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这才是宋史·真宗英宗仁宗神宗卷》 一 来自北方的压力

1、龙脉顺延

赵恒不是长子，他的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可是，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疯子做不了皇帝，死人更不会做皇帝，剩下的几个皇子中他最大，太宗皇帝在淳化五年（994年）便确立了他的太子地位，因此，皇帝轮到他来做了。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赵恒正式登基，做了赵宋王朝的第三代皇帝。 赵恒在即位之前，出现了那么一个小插曲，就是宦官王继恩联络李昌龄、胡旦，阴谋将一个削去王位的疯子赵元佐推上皇位。幸亏宰相吕端英明果断，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使这次宫廷政变在没有发动之前就被扼杀在萌芽之中。皇太子赵恒有惊无险地坐上了金銮殿上那把至高无上的龙椅。 赵恒继承皇位，是正宗的龙脉顺延，身份合法。 赵恒做了皇帝后，下令改元咸平，次年为咸平元年（998年），葬先考大行皇帝赵炅于永熙陵，尊庙号太宗。 赵恒宅心仁厚，不但没有为难差一点抢了他皇帝宝座的哥哥疯子赵元佐，而且还恢复了他楚王的身份，加授同平章事，享受宰相级别的待遇。其实话说回来，这个精神上有病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在背后策划要他做皇帝的事。 随之，赵恒晋封弟弟越王赵元份为雍王，吴王赵元杰为兖王，徐国公赵元偓为彭城郡王，泾国公赵元偁为安定郡王，季弟赵元俨为曹国公，侄子赵维吉为武信军节度使。 赵恒非但没有为难活着的赵元佐，连被老爸迫害致死的赵廷美、赵德昭、赵德芳，都替他们恢复了名誉，涪王赵廷美恢复了秦王的爵位，追封魏王赵德昭为太傅，岐王赵德芳为太保。 吕端粉碎了王继恩等人的宫廷政变，是新朝最大的功臣，赵恒拜吕端为宰相，并封两位老师李至、李沆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该封的封了，该赏的赏了，接下来就是收拾阴谋搞宫廷政变的那几个人。李昌龄被贬为忠武军司马；胡旦削职为民，流放到浔州，永不录用；王继恩降为左监门卫将军，下放均州。其实，这些处理都不重，搁在哪一个皇帝手里，搞宫廷政变都是杀头的罪。 郭氏册立为皇后。 郭氏是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素有贤德之名，册立为皇后也是众望所归。赵恒的元配潘氏是潘美的女儿，在端拱元年病逝，也追封为皇后。 四月，尊母后李氏为皇太后，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尊号元德皇太后。

2、这个皇帝不好当

太祖赵匡胤刚做皇帝不久，曾向几位大将叫苦，说皇帝不好当，但那是为收回兵权做的铺垫，不是真心话。赵恒这个皇帝，还真的有点不好当了，因为他的前两任皇帝功劳太大：太祖皇帝开创了赵宋江山，又灭荆南、湖南、南唐、后蜀等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南方；太宗皇帝虽然两次北伐都吃了败仗，但也有收服吴越、漳泉，灭北汉的功绩。赵恒则不然，他是靠祖上的余荫当上皇帝的，因此，他只有兢兢业业地治理好国家，才能获得他想得到的威望。 赵恒登基后，似乎也不想做一个平庸的皇帝，每天正殿视朝，后殿批阅公文。为了加强管理，他将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十五路。路相当于唐代的道、后代的省。路的主要机构是帅、漕、宪、仓四个监司。 帅也称安抚使，是一路高级军政长官，由文臣担任，总管一路的军政事务；漕是转运使，主要管理一路的财政；宪主管司法；仓主管赈荒救济事宜。四个系统的长官，职权不同，相互牵制，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赵恒设路为行政区之后，要求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这可是个很操劳的事，因为这些人进京述职，不仅要听他们的工作汇报，还要针对各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即位之初还是非常勤政的。 赵恒不但自己勤于政事，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吏也要这样做，在一次朝堂议事过程中，他对几位宰相说，天下各州，都争相向朝廷进献珍禽异兽，还有什么祥瑞之物，这是表面文章，没有什么用，只要地方官能勤政，使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就是贤臣，这才是最大的祥瑞。此后不久，他专门下诏，不许再进献奇禽珍兽，也不许再报什么一谷长了两穗，灵芝长得比磨盘还要大之类的祥瑞。 为了能更好地治理天下，他还倡导广开言路，诏谕文武百官，皇帝有什么过失、朝政有什么弊端、军事处理有何不当之处、民间有何疾苦等都可以直言相谏，即使说错了，也言者无罪。 政策出台了，文武百官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纷纷上疏，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如翰林学士王禹偁、右司谏孙何二人先后上本，提出修好邻邦、裁减冗兵冗员、整顿吏治、恢复科举、劝导农耕、治理黄河等一系列好的建议。 赵恒正欲全副精神励精图治，采纳王禹偁、孙何等人的建议，而且还对他们给予一定的奖励。正因为如此，文武百官对于当时政事都各抒己见，直言不讳。 改元以后，宰相吕端因年老多病，李至也因眼睛视力下降，不能视物而请求离职，赵恒批准他们退休回家养老。 随后，张齐贤、李沆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向敏中为参知政事。 时隔不久，枢密使兼侍中鲁公曹彬也因病去世。 曹彬病重期间，赵恒曾到他的府上探望，询问赵宋与契丹的事情。 曹彬告诫说：“太祖皇帝定天下之后，尚且与契丹罢战言和，请陛下善承先人之志，不要轻言用兵。” 赵恒点头表示赞同，接着问道：“此后谁能为将，担当国家守卫边防的重任？” 曹彬看了赵恒一眼说：“曹璨、曹玮两个人都行。” “曹璨、曹玮不是你的儿子吗？”赵恒吃惊地问。 “陛下是问谁可为将，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曹彬喘着气说，“曹玮比曹璨强，他日边廷有战事，可以为将。” 赵恒看了曹彬一眼，见他说话很费力，安慰了几句，起身告辞。 曹彬是三朝元老，在太祖时期平定西蜀、太宗时期对辽作战都立有战功，去世之后，赵恒痛惜不已，赠他为中书令，追封济阳王，谥武惠。 咸平二年（999年），退休的宰相吕端也病逝。

3、傅潜怕死不出战

自太宗雍熙北伐失败以后，辽阔而美丽的北方，对赵宋君臣来说，已经不再是充满开疆拓土梦幻的诱惑，而是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 北方的邻居契丹人，依仗他们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经常侵入赵宋边境，劫掠一番便扬长而去。以步兵为主的宋军，两条腿怎么也撵不上四条腿，更何况“守内虚外”之后，朝廷对契丹人推行的是绥靖政策，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敌人来抢劫，赶跑了就算了事，严禁宋军追击攻敌。 大宋北部的边境，一直在流血。 赵恒执政初期，北方邻居契丹人仍然不断过来找麻烦，他们的铁骑不仅纵横宋、辽边界，还深入到河北、山东十多个州，掳掠人畜财物，屠杀无辜百姓，损坏房屋庄稼，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了的灾难。 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契丹主耶律隆绪率兵南侵攻宋。 宋廷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有精兵八万余众，但他被契丹人吓破了胆，任凭契丹骑兵在宋军营前耀武扬威、骂阵挑战，仍高挂免战牌，就是不敢出战，做起了缩头乌龟。 傅潜手下的将士们面对辽军的嚣张气焰，怒不可遏，他们自己制造了杀伤力很大的铁挝、铁锤等沉重兵器，等候主帅一声令下，随时就可去冲锋陷阵，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消息，有的将士忍不住了，就去找傅潜请战，结果被这位傅将军臭骂了一顿。 第一批骂退了，第二批继续来，仍然是请战，傅潜被逼急了，索性大骂请战的将士是糊涂虫，完全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他说，不出战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将士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并扬言，谁要是再请战，就推出去砍了。 胳膊拗不过大腿，将士们敢怒不敢言，只得愤然而出。 主将不出战，大家就来找副将范廷召，要他去说服傅潜出战。 范廷召年近古稀，从周世宗算起，算是四朝元老，在后周时期，他同太祖赵匡胤一起参加过高平之战，大宋开国以后，跟随太祖皇帝南征北战，参加过紫金山之战、平定二李之战、征伐李继迁等大小数十余战，久经沙场，屡建奇功，官拜定州行营都部署。带兵打仗的人，脾气都很火暴，范廷召来到中军帐，先还是耐着性子对傅潜说：“大敌当前，将军稳坐中军帐，一定是有退敌的妙策吧？” “主守不主战，这就是我的妙策！”傅潜冷淡地回答。 “这恐怕不是善策。”范廷召说,“我军有八九万之众，而且，将士们求战心切，士气高昂，足以与契丹兵一战。如果出兵扼守险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一定能击败契丹人。” 傅潜只是摇头，并不说话。 范廷召见傅潜如此态度，火气就上来了，愤然说道：“身为主将，却胆小如鼠，贪生怕死，手握重兵却不敢出战，连个老太婆都不如！” “敌人这么厉害，派兵出战，不是找死吗？”敌兵凶猛，也成了傅潜不抵抗的理由。 范廷召愤然说道：“朝廷怎么用你这样的人为将啊！” 傅潜依然面不改色，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愿意怎么骂就怎么骂，他就是不出兵。 正在这时，部将张昭允手拿一纸文书进来递给傅潜说：“傅将军，朝廷来了廷寄，催我军出战。” 傅潜虽然一万个不愿意，但朝廷的命令来了，再不出战就是抗旨不遵。他看了范廷召一眼，冷冷地说：“范将军既然请战。我就拨你八千骑兵，两千步兵，凑足一万人，你到战场上建功立业去吧！” 范廷召见傅潜只给一万兵马，愤然说道：“契丹兵有十万余众，一万兵马，即使是以一当十，也不够数，这个仗怎样打？” “你要多少？”傅潜反问道。 “再加三五万。” 傅潜皮笑肉不笑地说：“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你为前锋，我为后应，你怕什么？” 范廷召不相信地问：“你真的做后援吗？” 傅潜有些不耐烦地说：“就你知道忠君，我不想报国？你尽管带兵前去，我随后发兵接应你就是了。” 范廷召退出之后，觉得傅潜的话未必可信，担心孤军陷敌，于是修书一封，派人送往离高阳最近的并、代州都部署康保裔，请他发兵增援。

4、康保裔血溅瀛洲

康保裔是洛阳人，出生将门，祖父、父亲都战死沙场，他承世荫做了领军将领，在太祖朝，曾参加过石岭关之战，太宗朝，因积有军功，升任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赵恒即位之后调任并、代州都部署。并、代州离高阳最近，范廷召所以请求他派兵支援。 康保裔治兵有方，很有血性，平时爱兵如子，深得将士们的拥戴。他接到范廷召的求援书，立即率万人赶来增援。 契丹兵已经攻破狼山寨，隔断了通往镇、定的道路。康保裔决定绕到契丹军后面发起进攻，他一面率兵直奔瀛洲，一面派人给范廷召送信，约他发兵前后夹击契丹兵。 康保裔抵达瀛洲之后，范廷召的兵马没有到，契丹兵却先来了。此时天色已晚，康保裔命令部队择地安营扎寨，准备次日再战。 第二天黎明，康保裔出营观阵，突见军营四周全是敌兵，一夜之间，契丹兵竟将宋营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宋军已陷入契丹兵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众我寡，有人建议康保裔率亲兵杀出重围。 康保裔振奋地说：“本帅自领兵以来，身经百战，你们谁见我后退过？古人说：‘临难毋苟免’，今天竟然身陷重围，正是为国效死的日子，怎能丢下将士们自己逃跑呢？” 众将士见主帅慷慨激昂，受到很大鼓舞，一齐振臂高呼，愿跟随元帅同契丹人决一死战，让他们知道，宋军也有不怕死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报国的时候到了。”康保裔挥刀大喝一声，“兄弟们，不怕死的随我杀敌去。” 康保裔一马当先，冲出大营，杀入敌阵，众将士见主帅身先士卒，都是争先恐后，发一声吼，一齐杀向敌阵。 宋军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入敌阵.99lib.后左冲右突，虽然凭一股勇气杀出了第一层包围圈，但在第二层包围圈中又被契丹兵困住，从日出杀到太阳西下，已经是人困马乏，虽然杀敌数千，宋军也自损千余，眼看不能突出重围，只好退回大营。契丹兵战了一天，也觉疲乏，双方各自鸣金收兵。 一宿过后，两军再战。 宋军拼命冲杀，欲突出重围，契丹兵缩紧包围圈，欲将宋军全歼。两军拼死相搏，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契丹兵有十万之众，前面战死两个，后面再添上一双，同宋军交战的人数总不见少，宋军不足万人，孤军陷落敌阵，没有援兵，战死两个，少了一双，从日出杀到日薄西山，众将士人人杀得筋疲力尽，盼救兵却又不见踪影。 康保裔身先士卒，奋勇当先，左冲右突，无奈敌众我寡，身中数枪，成了一个血人。跟随在身边的数百名兵士也多半受伤，不堪再战。康保裔看着身边这些残兵，流着泪对大家说：“罢、罢、罢！我是死定的了，你们大家赶快各自逃命去吧！”说罢，提起最后一口真气，挥刀向敌兵最多的地方杀去，虽然手刃敌兵数十99lib.名，无奈敌兵众多，可怜赵宋一员大将，竟战死在乱军之中。 康保裔战死，他所率领的部队全军覆没。 再说范廷召得知康保裔已率兵赶往瀛洲，并约自己赶赴瀛洲夹击契丹兵，便率领一万宋军火速前往，大军刚赶到瀛洲西，便遭到契丹兵的阻击，两军展开生死搏斗，范廷召身先士卒，宋军无不以一当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契丹兵虽然人多，但他们从未碰到过这样不要命的打法，未战心中已有怯意，范廷召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杀退敌兵，打扫战场，杀敌二万，但也自伤两千。 击退契丹兵之后，范廷召立即命部将张凝、李重贵率两千精兵为前驱，火速赶往瀛洲支援康保裔军，他率领余部紧跟其后，杀往瀛洲。 眼看就要逼近瀛洲，忽然前军回报，康保裔战死，所率一万宋军全军覆没。 范廷召闻报，不敢再进，只得在瀛洲西南选择有利地形扎下营寨，暂行驻扎。 这是正史的记载，有野史记载，范廷召临阵逃跑，留下康保裔孤军奋战，导致康保裔全军覆没的惨剧。 契丹兵与范廷召所率宋军交锋了几次，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见占不到便宜，便转攻遂城去了。

5、杨延昭造冰退敌

契丹人以为遂城是个小城，攻遂城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到遂城就是去搬运粮食、搂女人。到达遂城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他们遇上了死对头，确切地说，是死对头、赵宋大将杨业的儿子杨延昭。 杨延昭刚刚升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署所就在遂城。 遂城确实是个小城，资源有限，防务也很差，城中的军民人等见契丹兵声势浩大，来势汹汹，一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准备离乡背井，逃往他九九藏书乡。 杨延昭见人心不稳，立即将城中的青壮年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你们是遂城人，身家性命全靠这座城为保障，如果契丹人攻破了城池，就会杀了你们这些男人，奸淫你们的妻女姐妹，难道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惨剧发生吗？” 杨延昭知道，大敌当前，抓住人心、鼓起勇气才是最重要的，他将契丹兵破城后的结果说出来，目的就是要激起遂城军民的斗志。 在场的人听了杨延昭的演说，群情鼎沸，纷纷表示要拿起武器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遂城，保卫大宋国土。 杨延昭见士气、百姓的激情起来了，便将军民混编，发给武器和盔甲，分段守城，他自己则昼夜在城墙上巡逻，丝毫不敢懈怠。 一开始，契丹兵并没有把遂城放在眼里，当他们靠近城池，便遭到守城军民的猛烈反击，连攻数次，竟然都被城中的矢石击退。 当时正是寒冷的隆冬，恰巧又碰着北风怒起，天气更加寒冷，杨延昭突发奇想，命令城中军民搬出库藏中的鱼肠燕角，插遍城墙的堞口处，然后取冷水灌注在城墙堞口处，天明之后，水都结成了冰，城墙变成了冰墙，既坚固，又滑溜。 第二天，契丹军来到城下就傻眼了，昨日还是破碎不堪的城堞，现在如同银铸一般，城墙像是穿上了一层冰甲，白晃晃、光溜溜，抓也抓不住，爬也爬不上，一点办法也没有。野战中所向无敌的契丹铁骑，在冰墙之下却束手无策。 契丹主帅耶律隆基叹一声道：“天助杨家将啊！”便下令从遂城退兵。 杨延昭见敌兵退走，率兵乘机杀出，夺得粮草器械无数。 当时的百姓盛赞杨延昭守卫的遂城为“铁遂城”。 二 益州兵变

1、抢劫的又来了

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契丹骑兵又出没于赵宋边境，屠杀边民，掠夺财物，闹得宋朝边境鸡犬不宁，他们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在交界的地方闹得似乎不过瘾，还常有小股骑兵深入到内地杀人放火、抢掠财物。 北方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向京城。 赵恒坐不住了，决定御驾亲征，他命令宰相李沆留守京师总理朝政，命大将王超为先锋，临行前，给了王超一幅行军路线图，叮嘱他按图行事。 这就是宋朝的一大特色，军队的指挥权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带兵的将军只能在皇上预先画好的圈子里行事，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 这次北伐，是赵恒做皇帝后的第一次御驾亲征。 大队人马行到澶州，赵恒亲自登城楼，上浮桥，视察澶州的防务，将甲胄、弓箭赏赐给近臣和将士，将锦袍、茶帛赏赐给澶州的父老百姓，鼓励他们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敌。澶州的军民人等欢声雷动。 突然，前方传来噩耗，康保裔战死，所属部队全军覆没。 赵恒得此惊报，悲痛不已，决定停朝二日，以示哀悼。并下诏，追赠康保裔为侍中，这是个宰相级别的待遇，授予他的儿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康继宗为供奉官，孙子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康保裔的妻室已经亡故，唯老母健在，赵恒又追封康保裔的妻子为河东郡夫人，封他的老母为陈国太夫人，并派专使到康保裔的家里慰问，赐白银五十两。 康保裔战死之后，儿孙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老母和妻子也受恩封，这也算是朝廷给舍身报国的忠臣在九泉之下的亡灵的一点安慰。 《宋史》里有《忠义传》，传主近二百余人，康保裔列第一位。 随后，赵恒率军继续北上至大名府，传召傅潜到行宫，责问他为何拒不出战，导致康保裔战死沙场，全军覆没。 傅潜知道自己罪责难逃，只是一个劲地磕头请罪。 赵恒责令钱若水等人审讯傅潜的罪责。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傅潜无可抵赖。 傅潜作为镇守边关的主帅，贪生怕死，不敢出战，坐观出征宋军的成败，使朝廷痛失良将等罪责，依律当斩。 钱若水等人公议的草案送上了赵恒的御案。 赵恒此时却动了恻隐之心，法外施恩，免了傅潜的死罪，改为撤销职务，流放房州，副将张昭允负连带责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道州。 以傅潜贪生怕死，拒不发救兵，使良将身..陷重围而丧生的罪责，判斩立决也是罪有应得，赵恒对此仁慈得似乎有些过分。而副将张昭允，本来是主战派，但无决定权，因傅潜获罪而负连带责任，并且受到与傅潜同样的处罚，似乎有些冤。 咸平二年（999年）年底，赵恒与随同出征的文武百官在大名府过年。 次年正月初十，范廷召等人从前方传来奏报，说契丹的军队得知大宋皇帝御驾亲征，知难而退，载着掠夺的财物和数万百姓，准备撤离宋境。范廷召等人率兵随后掩杀，追至莫州东三十里的地方，赶上契丹的大队人马，宋军奋勇追杀，斩敌万余，将契丹人掠夺的财物和数万百姓尽数夺回，契丹余寇已逃出境外。 赵恒闻报后非常高兴，下诏提拔范廷召为并、代都部署，李重贵提拔为郑州知州，张凝提拔为都虞侯。 杨延昭也因守卫遂城有功，升为莫州刺史。 赵恒还特地在行宫召见杨延昭，询问他边防守备情况。杨延昭对答如流，赵恒听后兴奋异常，指着杨延昭高兴地对群臣说：“杨延昭是前朝名将杨业的儿子，治兵有方，带兵守卫边关要塞，有其父风范，不愧是将门之后，虎父无犬子啊！”于是，厚赏杨延昭，鼓励他为国镇守边关，抵御外敌入侵。 杨延昭谢恩而退。 这一年的冬天，契丹再次南侵，杨延昭在羊山设下埋伏，并亲自率一队老弱残兵为诱饵前去诱敌，刚一交锋，不敌而走，将契丹兵诱至羊山宋军的伏击圈内痛宰一顿，契丹兵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在杨家将中，杨业名扬关外，他的几个儿子当中，唯杨延昭，也就是杨六郎威震边关。其余大郎、七郎，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功，他们的故事，都是小说家们虚构的，正史并不见记载。 杨延昭也因为这一仗的战功被提拔为本州团练使。契丹人称杨延昭为杨六郎，此后打仗，只要听说是杨六郎的部队，便闻风丧胆，不战而退。 澄州刺史杨嗣也因屡战有功，与杨延昭同一天被提拔为本州团练使。 两人同受命为大宋国镇守边关，被边境的百姓称为宋军二杨。

2、川中兵变

赵恒率领出征的文武百官返回京城，还在途中的时候，就接到从汴梁传过来的急报，益州发生兵变。赵廷顺等八人主谋，推都虞侯王均为首领，打着大蜀的国号，建元化顺，署置官称，俨然一小朝廷；兵马钤辖符昭寿被叛军所杀，都巡检使刘绍荣自杀身亡。 赵恒闻报后异常震怒，立即诏命户部使雷有终为川峡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伦同为巡检使，拨给步骑八千，前往益州平定叛乱，所有在蜀军官，如上官正、李继昌等都受雷有终节制。 雷有终奉诏后，携众将陛辞圣驾，立即领兵入川去了。 太宗朝，四川曾发生过王小波起兵的事件，太宗派宦官王继恩率兵进川平乱，在与官兵作战的过程中，义军首领王小波、李顺先后战死，王继恩率领的官兵取得胜利。谁知王继恩小人得志，呆在四川乐不思归，纵兵抢掠，奸淫妇女，再次激起民变。 雷有终与张咏，一 4e2a." >个为两川招安使，一个为益州知州，同到四川收拾乱摊子。一武一文两个人到四川后，对川民采取安抚政策，使四川的局势安定下来。 此后不久，雷有终和张咏两人先后调离四川，改用牛冕为益州知州，符昭寿为兵马钤辖。 牛冕懦弱无能，符昭寿骄恣不法，部下兵士对他们两人极为不满，背地里策划要推翻这两个人。 益州的军队，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别统辖，董福治兵有方，部下的待遇也比较优厚。王均是个军棍，不但好酒，而且好赌，赌输了，克扣军饷为赌资。因此，他的部下的待遇与董福部下的待遇相差悬殊，显得很寒碜。 这一天，知州牛冕、兵马钤辖符昭寿在东郊阅兵，蜀中的百姓都赶到现场看热闹。王均和董福的部下，分别站成方阵接受检阅。 董福的军队甲仗鲜明、衣装整齐；王均的军队装备简单、衣装破旧，两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不仅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就是王均的部下也自惭形秽，羞于见人。 王均的部下有个叫赵延顺的，觉得很掉面子，心生怨愤，他没有将这个怨愤发泄到王均身上，反而迁怒于符昭寿，认为是他无事生非，搞什么阅兵仪式，才使他和他的兄弟们丢了面子。因怨而生恨，咸平二年除夕夜，他纠集一帮兄弟，冲进兵马府杀死了符昭寿。 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初一，益州的官吏和百姓都在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地过大年，走亲戚，访朋友，相互庆贺。突然听到兵变的消息，全城一片恐慌。知州牛冕弃城而逃，转运使张适也乘乱遁去，唯有都巡检使刘绍荣留守城中。 乱兵闯进刘绍荣的署所，请他出来主持大局。 刘绍荣本是燕人，弃虏而归顺赵宋，他不愿背叛朝廷而与叛兵同流合污，不仅拒绝了叛军的请求，反而还将他们臭骂一顿。叛兵请将不成，还挨了一顿臭骂，立即翻脸围攻刘绍荣，刘绍荣虽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回内署，左思右想，觉得四川发生兵变，他作为都巡检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朝廷，他不能交待，对叛兵，他又无能为力。求生的希望很渺茫，无奈之下，找出一条绳索，悬梁自尽了。 监军王泽找到王均，说叛兵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出面解决这件事。 王均走上街头，晓谕叛兵，叫他们不要继续作乱。叛兵乘机将王均围起来，要拥戴他为叛军主帅。王均见这么多人拥戴自己，顿时心花怒放，不作推辞，乐而受之。 四川的兵变是因王均克扣军饷所起，反过来，却又拥立王均为主，可见这些叛军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没脑子的浑球。 王均做了叛军首领后，自立王国，国号为大蜀，建元化顺，并模仿朝廷建制，任命官员。他用一个叫张锴的人充当军师，率领叛军攻打汉州，一举而下。接着又转攻绵州，因绵州守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转而趋兵攻打剑州，被知州李士衡击败，只得又退回益州。 蜀州知州杨怀忠见王均领兵叛乱，向各州发送檄文，号召各州齐心协力，讨伐叛军，以平叛乱。四川各州纷纷响应，联军初战告捷，乘胜追击至一个叫三井桥的地方，突然，叛军蜂拥而至，杨怀忠见叛军势大，勒兵退回蜀州，再发檄文至嘉、眉等七州，重新组成联军攻打叛军。 官兵与叛兵在鸡鸣原打了一仗，官兵全胜，杨怀忠命部队暂时驻扎在鸡鸣原，等待朝廷王师到来。

3、赴川平叛

雷有终受命后，会同李惠、石普、李守伦，率领众将士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益州。赶到益州之后，他一面命令兵士赶造攻城器具，准备攻打益州，一面分兵攻打汉州。 攻打汉州的部队还没有出发，都巡检使张思钧就派人送来军报，说汉州已被攻克，他所率部队正进军升仙桥。雷有终得到此报，便全力准备攻打益州。 叛军首领王均得知雷有终领兵来攻益州，先在城中暗设埋伏，然后大开城门，率叛军出城同雷有终率领的官军交战，一番激战之后，王均佯装不敌，带领乱兵绕城而逃，城门仍然洞开。 雷有终以为王均怯战而逃，指挥部队进军益州城。 官兵们见稀里哗啦地就那么打了几下益州城便拿下来了，都觉得这个仗太好打了，个个乐得心花怒放，进城之后，纷纷闯进民居，想发一点外财，找女人快活快活。正在狂欢之际，猛然一声炮响，民居里、巷子里，突然杀出无数伏兵，官兵们猝不及防，很多都死在了温柔乡，做了风流鬼，没有死的与叛军在城中展开巷战。王均率军绕城转了一圈后，又返回城里，堵住城门，向官兵发动了夹击。 官军被叛军关在城里，腹背受敌。雷有终见势不好，同石普乘乱跑上城头，缘堞坠下城墙逃走了。李惠虽想遁去，但迟了一步，被乱军所杀。可怜数千官兵，一下子就被叛军包了饺子。 雷有终、石普逃出城直奔汉州，由张思钧攻进城中，命人出城收拾残兵，整顿兵马，以图再战。 王均终究是一个莽夫，用计击败官兵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放纵士兵抢掠民财，奸淫妇女，他自己则左拥右抱，搂着几个女人，白天饮酒作乐，晚上在温柔乡里逍遥快活，完全将战事搁在脑后。 雷有终、石普逃到汉州可没有闲着，他们在张思钧的协助下收拾残兵，整顿队伍，经过休整之后，逐渐恢原了元气，准备再次发兵攻打益州。 王均得知官兵又要进攻益州，以为雷有终不过尔尔，又故伎重演，带领叛军在升仙桥设下埋伏，妄图一举消灭官兵。 雷有终上次吃过亏，这一次就格外小心，出发之时，兵分三路，自己亲率中军从升仙桥进发，石普、张思钧各率一军从左右分头逼近，三路军随时保持联络。 王均见官兵进了伏击圈，一声炮响，率领叛军从山谷中、树林里冲杀出来，将官兵团团围住。 雷有终早有提防，并不慌张，指挥兵士守住阵脚，拖延时间，等待左路军、右路军包抄过来，再向叛军发起攻击。 王均不知是计，以为官兵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指挥叛军对官兵发起一次又一次攻击。无奈官兵严阵以待，防守严密，怎么也攻不进去。 正在这时，石普、张思钧率领左、右两路兵马杀到，对叛军来了个反包围。雷有终率领中路军从中心开花，石普、张思钧两路军对叛军进行围攻，叛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了阵脚，王均带领一批敢死队杀开一条血路，仓皇逃回益州城。 雷有终率军随后杀到，将益州城围得水泄不通。 雷有终久攻益州城不下，改用火攻，他命令兵士将火把绑在箭上，一齐射入城中，城上敌楼、城门，以及城墙边的房屋，全部着火，城中一片大乱。雷有终命令兵士从四面架起云梯，乘乱登上城墙，一举攻破城池。 王均手下还有两万余人，见城池攻破，知道大势已去，坚持到天黑后，率军突围而去。 雷有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上次吃过亏，担心又有埋伏，命士兵纵火焚城，益州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天亮之后，将搜捕到的伪官二百多人一齐推入火中点了天灯。 雷有终收复益州后，立即派都巡检使杨怀忠率一支军队追杀王均。 王均带领残兵刚逃到富顺，杨怀忠率领的官兵便尾追而至，此时，王均已成丧家之犬，人困马乏，无力再战，料难脱身，绝望之下，拔出腰刀，抹了脖子。 乱军无主，顿时溃散，杨怀忠率兵擒获叛军六千余人，然后率兵返回益州。 雷有终申报朝廷。 赵恒得知四川叛乱已平，心中大喜，下诏提拔雷有终、杨怀忠等人的官阶，将牛冕流放儋州，张适流放连州，派翰林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梁灏前往四川安抚蜀民。 第二年，再次任命张咏知益州。 蜀民得知张咏再任知益州，奔走相告，欢呼相庆。 张咏到益州后，恩威并举，政绩斐然。赵恒下诏褒奖，并对群臣说，有张咏在蜀，朕无后顾之忧啊！ 三 边境在呻吟

1、小人作乱

宋初是一个多事之秋，皇帝也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他的邻居们似乎也不想让他睡一个安稳觉，西陲的叛乱刚刚平定，北边的边境又发出了呻吟之声。 赵宋在北边的邻居有两个，一个是西夏，一个是契丹。 这两个邻居，犹如两匹野狼，他们视宋廷的大好河山为一块肥肉，虽然没有胃口一下子吞下去，却把这大好河山当成了他们的一个巨大的仓库、一个人口供应地，不断地骚扰赵宋的边境，今天来取粮食，明天来掠人口，他们取粮食，用车载，成群结队地运，粮食搬走后，还要放上一把火，将赵宋百姓的家园烧成一片废墟。他们掠人口，就像赶羊一样，将赵宋的百姓成千上万地赶往己国，做他们的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做他们的性奴隶，充当他们兽性发泄的工具。 这里，先来说西夏。 赵恒刚即位的时候，西夏的李继迁派人来汴梁上表，恭贺大宋新皇即位，并讨求封藩。 太宗朝的时候，太宗皇帝就曾说李继迁是一个狡诈无比、反复无常的小人。 赵恒当然知道这件事，他也知道李继迁是个小人，只是太宗皇帝刚刚去世，国家还处在大丧之期，他不想多事，姑且从了李继迁的请求，封他为定难节度使，并把夏、绥、银、宥、静五州一并赏给李继迁，将朝廷委派到那里的行政长官张浦调回京师。 赵恒的处置似乎没有动什么脑子，作出的决定也有些违反常理。封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不过分，调张浦回京也不错，可赏给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似乎有些欠妥。 李继迁求桃，你给他一个桃子就得了，一个桃子，可以暂时安抚住这匹狡猾的狼，赵恒却不是这样，李继迁讨要桃子，他却赏了一个大西瓜，李继迁发了一笔横财。 李继迁得赏后一阵狂喜，觉得宋这个皇帝好说话，便派弟弟李瑗带了一些礼物到汴梁，当面向大宋皇帝表示谢意。 赵恒又是好言抚慰一番，并赐还李继迁赵保吉的姓名。赵保吉这个名字，是太宗皇帝赐给李继迁的，后来，李继迁反复无常，投靠了契丹人，并不断地骚扰大宋的边境，太宗皇帝一怒之下收回了这个名字。 在古代，赐皇帝的姓氏是莫大的荣耀，只有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功臣才能享受这份殊荣。例如唐朝的徐世■，也就是小说中的那个徐茂公，他为唐朝立了大功，大唐皇帝李渊赐他姓李，故正史中只有李世■，李■（避李世民之讳而改名），而不言徐世■。 李继迁是谁？他不是宋朝的功臣，而是一只常大在宋边境偷食的狗，一匹贪得无厌的狼。赵恒对李继迁如此优厚，无非是想以恩惠笼络他，叫他不要闹事，让北边的边境安宁一些罢了。 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饿狼也总是喂不饱。李继迁就是一条吃屎的狗、喂不饱的狼，他从大宋皇帝那里讨到好处之后，叫弟弟李瑗专程到汴梁致谢，那是表面文章，其实，只是想得到一些好处，骨子里并没有感恩戴德的意思。没过多长时间，他便露出了白眼狼的本来面目，率领他的散兵游勇，今天在宋廷边境的甲地抢几车粮食，明天到乙地杀几个人，后天再换个地方找一些良家妇女发泄一下兽性，弄得大宋边境鸡犬不宁。 8fb9." >边境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往汴梁，送到了赵恒的御案上。 赵恒对北方的事情也很头疼，但是，他找不到很好的处理办法，其实这也怪不得他，英勇神武的太祖赵匡胤、雄心勃勃的太宗赵炅都没有解决的事情，作为承祖上余荫继承皇位的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想找两位宰相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恰巧在这个时候，宰相张齐贤与另一个宰相李沆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争吵吵、斗来斗去，似乎还有那么一点不亦乐乎的味道，时间长了，不但文武百官有些议论，皇帝赵恒也有点烦了。 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的一次朝会张齐贤喝得醉醺醺地上朝，一身的酒气，话也说不清，实在是不成体统。 皇帝上朝，百官议政，这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张齐贤因醉酒而失态，这是大不敬，上纲上线分析起来，可是欺君之罪。如果较起真来，张齐贤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御史宿茂祯看不过去了，当场弹劾张齐贤，说他醉酒上朝有失礼仪，犯了欺君之罪。如果仅仅是御使弹劾，赵恒可能要和一下稀泥了事，偏偏有个人站出来较劲儿。这个人就是另一位宰相李沆，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御史的意见。 有了李沆的支持，宿茂祯弹劾的分量就不同了。赵恒便问张齐贤有何话说。张齐贤说他偶感风寒，喝几口酒御寒，不想喝多了，并伏地请罪。 赵恒说道：“你是宰相，这样有失检点，怎么能够做文武百官的表率呢？朝廷有明文规定，朕也不敢徇私哟！”于是下诏，免去张齐贤平章事，即宰相的职务，守本官。 什么叫守本官呢？史书记载，张齐贤的官职是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也就是说，他的本官是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平章事是兼职。免去宰相之职后，回到门下省去，继续做他的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这就是守本官。 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守边的大臣传来告急文书，说李继迁率领他的部队出没于塞外，运送粮饷的车队，经常遭到他们的袭击，损失很大。 赵恒下诏，命兵部尚书张齐贤为泾、原等州、保安等军安抚经略使，知制诰梁灏作为他的助手，并命他们骑快马前去赴任。

2、弃、保之争

张齐贤放外要向皇上辞行，这叫陛辞。 赵恒接见了张齐贤，除对他说一些勉励的话外，也吐了一肚子的苦水，说李继迁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是一只喂不饱的狗，在大宋的边境，不是抢粮食，就是掠人口，弄得边境鸡犬不宁，他为这件事伤透脑筋，吃不安，睡不宁，接着话锋一转问道：“朕命你为安抚经略使，有什么打算？” 张齐贤认为，灵武远离内地，搁在塞外，是一座孤城，李继迁经常在那里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朝廷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想守住灵武，很难。要想使那里的百姓过上平安的日子，那是不可能的事。六七万军民住在那里，身陷险境，朝廷每年还要费大批的粮饷，实在是不划算。因此，他建议，放弃灵武，弃远图近，把那里的军民向内地转移，退守环庆，这样就一了百了，一劳永.逸。 可叹张齐贤，空有满腹经纶，却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如果延伸在外的国土，遇有敌人来犯，为了图省事就自动放弃国土，那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岂不是要被外敌蚕食殆尽了吗？ 赵恒听了张齐贤的建议，思索一会儿后说：“你先去看看再说吧！到时视具体情况而定，可弃就弃，可守必守。” 张齐贤领旨而去。 通判永兴军何亮得知张齐贤向皇上建议放弃灵武，上了一个名为《安边书》的奏章，强烈反对朝廷放弃灵武，奏折的大概意思是： 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舍之则戎狄之利，广且饶矣，一患也。自环庆至灵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北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无匹马南来，唯资西域，西域既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实为贼夏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灵武，复合为一，夏贼桀黠，俾诸戎不得货马，未知战马何来，三患也。为今计，请筑溥乐、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粮道，则灵武有粮可恃，虽居绝域之外，亦可以无恐矣。若不筑此二城，与灵武倚为唇齿，则与舍灵武何异？窃恐灵武一失，内地随在可虞也。谨奏！ 赵恒看了何亮的奏折，御笔一挥，命朝中四品以上的官员传阅，叫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如何处理灵武的事情。 知制诰杨亿支持张齐贤的观点，放弃灵武，退守环庆。他还用汉弃珠崖的例子为他的观点辩护。 汉弃珠崖，说的是汉元帝面对国家严重饥荒，不便劳师万里的客观情况，采纳了贾捐之的建议，放弃远征天涯海角的珠崖郡（海南岛）的故事。 灵武，是宋朝在塞外的一座孤城，相当于珠崖。汉朝能够放弃珠崖，我朝为何不能放弃灵武呢？ 朝中文武百官中，大多数人都赞成何亮的意见，认为灵武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放弃灵武，中原内地就失去了一道屏障，西夏戎狄就会长驱直入，更加肆无忌惮地侵扰内地。 两种观点，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赵恒见群臣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有些犯难，专门召见宰相李沆，征求他的意见。 李沆认为，李继迁不死，灵武就不能归朝廷所有。他也建议朝廷放弃灵武，并派专使到灵武，将灵武的军民人等撤退，并说这是蜇手断腕之策。 手腕被毒蜂蜇了，毒势向上蔓延，危及到生命，为了保住性命，只有砍掉手腕，这是蜇手断腕。同汉弃珠崖、丢卒保车的意思是一样的。 李继迁是一只喂不饱的狗，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给了他灵武，边境真的就能得到安宁吗？主张放弃灵武的人，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赵恒的臣子真的没有多少是有血性的。 赵恒听了李沆的话，只是默不作声，并没有表态。 李沆见赵恒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赞同，且也没有再说话的意思，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丧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史官都是要记录在档的。赵恒不愿做丧土辱国的千古罪人，他要保卫灵武，给朝廷留点面子。 此后不久，赵恒下了一道诏令，命王超率兵增援灵武。 王超兵发灵武，向文武百官表达了一个信息，皇上要保卫灵武。 赵恒总算是作出了一个正确决策。什么汉弃珠崖、蜇手断腕，那都是扯淡，无稽之谈，灵武是大宋国土，国土不能轻易放弃。

3、斩草未除根

张齐贤得知王超率兵增援灵武，知道皇上要保灵武，他在任所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说朝廷决心要守卫灵武，建议多派一些军队来，如果兵源不够，可以到江南招募壮丁，派往前线。 赵恒认为，到江南招募壮丁不仅会动摇人心，而且，把江南的壮丁千里迢迢调到北方去守卫边境，很不方便，没有采纳张齐贤的建议。 咸平四年(1001年)底，李继迁又大举进犯宋境，先是率军攻打清远军，宋廷清远军都监段义投降了李继迁，都部署杨琼为求自保，拥兵不救，清远城被贼兵攻陷。 李继迁攻陷清远城后，转攻定州、怀远，劫去宋军粮草辎重数百车，幸亏副都部署曹璨率军出击，才将李继迁击退。 这个曹璨，就是曹彬的大儿子。 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又联合西夏各部落攻打灵武，知州事裴济率领军民人等坚守灵武城，与贼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两军相持数月时间，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李继迁一面增兵围攻灵武城，一面派兵切断了宋军的粮道。裴济眼看城中粮草将尽，咬破手指写成血书，奏请朝廷发救兵，谁知送信的人在半路被李继迁截获。城中军民望眼欲穿，盼望救兵，不见援兵的踪影。人饿一天两天大概可以，时间长了，士兵们再也无力战斗，李继迁率贼兵攻陷灵武，裴济率兵与敌人展开巷战，力竭而亡。 裴济知灵州数年，在那里大兴屯田，发展生产，将灵武经营得有条有理，深得百姓的拥戴，可惜功业未竟身先死，落得个抛尸荒丘的悲惨下场。 李继迁攻陷灵武后，改灵武为西平府，作为西夏的都城。 赵恒得知灵武失守、裴济战死的消息后，有些后悔没有听信李沆等人的建议，放弃灵武，最终导致灵武失守，良将战死沙场的结局。他一面责令有关部门优恤裴济的家属，一面诏令王超屯永兴军，不得再误。 其实，灵武失守，赵恒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有心保守灵武，却又所用非人。大将曹彬临终时，赵恒曾问他，将军百年之后，谁可为将拒敌。曹彬向赵恒推荐了他的两个儿子曹璨、曹玮。赵恒放着将才不用，反而要用一个无能的王超。王超奉命增援灵武，在中途耽搁了那么长的时间，致使灵武失守、良将战死、军民伤亡惨重的悲剧。 王超贻误战机，灵武失陷，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赵恒没有追究他任何责任，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毋得再犯”就完事了。有罪不惩处，违了军法也不追究，难怪宋朝的将领老打败仗。 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知镇戎军李继和向朝廷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说六谷部酋长潘罗支愿意讨伐李继迁，请朝廷授潘罗支刺史之职。张齐贤也上书，请封潘罗支为六谷王，兼招讨使。 赵恒命几位辅佐大臣开会议定。辅臣们认为，潘罗支已经是酋长，授刺史之职，未免太轻了，如果骤然封王爵，似乎又太重了。招讨使这个官职，不应该轻意地封给外夷，经过商量后拟定，授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 赵恒同意辅臣们提出的议案，颁诏封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 潘罗支受封后，上表谢恩，并说他已经集结了六万骑兵，等待朝廷王师到来之后，合兵一处，讨伐李继迁，收复灵州。 赵恒又下诏嘉奖潘罗支。 此后不久，李继迁攻打麟州，被知州卫居宝率领军民击退，转攻西凉，杀死了西凉府丁惟清，占据了西凉城池。 潘罗支居在六谷，本来就是西凉的藩属，他决定用诈降之计消灭李继迁。 李继迁不知潘罗支受职宋廷，以为他只是一个蕃酋，畏惧他的军威才前来投诚，丝毫不怀疑潘罗支的诚意。见潘罗支率兵来降，立即传令接见他。 潘罗支进城之后，向李继迁行跪拜之礼，接着歌颂李继迁德被塞外，威震西凉，六谷的藩部都愿意归降，给李继迁送上几顶高帽子，随后表示自己情愿听从他的指挥。 李继迁接连戴了几顶高帽子，满面春风，立即在身边给潘罗支摆一个座位，眉开眼笑地对潘罗支好言抚慰。 李继迁令潘罗支招徕部落，扩充兵力。潘罗支欣然同意，回到他的驻地，将六谷的藩部召集起来，一同来到西凉谒见李继迁。 李继迁亲自到校场检阅潘罗支带来的六谷番兵，番兵们有的持刀枪，有的持弩箭，列队鱼贯而入，接受李继迁的检阅。 潘罗支手持弩箭走在前面，在离李继迁十步之地站定，口里号令带来的番兵站好队，不要大声喧哗，眼睛却暗暗地注视着李继迁的一举一动，发现李继迁正专心观看刚进来的一队番兵，对自己这边毫不设防，突然弯弓搭箭，瞄准李继迁射出一箭。 李继迁正留心查核，猛听得弓弦响，忙睁目四顾，恰巧一箭飞来，不偏不倚，正中左眼，李继迁大叫一声道：“快！快！拿匪徒！” 左右听到李继迁的惨叫，正要上前保护李继迁，不料潘罗支带来的番兵手持兵刃，一拥而上。李继迁部下死命抵抗，但已被杀毙多人，剩了几个骁悍的弁目，保护着李继迁，且战且逃。番兵奋勇驱杀，几乎将李继迁擒住。李继迁的几个死党拼命相救，终究还是让他逃脱了。 李继迁逃回灵州，左眼疼痛难忍，命人抽出插在眼中的飞箭，不想连眼珠也一起带了出来，惨叫一声，晕死过去。终因医治无效，一命呜呼了。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了父亲的职务，派人将父亲战死沙场的事情禀报契丹。契丹赠李继迁为尚书令，封李德明为西平王。 环庆的守臣，因李德明刚刚继位，部落元气大伤，奏请朝廷降旨招降。 赵恒颁诏灵州，招降李德明。 李德明派牙将王侁奉表归顺。朝廷商议加封李德明，唯独知镇戎军曹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乘势灭掉西夏，并请缨出战。所上奏章的大概意思是： 叛酋李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大宋有西顾之忧。今其子危国弱，不即捕灭，后更强盛，不可制矣。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河西为郡县，此其时也。枕戈待命，无任翘企！ 曹玮，就是曹彬的二儿子，曹彬夸他有将才。 曹玮的奏章上达朝廷，赵恒看后却不以为然。朝中大臣们也有人说伐丧不义，不如恩加李德明。于是授李德明充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银、绥、宥、静五州。后来听说契丹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也就封他为西平王。 四 战火在北方燃烧

1、狼来了

收复了灵武，消灭了李继迁，臣服了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大宋皇帝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其实则不然，刚刚搞定了西夏，另一个邻居又来找麻烦了。不用说，这个老添乱的邻居就是契丹。 契丹自莫州战败之后，老实了两年，大宋的边境也安静了两年。 两年里，契丹人虽然没有到大宋境内来抢劫，但并不说明以后再也不来抢劫。大宋是他们的仓库、粮食和人口的供应地，不到这个仓库里来拿点什么，总是觉得心挂挂的。因此，不来是暂时的，他们要在不来的时间内操练一下军队，筹措一些粮草，同时，也在等待最佳的时机出击。 李继迁攻陷清远军，大宋的边境又在到处冒烟，契丹人认为这是到大宋抢劫的最好时机，兵法上说，这就是乘虚而入。 宋军虽然在西夏与李继迁作战，但大宋皇帝赵恒也在密切注视着北方的另一个邻居契丹，并且安排了很多间谍搞情报工作，密切地注视着契丹的一举一动，契丹有什么风吹草动，身在汴梁的赵恒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消息。 契丹人欲乘虚而入、偷袭宋朝边境，赵恒在二十天前就接到了契丹人要入侵的情报。为防患于未然，他派遣王显为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王超做他的助手，在契丹兵可能入侵的地方，驻扎军队，严阵以待。河北一带，几乎成了军营。 狼吃羊，最有效的办法是偷吃，乘猎人、牧羊人不备的时候，突然钻进羊圈里，就能饱餐一顿。如果猎人有了防备，狼是不容易得手的，即使有所斩获，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宋辽两国此时，就是这样的情况。狼还没有来，猎人已经子弹上膛，磨刀霍霍了。 契丹兵果然来了，他们这一次将抢劫地点选在遂城。 契丹人万万没有想到，宋军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们刚刚进入遂城境内，宋军就出来迎接他们了。不过，迎接的方式特别了一点，不是奉茶，更不是吃饭、喝酒，而是手中的刀和箭。 契丹的士兵们在出发的时候都在做一个相同的梦，这次出征，就是到大宋境内去出差，出差的任务是搬运粮食物资，再就是找女人快活一番。他们好久没有出这样的美差了，一想到到达目的地后的那种快活，人人心里都美滋滋的。可是，当他们到达遂城的时候，却发现现实与他们想象的有很大差别，全副武装的宋军，早就在那里严阵以待，还没等他们列好阵势，宋军就如猛虎般扑了过来。契丹兵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一下子就被打蒙了，仓促之间，胡乱地招架了几下，就从原路溃逃而去。 王显得理不让人，率领宋军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路狂追猛打，砍下了契丹兵两万余颗血淋淋的人头，一直将契丹兵驱逐出境，才收兵回城。契丹人这次吃了大亏，又老实了两年。 转眼到了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契丹主再次派遣南府宰相耶律诺衮、南京统军萧达兰率领五万兵马进攻定州。 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与大将王超、桑赞分兵两路支援定州。 王超率领的一千五百人马为西路军，王继忠率领的两千兵马为东路军。 王超的西路军，在望都县与一小股契丹兵相遇，一番交战，宋军杀敌甚多，小胜一场。 王继忠的东路军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走到一个叫康村的地方，与大队契丹兵相遇，王继忠一马当先，率兵与敌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上午战到天黑，双方互有伤亡。天黑不能再战，双方各自收兵，约定来日再战。 次日天明，两军再战，王继忠指望西路军会来支援他们，谁知王超、桑赞见契丹兵声势浩大，不敢增援，带着他们的部队做了缩头乌龟，悄悄地溜走了。剩下王继忠的东路军在那里孤军作战。 王继忠率军孤军奋战，无奈敌众我寡，只得且战且走，退到白城的时候，天色已晚，将士们激战了一整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已经是精疲力竭，不能再战。恰在此时，契丹大队兵马追杀过来，四下里喊声震天，地动山摇。 王继忠仰天长叹道：“我与王超、桑赞合兵到此，满望杀敌报功，哪知他两军不战而去，单剩我孤军抵敌，为虏所乘，真正可恨！” 他见敌兵越来越多，便命令残兵赶快逃走，他率兵亲自断后。一部分部队突出重围，王继忠却被敌兵缠住脱不得身，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眼看突围无望，回转手中剑，正想抹向自己的脖子，谁知一支流箭射中马眼，坐骑一个踉跄便轰然倒地，王继忠坠落镫下，被敌兵活捉。 契丹兵将王继忠押解到炭山见契丹主耶律隆绪。 耶律隆绪知王继忠是一条好汉，命人劝他投降辽邦。起初，王继忠不肯相从。萧太后得知王继忠是一员勇将，命令将他软禁起来，每天大鱼大肉地款待他，派几个能说善辩的人陪着他，王继忠经不住诱惑，终于变节投降了契丹人，改姓名为耶律显忠。耶律隆绪封他为户部使，并赐给他妻室。 宋廷这边，以为王继忠战死沙场，又是抚恤他的家人，又是追赠他为高官，他们哪里知道，王继忠已是契丹人的座上宾，享受着契丹人的高官厚禄。

2、良相归天

咸平六年岁末，赵恒下诏改元，次年元旦，称为景德元年（1004年）。 国家改元，当然要庆贺一番。谁知庆祝活动刚刚结束，京师一带就发生了地震，京城虽然不是地震中心，但发生地震的时候，房屋都在晃动，有些不结实的房子经过这一震，也就变成了危房，再也不能住人了。地震持续十多天，此后一段时间内，朝廷上下为了救灾，忙乎了好一阵，才算平息下来。 三月底，后宫来报，说太后病了，病情似乎还不轻。 赵恒得知母后身体不豫，即与郭皇后同到慈寿宫看望，并召太医入诊。 太医诊断说，太后的症状是阴阳有些失调，无大碍，进几服药调理一下，很快就会好起来。说毕，开了药方，便去安排煎药了。 李太后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知道太医的话是在安慰自己，她对赵恒说：“这病究竟能好不能好，不要太医说，我自己清楚得很。” 赵恒连忙安慰皇太后，叫她不要担心，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太后继续说道：“你靠近些，趁我还清醒，有几句话要嘱咐，皇儿你听好。” 赵恒连忙到床前跪下，郭皇后也跟着跪下，宫人内监见了，一齐跟着跪下。 李太后继续道：“皇儿做皇帝已经六年有余，国家的用人和行政，总算没有大的过失，我很欢慰。不过，做好事千日不足，做坏事一日有余。皇儿要永远保持现在的态度，不要突然改变，把以前的好名声、好政绩一股脑儿抛弃了。” “这个儿臣知道。”赵恒跪在床前，恭恭敬敬地回答。 “国家的根本就是庶民，所以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皇儿施政，就要以民生为本，发一项政令，建一项事业，要求有利于民、有益于民，最低限度，也要不损民、不扰民。” “儿臣知道！”赵恒依然恭恭敬敬地回答。 “至于用人方面，皇儿一定要亲贤良，远奸佞。如果任用小人，他们便会一手遮天，蒙蔽于上，诛求于下，搞得民不聊生，皇帝还认为是天下大治，等到发觉就来不及了。历朝历代之所以亡国，大多数是这个缘故。皇儿本贤明，其他的事，我也就不多嘱咐了。”说罢，猛烈地咳了起来。 赵恒恭顺地说：“儿臣一定会谨记母后的懿旨。” 李太后不胜喜悦，吩咐赵恒、郭皇后和宫人太监们都起来。 赵恒、郭皇后侍候 674e." >李太后服了药，安睡后，才退出慈寿宫。旬日过后，太后的病情突然加重，虽经太医诊治，仍无力回天，竟然崩逝。 皇太后的后事办完之后，尊諡明德。 皇太后去世不久，宰相李沆病逝。 李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宗皇帝称他风度端凝，不愧正士，提拔他为参知政事。 赵恒即位之初，李沆为右相，他每天将全国各地的水、旱、盗贼等事情奏明赵恒，参知政事王旦以为这些细事不必麻烦圣上，李沆却说，皇上还是个少年，应当使他知道一些民间疾苦，不然的话，怎么能治理好国政？ 赵恒很敬重李沆，常向他请教一些治国之道，有一次他问李沆，治国之道，什么是第一要务。 “用人！”李沆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用浮薄、好大喜功、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 赵恒问朝中哪些人是这样的人。 这句话问得太厉害，不回答吧，那就是隐瞒皇上，犯了欺君之罪；回答吧，相当于是告御状。 李沆似乎没有这么多的顾虑，直截了当地说：“梅询、曾致尧、李夷庚等，就是这样的人。” 赵恒记住了李沆这句话，一直到死，他都没有重用这几个人。 李沆的住宅很窄小，门前连个出场也没有，而他办公的地方，门前的场子大得可以跑马。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件事。 李沆回答说：“住宅能容身即可，无碍大局，办公的地方，要处理国事，不能太拥挤。” 李沆喜读 href='2195/im'>《论语》，赵恒也知道这件事。有一次，赵恒问李沆读 href='2195/im'>《论语》有什么心得，李沆回答说：“臣为宰相，如 href='2195/im'>《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还没有做好。圣人之言，要终生诵读啊！”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节省开支，爱护人民，征用民工，只在农闲之时。 李沆的话，对赵恒的影响很大。因此，赵恒在做皇帝的初期能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李沆是有一定的功劳的。 李沆称得上良相。 李沆去世后，赵恒非常痛惜，亲自到他的灵前吊奠，痛哭失声地对左右说：“李沆忠良淳厚，始终如一，谁知天不假年啊！” 赵恒下诏，追赠李沆为太尉中书令，予谥文靖，算是对良相的奖赏。

3、寇准为相

李沆走了，宰相的位子不能空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适时登台，他就是寇准。 寇准是华州下邽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十九岁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为人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太宗朝，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太宗的心意，太宗愤然而起，欲离去，寇准竟不顾君臣礼仪，扯住太宗的衣服不让走，当着群臣之面，搞得非常尴尬。也许正是寇准的直率，使太宗比较信任他，在立太子等重大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太宗立襄王元侃为太子，又打消了对太宗的疑虑。所以说起来，赵恒能顺利地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 赵恒这次任命的宰相有两人，一个是毕士安，一个就是寇准。 毕士安此前拜为参知政事，升职了，照例要入朝谢恩，当他入朝谢恩的时候，赵恒微笑着说：“别忙着谢恩啊！真正谢的时候未到咧！过段时间后，朕还要提拔你做宰相呢！” 毕士安听了心里当然高兴，但表面上不敢表露出来，只是一个劲地谢恩。 赵恒接着问道：“你做宰相时，谁可以与你一同为相？” 毕士安奏答道：“寇准，寇准兼资忠义，能断大事，臣实不及他。” 赵恒说道：“朕听得一些议论，说寇准这个人好刚使气，恐怕不好任用吧？” 毕士安又奏答道：“人们的议论是靠不住的。寇准是个忘身殉国、秉道嫉邪的人，所以平常一班人便不喜欢他。现在，内地的人民虽然蒙圣德涵养，成为顺民，但是北方的胡虏还是不曾服王化，屡屡侵扰边境。像寇准这样的人，正该任用！” 赵恒点点头，表示同意毕士安的意见。于是下诏，寇准与毕士安同时提拔为宰相。

