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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
楔子
隋朝科举制度的创立，极大地影响了之后中国的封建历史。科举任人唯贤，重才学而不重门第，由此被天下?9９ｌｉｂ.人视为登龙门的唯一途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面。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而要出仕为官，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
顺治十四年（1657），全国举行乡试，因一些地区主考官与应考士子通同舞弊，引起广大士子的强烈不满与抗议。清廷.99lib.借机兴起大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丁酉狱”。科场舞弊在古代本已司空见惯，但这次丁酉大狱扰攘三年，牵涉五省，蔓延几及全国，最严重的是顺天、江南两省，其次是河南、山东9９ｌｉｂ.、山西。前后有二十六人被杀，开“科场作弊者死”的先例。另三十多人被流徙，涉及士子人数之众、治罪之惨实为历史所罕见。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
佳人与才子
余杭仓前镇位于浙江省北部。这里山水如画，钟灵毓秀，风景极为秀丽。尤其是塘河穿镇而过，水上交通便利，是漕米的重要集中地，昔日南宋临安粮仓就建在这里。由于是交通要道，这里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皇历上是个黄道吉日，仓前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镇上卖豆腐的葛品连倒插门进了同镇喻敬天的家门，娶了喻家的女儿毕生姑（一些文艺作品称其为毕秀姑）。一时间，不少人都扼腕叹息。有人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也有人说：“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葛品连，仓前镇豆腐店店主葛奉来与妻喻氏之子。葛奉来排行第一，人称“葛大”，葛品连的小名则叫“葛小大”。本来葛品连是家中独子，自小也备受宠爱，但后来葛奉来不幸病死，豆腐店也无力维持下去。就在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时候，太平军又掳走葛品连迫其加入了童子军。喻氏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给当地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然而时隔不久，葛品连又从太平军中逃回。继父沈体仁不怎么喜欢他，他小小年纪不得不自谋生路，到一家豆腐店去当了伙计。
毕生姑，乳名阿生。因其总是穿一件绿色的衣服，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街坊邻居又叫她“小白菜”，意为清秀可人。传说小白菜祖籍本在南京附近，其生父是太平军，后来与清军作战时战死。不过小白菜自称是仓前毕家塘人氏，父亲早已亡故。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小白菜确实是在八岁的时候才搬来仓前镇，当时她母亲王氏带着她改嫁给了镇上小贩喻敬天（与葛品连母喻氏是远房亲戚）。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白菜逐渐长大了，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皮肤白净，容貌清秀，成为仓前镇有名的美女。只是继父喻敬天却并不喜欢这个拖油瓶的女儿，而母亲王氏也不能为她做主。是以，无依无靠的小白菜总是遭到一些市井无赖的调戏欺负。不过，也有人在暗中默默地喜欢着她，这人就是她邻居沈体仁的继子，也就是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
葛品连人品老实可靠，就是相貌不佳，长得五短三粗、身材肥胖，素有“武大郎”之称。他喜欢上小白菜后，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母亲喻氏。喻氏想儿子一生孤苦，自己身为母亲，总要努力为他完成一桩心愿，于是托葛品连义母冯许氏做媒，前去向喻敬天提亲。本来镇上垂涎小白菜美色的登徒浪子颇多，虽然喻敬天是自己的远房族弟，喻氏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不料喻敬天早就想将小白菜打发出门，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对于不得继父欢心的小白菜来说，许为人妻的滋味是复杂的，尤其是被许配给葛品连做妻子。她或许出身贫贱，但上天却赐给了她出众的容貌，不少人赞她貌美如潘金莲，因而她又得了个“毕金莲”的雅号。她总以为自己这样的佳人，注定要与邻里那些长相普通的女子命运不同。谁知道，竟然比她们更差。她未来的夫君，就是镇上有名的“武大郎”。一想到这些，她心里难免有所怨恨了。只是怨恨归怨恨，她一个弱女子，依附于继父过活儿，还能怎么样呢？
同治十年（1871），小白菜十六岁，正是豆蔻年华。葛品连迫不及待地想迎娶已经及笄的小白菜过门，但喻敬天却想在小白菜身上捞一笔，大肆索要彩礼。葛品连无法满足，一时间陷入困境。幸好他义母冯许氏解囊相助，送了一笔彩礼给喻家。喻敬天这才答应将继女出嫁。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葛品连迎娶小白菜的仪式正式举行。但他自己没有房子，继父沈体仁家本就狭小，也不怎么欢迎他带着媳妇回来住。万般无奈下，葛品连只得同意倒插门，到喻敬天家上门入赘成亲。从此，小白菜成为葛品连的妻子，因葛品连做豆腐为生，又被人称为“豆腐西施”。
小日子过得并不美满。喻家房屋也不宽敞，多有不便之处。葛品连又是早出晚归，小白菜还得看继父脸色，比较起来，反倒是丈夫对她要体贴得多。新婚没过几天，小白菜就悄悄与葛品连商量，想要搬出喻家。葛品连对妻子历来是言听计从，于是打算租一处小房子，夫妻二人搬出去居住。
刚好这个时候，距离仓前镇十余里地的余杭县城中有户姓杨的人家要在澄清巷口西首新修一栋三间两层的楼房，正好是由木匠沈体仁监工。沈体仁看到杨家新房除了自家居住外，还多有一间空屋子，想到继子葛品连正想要租房，便告诉了妻子喻氏。于是喻氏出面为儿子葛品连租下了杨家底层的空屋子，月租金为八百文。这家姓杨的主人就是本文的男主角杨乃武。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因家中排行老二，又被人们称为“杨二先生”。他家世代居住在余杭，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杨乃武自幼勤奋好学，二十多岁时考中秀才。又因为爱打抱不平，经常为邻里乡亲写诉状，被人称为“讼师”，也算是余杭县的名人了。
当时杨家除了杨乃武和妻子詹氏（同城乡绅之女，杨乃武第二任妻子，被称为大詹氏）外，还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淑英），因夫君叶梦堂早早病亡，一直住在娘家。杨菊贞因大杨乃武许多，杨乃武小时，全靠姐姐照料，因此姐弟二人感情极为深厚，情若母子。
当年四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带着妻子小白菜搬进了杨家。因为两家人住在同一楼房内，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很快就熟识了起来。葛品连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为了避免奔波辛苦，常常在豆腐店里歇宿，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杨乃武夫妇和杨bbr>菊贞见小白菜一个人孤苦寂寞，很是同情，便常常邀请她同桌吃饭。小白菜除了对这家人感激外，还对博学多才、性格豪爽的杨乃武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仰慕之情。她后来便时常借口诵经，请杨乃武教她识字。杨乃武本是秀才，平常就以授徒为业，见小白菜聪明好学，性情温顺，也很是热心地教她。
虽然小白菜嫁了人，但仓前镇上那些恶少无赖却并未就此罢休，很快又跟到了余杭县城来骚扰调戏她。杨乃武见状大怒，出面怒斥了这帮无赖。他是当地有名的秀才，恶少不敢轻易招惹他，加上杨家离县衙门极近，恶少也不敢太过放肆，最终都被骂得狼狈而逃，但却由此对杨乃武怀恨在心，有意四下散布谣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暧昧不清，羊（杨）要吃白菜。
“羊吃白菜”的流言也传到了葛品连耳中。他虽然憨厚老实，但毕竟也是男人，对妻子背着自己与别的男人有私情非常生气。不过他生性谨小慎微，决定要自己打探清楚。一连几天晚上，葛品连都悄悄溜回家，暗中观察妻子小白菜有没有偷汉子的行为。他发现小白菜确实去找过杨乃武，但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外，别无其他调情轻薄的言语。
尽管没有发现小白菜偷情，但妻子与另一个男人西窗秉烛共读经书的温馨场面并没有令葛品连完全释疑。别人当面戏称他为武大郎，他bbr>藏书网从来不生气，因为他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确实长得像武大郎。但别人叫他妻子毕金莲，他便是一肚子火。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也知道那潘金莲是有名的淫妇，这样叫不就是暗示他妻子是荡妇淫娃吗。而今那个杨乃武不仅相貌堂堂，而且饱读诗书，小白菜喜欢他也是常情，难怪妻子近来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葛品连越想越郁闷，便将这些事讲给了自己的母亲喻氏听。喻氏再到杨家去看望儿子儿媳时，果然看到小白菜与杨乃武夫妻同桌吃饭，也开始怀疑儿媳妇藏书网不贞。她没什么见识，回到家后竟然将旁人的闲话和自己的怀疑告诉了邻居。于是，仓前镇关于小白菜与杨乃武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而杨乃武妻子詹氏当时已经怀孕，杨家上下都在忙着为未出世的孩子张罗，竟然对坊间的流言一无所知。不过也正是由于詹氏怀孕，小白菜不避嫌疑地往杨家楼上跑还不至于被人非议。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八，詹氏临盆，竟然难产而死，母子俱亡。杨乃武对此自然十分伤心难过，小白菜为了安慰他，来往得更加频繁。开始有谣言风传小白菜与杨乃武已经勾搭成奸，传闻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全城。
不堪入耳 7684." >的流言蜚语终于传到了杨乃武耳中。他毕竟是读书人，足智多谋，决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羊吃白菜”的谣言。十一月初三，詹氏死去还不到两个月，杨乃武便续娶亡妻大詹氏的亲妹妹詹彩凤（又被称为小詹氏）为妻，并且为了避嫌，刻意与小白菜疏远。对此，小白菜很是难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只能黯然神伤，从此远远注视着那个令她心仪的男子。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是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一周年的日子，她租住杨家也已经满了一年。有一天，杨乃武有意避开小白菜，向刚刚回到家的葛品连讨取已经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并表示如果他要继续租屋的话，房租必须提高到每月一千文。葛品连向母亲喻氏借钱还清了房租，但却实在无力承受涨价后的房租。小白菜也明白杨乃武如此雪上加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想迫使他们夫妻搬离杨家，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想再见到她。这一点，无疑比那些可怕的流言更令她伤心，她本来是何等敬仰尊重这个男人，以为他会是她人生中的奇迹。然而现在，她的心都要碎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了下来。
最终，小白菜夫妇另外租了太平巷王心培（喻敬天表弟）家的房子。自小白菜搬走，杨乃武从未去找过小白菜，小白菜也再没有来过杨乃武家。
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才子与佳人，最终不能携手，而且从此成为即使相见也不相识的冷漠路人。
低下的地位和贫贱的生活，注定小白菜的悲惨命运还将要继续下去。而杨乃武家境富足，生活无忧，续娶了第三任妻子后，很快就从丧妻的悲痛和与小白菜的流言中走了出来，全身心地开始寒窗苦读，预备参加这一年癸酉科的乡试。
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他未来人生的转折就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小白菜。这大概就是冥冥中的安排，那个倾心仰慕他的美丽女子身上的不幸，很快将要延续到他的身上。
葛品连之死
现实的生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白菜这个弱女子的考验，她越是不想回到从前的生活，命运就仿佛越是堵住她的出路。自从她离开杨家搬到王心培家后，那帮以前经常调戏骚扰她的地痞无赖又寻上门来，时常戏弄欺辱她。她性情软弱，这些事也不敢对丈夫葛品连说，只能忍气吞声，暗自垂泪。这个时候，她自然格外怀念当初杨乃武挺身出面保护她的情形。
就在小白菜不断被地痞流氓欺负的时候，杨乃武赴杭州贡院参加了当年癸酉科的乡试，最终在当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如愿以偿，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得以桂榜题名。举人在当时俗称孝廉。中举代表着成为天子门生，已经初步具备了入仕资格，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做学官、当知县的机会。尤其对余杭县来说，杨乃武中举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他是本县当年唯一中举的才子。于是，杨乃武成了余杭轰动一方的人物。
与杨乃武的春风得意相比，小白菜的处境则日益艰难。更大的灾祸很快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女子头上。当时的余杭知县叫刘锡彤，已经年近七十。他有个儿子名叫刘子翰，是个典型的浪荡子，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他与仓前粮胥何春芳很是投机，二人经常一起出游闲逛。有一天，刘子翰偶然在街边看到了小白菜，不由得惊为天人，当即就下定决心要把小白菜弄到手。经过一番策划后，刘子翰指使一名佣妇将小白菜诱骗外出，四下无人时，强暴了小白菜。小白菜又气又恨，但却畏惧刘子翰的权势，不敢声张，苦水只能往自己肚子里流。回到家后，丈夫偶然留意到她神色不对，问起究竟，她也不敢说出来。
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四日，佣妇无意中将知县公子强暴小白菜的事告诉了熟人阮桂金（其弟阮德在县衙当捕役），阮桂金正好与粮胥何春芳有奸情，又转而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一听很是气愤。当天他与刘子翰同时在街上看到小白菜，都很是心动，还谈论过这女子容貌之俏丽为余杭县之首，不料这刘子翰竟然抢在了自己前头下手。他越想越气，二话不说，便直奔小白菜家而去。刚好房东王心培夫妇都不在家，何春芳一进门就以刘子翰之事要挟小白菜就范。小白菜仓皇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当何春芳上前要强暴小白菜之际，葛品连意外归来。看到这样的情形，葛品连这个老实人也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何春芳，何春芳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葛品连也不敢去找刘子翰和何春芳，而是将满腔怒火全部出在小白菜身上，对她又打又骂，并且老账新账一起算，将她当初与杨乃武不轨的谣言又重新提了起来。小白菜从没见过老实巴交的丈夫变得如此面目狰狞，即使是之前“羊吃白菜”传得满城风雨时，他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更别提打自己了，当即就吓得傻了，只能哭泣不已。从此以后，葛品连对小白菜的态度完全变了，动辄喝骂不止，拳打脚踢。在小白菜心中，葛品连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真心待她捧他的男人了，失去了真诚，他丑陋的相貌、矮胖的身材也越发可憎可恶起来。可是她除了逆来顺受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有一次，葛品连出门前让小白菜腌菜，回到家发现菜还没有腌，立即将小白菜叫过来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次，小白菜失去了忍耐力，终于火山爆发了，冲进屋里抓起剪刀就要绞掉自己的头发去当尼姑。幸好二人的母亲喻氏和王氏闻讯赶来，劝阻了小白菜。经过双方家长调和，葛品连也有些后悔，又与小白菜和好了。但二人之间芥蒂已经深种，再也无法根除。终于，如同宿命一般，所有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当年十月初七，葛品连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忽冷忽热，并且双膝红肿，走路沉重。他本来一直患有流火病（小腿丹毒），小白菜认为是旧病复发，劝丈夫请假在家休息两天，但葛品连不听，照旧到豆腐店上工。
十月初九早上，正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突然身体不适，便向店主请假回家。路上，短粗矮壮的他不断哆嗦发抖，多次呕吐。当时他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看见葛品连病恹恹的，走路都十分困难，知道他是流火病复发，因此也没有叫他。葛品连路过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边走边吃，但走到学宫化字炉前时，就全部呕吐了出来。他两手抱肩，竭力支持，终于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家。
王心培妻子正在门口，见葛品连又是发抖又是呻吟，知道他病得厉害，急忙喊小白菜出来扶他上楼。小白菜将丈夫扶回房间，给他脱掉外衣，让他躺下。又因为葛品连直喊冷，便一连盖了两床被子。问起病情，葛品连认为是流火病发作，也不去看大夫，而是拿了一千文钱给小白菜，让她拿去托岳父喻敬天代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汤，打算补补元气。买来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见沉重。小白菜急忙托王心培的妻子去通知母亲王氏来帮助照料。王氏赶来时，葛品连仍然卧病在床，抖个不停，时欲>..呕吐。她帮助小白菜照料了半天，安慰了几句，便自己回家去了。
到了下午，葛品连开始喉中痰响，口吐白沫，已经无法回答小白菜的问话。小白菜急忙托王心培夫妇去找母亲王氏和公婆喻氏。众人赶到时，葛品连目光直视，双手不断在胸口乱抓，只是张不开口，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众人才想起去请大夫。大夫找来诊断后，说是患了痧症，要用土办法万年青、萝卜子煎汤灌救。然而汤灌下去后，葛品连依旧昏迷不醒，撑到傍晚，终于气绝身亡。
众人悲痛欲绝，然而哭过之后，就要商议如何操办后事。商议的结果，是将尸体停放两天后再出殡。喻氏爱子心切，细心地给儿子擦洗了身子，并换了干净衣裳。因为大夫诊治在先，尸体也没有任何异常，在场众人都以为是痧症致死，并没有什么疑问。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寡妇门口是非多”。这似乎成了小白菜的谶语，她当上寡妇才一天，是非就不请自来地找上了门。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初十的晚上，尸体的口、鼻内开始有淡淡血水流出（据《洗冤录》记载，流火最忌桂圆，服之口鼻流血足以致死）。葛品连义母冯许氏见后疑心大起，提出义子死因可疑。喻氏过来仔细查看，发现儿子尸体发青，口鼻确实有血水流出，联想到儿子死前双手不断在胸口乱抓的惨状，开始怀疑儿子是中毒而死。喻氏叫来儿媳小白菜盘问，小白菜一口咬定丈夫是痧症致死，并无别事，但她惊慌的神色反倒令人更加起疑。
当下，喻氏与众亲友商议，决定请官府前来验尸，如果不是中毒就入殓出殡，如果是中毒致死就追究凶手。喻氏为此请来了仓前镇地保王林。王林查看过尸体后，也认为是中毒迹象，支持喻氏告官。当晚，喻氏火速请人写好了呈词。呈词中只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官府验尸，并未提及其他人。次日一大早，便在王林的陪伴下向余杭县衙递交了呈词。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到呈词后，立即叫来门丁沈彩泉和仵作沈祥，准备带领一班衙役前去王心培家验尸，看是否是凶杀案。就在众人正要出发的时候，应约来给刘锡彤看病的陈湖（竹山）到来。陈湖与刘锡彤是无话不谈的密友，刘锡彤便对陈湖讲了葛品连之死蹊跷。陈湖听了，顿时如获至宝地兴奋起来，大谈街头巷尾听来的关于葛品连妻子小白菜与新科举人杨乃武的风流韵事。
这陈湖本是个秀才，因为懂得一点医道，时常到县衙给人看病。他平日就已经与杨乃武不和，还曾经被杨写诗骂过，早就怀恨在心，而杨乃武又新中举人，更令他妒火中烧，这下可逮着了机会，便不遗余力地诽谤杨乃武，恨不得要将小白菜与杨乃武那点捕风捉影的传闻说成是真的。又提到当时葛品连为避嫌疑搬离杨家，从此夫妻失和，一次打架后小白菜还要出家。又说葛品连年纪轻轻，竟然暴死家中，内中肯定另有别情，街坊邻居都认为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下毒。
陈湖一番绘声绘色的话，令刘锡彤兴趣大起，不断追问更多细节。陈湖也滔滔不绝，添枝加叶，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往外倒，只求能扳倒杨乃武。二人的谈话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
陈湖走后，刘锡彤带着一干人赶到王心培家。第一眼见到“美而艳”的小白菜，刘锡彤就留下了轻佻放荡的印象。待再看到矮胖的葛品连尸体时，心下对陈湖讲述的潘金莲、武大郎、西门庆的故事又相信了几分。这潘金莲是小白菜，武大郎是葛品连，西门庆当然就是杨乃武了。
当时天气正热，葛品连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全身变为淡青色，尚未完全僵硬；肚腹开始水肿发胀，有十多个大水疱；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直入眼耳。当时法医检验均以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的《洗冤录》为准绳，《洗冤录》中记载死者中毒后的特征是：“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疱。”葛品连尸体症状明显与《洗冤录》中记载不符。
仵作沈祥随即将银针探入尸体咽喉，银针立即变为青黑色。抽出银针后，用皂角水擦洗，青黑色并不消失。这一点，却是符合《洗冤录》中“用银针刺喉，银针变暗擦之不去”的记载。
古代说的毒药主要是指剧毒的砒霜，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从化学原理上来说，银的金属性质稳定，与三氧化二砷是不能起反应的。也就是说，真正致人死命的纯净砒霜是不能使银变黑的。但古代的生产技术落后，致使砒霜里都含有少量的硫和硫化物杂质。而恰恰是这杂质中的硫与银接触后可立 5373." >即起化学反应，在银的表面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东西并没有任何毒性，却含有硫，比如鸡蛋黄，因而用银针插入蛋黄也会变黑。而一些剧毒但是不含硫的物质，如农药、氰化钾、氰化钠等，却不能使银针变黑。当然含硫的物质中也有一些是有毒的，如亚硫酸钠。因此单凭银针来验毒实际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两种症状互相矛盾，仵作沈祥一时也不能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中了砒霜，便想起来自己曾经验过的一个吞食生烟土而死的死者状况与此类似，便含含糊糊地说葛品连是中了烟毒。而门丁沈彩泉因为从旁听了陈湖的长篇大论，先入为主地认为葛品连是中了砒霜剧毒，认定是沈祥搞错了。二人争论了一会儿。沈彩泉是知县身边的红人，沈祥见他坚持说死者是中砒霜而死，料到必有深意，便识相地让步了，改口向刘锡彤报告说死者是“服毒而死”，不过并未明确指明是烟毒还是砒霜。
刘锡彤一听“服毒”二字，立即想到陈湖说过的小白菜与杨乃武合谋下毒的事，便传讯原告葛品连母喻氏，问她死者之前吃了些什么，饮食由谁负责。喻氏说了大致情形，说儿子死前只有儿媳妇小白菜在跟前服侍。此刻，刘锡彤更加肯定小白菜就是凶手，命人把她叫来，直接要她交代毒死丈夫的实情。小白菜对天发誓，矢口否认。可无奈知县大人根本就不相信她，只命人将她带回县署审问。
可怜的小白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身陷囹圄。不过，她虽然惊惶，心中并没有绝望，她认为她没有下毒杀夫，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只是她没有想到，她这一次进大牢，一蹲就是三年，而且这期间经受了种种酷刑，情状之惨烈，难以形容。
当然，她更没有想到，因为一纸酷刑逼供的供词，她将她仰慕敬重的男人也卷进了这场奇冤大祸。
刑讯成冤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先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立即升堂审案。他早有成竹在胸，认为很快就能破这起奸夫淫妇下毒谋害亲夫案，因而一上来就威逼小白菜交代毒死丈夫的情形。小白菜大呼冤枉，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既不知道丈夫是服毒身死，也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
刘锡彤审问了一个下午，案情依然毫无进展。他有些着急起来，终于忍不住直接问起小白菜与杨乃武的关系来。其实，杨乃武才是他最最关心的主题。他虽然年近七十，年纪老迈，可并不糊涂，如此迫切地将传闻混同于事实，急不可待地要将杨乃武扯进来，只因为他跟杨乃武早有宿仇在先。
刘锡彤，天津盐山人，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之后多次会试不中，只好在地方上当了一名小官。他最早在余杭城外的关卡任税吏，是个九品小官，品级不高，但却颇有实权，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课税。他借着职务之便，经常对商人横征暴敛，大行敲诈勒索之事。当时杨乃武还是个秀才，因为富有正义感，生性好事，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伸张正义。他对刘锡彤的所作所为很是看不惯，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一下对方。
正好当时余杭要修桥铺路，杨乃武主动向余杭知县请缨到杭州府采购基建材料。办完事后，杨乃武又去拜会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杭州知府，以修桥铺路是为地方造福为由，请求老师开了一张州府免税公文。回到余杭关卡时，杨乃武佯称自己是商船，刘锡彤的手下便索要高价税银。杨乃武称要回去取银两，将货船抵押在关卡处。但他却没有回家去取税银，而是将免税公文撕成两半后又来找杭州知府。见面后，只拿出半张公文，谎称另半张被欲扣船敲诈的刘锡彤撕去，剩下的半张还是自己好不容易才抢夺回来的。杭州知府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刘锡彤撕毁公文，是藐视自己的权威，立即发火签将其免职。
刘锡彤就这样丢掉了官职。过了很久，他才知道是余杭秀才杨乃武从中捣鬼，从此怀恨在心，发誓要报复。以致后来他花五千两银子再捐官时，也一定要做余杭知县，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对付杨乃武。不过杨乃武多年来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已经是余杭名震一方的人物，又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编成歌谣。对于这样一个名气很大的秀才，官府除了说他“惯作谤诗、毁谤官府”外，也无可奈何。
前面曾经提到过，余杭仓前镇是漕米集中的地方。清朝征收粮米，历来陋规极多。比如粮胥量米的时候，斛上之米要堆砌成尖，然后粮胥用脚踢三次斛，溢出之米称为耗米，不许交粮的百姓扫取，而是要充公以弥补储运损耗。后来朝廷意识到积弊，明令禁止“脚踢淋尖”，且溢米准由粮户扫取，但唯独仓前积弊照旧。由于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叫苦连天。性情豪爽耿直的杨乃武看到后很是不平，不但代他们交粮米，还代他们写状子，向衙门控告粮胥克扣浮收，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积弊，减轻粮户额外负担。结果被控告的仓前粮胥何春芳（即逼奸小白菜未遂之人）反咬了杨乃武一口，说他有意鼓动农民抗粮不交，代农民包交漕米是为了从中牟利。知县刘锡彤如获至宝，立即传讯杨乃武，不料杨乃武据理力争，侃侃而谈，让刘锡彤伺机报复的计划破产，最后只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面加斥逐”。有刘锡彤的庇护，粮胥何春芳舞弊照旧。杨乃武气愤下，写了一副对子“大清双王法，浙省两抚台”，半夜贴在县衙墙上。
这件事后，知县刘锡彤和粮胥何春芳均恨杨乃武入骨。但杨乃武有才又有财，始终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中，现在又高中了举人，成为天子门生，要加害更是难上加难。不料天下掉下来个葛品连小白菜事件，成了他们最好的报复机会。最初，刘锡彤听到陈湖大谈杨乃武与小白菜扑朔迷离的绯闻以及合谋杀夫的嫌疑时，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早已窃喜不已，暗道：“好你个杨乃武，这下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
不过无论刘锡彤如何威逼利诱小白菜交代与杨乃武的私情，小白菜只承认自己与杨乃武不过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别无私情，杨乃武和自己均与丈夫葛品连的死无关。刘锡彤反复询问所谓奸情，却始终问不出头绪，他再也忍耐不住、正准备下令对小白菜用刑之时，一旁的捕役阮德（其姐阮桂金与粮胥何春芳有私情）叫住了他。
回到后堂，刘锡彤才得知自己的亲生儿子刘子翰曾经诱奸过小白菜，事情立即变得复杂起来。
当天晚上，刘子翰、何春芳派阮桂金到监狱中诱骗小白菜说：“葛品连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明确。外面都传说是你谋杀亲夫，罪名一成立，你就要被凌迟处死。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说你和他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毒死的，你就不会得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有面子，也不会死，也不过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又恐吓小白菜不得说出刘子翰之事，不然就要让她罪上加罪。小白菜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回答。
第二天一早再次过堂，刘锡彤依旧逼问小白菜奸情和毒药的事，小白菜照旧说不知情。刘锡彤就叫动刑。据《申报》记载，刑罚不但用到了拶刑（夹手指的刑具），甚至还有传说中最为恐怖的“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即用烧红的铁丝刺穿犯人的乳房，将滚烫的水浇在犯人背上。小白菜几次昏死过去，终于熬刑不过，按照阮桂金教的话招认了。供状大致如下：自我租住杨家，杨乃武便对我有意思。刚开始他还有所顾忌，后来他第二任妻子大詹氏因难产去世后，就多次调戏我。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二十八日傍晚，丈夫去了店里，杨乃武又来调戏我，我素念杨乃武风流儒雅，把持不住，同意其要求。此后，两人一有时机，便行苟且之事，不计次数。次年搬离杨家后，两人仍有来往，被丈夫察觉。八月二十四日，丈夫以我腌制咸菜迟误生气殴打，我剪落头发哭闹。杨乃武寻机过来劝慰，说要娶我为妻，我以有夫拒绝，杨就劝我毒死丈夫，并说过门后与原妻地位身份一样，不分妻妾、大小，我也就应承下来。十月初五日傍晚，杨乃武来到我家，交给一包砒霜末，嘱咐我寻机下手。十月初九日上午，丈夫因流火疾返家，要我买东洋参和桂圆煎汤服用，我就将砒霜倒入汤中，丈夫吃下就死了。
小白菜招供时，已经是十月十一号的晚上。刘锡彤心花怒放之下，不顾夜色已深，派捕役阮德带人去抓捕杨乃武。杨乃武一家已经睡下，被阮德敲门敲醒，刚一开门，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押到县衙门。刘锡彤不顾年事已高，连夜鞫问。杨乃武本来脾气就硬，深更半夜又被人莫名其妙地绑到了衙门，正是一肚子火，不但坚决否认与小白菜通奸害人之事，还对刘锡彤极尽嘲讽，说他半夜派人强闯民宅，拘系文人，有违大清律例。刘锡彤拿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更是怒斥刘锡彤凭空诬陷。刘锡彤很是恼火，但杨乃武考中举人，已经是有功名的人，清朝制度规定对有功名之人不得施加刑罚。刘锡彤一时拿杨乃武没有办法，只好将他先押入大牢。
杨乃武被关了起来，暂时失去了自由。他虽然十分气愤，但却依旧自信，自认为三日之内必能走出大牢，因为他看到了小白菜供词中有“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亲自交给我砒霜”一说，而刚好十月初五那天，他并不在余杭城内。
原来当时杨乃武岳父詹耀昌已经病故，虽已落葬，但并未除灵，定好十月初三除灵，十月初五举行过继礼，将詹善政（詹耀昌兄子）过继给詹耀昌为嗣子。十月初二，杨乃武赶到杭州城办理中举事宜（中举者须在张榜后两三个月内办理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初三离开杭州城，直接赶往南乡詹耀昌家祭奠。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监生吴玉琨（詹耀昌的干兄弟）、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此后，杨乃武一直呆在岳父家。十月初五举行詹善政的过继礼时，在场的杨乃武、吴玉琨、沈兆行、孙殿宽、杨乃武的堂兄杨恭治等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直到十月初六，杨乃武才返回余杭家中。正因为有许多人证，杨乃武有恃无恐，他坚信刘锡彤的诬赖根本无法得逞。
