督的到来。是伦敦做出反应的时候了，汉纳想。他开始穿过广场朝旅馆走去。
“晚上好，汉纳先生。”
他转过身体。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笑着向他打招呼。
“哦……晚上好。”
旅馆前面有两个青年人在尘土中跳舞。一个小伙子的脖颈上挂着一台录音机，磁带在播放一种临时编唱的讥讽时事的小调。汉纳没有听出来，这支小调是《自由来了，自由走了》，但他听出了 href='9028/im'>《黄鸟》，那是从后甲板旅馆的酒吧里传过来的。他回想起五天内他还没有听到过西印度群岛的铁桶乐队或临时编唱的小调。
圣公会教堂的大门敞开着。昆斯牧师正在弹奏他那架小风琴。他在弹唱《神灵之火》。当汉纳跨上旅馆的台阶时，他明白街上有一种轻浮的气氛，这与他的心情不相符合。他有一些严肃认真的报告要写。在夜里与伦敦通话之后，他要在上午动身回家。他不喜欢破案失败，但他知道这将成为一个悬案留在档案里。他可以搭乘把新总督带过来的那架飞机到拿骚，然后转机飞往伦敦。
他穿过通向楼梯的露台酒吧，那个叫狄龙的人又在那里了，坐在一把凳子上，手里捧着一杯啤酒。奇怪的家伙，他走上楼梯时这么想着。老是坐着等待某种事情。好像从来没做过任何实际事情。
星期二上午，一架哈维兰德文飞机嗡嗡响着从拿骚飞到阳光岛，送来了新总督克里斯皮安·拉特雷爵士。麦克里迪从机库的阴影里注视着这位年老的外交官，穿着富有生气的奶油色亚麻布服装，几络长长的银发飘逸在他的白色巴拿马草帽之下，走下飞机迎向欢迎小组。
哈弗斯托克中尉为他介绍了镇里的各位著名人土，包括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和他的侄子琼斯警长。奥斯卡也在那里，与那辆新擦洗过的美洲虎轿车一起。介绍完之后，这支小小的车队朝普雷桑斯港驶去。
拉特雷爵士将会发现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两位候选人显然已经退出竞选去度假了。他将呼请新的候选人。谁也不愿冒出来；德雷克牧师将会这么安排。由于1月份的大选推迟，英国议会将重新开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政府将同意在3月份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德斯蒙·汉纳登上空荡荡的哈维兰德文飞机去拿骚。在舷梯的上部，他最后看了一眼周围。那个奇怪的狄龙好像坐在他的旅行包和公文箱旁边，等待着什么事情。汉纳没有挥手，他打算返回伦敦后提及狄龙先生。
哈维兰德文飞机起飞后10分钟，麦克里迪的那架出租飞 673a." >机从迈阿密抵达了。他必须归还他那部便携式电话并向在佛罗里达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飞往伦敦。他将赶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家里。他将在肯辛顿的公寓里孤独地度过这个节日。也许他要去特种部队俱乐部与一些老朋友一起喝一杯。
小飞机起飞了，麦克里迪最后看了一眼现在一片沉寂、但在阳光下即将苏醒过来的普雷桑斯港。他看见小望远镜山漂了过去，还有山顶上一座粉红色的别墅。
尾声
“我敢说我们全都非常感激丹尼斯的精彩讲述。”蒂莫西·爱德华兹说，“我建议因为时间已晚，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为此事进行内部考虑，看看是否能为这事把秘情局的规定作一变通，并在明天早上提出我们的意见。”
丹尼斯·同特只得把那份卷宗还给那位文档管理员。当他转回身时，山姆·麦克里迪已经走了。他差不多是在爱德华兹刚刚讲完时就溜走了。10分钟后，同特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麦克里迪仍穿着短袖衬衣，闲坐在那里。他那件皱巴巴的棉布西装搭在一把椅子上，地上放着两只曾经装过葡萄酒的纸箱。
“你在干什么？”冈特问。
“清理我的零星物品。”
只有两张照片，他一直把它们放在一只抽屉里，没有炫耀地夹在书桌上的架子里。一张是他的妻子梅，另一张是他的儿子在毕业典礼上，小伙子身穿黑色的学者长袍在腼腆地微笑着。麦克里迪把这两张照片放进了其中一只纸箱。
“你疯了，”同特说，“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取得逆转。不是爱德华兹，当然，而是那两位处长。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我们知道他们两人都喜欢你，要让你留下来。”
麦克里迪取出他的那只CD激光小唱机，把它放进了另一只纸箱。有时候在沉思时他喜欢听一些柔软的古典音乐。几乎没有什么小摆设可以装满两只箱子。他的墙面当然没有任何“我与某一知名人士握手”的照片；那几张印象派的印刷画是局里发的。他站起来看着那两只纸箱。
“确实不多，30年时间呢！”他喃喃地说。
“山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还没结束。他们有可能改变主意。”
麦克里迪转身抓住同特的双臂。
“丹尼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在那里干得很好，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要对局长去说，让你接替我的职位。但你必须知道太阳是从哪一边的天空升起来的。这事结束了。结论和判决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过来了，是另一个办公室的另一个人传递的。”
丹尼斯·同特失望地一屁股坐进了他的科长的椅子里。
“那到底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切？意见听取会？”