4、和、战之争

随着天气的转凉，北方也是草肥马壮，正是用兵的好时机，契丹主耶律隆绪与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率三十万兵马，南下攻打大宋。 外敌入侵，北方的战火又在熊熊燃烧，边廷的告急文书再次如雪片般飞往京师。 契丹人大举来犯，大宋举国震惊，一片恐慌。 赵恒召开御前紧急会议，讨论御敌之策，会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寇准主张宣战，毕士安赞成议和，参政以下王钦若等人，有的主守，有的言和，众说不一，会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赵恒也是犹豫不决。 是战是和，后方还在举棋不定，而前方的战火已熊熊燃烧，契丹兵攻威虏、顺安军，都被宋军击退，转攻北平寨、保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赵恒听到前方捷报频传，这才稍稍放宽了心。 定州军传来捷报，王超在唐河击退虏兵；岢岚军传来捷报，高继勋力战却敌；瀛洲传来捷报，李延渥接仗获胜。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有一个人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个人就是寇准，他认为，契丹兵东侵西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是真败，而是在搞武装侦察，恐吓宋廷。他建议朝廷迅速训练军队，命将领扼守要塞，与契丹决一雌雄。 赵恒口里虽然答应了，心中却是迟疑不决。 寇准退出之后，又接莫州都部署石普奏章，报称契丹主派使臣前来议和，并且还带来了王继忠的一份密表。 王继忠，就是前面说的朝廷以为他战死沙场，而他却被俘降敌的那个人。直到这时，宋朝君臣才知道王继忠没有死。 王继忠在密表中说，当年他孤军奋战，没有援兵，兵败被虏，即使死了也于事无补，故此苟且偷生。如今劝契丹主和萧太后与宋廷议和修好，各息兵争，以报皇恩。 赵恒阅罢密奏，召问宰相毕士安。毕士安本来就是议和派，当然建议赵恒同契丹人议和。赵恒认为敌人来势凶猛，凶悍无比，担心他们不同意议和。 毕士安说，过去也有契丹人降宋，据这些人说，契丹人虽然屡次入侵，但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背地里想退兵，又觉得很没有面子，这次他们倾全国之兵南侵，又恐人乘虚袭入他们的本土。因此，他认为，这次求和可能是实情。 赵恒下诏给石普，叫他告诉王继忠，就说宋朝同意议和。 王继忠又请求石普转奏皇上，请宋廷先派使臣到契丹。 赵恒命门祗侯使曹利用为使臣，前往契丹军议和。曹利用临行前，赵恒对他说：“契丹南来，不是求地，就是索贿，朕想关南之地久归中国，如果契丹人提出土地要求，坚决不答应，如果提出金钱的要求，可以酌量应允，汉朝时，曾用玉帛赐单于，这是有先例的。” 曹利用说：“臣此去，务求不辱君命，他们如果妄有所求，臣也不望生还。” 赵恒说：“你既然如此竭诚报国，朕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曹利用衔命即行。到契丹营，入见萧太后母子，他们果然向宋朝索求关南地区。 曹利用心中有底，说关南地区是大宋疆土，不能给契丹。 萧太后说，关南是晋和周时从辽国那里夺去的，理当归还契丹。 曹利用则说，晋、周故事，与宋朝无关。贵国如欲议和，请不要再说索地的事情，就是想求索一些金帛，还不知宋皇帝意下如何呢！ 萧太后不待曹利用说完，顿时柳眉倒竖，指着曹利用的鼻子说：“不割地，不赔款，还议什么和？你难道不怕死吗？” 曹利用面无惧色，抗争道：“怕死我就不来了，大宋皇帝不忍劳民，所以许贵国议和，如果仍要索地索金，这样的议和，不谈也罢。”说毕，拱手欲辞。 正在这时，帐下闪出耶律显忠（即王继忠），劝住曹利用，将他拉到别帐去。 萧太后见索地不成，索金未果，便下令进军。当下炮声三响，拔寨再进，攻陷德清军，进逼冀州，直抵澶州。 前线战事日趋紧急，急报一封接着一封发往朝廷，一天之内，竟然连送五封急报。 为了使赵恒有一种紧迫感，寇准故意将这些告急文书扣留下来，先不让他知道，等积多了，一并送呈御览。 赵恒见一次送来这么多急报，心里顿生惧意，召集群臣紧急会商。 王钦若是临江人，他主张御驾巡幸自己的家乡金陵。陈尧叟是阆州人，他建议御驾巡幸自己的家乡成都。 南巡金陵，西幸成都，实际上就是迁都，这是好听的说法，实质就是逃跑。 赵恒没有回答，左右四顾，不见寇准，便问群臣：“寇相怎么没有来？” 王钦若说：“他还在家中饮酒博戏呢！” “大敌当前，他还有这般闲心吗？”赵恒不觉一怔，连忙叫人去传召寇准入朝。 寇准刚到，赵恒劈头盖脸地问道：“契丹兵已经到了澶州，朕忧心如焚，听说你还有心在家里饮酒博戏，是不是有好的对策呀？” 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 “朕当然想尽快解决问题。” 寇准趁势说道：“只要陛下御驾亲征，这件事情五日之内就能解决。” 赵恒不想打仗，更不想御驾亲征，他倒是倾向于找个地方避一避，只是不好说出口罢了。于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寇准的问题，而是说道：“敌人来势太猛，朕御驾亲征也未必能胜，现有人奏请南巡金陵，也有人奏请西幸成都。”赵恒看了寇准一眼，问道，“你认为这两个建议可行吗？” “是什么人替陛下出这样的歪点子？”寇准由于心情激动，说话的声音似乎大了些，且还带有质问的语气，依常理，在朝堂上以这种语气同皇上说话，是大不敬。群臣睁大眼睛看着皇上，担心他发脾气。 赵恒似乎不计较这些，语气平和地说：“你替朕决断，哪一个计99ｌｉb?策可行，至于是谁出的计策，你就不要问了。” “臣所以要问这出点子之人，是要先把他杀了，取他的血来祭鼓，然后再商议北伐的事情。”寇准振振有词地说，“当今陛下英明神武，军队将帅团结，如果陛下御驾亲征，敌军必然闻风丧胆，不战而遁。即使辽兵不退，我军可以坚守以消耗敌兵的士气，敌疲我逸，然后出奇兵，可一战而定，怎么能够丢下江山社稷，躲到遥远的楚、蜀之地去呢？陛下是万民之主，一旦移徙，则举国震动，人心动摇。那时敌军乘势长驱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 赵恒闻言，沉思了半天，没有答复。 此时，毕士安也站出来支持寇准的意见。 “既然两位宰相都是这个意见，朕决定御驾亲征！”赵恒接着问道，“今敌军内侵，天雄军是个重镇，万一陷落敌手，广袤的河朔将会尽归敌军的势力范围。必须派一个大臣前去镇守，才是上策，朝中大臣，谁能担当此任？” 寇准最不放心的就是副宰相王钦若，他知道南巡金陵是他的歪点子，有心想支开他，不假思索地说：“参政王钦若可当此任。” 赵恒即传召王钦若，命他为判天雄军兼都部署，即日启行，前往天雄军。 王钦若面有难色，可又不敢推辞不去。 寇准在一旁说道：“主上亲征，臣子难道还要讲条件吗？参政是国家重臣，要深体此意。”一句话便将王钦若逼到墙角去了。 王钦若似乎还是不甘心，不服气地说：“寇相做什么呢？难道在京城享福吗.９9ｌiｂ?？” 寇准回答说：“老臣要为圣驾为前驱，绝不会独享其安。” 赵恒也开口道：“王卿要善体朕意，朕命你判天雄军兼都部署，不要推辞了！” 王钦若不敢再说，只得叩首受敕，辞行而去。 赵恒虽然不情愿，但总算还是决定了御驾亲征。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处理朝政大事。元份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 五 和约背后的秘闻

1、神奇的床子弩

两天之后，赵恒下诏北伐，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御驾亲征。 出征之前，命李继隆、石保吉为驾前左右排阵使，将相一概随驾出征。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朔风凛冽，左右见天气寒冷，便向赵恒献上貂皮帽、毳裘。赵恒认为，将士们在寒风中行军打仗，忍受着削面的寒风，自己身为皇上，也不能独自享受。他拒绝了近侍送来的貂皮帽、毳裘。 看来，赵恒颇识鼓励将士之法。 将士们听说皇上拒戴貂皮帽，拒穿毳裘，大受感动，纷纷说道：“圣上这等体念我们，此次北伐，一定要拼死报国！” 北伐大军还在路途行走，前军已到达澶州。契丹统军顺国王萧挞凛自恃骁勇，领兵直逼宋军营前列阵，萧挞凛带数骑出阵观察地形。 宋军前军主帅李继隆得知契丹兵过来了，一面派人奏报皇上，一面带领众将士赶到营前观阵。 李继隆到达前营，见契丹兵列阵以待，几个首领人物站在营前的小山包上指手画脚，便命令部将张环守在床子弩旁，密切注视敌兵的动向，他自己转进后营去调兵遣将。 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由于张力很大，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弓，射程可达五百米,在当时，算得上是威力很大的远程武器。 张环守在床子弩旁，见敌方一个黄袍大将站在阵前指手画脚，料知不是常人，也不待请示，悄悄地告知控制床子弩的士兵，悄然一声令下，突然扳动弩机，顷刻之间，百箭齐发，一齐射向敌兵营前的几个人，萧挞凛正在那里布阵，猝不及防，顿时被射成了刺猬，毙命当场，身边的几个人，也没有一个活着回去的。 契丹阵上将士见主将毙命当场，慌忙出兵抢回尸首，退兵扎营。待到张环派人报告李继隆，麾兵驱杀，契丹兵早已逃远了。 萧挞凛是契丹一员猛将，他所率领的部队也是契丹的精锐之师，尚未开战，便被宋军射杀在阵前，对契丹军的士气是一个重大打击。 这时，杨延昭守广信军，驻扎在遂城，魏能守安肃军，驻扎在梁门，两军离契丹境地最近，契丹军屡次围攻这两个地方，屡战屡败。杨延昭追击契丹军，每次都是大获全胜，当时的人便把这两军称做铜梁门铁遂城。 唯独王钦若守天雄军，束手无策，整日里修斋诵佛，闭门默祷，求神灵保佑他能渡过难关。幸亏契丹兵没有进攻天雄军，才使得王钦若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全身而退。 正在前方战局紧张的时候，突然传来东京留守赵元份得暴病去世的消息。赵恒立即命参知政事王旦赶回东京处理善后事情，并接替赵元份的职务。 王旦深知当前战局的凶险，回京之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赵恒面前，问赵恒，如果十天之后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 赵恒沉默良久，说：“立皇太子！” 实际上，这是将江山社稷托付给了王旦。 王旦出身名门，老成持重，赵恒非常器重他，常在他奏事退出时，以目光相送，并在心里说，致朕为太平天子者，必定是此人。一次，赵恒与钱若水聊天，钱若水当着赵恒的面，也说王旦可任大事。赵恒说，朕也是这样想的。 可见，赵恒委王旦如此重任，是对王旦深信不疑bbr>99ｌｉb.。

2、皇帝不敢过河

三天之后，赵恒御驾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不明，王超的部队又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赵恒开始犹豫，是否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赵恒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如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契丹军的俘虏。” 赵恒听后大惊失色，加之有其父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 宋军在日夜兼程北进，辽军也在继续南下，他们的主力早于赵恒之前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宋朝大军行动迟缓，景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澶州南城。 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赵恒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说道：“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陛下去北城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劝赵恒过河到北城去，并且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膛说：“请陛下放心，臣率兵保驾，定保万无一失。”说罢，也不等赵恒同意，就命令卫兵们护送皇上前进。 赵恒勉强随大军渡河，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知道是皇上到了，立即万众欢腾，一齐高呼万岁，声雄气壮，数十里外都能听见，契丹兵卒听到喊声，吓得胆战心惊。 契丹自萧挞凛被射死之后，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又见大宋皇帝御驾亲征,并亲自登上城楼督师，更是气沮。萧太后派出两员大将，挑选五千精骑，命令他们说，大宋皇帝到了澶州，你们快去攻打一阵，给大宋皇帝一个下马威。 两员大将领命，率领五千精骑，前来攻城。 寇准认为这是来试阵的，奏请赵恒命将士出战，痛击一阵，不要被敌人小看了。 赵恒命李继隆开城迎敌。 李继隆领旨，率领三军，放炮出城。 李继隆本来就是勇冠三军，威猛无敌的大将，又见皇上在城楼上亲自督战，更是精神抖擞，率领宋军，身先士卒，冲上前去，与契丹兵展开激烈战斗。 李继隆的部下虽然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但他们从来没有当着皇帝的面与敌人战斗，碰上了这样的机会，人人都想表现一番，冲向敌阵，人人犹如下山的猛虎，个个似出海蛟龙，势不可挡。顷刻之间，契丹军便被杀得七零八落，非死即伤，最后活着逃回去的只有百余骑。 赵恒嘉奖了出战的将士。然后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寇准，他自已下城回行宫去了。 赵恒虽然把指挥权交给了寇准，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转回行宫之后，派人去打探，看寇准在做什么。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绝不亚于赵恒，只是不能表露出来而已。为了稳住皇上的心，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 派去打探消息的人，把寇准的一举一动向皇上作了汇报。赵恒听了后，心下大宽，高兴地对左右说：“大敌当前，寇相还有此闲情逸致，他一定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这样，朕就放心了。” 寇准其实是外松内紧，受命之后，召集几位将领，对军事作了周密布署，号令三军，军纪威严，士兵们既畏惧，也高兴，都认为如此治军，这个仗一定是能够打胜。 宋、契丹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余日，形势对宋军相当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契丹军大将萧挞凛，击退契丹军的一次进攻，使契丹军士气一落千丈。 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无奈之下，便命韩杞为使者，与曹利用同到澶州城与宋讲和。

3、契丹要和谈

赵恒生性优柔寡断，并没有与契丹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与契丹开战之前，他就听从王继忠的建议，命曹利用至契丹议和。曹利用至契丹后，因萧太后一定要宋廷割让关南地区，被曹利用很坚决地拒绝，使和议没有达成，现在，萧太后主动提出议和，当然是正中赵恒下怀。 曹利用带契丹使臣韩杞进入澶州，先行谒见赵恒。他对赵恒说，契丹的意思，想要宋朝将关南地区的土地割让给他们，他已经当着契丹主和萧太后的面拒绝了契丹人的要求，他们还提出赔款一条，他也没有承认。 赵恒说道：“朕说过，割地一事，是万不能答应的。如果契丹恃强要挟，非要朕割让土地不可，朕决意用武力与他解决。若要赔款，从前汉朝也曾把玉帛赐给单于，这是有先例的，不伤国体，可以商量。朕过去是这个意见，现在还是这个意见。”说罢传契丹使臣觐见。 契丹使臣韩杞进了行宫，向大宋皇帝行跪拜之礼后，呈上国书，并说奉国主命，索还关南地区，如果宋能满足这个要求，和议就可以达成。 赵恒接过国书之后，并没有马上答复，而是放在案几上，吩咐曹利用带使臣下去，设宴招待，等候答复。 曹利用领旨，引韩杞退出。 赵恒立即召见寇准，商量与契丹和议之事。寇准听赵恒说准备要承认赔款与契丹议和，并没有投赞成票，他对赵恒说：“如果陛下要想保住百年间不再发生战事，一定要令契丹俯首称臣，把幽、蓟十六州土地尽还我国，赔款的事，休要提起。如果不然者，数十年后，契丹又要谋我了。只要契丹答应了这个条件，才许和议。他要恃强，就用战争与他解决。我军自陛下御驾到来，军气日壮，战将云集，正可一战大破敌兵！” 赵恒要赔款议和，寇准不但不同意赔款，而且还想要契丹称臣，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土地。君臣的意见分歧很大。 赵恒面有难色地说：“依你之言，就一定是非战不可，但胜负难以预料，就是胜了，也要使将士们付出很大的伤亡为代价。朕实在不忍百姓受战争的苦困。数十年后，契丹再来侵略，那时自有捍御的人，你也不必虑得太远了，如果赔款能成和议，朕意姑且与他议和，两下罢兵了事。” 寇准见说服不了赵恒，便推说等他去见见契丹使臣，摸摸情况后再商量。赵恒答应了他的请求。 寇准去会见韩杞，两人唇枪舌剑，一番辩论，谁也没有说服谁。 和谈的事情还没有结果，但这件事情在军中传开了。大家都在议论和与战的问题。这些出来打仗的士兵，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他们哪里顾得上国家的长远利弊，只想早日和议成功，好回家去吃安乐茶饭。他们都知道皇上主和，寇准主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忽然从军中传出蜚语，说寇准之所以要主战是想出风头，要挟皇上，想邀功，未必是为了国家安全。 军中的蜚语很快就传到寇准的耳里，他知道这是有人从中捣鬼。然而，人言可畏，特别是在军前，这样的谣言是可以杀人的。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同意赵恒和议的决定。 赵恒见寇准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立即命曹利用随同契丹使臣韩杞同赴契丹军，商议和谈的细节问题，并特别嘱咐曹利用，只要是不割让土地，多给一些钱没问题，哪怕是他们要一百万，也在所不惜。 看来，赵恒是铁了心要议和了。

4、城下之盟

皇帝虽然不惜血本，出价一百万，但寇准心里一点儿也不痛快，他把曹利用叫到一旁，警告道：“即使皇上已经答应以一百万为限，但是你要敢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了你！” 寇准是宰相，对曹利用下达的是死命令，曹利用不能不掂量这句话的分量，皇帝的话虽然是圣旨，但宰相也是可以杀人的，何况他也是为国家，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他觉得自己的脖子不够硬，还想保住他大好的头颅。因此，寇相的话还得听，并且要保证完成。 寇准的一句话节省了七十万，当真是一字千金。 曹利用到了契丹军那里，果然契丹又提起了关南地区的事，萧太后说：“关南那些地方，是当初晋感谢我国，作为谢礼送给我国的，柴荣以武力夺取过去，你们有义务把那片地区还给我国。” 曹利用拒绝了，他说：“晋把地盘送给别人，周再夺取回来，和我们大宋无关，我们守卫的是自己的领土。割地这件事我不能向皇上奏明，至于每年拿出些金钱来佐助军用，这件事情还可以商议。” 契丹有的大臣威胁道：“我们这次发兵，就是要恢复旧地，想拿点儿钱来就把我们打发了，不行！”言下之意，不割地就继续打下去。 曹利用也不甘示弱，反驳道：“我是奉命前来议和，大不了一死。”接着又说，“你们如果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别说地盘捞不到，这仗还要继续打下去，到时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萧太后耳里听他们争争吵吵，讨价还价，心里在快速地思索，看宋使的态度，关南旧地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再争论下去也没有结果，眼下形势险恶，只能见好就收，于是，契丹接受了以金钱换和平的议和条件。 在具体的数目和细节上，当然免不了争吵，但要是超过了三十万就会掉脑袋，这一点曹利用是牢牢记住了，所以他竭尽全力守住了这道最后的防线。 讨价还价过后，议定宋每年给契丹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曹利用完成使命，并且没有丢脑袋的危险。辽国身处险境，还获得了这么多的钱财。双方皆大欢喜。 曹利用兴冲冲地回..去复命，高兴得忘了看太阳，等到行宫时正赶上吃饭的时间，赵恒才举起筷子，听说曹利用回来了，他一面赶紧吃饭，一面让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到底给契丹多少钱。 在这个地方，史书上写的是“使内侍问所赂”，这个“赂”字，很是传神。 小太监见了曹利用，问花费多少钱，曹利用就是不说，问急了，就说：“这是国家机密，得面奏皇上，不能告诉你。”这算个狗屁国家机密，等大车小车给辽国送银绢的时候，天下谁会不知道？ 赵恒也着急，他又?９９lｉｂ?派小太监来问：“就算是机密吧，你先说个大概数。”可这位曹先生始终不开口，只是得意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脸蛋。他要当面去和皇帝讲，你开价一百万，我三十万就搞定了，我可是能臣，大忠臣啊！ 小太监得不到回答，只好对赵恒说：“曹利用就是伸出三个手指，莫非是三百万吗？” 赵恒一哆嗦，筷子几乎掉了下来，脱口而出：“三百万？这也太多了吧！”接下来又一想，三百万虽然多了点，好歹还是把契丹这尊煞神打发了，就又说：“嗯，总算没啥事了，将就了。” 曹利用在外面听得真真的，心里偷着乐。 赵恒匆忙吃完饭，立即召见曹利用，见面就问：“契丹人到底要多少钱？” 曹利用为了设置悬念，故意卖了个关子，不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说：“臣有罪，臣有罪，臣答应给的银子和绢帛太多了。” “到底是多少？”赵恒真急了。 “三十万！”曹利用见火候差不多了，得意地亮出了底牌。 “什么，三十万？”赵恒高兴得脸都抖了起来，怕耳朵听错了，追问道。 曹利用从怀里掏出草签的和议文本送过头顶说：“草拟文书在这里，请皇上过目！” 内侍接过文书，送到赵恒的御案前，赵恒迫不及待拿起，展开一看，只见协议书写道： 一、辽与契丹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赵恒看过协议书，惊问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对！”曹利用紧张地说，“银十万，绢二十万，合计三十万。” 赵恒听说以区区的十万白银和二十万匹绢就搞定了和约，大喜过望，当场把曹利用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并赏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赵恒派李继隆往契丹军正式签订和约，契丹也派丁振来缴和约，姚东之来献御衣食物。赵恒御行营南楼大宴群臣和契丹来使。 宋与契丹签订为兄弟之国，两下罢兵。契丹军全部撤退出塞，宋军也班师返京，并将契丹和约颁告两河诸州。 这个和约是在澶州签订的，而澶州的西边有个名叫澶渊的湖泊，澶州也因此又名澶渊郡，因此，这个盟约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澶渊之盟”。 在军事上，契丹军已经处于劣势，虽说不大会被全歼，但前后夹击，消灭大部分有生力量还是有可能的，等到那个时候再谈判，和约的内容大概就会改写了。就算真的像赵恒担心的那样，辽军绕过澶州，逼近京城，看辽军在澶州城下的战绩，估计也很难有上乘的表现。如果再进兵汴梁城下，要想安然撤回，恐怕要比在澶州撤军困难得多，萧太后真的敢冒这个险吗？多年来，契丹军侵犯宋境，都是充当一个抢劫犯的角色，抢到了粮食、财物就走人，有几次似乎向内地深入过，但那只是偶尔为之。这就是说，契丹军并不敢深入宋境太远，他们也担心，进去了出不来。 当时，河北近南州县的百姓，大多住进了城寨，辽军抢掠所得不多，围攻岢岚军时就是因粮草不继被击溃，就在和约已成、相约退军的时候，契丹军才向宋廷说了自己的忧虑，我们深入宋境，再回北方去，也怕你们边境的抄了我们的后路啊！ 契丹军的处境如此险恶，竟能依靠恫吓敲诈出这么一笔油水，与其说是萧太后的胆略计谋过人，倒不如说大宋的皇帝和大臣目光短浅、胆小如鼠更准确。 皇帝赵恒就不必再说了，看看另一位宰臣毕士安，赵恒亲征的时候，他托病留在了京城，听到和议成了的时候，高兴得啥病都没了，还教训那些不满以三十万“买”和议的人：“不给那么多，就打动不了契丹人的心，恐怕议和也和不了多久。”看来如果他去谈判，或许真的就能拍出一百万来。 宰相寇准确实非等闲之辈，他对形势认识很清楚，不但反对和谈，而且还要同契丹人一决雌雄，乘机收回燕云十六州，完成太祖、太宗皇帝未完成的遗愿。可惜，在君王要和谈、奸佞耍手段的情况下，独木是难撑的。 敌人强大还不是最可怕的，自己要不争气，那就算彻底没戏了。 契丹军到大宋边境走了一趟，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敲锣打鼓地走了。 赵恒以为送走了一只饿狼，大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顿时神气起来，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赋契丹出境》诗一首：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明明是把钱财交给了来抢劫的强盗，强盗大摇大摆地走了，居然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群凶窜北荒”，当真是“妙笔生花”。 那位王继忠，也在和议中捞到了巨大的好处，宋、辽两国都把他看成大功臣，每年宋朝派遣使者去辽国的时候，皇帝都会让使者给他带去大批的花红礼物。辽国也没亏待他，赐他国姓，官职一路高升，最后居然坐到枢密使，被封楚王。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贵族每年都会不劳而获得一大笔钱财，个个心满意足，萧太后巩固统治的目的达到了，五年之后，萧太后离开了人世。 辽圣宗也信守和约，还真把宋朝皇帝赵恒当大哥对待，宋辽一直和平相处。乾兴元年（1022年，辽太平二年），宋真宗去世，辽圣宗还为此大病一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天圣九年（1031年，辽太平十一年），辽圣宗病逝，在临死时还嘱咐“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 4e0d." >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因为宋朝是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与人结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此后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无论胜败都给对方钱的做法，赵恒是始作俑者。 六 天书的闹剧

1、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和平降临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抛掉了压在心头数十年的包袱。虽然有那么一点点不光彩的味道，但和平终究还是可贵的。 赵恒并不觉得有什么屈辱，还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心情格外地舒畅。 既然北方战争威胁的警报解除了，那就不用再打仗了，不打仗，就不必要那么多的军队了，因为养兵是很耗钱的。为了节约军费开支，进而减少财政支出。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赵恒下令，合并防区，裁减军队，让大批的士兵回家种田，将那些因战争而荒废已久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种上庄稼和经济作物，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的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赵恒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聪明决策。 宰相毕士安、寇准还奏请通互市，号召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归家园，广储蓄等，并举荐马知节守定州、杨延昭守保州、李允则守雄州、孙全照守镇州，并拟定了一揽子计划，报请赵恒审批。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国策，赵恒是求之不得，当然是全盘照批，且还将两位宰相鼓励一番，叫他们多出一些这样的好点子，将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 通互市，就是发展对外贸易。 宋朝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以前，宋朝辽邦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的边境相互封锁，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边贸了。宋、辽休战之后，毕士安奏请通互市，搞双边贸易，这可是宋、辽两国互惠互利的一个英明决策。因为辽在北方，畜牧业发达，他们的战马是宋朝想得到的好东西，而大宋内地盛产粮食，茶叶等农产品都是辽国的紧缺物资。因此，发展宋、辽双边贸易以互通有无，确实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此后不久，宋朝先后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榷场与辽国做生意。 榷场就是交易市场。景德四年（1007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同西夏做起了买卖。 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的盛况。从商人数急剧增加，众多富商大贾云集京城，当时商业发展的程度可见一斑。商业繁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给朝廷带来滚滚财源，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景德年间仅商税年收入就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 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毕士安、寇准二位宰相的尽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赵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宋廷虽然赔了一些财物，但换来了宋、辽两国边境的和平，在他看来是值得的。因此，他对当时力主亲征的寇准也心存感激，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寇准是言听计从。 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毕士安病逝，赵恒亲自到灵前哭祭，辍朝五日，赐谥文简。 寇准性格刚直，很多事情都是毕士安从旁调停，工作才更有起色，澶州一役，政策虽多出自寇准，但也有毕士安相助之功，毕士安的去世，对宋朝是一个损失，对寇准，也少了一个在工作上能互补的好搭档。 毕士安病逝后，寇准一人独居相位，一切政令多半独断独行。责任大了，做的事情就多了，难免要得罪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君子可以坦荡相对，小人可是得罪不得，因为小人的花花肠子忒多，他不找你的麻烦就算是万幸，如果你得罪了他，他就会不择手段地缠着你，一直缠到你死为止。 王钦若就是这种小人。寇准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不久，这个小人就给寇准带来霉运。

2、小人的招数能通天

王钦若身材瘦小，脖子上长个肉瘤，被人戏称为“瘿相”，这个人善于揣测赵恒的意图，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赵恒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曾鼎力帮助他渡过一次难关。 那是至道二年（996年）的事。开封府所属十七县都因为遭灾而被免税。有人上报太宗皇帝，说开封府夸大了灾情，大面积免税意图收买人心。生性多疑的太宗皇帝对这件事很重视，派人去调查核实。赵恒当时兼任开封府尹一职，如果调查属实的话，朝廷一定会追究赵恒的责任，甚至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幸亏负责调查的官员回来报告，说灾情属实，其中有一个叫王钦若的官员还声称，有几个县的灾情比上报的还要严重，太宗这才放心。 赵恒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很感激王钦若，若干年后提起这件事，对王钦若仍是大加赞赏。事实上，王钦若这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帮助赵恒打马虎眼。 赵恒即位之后，王钦若第一个站出来请求减藏书网免五代以来积欠的赋税，并且在一个晚上就把该减免的数目理清造册，第二天便送呈御览。赵恒看后大惊地说：“五代以来，竟然有这么多的欠税，先帝怎么不知道呢？” 王钦若巧妙地回答说：“先帝英明得很，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只是他故意不办，将这份人情留下来给陛下去做，让陛下借此收买民心。” 太宗皇帝是不是这样想的，谁也不知道，但这句话很符合赵恒的胃口。从此以后，王钦若便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的高职。 王钦若虽不是忠诚善良之人，但也颇有才干，能干一些实事，可惜心术不正。当契丹兵打过来的时候，他劝说赵恒南巡金陵，被寇准臭骂了一顿，随后还被驱赶出京，知天雄军去了。从此，他和寇准的梁子就结上了，心里把寇准恨上了。 辽、宋澶渊会盟之后，南北通好，在裁减军队的过程中，知天雄军王钦若奉诏还京，恢复原职，仍为参知政事。 王钦若与寇准结有梁子，两人合不来，王钦若干脆自己请求解除参知政事的职务，改任资政殿学士这个清职。 寇准确定王钦若上朝站班，位列翰林学士之下。当时文武大臣上朝，是按官阶等级站班的，官大的站前面，官小的站后面。王钦若认为不应该将他排在翰林学士之下，因为他原来就是副宰相。于是，去找赵恒申诉。 其实，寇准也不错，他是按规定办事，按规定，资政殿学士确实应排在翰林学士之下。 赵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特地在王钦若资政殿学士前面加了一个“大”字，王钦若的官职便成了资政殿大学士。这样，王钦若站班就可以位列翰林学士之前了。寇准见皇上有意抬高王钦若，也无话可说。赵恒巧妙地解决了寇、王两人之间的矛盾。 赵恒派王钦若、杨亿等人负责主持《册府元龟》一书的编撰工作。 赵恒很重视这部书，经常亲自审稿。王钦若善于揣摩圣意，凡是赵恒喜欢的部分，他都要设法让赵恒知道是自己写的，凡是赵恒不喜欢的部分，他都要想法让赵恒知道，这是杨亿等人干的，与他无关。其实，就文才而言，王钦若无论如何不能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杨亿相提并论的，但是，王钦若会耍花招，通过这些或明或暗的手腕，王钦若逐渐成为赵恒最为赏识的大臣之一。 编书，对于悠闲风雅的文人学士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对于有着强烈政治欲望的王钦若来讲，无异于是在服刑。王钦若认为，这都是拜寇准所赐，他恨死了寇准。 王钦若是小人，谁得罪了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像一只饿狼，眼睛放着绿光，睁得大大的，时刻注视着身边的一切，他要寻找机会，狠咬寇准一口，以泄心头之恨。 一天散朝后，赵恒很恭敬地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对赵恒说：“陛下这么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江山社稷有功吗？” 赵恒点点头，表示赞同。 王钦若却说：“澶州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认为是寇准的功劳，臣实在是想不通。” 赵恒愕然，忙问王钦若为什么这样说。 王钦若解释道：“城下之盟，春秋时期的小国都感到耻辱。陛下是大国天子，反而与外夷议和，这不是很可耻的事吗？” 赵恒听后，不禁脸色大变，心里极不是滋味。 王钦若见赵恒心有所动，故意不看赵恒的脸色，进一步说道：“澶州之役，有一个极恰当的比喻，犹如赌博，赌徒的钱快要输光了，就把剩下所有的钱全押上，作最后一搏，这叫做‘孤注一掷’，寇准请陛下至澶渊，就是把陛下当做他的孤注啊！用陛下的生命作最后一搏，这是多危险的事啊！” 赵恒听后，犹如五雷轰顶，脸色大变，原来寇准竟如此不顾自己的安危。 这原本就是王钦若挑拨离间，故意陷害寇准，但赵恒居然信以为真，于是，他渐渐疏远寇准了。 寇准是个性情中人，凡事率性而为，就是在选任官职上，也不是按部就班的搞升迁，他说：“当宰相的职责就是选贤任能，循规蹈矩可不行。”不拘一格，选贤任能，这本是一件好事，想不到却授人以柄。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准被罢相，以刑部尚书衔出知陕州，参知政事王旦升任宰相。 王旦进宫谢恩，向赵恒表达了他的疑问，他认为，寇准宰?t>相当得好好的，为何突然免去他的宰相之职呢？ 赵恒遮遮掩掩地说：“寇准不按律条任用人员，用国家的爵赏来树立自己的声誉，现在不让他再执掌大权，也是在保护他嘛！” 没什么可说的，皇上对谁失去了兴趣，随便找件事就是一个理由。

3、王钦若的歪点子

寇准成了地方官，王钦若升参知政事，出任知枢密院事。一个下，一个上。下去的明知有人从中捣鬼，却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上来的春风得意，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似乎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宋朝的宰相变动太频繁了，好些人都是几上几下，做了几次宰相。然而，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宰相的调整似乎预示着一个安定平稳的时代逐渐逝去，大宋多事之秋的开始。 寇准到陕州以后，一切倒还顺利。这一天，知益州张咏从成都回京述职，路过陕州。寇准出郊迎接，并设酒为他饯行，临别之时，寇准对张咏很客气地说：“君治蜀多年，政绩卓著，寇准敬慕得很，能将你治政的经验传授给我吗？” “你也未免太谦虚了吧！”张咏话锋一转道，“不过，《霍光传》不可不读哟！” 寇准闻言，一时莫名其妙，只得答一声：“领教了！” 送走张咏之后，寇准立即取来《汉书?霍光传》，边读边想，不知张咏的话到底有何含意。忽然，《霍光传》中出现了“不学无术”之句，寇准顿时醒悟，不由 7b11." >笑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张公说我，想必指的就是这句话了。” 过了一段时间，赵恒下诏，寇准调任知天雄军。契丹使臣经过大名，寇准设宴招待，来使笑着对寇准道：“你是宰相，德高望重，怎么不在中书省，却到这里来了呢？” “我朝天子，由于朝廷无事，特地派我到这里来，掌管朝廷北大门的钥匙。”寇准机智地说，“你有什么疑问吗？一并提出来。” 契丹使臣哑口无言。 寇准被罢相，贬出了京城，王旦也继任宰相了，赵恒心里却很不痛快，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觉得澶渊之盟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整日里闷闷不乐。 王钦若最会揣摩赵恒的心事，他知道皇上心中的郁闷之气从何而来，也知道赵恒无心打仗，便故意对赵恒说：“陛下如果想雪耻，可以再次发兵，夺回燕云十六州。” 赵恒哪里还敢与契丹作战，便借口说河北的百姓刚刚脱离兵祸，他不想让百姓再受战争之苦，问王钦若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王钦若顺水推舟地说：“那就只有封禅，因为封禅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 “那是不可行的啊！”赵恒说，“自古封禅，先要有祥瑞之兆，或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勋，才会封禅。” 王钦若又奏道：“祥瑞当然是不容易得到，但古往今来的祥瑞有多少是真的呢？前代载在史书上的种种祥瑞都是人力制造的。只要人主尊信崇奉，诏告天下，大力推崇，那和真的祥瑞有什么区别？” 王钦若见赵恒心有所动，又补充说：“陛下认为最大的祥瑞河图、洛书就一定是天降的吗？其实那只不过是前代圣人以神道为名，假造出来，教化天下罢了。” 王钦若的话，显然是要诱使赵恒人为地创造条件进行封禅。赵恒虽然心有所动，但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担心宰相王旦会反对。 “王相那里我去做工作。”王钦若说，“只要我把陛下的意思告诉他，他不会反对的。” 赵恒低头思忖了半天，终于还是点头同意了。 赵恒作为一国之君，怎么这样没脑子，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造假呢？这都是一个“名”字在作怪，赵恒虽然为一朝天子，他仍然想出名，而且不是一般的出名，是要青史留名，因为太祖皇帝开创大宋天下，统一了中国南方，太有名了，太宗皇帝虽然稍逊于太祖，但毕竟也收复了漳、泉二州，吴越之地，消灭了北汉。而他在开辟疆域方面，可以说是未建寸功，御驾亲征到澶州，却与契丹签订了引为奇耻大辱的“澶渊之盟”，他真的想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 赵恒为何不选择其他方式洗刷心中的耻辱，偏偏要选封禅这件事呢？这得要说说什么是封禅。 封禅源于原始社会时期东夷人对自然山川的崇拜，是一种原始的祭天仪式，是古代帝王在泰山上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国家大典。在东岳泰山筑土为坛，祭天叫“封”，目的是为报天之功；在泰山下的小山如梁父山、云云山、亭亭山等辟场祭地，称为“禅”，目的是报地之功。为什么封禅活动非要不可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群山之中，泰山最高，离天最近，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那儿去祭天，表示受命于天。 泰山封禅不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大典，同时还是皇帝向天下昭示国家繁荣昌盛、天下太平的景象，进而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这就是中国古代帝王之所以热衷于泰山封禅的原因。 秦始皇是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封建帝王，他当了三年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东封泰山的活动。汉武帝刘彻先后五次到泰山封禅，是封禅次数最多的封建帝王。 关于封禅，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首次提出应具备三个条件：一、必须一统天下；二、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三、必须有祥瑞不断显现。 泰山封禅，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帝王都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王钦若正是抓住了赵恒的心理，极力建议封禅。但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封禅的条件，他就出了一个造假的歪点子。 正是由于赵恒的这一历史性的点头，宋朝的历史多了一段荒唐的黑色幽默。

4、天书出笼

王钦若找到王旦，把皇上的意图告诉他，王旦心里虽然很不情愿，但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 赵恒虽然同意造假，但还是顾虑重重，心里也没有底。一天，他信步走进掌管书籍的秘阁，秘阁里值班的是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赵恒知道杜镐是位饱学之士，便问他：“先生精通经典，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杜镐是个书呆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也不知道察言观色去琢磨皇帝问这话的意思，就老老实实地回答：“这类事，其实就是古时的圣人以神道的名义来教化天下的手段。” 杜镐与王钦若说的话一模一样，赵恒就不再犹豫了。 根据王钦若的建议，赵恒将宰相王旦召进宫中，在偏殿设专宴招待他，吃饱喝足之后，赵恒还赐给王旦一坛酒，并特别地提醒说：“这酒的味道很好，回家和夫人一起尝尝吧！” 王旦回到家里，打开酒坛一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稀有的珍珠。王旦心里明白了，前些日子王钦若对自己说皇上有意制造天瑞?的事，就要开始实行了，皇上无端赐给自己这么多的金银珍珠，实际上是要堵住自己的嘴，叫自己不要多说话。 从来都是下级向上级行贿，臣子向皇帝进贡，这里，赵恒给王旦名义上是赐，实际上是行贿，给的是封口费，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一回。 景德四年（1007年）正月，赵恒驾临大明殿，接受群臣朝贺、忽然，皇城司进奏说，左承天门南鸱尾上，有一幅长约二丈的黄帛挂在那里。 赵恒面有喜色，一面派人前去看是怎么回事，一面对群臣说：“去冬十一月的一天夜里，朕刚睡下，忽然满眼放光。朕正在惊讶，忽然看见一位神仙穿着红衣、戴着闪烁星光的帽子。他对朕说：‘你应该在正殿连续做一个月的黄箓道场，上天将降赐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正要详问，这神仙就消失了，朕就按照这位神仙的建议。十二月开始，就素食斋戒，在建元殿建了黄箓道场，诚心祈祷，整整一个月，从来没松懈，如今有帛书出现，莫非就是天书不成？” 正在这时，奉命察看的使者回来报告，说黄绢长约二丈，系着像书一样的东西，外面用青绳缠着，封口处隐隐有字。 赵恒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这一定是天书了！” 于是，王旦等人齐集殿阶，跪拜称贺。赵恒率领文武大臣，前往承天门迎接天书。到了承天门后，赵恒先对着黄绢行礼，然后命人上到屋顶把黄绢取下来。宰相王旦接过跪下，献给赵恒。赵恒又拜了三拜，接了过来，把黄绢送到黄箓道场，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启封。 陈尧叟先读黄绢上的文字： 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然后打开黄绢，里面有天书三幅，语句类似《尚书?洪范》、老子 href='2523/im'>《道德经》。 第一幅赞赵恒能以孝道和仁政治理国家，第二幅告诫赵恒要清静节俭，第三幅祝赵宋国运昌隆。读完天书，赵恒跪接，把天书收入一个金匣之中。 三幅天书，全都是为赵恒歌功颂德，简直就是老天发给赵恒的嘉奖令。 第二天，赵恒在崇政殿接受百官朝贺，派礼部官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天下。 改元以大中祥符为年号，次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大宴群臣，并赐京师百姓大吃大喝五天。 天书的闹剧，在王钦若的导演下，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七 粉饰太平

1、戏还在继续演

天书出笼，序幕已经拉开，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下一幕自然就是纷至沓来的祝贺、祭告、赏赐，当然也少不了滚滚而来的马屁文章。朝廷的几位老夫子如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人，引经据典，对祥瑞的历史渊源进行广泛地开发，弄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朝廷内外满城风雨。龙图阁待制孙奭头脑似乎很清醒，且还有那么一股不信邪的勇气，上表启奏说：“臣虽愚笨，但也看过一些古书，见过不少世事，从来没有听说天能讲话，怎么会有书呢？”言下之意，天书是假的。 孙爽万万没有想到，听他汇报的人，就是造假者。 赵恒看了孙爽奏本，并没有作出任何回答，原因是心里虚，无论是赞同或是不赞同孙爽的意见，都没有底气，不出声，是他最好的选择。 经过导演一番操作，开始有人说“正事”了。 兖州的乡绅百姓一千多人进京，请求赵恒封禅。 赵恒亲自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善举表示感谢，假装谦虚地推辞说，封禅是件大事，要慎重对待，即使要举行封禅大典，朕也要同大臣们好好研究一下才行，不能轻易决定。虽说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把门关死。 接着，他命令有关部门好好招待这些客人，临走的时候，每人还赠送一份礼品。 宰相王旦也很顺民意，率领文武百官、军队的将领、地方的官吏、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尚道士等宗教领袖、地方名流、长者两万四千三百多人，奏请皇上举行封禅大典，并连续五次上表。 请求赵恒封禅的声势越来越大，朝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戏也越演越热闹。 四月初一，皇宫内又出现了第二份天书，内容与前一份天书相同。群臣又奏请封禅，这一次赵恒就没有推辞了，下诏向天下宣布，十月份，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2、筹备封禅

封禅的诏书发布后，筹备工作开始了。 赵恒知道，泰山封禅，百官随行，后宫的嫔妃们都要跟着去凑热闹，车马费、食宿费、赏赐费等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他召来三司使丁谓，询问他经费有没有问题。丁谓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好手，立即拍着胸脯说，经费没问题，早就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调用。 经费有了着落，赵恒就更放心了，他决定成立一个封禅筹备委员会，下诏命翰林院、太常寺详细地议定封禅的有关礼仪；命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经度制置使，冯拯、陈尧叟为分常礼仪使，丁谓等负责财务。这样，以赵恒亲自挂帅的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筹委会的几位大臣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王钦若，除任经度制置使外，还身兼闹剧的导演，为了让戏演得更热闹一些，经常还要策划一些新点子活跃一下气氛。 封禅大典在紧张地筹备着，全国各地不但传来“祥瑞”的消息，时而传来太行山脉长出一个巨大的灵芝，时而传来长白山的天池有仙鹤飞翔。 封禅的时间越来越近，六月，赵恒命王钦若打前哨，先行赴泰山，筹备有关封禅的事情，并命他继续搜集有关祥瑞的征兆。 王钦若当然不负圣望，到泰山不久，便传回了好消息，说泰山附近出现了苍龙，泰山上的王母池水变成紫色，这都是百年未遇的祥瑞之兆。随后不久，又传来一个更惊人的消息，泰山上也出现了天书。 据王钦若所报，泰山脚下有一个叫董祚的木匠，在醴泉亭北面发现了黄绸子，上面有字，这个木匠不识字，不知写的是什么，只得把绸子取下来，交给了皇城使（负责皇城警卫的官员）王居正，王居正看到上面有皇上的御名，就马上通知王钦若，王钦若便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送往京城。 赵恒得到这个消息后，驾临崇政殿，在大殿上对众人宣布：“朕在五月十七日的夜晚做了个梦，梦见神仙告诉我，下个月会有‘天书’降临泰山。朕密谕王钦若到了泰山，凡有祥异的征兆，即行上奏朕知。王钦若先奏称有醴泉出在泰山，有苍龙现于锡山，今天果然又得天书，正符合朕的梦兆。” 其实，天书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恒心里最清楚，作为一国之君，他能伙同臣子公然造假而不心跳，看来赵恒真的是疯了。 一个疯子皇帝异想天开，几个阿谀奉承的佞臣抬轿子，假戏也就真做了。 赵恒再次大动干戈地迎接“天书”，宰相王旦领着群臣跪拜迎接，将天书迎送到含芳园正殿。 赵恒也装模作样地跪拜，仍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当众启封宣读。百官竖起耳朵恭听，只听陈尧叟讯道： 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 “天书”上别的话都是陪衬，主要内容就是一件事：善解吾意，准备去泰山封禅。为了制造封禅的神圣，赵恒可算是不惜血本。 世界上原本就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路。谎言是骗人的鬼话，如果将同一个藏书网谎言说上一千遍，谎言就是真理。话虽然有些不中听，但事实往往就是那么一回事。“天书”的接连降临，加上朝廷的大力宣传，大宋上上下下已经陷入了狂热迷乱之中，大臣们一致同意给赵恒上尊号，拟定的尊号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 赵恒心里很美，他有些飘飘然起来。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不能不用“荒唐”来形容了，因为这部大戏的策划、导演之一的赵恒已经神魂颠倒了，时常发癔病，认为天书什么都是真的。 骗人最难的不是骗别人，而是骗自己，赵恒成功地把自己骗倒了。 狂热迷乱是可怕的，有人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浑水摸鱼，呈报各种各样的祥瑞，什么芝草、玉丹、嘉禾、瑞木，不一而足。这些东西当然不是那些献祥瑞的官员自己去找来的，而是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想出来的，反正上头对于搜集这些资料是多多益善，也没有人追究其可信度，且提供这方面的情报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奖赏，这样的好事，谁都愿意做。

3、粉饰太平

为了供奉天书，赵恒特地下令修建玉清昭应宫，而且要求建造一个高规格的宫殿，以表示对神灵的敬仰。知制诰王曾、都虞侯长旻分别上书谏阻，说投资费用太大，如果非建不可的话，他们建议压缩规模，不要太奢华。但他们的奏折如石沉大海，赵恒连看都不看一眼，便丢到废纸篓里去了。 大是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初，封禅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天书用玉辂载着，由专人护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赵恒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坐车紧跟在天书的后面。大队人马在行进过程中，沿途州县迎进送出，百姓们欲一窥天子尊容，纷纷站在驿道旁转观，天下为之震动。 经过十七天的长途跋涉，封禅的队伍终于到达泰山。 王钦若早已带上随行官员在道旁迎接圣驾，并再次献上灵芝三万八千多株。 赵恒看到这么多祥瑞之物，异常兴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表彰了王钦若。 大队人马在山下停顿，赵恒斋戒三天，各位大臣在这几天内当然也只能跟着吃素了。二十四日，赵恒和群臣起了个大早，开始向泰山峰顶进发，走到陡峭难行的地方，赵恒也只能下轿步行，徒步上山。随行的人都累坏了，只有赵恒精神抖擞，丝毫没有困倦之意，到了山顶，他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玉女泉以及唐高宗、唐玄宗封泰山的碑文。 第二天，封禅仪式在山顶正式举行。 赵恒身着华贵的礼服，享祀昊天上帝，左陈天书，配以太祖、太宗灵位。然后命群臣在泰山下享祀五方帝以及诸路神仙。礼成之后，由宰相王旦亲自将盛玉册、玉牒的金匣、玉匣封好，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石匣中。封禅大典圆满完成。 封禅大典完毕，赵恒驾临寿昌殿，接受百官朝贺，王钦若致贺词，什么彩霞起岳、黄云覆辇、瑞霭绕坛、紫气护幄、日重轮、月黄色等等，只要是能想到的溢美之词全都用上了。读完贺词，执掌礼仪的官员一声令下，山上山下的文武百官、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高呼万岁，欢呼声震动山谷， 赵恒下诏大赦天下，文武百官，晋级加薪，赐宴天下百姓，大吃大喝三天；改泰山所在地的乾封县为奉符县，在穆清殿大宴群臣，在殿门赐宴泰山父老。 封禅大典第二天，赵恒又在附近的社首山举行“禅地祗”的仪式，其过程与封泰山大致相同。不过，这次围观的百姓更多。 人越多越好，赵恒要的就是这个热闹。 返程途中，赵恒率领文武百官绕道去了山东曲阜祭拜孔子庙。 在孔子庙里，赵恒虔诚地祭拜孔圣人，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与群臣分别祭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带着嫔妃和文武百官，游览了孔林，尽兴而归。 十一月，封禅队伍回京，赵恒驾临朝元殿，受“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的尊号。封禅大典算是落下帷幕。 群臣要迎合赵恒，争相献颂赞，奏符瑞。三司使丁谓上《封禅祥瑞图》及《大中祥符封禅记》；集贤校理晏殊献《河清颂》。赵恒见了，喜得眉飞色舞，于是亲自撰写《奉天庇民述》，颁示群臣，群臣又歌颂了一番。 东封以后，又有人提议西封。恰在此时，徐州、兖州发大水，江、淮又出现干旱，无为起了风灾，金陵又发大火，各地的灾情接二连三地上报京师，尽管佞臣会制造一些祥瑞的假象，但真正的灾情报来之后，想将其变成祥瑞，恐怕就不行了。接二连三的灾情，朝廷只得暂缓西岳封禅之事。 第二年旧事提起，群臣上表，奏请皇上祭后土。这一次，赵恒就不像泰山封禅那样假惺惺地推辞了，立即作出决定，次年仲春祭后土。 后土祠在河中府汾阴，祭祀后土要到汾阴。 传说当年汉武帝在汾阴发现一只大鼎，他也是一个喜好神仙之术的人，就将大鼎迎接到长安，在路上出现吉祥的“天兆”，有黄云笼罩在鼎上，恰巧还跑来一只鹿，武帝亲自射杀鹿祭鼎，使这件事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因为鼎在当时不仅仅是煮食物的器具，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自大禹铸成九鼎以后，“问鼎”一词就有了谋取天下的意思。鹿也不仅仅是动物，“逐鹿”一词的意思也和天下有关。为此武帝在汾阴建后土祠，亲自祭奠。由于汾阴在东京开封的西边，故称西祀汾阴。 转眼冬尽春来，西祀汾阴的时间临近，朝中大臣又忙碌起来。恰在此时，京畿发生旱灾，农作物在地里晒成了干柴，眼看粮食无收，市场上米价暴涨，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劝谏赵恒取消西祀汾阴，还是考虑一下如何赈灾的问题。 赵恒看了孙奭的奏疏后，丢进了废纸篓。他在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这条道上越走越远，一发而不可收了。念在孙奭是个忠臣，没有计较他言语过激的行为。西祀汾阴的计划还是照常进行。 春天，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赵恒又带着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前往河中府祭祀后土，接着又去亳州亲谒太清宫，举行册封老子的仪式。两次行动的规模都很大，不亚于泰山封禅。 赵恒不但导演了一场造假运动，还导演了一场造神运动。他频频传召隐士李渎、刘巽、郑隐、李宁见驾，李渎不愿逢迎，推说腿脚不方便，没有来，郑隐和李宁虽然来了，吃了一顿素餐后，又回山中隐居去了，唯刘巽愿意做官，赵恒封他为大理评事。 刘巽为官之后，到处找道教中人下山做官，只是可惜，这些隐世高人大多对功名不感兴趣。然而，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耗费的人力、财力难以计算。 国家再富也经不起这样穷折腾，有资料记载，东封泰山，耗费国库八百三十余万贯，西祀汾阴，又耗费一百二十万贯。还有各地祭祀的耗费无法统计，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折腾下来的结果，不仅把咸平、景德年间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就连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积攒的家底也给弄个精光。 赵恒完全能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皇帝，他继承了前两代君主开创的江山和财富，又消除了北方和西边边境的战争，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代，只要励精图治，总结和改正太宗朝以来的弊政，大宋国力军力不难强盛，太宗曾有过的大一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可惜赵恒不是英明决断之主，虽然有初期咸平、景德年间的兴盛，但他性格上的懦弱最终影响到了在政治上的作为，拿钱买和平，签了城下之盟，为宋朝后期留下无穷的隐患。此后宋朝的积贫积弱，赵恒难逃始作俑者的责任。

4、五鬼闹京城

赵恒把朝政搁在一 8fb9." >边不管，全部精力用在造神运动上，为了使他的造神计划能顺利推进，特别把几个对造神运动最积极、又有经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９9ｌib. 大中祥等五年（1012年）八月，赵恒建会灵观，奉祀五岳祭，又提拔了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五个人。 王钦若是造假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祥瑞之兆、天书下凡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他被提拔为枢密使。 丁谓从泰山封禅时起，一直负责财务，为赵恒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提拔他为参知政事。 林特是丁谓做三司使时的副手，丁谓提拔了，三司使的职位就让给他了。 这三个人相互勾结，又与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珪，混在一起。 陈彭年本来是个才子，可惜的是有才无德，先后依附王钦若、丁谓，在制造“天书”工程中出了大力，那些典礼祭拜的文章很多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他把学问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怎么荒唐的事，到了他的手里，都能笔下生花，有根有据，当时的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九尾野狐”。 刘承珪是个另类，他是太监，地位特殊，能和赵恒随时接触。天书的事，别的参与者都是策划人，他则是地地道道的实施者，因为天书的事大多是皇城司报上来的，刘承珪恰恰就是皇城使。 五个人沆瀣一气，成天给赵恒灌迷魂汤，使赵恒如坐雾里，像着了魔一样。对他们是言听计从。朝中大臣称五人为“五鬼”，五鬼当道，上下不得安宁。 赵恒听信五鬼的谬妄，又大兴土木，敕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奉祀圣祖、圣母；筑玉清昭应宫于京师，奉祀玉皇、圣祖、太祖、太宗。 怎么凭空冒出圣祖、圣母呢？这得从刘承珪的一个报告说起。 据刘承珪奏称，汀州有个叫王捷的人，在南康遇着一个道人，自称姓赵名玄朗，即司命真君，授予他炼丹术及一柄小钚神剑，忽然便不见了。 不久以后，赵恒就梦见神人向他传达玉皇的命令，说命他的始祖赵玄朗传授他天书。次日，又梦见神人传他的始祖命令在他的神位西偏，应设六个座位候着。赵恒即在延恩殿建道场，在五更时候，忽觉异香满室，便见黄光遍殿，那个始祖赵玄朗居然光临了。赵恒拜伏殿下。 接着便有六个人来揖见赵玄朗，各自落座。赵玄朗命赵恒说：“我是人皇九人中间的一个，是赵氏的始祖；再生为轩辕皇帝；后唐时复降王赵氏，而今已百年了。愿尔后嗣，好好地抚育庶民，不要怠惰了先人的志向。”说毕，各个离座，乘云上天去了。 从此以后，赵恒便把他那始祖公唤做圣祖，始祖婆唤做圣母；更上尊号，尊圣祖做“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尊圣母做“元天大圣后”。朝廷里，每逢朝议，只是谈神说圣，讲得有声有色，把天下万民的疾苦置之脑后，提也不提。又把天书刻在玉石上，存放在玉清昭应宫，并加封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掌管玉清昭应宫一切祀事。 王旦虽然明知这些都是荒谬绝伦的事，徒是劳民伤财，于国无补，且有大害，但自己也收了封口费，已经与这件事有了关联，不好谏诤，只好装聋作哑，任赵恒与王钦若等捣鬼胡闹。 澶渊之盟签订后，国家相对稳定了，正是整理内政、发展生产的大好时机，而赵恒却把主要精力放在装神弄鬼、东封西祀之类的事情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无暇治理朝政，积攒下许多社会问题，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八 投资美人，回报一个皇后

1、大胆的投资

赵恒的皇后郭氏，贤惠淑德，执掌后宫，善待嫔妃及宫女内侍。郭皇后生性节俭，反对侈靡，同赵恒装神弄鬼、挥霍无度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不仅自己厉行节约，就是族人进宫探望她，服饰穿得稍微华丽些，她都要严词戒勖。娘家人常在她面前嘀咕，想谋个一官半职，她也从来不答应。正是由于这样，赵恒非常敬重她，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从来没有红过脸。 景德四年（1007年），她跟从赵恒到西京洛阳拜祭诸陵，途中偶染风寒，回京后竟一病不起，虽经太医诊治，没有任何好转，猝然而逝。谥称章穆皇后。 郭皇后去世后，宫中还有数名嫔妃，最得赵恒宠眷的属刘德妃，次为杨淑妃。 刘德妃就是后来有名的刘皇后。说起这个刘皇后，颇有些传奇色彩。 刘德妃原来是一个花鼓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当上了嫔妃，此后的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 刘氏本名刘娥，太原人，后迁移到四川。父亲刘通为虎捷都节度使、嘉州刺史。随太宗皇帝出征太原，死在途中，刘家自此衰落。其母梦见月亮入怀而怀孕。父亲死在军中时，刘娥还在襁褓之中，被寄养在外婆家，后母亲又病亡。开始，还有外祖父家可以依靠，但外祖父家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朝暮也得为生活发愁，刘娥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生活上的累赘。因为无依无靠，刘娥几次想自尽，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少年贫寒的滋味，使这个本来天真明媚的少女比寻常女子多了更多的欲望和心机。? 一天，游乡银匠龚美在刘娥的家门前摆摊，刘娥闲来无事，便在旁边看热闹。 游乡的工匠见多识广，见人能说人话，见鬼能说鬼话，不管是什么人，都能搭上腔，边干活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同你神侃，活干完了，拍屁股走人，下次有幸碰上了，那就是熟人。 银匠龚美看见刘娥后，一下子被小姑娘的姣容吸引住了。心里想道，我游乡串巷走遍了四川，阅人无数，从未见谁比眼前这个小姑娘漂亮，按说书人的说法，真的是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是一个任何男子见了都要引起一番冲动的女人。因此，他不由得对刘娥多看了几眼。刘娥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没好气地问道：“你干活呀！怎么老看我？” 龚美说：“我并非心存歹意，只因你的品貌大贵。我阅人无数，从未遇见过像你这样貌美而大贵之相。” 刘娥以为龚美是在调侃自己，有些落寞地说：“我是一个很穷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连生活都没有着落，谈什么大贵啊！” “像你这样一个美人，还愁没衣穿、没饭吃吗？”龚美反问道。 刘娥回答说：“你怎么还这样说话，何必要取笑我呢？” “我也一样是个穷小子，怎样好笑话你？”龚美辩解道。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龚美见眼前这个小姑娘说得天真率直，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小美人身上投资，赌一把，说不定能赚大钱。 龚美虽是一个小生意人，却有独到的眼光，他想在这个小姑娘身上投资，做一笔似乎很难得到回报的投资。 龚美是个聪明的投资人，他在做一笔疯狂的投资，投资对象：美女；期望值：美女变贵妃。 由于有了投资的想法，他便对刘娥讲，说他有一个办法，能使刘娥今后大富大贵，吃不完、穿不尽。 刘娥以为龚美骗人，不想搭理他了。 “我说的是真的。”龚美认真地说,“只要你能够听我的话，暂时忍受屈辱，吃点苦，我保你今后一定能享受荣华富贵。” 刘娥见龚美不像是开玩笑，也有所心动，心里想，从来做人都要能屈才能伸，吃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如果真的能有好日子过，暂时吃些苦、受些罪算不了什么。但她不知道龚美怎样给她带来荣华富贵，半真半假地问道：“你说说看，怎样才能得到荣华富贵？” 龚美知道刘娥心有所动，便对刘娥说出了他的计划，他叫刘娥随他学习鼗鼓，然后一同上京城闯天下，凭她的美貌和自己教给她的技艺，如果能得到哪位王子皇孙的赏识，说不定就可一步登天，荣华富贵也就缠上她了。 刘娥低头想想，觉得自己已是穷困潦倒，呆在这穷山沟里，永无出头之日，出去闯一闯，说不定真能交上好运。只是益州离京城，远隔千山万水，自己一个弱女子，身无分文，怎么去呢？ 龚美似乎看穿了刘娥的心事，便说只要她愿意，其他就不用她操心，他能想办法。刘娥说道：“我同你非亲非故，你凭什么要帮助我？” “我虽是一个银匠，也颇通相术。”龚美说，“你有后妃之相，将来一定能大富大贵。”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刘娥仍然不放心地说，“没有什么报答你。” “我也不富裕，也不要你马上报答我。”龚美认真地说，“只要你日后有了出头之日，不要忘了我就行，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接济我一二即可。” 刘娥本是一个弱女子，生活在僻陋的乡间，一日三餐都有问题，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听龚美说得认真，不像是开玩笑，便提议与龚美结拜为兄妹，日后有了出头之日，一定不忘龚美的大恩大德。 龚美当然是求之不得，两人真的焚香对拜，结为异姓兄妹。然后，两人结伴，一同前往京师。 这趟京师之行，对于刘娥，是走出穷乡僻壤，到京城去碰运气，对于龚美，则是一项投资的开始，投资项目：美人。