另一边，刘锡彤也在积极行动，十月十二号一早，他便将连夜写好的呈文送报杭州知府陈鲁，称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要求革去其举人身份。按照清朝制度，革去功名需由巡抚上报朝廷具题。陈鲁与刘锡彤关系密切，见刘锡彤一再强调事关重大，也极为重视，立即呈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再由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吏部接受具题后，研究是否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时，同治皇帝知道了此事。这位皇帝自登上皇位那一天起，便一直生活在其母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处处受到掣肘。不过他有一位很好的皇后阿鲁特氏，帝后感情很深，因而最恨奸夫淫妇这类的事，便亲笔在杨昌浚的具题上批道：“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在批文下达前，监生吴玉琨、詹善政等人联名向刘锡彤递交了公禀呈词，联合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人在南乡，根本不可能当面交给小白菜砒霜。刘锡彤便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当面对质。小白菜害怕受刑，一口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当场破口大骂，怒斥小白菜信口雌黄。小白菜默然低头，内心无限愧疚。由于革除杨乃武功名的批文还没有到达，刘锡彤不便对杨乃武用刑，但认为根据小白菜的供词已经开始定案，便当场判定吴玉琨等人是作假证以为杨乃武开脱，只将结果详报上司杭州知府陈鲁。
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人犯杨乃武、小白菜，人证喻氏、王氏、詹彩凤等及相关卷宗解押到杭州城，但却有意扣押了吴玉琨等人递交的杨乃武十月初五不在余杭的证词，没有上交。不但如此，刘锡彤还亲自赶到杭州，上下活动，将小白菜“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亲自交给我砒霜”的供词改成了十月初三。
杭州知府陈鲁是靠军功起家，最看不起文人，认为他们只会吟风弄月、聒噪惹事。对于杨乃武之名，他也早有所闻，据说此人恃才傲物，好议短长，且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还曾经在仓前镇率领粮户闹粮，因而他一开始就对杨乃武印象极坏。刚好此时，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已到，陈鲁一开始审讯，不问其他人，先逼取杨乃武的口供。杨乃武依旧傲气十足，拒不招供，陈鲁便命人对其严刑拷打。凡是杭州府有的酷刑都使出来了，如杖打、上夹棍、跪钉板、跪火砖、吊天平架等等。杨乃武本来恨极小白菜攀诬自己，在刑讯中几次死去活来后，才对小白菜的处境有了刻骨的体验。在那样的折磨下，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只求速死。最终，他如同小白菜一样，也没能熬住酷刑，被迫诬服招供。
涉案的两名犯人均已经招供，剩下就是追查毒药的来源——杨乃武是在哪里买的砒霜。杨乃武从来没有买过砒霜，根本无从回答，但被拷打得急了，突然想起来曾经见到仓前镇有一家“钱记爱仁堂”药铺，便供认说：“十月初三，我假称要毒老鼠，花了四十文钱在钱记爱仁堂铺内买了红砒，交给了葛毕氏（小白菜）。”陈鲁又问药铺老板叫什么，杨乃武信口答道：“钱宝生。”于是陈鲁派刘锡彤到仓前镇缉捕“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以获取罪证。
十月二十七日，刘锡彤回到余杭，没有直接派人去仓前镇“钱记爱仁堂”找“钱宝生”，而是先找来训导章濬（章纶香）商议如何应付。可见他内心已经知道“钱宝生”不过是杨乃武为了避免受刑随口捏造出来的名字。章濬素来厌恶杨乃武，当即向刘锡彤献计，由他先写信通知“钱宝生”，要钱大胆承认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便决不治罪。如果钱不承认，有杨乃武亲口供词为凭，反而要加重治罪。
“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被带到县衙后，称自己名叫钱坦，也叫钱鹿鸣，但就是不叫钱宝生。而且他药铺从来没有卖过砒霜，也从来没有见过杨乃武。这样的证人如果送去杭州，不是反而为杨乃武开脱吗？刘锡彤一时十分着急，对钱坦一再威逼利诱，要他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且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不料钱坦为人尚有正义感，知道事关人命，坚决不肯同意作伪证。
正在僵持之时，钱坦同父异母弟钱垲得知兄长无故被抓进县衙后，非常着急，也不问明究竟，就开始四处打点。他知道秀才陈湖与知县刘锡彤关系密切，便托陈湖出面。陈湖并不了解事情经过，不过他一向好事，为了显示自己与知县大人关系非同一般，也不事先与刘锡彤打招呼，直接就带着钱垲来到县衙。二人到达之时，刘锡彤正与钱坦密谈，二人只好在外间等候。刚好此时门丁沈彩泉进来，陈湖由此得知了事情经过。他当然希望杨乃武死无葬身之地，便主动向钱垲晓以利害：说杨乃武已经招供买砒霜是毒老鼠，如果他哥哥钱坦不承认，就是包庇杀人犯，也要被同判死刑；如果承认，顶多是杖责而已，决不会吃官司。钱垲听了大吃一惊，等哥哥钱坦出来，急忙力劝他承认就是“钱宝生”。陈湖也向钱坦保证不会送他去杭州作证。钱坦犹豫后，终于还是答应了，当场在县衙门房里写了一张卖砒霜给杨乃武的具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画押字据）。刘锡彤得到具结后大喜过望，又担心钱坦反悔，亲笔写下“此案与钱坦无干”的保证书，随即放钱氏兄弟回家。
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初六，“钱宝生”的卖砒霜具结送到杭州，杭州知府陈鲁认为案情已经大白于天下，随即根据供词及具结定案：小白菜因奸同谋杀死亲夫罪凌迟处死，杨乃武以起意杀死他人亲夫罪斩立决。
清朝制度，死刑案件要逐级审理，陈鲁的二审后，判决还要上报浙江按察使司（掌全省案狱的专职机构）核准。此时，卷宗中记载死者葛品连的“口鼻流血”已经被改为“七窍流血”。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因为举人前程远大，能够轻易娶到美貌的三妻四妾，杨乃武为一个出身低贱的小白菜下毒杀人，在当时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事。因而蒯贺荪接到案卷后，对于杨乃武不顾举人身份因奸谋毒感到 4e0d." >不可理解。为此，他详细阅览了全部卷宗，并亲自对杨乃武、小白菜进行了两次讯问。杨乃武、小白菜经过残酷的身心折磨后，均已经心灰意冷，毫不反抗，竟然没有把握住这一大好的翻案机会，依旧照前供述。蒯贺荪还不放心，又向负责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及案情的经过，是否有可疑的情况。刘锡彤和陈鲁均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陈鲁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杨昌浚接案后，照例提审了杨乃武、小白菜，但二人担心再次遭受皮肉之苦，均依样画供。杨昌浚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二十日结案，将结果上报朝廷。只等朝廷批准，就可对杨乃武、小白菜执行死刑。
上北京告御状
杨乃武无辜蒙冤后，其家人一刻也没有放弃营救的希望。其妻詹彩凤刚刚分娩产下长子，行动不便，其姐杨菊贞不顾旧时女人不便抛头露面的习俗，外出多方打探，还亲自跑到仓前镇找到“钱记爱仁堂”药铺，经询问钱坦的母亲姚氏和爱仁堂的伙计后，得知他们药铺从来没有卖过砒霜。杨菊贞知道弟弟冤枉，发誓拼死也要挽救弟弟性命。
不过能不能成功翻案，杨菊贞心里也没底。她特意到杭州城隍山城隍庙求签，占卜命运。结果求到一支签说：“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人观我观自在，金风到处桂边生。”测字先生解解释说，到荷花开时，冤情可以洗刷，桂花开时，人就可以平安归来了。她又去扶乩，批了两句诗说：“若问归期在何日，待到孤山梅绽时。”都是说杨乃武还有救，这给了杨菊贞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而狱中的杨乃武得知案情已经上报朝廷后，知道刑部批复一旦下来，那就是铁板钉钉，再无翻案可能，自己的人头就此落地不说，还永久地背上恶名，连累家人。一想到莫名其妙地遭此大难，他又不甘心起来，便在狱中写了一张申诉状，说自己是遭小白菜攀诬在先，被审判官屈打成招在后。在申诉状中，杨乃武列举了八大疑问：如为何不让他本人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如果他与小白菜有奸情，他又怎么会有意提高房租迫使她搬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杨乃武还在申述中大力攻击了小白菜，甚至编造了许多并不存在的谎言：如说小白菜与余杭粮胥何春芳有不轨行为，杨乃武发现后告诉了葛品连，葛品连为此打了小白菜，小白菜从此对杨乃武怀恨在心，所以才攀诬与其通奸谋毒；又说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与捕役阮德曾经向杨乃武敲诈勒索钱财，因未能得手，一直寻机报复，于是就诬陷杨乃武与小白菜偷奸。这些故事都是杨乃武临时捏造出来的，一是可以报复小白菜对他的诬陷指证，二来可以证明小白菜与自己早有嫌隙，有诬陷的动机，翻案更加顺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将为这些谎言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张申诉状写好后被杨乃武的家人分抄送到杭州各级衙门，包括浙江巡抚和浙江按察使司，但基本上石沉大海，毫无动静。杨菊贞见地方官员根本不重视，终于决定去北京告御状。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杨菊贞带着弟弟杨乃武在狱中写就的申诉材料，踏上了赴北京的漫漫长路。同行的还有杨乃武岳父家的长工王廷南和王阿木。三人先从杭州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轮船到天津，再从天津走陆路，历时二十余天，这才到达北京。
因为女子不能出面，杨菊贞不得不委托长工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递交之前，需要先将递交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不料王廷南走到都察院门口时，突然害怕起来，无论如何都不敢进去。王阿木只好冒称自己就是王廷南，代他递交申诉状。
都察院接到申诉状后，认为杨菊贞、王廷南等人违反律制越级上告，不予受理不说，还派人将三人押解回乡，严厉警告三人不准再告。不过，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也不是全无作为，还是下了一纸公文给浙江巡抚杨昌浚，要他重新复审此案。杨乃武、小白菜案在当时看来是大伤风雅的事情，杨昌浚不愿意理会这等案件，也不觉得案情有什么可疑之处，便将案情转交给杭州知府陈鲁复审。陈鲁装模作样地又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结果跟原审无异。杨昌浚按照原审判决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复审没有发现什么疑问，便同意结案。
在这期间，杨菊贞多次到仓前镇“钱记爱仁堂”药铺找关键证人钱坦，也就是所谓的“钱宝生”，声泪俱下地请求他能站出来说实话。钱坦不敢招惹知县刘锡彤，为了避免杨菊贞纠缠，干脆躲了起来玩失踪。杨乃武家人还多次去找原告葛品连的母亲喻氏，请求她撤诉，并愿意以黄金地产酬谢。但喻氏一是想为儿子报仇，二是畏惧官府势力，没有答应。分娩不久的杨乃武妻子詹彩凤多次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到衙门哭诉冤情，均无结果。
本来这件案子看起来已经毫无扳回的希望，但却意外因为媒体的介入而有了转机。案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新创刊不久的《申报》（由安纳斯脱美查等英国商人创办于同治十一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便对案件作了报道，开始还是作为地方上的桃色刑事案件来写，不过是要娱乐一下大众。但后来随着案情反复审理，甚至都察院都介入了，《申报》开始作大版面的跟踪报道，一时之间，浙江和北京两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此事，这其中就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其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本贫穷出身，幼年帮人放牛为生，长成后从钱庄学徒开始做起，通过结交朝中权贵显要王有龄、左宗棠等人，纳粟助赈，为朝廷效力，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其势力最盛时，整个江浙商业都在其操纵下，资金达两千万两以上，田地在万亩以上。
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中药店。他有一个幕友名叫吴以同，刚好与杨乃武是同科举人。吴以同与杨乃武相交颇深，知其为人正派，此案必有蹊跷。他将杨乃武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尤其当胡雪岩得知杨乃武姐杨菊贞正准备二次进京、冒死上告时，深为感动。他派人将杨菊贞接到自己的住处，表示愿尽绵薄之力，资助她上京的全部费用。
正在这个时候，浙江籍官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因丁忧期满，准备起程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时，有意让吴以同作陪，席间趁机说了杨乃武一案的经过。夏同善深为震惊，当即答应要鼎力相助。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带着母家帮工姚士法再次进京告状。到达北京后，二人先去找了夏同善，夏同善暗中指点二人不要再将申诉状交给都察院，而是转交给步军统领衙门。申诉状递进去后，更是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全文刊登出来。尤其《申报》还进一步地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现状，对于中国司法中的秘密审讯、滥用刑罚和官官相护等弊端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一时间，朝野上下都在谈论杨乃武一案。步军统领衙门倍感压力，便将申诉状上奏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不久，谕旨下达，要求浙江巡抚与浙江按察使重新复查此案。
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谕令后，为了表示不先入为主，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将案子委托给新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和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人共同审理。此次复审，杨乃武见审讯官员换了一拨新人，料到事情有了转机，便立即推翻原供，声称自己与此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小白菜见这次没有动刑，也趁机翻供，坚决否认自己毒死了丈夫。
锡光虽然刚刚到任，却是个老滑头，一看情况不妙，审了一次后就托词不再参与，审讯官就剩下了绍兴知府龚嘉俊和知县许嘉德、陈宝善。但审了几次，两名主犯就是不认罪，三名审讯官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正是尴尬之际，同治皇帝突然驾崩，全国举哀，审案就此暂停。拖了一段时间后，三名审讯官也不管案件依然悬而未决，主动向杨昌浚递了辞呈，请求另派大员来审理。
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帝名载湉，醇亲王奕子）即位，年仅四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本来新皇帝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因审而未结，且案情重大，悖逆人伦（古代妻子杀死丈夫是以下犯上，被视为“逆伦”），因而不在特赦之列。不过之前审案时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的消息已经被《申报》报道出来，由于案情反复，扑朔迷离，引来朝野瞩目。朝中不少大臣尤其是一些浙江籍京官开始密切关注此事。本来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终于因为有朝中官员的介入，而引入了错综复杂的党争背景。
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浙江长兴人）率先上疏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重案，意存瞻徇”，指责浙江官员是有意拖延案情，目的就是要让杨乃武、小白菜二犯和相关证人不堪折磨，瘐死在大牢中，从而可以草率结案，维持原判，以利考成（指官吏的升迁降贬）。王书瑞还进一 6b65." >步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说是杨昌浚明显怀有私心，以致“明知事有冤抑，只以回护同官，碍难从实办理，不承审此案，现俱设法脱身。以致日久未能昭雪”，并指出如果继续拖延，只会给杨昌浚机会让他暗中布置杀杨乃武、小白菜等人灭口。
这一奏疏言辞非常尖锐，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而且王书瑞奏疏上后，京官应者云集，纷纷紧跟着上书弹劾。杨昌浚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上书为自己辩护，说决非有意迁延案情，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指出杨乃武、小白菜虽然翻供，但药铺老板“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杨乃武家人还多次到药铺闹事，胁迫“钱宝生”翻供。
尽管如此，由于此案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受到的关注度实在太高，慈禧太后还是决定不理睬杨昌浚的辩护，派刚简放浙江学政的礼部侍郎胡瑞澜（湖北武昌人）就近复审，并严命杨昌浚好生看管犯人和证人，一旦有瘐毙发生，将给予严惩。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关于湘军与中央朝廷的矛盾，《刺马案》中已经有明述。实际上，从政治力量开始介入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后，更为复杂的暗中角力就已经开始了。案情开始笼罩上一片阴霾。
胡瑞澜是个典型的文官，其人以饱学闻名，所著传世的作品有《读史日抄馆课诗赋》、《湘帆杂咏》、《越吟草》、《星轺杂纪》、《星轺续纪》、《海槎日记》、《海槎续记》、《训士质言》、《教士申约》、《教士隅说》等。慈禧太后选中他，就是因为他在浙江当地很有些名望。这样学富五车的人来审案，结果应该能令人心服口服。不过胡瑞澜的名望完全是来自学术，他本人丝毫不谙刑名，所以当杨乃武得知新任审讯官是胡瑞澜时，知道翻案无望，在狱中自挽一联道：“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杨乃武小白菜已经成为举国瞩目的疑案，胡瑞澜被钦命为主审官，受命于浪口峰尖，本人压力也相当大。而他一到杭州，浙江巡抚杨昌浚就派人来告知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易改动，不然引起士林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既是说给胡瑞澜听的，也是说给朝廷听的。
胡瑞澜看了几天卷宗，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也知道自己从没审理过案件，能耐实在有限，所以又临时选了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共同审理。特别要强调的是，这四人均由杨昌浚向胡瑞澜推荐，其中边葆诚和罗子森均是杨昌浚湖南同乡，边葆诚还是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姻亲。胡瑞澜这位老夫子，办事堪称认真，但他一上来不是查看案件源头，而是抓住了杨乃武写的申诉状不放，所以这次复审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经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后，胡瑞澜发现杨乃武申诉状中有许多捏造的事实，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如小白菜与粮胥何春芳有奸情等等。甚至连之前长工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被胡瑞澜穷追猛打地挖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胡瑞澜认为杨乃武有意欺瞒，一心要掩盖事实、销证灭迹，因而提审犯人过堂时，胡瑞澜命人对坚持翻供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动用了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当场夹断，小白菜的十指也全部被拶脱，露出了白骨。二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再次照原供诬服。
得到了口供，胡瑞澜还没有就此高枕无忧。此案因为案情变幻反复，审理多次，其间犯人、证人供词多有矛盾之处，为了让案情尽快了结，成为定谳，他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比如有证人说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小白菜，小白菜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王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但又有证人说看见杨乃武在小白菜房中调情，被葛品连撞见后，杨乃武逃走，葛品连一怒之下殴打小白菜，邻居前来劝解时，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小白菜没有腌菜。这两种说法差别很大，胡瑞澜经过考虑后，改成“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又如葛品连母亲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小白菜一节，喻氏先是说小白菜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来又说从小白菜口中盘出与杨乃武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明显矛盾，胡瑞澜改为“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这样，经过刻意的修饰后，整个结案报告的漏洞均被弥补，看起来天衣无缝。
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三，胡瑞澜将案情审结上报朝廷，称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抱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除了结案报告外，胡瑞澜还向朝廷上呈了《招册》，即包括案犯杨乃武、小白菜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在内的详细记录。本来按照惯例，总督巡抚审理的死刑案件只需呈报审结报告，不需要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胡瑞澜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执法，没有徇私舞弊。
由于胡瑞澜审理此案是以钦差的身份，案情审结后，原承审官员均如释重负，弹冠相庆，还设宴宾客，都以为此案历经七审，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然而，杨乃武案当时已经众所瞩目，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而案情牵扯进来的两方力量，一派是握有重权的浙江巡抚及湘军势力，一派是手无寸铁的小民，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同情弱者，不少人更是坚信这是一桩酷刑下造就的冤案。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胡瑞澜最后审理的结果，依旧是维持着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的原判。《申报》将胡瑞澜的审结报告予以报道后，朝野一片哗然，舆论汹汹，愤愤不平的人大有人在。
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八日，户部给事中边宝泉率先发难，上奏揭发胡瑞澜与浙江巡抚杨昌浚素来交好，胡瑞澜办理杨乃武案时“外示严厉，中存偏袒”，有官官相护的嫌疑。尤其在关键环节上，胡瑞澜没有详加追究：一来是因为胡瑞澜本职掌学政，没有办过刑事案件，抓不住要害；二来胡瑞澜为杨昌浚的下属，其考成决定于杨昌浚，他当然不敢翻案得罪杨昌浚。为了表示公正，边宝泉建议该案应该交给刑部从头审理。
这位边宝泉倒跟前面那位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不同，并非浙江籍官员。他原籍奉天辽阳，其祖先随清军入关，属镶红旗汉军籍。在严厉防范汉人的清王朝，边宝泉可谓是朝廷的亲信一派了。甚至当年风云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献瑞表，他也敢上书揭发李鸿章其人妄言妄为，不过是媚上取宠。
边宝泉奏疏上后，不但得到百姓的一片叫好声，还得到了许多官员的鼎力支持。当时怀疑杨乃武案案情可疑的除了浙江籍官员如夏同善外，还有大学士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光绪皇帝老师）、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司官林拱枢（林则徐第五子）等官员，因而支持将杨乃武案交给刑部复审的官员势力很大。但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却没有批准，理由是按照清朝惯例，刑部作为职掌全国刑狱的部门，事务极为繁忙，凡外省审理过的案件，不能再递交到刑部重新审理。不过，慈禧太后虽然否定边宝泉的提议，但却同意将此案案卷交给刑部详细审研，看是否有可疑之处，一一标出后，再交胡瑞澜进一步查究明晰。显然，这既是慑于朝野的舆论压力，也有慈禧太后复杂的心理在里面。
江浙是朝廷赋税重地，也是慈禧太后心中最深的痛。自太平天国平定，江浙之地一直为湘军所把握，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清廷曾经想努力改变湘军坐大一方的局面，并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随着同治九年（1870）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遇刺，朝廷从湘军手中夺回江浙的计划彻底破产。尽管湘军鼻祖曾国藩不久后去世，但江浙地方实权长期把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即使是中央政令，也经常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案为浙江封疆大吏亲自审定的要案，如果轻易发到刑部复审，那些浙江地方官员如何能服气？浙江巡抚杨昌浚为湘军重要将领，在已经七审七决的情况下再怀疑他的审案结果，湘军那些人会不会又认为朝廷是有意针对他们？就算杨乃武小白菜有冤情，考虑到种种不稳定的因素，慈禧太后也不愿意轻易与地方失和。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冤案，也许反倒是向湘军下手的一个机会。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慈禧太后这才同意将案情发给刑部审查。
刑部接到案卷后不敢怠慢，抽调大量人手日夜阅览材料，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出疑点。很快，一些疑点被罗列出来：如杨乃武向“钱宝生”购买砒霜，“钱宝生”作为最重要证人，却仅仅被余杭知县刘锡彤传讯过一次，其后各次审讯均未提鞫，也从来没有让杨乃武与其当面对质，这岂不是太不合情理？
刑部提出的疑问被发给浙江学政胡瑞澜，要求他如实答复。胡瑞澜本来就是个学者，擅长文字上的功夫，立即上了一篇长奏，不但回答了刑部的疑问，还对所有疑问都作了细致弥缝，整个案情看起来更加无懈可击。
因为众人心中已经认定杨乃武是冤案，而朝中大臣为了迎合慈禧太后想借机对浙江官员下手的人大有人在，胡瑞澜这种答复当然不能令人满意，质问他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这个时候，经手杨乃武案的重要人物浙江按察使蒯贺荪突然于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初二病死。不久前，蒯贺荪之子也已经病死。街头巷尾将其父子之死与杨乃武案联系起来，为此议论纷纷，满城风雨。
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没有停止对此案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召集了在京任职的浙江籍官员，发动大家要为家乡做实事，当然，这实事就是要为杨乃武翻案。如果杨乃武冤情不得昭雪，整个浙江的读.９９ｌｉb.书人都将没有面子。在夏同善的号召下，浙江籍京官包括内阁中书汪树屏、罗学成，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户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陈其璋，户部主事张桢、何维杰、周福昌、吴昌祺、徐世昌、徐树观，刑部员外郎郑训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刑部员外郎汪树堂（汪树屏兄长），主事戚人铣，工部员外郎吴文谔、邵友濂，工部主事梁有常共十八人，联名写了一份呈词，其中举出了杨乃武一案中种种可疑之处，还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要求朝廷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并昭示天下，以释群疑。又说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呈词由二十八岁的浙江余杭人李福泉呈递到都察院。
十八名官员联名呈控非同小可，都察院立即奏报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尚在犹豫不决之时，与夏同善关系亲密的刑部侍郎袁保恒（河南项城人，袁保庆堂弟，袁世凯叔父）与大学士翁同龢也上奏疏指出胡瑞澜结案报告中疑点重重，如果再要胡瑞澜重审，只能适得其反，他必然全力掩盖案情中的漏洞和疑点，弥缝周圆，只有将此案发刑部重审，才能秉公论断。慈禧太后见杨乃武案已经轰动天下，又有这么多的浙江籍官员支持重审，疑虑被打消了，当即同意将此案发到刑部重审。刑部尚书皂保和桑春荣接奉谕旨后，不敢拖延，一面组织官吏阅览此案的全部卷宗，一面通知浙江巡抚杨昌浚，将有关犯人和证人押解到北京刑部。此时，已经是光绪二年（1876）的正月。
然而，光绪二年（1876）正月十六，杨乃武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钱宝生”突然在杭州大狱中暴毙身亡。事情发生在最关键的时刻，“钱宝生”之死自然引来多方猜测。浙江巡抚杨昌浚和浙江学政胡瑞澜上报说“钱宝生”是在狱中病故。但有衙役说“钱宝生”是自缢身死。也有曾与“钱宝生”同狱的犯人出狱后说，“钱宝生”是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联合买通狱吏杀死的，为的是杀人灭口。《申报》的报道则说胡瑞澜为答复刑部疑点，曾将“钱宝生”提杭州审讯，之后派差役押解其回余杭县，“钱宝生”回到家中，突然腹痛如绞，随即病故。
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直接证人“钱宝生”一死，给审案带来极大的影响。无奈之下，只好由“钱宝生”的母亲姚氏和药铺店伙杨小桥作为替补证人。在临出发前，杨乃武家人找到杨小桥，送上银洋六百元，不求其他，只求他能说实话。
因为担心路途上再出意外以及犯人、证人串供，押解分批进行。最先被押解上路的只有小白菜一人，她坐在囚车当中，枷锁镣铐加身，四周都是戒备森严的兵丁衙役。虽然是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远途，但前方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心情之凄凉可想而知。当时舆论虽然支持翻案，但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同情的均是杨乃武，对攀诬杨乃武的小白菜则极尽辱骂鞭挞之能事。《申报》更是公然报道她“本为土娼”，并不是葛品连明媒正娶的妻藏书网子，她一个人下毒谋害了丈夫葛品连，又诬陷素有仇隙的杨乃武，作为报复。相比于杨乃武备受怜悯关注的处境，她可谓千夫所指了。
第二批押解的是证人，包括喻氏（葛品连母）、沈体仁（葛品连继父）、王氏（小白菜母）、王心培、何春芳、姚氏（“钱宝生”母）、店伙杨小桥等，一共数十人。浙江巡抚杨昌浚曾以姚氏患有癫痫病、王氏有年幼女儿为借口，请求免提二人进京，只写出证词画押即可。但被刑部断然拒绝。
杨乃武被单独安排在第三批。一路上，他和小白菜的刑伤都得到了治疗，这是因为之前胡瑞澜等人均上报说没有动用酷刑。因为刑部的严密关注，沿途均由当地官府照顾，路上倒是没有出什么差错。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七日，第二批上路的证人抵达北京。在按照惯例搜身时，刑部人员从葛品连的母亲喻氏身上搜出一张字条，写着“刑部司员文起暨浙江粮道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的字样。因为字条中涉及刑部官员，刑部立即如临大敌，审问喻氏字条从何而来。喻氏说是家乡余杭的远亲姜位隆所写，担心她来北京后无依无靠，让她投靠文起和刘殿臣。调查后，发现刑部司员中并没有一个叫文起的人，只有个叫文超的。因为杨乃武案情重大，刑部不敢疏忽任何一个细节，为了证实喻氏的话，竟然发告示在全国通缉刘殿臣和姜位隆。后来才知道，姜位隆本来要写的是“文超”，粗心写成了“文起”。此事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最后只是虚惊了一场。经查，文超、刘殿臣和姜位隆均与案情无关。