“这一切是：因为我关心这个该死的情报局，而且因为他们这么整人是错的。因为外边有一个该死的危险的世界，而且其危险性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大。还有因为像爱德华兹那样的尖头脑袋们将被留下来负责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安全事务，这正是我所钟爱的，而且这种做法使我很不高兴。我知道在意见听取会上我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但我只是要让那些狗家伙坐立不安。对不起，丹尼斯，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抽空把我的纸箱带到我的公寓去好吗？”
“你仍然可以接受他们提供给你的其中一份工作的。就气气他们。”冈特提议说。
“丹尼斯，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光荣生活中的一次自由的甜蜜的时刻，胜于一个没有名堂的世界。就我而言，坐在档案馆里的冷板凳上或者传递费用报销单据，将是一个没有名堂的世界。我已经有过了我的时刻，尽过了我的最大努力，这事结束了。我要走了。外面有整个阳光灿烂的世界，丹尼斯。我要去那里，而且我会享受自己的。”
丹尼斯·同特看上去像是在参加一次葬礼。
“他们会来这里向你道别的。”他说。
“bbr>9９lib?不，他们不会。”
“局长会为你举行一次送别派对。”
“没有派对。我不能忍受没有诚意的碰杯。从心底里不喜欢。爱德华兹对我好就是装出来的。怎么样，陪我到大楼门口吧？”
世纪大厦是一个村庄，一个微小的教区。从走道到电梯、乘电梯下去时、在铺着地砖的大厅里，同事们和秘书们纷纷叫道：“嗨，山姆……哈罗，山姆。”他们没说：“再见，山姆。”但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
几位女秘书停顿了一下，似乎她们愿为他最后一次拉直领带。他点点头微笑着走了过去。
大楼的主门在铺着地砖的大厅的尽头。外面是街道。麦克里迪不知道该不该去买一座乡间小房子，种上一些玫瑰花和葫芦瓜，星期天上午去教堂做礼拜，成为社区居民中的一个公益活动积极分子。但如何打发日子呢？
他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养成任何专注的业余爱好，像同事们那样有的喜欢养热带鱼，有的热衷于收集邮票，有的在威尔士山区每天上山一次锻炼身体。而且他该对邻居们说什么呢？“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山姆，我从外交部退休了，哦，不，我在那里做过的事一件也不能告诉你们。”老兵们还能撰写回忆录，挤进温暖舒适的酒吧里，与游客们一起凑热闹。但那些曾在阴影中度过生涯的人却不能那么做。他们必须永远保持沉默。
在旅行证件部门工作的福伊夫人正在穿越大厅，她的高跟皮鞋踏在地砖上发出了劈啪劈啪的响声。她是一位40岁不到的典雅美貌的寡妇。
一世纪大厦的不少居民曾向苏珊·福伊发动过进攻，以碰碰运气，但她并不是一座不设防的堡垒。
他们在大厅里交叉相遇了。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麦克里迪的领带结滑到了他的胸部上。她伸出手去，把它系紧后推回到他的衬衣领口上去。冈特观察着。他太年轻了，不可能记得简·拉塞尔，所以他无法作出明显的比较。
“山姆，你应该有某个人带你回家，照顾家务。”她说。
丹尼斯·冈特注视着她扭摆着臀部穿过大厅走向电梯。他不知道由福伊夫人去照顾家务会是怎么样。或者反过来。
山姆·麦克里迪推开通到街上的那扇大玻璃门。盛夏的一股热浪吹了进来。他转过来，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取出一个信封。
“把这个交给他们，丹尼斯。明天上午。毕竟，这正是他们所要的。”
丹尼斯接过来凝视着它。
“你一直保留着它，”他说，“你在几天前早就写好了。你这个狡猾的老家伙。”
但他发觉他在对着旋转回来的那扇门说话。
麦克里迪转向右边，朝着半英里之外的威斯敏斯特桥慢慢地溜达过去，他的西装搭在一边的肩上。他松开领带结，又让它滑落到第三颗衬衣钮扣上。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是1990年夏季热浪中的一天。开始下班的通勤车流从他身边经过，涌向老肯特路。
今天能够出海去倒是不错的，他想，阳光下的英吉利海峡闪动着明亮的、蓝色的波光。或许他应该把那座小房子选在德文郡，把他自己的那条小船系泊在港湾里。他甚至还可以邀请福伊夫人到那里去，照顾家务。
威斯敏斯特桥出现在他的前方。对面是议会大厦，屋顶直插蓝天，为了努力保护那里的自由和偶尔的愚蠢，他曾经奋斗了30年。在水流缓慢的泰晤士河畔，新近清洗过的大笨钟塔楼在阳光下发着金色的光辉。
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一个报贩站在一堆（晚报）旁，他的脚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布什－戈氏——冷战正式结束。
麦克里迪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
“谢谢你，先生，”那报贩子说。他朝他的那块牌子做了一个手势。“全结束了，对吗？”
“结束了？”麦克里迪问道。
“是啊＂现在全是国际性的危机。冷战是过去的事情了。”
“真是一个绝妙的想法。”麦克里迪表示同意，然后信步朝前走去。
四个星期后，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
山姆·麦克里迪是在德文郡海岸外两英里处钓鱼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思考着这条简短的新闻报道，认为现在该是他变换诱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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