2、美人进京

在赴京城途中，龚美教了刘娥一项技艺——打鼗鼓，鼗鼓是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原本是小商贩用来招徕顾客的道具，配上鼓声唱着曲子，就成了一种说唱艺术。 原来，龚美小时本是个玩鼗鼓的，后来才改行做银匠。他的鼓词鼓术，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经过改良的，有一种独特的风味，格外地新颖别致。刘娥天生丽质，聪颖绝伦，加之心灵手巧，鼗鼓的敲击方法一点即通，教唱的曲儿一学即会，更兼珠喉婉转，唱起曲儿格外动听。有时，她觉得龚美教的词调有不完善的地方，还要自行修改，故她的击打方法和唱的曲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路上，两人边走边卖唱，后来又买了一面小铜锣，每当演出的时候，龚美敲铜锣，刘娥打鼗鼓唱曲，居然创造出一种男女合演的花鼓戏。这在当时可是新鲜事儿，二人逢州过县，走一路，唱一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甚至还在不少地方引起轰动，不但吃住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还略有结余，两人分外高兴。 两人到了京师，在最繁华的地段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天，便在闹市区找一块空场子，打起鼗鼓，敲响铜锣，摆地摊卖唱。 打鼗鼓的技艺，在京城是一件新玩意儿，以前从没有人这样玩过。京城的特点是人多，而且闲人特多，闲人都喜欢瞧新鲜、凑热闹。他们突然看见一位绝色美人，敲着新奇的鼗鼓，唱着动听的曲儿，一下子就围了过来。刘娥见围的人多了，表演起来格外卖力，有节奏的鼗鼓声，银铃般的歌声，加上苗条的身段，更有卖弄风骚的表演，使围观者如醉如痴，三五日间，便轰动了汴梁城。人们争相前来观看，刘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两人赚得个钵满盆满。 赵恒此时年方十四岁，被封为襄王，还没有册立为太子。他早就听说蜀中出美人，欲找一名川妹子做侍妾。听说京城来了个唱鼗鼓戏的川妹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但长得漂亮，曲儿也唱得动听，便动了好奇之心，欲前往一睹为快。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刘娥的表演。? 刘娥虽然年纪不大，但颇通人情世故，见一个气度不凡的公子，带着几个随从挤进来观看，知道定是非常人，便拿出浑身的绝活儿，表演起来格外卖力，甚至有时抽个空儿向这位公子哥飞个媚眼。 赵恒也是情窦初开之时，初见刘娥的花容玉貌，已经被她的美色弄得目眩神迷，再加上刘娥有意地目挑眉语，暗中传情，更惹得他意马心猿、浑身发烧，恨不得冲上前去将这位美人搂在怀里，狠狠地亲上几口，怎奈在大庭广众之下，由不得自己的性子。回到府邸，他立即命人去把打鼗鼓的女子召进襄王府。 问起刘娥的身世，她说自己姓刘，名娥，山西太原人氏，后来流落到益州，祖名延庆，曾在晋、汉时代做过右骁卫大将军。父名通，在太宗朝做过虎捷都指挥使，随同太宗出征太原，中途病逝。母亲不久也病逝，她是由外婆家抚养长大的。后舅家人相继去世，就与表兄龚美游走四方，以卖唱糊口。前不久才来到京城讨生活。说到伤心处，两眼含泪，一副凄切之态，使人越觉得楚楚可怜。 赵恒是越看越爱，越爱越看，当即决定，将刘娥留在襄王府做侍女。 刘娥随同龚美进京的目的，就是要投身公子王孙，谋求荣华富贵，进京不久，就有此奇遇，一步登天进了襄王府，当然是求之不得。 龚美的投资项目，第一步已经成功了。刘娥也如愿以偿，进了富贵官宦人家。 龚美的投资，能够收到回报了，他在等。

3、美人进宫

赵恒贪恋刘娥的美色，才将她收入王府。刘娥进入襄王府后，名义上是侍女，实际上享受着远远超过侍女的待遇。 刘娥进京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公子王孙，过上那荣华富贵的日子。进了襄王府，同襄王赵恒，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一个是含情脉脉，怜香惜玉，一个是移篙近舵，投怀送抱。真是洛皋解珮，幸遇陈思，神女行云，巧逢楚主。两人相怜相爱，如胶似漆，掉进了温柔乡，熔成了鸾凤交。 赵恒的乳母泰国夫人，对来历不明且出身低贱的刘娥十分不满，要求赵恒将刘娥驱逐出襄王府。赵恒正当少年，遇到刘娥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情投意合，如何能轻易舍弃。乳母见赵恒不听话，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太宗皇帝。 太宗听说儿子小小年纪便沉溺于女色，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 乳母的话可以不听，父皇之命却是难违，万般无奈之下，赵恒只好将刘娥送出宫，表面上是将她送回四川老家，暗地里却将她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张耆悄悄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为了避嫌，他自己每天都睡在襄王府中。 赵恒送走刘娥之后，奉太宗之命，娶了名将潘美第八个女儿为妻，潘氏成了他第一位正妻。赵恒虽然娶了潘氏，但一有机会，就悄悄溜到张耆家与刘娥私会，张耆的家变成了他金屋藏娇之地。 刘娥的处境虽然不那么名正言顺，一般的女子，可能会厌倦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但刘娥不是寻常女子，此时的她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而是借这个机会，在张耆家里博览群书，遍读史经，研习琴棋书画。 赵恒见刘娥如此善解人意，更是对她另眼相看，从心里真正地爱上了这个女人。刘娥是赵恒第一个真正爱上的女人，而且这份爱情终身不变。 投资人龚美在等，他在等投资的最终回报，刘娥在等，她要等那出头之日。资源共享是长远的，等待是漫长的，两人这一等，等了十五年。 十五年后，太宗皇帝驾崩，赵恒即位做了大宋第三代皇帝。赵恒做了皇帝后，立即派人把刘娥接进宫，刘娥终于拨开乌云见太阳，重见天日了。 刘娥进宫之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荣升为德妃。按宋宫制度，皇后以下的命妇主要有妃、嫔两等。妃有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等，嫔的等级则多达十七等，其下又有婕妤为一等，美人为一等，才人和贵人为一等。当时赵恒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已死，第二任妻子郭氏封为皇后。 刘娥生性机敏，为人机巧多变，对郭皇后十分殷勤，与其他嫔妃相处得也很好，算得上是八面玲珑。由于她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宫中嫔妃没有人不喜欢她，包括宫女在内，无人不称她贤德。 时隔不久，刘娥进位修仪，不久，又册封为德妃，地位不断攀升。 刘德妃得宠之后，称龚美为兄，命他改姓刘，然后请求赵恒赐给一个官职。这个聪明的投资人，果然收到了回报。

4、赵祯的身世之谜

郭皇后去世后，宫中还有数名嫔妃，最得宠者当属刘德妃，次为杨淑妃。 此时，赵恒尚无子嗣，故去的郭后虽然生过三个儿子，但个个短命，没有一个活下来；杨淑妃也生了两个儿子，也都先后夭折。刘德妃很想生个儿子，好向赵恒要求继承皇后之位。无奈肚皮不争气，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有怀上龙种。这时候的刘德妃，已经是三十七岁的女人了。看来，她是一只不生蛋的母鸡，命中注定不能生儿子了。 赵恒望子心切，又选纳前宰相沈义伦的孙女沈氏进宫为才人。此时的沈氏只有十四岁，又是名门之后，这个女人进宫，对刘德妃在宫中的地位带来了巨大威胁。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赵恒却迟迟不表态，显然，他心里还有个刘德妃。 刘德妃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郭皇后在世的时候，她没有非分之想，当郭皇后没了的时候，她对中宫之位实在是有些心动。但她知道，自己肚皮不争气，不能生儿，如果有儿子，就有了竞争皇后的资本。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也就是借腹生子之计。 刘德妃先用自己的侍女李氏的美色去打动赵恒，让李侍女去做赵恒的司寝。司寝的职责，就是给赵恒铺床叠被，当然，只要赵恒高兴，她随时可以在那个床上陪主人睡觉。 刘德妃的目的很明确，自己生不出儿子，就让李侍女去替她生，等她怀了龙种、生了儿子之后，抱过来据为己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是她借腹生子的全盘计划。 李氏是杭州人。父亲李仁德在吴越王时曾任左班殿值，母亲早年去世。吴越归顺于宋廷后，李仁德在迁徙汴梁的途中染病身亡。继母携所生子改嫁，只剩下李氏孤零零的一个人，无以为生，只好削发为尼，在尼姑庵讨一口饭吃。 有一次，刘德妃到尼姑庵拜佛，见李氏相貌娇美、举止从容，料定她是一位大家闺秀，便与她交谈起来。李氏像是遇到了知己，对刘德妃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刘德妃顿起同病相怜之感，将李氏带出尼姑庵，收为自己的侍女。李氏文文静静，沉默寡言，深得刘娥信任。 李氏年轻，人也长得漂亮，而且性情温和、善解人意。 赵恒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来的司寝，不需要李侍儿主动提出要求，赵恒就临幸了她，由司寝变为侍寝，几度云雨，李侍儿果然怀上了龙种。 一次，身怀有孕的李氏随赵恒出游，不小心碰掉了头上的玉钗，玉钗掉落在地。赵恒暗自祈祷：玉钗若完好无损，当生下男孩。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虽是一个传说，但既从侧面反映了赵恒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情，也是赵恒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李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果然是个儿子。 赵恒中年得子，大喜过望，给这个新生婴儿取名受益；并晋封李侍儿为才人。这个受益，后来改名赵祯，就是宋仁宗。 刘德妃没有将这个孩子留在李才人的身边，而是抱过来据为己有，这就是她设想的移花接木之计。刘德妃把李才人生的儿子抱过来后，对杨淑妃说，由她们两人共同抚养这个孩子，杨淑妃为人随和，一口答应了。为了防止真相外泄，刘德妃严厉地告诫宫中的宫女太监，就说孩子是她生的，谁要是说漏了嘴，后果自负。 刘德妃所说的后果是什么，这些宫人清楚得很，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此，赵受益的身世成了宫中的一等机密，谁也不敢提这件事。 想到严重的后果，谁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藏书网呢？ 李才人做人向来很温和，眼看自己的儿子被刘德妃抱走，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慑于刘德妃的权势，也不敢流露任何不满的情绪，否则，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可能还会危及儿子的安全。 赵恒宠爱刘德妃，也默许了她抱养李才人之子这件事。 从此，赵受益的起居就由刘德妃和杨淑妃照料，赵受益呼刘德妃为大娘娘，呼杨淑妃为小娘娘。 刘德妃终于如愿以偿了，自己生不出儿子，却堂而皇之地当上了皇子赵受益的生母。 刘德妃以色得幸，专宠后宫，这是私欲所致，幸亏刘德妃虽有心计，却未为恶，事郭后恭敬有加，待杨妃也以和为贵，虽然将宫中侍儿所生之子据为己有，似乎有些不仁道，但她上不敢欺罔赵恒，下也未加害李侍儿，只不过借此以攫皇后之位，贪图尊宠而已，虽然有些狡诈，但也无大恶。 后世之人不齿刘娥的行为，将这段故事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至有狸奴换主之讹传，并说这件事是宦官郭槐一手操办的，包拯三审郭槐，致使仁宗皇帝寒窑认母。这都是捕风捉影、荒唐之谈，都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描写虽然风趣，但却歪曲了历史。 九 五鬼乱朝

1、后宫有了新主人

后宫无主，时间长了不行，赵恒不准备再拖了，他决定要立新皇后。 当时的皇后候选人有三个，刘德妃、杨淑妃、沈才人，其中，刘德妃的要求最迫切，而且她还在背后给赵恒吹了不少的枕头风。 册立皇后是件大事，赵恒当然要与大臣们商议一下，不过，他的态度很明朗，就是要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后，谁知他的话刚出口，就引来了激烈的反对声，翰林学士李迪认为，刘德妃出身寒微，不足己母仪天下，旗帜鲜明地反对立刘德妃为后。 赵恒闻声脸色大变，反驳道：“刘德妃祖父刘延庆在晋、汉的时候做过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在太宗皇帝驾前，官至虎捷都指挥，世代将门，怎么能说是出身寒微呢？” 参知政事赵安仁出班启奏，他说沈才人是宰相沈伦的孙女，出自相门，更合适当皇后。 这就是说，沈才人出身名门，历史清白。 看来，大家都不认同刘德妃，对她的履历压根就持怀疑态度，什么祖父是右骁卫大将军，父亲曾任都指挥使，可能都是造假，不足取信。因为这些都是她自己说的，谁也不能证明她的身份。 赵恒见几臣群起反对，蛮横地说：“刘德妃入宫在前，沈才人入宫在后，不能乱了次序。” 堂堂的一国之君，竟然说出了如此荒唐的话，封皇后也要论资排辈，讲究个先来后到。群臣见皇上发了脾气，谁也不敢出声了。 赵恒见大家安静了，放缓了口气说：“朕曾在宫里宣谕，无论哪一个嫔妃，谁先生得儿子，即立谁为后，现在刘德妃生下的皇子已经三岁，君无戏言，朕怎么能自食其言，失信于德妃呢？” 其实，这个儿子到底是谁生的，他自己清楚得很。他为了能使自己心爱的人顺利地登上中宫之主的位子，竟对文武百官撒了个弥天大谎。 群臣听了，再也没有人多言。既然她生了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即将立为储君，母凭子贵，皇上力排众议，谁还敢再说什么呢？ 赵恒见反对的人闭嘴了，便命丁谓传谕学士杨亿起草诏书。 杨亿为人很正直，他以为这事终不妥，不肯奉旨。丁谓劝道：“学士勉强作了此诏，不愁不富贵啊！” 杨亿摇摇头说：“像这样的富贵，不要也罢，你还是让别人去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吧！” 丁谓见杨亿拒不奉诏，不好强求，只好命令其他学士起草这份立后诏书。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刘德妃正式被立为皇后，继位中宫。

2、皇后的野心

刘氏原本是益州穷乡僻壤的一个小女子，由于碰上了一个眼光独到的投资人，才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进京之后，凭姿色取宠于赵恒，进宫之后，从美人、修仪、德妃，一直攀升到后宫的最高地位——中宫之主。她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 刘氏当上了皇后，并没有忘记她的投资人兼合伙人龚美，除了命他改姓刘，还给他谋了官爵。这样做：刘后有了宗族，刘美成了国戚。 龚美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龚美改为刘美，成了皇后宗室，既成了皇亲国戚，又得了高官厚爵，身份立即就尊贵起来，不但不像做银匠时被人轻视，反而还有人来巴结他。翰林学士钱惟演得知刘美尚无妻室，立即托人保媒，将自己的妹子嫁与他，做个间接的皇亲国戚。 李才人呢？刘后见她只是恭顺，又由赵恒加恩授为婉仪，不久，进位顺容。 刘娥是该报恩的报恩了，该安抚的安抚了，然后，心安理得地做起了正宫娘娘。 刘娥由一个江湖女子，一跃而成为皇后，是什么吸引了赵恒，铁了心要立她为后，使她在众多嫔妃的竞争之中脱颖而出呢？这不是仅凭脸蛋长得漂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赵恒立她为皇后的时候，她已经是四十三岁的老女人了，无论怎么保养，容颜绝对比不上才十多岁的沈才人。她能够成为中宫之主，得益于她的聪慧和才干。她不仅将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还在朝政方面给予赵恒很大的帮助。 刘娥住在张耆府中等了十五年，苦读了十五年，虽说不上通古博今，但确实是一个多才而有心计的女子。同时，她还有一项特长，就是过目不忘，一篇文章，只需看一遍便能背诵。继位中宫后，更留心时事，博览经史，每当赵恒退朝，批阅天下奏章到深夜，她总是陪伴在身边，看到赵恒对奏章的处理，她都一一牢记于心。赵恒有所疑问，她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给赵恒提供帮助。这便是史书所记载的：“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赵恒退朝，闻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阖事，有问辄博引，故实以对。” 正因为如此，赵恒更加看重刘皇后。 从这个时候起，皇后的心里萌发出一种强烈的欲望，这就是，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同样也能做到。唐朝的武则天不是在皇帝的御座上也坐了好些年吗？她要让天下的男人看看，女人也能干事。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刘皇后渐渐地就干预朝政了。

3、贼臣弄权

赵恒仍然喜欢谈仙说怪，祈神祷天，他给老子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亲自到亳州朝拜老子像。他建应天府为南京，从此宋朝有三京，即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及南京。他还下令南京建鸿庆宫，祀奉太祖、太宗圣像，并亲自前往南京检阅。 赵恒去南京检阅鸿庆宫回京后，丁谓奏报，玉清昭应宫竣工。当初预计玉清昭应宫工程十五年建成，赵恒嫌时间太长，要缩短工期。丁谓便命令工匠昼夜加班，七年时间便全部竣工，工期缩短了一半。 玉清昭应宫金碧辉煌，建筑宏丽，有两千六百一十楹，耗财无度。内侍刘承珪协助丁谓监工，在建造过程中，由于规划不严，建筑图纸画了改，改了画，不知重复多少遍，很多地方是建了拆，拆了又再建，建了再拆，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无可计数。建成后，天书收藏在最雄伟壮丽的宝符阁。 张咏自益州调任京师，进入枢密院任职，见丁谓如此浪费，实在是忍无可忍，连着上了三道奏折，痛陈大兴土木，建造一些无用的建筑，“是竭天下之财，伤生民的生命。”这些都是贼臣出的歪点子。这种人不杀不足以谢天下。因此，他请求把丁谓杀掉，悬头国门以谢天下，甘愿把自己的头也斩下来，算是向丁谓谢罪。 赵恒看了张咏的奏折，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把张咏撵出京城，放到陈州当地方官去了，但并没有加罪于丁谓。 张咏虽然因弹劾丁谓而被贬到地方，但这件事在百官中传开了。大家都在背后痛骂丁谓诳惑圣聪，祸国殃民。 这个时候，太子太师吕蒙正、司空张齐贤等都已先后谢世。 宰相王旦年老多病，多次请求去职退休，赵恒就是不批准。王旦身为宰相，虽然不满五鬼的所作所为，但他们都有赵恒庇护，根本就奈何不了这几个人。他明知赵恒的所作所为不合情理，但也没有办法制止，眼看着五鬼乱朝，却又无能为力，对于勤勤恳恳为国操劳的宰相来说，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每当王旦感到无奈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从前的宰相李沆。 赵恒刚继位的时候，宰相李沆总是将全国的水、旱、盗贼等事奏报给赵恒。王旦当时还是参知政事，他认为这样一些琐屑小事不必向皇上奏报。李沆却说，皇上还是一个少年，应当让他知道百姓生活之疾苦，否则，他血气方刚，不是留意声色犬马，就是大兴土木、求神拜佛。并说他老了，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王旦他日或可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李藏书网沆病逝后，赵恒果然东封西祀，大兴土木。想不到一切都被李沆一一言中。 王旦私下常对人说，李文靖不愧是个圣人，有先见之明，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王旦见五鬼实在是闹得不像话，自己又制服不了这几个人，便想到了狠人，他就是被五鬼之一的王钦若设计罢了宰相之职，下放到地方的寇?准。于是，他秘密奏请赵恒，将寇准召回来。赵恒听从了王旦的建议，下诏召寇准入京，命他为枢密使。 寇准进京出任枢密使后，果然同五鬼之一的三司使林特较上了劲。 林特只是一个三司使，当然斗不过寇准，但他有皇上做后台，在寇准那里吃了亏，抽空就到赵恒面前唠叨了几句：“寇准给臣小鞋穿，无事找事，说什么维护玉清昭应宫的费用太多，用于祭祀的花销太大，国库快成一个空壳子。他还在查臣的账，说臣的账目有问题。”最后，他满脸委屈地说，“玉清昭应宫的日常维护、祭祀费用的支出，都是陛下亲自吩咐开支的呀！他寇准心里不服气，总不能拿我出气吧？” 林特的意思很明确，寇准名义上是整他，实际上是冲着皇上来的。 赵恒听了林特的汇报，果然来气了。但他没有直接找寇准，而是传召了王旦，冷着脸对王旦说：“寇准还是老脾气，处理事情不知道转弯，你看怎么办？” 王旦见赵恒生气了，说道：“寇准是个很耿直的人，如果不是仁主，是容不下这样的直臣的。” 王旦这句话，也是绵里藏针，意思是说，寇准是个耿直的忠臣，不是仁慈的君主，是容不下这样的直臣的。如果皇上容不下寇准，那就不是一个仁君。王旦的回答，可算是用心良苦。 王旦的激将法，对赵恒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没过多长时间，赵恒便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寇准等于是到京城出了趟差，又回到地方了。 王旦知道皇上着了魔，除了五鬼，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能暗自哀叹，毫无办法。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底，赵恒又拟改元。 次年改元天禧元年（1017年），元年元旦，赵恒亲赴玉清昭应宫，上玉皇大帝宝册衮服；第二天，上圣祖宝册；十一日，在南郊设坛祭拜天地，再到天安殿受册号，作《钦承宝训述》，并昭示群臣。群臣又是歌颂一番。 三月，赵恒命参知政事王曾兼会灵观使。 王曾不愿附和怪诞，便请求赵恒把这个职务封给王钦若，他自己坚决不受灵观使之职。 王曾是青州人，宋真宗咸平年间，由乡贡至殿试，廷对列为头名状元。有友人向他祝贺说：“状?元及第，一生吃穿不愁。” 王曾正色说道：“平生志不在温饱，难道就只为了一个吃吗？” 后来，他入史馆，翰林学士，接着又提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赵恒见王曾不受灵观使之职，不高兴了，指责王曾同朝廷唱反调，不“附会国事”，是想标新立异。 王曾连忙跪答道：“皇帝虚心纳谏是明，臣子尽忠为国是义，我只知道尽忠为国这个大义，不晓得什么叫立异。” 王旦当时也在场，见王曾不畏皇权，如此率直，暗暗点头，退朝后对僚属们说，王曾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他日德望勋业，不可限量，我年纪大了，恐怕见不到了。 数日之后，王旦决意辞职，连上了三道请辞奏折。赵恒不但没有批准，反而还加授太尉侍中，五日一朝，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王旦固辞不受，并且还托同僚转达赵恒，请收回成命。赵恒见王旦态度坚决，只好作罢，但俸禄还是加上去了，宰相之职仍然照旧。 这一天，赵恒在滋福殿单独召见王旦，君臣二人相对，赵恒见王旦日渐衰老，不禁黯然地说：“朕有重大的事情要托给你，不想你身体这样差，朕真的很担心啊！”随即叫内侍召来皇子受益，命他跪拜王旦。 王旦慌忙起来避让，受益起至阶下，还是拜了下去，王旦只得跪下答礼。站起来安慰地说：“皇嗣盛德，一定能继承皇家大业，陛下何必担忧呢？” 接着，他连续推荐寇准、李迪、王曾等人都可为宰辅，自己可以让位了。 赵恒见王旦身体实在是不好，加之态度坚决，便答应免去他的相职，但仍命他继续担任玉清昭应宫使兼职太尉，领宰相半俸，并允许王旦乘车入朝。这可是特别的礼遇。 王旦的病越来越重，赵恒亲自到王旦家里探望。他见王旦瘦得变了形，有些伤感地说：“朕不想委你以重任，而你却病成了这样，朕真的很忧心啊！”并问王旦，万一他仙逝后，朝中各位大臣，谁能接他的班。 王旦躺在床上，两眼无神地看着赵恒，说道：“知臣莫若君，皇上自择吧！” 赵恒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王旦只是摇头。赵恒似乎急了，急促地问：“到底是谁？你不妨直说吧！” 王旦轻轻地咳了几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以臣的愚见，非寇准莫属。” 赵恒认为寇准太过偏激，叫他再推荐其他人选。 王旦说：“除了寇准，我实在不知道谁更胜任宰相了。” 赵恒急了，说道：“寇准经常说你的短处，你为何一再保荐他呢？” 王旦回答说：“臣蒙陛下过举，久参国政，岂无过失？寇准事君无隐，为人正直，所以臣才屡次荐举他。至于其他人，臣就不知道了，恐臣病困，不能再侍奉陛下了。” “除了寇准，再没有第二人选了吗？”赵恒焦急地问。 王旦答奏道：“知臣莫若君，陛下到时自择便了。至若愚臣，晓得他事君无隐、谋国尽忠的人，只有寇准一个，别的臣一个都不知道。” 赵恒看了王旦一眼，安抚几句后，便启驾回宫了。 赵恒到底还是没有采纳王旦的建议，没有起用寇准，而是任命王钦若同平章事。

4、名相抱恨而终

王钦若没有什么本事，他最大的专长就是会察言观色，顺着赵恒的杆子爬。上朝的时候怀揣几个奏本，不同的奏本有不同的内容，探明皇上的意图后，再拿出相应的奏本奏事，其余的就塞在怀里不拿出来。 枢密副使马知节是员武将，他看不惯王钦若的小人嘴脸，有一次当着皇上的面，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怀里还揣了几道奏折？全都拿出来吧！” 王钦若见马知节揭了他的老底，恼羞成怒，指责马知节诬陷大臣，马 77e5." >知节并不惧怕王钦若，要他脱了衣服查看。朝堂之上，赵恒当然不会让王钦若脱衣服的。衣服虽然没有脱，但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上了。 退朝之后，马知节恨恨地对王旦说：“本想用笏板打死这个奸贼，又恐惊了圣驾，不敢轻举妄动。此贼不除，朝廷永无宁日啊！” 王旦看着这个不愿与五鬼同流合污的同僚，敬佩不已，敬佩之余，却又心有愧疚，因为他身为宰相，任由五鬼乱朝，却不能制止。 有一次，王钦若没有请示赵恒，擅自提拔了他的一名亲信的官职，马知节在朝堂上将这件事给捅了出来，并大骂王钦若是奸臣，扰乱朝纲。 赵恒这次真的发火了，王钦若提拔自己人，竟然连招呼都不打，这不是公然挑战他的皇权吗？一怒之下，免去了王钦若枢密使的职务。马知节免掉现职，改任彰德留后，下放到地方去了。 这场交锋，王钦若和马知节弄了个两败俱伤。 王旦免相后，王钦若仍拜为枢密使，进任同平章事。 王钦若当了宰相之后，愤愤不平地对人说：“十年之前，我就该拜相，就是那个王子明，迟我十年做相。” 王子明就是王旦，十年前，由于他的谏阻，打消了赵恒拜王钦若为相的念头。故在拜相之后，他才说出了这样的话。 王旦病在家里，听说王钦若入相，悔恨不已，病情加剧。赵恒听说王旦病情加重，派专人到王旦家里探视他的病情，每天达三四次之多，有时还亲自到王旦家里，亲自为他煎药、熬粥。 王旦无话可说，只是悔恨地说，有负圣恩。在他弥留之际，叫他的儿子把杨亿请到家里，口述遗表，请杨亿代为启奏。他对杨亿说，自己忝为宰相，抱歉很多，遗表中只叙生平遭遇，感谢皇恩。并请皇上亲庶政，近贤臣，远奸佞。最后对杨亿说：“你是我多年好友，所以拜托你办理这件事情。” 杨亿依王旦的口述，给王旦过目，然后带走了这份遗表。 晚上，王旦将几个儿子都叫到病床边，对他们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别的过失，就是‘天书’这件事没有尽力谏阻，是个没办法弥补的大错误。我死以后，要把我剃光头发、穿上僧服入葬，就算是对天下谢罪吧！”说罢，瞑目而逝。 王旦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儿子要遵从父亲的遗嘱，以僧人之礼安葬他们的父亲，幸亏翰林学士杨亿劝阻，王旦才没有像和尚似的入土。 王旦病逝后，杨亿便将他的遗表呈送给赵恒。 赵恒亲赴王旦的家中悼念，在灵前痛哭失声。下诏追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下令停朝三日，并将王旦子弟、外孙、门客十数人都给予安置，几个儿子各进一官。 王旦任宰相十八年，是宋初任宰相最长的人，称名相。赵恒信神弄鬼，不理朝政，朝廷的一些琐碎事都由他处理。但他迫于五鬼的挟持，明知五鬼乱朝，却不敢同他们作斗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流合污，明知赵恒的天书是假造的，却不敢极言谏止，致使天书的闹剧愈演愈烈。但是，如果不是他总理朝政，收拾乱摊子，当时的政局和社会经济可能会更糟。临终之时，他能够深刻地剖析自己的一生，对没有谏止赵恒天书的闹剧痛悔不已，不失为名相的风范。 王钦若当了宰相后，并没有什么建树，他除了装神弄鬼、结党谋私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特长，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排除异己、陷害他人。 参知政事王曾是一个直臣，对赵恒装神弄鬼的行径极为不满，拒受会灵观使之职。 王曾认为王钦若是个奸佞，尽管他做了宰相，并不附会于他，更不会与他同流合污。王钦若做了宰相之后，身边有这么一位志不同、道不合的副宰相，老觉得碍手碍脚。于是老在赵恒面前嘀咕，说王曾是一个异类，不合群，他连皇上的话都不听，更不把其他大臣放在眼里，这样的人做参知政事，他这个宰相的工作很难开展。 赵恒对王曾上次拒任会灵观使一事一直有些想法，他虽然不是一个明君，但也不是一个大浑蛋，所以并没有把王曾怎么样。这次王钦若旧事重提，他也觉得这两个人实在是难以共事，于是听信了王钦若的谗言，免去王曾的参知政事，下放到南京去。 赵恒因皇子受益年纪渐大，自己又经常患病，下诏立受益为太子，改其名为赵祯。 朝廷册立太子，照例是大赦天下、赐宴群臣，天下同庆了。 天禧三年（1019年），永兴军巡检使朱能，勾结宦官周怀政，在乾佑山伪造天书。当时寇准正出镇永兴军，便将天书上奏给出朝廷。 赵恒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下诏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天书迎进宫里。鲁宗道和孙奭先后上书，说这是奸臣妄诞，荧惑圣聪，请求速斩朱能以谢天下。 赵恒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下诏召寇准进京。 寇准奉诏进京之时，他的门生给他出了三个对策：到河阳之后，称病不到京城，请求在外任官这是上策；进京面圣，当面戳穿乾佑天书是假的，这是中策；再进中枢，委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这是下策。 寇准不以为然，堂而皇之地进京面圣去了。 恰巧在这个时候，商州有个叫谯天易的道士，私藏禁书，并且对人说他能驱使六丁六甲各路神仙，在搜查他住处的时候，搜出了王钦若写给他的书信。 朝中大臣们乘机弹劾王钦若，说他借用六丁六甲之名装神弄鬼。这一下可击中了赵恒的心病，同时王钦若又犯了众怒，谯天易遭了殃，王钦若也跟着倒霉，赵恒下诏，罢了他的宰相之职，下放到杭州去了。 正好，寇准应召赴京，受任同平章事，丁谓为参知政事。 王旦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寇准终于又回到宰相之位，不知有何感想。 十 没有结局的争斗

1、寇准得罪了小人

丁谓过目成诵，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还智谋过人，善于筹划，别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他的手上>很快就会处理得干净利落，工作能力也特别强。 寇准很赏识丁谓，常夸奖丁谓是个人才。已经去世的宰相李沆看人的眼光很毒，他见寇准夸赞丁谓，告诫说：“丁谓固然有才能，但是这等人可使他在人上吗？” 寇准却说：“像丁谓的才能，相公终能压抑他使在人下吗？” 李沆微笑着说：“现在不必辩论，日后你自然记得我说的话。” 寇准却不以为然。 寇准第三次入相之后，对丁谓的奸邪略有耳闻，但由于是故交，故此对他也礼尚往来，而丁谓对寇准，也是毕恭毕敬。 一次宴会时，寇准的胡须沾上了菜汤，丁谓亲自帮寇准整理干净。寇准很率直，最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他见一个堂堂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竟然对自己如此恭卑，不但不感激，反而笑讽他，说参知政事是国家的重臣，竟然为上司捋胡子，是不是有点不应该。 一句话，弄得丁谓哭笑不得，下不了台。 丁谓拍马屁拍错了地方，当时又不便发作，但他是一个是小人，小人有仇必报，寇准让他当众丢了脸，从此便怀恨在心，他要寻找机会，报当众受辱之耻。 丁谓有才能，但为人奸诈，心术不正。有一次，赵恒赏他和其他八位大臣每人一条玉带，而库房里只剩下七条，赵恒说就拿自己所用的玉带补上，但当时并没有从身上取下来。丁谓很想得到皇上佩戴的那条玉带，又不便明说，便把库房里那七条玉带发给了另外七位大臣。几天之后，大臣们前去谢恩，赵恒见丁谓没有佩戴新的玉带，很是奇怪。丁谓假惺惺地说：“臣已经有玉带了，陛下赏赐的那条太珍贵了，臣不敢要，准备还给陛下。” 赵恒这才发现玉带还戴在自己身上，连忙取下来赐给丁谓。丁谓既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又给赵恒留了面子，还留下了为人坦诚的印象。一举三得，这就是丁谓。 寇准不吸取上次得罪王钦若的教训，明知五鬼之一的丁谓不是善类，却偏偏要得罪这样的小人。寇准又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2、一次未遂的政变

天禧四年（1020年），赵恒中风病倒在床，几乎不能处理国家大事，朝廷一时出现权力真空。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寇准已经认识到丁谓是一个奸诈之徒，两人的分歧逐渐加深。朝中官员也逐渐分为了两派，一派以寇准为首，有李迪、王曾、杨亿以及宦官中的周怀政等，另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包括曹利用、钱惟演等。 赵恒患病期间，两派的政治斗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赵恒躺在病床上，并没有意识到两种暗流的涌动，在病情加剧的时候，他担心自己一病不起，宋室江山还要人来管理，便向宦官周怀政说起了他的担心，准备让太子监国。 周怀政同寇准的关系密切，便bbr>.把皇上有意太子监国的想法告诉了他。 寇准得知这个消息后，秘密进宫面圣，建议让太子监国，选贤良之臣辅佐太子，同时说丁谓、钱惟演都是奸佞小人，只知道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难以忠心侍奉少主，请求罢免丁谓、钱惟演等几个奸佞之徒。 恰巧那天赵恒没犯病，他也知道刘皇后擅权，听了寇准的话便点头同意。寇准得到了赵恒的首肯，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秘密起草命太子监国的诏书，许诺事成以后让他顶替丁谓的位置。 杨亿是个聪明人，知道刘皇后和丁谓的势力强大，为了防止泄密，他把所有人都赶走，深夜独自一人字斟句酌地起草这道关系重大的诏书。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杨亿倒是严守机密，寇准却出了问题。 寇准生活奢华，喜欢醇酒美人，一次酒喝多了，居然把这件要命的事说了出来。 丁谓听说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半夜三更坐着牛车去找曹利用商议，并且通过太监向刘皇后通风报信。 刘皇后原本是中立的，并未倾向双方中的任何一派。 寇准为人正派，不屑于刻意奉承刘皇后。曾有人状告王蒙正霸占别人的盐井，寇准主张严惩王蒙正。王蒙正同刘皇后之兄刘美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寇准无意中便得罪了刘皇后。打狗没有看主面，寇准无意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政敌。 丁谓却不同，他意识到刘皇后地位的重要，对刘皇后也是刻意巴结，大事小事，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同刘皇后唠叨几句，对于与刘皇后有关联的人，他都照顾得很周到，刘皇后表面上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觉得丁谓这个人蛮不错的，因此，从感情上，较之寇准，就要亲近得多。 寇准密谋太子监国，事先没有同刘皇后商量，丁谓抓住这个机会，从中挑拨，说寇准目中无人，这样的大事竟然瞒着皇后，居心叵测。 刘皇后是一个颇有野心的女人，朝中的大小事情，她都想插手，就是赵恒处理国事有时也要征求她的意见，她怎么能容忍臣子对她视若无睹呢？刘皇后被激怒了。她指使丁谓等人参奏寇准，请求赵恒罢免寇准的官职。 赵恒的病情时好时坏，情绪极不稳定，原本懦弱的性格此时更加脆弱，容易受身边的人左右。丁谓等人利用赵恒的病情，经常在他面前进谗言。 丁谓、曹利用进宫谒见赵恒，请求罢免寇准，刘皇后也说寇准这个人野心太大，一手遮天，任何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朝廷快成为他的朝廷了。 赵恒又犯病了，竟然忘记了与寇准的约定，加上丁谓、钱惟演在外，刘皇后在内大进谗言，寇准竟被罢相。不过，赵恒内心对寇准还是倚重的，并没有难为他，只是让他远离了政治核心，封为莱国公，去做了太子太傅这样的虚职。 寇准被免职后，李迪、丁谓、冯拯三人同时升任参同平章事，任中正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 寇准被贬之后，周怀政因为与寇准的私人关系十分密切，自然成了刘皇后、丁谓等人的眼中钉。为了保住寇准的地位，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周怀政不遗余力地争取赵恒收回成命。但在刘皇后、丁谓的阻挠下，他连见赵恒的面都很难。周怀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了最坏打算，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找到寇准，说出自己的打算。 寇准失落地说：“皇后干政，天子大权旁落，我也被免了相职，还能做什么呢？” 周怀政说，太子无法监国，不妨让皇上直接禅位。 这就是周怀政的计划，冒险发动一次政变，杀了丁谓，幽禁刘皇后，重新让寇准做宰相，扶持太子登基，让赵恒做太上皇。 寇准说，这样的大事不是小孩过家家，一旦泄露出去，是杀头之祸。 周怀政拍着胸膛说：“出了事，我一个人兜着，绝不连累任何人。” 寇准虽然不主张这样做，更不打算参予其中，但他的心里，有着一股改变政局的强烈欲望。尽管觉得周怀政的想法很轻率，但制止的态度也不是很坚决。实际上，他也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周怀政出门时，他只说了一句，万事都要小心。显然，他默许了周怀政的计划。 寇准送走周怀政以后，将自己关在家里，暗暗地探听宫中的消息。 周怀政决定铤而走险，他找到自己的弟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人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太子推上皇帝宝座，让赵恒退位去当太上皇，并且要把刘皇后废掉，恢复寇准的宰相职位，而丁谓等人都在预计的诛杀行列。只因他做事不密、选人不准，客省使杨崇勋跑到丁谓那里告密了。 后来的结果，就是赵恒下诏拘捕周怀政等一众人犯。

3、寇准遭贬

周怀政图谋政变的案子暴露后，丁谓、曹利用想乘这个机会除掉寇准。 丁谓想除掉寇准，是政见不合，而曹利用则是记恨在澶州议和时寇准对他的那一顿训斥。二人不谋而合，都有除掉寇准的想法，不知是谁先提出来的建议，反正是一拍即合。他们连夜活动，欲在审案中把寇准扯进去。 赵恒下诏，周怀政的案子交由枢密院讯问。可巧这天坐堂审案的人是枢密副使曹玮。曹玮是曹彬的儿子，累建战功，本是宋廷守卫边关的大将，因边境安宁，才命他进枢密院任职，做了枢密副使。 曹玮是武将，为人正派，皇上派他审案，他只是审问周怀政的罪状，并不想株连他人。周怀政自己也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案子很快就审完了，曹玮具本上奏，只罪周怀政一人。 曹玮是贤吏，周怀政也算条好汉。 丁谓得知审案结果后，大失所望，将审理的结果密报给刘皇后。他们说曹玮审案不公，有包庇之嫌，这样的惊天大案绝不是周怀政一人所为，肯定还有同党。他们请皇后出面，将案子发回重审，借机兴大狱，铲除所有异己。 恰好此时赵恒的病情略有好转，刘皇后便不敢擅自做主了，只能在赵恒旁边阴一句、阳一句地怂恿挑拨，要继续追查太子监国的事。 赵恒带病上朝，对群臣说，要彻查太子与周怀政谋反案是否有关联。群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声。李迪上前跪奏道：“陛下有几个儿子，为何要下这样的圣旨？臣拿项上人头担保，太子绝无二心！再说，太子还是一个孩子，有必要将他牵扯进来、自毁皇室根基吗？” 赵恒似乎听出了话中的味道，也似乎明白了这番话的分量，想了想，终于点点头，宣布将周怀政正法，案子不再重审。 丁谓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同刘皇后合谋，揭发当年寇准上报的“乾佑天书”是寇准、周怀政、朱能等人搞出来的骗局。寇准等人有欺君之罪。 赵恒下令逮捕朱能等人。朱能狗急跳墙，杀死了朝廷派来的使者，率众叛乱。后来被镇压，朱能自缢而死。 周怀政及“乾佑天书”案牵涉到很多人。寇准既是周怀政想要扶上宰相之位的人，又是“乾佑天书”的始作俑者，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先被贬为太常卿，出知相州，当他出京准备前往相州时，又出了朱能率众拒捕的事情。朱能虽被官军镇压了，寇准却又受到株连，再贬为道州司马。 所有这些事，都是在赵恒病重期间发生，丁谓从中操纵，刘皇后拍板决定。 这件事过去了好长时间，有一天赵恒又明白过来了，很奇怪地问身边的人：“怎么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寇准了？”身边的人惧怕刘后，谁也不敢说寇准去哪里了。后来他得知刘皇后假借自己的名义把寇准撵到道州去了，尽管心里生气，可他本性懦弱，再加上刘皇后是他深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病得一塌糊涂，刘皇后在朝中的羽翼已丰，只好长叹一声作罢。

4、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寇准遭贬之后，丁谓更加肆无忌惮，朝中之事独揽大权，根本就不同另两位宰相李迪、冯拯商量，提拔谁，罢免谁，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李迪愤愤地对同僚们说，自己从一名布衣到做了宰相，深受皇恩，无以为报，连死都不怕，怎能依附奸佞，苟且偷安呢？于是，他格外地留心丁谓的一举一动，防止丁谓搞什么小动作。 此时陈彭年已死，王钦若遭贬，刘承珪也失势了，五鬼中只剩下丁谓、林特两个人。丁谓欲推荐林特为枢密副使，李迪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丁谓一再坚持，后来两人竟扯破脸，大吵了一场，丁谓也就不敢霸王硬上弓了。 丁谓的动作停止了，李迪的气还没消，第二天便上表弹劾丁谓，说他罔上弄权，私结林特、钱惟演，伙同曹利用、冯拯结为朋党，扰乱朝纲。寇准是刚直之臣，竟被他们陷害而远贬道州。 丁谓一听急了，立即与李迪争吵起来，两人唇枪舌剑，谁也不让谁，百官站在旁边看热闹，没有人出面制止。 赵恒萎靡不振地坐在堂上，见两人大吵大闹，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正想发作，突然，李迪冲着赵恒说：“陛下，臣不愿与这样的奸臣共事，情愿同他一起罢职。” 由于心情激动，说话的声音大了，采取了与丁谓同归于尽的做法。赵恒被激怒了，当场命翰林学士刘筠草诏，免去李迪、丁谓两人的宰相之职，李迪改知郓州，丁谓改知河南府。 次日，丁谓上朝谢罪，赵恒责备说，身为朝廷大臣，怎么总是争来斗去。 丁谓说李迪诽谤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才在朝堂上有些失态，说着便跪下哀求说：“如果陛下能特恩赦免，臣愿意留在朝廷，侍候陛下，以报皇恩。” 赵恒叹了口气说：“你有这个心意，朕何尝不是如此呢！” 丁谓连忙谢恩而出，跑到中书省传达皇上口谕，命刘筠改草诏命。 刘筠当然不会同意，他说草诏已经拟好了，如果没有皇上的特旨，是不能改诏书的。 丁谓见刘筠不改诏，便叫学士晏殊重新起草诏书，恢复丁谓的宰相之职。 刘筠认为奸人当道，知道今后很难与这样的人共事，主动请求到地方去工作，赵恒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庐州去做了知州。 刘筠算得上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惹不起，躲得起，到地方工作去了。 此后不久，赵恒干脆下旨，除军国大事外，其余的事都交太子和宰相、枢密使处理。太子还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孩，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更谈不上治理朝政了。这道诏书颁发后，事实上是将皇权交给了皇后和权臣。 赵恒突然想起老宰相王旦临终前说的话，将王曾召回京城，官复原职，仍任参知政事。 王曾回京后，马上就看出了朝中政局不稳，他担心手握实权的刘皇后对太子不利，心生一计。 一天，他故意和钱惟演说，太子年纪幼小，没有皇后的抚育不行。皇后把太子抚育好了，那可是刘氏一门天大的福分啊！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她说的话，未必有人肯听。为皇后着想，她必须善待太子，如果皇后与太子母子同心，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王曾之所以对钱惟演说这番话，是因为他是刘美的内兄，刘美的夫人就是钱惟演的亲妹妹，而刘美又是刘皇后唯一的哥哥。王曾是想通过这个渠道，将信bbr>9９lib?息传进宫中。 钱惟演果然是一点即通，立即将王曾的话转达给刘皇后。 刘皇后是个很有心计 7684." >的女人，仔细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太子可是自己手中的王牌，没有太子，我这皇后怎么能安稳？她觉得王曾的话是金玉良言，此后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如此一来，宫中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体会得到的不和谐的暗流，逐渐平息。 王曾凭他的机智巧妙地化解了朝廷的一次危机。 天禧五年(1021年)一过，赵恒改元为乾兴元年，大赦天下，封丁谓为晋国公、冯拯为魏国公、曹利用为韩国公。 乾兴元年（102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恒似乎是回光返照，精神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在几位大臣和嫔妃的陪同下到东华门观灯，玩得非常开心。偏偏是乐极生悲，回宫后就一病不起，到月底，病情是越来越重；礼部派人去祷祀山川，丁谓请道士在宫中作法；御医们忙里忙外，用尽了手段，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二月，赵恒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诏命太子赵祯即皇帝位。 二十日晚，赵恒将刘皇后召到病榻前嘱咐说，太子年纪还小，寇准、李迪都是可托大事的忠臣，他死之后，要起用这两个人辅佐太子。 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既然知道寇准、李迪是忠臣，为何活着的时候，不很好地保护他们，而使他们备受磨难，遭贬出京呢？ 赵恒向刘皇后说完这最后一句话，便永远地闭上眼睛，晏驾西去了。 赵恒在位，改元五次，共二十五年，寿五十五岁，死后，尊庙号真宗。 赵恒的辞世，标志着大宋走完了风云峥嵘的早期岁月，进入了王朝的中期时代。 一 皇帝没有长大

1、垂帘听政

赵祯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一个孩子。皇帝没有长大，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便成了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是从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遗诏时，宰相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为了遗诏中的一个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赵恒驾崩之后，刘太后召丁谓、王曾进宫商议先皇遗诏，并说奉大行皇帝之命，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命王曾入殿庐起草遗诏。 王曾起草诏书，于“皇后处分军国事”一句，在“处分”二字前面加了个“权”字，这句话就变成了“皇后权处分军国事”，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 丁谓为了讨好皇太后，看了诏书后说，“刚才太后懿旨，明明是说‘处分军国事’，你怎么随意增加一个字，改为‘权处分军国事’呢？这个‘权’字必须删去。” 王曾显然是有备而来，正色说道：“我朝从来就没有母后垂帘听政的先例，如今皇帝年幼，太后临朝，这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入个‘权’字，是为了昭示后人，况且，增减制书内容，是相臣分内之事，这也是祖制特许的。你身为首辅，难道不知道这个吗？” 丁谓见王曾拿祖制压他，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言词来进行反驳。王曾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继续追问道：“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王曾说得理直气壮，丁谓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诏书送进宫里，刘太后虽然有些不满足，但并没有生气，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考虑问题很周到，没有提出异议，便将诏书颁发中外，昭示天下。 诏书颁发之后，即在赵恒灵柩奉太子赵祯即皇帝位，就是仁宗皇帝。 赵祯即位后，葬先考大行皇帝赵恒于永定陵，尊庙号真宗。 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 太后垂帘听政，在宋朝是第一次，中书、枢密两府在辅政形式上又发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将中书、枢密两个部门的官员召集在一起，集体议定仪制。 会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 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传下达，很容易使宦官弄虚作假、操纵朝政，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却不以为然，群臣也是议论纷纷，终因中书省、枢密院两个部门的头头意见相持不下，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散会之后，丁谓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不等第二次复议，避开王曾，暗中与太监雷允恭商定，将按他的意见拟定的一个仪制秘密送进宫里，交给刘太后。 雷允恭是赵恒身边的太监首领，因为揭发周怀政而得宠。他与刘皇后、丁谓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两人之间的联络人。 刘太后没有觉察到丁谓是因为自己要弄权，还以为他对自己很忠心。收到雷允恭递上来的仪制，看了后觉得很满意，就依丁谓私拟的仪制，下了一道手谕，昭示群臣遵照执行。她在手敕中说： 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划可以下。 王曾知道又是丁谓从中捣鬼，无奈地说，两宫不在一处，把权柄归宿在一个宦官手里，祸患无穷啊！于是他暗中戒备，防止丁谓一伙宦官、佞臣扰乱朝纲。 群臣见了太后的手谕，更是不敢反对。 丁谓见自己的阴谋得逞，当然是得意得很。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人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是有可能的。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雷允恭也是恃势专恣，两人的气焰格外嚣张，幸亏有刚直不阿的王曾位居枢密使，时刻监督着宦官、佞臣的一举一动，两人还有所忌惮，才使朝廷没有出现大的事件。

2、雷允恭事件

接着，加封皇族，封太宗第八子、泾王元俨为定王。元俨性情严整，刚毅不可犯，内外崇惮丰采，称他为八大王，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俗小说中称德昭为八大王，那只是一种误传。 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赵恒在病逝前最后一刻，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伸出三个指头，以示意叩榻问疾的各位大臣。后来有人臆测，当时赵恒是想让自己的弟弟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就此事派人向大臣们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 元俨听说此事后，发现自己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受刘皇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皇后去世、赵祯亲政为止。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实际的情况是，赵恒病危时，唯一不放心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大臣，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赵恒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皇位的准备，臣等一定会尽心辅佐幼主。更何况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顺服，臣等如果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是朝廷的罪人。这实际上是向赵恒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赵恒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点头，表示满意。 事实上，赵恒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赵恒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赵恒临终时留下遗诏，要“皇太后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接着又命丁谓为司徒，兼侍中尚书左仆射；冯拯为司空，兼侍中枢密尚书右仆射；曹利用为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三人朋比为奸，继续扰乱朝纲，其中丁谓最为猖狂。 赵恒临终的时候，曾对刘皇后说，唯寇准、李迪两人可托大事。刘皇后当时只是含糊答应。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由于对李迪当日谏阻赵恒不要立她为后之事怀恨在心，丁谓对寇准在赵恒面前说他是佞臣之事也是耿耿于怀，所以，她不但没有遵从赵恒的遗命重用寇准、李迪两人，反而与丁谓合谋，诬陷两人是朋党，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连曹玮也谪知莱州。 王曾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对丁谓说，罪轻罚重，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丁谓手捻胡须，微笑着说：“居停主人，恐怕也不能幸免吧！” 原来，寇准在京的时候曾借住在王曾家里，故此，丁谓就称他为居停主人。实际是暗示王曾，如果继续保寇准，恐怕自己也要套进去。 王曾见丁谓说出这样的话，强压住一腔怒火，也不再争。 朝中虽然有很多人替寇准、李迪两人呼冤，但事实无法挽回。京城百姓也为寇准鸣不平，因而迁怒丁谓，编了四句俚语：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 丁谓并不畏人言，他怕二人东山再起，又使了一个阴招，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以为是圣上赐死，真的不想活了，幸亏他的儿子和追 968f." >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 寇准正在道州衙门与郡官宴饮，忽听衙役来报，说朝廷的使臣到了，马悬锦囊、宝剑外露，悬剑示威，情况恐不大好。郡官不禁大惊失色，寇准却很冷静，明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至晚方才散席。 传旨的太监走了以后，寇准便前往雷州。 丁谓挤走了寇准、李迪这两个眼中钉，倚仗着与刘太后的联盟，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他与太监相勾结，把持朝纲，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为所欲为。 其实，丁谓与刘太后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此后发生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赵恒驾崩后，陵寝还没有建成，尸体还未下葬。刘太后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共同操办赵恒的葬事。 判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道：“山陵上百步的地方，实是个好地穴，照地理法则判断，一定宜子孙，像汝州秦王坟一样，但下面有石头，可能有水。” 雷允恭说：“先帝只得一个子嗣，如果能够像秦王坟墓那样使后世多子孙，不妨将原来选定的地穴改动一下，上移百步如何？” 邢中和说，山陵是一个重大的事情，要重新踏勘，还要上报批准，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赶不及七月的葬期。 雷允恭叫邢中和先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向上移百步，他自己去向太后奏明。 雷允恭是小人得志，气焰嚣张，没有人敢违拗他的意思，邢中和只得按他的意见办，在没有得到朝廷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擅自改动原建计划，将墓地位置向上移了百步。 雷允恭赶回京城，向刘太后奏明改筑陵穴的事。刘太后吃惊地说：“这是一桩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 雷允恭讨好地说，能够使先帝宜子孙，这是件大好事，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刘太后没有当场表态，叫雷允恭去与山陵使丁谓商议后再确定。雷允恭出宫后找到丁谓，向他说了改动真宗寝陵位置的事情。 丁谓正想讨好雷允恭，连忙称赞地说：“都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雷允恭又进宫去奏复刘太后，说山陵使丁谓也赞同改动寝陵位置。 刘太后这才批准了。 雷允恭命监工夏守恩领工徒数万人开始挖山，前两天，挖出的都是一些石头，到了第三天，突然挖出了一个泉眼，清清的泉水哗地一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地穴顿时变成了大池塘。 夏守恩见了，知道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作为地穴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墓地选在一个大水塘里，何况是皇帝的陵寝呢？他命令立即停工，赶紧向雷允恭汇报，请他定夺。 雷允恭立即找丁谓商量，说陵寝挖到泉眼上，地穴变成了大水塘，娄子捅大了。 丁谓有心庇护雷允恭，有些犹豫不决，没有及时向太后报告这件事。丁谓也是奸诈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大事情是蒙混得过去的吗？ 恰好内使毛昌达从陵墓的工地上回来，见丁谓还没有把墓基透水的事故奏报太后，便直接向刘太后奏明了墓基透水的事情。 刘太后立即召见丁谓，责问他陵墓透水为何不上奏。丁谓不能再隐瞒了，奏请太后派人去踏勘，重新选址。 刘太后派人前去勘察，派去的人回来说，还是原先勘定的墓地最好。刘太后不放心，诏命王曾亲自去一趟。 王曾是位忠臣，对丁谓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扰乱朝纲的作为，一直不满，早就想除掉丁谓这个奸佞，只是苦于丁谓权势太重，加之又深得太后的信任，没有办法击倒他。他一直在等机会，除掉这大奸之臣。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王曾的机会来了。他奉命去了一趟墓地，回来请求单独见太后，在刘太后面前狠狠地参了丁谓一本。他对太后说，他奉旨到山陵去勘察后发现，原先选定的陵墓地穴位置本来就很好，是不能改动的，改动后的墓穴正在泉眼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水坑，根本就不能作为墓地了。他指控丁谓包藏祸心，指使雷允恭把先皇墓穴移入绝地，是怀有险恶的用心。 刘太后听后大怒，立即传召冯拯，命他即刻捕拿丁谓、雷允恭等一众更改先皇陵墓建造图纸的人，一并交大理寺治罪。 冯拯听谕后吓得目瞪口呆，有心要庇护丁谓，不由得迟疑起来。刘太后怒斥道：“怎么这等迟疑！你也想与丁谓同谋吗？” 冯拯脑子转得快，连忙说道：“臣怎敢与丁谓同谋呢？只是以为，皇上初承大统，先帝尚未入土为安，现诛除大臣，恐天下震动，故此稍有犹豫，想筹得个较宽大的办法。” 刘太后怒意稍解，便叫冯拯先拘捕雷允恭等人再说。 冯拯遵旨退出，立即派发兵丁逮捕了雷允恭、邢中和等人。 皇帝的陵寝事关祖庙，事关国体，陵寝出了问题，是惊天大案。案情重大，情况也不复杂，审理案件也只是走过场。一审过后，雷允恭、邢中和便判了极刑：杖死，没收家产。

3、丁谓的好运到头了

丁谓的好运估计要到头了，他正在为改动陵寝建造计划躲过一劫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另一项罪行又爆发了。 刑部在查抄雷允恭的家产时，竟然抄出丁谓委托雷允恭命后苑工匠打造金酒器的密书，以及雷允恭请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暨三司衙门的书信。抄家的人抄出了这些来往书信后，直接送进宫中。 刘太后见了这些证据，暴跳如雷，立即召见王曾，将丁谓、雷允恭两人的来往书信交给他看。 王曾看过书信后，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常听群臣议论，说丁谓与太监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扰乱朝纲，臣尚且不信，今天看了这几封书信，果然所言非虚。”他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外臣与太监相勾结，狼狈为奸，祸起萧墙，祸国殃民啊！丁谓视群臣于无物，将太后玩弄于股掌，欺辱皇上，欺辱太后啊！” 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说辞，决然地道：“丁谓实在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正直忠纯，怎肯交结宦官，做此等不法的事呢？如果不立即重办，怎么能整肃朝纲呢？” 次日，皇上临朝，太后垂帘听政，只听太后在帘后对群臣说：“丁谓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人格卑污至极。他以前同雷允恭向中宫奏事，都说已与大臣们讨论过了，所以本宫一概诏允，现在对证起来，竟都是他一人所为。营办先帝陵寝、擅自改动陵墓的建造计划，如果不是枢密使王曾前去察看明白，几乎误了大事。这样的乱臣贼子，真是罪不容诛！” 刘太后的口谕，给群臣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丁谓要倒霉了。 冯拯、曹利用等人过去是丁谓的铁哥们，这时候担心丁谓的案子牵连到自己，立即站出来与丁谓划清界限，跪下表态，说自先帝仙逝以后，所有的政事都是由丁谓、雷允恭两人议定的，但对群臣都说是宫中的决定，臣等也分辨不清，到底是宫中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以，只要是他说的，我们都遵照执行。幸亏太后圣明，察觉到丁谓胡作非为，这是社稷的幸福啊！ 任中正仍然想保丁谓，站出来说：“丁谓虽然有罪，但是受着先帝顾托的重任，还是要请求依律议功才是。” 王曾冷笑一声，驳斥道：“丁谓真忠，就不应该得罪宗庙，这样的人还能议功吗？” 王曾这是步步紧逼，下定决心要将丁谓这个奸佞从宰相之位拉下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太后传下口谕，命中书舍人草谕，罢免丁谓的宰相之职，降为太子少保，撵到西京洛阳去了。任中正也没有幸免，逐出京城，出知郓州。 提拔王曾同平章事，吕夷简、鲁宗道参知政事，钱惟演枢密使。 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从前赵恒封岱祀汾，两过洛阳，都住在吕蒙正的家里，当时他就问吕蒙正，他的几个儿子中是否有可堪大用之人。吕蒙正答说，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唯侄子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赵恒回京之后，即召吕夷简进京做官，直至提拔为知开封府，颇有政声。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博学能文，与杨亿、刘筠齐名，曾任翰林学士兼枢密副使。 鲁宗道曾为右正言，刚直无私，赵恒常称他为鲁直。 王曾即请太后匡辅新君，每日垂帘听政，太后也同意了。自此，朝廷进入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 二 人生何处不相逢