有意思的是，这次检查还查出了证人詹善政并不是真的詹善政，原来詹善政不愿意进京作证，已经潜逃躲避起来，改由杨乃武岳母张氏家的帮工王顺发顶替。经过一番折腾后，詹善政最终还是被缉捕，押解进京。
等到涉案人员全部抵京后，刑部举行了一次大审，又叫三法司会审，指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主审官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和皂保，发话讯问的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和另一位都察院刑科主事。当时赶到刑部署中观审的官员不计其数，“观者如堵”，后来者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大堂上下鸦雀无声，众人无不倾耳细听案情经过。可见这一案件当时瞩目的程度。
犯人一带上来，就明显有受过酷刑的痕迹，这一点与之前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因为杨乃武的膝盖受刑时受过伤，还没有痊愈，无法下跪，审讯官破例允许他坐在地上回答。杨乃武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于是就推翻前面的口供，说出了自己案发时根本就不在余杭，后来承认有罪，都是畏刑诬服。
到小白菜时，她开始尚不敢翻供。姿色出众的她虽然一再受刑，很是憔悴，但依旧还是能见到当日风韵。审讯官见她畏惧，料到是怕上刑，便温言安慰，鼓励她照实直说。小白菜终于鼓足勇气，说只以为丈夫病死，不知丈夫是服毒，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杨乃武并没有给她毒药，二人也无奸情。
其他证人也均据实作证。“钱宝生”母亲姚氏和店伙杨小桥均说药铺从来没有进过砒霜，也没有见过杨乃武。尤其是仵作沈祥供认，验尸时并不能确认葛品连是中砒霜而死。形势急转直下，开始对杨乃武、小白菜有利。为了确认葛品连的死因到底如何，刑部紧急调运葛品连的尸棺到北京，准备重新勘验。路途遥远，为了防止尸棺被调包，刑部进行了严密的防范，派出兵丁押送，并在棺材上贴上封条。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九，葛品连尸棺运抵京城，停放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刑部尚书皂保率领刑部官员，偕同五城兵马指挥等地方官，在海会寺前当众开棺验尸。犯人和所有证人也都被押到现场。杨乃武和小白菜身穿红色囚衣，被关在一旁的木笼当中。由于影响巨大，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山人海，甚至还有一名法国记者。
刑部选调的荀义、连顺都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老练仵作。二人打开棺材后，发现尸体皮肉已经腐烂殆尽，只剩下骨殖。如果是中毒，骨殖应呈青黑色。二人由上至下仔细详验，发现葛品连囟门骨、胸部龟子骨、牙齿、牙龈、手指、足趾骨尖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并无砒霜中毒的迹象，尸骨经过蒸煮也没见异常，与《洗冤录》所载正常病死符合。最后得出权威结论：葛品连确系因病而亡，并非中砒毒而死。
结果一经宣布，现场欢声雷动。法国记者急忙跑到木笼边，对杨乃武和小白菜喊道：“无毒！无毒！”据说后来这位法国记者还到浙江采访过杨乃武，并在国外媒体上作了报道。
刑部官员又当众询问余杭知县刘锡彤、仵作沈祥当时勘验情况。二人承认，原来勘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程序；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
至此，案情已经基本清晰。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命将所有犯人、证人带到大堂，环跪一圈，当面对质。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再说假话、作伪证。全案的来龙去脉，始末经过，至此全部水落石出。历时三年，经过七审七次误判的疑案，屡经曲折，柳暗花明，至此终于大白于天下。
悲多欢少的结局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真相大白后，剩下的就是结案量刑的问题。对于犯人、证人还好说，对于之前历次承审官员的处理就是个难题了。尤其是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身后还有湘军做靠山，要下决心查办，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说之前的党争还只是潮流暗涌的话，随着案情的明朗，朝中大臣很快就分成了两派，派系争斗公开化了。
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张家骧为首，主张对浙江承审官员严惩不贷。这一派多是浙江、江苏人，称为江浙派。又因为大多是文臣谏官，因而被称为朝议派。
另一派则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应该维持杨昌浚、胡瑞澜原判。这一派以湖南、湖北籍大臣居多，称两湖派。因掌握地方实权，又称为实力派。不过他们的首脑人物，并非两湖人士，而是贵州平远人丁宝桢。
丁宝桢的出现十分富有戏剧性。他当时任四川总督，刚好回京城办事，听说刑部在海会寺当众开棺验尸后，立即气势汹汹地赶去刑部，斥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说葛品连已经埋到地下三年，毒气早已消失，不能凭尸骨呈现黄色就认定不是中毒死亡，而是应该维持杨昌浚原判。还大发雷霆地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当时桑春荣已经写好了参革各承审大员的奏疏，丁宝桢声色俱厉的态度当即就把他吓坏了，竟然当场答应先压下奏疏，慎重研究后再说。
丁宝桢声名鹊起、令天下人刮目相看是在同治八年（1869）。那一年的七月，慈禧太后派亲信太监安德海出京，被当时还是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抓住后就地正法。因为这一件事，京官都十分畏惧丁宝桢。更有一种传说广为流传，说在背后支持丁宝桢的就是恭亲王奕䜣和慈安太后。正因为如此，丁宝桢大闹刑部的直接介入令杨乃武小白菜结案的局面更加复杂化，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朝廷与湘军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９9ｌib.，传说恭亲王奕䜣和慈安太后均有意趁此机会打压慈禧太后，所以丁宝桢才气焰极盛。
正因为涉及种种势力，慈禧太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无论偏袒哪派，另一派都不会答应。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执政者犹豫不决的时候，都察院御史王昕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奏折全文如下：伏读本月（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连尸身系属限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着即行革职，即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连何病致死，葛毕氏等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钦恤用刑，..慎重民命之至意。臣愚以为期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驱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详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己为。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亡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以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浚、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为此也。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狂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聪，其心尤不可问。而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杨昌浚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止如寻常案情专欲故人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臣惟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查办事件，往往化大为小，比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惟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而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饰。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惟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尚有明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浚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不得稍有轻纵，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几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矣。
这道奏折语气尖锐，除了弹劾胡瑞澜等承审官员“罗织无辜，锻炼成狱”外，更是巧妙地把胡瑞澜的胆大妄为归结为欺负“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慈禧太后读到奏折后，勃然变色，终于下定了决心。
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六日，最后的结果终于显现，刑部向两宫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本案审理结果，拟处：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因清律规定年逾七十的罪犯可以以银赎罪，当时刘锡彤年过七十，判决还特别规定他不准收赎；生员陈湖（陈竹山）已在监狱病死，免予追究；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两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不论；训导章濬（即章纶香）革职；喻氏（葛品连母）杖一百，徒四年，须交银才能赎罪；王心培杖八十；“钱宝生”已经病死，免予追究；姜位隆、刘殿臣各笞四十。
对于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二人均是从一品官员，刑部不敢拟处，而是“恭候钦定”。奏折递上去的同一天，谕旨下达，将杨昌浚、胡瑞澜二人即行革职。
对于本案的两个主要人物，杨乃武与小白菜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并在申冤诉状中诬陷何春芳等人以脱己罪，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小白菜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
至此，历时三年半、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束。
一件没有杀人犯的葛品连病死案，却导致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被革职者十六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十余人，号称百年来巨案。有人为此叹道：“此案所以成为轩然大波者，良非无故。盖其中有科名门第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各方勾心斗角之态可掬。”（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可谓一针见血的精辟点评了。
光绪三年（1877）二月底，京师寒风凛冽，备受身心折磨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终于走出了刑部大牢，重获自由。杨乃武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早已经等候在门口，当他看到为自己历经艰辛的姐姐杨菊贞和妻子詹彩凤时，忍不住泪如雨下。对于那些危难之中帮助他的朋友，他只能用伏地叩拜来表示感谢。
而一边的小白菜就相当形只影单了，没有一个亲人来迎接她。她本来也不在意他们，此时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对杨乃武说上几句话，表达她的愧疚之情。然而，当她看到杨乃武形容枯槁、双腿已经残废时，再也没有勇气。她默然转身离开，泪水无声地流过了她的脸颊。
杨乃武后来去拜会叩谢在京的浙江籍官员，有见的，更多的却是不见的。对此，杨乃武也无话可说。这已经不是人情冷暖的简单问题，那些人帮助他，有出于同情的，也有要趁机搞政治斗争的，但无论如何，人家终究是帮了他的。
之后杨乃武回到余杭老家。他家人为了救他，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靠着胡雪岩的资助，他重新开始了生活，以养蚕种桑为生。在bbr>?9９ｌｉb?他的悉心培育下，其所育“风采牡丹，杨乃武记”蚕种竟然成为名种，远近都来购买。对于亲身遭受的冤狱，杨乃武并没有忘记，曾将此案的邸报抄录下来，还将案情经过补写了日记。可惜后来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均散失。不过其妻詹彩凤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名杨卿伯，女儿名杨濬。杨濬后来根据自己记忆中的父亲所写的日记，写下了《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本章中不少细节均根据这篇文章而来。民国三年（1914），杨乃武病故，终年七十四岁，葬于余杭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
小白菜回到余杭后，公婆和生母都不再接纳她，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到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因庵里香火不盛，只好以养鸡种菜为生。从此，小白菜就在晨钟暮鼓、青灯蒲团中了却残生。
终究还是悲多欢少的结局吧。她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杨乃武，回首前尘往事，不由得恍然如梦，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过哪怕一点点他的心。“花径尘香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民国十九年（1930），小白菜圆寂，终年七十五岁，葬于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据说临死前她托人写了一张字纸，大意是说：“杨二爷蒙天大不白之冤，人身受尽残酷摧残，遭终生之残，此时此事，终生难忘。均我所故，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可见她至死也没有忘记杨乃武。
死者已逝，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却被编成戏曲，从此流传民间。
——全书完——
想当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珅正妻）刚好正在大堂办公，闻讯急忙叫人带张度仲进来。张度仲跪下后二话不说，先将衣褡放在地上，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黄灿灿的金条。大致一数，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后，还不及寒暄，行色匆匆的何万有便将一副衣褡交给张度仲，托他代为保存一段时间。因联兴帽铺一向与源有通帽铺有生意往来，张度仲虽然疑惑，但也不便推辞，当场收了下来。何万有随即匆忙离开，去向不明。张度仲收藏衣褡时，发现衣褡非常沉重，其中必然藏有物品，当时便起了疑心，但由于有承诺在先，也没有打开来瞧，只是如约将衣褡收藏起来。然而，就在这两天，京城风传甘肃捐监积弊案发，恐怕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和前任布政使王亶望都要倒大霉。此刻，王廷.９9ｌｉb.
隆四十年的散赈点名清册，其中记录的散赈为实放数目。这本账簿本来是该销毁的，当日扔进火堆后，因机缘巧合并没有完全烧完，关键信息都还在，被这名书吏悄悄藏了起来。
经核查发现，清册上记录的放赈实放数目与上报的册子相比，户口名数悬殊。且上报册中记载的赈数是八分本色、二分折色，但点名清册中则是全放折色。捐监时按市场粮价收银，放赈时则按部价折给老百姓，这样，在一收一放中就出现了利差，再加以实放户数与向朝廷上报的户数不符，又出现一大差额。这两者的巨大差额必然有浮冒产生。于是，这本残缺不全的账簿成为该县前任县令程栋借赈恤之机大肆冒销侵蚀的有力证据。
案情由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前任兰州知府蒋全迪现任浙江宁绍台道，前任皋兰县令程栋现任刑部员外郎，均被立即逮捕送交刑部审讯。而皋兰县为甘省首县，为一省之耳目，皋兰县一经突破，其他大小官员再也沉不住气了，纷纷将各自的浮冒赈粮数以及被上司勒取交办物件等项用去银两数目逐一供明。至此，甘肃省上下官员冒销舞弊情形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所有相关主犯包括王亶望在内均被押到热河行在，乾隆皇帝亲自廷鞫质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王亶望、王廷赞等人不得不俯首认罪，承认了折监冒赈、从中渔利的犯罪事实。
审讯官员曾问王亶望道：“如此贪婪不法，与属员通同作弊，难道不怕日后犯出来，就如此大胆么？”王亶望回答说：“我做这种的事，我起初若想到今日发觉也断不敢做，只是我贪心重了，想上下合为一气，各自分肥；又令该道府等出结存案，希冀可以蒙混；有散赈可以藉端掩饰，不至败露出来，所以大胆做了。”（《惩贪档》）
至此，甘肃官员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初步估计，前后通过捐监冒赈侵吞的银两至少有上千万，贪污数量之巨，为清朝立国以来之最。
七月三十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下了一道谕旨，总结甘肃捐监冒赈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王亶望立即处斩；勒尔谨赐令自尽；王廷赞判绞监候，秋后处决。王亶望被押赴刑场时，十分镇定，只是长叹今日结局是命中的定数。
面对如此惊天大案，乾隆皇帝愤慨有加，一时不能平静，再次下谕说：甘省捏灾冒赈一案“枉法营私，大小官员通同一气，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故当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实非常之罪也”。然而，说是要“重法治之”，严惩示戒，在追究其他涉案官员之时，皇帝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甘肃当时共有六个直隶州，一个直隶厅，六个州，八个厅，四十七个县，而初步追查出来有牵连的官员即达一百余人。按照清朝律例，凡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即判为斩立决。但在甘肃冒赈案中，侵冒银数一千两以上的道、府、州、县官员就有一百一十九人，道、府、州、县官员几乎全部卷入，到了全省俱贪的地步。为了避免出现甘肃衙门为之一空的状况，乾隆皇帝被迫放宽尺度，将斩立决的条件由侵冒银一千两以上改为二万两以上，一万两以上者改判为斩监候，一万两以下者再根据轻重分别处理。
即便如此，先后被押赴刑场斩首的案犯也多达五十六人，免死流放到伊犁、黑龙江等处的共有四十六人，并且遇大赦不得援例宽释。因一件贪污案就斩杀、绞决、流放如此多的官员，自清朝立国以来，还绝无仅有。而这还是没有穷追猛打的情况，如果深挖下去，牵涉进的官吏必然更多。若是按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皇帝发布的“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大漠以北）地方”的谕旨来量刑，恐怕大清朝的官员全体该被流放了。从“贪官赃至十两者，流徙幕北”到“侵盗仓庠钱粮一千两以上官吏判斩立决”，再到“二万两以上斩立决”，何等生动地表述了吏治的由清到浊。
之前曾经被派往甘肃查证仓粮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和刑部左侍郎阿扬阿也受到了牵连，被交部严加议处。甘肃按察使福宁革职留任。陕西巡抚毕沅（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当时有名的文人）也因知情不报被罚银，降三级留用。江苏巡抚闵鄂元（其弟闵元任平凉府同知，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闽浙总督陈辉祖（其弟陈严祖为甘肃环县知县，涉及甘肃冒赈案被杀），均有庇护之嫌，也被罚银并降三级留用。
回想起当初允许甘肃重开捐监之种种情形，王廷赞当面保证的“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犹在耳边，乾隆皇帝不由得感慨万分，叹息说：“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甘肃捐监由此停止不说，且对已经被斩首的王亶望余怒未消，认为王亶望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因而有意祸及其家人，将王亶望之子王裘、王荣、王焯章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王亶望另外还有八个儿子，年纪均不到六岁，也全部被逮捕下狱，等年满十二岁时再流配异乡。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史馆突然进了一部《王师传》，极力表彰王师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事迹。王师就是王亶望的父亲。此时，王师死去已经有四十多年，国史馆突然为他立传，显然是有人操纵，意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以救出王亶望的儿子。果然，乾隆皇帝看到《王师传》后，一时感慨王师的清名，说：“勿令师绝嗣也。”（《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意思是说，不要让王师这样的清官断子绝孙。特意下恩旨赦免了王亶望的儿子，允准还乡。
这场发生在西北贫瘠之地的捐监冒赈案，自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为首，由兰州知府具体主持，一直到地方州县衙役，“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上下一气”，并隐匿不露长达七年之久，不但在清朝是闻所未闻之事，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就连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本人也对此大惑不解，“公然定数且私收折色，（七年中）从无一字奏闻”，他却不明白除了体制的原因外，贪案更多是由于他自己造成的。他一直妄图用战功超越其祖父康熙皇帝，先后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将“府库充盈”的国库消耗一空。据赵翼《詹曝杂记》记载，乾隆第一次用兵金川，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用兵西陲，耗费军需银二千三百一十一万；用兵缅甸，耗费军需银九百一十一万；第二次用兵金川，耗费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耗费银米共一千万。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又骄淫奢侈，极事纵游，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劳民伤财，挥霍无度。别的不说，仅拿他审结甘肃捐监冒赈案的承德避暑山庄来说，山庄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即位后又大肆扩建修缮，圈地数十里，广筑围场，杂植时花，分置亭榭，一直到晚年才修建完工。避暑山庄内凿池引水，杰阁高凭，绿草如茵，清风习习，号称“天下一大观”。当时有一扈随乾隆的官员赞叹说：“此地气候温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旁边一满人武将听见了，回答说：“诚是。此陛下就宫内言耳。若外间城市极狭，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蜗处其中，兼之户灶衔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师。故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清汪诗侬：《所闻录》）皇帝在避暑，百姓却身处热河，多么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乾隆皇帝的奢靡成风对贪污大案迭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终清一朝，二品以上大员身陷刑辟者以乾隆朝最多，便是明证。
不过，甘肃捐监冒赈案的余波还没有结束。王亶望等贪官伏法没几天，又从这件贪污大案中牵扯出了另一件案中案，导致又一位封疆大吏人头落地。
黑手伸进了皇帝腰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一时间，举国欢庆，甚至连六世班禅都亲自赶到北京为皇帝祝寿。各路官员也纷纷行动，挖空心思地准备寿礼进贡。各种各样的地方土仪、古玩字画、金玉珠宝，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只为博皇帝欢颜。
在堆积如山的礼品中，乾隆皇帝一眼就留意到了浙江巡抚王亶望进献的一件玉山子（大的玉石雕刻），青色的玉石上雕琢着四面相通的山水人物图，布局均衡，层林叠翠，淡雅宁静，韵味悠长，堪称绝世之宝。尤其是在靠近山顶的石壁上，阴刻篆书“古稀天子”四个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甫之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既暗合了皇帝的年岁，又表明乾隆是千古一帝。
乾隆皇帝一见到这件玉山子，目光再也无法离开，他将玉山子拿到手中摩梭不已，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心情畅悦之下，再看王亶望进贡的其他珍宝，也件件都是奇品：玲珑剔透的玉瓶，古朴庄重的奇石，等等。他口中不说什么，内心深处却直夸王亶望会办事，不愧有“能臣”之名，但心中也有所遗憾：这些东西，他不能全部留下。
原来清朝有制度规定，凡各地方官员上贡物品，须得进九回三。比如说，地方官进贡了三件物品，皇帝须退回一件，依此类推。这是成例，表示皇帝不贪图财物的意思。乾隆贵为天子，却也不好公然破坏制度，反复权衡下，只得留了几件最中意的物品，再将剩下的按成例割爱发还给王亶望。
东西是退回去了，但乾隆皇帝却一直还惦记着，希望将来能有一天将那些奇珍异宝尽数纳为己有。当然，他可以等待王亶望再次进贡。但一般而言，东西一旦发还，地方官员都会认为不中皇帝的意，决计再不会上贡。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念念不忘的那些东西，应该是不可能再见到了。当然也并非绝不可能，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那些奇珍异宝，那就是抄家。退回去的东西，自然是落入了王亶望的腰包，一旦王亶望犯事，乾隆皇帝便可将其家产包括那些金银珍宝全部抄没入公。当时所谓的“公”是指管理皇帝家务的内务府，其实就是皇帝自己的小金库。
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对待政敌手段毒辣，曾有“抄家皇帝”的外号，而乾隆之手段，也不亚于其父。传说之前乾隆皇帝一心查究云贵总督李侍尧，甚至专门派心腹和珅前往云南调查，就是因为得知李侍尧有一笔巨额财富。李侍尧曾任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广州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口岸，外快极多，在广州为官也一直被视为肥缺。而李侍尧在广东为官长达十四年，本人又是个喜欢捞钱的大贪官，聚敛的钱财可想而知。乾隆皇帝晚年重奢靡、好铺张，即使是贵为天子，也常常因为太浪费而感到钱不够用，他重用和珅，就是因为和珅善于理财捞钱。在缺银子的情况下，籍没一两个大贪官的家产，无疑是最快的获取外快的途径。李侍尧诚然贪污纳贿，并不是什么好官，但他就是因为钱包太鼓，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所以才获罪下狱，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而乾隆皇帝得了钱财后，也就心满意足了。他没有杀李侍尧，而且很快将李侍尧起用为陕甘总督，并负责调查甘肃捐监冒赈案的事实确实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说法。
正因为乾隆皇帝素来对贪官家产十分在意，因而当甘肃捐监冒赈案中王亶望等人伏法后，便迫不及待地派出多方人马查抄王亶望家产：由山西巡抚雅德负责追缴王亶望家乡山西临汾全部资产，由大学士英廉负责查封王亶望在京师投资生息的所有店铺，由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追缴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由两江总督萨载负责清查王亶望在苏州的财产，由两淮盐政图明阿则负责追查王亶望在扬州等处投资营息的财产。
当时王亶望家资饶裕，远近闻名。除了在任上大行贪污纳贿之事外，王亶望本人是山西人，自古晋商以擅长经商闻名，王亶望也不例外，极擅长营运，因而除了地产、店铺、房屋、金银、珠宝等直接财产外，还有不少隐匿产业。有皇帝的钦命，各个受命查抄的大员自然不敢怠慢，倾尽全力穷追猛打，势必一分一毫都不能落下。
别处略过不提，这里只说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查抄的王亶望杭州寓所财产，也就是乾隆皇帝最为关注的一块。早在乾隆皇帝下谕命陈辉祖讯问王亶望甘肃捐监一事时，陈辉祖已经有“先见之明”地封查了王亶望的寓所，查获了金银等大量资财。这次再奉廷寄后，陈辉祖立即又派出大量精干属员到杭嘉湖三府（当时天下最为繁富的地区）追查王亶望的隐匿财产。
王亶望有一美妾吴卿怜，为姑苏著名美女，豆蔻年华，明慧婉丽，色艺冠时。王亶望得到她后，非常宠爱，曾经在密室题了一副对联：“色即是空空即色；卿须怜我我怜卿。”（吴恭亨《对联话》）王亶望以墨败，人谓这副对联就是谶语。吴卿怜这样既美貌又有才的大美女当然不会白白浪费，又被陈辉祖献给了当朝风头最劲的重臣和珅。后来和珅败死时，吴卿怜才二十九岁，归老于吴中后，回忆往事，自怜身世，还写了不少诗，“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备言王亶望、和珅盛衰本末。
其他各处都查得相当快，唯独陈辉祖一查就是半年时间。这期间，军机处多次来咨催办，陈辉祖却总是找出借口拖延。一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二十日，他才将查抄的王亶望资产装箱，解往北京内务府及崇文门，所有物品一共装五百六十箱。此时，距离他最初查抄王亶望寓所已经有半年时间。
陈辉祖呈交军机处的财产清单大致如下：冬夏朝衣十三件，冬夏各色蟒袍四十五件，冬夏各色蟒袍料二十一件，男女皮衣一百九十七件，袍褂统共一百六十件，大小皮张六千三百六十六块，男女棉夹单纱衣四百五十三件，绸缎纱绫洋呢衣料八千九百一十件，帽纬三百二十匣，各色毡毯三十八条，漆器四百二十件，螺甸器皿一百五十五件，铜锡器皿四百三十四件，湖镜玻璃镜三百一十件，扇子五十七匣，挂屏插屏一百零三件，香料物件一百零二匣，灯共一百零八盏，笔墨朱锭一百七十二匣，纸六十七件，字画册券共一百九十九件，燕窝五十五匣。
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王亶望的查抄家产解到京城。乾隆皇帝听说后，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前去查看验收。老皇帝记忆中仍然念念不忘昔日王亶望进贡的那些奇珍异品。然而，满怀期待的乾隆失望了，原来之前许多他不得不依成例退回给王亶望的珍品都不在其中。精明的皇帝立即想到有人动了手脚，用了偷梁换柱的老计。竟然有胆大妄为之人对皇帝的心爱之物打起了主意，皇帝如何不恼怒。天子震怒，非同小可，另一场查揪贪官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二月，浙江布政使国栋调任安徽布政使，到京城见驾。国栋正是当初经手查抄王亶望赀财之人，乾隆皇帝询问为何王亶望查抄家产中所呈览物件大多不堪入目，国栋神色慌张，搪塞了过去。乾隆皇帝深为不满，但他此时正为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之子）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亏空案而苦恼，他的心腹和珅也因与国泰关系密切大行袒护之事，乾隆忙着与钱沣斗智斗力，所以王亶望家产案暂时放在了一边。
当年夏季，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李封（由浙江按察使升湖南布政使。纪晓岚同科进士，死后纪晓岚赠墓志铭云“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陈淮（由浙江盐道升安徽按察使）、王杲（升任浙江按察使）三人由于升任到热河陛见谢恩。三人均参与了查抄王亶望家产，乾隆皇帝再次问起查抄中有无情弊，三人均回答没有。然而三人言词闪烁，多不自安，更加令乾隆皇帝怀疑。此时，国泰、于易简亏空案刚告结束，乾隆皇帝终于可以完全腾出手来追查王亶望家产案。
钱沣，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幼时家境贫寒，偶然得到些残篇断简，便熟读深思，曾入昆明五华书院学习。三十二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湖南学政、通政司副使等。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弹劾贪官污吏，陕西巡抚毕沅就是因为甘肃冒赈案被他弹劾而遭处分降级。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时任御史的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唯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也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同。乾隆皇帝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和御史钱沣一起查办。钱沣知道和珅必然袒护国泰，便先数日微服至良乡，见和珅仆役骑肥马往山东送快经过，暗下记住其容貌，待他回来时，便喝令左右搜其身，果然得到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信，言及已借银填库备查等情。钱沣立即持信上奏，但乾隆皇帝宠爱和珅，没有追究。和珅还打算收买钱沣，遭到拒绝。查案时，和珅与国泰还想做手脚，但钱沣坚持封存府库，彻底清查，国泰终于被揭穿。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因查实国泰、于易简亏库银二百余万两，乾隆皇帝不得不命二人在狱中自尽。此案全赖钱沣出力，为此被和珅记恨。不仅如此，因乾隆皇帝一向宠爱国泰，钱沣也由此得罪了皇帝，不久就被找借口降职，再也没有得到重用。乾隆六十年（1795），居住在北京云南会馆的钱沣准备弹劾和珅时，被和珅派人用毒酒害死。在他枕下，还发现写了几千字的奏本底稿，其中开列了和珅二十多条罪状。除政声清廉外，钱沣的书画也名气很大。其书法摹颜、欧、米诸家，而又自成一体，笔力雄劲，结构严谨，气势开阔；其楷书代表作有《枯树赋》、《冒雨寻菊序》、《守株图诗》、《端阳竞渡序》。其画以马为主题，尤喜画瘦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神姿逼人。当年七月，乾隆皇帝先是任命跟浙江没有任何瓜葛的盛柱为新一任的浙江布政使，叮嘱他秘密查访王亶望查抄家产情弊。盛柱果然不负众望，到杭州上任后不久就密奏皇帝说：“检校（王）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清史稿卷三三九陈辉祖传》）意思是说，最初由浙江粮道王站柱经手的查抄底册清单和送到京城入官的物品对不上。
盛柱还举出了实例，如王站柱底册上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解缴内务府进呈册中并没有这些金子，仅仅是多列了七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两白银，显然是有人用白银抽换了黄金。另外，底册内有玉山子、玉瓶等件，呈册中却没有。
乾隆皇帝接奏后如获至宝，连下两道谕旨：第一道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和刑部尚书喀宁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逮捕已经升任河南按察使的王站柱，再会合正在河南办理河工的大学士阿桂，一同前往浙江对质调查；第二道则是给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的，要求陈辉祖在阿桂等人到达之前，先会同浙江布政使盛柱提齐人证和文卷。此时的乾隆皇帝还只是认为负责抄家的官员营私舞弊，万万没有想到总督陈辉祖正是这一大案的罪魁祸首，他甚至还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没想到事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
当年九月，阿桂将审问王站柱的结果上奏。据王站柱供称，当时查抄王亶望货财时，他会同府县佐杂每日亲往点验物品，造册后再交给府县各官收管，“金约有四千数百余两，银约有二三万两，玉器甚多”。底册一式三份，分别送交闽浙总督陈辉祖、布政使衙门和粮道衙门。同时，王站柱还为自己和经手抄家的官员辩护说：“我若果有不肖之心，岂肯将底册留于浙省作为后人把柄？”这话相当有力，立即为王站柱摆脱了嫌疑。他主管粮道衙门，既然没有问题，剩下有问题的就是闽浙总督陈辉祖和当时的浙江布政使国栋了。这样的大案，总督陈辉祖实在难脱嫌疑。
乾隆皇帝接到阿桂奏折后大惊失色，同时也失望之极，“竟系陈辉祖营私舞弊，抽换抵兑，实出情理之外”，立即下谕将陈辉祖和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国栋革职拿问。
此时，陈辉祖也上奏为自己辩解说：“以银易金之事，系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际。我觉得有理，便同意了。”但国栋却指证了以银换金、偷梁换柱均是受到陈辉祖主使。
经过反复审讯查证，陈辉祖最后终于承认：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并以四五万两白银盗换了价值九万余两的黄金，纯获利白银四五万两。这些银两已交其妻舅，令开典铺生息；还有杂色金一千余两，也由其妻舅易银营运。
陈辉祖侵吞的这些财产，以及他本人原有巨额的家产，自然全部被籍没充公，尽数落入了乾隆皇帝的口袋。老皇帝这才怒意稍平，说陈辉祖虽然“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但还是与王亶望之罪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
当年年底，在“盗臣”的定性下，陈辉祖被判为斩监候，等来年秋后处决。前浙江布政使国栋、衢州知府王士瀚、嘉兴知府杨仁誉在查?99ｌib?抄家财时，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斩监候。杭州知府杨先仪、钱塘知县张翥直接经手其事，却有意不闻不问，均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前浙江按察使李封、前浙江盐道陈淮“难辞徇隐欺饰之罪”，被革职发往河南河工效力赎罪。
之前，陈辉祖亲弟弟陈严祖已经因甘肃捐监冒赈案被杀，他本人竟然在受命惩治贪污犯、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利令智昏，居心不良，可见当时的官场早已经是贪污成风、无所不至了。只是陈辉祖运气不好，他贪货谋利，损公肥私，而这“公”刚好就是皇帝的口袋。乾隆皇帝偶尔想起来，还是觉得无法咽下这口气。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初三，陈辉祖还没有等到秋后，又被查明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亏空仓谷银钱多达一百三十余万两，被乾隆皇帝赐令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这是由甘肃捐监冒赈案引发的又一起大案，直接导致了又一位总督被杀。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甘肃捐监冒赈案余波犹自未平。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皇帝偶读《严嵩传》，突然联想到于敏中堪比严嵩。因甘肃捐监最初是由于敏中力主重开，老皇帝又回忆起甘肃捐监案来，认为酿成这王亶望、陈辉祖两起空前巨案的真正元凶应该是于敏中，心中又开始不痛快，特意下了一道诏书说：“迨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有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清史稿卷三一九于敏中传》）于敏中最终被撤出了贤良祠，他一生的恩宠荣华终于全部化为乌有。
至此，十二年之前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才最终宣告结束。不过，这并不表示乾隆朝的贪官污吏就此终结。相比于他所亲信任用的和坤，于敏中、王亶望、陈辉祖不过是小贪而已。
和坤在查办甘肃捐监冒赈案当年即被任命为“兼署兵部尚书”，“宠遇日隆，威势日加”。在查办陈辉祖贪污案后，和珅又晋封为一等男爵，再予轻车都尉世职，旋调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从此大权在握。一时之间，“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风头无人能及。有人将其居住地戏称为“补子胡同”，意指身着补服来往于其家的官员如同人墙。和珅也趁机以权谋私，擅权纳贿，作威作福。他每办一事、每到一处必然要大捞好处，侵吞公帑，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日积月累，家中珍藏的宝物竟然比皇宫大内还要多还要好。
据说有一次，一位阿哥（皇子）将乾隆皇帝喜爱的碧玉盘打碎了，吓得不知所措。有人出主意让他赶紧去找和珅帮忙。和珅起初还故作为难，阿哥双手奉上一串正珠朝珠，说尽了好话，和珅这才答应帮忙。第二天，和珅就给了阿哥一个碧玉盘，成色比原来打碎的那个还要大还要好。可见和珅之富有，连皇室都不能及。
乾隆晚年，觊觎皇储之位者甚多，唯独十七阿哥璘说：“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唯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清昭梿《啸亭续录》）显然对和珅邸第不胜仰慕留恋。璘为嘉庆皇帝同母弟，在他心目中，皇帝之位尚不如和珅邸第，可见和珅邸第是何等豪华了。
对于和珅操柄权政和贪污纳贿的作为，乾隆皇帝并非不知道，但却始终置之不理，除了和珅善于为他捞钱外，还有诸多感情因素在里面。和珅虽然赢得了乾隆皇帝完全的信任，但其人积怨朝野却是不争的事实。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帝乾隆病死，享年八十九岁。清廷的国势在乾隆一朝达到了鼎盛，也正是在他手中由盛而衰。
乾隆皇帝一死，和珅立即失去了依靠。正月初八，乾隆尸骨未寒，嘉庆皇帝即下达逮捕和珅、抄其家产的谕令。
关于和珅的家产，《清朝野史大观》说共计白银八百兆两（即八亿两）。当时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千万两白银，和珅当了二十年阁臣，其积蓄已经超过国家十年的岁入，可谓十分的骇人听闻，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贪官。他辛苦积累、半世经营的财产被查抄后自然全部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所以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至于和珅那座豪华宅邸，也被嘉庆赏赐给了同母弟璘。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嘉庆皇帝还禁止大臣谈论和珅财产。当时有个名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力陈“和珅家产甚多，断不止此查出之数”，揭发说和珅有四个使女专门掌管金银账目信息，应予逮捕后严刑审讯。同时，还建议应对和珅宅院进行挖掘，以寻找窖埋金银。不料嘉庆皇帝看到奏章后九九藏书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看不到西方科技的进步，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开始。
李毓昌之死
嘉庆皇帝即位时，清朝国势日衰，国库空虚，全国各直省府库亏空，财政危机日益突出。为了应付危机，嘉庆皇帝不得不开始清理亏欠，于是相继有地方官吏勾结侵蚀国库大案被揭发出来。嘉庆十一年（1806），直隶司书王丽南舞弊案发。这起被嘉庆皇帝认为性质比当年甘肃捐监冒赈案性质更为恶劣的案件，就发生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而更可怕的是，这起大案历时十年，隐匿时间比历时七年的甘肃冒赈案更长。
自嘉庆元年（1796）起，直隶司书王丽南就私自雕刻了两颗藩司和库官的假印，联合其他州县官员张麟书等人，开始用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各种手段侵蚀国库：有将司发库收小数帖改大数者；有将领款抵解钱粮又蒙混给发者；有串通银匠，给予假印批收者。共侵吞定州等二十四州县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
起初，甘肃捐监冒赈案发时，被视为惊天大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然而，仅仅二十五年后，就发生了直隶官员串通作弊侵帑案。一个小小的直隶司书，竟敢私雕假印，舞弊营私，令嘉庆皇帝“殊堪骇异”，十分震惊地说：“这是我朝未有之事。从前外省不肖官吏作奸犯科，如甘肃捏灾冒赈之案，最为重大，不过也只是借办赈为名，虚报侵肥，从没有身任州县，与胥吏等勾连一气，公然将正项钱粮，私雕假印，挖改公文，虚捏报解，抵冒分肥，至三十余万两之多。”虽然此案涉案官员品级均不高，金额也不及甘肃捐监冒赈案，但在天子脚下，目无法纪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被称为清朝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大案。
案发后，虽然涉案官员都受到了相应处罚，然而一叶知秋，吏治全面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库钱粮亏空严重，均成为嘉庆一朝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特大命案李毓昌之死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案涉及人物上到两江总督、下到长随，更因为案情离奇复杂、审理过程费尽周章而轰动朝野，被称为清代的奇冤大案。
嘉庆十三年（1808），暴雨连绵，黄河决口，江苏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洪水泛滥成灾，房倒屋塌，饿殍遮道，无数百姓失去了家园，沦为灾民。清廷为此紧急启动了救灾放赈机制，并要求地方官员必须派出精干官员下去查赈，务求赈灾钱粮发放到灾民手中，以表示朝廷是真心“恤民”。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不敢怠慢，立即选派了官员，分赴灾区。
其中，有十一名官员被派往山阳县查赈。山阳县为淮安府所在地，也是这次水灾的重灾区，朝廷专门为之拨银九万九千两赈济，因而派往山阳的大多是老辣干练的官吏，如府知事余清扬，同知林永升，州同龚国烜、谢为林，教谕章家璘，县丞张为栋，训导言廷璜，典史吕时雨及从九品温南峰、黄由贤十人。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新科进士李毓昌。
李毓昌，字皋言，号荣轩，山东即墨人。出身贫寒，却自幼好学，以品学兼优闻名乡里。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到江苏候缺。到江苏赴任不久，李毓昌便赶上了江苏水灾，于是奉命以查赈委员的身份前往山阳县查赈。
这一年，李毓昌刚好三十六岁，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步入仕途。从奉委之初，他就决定要秉公办事，消除侵冒，做个廉明的“清官”。同行的十名官员中，自有人年纪比他小、学问比他差，但论到官场的潜规则，他却着实是个新手。一进入山阳境内，便能看到县内土地荒芜，农事凋敝，受灾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困苦。李毓昌不由得十分不安，愈发感到此行责任重大，恨不得长上翅膀，早日赶到山阳县衙了解放赈情况，而其他官员却无一例外地熟视无睹。
起初，李毓昌还频繁催促众人快行，但结果只招来众同行的白眼和冷言冷语。李毓昌的亲信长随李祥惯于见风使舵，立即向主人示意不要再说。不料李毓昌是个执拗的脾气，李祥反而由此招来了主人一顿呵斥。其他官员听到耳中，难免会觉得指桑骂槐了，更加觉得李毓昌不顺眼。幸好还是教谕（明清制度，府学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均为学官，负责教育生员）章家璘出面婉转劝解了几句，才没有令局面太过尴尬。但自此之后，除了章家璘外，其他人都与李毓昌主仆疏远了。
九月二十八日，一干人到达山阳县城。山阳知县王伸汉热情出迎，款待查赈委员一行。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鸡鸭鱼肉，李毓昌不由得想到了沿途看到的灾民，实在难以下咽。只是他刚一提及赈灾一事，王伸汉便巧妙地岔开了话题，其他官员也纷纷寒暄打岔，弄得李毓昌连个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李毓昌突然留意到王伸汉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那双眼睛，有一点审视，有一点警觉，有一点提防，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意味，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不是什么善意的目光。一直到后来，李毓昌才知道，那个不断盯着他看的彪悍的随从，就是王伸汉的心腹长随包祥。
好不容易等到酒宴结束，李毓昌还要再提查赈一事，王伸汉一摆手，笑着说：“大人路途鞍马劳顿，此时夜色已深，有话明天再说。”立即命人将各位查赈委员送往早已经准备好的馆舍。在此情形下，李毓昌也不好再说什么，又见其他同僚均已经退席准备入客房休息，也只好从命。
李毓昌被带进了客房，他的三名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在旁边的厢房另有歇处。客房布置得很是华丽，实在与遭受了水灾的山阳形象不符合。李毓昌心中已经对这山阳知县王伸汉起了反感，待打开放在床正中的一个包袱，发现里面有三百两白银时，他恍然有些明白了。他立即去打开门，打算找王伸汉问个究竟，却发现适才紧盯着自己不放的长随包祥正站在门口。
李毓昌问道：“你是谁？”包祥道：“小的是王知县的长随，名叫包祥。”他虽然竭力用谦卑的口气说话，但神态却甚是倨傲，尤其是一双眼睛精然有光，全然不像一个下人。李毓昌很是疑惑，又问道：“你在我门口干什么？”包祥道：“知县大人派小的来看看大人对这里的安排是否满意。”李毓昌指着床上的白银：“那这是……”包祥道：“一点小小的见面礼，每位大人都有。还请李大人笑纳。”又刻意加重了语气：“其他各位大人都已经收了。”李毓昌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即扬声叫李祥等三名长随收拾行李，连夜离开了县衙的馆舍。
这一夜，对李毓昌主仆四人来说真是个不眠之夜。他们找尽了城中的客栈，却没有一家店敢收留。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店家指点四人前去善缘庵投宿，这才勉强有了个落脚之处。
善缘庵的客房与衙门馆舍相比，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但李毓昌却心安了许多。他虽然初入官场，但并不是不懂世故之人。山阳知县王伸汉一上来就对前来查赈的官员大行贿赂之事，显然是内心有鬼，赈灾一事必有蹊跷。而其他查赈委员已经接受了贿赂，与王伸汉沆瀣一气，定会知情不举，自然不再是同路人。他已经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独自带着三名长随下乡查赈，要把其中的真相查个明白。此时，心事重重的李毓昌丝毫没有留意到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都流露出了怨恨不满的神色，尤其以李祥为甚。
次日，九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李毓昌向庵中僧人问明道路，径自带领三名长随直奔山阳乡下，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山阳县下辖四十乡，每乡约数十村。这一查就是整整一个月，到十一月初，李毓昌在查完两个乡后，带着三名长随回到山阳县城善缘庵处。李毓昌明显心情不佳，总是一个人在房内长吁短叹，似乎有满腹心事。没过几天，十一月初六的夜晚，他突然在善缘庵的住处悬梁自尽了。
噩耗传到李毓昌山东老家，家人无不悲痛欲绝。尤其是李毓昌妻子林氏又是伤心又是不解，疑窦丛生：她丈夫秉性刚毅，寒窗苦读，曾多次参加会试，这次好不容易中了进士，金榜题名，又候补了知县，步入了老爷的行列，正是春风得意之际，怎么会突然上吊自杀呢？然而，不解归不解，淮安知府王毂已经以李毓昌自缢身亡定案，她一个妇道人家，又能怎样？眼下还是先办理丈夫的后事要紧。
当年十一月十六，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受托从山东赶到山阳，准备迎李毓昌灵柩回乡。山阳知县王伸汉亲自领着李泰清到善缘庵开棺验尸。李毓昌灵柩被停放暗室之中，且棺底用木凳四面垫起。据王伸汉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尸体腐败。年迈的李泰清为了最后看侄子一.99lib.
眼，不得不踩着板凳俯视棺材，只见李毓昌面色惨白如纸，眉目模糊不清。李泰清一时悲从心来，实在不忍心再看。于是就此盖棺。王伸汉还特意送给李泰清白银一百五十两作为路费，表示对李毓昌壮年而逝的同情。
当时正值冬季，寒风凛冽。李毓昌灵柩运抵老家山东即墨后，因天寒地冻，便暂时搁置在李氏堂屋中，预备等到春天凝土解冻后再行下葬。
嘉庆十四年（1809）二月，李毓昌妻子林氏在检点亡夫遗物时，偶然发现一件皮马褂上有斑斑血迹。另有一页禀帖残稿，稿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等语。林氏本来就觉得丈夫死得无原无因、不明不白，这下更是疑心大起，立即找来叔父李泰清商议。李泰清检验皮马褂后，确认为血衣，也开始怀疑李毓昌是被人谋害致死，决定重新开棺检验。打开棺材细看尸体，这才发现李毓昌的面白是用石灰涂抹而成，口鼻间还留有些许血渍，而尸体的手足指甲、牙尖、心窝、肚脐均为青黑色，呈现出明显的中毒迹象。古代一般用银器来检验毒药，李泰清拿了根银簪伸入尸体口中，银簪立即变为黑色，证明口中确实有毒。至此，李毓昌系被害身亡已经是确认无疑的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山阳知县王伸汉是个臭名远扬的大贪官，平时就爱雁过拔毛、敲骨吸髓，以鱼肉百姓、搜刮民财为能事，弄得一方百姓怨声载道。水灾发生后，他不但置饥寒交迫的饥民于不顾，反倒把水灾看成是借机发财的良机，一方面虚报灾民人数，冒领赈银，另一方面缩减实发数目，大肆克扣。这一年，山阳县领得赈银九万九千两，有二万五千两都被他中饱私囊落入了个人的腰包，几乎占全部赈银的四分之一。刚好此时，李毓昌等一行查赈委员来到山阳，王伸汉生怕吞赈之事败露，立即挨次贿赂查赈委员。99lib?其他委员都还好说，只有李毓昌执意不受，并立即搬离县衙公馆，改住到善缘庵，由此令王伸汉忌恨不已。
而李毓昌随即率三名长随赴山阳乡下查赈，勘验受灾程度，逐户查核人口、赈票及领取赈银数目，并登记造册，再与原山阳县所报之放赈名册逐一核对，核实有无漏赈和冒领现象。到十月底，李毓昌复查完两乡，已经完全掌握了山阳知县王伸汉借放赈之机虚报户口、克扣赈银的实据。他将所发现的问题逐一列出条款，亲自草拟呈文，准备上报负责查办赈务的江宁布政使杨护，并揭发王伸汉贪赃枉法、趁灾打劫的所作所为。
自从李毓昌搬离衙门馆舍后，王伸汉一直寝食难安，他派出亲信长随包祥监视李毓昌的一举一动。得知李毓昌将要检举揭发自己贪污罪行后，王伸汉大为恐慌，急忙写了一封书信，请李毓昌速回县衙。
县衙早就准备好了各种珍馐美味，王伸汉又殷勤劝酒，诱之以利，说：“你初入仕途，还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想想你这些天日赴茅舍，访贫问苦，天寒地冻，如此劳累，却只是慕虚名而失实惠。我私下认为你不该如此。”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旁边也摆出了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不料李毓昌义正词严地答道：“为官之道贵在清廉。我并不是不想得实惠，而是不忍心向垂毙的饥民攫取口食！你私下克扣赈银，实非民之父母所为。我不敢自污以欺天，不过我必会将实情呈之上台，以救生民于水火，以正朝廷之律令！”说完拂袖而去。
王伸汉见李毓昌无法收买，感到大祸即将临头，非常恐惧，立即召来长随包祥商议对策。包祥原本是江洋大盗，为人心狠手辣，后因盗案事发被官府追捕甚急，赖王伸汉庇护才得以逃脱，从此投效王伸汉门下，甘为长随。因其人遇事有谋略，深得王伸汉信任。
之前包祥暗中监视李毓昌主仆时，曾经听到李毓昌长随李祥暗中咒骂李毓昌，决定先去找李祥打探一下情况。打听之下才知道，李毓昌已经将所查户口的清册及揭发王伸汉私吞赈银的禀帖写好，并准备于三天后的冬至起程，前往淮安府。
王伸汉听到包祥转告的情况后，更加六神无主，如坐针毡。包祥倒是非常镇定，说：“事到如今，与其束手待毙，身败名裂，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先将李毓昌除掉，便可灭口，再无后患。”王伸汉听了一震，半晌无言，但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就问道：“如何除法？”包祥胸有成竹地说：“李毓昌平时管束手下甚严，他手下之人不能捞取半点外快，多有怨恨之声。特别是长随李祥，不久前曾被李毓昌当众责骂，心中更加厌恶其主。如果大人许以重金，授以密计，足能促使李祥除掉李毓昌。这其中过程，可如此如此……”王伸汉微一思索，便命包祥依计而行。
于是包祥出面，先是邀请李祥小酌。畅饮之时，包祥有意提到李毓昌不会为官。李祥如遇知己，大谈李毓昌为人之刻薄。包祥趁机许以白银五百两让李祥除掉李毓昌。起初，李祥闻言后骇然，愣了半天才说：“害人绝非儿戏，若是事发怎么办？”包祥笑道：“有知县大人从中周旋，决不会连累你的。”又告知李祥自己本为巨盗，被官府捕获，因王伸汉出面周旋也脱了罪。利欲熏心的李祥经不住利益诱惑，当即同意。
当下，李祥叫来另外两名长随顾祥和马连升，说明事由，二人也欣然同意。包祥便将如何下手行事的机宜面授三人。
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初六，王伸汉下请柬邀李毓昌到县衙赴宴，被李毓昌婉言拒绝。王伸汉便亲自前往善缘庵相邀。李毓昌虽然对王伸汉十分厌恶，但碍于情面，只得同往。酒席间，王伸汉只字不提查赈之事，这倒让李毓昌松了一口气，完全没有看出对方其实是心怀鬼胎。在王伸汉的殷勤劝酒下，李毓昌被灌得酩酊大醉，自己都无法独力行走。王伸汉于是派长随包祥带人送李毓昌回善缘庵。
此时已经二更天，夜色已深，善缘庵中僧人俱已就寝。包祥将李毓昌送回善缘庵时，趁机将一包砒霜塞到了李祥手中。李祥会意地点了点头，包祥这才离开。
浑然不省人事的李毓昌被扶回卧室和衣而睡。半夜时，李毓昌酒醒口渴，便叫人上茶。李祥早已将砒霜投入茶中准备好，闻声立即端上。李毓昌接茶后一饮而尽，不一会儿便毒性发作，腹痛难忍，颠仆狂吼，从床上滚落下来。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过来查看，见地上的李毓昌神色骤变，口吐鲜血，已经奄奄一息。三人急忙上前，顾祥扶住李毓昌的头。李毓昌有气无力地喝问道：“你要做什么？”一旁的李祥冷笑着说：“仆等不能事君矣。”一旁的马连升解下腰带，紧勒住李毓昌咽喉。可怜李毓昌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是身边之人对自己下手，挣扎了一会儿便气绝身亡了。三人又将李毓昌的尸体悬挂于房梁上，伪造出上吊自杀的现场。一切摆弄好后，已经是十一月初七的清晨。
初六夜，山阳知县王伸汉和长随包祥也都没有入眠，在县衙焦急地等待消息。终于到了初七清晨，李祥等三人来到县衙报案，声称其主李毓昌几日内不知何故心神不宁，已经于夜间自缢身亡。王伸汉和包祥这才如释重负，相视而笑。
接到报案后，王伸汉带着包祥亲往善缘庵查勘。一进卧房，不先检查尸体，而是先行搜出李毓昌箱内的纸稿销毁，那些正是李毓昌准备向江宁布政使呈送的禀帖及户口清册。清理现场后，王伸汉派人将案情报知淮安知府王毂，还暗中送上了两千两白银，名为修缮府第的费用。而在这之前，王伸汉为了达到克扣赈银、中饱私囊的目的，已经向王毂打点过两千两。这次王毂一收到白银，便已经猜到了李毓昌之死十之八九有蹊跷。他带人来现场验尸，看到李毓昌面色青紫、口鼻出血，明显为中毒症状，心中顿时明白了。他心中正琢磨如何妥善收场，刚好此时仵作李标验完了尸，大声喝报道：“尸口有血。”
尸口有血还能以自杀结案？王毂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杖责这个不识时务的仵作，并命其再验。可怜李标已经年过七十，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打。不过他毕竟在衙门里当了一辈子仵作，挨打后也立即会意过来，再次验尸时，便擦去了李毓昌口边的血迹，又用石灰涂抹呈现青紫的面孔，以掩人耳目。最终，李标报验结果时隐瞒了死者中毒实情，王毂这才面露喜色，以李毓昌悬梁自尽而草草结案，并派人前往山东通知李毓昌家属迎灵柩回故里发丧。
案子结了，最欢喜的人莫过于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喜滋滋地来衙门找包祥，索取五百两酬金。不料包祥不但翻脸不认账，还恶狠狠地威胁说：“你们三个图财害主，本应治罪。若是泄露半句，定叫你们身首分家。”李祥等人这才知道遇上了更阴险毒辣的主儿，但出于畏惧，一个字也不敢多说，只好含恨而归。王伸汉不如包祥狠决，还是怕事情败露，之后又安抚了李祥等三人，并将李祥推荐到淮宁县衙当长随，将顾祥推荐到吴县当差，马连升则被推荐到宝应县内。
本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天衣无缝，哪知道当初山阳知县王伸汉到善缘庵验尸时，忽视了一张收在李毓昌身穿的皮马褂内的禀帖，也就是后来李毓昌遗孀林氏检出的稿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字样的残稿。而后来淮安知府王毂验过尸以自杀结案后，李祥等人为李毓昌装殓，将皮马褂脱了下来，收在一边，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到来后，便作为遗物交给了李泰清。带血的皮马褂和禀帖残稿后来成了开棺验尸的有力凭证。
在山东即墨，当林氏和李泰清发现李毓昌死于被害后，悲痛难名，决意为亲人申冤。刚好这个时候，另一即墨官员初彭龄回到老家探亲。
初彭龄，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以“清介”自许，以“报称”为心，素来以耿直敢言而闻名于朝野。就在三年前，铁保新任两江总督、初彭龄调任安徽巡抚之时，寿州发生了一起特大命案：武举张大有与侄子张伦争夺女人，投毒将张伦及一名雇工害死。因张大有家境富有，通过苏州知府周锷打通了两江总督铁保的关节，最后以张伦等被毒蛇咬伤致死定案。结果初彭龄从中发现了端倪，查出真相后，张大有伏法，铁保也因为失察褫官衔、降二品顶戴，虽然铁保不久又官复原职，但初彭龄不畏权贵的美名却是传开了。
初彭龄与李毓昌同籍，曾有师生之谊，得知李毓昌英年而逝后既感愕然，又深为惋惜。李泰清趁机将李毓昌之死的种种可疑之处告诉了初彭龄。初彭龄听后义愤填膺，立即亲写诉状，敦促李泰清携诉状到京师都察院（清代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去控告。
就在李泰清及李士璜（李毓昌堂伯）要离开山东赴京告状之际，初彭龄又派人通知李泰清，要他立即将李毓昌灵柩在堂屋中就地掘坑深埋，以防有人前来窃尸焚骨，失去最关键的凭证。初彭龄久经宦途，饱经世故，对官场的险恶了如明镜。果然，就在李毓昌灵柩被深埋后的几天，听到风声的王伸汉派“盗贼”前来窃尸，但已经晚了一步，李毓昌灵柩已经被深埋入窖。“盗贼”无法下手，只好取走李氏大门前的旗杆顶子，以此为凭据回报王伸汉。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初，李泰清和李士璜到达北京，立即赶到位于紫禁城天安门（即明朝的承天门）前的宫廷广场西侧宫墙外的都察院具控喊冤。左都御史特克慎接了诉状，李泰清将事情经过告知，并将血衣、禀帖残稿、银簪等证物呈上。特克慎一听说新科进士、朝廷命官李毓昌被人谋杀，显见案９9ｌib? 情复杂，便暂时收了诉状，没有明确表态。
几天后，初彭龄也到达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回京述职，但也十分关心李毓昌一案。回到北京当天，初彭龄赶到都察院询问李毓昌案情。特克慎并不知道诉状其实就是初彭龄所写，正想了解案情经过，认为初彭龄与李毓昌同乡，肯定知道内情，便将诉状交给他看。初彭龄假装看完诉状，说：“李毓昌是莱州府人氏，我祖籍本是登州府，并非同乡。”他这样说，则可以有效地避嫌。特克慎果然征询初彭龄的处理意见。初彭龄说：“李毓昌是朝廷命官，竟然被人谋害，此案重大之极。可事关其他朝廷命官，难免棘手。不如将诉状呈上，请皇上御批最为妥当。”特克慎深以为然。这样，在初彭龄的巧妙安排下，李毓昌命案被直接送到了嘉庆皇帝面前。
前面已经详细讲过嘉庆皇帝当时内外交困的处境，他正为吏治腐败、朝廷官员贪风泛滥而焦头烂额，接到都察院呈递的李毓昌命案诉状后，当即火冒三丈，立即下了两道圣谕：一是命山东巡抚吉纶立即派精干大员到即墨把李毓昌尸棺运到省城详验；二是命两江总督铁保及江苏巡抚汪日章将山阳知县及有关人证火速解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直接审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之前铁保徇私舞弊的情况，嘉庆皇帝在谕旨中特意强调说：“若不悉心研鞫，致凶手漏网，朕断不容汝辈无能之督抚，唯执法重惩，决不轻恕！”
山东巡抚吉纶之前已经因为在失察仓书舞弊一案中被降二级留任，此次接旨后不敢怠慢，一面调集精兵强将组建成验尸团，其中包括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山东按察使张彤、济南知府徐日簪、武定知府金国宝、登州知府石俊、历城知县王嵩、嘉祥知县周以勋、德州知州周履端、阳谷知县王吉，这九名省、府、州、县官员作为监验官，一面派出人马赶到即墨调运李毓昌尸棺到省城济南。
尽管天子亲自批示要调查此案，山阳知县王伸汉仍然在作最后的努力。当吉纶派出的人马在即墨重新挖出李毓昌尸棺时，王伸汉的亲信包祥已经赶到济南，出重金买通了将要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同一时间，李泰清等人也赶回了即墨，准备参与取棺验尸。只是他们对仵作已经被王伸汉买通一事尚懵然不知，完全蒙在鼓中。一方面是皇帝严查命案的圣旨和亲人为死者申冤的决心，一方面是凶手不肯坐以待毙的挣扎，案情由此更加复杂，真相还能大白于天下吗？
六月十一日，在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寿光县县丞王会图、安丘县县丞杨遇春、即墨县知县谭文谟和李毓昌亲属李泰清、李毓奎、李毓庄等人的押护下，李毓昌尸棺到达山东省城济南南门外校场。校场已经搭好席棚、设下案桌，做好了验尸的准备。
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此时，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早已开始腐烂，从身体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经过商议，监验官决定按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名著《洗冤录》中的蒸骨法进行蒸骨验尸。而这一点早已为山阳知县王伸汉所料到，他让买通的仵作在验尸时暗中放入了咸盐。这样，在盐的作用下，骨头蒸完后呈现绵白色，看上去并没有中毒迹象。