1、人生何处不相逢？

丁谓罢相逐出京师之后，满以为西京洛阳是他人生的归宿，谁知祸不单行，又有一件祸事爆发了，而且牵扯到他的身上，他的霉运还要继续走下去。 有个女道士叫刘德妙，经常出入丁谓的家，丁谓找她来，就是叫刘德妙托词太上老君，伪言因果报应、人间祸福，借以蛊惑人心。丁谓的三儿子丁玘是个好色之徒，见刘德妙颇有姿色，便与她眉来眼去，时间长了，两人便勾搭成奸，丁谓并没有发觉这件事。丁谓在家里供奉一座老君法像，每天夜晚，刘德妙在后花园设醮坛祭拜神灵。夜深人静的时候，丁玘便前往后花园，在醮坛旁同刘德妙做那苟且之事，两人成了一对露水夫妻。 雷允恭也经常到丁谓家里祈祷，认识了刘德妙。赵恒驾崩之后，他将刘德妙带进宫中谒见太后，装神弄鬼，向刘太后说一些宫中过去之事，而且每说必中。其实，这都是雷允恭从中捣鬼，所说之事都是雷允恭事先告诉她的。 刘太后不知雷允恭伙同刘德妙在捉弄她，见刘德妙每说必中，认为刘德妙是神仙，对她非常信任。刘德妙带一龟一蛇进宫，谎说是在谓家山一个深洞里发现的，是真武座前的龟蛇二将。丁谓又作龟蛇颂，说是混元皇帝赐给刘德妙的。 刘太后虽然不是一个很相信怪诞的人，但刘德妙、丁谓、雷允恭几个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由得将信将疑起来。 丁谓的案子爆发后，刘太后便对刘德妙起了疑心，命人拘捕刘德妙，并对她严加刑讯。刘德妙受刑不过，招供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丁谓和雷允恭两人叫她这样做的，并还供出了与丁玘的奸情。 丁谓受到这件事的牵连，罪上加罪，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他的儿子丁玘因奸情案，也一并除名，贬为庶民。 学士宋绶，奉旨草诏，前面几句话说： 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 朝野之人得知丁谓倒了，无不拍手称快，说这是天理昭昭，因果相报，丁谓终于遭到了报应。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丁谓到崖州要经过寇准的贬所雷州，丁谓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想去见见寇准，岂知寇准的家丁们听说丁谓要从这里路过，早就摩拳擦掌要去整死他。寇准知道了这件事，派人拿只蒸羊堵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了事，然后把家门一关，给家丁们放假，让他们尽情赌钱，直到丁谓走远才放家丁们出来。 当时的人为了这件事作了两句诗： 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两句诗广为流传，成为世人对人生观的一种警示。 第二年，寇准改为衡州司马，还未赴任便得了重病，他派人到洛阳取来通天玉带，沐浴更衣后，束带整冠，向北面再拜，然后叫仆人摆卧具，躺下后便悄然而逝。 寇准所带的通天玉带，是太宗皇帝所赐，上面嵌有夜明珠，黑夜里可以看见光亮，堪称至宝，寇准将这条玉带作了他的殉葬品。 寇准的灵柩运回西京洛阳，走到公安的时候，百姓们沿路祭奠，插竹焚纸。月余之后，这些枯竹都发芽生笋，人们便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庙宇，称为“竹林寇公祠”。 丁谓在崖州三年，转徙雷州，五年之后迁道州，后以秘书监致仕，病死在光州。 乾兴元年（1022年）十月，安葬赵恒于永定陵，以天书殉葬，庙号真宗。

2、鱼头参政

刘太后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强人，垂帘听政不久，便提拔参政张智同平章?t>事，召知河阳军张旻为枢密使。 刘太后提拔张旻为枢密使，颇有徇私之嫌。因为当年太宗皇帝命令时为襄王的赵恒将她赶出襄王府的时候，赵恒将她秘密地安置在张旻家里，一住就是十五年，赵恒登基之后，才将她接进宫。张旻有恩于刘太后。 枢密副使晏殊似乎不理解太后的心意，居然斗胆上言，说张旻没有什么功绩，也没有能力担此重任，大大地拂了太后的本意。当然，刘太后不能就凭晏殊向她上了这一本而对他怎么样，但从此以后，她记住了这个名字。 这一天，晏殊随太后到玉清昭应宫，家人送笏板迟到了一步，晏殊一怒之下，举起笏板打了家人几下藏书网，不小心折断了笏板。 晏殊惩罚家人虽然有些粗野，但这毕竟是家事，与朝政无关，而刘太后竟然以这件事为借口，将晏殊贬出京城，出知宣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太后实在是有些小心眼。 残年已过，改元天圣。 天圣元年（1023年）五月，议定皇后与皇帝执行相同的仪卫。 一天，刘太后突然找到参知政事鲁宗道，问他，唐朝的武则天这个人怎么样。 鲁宗道心直口快，随口答道：“武则天幽禁该即位的皇帝，改国号，几乎毁掉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她是唐朝的罪人！” 刘太后听后默然无语，一脸落寞之态。 鲁宗道还多次对刘太后的行为提出规劝。 一天，小臣方仲弓想拍刘太后的马屁，请建刘氏七庙，大臣们都不敢提反对意见，唯独鲁宗道反问道：“如果刘氏建立七庙，那么陛下算怎么回事？” 刘太后无言以对，只好停止了这个议案。 还有一次，刘太后和皇帝赵祯同去孝慈寺，刘太后示意车夫，把自己的车子赶到赵祯的车子前面去，鲁宗道赶上前拦在刘太后的车前奏道：“夫死从子，天经地义，太后母仪天下，不可以乱大法，贻笑后世，这样会遭来世人非议的。” 刘太后忙命停车，让赵祯的车驾先行，自己跟随在后。 从此以后，刘太后身边的人都畏惮鲁宗道，称呼他做鱼头（鲁字上头为鱼字）参政。 还有曹利用，他自恃是勋旧，平时气焰嚣张，刘太后对他也有所忌惮，同他说话时，称呼他侍中的官称，而不叫他的名字。 这时冯拯也因病离职，朝廷又召王钦若进京为相。王钦若的专长是装神弄鬼，刘太后不怎么信这一套，因此，王钦若虽然重新入相，并没有什么作为，两年后病逝。 赵祯对王曾说：“朕看王钦若这个人做事，就是一个奸邪之徒。” 王曾见这个没有长大的皇帝竟有如此眼力，高兴地说：“入木三分，皇上圣鉴啊！” 天圣六年（1028年），张知白、鲁宗道相继去世。刘太后敬两人是忠臣，亲临吊奠。张知白赐谥做文节，鲁宗道赐谥做简肃。宋史称刘太后为贤后，与这两件事有很大的关系。 张知白死后，曹利用举荐尚书左丞张士逊，入为同平章事。

3、王曾得罪了刘太后

曹利用有个侄儿叫曹汭，官居赵州兵马监押，平时仗着曹利用是朝中重臣，气焰嚣张，一次喝醉了酒，得意忘形，竟然身着黄色衣服，命人向他呼万岁。这可是谋逆之罪。 曹汭酒后称帝的事传到汴梁，立即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刘太后传谕，将曹汭锁拿进京，杖责而死。 内侍罗崇勋奏请太后，说曹汭是曹利用的侄儿，曹汭犯了谋逆之罪，曹利用罪责难逃。 刘太后立即命拘捕曹利用，召大臣议定对曹利用处罚。张士逊出班为曹利用辩护，说这件事是曹汭的不肖行为，与曹利用不相干。 刘太后听后非常不高兴，怒斥张士逊是因为感激曹利用的荐举之恩，有意包庇。 宰相王曾也站出来说话了，他赞成张士逊的意见，说这事与曹利用无涉，请太后明察，公平地审理这件案子。 刘太后奇怪地问：“你不是常说曹利用骄横无状吗？怎么又替他辩护呢？” 王曾奏对说，自己替曹利用辩护是就事论事。曹利用平时恃宠矜功，做事经常不按规矩办事，所以要奏请皇上，告诫他，使他知过改过。现在他的侄儿曹汭犯了谋逆罪，如果硬要将他牵连进来，说他也犯了谋逆之罪，自己实在是不敢苟同。如果真的这样，自己也成了借故行奸的小人。怎能逃得过太后和陛下的神明呢？ 刘太后听了王曾的辩解，怒容顿减，夸赞王曾忠诚可嘉，但曹利用身为国家大臣，深受皇恩，曹汭犯了谋逆大罪，处曹利用一个治家不严的罪名，应该是恰当的。 王曾认为太后这个处理很公正。 于是，罢免曹利用枢密使，降为千牛卫将军，出知随州。张士逊也罢了职。 曹利用出京城之后，又因私贷官钱的罪案爆发，改判流放房州。曹利用气愤难当，走到襄阳驿，自缢而亡。 曹利用以澶州议和有功，而得到赵恒的恩宠，但他居功自傲，藐视宫中的太监，凡是皇上有所恩赐，他都一个人独享，在宫中与太监们结怨颇深，甚至连刘太后对他也有所忌惮，可见其气焰十分嚣张。虽然罪不致死，但遭此横祸也是咎由自取。 之后，朝廷命任吕夷简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参知政事，姜遵、范雍、陈尧佐为枢密副使,王曾仍为宰相。 王曾以正色立朝，在丁谓、雷允恭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能巧妙地与之周旋，最终抓住机会，将两个奸佞逐出朝廷的中枢机构。 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他经常对太后的僭越行为进行规劝。 刘太后受册垂帘听政的时候，拟驾临大安殿，接受百官朝贺，王曾力言不可，说大安殿是皇上接受群臣朝拜的地方，刘太后不宜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 刘太后做寿，又想在大安殿接受群臣拜贺，王曾再次谏止。刘太后虽然勉强采纳了王曾建议，再次将拜贺地点移到偏殿，但心里认为王曾不给她面子，隐存不满之意。 刘太后左右的亲戚想进宫谒见太后，王曾也是多方限制，弄得太后很不高兴，但又不好无故发作，只得再三隐忍。 天圣七年（1029年）六月间，雷雨交加，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成一片瓦砾。 刘太后得报后，传旨把守宫的官吏统统抓起来送进了大狱。她流着泪对辅臣们说：“先帝尊天奉道，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造成这一座宫殿，一夜之间，便被烧毁得只剩长生、崇寿两个小殿，如何对得住先帝的遗旨呢？”言下之意，欲重修玉清昭应宫。 枢密副使范雍对玉清昭应宫被雷击而毁不但毫不惋惜，反而说再放一把火，把剩下的两个小殿也一起烧掉。他说先朝造玉清昭应宫，耗尽了天下的财力，一夜之间，便被雷火化为灰烬，可见这是天意。如果因为还有两个小殿存在，又去进行维修，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百姓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王曾、吕夷简也都支持范雍的奏议。 中丞王曙也奏：“玉清昭应宫的建筑，本来就不合经义，所以天来致警告。请太后把这地方废除了，并且罢撤这种祀事，以顺天变。” 右司谏范讽又奏说，玉清昭应宫被雷火所击，这是天灾，守宫的官吏没有责任，他们是无罪的，不应该将他们下狱查办。他建议对这些人宽大处理。 刘太后与赵祯听了，顿时感悟，下旨减轻守宫官吏的刑罚，罢除诸宫观使，二殿改为万寿观，不再投巨资维修。 按理说，玉清昭应宫的案子是结了。可是，刘太后竟迁怒于宰相王曾，说他对这件事处理不力，罢免了他的相职，令他出知青州。 此前，宋朝宰辅稍有微嫌，免职外调，多改任节度使，而王曾以首相罢知州事，这是很少见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太后对王曾抱有极大的成见。

4、还政的呼声渐起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节，赵祯率百官到会庆殿给刘太后拜寿。当时，朝中大臣虽然都知道皇上像臣子一样给太后拜寿于理不合，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秘阁校理范仲淹却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说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该率群臣向太后行跪拜之礼祝寿，应由宰相代为拜寿即可。因事情已经过去，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稍后不久，刘太后又与赵祯同御大安殿受群臣朝拜。范仲淹再次上疏谏诤，说天子奉亲于内宫，可以适用家人的礼节；但与百官同在一起，北面 671d." >朝拜太后，有违祖制，有损主威。但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天圣八年（1030年）二月，范仲淹又上疏，请求刘太后归政于皇上。他在奏疏中说： 陛下拥扶圣躬，圣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贤圣，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刘太后看了范仲淹的奏疏后，没有作任何答复。 范仲淹做秘阁校理，是晏殊举荐的，晏殊得知范仲淹向太后上疏，请太后还政于皇上，大惊失色，连忙叫人找来范仲淹，责怪地说：“你怎么这等狂率？如果太后加罪，岂不累及举荐的人吗？” 范仲淹正色答道：“我范仲淹承蒙你举荐，总担心自己不称职，有辱你的名声，不想我忠直敢谏，竟然还得罪了你。” 晏殊听后，大感惭愧。 范仲淹见太后越礼，朝中没有人敢于直言，自己说了几句真话，不但得罪了太后，还得罪了举荐自己的人，觉得在朝中任职实在是憋气，便打报告请求外任。 刘太后似乎没有留他的意思，批准了他的请求，出判河中府。 范仲淹虽然去了河中府，但有一个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就是赵祯。 翰林学士宋绶似乎没有受范仲淹上疏遭贬的影响，继续向太后上疏，请求归政于皇上，奏请除军国大事及宰相级别的大臣的人事变动由皇上禀请太后裁夺外，其余诸事都由皇上殿前听政，廷议决定。 刘太后似乎对这个议案很反感，并没有作出什么解释，直接下诏，将宋绶贬出京城，出知应天府。

5、皇帝不知有生母

天圣十年（1031年）残岁，改元明道，次年为明道元年（1032年）。 二月，赵祯的生母李顺容病重，刘太后心里很明白，自己抢占了李顺容的儿子，李顺容受了委屈，下诏把她进位为宸妃。 赵祯虽然已经长大了，由于李宸妃默默地处在先皇的嫔御中，不肯说出自己就是赵祯的生母，宫中的人慑于刘太后之威，更没有人敢说出这件事的真相，所以，赵祯一直认为刘太后就是他的生母，并不知道李宸妃的真实身份。 李宸妃升格不久，竟一病而逝。这个苦命的女人，儿子做了皇帝，母子却不能相认，相信她走过奈何桥时，一定是心有不甘。 李宸妃死了，刘太后想用宫人礼治丧，移棺出外安葬。 吕夷简见李宸妃逝世后，朝廷没有什么举动，便奏问刘太后，说李宸妃薨逝了，怎么没听得内旨发丧。 刘太后反问道：“宰相怎么干预起宫中之事来了？” 吕夷简回答，说他是宰相，宫里宫外之事，事无巨细，他都应该知道。 刘太后听后有些不高兴了，先同赵祯退入内廷去了。过了片刻，刘太后又出来了。显然，她是要避开赵祯来回答吕夷简提出的问题。 刘太后重新出来，立在帘子后面问吕夷简，死了一个宫人，宰..相却要这样郑重其事地上奏，到底是什么意思。 吕夷简奏答道：“其他宫人死了，臣可以不问；李宸妃薨逝，臣就非问不可。” 刘太后听后大怒，质问说：“宰相是要离间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吗？” “臣怎敢离间太后与皇上的关系呢？”吕夷简不卑不亢地说，“请问太后，想不想保全刘氏的后人？” “此话怎讲？”太后站在帘后惊问道。 吕夷简回答说：“太后如果想保全刘氏后人，就必须厚葬李宸妃，该有的礼节，一样也不能少。” 刘太后是个聪明的女人，想了想，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她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连声夸赞吕夷简考虑得周到，说罢入内去了。 内侍总管罗崇勋正要跟着进去，吕夷简一把拉住他说：“且慢！” “吕相有什么事吗？”罗崇勋问道。 “你去对太后说。”吕夷简慎重地说，“李宸妃生育了皇上，丧事却不能成礼，他日这件事一定会公之于天下，稍有不当，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到时，莫怪我吕夷简今天没有说清楚。李宸妃必须用皇后的服饰入殓，用水银盛满棺，这样才能保得安全。” 罗崇勋把这话转告了刘太后。 刘太后大悟，完全依照吕夷简所说的办法执行，将灵枢停放在洪福院中。

6、太后归天

李宸妃的丧事刚刚办完，宫中突然失火，朝野对此议论纷纷，都说这是上天的惩罚。 刘太后召见群臣，请大家直言朝政过失。殿中丞滕宗谅、秘书丞刘越，奏请太后还政于皇上，以赎天谴。两疏送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转眼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春，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了。这一天，刘太后突发奇想，想穿上皇帝的衮龙袍享祭太庙，真正地过一把皇帝瘾。虽然这是违背祖制的行为，但刘太后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人，她就要开这个先例，穿上皇帝的衮龙袍享祭太庙，以示女子与男子是平等的。 刘太后便传旨照会朝臣，说春祭时，皇太后用天子冠服亲享太庙。 薛奎听得这道诏旨，进谏道：“太后穿戴天子衣冠享祭太庙，用什么拜礼呢？史官怎样记载这件事以传后世呢？” 刘太后决然说道：“这件事不是你想见得到的，不必多言。千百年后的人，未必就如你今天一般固执！” 薛奎不敢再谏，只得遵旨。 春祭之日，刘太后果然戴起仪天冠，穿了衮龙袍，偕同杨太妃、郭皇后，至太庙祭享。刘太后先祭，杨太妃次祭，郭皇后终祭。 祭祀完毕，群臣敬上刘太后尊号为应元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 回宫之后，三司使程琳见刘太后穿龙袍祭祀太庙，以为她将效法唐朝武则天所为，自行称帝，便献上《武后隔朝图》，其寓意当然是明显的。 刘太后把这幅图丢在地上，不高兴地说：“我怎么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程琳知道自己拍马屁拍错了地方，吓得战悚而退。 这一天，刘太后忽然染病，赵祯征召天下名医诊治，并大赦天下，以求为太后祈祷。然而，太后的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沉重。刘太后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 三月，刘太后病逝。 赵祯在太后灵前痛哭流涕，哭着问群臣，说太后临终时，嘴里说不出话，几次用手拉着衣服，像是要说什么，却又来不及说出来，不知是何缘故。 薛奎说道，这是因为太后身上穿戴的是衮冕，这样的穿戴，怎好见先帝于地下呢？ 赵祯顿然醒悟。即用皇后的冠服装殓，发丧告哀。 三 女人的折腾

1、惊天秘密

赵祯办完了刘太后的丧事，便欲遵照刘太后遗诏，奉杨太妃同议军国事。 御史中丞蔡齐找到宰相吕夷简，说皇上已经成年，现在亲政已经太晚了，怎么还要让母后亲政呢？ 吕夷简虽然觉得他说得有理，但由于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一时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八王爷赵元俨进宫吊丧，听到他们议论这件事，朗声道：“太后是国母的称号，刘太后已经是很勉强了，怎么还要杨太后同议军国事呢？” 吕夷简见八王爷说得突然，惊悚得愣在当场。赵祯不知八王爷说话的意思，顿时起了疑心，询问八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元俨见皇上和大臣们都看着他，冲着赵祯说道：“治天下莫大于孝，陛下坐天下已有十余年了，连生母是谁都不知道，能说是尽了孝道吗？” “皇叔！”赵祯惊慌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太后不是朕的生母？” 赵元俨说道：“陛下的生母是李宸妃，刘、杨二后，不过代为抚养罢了。” “这是真的吗？”赵祯惊慌地问道，“皇叔为何不早说？” 赵元俨奏道：“刘太后虽非陛下生母，但她对陛下的爱护胜于己出，先皇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臣敢冒奏吗？陛下登基之时，又值四凶当道，专制朝政，内外交相蒙蔽，臣唯恐仓促启奏，不但起不到作用，反而会遭到奸人构陷，臣死固不足惜，万一殃及陛下和李宸妃的安全，臣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吗？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件事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十余年来，臣深居隐讳，便是等到有一天将这件事亲口告诉陛下。” 赵祯突然听说自己的身世，犹如五雷轰顶，乱箭穿心，两眼直盯着吕夷简，问道：“吕相，这是真的吗？” 吕夷简连忙跪奏道：“八大王所奏，句句属实。陛下确实是李宸妃所生，宫中人人都知道，绝非虚妄。八大王今天不说这件事，臣也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向陛下奏明。” 赵祯虽然贵为天子，竟然被蒙骗了二十年，生母近在咫尺，却不能母子相认，想到这里，不由放声大哭起来，并欲立即赶赴李宸妃殡所，亲视遗骸。 吕夷简连忙奏道：“陛下当先全大义，后及私恩。刘太后与杨太妃抚养调护陛下二十余年，恩勤备至，陛下先处理好刘太后之事，再去探视李宸妃的遗骸。” 赵祯听后止住悲伤，下诏，遵刘太后遗旨，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但删去“参决军国事”一句。 八王爷也奏道：“杨太妃既可尊为皇太后，李宸妃更应当追尊为皇太后。” 赵祯点头同意，下诏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为庄懿。 赵祯办完了亟待办理的事情后，坐上牛车，赶往安放李宸妃灵柩的洪福院，临出宫时，派兵包围了刘美家族的住宅。因为他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且还听到一种传言，说他的生母死得不明不白，她的死与刚去世的刘太后有很大的关系，他到洪福院去，一是去祭拜自己的生母，二是要开棺验尸，查明生母的死因，待真相大白后再作处理。 赵祯赶到洪福院，祭拜之后，立即命人开棺。 棺材打开了，棺内注满了水银，庄懿皇太后身穿皇后冠服，安详地躺在里面，由于有水银的保护，庄懿皇太后的尸体保存得非常好，容颜如生，就像睡着了一样。 赵祯见生母身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里面，感叹地说：“这样，就可以稍减朕的罪过了，人言终不可尽信啊！”显然，他相信母亲是正常死亡，如果真的有猫腻，是被人谋害至死，尸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看来，任何人做事，千万不要做绝。当初，李宸妃去世的时候，刘太后准备将她以普通宫人的礼仪下葬，幸亏吕夷简的干预和提醒，她才没有把事情做绝，以一品之礼葬李宸妃于洪福院，并给她穿戴上皇后的冠服，在棺内注满水银保护容颜，才释去赵祯今天心中之疑，使刘氏一族免遭灭门之祸。刘太后若泉下有知，向吕夷简磕几个响头也不过分。 开棺验尸之后，刘太后摆脱了嫌疑，赵祯心中稍安。下令遣散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到刘太后的遗像前焚香，祭拜说：“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意思就是说，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刘太后的丧事办得很隆重，谥章献明肃。 十月，刘太后与李太后同时安葬于永定陵。 赵祯虽然厚葬了生母，但并没有冲淡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将真宗赵恒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入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赵祯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赵祯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

2、郭皇后结了个仇人

赵祯亲政后，连续下了几道诏书：将刘太后最宠幸的罗崇勋、江德明等人遣出京城；召回因奏请刘太后还政于皇上而获罪，被刘太后逐出京城的范仲淹、宋绶；停止兴修寺观；裁抑侥幸，内外政令一新。 这时候，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攻击刘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刚回京任右司谏的范仲淹以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并未借机报复，而是对赵祯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陛下十多年，虽然有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名声。 赵祯听了很是感动，立即下令，不许再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 当年太后垂帘，范仲淹奏请太后还政，没有得到重视而愤然自请出京，体现了他的忠。这一次，他不计前嫌而要保护太后的声名，体现了他的大局观。赵祯对范仲淹有了更深的认识。 吕夷简揣摩时政，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八条建议，这就是：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人；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 赵祯立即召见吕夷简，就他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商讨，并提出了将以前依附庄献明肃皇太后的张旻（张耆恢复了原名）、夏竦、晏殊、范雍等人，尽行罢职。吕夷简讨好地说，陛下果然英明，像张旻这样的人，完全是走后门提拔上来的，根本就不能胜任现任的职务，早就应该罢免。 赵祯回宫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郭皇后，并夸吕夷简忠诚。郭皇后却说，吕夷简一样也是庄献明肃皇太后的人，不过他为人 72e1." >狡猾，善于应变罢了。 赵祯说道：“既然是这样，朕一并也罢了他的宰相之职。” 第二天早朝，宣旨官宣布，参知政事晏殊、参知政事陈尧 4f50." >佐、枢密使张旻、枢密副使夏竦、枢密副使范雍、枢密副使赵稹等执政大臣都被免职，外放到地方。 这几乎是将庄献明肃皇太后垂帘时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了。百官震动很大，唯吕夷简站列班中暗自得意，因为昨天皇上就征求过他的意见，这些人事任免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突然，宣旨官宣布：同平章事吕夷简，着授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 吕夷简听到喊自己的名字，顿时愣在当场，震惊得不知所措，因为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宣旨官重复叫他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慌忙跪下接旨谢恩。 吕夷简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他将这件事的过程反复想了一百遍，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方案是他提出的，罢免哪些人，皇上还征求了他的意见，怎么自己突然被列入了被贬的名单，而且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他实在是想不通。他要探个究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吕夷简四处打听，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最后通过内侍副都知阎文应这条渠道，才知道是郭皇后说的一句话使他被贬出京。临出京时，吕夷简咬牙切齿，发誓说，如果有一天再得志，一定要将郭皇后逐出中宫，以报今日之仇。 赵祯亲政后，将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朝廷中枢领导班子一锅端了以后，重新起用一直被刘太后打压的李迪接替夷简，命王随参知政事，李谘枢密..副使，王德用签书枢密院事。降诏追复病逝雷州的前宰相寇准官爵，赐谥做忠愍。 撤换领导班子，起用曾被刘太后打压的人，恢复前宰相寇准的官爵，种种迹象表明，赵祯亲政后，很想有所作为。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两个月后，谏官刘涣上疏陈事，奏疏内有一句话为：“臣以前奏请太后还政，触怒了皇太后，几乎被贬出京城，幸亏陛下采纳了吕夷简之言，体量臣的愚忠，准臣待罪阙下。臣受恩深重，故不避斧钺，上疏言事。” 赵祯看了刘涣的奏疏，记起是有这么回事，又觉得吕夷简是个忠臣，郭皇后所言非实，又下诏将吕夷简召回京，官复原职；提拔刘涣为右正言；命宋绶参知政事，王曙为枢密使，王德用、蔡齐为副使。 刘涣为何在这个时候上书言事，而在言事中却又提到吕夷>简，是巧合、抑或是两人串通一气，这就很难说了。 吕夷简是个有仇必报的人，重新秉政后，时刻都在等待机会报复郭皇后。郭皇后已经是危机四伏了，但她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说到郭皇后，就必须牵涉到刘太后，而说到藏书网刘太后，又必须要牵涉到赵祯，因为郭氏被封为皇后，中间还有一番纠葛。

3、赵祯的感情纠葛

刘太后在世时，同赵祯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常有些磕磕碰碰，特别是在婚姻大事上，赵祯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太后的专横。赵祯最先看上的并非官宦人家的女儿，而是富有钱财的王蒙正之女，并向刘太后提起此事。武断的刘太后根本就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氏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就是那个银匠龚美。只可惜刘氏册立皇太后之前他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儿子，刘从德是刘美的长子，刘太后此举，无疑是要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的心。 王蒙正是一个财主，他不愿..与官家联姻，极力反对刘太后所许的这门亲事，在阻拦不成的情况下，竟至破口大骂，说他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婚，今后必定要遭灾祸。没有想到此话真的应验了。十年之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了个儿子，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而拒不承认，被婢女告官。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发配岭南。赵祯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赵祯发泄胸中的积怨有关。 赵祯喜欢的女人被许给了刘从德，太后也准备尽快为十五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的候选人，其中，已故的平卢节度使郭崇的孙女、石州推官张尧封之女张美人先后入宫。 赵祯当时看中的是张家女子。本来，皇帝选中谁，谁就可以立为皇后，可是，赵祯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太后认为，张氏不及郭氏，在未与赵祯商量的情况下，太后自作主张，立张氏为才人，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皇帝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很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淡。 吕夷简时刻都伺机报复郭皇后，机会终于来了。 郭皇后有刘太后做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逐渐养成了骄纵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然沿袭太后在时的习惯，垄断后宫。而赵祯亲政后，似乎要力图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赵祯宠爱的是尚美人和杨美人。 尚美人和杨美人是两个天生尤物，她们在赵祯面前争妍献媚，逗引得赵祯神魂颠倒。正是爱屋及乌，尚美人的父亲也是封官受爵，名动京城。这引起了郭皇后的嫉妒，免不了拿出正宫娘娘的身份，对尚美人、杨美人严词谴责。尚美人、杨美人知道皇上内心并不喜欢郭皇后，当初只是迫于刘太后的强横，郭氏才位居中宫，她们自恃有皇上宠爱，对皇后的训斥并不怎么服气，说得多了，居然反唇相讥起来。久而久之，郭皇后与尚美人、杨美人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这一天正是隆冬天气，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天气格外寒冷。赵祯退朝回宫，同郭后、尚美人、杨美人围着火炉取暖。尚美人故意撒娇，倒在赵祯的怀里。郭皇后有些看不过去了，阴沉着脸怒斥道：“这样成何体统，还不放尊重点！” 尚美人抿着小嘴，反唇相讥道：“我自求皇上取暖，干你甚事？皇上尚且乐意，哪里碍着了皇后？” 郭皇后听了愤怒以极，离座而起，一巴掌打了过去，尚美人乘机钻进赵祯的怀里，赵祯侧身相护，郭皇后拍出的巴掌，竟然误中赵祯的脖颈上，顿时起了一个血印。 郭皇后见自己闯了祸，只得强抑住怒气，连忙向赵祯请罪。 赵祯见郭皇后已经赔罪，且整个过程都是尚美人故意挑衅，不但没有怪罪郭皇后，反而还安慰了她几句，命她回宫，今后不要再生这种闲气。 按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想阎文应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新闻，跑去告诉了吕夷简。吕夷简觉得这是报复郭皇后的好机会，命阎文应去奏请赵祯废掉皇后。阎文应受了吕夷简使命，赶回宫。 这时，尚美人还在赵祯面前哭哭啼啼，说皇后欺侮她是小事，打了皇上却是大逆不道，如果再不惩戒于她，今后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呢！ 阎文应乘机奏道：“皇后无礼至极，皇上还要宽容她吗？” 赵祯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能把皇后怎么样？ 阎文应却说，就是寻常百姓家，妻子也不能凌夫，何况皇上贵为天子，怎么能受皇后的欺凌呢？皇后如此不知礼节，大逆不道，根本就没有资格位居中宫，应该废掉。 “为这点小事就废掉皇后，能行吗？”赵祯反问道。 “欺凌皇上，这还算小事吗？”阎文应说道,“皇上如果以为奴才说得不对，可以召吕宰相来商量一下，看皇后欺凌皇上，能不能宽容。” 赵祯本来不想把皇后怎么样，可一来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哭哭啼啼的，二来阎文应像个拨棍一样，从中煽阴风、点鬼火，一下子就将压抑在心头多年的怒火挑起来了。立即命阎文应传召宰相吕夷简，把脖颈上爪痕给他看，并命阎文应将事情的经过告诉给吕夷简，问他如何处理这件事。 吕夷简假装思索了半天，说道：“皇后太过失礼，不足以母仪天下。” 赵祯还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天下人说他不能容人，且担心遭到后世议论。 吕夷简是铁了心要报复郭皇后，他说，只要是陛下的旨意，谁也不敢议论，况且，废后在从前早有先例，像光武皇帝，是汉朝的明主，郭后对他稍有怨怼，便把她废了。今天，郭皇后打伤了陛下脖颈，比郭皇后对光武帝的事情性质严重得多，废掉她又有何不可呢？ 赵祯果然听信了吕夷简的谗言，决意废黜郭皇后。

4、废后的风波

为了给废掉皇后找一个理由，吕夷简给赵祯出了一个点子，就说皇后无子，愿意出家当道士，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居长宁宫。 吕夷简退出后，为了防止百官谏阻，达不到报怨的目的，他特地从赵祯那里请了一道圣旨，命有关部门不得受理谏阻废后的奏章。 郭皇后被废，起因是不小心误打了赵祯，被废的名义是没有生育能力，实际上是赵祯发泄对已故的刘太后的不满。 废后的诏书颁发后，引来朝廷一片大哗，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孙祖德、宋庠、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等联名上疏，奏请赵祯不要轻易废掉皇后。由于吕夷简早就请了一道圣旨，有关部门根本就不受理这样的奏疏。于是，就出现了官员集体聚集在皇帝寝宫门前进谏的千古奇观。 内侍将百官在宫外跪求的情况报告给赵祯，赵祯根本就不见百官，只是传出话来，有什么事，去中书省同宰相吕夷简答话去。 孔道辅率领众人来到中书省，吕夷简早就等候在那里。孔道辅质问道：“大臣侍奉皇帝、皇后犹如儿子侍奉父母一样；父母不知，应当谏止，奈何顺父出母呢？” 吕夷简道：“废皇后在汉、唐已有旧例，怎么不可行？” 孔道辅厉声道：“做臣子应当导引皇帝做尧、舜一般的君主，怎得援引汉、唐失德的故事作为法则呢？” 吕夷简不能对答，拂袖而去。进宫奏请赵祯说：“臣子在寝宫外请皇上答话，这不是太平盛世的现象，请陛下谪贬几个人，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第二天，孔道辅还想召集百官与吕夷简廷争，谁知还没有上朝，圣旨已经下来了，谪贬孔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孙祖德等人都被罚了三个月的薪俸。并且还规定，从此以后，群臣之间不得相互辩论政事。 孔道辅、范仲淹只得奉诏，卷起铺盖走人。其他人也只有认罚。

5、贪色过度很伤身

郭后被废之后，尚美人、杨美人便毫无忌惮了，每天晚上缠着赵祯行云雨之乐，赵祯虽然生活过得好，还有御医对他进行药补，但他毕竟是肉体凡胎，并未练成金刚不败之身，哪里经得住两个女人的轮番折腾，时间长了，身子被那两个尤物掏空了，人也被弄得面黄肌瘦，整天萎靡不振，上朝没精打采，昏昏欲睡。群臣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谁也不敢谏奏。又过了一段时间，竟至卧床不起。 杨太后听得赵祯卧病不能上朝，亲自前去探看，见了赵祯的模样，不觉大吃一惊，便向内侍追问病源。内侍先还是隐瞒，经不住杨太后的逼问，只得从实奏明。杨太后大怒，立即传下懿旨，命阎文应立刻将尚美人、杨美人遣送出宫，阎文应领旨；即行照办去了。 赵祯心里虽然舍不得，但母后的懿旨难违，只得忍心绝爱。 次年（1034年）又改元景祐，九月，诏命废郭后出居瑶华宫，另选曹氏入宫待册。 曹氏是曹彬的孙女，入宫后很得赵祯的欢心，时间不长，便被册立为皇后。曹后宽仁大度，驭下恩威并施，正位以后，宫中莫不畏威怀德，禁内肃然。 有一天，赵祯忽然想念前皇后郭氏，派一个太监前去问候，并写了一首诗赐给她，郭氏也写了一首诗交由宫使带回。赵祯见郭氏的诗意境凄婉，顿起怜悯之心，对废后之事颇有悔意，便命太监前去传召她进宫。 郭氏辞谢宫使说：“万岁如要召我再入后宫，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奉旨。如此草草，虽有圣谕，实无颜进去见诸宫人。” 传旨太监回宫后，向赵祯转告了郭氏的话，赵祯心下好生为难，迟迟下不了决心。 阎文应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着急。他担心郭氏一旦回宫，他就有性命之忧，暗暗地策划着阻止赵祯与郭后和好的计策。恰逢郭氏偶染小疾，赵祯命阎文应领太医前往诊视。阎文应心里不由一阵激动，携同太医，至瑶华宫诊治郭氏疾病。 郭后经太医诊视后，服药不久，竟然一命呜呼了。 赵祯听报，恻然泪下，命用皇后礼仪殓葬。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下诏追复为皇后。 宫廷内外，都怀疑郭后的死是阎文应下毒所致，可是又找不着实证，奈何不了他。恰在此时，范仲淹调任知开封府，上表弹劾阎文应，请赵祯按律处治。 赵祯也因郭氏死得不明不白怀疑阎文应捣鬼，见了范仲淹奏疏，立即下诏，将阎文应流放到岭南。 阎文应在宫中过惯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哪里受得了这长途跋涉的苦楚，又气又病，死在赴岭南的途中。 过了一段时间，杨太后病逝，朝里办理丧事，又忙乱了一些日子，才将杨太后葬于永定陵，谥庄惠。 赵祯经此两番悲伤，益觉精神不振，时有头晕目眩、停食失眠诸症，幸得曹后看护殷勤，才渐渐复原了。 曹后见赵祯体质亏弱，估计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便奏请赵祯，在宗室中择取一螟蛉，作为皇嗣。赵祯也很赞同曹后的建议。所选之人，是太宗嫡孙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名做赵宗实，年方四岁，取入宫中，由曹后抚养。此子长大，就是英宗皇帝，这是后话。 四 狼烟在西北升起

1、西夏变迁

宋朝的边患，不仅来自于北边的契丹，还来自于西夏。西夏自从李德明接过李继迁的权力以后，就试图和宋廷修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接受了父亲李继迁的忠告，说他与大宋打打杀杀二十多年，靠从大宋那里抢夺些东西维持生计，实在不是一个办法，要想过上平安的日子，最好的办法还是同宋修好，每年从宋得到一些补助，这样比较实惠。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李德明更是感受到来自宋廷的压力，缺少了强大的辽国的支援，西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和谈”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赵宋皇帝赵恒也不想打仗，给愿意称臣的李德明很优厚的待遇，授李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还以“赐”的名义给他们拨付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市场，让边境的百姓进行货物贸易，互通有无。 和议结成之后，李德明还真没有继续与宋为敌，他把发展方向转向了西方，西攻回鹘，南藏书网击吐蕃，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夺取甘凉地区，瓜州回鹘首领贤顺率部归附，初步平定了河西走廊一大片地区，当然，西夏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李德明很精明，他像做买卖一样周旋于宋、契丹之间，向契丹称臣，借助契丹的势力向赵宋讨赏，而赵宋也不愿意看到李德明彻底地倒向契丹，也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辽兴宗为了拉拢李德明，不仅把公主嫁给李德明的儿子元昊，还封他为夏国王，宋朝也不甘落后，同样加封李德明为夏王。李德明成了双方争夺的宝贝，身价一路上涨。 此时，李德明已据有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的广大区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实力比李继迁时代强多了。 实力的增强带来了野心的膨胀，他开始做起皇帝梦来，平时的排场都模仿中原皇帝的样子。他还于天禧四年（1020年）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修建都城，正式建都。 李德明称帝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就病死了。 李德明死后，他的儿子元昊登场了。 元昊的出现，对大宋和西夏的百姓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2、元昊粉墨登场

元昊从小就聪明过人，喜好读书，不仅通晓蕃、汉文，而且精通佛学，不过，他并未因精通佛学而行善积德，而是以穷兵黩武为乐事，佛学慈悲为怀的精髓，他并没有参透。李德明活着的时候，元昊曾多次劝说父亲反宋。李德明告诫说，西夏连年战祸，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臣服于宋后，才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百姓也得到了休养生息。这都是宋廷的恩惠，千万不要有背叛宋廷的想法。 元昊不服气，说穿兽皮牧牛羊，是本民族的习俗，没有必要穿宋朝的绫罗绸缎。大丈夫生为英雄，就应该自创帝业，不应该为一袭锦衣而甘作宋廷的奴隶。 但毕竟权力还在李德明手里，元昊尽管不同意父亲的观点，也没有办法改变父亲的决策。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李德明死之前，也没有改变。 李德明死后，元昊继位。 宋和契丹两国忙乎开了，宋廷派使臣杨吉前往西夏，册封他承袭西平王位，并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静、宥等州观察使等职。契丹派使臣去册封他为夏国王。 元昊是左右逢源，来者不拒，从两边都得到好处。 元昊袭封之后，立即就启动了做皇帝的程序。他仿效赵宋制度，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９９lib?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昊这个人并不保守，只要是他认为先进的东西，他都肯学。 新的管理体制建立后，元昊模仿汉人的做法，对旧的机制进行改革。总之，只要是对西夏的发展有利的东西，他都全套照搬，并不顾忌别人说什么。接着便是整顿军队，训练士兵，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目标就是一个，蓄积力量，准备反宋。 经过两年时间，元昊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景祐元年（1034年），他开始行动了。 这一年，元昊亲自率领西夏骑兵偷袭了庆州，除了将庆州城的财物抢掠一空外，还放纵士兵奸淫妇女，然后屠城。攻克了庆州后，他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横于宋夏边境，攻城拔寨，连打了几场胜仗，打得宋军闻之胆寒，就连正在哭闹的小孩，听说西夏兵来了，也吓得顿时止住了哭声。 赵祯还想通过安抚来维持边境的安宁，颁诏抚慰，让元昊兼任中书令。他的做法，与太宗皇帝的羁縻政策如出一辙。 宋朝皇帝的忍耐力，个个是一等一地好，别人骑在头上撒尿，他们不但能忍，而且还要送上一些财物，叫别人暂息雷霆之怒，想要什么就只管说，只要不舞刀弄棒的就行。 宋朝的皇帝能尊祖，元昊也不赖，他也将他的祖父李继迁的狡诈学得惟妙惟肖。表面上假意接受宋帝的封赐，暗中却派遣部将苏奴儿率二万五千精兵攻打吐蕃。 吐蕃本是西域强国，后来投降了宋廷，赵宋皇帝授吐蕃部酋长角厮罗为宁远将军，兼爱州团练使。元昊早有吞并回鹘、吐蕃，称霸西陲的野心。 角厮罗得知西夏兵来犯，设计将苏奴儿的部队引入险地，然后四面合围，关起门来打狗。西夏兵几乎全军覆没，主将苏奴儿也被吐蕃人活捉了。 元昊得知前军战败，主将被擒，亲率部队进攻吐蕃，攻占猫儿牛城，围攻宗哥、带星岭等城，最终还是被吐蕃击败，带领残兵败回。 角厮罗派人向赵宋皇帝报捷，赵祯下诏，命他升任保顺军留后。

3、西夏立国

元昊攻打吐蕃失败后，稍作休整，又转攻回纥。夺取了瓜、沙、肃等几个州，西夏的疆域越来越大，气势也越来越盛。 说到西夏的逐渐强盛，有两个不得不说的人，因为这两个人对西夏的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华州有两个书生，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他们虽然有满腹经纶，走科举却屡试不中，一气之下，两人结伴到塞外旅游。当他们得知元昊威震西陲的时候，便想到西夏去谋个一官半职。为了造成轰动效应，两人一合计，给自己重新起了个名，借用元昊这两个字，姓张的就叫张元，姓吴的就叫吴昊。 两人起了新名字后，一同前往灵州，到了灵州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很难见到元昊，两人一合计，便进入闹市的一家酒楼，叫上一桌好菜，打了五斤劣等白酒，划拳行令，豪饮起来。酒足饭饱之后，向店家要了一支笔，在酒店的墙壁上写上“张元吴昊到此一游”。 元昊这两个字可是西夏国主的名字，这可犯了西夏人的忌讳，加之他们又在大庭广众之下乱涂一气，可就引起了西夏人的注意。巡查的西夏大兵毫不客气地将他们两人一根绳子绑了，送到了官府。 其实，这正是两个书生所要的结果。 元昊听说两个书生如此胆大妄为，怒斥道：“入国问讳，你们既然到了西夏，就要问问这里的规矩，竟敢触犯我的名讳，难道是活腻了吗？” 张元、吴昊不仅没有像元昊想象的那样害怕，反而冷笑着说道：“你连祖宗留给你的姓都不在意，怎么就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原来，元昊本姓李，祖父叫李继迁，父名李德明，由于投降赵宋之后，赵宋皇帝赐给他们国姓，姓赵。故此，元昊本应为李元昊，却叫赵元昊。 元昊听后僵在当场，但他毕竟是一代枭雄，马上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有备而来，下堂亲自替二人松绑，并给他们赐坐，虚心地向他们请教治国之道。 元昊留下张元、吴昊长谈一番，觉得二人确实不凡，立即封给他们高官，时间不久，元昊还派人偷偷地把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 张元、吴昊二人梦寐以求的富贵，在赵宋没有得到，终于在西北边陲到手了。从此，他们就把自己彻彻底底地卖给了西夏。竭尽全力，帮助西夏建章立制，制定大政方针和侵宋计划，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９９lｉｂ.人导之”。 张元和吴昊的遭遇虽然让人扼腕叹惜，但他们投靠异族，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为代价，来发泄自己个人的怨恨，出卖祖宗、投敌叛国，他们是民族败类。 元昊得到二人的辅佐，如虎添翼，势力日渐强大起来。 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改灵州为兴州，改西平府为兴庆府，作为国都，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夏（宋人称为西夏），建元天授。设十六司部理国务。置十二监军司，派各部酋长分军管辖。 夏有军队五十万，四面布防。元昊还自创西夏文字，形体似汉字的隶书。 元昊准备攻打宋朝，他的叔父山遇劝他不要叛宋，元昊不但不听，反而将叔父臭骂了一顿。山遇带着妻儿投奔宋。宋延州知州郭劝却把山遇拿住，押回西夏，元昊残忍地将叔父一家老小全都杀了。看来，元昊是铁了心要反宋。 元昊先派使臣向宋廷上表，希望宋廷承认大夏国的合法地位。

4、狼烟在西北升起

宋廷不能容忍元昊分裂出去，尽管以前也只是形式上的一统天下。 赵祯收到元昊的表章后，立即召开会议，让大臣们讨论。会上，很多人主张采取武力行动，向元昊兴师问罪，把这个分裂分子镇压下去。 有个叫吴育的谏官提出了一个缓兵之计，他认为，承认元昊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宋廷表面满足元昊的要求，以滋长其骄气，暗地里则加紧备战，一旦真的公开决裂，我们也有防备，这叫做欲擒故纵。 赵祯似乎咽不下这口气，不同意吴育的欲擒故纵之策，不但不承认西夏立国，而且还下诏，把过去封给元昊的所有官职爵位都撤销了。 这不过是表明宋廷的态度而已，元昊自己做皇帝，难道还稀罕宋廷赐封的什么节度使、王爵之类的官职吗？ 表明态度当然容易，但要采取什么打击元昊的行动就有点难了。因为多年以来，宋廷根本没有整顿武备，以至于“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这样的军队，连守住边境、抵御外敌入侵都有些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发兵西夏，去教训那个远在西陲的元昊了。 既然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那就只好采取经济措施予以制裁。赵祯下令，停止和西夏的贸易往来，想从经济上压垮西夏。同时还公开悬赏，许诺谁有本事擒杀元昊，就让他当定难 519b." >军节度使，这不能不说是宋朝的悲哀。藏书网 为了防止西夏入侵，赵祯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两人共同管理夏州。 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奏请率兵西征，去教训一下元昊。 赵祯不答应王德用西征的理由很荒唐，就是因为王德用的相貌。据说王德用这个人长得威武雄健，相貌酷似宋太祖赵匡胤，而且王德用治军有方，深受兵士的爱戴。就因为这个，有人在赵祯耳边煽阴风、点鬼火，说王德用这个人不宜留在枢密院，更不应该让他执掌兵权。赵祯听信谗言，不仅不让王德用带兵西征，还把他降为随州知州，改任夏官运亨通赟知枢密院事。 宋朝的君臣，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窝里斗。一群窝里斗的臣子和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凑在一起，根本就干不了大事。 宝元二年（1039年）十一月，也就是元昊称帝的第二年，这位西陲的枭雄，终于发动了对宋的战争。 西北的狼烟升起了。 元昊这次出兵反宋，不但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败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发生这样的事，不仅对元昊是当头一棒，而且，赵宋皇帝和那些呆在汴梁夸夸其谈的文武大臣们也大跌眼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元昊率领八万大军进攻保安军，所向披靡，一路上势如破竹，当西夏军走到一个叫安远寨的附近，突然从前面山坳里冲出一小股宋军前来应战，充其量只有三四千人，西夏军根本就没有将这一小股宋军放在眼里，元昊也毫不在意，命前军去把这股宋军干掉。不料刚一交锋，突然从宋军阵中冲出一位披发仗剑、头戴金色面具的将军，也不知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夏兵一片哗然，顿时大乱。 宋军中这位披发金面的将军率先冲入夏军阵中，逢人就砍，遇人就杀，如虎入羊群一般，势不可挡，夏兵将士一片惊慌，连元昊也没有办法对付这个似人似妖的怪物，无奈夹在溃散的乱军中仓皇而逃。 宋军阵中的这位虎将，就是巡检指挥使，后来名扬天下，被赵祯视为长城的狄青。 狄青是河西人氏，骁勇善战，最初任骑御散直，随军西征，屡建战功。他平时打仗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铜面具，披着长发。他觉得，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敌人面前，可以对敌人起到威慑的作用。俗小说中，说狄青有仙术，其实那是无稽之谈。 现如今，狄青是保安军中的一名巡检指挥使。他是奉了保安军首领卢守懃的军令前来御敌的。他手下只有几千士兵，一仗下来，竟吓得元昊的数万大军仓皇而逃。 保安军的捷报传到京城，赵祯本想召见狄青，向他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 元昊在与保安军之战中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就又纠集三万兵马进攻承平寨，结果又被宋军迎头痛击，除了死伤了数百名士兵外，还死了一名中级将领。西夏军损兵折将，再次铩羽而归。 保安军之战，宋军依仗狄青的奇兵吓退了西夏军，承平寨之战，宋军却依仗有城防的掩护，打的是防御战，侥幸取胜。小打小敲，胜负对战局没有什么影响。但在宋军中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西夏军不过如此，一种轻敌之气在宋军中悄然蔓延。这为此后的连战连败埋下了祸根。 元昊并不在意这几次小败，因为他的进攻本来就是试探，他用的是火力侦探的策略，胜负并不重要，摸清宋军的虚实才是目的。 五 疯猫戏病虎

1、一败三川口

西夏和宋以国土相比，一个是水塘，一个是大河；以国力相比，一个是猫，一个是老虎。从理论上讲，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而，理论和现实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说猫和老虎，假如虎是一只病虎，毫无斗志，猫是一只疯猫，充满了杀气，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猫调戏老虎的怪事，甚至于还会骑在老虎头上撒尿。 西夏是只疯猫，宋朝也是只病虎，历史上果然出现了猫戏老虎、猫骑在老虎头上撒尿的怪事。 元昊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和侦探，摸清了宋西北边防的情况。他认为，延州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决定将突破口选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夏之间的第一场大战爆发了。 延州北面有个地方叫金明寨，进攻延州，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为了麻痹宋军，元昊派了一支部队，大张旗鼓地去攻打保安军，接着又派人给延州安抚使范雍送去一封信，说夏军与延州是兄弟，两军各守疆界，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范雍完全是一个没脑子的人，战场上的一封信，他也当真，以为延州从此无兵患，可以高枕无忧了，就放宽心地躲在延州城花天酒地，逍遥快活，在军事上没有做任何有效的防备。 元昊的一封信，似乎成了一道命令。 这一天，范雍正在延州城饮酒作乐，突然听到城外炮声震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惊慌之际，突然有探子来报，说西夏军已经杀到城下，包围了延州城。 原来，元昊送给范雍的信是一颗烟幕弹，他乘范雍放松了警惕、金明寨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率军偷袭了金明寨。金明寨宋军守将李士彬父子仓促应战，被西夏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一个冲锋，西夏军就攻破了金明寨，砸开了延州的北大门。 元昊攻克了金明寨，并没有给宋军喘息的机会，率大军迅速东进，包围了延州城，等到范雍从梦中惊醒，已经是大兵压境了。 范雍得知敌人踏平了金明寨，大军已攻到城下，几乎吓晕了，他知道自己中了元昊的声东击西之计，因为他收到元昊互不侵犯的信，便将部队派去支援保安军了，延州只剩下二三千守军，面对数万西夏虎狼之师，延州等于就是一座空城。 范雍立即飞檄各路将士，火速回援延州城。 范雍的副将刘平、石元孙在庆州接到檄文，立即驰援延州，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也由外地飞驰延州。行进中途，宋军各路将士合兵一处，风风火火地驰往延州。 战争，拼不仅是实力，还有指挥员的智慧。元昊虽然生长在西陲，却是一位枭雄，他不仅对汉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对《孙子兵法》也下了一番工夫，他虽然围住了延州城，但不急于攻城，用起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汇合的三川口布下埋伏，等着驰援延州的宋军朝里钻。 驰援延州的刘平万万没有想到，前面等待着他的竟是一场灾难。当他率领的前队刚刚进入三川口西夏军的伏击圈时，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了无数的敌人，首先迎上来的是盾阵，只见西夏军左手持盾，右手持刀，结成排向宋军压过来。刘平见状，忙将钩枪手调到前面，钩枪对付盾阵，正是一物降一物，西夏的盾阵顿时被攻破。刘平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突然，一支飞箭射中了刘平的面颊，刘平忍痛拔出箭头，连伤都不包扎，继续率军杀敌。 元昊没有料到，一向被他瞧不起的宋军居然还有这样不要命的将领，他见宋军在那个不要命的将领的带领下，眼看就要突破重围，连忙传下军令，挡住这股宋军，有退后者，杀无赦。元昊的军令果然奏效，无数的西夏军波浪式的向宋军压了过去。 刘平虽然骁勇，手下的士兵也很拼命，但毕竟敌我力量悬殊。他见实在是难以突出重围，忙令众军结成方阵，以待后军支援。 再说后军黄德和，见前军中了埋伏，两军展开血战，已经是杀得血肉横飞，他虽带兵多年，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战斗，被眼前的一切吓破了胆，顾不上前军的安危，竟勒转马头逃命去了。后军见将官都跑了，群龙无首，顿时军心溃散，纷纷夺路而逃，宋军整个阵势彻底崩溃。 万俟政、郭遵率领的部队见黄德和率军溃退，也跟着扭头就跑了。可怜刘平和石元孙率军在那里孤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双双被俘。 刘平被俘之后，拒不进食，痛骂元昊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元昊一怒之下，杀了刘平、石元孙。 三川口之战，以宋军大败而告终。 元昊围城打援歼灭了宋军的援军，将主力齐聚延州城下。 范雍已经得到援军覆灭的消息，夏军兵临城下，忙将城中军民驱赶上城墙守城。延州的城依山而筑，易守难攻，宋军虽然兵力不足，夏军想破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仿佛是老天要帮助范雍，恰在此时，天降大雪，两军不能再战，元昊这才撤军。延州之围自解。 三川口之战影响深远，它是西夏建国后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仗，这次胜利，更加刺激起元昊的欲望，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他在心里想，别看赵宋那么大，不过是一只病虎而已，西夏虽是一只猫，照样可以调戏一下老虎，甚至在老虎头上撒尿。

2、二败好水川

赵祯得知延州战败，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赶往河中，调查战败的原因。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达了，先把打了败仗、使大宋丧尽颜面的西北主将范雍降职使用，贬为安州知州。那个带头当逃兵的黄德和，为了摆脱自己的罪名，反而诬陷刘平勾结西夏，才致使宋军大败。但这个小人的伎俩很快被拆穿，被处以腰斩之刑。宋朝一贯以仁厚自诩，对犯罪的人很少采用这种极刑的，这一次却大开杀戒，看来，赵祯真的是气坏了。 赵祯罢免了范雍西北主将之职后，任命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还给他配了两名助手韩琦、范仲淹，其中，范仲淹具体负责主持鄜延路，韩琦主持泾原路。 范仲淹的起用，是因为韩琦的举荐。 韩琦接到任命后，进宫陛辞，并乘机保荐范仲淹出守西北边关。 赵祯犹豫不决，没有马上表态。 韩琦说，范仲淹以前因为不满意宰相吕夷简的行为，被贬知越州。朝廷有人怀疑他结朋党，他说自己知道这件事。见皇上被西北战事搞得寝食不安，自己如果为了避嫌而不举荐，便是埋没人才而误国家大事，这样罪过就大了。如果因为举荐而被认为是亲近朋党，或者所举非人，他愿承受灭九族之罪，绝无怨言。 赵祯见韩琦言词恳切，而且他对范仲淹的印象也不错，便答应了韩琦的举荐，命范仲淹同韩琦一起出任西北副将。 范仲淹本是知开封府。景祐三年（1036年），由于身为宰相的吕夷简排除异己，滥用私权，范仲淹上疏指陈时弊，隐射吕夷简执掌中枢任人唯亲。吕夷简便说范仲淹越职言事，不关他的事也要乱说话，是故意离间他与皇上君臣之间的关系，当面弹劾范仲淹。范仲淹落了个贬知越州的处罚。当时的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欧阳修，先后上表，都说范仲淹无罪，不应该受到贬知越州的处罚。赵祯不但不理会他们的意见，反而连他们三人也一同处罚了，罪名是四人结为朋党。当时，朝野称他们四人为四贤。 范雍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庸才，但他毕竟还是忠于职守。新上任的夏竦，不但在军事上无所作为，而且还是一个奸佞，他从京师出发至西北战场赴任时，带上一群美女，把京城的佳酿美食装了几大车，仿佛他不是去前方打仗，而是出门旅游。 主帅不怎么样，两个助手还是很有能力的。 先说范仲淹，他在出京赴任途中，听说延州的很多地方失守了，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去镇守延州。批文很快就下来了，命范仲淹兼任延州政务。 范仲淹日夜兼程赶往延州。 范仲淹到达延州之后，招兵一万八千人，分成六队，选六个将领分别率领，日夜操练，根据来敌的多少，轮班出守城池，又修筑承平、永平等寨，号召流民回家，羌、汉百姓陆续回归，边防迅速得到了巩固。 夏兵数次进犯延州都没有占到便宜，于是，他们相互告诫，说这次来的小范老子，胸藏数万甲兵，不比从前那个大范老子好骗，在延州恐怕再也捞不到油水了。 大范就是范雍，小范指的是范仲淹。看来，并不是西夏兵有多么厉害，实在是宋朝无将啊！ 元昊听说范仲淹善守，又故伎重演，假装和范仲淹议和，暗中却带兵攻打三川各寨。 韩琦派任福带领七千人，连夜急行军七十里，偷袭了白豹城，在西夏人的基地上放了一把火，将西夏人的粮草付之一炬。 手中无粮，心里发慌，元昊知道韩琦是一个狠角色，立即向他发出求和信号。 韩琦的观点是，对待疯子的最好办法就是废掉他，让他以后连疯的机会都没有。元昊就是这样的疯子，他是不会同疯子讲和的。因此，他一口拒绝了元昊的请求。 范仲淹似乎很仁慈，他给元昊复了一封信，让他除去帝号，遵守臣规，报答朝廷对他的恩德，如果能够答应这几个条件，求和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 正在这时，朝廷派翰林学士晁宗悫到陕西前线视察，并询问前线总指挥的攻守方略。 夏竦是个庸人，他除了在美女们陪同下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外，就是打猎，游览一下西陲的风光。对于这个仗怎么打，他压根就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犹豫了半天，模棱两可地说，有人主守，有人主战，他自己还没有拿定主意。其实，这是他的两个助手的意见，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 晁宗悫见前方的主帅还没有制订统一的战略方针，就直接传达了赵祯的旨意，命他们在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之前，对西夏人发动进攻。 原来，这几年国运不佳，赵祯以为是年号不好，数次改元，先是景祐改宝元、再由宝元改康定，而后又由康定改庆历，好像改了年号就能改国.９9ｌiｂ?运似的。此时，刚刚由康定二年改为庆历年。 宋廷的君臣、将帅还在为战、守争持不下９９lib?t>，元昊对宋新一轮的打击开始了。 庆历元年正月，元昊准备攻打渭州，他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旋风般扑向宋夏交界处的怀远城。 韩琦正在高平视察，得知夏军向怀远城发起了进攻，急忙赶到镇戎军，集合数万大军，命任福为前敌总指挥，桑怿为先锋，耿傅、朱观、武英、王珪为后应，前往怀远御敌。 韩琦的作战计划是迂回到西夏军的侧后伺机出击，大军临出发时，韩琦一再叮嘱任福，说元昊这个人很狡猾，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不要孤军深入。绕过羊牧隆城，去攻击敌人的背后，如果形势不利，就不要硬打，在敌兵归路上找个险要的地方埋伏起来，等敌人撤兵的时候伏击他们，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如果违犯了军令，即使有功，也要斩首。 任福求战心切，没有把韩琦的叮嘱当一回事，他在行军途中，遇上了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等人，听他们说，夏军就在张家堡以南，距他们只有数里之遥。任福立即与常鼎、刘肃合兵一处，改变行军路线，向张家堡以南进军。途中果然与夏军相遇，立即挥师杀了上去。夏军似乎很不经打，丢下数百具尸体和无数的马、羊、骆驼、粮草，仓皇而逃。 打了胜仗，缴获了无数的战利品，任福高兴了，以为夏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把临行时韩琦的嘱咐彻底地丢到脑后，命先锋桑怿率兵跟在夏军屁股后面追杀，他自己也随之跟进。 任福率领前军唏里哗啦地打了一场胜仗后，参军耿傅才赶到，他见任福率前军追击敌人去了，忙派人将刚刚收到的韩琦手令送给任福，叫他遵从韩帅的命令，不可贸然轻进。任福杀得兴起，哪里听得进劝告，接信后略看了一眼后便塞进怀里，趾高气扬地说：“韩招讨太过迂腐，耿参军畏首畏尾，你们就看我杀敌立功吧！”并派送信的人传令，命耿傅、朱观、武英、王珪随后跟.进，不得有误。 任福是主帅，耿傅等人除了服从命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他们走到笼洛川时，探子来报，说前军已到达好水川，与笼洛川相隔只有五里，此时天色已晚，各军择地安营。 第二天，任福、桑怿沿着好水川西行，走到六盘山脚下的时候，见前进的路上摆放很多封闭的泥盒，桑怿命人取来察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轻轻地拍一拍，泥盒里面传出奇怪的跳动声，心有疑惑，不敢贸然打开，正好任福赶到，便把泥盒递给了他。 任福是个粗人，接过泥盒，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就砸开了，一只信鸽冲天而起，任福又命士兵打开所有的泥盒子，里面装的全是信鸽，随着泥盒的打开，泥盒里的信鸽全都飞向蓝天，阵阵鸽哨在山谷中回荡。 任福、桑怿和他的士兵们全都惊呆了，翘首望天，不知道是谁将信鸽装在盒子里、丢在大路上。 正当宋军将士翘首蓝天的时候，突然，四周的山谷中响起了号角声，无数西夏骑兵从山谷中冲杀出来。 原来，泥盒是西夏人摆放在这里的，他们料定宋军走到这里，出于好奇，一定会打开泥盒，泥盒一旦打开，装在泥盒中的信鸽便会飞向天空。夏军约定，以信鸽为号，只要鸽哨响起，四面伏兵一齐杀出。因此，任福砸开了泥盒，就是启动了夏人的情报机关，向埋伏在山谷里、树林中的夏军发出了出兵的信号。 伏兵一出，宋军的丧钟敲响了。 任福、桑怿见伏兵从四周冲出来，慌忙命宋军抢占有利地形，据险而守。然而，话未说完，敌人已杀到面前，本来就未列阵的宋军顿时被冲得七零八落，任福立即率军向外突围，这时，不远处的半山坡上竖起了一杆大旗，宋军向东，大旗指向东，宋军向西，大旗便指向西，无论宋军冲向哪里，都逃不出夏军的包围圈。一阵激战，桑怿、刘肃死在乱军之中，任福身中数十枪，自知难以活命，拔剑自刎而亡。所率万余名宋军全军覆没。 元昊消灭了任福的先头部队，转攻笼洛川，途中正好与朱英军相遇，两军展开了激烈交战，除朱观率千余残兵突出重围外，其余众将士全部战死。 好水川一战，宋军死亡将士一万多人。这是元昊立国以后的第二场胜仗。此战，使元昊的野心更加暴涨。

3、宋军主帅的人头只值三千文

好水川一战，是由于任福自作主张，违背了韩琦的作战计划而造成的惨剧。但所任非人，韩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夏竦向朝廷上书，说战败是任福违命所致，罪不在韩琦，并以从任福身上找到的韩琦的手令和耿傅的书信为证。但韩琦还是上表自劾，赵祯仍然贬韩琦至秦州任知州。 元昊连胜宋军两仗，气焰更加嚣张，更不把宋放在眼里，作书回答范仲淹，态度极端傲慢，范仲淹气极了，将信撕碎，丢到火盆里烧了。 前线战败，京城就有人说事儿了。 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与元昊私通书信，有通敌之嫌，其罪当斩。 枢密副使杜衍极力为范仲淹辩护，说范仲淹给元昊去信，是招降，这是替朝廷办事，通敌是无中生有，不能因此而加罪于范仲淹。 赵祯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时没了主意，干脆命令范仲淹自己来解释这件事情。 范仲淹立即上表，说刚开始元昊来书求和，有悔过之意，便复信向他宣示朝廷的恩威，后来好水川宋军战败，元昊气焰嚣张，又来信百般羞辱，因信中言辞带有极大的侮辱性，便当场撕毁了来信。他认为，如果将原信上奏朝廷，会使皇上受辱。撕毁来信，只他一人受辱。 赵祯收到范仲淹的申诉后，又将中书省、枢密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研究。 宋庠、杜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各执一词。赵祯叫吕夷简发表意见。 吕夷简是最先主张惩罚范仲淹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杜衍说得有道理，只需对范仲淹略加惩戒即可。 杜衍知道吕夷简奸诈，且惩处范仲淹的主意也是他出的，尽管他不知道他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但对他放了范仲淹一马还是表示欢迎的。 宋庠就不同了，他与吕夷简本是同一战线的人，吕夷简的突然反水使他空做了一回恶人。因此，他气得要命，气归气，事实还得接受。 处理结果很快.9９lｉｂ?下达了，范仲淹降职处分，知耀州，但不久又改为知庆州，大概赵祯知道，前线少不了范仲淹这样的人。 赵祯又命工部侍郎陈执中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同夏竦同判永兴军。 陈执中、夏竦两人过去关系就不好，经常磕磕碰碰，这次同判永兴军，两人是你打你的鼓，我敲我的锣，尽搞窝里斗，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为了调解这个矛盾，赵祯改命夏竦屯居鄜州，陈执中屯居泾州。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难道赵祯安排陈执中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就不考虑这些因素吗？ 夏竦在西北守边二年，除了带着侍妾，整日里流连酒色之外，再就是出去打猎散散心外，根本就是无所事事。 在这期间，元昊又导演的一场恶作剧，他在边境贴了一个告示，悬赏夏竦的人头，说有人砍下夏竦的人头，他出钱三千文以资奖励。 一个堂堂的宋军前线主帅的人头仅值三千文钱。这道悬赏告示，在边境传为笑话。元昊是借此羞辱宋廷，羞辱夏竦。因为当年大宋皇帝也曾悬赏取他的人头，赏赐的是授予定难军节度使的高官。言下之意，宋军守边主帅仅值三千文钱，不值钱。 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把部队驻扎在天都山休整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以后，又带领着机动性极强的骑兵，攻打麟州，破宁远寨，陷丰州，把宋的边境搅闹得烽烟四起、鸡犬不宁。 宋军除非不出师，出师必败；夏军除非不来，来必满载而归。 朝廷以张方平为首的一批谏官联名弹劾夏竦，说这样一个庸才，不能担当边关御敌的重任，建议赵祯另择他人前去巩固边防。 赵祯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将夏竦调离边关，另行安排工作。并重新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四个战区的长官分别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防守，各司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这四个人除王沿外，打防御战都很有经验，他们到任后，修城筑寨，招藩抚民。特别是范仲淹，深得羌人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待制，故有此称呼。 正是由于这一改变，使宋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自大滑向畏敌如虎，从此，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采取了退缩防守的策略，走上了消极防守的道路。 西夏骑兵在旷野上打仗，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具有很大的优势，打攻坚战不是他们的强项，面对躲在坚固的城堡里的宋军，他们无可奈何。元昊知难而退，稍稍有所收敛。 六 敲竹杠

1、萧太后耐不住寂寞

西北的战火在燃烧，北边的盗贼又来打劫了，这个强盗就是契丹人。 宋朝和契丹自澶州议和以后，两国各守疆界，互不相侵犯，北方的牧民放心地漫山遍野地放牧，南方的农民安心地出来种地。两国的边境还设立了贸易市场，北方的牧民将他们的畜产品拿到市场里，交换南方百姓的农副产品，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老百姓们过上了较为安定的日子。 这就是宋真宗赵恒当年拿钱买和平、签订澶渊之盟所想得到的结果。 澶渊盟约签订之后，宋朝把对契丹的赔款列入了财政预算，每年如约按期拨款，或派使臣送过去，或契丹派人来取款，相互之间是一团和气。两国的皇室有什么红白喜事，彼此还要派遣使臣前往，或庆贺、或吊丧，像走亲戚一样。宋与契丹两国，真正成了兄弟之邦。 澶渊之盟是景德二年（1005年）一月签订的。此后不久，萧太后燕燕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去世。（签订日期为公元1005年一月，因此与景德元年不同。） 萧太后虽是女流之辈，却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她的智慧和谋略丝毫不输于男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在感情上却相当不幸，老公过早地去世，使她寡居宫中，白天忙于国事倒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守着一盏孤灯，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姣容，未免是顾影自怜，备感孤独。 正当萧太后形单影只之时，有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线，他就是东京留守韩匡的儿子韩德让。韩德让貌似潘安，才同宋玉，算得上一个人才，这一天站列于朝班，一下子就引起了萧太后的注意。为了猎取韩德让，萧太后也算是下了血本，授韩德让政事令，禁军总头领之职。 韩德让本是契丹大将韩延徽的后裔，虽然是将门之后，但突然沐此厚恩，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对萧太后感激涕零。 萧太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后，直接召韩德让进宫。韩德让进宫之后，萧太后什么也没有说，赐给他一碟禁脔，脔就是小肉片，禁脔就是宫中特制的小肉片。 韩德让也是一个情场老手，立即体会到萧太后的用意，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突然青云直上的原因。高官厚禄，再奉上一个投怀送抱的美人，这样的好事，是任何男人都难以拒绝的。当夜便留在宫中，对萧太后是极力奉承。萧太后是久旱逢甘露，乐得心花怒放，两人大有“相亲恨晚”的感觉。不久，萧太后又赐韩德让姓名为耶律隆运，拜大宰相，加封晋王。 契丹主耶律隆绪还是一个孩子，管不了萧太后这些风流韵事，后来逐渐长大了，却已经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所以，萧太后和韩相，不啻伉俪一般。等到萧太后病逝以后，韩德让也无疾而终，与萧太后同赴了黄泉路，一对同命鸳鸯，到阴司地府做合法夫妻去了。 契丹主似乎对韩德让心存感激，因为他给母后带来了快乐，韩德让死了以后，他竟将韩德让安葬在萧太后的坟墓旁。

2、较量

萧太后是澶渊和约的当事人，活着的时候，也信守盟约，与宋友好往来。 萧太后死了以后，事情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乾兴元年（1022年），赵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的时候，契丹主耶律隆绪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宋、辽两国仍然是兄弟之邦。 宋的丧期刚过，契丹主竟在两国边境举行大阅兵，声言要到幽州狩猎，其实，这是对宋采取的一种试探行动。他想看看，赵宋这个没有长大的皇帝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赵宋当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军国大事经刘太后裁夺之后，再由皇帝赵祯签字画押发布执行。宋廷见契丹屯兵边境，担心他们乘机入侵。有人建议调动军队去边境加强守备。时任宰相的张知白是个明白人，他似乎看出了契丹人的用心，他认为，宋与契丹订立了盟约，两国互不开兵。契丹人的这次行动，可能是试探行为，如果宋向边境派兵，宋就有挑衅的嫌疑。这样，契丹人就有了借口。为了防止万一，张知白出了一个主意，就以那里的河道阻塞，朝廷以疏通河道为名，征调民工到那里去。实际上，这些征调的民工都是士兵。太后与赵祯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些脱掉戎装的士兵，装扮成疏通河道的民工上了前线。 契丹人似乎也闻到了什么味道，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阅兵仪式后，草草地收兵了。这是澶渊和约签订之后宋、辽之间的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

3、陷害

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耶律隆绪死了。 耶律隆绪临死之时，遗诏太子宗真继位，他嘱咐宗真说，一定要信守同宋的盟约，不得毁约。宗真含泪受命。 宗真即位后，改元景福，尊耶律隆绪为圣宗。 七月，派遣使臣到宋报丧，宋廷派遣龙图阁待制孔道辅前往契丹庆贺、吊丧。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好。 宋真宗皇帝去世，赵祯即位之时，契丹主也派使臣到汴梁祝贺、吊祭。两国真正体现了一种兄弟之邦的友谊。数十年来，宋、辽之间没有发生战祸。 但是，在此期间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尽管最终没有导致两国开战，但两国间的角力，倒是很有趣味，不得不提。 宗真逐渐长大了，人大了，心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父皇临终时的遗嘱似乎也淡忘了。庆历初年，他见国内无事，人口日增，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怎么好，而宋又在西边同西夏的元昊打得不可开交，他突然萌发了一种敲诈一下宋想法，夺取宋廷瓦桥关以南十县的土地。 契丹主宗真的动议，在群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南院枢密使萧惠为首，他认为，大宋同西夏征战多年，已经是兵疲民敝，正是进攻宋的好机会。另一种以北院枢密使萧李穆为首，他坚决反对南侵。他认为，契丹与宋订立盟约，两国多年互不开兵，现在突然兴兵伐宋，这是违背盟约。再说，即使开战，胜负也难料。 宗真不顾萧李穆等人的反对，决定采取行动，在宋那里捞一把。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他派遣南院宣慰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出使宋，要求宋归还关南的土地，并质问宋兴兵伐夏及在沿边以疏浚河道为名，征调大批民工，实际上是增加戍兵的理由。 契丹使臣来到汴梁后，宰相吕夷简奏请赵祯，命富弼为接待使，与中使官到郊外迎接契丹使臣。 萧特末等人推说身体有病，不肯下车行拜见之礼。 富弼见契丹使臣如此傲慢，非常愤怒，他说他也曾出使北方，当时也是卧病车中，听到契丹国主的命令，立即抱病下车行拜见之礼。想不到契丹使臣竟然如此狂妄，我朝天子派中使到这里来迎接你们，你们竟然托病不见，到底是没有见过世面，才作出有辱君命的事情。 萧特末自知失礼，连忙下车行拜见之礼。富弼便将他们迎到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萧特末见富弼襟怀坦白，便对富弼说明了来意。并对富弼说，契丹主的要求，宋可从便从，不可从，可另外想办法，或增赔款，或许婚姻；只要搪塞得住，两国便可相安无事。 富弼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奏明了赵祯。 赵祯闻奏，立即传召宰相吕夷简，商量如何回答契丹使臣提出的要求。 吕夷简认为，西夏战祸未平，契丹乘机求地，明显是敲竹杠。割地肯定不行，但我们正在与西夏打仗，如果再与契丹开兵，很难同时应付两个战场。来使萧特末透露，割地不成，可以和亲或给一笔钱也可，不如就从这两件事中选择一项来满足契丹人的要求。赵祯也有这个意思，但他还没想好，派谁出使契丹。吕夷简建议派富弼去，他说，富弼去年曾出使契丹，再次前往，可就是熟手，派他去，料想不至于有辱君命。 赵祯也觉得富弼去比较合适，便命富弼出使契丹，商谈解决契丹人提出的要求。 赵祯的诏令下达之后，文武百官都为富弼担忧，认为富弼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集贤院校理欧阳修引用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奏请赵祯不要派富弼出这趟差。 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故事，指的是唐朝德宗年间，李希烈举兵叛乱，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敌营，晓以大义，劝说李希烈投降，李希烈不但不听，反而还缢杀了颜真卿。 欧阳修的奏章被吕夷简扣压了，并没有送到赵祯的御案上。 一时间，群臣议论纷纷，都说吕夷简与富弼有嫌隙，举存富弼出使契丹，纯属陷害。谁知富弼奉诏后，没有半点犹豫，欣然答应前往。他知道此去定是凶多吉少，陛辞时对赵祯说，自古以来，主忧臣辱，臣此次出使契丹，并没有打算活着回来，此去谈判，除了增加钱帛外，绝不答应契丹人的其他要求。 赵祯闻言，也不禁动容，面授富弼为枢密直学士。赵祯此时除了升富弼的官职外，似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抚慰眼前这位忠臣。 富弼却说，国家有急事，臣子理当不辞劳苦，如果先受爵禄，倒好像是奔官爵去的。赵祯见富弼固辞拒受，也就没有再坚持，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富弼便陛辞而去。

4、斗智

富弼出使契丹，还在路途行走的时候，契丹主又导演了一场好戏。他在两国边境的幽州、蓟州屯兵数十万，声言要发兵南下。 契丹人并不是真的要出兵攻打宋，而是虚张声势，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意思是说，宋廷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兵南下。 契丹屯兵边境的情报很快传到了汴梁，赵祯马上将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商讨对策。有人建议在洛阳筑城，吕夷简却说，与其在洛阳筑城，不如在大名建都，这样可以耀威河北，表现出一种御驾亲征的态势，对契丹人是一种威慑。 赵祯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改大名府为北京。并命王德用判定州，兼朔方三路都部署。王德用到任后，日夜操练兵马，并大张旗鼓地举行阅兵仪式。 宋的这些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契丹人看的，意思是说，你契丹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宋军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你敢来，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 宋、辽双方在暗暗较劲，比的是实力，比的是底气。 契丹主宗真得知宋军在北京操练兵马，有御驾亲征之意，有些不放心，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契丹的探子潜入北京，见王德用部下人强马壮，军威雄壮，连忙返回契丹向宗真作了汇报。 契丹主宗真听了探子的报告，心中颇感不安。看来，宋廷君臣并没有被自己放出去的风声吓住。恰在此时，出使南朝的使臣回来了，并带来了南朝皇帝派来的使臣。 富弼抵达契丹，立即拜见了契丹主宗真，他毫不客气地质问，宋、辽两国自缔盟以来，父子继好，已经有四十余年，怎么突然要求南朝割地呢？ 宗真认为，南朝关闭雁门关，增塘水，修城墙，招集民兵，是违约行为。北朝的大臣们都建议出兵南下，但他不想用兵，便派使臣前往南朝询问原因，并索关南故地，如果索地不得，他就要考虑出兵了。 富弼解释说，关闭雁门关，是为了防御西夏；增塘水，在南北通好以前就开始了的，现在不过是继续以往工作；城墙倒塌了，进行正常的维修，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招民兵，是因为老兵退伍回家种田去了，有人走了，空下来的位子必须有人补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算是违约。 宗真不顾富弼的解释，仍然坚持要南朝割还关南的土地。否则，他就依大臣们的建议，发兵南下，以武力解决问题。 富弼立即说契丹主是忘恩负义之人。当年澶渊一役，南朝占绝对优势，将士们力主将战争进行到底，南朝先帝如果听从将士们之言，恐怕北朝的将士没有多少能够活着回去了。但是，南朝先帝并没有这样做，为了南、北朝的百姓，同意了萧太后的请求，息兵谈判，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如今，北朝欲毁约再战，想是北朝的臣子，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就不管主子的祸福了。 宗真不理解富弼的意思。问北朝的臣子为什么不管主子的祸福。 富弼解释说，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地狭小，上下离叛，所以北朝进攻中原。然而，得到金币尽归臣下私有，国家耗费了无数的粮饷兵械，弄得府库一空。现在的南朝，精兵 767e." >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说到这里，他反问道：“北朝想出兵南下，有必胜的把握吗？” 宗真犹豫再三，觉得富弼说得有理，但还是不甘心，认为关南的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故土，应该归还给他们。 富弼说，晋把卢龙的地方送与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的土地，这都是先代的事情，与本朝不相干的。如果都要求归还故地，那么幽、蓟实际上是南朝前代的土地，也要还给南朝。 宗真被问得无话可说，但也没有放弃要求。首次会谈，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但也没有翻脸。 第二天，宗真邀富弼一同去打猎，他坐在马上对富弼说：“我朝如果收回故地，与南朝和好的日子就可以持久，不然，今日纵然和好了，这个仗总有一天还是要打起来的。” 富弼说，北朝定要得地，当然是以得地为荣了。北朝既以得地为荣，那么南朝也必以失地为辱。他反问道：“南朝与北朝相约为兄弟之国，既然是兄弟之国，可使一荣一辱吗？” 宗真默然无语。富弼见宗真的语气不再那么强硬，进一步说，他出发时，皇上对他说，为祖宗守国，不敢以尺地与人。北朝想得到的，不过是钱财罢了，朕不忍两朝的百姓罹难兵祸，所以委曲求全，可以适当增加一些钱币，取代土地。如果北朝定要索取关南十县，那就是欲以此为借口，有意毁约。澶渊盟誓，天地共鉴，北朝若执意毁约，挑起兵端，曲不在南朝。 宗真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打猎之后，刘六符找到富弼，说宗真听了他的荣辱论，很有感悟。土地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许婚的要求，请南朝考虑。 富弼说，对于北朝来说，增加常年赔款肯定要比许婚好，因为许婚，一来容易产生嫌隙，二来我朝公主出嫁，送嫁妆不过是区区十万缗，还是一次性的。如果增加常年赔款，北朝可享无穷的利益。 刘六符将富弼的意见转告给宗真。宗真即召见富弼，命他还国取了誓约来。他再从这两件事中择定一件。

5、花钱买和平

富弼返回汴梁，将与契丹主谈判的情况向赵祯作了汇报。赵祯同意和亲与增款两事，由契丹主任选一件进行谈判。并命富弼带上增款、和亲两项草拟的盟约再往契丹进行谈判，务求和议成功。然后召见吕夷简，口授了和约的内容，叮嘱他办好后交由富弼。 富弼带上国书和随从人员再往契丹，临出发时，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没有做，心里总感到不踏实，但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走到乐寿时，突然想起，他身为使者，竟然还没有看一眼国书，虽然国书的内容是皇上当着他的面口授的，但起草国书的人会不会出错呢？万一里面的内容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不仅他们这些人的性命不保，和谈也一定要失败。他把自己的担心对副使张茂实说了，并取出国书两人同看。富弼惊讶地发现，国书所写的，果然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他即命大家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自己立即返回京城。 富弼抵京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也顾不得这些，立即敲宫?门求见。 赵祯得知富弼突然返回，知道一定有大事，立即召见。富弼进宫后，说吕夷简有意陷害他，故意使国书的内容与陛下的口传不同，呈上国书请赵祯过目，并愤愤地说，自己死了事小，和谈不成，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赵祯见国书的内容果然与自己的口授不同，立即召见晏殊，问是怎么回事。晏殊与吕夷简的关系非常密切，连忙说，这不关吕宰相的事，可能是抄录的人写错了。 富弼当即指责晏殊是个奸臣，帮助吕夷简欺蒙皇上，并强烈要求赵祯追究责任。 按理说，篡改国书内容，有可能使宋、辽之间的谈判破裂，挑起两国的战争。吕夷简为了陷害他人，竟然弃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谁知赵祯并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劝说富弼以出使契丹谈判之事为重，暂时不要提追究谁的责任这件事。 富弼见赵祯要息事宁人，也不好再坚持，只得带上重新写好的国书出了京城。率领使团重新上路，谈判。 富弼到达契丹后，不提和亲，只就增加赔款之事提出与契丹主谈判。 宗真似乎是有意刁难，说南朝增加常年赔款，应将“赔款”改为“献款”。 富弼当然不同意，他说，两国相约，本来是南朝为兄，北朝为弟，没有兄献与弟的道理。 宗真却说，称“献”不可，那就改为“纳”。富弼还是不同意。 宗真仍坚持他的意见，说赔款既然可以增加，为何区区一个字就不可改呢？并威胁富弼说，如果为了一个字而引发了战争，到时可不要后悔。 富弼不卑不亢地说，宋廷为了不使南北的百姓生灵涂炭藏书网，才委曲求全地答应增加常年赔款，并不是害怕北朝，万一因此而引发战争，那就要看道理在哪一方。 宗真劝富弼不要太固执，说古时就有这样的先例。 富弼声色俱厉地说：“古时唯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日赠遗粟帛，或称做献纳，但是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这个例呢？” 宗真知道富弼不会屈服，说他派人到汴梁去南朝皇帝商谈，于是留下增款誓约，派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和刘六符，持盟约与富弼一同赴汴梁，就献、纳二字进行谈判。 富弼回京之后，先求见赵祯，说为献、纳二个字双方争执不下，并说契丹主不过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乘机敲竹杠，想搞几个钱罢了。请赵祯不要答应契丹的无理要求。赵祯也同意富弼的意见。 后来，晏殊从中调解，竟然同意了契丹人的要求，同意将“赔”改用“纳”字。宋、辽两国再签订一新和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契丹人敲竹杠，如愿以偿，宋廷拿钱买和平，保得宋、辽边境平安无事。 其实，契丹主宗真上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下无耶律休哥的将才，富弼只是一个文人，据理力争，便煽灭了宗真的嚣张气焰，何必还要费那么多的钱财，低声下气地与他们讲和，其至连献、纳两个带有羞辱性的措辞也不能幸免。宋朝君臣的懦弱、宋朝国势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和议达成之后，赵祯再次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恳切地说，增加赔款，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本朝正在征讨元昊，无暇与契丹人打仗，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有愧于朝廷，使朝廷被契丹人勒索了一大笔钱，有损国格，不敢受赏。 过了不久，赵祯又授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固辞不受，并且上表，奏请赵祯卧薪尝胆，不忘修政。赵祯赞叹富弼的忠心，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这也算是对有功之臣的一个交待。只是，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佞臣，却又是姑息养奸，实在是一件憾事。 七 花钱买了个主子的身份

1、兵败定州寨

战争是柄双刃剑，在把宋朝切割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也把西夏弄得鲜血淋漓。 西夏人在元昊的带下，手执刀枪嗷嗷叫地杀进宋境，虽然也抢到了不少的东西，但他们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没有人想到，假如他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安心地放牧牛羊，和宋公平交易，日子会过得比烧杀抢掠舒心得多。但人性的贪婪使他们听信了元昊的话，以流血牺牲为代价去攻打宋，虽说抢了些财物，分到他们手里的实在有限得很。 打仗，使西夏的土地荒芜了，畜牧业萎缩了，由于同宋撕破了脸，宋停止了对西夏的银、帛、茶的供应，两国边境的贸易也中断了。加之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旱灾，全国闹起了饥荒。天灾加战祸，西夏的经济出现了危机。 元昊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的办法。当他得知契丹人在西夏与宋交战期间，在宋、辽边境装腔作势地搞了一次军事演习，扬言要打过黄河去，宋马上派人与他们谈判，签订了新的协议。契丹人没怎么费力，就从宋廷那里弄到了一大笔钱财。他动心了，有了仿效契丹人的想法，向大宋索款。 元昊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为了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一面放出风声，欲与宋讲和，一面准备再搞一次军事行动，以增加谈判的资本。 延州主帅庞籍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飞马将情报报告了朝廷。 赵祯得知元昊有讲和的意图，心里当然很高兴，因为此时的赵祯已经很厌战了，巴不得边廷熄了战火，能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加之几年来忙于打仗，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他想腾出手来，很好地对朝政进行一番改革。于是，他命知保安军刘拯传话给元昊的亲信大臣刚浪陵、遇乞兄弟，让他们投诚。只要西夏不与宋为敌，其他一切都好商量。 刚浪陵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接到刘拯的传话后，立即派浪埋、赏乞、媚娘三人到鄜州向种世衡行诈降之计。种世衡觉得这三个人来得很突然，有诈降之嫌，决定将计就计，将他们留在营中，表面上委以重任，暗地里派人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过了不久，刚浪陵又派部将李文贵前往种世衡营中报告投降时间，种世衡又将李文贵留在营中，同样是委以重任。 奇怪的是，刚浪陵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向他的主子元昊报告，大概是想给元昊一个惊喜吧！可惜的是，刚浪陵的惊喜没有制造出来，自己却因此而丢了老命。因为他遇上了一个比他更善于用计的人。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率领十万精兵，大举进犯宋，他将进攻地点选择在渭州的镇戎军。 从元昊选择攻宋的突破口来看，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代枭雄。 宋靠西夏边境有秦州、渭州、庆州、延州等地。元昊为何不将突破口选在其他地方，而独选渭州呢？看看这几个地方的守将是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秦州的守将是韩琦，庆州的守将是范仲淹，延州的守将是庞籍，渭州的守将是王沿，这四个人当中，韩琦9９lｉｂ?、范仲淹、庞籍三人都有很强的作战经验，特别是韩琦、范仲淹，元昊已领教过他们的手段，唯独王沿既无作战经验，知名度也很低。 王沿是一个书生，颇似战国时期的赵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理论上很有一套，常常上书朝廷，谈论一些军事问题，给人一种军事理论家的感觉。被委以渭州的军事长官，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元昊将进攻点选在渭州，绝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碰运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选择的进攻点，是宋军防务最弱的地方，看来，他不但深通兵法，而且情报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元昊生长在西陲荒凉之地，没知识，没文化，仅凭一股蛮力同宋较劲那么简单。当然，这里面也有狗头军师张元、吴昊两人的功劳。 元昊进攻渭州，集中了十万精兵，而渭州守军不足三万，且还要分散在不同的隘口，能够投入战斗的机动部队大概只有一万多人。在人数上，西夏军占绝对优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宋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仗还没有打，元昊就已经稳操胜券了。 王沿得知夏兵来犯，并没有足够重视，只是命副将葛怀敏率兵御敌。葛怀敏率军走到定州寨，被夏军断了后路，宋军腹背受敌，顿时乱作一团，葛怀敏率军欲向长城靠拢，无奈通道也被夏军切断了，宋军陷入了夏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场混战，葛怀敏与率领的十四名将校先后战死，九千六百名士兵非死即俘。此战，葛怀敏所率部队全军覆没。 元昊乘胜追击，直抵渭州，放火焚烧村庄，屠掠民畜，将泾、汾以东闹得烽火连天、哭声震野。 幸亏范仲淹从庆州率兵前来增援，才没有使渭州被元昊洗劫一空。元昊对范仲淹有所忌惮，见范仲淹率兵前来支援，便率兵退回了西夏境内。 定州寨一战，元昊既抢掠到了大批财物，也对宋廷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在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2、反间之计

宋军在定州寨之战中惨败，震惊了朝野，赵祯立即对镇守边关的几名主帅的防地进行了调整，命韩琦管辖泾原，让范仲淹与王沿换防，王沿去守庆州，范仲淹改守渭州。 范仲淹接到调令后，以王沿只能纸上谈兵，难以胜任镇守边关重任为由，上书朝廷，请求与韩琦联手驻守泾州，统一部署西北防御，并将他的防御计划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 赵祯批准了范仲淹的请求，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同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府治设在京兆府（今西安），将王沿调回京师。又命文彦博守秦州，滕宗谅守庆州，张亢守渭州。 韩琦、范仲淹共同经略边疆，同心协力，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善待当地的各族人民，深得百姓们的拥戴。边境当时流传四句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可见韩琦、范仲淹两人接受镇守西北边疆的重任后，对抵御西夏的入侵，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形势造就人，边寨的危情和残酷的战争，使一介儒生范仲淹成了宋代抵御西夏入侵的一位帅才，为天下的文人争了光，正是范仲淹的努力改变了宋夏边境的力量对比，使永兴军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敢于征战的劲旅，使西北边境得到了巩固和安定。 元昊虽然多次率兵前来骚扰，但在韩琦、范仲淹的严防固守下，总是无功而返，因为西夏的骑兵打游击战是他们的强项，攻城拔寨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来，宋军在西北战场上屡吃败仗，并不是西夏的军队有多么强，宋有多么弱，而实在是宋军无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军不会带兵打仗，士兵只是一群没头苍蝇，虽然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浴血奋战，但最终也只能落得个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悲壮下场。 再说种世衡，因刚浪陵派人行诈降计，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人选来实施反间计。 有个僧人叫王光信，足智多谋。种世衡将他招至帐下，对他说了西夏大将刚浪陵施诈降计已经投在宋营中，自己欲施反间计除掉刚浪陵，只是苦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王光信虽然是一个僧人，却有一颗爱国心，立即向种世衡请战。 种世衡对他说，这个计划风险很大，自己并不强求，如果不愿意或者没有把握，可以另找他人。种世衡说的话，虽然有点激将法的味道，但也是真话。 王光信并不推却，欣然答应前入夏营行反间计。种世衡封了王光信一个官职，命他改名王嵩，给刚浪陵、遇乞写了一封招降书让他带上，并嘱咐他遇事随机应变，小心从事。 种世衡在信中说朝廷知道刚浪陵有归顺之心，特地授他为夏州节度使，请他尽快归顺大宋。并在信的后面画了一颗枣、一只龟。刚浪陵不知其意，询问王嵩是什么意思。 王嵩回答说，枣、早同音，龟、归同声，意思是请他早归宋朝。 刚浪陵非常狡猾，认为王嵩这是诱敌之计，冷笑着说，种使君也是一个大人了，为何使用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他命人将王嵩绑了，连同招降书一同献给元昊。 元昊看罢招降信，命人将王嵩推出去斩首。 王嵩本是个有胆识的人，见元昊要杀他，不但不惊慌，反而大笑着说：“人说夏人多诈，我却不信，谁知果然名不虚传。” 元昊拍案而起，大喝道：“明明是你宋人奸诈，欲用反间计，反说夏人多诈，真是岂有此理！”看来，元昊确实有过人之处，一眼就识破了王嵩的计谋。 王嵩冷笑着说，刚浪大王先派浪埋等人投降宋军，种使君才有这封回信。他派去的人还在鄜州，李文贵还得到重用，我朝已授刚浪大王为夏州节度使。现在竟然出尔反尔，不是夏人多诈又是什么？王嵩说罢，两眼望天，自言自语地说：“我死了，有李文贵等四人偿命，不亏！” 元昊听了王嵩之言，吃惊不小，转问刚浪陵是怎么回事。 刚浪陵施用诈降计，并没有向元昊报告，这时王嵩突然说起这件事，一时难以说清楚，回答起来未免有些结结巴巴。 元昊不免起了疑心，命人先将王嵩押下去，然后让刚浪陵将事情的经过说清楚。刚浪陵便将他的诈降计向元昊作了详细汇报。 元昊将信将疑，将刚浪陵留住帐中，实际上是软禁起来。然后暗地派人冒充刚浪陵的信使去见种世衡。 种世衡预料这个信使是元昊派来的，故意把他当成是刚浪陵的人，招待得格外殷勤，并装模作样地与来人约定刚浪陵、遇乞两人投宋的时间。 信使以为这些都是真的，回去后如实地向元昊作了汇报。 元昊以为刚浪陵真的背叛了他，召来刚浪陵与信使对质。到了这个时候，刚浪陵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元昊见刚浪陵吞吞吐吐、面露惊慌之色，怒从心头起，拔剑出鞘，手起剑落，把刚浪陵斩为两段。并下令把遇乞关进狱中，等候处理。 种世衡得知刚浪陵被杀，知反间计已经奏效，连忙写了一篇祭文，命人暗地里送到西夏境内。他在信祭文中说，刚浪陵大王兄弟，有意本朝，忽遭惨变，实在是令人痛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之情。 夏人拾得这篇祭文，献给了元昊。元昊又命人把遇乞也杀了。 有人要问，元昊乃一代枭雄，阴险狡诈，难道就不识宋人的反间计？为何要轻意地杀掉两个宠臣呢？如果了解个中隐情，元昊杀掉这两个人，就可以得到合理的理由了。 原来，刚浪陵、遇乞是元昊第五个老婆的兄弟，遇乞的老婆没藏氏与元昊的第五个老婆是姑嫂关系，常进出于夏宫。 没藏氏生得貌美如花、风情万种，是一个天生尤物，进出夏宫，并不回避元昊。元昊本就性好色，见没藏氏秀色可餐，起了占有之心，但碍于遇乞手握兵权，未免有投鼠忌器之感，没奈何，只得将一腔相思之情强埋在心里。正在这个时候，种世衡投书给刚浪陵、遇乞，劝他们投降宋廷。虽然其中颇有疑点，但他并不给刚浪陵、遇乞解释的机会，假公济私，乘机除掉了遇乞。 元昊杀了遇乞，将没藏氏拘进宫中，一哄二骗三恐吓，很快就俘虏了这个刚死了男人的寡妇，元昊的枕边又添了一个尤物。元昊如愿以偿地搂得美人归，索性把王嵩放出来，厚礼相待，请王嵩回去转告种世衡，说他愿与宋讲和。 种世衡的反间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称臣，就能得到赏赐

种世衡得知元昊有求和的意图，立即报告给延州主帅庞籍。 国与国之间议和，是国家大事，边关将帅无权做主。庞籍一面将西夏元昊求和的意图飞报朝廷，一面派人随同西夏使臣从勖赴汴梁和谈。 赵祯这个时候已经很厌战了，从内心讲，他很想同西夏达成和议的，但又忍受不了西夏的那种态度。因为西夏使臣从勖到达汴梁后，态度相当傲慢，只说奉命前来和谈，并不肯向宋称臣，其实，西夏是模仿契丹人，想敲竹杠弄一笔钱。 早在此之前，元昊在三川口之战后，就曾表示要同宋讲和，那时他打了胜仗，态度强硬，拒绝宋提出的取消帝号和称臣的条件，致使和谈破裂。这一次，元昊仍然不肯称臣，谈判再次卡壳了。 西夏使臣从勖见宋不肯让步，说可以把宋皇帝的意见带回去向国主汇报，请求国主定夺，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宋廷要给西夏一些恩赐，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去向他的主子汇报。 赵祯说只要西夏称臣，其他事情好商量。于是，他命邵良佐、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四人随西夏使臣从勖一同西行，赴西夏与元昊谈判。 邵良佐等四人到了西夏后，同元昊展开了第二轮谈判。 元昊原则上同意称臣，但狮子大开口，索要的岁币远远超出了邵良佐西行时赵祯给他们的底线，他们四个人做不了主，只能报请赵祯定夺了。 元昊再命如定聿舍、张延寿两人为使，随宋廷使臣再赴汴梁，与宋举行第三轮谈判，商谈宋朝每年给西夏的钱物数量，名义是“赐”。 经过反复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奉正朔；宋朝每年“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双方的节日再“赐”银两万两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边疆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但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停筑城堡。 这个和约，元昊占尽了便宜，宋朝花费重金买了个“主子”的虚名，表面上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不过是心理上虚幻的安慰罢了。元昊在自己的地盘里照样当自己的皇帝，照样任命自己的官员，不仅不向“主子”缴纳贡赋，“主子”每年还得给他一大笔的钱财。 这份和约同契丹那份和约除银、绢等钱物的数量不同外，就一个字不同，契丹那份和约是“纳”，西夏这份和约是“赐”，“纳”字令宋廷颜面尽失，“赐”字，似乎有一点主子的味道。 赵祯花钱买了个主子的身份，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议，赵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不认为这个协议有什么不妥，毕竟西夏承认了他这个主子的身份，而且边廷不会再有战争，尽管花了不少钱，但能买到一个边境无硝烟，倒还是很值得的。 其实，元昊已经落入种世衡反间计的圈套，自剪羽翼，杀了刚浪陵和遇乞，诱得没藏氏之后，又贪于女色，生活已逐渐走入荒淫之途，加之西夏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糟糕，元昊也无心再战了。另外宋有韩琦、范仲淹、庞籍三人御边，经过一番筑城修寨，边关已近无懈可击，元昊即使再战，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元昊请求修和，西夏向宋纳贡才是正道。赵祯不但不要求元昊向宋廷纳贡，反而每年还要赐其大量的白银、绢和茶。 宋朝君臣的懦弱，志在于苟安，毫无振作之气，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这个“停战协议”执行得并不好，宋、夏之间断断续续又打了数十年，直到北宋灭亡才算了事。 八 积重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1、积弊如山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韩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调令，皇上要调他们回京师，进入朝廷中枢中书省和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任职。 范仲淹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镇守边关，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们两人办完了交接手续，极不情愿地离开泾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韩琦回京的时候，宋与西夏的和约只是草签，还没有盖上国印互换和约。赵祯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二人从西北前线召回来呢？这要从当时的国情说起。 当时的宋，已经是积弊如山，危机四伏，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财用不足的原因在于“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费。 冗兵。宋代采取终身兵役制，无复员一说，致使军队总数逐年增加。太祖皇帝开国时军队总数为二十万，太宗皇帝统一中国时达到六十余万，至赵祯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 冗官。官吏的增多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取仕，科举制度创立初年，每年取进士不过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中进士多达七百余人，而且成为惯例执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国的进士累计多达一万七千三百余人。至此，进士应试才改为三年一次。几十年来，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二是世袭。宋代选拔官吏，除科举外还有“侥幸法”，即世袭。例如宋代规定“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广甚至达到了多及异姓宗亲甚至以门客充数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赵祯朝中央财政收入虽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财政状况从太宗时的盈余大半恶化到了财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战事，宋疲于用兵，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赵祯急召范仲淹、韩琦二人进京，是要借助他们二人在抵御西夏入侵的声望和才智，组建一个新的中枢机构，以“振兴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韩琦奏请留任、滞留西北办理交接手续的过程中，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暴乱。京东禁军士卒王伦在沂州结伙四五十>人，杀掉巡检使，揭竿造反的事情发生。王伦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 王伦作乱，朝野震动，以欧阳修为首的年轻官员们纷纷上表，要求朝廷开放言路，揭露腐败之政，呼吁进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机。 赵祯也有志改革，便应欧阳修等人的请求，亲自提拔王素、欧阳修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为秘书中丞知谏院。这四大谏官中，欧阳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间，被吕夷简视为范仲淹朋党，现在身为谏官，言权在握，他们大张旗鼓地相互配合，不仅揭露弊政、荐举贤才，而且对保守无为的中枢班子展开攻击，呼吁范仲淹、韩琦进入中枢班子，对朝政进行改革。 赵祯听从了谏官们的建议，从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组中枢班子：罢吕夷简首相之职，夏竦刚被提拔为枢密使即被免职，罢王举正首相职，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欧阳修几个言官给拉下来的。 欧阳修他们弹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这样的人，实在不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至七月，朝廷中枢班子组建完成：章得象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晏殊为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兼陕西安抚使，韩琦为枢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抚陕西、富弼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这种乱哄哄、毫无准备的情势下，卷进了这场政治改革之中。

2、庆历新政

范仲淹回京后，赵祯特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入内，赐座、赐纸笔，以最高、最隆重的礼遇，要求他们将朝廷当前的急务写出来，不要有顾虑，也不得回避。 这是一种近乎于囚禁逼索的行为，但也反映了赵祯心情的急迫和对他们两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将，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常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平时对朝政很是留意，虽然事先没有准备，经过一番思考，对积存在脑海里多年的关于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当场疾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献于赵祯。富弼也上陈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十条措施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没有信心，他常具忧国忧民之心，心中早有蓝本，但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这是在赵祯的逼迫下才将其写出来列奏。 赵祯对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深有同感，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这次改革，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从整顿吏治出发，由中书与枢密院开联席会议，选拔各路的转运使。 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人就一笔勾去，推荐讨论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备的精锐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选，笑着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样报之以笑地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规，犹如抡起的大铁锤，锤锤砸在官场那些贪渎者、不法者、狡诈者、懒惰者、昏庸者的头上，使他们寝食不安。而“择宫长”择出的数百名都>?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带着刑狱之剑，勘察审问，囚禁抄家，更使他们心惊胆战。 范仲淹的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八个月，在这期间，他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通令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派出数百名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查处撤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为的官员，按新法保举了一批清正廉洁的人士，颁布新规，取消公费宴会、赐宴、聚书和补贴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风。 新政给天下带来了一股新颖之风，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希望。可蛰伏于新政背后的旧势力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图谋卷土重来，给新政、给倡导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击。 新政对于积弱的宋室，与其说是一剂良药，不如说是一剂猛药。

3、积弊难返，咽不下一剂猛药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枢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员的升迁权，他订立新章，规定宗邑局务任期三年，不许谋求连任。宦官对这个规定非常不满，怀恨在心。 被罢去宰相职位的吕夷简看准了这个机会，动员其党羽，再次掀起朋党谣言。 被罢去枢密使的夏竦乘机出来配合，说“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吕夷简更是指使宦官蓝元震上疏，密告朋党之危，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就是人们说的四贤，他们这几个人拉帮结派，结为朋党，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占据了朝廷的要害部门，握持朝政，误国迷朝，假公济私，胡作非为，没有人与其争锋。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景祐年间，吕夷简就是以朋党为错口，将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们时刻呆在皇帝的身边，说话方便，做小动作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蓝元震的奏疏递上去后，立即引起了赵祯的疑心。他立即召见范仲淹，问道：“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朋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他在边疆带兵打仗的时候，勇敢作战的人自结为党，共同杀敌。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这就要靠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是没有害处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 正在这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对范仲淹的支持。 赵祯一直对朋党存有戒心，他对欧阳修呈上的《朋党论》似乎很不满意，在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在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的情况下，赵祯对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个政坛上的老油条，他敏锐地觉察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差的就是没有下诏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于死地，精心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政变案”。 石介是兖州人，时年三十九岁，任太子中允，在集贤院当值。曾作《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个大奸臣。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辣得到了石介写给枢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书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说，愿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皇帝，做一番大事业。 夏竦有一个家奴叫萧娘，此人是位才女，夏竦命她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致富弼的密信，信中改“行伊、周之事”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质完全变了。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意即要像西汉权臣霍光那样任意废立皇帝，同时还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好的废立皇帝的诏书。 夏竦及其党羽拿着伪造的书信到处张扬，诬陷富弼和石介；吕夷简及其党羽发起了对富弼的声讨，并诬陷范仲淹不忠。 宦官们将伪书上呈赵祯，并以石介的亲笔与伪书相对照，笔迹完全相同。赵祯虽然连说不相信，但心中的疑虑更深了。 范仲淹到此时才预感到处境的险恶。他虽然知道这是有人捣鬼，但又拿不出证据。如果这件案子坐实了，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是灭九族之罪。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夏竦、吕夷简等人的阴险、诡诈、凶狠和残忍，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已经起了疑心，要想使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恐怕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更斗不过吕夷简、夏竦一伙人。他的改革之心彻底死了。 正在这时，西夏与契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范仲淹自请以河东、陕西安抚使的身份离开京师，重返西北边境。 赵祯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时，富弼以河北宣抚使离开京师；欧阳修早已奉使去了河东，余靖也自请放外任。改革派被迫退却了。 范仲淹等人虽然被贬出了京城，京城的那帮人似乎还不想放过他们。 庆历五年（1045年）初，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同时宣布废除新法。十一月，罢范仲淹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流放邓州。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积弊难返的北宋，咽不下一剂猛药。 九 后院起火

1、贝州出了个草头王

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宰相杜衍也被免职了。继任者是陈执中，夏竦重新回到枢密使的职位上，文彦博为参知政事。本来，赵祯是要夏竦做宰相，朝中的谏官御使们一再上表弹劾，反对夏竦当宰相，才改任枢密使。 夏竦是一个佞臣，这种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能折腾，在这种人的眼里，权和名利比什么都重要，谁损害了他的个人利益，谁的声望威胁到他的地位，谁就得消失。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朝廷，没有国家利益。 有个涿州人叫王则，早年因饥饿流落贝州，卖身为奴，靠替主人牧羊糊口，后来投奔宣毅军当了一名小校，在军营里厮混，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王则脑子灵活，野心也不小，他见贝州的民俗崇尚妖幻，便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蛊惑人心，引导人们迷信，并自创兴民党，印制五龙滴泪经书及诸图谶书，送给士兵和百姓诵读，扬言天下将有大乱，只有投入兴民党，才能保得平安无事。 贝州的百姓和军营的士兵不辨真假，纷纷加入了王则的兴民党，兴民党的声势迅速强藏书网大起来。州官张峦也加入兴民党，而且为王则出谋划策，约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烧毁澶州浮桥，集众起事。并联络同党致书北京留守贾昌朝，请他作为内应，一同起来造反。 贾昌朝虽然不排斥兴民党，但也不敢贸然起兵同朝廷作对，命人拘拿了送信的人。 王则得知送信的人被拘，担心机谋泄露，决定提前起事，时间定在庆历七年（1047年）冬至。 冬至这一天，贝州知州张得一正与官属拜谒天庆观，突然，王则率领的叛众冲进来，张得一和他的同僚们无处逃避，全都被活捉了。叛众活捉了州官之后，一齐拥到府库，向通判董元亨逼要府库钥匙，欲乘机抢劫府库里的财物。 董元亨坚决不给，并厉声骂贼。叛众杀了董元亨，砸开库门，将里面的财物抢劫一空。兵马都监田斌率兵与叛众展开巷战，因寡不敌众而退出城外，退保南关。 北京指挥使马遂得知王则叛乱，忙报知贾昌朝，请求率兵讨贼。贾昌朝认为王则只是一个乱贼，难有所作为，便写了一封信，命马遂持信前往贝州招降。 马遂到了贝州后，费尽了口舌劝降，王则不为所动。马遂一怒之下，突然离座，冲上前去扼住王则的咽喉，要同他拼命。 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能有效果吗？除了死，马遂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有人说，这是贾昌朝借刀杀人。 王则占据贝州后，居然建立国号，叫做安阳，改元得圣，旗帜号令，均用佛号，手下的将领以佛为号，封为斗胜佛、无量寿佛、弥勒佛等等。贝州城四面有楼，王则竟改楼为州，各取一个州名。在徒众中命几个头目为知州，贝州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为了防止城内人民外逃，王则还订立五五联保的禁令，就是一人缒城逃跑，其余四人负联保责任，一齐斩首。 王则，活脱脱一个无知无识的草头王。

2、夏竦又玩阴招

赵祯得知贝州民变，立即命开封知府明镐为按抚使，率兵前往征讨。 明镐率兵直抵贝州城下，城内州民汪文庆等人，自城上射下帛书，愿为内应。 半夜时分，汪文庆等到人从城上放下绳索，官军数百人登上城墙，还是被发现了，因官兵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只得原路返回。 贝州城城墙高厚，易守难攻，明镐率军数次攻城，毫无进展。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挖掘地道攻城。他将地道选在城南，却在城北组织佯攻，以牵制贼军的注意力。 正在这时，宣抚使文彦博突然到了贝州，传旨命明镐为副使，明镐拜受诏命后，迎文彦博进入中军帐。 两人一阵寒暄之后，便转入正题，谈起了军务，文彦博说，此前明镐送往京城的奏议都卡在中途，没有送呈御览，问他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 明镐思索一下，试探地说：“难道是夏枢密从中捣鬼？” 事情正如明镐所料，原来，夏竦忌妒明镐，担心他在贝州平叛党立功，遇有明镐的奏折，便百般阻挠，使之很难传到赵祯的御案前。文彦博对此事颇有不平，所以在出使河北时对明镐提起了这件事。 文彦博见明镐一猜即中，不由哈哈大笑，并说今后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出京时，已经奏闻皇上，有专奏权，今后不会受到夏竦的掣肘了。所谓专奏权，就是直接向皇上上本，不需经枢密院、中书省转呈。 旬日后，地道掘成，明镐率军从地道攻进贝州，一举破城，活捉王则、知州张德一。 捷报传到京师，夏竦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朝廷下令，将拘拿的人犯押送进京。 文彦博亲自将王则押送进京，交由两府审讯核实后，推到菜市口斩首示众。王则从起事到斩首示众，前后只有六十六天时间。 一场闹剧结束了，有旨赏功晋爵。授文彦博同平章事，明镐为端明殿学士。贾昌朝也受封安国公。 侍读学士杨偕上书说，贼人就是贾昌朝的部下，他没出兵讨伐，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很轻的了，怎么能无功受奖呢？ 赵祯并没有理会杨偕的..意见。但文彦博推荐明镐，说此人可大用被采纳了，诏命明镐为参知政事。 这个多事之秋，前庭冒烟刚刚平息，后院又起火了。

3、后院起火

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十五夜，两度元宵，赵祯再欲在京城举行一个元宵灯会，被曹皇后以要耗费大量的资财为由，极力劝止。三天之后的晚上，赵祯夜宿中宫，夜半的时候，赵祯和皇后突然被一阵喧哗之声惊醒，曹皇后立即翻身起床，连声说不好，一定是有人打进宫里来了。赵祯慌忙披衣起来。 这时，檐瓦溜坠地的破碎声、什物倒地的砸碎声、撬门撞击声、扯帘揭幕声、呼喊声、脚步声杂然纷起，自远而近，一齐向皇后的寝宫逼近。 赵祯一脸惊慌之色，欲出宫去察看情况。曹皇后一把扯住赵祯，说外面危险，不可贸然涉险。并奏请赵祯火速传旨，召侍卫王守忠立即领兵进宫护驾。 赵祯立即传旨，命内监宣召王守忠速进宫护驾。曹皇后又命太监传召宫中侍卫速来中宫护驾。 不一会儿，宫中侍卫、太监、宫女都来了。曹皇后命这些人站成两排，手拿一把剪刀，把众人的头发各剪去一绺，对这些人说：“今日情况紧急，你们每个人都要奋勇向前，拼死护驾99ｌｉｂ.，不得退后，平定叛乱之后，明天凭剪发的记号加赏。” 接着命令左边一排的人去紧守殿门，不奉谕旨，不许开门；命右边一排去拿水桶、水壶、面盆等盛水器物，统统装满水，放在殿门备用。众人领命，分头准备去了。 曹皇后安排妥当后，拉着赵祯的手说：“走，臣妾伴陛下前去督战。” 赵祯见皇后如此冷静，似乎得到了一股安慰，随同皇后一起来到殿门。 刚来到殿门口，一阵阵刀剑声、惨号声便从殿外传进来。赵祯吓得浑身发抖，众人也觉各自心慌，唯曹皇后镇静自若，大声喊叫众人不要惊慌，救兵马上就到，并指挥大家找来木杠、杂件抵住殿门，防止有人破门而入。 突然，轰的一声响，殿门一阵颤动，有人在撞击殿门。曹皇后站在大家中间，喝叫大家顶住，众人见皇后就在身边，没有不拼命的。 外面的人见殿门撞不开，不知谁喊了一声：“用火攻。” 随之便有贼徒举起火把，点燃了四周的门帘。曹皇后一见起火，立即叫众人端水灭火。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皇后叫准备水的用意。 众人立即端起早已准备好了的水，你一盆，我一桶，一齐浇向刚刚燃起的火头，顷刻间便把火扑灭了。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王守忠领兵赶到了，一拥而上，把贼徒全数擒住。王守忠擒拿了作乱的贼众后，立即在殿门外叩请圣安，奏报作乱的贼众已全部擒拿。 曹皇后在门内大声问道：“贼首是谁，总共有多少人？” 王守忠奏答，说贼首是卫士颜秀，总共有数十人。 曹皇后传旨，叫将所有擒住的贼徒一并押交刑部，立即正法！ 王守忠领旨，押着作乱的贼徒去了。 曹皇后这才吩咐众内监宫人打开殿门，将内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然后各自去歇息，明天论功行赏。 众人听了这样温暖的话，早将刚才的惊慌和辛苦忘得一干二净，忙着收拾停当，各自回去休息。 赵祯看到曹皇后指挥若定，高兴地说：“不经这番变乱，朕哪知道卿有这等大才呢？朕于此事，见得卿有四难：临变不惊，一难；处变有方，二难；发付明决，三难；收拾敏捷，四难。如果生为男子，可是一个将相才啊！” 曹皇后谦虚地说：“这都是托陛下的洪福，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 赵祯听后，龙颜大悦。

4、张美人

正在赵祯与皇后说话之际，众嫔妃陆续来了，为首的是张美人。张美人进来之后，娇滴滴地叫一声：“皇上、娘娘受惊了！” “怎么？”赵祯见是张美人，调侃地说，“是来护驾的吗？” 张美人忙跪下奏道：“臣妾护驾来迟，死罪！死罪！” 众嫔妃也跟在张美人后面跪下，向皇上、皇后请安。 赵祯边揽起张美人，边叫大家都起来，并说乱贼都已拘拿归案，事情过去了，只不过虚惊一场而已。 原来这张美人巧慧多智，素来善于逢迎，是后宫第一宠妃。在赵祯跟前，她比谁都有面子，不要说是三宫六院的众嫔妃，就是先前的郭皇后，现在的曹皇后，尚要逊她三分。赵祯的本意，原是要立她为皇后的，当初因为庄献明肃太后不肯，后来因为她自知德薄辞谢，所以还处在美人之列。在名位上她虽是卑小不足道，在实际上又尊贵无比，故她来请安，赵祯就格外地礼遇。 众人见皇上、皇后无恙，乱事已经平息，说了几句套话，依次退出，各自回宫去了。 第二天，赵祯果然给昨晚护驾有功的侍卫、太监、宫女，每人都封了一个大红包，以示奖赏。然后下诏，彻查昨晚宫中作乱的事实真相。 有人认为，副都知杨怀敏嫌疑最大。参知政事丁度以为宫中侍卫生变，事关社稷，请将杨怀敏交由刑部讯问。 枢密使夏竦与杨怀敏素有结连，想庇护杨怀敏，如果交由刑部讯审，将会按律惩处，没有回旋的余地。便奏称说这事关系宫中的隐秘，不宜公开审理，交由御使与宦官在宫中讯问即可。 丁度指摘夏竦这是目无王法，两人当着赵祯的面争吵起来。 赵祯息事宁人，说这件事没有必要争吵，内外讯问是一样的，只要秉公判断就行。并命御使与宦官在宫内讯问。显然，他还是偏向于夏竦。 丁度见皇上发了话，也就不好再争了。 夏竦立即左右打点，一切替杨怀敏安排妥当，审问的时候，得不到任何不利于杨怀敏的逆证，只把杨怀敏降职，仍然充当内使。这样一桩惊天大案，草草收场了。 夏竦庇护了杨怀敏，再去讨好张美人，以图巴结宫闱。奏请赵祯，说张美人有护驾的功劳，应进荣封。 赵祯闻奏，正中下怀，立即册立张美人为贵妃。 夏竦心下自忖，这个本章奏上去就准了，可见皇上对张贵妃的偏爱，如果能借这事件把曹皇后挤倒，扶张贵妃正位，自己在宫中的内援就更大了。 夏竦是一个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立即授意知谏院王贽，教他如此奏闻。 王贽是夏竦的走狗，向来是看夏竦的眼色行事，夏竦叫他往东，他绝不敢去西。他根据夏竦的授意，连夜修个本章，说这次宿卫的变乱，起于皇后阁前，难保不别有情弊，请圣上彻底根究，以清乱萌。 王贽的话似乎说得合情合理，但极险极恶，实际上是含沙射影，说曹皇后与这件事有关联，脱离不了干系。 赵祯虽然贵为天子，却毫无主张，连自己那天晚上亲眼所见的事情也不相信，竟然相信了王贽的言辞，怀疑起曹皇后来，以为曹皇后勾结宿卫图谋不轨。越想越疑，即召御使何剡进宫，命他参详这件事。 何剡奏答道：“这是匪人妄生奸谋，诱惑圣聪的，陛下不可不察！皇后仁智，素来昭著内外，前日事变，皇后又亲自守阁御贼，哪里还会与贼同谋呢？陛下于此事，原属亲临亲见，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赵祯听后，立即大悟，又认为何剡的话有道理，便把这事搁置不问了。但对于张贵妃的宠爱，更胜于前。 尽管赵祯对张贵妃宠爱有加，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皇帝的决定，有时也要受到朝臣的约束。如张贵妃欲替她的伯父张尧佐谋一个宣徽使的虚职，却因遭到了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 一天，赵祯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赵祯至殿门，拉着赵祯说：“官家今天不要忘了宣徽使！” 赵祯笑着说：“放心！放心！” 朝堂上，赵祯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站出来上言，陈述不应给予张尧佐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赵祯的脸上了。赵祯不得不收回成命。 回宫之后，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替她的伯父美言几句，赵祯有些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朕的脸上了，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转眼到了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赵祯再拜张尧佐宣徽使，知河阳。 唐介对同官说道：“这是圣上要给他宣徽使做，不过借河阳为名罢了。我辈身居言路，不可不谏。” 同官畏畏缩缩，不敢出头，唐介遂独自上章抗奏，极言外戚不可预政。 赵祯知道唐介忠耿，无法拒谏，只得召见，当面对他说，这个拟本出自中书，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决定。 这时是文彦博任首相，唐介奏劾文彦博，说他进献蜀锦，交通宫掖，才取得宰相之位，奏请罢免文彦博，改用富弼。 赵祯大怒，把唐介的奏章掷到地上，威胁说，再固执，朕将你贬到远州去。 唐介竟毫无怯意，拾起奏章诵读一遍，读完再奏道：“臣所以切谏陛下，是激于忠愤，就是将臣下油锅，臣也不会逃避，何惮乎远谪呢？” 赵祯见他仍然要谏，召谕执政官说：“唐介身为谏官，论事是他的本职，却妄说文彦博是由嫔妃致宰相，这是什么话呢？至于谁做宰相，更不是他的职权所能干预，他竟引荐富弼，不是越权了吗？” 当时文彦博正立在赵祯旁边，唐介指着文彦博问道：“文彦博！你应该自省！要有此事，不可隐瞒！” 文彦博立即跪下奏道：“臣实不称职，愿退避，让给贤能。” 赵祯更是大怒，喝令唐介滚出殿。 修起居注蔡襄立即站出来解救，说唐介实是狂直，但纳谏是人主的美德，请求对唐介宽大处理。赵祯不听，贬唐介为春州别驾。 中丞王举正立即起奏，说唐介纵然得罪陛下，还求陛下从轻发落，不应给如此重罚。 赵祯似有所悟，改唐介徙英州。 时过不久，赵祯访知张贵妃父张尧封曾做过文彦博父文洎门中客，张贵妃未入选时，曾拜认文彦博为伯父，张贵妃入宫专宠后，文彦博在益州任上，曾将蜀中有名的灯笼锦献入宫中，甚得张贵妃欢心。前唐介奏劾文彦博，确系事实，并非妄言。赵祯自悔冤屈了唐介，便罢免了文彦博相位，出知许州。 后来，有人作诗咏事，有“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之句。究竟是真是假，无人考察，或许，织锦是由文夫人馈送，文彦博事.９9lｉb.先根本就不知道也说不定。 文彦博罢相之后，枢密使夏竦这时候也死了，赵祯命庞籍为同平章事，高若讷为枢密使，梁适为参知政事，狄青为枢密副使。 十 终于出了个狠人