在场监验官无不面面相觑，如此大费周折，甚至惊动了皇帝，众人都以为必然是一桩大冤案，谁料竟然还是要维持原判。幸好此时李９9ｌib?泰清上前尝了验尸的蒸骨水，发现有咸味，于是痛哭不已，要求重新蒸验。山东布政使朱锡爵同意了，他很有心机，第二次蒸验正要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叫停，走上去亲尝蒸骨水，发现仍然有咸味。至此，仵作作弊一事败露。朱锡爵大怒下，命人当场将作弊仵作杖毙。另取干净水蒸骨后，骨头全黑，李毓昌中毒已经是确认无疑。
不过此时又有新的疑点出来：新蒸骨骸中龟子骨仅呈微青色，而心坎骨又全无青色，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场有名经验丰富的仵作对此解释说：“人中毒后，毒先入四肢，毒气攻心才能毙命。死者肯定是先中毒，但毒气还未攻心之前，他已经被勒颈而死。这样一来，毒气没有到达心尖，所以心坎骨无青色。”
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但又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那就是李毓昌中毒后，到底是自己上吊还是被他人勒死后吊上屋梁？本来，在中国历史上，用上吊自杀来掩饰勒杀的情况非常普遍，《洗冤录》中记载有可以通过检验勒痕的做法来识别，通常勒杀后再吊上屋梁会在脖子上留下两道勒痕，还有一些其他迹象明显区别于自己上吊。但此时李毓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从勒痕来辨别，监验官只能完全靠分析推理来解决疑惑。如果是李毓昌自己上吊，那么他的口鼻怎么会出血？即使是口鼻出了血，一个上吊之人又怎么会用自己的马褂衣袖去擦血迹呢？如此推断起来，李毓昌必然是他杀，但事实经过如何，就需要人犯的口供来证实了。
至此，山东济南这边的验尸工作在历经波折后终于结束，验尸经过和结果被如实上奏朝廷，李毓昌尸骨也被重新装殓运回即墨。
而另一边李毓昌命案的案发地江苏也早忙成一团，两江总督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派出大批人马缉捕涉案人犯。李毓昌长随李祥、顾祥，淮安知府王毂，山阳知县王伸汉及其长随包祥、张祥、余升，厨子钱升等先后被捕，解往京师。
李毓昌另一长随马连升本被王伸汉推荐到宝应县任职，但他自从害死主人后难以自安，没有到职便躲回了山东聊城老家。不过，他家中贫困，无以为生，后又不得不到京师谋生做长随。李毓昌案发后，震动朝野，马连升惶恐无助，干脆主动到刑部投案自首。
七月初三，全部人犯都解到了京师，由刑部收监，会同军机处严审。由于铁证如山，经过多次对质后，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各案犯均低头认罪。谋害李毓昌的元凶王伸汉也供认了吞赈在前、行贿在后及杀人灭口的全部过程。
据清人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王伸汉本来.99lib.拒不认罪，有一天熬跪倦极，便向审讯官员求一杯茶喝。审讯官员命左右端了一杯茶给他，不料他接过茶后并不喝，而是瞪着茶杯良久。也许是他想到了当初李毓昌喝毒茶的情形，这之后，王伸汉便吐实招供了。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自杀的戏剧性场面。淮安知府王毂深知罪责难逃，决意自杀。他将随身带的玻璃小镜砸碎后，用碎片划伤了自己的腹部和颈部。但很快被狱卒发现，救治了过来。不过当班狱卒也因为疏于防守被“交部察议，各行研鞫”。
更可笑的是，涉案人犯已经在北京认罪后，两江总督铁保竟然还糊里糊涂地上奏说：“此事尚毫无端倪，容再加体访具奏。”又说：“铺叙鬼神之词（指李毓昌托梦给妻子林氏一事）以为破案之来历。”本来他跟李毓昌命案并无直接干系，但他模棱两可、醉生梦死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嘉庆皇帝，决定拿此案开刀，将这位总督一并处置，以达杀一儆百之效。
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初十，审理结果下达：谋杀李毓昌之主犯王伸汉立即处斩，并抄没家产，其长子流放乌鲁木齐；长随包祥刑夹后斩首；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因谋害主人，属于大罪，按“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受贿的淮安知府王毂绞立决；为李毓昌验尸的仵作李标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派往山阳的查赈委员除李毓昌、章家璘拒绝贿赂外，其余九人均因受贿被流放，且抄没家产；除此之外，嘉庆皇帝亲谕定论处罚五名朝廷大员：两江总督铁保革职，流放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回籍；江宁布政使杨护降职，留河工效力；江宁按察使胡克家革职，留河工效力；淮扬道道台叶观潮革职留任。
而死去的李毓昌被赏加知府衔，优厚安葬。嘉庆皇帝亲制《悯忠诗》五排三十韵，刻石立于李毓昌墓前。李毓昌之嗣子李希佐被赐举人身份，允许直接参加会试。李毓昌叔父李泰清也被封为武举。
嘉庆皇帝如此优恤李毓昌，并重惩涉案官员，自然意在力挽颓风。这桩号称“山阳大狱”的惊天大案最终以沉冤得雪的欢喜结局落下了帷幕，但南漕北赈的吏治积弊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一叶知秋，清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楔子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力日益衰败。就在此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破了清王朝妄自尊大的天朝迷梦。中华民族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有民变纷起之忧，外有列强瓜分之患。风雨飘摇中，就此掀开了近代中国没落的序幕。
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就发生在大清帝国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号称“开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奇”。马新贻本人也由此成为终清一代身后是非最多、真实面目最为模糊的封疆大吏。.99lib.九九藏书９9liｂ?
湘半城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五日（旧历，以下同）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东南第一大城江宁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平日玉带一般光亮的秦淮河也完全被氤氲遮盖住了秀丽婀娜的身影，无法观赏到昔日的风姿。
江宁就是六朝古都金陵，又称南京（今江苏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有过金粉繁华的盛况，也有过遍地疮痍的凄凉。“倚槛春愁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销。兴怀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龚鼎孳：《上巳将过金陵》）。人间的干戈起伏，王朝的兴亡更替，在这片土地上反反复复地上演了两千多年。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江宁那样折射出历史的盛衰沧桑。“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今日的江宁，除了山川地形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外，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不能不令人慨叹万千。
自太平天国平定后，江宁还得了个新的称号，叫做“湘半城”，意为城中有一半都是原湘军系统的人。湘军为湖南人曾国藩所创。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席卷了半个中国，太平军攻下重镇江宁，并改名天京，定都于此，正式与清朝对抗。被清朝寄予厚望的正规军八旗、绿营兵腐化已久，对待太平军毫无还手之力，几乎一触即溃。眼见大厦将倾，清朝不得不寻求新的武装力量，不断颁布奖励团练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亲江氏去世回到家乡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奔丧，情绪十分低落。当他听说朝廷奖励兴办地方武装后，感到机会来了，便迅速行动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兴办起了一支地方团练。
曾国藩创办团练提出的口号是：“重在团，不重在练。”这支武装力量有一部分是基于曾国藩的个人关系网——家族，亲属，师生，好友等等，不过更多的来源还是他的湖南同乡。譬如与曾国藩家距离不到十里的荷叶葛葆吾、葛莅吾（后娶曾国藩弟曾国潢女）兄弟即欣然响应曾国藩的号召，加入团练中。永丰蔡寿崧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也弃商从戎，到团练当了一名下级军官。蔡寿崧与葛葆吾后来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孙辈中更是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即大名鼎鼎的蔡和森和蔡畅。
正因为曾国藩临时创建的这支团练绝大多数是湖南人，因而被时人称为“湘军”，又称“湘勇”。湘军之创办，意义深远——不但令曾国藩本人以地方精英的特殊形式进入了上层政权，还由此引发了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清朝自立国以来满人主政的统治格局；并开近代军阀之先例，被视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湘军这支靠劫掠财物和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的凶悍军队，竟然逐渐成长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军事主力。伴随着军功和战绩的增长，湘军的各方势力也快速弥漫，一时间竟能权倾朝野，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的绝对主角。清廷既要依靠它，却又猜忌它，如同插在背上的一根芒刺。
不过，当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太平天国正式宣告失败后，湘军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此时的湘军，军纪败坏，不仅经常发生哗变事件，而且成为地方公害，“将帅使东南数千里民之肝脑涂地，而诸将之黄金填库；民之妻孥亡散，而诸将之美女盈门”（见曾国藩好友王柏心所著之《百柱堂全集》），招来朝野上下一致的不满。老谋深算的曾国藩眼见湘军成为众矢之的，又知道朝廷素来猜忌自己手握重兵，便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请旨裁减湘军。这一招极大地缓解了清廷对曾国藩本人的猜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批湘军将领早已经进入地方实权机构任职，即使是被裁撤的湘军，也大多是就地安家。湘军的名号虽然不在了，可人还在，气势还在，实力还在。江宁还是叫“湘半城”，依旧是湘军的江宁。住在“湘半城”中的大小官员，除了湘军一系的“自己人”，大概没有一个人能睡个安稳觉，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马新贻。
故事就从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开始了。
每个月的二十五日，都是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阅9９lib?射的日子，按官方的说法，叫做“校阅武牟月课”。被阅射的四营兵，共两千人，是同治八年（1869）马新贻亲自从江南全省额兵中挑选出的精锐。
自这四营新兵成立，两江总督马新贻每月二十五日阅射，就成为江宁的惯例。而两江总督府（官方称呼是“督署”）尚在修建当中，所以两江总督的行辕就暂时设在位于府西街的江宁府衙门（官方称呼是“府署”，今南京内桥南、中华路北段西）。
自明朝建国以来，府西街就是江宁府衙所在地，作为南京的中枢已经有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光阴蹉跎中有过不少叱咤风云的岁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这里还先后住过大名鼎鼎的豫王胡以晃和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军事核心人物，独立支撑太平天国残局达七八年之久，但其人性好奢侈，他在苏州的王府，连李鸿章也为之惊叹，“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进驻府西街后，李秀成对江宁府衙进行了大肆扩建，“墙高矗天，袤延数百步”，府后的花园布满了太湖石山。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曾描述李秀成的忠王府，说“全府气象如一间中国大衙门”。后来湘军攻陷南京，府衙堂舍全部被烧毁。如今的江宁府衙，是于同治四年（1865）所复建，计建房二百一十六间、穿堂二十二号、上谕亭牌楼一座、内外牌楼六架、监狱一所、挡众台两座，范围包括现南京第一中学校址及原江苏省粮食厅所在地。
江宁府衙门前，高耸着两座高大的牌坊，坊额分别题有“保厘”、“师帅”，看起来相当威严气派。江宁府衙门大门依旧紧闭着，督标中军副将（相当于总督的卫队长或副官长）喻吉三率领叶化龙、唐得金两名武巡捕（清总督、巡抚等官署中设有文﹑武巡捕，均为随从官，文巡捕掌传宣，以本省佐杂官充任；武巡捕掌护卫，以低级武官充任），正在晨色中耐心地等候。
突然，“铛”地一声梆鼓响，打破了府衙的肃穆与宁静。这是卯初一刻的头梆，专门为衙门官吏作息而设，随即“咚咚”地响了七下鼓声。衙门中立即活跃了起来，六房当差的书吏和三班差役尽行起身，大门、宅门先后打开。喻吉三等三人一见大门打开，匆匆与门上（又称司阍，负责把门的官员）打过招呼，便直奔入内。
喻吉三一行人穿过仪门，进入外署。两边厢房的守署胥吏正在各自忙碌着。众人也不理会，径自来到莅事厅，即所谓的大堂。这里是官府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非要紧之事不会升堂，此时当然是空无一人。莅事藏书网厅东面有广积库一座，类似今天的仓库，左右设经历司、照磨所。
众人继续前行，到达忠爱堂。忠爱堂堂西为册库，为待考官房。忠爱堂后便是官廨，是总督日常办公的地方。官廨的东侧为书房，西侧为官廨。为了长官出行方便，官廨的东西还各设有专门的通道直达仪门。
官廨后有一处宅门，有两名差弁把守，分别是五十一岁的潮桂枝和二十七岁的刘云青，一老一少，很不协调。二人均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看上去无精打采。喻吉三轻喝了一声，潮、刘二人吃了一惊，这才强打起了精神。众人穿过宅门，正式进入内署，越过影壁，来到花厅，随即各自悄然肃立等候。
内宅内，两江总督马新贻正在起床。小妾金氏一边服侍他穿衣，一边低声嘟囔着问为什么每个月都会有二十五这一天。听到金氏孩子般的埋怨，马新贻忍不住笑了。
难怪小妾抱怨，他确实花了太多心思在这四营新兵上。自这四营新兵成立，每个月二十五的例行校阅，他一次都没有拉下过。唉，正如小妾所言，他这个两江总督跟别的总督不同，当得实在太辛苦了。可是，不这样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两江素来被视为湘军的私人地盘，马新贻的前任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功盖天下，连当今皇帝（同治皇帝）和太后（慈禧）都要忌惮三分。湘军虽然已经解散了大半，可是退伍后就地安家落户的人极多，江宁由此得了“湘半城”的称呼。这些人靠军功发家起身，转业后依旧横行地方，恣意不法，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当初朝廷决定派马新贻到两江，就是想要借他的手彻底收拾好湘军这个乱摊子。马新贻是文人出身，却素来精明能干，自步入仕途，所到任之处多有政绩，是出名的能员和好官。可是唯独到了两江这块地方，他开始水土不服了，花了两年时间，还没有完全在两江站稳脚跟。偌大的两江，只有这四营新兵，才完完全全地是他自己的人。
想到这里，马新贻不由得感到一阵燥热。刚好另一名小妾郑氏端着一碗冰糖燕窝粥进来，马新贻顺手接过来，一口气喝下。只听见郑氏说：“大帅，外面天黑着呢，怕是要下雨了。”
马新贻一言不发地将碗塞回她手中，从金氏手中取过顶戴花翎，自己戴上，走出了内室。家丁张荣正候在门外，当即上前见礼。马新贻摆了摆手，抬头看天，果如郑氏所言，阴沉沉的天幕上彤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他却没有丝毫犹豫，抬脚便往外走去。
外面花厅中，喻吉三、叶化龙等人已经等候多时，见到马新贻出来，一齐躬身行礼。喻吉三上前打了千儿，小心翼翼地禀道：“大帅，今儿恐怕去不成校场了。”顺手指了指门外的天。马新贻脸色一沉，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反问道：“雨不是还没下吗？”领先向外面走去。未及跨出大门，雨点已经如倒豆子般地滚落下来。
天公如此不作美，马新贻也无可奈何，只好回头对喻吉三说：“阅射推迟一日。”
喻吉三应声退下后，马新贻有些闷闷不乐，独自来到官廨东侧的书房。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进士出身的人，却要靠军功起家。想到这一层，马新贻自己都要苦笑了。这也算是时代的特色吧，不独他一人，他的前任曾国藩也是如此。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一等勇毅侯，以文人身份封武侯，开大清立国以来之先例。内乱确实给了更多人向上爬的机会，倘若没有湘军，曾国藩可能至今还只是个吏部侍郎呢。而他自己，倘若没有内乱，他能坐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吗？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小指粗的水柱滂沱而下，如蛟龙得水，翻江倒海。这是江宁今年最大的一场雨，一解入夏以来炎热的暑气。但这一天也是马新贻自任两江总督以来第一次未能按时循例阅射，他心中开始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和危机感。
马新贻发了一会儿呆，便坐下开始批阅公文。一种无形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他心头，以致他阅览公文时很是心不在焉。他如此心事重重，竟然没有留意到房顶有两处正在漏雨，直到小妾金氏端了茶汤进来，险些被积在地面上的雨水滑倒，惊叫了一声，他才反应过来。惊魂未定的金氏放下茶盏，忍不住抱怨江宁府衙门的陈旧，刚说了一句，见到丈夫脸色难看，随即住了口，讪讪退了出去。
环顾狭小的书房，马新贻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他身为两江总督，却还没有自己的总督衙门。原来的两江总督署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建的汉王府，位于江宁城正中，极具气势，是块难得的宝地。昔日康熙、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爱其江南特色的园林，选择此地为“行宫”。后来太平天国攻占了江宁，天王洪秀全也看上了两江总督署，将其改建成了天王府，据说不惜成本，光是中心建筑金龙殿就有五间八架，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号称“神仙窟宅”。尤其有意思的是，在这座雄壮瑰奇的大宫殿中，除了洪秀全父子外，再没有其他男人。太平天国有所谓禁欲的制度，实行男女分营，但天王洪秀全自己却不遵照执行。不过，偌大一座天王府，里里外外全部是美丽的女子，莺歌燕舞，想来也是一大奇观。可惜六年前，太平天国败亡后，天王府被最先攻入城中的曾国荃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大火足足烧了十多天，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才将大火浇灭。
倘若天王府不毁，肯定会再次成为大清的两江总督署，那么他马新贻也应该有机会见识一下当年天王洪秀全是如何的穷奢极侈。可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这一切都被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给破坏了！不仅天王府化作了一片废墟，江宁也四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连一株完好的树木也找不到。连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看了都感慨万千，甚至不打算在江宁重置两江总督署，而是准备移署到扬州了。
曾国藩曾经创作过不少军歌，专门教习湘军。其中《水师得胜歌》的结尾唱道：“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乐呵呵。”要论升官，数曾国藩升得最大；要论发财，则首当其九弟曾国荃。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荃俘虏后，在木笼中写下《自述》，其中特别提到：天京城中有圣库一座，里面全部是天王洪秀全的珍藏；而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里面全部是稀世珍宝。但这批巨额宝藏却在天京被攻破后神秘失踪，去向不明。湘军主帅曾国藩上报朝廷时，特意强调说，湘军攻克天京后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当然，只有傻子才会相信曾国藩的话。
面对沸腾的物议和朝廷质疑的目光，曾国藩虽然底气不足，却也不得不竭力辩解，说：“并无所谓贼库者。”意思是说根本就没有李秀成所提到的圣库和宝库，并抢在朝廷钦差到达之前，急不可待地将李秀成杀死。李秀成一死，圣库、宝库一事便死无对证，这是典型的杀人灭口。然而，曾国藩可以杀掉李秀成，却封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时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财富高度集中，其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圣库”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核心要点就是将全体民众的财富集中管理，民众所需皆从国库支取，强调绝对平均。平均未必是真，但财产高度集中却是绝对的事实。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累计财富已经达一千八百万两白银，专门在水西门灯笼巷设置“圣库”，并派有六名专职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
据公开的记载，洪秀全的圣库私藏中有一翡翠西瓜，是圆明园中流传出来的。翡翠比篾筐还大，上有一裂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浑然天成，为举世无双的宝物，洪秀全爱若至宝，从不肯拿出来示人。结果这件宝贝后来出现在曾国荃手中，此为曾国荃抢夺圣库之明证。
李秀成提到的圣库肯定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座圣库到底有多少丰藏呢？
根据太平天国“圣库”制度的规定，凡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不缴者，按律问斩。个人手中财产不能超过五两银子，其余的自然都集中到了圣库，可想而知圣库是如何的“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了。除了圣库和天王府外，其他王府、将军府也都有大量藏金。
毫无疑问，湘军及曾国荃入天京后大发了一笔横财。那么，曾国荃个人到底捞了多少好处呢？
有公开的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既然曾国藩一再强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什么货财都没有，全无所得，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护送船只呢？显然，船上全部是金银珠宝。曾国荃到底得了多少财物，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当时的局面混乱，又是鼠窃狗偷，也无从统计。不少史书估计说曾氏天京一战获资数千万。数千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在当时更是非常惊人的资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七千余万两，曾国荃堪与之比；嘉庆十九年（1814），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大为下降，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二十二万余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说其富可敌国，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曾氏兄弟外，湘军的大小头目也都发了大财，连军中伙夫都腰缠万贯。天京城中四十岁以下的女子都被抢劫一空。长江之中千船万闸，日夜川流不息，都是运往湖南的装满财物和女人的船。之后的几年，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连恭亲王奕？（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在京城听说后都很是不满，慈禧太后更是心中不快。
正因为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尽数落入湘军将领之手，曾国荃为了掩饰自己一战暴富，才有意纵火焚烧了天王府。清廷对太平天国之贮金一直极为关心，一度下令追查。曾国藩则全力为湘军掩饰，极力为曾国荃鸣冤，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老饕”为时人给曾国荃起的外号，意为贪吃、好吃。那么，曾国荃真的冤枉吗？
湖南人王闿运曾不无讽刺地说：“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意思是曾国荃买笺纸都要一掷千金。若非富得流油，何至于如此。王闿运本人是有名的湖南才子，与湘军关系密切，曾多次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还应邀修《湘军志》一书。以王闿运与湘军的亲密关系，他的话断然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曾国藩幼女“满小姐”曾纪芬也说她九叔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实际上就是请假将抢劫的财物运回老家。而运回去的金银则被用来大肆购买田产，正因为曾国荃抢购土地到了疯狂的地步，当地人才将他称为“老饕”，以此来讽刺他的贪婪。
王闿运，字壬秋、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早年饱读史书，文采斐然，中了举人后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他在京城经常参加友人诗会，因才高八斗而轰动一时。当时朝廷重臣肃顺非常重视人才，其幕僚大多都是汉人。肃顺经常说：“满人除了会要钱，还会做什么？当今国家有难，非用汉人不可。”他平时对满族官员十分苛刻，对汉官却非常恭敬。有人表示不满，肃顺则说：“咱们旗人都是些混蛋！瞧那些汉官，个个才思敏捷，运笔如飞，哪里得罪得起啊。”肃顺非常赏识王闿运，奉为座上宾，赠予名贵的俄罗斯贡酒，将最重要的文书都交给王闿运起草。有一次咸丰皇帝看到肃顺呈上的公文，赞赏不已。肃顺如实告之：“是湖南举人王闿运所写。”咸丰皇帝很是惊叹。王闿运一时成为京城的风云人物，与肃顺幕府里的李榕、严咸、黄瀚仙、邓弥之、邓保合称为“肃门六子”。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肃顺。时在山东的王闿运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赋诗道：“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并且不顾被株连的风险，暗中周济肃顺的家人。王闿运一生都视肃顺为知己，直到晚年与人聊起肃顺时，还大声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水涔涔而下。肃顺倒后，王闿运改投曾国藩门下。不过他为人狂狷谐谑，大胆妄为，与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完全不是一路人，加上不愿意屈尊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一直只是以清客的身份交往，很快就因为被冷落而离开。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想要以修志来纪念表彰湘军的“功绩”，这时候，他想到了学富五车又很熟悉湘军的王闿运，便派长子曾纪泽出面，请王闿运修《湘军志》。王闿运倒是很干脆，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两年后，一部十一万字的《湘军志》摆在了曾国藩面前。曾国藩看后瞠目结舌，原来书中除了褒扬湘军的战绩外，还详尽地记述了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真实状况，其中包括他本人兵败欲自杀的狼狈，曾国荃破天京后烧杀淫掠的丑行，以及湘军将领的腐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这样一本书，自然在湘军将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曾国荃大骂道：“亏得王闿运还是熟人，怎么这样胡说八道？”甚至一度想要杀掉王闿运。最后还是曾国荃逼迫王闿运交出了《湘军志》原版，销毁了事，但《湘军志》已经流传开来。曾国荃又另请幕僚王定安撰写《湘军记》，试图消除《湘军志》的影响。但《湘军记》无论是真实性还是文笔都很难和《湘军志》相比，后世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清朝灭亡后，王闿运坚决不剃辫子，成了一名著名的遗老。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图谋复辟，见到王闿运名望很高，便聘他担任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王闿运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在国史馆的大门上贴了副门联：“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联中暗藏“民国”、“总统”，关联时局，讽刺辛辣。不久，袁世凯复辟潮中，王闿运托词离任，后病死于家乡。王闿运一生仕途坎坷，确如他写给自己的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但其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有弟子数千，其中著名的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曾氏兄弟的话不可信是有明证的。曾国荃攻占天京后，忙于抢劫财物，太平天国的首脑一个也没有抓住。天京城破时，天王洪秀全已经服毒自杀而死，但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忠王李秀成两个最重要的首脑人物却都趁乱逃出了天京。曾国藩报功心切，竟然上奏说太平天国所有悍贼均已经被剿亡，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而死。如此一来，就凸显了曾国藩和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上有无可争议的首功。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曾国藩的奏疏。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第一个跳出来质疑，认为湘军是在谎报军功，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逃到湖州一带。左宗棠出自曾国藩门下，号称“湘中第一幕僚”。昔日曾国藩在靖港大败于太平军，走投无路，几近自杀，湘军也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湖南地方官员已经拟好了奏疏，请求朝廷罢遣湘军，是左宗棠力挽狂澜，用计让曾国藩东山再起，曾国藩由此评价左宗棠说：“才可独当一面。”时人也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但左宗棠为人刚直清高，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他从天京出逃难民口中得知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顺利逃走后，不顾与曾国藩十几年的交情，断然上疏揭发曾国藩的私心。
左宗棠奏疏一上，曾国藩就有欺君罔上的嫌疑，清廷当然十分不满。曾国藩生平自命以诚信为本，尽管心中有鬼，但为了面子，却不得不态度坚决地予以回击，于是上疏暗示左宗棠之所以虚张声势，不过是想邀功请赏；继而又反咬一口，说左宗棠放走了杭州陈炳文以下“十万长毛”。左宗棠得知后，又上疏为自己申辩，并对曾国藩大肆口诛笔伐，言词极为激烈。正当两名重臣你来我往地大打嘴仗的时候，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被清军发现，曾国藩才不得不住了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怀疑不虚，而曾氏兄弟则撒了谎。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之后六年中，曾三次赴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左宗棠自尊心极强，三试不第后，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他的才干却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推崇。名满天下的林则徐曾在长沙与左宗棠彻夜长谈，认定左宗棠是“绝世奇才”，将来“西定新疆”非他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搜集整理的珍贵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保管。太平天国兴起后，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后投入曾国藩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当时有个富甲一方的杭州商人胡雪岩，号称“活财神”，曾在左宗棠粮饷短缺时拔刀相助，主动筹集了二十万石粮食。前任浙江巡抚王有龄曾任命胡雪岩办理全省粮饷、军械、漕运等事务。左宗棠上任后，委派胡雪岩担当湘军粮食转运的重任，同时还负责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出钱组建了一支“常捷军”，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装备以洋枪洋炮，由勒伯勒东任.9９lｉb.统领，日意格为帮统，后扩充为中英混合军，配合清兵对太平军作战。很快，靠着这支常捷军的军功，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从此踏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统帅。但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因为幼天王下落一事打嘴仗绝交，从此失和，数年不通往还。左宗棠后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时遇到曾国荃，谈到昔日的绝交。左宗棠强调当日曾国藩有七八分过错，自己也有二三分的责任。难能可贵的是，曾左二人虽然绝交，之后却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在公事上掣肘对方。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负责筹饷，始终尽心尽力，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传来，曾国藩自叹不如，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但西征的胜利又引发了二人新的矛盾。左宗棠平定新疆有功，被誉为民族英雄，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克复天京，仅获封侯，左宗棠收复新疆，湘军将领刘松山功不可没，而且是曾国藩所派遣，最后决定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刻意亚于曾国藩。左宗棠对此愤愤不平，逢人便骂曾国藩。但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却出人意料地送来了亲手书写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对二人的相交作了一个中肯的评价。太平天国的宝藏如同曾国藩和他一手创建的湘军一样，一直是清廷的心腹大患。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也负有追查这批财富的秘密使命。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到两江上任前，最后一次在紫禁城养心殿觐见慈禧太后时，心情是何等的不安与张皇，出来后竟然发觉自己的内衣都湿透了。那时正是秋天，秋高气爽，他却大汗淋漓，汗出如浆，这自然是因为慈禧太后交代的使命太过重大，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节，甚至性命攸关，才会失态如此。
尽管马新贻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来到两江后，他才发现局势比想象的更为严峻和艰难。几万湘军虽然解散，曾国藩的势力却依旧弥漫大江南北。尤其是被裁的湘军大多数没有回乡务农，而是四处游荡，明目张胆地掳掠，比土匪还要凶残。连曾国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湘军中不少人原来就是哥老会成员，后来更多被裁的湘军参加了哥老会，导致黑社会势力大为扩张，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生性好强，决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湘军。他自上任两江总督后，勤勤恳恳，花了大力气来整顿社会秩序，追查太平天国财富的下落，由此引来无数充满敌意和杀机的目光。马新贻对此心知肚明，他自知深深地触犯了湘军的利益，两江希望他死的人不计其数。自从来到这座“湘半城”后，他总有孤身闯入虎穴之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以总督之尊，格外花心思在这四营自己亲自选拔栽培的新兵上呢。
同治八年（1869），先是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宜练兵不宜练勇”为借口，在原有练军四千人外，增练八千人；接着是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说“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以后江苏抚标兵仅有一千六百余人”，且多有老弱，于是大力招募补充勇丁，分左、右二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两江总督马新贻终于也坐不住了，上奏说：“江南全省额兵一万二千七百余人，分防各处，徒有其名，必须化散为整，始能转弱为强。”（《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二》）于是从督标内选千人分为左、右营，从浦口、瓜洲营内选五百人为中营，又从扬州、泰州营内选五百人为前营。这两千人以训练为名，均奉调驻省城江宁。其实马新贻心中最清楚，这四营新兵，名为剿匪而练，其实是要保护他自己呀。
“唉，难哪！”马新贻烦恼地叹了口气，头疼不已。太平天国的宝藏至今下落不明，相关之人利益攸关，处处密不透风，稍有追查的动静，各方警惕狐疑的目光便一齐投来。他虽有朝廷的倾力支持，可这里是两江，天高皇帝远，曾国藩实在太树大根深，绝难撼动。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两年，绞尽脑汁，依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便是明证。要真是逼急了那帮人，还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慈禧太后交代的事没有任何进展，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又还能坐多久？
“他娘的曾剃头！曾屠户！”马新贻用山东话恶狠狠叫了两声曾国藩的外号。曾国藩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因其杀人如麻，时人称呼他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每当金陵小孩夜哭，其母只要说：“曾剃头来了。”小孩立即吓得就不敢哭了。在民间有这样的名声，在朝中又有各种美誉，这样一个多面复杂的曾国藩，在马新贻看来就格外阴森了。
马新贻重新将目光投向外面水帘般的雨幕，心中祝愿道：“但愿明日是个好天气。”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那四营新兵，那可是他在两江唯一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
马新贻遇刺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小妾郑氏早早就醒了，马新贻却还在熟睡当中。刚想要去推醒丈夫时，郑氏又有些不忍心起来。她知道丈夫昨夜批阅公文到很晚，上床躺下后又辗转反侧了许久，显见在苦苦思索着什么。迟疑了一会儿，见到外面天色已经发亮，郑氏叹了口气，终于还是拍了拍丈夫。
“是谁？”马新贻如同受了惊吓的孩子，“腾”地坐了起来，一只手本能地抄起了枕头边的短枪。郑氏吓了一跳，不及回答，马新贻已经反应过来是在自己家里，叹了口气，放下短枪，开始穿衣服起床。一旁的郑氏有些发愣，呆呆地看着丈夫，想问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今天会是个大晴天，马新贻从床上一坐起来就感觉到了。果然，一出门，晨曦中曙光微露，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他精神为之一爽，人也立即振奋了起来，他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本来清朝官员出行，讲究大张旗鼓，要使用“仪仗”和“仪从”，官越大，排场也就越大。举例来说，两江总督出行，马新贻本人可乘八人抬的大轿，队伍最前面有“引马”两人，卫士左右簇拥。其他各种仪仗器物如八面青旗，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四杆旗枪，回避、肃静牌各二面，一共是十三种三十四个。仪仗中还有专人负责鸣锣开道。锣声也有讲究等级，总督出行，鸣锣六锤半（敲锣后立即用手捂住锣面，不让锣声蔓延，称为半锤），而州、县官出行时，开道锣只能鸣三锤半。总督所过之处，百姓必须肃静、回避。
不过，因总督衙门尚在修建中，马新贻自上任两江总督以来，一直暂借江宁府衙门作为总督署，阅射的校场也实际上是江宁府的校场。校场位于江宁府衙门西边，二者各自独立，并不相连。但江宁府后院的西门却有一条箭道直通校场，距离不远，因而马新贻阅射也没有搞过仪仗那一套，历来都是经箭道徒步来往于衙门和校场，既不骑马也不坐轿，为的是图个清静方便。他性格务实，从这点上也有很好的体现。
出了署府后门，马新贻便直奔校场演武厅，心腹家丁张荣紧随其后。除了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唐得金外，跟在其身后的还有方秉仁、刘云青、潮贵枝、王长发等八名差弁。
当时总督阅射已经成为江宁的例行仪式。课试时，允许当场投考员弁，因而每个月阅射时都有五六百人赶来投考，希望能就此吃上军粮。加上允许普通百姓围在校场外观看，也有不少好事者赶来围观。再算上委考各道（除马新贻外的阅射官）所带的家丁轿役，委实有不少人，围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煞是热闹。
阅射于五点准时开始。当天阅射分为四棚：马新贻亲阅头棚；洋务局张道台阅第二棚；总务巡营处杨道台阅第三棚；总理保甲局郜道台阅第四棚。检阅的内容包括洋枪打靶、抬炮动作、长矛对刺，马新贻最为关注的是新兵使用洋枪射击。他一向对这四营新兵要求严格，规定每日操演两次，是以新兵动作娴熟，枪法的准头也很好，令人满意。马新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自昨日一早以来强烈的不安感终于消失了。
上午九点左右，马新贻检阅头棚武生月课完毕，不过其他三棚尚未完成。外面艳阳高照，开始有些热的感觉，正好马新贻腹中有些饥饿，便不等其他三棚阅射完毕，交代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留在演武厅中照料其他三棚后，先行由箭道步行回署。
此时，赶来看热闹的百姓并未立即散开，而是依旧聚集在校场外和箭道两旁。这条箭道，实际就是府署外的一条小路，非常的长，且属于公共地区，因此警卫不似校场那样兵士林立。一行人中，武巡捕叶化龙和唐得金在前面领道，差弁们拥着马新贻跟在后面。
当马新贻走到后院门外、正要进去时，突然有一人奔上箭道，跪在他面前，操着山东口音叫道：“大帅！”双手将一封信举过头顶。马新贻认识此人，他是武生王咸镇，因好赌输了钱，曾经两次以山东同乡的名义.9９ｌiｂ.向马新贻求助，索要回乡的路费。马新贻接过信，一边翻看一边询问道：“你怎么还没有回去？”王咸镇回答说：“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来相求大帅。”马新贻有些不耐烦起来，反问道：“之前不是给过你两次盘缠吗？你怎么又来了？”
武巡捕叶化龙见马新贻神情不悦，立即上前将王咸镇推开，另一武巡捕唐得金随即上前查问。马新贻一行继续前行。刚走了两三步，右边又有一人高声喊道：“大帅申冤！”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跪下。
按照清朝律例规定，遇到这类百姓拦路喊冤的情况，官员必须受理接状子，不然就是“不作为”。马新贻当即停了下来，正准备盘问究竟，刹那间，那人右手从靴筒中取出了一把明亮的短刀，站起来直扑马新贻。马新贻猝不及防，竟然没有抵挡。那人左手拉住他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只见亮光一闪，短刀已经刺入他的右胁肋下。
马新贻就在这个时候看清了刺客的脸——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狰狞可怕的光芒，脸上满是兴奋和得意之色，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生动的刻毒报复的神气。马新贻突然大喊了声：“扎着了！”他是山东人，有浓重的山东口音，旁人听起来则是：“找着了！”
刺客先是一愣，显然对马新贻没头没脑地喊上这样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随即绞动着短刀，用力向下拔出。由于用力过猛，短刀竟然已经卷作螺旋状。
从上前，到刺杀，到绞刀，到拔刀，动作一气呵成，娴熟快捷，没有任何迟滞，刺客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短刀一经拔出，马新贻腹部鲜血汩汩流出，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他再也站立不住，当即仆倒在地。
事出突然，周围的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距离马新贻最近的差弁方秉仁先是愣了一下，这才上前抓住刺客的辫子，夺过他手中的短刀。其他差弁一拥而上，将刺客扭住。不料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束手就擒，态度极为从容，口中还不停地嚷道：“刺客就是我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说罢仰天狂笑。
家丁张荣急忙扶起马新贻，只见他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右臂紧紧夹着右肋，萎缩着身子，已经无法站立。差弁们急忙就近取下一块门板，将马新贻抬进江宁府衙门救治。
两江总督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竟然于众目睽睽下遇刺，这在清朝开国二百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此事一经发生，立时风传四方，朝野震惊，举国瞩目。人们最好奇的是，刺客张文祥到底是何方神圣，从何而来？如何刺杀了随从众多的两江总督？昔日荆轲刺秦王，穷尽心智，依旧不能得手，张文祥又是如何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一击而中？
驻扎江宁的地方官员闻讯后大惊失色，江宁将军魁玉、江宁知府孙云锦、署理藩司（布政使）孙衣言、臬司（按察使）梅启照、学政殷兆镛等即刻赶来江宁府衙探视。只见马新贻仰卧榻上，脸色惨白，精神十分萎靡。
江宁城中最好的大夫已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召到江宁府衙99lib?，但一看马新贻的伤口深至右肋数寸，血迹模糊，人人摇头，表示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到场众官员面面相觑，除了不断用衣袖抹满头的汗外，都束手无策。
此时，马新贻尚能开口说话，他先是当众口授遗疏，由儿子马毓桢（马新贻无子，以四弟马新祐之子马毓桢为子）代为书写，请江宁将军魁玉代呈朝廷。遗疏内容如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为微臣猝被重伤，命在顷刻，伏枕哀鸣，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安徽。到省后迭任繁剧，至咸丰三年以后，军书旁午。臣在营防剿，随同前漕督臣袁甲三等克复凤阳、庐州等城，驰驱军旅，几及十年。同治元年苦守蒙城，仰托国家威福转危为安。旋蒙文宗显皇帝及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洊擢至浙江巡抚，升授浙闽总督。同治七年六月，恭请陛见，跪聆圣训。出都后，行抵济宁即蒙恩命调任两江总督，九月到任。两江地大物博，庶政殷繁。江宁克复后，经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实心整理，臣适承其后，谨守成规，而遇事变通，总以宣布皇仁休养生息为主。本年来旸雨幸尚调匀，民物渐臻丰阜。臣寸衷寅畏，倍矢小心，俭以养廉，勤以补拙，不敢稍逾尺寸，时时以才智短浅，不克胜任为惧。
五月间，天津民教滋事，迭奉谕旨，垂询各海口防守事宜。臣一闻外人要挟情形，愤懑之余继以焦急，自顾身膺疆寄，苟能分一分之忧，庶几尽一分之职。两月来，调派水陆各营并与江皖楚西各抚臣，及长江提臣密速妥商。所有公牍信函皆手自披答，虽至更深漏尽不敢假手书记。稍尽愚拙之分，弥懔缜密之箴。所有水陆布置事宜，甫于本月二十五日详析密陈在案。二十六日遵照奏定章程，于卯刻亲赴署右箭道校阅武牟月课，巳刻阅竣，由署内后院旁门回署。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受伤极重。当经随从武弁等将该犯拿获，发交府县严行审讯。一面延医看视，伤痕正中要害，臣昏晕数次，心尚明白，自问万无生理。伏念臣身经行阵，迭遭危险，俱以坚忍固守，幸获保全，不意戎马余生，忽遘此变，祸生不测，命在垂危。此实由臣福薄灾生，不能再邀恩眷。而现当边陲未靖，外患环生，既不能运筹决策，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又不能御侮折冲，为海内弭无形之祸，耿耿此心，死不瞑目。惟有伏愿我皇上敬奉皇太后懿训，益勤典学，时敕几康，培元气以恤疲氓，运远谟以消外衅。瞻恋阙廷，神魂飞越！
臣年甫五十，并无子嗣，以胞弟河南试用知县马新祐之子胞侄童生马毓桢为子。臣待尽余生，语多舛误，口授遗折，命嗣子马毓桢谨敬缮写，赍交江宁将军臣魁玉代为呈递。无任依恋，屏营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其中对遇刺经过作了详细交代。因是当事人第一手的材料，未经任何删改，所以弥足珍贵。最引人注意的是，奏疏中特意提到刺客为“不识姓名之人”，后来在演绎版的传99lｉb? 闻中，被认为是马新贻欲盖弥彰之词。
之后，气息奄奄的马新贻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有很多疑团、很多困惑，以他好强的天性，原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但人到了生死关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会遽然改变。他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官场有句老话：“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到了此局面，他多说无益，以免身后还要牵累家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体面地死去，不能让湘军那帮人看轻了他。是以，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马新贻以极大的自制力应付眼前的亲人和下属，甚至包括他自己。
到了当天夜半时分，苦闷无计的众官员已经各自离去，只有儿子马毓桢和两名小妾还守候在马新贻身边。金氏、郑氏二妾均已经年过四十，跟在马新贻身边二十多年。郑氏的眼泪一直没有断过，马新贻就是她的全部，可现在她除了饮泣外，已经帮不上丈夫任何忙。
次日正午，马新贻开始呼吸困难。他自知大限已到，用尽最后的力气，特别向儿子马毓桢交代说：“别忘了为父当日在菏泽交代你们的话。”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的马毓桢听了这句话，再也忍耐不住，泪水滚滚而下。金氏不知所措地号啕痛哭了起来，反倒是郑氏镇定了下来。她已经打定主意，倘若丈夫真的不在了，她便要追随于地下，以免他太过寂寞。
亲人的痛苦是真切地发自肺腑。马新贻凝视着悲痛欲绝的儿子和小妾，不由得百感交集。他该后悔两年前不该妄自逞强，接下了两江这个乱摊子吗？要知道，最初朝廷属意的两江总督人选本是李鸿章。李鸿章身为淮军首领，手握重兵，又出自曾国藩门下，尚且不敢上任两江总督，他马新贻的形势难道能强得过李鸿章么？所以他本人也一度犹豫过呀。然而，慈禧太后偏偏看重了他并非湘军一系，又绝无李鸿章那般挟淮军自重的私心，一心想出力为朝廷办事，最终说服了他，并表示要给他全力的支持。可是，虽然有朝廷做靠山，虽然他采取强硬的姿态和手段来治理两江，却始终无法撼动湘军多年来在两江打下的根基，过江的强龙终究还是压不住地头蛇。如今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朝廷的使命却还没有任何进展，当真是耿耿此心，死不瞑目。可是，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刺客背后的主谋，大概此时正在大摆宴席、击掌相庆吧？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安徽合肥人。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其为“李二先生”。李鸿章年轻时即胸怀大志，曾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诗句，并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志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刚好与马新贻同科，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攻入安徽，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奏调编修李鸿章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开始在安徽办理团练。然而不久后吕贤基即被太平军击毙，李鸿章五战五败，且有三次是临阵脱.99lib.t>逃，被时人讥笑为“长腿将军”。李鸿章不得已，以“年家子”的身份改投到曾国藩幕府下。曾国藩对其很是欣赏，评价说：“少荃（李鸿章）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来的事实证明，之后李鸿章的战略眼光和远见，确实在曾国藩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冬，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和保荐下，再次赴淮南办理团练武装，并募集当地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吴长庆部，由此组编成淮勇。同治元年（1862）正月，李鸿章率领这批淮勇开到安庆，与原湘军程学启、郭松林部合并，号称“淮军”，约七千人，其编制、营规均与湘军相同。曾国藩曾经让李鸿章带帐下的淮军营官来相见，他本人迟迟不肯出来，有意躲在屏风后面悄悄观察。等了一会儿，营官刘铭传很不耐烦，骂道：“老子等了这么久，这中堂大人（曾国藩）还不出来，架子也太大了！”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说：“都是将才，但那个麻脸（刘铭传）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刘铭传后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协助配合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大量购置洋枪洋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淮军，逐渐扩充至六七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李鸿章又率领淮军镇压了东、西捻军。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先后抽调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并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大力培养淮系将领。淮军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支新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因装备精良，成为清朝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并形成了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重要地位的淮系政治集团，李鸿章也由此成为晚清政局第一人。光绪十年（1884），淮军将领张树声、潘鼎新等在中法战争中兵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中，淮系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等部淮军均遭惨败。淮军势力渐衰，其地位逐渐由袁世凯统率的新式陆军所取代。一想到这里，马新贻心中和伤口均是一阵绞痛。即使他对自己的结局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发生，他又怎么能甘心坦然面对？他望着卧榻边离他最近的儿子马毓桢，嘴唇嚅动了两下。马毓桢抹了抹眼泪，会意地答道：“父亲请放心，我们定会遵照您之前的嘱咐，忍气吞声，以求自保。”马新贻似乎有些着急起来，想说点什么，却始终说不出来，终于昏厥了过去。
延至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撒手而去。此时，距离他到两江上任，还不到两年。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无论总督也罢，平民也罢，在死亡之前，都只有俯首低头。大清历史上最年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他人生的巅峰猝然陨落了，他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马新贻死后不几天，小妾郑氏自杀殉夫。人生如梦，富贵尘土。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尽管郑氏出于忠贞的本意主动选择了死亡，但她的死只带来了数不清的恶意谣言和离奇绯闻，令她丈夫的声誉大受影响。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结果。
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最高级的封疆大臣。清朝初年，该总督管辖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由此得了两江总督这个称号。后因江南省人多物阜，遂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分别取名于境内之重城江宁、苏州和安庆、徽州的第一个字。此后，两江总督总管江西、安徽、江苏三省以及江宁布政使司所属的苏北地区，总督衙门一直设在江宁。
两江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国家财富，悉出两江”。两江总督封疆三省，清朝最主要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来自两江总督下辖的地区。因此在当时的八大总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两广、四川、云贵）中，两江总督是最肥的差使。在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大多由满洲贵族担任，很少轮到汉人头上。直到太平天国后，清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人，而靠湘军一手发家的曾国藩想得到这个位子想了很多年。
咸丰七年（1857）春，曾国藩以父丧为名，擅自离军回乡，并上.99liｂ. 了一个《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一方面诉说自己报国事君之诚，一方面抱怨自己官职太低，只是个在籍侍郎，没有兵权、财权和文武黜陟之权，所以办事艰难。曾国藩原是想借此要挟朝廷，索取两江总督实权。不料咸丰皇帝本来就是想利用湘军消耗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让满洲贵族统率的江南、江北大营坐收渔利。加上当时汉人军机大臣祁隽藻认为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不过一书生，却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组建起湘军，不由深为忌惮，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趁机顺水推舟，批准曾国藩回乡奔丧不说，还借机将他湘军的统率权一并夺走。曾国藩的政敌何桂清则被擢升为两江总督。
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失去了湘军，他就失去了在朝中保家立命的根本。追悔莫及之下，只得再上奏折，表示军务未定，粤匪未平，自回乡以后，日夜忧虑，惶悚不安，请求重新统率湘军，再为朝廷效力。咸丰皇帝素来忌惮汉人，对曾国藩也没什么好印象，照旧置之不理。然而，局势很快就逼迫他不得不以皇帝之尊向曾国藩“匹夫”屈服。
湘军自建立之初，便是依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所创的“戚家军”模式，以家族、同乡、师生等关系为纽带，依托于一张强大的私人关系网。整个湘军从上至下采取层层相依、各对其上级负责的办法，由曾国藩指定统领，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则自行招募什长。各营编列番号，互不统属，直接受曾国藩指挥。这一套系统，开近代军阀制度“兵为将有”之先河，成为清代兵制一大变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湘军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除了曾国藩外，旁人很难指挥得动。曾国藩坐了一年多冷板凳后，战局恶化，湘军将领完全不服清廷调遣，咸丰皇帝才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但仍然对他心存顾忌，未把他所希望得到的两江总督位子给他。
直到咸丰十年（1860），清廷用来围困太平天国京师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彻底瓦解，已经到了无兵可战、无饷可发的绝境，咸丰皇帝才被迫让步，不得不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放到曾国藩等汉人大臣身上。他这一生中，最不九九藏书其实是因谣言和起哄产生的暴力冲突，之所以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有直隶提督陈国瑞在其中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因而这件事还不仅仅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么简单。陈国瑞当时正受醇亲王奕（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生父，福晋为慈禧亲妹）宠信，风头极劲。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湖南常德人，于2007年病逝于美国，享年九十五岁）在其著作《晚清宫廷实纪》中指出：天津教案实为醇亲王奕指使与曾国藩素有积怨的陈国瑞所为。自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捻军杀死后，八旗子弟自动集中在醇亲王周围，意图恢复昔日八旗劲师雄风，与湘军、淮军抗衡。醇亲王甚至还与僧格林沁的儿子布颜纳谟诂结成了儿女亲家。醇亲王策划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曾国藩（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而醇亲王背后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曾被太平军掳为童子军，后改投湘军将领黄开榜，被黄收为义子，因骁勇善战、性嗜杀，成为轰动一时的勇将。陈国瑞有一句名言说：“战要战得稳，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紧。”后加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任，与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军杀死后，身负重伤的陈国瑞本已侥幸逃脱，闻讯后又冒死潜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背上，昼伏夜行，七天后才回到军营，在当时传为佳话，因而“僧战死，从将多获罪，国瑞以骁勇独留军”（吴相湘：《近代名人小传》）。不过陈国瑞为人桀骜不驯，喜鸦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且不约束部下，时常与友军争夺军饷枪械，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多有冲突，因而总被这些重臣刻意压制。后来他出钱助修黄鹤楼，拟一对联道：“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时人均不解“白云”之意。陈国瑞自己解释说：“君未读唐诗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比安禄山，非其可杀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随笔》）有一种说法，陈国瑞笔下的“白云”即是指曾国藩，以致一度传出他酒后持剑追杀曾国藩的故事。事见清人吴光耀所著《华峰庚戌文钞》。吴光耀为湖北人，与陈国瑞同乡，曾在四川为官。《华峰庚戌文钞》主要是记载同治、光绪年间名将轶事，对曾国藩等湘人多有责言，而为鄂人鸣不平。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马案发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亲信太监安德海奉差出京，到处招摇滋事，被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后就地正法。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亲王奕？针对慈禧太后所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显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后，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开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意在与恭亲王和汉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护，醇亲王为所欲为；有了醇亲王的支持，陈国瑞也敢在直隶境内兴风作浪。后来法国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陈国瑞有关后，要求曾国藩交出陈国瑞，态度坚决而强硬。而曾国藩明明痛恨陈国瑞这种人，却因为深知其背后有人，不敢得罪不说，反过来还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维护，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正因为天津教案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知道这案子不但是针对他，还要他本人来背这个黑锅。内外交困下，如同多年前战败于太平天国、几欲投水自杀时一样，曾国藩再一次有了强烈的挫败感，沮丧地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据说正好到了“耳顺之年”的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甚至催促儿子赶紧为自己准备棺材。而在天津教案后不久就发生了刺马案，这显然不是巧合，二案即使没有直接联系，也必然有连带关系。