1、狄青请战

狄青是赵祯非常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战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决宋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一起被人们视为救宋朝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他应召入伍，投入到抗击西夏的战斗中。当时宋军屡打败仗，士兵中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是身先士卒，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杀向敌阵，所向披靡，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的四年战争中，历经二十五战，身中八处伤。因作战勇敢，经略判官尹洙认为狄青是个人才，把他推荐给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 韩琦、范仲淹非常赏识狄青，认为他是个将才，只是在理论上有所欠缺。范仲淹送给狄青一本《左氏春秋》，对他说，作将帅的人，要是不能晓畅古今，纵有谋勇，只能算是匹夫之勇，不足称道。他劝狄青多读一些书。 从此以后，狄青发奋读书，研习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自身修养得到了很大提高，渐积战功，官至马军副都指挥使。 狄青是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赵祯召见他时，命他敷药把脸上的刺字去掉，留着不雅观。狄青奏答道：“陛下以功提拔臣，不是为臣的门第；臣所以有今天，是因为脸上有这个印记，留着它可以劝勉军中士卒，所以不敢奉诏。” 赵祯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立即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俗小说中说狄青貌赛潘安，致有单单国公主临阵招亲之事。其实，那都是小说家们杜撰出来的，当时并无单单国，更没有什么单单国公主。 北宋的边患不仅来自北方剽悍的游牧民族，还有南边少数民族首领也想据地自立，拒绝向宋廷称臣，自立为王。 庆历八年（1048年），赵祯改年号为皇祐。 皇祐四年（1052年），广源州部族首领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数州之地，他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内，改元启历。 侬智高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赵祯诏令陈曙、杨畋率兵征讨，无功而返。再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孙沔为广南安抚使，先后前往征讨，仍是屡战屡败，感到非常失望。 狄青在赵祯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站出来请战，他说自己是行伍出身，不去打仗，便无以报效国家。请求带兵出征岭南，征讨侬智高，并保证平定叛乱，把侬智高捉拿进京。 赵祯见狄青主动请战，似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高兴地说：“如果你愿带兵南征，朕无忧矣！”当即命狄青为宣抚使，统一指挥岭南的军队，征讨侬智高。 宋朝重文轻武，带兵打仗都是用文臣。这是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传下来的祖制。目的是防止带兵的将帅造反。这次任命狄青为帅，免不了就有一些议论。 谏官韩降上疏，说狄青是一员武将，不宜有９９lｉｂ?专事征伐的大权。 赵祯准备命内都知任守忠为副使。知谏院李兑又上言，说宦官不应掌兵权。搞得赵祯犹豫不决，召见宰相庞籍，问他的意见如何。 庞籍回答说，狄青此去，一定能够平定叛乱，并请赵祯不要犹豫，行军打仗，正是要号令统一。率军打仗，主帅没有决定权，这个仗是很难打的。如果要用狄青，就要给他兵权，如果不想给他兵权，那就不要派他去。 庞籍的话，坚定了赵祯重用狄青的信心，下诏岭南各路军队都要受狄青统一节制，军事上的事，由狄青说了算，违令即是抗旨不遵。 狄青领旨，即领军驰往岭南而去。

2、杀人立威

狄青奉旨，日夜兼程赶往前线，并派飞骑传达命令，前方各路将士，静候命令，不得私自出兵，违令者军法从事。 陈曙立功心切，不遵号令，乘狄青未到之时，竟出兵攻击，被侬智高大败于昆仑关。 十二月，狄青赶到宾州，会合余靖、孙沔各路兵马，询问军事状况。孙沔、余靖把前线的情况向狄青作了汇报。 狄青得知陈曙不遵命令，擅自出战，大败亏输，立即命击鼓升帐，召集众将士训话。众将到齐之后，狄青命陈曙与殿直袁直以及其他将校等三十二人站到前面，冷冷地问道：“日前出击昆仑关，怎样败的？可将详情告诉我。” 陈曙等不能隐瞒，只得一一直说出来。狄青听罢大怒，喝问道：“我奉旨出京的时候，便传檄各路不许妄动，静候命令出击，尔等怎么违背我的号令，擅自进兵，招致兵败，损失国家威武，败坏军队纪律，该当何罪？” 陈曙等人情知不妙，慌忙跪下请求饶命。 “三军用命，才能所向无敌，本帅饶你，军法可不容情。”狄青喝命卫士，把陈曙等推出辕门斩首，首级在辕门悬挂三日。 孙沔、余靖相顾失色，其余将校更是吓得浑身发抖。这些人过去从未与狄青打过交道，只听说他能打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是这样说一不二，第一次见面，就砍了三十二颗人头立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违抗狄青的军令了。

3、扬威昆仑关

这时已是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初一，狄青在营外召集将士庆贺新春，传令全军休息十日，等过了新年后再进兵。 众将士不知狄青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都以为他怯敌，杀人立威，不过是做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软蛋。 侬智高的探子得到这个情报后，飞马报给侬智高。侬智高一面命探子再探再报，一面宣布放假过节，等过完节后，与宋军一较高下。 就在狄青宣布休息十天的第二天，宋军各路兵马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出发，狄青自领前军，孙沔居中，余靖殿后，昼夜兼程，直抵昆仑关下。 次日黎明，狄青的中军帐前竖起了大将旗鼓，众将环立帐前候令，等了很久，却不见狄青升帐点兵，正在疑惑之际，忽听中军官传下命令，说狄元帅已经连夜进关了，召各位将军立即前进，到关外会合。 众将得知元帅率先过关，惊异不已，慌忙各率所部入关。 众将督兵进了昆仑关，见狄青头顶银盔，身披金铠，跨着青骢马，手执白旗，正在那里排兵布阵，准备在昆仑关下归仁铺这个地方，与侬智高展开决战。 侬智高得知狄青领军偷渡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战场，这才知狄青用兵虚虚实实，非等闲之辈，立即倾巢出动，欲凭优势兵力一举击败宋军。 狄青见贼兵人多势众，士气高昂，命先锋孙节抵挡头阵。孙节拍马冲上前去，与敌将战在一处，战不多时，孙节正想放马冲踏贼阵，忽见侬智高一声令下，五百硬弩齐发，箭如雨下，孙节想躲也来不及，人和坐骑顿时射成了刺猬一般，立毙当场。 众将见贼势凶猛，大惊失色。 狄青坐在马上，手中令旗一挥，大声疾呼道：“杀上前去！擒贼破敌，就在此时了！”只见他手中令旗左右挥动，立即有两队藩落骑兵各数百名，分别从左右两侧杀出，如一阵狂风般刮入敌阵。这两队骑兵，是狄青从西北战场上带过来的铁骑。 只见这两队骑兵，忽纵忽横，忽开忽合，杀得敌众东倒西歪，左右不能相顾。而两队骑兵队形不乱，进退有序。侬智高自知不是狄青的敌手，刚想退逃时，诸将并孙沔、余靖等军赶到。 狄青立即下达命令，三军一齐向敌兵猛扑过去。 侬智高自知不敌，拨回马争先逃走。众贼兵见首领已逃，随着纷纷崩溃。 狄青催军追逐，直赶到五十里外才鸣金收兵。这一仗，狄青军大胜，杀死敌兵八千余人，杀死敌军 519b." >军师黄师宓，将领一百五十七人，生擒五百余人。 侬智高逃回邕州，心慌胆落，携带亲信，纵火烧城，连夜由合江口逃往大理去了。 狄青乘胜攻克邕州，见满城烟雾弥漫，火焰冲天，忙传令诸军一齐入城灭火，并搜得侬智高遗弃的金帛数万，约束下属，不得私取分毫，全数如实归库。 狄青命众将士浇灭城中大火之后，立即出榜安民，晓谕百姓各归所业，.９９lｉb.以前被胁从贼的，概不追究。百姓自此安居乐业，邕州局势渐渐安定。 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一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丰富，战况也非常精彩，其中着重强调的是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了一枚两面图案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占卜，若是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命军营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他自己则悄悄带领一支精兵，偷渡昆仑关，杀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虽然这些描述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4、升官引来哗声一片

昆仑关大捷的战报传到京城，赵祯龙颜大悦，诏命余靖管理广西，继续追捕侬智高，召狄青、孙沔还朝，并提升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枢密副使，其余随军参战众将，皆各有封赏。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也因随狄青出征有功，被授予广西钤辖，以后又任知邕州。 这时，杨延昭早已去世，杨氏一门，要算杨文广绰有祖风了。其余扫尽穆柯寨、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等，都是小说家们杜撰出来的故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后来，侬智高死在大理，余靖取回他的首级，献给朝廷，侬智高的母亲、弟侬智光，侄子侬继宗、侬继封逃到特磨道，都被余靖抓获，押解入京，一同伏法。 当时广南一带有一首童谣，名为“农（侬）种籴（狄）收”，到此也得到应验。 赵祯拜狄青为枢密使，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祖宗先例劝谏，说当年曹彬战功卓著，太祖皇帝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授予枢密使的职位。 赵祯这次没有听其他人的意见，仍然将没有什么过失的现任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任枢密使之职。 俗小说中，有奸相庞籍屡次谋害狄青，想必是庞籍之误，但庞籍还称得上是一名贤相，狄青受命出征，他有力谏之功，他奏阻狄青出任枢密使，并非有意陷害，而是依赵宋的祖制而论事，并无私心。历史上，庞籍的女儿也没有进宫为妃，小说中的故事纯属捏造，这与潘美更名为潘仁美加害杨业的故事一样，都是以讹传讹，含沙射影，同属荒谬之说。 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为何有这么多人反对呢？其原因之一是升迁速度太快，二是以武将的身份升任枢密使。这两条都与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赵匡胤立国以来提防武人的国策。 枢密使是掌控军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太祖、太宗以来，武将出掌枢密院渐成一种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赵祯命狄青为枢密使，反映了他对狄青的信任，同时也为狄青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赵祯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同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接纳，也引来了朝野对狄青的种种揣测。 一次，狄青家里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记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府吏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在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家有任何异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成是臣子有图谋不轨的表象。这种谣言，对狄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还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一只狗，长了一对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说在京师发大水的时候，看见狄青身穿龙袍坐在相国寺有大殿上，这无异于是说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的皇袍。 对于种种关于狄青的谣言，赵祯虽然并不相信，但谣言多了，心里还总是个事，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他的皇位和性命。终于，在至和三年（1056年），性情文弱的赵祯还是作出了决定，无奈地罢免了狄青枢密使而出知陈州。 据说，狄青在临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此去青州，狄青必烂死。” 这表明，狄青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第二年，狄青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五十岁。 赵祯得知狄青的死讯，悲痛万分，赠字中书令，谥号武襄，并亲笔提其碑“旌忠元勋”。这也算是他对这位名将的最后交待。 十一 太子非亲生

1、生死两皇后

皇祐六年（1054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张贵妃突然暴病身亡。张贵妃是赵祯除了母亲之外最爱的女人，本来，张氏是有机会做皇后的，由于刘太后的干预并自作主张，立了郭氏为皇后，以张氏为才人。 郭皇后被废后，赵祯让宋绶草拟选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皇后。刘太后虽然已经不在世，赵祯也已经亲政，但在选后问题上还是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陈姓女子进宫，颇得赵祯欢心。陈氏是寿州一个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门第的条件，在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赵祯不得不另选皇后，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立选为皇后。 由于在选后上的不满意，赵祯心中一直装着张美人，尽管张美人的贵妃之位是靠宫变时所谓的护驾有功而升上去的，但张美人在赵祯心目中的地位，比郭氏、曹氏这两任皇后都重要。 张贵妃死了，赵祯痛不欲生，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他决定以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这个一生做梦都想当皇后的女人，终于在她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反对，赵祯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张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这就是旷古未闻的一生一死两皇后的逾礼之事。虽然言官们上表极力反对，但赵祯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赵祯总算是做了一回真男人，不过，不是为了国事，而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为了这个心爱的女人，赵祯下令停朝七天，京城禁止娱乐活动一个月。 知制诰王洙见赵祯对温成皇后的丧事如此重视，便动起了脑子，想借这个机会向赵祯献殷勤，以谋加官晋爵。他与内使石全斌相配合，怂恿赵祯命宰相护丧、孙沔读册。 赵祯正想为温成皇后办一个风风光光的丧礼，王洙、石全斌的建议正中下怀，当即传谕，命宰相护丧、孙沔读册。 这时庞籍已经罢相，继任首相是陈执中，这个人只要有高官厚禄，并不讲什么气节不气节，合礼不合礼，奉旨后唯命是从，哪敢说半个不字。孙沔却不同，奉旨后立即入朝抗奏，说陛下命他读册，自然不敢不遵，但他现在的职务是枢密副使，并不是读册的官，依礼是不能读册的。他装做很为难地说：“臣要是不读册，违了圣旨；要是读册，又越了职权。请求陛下将臣罢免，臣才可告无罪。” 赵祯两眼盯着这个倔强的孙沔，一言未发。 次日，赵祯降诏，罢孙沔枢密副使，到杭州去做了知州。 孙沔奉诏，高兴地说：“好bbr>９９lｉｂ?了！脱离了这个是非圈了！”即日出京到杭州上任去了。 赵祯又降诏，命参知政事刘沆为温成皇后园陵监护使。 丧事完后，赵祯论治丧功臣，提拔刘沆为同平章事，加王洙翰林学士，其余有功人员有的升了官，有的得了个大红包，忙碌一场，总算是有所斩获。 赵祯更欣赏温成皇后亲族，加赠她父亲张尧封为郡王、伯父张尧佐为太师。 陈执中在温成皇后的丧礼中不顾..名节，与孙沔的请辞而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遭到了士人及谏官的非难。知谏院范镇、殿中侍御史赵抃先后上表弹劾他，说他并非宰相之才，只是一个酒囊饭袋。 赵祯向来用人无定见，看了范镇等人的奏章，也就对陈执中不满意了，即行罢免了他的相位。

2、皇帝的心事

赵祯罢免了陈执中，当然要另择新相，这时忠正老臣莫过如范仲淹、文彦博、富弼三人，这三个人为人忠正耿直，不喜阿谀奉承，因此，在朝的时间不长，都被外放出京了。范仲淹已在皇祐四年(1052年)死了，追赠兵部尚书，赐谥做文正。唯富弼、文彦博二人还健在，一个在并州任所，一个在许州任所。赵祯想召用二人，但又犹豫不决。恰逢枢密直学士王素因事入奏，事情说完之后，赵祯特地将他留下来，对他说：“你是故相王旦之子，与朕是世旧，朕信任你，朕现在要择相，你认为何人合适？” 王素回答说：“陛下明察，但教宦官宫妾不知姓名的，便可充任。”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宰相不能与宦官、内廷勾结在一起。 赵祯说：“依你所奏，那么只有富弼了。” 王素顿首称贺说：“陛下果然得人了！” 赵祯又问道：“文彦博这个人怎么样呢？” 王素回答说：“文彦博也是个宰相才。” 王素的举荐，坚定了赵祯起用富弼、文彦博的想法。次日即下诏，召二人还朝，并授同平章事。 次年，又改元做嘉祐元年（1056年），这时，朝里朝外没什么大变故发生，正是太平岁月。不料赵祯忽然生了一场大病，数日不能上朝理事，众臣忧惧不安，文彦博、富弼二位宰相为了稳定大局，晚上就睡在殿庐主理朝政，才使朝政没有出现混乱。 文彦博在赵祯生病期间，曾建议册封太子，建立储君。赵祯怕他麻烦，含糊其辞地答应了，但当他病好了以后，便又将这件事搁下了。 知谏院范镇见皇上在立储这件事上没有一点动静，觉得天下的事，还有哪一件比立储这件事还要大吗？于是上疏，力请赵祯立储君。 赵祯几乎是带着哭声对他说：“你奏请立储不错，朕也知道你的忠心，但你知道朕为何一直迟迟不立太子吗？” 范镇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朕是想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啊！”赵祯断然说道，“建储一事，再等几年吧！” 原来，赵祯虽然贵为天子，后宫除皇后外，还有嫔妃、美女达数百人之多，但这些女人的肚皮都不争气，没有一个能替他生下儿子。曹皇后为了以防万一，早就从宗室中收养了一个嗣子，就是后面要讲的赵宗实。但这只是一个备用，不到万不得已，赵祯实在是不想起用这个备用太子。 范镇是个倔人，似乎有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他见赵祯不采纳自己的奏请，百日内，连续上了十九道奏疏，胡子都急白了。 赵祯觉得范镇很可怜，也很忠心，劝自己早日立储，确实没有错，这也是言官的职责。他知道，如果自己不采纳他的奏请，他会一直纠缠下去。无奈之下，下了一道诏令，将范镇调离知谏院，改任刑狱纠察使。 范镇调离了知谏院，群臣奏请立储的呼声并没有停止，许州通判司马光，翰林学士欧阳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吕景初、赵抃，知制诰吴奎、刘敞，宰辅富弼、文彦博、王尧臣等又相继奏请。 无论这些人怎么讲，赵祯就是不听，由于在这些人当中，包拯的态度最坚决，为了减少麻烦，赵祯又采用同样的办法，把包拯调外任，到开封府做了知府。

3、包龙图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长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担任天长县的知县。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告状。包拯说：“牛没有舌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赶快回家把牛杀掉，还能卖几个钱。” 牛主人觉得这个县太爷也太没道理了，他是来告状的，他不但不主持正义，拘拿割掉牛舌的盗贼，反而叫他回去把牛杀掉卖几个钱。有些不服地说：“小民来报案的呀！县太爷不替小民主持公道，却叫小民回家把牛杀了，是何道理？” 包拯佯装发怒地说：“一个牛舌值几个钱，这样的小事还要来麻烦本官吗？”接着命衙役将告状的牛主人轰了出去。 牛主人忍气吞声地回家，把没有舌头的牛杀了，将牛肉送到集市上卖了。 时过不久，又有人来告状，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牛是用来耕地的，历朝历代都有规定，不得乱杀耕牛，杀牛是违法的。 包拯见有人告状，直接升堂，衙役将告状之人带上来后，包拯劈头盖脸地就问：“你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从实招来。” 告状之人听罢大惊失色，没有用刑便招供了。原来牛舌头真的是他割掉的，他见县太爷没有理会牛主人的控告，欲对牛主人施以更大的打击，便来告发牛主人擅杀耕牛。正好就落入了包拯的圈套。 包拯因断案如神而闻名于当时。后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不久，包拯又被授为监察御史，加按察使，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兼殿中侍御史。 包拯在朝为人刚毅，贵戚宦官都很怕他，做人做事也为之收敛。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老幼妇孺都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或包龙图，因他曾任龙图阁学士。京城人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 俗小说包公案一书，里面包公断案的故事，有一半是真的，其余皆为小说家之杜撰。至于说他日断阳、夜断阴则是随口附会之辞，不能当真。 嘉祐三年（1058年），包拯奉旨为御史中丞，其直言敢谏的作风仍然不改。上奏赵祯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 赵祯问道：“你又说到这件事了，那么朕问你，谁可立为太子？” 包拯说：“臣没什么才能，叨蒙皇恩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 赵祯高兴地说：“朕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 原来，包拯有一子名叫包篯，娶妻崔氏，由于壮年去世，崔氏无出，守节不再嫁，故包拯面奏赵祯，自称无子。包拯有一个媵妾宋氏，怀有身孕时离开了包家，在母家产生一男，崔氏秘密收养，母子俱全，包拯并不知情。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晋升为枢密副使，次年病终，临终前，崔氏才向公爹说明他还有一个儿子，并将这个儿子带进包府。包拯命取名綖。他在遗嘱中说：“后嗣倘得为官，当谨守清白家风。如若犯赃，生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 包拯去世后，赵祯下诏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包拯之事，在这里随笔说完。

4、造子计划

赵祯表面上不急，其实心里比谁都急，为了使自己有个儿子，他制定了一个造子计划，重新召回被逐出宫的杨美人。杨美人是刘太后的姻亲，色艺双全，重新入宫之后，晋封为婕妤，后又加修媛、修仪，无奈秀而不实，肚子仍然不争气，生不下儿子，曹皇后及以下诸嫔妃，也没有一个能为赵祯完成生儿子的任务。 赵祯见宫中的女人不能为他生儿子，便实行了第二步计划，命人从民间挑选十名良家少女进宫，号称宫中十阁，每天晚上，轮流召幸这十名少女。被召进宫的十个女子脸蛋虽然长得很漂亮，但素质并不怎样，她们见皇上如此宠爱，便有些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在宫中颐指气使，骄横无比，把皇宫闹得鸡犬不宁，而她们的肚子照样不争气，没有一个能怀上龙种。御史中丞韩绛将宫中十阁闹得不成名堂的事密奏给赵祯，赵祯一怒之下，将十名女子全都赶出宫去，同时还放出了一二百宫女。 嘉祐四年(1059年)时，文彦博因老病辞职，富弼也丁母忧守制在家，刘沆与枢密使王德用也都先后免职，韩琦为同平章事，宋庠、田况为枢密使，张升为枢密副使。 韩琦继欧阳修、包拯之后，再次向赵祯提出立储的事情。他说皇嗣的建立，关系到天下安危，劝说赵祯以江山社稷为重，尽快册立储君。 赵祯说后宫已经有人怀孕了，等分娩后再说，结果生下来的又是个女儿。 韩琦将《汉书孔光传》送呈赵祯看，说：“汉成帝没有儿子，立皇弟的儿子做皇子，他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尚且如此，何况陛下这样的明君呢？太祖皇帝手定天下，却传给皇弟，不传给皇子，陛下何不效法先祖，选择宗室为太子？” 赵祯仍然是犹豫不决。

5、立储君

嘉祐六年（1061年），曾公亮和韩琦共为同平章事、欧阳修为参知政事、司马光为知谏院，这几个人一再力请立储，赵祯这才同意册立皇太子。 七年八月，赵祯命翰林学士王珪草诏，立赵宗实为皇太子。 赵宗实就是前面说过，由曹皇后奏请赵祯取入宫中抚养长大的。他一向住在宫里，喜祐四年（1059年）十一月，生父汝南王赵允让病逝，追封为濮王，赐谥安懿，他才出宫去居守父丧。守丧期满，奉诏立为太子，改名曙。 其实，赵宗实对太子之位并不怎么感冒，刚接到宗政寺的任命以后，一再推辞，不肯接受。在中国古代，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许多宗室子弟相互争斗，甚至骨肉相残。而赵宗实真心实意地力辞不就，两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赵宗实不愿当太子，与他老成持重、恪守孝道有关，一方面，他当时正在守父丧，他不愿因皇子之位而使孝道有亏，另一方面，一夜之间忽然得到尊位，前途未卜，不知是祸是福。王府记室周孟阳曾问他为何不奉诏。他说：“我并非要想求福，实在是要避祸！” 周孟阳开导说：“现在天下都知道你是皇位的继承人，你一再推辞不受，假如别人登上皇位，你就能平安吗？” 周孟阳的话正中要害，也是赵宗实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旦他人成为太子，赵宗实不但永无宁日，而?且还有性命之忧。 赵宗实听罢才恍然大悟，受命入宫。进宫之前，他还对家人说：“一定要照看好房舍，皇上如果有更合适的人选，我会立即回来的。”看来，他把进宫当太子，看成是出门做生意一样，生意不成，他还会回来的。 半年之后，也就是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赵祯驾崩于福宁殿，遗诏皇太子赵曙即皇帝位。总计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改元九次，享寿五十四岁。 赵祯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死后庙号仁宗。 一 匆匆撤去的帷帘

1、赵曙有心疾

皇帝的职位最令人眼热，依据皇位继承法的规定，真正有资格做皇帝的人并不多。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许多宗室子弟相互争斗，甚至骨肉相残。唯独赵曙是个例外，他不愿做皇帝，而且态度还非常坚决。仁宗皇帝命他为太子，他百般推辞，就是不肯上任，在众人的劝说下勉强走马上任后，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随时准备撂挑子。 仁宗皇帝死了，赵曙继承了皇位，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是被人硬拽上去的。 赵祯是半夜死的，曹皇后痛哭一场后，即将宫门钥匙尽收在身旁，不准任何人进出。天亮之后，立即召皇太子赵曙进宫，并传召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进宫，共同商量皇位继承的事情。哪知道赵曙痛哭一场后，起身欲走，好像皇位继承与他无关似的。 “太子不要走。”曹皇后见赵曙要走，立即喊住了他，正色说道，“大行皇帝遗诏，令皇太子嗣位，皇太子应承先继志，不得有违！” 赵曙推辞道：“曙不敢做皇帝，你们还是另请他人吧！”说罢，又要退出。 宰相韩琦见太子又要走，心里着急，顾不得君臣之礼，上前一把拽住赵曙的衣袖说：“先帝遗诏，圣母懿旨，岂可不遵？” 赵曙见推辞不掉，只得留下来，在曹皇后和大臣们的安排下，遵先帝的遗诏，勉强同意继承皇帝之位，举行即位大典后，正式做了皇帝，他就是英宗皇帝。 赵曙即位之后，尊曹皇后为皇太后，尊大行皇帝赵祯庙号仁宗。 赵曙欲依照古礼，守孝三年，命韩琦摄行冢宰。 冢宰是个官名，太宰的别称。太宰原为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的官。周武王死时，成王年少，周公曾以冢宰之职摄政。《论语?宪问》：“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冢宰为内朝主宰。在《周礼》作为天官，成为六卿的首位，总管全国大事。就是说，韩琦以冢宰的身份管理朝政。 韩琦说，古今时候不同，古时的制度，今天未必尽适宜，并坚决推辞，不敢奉诏。 赵曙见韩琦不奉诏，其他人也坚决不同意，只好坐上龙椅，正经八百地做起了皇帝，前几天处理朝政的思路相当敏捷，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才干，赢得群臣的拥戴。不料好景不长，到了第四天，赵曙骤然患病，不能临朝，诏请皇太后权代为处理军国大事。曹太后不能推辞，便在东门小殿垂帘听政。 赵曙的病似乎不见好转，第八天，也就是为仁宗皇帝举行大殓的日子，赵曙的病突然加重，在先皇灵柩前号哭狂奔，在场的人不知所措，丧礼也无法进行，幸亏宰相韩琦反应敏捷，当机立断，拉下帏帘，一把抱住赵曙，又叫来几名.99ｌib.宦官加意护持，实际上是死死地看住他，不让他乱说乱动，从而避免了更为尴尬的场面的发生。 曹太后是个很能干的女人，每天的内外章奏不下数十起，她看过之后，件件都能够提纲挈领，能提出处理意见，遇着有疑难的事情，让大臣们商量解决，从不独断专行。因此，赵曙虽然生病不能理政，朝廷的机构都能正常运转，国事也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不久，立高氏为皇后，高皇后是侍中高琼的曾孙女，母亲曹氏是太后的亲姐姐，小时候也养育于宫中，与赵曙同岁，两人可算是青梅竹马。长大出宫后，做了赵曙的王妃，封京兆郡君，至是册立为皇后，与太后情形同母女。 为了加强中枢机构的领导力量，太后重新提拔富弼为枢密使。 赵曙自得病后，情绪非常坏，对宫中的宦官、宫女、太监举手就打，开口就骂，这些人受虐不过，便向内都知任守忠泣诉。 任守忠当初被仁宗皇帝赵祯逐出宫，然后再召入宫，逐步升到内都知的职务，仁宗皇帝欲立赵曙为太子，任守忠知道赵曙聪明能干，想劝说仁宗立一个庸弱的人为太子，他可以从中谋攫内权，但阴谋没有得逞，未免有些失望。见内侍们向他投诉赵曙的言行，便乘机在太后面前说赵曙的坏话，转过来又在赵曙面前说太后不喜欢他。 太后虽然是一位贤母，赵曙也是一位睿智的皇帝，刚开始还不怎么样，经不住任守忠不停地两边嘀咕，惹得两宫逐渐起了疑心，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好好的继母继子，几乎变成仇人。 赵曙虐待宦官、宫人，对太后、朝中大臣也甚为不恭。一次，宰相韩琦端着药送到赵曙的嘴边，赵曙只饮了一口便推开了，药汤洒了宰相一身，恰巧这件事被太后看到了，忙命人取来衣服给韩琦换上。韩琦非常谦恭，认为这是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因而不敢劳驾太后。 赵曙对宫人、大臣如此，对太后的态度也很恶劣，不仅不予理睬，有时甚至还揶揄挖苦，使太后非常难堪。可见，赵曙的病是精神上的，病根在心里。

2、母子隔阂大

赵曙心病的根源不得而知，但与太后不和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可能是赵曙致病的原因之一。虽然赵曙继位是仁宗皇帝的遗命，但也是太后决定的，由于太后听信了谗言，便有些不喜欢这个继子皇帝了。这样，赵曙继位之初，朝廷便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赵曙不能主持政务的时候，群臣请太后垂帘听政，赵曙身体一旦好转，太后便应该还政。但是，由于曹太后与赵曙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太后迟迟不肯还政，甚至还起了废掉赵曙，另立新君的念头。 赵曙对太后也相当不满，他认为太后对他太刻薄，处处给他小鞋穿，一次，他直接对宰相韩琦说：“母后待朕少恩！” 为了稳定大局，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几位大臣在两宫之间做了不少的工作。 知谏院吕诲，上书两宫，开陈大义，言词恳切，说了一些常人不敢说的话，太后、赵曙两人看了他的奏表，虽然不无感动，究竟还是未能释然。 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两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一天，曹太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二人说，赵曙变态。 韩琦劝说，皇上是因为有病才弄到这样，病好了，肯定不会这样，儿子因为病了，有对母亲不到的地方，做母亲的难道不能容忍他吗？ 曹太后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欧阳修，一言不发。 欧阳修婉转地说，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仁德昭著，天下人有目共睹，当年仁宗皇帝的宠妃张氏那样骄恣，太后都能心平气和地容忍，如今母子之间怎么就不能相容呢？ 曹太后听到这里，方才止住了哭声。 欧阳修见说的话起到了一点点效果，接着说，先帝在位日久，有恩于天下，故一旦逝去，天下人拥戴新帝，没有人敢反对的。太后虽然贤明，但终究是一个妇人，臣等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先帝的遗嘱，谁又肯听从？ 欧阳修的这番议论话中有话，绵里藏针，既对曹太后的美德大加赞赏，也明确地要求太后要遵从先帝遗嘱，不得有二心。 曹太后听了这番类似溜须拍马的肺腑之言，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的内心深处已有所触动。 作为顾命大臣，韩琦的话说得更为直率。他对曹太后说，臣等只能在外面见到皇上，后宫却必须仰仗太后，皇上如果有闪失，太后是脱离不了责任的。太后照顾好皇上，众人自然就拥护皇上。 韩琦这番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完全没有欧阳修的遮遮掩掩，明确表示要太后一心拥戴赵曙，甚至用警告和威胁的口气，迫使太后彻底放弃废掉赵曙的念头。 曹太后听了韩琦的这番话，气得脸色发青，但也只能一言不发。因为她知道，朝廷内外，无论是谁，都不希望看到再出现一个像当年刘太后一样垂帘听政、权倾朝野的女人。 在赵曙面前，大臣们的劝说则多是和颜悦色地引经据典，真心实意地谆谆教导。 司马光语重心长地对赵曙说，生育之恩大，养育之恩更大。他希望赵曙要像东汉章帝那样孝顺太后。 宰相韩琦的劝说，则更态度明确，他说，陛下能有今日，都是太后之力，这个恩不可以不报。自古圣帝明君不算少，但独舜皇帝为大孝，难道其余的尽是不孝吗？父母慈而子孝，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无足称道，唯有父母不慈而子能够极尽孝道，这才值得称道。但恐陛下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父母岂有不爱护子女的吗？ 韩琦的意思是说，赵曙身为人子，并没有尽到为子之道。虽然太后不是亲生母亲，或许也缺少慈爱，如果赵曙仍然能尽孝，那才是能与圣人相媲美的美德，天下人最敬仰的就是这样的圣明君主。 赵曙听了，大为感动，表示要与太后冰释前嫌。 七月，赵曙病愈，御紫宸殿，朝见百官。 这一天，开筵讲经。翰林学士刘敞读 href='9038/im'>《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一句，拱手讲解说，舜出身贫贼，尧禅让他大位，天下归心，万民悦服，这并不是舜有什么特别的法术，而是因为他孝敬父母，亲善兄弟，德誉远近闻名，所以尧才禅让舜以天下。 赵曙听后不觉悚然，似乎彻悟。说一声知道了，便起身进宫去了。 赵曙进宫后，细心地询问太后的起居，并说自己生病的时候，神志昏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请母后原谅。 曹太后听后，备感欣慰，安慰地说：“病时小过，不足为罪，此后能善自调护，毋致违和，我已喜慰无穷，还有什么计较？况皇儿四岁入宫，我旦夕顾复，抚养成人，正为今日，难道反有异心吗？” 经过一番交谈，太后与赵曙相互谅解。自此母子欢好如初，嫌疑尽释。 韩琦等闻知此事，自然放心。

3、撤帘还政

嘉祐八年（1063年）十月，安葬赵祯于永昭陵庙，庙号仁宗。 年底，赵曙封长子仲缄为光国公，不久又晋封他为淮阳郡王，改名顼。赵曙有四个儿子，都是高后所生，除淮阳郡王顼外，次子赵颢、三子赵颜、四子赵頵，三子赵颜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第二年改元治平，即治平元年（1064年），到夏天的时候，赵曙的病基本好了。 赵曙与太后的关系经过韩琦等人的调停，虽然得到了缓和，赵曙的病也一天天地好转，但太后似乎没有还政的意思。 四月，赵曙在群臣的陪同下，乘车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由于这是新皇病愈后第一次出城，围观的百姓很多，道路两旁不断传来欢呼声。 赵曙这次出城，是在向太后传递一个信号，他的病好了，可以处理军国大事了。然而，太后似乎无动于衷。 韩琦想请太后还政于皇上，但又不好直说，这一天，他选了十件急办的公文送给赵曙批阅，赵曙很快就作出了正确批复。接着，韩琦拿着赵曙批复的十件公文去请示太后，问皇上的批复如何，当时的记载是“太后每事称善”，也就是说，所有的批复都恰到好处。 舆论上，朝野都认为赵曙的病已经好了，工作能力上也得到了太后的首肯。赵曙已经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接下来，就是用什么样一个方式促使太后撤帘还政了。 这一天，太后垂帘听政，待同僚们的事情说完之后，宰相韩琦出班奏道：“太后，臣有本要奏。” “相公有什么事，请说吧！”太后在帘后答道。 韩琦清了清嗓子说，“皇上的病已好，能独自处理朝政，臣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上去做个小官，图个清闲。” 曹太后听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明白了韩琦的用意，便说道：“朝廷大事，全都仰仗相公，相公不可以求去，该退的是我，不是你。” 韩琦明知太后说的不是真心话，还是顺水推舟地说：“前代贤后，像马后、邓后，对于权势，都不免顾恋，太后现在便能还政，真是前代贤后所不及，不知太后决定哪一天撤帘？” 曹太后回答说：“说什么决定哪一天呢？我参政许多时，也是迫不得已，择日不如撞日，就在此时撤帘！”曹太后说罢，起身离座退入。 韩琦大声说道：“太后有旨，銮仪司撤帘！” 銮仪司听旨，急忙上前撤帘。 帏帘匆匆撤去，百官还能看到屏风后太后一闪而过的身影。 曹太后回宫之后，知道朝中大臣们执意要她还政于皇上，知道大势已去，当天便从宫中传出手书，表示还政于皇帝。

4、去奸佞

赵曙亲政之后，加韩琦为右仆射，每天前殿召见群臣，后殿批阅奏折。上太后宫殿名慈寿宫。 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该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朝中大臣都知道，太后与皇上之所以矛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从中挑拨所致，而这个挑拨离间的人，就是内侍任守忠。 知谏院司马光率先上疏，说内侍任守忠谗言两宫之间，致使太后与皇上母子不和，如果不是太后贤明、皇上诚孝，几乎祸起萧墙。他请求皇上依照国法，将任守忠推出午门外斩首。 赵曙看了司马光的奏疏，虽然也为之动容，但并没有降旨惩罚任守忠。 韩琦见赵曙迟迟不发旨，他取出一道空头敕文，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叫两个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签名。 欧阳修接敕后，毫不犹豫地就签了名，赵概却面有难色，因为这是假传圣旨，后果是很严重的，他怕承担责任。欧阳修说：“签吧！韩宰相总会有个说法的。” 赵概无奈之下勉强签了字。 韩琦做好这些事后，端坐政事堂，命人传召任守忠。 任守忠来后，韩琦大喝道：“任守忠，你可知罪？” 任守忠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法。 韩琦见任守忠装聋作哑，大声说道：“你身为内侍，不知报效皇恩，蓄意挑拨太后与皇上之间的矛盾，本当砍下你的人头，以正国法，因奉旨从宽处理，现把你安置到蕲州，你要感念圣恩，不可再怙恶不悛！” 说罢，取出空头敕文，亲自填写，交付与任守忠。立即命人将他押送出京都。 韩琦处置任守忠的手段是超常规的，但是处置这样的阉人，如果不采用特别手段，让他稍有喘息的机会，他就能兴风作浪，到时恐怕打狗不成，反要被狗咬了。 韩琦为相多年，如果没有奉密旨，一定不会如此专擅。随后，他又把任守忠的余党史昭锡一并贬出京城，流放到南方去了。 如此有目的地清君侧，赵曙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如果没有得到他的默许，韩琦不会这样干，事情也不会这样顺利。 数月之后，赵曙忽然问韩琦，三司使蔡襄这个人品行如何。 韩琦不知赵曙的用意何在，回答说，蔡襄这个人颇为干练，可以任用。 赵曙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居然下诏命蔡襄出知杭州。 群臣见蔡襄被逐出京城，不知是何原因。有知道内情的人透露，说太后听政的时候，曾经对辅臣说，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也有异言，险些败坏大事，我不愿追究，已将章奏都毁去了。 有人怀疑，这些烧掉的奏折是蔡襄上奏的。究竟有无此事，无从证实。 蔡襄为人诙谐，说话有时可能不注意，这才引起了同僚们的怀疑。据说，蔡襄平日与陈亚关系很好，蔡襄曾以陈亚的名字为题，口占一句相戏： 陈亚有心终是恶。 陈亚立即回了一句： 蔡襄无口便成衰。 当时旁边有很多人，大家都说两人随便一句戏言竟是绝对。蔡襄欲想嘲人，反被人嘲，大家笑称这是诙谐的报应。 其实，蔡襄也算是一个能吏，遇有案件，谈笑剖决，没有人不服。只因说话有时口无遮挡，触犯了主忌。治平三年（1066年）丁母忧，归兴化原?99ｌｉb.籍，次年卒于家，追赠礼部侍郎，后来赐谥忠惠。 二 宏图未展

1、生父的名分有争议

赵曙是濮安懿王之子，过继给仁宗皇帝名下为养子。 濮安懿王有三王妃：元妃王氏，封谯国夫人；次妃韩氏，封襄国夫人；三妃任氏，封仙游县君。 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曾向赵曙提议，请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皇帝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皇帝的大祥再议，也就是说等过了二十四个月后再说。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再次提出这个议题，赵曙便下诏，将这个议案送到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 当时的议论有两种意见，以翰林学士王珪、知谏院司马光、吕诲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皇帝的兄长，赵曙应称其为皇伯，而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首的宰执认为，赵曙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奏请赵曙将两种方案都交给百官讨论。 赵曙和宰臣们认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见，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们强烈反对称濮王为皇考。 正在群臣争论不休的时候，太后得到了这个消息，她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书，严厉地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应该称濮王为皇考。 赵曙和韩琦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必须取得太后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省大臣共同议定，尊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笔起草了两份诏书，交给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了的文书送到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不由喜上眉梢，这份诏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由于此前太后与赵曙不和，关于太后的这份诏书，有人说是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之后，才知道诏书的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把诏书交给太后身边的宦官，由宦官说服太后签字画押。不管怎样说，诏书发出了这是事实。 太后既已下诏，赵曙即命百官停止讨论，又命在濮安懿王茔建园立庙，封濮安懿王子赵宗懿为濮国公，主奉祠事。至此，濮议一事尘埃落定。

2、御史们撂挑子

濮议虽定，但人心未定。首先是吕诲等谏官，一齐交出御史敕诰，集体辞职，呆在家里待罪。赵曙命阁门将敕诰还给他们，说不批准他们辞职。吕诲等人又上疏固辞，说他们与宰臣们势不两立。 赵曙看了吕诲等人的奏本后，心里很烦，便问韩琦、欧阳修，这件事情如何处理。韩琦与欧阳修齐说：“既然御使们说出了势不两立的话9９lib.，那就请陛下作出决定，如果是臣等有罪，那就将臣等撤职查办。”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意思是：如果是御使们错了，那就将那些人逐出京城。 看来，两派因原先的观点不同，转而为斗气，竟至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地步。 赵曙心里也明白，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几位御史并无大错，说他们该说的话，也是其职责所在。然而，几位宰臣是支持自己的，而且自己主持朝政还要依赖他们。无奈之下，他只好牺牲几位御史，将他们三人贬出京城，下放到地方去。由于这几个人是无过受罚，他特地吩咐左右，不宜责之过重。 谁知刚刚将几位御史的事处理完，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撂挑子，他就是枢密使富弼。富弼的态度似乎很坚决，隔天一奏，五天上两疏，说自己的脚有病，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脚病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在心里，他认为有人架空他，根本不把他这个枢密使当回事。 原来，嘉祐年间，富弼为宰相，主持中书省的工作，韩琦为枢密使，主持枢密院的工作，中书省只要有事，富弼都要与枢密使相商。现在，韩琦与富弼的职位互易，但韩琦处理事总是独断专行，从来不征询富弼的意见，富弼心里很不爽。 比如，当太后还政时，富弼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韩琦突然促请太后撤帘时，富弼惊讶地说，我身为枢密使，是朝中重臣，其他事?9９ｌｉｂ.情或可以事先不知道，但太后撤帘这样的大事，事先打个招呼不行吗？难道韩宰相是怕我富弼分了他的功劳？ 韩琦得知富弼对他有意见，也对人说，这件事出自太后之意，不便事先言明。尽管韩琦这样说，富弼心中总还是觉得不快。 赵曙亲政之后，富弼建议赵曙要早立太子。赵曙认为富弼这是个金点子，特加授他为户部尚书，以示奖励。 富弼认为，册立太子是国家大计，朝中大臣都有责任提出建议，算不上什么功劳。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闻所以为报，现在独加赏他，他不敢接受。因此，他拒绝受这个奖赏。赵曙不从。富弼再奏，赵曙仍然不批准，富弼勉强受了。 赵曙见富弼去意已决，便命富弼出判扬州，封郑国公。随后，张升也坚持求去，赵曙便命他出知许州。

3、不拘一格用人才

因为富弼、张升都已调外任，枢密院不能无主，所以韩琦、曾公亮商量拟提拔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找到韩琦，说皇上亲政，任用大臣有自己的打算，宰相虽然抬举我，但不能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是行不通的。韩琦见欧阳修说得有理，便止住这个念头。 果然，赵曙对枢密使一职早已心有所向，富弼出京之后，他立即诏令判永兴军的文彦博出任枢密使。在此之前，文彦博进京述职，赵曙曾向他吹风，叫他暂时在西边呆一段时间，不久将召他进京。现在果然兑现了他的诺言。 赵曙又提拔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 赵曙为何要提拔吕公弼呢？这得从他做太子时的一件事说起。当时，仁宗皇帝赐给赵曙一匹马，但那匹马体小毛杂，是一匹劣马。赵曙找到时任群牧使的吕公弼，想换一匹良马。吕公弼并不因为赵曙是太子就给他这个面子，他说这匹马是皇上赏赐的，如果没有皇上的明诏，他是不能换这匹马的。因此，他拒绝了太子的要求。 吕公弼升任枢密副使后，照例要进宫谢恩。赵曙问他：“你知道朕为何要提拔你吗？” 吕公弼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赵曙笑着说：“去年，朕找你换马，你不给朕的面子，朕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 吕公弼是因为正直而升官，可见赵曙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赖。 吕公弼拜辞过后，赵曙又召泾原路副都部署郭逵，授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事。 郭逵是一员武将，原是范仲淹的部下，范仲淹当年经常勉励他，要他多读一些书，至今日，终于成材。当年，任福战死、葛怀敏全军覆没，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人们曾夸他有先见之明。在边廷屡建战功，升至泾原路副都部署之职。赵曙得知他有智有勇，便将他召入京城，出任枢密院事。 宋朝的大臣，心目中只有文臣，没有武将。仁宗朝的狄青荡平侬智高，功勋卓著，一入了枢密院，便遭到文臣的攻击，纷纷上表弹劾。郭逵功不及狄青，进入枢密院后，哪里钳得住众人之口。知谏院邵沆等人，纷纷上表弹劾，大概的意思是说，宋的祖制，枢密院任用武将，必须如曹彬父子、狄青这样功勋卓著、威望极高的人，才能当之无愧。像郭逵这样的黠佞小才，怎么能够进入枢密院供职呢？他们请求赵曙收回成命。 赵曙是个很有个性的皇帝，他看准了的人，就要大胆使用，并不受谏官们左右，因此，他并不理会谏官们这些说三道四的言论。 这一年，汴梁发生水灾，宫廷门外都被水淹没了。房屋倒塌，百姓溺死者不计其数。汴梁的洪水刚退，温州又发生火灾，紧接着西方又出现彗星。彗星又称扫帚星，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 赵曙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示，于是，他让百官发表意见，指出朝廷政务上的不足。他自己也撤乐减膳，加强个人的修养。 有人提出，朝廷不能选贤任能。赵曙就这个问题询问欧阳修。欧阳修回答说，近年贤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与宰相韩琦讨论这个问题。 赵曙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贤路太窄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他叫欧阳修说具体些。 欧阳修认为，自赵曙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都有感皇恩，精心挑选了一批官员，都得到了赵曙的重用，这在过去，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选之人都是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 欧阳修的这番话，先是对赵曙的知人善用给予褒赞，接着提出了以前选用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 赵曙听罢深有所悟，于是决定广泛招揽人才，并让中书省举荐贤士。 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二十人以应馆阁之职，赵曙命将这些人全部召来面试，韩琦、欧阳修认为一次面试的人太多了。 赵曙却说：“朕既然叫你们举荐，就是要选贤任能，能有这么多的贤士供朕选用，如果能得贤士，岂不是多多益善吗？” 后经商量，召试十人，面试之后，全部录用，授馆职。 宋朝制度，进士第一人及第，往往可以官至辅相，士人尤以登台阁、升禁从为荣。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 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 可见当时人心趋重科第，更羡慕台阁，所有出兵打仗的将士即使是孙武、吴起复出，廉颇、李牧再生，也看做是没用之人。宋室积弱，原因在哪里，由此可见一斑。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契丹再改国号为辽。 四月，司马光依据 href='9038/im'>《史记》体例，参考其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是后来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请求皇上赐《通志》为书名，赵曙对此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赐书名。 他还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应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书院内，特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并在经费、服务上给予了极大的照顾。 赵曙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迁编史的条件，使编写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赵曙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里，将全部心血耗在 href='6042/im'>《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最终编成，也有赵曙的一份功劳。 郭逵进入枢密院后，终究还是没有站住脚，被同僚挤对出了京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去了。

4、欲图奋起命太衰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赵曙身体又感不适，数十天不能上朝。韩琦等大臣进宫看望，见他病情沉重，面容憔悴，虽是靠在椅子上，仍显得疲惫不堪。 韩琦见赵曙病情严重，对他提出了确立储君，以安天下人的建议。 赵曙点头表示同意。 韩琦见赵曙同意立储，接着奏道：“既然圣意已决，那就请陛下下一道手诏，指定日期举行立储大礼。”韩琦并不等赵曙回答，立即命召学士张方平奉旨进宫草拟诏书，并先给赵曙准备好文房四宝。 赵曙提笔勉强草书了几个数，韩琦见纸上写的是“立大大王为皇太子”。 韩琦说，立嫡以长，想必陛下意属颍王，还是请陛下亲笔写明吧！ 赵曙于是又写了“颍王顼”三个字。 张方平立即循着赵曙的意思，恭拟了一道诏书，从首至尾，一挥而就，中间预留一段空格，请赵曙亲笔填上太子的名字。 赵曙病情似乎很沉重，不堪久坐，待了这半天，口中含糊地说了几句话，韩琦等人也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等到张方平呈上拟好的诏书，请他填上太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是坐得不耐烦了，接过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诏书上写下太子的名字，然后放下笔，轻轻地叹了口气，泪水如雨一样流了下来。 内侍立即将赵曙扶上龙床，倒下便睡着了。 韩琦等人退出，文彦博对韩琦说：“看到皇上的脸色吗？”说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韩琦感慨地说：“皇上受封就在眼前，没有想到我们又在力请立太子了，世事难料，真是令人感叹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七，赵曙病逝，享年三十六岁，在位四年，庙号英宗。 赵曙在位时间虽短，却有志革除冗兵、冗官、冗费等弊政，是一位圣明天子，可惜天不假年，宏图未展命先丧，英年早逝。这是宋朝的一件憾事。 第四篇变法皇帝 赵顼降生在濮王府，他的父亲赵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室成员，因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他被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便是英宗皇帝。从此以后，濮王子孙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皇帝有三个儿子，赵顼是长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最棒的，英宗皇帝去世之后，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 一 怪人王安石

1、恩将仇报是小人

赵顼降生在濮王府，他的父亲赵曙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室成员，因为仁宗皇帝没有儿子，他被选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便是英宗皇帝。从此以后，濮王子孙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宗赵曙有三个儿子，赵顼是长子，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他都是最棒的，英宗赵曙去世之后，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 英宗赵曙驾崩，皇太子赵顼即皇帝位。 赵顼即皇帝位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高皇后为皇太后，封皇弟赵颢为昌王，赵頵为乐安郡王。 命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节度使，张升改河阳三城节度使，欧阳修、赵概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 二月朔日，赵顼初御紫宸殿，朝见群臣，随即册立元妃向氏为皇后。 向氏是故相向敏中的曾孙女，父名向经，曾为定国军留后。向氏于治平三年(1066年)出嫁，封安国夫人，此时立为皇后。 一天，御史蒋之奇突然上书弹劾欧阳修，说欧阳修品行不正，行为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与自己的甥女淫乱。 赵顼看了蒋之奇的奏本，有些不相信，转问身边的老太监孙思恭。孙思恭极力为欧阳修辩解，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赵顼便在蒋之奇的奏折上作了批语，命蒋之奇拿出证据，否则要治他的诬陷罪。 蒋之奇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见皇上要治他的罪，心里就慌了，无奈之下，只好交待是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的消息。 原来，欧阳修的妻弟薛良孺对欧阳修有意见，便捏造蜚言，说欧阳修品行不正，乱搞男女关系，是一个淫贼。 欧阳修是朝中重臣，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如果这些蜚闻属实的话，对他的仕途、声誉将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薛良孺的话恰好被中丞彭思永听到了，便转告蒋之奇，蒋之奇也不辨真伪，仅凭薛良孺的道听途说之辞便上章弹劾欧阳修。 蒋之奇是御史，有言权，但御史也不能乱说，他为何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便上本弹劾欧阳修呢？按说，蒋之奇的御史之职是欧阳修推荐的，欧阳修有恩于他，他为何要向自己的恩人下毒手呢？ 事情的经过是：在濮议纷争的时候，欧阳修主张仁宗皇帝赵曙称他的生父濮王为皇考，吕诲等几名御史坚决反对，唯独蒋之奇赞同欧阳修的建议，欧阳修是宰臣，向皇上推荐了蒋之奇，蒋之奇便当上了御史。欧阳修的反对派们见蒋之奇做了御史，便对他冷嘲热讽，说他的御史之职是抱欧阳修的大腿得来的。蒋之奇受不了这些冷言冷语的讥讽，便想与欧阳修划清界限，借以塞住这些人的嘴。于是，当他从中丞彭思永那里得到欧阳修行为不检点的流言后，不问真假，急急忙忙便上本弹劾欧阳修，表示他与欧阳修划清界限。 欧阳修如果真的品行不正，蒋之奇上表弹劾，那也无可厚非，蒋之奇也算是个人物，因为这是大义灭亲，如果怀有什么目的，那就是恩将仇报，是个小人。 蒋之奇弹劾欧阳修，恰恰是有个人目的，他是一个小人。 赵顼听了蒋之奇的交待，责问彭思永，要他拿出证据来。彭思永只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于是，赵顼便治了他们两人的诬告罪，一齐贬出京城。 蒋之奇遭贬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彭思永就有点冤了，虽然说传播流言蜚语不对，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欧阳修自从蒋之奇上本弹劾时起，便闭门不出，请求皇上明察，如果自己真的行为不检，甘愿受罚，如果所言失实，请治有关人员的诬陷之罪。 事情弄清楚之后，欧阳修觉得在朝为官是非太多，便上表请求退位，赵顼见他去意已决，便罢他为观文殿学士，到亳州去做知州。 赵顼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继位的时候，赵宋统治已逾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对宋虎视眈眈。面对现实，赵顼对“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面对前代遗留给自己的诸多难题，开始思索如何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赵顼知道，朝廷数十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就如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这个病是难以治好的。人体病了，就得求医问药，国体病了，就得谋求变革。他做太子时，就喜欢读《韩非子》，即位后觉得“天下时弊至多，不可不革”，很想有所作为，有所改革。他认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改革要以理财为先，从解决财政危机入手。 赵顼觉得，变革事关全局，必须有一个能臣来主持。他遍寻朝中大臣，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便把视野转向中下层官吏，他要从中挑选出一位杰出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实现他对朝政进行变革的远大抱负。 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排查，赵顼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2、怪人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员外郎王益的儿子。 王安石是个怪人，他的思想和人品都异乎寻常。 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下笔作文，洋洋洒洒几千言。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夸王安石是位奇才，口吟一首诗赞叹：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意思是说，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如此之高的评价出自欧阳修之口， 738b." >王安石因此而名声大噪。９9ｌｉｂ. 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随父到过很多地方：韶关、汴梁、江宁等处，父亲死后在江宁落户，家境很清贫。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出任淮南判官。任期满后，调任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任职期间，修筑堤堰，开掘水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体察民间疾苦，在饥荒的时候，他将官府征收的谷物借贷给百姓，并向借贷人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样，缺粮的百姓可以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官府也可从中得到一定的利息收益，一举两得。所以，任鄞县知县期间，王安石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好。 王安石自己认为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他的能力也得到了人们称赞。后来，他又调到舒州任通判。 王安石踏进官场，对于仕途似乎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按常规，绝大多数官员争着做京官。王安石似乎是一个异类，他屡次放弃做京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做官。在舒州任上，朝中大臣文彦博极力举荐他，仁宗皇帝也下诏调他进京做官，他借故婉拒了。欧阳修又推荐他为谏官，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不便赴京为由，再次拒绝做京官。不久，改任常州知州，继而改任提点江东刑狱。 王安石屡次推辞不做京官，他的身上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种神秘感。有人说他是做作，有人说他不屑于做京官，还有人说他有野心，另有一些人干脆就说王安石是个怪人。 褒也好，贬也罢，王安石的声名鹊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皇帝正式下诏，召王安石至京师集贤院供职，王安石无法再推辞，才启程进京，次年五月，被任命为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称计省）度支判官。 王安石进京任职不久，针对时弊，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下简称《言事书》），他在《言事书》中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很多矛盾和危机，并针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看法，希望能够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 王安石的这份《言事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和执政大臣的重视。仁宗皇帝对《言事书》的内容不置可否，对王安石的文笔却是大大地夸赞了几句，令王安石哭笑不得。 随之，仁宗皇帝命其为起居注。起居注是一个清要的官职，但晋升的机会比较大，王安石多次推辞，不肯受命，朝廷实在没办法，派人将任命书送到王安石的家里，王安石竟然躲在厕所里不见。最后，实在是推辞不掉，才出任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升任知制诰，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命令和文告。这一次，王安石并没有推辞，欣然领命。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皇帝去世，英宗赵曙继位。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 按当时的规定，朝中大臣无论是谁，只要是父母去世，都要辞官回家为父母守丧，叫做丁忧。除非是皇上认为朝廷实在离不开你这个人，下诏命你不必丁忧，就可以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这叫做夺情。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照例也要丁忧。于是，他借丁忧守制的老规矩，怀着失望的心情，怆然离开京城，辞官回江宁为母守丧去了。 丁忧期间，王安石在江宁开馆授徒，培养了不少人才，有些人成了他后来变法的帮手。 王安石当年所上的《言事书》虽然没有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但引起了主张改革的士大夫们的广泛关注，使他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都把朝廷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身上。有人曾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损失。”朝野上下议论得沸沸扬扬，王安石倒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 王安石在仁宗朝没有得到重用，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性格很怪，仁宗皇帝似乎不喜欢怪人王安石。 王安石是个怪人，性格执拗，人称“拗相公”，治学虽然严谨，但不修边幅，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的这种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王安石从来不换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寺院里的澡堂去洗澡，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在外头留下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试他是否知道衣裳被换了。王安石洗完澡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们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还有一次，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胖太太不相信，她说王安石从来不择食，怎么突然就爱吃鹿肉丝呢？ 大家说，朋友们会餐的时候，王安石什么菜都不吃，就吃那盘鹿肉丝，所以他们才知道王安石有这个嗜好。 胖太太问大家：“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什么地方？” 大家说就摆放在王安石的面前。胖太太笑了起来，说：“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的面前，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朋友们果然把鹿肉丝摆放在离他最远的地方，大家都留意王安石吃什么菜，结果，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对于摆在稍远处的鹿肉丝，居然连看都不看一眼。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件事做得有些过度，人们总是会怀疑他是沽名钓誉。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似乎也有这种看法。 有一次，仁宗皇帝赐宴群臣。据说当时有个惯例，就是客人须在池中自己钓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放在桌子上的金盘子里，其他人都拿着自己那一份鱼饵垂钓去了，王安石对钓鱼不感兴趣，坐在那里专心思考问题，忘形之间，竟然将盘子里的鱼饵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对宰相们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会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把那么多鱼饵都吃完了。”正因为这个缘故，仁宗皇帝并不怎么喜欢王安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安石是一个怪人，面相是“眼中多白”，即眼睛白多黑少，按相学上说，这是一个奸臣之相。 英宗朝也曾召用王安石，王安石仍然是推辞不就。 王安石这些怪习惯，再加上他不愿做京官的怪异行为，使他在人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十足的怪人。

3、国难思人才

赵顼在继位之前，就曾看过王安石那篇《言事书》，对王安石的观点非常赞同，他身边的幕僚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朋友和崇拜者，在给他讲解史书时，每当他说好的时候，韩小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这样的话说多了，王安石在赵顼心目的形象就逐渐高大起来，由赞赏变为仰慕。 赵顼继位之后，很想见王安石这个人，于是下诏召王安石进京。 王安石高卧不起，不愿来京。 一天藏书网早朝，赵顼有些不解地问几位辅臣，说王安石自先帝朝以来屡召不至，大家说他为人不恭，现在召他进京，又不肯来，到底是有病呢，还是个人有什么要求？ 曾公亮说，王安石有宰相之才，他绝不会欺君罔上的，陛下要信任他。 新任参知政事吴奎出班启奏，说他曾经与王安石共过事，这个人刚愎自用，所作所为不可理喻，如果重用他，必定给朝政带来混乱。 赵顼见吴奎贬损王安石，不高兴地说：“你也未免过于诋毁王安石了吧！” 吴奎申辩说：“臣蒙受皇恩，要做到知无不言，完全是出于公心，绝对没有偏见。” 赵顼并不理会吴奎的劝谏，见王安石不肯来京，便下诏命他出任江宁知府。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推辞，欣然奉命赴任。 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并非完全出于公心，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原来，曾公亮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韩琦素有嫌隙，两人相互嫉恨，互不买账。 韩琦曾在三朝担任宰相与枢密使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远不及韩琦，韩琦为人独断专行，处事根本不与曾公亮商量，曾公亮的宰相之位形同虚设。他心里很不服气，企图找一个帮手结成同盟，动摇韩琦的势力，于是，他向赵顼保荐王安石，说他有宰相之才，荐进京，借以排斥韩琦。 赵顼对韩琦也很不满，因为韩琦自认是三朝元老，倚老卖老，处事独擅专横，不但不与宰臣们商量，就是他这个皇帝，有时似乎也不放在眼里，赵顼心里也很不舒服。学士邵元、中丞王陶，都是赵顼做太子时的旧臣，对韩琦的所作所为也看不顺眼，经常在赵顼身边嘀咕，说韩琦的坏话。 韩琦为官多年，官场经验非常丰富，内外受排挤的局面，他当然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主动上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 赵顼看了韩琦的请辞书，虽然很想马上就批准了，但考虑到他是三朝元老，如果立即就批准他辞职，面子上似乎有些过不去，便在请辞书上作了批示，除对他的政绩表扬一番外，就是挽留他。 韩琦处理完英宗的丧事后，再次请求辞职。 赵顼并没有立即答复，但下诏调王安石进京，升任翰林学士。 韩琦已经看出赵顼调王安石进京的用意，索性连上奏章请求辞职，每天一奏，一天也不间断。赵顼见韩琦去意已决，下诏授韩琦司徒兼侍中，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兼判相州。 韩琦奉旨后向赵顼辞行。 赵顼心里虽然不想让韩琦呆在自己身边了，表面上却装做依依不舍的样子，流着泪说：“朕见侍中去意已决，不得已才下诏的，只是你走之后，谁来顶替宰相之职啊？” 韩琦有些酸楚地说：“陛下圣鉴，心中想必早就有了合适的人选了。” “王安石何如？”赵顼终于说出了他心中的人选。 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学问有余，如果要他进职宰臣，气量恐怕不足。 赵顼看了韩琦一眼，没有回话。韩琦知道赵顼的意思，也不再争论，告辞而去。 时过不久，吴奎调出京城，到青州去当了知州。次年，吴奎病死在青州。吴奎是北海人，为人正直。少时清贫，当官以后，效仿范文正，买田为义庄，所有俸禄，都接济了同族的穷人。死后，几个儿子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时人称为清白吏子孙。 韩琦、吴奎免职后，赵顼提拔张方平、赵禋为参知政事，吕公弼为枢密使，韩绛、邵元为枢密副使。 张方平出任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张方平不适宜当参知政事。赵顼不但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反而撤了他的中丞之职，改任翰林学士。 曾公亮再次建议提拔王安石，又遭到张方平的反对。不久，张方平因父亲去世丁忧回家守丧去了。 赵顼命唐介接替张方平的参知政事之职，但赵顼的心里还是惦记着王安石。

4、王安石进京

治平四年(1067年)末，赵顼下诏改元熙宁，次年即为熙宁元年（1068年）。 四月，王安.石终于奉旨进京，受任翰林学士之职，并特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赵顼得知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立即召其进宫。君臣礼过之后，赵顼迫不及待地就同王安石讨论起国事来。他第一句就问：“朝政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安石并不客套，回答说：“以决定政策为要。” 赵顼接着又问：“你以为唐太宗这个人如何？” “陛下当取尧舜为法，不仅唐太宗而已。”王安石看了赵顼一眼，继续说，“尧舜治天下之道简单易行，后世儒臣并不了解尧舜的治国之术，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赵顼听了颇觉称心，谦谢说：“你对朕的希望太高了，朕恐怕达不到那种高度。但愿你能尽心尽力地辅助朕，使得达到目的！” 王安石叩首说：“陛下如果采纳臣的建议，臣将誓死效忠于朝廷！” 君臣二人的第一次晤面，就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广泛交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听讲座，在当时叫讲经度，是历代帝王的必修课，在这里讲课的人，不是朝中重臣，就是博学鸿儒之士，皇帝参加听讲，朝中大臣也要陪同听讲。 一天，讲座结束之后，群臣陆续散去，王安石正准备退班，被赵顼留住了，并且还特地在御座旁赐座，这对于臣子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赵顼留下王安石，是要与他讨论治国之道，他见王安石坐下后，便问道：“朕观古人，像唐太宗必然要得到魏征，汉昭烈帝必然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为。魏征、诸葛亮两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如果能做尧舜之君，自然就有贤臣为陛下效力，陛下如果能做高宗那样的君王，自然有傅说这样的贤臣辅佐。陛下现在领导的是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无数，难道没有贤德才智之臣供陛下驱使吗？究其原因，恐怕是陛下没有明确的用人政策以及用人不专。今天虽有非常之才，如同当年辅佐尧舜的贤臣，但如果受小人的排挤，贤才也会弃职而去。” 赵顼回答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呢？就是尧、舜时代，不是也有恶迹昭彰的四凶吗？” 王安石回答说：“诚如陛下所言，正因为尧舜知道四凶的劣迹而杀了四凶，尧舜才有其成就。如果四凶当道，贤良之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赵顼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王安石的观点，他心中对时弊进行改革的愿望犹如一团火，逐渐地被王安石点燃了。 王安石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北宋的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掀起。 二 谁点燃了火药桶

1、边衅又起

王安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进京以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是一个人才，如果重用他，定能干出一番匡世济危的大事业。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代表人物有吴奎、张方平、韩琦三位宰臣。他们认为王安石乃哗众取宠之徒，不堪大用，用则要出乱子。 还有两个人更是断言王安石是奸诈小人：一个是眉山人苏洵，他写了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这是一篇著名论文，历代学生都将其当作范文来读。文章的论点是辨奸，但句句影射王安石，说王安石就是一个大奸之人。另一个就是洛川县知县李师中，王安石任鄞县知县的时候，李师中就说他“眼内多白”，是一个奸诈之徒，如果王安石当道，天下必将大乱。 正当人们热议王安石的时候，李师中的一份奏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李师中是楚邱人，曾为泾原都监，从小就熟悉边境的情况，长大以后科举及第考中进士，出任洛川县知县，后调任敷政县，对边境的事务更加熟悉。 赵顼继位之后，李师中升任凤翔知府。 青涧守将种谔出兵收复了绥州。李师中认为种谔在边境挑起战端，太过草率，奏请朝廷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情。 宋、夏之间虽然休战多年，但两国边境磕磕绊绊的事件还是经常发生，西夏那些散兵游勇，今天窜到宋境抢几石粮食、明天窜到宋境掳走几名妇女的事还是经常发生，不过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故没有惊动两国的最高领导。 宋、夏两国的边境，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只不过这次点火者不是西夏部落的那些人，而是宋廷的边将种谔。 西夏主元昊在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便已一命归天，当时，仁宗皇帝遣使赴西夏慰奠，并册封元昊的儿子谅祚为夏主。每年仍按约赐给西夏钱和物资，谅祚也照例以西夏的土特产进贡宋朝。两国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仁宗皇帝驾崩之后，英宗皇帝继承皇位。西夏国主谅祚曾派使臣吴宗来汴梁吊贺。不想吴宗来到汴梁之后，对宋廷君臣出言不逊，失了礼节，英宗下诏西夏，命谅祚治吴宗的不敬之罪。 西夏主谅祚继承了他老子的血统，只想从宋得到好处，至于如何向宋称臣、恭顺有礼之类的东西，他压根就不当回事。他不但不肯奉诏，反而于治平三年(1066年)率兵攻打秦、凤、泾原一带，大兵直逼大顺城。 环、庆经略使蔡挺，率番将赵明等人增援大顺。两军在大顺城外摆开了战场。 谅祚身披银甲，头戴毡帽，亲自在军前督战。蔡挺派遣弓弩手排列在两军阵前，轮番向夏兵放箭。夏兵伤亡惨重，谅祚也身中流矢。 谅祚见在大顺城讨不到便宜，便率军转攻柔远。 蔡挺派副总管张玉领兵三千夜袭了夏营，杀得夏兵丢盔卸甲，大败而逃。西夏军退守金汤。 恰在此时，宋廷按约赐给西夏的岁币发下来了，延州知州陆诜见西夏正在与宋打仗，便将这批岁币扣压了，并飞骑向朝廷报告，说朝廷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夏兵正在宋边境惹事，朝廷却赐他们岁币，这是向豺狼投食的行为，实在是养虎遗患、有损国威。他建议朝廷派使向西夏主问罪，等西夏 4e3b." >主谢罪之后，再赐给岁币也不迟。 英宗皇帝收到向宋廷告丧。 赵顼召见了薛宗道，责问杀死宋将杨定一事，夏主是如何处理的。薛宗道回答说，李、韩二名主犯已经交给了陕西宣抚使郭逵，近日就会押送进京。 次日，果然有一队兵士押送着两辆槛车进了京城，槛车上关押的就是李、韩二人。 赵顼亲自审讯李、韩二犯，责问他们为何要挑起事端，计杀宋将杨定。 李崇贵便将杨定如何纳贿、如何失信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赵顼叹息地说：“照此说来，杨定纳贿卖地，罪不容诛，但你们可以向朝廷陈述，由朕将杨定明正典刑，你们却擅加诱杀，藐视上国，难道说无罪吗？” 李崇贵、韩道善叩首认罪。 赵顼赦了李崇贵、韩道善二人的死罪，追削杨定官爵，没收了杨定的家产。另派使臣刘航出使西夏，册封秉常为夏国王。 宋、夏的这场纠纷就此平息。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以西夏交出罪魁祸首，向宋廷谢罪而告终。 三 怪人掀起的风暴

1、御前大争论

西边的警讯只是一个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则是放在朝政事务上，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进京之后，圣眷甚隆，锋芒渐露，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宣传变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围绕着王安石这个人，围绕他的政治主张，展开了一场争论。 朝廷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是少年皇帝赵顼所面临的难题，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赵顼把富国强兵视为国策，视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 王安石也敏锐地觉察到，新天子与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锐气，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时还透出一股隐约可见的忧虑。经过上次的单独奏对，王安石基本摸清了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脉络：他对现实很不满，却又很无奈，他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却又苦无良策。新天子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怀心事的混合体。 王安石从赵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种东西。正因为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赵顼的面前大谈特谈朝政的积弊，大谈特谈他的理财理念。他说朝廷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举动，赵顼都看在眼里，他还没有下决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将王安石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有的人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有的人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宁元年(1068年)，一场围绕财政问题的大争论终于爆发了。 这年八月，赵顼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历年惯例，参加祭天活动的百官都会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个大红包，也就是赏钱。宰相曾公亮等人认为，由于河朔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国家财政匮乏，所以建议今年的郊祭赏钱就免了。 赵顼似乎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也太窝囊了，刚刚做皇帝，第一次举行郊祭，就将百官的红包减掉了。面对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天早朝，赵顼将曾公亮提出的问题交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的诏命，犹如一滴水掉进了热油锅里，立即沸腾了。 翰林学士司马光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议，他说救灾需要很多的钱，要从近臣、贵官身上做起，该节省的要节省，辅臣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好，请陛下诏令执行。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国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用不着如此吝啬。再说，扣发这几个小钱，对于国家财政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有伤国体，会使皇上很没面子，国用不足，也不是当前的急务。 赵顼坐在龙椅上，见两个翰林学士吵起来了，而且争吵的正是他最为关心的国家财政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对群臣说，今天是廷议，各抒己见，言者无罪，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理不辩?99liｂ?不明嘛！ 司马光见皇上鼓励发言，立即质问王安石，他说：“自真庙（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国家财用不足的问题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能说不是当务之急呢？” 其实，王安石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认国用不足的问题不需要解决，而是认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于开源、在于理财，他认为，国库空虚，完全是由于朝中大臣不懂理财之道，不知道怎样管理国家财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节流，而不知道开源，那理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视理财为敛财的司马光反驳说，什么叫善于理财？无非是变着法子从百姓身上弄钱罢了，苛捐杂税，狂征暴敛，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惯用的伎俩。 王安石却说，靠横征暴敛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不叫善于理财，真正善于理财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就能使国库充裕。 司马光立即反唇相讥，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天下之财，是一个定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如果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把这笔钱夺过来，比增加赋税更可怕。西汉的桑弘羊，就是用这种理论欺骗了汉武帝，司马迁对这件事大书特书，显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讽刺汉武帝。 王安石并不服气，正要继续争论下去。赵顼发话了，他说，朕基本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是，郊祭大典给百官发红包只是几个小钱，不必吝啬。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朕就真的没面子了。 王安石、司马迁的这场激烈的辩论，成为两位名臣一辈子政治敌对的开端，也正式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的序幕。 赵顼表面上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实际上却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朝中大臣似乎从中觉察到了一些什么。

2、力排众议用人才

年底，郑国公富弼自汝州进京觐见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赵顼特准他可以坐车至殿门口下车，并命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他进见，召见时，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礼，赐坐后再与他交谈。对于一个老臣来说，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赵顼待富弼坐定后，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富国强兵之道，想不到这位曾经与范仲淹一同推行“庆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没有了当年改革的豪情壮志，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地说，人主心中的好恶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窥视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则，他们就会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这样，就会让奸人钻空子。比如上天监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张，最后同你算总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富.弼哪里是在说治国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术。 赵顼接着又问：“宋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边境一直得不到安宁，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富弼慢条斯理地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赵顼踌躇了半天说：“你就留在京师吧！朕给你在中书省安排一个职位。” 富弼以年纪老了，不足以担当重任为由，婉拒了赵顼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辞行后，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赵顼再召富弼进京，拜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得奉旨进京。就在他进京的途中，京师一带发生了地震。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当时，人们都以为这些自然灾害是由于人做了错事，上天对人的惩罚。赵顼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减少膳食，取消一切娱乐活动，以表示对上天的虔诚和忏悔。 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地震是天灾，与人无关，该吃的还是要吃，该玩的还是要玩。 富弼听说王安石对地震的一番宏论，感叹地说，人君所畏惧的唯有天，王安石这个人连天都不畏，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奸佞散布异端邪说，迷惑圣心。这样的人，不能不防啊！为了表明他的观点，当即给赵顼上了一本，洋洋数千言，说的都是选贤辨奸的大道理。到了京城之后，在与赵顼的奏对中，又把奸与贤大说一通，实际上都是针对王安石，影射王安石是一个奸佞之徒。 赵顼虽然任命富弼为同平章事，但他的心里还是不忘王安石，拟提拔他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这一天，恰好参知政事唐介进宫奏事，赵顼向他说了欲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想法。唐介说王安石不能胜任这样重要的职务。 赵顼不解地问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呢？” 唐介回答说：“王安石固是个好学的，但是拘泥成规或前人之语，所以议论很是迂阔。如果命他执政，必定多所变更，想治反乱了。” 赵顼没有回答。 唐介退出后，对宰相曾公亮说：“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然大乱，你们以后就会知道，我的预言一定不会错。” 王安石是曾公亮推荐的，他当然不听唐介的话。 时>过不久，赵顼又征求侍读孙固的意见，问他王安石可不可以当宰相。 孙固回答说，王安石的文才很好，做一个台谏侍臣一定很称职。宰相肚里能撑船，做宰相全靠气度，王安石这个人气量狭小，难以容人，这样的人不能够当宰相。接着，他向赵顼推荐了三个宰相人选：司马光、吕公著、韩维。 赵顼不顾几位重臣的反对，更没有采纳孙固的意见，力排众议，下诏把他心仪已久的能人王安石提拔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升了官，照例要入朝谢恩。这次谢恩，君臣二人有一番对话，正是这番对话，正式掀开了惊世骇俗的改革序幕。

3、变法的序幕正式拉开

赵顼对王安石说：“大臣们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懂政务。” 王安石奏道：“只有知经术，才能通政务，这些人说我不通政务，实质上是他们自己不懂经术。” “照你说来，从目前的形势看，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赵顼问道。 王安石不假思索地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赵顼点头称善，表示同意。 王安石接着说：“立国之本，首要的任务在于理财，周朝设置泉府等官，专门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后世唯西汉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粗通此道。如今要理财，迫切要求继承并修改泉府的一些好的政策、制度，针对时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颁布实施。” 赵顼两眼盯着王安石，点头表示赞同。 王安石继续说：“古人有言：‘为政在人’，但人才很难得，十个人理财，有一两个人不出力，便会使全盘计划泡汤。尧与众人推选一人治水，九年不得成功。何况这一次变法，选用的不止一人，选用人才，不可能征求所有人的意见，到时肯定会有人说三道四，陛下如果决意变法，就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为那些异议所迷惑。” 君臣二人的这番奏对，王安石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改变风俗，请求变法；二是变法需要人来执行；三是变法是一个新事物，肯定会有人反对，他告诫赵顼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听信谗言。 赵顼赞同王安石的意见，并叫他着手拟定新法规。 第二天，赵顼下令成立一个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命王安石和他保举的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所用人员，由王安石自行选调。 赵顼这叫做疑人不用，用人就不疑，该给的权力都给了。 王安石挑选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人组成一个改革的领导班子，分别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日常事务工作。 吕惠卿曾做过真州推官，任满后进京听调，同王安石谈经论文，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安石竟称他为大儒，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议，凡是上奏赵顼的材料也都由他主笔，几乎一天也不能离开他。 曾布即曾巩的弟弟，事事迎合王安石的意旨，王安石也视为心腹。 新班子成立后，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拟定了八条新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 前面六法，旨在富国，后面二法，旨在强兵，合称富国强兵八法。 新法草案公布之后，就像一滴冷水掉进了热油锅，朝野立即热闹起来，除王安石的追随者外，朝中的老臣没有一个赞成新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在朝廷一次扩大会议上，唐介站出来反对新法。他认为，祖制不可改，新法太荒唐，指责王安石是在哗众取宠，完全不顾现实。他还说，文学与朝政是两回事，他叫王安石还是专心致志地去研究文学。 唐介的意思是说，王安石文才还可以，政务却是一个外行，叫他不要乱掺和。 王安石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立即反唇相讥，说唐介太没水平，读书太少，叫他回去多读点书。 王安石年轻气盛，说出的话更具有攻击性。 两人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似乎带了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赵顼听王安石说唐介读书太少，坐在龙椅上差一点笑出声来。 唐介年老体弱，在百官中也有一定的声望，在朝堂之上受到一个年轻后辈的挖苦，而皇上明显带有庇护之意，气得两眼发直，一口气没有转过来，顿时晕厥过去。 廷议出现了意外，无法进行下去了。赵顼手一挥，宣布廷议结束。立即有人上前把唐介抬了出去。 第二天传来噩耗，唐介昨天抬回家后，一直没有醒过来，虽然有宫中御医前去诊疗，仍然无济于事。天刚黎明，唐介便撒手人寰，到阎罗王那里报到去了。 变法还没有开始，就气死了一个老臣，这似乎在昭示变法不会一帆风顺。 唐介的死，并没有影响赵顼、王安石君臣二人变法的决心，时过不久，赵顼便逐步推行新法。 新法规最先推行的是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 为什么要急于实行均输法呢？这是因为当时北宋政府的贡输制度问题成堆，亟待解决。 北宋的都城在现开封，这里居住着几十万军队，一百多万居民，每年要消费的粮食、丝麻织物以及制造军器需用的竹木、皮革、筋角等物资不计其数。京城出产不了这些东西，需要外地调运。这些运抵开封的物资，都是百姓向政府缴纳的贡赋。 当时百姓的赋税缴纳是实物制，生产粮食的地方缴粮食，生产竹木的地方缴竹木，负责运输的机构将这些物资经汴水运送到开封。 负责运输的机构叫发运司，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叫发运使。 发运使只管运输，并不知道开封各种物资的需求情况，也不知道仓库里什么物资紧缺，什么物资过剩，长期以来，总是按部就班地一船一船地向京师发送。结果出现一部分物资多得没地方存放，一部分物资奇缺。有一些笨重价低的物资，从很远的地方运到开封，运费超过价值的几倍，造成很大浪费。 推行均输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 王安石委..派办事能干的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矾、酒等收入，全权负责推行均输法。 均输法与旧的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中央财政拿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交给发运司作为本钱，在六路范围内通盘筹划，调配物资；发运使有权了解京师各种物资的库存情况和当年的支用情况，再根据需要向京师发运物资。在做好物资供应的同时，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是发运使的重要任务。 薛向很有理财经验，上任之后，对京师每年物资的供需情况进行了调查，京师需要什么物资，心里有了一本账，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物资供应计划，对于京师不需要的物资，他便将这些物资在六路之间转运变卖，通过地区之间的贸易得到差价收益。 经过薛向的精心部署，开封国库积压的物资得以消化，不足的物资也能及时得到补充，通过在六路之间物资的转运变卖，从地区贸易差价还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均输法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薛向也因此而得到嘉奖。 尽管如此，均输法还是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知谏院范纯仁说薛向在处理同西夏的争端上获罪罢了官，不应该起用这样的人。 知制诰钱公铺说王安石重用在政治上受过处分的人，是徇情枉法。 王安石听了当然不高兴，便在皇上面前告了钱公铺一状。很快，钱公铺被贬往江宁任知府去了。 钱公铺遭贬，并没有让反对派们闭口，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学士郑獬、知开封府滕元发也都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京城。 御史中丞吕诲见反对变法的人一个一个地被贬出京城，知道这都是王安石在捣鬼，连夜写了一份奏折进宫面圣，半路上遇着司马光。司马光问他为何行色匆匆，他说要进宫弹劾王安石，请司马光帮他说话。 司马光惊讶地说，王安石正得到朝廷的重用，在朝中呼风唤雨、叫红不绿，这个时候弹劾他，不是找?亏吃吗？ 吕诲叹口气，说王安石好执偏见，排除异己，他日必败国家大事，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他身为言官，岂能坐视不理。 司马光顺水推舟地说，他是进宫给皇上讲课的，不妨一路同行。 两人进宫面见赵顼，君臣礼过之后，吕诲从袖子里取出弹劾奏章，送呈御览。 赵顼见是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奏章，里面无非是指斥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奸臣当道，贤者尽去，祸乱将由此而生等等。他先还没在意，因为自变法以来，每天都听到了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奏折。看着看着，赵顼的脸色突然大变，怒形于色，接着将奏折掷向吕诲，怒斥道：“简直一派胡言。” 原来，吕诲的奏折中有一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吕诲的这句话名义上是指责王安石，却也伤了赵顼，因为变法虽然是王安石组织实施的，但都得到了赵顼的支持。说王安石误天下苍生，也就等于是说赵顼误天下苍生。身为皇帝，有人说他误天下苍生，他能不生气吗？而说这种话的人，能有好果子吃吗？ 吕诲也是一个倔人，虽然皇上发火了，他却并无惧色，反而大声说：“陛下如果不看臣的奏折，臣也不愿与奸佞之徒同朝共事，请陛下撤了我的职吧！” 赵顼见吕诲撂挑子，冷着脸，什么话也不说，手一挥，示意吕诲滚出去。 司马光虽然目睹了这一幕，也不敢再说话了。 吕诲退出后刚回到家，圣旨随后就到了，命他立即出京，出知邓州。 范纯仁再次上表弹劾王安石，赵顼将他的弹劾奏章压而不发。范纯仁见奏章递上去如石沉大海，乞请辞官而去。 赵顼下诏撤了他谏官之职，改判国子监。 范纯仁继续上表，要求辞职，拟好了奏折，正准备送出去，王安石派一个人找他，对他说，已经改任他为知制诰，请他不要多说话了。 范纯仁听后勃然大怒，说王安石在收买他，即使拿一座金山来，也休想堵住他的嘴，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说罢，将奏稿交给来使带去。 次日，赵顼正在看范纯仁的奏折，王安石突然进来了，言辞激动，奏请立即罢黜范纯仁，将他逐出京师。 赵顼说，纯仁无罪，就是外调，也要安排一个好地方，就命他出知河中府吧！ 王安石见皇上不愿重罚范纯仁，不便多言，只得悻悻退出。 范纯仁即范仲淹第二个儿子，以父荫得官，历任县令判官，官声颇好。后来升任侍御史，在议濮王典礼时遭到外谪，不久又召还京师，命知谏院，这次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再次贬出京城，出知河中府。范纯仁做人，不失其父风范。 四 帝王的决心

1、变法遇到阻力

吕诲遭受革职处罚，范纯仁被逐出京城，标志着王安石变法中排除异己的开始，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争斗，逐步由暗转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这种转变，是由一桩命案引起。 登州有一美妇人，出嫁前夕，得知未来的老公相貌很丑，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实在是心有不甘，于是起了谋杀亲夫之念。她暗藏利刃潜往夫家，企图谋杀亲夫。恰逢其夫耕作在田间小睡，当妇人举刀砍下的时候，其夫已经惊觉，慌忙间举手相挡，保得一命，只是举手遮挡的时候，被砍掉一指。夫家将妇人告官。知州见妇人长得漂亮，与其夫实在不般配，起了恻隐之心，欲开脱妇人。他叫妇人承认杀人之事，许诺按自首论罪，上报朝廷。 案子报到上来后，王安石认为州官的意见可行。 司马光则认为这是枉法，谋杀亲夫，怎么能够减罪呢？ 王安石却说，既然是自首，就应该罪减一等。 司马光不同意王安石的意见。他说法律明文规定，因他罪而致杀伤，他罪是主罪，今妇人谋杀亲夫，只是事出有因而没有杀死，妇人犯的是谋杀罪。谋自谋，杀自杀，不能分开，也就是说不能别开谋杀罪而判以伤害罪。 王安石却坚持要按自首论处，如果自首而不按自首论处，那就是有违法律。 两人相持不下，案情报到皇上那里，赵顼竟赞同王安石的意见。 侍御史兼判刑官刘述认为王安石这是无视法律，皇上的命令也有问题，于是便封驳诏书。封驳诏书，就是御史拒不执行皇上的命令，在皇上的诏书上签上意见，退给皇上。御史台的御史们，有封驳诏书的权力。 王安石见刘述封驳了诏书，一怒之下，奏请赵顼，罢免了他的官职。 刘述因封驳诏书而遭贬，御史台群情鼎沸，刘述率刘琦、钱顗、孙昌龄等几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免王安石的相职。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王安石没有丝毫退让之意，奏请皇上，把这几名不听话的御史全部逐出京城，流放到边远的小县当小吏去了。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王安石正式颁布实施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是一种农业借贷方法，春耕的时候，农民没有种子钱，政府贷款给农民，取二分息，农作物收割后，随夏税连本带利偿还。由于是在播种青苗时借贷，所以叫青苗法、或青苗钱。 王安石做太守时，曾实行过“贷谷以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既解了农民无钱春耕的燃眉之急，政府也从中得到利息，一举两得。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项新法，后世谈王安石变法，最先想到的就是青苗法。因为这一项新法影响到全国的每一个村庄，涉及到千家万户，上至富商大贾，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项新法，这是青苗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本来，一个月之前，王安石就要颁行青苗法，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改革班子里意见出现了分歧，吕惠卿极力附和王安石，苏辙却认为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问他理由，苏辙说，借钱给农民，本来是想帮助他们，但钱到了他是看不下去了，入朝质问赵顼，说韩琦是三朝宰相，难道不如两个宦官吗？他的话不信，居然要信两个宦官的话。 赵顼闻言后脸色大变，但碍于文彦博是先朝宗臣，不忍当面斥责他，只好还了他一个很难看的脸色，什么话也没有说。 文彦博自知自己的话皇上听不进去，只好悻悻退出。 在王安石病休期间，赵顼曾想让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朝廷是否废止新政。并多次上奏折，请废止新法。 赵顼回答说：“朕曾命你为枢密使，主管军事，你为何多次拒而不受，而要不断地谈论一些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答说，他并没有接受军职，只要他在门下省一天，就要提醒陛下留意这些事情。 王安石销假之后，地位得到了巩固，司马光被降为制诰，范镇却拒发新命。赵顼见范镇抗命不遵，亲手把诏书交给司马光。范镇因此辞去门下省的职务，赵顼照准。 稍后，司马光被派到陕西做外任官。司马光不愿去，以书信同王安石进行几次沟通后，知道两人的政见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便决定辞去一切职务，退隐山林。 从此以后，一直到赵顼驾崩，十六年时间，司马光闭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历史巨著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编写。 韩琦得知原奏驳回，继续上书申辩，赵顼不加理会。韩琦便请求辞去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府一路，被当即批准。 反对青苗法的知审官院孙觉、御史中丞吕公著、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都被贬官。 赵抃对王安石的变法本就不怎么赞同，但在赵顼对青苗法的实施出现动摇、王安石称病不出的时候，又鬼使神差地帮王安石说了话，使青苗法得以颁布实施。当他看到反对变法的人纷纷被逐出京城，肠子都悔青了，上表弹劾王安石，并请求辞去参政之职。因为他知道，弹劾王安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与其等着罢官，不如主动请辞，这样做才够爷们儿。很快，他便被贬到杭州去做了知州。 参知政事一职出缺，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韩绛上位，并推荐李定出任监察御史。正是由于这个李定，使御史们与王安石的争论更趋白热化。 李定曾任秀州判官，是王安石的学生、忠实追随者。他从秀州进京时遇见了右正言李常。李常向他打听南方百姓对青苗法的看法。 “好呀！”李定不假思索地说，“南方的百姓都说，青苗法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李常吃惊地说：“真的是这样吗？朝廷上下都在议论这件事，没有人说好呀！” 李定冲着李常说：“那就叫他们到下面去看看吧！不要坐在屋里说瞎话。” 李定将在路上遇见李常的情形告诉了王安石，并极力鼓吹青苗法是便民之策，百姓拍手称快，并对京城有人反对这项政策表示不理解。 王安石很高兴他的学生支持变法，说那些人是无理取闹，并叫他见皇上的时候99ｌｉb?，将百姓的呼声说给皇上听。 第二天，李定在皇上面前大力颂扬新法，并说南方的老百姓都支持青苗法。赵顼一时高兴，立即加封他为知谏院。 宰相曾公亮站出来反对，说李定只是一个州判官，突然提拔为知谏院，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赵顼只好改命李定为监察御史。 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相继上书，说李定只是说了几句话赞扬青苗法的话，并没有特殊贡献，如此任命，扰乱了官吏任命的成规。 赵顼、王安石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再纠缠这件事，三人还是不听。 王安石便以目无君上、违抗君命为由，上表弹劾他们。三人同时被罢免。当时人称他们三人为“熙宁三舍人”。 北宋的谏官都很尽职尽责，他们不怕丢乌纱帽，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熙宁三舍人遭贬，并没有封住御史们的嘴。监察御史陈荐?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掀开了李定的一段隐私：李定在泾县主簿任上，母亲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 中国古代有一项规定，不论是谁，做了什么官，双亲去世，都要辞官回家守丧三年。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不仅有违律法，而且败坏道德。不仅为士大夫所不齿，甚至连普通百姓也会骂他是一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下流坯子。 李定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说仇氏不是他的生母，所以没有上报丁忧。 原来，李定的父亲李问曾做过国子博士。他的生母仇氏曾嫁过人，相传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就是她的儿子。后来，仇氏到李家做了李问的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李定出生不久，仇氏被逐出李家，改嫁给一个姓郜的人家。李定长大成人后，见生母改嫁，不愿相认。故仇氏去世，他没有上报丁忧。 古代有规定，父母去世，除了皇帝外，无论你当了什么官，都要向组织报告，并回家守丧三年，这叫丁忧。李定的母亲去世，他不报丁忧，道德上叫不孝，制度上是违法。 陈荐的弹劾状够厉害。 王安石有意袒护李定，斥责陈荐捕风捉影，并上表弹劾他，罢免陈荐监察御史，改任崇政殿说书。 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继续上表弹劾李定，并指责王安石袒护弟子。 王安石见几个御史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即进宫面见赵顼，说他们三人狼狈为奸，这样的人留不得。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只要是王安石说的，一律照准。林旦、薛昌朝、范肯很快就被罢官逐出京城。 李定见这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弹劾他，也觉不安，请求解职,改授检正中书吏房。 赵顼的抉择，支持王安石。 王安石的决心更大，为了一个李定，竟然罢免了七名御史。 五 剪除异己

1、朱寿昌弃官寻母

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文官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此时，枢密使是文彦博。 文彦博反对变法，为了剥夺文彦博的权力，王安石提出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建议将审官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负责文官选拔，西 9662." >院负责武官选拔。如按这样实行，文彦博就被架空。 文彦博找赵顼理论，审官院兼选文武官员，枢密院还有什么用？如果剥夺他委任武官的职权，那就让他退休。 赵顼虽然安慰、挽留文彦博，但仍然将审官院分成了两部分。 知谏院胡宗愈反对分审官院的做法，并反对李定的任命，也被逐出京城，贬为通判真州。 正在这个时候，京兆守钱明逸向朝廷奏报，说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母，其“孝行可嘉”，“亟待旌扬”。 朱寿昌弃官寻母，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朱寿昌是扬州人，父名朱巽，曾做过京兆守。朱寿昌的生母不是正室，是他父亲的妾，在朱寿昌三岁的时候，被父亲逐出家门，改嫁到一个党姓人家。朱寿昌长大以后，他的父亲病故，他思母心切，到处访求，一直没有打听到母亲的消息。 朱寿昌曾到几个州县任职，除公务外，就是委托同事们帮助打探生母的消息，但一直杳无音信。为..了表示他寻母的诚心，他吃素、戒欲，灼背烧顶，求神拜佛。 熙宁初年，授知广德军，上任数月之后，对于寻找生母的事一直放不下，他对人说，“我已经五十岁了，还没有见过生母，如何做人？古人说得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我还没有尽孝，怎么能够尽忠呢？孝且未尽，怎好言忠？”于是，他弃官不做，辞别家人，踏上了寻找生母的道路。 他跋山涉水，暑去寒来，只要有一点线索，无论路有多远，都要前去探个虚实。也许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他提供一个信息，说党姓人家可能在关中同州一带。 朱寿昌赶到关中同州地区，逐村挨户的查问。这一天，在一个小山村遇到一个老妇人倚门张望，他便上前打听生母刘氏的下落。 老妇见问，似有所动，将他让进屋，仔细盘问。朱寿昌便将情况向老妇人作了介绍。忽见老妇人流出了眼泪，颤抖着说：“你是朱巽的儿子朱寿昌吗？” 朱寿昌满怀期待地点点头。老妇说她就是刘氏，将当年逐出朱家之后，改嫁党氏，后举家搬到同州的经过说了一遍。与朱寿昌所了解的完全吻合。母子相认，抱头大哭。 后来的情况是，朱寿昌将生母以及她在党家所生的几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一同接回家。 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上报到朝廷，一班老成持重的大臣都说他孝行卓绝，应破格提拔重用，以示对大孝之人的嘉奖。 朱寿昌弃官寻母，李定不认生母、不报丁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中百官对这两件事议论纷纷，都说朱寿昌要嘉奖，李定要惩处。 王安石袒护李定，他知道奖了朱寿昌，李定在朝中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他奏请赵顼，说朱寿昌弃官不做，已是违纪，命他官复原职，就是表示嘉奖。 王安石的建议，总是一奏一个准，赵顼当然是同意他的意见。朱寿昌以赡养生母为由，请求通判河中府，王安石格外开恩，奏请皇上照准。 朱寿昌虽然只是官复原职，没有得到嘉奖，但士大夫们都对这件事极力赞颂，纷纷赋诗相赠。监官告院苏轼也赠朱寿昌诗，他在诗序中明褒朱寿昌，隐损李定。 李定看过苏轼的诗和序，怀恨在心。苏轼赠的这首诗，也为他日后遭诬陷埋下了祸根。

2、不怕死的御史

御史们为反对新法，可谓是前赴后继。下一个该轮到谁呢？他便是监察御史程灏。 程灏是河南人，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初，他曾与王安石合作，后来，逐渐转变为新法的反对者，多次上表奏请废除青苗法，撤销提举官。王安石敬重他的为人，没有为难他。 这一次，程灏就朝廷重用李定以及藏书网青苗法再次上疏，说滥行青苗法触犯了苍天，近来各地发生自然灾害，就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他请求废除青苗法。并说李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下流坯子，他既不是进士及第，而且还道德败坏，朝廷重用这样的人，有伤风化。 赵顼在他的奏折批示，有想法，直接到中书省去反映。 程灏遵旨到中书省反映问题，这一天恰好是王安石与陈升之当班。王安石见程灏进来，已知来意，怒目而视，并不让座。 程灏颇有风度地说：“老朋友，我今天是奉旨而来，同你讨论的，也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而是国家大事，难道你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吗？可行，你就采纳；不可行，你就否定。何必要这样盛气凌人呢？” 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程灏的这一番话，使王安石很没面子。王安石知道自己失态，也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欠身给程灏让座。 程灏刚坐下，正准备说话，忽然他的同事张戬来了。 王安石见张戬进来，脸色微变。 原来，张戬与台官王子韶联名上疏，说王安石乱法，弹劾曾公亮、陈升之、韩绛、吕惠卿、李定等人。王安石把他的奏疏压住没有上报。他知道张戬一定是为此事而来。冷笑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张戬站立当场，愤然说道：“我这个人太直了，受你的冷笑并不意外，但笑我的不过仅你们两三人而已，但笑你的人，恐怕就遍天下了。” 销病假上班不久的陈升之插言说：“是是非非，自有公论，张御史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何必又要到这里来争吵呢？” 张戬似乎是来吵架的，不等陈升之说完，怒声斥道：“王安石乱法，难道说你就没有罪吗？” 陈升之听罢一愣，正欲发作，王安石立即说：“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是一个疯子，由他狂吠去吧！” 张戬自知无理可讲，朝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转身愤然而去。 程灏本来就是为新法而来，见张戬同王安石撕破了脸，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什么话也没有说，起身告辞。接下来便是上表请求辞官。 第二天，命令下来了，程灏逐出京城，贬到江西为提刑官。程灏坚决不去，于是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 张戬与王子韶也上表求去。 王安石正要收拾他们，既然主动请辞，那是再好不过了。他奏请赵顼，把张戬贬到公安为知县，王子韶贬到上元为知县。右正言李常，也因驳斥均输、青苗等法，贬到滑州为通判。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前前后后，因反对变法而遭罢免的御史就有十一人之多，还有皇宫中的三名谏官。 宋朝的御史，都是一些硬骨头，对于朝廷的军国大事敢直言，即使丢掉乌纱帽，也在所不惜。 王安石将制置三司条例司合并到中书省，条例司大小官员都各自授予官职。他推荐姻亲谢景温为侍御史。吕惠卿兼判司农寺，管领新法事宜。 枢密使吕公弼写奏章弹劾王安石，奏章还没有送出去，就被他的侄孙吕嘉问偷走送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先下手为强，奏请皇上，将吕公弼贬出京城，出任太原府知府。 反对变法者，犹如绊脚石，一个一个都被踢出局了。 宰相曾公亮也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辞去相职，赵顼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司空兼侍中，并集禧观使。 熙宁初年，赵顼任命的五位相臣：王安石、曾公亮、唐介、富弼、赵抃，时人戏称五人为“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年近古稀；“病”指富弼，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变法刚开始就被气死了；“苦”指赵抃，心里很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虽是诙谐之词，却也说得贴切。

3、王韶献《平戎三策》

王安石正在排除异己，大力推行新法，忽然，西部边陲传来警报。 夏主秉常率兵大举入宋，环庆路烽烟遍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往汴梁，直达中书省，摆上了皇上的御案。 王安石请求到边塞督战。 韩绛上奏说，朝廷离不开王安石，不能让他丢下朝廷的事务到边陲去打仗。请求由他到西陲督战。 西夏入侵，两位重臣抢着前去御敌，赵顼当然高兴。他也觉得离不开王安石，便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还给了他几份盖了印的空白任命书，让他自己任命手下的官吏。赵顼这也算是用人不疑，对韩绛格外地信任了。 赵顼继位之初，西夏王谅祚就曾侵扰宋的边境。后来谅祚病死，他的儿子秉常继位，赵顼仍然册封秉常为夏国王，两国才算相安无事。 这次宋、夏两国发生的军事冲突，缘于一个名叫王韶的人。 王韶是建昌军司理，曾到陕西了解边境的情况，回京后写了一篇名为《平戎三策》的调查报告，这篇《平戎三策》对赵顼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在《平戎三策》中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建议朝廷先收复河湟，使西夏腹背受敌,再控制吐蕃与羌族各部；然后再攻打西夏。这样，就可一举收复西夏。 王韶认为，自武威（甘肃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青海乐都）等州，都是汉族政权原有的统治区，那里有大片可耕的土地，大批可供役使的百姓。然而，这些地区都被羌族部落瓜分，四分五裂。他建议朝廷采取行动，收复被羌族部落瓜分的土地，西夏李氏也就在宋的掌控之中。 他还建议恩结羌族，命他们团结族党，为我所用。因为羌族是角厮罗的子孙，在太宗朝曾协助宋攻打李秉常的祖上李继先，西夏人最怕这一族，将他们收为己用，我得强援，夏失劲旅，这就是平戎的上策。 赵顼很重视王韶的《平戎三策》，立即征求王安石的同意。 王安石看了《平戎三策》之后，立即投了赞成票。 赵顼命王韶为当地经略，又封角厮罗的儿子董毡为太保，承袭保顺军节度使。 王韶到了秦州，请求修筑泾、渭上下两城，屯兵以抚纳洮河诸部落。 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王韶的建议。王安石便以阻挠王韶经略边境之罪，削夺了李师中的兵权。 王韶又上书，请求设置市易司进行边境贸易，盈利作为垦荒的经费。 王安石正要推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命李师中拨付资金作为买办货物的本金，并命王韶管理市易之事。 李师中再次上书，说这样搞下去，一定是得不偿失，并说王韶所说的良田实际上是士兵们训练场地，沙石地，根本就不能垦殖。他说在古渭设市易司，实在是扰民之举，秦州的百姓从此恐怕就不得安宁了。 王安石见李师中两次持异议，心下大怒，便参了李师中一本，说他故意阻挠变法。 变法在当时是头等大事，谁阻挠变法，谁就得倒霉。李师中也不例外，一纸调令马上就到了，罢李师中秦凤经略使职权，降职到舒州去做了个知州。 李师中免职后，窦舜卿出知秦州，赵顼命他与宦官李若愚查勘荒田。 窦舜卿、李若愚经过实地勘察，得出可开垦的土地仅一亩，并且还是有主之地。他们将勘察情况如实向朝廷作了报告。 王安石说他们隐蔽实情，奏请赵顼，将窦舜卿贬谪，命韩缜前去接替他的职务。 韩缜到了秦州，经勘察发现，窦舜卿说的都是真话。 韩缜知道，窦舜卿因为说了真话而招祸，自己如果说真话，下场可能比他更惨。为了保住乌纱帽，他只得顺着王安石的意思，以无为有，附会王韶的说法，做了一份假报告上报朝廷。 赵顼收到韩缜报告后，立即提拔王韶为太子中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西夏修筑闹讹堡，在宋夏边境屯兵。 庆州知州李复圭听说朝廷要进攻西夏，想立头功，派裨将李信、刘甫率领三千番、汉士兵进攻闹讹堡，被夏兵杀得大败而归。 李信、刘甫率残兵逃回之后，李复圭不作自我检讨，反将战败的责任推到二人身上，将他们推出营外斩首示众。并率领大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病残的夏兵二百名，随即上书朝廷，报称庆州大捷。 西夏人本来就桀骜不驯，他们与宋对峙，只想占便宜，从来没有想过要吃亏。他不到宋境内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哪轮到他们吃亏呢？这一次，是宋军先挑起祸端，而且还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西夏大举兴兵来犯，也就理所当然了。 韩绛受命为陕西安抚命，到西线督战，日夜兼程赶到陕西前线时，钤辖郭庆、高敏都已先后战死沙场。韩绛便在延安开设幕府，选番兵为七军。 韩绛是个文人，对军事并不在行，他任命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众将都归种谔指挥。 种谔就是宋朝大将种世衡的儿子，他承袭父荫当上军官，熙宁初年，赵顼刚即位时，他因轻开边衅挑起西夏与宋战祸，获罪罢官，贬到随州。 陕西前线的将士们对种谔知根知底，现在却要听他的指挥，心里当然不服气，很多人都口出怨言。 韩绛与种谔计划进攻横山。 安抚使郭逵坚决反对攻打横山，他说种谔只是一个狂生，根本就不会打仗，他是靠种氏的家世，赐荫子孙才当上军官，这样的人带兵打仗，一定会误大事。 韩绛不以为然，仍然是我行我素。

4、韩宰相错用种谔

十月，宰相陈升之母亲去位，辞职丁忧。此前，另一位宰相曾公亮已经辞职，陈升之再丁忧，宰相之位出缺。 十二月，赵顼提拔王安石和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安石终于修成正果，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国者。 韩绛人还在陕西前线。当他得知自己晋升为同平章事时，兴奋异常，准备在战场上再大显身手，使自己成为一代儒将而名垂青史。他上表弹劾郭逵，使郭逵被召回京师。因为郭逵瞧不起种谔，也反对攻打横山的作战计划，拔去这个眼中钉，便少了一个掣肘。 郭逵虽被召回京师，却也是因祸得福，因为此后战场上的一些烂事，与他毫无关系。 韩绛逐走了郭逵，便命种谔率兵二万占领了罗兀，并在罗兀修筑城堡驻守，又修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分派都监赵璞、燕达修葺抚宁老城，在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各建立一处军寨，每寨相隔四十余里，在边境集聚了雄厚的兵力。 韩绛还在那里厉兵秣马，西夏军队已经攻陷顺宁寨，包围了抚宁。 种谔在绥德，得知夏军长驱直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如何应敌。运判李南公在旁，见种谔如此模样，劝慰说，大不了放弃罗兀，何必害怕呢？ 种谔此时完全没了主张，一言不发，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仗才刚刚开打，种谔竟然吓成这样，可见郭逵骂他是一个狂人，根本不会带兵打仗，绝非虚言。 李南公见种谔毫无主张，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接着，警报纷至沓来，所有新筑的城堡、军寨陆续被夏军攻陷，数千名将士成了夏军的刀下冤魂，种谔仍然是束手无策。 韩绛知道大局已去，想隐讳已无可能，只得上书弹劾种谔。他也知道自己罪责难逃，自请惩处。 朝廷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放弃罗兀城，贬种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罢免韩绛的相职，降为邓州知州。 韩绛当同平章事才几个月，还没有正式在京城平章事的官署坐一会儿，便被罢免了。这都是他错用种谔惹的祸。 西夏收回了罗兀城，也自收兵退去。 宋、夏这一场争端，以宋灰头土脸地收场而告终。 先有王安石赞许王韶的《平戎三策》，后有韩绛误用种谔。韩绛、种谔因战败而遭贬，王安石却逍遥法外，一人独大，坐上了宰相那把交椅。 六 拗相公

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2、寄情山水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名妓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bbr>..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3、狐假虎威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 苏轼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过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乱。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要离开家乡，调到北方去与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城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游行。骚乱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官府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乡民们认为这是要远征了，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有的人甚至断腕以躲避征调。 乡民的暴乱，实际上是抵抗离乡背井到边境去打仗，但表现出来的是反对新法，而且是以这种过激的方式。 韩维当时是开封府知府，在他的辖区内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责任难逃。他立即将暴乱的经过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请求将军训推延到冬天进行，因为那时是农闲季节。 王安石岂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韩维就因为这一份奏折，遭到罢免。 韩维是王安石的追随者，当年赵顼为太子的时候，韩维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说了不少的好话，从 8fd9." >这种意义上说，韩维有恩于王安石。罢免了韩维，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后一个朋友。 宁州通判邓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赞颂新法，对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尽了溢美之词，大得王安石的欢心，被推荐为御史，并兼管农业。 邓绾是因拍王安石的马屁而升官，他的一些成都同乡瞧不起他，有骂他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讥讽他是一名投机的政客。邓绾对此却怡然自得，不以为然地对人说：“笑骂由他人去，好官我自为之。” 王安石在邓绾与曾布的协助下，继续做着“毁”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满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辞去宰相之职，降职为博州太守之后，仍然极力反对青苗法，置上司对他推销青苗贷款不力的指责于不顾，给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折中说：“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 邓绾见这是个讨好王安石的好机会，便向王安石建议，以阻碍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级别的待遇全部剥夺。王安石却欲置富弼于死地。幸亏赵顼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过一劫。 御史中丞杨绘，上本请求废止免役法，并?奏请重新起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贬的大臣。杨绘被邓绾弹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郑州去做了知州。 监察御史刘挚，上表陈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谪为监衡州盐仓。 王安石命知谏院张璪撰文驳斥刘挚的建议，张璪不肯从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这段时期内，继被贬至邓州的吕诲病逝之后，一代文学大师欧阳修也客死颍州。 吕诲，开封人，是已故宰相吕端的孙子。 欧阳修本籍庐陵，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一生经历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苏轼作序时对他的评价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王安石的儿子名叫王雱，从小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五六岁时就写有数万言的著作，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职太小、俸禄太薄而辞官不做。在家里闲来无事，写了二十多篇策论，纵论天下大事。还写了数万字的《老子训解》《佛书义解》。 王雱虽然才华出众，议论惊人，但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平时寻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女没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为参政时，一天，程灏拜访王安石，两人正在谈论时政，互相辩论，王安石的儿子头发散乱，手拿女人的头巾出现在客厅，他一直走到父亲面前，见了程灏也不打招呼，便问他们在议论什么。王安石说他们正在谈论新政，并说他们的新政总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评。 “这也有必要多议论吗？”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大声说道，“将韩绛、富弼两人推出去斩首示众，看谁还敢反对新法。” 程灏是个道学先生，见王雱如此不懂礼节，大人说话还随便插嘴，有些不高兴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听后气得青筋陡胀，双拳紧握，几乎要冲上去揍程灏一顿。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轻的官吏。为了提拔儿子，特地让人把他写的《老子训解》刻印成书，廉价出售。经过一番安排，书流入宫中，流到皇上眼前。 赵顼看了《老子训解》，大为赞赏。邓绾、王曾乘机在皇上面前推荐王雱。赵顼便召见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谈新法。这样的话题很合赵顼的口味，当即便命他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 王雱崇尚法家，特别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谈举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不诛除异己，新法就不能顺利推行。因此，当他在崇政殿讲解经书时，也常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去。 赵顼受到他的启发，便在京城设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实际上是新政权的一个特务机构，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间的密探，只要发现有人谤议新政，不问贵贱，一律拘禁。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说话都特别小心。 王安石奏请推行市易法，委任户部判官吕嘉问为提举。接着又推行保马法，让曾布确定具体条款，颁布各路实行。继而又推行方田均税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东路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 反对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上言说保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并没有理会。 枢密都承旨李评，极力诋毁免役法，并奏罢閤门官吏。王安石上书，说他抵御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责。赵顼虽然口头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一直没有下文。利州判官鲜于侁上书指陈时事，批评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扰乱朝政，竟提拔为转运副使。 王安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是皇上对新法的兴趣在减退。于是他递上一份辞呈，请求辞去宰相之职，离开京师。其实，这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 赵顼虽然对新法有所动摇，但还没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当然不会放走王安石。经过一番劝慰，打消了王安石辞职的念头。 七 小人物掀翻了大宰相

1、开疆拓土

经过一番折腾，王安石仍然稳坐相位。在新法全面推行之后，他又创议开拓疆土。选拔官员，征讨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此次军事行动，他采取三路并进。 一路，命中书检正官章惇为湖北察访使，征讨峒蛮；二路，命戎州通判熊本为梓夔察访使，征讨泸夷；三路，命洮河安抚使王韶，招讨西羌，进兵吐蕃各部落。 西南多山，多民族杂居，历代被视为化外。由于地形复杂且多民族杂居，管理非常困难，故历代都不在那里设官置府，而是让各部落的酋长自行管理，实行自治。 宋初，有个叫秦再雄的辰州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他征服了那里的异族人。太祖皇帝在东京汴梁召见他，对他好言抚慰，任命他为辰州刺史。除了赏赐之外，还赋予他自治权，内部机构由他自己设置，官员由他自行任命，征收的赋税也不上交朝廷。 太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他自守一方，不闹事就行。 秦再雄感恩图报，派选亲信分别招降各部落，使宋初数千里无边患。 仁宗时，溪州刺史彭仕羲，自号如意大王，集众作乱，经官军征讨，归顺于朝廷。 赵顼即位以后，西南已分江而治，江北地区由彭师晏管辖，江南由舒氏、田氏、向氏三族分治，都受命于宋朝。熙宁五年（1072年），峡州的舒氏横征暴敛，部众不服，因而发生内乱。 王安石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兵峒蛮。 章惇率军到达湖北后，先是招抚江北的彭师晏，向他传达皇上的诏令，授他礼宾副使，兼京东州都监。兵不血刃就搞定了北江。接着又发檄文江南各族，好言劝降。向氏、舒氏两族知道朝廷这是先礼后兵，自知难以与朝廷为敌，便上表请降，献还先朝所赐剑印。唯田氏一族自恃骁勇，不肯从命。章惇率兵征讨，大兵压境，田氏并没有多大反抗能力，一战即溃。 章惇顺利地平定西南，凯旋归来。 泸夷在西南边界，因地邻泸水，靠近泸州，得名泸夷。 泸水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姚州城。仁宗初年，夷族酋长乌蛮王得盖上表宋朝廷，请求赐为州名，并说他愿率各部落归顺朝廷。仁宗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设姚州，授得盖为姚州刺史。得盖死后，孙子仆夜继任时，自号“罗氏鬼主”。 赵顼继位以后，罗氏鬼主势力渐衰，力不能服众，各部落首领公开与他叫板，而且还率众骚扰宋边境，罗氏鬼主无以约束。 王安石绝不能容忍泸夷的挑衅，于是命令戎州通判熊本率兵征讨泸夷。 戎州通判熊本久守边郡，对泸夷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率军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平定了泸夷，使泸夷各部落重新归附宋廷。 洮河安抚使王韶招讨西羌，遇到了番人的强烈抵抗。 熙宁四年（1071年），赵顼设置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州、湟州地区。在河湟地区，吐蕃部落的势力最大，一直是宋、辽和西夏拉拢的对象。王韶到达秦州之后，了解到青唐城的俞龙珂是西羌最大的一个部落，渭源的羌人和西夏都想拉拢他。王韶仅带数人到俞龙珂的营帐，对俞龙珂晓以利弊，劝说他归顺宋廷，并留宿在他的营帐里，以示诚意。 俞龙珂很受感动，觉得王韶以诚待人，值得信赖。率领部属十二万归附。 俞龙珂非常崇拜赵宋的大忠臣包拯，请求皇上赐他包姓。 包中丞即包拯。他一生赤胆忠心，铁面无私，清正为官，不阿权贵，善断奇狱，童稚妇女都知道他的名字。因他曾任御史中丞，故称包中丞。他还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又称他为包待制或包龙图。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病逝，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赐谥做孝肃，所以又称包孝肃。 赵顼依了俞龙珂之请，赐他姓包，赐名顺。俞龙珂改姓名为包顺。 王韶在包顺的支持下，深入吐蕃各部，为收复河湟地区扫平了道路。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赵顼升古渭寨为通远军，命王韶管军事。打算以此为基础，巩固陇右地区，打击西夏。王韶一边训练军队，一边开垦荒地，发展边贸，把这里经营得有声有色。 七月，王韶引兵西进，攻击吐蕃，目标直指武胜。蕃酋穆尔水巴等族，各据守险要，抵抗宋军。众将见番部据守险要，有些胆怯，想在平地扎营布阵，等待敌人来攻。 王韶却认为，宋军在平川之处布阵，番兵如果不出来，那就只能耗下去，最后的结果便是空手而归。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更不是朝廷想要的结果。宋军既然已到险地，就应与番兵展开决战，险中取胜。于是，他命令宋军选择有利地形布阵，畏敌不前者，杀无赦。 番兵见宋军择险布阵，从高处冲杀下来，锐不可当。 宋军见番兵来势凶猛，未战先怯，眼看抵御不住。王韶见状，亲自率领亲兵杀进敌阵。众将士见主将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奋力冲杀，大破番众，乘势夺下敌寨，放了一把火，将敌营帐篷付之一炬。 西羌木征与部下酋长瞎药领兵来援。被王韶率兵击败，宋军乘胜占领了武胜，择险筑城，建为镇洮军，然后上表向朝廷告捷。 赵顼得知西线大捷，下令设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三州及通远军，升镇池军为熙州，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其实，这时的河、洮、岷三州并没有收复。 王韶攻克武胜后，率兵长驱直入，用了五十四天时间，行程一千八百里，杀敌数千，获牛马万余头，一举收复河州、洮州、岷州。 捷报传到东京，赵顼喜不自禁，驾临紫宸殿接受群臣祝贺。 赵顼对群臣说，这次西线大捷是王安石的功劳，他解了腰间自佩的玉带赐给王安石，下诏升王韶为左谏议大夫，兼端明殿学士。 王韶刚班师回朝。番将木征就收集残兵败将，诱合董毡的部将青宜结鬼章等，用诈败计杀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木征乘胜进攻岷州，被包顺率兵击退，回头围攻河州。 王韶正在回京途中，突然接到朝廷命令，说木征反叛，命他立即回师平叛。当他赶到兴平的时候，传来河州被围的消息。他率军日夜兼程赶到熙州，挑选精英二万，下令轻装上阵，杀奔定羌城。 河州被围，盼望救兵，大军不救河州，反而杀奔定羌城。众将不解王韶的行军意图。 王韶解释说，木征之所以敢围攻河州，是因为有定羌城作为外援，如果攻克定羌城，断绝他的外援，河州之围不救自解。 果然，当王韶率兵杀奔定羌城，破西蕃，结和川族，切断木征的归路之后。木征慌忙引兵退去，保守踏白城。河州之围不救自解。 王韶还兵熙州，派轻骑绕出踏白城后，出其不意，杀入羌营，焚烧八十帐，杀敌七千。木征计穷势蹙，无路可逃，只得带领酋长八十余人，到王韶军前乞降。 王韶命李宪将木征解送京师，报捷献俘。 当景思立兵败身亡，木征威势大振的时候，朝野震骇，很多人主张放弃熙河。赵顼也为此急得吃不安，睡不宁，几次下诏告诫王韶，要稳扎稳打，不可贸然轻进。 王韶却轻装简从，直捣敌巢，献俘京师。朝臣惊叹，说王韶立下奇功。 赵顼更觉喜出望外，御殿受俘，特别加恩，命木征为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忠。授王韶观文殿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又召为枢密副使。 王韶青云直上，破格任用。当时有人给王韶一个美名，叫做三奇副使：献奇计，奏奇捷，受奇赏。 王安石觉得自己慧眼识人，也是意气风发。 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在内的千里土地，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就被吐蕃各部落占领，至此全部收归宋统辖。这无疑是北宋王朝数十年来一次巨大的胜利。熙河一役，不仅阻止了西夏的南侵，而且鼓舞了赵顼收复失地、重振国威的信心。