马新贻被刺的消息就在曾国藩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传到了天津，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平心而论，曾国藩确实不喜欢马新贻，但毕竟大清总督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是前所未有的事。以他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十几年，以他经历的种种官场黑幕，他深知此案绝非一般凶杀案件。其中的玄机是什么99lib?？背后又有什么阴谋？为什么朝廷偏要他处理这等棘手之案？
马新贻的死亡带给曾国藩的苦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连续几天，他夜不能寐，成天阴沉着脸，许多时间都是一言不发地呆坐。思前想后，曾国藩决定不趟这摊浑水。于是提笔上书，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回任两江总督。清廷的答复很快回来了——曾国藩必须赴两江之任，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任。很简单，很干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李鸿章也在这个时候写信来安慰曾国藩，其中尤其提到了刺马一案，说：“谷山（马新贻的字）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毫不迟疑地表达了对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的震惊。但紧接着又立即说：“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一方面是劝曾国藩赶紧回任两江总督，另一方面也是交底，表明自己对两江绝无染指之心。这两句话紧连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
不过安慰归安慰，精明的李鸿章并不想真正去帮助恩师曾国藩解决烦恼，他甚至在这个时候玩起了“痞子腔”（安徽话，意为耍流氓手段）。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正备受天下人唾骂，李鸿章担心自己卷入其中后也会受到时论的谴责，因此在到达直隶边境后便99lib?借口肝病复发停了下来，一面写信给曾国藩，表示支持曾“拿犯”，另一方面又公开表示要等恩师将天津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到天津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意欲等曾国藩收拾好天津教案的乱摊子后再说。昔日曾国藩曾对李瀚章（李鸿章亲兄长，曾国藩亲信）评价李鸿章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在玩弄手段方面确实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曾国藩虽然失望，却也无奈，只好将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定拟上奏，自己背了黑锅。
但曾国藩也是老奸巨猾之辈，他虽然被迫接任了两江总督，但却故意拖延时间，正好以等待李鸿章来天津交接为由，迟迟不动身南下。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他才动身离开天津，不过也不是南下两江，而是前往北京。显然，曾国藩此举旨在刺探朝廷对马新贻被刺一案的态度。
九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次日早朝时，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皇帝和慈安太后都没有说话，只有慈禧太后问了几句关于身体和病情的话，无关痛痒。正当曾国藩纳闷之时，慈禧太后终于提到了马新贻，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道：“此事甚奇。”慈禧太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马新贻办事甚好。”曾国藩回答说：“他办事和平精细。”本来以为还有下文，不料慈禧太后突然挥了挥手，叫他跪安退出。
九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又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曾国藩竖起耳朵也没有听到“马新贻”三个字，慈禧太后只是问到他何时启程前往两江，隐隐有催促之意。但曾国藩依旧模棱两可，逗留于京师，迟迟不肯动身。
十月初六，终于有军机大臣前来传旨，催促曾国藩赴江南任。十月初九，曾国藩递折请训，传宣召见，奏对十数语。出乎他意料的是，慈禧太后再未提起任何与刺马案相关的话头。
此时，距离马新贻被刺已经有两个多月。与最初朝廷一日发四道谕旨追查马新贻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朝廷突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再未有催曾国藩办理马新贻案的谕旨。曾国藩先后在天津和北京逗留盘桓，有意拖延时间，朝廷也没有丝毫催促，任其耽搁。似乎曾国藩在试探朝廷态度的同时，朝廷也在试探他的反应。
曾国藩在朝中四处刺探，始终感到朝廷似乎对马案并不关心。这实在是令人费解，马新贻作为慈禧太后心腹被派往两江，却莫名其妙地死在当地，朝廷明明该大加追索报复，却为何没有要将案子查到水落石出的意思？不过，既然朝廷是这样的态度，他曾国藩也不会自找麻烦，非要去追查到底，而是马马虎虎过去就行了。但明里对朝廷可以这样敷衍了事，暗里对他自己还需有个交代，他个人实在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能在戒备森严的校场将封疆大吏一刀杀死。思考了很久后，他给驻扎在江宁的心腹彭玉麟写了封信，让他先秘密查访事实真相。
曾国藩在京师时，刚好赶上他本人的六十大寿。一时间极为热闹，同治皇帝亲笔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慈禧太后御赐蟒袍、如意等贺礼，荣耀无比；军机处在法源寺设盛宴为曾国藩祝寿；湖南同乡则在湖南会馆为他祝寿。
觥筹交错之中，醺醺然之际，曾国藩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幕下宾客如云的日子，回到了昔日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回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刻，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最辉煌的时刻，写有“曾”字的旗帜飘扬于大江南北。连一向出言谨慎的他也得意得忘了形，高兴地说：“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
他又想起了那个他为之欣赏又为之惋惜的忠王李秀成。此人确是个人才啊，太平天国中无人能及。据说曾经有不少太平军将领力劝李秀成自立，取代天王洪秀全，但李秀成勃然大怒，还写了两首诗抒发胸臆：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明月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作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如此有慷慨气概的一个人，也算有情有义的英雄人物，可惜偏偏加入了太平军。当初南京克复，李秀成被俘，曾国荃用刀子割其臂肉、股肉，也未能使其降服。最后还是他曾国藩出面劝说，李秀成这才俯首，并于囚笼中写下万言《自述》，对他曾国藩极尽吹捧之能事，那可是令他极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不少人劝他曾国藩自立为帝，于南京城头易帜，他不是没有动过心，可当他再一次读李秀成的《自述》时，他恍然明白了，这也许正是李秀成所期待的——他率湘军揭竿而起，与清廷对抗。无论谁胜谁负，都是间接给太平天国报了仇呀。
因而，当他的心腹爱将彭玉麟将劝进的书信转交给他之时，他立即将书信一口吞下，不悦地说：“雪琴（彭玉麟的字）如此试我，其心可诛。”最终令他遽然而醒的是李秀成，而并非旁人。“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说得真好啊。
一切都远去了，李秀成早已经被他杀了，他早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再无能力行非常之事，可朝廷为什么还是对他放心不下呢？这次调他回任两江总督，是不是朝廷已经怀疑到湘军的头上？他的这次回任，到底是祸是福？
曾国藩六十大寿之后，当年十月十五日，曾国藩终于离京起程南下，闰十月二十日才抵达江宁。此时，离马新贻被刺已经五个月之久。
审案
马新贻被刺后，金陵城中的大小官员处于极度的恐慌和茫然的愤怒中，这并非他们对马新贻感情深厚，而是忧惧朝廷怪罪，陷于了神经质的苦恼。
与审讯官员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刺客张文祥相当沉着镇定。正因为他的态度太过泰然自若，一时间令人怀疑他的来历。张文祥被当场逮捕后，先被押到江宁府衙门等候审问。江宁将军魁玉看过马新贻的伤势后，随即开始审问张文祥。张文祥虽然一副桀骜不驯的态度，但开头也很爽快地回答了魁玉的问题，供称自己是河南人，对刺杀马新贻的行为也供认不讳，但对自己的行刺动机却闪烁其词，坚不吐实。魁玉便下令将张文祥带往上元县（江宁府分上元、江宁两县，同城分治）严刑讯究。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臬司梅启照、理藩司孙衣言等人。据说张文祥供词出来后，参审官员面面相觑，录供者停笔不敢记录。魁玉将初审结果急报朝廷，告知张文祥“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之后的一个多月，魁玉每次奏报都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反复屡变”等词。那么，张文祥“闪烁”的是什么？“颠倒”的是什么？“屡变”的又是什么呢？魁玉对此没有奏报。而事实则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更改口供，而张文祥不肯答应，这才是口供“支离”的真实情况。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令朝廷满意，王公大臣也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说：“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慈禧太后深以为然，于是立即以五百里加急的上谕发出，命漕运总督张之万赴江宁会审。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出密旨，再三叮嘱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它的核心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来调运粮食，称漕粮，一般是运往京师，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清朝在八大总督之外，专设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管漕粮运输，河道总督管河道和运河工程，一般由一品大员担任。张之万是张之洞（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堂兄，刚好与马新贻同科，均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而张之万还是这一榜的状元。有意思的是，他有个不雅的外号，叫做“磕头状元”，因为他每天临睡前都要下跪、磕头一百次。据张之万自己的说法，这样可以活动腰腿、运行气血，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集求神保佑和锻炼身体于一身。此人才干平庸，却是官场老手，深通黄老之道，遇事从不出头，议政从不发言，喜怒不形于色，是典型的“不倒翁”，在朝中还有个外号，叫做“伴食”。
马新贻的案子落到张之万头上后，他只忧不喜，大为恐慌。很简单，这案子如果只是普通的仇杀案，轮不到他张之万头上；如果是政治谋杀案，那牵连可就大了，主谋势必非同小可，敢杀两江总督，又为何不敢杀他这个漕运总督呢？
张之万越想越是胆战心惊，有心推托不去，无奈上谕刚接，密旨又到，圣命实在难违。跟曾国藩一样，张之万也是个老江湖，最初采取了一个“拖”字——拖着不去江宁，也许拖着拖着，刺客突然供出了主谋，案情真相大白，就无须他再跑这一趟了。不料江宁将军魁玉恨不得越早把这个乱摊子交出去越好，不断行文到清江浦（即淮阴，又称清河，为大运河枢纽，当时最繁荣的通商大埠之一，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四大名城，今江苏淮安），催张之万快去江宁主持审案大局。
清朝著名大臣吴棠即由清江浦开始发迹。道光末年，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惠徵因败于太平军，被革职留任，不久即病故，遗留下妻子和四个子女，其中长女名叶赫那拉兰儿，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惠徵死后，慈禧一行失去依靠，不得不盘灵回京。孤儿寡母，一路情景凄凉不堪。路过清江浦时，清河县令吴棠派仆人送奠仪，仆人误送到慈禧船上。慈禧十分感激，发誓将来必有回报。后来慈禧以秀女身份入宫得幸，并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更受宠爱。到咸丰十年，慈禧母因子贵，实际地位已经超越皇后，还时常代病中的丈夫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也9９ｌｉｂ?就是在这一年，吴棠得补淮徐道。次年，慈禧垂帘听政后，立即升吴棠为江宁藩司（布政使），并署理（代理）漕运总督，从普通道员到署理总督，简直是一步登天。之后的吴棠更加显赫无比，历任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他从一个小小的清江县令，因意外做到了封疆大吏，其经历不可谓不传奇。眼见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张之万才勉强从淮安（今江苏淮安）起程，自清江浦沿运河南下，赶赴江宁。他是漕运总督，当然知道横行运河的漕帮的底细。湘军在两江的影响巨大，不少遣散后的湘军都加入了哥老会和漕帮。明眼人都认为马新贻一案与湘军有关，难保漕帮不会牵涉在其中。张之万识得漕帮厉害，调了大批漕标精锐来保护自己。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则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十分谨慎小心。
这一天到了瓜洲，张之万突然要下船走走，不料赶上内急，情急之下，下令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团团将茅厕围住，以确保上厕所时不会遇上刺客。当时正是深秋收获季节，当地有不少百姓正在收割稻子，突然看到官兵刀剑出鞘，如临大敌，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运总督在上茅厕。
此事一时传为笑柄。连漕运总督都如惊弓之鸟，可见当时的局势如何之险恶。张之万人还未到，茅厕笑话先传到了江宁。以致江宁将军魁玉一见到张之万，便打趣说：“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
张之万到达江宁后，传见参与会审的司道府县各员，了解到之前的全部审讯情况后，这才开始提审张文祥。此时，张文祥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福、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均被捕获到江宁。而之前负责马新贻安全警卫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武巡捕叶化龙等人也都被逮捕，追究防护失职之责。逮捕了不少人，但审问主犯张文祥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袁世凯嗣父）均是马新贻一手提拔的亲信，对此案情迟迟不明很是着急。尤其是袁保庆，马新贻曾任命他为营务处总管，专门负责对付为非作歹的湘军散兵游勇。袁保庆以剽悍著称，手段严厉，抓到这些人往往就地正法，是以湘军不少人恨其入骨。马新贻一死，袁保庆怀疑跟湘军有关，心中更加内疚，总觉得自己对马新贻的死负有一定责任，所以在审张文祥一事上格外卖力，大有不揪出幕后黑手决不罢休之势。孙衣言也是如此。二人见张之万审案慢慢吞吞，很不上心，又不准对张文祥用刑，十分不满。
孙、袁二人却不知道，张之万历经宦海生涯，老奸巨猾，考虑得远较他们更为周全。现在巴不得张文祥死的大有人在，因为张文祥一死，便是死无对证，一旦用刑，难保不会有人趁机从中做手脚，倘若张文祥“刑伤过重，瘐死狱中”，那可就是他主审官的责任。一向明哲保身的张之万可不敢冒这个险。对他而言，不求真相，但求不送命、不丢官，就是老天爷保佑，不枉他每天虔诚地下跪磕头一百次了。
张之万深知此案极为棘手，审不出结藏书网果，朝廷不满意，他前程难保；审出结果，他可能自己都没命再回淮安。思来想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新任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拖”字，曾国藩也在刻意拖延，他就更拖，非要拖到曾国藩来不可。
正因为张之万拖延得太久，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朝廷终于震怒了，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之万、魁玉二人。朝中大臣也纷纷上书弹劾抨击张之万，结果他和魁玉成了众矢之的。
为了平息众怒，张之万和魁玉精心谋划后，终于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详细说明了张文祥与马新贻的“恩怨”：“张文祥，河南河阳人，以做小生意为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文祥贩卖毡帽到宁波，结识了河南同乡罗法善，娶其女罗氏为妻，开小押店（重利盘剥的典当行）为生。咸丰十一年（1861），张文祥加入太平军，任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弟）的裨将。太平军败亡后，张文祥曾向清军投降，因无人作保，未被清军收纳。张文祥再回宁波，并暗中与海盗有勾结。马新贻任浙江巡抚后，捕杀了不少海盗，其中很多是张文祥的朋友，张文祥因此怀恨上了马新贻。后张文祥妻罗氏与吴炳燮通奸，两人一齐逃走。张文祥闻讯追赶，追到了罗氏，但罗氏卷带的财物却被奸夫吴炳燮带走。马新贻率兵至宁波时，张文祥拦轿告状，要求追捕吴炳燮。马新贻认为这是小事，未准审理。不久后，罗氏再次９9ｌib.逃走，被张文祥追回后，被逼迫吞烟土自尽。后张文祥的小押店也被马新贻勒令关闭，理由是违禁私开。张文祥人财两空，迁怒于马新贻，决意报复。经再三审问，张文祥矢口不改其供，表示并无他人指使。尚属可信。”对张文祥的处置，则建议“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
这报告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反复强调张文祥行刺马新贻完全是个人行为。报告中，张文祥妻罗氏背夫潜逃确实真有其事。但报告里面有两处明显的矛盾。第一，按照报告所说，张文祥通海盗，本来跟海盗是一伙儿，可马新贻到宁波的时候，他怎么还敢去找马新贻告状呢？第二，既然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人夺走，他为什么不去杀夺妻的吴炳燮，而一定要杀不受理状子的马新贻呢？而最大的破绽就是最后一句“尚属可信”。这封报告是奏结的法律文书，人命关天，竟然用了模棱两可的“尚属可信”，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
慈禧太后对刺马一案十分重视，不仅仅因为马新贻是她派去两江的心腹，而且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确实有伤国体，倘若不严加追查，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必心存顾忌，担心成为马新贻第二，不敢放手办事。对张之万和魁玉精心炮制的报告，慈禧太后相当不满意，对一度寄予厚望的张之万深感失望。处理的办法是，谕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另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这是慈禧太后表现出的一种强硬姿态，不仅撤换了主审大员99lib.隶总督。
八月初十，曾国藩以病推辞两江总督。不允。
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抵达天津。
八月二十九日，命曾国藩等办结天津教案，丁日昌著即速回原任。
九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岁生辰，赐御书匾额“勋高柱石”。
九月十八日，命曾国藩进京。
九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次日觐见。
同治十年
二月初五，就马新贻遇刺案发布上谕。
楔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轰动朝野的一大公案。毕生姑，绰号“小白菜”，容貌出众，同治十一年（1872）嫁与浙江余杭城某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后葛品连患病而死，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杨乃武被判斩首示众。杨乃武家人为雪冤屈，先后两次千里迢迢进京告状。此案经当时的报纸《申报》报道后，一时间影响非常大，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最后查明葛品连实系病死，并非中毒身亡，杨乃武、小白菜才得无罪获释。99lib?九九藏书
此案并不复杂，却因为案情反复变幻，审理过程曲折，涉及人物众多，才子、佳人、官员纷纷登场，跌宕起伏，并涉及纷繁复杂的朝廷党争，由此惊动朝野，路人皆知。就其知名度九九藏书 乃武、小白菜案得以昭雪，则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和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有极大关系。
佳人与才子
余杭仓前镇位于浙江省北部。这里山水如画，钟灵毓秀，风景极为秀丽。尤其是塘河穿镇而过，水上交通便利，是漕米的重要集中地，昔日南宋临安粮仓就建在这里。由于是交通要道，这里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皇历上是个黄道吉日，仓前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镇上卖豆腐的葛品连倒插门进了同镇喻敬天的家门，娶了喻家的女儿毕生姑（一些文艺作品称其为毕秀姑）。一时间，不少人都扼腕叹息。有人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也有人说：“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葛品连，仓前镇豆腐店店主葛奉来与妻喻氏之子。葛奉来排行第一，人称“葛大”，葛品连的小名则叫“葛小大”。本来葛品连是家中独子，自小也备受宠爱，但后来葛奉来不幸病死，豆腐店也无力维持下去。就在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时候，太平军又掳走葛品连迫其加入了童子军。喻氏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给当地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然而时隔不久，葛品连又从太平军中逃回。继父沈体仁不怎么喜欢他，他小小年纪不得不自谋生路，到一家豆腐店去当了伙计。
毕生姑，乳名阿生。因其总是穿一件绿色的衣服，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街坊邻居又叫她“小白菜”，意为清秀可人。传说小白菜祖籍本在南京附近，其生父是太平军，后来与清军作战时战死。不过小白菜自称是仓前毕家塘人氏，父亲早已亡故。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小白菜确实是在八岁的时候才搬来仓前镇，当时她母亲王氏带着她改嫁给了镇上小贩喻敬天（与葛品连母喻氏是远房亲戚）。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白菜逐渐长大了，出落得越来越水灵，皮肤白净，容貌清秀，成为仓前镇有名的美女。只是继父喻敬天却并不喜欢这个拖油瓶的女儿，而母亲王氏也不能为她做主。是以，无依无靠的小白菜总是遭到一些市井无赖的调戏欺负。不过，也有人在暗中默默地喜欢着她，这人就是她邻居沈体仁的继子，也就是豆腐店的伙计葛品连。
葛品连人品老实可靠，就是相貌不佳，长得五短三粗、身材肥胖，素有“武大郎”之称。他喜欢上小白菜后，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母亲喻氏。喻氏想儿子一生孤苦，自己身为母亲，总要努力为他完成一桩心愿，于是托葛品连义母冯许氏做媒，前去向喻敬天提亲。本来镇上垂涎小白菜美色的登徒浪子颇多，虽然喻敬天是自己的远房族弟，喻氏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不料喻敬天早就想将小白菜打发出门，竟然一口就答应了。
对于不得继父欢心的小白菜来说，许为人妻的滋味是复杂的，尤其是被许配给葛品连做妻子。她或许出身贫贱，但上天却赐给了她出众的容貌，不少人赞她貌美如潘金莲，因而她又得了个“毕金莲”的雅号。她总以为自己这样的佳人，注定要与邻里那些长相普通的女子命运不同。谁知道，竟然比她们更差。她未来的夫君，就是镇上有名的“武大郎”。一想到这些，她心里难免有所怨恨了。只是怨恨归怨恨，她一个弱女子，依附于继父过活儿，还能怎么样呢？
同治十年（1871），小白菜十六岁，正是豆蔻年华。葛品连迫不及待地想迎娶已经及笄的小白菜过门，但喻敬天却想在小白菜身上捞一笔，大肆索要彩礼。葛品连无法满足，一时间陷入困境。幸好他义母冯许氏解囊相助，送了一笔彩礼给喻家。喻敬天这才答应将继女出嫁。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葛品连迎娶小白菜的仪式正式举行。但他自己没有房子，继父沈体仁家本就狭小，也不怎么欢迎他带着媳妇回来住。万般无奈下，葛品连只得同意倒插门，到喻敬天家上门入赘成亲。从此，小白菜成为葛品连的妻子，因葛品连做豆腐为生，又被人称为“豆腐西施”。
小日子过得并不美满。喻家房屋也不宽敞，多有不便之处。葛品连又是早出晚归，小白菜还得看继父脸色，比较起来，反倒是丈夫对她要体贴得多。新婚没过几天，小白菜就悄悄与葛品连商量，想要搬出喻家。葛品连对妻子历来是言听计从，于是打算租一处小房子，夫妻二人搬出去居住。
刚好这个时候，距离仓前镇十余里地的余杭县城中有户姓杨的人家要在澄清巷口西首新修一栋三间两层的楼房，正好是由木匠沈体仁监工。沈体仁看到杨家新房除了自家居住外，还多有一间空屋子，想到继子葛品连正想要租房，便告诉了妻子喻氏。于是喻氏出面为儿子葛品连租下了杨家底层的空屋子，月租金为八百文。这家姓杨的主人就是本文的男主角杨乃武。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因家中排行老二，又被人们称为“杨二先生”。他家世代居住在余杭，以养蚕种桑为业，家境小康。杨乃武自幼勤奋好学，二十多岁时考中秀才。又因为爱打抱不平，经常为邻里乡亲写诉状，被人称为“讼师”，也算是余杭县的名人了。
当时杨家除了杨乃武和妻子詹氏（同城乡绅之女，杨乃武第二任妻子，被称为大詹氏）外，还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淑英），因夫君叶梦堂早早病亡，一直住在娘家。杨菊贞因大杨乃武许多，杨乃武小时，全靠姐姐照料，因此姐弟二人感情极为深厚，情若母子。
当年四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带着妻子小白菜搬进了杨家。因为两家人住在同一楼房内，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很快就熟识了起来。葛品连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为了避免奔波辛苦，常常在豆腐店里歇宿，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杨乃武夫妇和杨九九藏书菊贞见小白菜一个人孤苦寂寞，很是同情，便常常邀请她同桌吃饭。小白菜除了对这家人感激外，还对博学多才、性格豪爽的杨乃武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仰慕之情。她后来便时常借口诵经，请杨乃武教她识字。杨乃武本是秀才，平常就以授徒为业，见小白菜聪明好学，性情温顺，也很是热心地教她。
虽然小白菜嫁了人，但仓前镇上那些恶少无赖却并未就此罢休，很快又跟到了余杭县城来骚扰调戏她。杨乃武见状大怒，出面怒斥了这帮无赖。他是当地有名的秀才，恶少不敢轻易招惹他，加上杨家离县衙门极近，恶少也不敢太过放肆，最终都被骂得狼狈而逃，但却由此对杨乃武怀恨在心，有意四下散布谣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暧昧不清，羊（杨）要吃白菜。
“羊吃白菜”的流言也传到了葛品连耳中。他虽然憨厚老实，但毕竟也是男人，对妻子背着自己与别的男人有私情非常生气。不过他生性谨小慎微，决定要自己打探清楚。一连几天晚上，葛品连都悄悄溜回家，暗中观察妻子小白菜有没有偷汉子的行为。他发现小白菜确实去找过杨乃武，但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外，别无其他调情轻薄的言语。
尽管没有发现小白菜偷情，但妻子与另一个男人西窗秉烛共读经书的温馨场面并没有令葛品连完全释疑。别人当面戏称他为武大郎，他藏书网从来不生气，因为他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确实长得像武大郎。但别人叫他妻子毕金莲，他便是一肚子火。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也知道那潘金莲是有名的淫妇，这样叫不就是暗示他妻子是荡妇淫娃吗。而今那个杨乃武不仅相貌堂堂，而且饱读诗书，小白菜喜欢他也是常情，难怪妻子近来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
葛品连越想越郁闷，便将这些事讲给了自己的母亲喻氏听。喻氏再到杨家去看望儿子儿媳时，果然看到小白菜与杨乃武夫妻同桌吃饭，也开始怀疑儿媳妇藏书网不贞。她没什么见识，回到家后竟然将旁人的闲话和自己的怀疑告诉了邻居。于是，仓前镇关于小白菜与杨乃武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而杨乃武妻子詹氏当时已经怀孕，杨家上下都在忙着为未出世的孩子张罗，竟然对坊间的流言一无所知。不过也正是由于詹氏怀孕，小白菜不避嫌疑地往杨家楼上跑还不至于被人非议。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八，詹氏临盆，竟然难产而死，母子俱亡。杨乃武对此自然十分伤心难过，小白菜为了安慰他，来往得更加频繁。开始有谣言风传小白菜与杨乃武已经勾搭成奸，传闻不胫而走，一时间传遍了全城。
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终于传到了杨乃武耳中。他毕竟是读书人，足智多谋，决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羊吃白菜”的谣言。十一月初三，詹氏死去还不到两个月，杨乃武便续娶亡妻大詹氏的亲妹妹詹彩凤（又被称为小詹氏）为妻，并且为了避嫌，刻意与小白菜疏远。对此，小白菜很是难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只能黯然神伤，从此远远注视着那个令她心仪的男子。
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是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一周年的日子，她租住杨家也已经满了一年。有一天，杨乃武有意避开小白菜，向刚刚回到家的葛品连讨取已经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并表示如果他要继续租屋的话，房租必须提高到每月一千文。葛品连向母亲喻氏借钱还清了房租，但却实在无力承受涨价后的房租。小白菜也明白杨乃武如此雪上加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想迫使他们夫妻搬离杨家，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想再见到她。这一点，无疑比那些可怕的流言更令她伤心，她本来是何等敬仰尊重这个男人，以为他会是她人生中的奇迹。然而现在，她的心都要碎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了下来。
最终，小白菜夫妇另外租了太平巷王心培（喻敬天表弟）家的房子。自小白菜搬走，杨乃武从未去找过小白菜，小白菜也再没有来过杨乃武家。
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才子与佳人，最终不能携手，而且从此成为即使相见也不相识的冷漠路人。
低下的地位和贫贱的生活，注定小白菜的悲惨命运还将要继续下去。而杨乃武家境富足，生活无忧，续娶了第三任妻子后，很快就从丧妻的悲痛和与小白菜的流言中走了出来，全身心地开始寒窗苦读，预备参加这一年癸酉科的乡试。
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他未来人生的转折就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小白菜。这大概就是冥冥中的安排，那个倾心仰慕他的美丽女子身上的不幸，很快将要延续到他的身上。
葛品连之死
现实的生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小白菜这个弱女子的考验，她越是不想回到从前的生活，命运就仿佛越是堵住她的出路。自从她离开杨家搬到王心培家后，那帮以前经常调戏骚扰她的地痞无赖又寻上门来，时常戏弄欺辱她。她性情软弱，这些事也不敢对丈夫葛品连说，只能忍气吞声，暗自垂泪。这个时候，她自然格外怀念当初杨乃武挺身出面保护她的情形。
就在小白菜不断被地痞流氓欺负的时候，杨乃武赴杭州贡院参加了当年癸酉科的乡试，最终在当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如愿以偿，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得以桂榜题名。举人在当时俗称孝廉。中举代表着成为天子门生，已经初步具备了入仕资格，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做学官、当知县的机会。尤其对余杭县来说，杨乃武中举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他是本县当年唯一中举的才子。于是，杨乃武成了余杭轰动一方的人物。
与杨乃武的春风得意相比，小白菜的处境则日益艰难。更大的灾祸很快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女子头上。当时的余杭知县叫刘锡彤，已经年近七十。他有个儿子名叫刘子翰，是个典型的浪荡子，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他与仓前粮胥何春芳很是投机，二人经常一起出游闲逛。有一天，刘子翰偶然在街边看到了小白菜，不由得惊为天人，当即就下定决心要把小白菜弄到手。经过一番策划后，刘子翰指使一名佣妇将小白菜诱骗外出，四下无人时，强暴了小白菜。小白菜又气又恨，但却畏惧刘子翰的权势，不敢声张，苦水只能往自己肚子里流。回到家后，丈夫偶然留意到她神色不对，问起究竟，她也不敢说出来。
不过事情还没有就此完结。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四日，佣妇无意中将知县公子强暴小白菜的事告诉了熟人阮桂金（其弟阮德在县衙当捕役），阮桂金正好与粮胥何春芳有奸情，又转而告诉了何春芳。何春芳一听很是气愤。当天他与刘子翰同时在街上看到小白菜，都很是心动，还谈论过这女子容貌之俏丽为余杭县之首，不料这刘子翰竟然抢在了自己前头下手。他越想越气，二话不说，便直奔小白菜家而去。刚好房东王心培夫妇都不在家，何春芳一进门就以刘子翰之事要挟小白菜就范。小白菜仓皇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当何春芳上前要强暴小白菜之际，葛品连意外归来。看到这样的情形，葛品连这个老实人也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何春芳，何春芳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葛品连也不敢去找刘子翰和何春芳，而是将满腔怒火全部出在小白菜身上，对她又打又骂，并且老账新账一起算，将她当初与杨乃武不轨的谣言又重新提了起来。小白菜从没见过老实巴交的丈夫变得如此面目狰狞，即使是之前“羊吃白菜”传得满城风雨时，他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更别提打自己了，当即就吓得傻了，只能哭泣不已。从此以后，葛品连对小白菜的态度完全变了，动辄喝骂不止，拳打脚踢。在小白菜心中，葛品连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真心待她捧他的男人了，失去了真诚，他丑陋的相貌、矮胖的身材也越发可憎可恶起来。可是她除了逆来顺受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有一次，葛品连出门前让小白菜腌菜，回到家发现菜还没有腌，立即将小白菜叫过来狠狠打了一顿。这一次，小白菜失去了忍耐力，终于火山爆发了，冲进屋里抓起剪刀就要绞掉自己的头发去当尼姑。幸好二人的母亲喻氏和王氏闻讯赶来，劝阻了小白菜。经过双方家长调和，葛品连也有些后悔，又与小白菜和好了。但二人之间芥蒂已经深种，再也无法根除。终于，如同宿命一般，所有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当年十月初七，葛品连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忽冷忽热，并且双膝红肿，走路沉重。他本来一直患有流火病（小腿丹毒），小白菜认为是旧病复发，劝丈夫请假在家休息两天，但葛品连不听，照旧到豆腐店上工。
十月初九早上，正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突然身体不适，便向店主请假回家。路上，短粗矮壮的他不断哆嗦发抖，多次呕吐。当时他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看见葛品连病恹恹的，走路都十分困难，知道他是流火病复发，因此也没有叫他。葛品连路过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边走边吃，但走到学宫化字炉前时，就全部呕吐了出来。他两手抱肩，竭力支持，终于摇摇晃晃99lib.地走到了家。
王心培妻子正在门口，见葛品连又是发抖又是呻吟，知道他病得厉害，急忙喊小白菜出来扶他上楼。小白菜将丈夫扶回房间，给他脱掉外衣，让他躺下。又因为葛品连直喊冷，便一连盖了两床被子。问起病情，葛品连认为是流火病发作，也不去看大夫，而是拿了一千文钱给小白菜，让她拿去托岳父喻敬天代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汤，打算补补元气。买来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但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见沉重。小白菜急忙托王心培的妻子去通知母亲王氏来帮助照料。王氏赶来时，葛品连仍然卧病在床，抖个不停，时欲.99lib.呕吐。她帮助小白菜照料了半天，安慰了几句，便自己回家去了。
到了下午，葛品连开始喉中痰响，口吐白沫，已经无法回答小白菜的问话。小白菜急忙托王心培夫妇去找母亲王氏和公婆喻氏。众人赶到时，葛品连目光直视，双手不断在胸口乱抓，只是张不开口，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众人才想起去请大夫。大夫找来诊断后，说是患了痧症，要用土办法万年青、萝卜子煎汤灌救。然而汤灌下去后，葛品连依旧昏迷不醒，撑到傍晚，终于气绝身亡。
众人悲痛欲绝，然而哭过之后，就要商议如何操办后事。商议的结果，是将尸体停放两天后再出殡。喻氏爱子心切，细心地给儿子擦洗了身子，并换了干净衣裳。因为大夫诊治在先，尸体也没有任何异常，在场众人都以为是痧症致死，并没有什么疑问。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寡妇门口是非多”。这似乎成了小白菜的谶语，她当上寡妇才一天，是非就不请自来地找上了门。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初十的晚上，尸体的口、鼻内开始有淡淡血水流出（据《洗冤录》记载，流火最忌桂圆，服之口鼻流血足以致死）。葛品连义母冯许氏见后疑心大起，提出义子死因可疑。喻氏过来仔细查看，发现儿子尸体发青，口鼻确实有血水流出，联想到儿子死前双手不断在胸口乱抓的惨状，开始怀疑儿子是中毒而死。喻氏叫来儿媳小白菜盘问，小白菜一口咬定丈夫是痧症致死，并无别事，但她惊慌的神色反倒令人更加起疑。
当下，喻氏与众亲友商议，决定请官府前来验尸，如果不是中毒就入殓出殡，如果是中毒致死就追究凶手。喻氏为此请来了仓前镇地保王林。王林查看过尸体后，也认为是中毒迹象，支持喻氏告官。当晚，喻氏火速请人写好了呈词。呈词中只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官府验尸，并未提及其他人。次日一大早，便在王林的陪伴下向余杭县衙递交了呈词。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到呈词后，立即叫来门丁沈彩泉和仵作沈祥，准备带领一班衙役前去王心培家验尸，看是否是凶杀案。就在众人正要出发的时候，应约来给刘锡彤看病的陈湖（竹山）到来。陈湖与刘锡彤是无话不谈的密友，刘锡彤便对陈湖讲了葛品连之死蹊跷。陈湖听了，顿时如获至宝地兴奋起来，大谈街头巷尾听来的关于葛品连妻子小白菜与新科举人杨乃武的风流韵事。
这陈湖本是个秀才，因为懂得一点医道，时常到县衙给人看病。他平日就已经与杨乃武不和，还曾经被杨写诗骂过，早就怀恨在心，而杨乃武又新中举人，更令他妒火中烧，这下可逮着了机会，便不遗余力地诽谤杨乃武，恨不得要将小白菜与杨乃武那点捕风捉影的传闻说成是真的。又提到当时葛品连为避嫌疑搬离杨家，从此夫妻失和，一次打架后小白菜还要出家。又说葛品连年纪轻轻，竟然暴死家中，内中肯定另有别情，街坊邻居都认为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下毒。
陈湖一番绘声绘色的话，令刘锡彤兴趣大起，不断追问更多细节。陈湖也滔滔不绝，添枝加叶，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往外倒，只求能扳倒杨乃武。二人的谈话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
陈湖走后，刘锡彤带着一干人赶到王心培家。第一眼见到“美而艳”的小白菜，刘锡彤就留下了轻佻放荡的印象。待再看到矮胖的葛品连尸体时，心下对陈湖讲述的潘金莲、武大郎、西门庆的故事又相信了几分。这潘金莲是小白菜，武大郎是葛品连，西门庆当然就是杨乃武了。
当时天气正热，葛品连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全身变为淡青色，尚未完全僵硬；肚腹开始水肿发胀，有十多个大水疱；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直入眼耳。当时法医检验均以宋代著名法医学家宋慈的《洗冤录》为准绳，《洗冤录》中记载死者中毒后的特征是：“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疱。”葛品连尸体症状明显与《洗冤录》中记载不符。
仵作沈祥随即将银针探入尸体咽喉，银针立即变为青黑色。抽出银针后，用皂角水擦洗，青黑色并不消失。这一点，却是符合《洗冤录》中“用银针刺喉，银针变暗擦之不去”的记载。
古代说的毒药主要是指剧毒的砒霜，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从化学原理上来说，银的金属性质稳定，与三氧化二砷是不能起反应的。也就是说，真正致人死命的纯净砒霜是不能使银变黑的。但古代的生产技术落后，致使砒霜里都含有少量的硫和硫化物杂质。而恰恰是这杂质中的硫与银接触后可立即起化学反应，在银的表面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而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东西并没有任何毒性，却含有硫，比如鸡蛋黄，因而用银针插入蛋黄也会变黑。而一些剧毒但是不含硫的物质，如农药、氰化钾、氰化钠等，却不能使银针变黑。当然含硫的物质中也有一些是有毒的，如亚硫酸钠。因此单凭银针来验毒实际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两种症状互相矛盾，仵作沈祥一时也不能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中了砒霜，便想起来自己曾经验过的一个吞食生烟土而死的死者状况与此类似，便含含糊糊地说葛品连是中了烟毒。而门丁沈彩泉因为从旁听了陈湖的长篇大论，先入为主地认为葛品连是中了砒霜剧毒，认定是沈祥搞错了。二人争论了一会儿。沈彩泉是知县身边的红人，沈祥见他坚持说死者是中砒霜而死，料到必有深意，便识相地让步了，改口向刘锡彤报告九九藏书字雪岩。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其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本贫穷出身，幼年帮人放牛为生，长成后从钱庄学徒开始做起，通过结交朝中权贵显要王有龄、左宗棠等人，纳粟助赈，为朝廷效力，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其势力最盛时，整个江浙商业都在其操纵下，资金达两千万两以上，田地在万亩以上。
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中药店。他有一个幕友名叫吴以同，刚好与杨乃武是同科举人。吴以同与杨乃武相交颇深，知其为人正派，此案必有蹊跷。他将杨乃武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尤其当胡雪岩得知杨乃武姐杨菊贞正准备二次进京、冒死上告时，深为感动。他派人将杨菊贞接到自己的住处，表示愿尽绵薄之力，资助她上京的全部费用。
正在这个时候，浙江籍官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因丁忧期满，准备起程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时，有意让吴以同作陪，席间趁机说了杨乃武一案的经过。夏同善深为震惊，当即答应要鼎力相助。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带着母家帮工姚士法再次进京告状。到达北京后，二人先去找了夏同善，夏同善暗中指点二人不要再将申诉状交给都察院，而是转交给步军统领衙门。申诉状递进去后，更是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全文刊登出来。尤其《申报》还进一步地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现状，对于中国司法中的秘密审讯、滥用刑罚和官官相护等弊端给予了强烈的抨击。一时间，朝野上下都在谈论杨乃武一案。步军统领衙门倍感压力，便将申诉状上奏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不久，谕旨下达，要求浙江巡抚与浙江按察使重新复查此案。
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谕令后，为了表示不先入为主，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将案子委托给新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和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四人共同审理。此次复审，杨乃武见审讯官员换了一拨新人，料到事情有了转机，便立即推翻原供，声称自己与此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小白菜见这次没有动刑，也趁机翻供，坚决否认自己毒死了丈夫。
锡光虽然刚刚到任，却是个老滑头，一看情况不妙，审了一次后就托词不再参与，审讯官就剩下了绍兴知府龚嘉俊和知县许嘉德、陈宝善。但审了几次，两名主犯就是不认罪，三名审讯官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正是尴尬之际，同治皇帝突然驾崩，全国举哀，审案就此暂停。拖了一段时间后，三名审讯官也不管案件依然悬而未决，主动向杨昌浚递了辞呈，请求另派大员来审理。
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帝名载湉，醇亲王奕子）即位，年仅四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本来新皇帝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因审而未结，且案情重大，悖逆人伦（古代妻子杀死丈夫是以下犯上，被视为“逆伦”），因而不在特赦之列。不过之前审案时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的消息已经被《申报》报道出来，由于案情反复，扑朔迷离，引来朝野瞩目。朝中不少大臣尤其是一些浙江籍京官开始密切关注此事。本来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终于因为有朝中官员的介入，而引入了错综复杂的党争背景。
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浙江长兴人）率先上疏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重案，意存瞻徇”，指责浙江官员是有意拖延案情，目的就是要让杨乃武、小白菜二犯和相关证人不堪折磨，瘐死在大牢中，从而可以草率结案，维持原判，以利考成（指官吏的升迁降贬）。王书瑞还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说是杨昌浚明显怀有私心，以致“明知事有冤抑，只以回护同官，碍难从实办理，不承审此案，现俱设法脱身。以致日久未能昭雪”，并指出如果继续拖延，只会给杨昌浚机会让他暗中布置杀杨乃武、小白菜等人灭口。
这一奏疏言辞非常尖锐，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而且王书瑞奏疏上后，京官应者云集，纷纷紧跟着上书弹劾。杨昌浚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上书为自己辩护，说决非有意迁延案情，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指出杨乃武、小白菜虽然翻供，但药铺老板“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杨乃武家人还多次到药铺闹事，胁迫“钱宝生”翻供。
尽管如此，由于此案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受到的关注度实在太高，慈禧太后还是决定不理睬杨昌浚的辩护，派刚简放浙江学政的礼部侍郎胡瑞澜（湖北武昌人）就近复审，并严命杨昌浚好生看管犯人和证人，一旦有瘐毙发生，将给予严惩。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是湘军的重要将领。关于湘军与中央朝廷的矛盾，《刺马案》中已经有明述。实际上，从政治力量开始介入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后，更为复杂的暗中角力就已经开始了。案情开始笼罩上一片阴霾。
胡瑞澜是个典型的文官，其人以饱学闻名，所著传世的作品有《读史日抄馆课诗赋》、《湘帆杂咏》、《越吟草》、《星轺杂纪》、《星轺续纪》、《海槎日记》、《海槎续记》、《训士质言》、《教士申约》、《教士隅说》等。慈禧太后选中他，就是因为他在浙江当地很有些名望。这样学富五车的人来审案，结果应该能令人心服口服。不过胡瑞澜的名望完全是来自学术，他本人丝毫不谙刑名，所以当杨乃武得知新任审讯官是胡瑞澜时，知道翻案无望，在狱中自挽一联道：“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杨乃武小白菜已经成为举国瞩目的疑案，胡瑞澜被钦命为主审官，受命于浪口峰尖，本人压力也相当大。而他一到杭州，浙江巡抚杨昌浚就派人来告知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多次，无偏无枉，不宜轻易改动，不然引起士林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既是说给胡瑞澜听的，也是说给朝廷听的。
胡瑞澜看了几天卷宗，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也知道自己从没审理过案件，能耐实在有限，所以又临时选了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共同审理。特别要强调的是，这四人均由杨昌浚向胡瑞澜推荐，其中边葆诚和罗子森均是杨昌浚湖南同乡，边葆诚还是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姻亲。胡瑞澜这位老夫子，办事堪称认真，但他一上来不是查看案件源头，而是抓住了杨乃武写的申诉状不放，所以这次复审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经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后，胡瑞澜发现杨乃武申诉状中有许多捏造的事实，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如小白菜与粮胥何春芳有奸情等等。甚至连之前长工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被胡瑞澜穷追猛打地挖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胡瑞澜认为杨乃武有意欺瞒，一心要掩盖事实、销证灭迹，因而提审犯人过堂时，胡瑞澜命人对坚持翻供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动用了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当场夹断，小白菜的十指也全部被拶脱，露出了白骨。二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再次照原供诬服。
得到了口供，胡瑞澜还没有就此高枕无忧。此案因为案情变幻反复，审理多次，其间犯人、证人供词多有矛盾之处，为了让案情尽快了结，成为定谳，他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比如有证人说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小白菜，小白菜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王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但又有证人说看见杨乃武在小白菜房中调情，被葛品连撞见后，杨乃武逃走，葛品连一怒之下殴打小白菜，邻居前来劝解时，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小白菜没有腌菜。这两种说法差别很大，胡瑞澜经过考虑后，改成“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又如葛品连母亲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小白菜一节，喻氏先是说小白菜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来又说从小白菜口中盘出与杨乃武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明显矛盾，胡瑞澜改为“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这样，经过刻意的修饰后，整个结案报告的漏洞均被弥补，看起来天衣无缝。
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三，胡瑞澜将案情审结上报朝廷，称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抱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除了结案报告外，胡瑞澜还向朝廷上呈了《招册》，即包括案犯杨乃武、小白菜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在内的详细记录。本来按照惯例，总督巡抚审理的死刑案件只需呈报审结报告，不需要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胡瑞澜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执法，没有徇私舞弊。
由于胡瑞澜审理此案是以钦差的身份，案情审结后，原承审官员均如释重负，弹冠相庆，还设宴宾客，都以为此案历经七审，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了。然而，杨乃武案当时已经众所瞩目，成为舆论的热门话题。而案情牵扯进来的两方力量，一派是握有重权的浙江巡抚及湘军势力，一派是手无寸铁的小民，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同情弱者，不少人更是坚信这是一桩酷刑下造就的冤案。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胡瑞澜最后审理的结果，依旧是维持着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的原判。《申报》将胡瑞澜的审结报告予以报道后，朝野一片哗然，舆论汹汹，愤愤不平的人大有人在。
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八日，户部给事中边宝泉率先发难，上奏揭发胡瑞澜与浙江巡抚杨昌浚素来交好，胡瑞澜办理杨乃武案时“外示严厉，中存偏袒”，有官官相护的嫌疑。尤其在关键环节上，胡瑞澜没有详加追究：一来是因为胡瑞澜本职掌学政，没有办过刑事案件，抓不住要害；二来胡瑞澜为杨昌浚的下属，其考成决定于杨昌浚，他当然不敢翻案得罪杨昌浚。为了表示公正，边宝泉建议该案应该交给刑部从头审理。
这位边９9ｌib.，传说恭亲王奕䜣和慈安太后均有意趁此机会打压慈禧太后，所以丁宝桢才气焰极盛。
正因为涉及种种势力，慈禧太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无论偏袒哪派，另一派都不会答应。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执政者犹豫不决的时候，都察院御史王昕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奏折全文如下：伏读本月（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连尸身系属限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着即行革职，即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连何病致死，葛毕氏等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钦恤用刑，.99lib.慎重民命之至意。臣愚以为期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驱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详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己为。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亡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以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浚、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为此也。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狂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聪，其心尤不可问。而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杨昌浚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止如寻常案情专欲故人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臣惟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查办事件，往往化大为小，比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惟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而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饰。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惟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尚有明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旨，将胡瑞澜、杨昌浚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不得稍有轻纵，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几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矣。
这道奏折语气尖锐，除了弹劾胡瑞澜等承审官员“罗织无辜，锻炼成狱”外，更是巧妙地把胡瑞澜的胆大妄为归结为欺负“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慈禧太后读到奏折后，勃然变色，终于下定了决心。
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六日，最后的结果终于显现，刑部向两宫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本案审理结果，拟处：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因清律规定年逾七十的罪犯可以以银赎罪，当时刘锡彤年过七十，判决还特别规定他不准收赎；生员陈湖（陈竹山）已在监狱病死，免予追究；仵作沈祥杖八十，徒二年；门丁沈彩泉杖一百，流放两千里；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滜均革职；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不论；训导章濬（即章纶香）革职；喻氏（葛品连母）杖一百，徒四年，须交银才能赎罪；王心培杖八十；“钱宝生”已经病死，免予追究；姜位隆、刘殿臣各笞四十。
对于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二人均是从一品官员，刑部不敢拟处，而是“恭候钦定”。奏折递上去的同一天，谕旨下达，将杨昌浚、胡瑞澜二人即行革职。
对于本案的两个主要人物，杨乃武与小白菜虽无通奸，但同食教经，不知避嫌，并在申冤诉状中诬陷何春芳等人以脱己罪，杖一百，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小白菜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诵经读诗，不守妇道，致招物议，杖八十。
至此，历时三年半、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束。
一件没有杀人犯的葛品连病死案，却导致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被革职者十六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十余人，号称百年来巨案。有人为此叹道：“此案所以成为轩然大波者，良非无故。盖其中有科名门第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各方勾心斗角之态可掬。”（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可谓一针见血的精辟点评了。
光绪三年（1877）二月底，京师寒风凛冽，备受身心折磨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终于走出了刑部大牢，重获自由。杨乃武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早已经等候在门口，当他看到为自己历经艰辛的姐姐杨菊贞和妻子詹彩凤时，忍不住泪如雨下。对于那些危难之中帮助他的朋友，他只能用伏地叩拜来表示感谢。
而一边的小白菜就相当形只影单了，没有一个亲人来迎接她。她本来也不在意他们，此时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对杨乃武说上几句话，表达她的愧疚之情。然而，当她看到杨乃武形容枯槁、双腿已经残废时，再也没有勇气。她默然转身离开，泪水无声地流过了她的脸颊。
杨乃武后来去拜会叩谢在京的浙江籍官员，有见的，更多的却是不见的。对此，杨乃武也无话可说。这已经不是人情冷暖的简单问题，那些人帮助他，有出于同情的，也有要趁机搞政治斗争的，但无论如何，人家终究是帮了他的。
之后杨乃武回到余杭老家。他家人为了救他，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靠着胡雪岩的资助，他重新开始了生活，以养蚕种桑为生。在?9９ｌｉb?他的悉心培育下，其所育“风采牡丹，杨乃武记”蚕种竟然成为名种，远近都来购买。对于亲身遭受的冤狱，杨乃武并没有忘记，曾将此案的邸报抄录下来，还将案情经过补写了日记。可惜后来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均散失。不过其妻詹彩凤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名杨卿伯，女儿名杨濬。杨濬后来根据自己记忆中的父亲所写的日记，写下了《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本章中不少细节均根据这篇文章而来。民国三年（1914），杨乃武病故，终年七十四岁，葬于余杭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
小白菜回到余杭后，公婆和生母都不再接纳她，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到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因庵里香火不盛，只好以养鸡种菜为生。从此，小白菜就在晨钟暮鼓、青灯蒲团中了却残生。
终究还是悲多欢少的结局吧。她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杨乃武，回首前尘往事，不由得恍然如梦，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过哪怕一点点他的心。“花径尘香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民国十九年（1930），小白菜圆寂，终年七十五岁，葬于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据说临死前她托人写了一张字纸，大意是说：“杨二爷蒙天大不白之冤，人身受尽残酷摧残，遭终生之残，此时此事，终生难忘。均我所故，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可见她至死也没有忘记杨乃武。
死者已逝，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却被编成戏曲，从此流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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