2、难民图

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发生山崩，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抨击新法，说这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赵顼更为慌乱，按照习俗，他迁居另一宫殿居住，以示对神灵的敬仰，并下令吃粗粝的粮食，以求上天的宽恕。 文彦博在朝堂上公开说华山崩裂是民怨惊动上天。王安石指责文彦博诋毁新法，两人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文彦博一气之下请求辞职。 赵顼见他去意已决，便命他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迁徙大名府。 熙宁六年七月，北方发生严重旱灾，赤地千里，水田晒开的裂缝可以躲进一个小孩子，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都将此归咎于新法，说是新法惹的祸。赵顼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他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 王安石得到这个消息，连忙进宫劝慰，说旱、涝都是天灾，在尧汤的时候也是经常发生的，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稔，如今数月藏书网不雨，当没有什么大害。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赵顼紧锁眉头说：“朕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报行的不是善政。朕听说商税太重，外面都怨声载道了，朝野上下，宫内宫外闹得满城风雨，连皇后、太后都知道这件事。都说这是弊政，朕的想法，不如罢免了吧！” 参政冯京也在场，他随声附和：“臣也听说有这回事。” 王安石见冯京在皇上面前公然与自己作对，愤然说道：“为什么我没听说？蚊子之所以要叮咬臭鸡蛋，是因它闻到了那股味。冯大人之所以听说，大概是所有发怨言的人都围在你身边吧！” 冯京见王安石将他比成一个臭鸡蛋，气得脸色大变。 赵顼似乎不想纠缠，一言不发，起身进内殿去了。 王安石和冯京，各自怀恨而退。 几天之后，赵顼公开发了一份罪己诏，他在罪己诏中痛责自己，说因为自己治国无方，得罪了上天，导致天灾频繁降临。他号召文武百官向朝廷提建议，言语极为恳切。 相传这份罪己诏出自翰林学士韩维的手笔。 正在群臣为皇上的罪己诏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小人物出现了，这个小人物的出现，改变了朝廷的政局。他叫郑侠，皇宫门吏，也就是门卫。 郑侠是福清人，进士及第，曾做过光州司法参军，他在光州审理的案件报到朝廷，全部得到宰相王安石的批准，没有一件驳回重审。因此，他视王安石为知己，很想报效王安石。光州任满以后进京听调，正是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由于他将王安石引为知己，便想向王安石进言。王安石问他听到了什么。他说，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边境用兵，都有弊病，百官和百姓很有意见。 王安石听罢一愣，什么也没有说。 郑侠退出之后，没有再见王安石，只是给王安石写信，屡言新法病民。这样一来，郑侠就得罪了王安石。王安石本想委派郑侠一个好的职位，见这个人不识相，一味地反对新法，便委派他一个皇宫门吏的职务，门吏即是一个门卫。 郑侠知道这是王安石从中捣鬼，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心里虽然不服气，还是要去上任，不然，饭碗就没了。 郑侠做了门卫后，经常在宫门口转悠，用官话说这叫做巡逻。他在巡逻的时候，常看到一些难民从东北涌进京师，这些难民充塞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他认为这是王安石的新法惹的祸。皇上如果看到这一幕，一定比看一百道奏折还管用。可惜，皇上住在皇宫之内，看不到这些。他突发奇想，画几幅难民图送进宫去，一定比文章管用。 郑侠说干就干，他用了几天时间，画了几幅难民图，并写了一份奏折。所有的工作做好了，他挟着奏折和难民图来到中书省，请求他们转呈皇上御览。谁知那里的门房把他轰了出来，理由是他的官职太小，级别太低，无权直接向皇上报送材料。 郑侠好歹也是在官场上混的，他想到了另一个单位——银台司。 银台司是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向皇上报送密件的一个专门机构，这里送上去的文件，不经过内阁，直接送呈御览。 郑侠托关系将奏折和难民图送往银台司，银台司以密件形式，经专线送进宫中。由于是专线投递，避开了内阁大臣们的视线。 赵顼正在为天灾带来的危害而烦忧，忽由银台司呈上急奏，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慌忙打开文件袋，里面有一份奏折和一个画卷，他先拆开奏折，见是一个叫郑侠的宫门吏上的一份奏折，他省前略后，只看中间主要的东西，只见上面写道： 去年蝗灾、旱灾严重，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各地饥荒严重，请求陛下开仓赈济灾民，废除不合理的政策，以上应天心，下延百姓垂死之命。现在南征北战，获得大胜，朝中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肯定没有人将百姓典妻卖子、拆房卖屋的惨状上报朝廷。臣把最近在安上门看见的情景，画成一幅图，送呈御览，只要看看，就会流泪，天下还有比这更惨的事情吗？如果陛下行微臣之言，废除新法，十天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推出宣德门外斩首，以追究臣欺君之罪。 赵顼放下奏折，取过图画，只见图上都是难民的悲惨情景：有的在喊冷，有的在叫饿，有的在嚼草根，有的在吃树皮，有的卖儿卖女，有的身戴枷锁，有的倒毙路旁；另有一班悍吏，手持皮鞭，怒目而视，神态凶暴，这些垂死的百姓，个个愁眉紧锁，泪流满面。无论是难民，还是酷吏，个个都画得惟妙惟肖，看后如同身临其境。 赵顼看了难民图，顿时悲从心起，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夜里在龙床上翻来覆去，长吁短叹，一夜没有合眼。 赵顼本想通过变法，使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第二天，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

3、王安石罢相

赵顼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下令暂罢新法，这标志着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对于变法派，这是一瓢冷水；对于反对变法的人，则是一个喜信。 皇上废除新法的消息传出之后，朝廷内外一片欢腾，反对变法者相互击掌以庆。 说来也巧，就在暂罢新法的当天，天空突然风起云涌，电闪雷鸣，顷刻间下起了倾盆大雨，雨下了一天一夜，下得河满堰满。 久旱逢甘霖，这是天大的的喜事，藏书网文武百官纷纷向皇上祝贺。赵顼便问大家是否知道天下雨的原因。百官都说这是皇上的盛德感天动地，所以才天降甘霖，拯救天下苍生。 赵顼从袖中取出难民图给百官们看，说这是郑侠呈上的难民图。说他看了难民图后，才知道新法已经使天怒人怨，过去，他只听说新法便民，从来没有人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朕看了这幅难民图后，才下命暂罢新法。诏令一下，便天降甘霖，郑侠果然说得不错。 王安石听罢，愤然抗争，他说郑侠欺君罔上，妄献此图。他只听说新法实行后，人民拍手叫好，哪里会有难民这样的情况呢？ 赵顼摇摇手说：“你去调查一下，核查清楚了再来回话。” 王安石怏怏退出。反对变法者当然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继续大肆抨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向赵顼提出辞呈，赵顼没有批准。 郑侠的难民图，虽然鼓舞反对派，却得罪了变法者，这些人便要找郑侠出气。从法律角度讲，郑侠通过银台司传送奏章是非法的，因此，郑侠便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问的结果如何，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此后不久，他又出现了，而且继续上表，这至少可以证明，他没有受到严厉处罚，充其量只是批评教育，记过一次罢了。 赵顼暂罢了新法，王安石思想有抵触，吕惠卿、邓绾二人进宫面奏赵顼，请求继续推行新法。赵顼犹豫不决。 吕惠卿声泪俱下地说：“几年来，陛下废寝忘餐，推行新政，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天下百姓也一片赞颂，怎能仅凭一个狂夫之言，说废就废呢？如此一来，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邓绾附和吕惠卿，也劝说赵顼继续推行新法。 变法图强，本来就是赵顼的理想，他下令暂罢新法，也只是看到难民图后一时冲动，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觉得将推行多年的新法全盘否认，实在是心有不甘。见两位大臣苦苦相劝，变法图强的意识在思想里又占了上风，于是点头同意了两人的建议，继续推行新法。 两人领旨而出，新法继续推行，而且力度比以前更大。 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在朝野闹得沸沸扬扬，宫中的太皇太后也有所耳闻。她们的消息来源不是文武百官，而是皇亲国戚。 王安石的新法，不但涉及到老百姓，也触及到宗室、外戚的利益。例如，新法变革了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宗室子弟不仅上书朝廷，对新法表示不满，甚至在路上拦住王安石，要向他讨一个说法。王安石态度坚决，并没有在这些人面前屈服。朝廷没收了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皇太后的弟弟也遭到违犯市易法的指控。所有这些消息，都传进宫里，使得太皇太后及皇后对王安石也极为不满。 这一天，赵顼进宫问候太皇太后曹氏，曹氏乘机说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从前先帝在世的时候，我听到了什么，也要告诉他，先帝都听得进去，现在要效仿先帝之法，才能避免祸乱。” 赵顼轻松地说：“现在天下太平，没有什么事。” “听说青苗、免役各法，民间都感到很痛苦，为何不一并罢除呢？” 赵顼分辩说：“新法是利民之策，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恐怕未必吧！”太皇太后道，“我知道王安石很有才华，但他推行新法，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意愿，民怨极大，树敌太多，出于爱护他的目的，不如暂时免去他的宰相之职，调出京城吧！” 赵顼说：“满朝文武大臣，唯王安石一人能担此重任，怎么能免去他的宰相之职、调出京城呢？朝廷离不开他。” 太皇太后流着眼泪说：“王藏书网安石这是在乱天下啊！” 赵顼与祖母的感情极好，他见祖母如此伤心，虽然很内疚，但他确实不愿放弃新法。正在左右为难之时，恰好弟弟昌王赵颢进来了，他接过话头说：“太皇太后的慈训，是至理之言，皇上不可不听啊！” 赵顼正在懊恼，听了昌王的话，怒斥道：“是我在败坏天下，我不会治国，你来做皇帝好了。”这是将心中的怒气与痛苦发泄在昌王身上。 赵颢无端受到一顿呵斥，流着泪，委屈地说：“国家有事，可以共同商议，我并没有什么异心，何至如此啊！” 太皇太后没有想到赵顼与他的弟弟发生了争执，一时愣在当场，过了一会儿，不高兴地说：“这都是王安石惹的祸，该如何处理，皇帝你看着办吧！”说罢径直入内去了。 赵顼本来是进宫问候的，结果弄得个不欢而散。 王安石自郑侠上疏之后，便萌生退意，当他听说太皇太后、皇上与昌王为他的去留发生争吵之后，去意更加坚决。 赵顼在王安石的坚决请求下，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叫王安石推荐接替他的职务的人选。 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顼虽然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新法。 王安石推举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前宰相韩绛，一个乃是曲意奉承的吕惠卿。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正式罢相，出知江宁府。 大宰相王安石秉政五年有余，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改革风暴，许多人都被这场风暴刮出了政坛，刮出了京城，甚至丧命，最后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掀翻了。 八 朋友是最大的敌人

1、小人得志便猖狂

王安石离京之后，韩绛任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刚开始，两人感王安石提拔之恩，仍然继续实行王安石制定的方针政策，真正是萧规曹随，一些儿不肯改违。因此，京城的一些人送他们二人两个美号：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唤做“护法善神”。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具野心的人，王安石在位时，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王安石离开之后，他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提拔族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持自己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 吕惠卿执政以后，因为与三司使曾布有嫌隙，便想拔去这个眼中钉。恰在此时，曾布上表奏称：“市易法扰民。此种不良的政治，在秦、汉衰乱的时候，亦未曾有过；而提举市易司吕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贻笑大方吗？” 吕惠卿便以阻挠新法罪弹劾曾布，将曾布逐出京城，贬到饶州去做了知州。吕嘉问也因为赵顼讨厌他，同时被免职。 吕惠卿采用吕和卿的建议，创行手实法，具体内容为：命令民间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牲畜和所有资产，都要据实估价报官，官府按估价总额抽税，凡隐瞒不报者，重罚，举报者有赏。这实际上就是征收资产税。如此一来，民间寸土尺椽，都要纳征，养鸡饲牛，都要纳税，老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郑侠的愤慨，他再次画了一轴画，题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在这幅图中，他将唐朝的宰相进行分类，其中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将冯京比做君子，吕惠卿比做小人，借古讽今，呈献给赵顼。并附上一道奏折，弹劾吕惠卿。 吕惠卿绝不容忍郑侠对他的攻击，在他一手操办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英州。本来，吕惠卿要置郑侠于死地，但被赵顼阻止了。赵顼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可嘉，不可重罚。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冯京在郑侠遭贬之后，也被免去参政之职，出任亳州知州。因为他被郑侠比做君子，与君子相对应的小人是吕惠卿，吕惠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冯京被免职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直不赞成哥哥的新法，他曾特别过提醒王安石，说吕惠卿是个佞人、骗子，要提防这个人。 有一次，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商量政事，王安国却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冲着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孔夫子曾说，“驱郑声，远佞人。”兄弟俩的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引用了孔夫子的话。 吕惠卿当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怀恨在心。郑侠流放英州之后，吕惠卿便以王安国与郑侠交往甚密为由，撤掉他的职务，贬回四川老家去了。 吕惠卿将冯京、郑侠、王安国逐出京城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处事独断独行，根本不同宰相韩绛商量。他担心王安石复出，抢了他的彩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他的恩师王安石下黑手。 当时，山东有一个谋反案，主犯是一个亲王，犯罪团伙中有一个人是王安石的朋友。本来，这件事与王安石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吕惠卿欲置王安石于死地，诬陷王安石与这起谋反案有染。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包括宰相韩绛在内的朝中大臣的不满，很多人强烈要求王安石复出，他们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控制吕惠卿。 韩绛向赵顼上了一道密折，请皇上罢免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同时，他派人给王安石送去一份密函，说吕惠卿欲控告他谋反罪，叫他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七天之内，他可保这件事不爆发。 谋反罪是灭九族的大罪，谁要是与这桩罪沾了边，不但自己人头落地，九族之内的亲人也要跟着遭殃。 王安石接到韩绛的密函后，知道问题很严重，连夜从江宁出发，骑快马日夜兼程，果然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进京之后，连夜进谒赵顼。 赵顼自从王安石出京之后，似乎失去了主心骨，加之吕惠卿执政后，处事毫无章法，他便开始想念王安石了。韩绛告诉他，王安石不日将进京，奏请把吕惠卿控告王安石与谋反案有染的奏折暂缓处理。赵顼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故将吕惠卿的奏折压而不发。 王安石进京的当天，赵顼便接见了他，君臣二人经过半天长谈，第二天，王安石官复原职。 王安石复职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设置障碍，成为王安石的掣肘，妄图搞垮王安石，取而代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惠卿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算计别人的时候，有人已将矛头指向了他，而这个人，就是曾为他的政治盟友的邓绾。 王安石复出之后，很多人要取媚于他，其中御史中丞邓绾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邓绾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罢职后，他倒向吕惠卿，成为吕惠卿的政治盟友，两人狼狈为奸，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王安石复出之后，邓绾的处境很尴尬，他知道王安石与吕惠卿两人嫌隙已生，他不可能在两人中间左右逢源，必须从中选一人作为自己效忠的对象。邓绾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于是选择了王安石。为了弥补以前的过失，重获王安石的信任，邓绾决定反戈一击，出卖吕惠卿。他背着王安石，暗中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商量，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铜钱五百万缗。 御史蔡承禧也欲取悦于王安石，上表弹劾吕惠卿，说他欺君玩法，结党营私。 赵顼对吕惠卿已然厌恶，看了邓绾等人弹骇吕惠卿的奏折后，便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 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贬出京城，出任潮州知州。 韩绛是王安石复出的功臣，但王安石复出之后，因和王安石的意见不一致，萌生去意，便托病请求离职，赵顼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出任许州知州。 王安石重新独揽宰相大权。

2、割地七百里

契丹自庆历二年（1042年）向宋敲了一次竹杠、两国签订和约之后，三十余年来，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契丹主宗真病逝，他的儿子耶律洪基继位。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派使臣萧禧来东京汴梁，要求与宋重新划定边界，声称要以蔚、朔、应三州之间的分水岭土垅为界，并说宋在河东修筑的营寨已经侵入辽国边界。 宋、辽和平相处几十年，一直是各守疆界，从未在边界问题上发生纠纷，这次辽国突然提出要重?新划定边界，明显是借端生衅、找茬儿。 赵顼派太常少卿刘忱等人到代州与辽国谈判，辽国的谈判代表是枢密副使肖素。肖素坚称宋、辽两国的疆界应以分水岭土垅为界，但经实地勘察，分水岭上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土垅。肖素又改变了口气，说泛指以分水岭为界。 无论什么山，有山就有分水岭，分水岭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名，肖素要求以分水岭为两国分界线，实在是胡搅蛮缠。 刘忱据理力争，肖素竟然执意不从。刘忱便派人回京，将谈判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 赵顼一面命枢密院开会商议，一面亲自给判相州韩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兴军曾公亮几位前任宰相写信，请他们出主意。 韩琦最先回话。他在信中说，要攘外，必须废除新法，国内必须团结一心；选贤任能，使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边备充足了，即使盟约被破坏，也可以武力收复国土。 富弼、文彦博、曾公亮也都先后回信，内容与韩琦的观点基本相同。 赵顼犹豫不能决。 辽主见宋廷的谈判代表刘忱寸步不让，再次派遣肖禧到汴梁递国书，推说刘忱没有谈判的诚意，故意拖延时间，请宋廷改派他人谈判。 赵顼便命天章阁待制韩缜与肖禧继续谈判，双方仍各执一词，毫无结果。 肖禧见索地不成，干脆赖住在驿馆不走，并放言说，如果宋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回国。 辽使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呢？因为他们赌宋不敢同辽国翻脸，凭借几十年与宋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就敢赌这一把。 赵顼见辽使耍赖，既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又不便驱逐，觉得很为难，便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对宋、辽两国边界划定的历史情况不熟悉，建议查一下历史资料再作处理。并推荐知制诰沈括负责这件事情。 沈括奉命到枢密院查阅历史档案，经过几天翻阅，查到英宗二年与契丹订定疆地条约及地图。这幅地图明确标示，宋、辽边境以古长城为界，目前宋、辽两国争议的分水岭在黄嵬山，与原定界线相隔三十余里。沈括当即向赵顼奏明了情况。 赵顼惊喜地说，两府不查考本末，几乎把国事误了。当即命将条约并地图给辽国使臣萧禧看，萧禧的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 赵顼赏赐沈括白金千两，并命沈括为使臣，赴辽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沈括奉命到辽都以后，辽国宰相杨遵勖接待了他，并正式举边界问题谈判。 沈括根据旧约，坚决不同意辽国的无理要求，谈判前后进行了六轮，沈括只是据理争论，毫无松口之意。杨遵勖以恫吓的口吻说：“区区数里的地界也不肯相让，莫非要想绝交吗？” 沈括抗议道：“南朝遵守约定，北朝却要废弃前盟，是你们胡搅蛮缠，怎么说是我们要绝交呢？” 杨遵勖见沈括理直气壮，改口以天池为界，在得到沈括的否定后，竟然将沈括晾在驿馆里，多日不见。 沈括见辽国并无诚意，便告辞回国。他是一个有心人，在归国途中，将沿途的山川险易、民情风俗，绘成一幅《使契丹图》，归来后献给皇上。 赵顼想到如果与辽国的谈判失败，两国必有一战，他广泛征求意见，百官中有主战的，也有言和的，他乘到慈寿宫向太皇太后请安之机，把辽国要求重新划定边界线的事情禀明曹太皇太后，并说万一谈判失败，他准备出兵北伐，一举扫去后世子孙的祸患的打算。 曹太皇太后问道：“粮草辎重，预备足了吗？士卒甲仗，都准备好了吗？” 赵顼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事情都好办。” 曹太皇太后脸色大变，责备地说：“要打仗，这是最难办的几件事，你反而说这些事容易得很，如此轻敌，怎么能打胜仗？” 赵顼见曹太皇太后如此严厉，愣在当场。 曹太皇太后接着说：“太宗皇帝几次北伐，就是因为粮草辎重跟不上，士兵甲仗不整而吃了败仗，况且那时候还是用兵之际。如今天下久不用兵，士兵久未操练，且又正是大旱之后，粮饷缺乏。要知道，战争是国家一件不得已的事件，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言战，即使有一线和平的希望，也要力求避免战争。只要一开战，无论胜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死伤无数的士兵。作为人君，对于战争，一定要慎之又慎。辽国违背旧约，妄争疆界，可派遣能言语有才智的使臣同他们交涉，谕以利弊，最好是和平解决，各守旧疆，言归于好，不可轻意言战。不过，对于原有的防务，一定要加强，以防万一交涉失败，辽国突然用轻骑偷袭而导致到时手忙脚乱，难以应敌。” 赵顼诺诺连声。 曹太皇太后语重心长地说：“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呢？” 赵顼听后，表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言兵。 赵顼从慈寿宫出来之后，便想征求韩琦的意见。因为韩琦在仁宗朝时，曾同范仲淹共同守边，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不料就在此时，传来了韩琦病逝的消息，韩琦遗疏也到了京师。 赵顼想到韩琦策立二帝，历相三朝之功，便决定停朝三天，以对韩琦的去世表示哀悼。追赠尚书令，赐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 传说，韩琦病逝的那天夜晚，天上有一颗巨星陨落在相州城外，远近为之震撼，后来听说韩琦在这一夜病死，相州的百姓为之哭泣，可见韩琦深受民间的爱戴。 赵顼只得再次征求王安石的意见。 王安石认为凭宋现有的国力，不宜与辽国开战，不如依了辽国的请求，等到国富兵强之后，再重新夺回来。如果要征服辽国，一定要先给他一点甜头。这叫做欲将取之，必先予之。 赵顼于是答应了辽国的条件，以辽河分水岭为界，宋失去土地七百里，成为异日兴兵的争端。

3、擅起边衅伐交趾

北方的边事刚处理完，南边又不平静了。 中国的南方有个小国叫交趾国，太宗朝，黎桓灭丁氏篡国，太宗皇帝封黎桓为交趾郡王，黎桓岁岁来朝，年年纳贡。 黎桓死后，他的儿子黎龙钺继位，被弟弟黎龙廷所杀。黎龙廷杀兄自立为王，仍然向宋廷纳贡，真宗皇帝赐名至忠，命他世袭王封。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大校李公蕴仿效当年黎桓故事，弑黎至忠自立，遣使朝贡。真宗也用封黎桓故事，封李公蕴为交趾郡王。李公蕴传子李德政，李德政传子李日尊，李日尊传子李乾德，即现在交趾王，世袭封爵，修朝世贡不绝。 交趾国是宋朝的附属国，屡次发生内乱，政权数易其主，宋朝并没有出面干涉，都是事后承认改朝换代后的新主子。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交趾国仍然是年年纳贡，岁岁来朝。两国一直相安无事。 桂州知州沈起见得朝议开边，章惇收峒蛮，熊本平泸夷，王韶克河州，几个人都因建立边功而加官晋爵，不由心有所动，也想出兵交趾，猎取加官晋爵的资本。他派人到溪洞招募壮丁编为保伍，让他们屯驻在广南，派二十人分别指挥。又在融州强行设立城寨，屠杀一千多交趾人向交趾国示威。 交趾王李乾德派使臣到东京汴梁与宋评理，声称并没有得罪天朝，为何要刀兵相向，杀了他们的人。 赵顼自知理亏，只得把沈起就地免职，调处州知州刘彝接替沈起，出任桂州知州。 刘彝抵任后，虽取消了广南屯兵，却又在边隘屯驻重兵，建造戈船，取消与交趾互市，派兵巡逻边防线，切断交趾国与宋廷的交通。 宋的做法，彻底激怒了交趾王李乾德，他来了个先发制人，带领交趾军队从广府、钦州、昆仑关三路向宋发起进攻。 交趾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非常凶猛，一路攻城拔寨，连破钦州、廉州，杀死兵、民八千余人，直逼邕州城下。 邕州知州苏缄虽率兵奋力抵抗，仍不敌交趾国亡命之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邕州陷落敌手。知州苏缄率全家三十六口自杀而亡。邕州遭交趾人屠城之灾，城中军民五万八千余口惨遭屠杀。 赵顼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招讨使，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副，率兵征讨交趾。 交趾的布告传到汴梁，说宋宰相行新法，扰乱民生，特地出兵相救。 王安石看了这些布告，怒气冲天，命郭逵多带兵出征，许他调集鄜、延、河南诸旧部从征，并命召取占城、真腊两国兵夹击。 郭逵率兵到达长沙后，传令占城、真腊两国，并分兵攻打钦州、廉州。郭逵与赵卨率兵向西进发。大军走到富良江，从钦州、廉州传来捷报，两州已经收复。 熙宁八年（1075年），郭逵、赵卨率兵在富良江与交趾兵展开决战。交趾兵大败，交趾王太子李洪贞在乱军中中箭而亡，残兵逃回交趾。宋军夺得战船数十艘，杀敌数千，宋军也损兵万余。 郭逵率领的宋兵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加之触犯瘴气，很多士兵染病而亡。郭逵、赵卨不敢轻进，分兵占领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诸地，并将前方战况上报朝廷。 李乾德见大兵压境，也很害怕，派人告知宋军主帅，派使臣奉表到汴梁，请求和议。 赵顼也因宋军已攻到富良江，恶气已出，加之战祸是宋边将挑起来的，错不在交趾，因此，也就见好就收，赦李乾德罪，允许议和。 随后诏郭逵、赵卨班师回朝；改广源州为顺州。不久，李乾德遣使进贡，并归还俘虏的兵民。赵顼见他是真心修好，将顺州赐还给李乾德，后来又将二州六县也交还给交趾，此后，交趾没有再叛。

4、王安石二次罢相

交趾的战事平定了，王安石却遇到了麻烦。 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以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加害父亲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欲置吕惠卿于死地而后快，恰好御史中丞邓绾也想讨好王安石，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上表，请求皇上重新审理吕惠卿的案子。 吕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他得知王雱与邓绾上表欲置他于死地时，便提前下手，向王安石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吕惠卿与王安石是多年的朋友，两人过去有很多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当然说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吕惠卿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这些书信都完好地保存下来，预备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当他得知邓绾和王雱在背后做他的文章时，他便想起了这些书信。于是，他便把这些书信都呈交给皇帝，并控告王安石在背后图谋不轨。 在这些信中，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无使上知，勿令齐年知”之句，就是说，不要让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内容。至于“齐年”是谁，当时却没有深究。 赵顼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情早已厌倦，看了这些信后，第一次冲王安石发了脾气。 王安石回家之后，痛骂自己的儿子，骂他不该背着自己去招惹吕惠卿。父子二人为此大吵了一场。 王雱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鲁莽，给父亲带来灾难。受父亲的斥责后，心中憋气，以致抑郁成疾，立即就病倒了，不久，背上生出一个恶疮。 王安石遍请郎中医治，终究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王雱撒手归西了。 老来丧子，是人生之大不幸。儿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安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肝肠寸断，萌生退意，上表请求辞职。 御史中丞邓绾担心王安石一去，自己失去了靠山，禄位就不保，上表奏请赵顼挽留王安石。 赵顼认为邓绾身为御史，竟然为大臣请恩，免去邓绾之职，贬往虢州去为知州。王安石去意更坚，力请解除职务，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赵顼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职。 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经常书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 王安石罢相后，赵顼提拔吴充、王珪为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 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一向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为，经常向赵顼奏陈新法不良，赵顼喜欢他不党附王安石，故提拔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中的齐年，指的就是冯京。赵顼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冯京是个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当了宰相后，欲对新法有所变革，但他认为自己才疏学浅，奏请赵顼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又举荐孙觉、李常、程灏等数十人。 赵顼采纳了吴充的建议，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灏判武学。? 程灏自扶沟县进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赵顼仍命他回扶沟县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司马光在洛阳，得知吴充为相后，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便给吴充写了一封信，介绍一些救济时弊的方法，并建议他全面废除新法。 吴充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蔡确曾经依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他又到处说王安石的过失，显示自己与王安石不同。吴充想要革除新法，他又说应该萧规曹随，遵守以前的法律。所以，王安石罢相以后，他所推行的新法仍然在继续执行。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并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很多人对新法还是喋喋不休。失去了王安石，他本来就很伤心，如今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心烦，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更容易发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因不满新法而贬出京城、现任湖州太守的苏轼，不幸成为了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九 乌台诗案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祖通判谦恭地说：“请上差出示公文。” 皇甫遵问明了祖通判的身份后，便命随行衙役将御史台的公文正式移交给祖通判。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职务，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皇甫遵同意了苏轼向家人告别的请求。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 皇帝问道：“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因为他抵死不愿做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了这首诗，破涕为笑，心里稍安。是否真的有这个故事，或由苏轼现编借以安慰家人，不得而知。 苏轼辞别家人上路的时候，湖州太守衙门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个个躲躲闪闪，倒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后来据苏轼回忆，说皇差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有人说苏轼在赴京途中曾想自杀，在扬州渡江时，就有过跳江自尽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并且担心案子会牵涉到很多朋友，而且还会牵涉到弟弟苏辙，因为苏辙提前给他通风报信。思之再三，他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平安地到达京城。 苏轼进京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3、审讯

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要他自己交待问题。 御史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到处搜集苏轼的犯罪证据。到九月份，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无论哪首诗，只要有疑问，苏轼都得作出解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供认不讳，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在受审期间，也有很多人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上表，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轻视魏武帝曹操。曹操虽然疑心重，但却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也替苏轼解辩，他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是不会以言语来惩罚人的，苏轼是一个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碌碌如此，不免有些失望和怨愤，吟风咏月，发发牢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了几首诗而获罪入狱，甚至杀头，恐怕后世的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听说苏轼获罪入狱之后，竟然也上书赵顼，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可见，王安石是个君子，只可惜他所重用的人都是一些小人。 苏轼坐牢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苏轼坐牢，他的儿子苏迈每天去给父亲送牢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他们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 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前去送饭，便委托一个朋友帮他送牢饭，但他忘了告诉那个朋友与父亲约定的暗号。恰巧那位朋友做了一盘红烧鱼。苏轼一见，大吃一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悲愤之下，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我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运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年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在首诗中说得非常悲惨，说他死了之后，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与苏辙世世为兄弟。并在诗里表示皇恩浩荡，自己受恩已多，无法感恩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所怨，都是自己之过。 苏辙接到哥哥的绝命诗，伏案而泣，悲恸欲绝。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其兄之罪。

4、贬谪

苏轼关押受审的事在朝中闹得沸沸扬扬，宫中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知道了这件事。 这一天，太皇太后病了，赵顼进宫问安。太皇太后关心地问起了苏轼的事，她问赵顼： “听说苏轼被诏逮关进牢里，交御史台讯问，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 赵顼回答说：“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此呢？有证据吗？” 赵顼回答说：“当然有证据，御史台的御史连上了四道奏折，都是弹劾苏轼的。” “都是哪些诗句呢？”太皇太后问道。 赵顼将苏轼涉嫌攻击新法的诗句随口背诵了几句。 太皇太后听了，恻然说道：“就这句诗可作证据？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吗？”太皇太后轻轻地咳了几声，接着说，“文人吟诗，都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句讽刺朝政的地方，也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其中很多都含有讽刺的意思，人君不能因而嘉奖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这哪里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赵顼见太皇太后有些不高兴，口称御史们弹劾苏轼，他不得不下诏过问此事。 太皇太后说：“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你的祖父仁宗皇帝非常欣赏他们兄弟俩的才学，曾高兴地对我们说：‘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现在有人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你做皇帝的，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跑啊！” 太皇太后的话明显带有责备之意，而这几句话，成了太皇太后的遗言。 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赵顼御览。恰好此时太皇太后病逝，赵顼要处理太皇太后的丧事，便把苏轼的案子拖延下来。 赵顼对太皇太后很有感情，平常也总是刻意讨太皇太后的欢心，太皇太后对这位孙子皇帝也是疼爱有加，有时赵顼退朝晚了，她就会在宫门口等候，亲自照料他进餐，祖孙俩的关系一直很欢洽。 太皇太后虽然身份显赫，但从不逾越礼法。按惯例，皇家后宫的娘家人，不得进宫拜见，太皇太后有个弟弟叫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顼常请示太皇太后，可不可以带他进宫。太皇太后却说，宗法不可废，曹佾跻身贵显，已经是逾越了，所有国政，不得让他干涉，也不准他进宫。因此，宫内宫外一墙之隔，曹佾从未越过这道墙。 太皇太后病重期间，赵顼禀明太皇太后，带曹佾进宫探望姐姐，交谈几句后，赵顼起身欲退出，好让他们姐弟俩单独说说话。太皇太后却对曹佾说：“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随皇帝去吧！” 赵顼欲劝说太皇太后，让曹佾多呆一会儿。 太皇太后知道他的意思，不等他开口就微笑着说：“去吧！让他进宫已经是破例，不要呆太久，免得朝臣们议论。” 赵顼知道祖母的脾气，只得带着依依不舍的曹佾，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太皇太后在世的最后十几天，赵顼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太皇太后在弥留之际，让宫女从箱子里取出一束封起来的奏章，亲手交给赵顼说：“等我去世以后再拆看，只是让你明白往日的旧事，断不可以此治人之罪，切切记住。” 赵顼含泪收下。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赐予赵顼说：“这四个字，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 赵顼连忙跪受，抽泣着说：“儿臣敬遵懿旨！” 太皇太后听后，含笑而逝。 太皇太后去世后，赵顼打开那束奏章一看，是当年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时一些大臣的反对奏章。赵顼对太皇太后保全了他父亲更加感恩戴德，同时也对宫廷矛盾有了更多的认识。他遵太皇太后的遗命，没有治那些大臣的罪。 太皇太后去世后，尊谥慈圣光献。 太皇太后丧事期间，苏轼一直呆在监狱里等候宣判。数年之后，他告诉朋友，说当年在狱中等待案子结果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苏轼回忆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牢房，一句话也不说，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自己躺下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对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箱子又神秘地走了。” 朋友们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苏轼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受弹劾，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极力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一个太监到狱中去观察。那个太监进了牢房之后，我就睡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后向皇帝报告，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对近臣们说：‘朕知道苏轼于心无愧！’这可能就是后来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原因。” 太皇太后去世是国丧，遇到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据法律和习俗，苏轼应获赦。那些御史本想借这次诗案，把反对派们一网打尽，如果大赦，他们的心血就会白废。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一律不得赦免。舒亶更进一步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赵顼其实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些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他已经准备赦免苏轼。 王珪得知皇上要赦免苏轼，再次拿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两句诗说事。他说：“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如果不给予严厉的谴责，将来怎么能儆示后人呢？” 赵顼却不以为然，他叫王珪不要吹毛求疵，苏轼.99liｂ?这两句诗是咏桧，与他无关。 王珪有些急了，直截了当地说：“苏轼确实有不臣之心，陛下一定要重处他不能放过他啊！” 赵顼有些不高兴了，怫然说道：“你是想使后世的人说朕不能容纳人才吗？” 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 舒亶又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 赵顼此时并没有听他们的谗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藏书网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旧年除夕夜，苏轼被释出狱，在狱中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走出监狱大门，他停下来，用鼻子嗅了嗅空中的新鲜空气，一脸的轻松快乐。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们审查起来，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 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噩运，重新寻获也并非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噩运。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曾告诉他人，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为指朝廷那些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伶人，又是毁谤。 苏轼写完这首诗，掷笔于地，大笑道：“我真是无可救药啊！” 十 破灭的梦想

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夏一战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司马光的问题。 赵顼仍然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令百姓养马，准备西征。 薛向认为养马会给百姓带来不便，建议取消这项政策，以致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被贬往颍州做了知州。冯京也请求离职了。赵顼便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熙宁四年（1081年）四月，俞充又从庆州传来消息，说西夏出现内乱，梁太后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秉常，处死了亲宋的夏将李清，夺取了西夏政权。他建议朝廷乘机出兵，攻占西夏。 赵顼认为征伐西夏的机会来了，立即诏令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的五路兵马，准备征伐西夏，并命鄜延副总管种谔立即进京汇报情况。 种谔是一个夸夸其谈，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熙宁初年，他曾擅自向西夏开战，点燃了宋西面的火药桶而受到朝廷的处罚。他在边廷接到诏命后，立即快马加鞭地赶往汴梁。当他得知赵顼欲西征的意图，并向他探听西夏虚实的时候，立即来了精神，认为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到了。他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说，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梁太后篡政后，西夏是女人当国，人心不稳，宋军一到，即可踏平西夏，活捉李秉常。言下之意，宋军征讨西夏犹如探囊取物，马到成功。 赵顼听了种谔的奏对，更加坚定了征伐西夏的决心。他以为西夏不足畏，取西夏犹如到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 熙宁初年，赵顼曾向老宰相富弼询问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当时曾经告诫说：“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因边界问题出现纠纷，赵顼欲兴兵伐辽，当时太皇太后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辽国如果容易征服，太祖、太宗皇帝早就早收复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其实，太皇太后的这句话，放到现在仍然适用。可惜，赵顼将富弼与太皇太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发动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第二天，赵顼召开御前军事会议，宣布了西征的决定。尽管遭到了孙固和吕公著的极力劝谏，仍然没有改变他西征的决定。 赵顼下达了出征命令：李宪从熙河、种谔从鄜延、高遵裕从环庆、刘昌祚从泾原、王中正从河东，兵分五路，同时向西夏进军。并诏命吐蕃首领董毡带兵一起出征。 孙固见朝廷命李宪为帅，非常吃惊，他认为李宪是个宦官，根本就不会领兵打仗，不能胜任西征军统帅之职。 “宦官不能为帅吗？”赵顼反问。 “当然不行。”孙固肯定地说，“出兵打仗是军国大事，以一个阉人为帅，难道说朝中无将、中国无人吗？前线将士，能听一个阉人的命令吗？” 赵顼不耐烦地说：“这是朕的命令，谁敢不听？” 孙固见赵顼铁了心要命李宪为帅，只好不再说这件事，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五路出兵，谁统一指挥，如果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人，在战场上会乱套的。” “朕岂不知要有总帅吗？”赵顼说，“只是还没人能胜任总帅之职。” 吕公著附和着说：“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当然要有一个总指挥，既然无人能胜任总指挥的职务，就不要出兵吧！” 孙固接口说：“公著所言极是，请陛下三思！” 赵顼沉着脸说：“朕意已决，你们不要多说了。” 孙固、吕公著撞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退朝之后，赵顼刚刚坐定，高太后打发人请他立即进宫，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赶进宫，见过礼之后，高太后劈头盖脸地问：“听说皇帝分兵五路征伐西夏，可有此事？” “是！”赵顼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高太后问道：“高遵裕为其中一路的主帅？” 赵顼点点头，表示有这么回事。 “不行！”高太后断然说，“这一路军马要撤回来，不然要误大事。” 赵顼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高遵裕是我的伯父，我对他的为人最清楚。”高太后说，“他对朝廷的忠心无话可说，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气度太小，贪功，命他镇守边关可以，命他领兵打仗不行，不但不能建功，恐怕还要误事。” “母后不必多虑。”赵顼说，“经略使（高遵裕）在环庆威声很高，不会临阵失机！何况是五路兵马并进，他既然容不得别人战功高过他，打起仗来肯定是不甘人后，这正可以促成他争建战功。” 高太后知道赵顼个性刚愎，听不进劝告，只得说：“我可把话说前头，到时出了事，不要说母后没有提醒你。”说罢，退入后宫去了。 西夏的密探打探到宋廷分兵五路征伐西夏，立即将军情报告西夏国母。 梁氏得此情报，急忙召集众将商量防御之策。西夏众将得知宋兵来犯，个个摩拳擦掌，他们说李宪是一个宦官，不懂带兵打仗，种谔是西夏的败将，不可足勇，宋廷无将，那些带兵的人，都是酒囊饭袋，是来送死的。并说如今秋高马肥，正是打仗的好时候，都主张分兵迎敌。 有一位老将却力排众议，他主张坚壁清野，以避宋军的锐气；在灵州、夏州集聚重兵，以逸待劳；再派精兵截断宋军的粮道。这样，宋军就会不战自乱，到时，数十万宋兵别说打仗，退兵恐怕都来不及。待到宋军溃退之时，诸位将军要怎么杀就怎么杀，人人都可以杀个痛快。 老将的谋略，得到了众人的赞同。梁氏便采纳了这员老将的建议，传令众将依计而行。 宋军兵分五路向西夏境内挺进，一路上，西夏的军队略为抵抗后，便向西夏的纵深后撤，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 在宋军眼里，西夏军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在夏军的心里，这是诱敌深入。两军将士各怀心事，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猫，对方是老鼠。 李宪统领熙、秦七军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兵马，杀入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市新城，袭取女遮谷，收复古兰州，一路连捷，居然在开幕筑城，设置帅府。 种谔率鄜延九万三千兵，出绥德城攻占了米脂城。直逼夏州，驻军于索家坪。 王中正率河东兵攻占宥州。 高遵裕这一路，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出庆州杀奔西夏，收复清远军。 刘昌祚这一路，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奔西夏，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逃往灵武。 五路军纷纷告捷，赵顼在京城得到捷报，欣喜若狂，下令李宪统领五路军，直捣夏都。 宋军将士见攻入夏境之后，一路顺风顺水，连连告捷，以为西夏不过如此，其实，他们正在朝一个死亡的陷阱里跳。 种谔从米脂城出发，攻克石堡城，驻军索家坪，直指夏州。准备粮草一到，便起兵攻打夏州。正在此时，突然接到后军来报，说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夏军伏击，粮草辎重全被夏军劫走。 士兵们听说粮草被劫，顿时骚动起来。大校刘归仁听说粮草被劫，心中恐惧起来，自知这个仗已没法打了，也没与种谔打招呼，带领自己的士兵逃跑了。宋军本来就军心已动，见有军撤退，以为是要撤退了，便一窝蜂地跑，种谔的命令已经失去了作用。恰在此时，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可怜宋军人马，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途中还遭到夏军的截杀，退回鄜延，剩下不足三万人马。 王中正从宥州出发，进军至奈王井，粮食耗尽，后面的粮道被夏军切断，无奈之下，也只得撤军，退回庆州，计点人马，冻饿死亡者接近一半。 刘昌祚率兵在磨移隘杀败夏军，迫使夏军向灵州败退，宋军追到灵州城下，将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刘昌祚命令部队向灵州城发起猛烈攻击，眼看破城在即，突然接到高遵裕停止攻城的命令。刘昌祚是高遵裕的部属，不得不服从军令，只好下令停止攻城。 原来，高遵裕在进军途中，得知刘昌祚正在攻打灵州。他担心刘昌祚攻破灵州，独建不世之功，立即传令停止攻城。一念之差，使宋军丧失了破城良机。高太后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高遵裕三天之后才赶到灵州，此时，刘昌祚军的士气已泄，高遵裕的部队长途奔驰，也是疲惫之师，而灵州城中的夏兵经过休整部署，防御更加严密，守卫更加顽强，宋军连续围攻十八天，灵州城固若金汤，宋军难越雷池一步。 正在两军酣战之时，夏军的一支人马悄然决开黄河七级渠，滔滔的黄河水，以泰山压顶之势奔向宋军。 高遵裕、刘昌祚只顾攻城，没有防到夏人这一招，顷刻间，数万宋军身陷汪洋之中，淹死过半，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气候奇冷，有幸没有淹死的人，因衣服被水湿透，又冻死了二万多人，侥幸逃得性命，又遭到夏军的追杀，高遵裕一路逃回庆州，刘昌祚一路逃回泾原，所剩残军，仅一万三千余人。 李宪这一路，因有收复古兰州之功，加之是他最先向朝廷报捷，赵顼命他为五路大军的总指挥，直捣夏都。 李宪领兵东上，在天都山下安下营寨，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毁坏馆库，杀败夏军，进驻葫芦河。当他得知其余各路失败的消息，不敢再进，立即班师。 五路大军，全线溃败。当时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官员写了一首《西征诗》，记录了灵州城下的惨状： 青岗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 宋夏双方战事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五路大兵，出兵时约定到灵州会合，四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境内，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同一下场——惨败。唯李宪这一路没有到灵州，因此，他的损失最少。 灵武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赵顼正要就寝，惊得他从床上爬起来，急得挠脑抓腮，绕床疾走，整夜都不曾入睡，从此便染上了疾病。 事后他对左右说：“朕遣兵西征的时候，孙固力谏不可，朕以为他是迂阔，不肯听他。太后也说高遵裕不可使领兵、任攻取，朕也不听，如今果然遭此大败，悔之晚矣！” 按罪论罚：高遵裕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刘昌祚、王中正都受到降职处罚。唯独李宪不加罪。 孙固认为，各路兵马都到了灵州，唯李宪没有到，依军法论处，李宪当斩，现在不但不杀他，竟然连处分都不给，不合理。 赵顼便降诏责问李宪，自要他说明擅自退兵的原因。 李宪上表申辩，称因为粮草运输没有跟上，部队没有粮食吃，只好退兵。并说他正在筹办粮饷器械，图谋再举。 李宪的狡辩，迷惑了赵顼。过了两天，李宪再上进攻西夏的策略，赵顼授他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兼知兰州，并命李浩为副。 吕公著再上书谏阻，赵顼仍然不从，吕公著托说自己有病，请求辞职，赵顼命他为定州知州。 此时官制改革已经确定，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 赵顼命王珪为尚书左仆射，蔡确为尚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

3、再败永乐城

灵州之战虽然失败了，赵顼并没有放弃消灭西夏的愿望，李宪很会揣摩赵顼的心事，他知道皇上开疆拓土的决心并没有变，于是就投其所好，提议再伐西夏。赵顼正在犹豫之际，种谔又向朝廷奏报，建议在横山筑城寨，取高屋建瓴之势以俯瞰夏境，并主张从银州进兵征讨西夏。 这个建议是延州知州沈括提出的，种谔因为西征吃了败仗，想有一个建功的机会，便把沈括的建议上奏朝廷。 赵顼非常重视种谔的意见，立即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李舜举到鄜延去落实筑城之事。 王安礼认为徐禧志大才疏，不可大用，奏请赵顼改派他人，赵顼不听。 李舜举领旨后去见宰相王珪，对王珪说：“古称四郊多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当国，怎么能把这样的大事交给两个内臣呢？我们这些内臣，只能做些打扫卫生的后勤工作，怎么可以做将帅的重任呢？” 李舜举的态度很明确，打锣卖糖，各做各行，他和徐禧都是宦官，只能做一些侍候皇上的事，领兵打仗是将帅们的事，不应该让他们来做。他的话，说出了宋朝的一个普遍问题，能带兵打仗的将帅靠边站，不会打仗的却去领军杀敌。 王珪心里有愧，笑着说：“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老朽与你同殿为臣，不会领兵打仗，不能到边藏书网廷建功立业，正要借重你绥靖边疆，使朝廷无忧，我才好做太平宰相。你和徐禧能文能武，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正该出将入相，为朝廷出力，怎能说不能为帅呢？” 李舜举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口气，只好退出。 徐禧和李舜举到达鄜延，徐禧察看了地形后，不赞成筑城横山，要将建城地址选在永乐。 种谔认为，横山控扼险要，地势居高临下，俯视兴州、灵州，进可以直捣西夏巢穴，退可以自守，是筑城的最佳地点。征伐西夏，要从银州进军。 徐禧则认为，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的交汇地，但旧城东南面已被河水淹没，西北又阻天堑，不如永乐地势险要，应筑城于永乐。 种谔则说，永乐距银州只有二十五里，是银州的冲要，在此地筑城，西夏定要力争，筑城不能有所益于国家，反惹起西夏的战争，这是失策。 徐禧则认为，筑城于西夏必争之地，要让西夏感到恐惧，这才能显上国的威风，如果怕他来争，还能坐镇边疆吗？ 两人为筑城地点相持不下，只好上奏朝廷。 赵顼不明底细，竟然采纳了徐禧的建议，舍横山而筑城永乐，并诏命徐禧带领诸将前去兴筑，命沈括为援应，陕西转运判官李稷负责粮饷供应。 徐禧奉诏后，因与种谔意见不合，奏请留种谔守延州，自己亲自率众将前往永乐筑城。只用了十四天时间便筑成。 赵顼大喜，赐新城名银川寨。 银川寨距离银州二十五里，地当银州要冲，为夏人必争之地。徐禧等去后不到十天，西夏便遣铁骑二千，来攻银川寨。 曲珍派人飞报徐禧。徐禧命沈括留守米脂，自己与李舜举、李稷等驰援银川寨。 徐禧率援兵刚到银川寨，西夏已调集全国三十万大兵来攻，显然，西夏对于银川寨是志在必得，这个结果，正是种谔担心的事情。 大将高永能见夏军蜂拥而来，建议乘夏军立脚未稳之时，打他个措手不及。 徐禧呵斥道：“王师不鼓不成列，怎可乘人未曾布阵，便施攻击呢？”意思是他要与夏军堂堂正正地打一仗。 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徐禧错过了一次打击夏军的良机。曲珍见漫山遍野都是夏兵，将士们面有惧色，建议撤军回城，以图良策，遭到徐禧一顿呵斥，只得列阵河边。 西夏军铁骑先行渡河。 曲珍见状，急忙说：“这个是铁鹞子军！乘他半渡之时发起攻击，定可得胜，若等他渡过河，占据有利地形，横冲直撞，将会势不可挡！” 徐禧却说：“我正要他渡过河来，若半渡便去击他，不能消灭他们，反而会使他们乘机逃脱，岂不是要留下后患？” 徐禧不懂兵法，又一次丧失了击敌的良机。在他的眼里，似乎夏军就是来送死的，宋军已经稳操胜券。 曲珍见徐禧根本就不会打仗，忍不住长叹道：“大势去矣！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西夏铁鹞子军见宋军并不出击，迅速抢过河，过河后也不列阵，直接向宋军冲杀过来，锐不可当，紧随其后的大批夏军纷纷过河，一齐杀奔宋军。曲珍部众不能抵挡，立即溃败而逃。 徐禧见势头不好，早拨转马头，一溜烟逃进城中。曲珍带着败兵退入城中。 西夏三十万大军将银川寨围得水泄不通，并切断了水源。徐禧束手无策，只能靠曲珍的部队与夏军浴血奋战，勉强守住城池。城中没水，士兵们到处挖井，很多士兵活活地渴死。 李宪与沈括虽然引兵来救，都被西夏军所阻。种谔怨恨徐禧，按兵不动。银川寨的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釜底游鱼。 银川寨里的将士因饥渴，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半夜时分，突然又天降大雨，城中一片混乱。西夏军乘势攻破银川寨。 徐禧、李舜举、李稷等死于乱军中，唯曲珍丢盔弃甲，在乱军中逃脱。 永乐城一战，宋军阵亡将士二十余万。西夏兵追到米脂，沈括闭门死守，西夏兵攻打数天不下，撤兵退走。 自熙宁年以来，赵顼数次用兵西陲，所得地盘仅葭芦、吴堡、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城，阵亡将士数十万，耗用钱谷银绢不计其数。永乐一役，败得更惨。 沈括因此而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曲珍降职为皇城使。 永乐城之战，彻底击溃了赵顼平夏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西征，在军事上，宋朝也由攻势转为守势。 宋朝不再西征，西夏人并不甘心，仍然在宋夏边境东侵西扰，并致书泾原总管刘昌祚，责问宋军侵略西夏。刘昌祚将西夏的书信转呈朝廷。 赵顼无话可说，只得令刘昌祚答应来使，同意与西夏通好。 西夏遣使来朝，上表“乞还侵地，仍效忠勤”。 赵顼下诏，说宋不会对夏用兵，也希望西夏遵守盟约，但只字不提西夏要求归还被宋夺取的土地。 西夏使臣走了之后，赵顼下令陕西、河东经略司，所有收复的城寨，巡逻兵不得超出二三里的范围，对西夏的赏赐，仍按以前的数额拨付。 夏主再次上书，要求宋廷归还失地，赵顼仍然不答应，夏主便心存二心，伺机报复。 刘挚劾奏李宪，说永城之败是因李宪贪功所致，应受到惩罚，李宪被贬为熙河安抚经略都总管。 元丰七年（1084年），夏主李秉常率兵八十万，围攻兰州，连续攻打十昼夜，李宪竭力御守，保得城池不失，李秉常因粮饷已尽，不能继续攻打，引兵退去；不久，又攻打延州德顺军、定西城及熙河诸寨，都没有得逞；转围定州，也被宋军击退。李秉常四出无功，只好收兵，宋夏暂时停止战争，依然通好。

4、破灭的梦想

十二月，司马光历经十九年著成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一书，这本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备列事目，又参考群书，评列异同，共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将书送呈供御览。 赵顼见了这部 href='6042/im'>《资治通鉴》，非常喜悦，夸赞说，这是一本前代不曾见的伟大著作，比荀悦作的《汉纪》要好多了。于是授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有一天，赵顼正在批阅 href='6042/im'>《资治通鉴》，正好蒲宗孟进见奏事，赵顼拍拍书说，如今天下人才寥落，幸得还有一个司马光。 蒲宗孟对司马光心存嫉妒，随口回答说，人才多半被司马光的邪说引坏了，陛下怎么反而这么说呢？ 赵顼正在兴头上，听了此话很生气，逼视着蒲宗孟说：“你不喜欢司马光，是吧？朕以前曾命他到枢密院任职，他固辞不受，满朝文武，放着高官不做的，惟司马光一人，谁能比得上他？” 蒲宗孟碰了个大钉子，满面羞惭，默默退出。 次日早朝，赵顼罢免蒲宗孟，用王安礼为尚书左丞，李清臣为尚书右丞，调吕公著知扬州。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赵顼患病，高太后命人求神拜佛，祭奠宗庙，然而，赵顼病情不但未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大臣们乱作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立太子。赵顼似乎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赵顼有十四个儿子，有八个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所存的六个儿子，年龄最大的延安郡王赵佣只有十岁。而两个同母所生弟弟岐王赵颢三十六岁、嘉王赵頵三十岁，论声望、凭地位，讲出身，都有资格做皇帝。岐王是昌王改封，嘉王即乐安郡王改封。 员外郎邢恕想立异邀功，想在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两王中选定一个皇位继承人，他去征询蔡确的意见。 蔡确犹豫了半天说：“太后的意见如何？” 邢恕信心十足地说：“岐王、嘉王都是高太后所生，母子的感情当然比隔一代的深厚，在她的儿子中立一个做皇帝，高兴都来不及，能不同意吗？” 蔡确想了想说：“还是先奏知太后，有了旨意再说吧！” 邢恕满怀信心地去拜访高太后的侄儿高公绘兄弟，寒暄过后，邢恕对高氏兄弟说，延安郡王年纪太小，岐王、嘉王都很贤明，他们都可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高公绘听了邢恕之言，脸色大变，不客气地说：“这是皇家的事，我怎么能插嘴，你这不是要害我高家吗！”说罢，立即起身送客。 邢恕碰了一个钉子，无奈之下，只得败兴而归。 邢恕和蔡确见阴谋不能得逞，只得另想他法。 朝中大臣对册立太子一事蠢蠢欲动，两位亲王也极为关注，他们到宫中探视皇上病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躺在病床上的赵顼似乎觉察到两个弟弟的意图，但也只能“怒目视之”。两位亲王并常以请安为名，进宫谒见高太后，试图探听或议论立储之事。 高太后出身尊贵，她的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妈是仁宗皇帝的曹皇后，曹皇后视为己出，自小收养在宫里，与英宗皇帝是青梅竹马。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主持了两人的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高太后经历了仁宗、英宗、赵顼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赵顼朝的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算得上是见多识广，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两位亲王的一举一动，并没有逃过高太后的眼睛。她见两个儿子居心叵测，立即有了警觉，当日，岐、嘉两王进宫探视赵顼病情，高太后冷着脸对两个亲王说：“从今天起，暂时关闭宫门，你们就不要进宫来，因为皇太子还没有立定，难保臣下没有立异的想法，免得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引避嫌疑为好。” 两位亲王知道太后说话的分量，受命之后，匆匆退出，各自回到王邸，闭门谢客，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高太后禁止两位亲王出入赵顼的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她也加快了立储的步伐，暗中安排人赶制了一件十岁孩子穿的皇袍，以备不时之需。 高太后在宫中做好了准备，邢恕、蔡确两人也没有闲着，两人密议，决定拥立赵佣，夺册立之功。 邢恕和蔡确议定约请王珪一同进宫探视赵顼的病情，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侧，只要王珪稍有异议，便把他杀掉。岂料人算不如天算，蔡确、邢恕布置停当后再约王珪时，王珪早已进宫去了。 三月初一，王珪进宫受赵顼顾命，草诏遗诏，册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赐名赵煦，高太后代理军国大事，垂帘听政。 五天之后，赵顼驾崩。 赵顼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他的梦想破灭之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赵顼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次，享寿三十七岁，后归葬永裕陵，庙号神宗。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