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怪诞心理学》
前言
有人曾经问我：你从事的这项研究到底能有什么用呢？99ｌib?但我从没有因诸九九藏书如此类的怀疑或非议而动摇过。我始终坚守着.99lib.这样一个信念：只要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能够.99lib.给人以些许的启迪、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解读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社会，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有价值的！
——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社会生活中的人》
消失的手套、公文包和货车女驾驶员
在过去的25年里，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约翰·特林考斯教授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全部用在了以科学的方式观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特林考斯发表的学术论文已近百篇，其研究题材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他曾造访过很多火车站，目的就是观察男性和女性所穿运动鞋的颜..色(79％的男性选择了白色运动鞋，但选择白色运动鞋的女性只占34％圈)；他曾计算过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员宣称他们的预报非常准确的次数和实际的准确次数(在他们号称准确的预报中，真正准确的其实只有49％)；他曾到城市的贫民区记录反戴棒球帽的人数(正以每年10％的比率减少嗍)；他也曾计算过电视访谈节目中受访人以“yes”(是的)回答问题的次数，希望以此勾勒出肯定回答的用语趋势在他分析的419个问题中，“yes”(是的)被使用了53次，“exactly”(正是)被使用了117次，而“absolutely(完全正确)被使用了249次”。
特林考斯对运动鞋、天气预报、棒球帽戴法和“yes”的使用所做的调查显然都没有很明显的寓意。然而，他的其他一些研究却寓意深刻，尤其是他在人性惊人的可预测性方面所做的研究。网特林考斯让几百名学生从10～50之间任意选一个奇数，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选的都是37。他让大家再从50～100之间任意选一个偶数，结果大部分人选的都是68。特林考斯随后把这个研究拿到了真实世界里，请100名拥有密码锁公文包的人告诉他密码锁的组合号码。啊结果发现，大约75％的人都没有改变密码锁的出厂设置，用数字组合0-0-0就可以打开他们的公文包。(在 href='557/im'>《别闹了，费曼先生》阁一书中，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提到，当他在位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美国军事基地参与开发原子弹时，曾利用此类可预测性读取了高度机密的文件。有一次，仅仅通过尝试他觉得一名物理学家可能使用的不同号码组合，他就成功地打开了一位同事的保险箱。保险箱的密码是27-18-28，设置该密码的依据显然是数学常数e=2．71828。还有一次，费曼发现竟然没有人改过基地最大保险箱的出厂预设值，这意味着即便是技术并不娴熟的窃贼也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开这个重要的保险箱。)>
在特林考斯所有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被收录到了一篇鲜为人知的论文里，论文的题目是《浅谈消失的个人“物品”——手套》。恻在论文的起始部分，特林考斯提到自己的很多个人物品总会无故消失，比如一只袜子、雨伞或者一只手套。接下来他又谈到，雨伞丢失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他从街头的小贩那里买了好几把廉价雨伞(他观察到小贩出售雨伞的价格在雨天要比平时贵出50％)，不过，他并不乐意用同样的方法解决手套的问题。特林考斯希望能够彻底搞清楚手套消失之谜，因此做了一次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他仔细观察了消失的那只手套是属于左手还是右手，结果发现，神秘消失的左手手套数量竟然是右手手套数量的3倍。这让他怀疑自己可能是先摘下了右手的手套，并随手放在了口袋里，然后又把左手手套摘了下来，并放在了右手手套的上面。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左手手套就会距离口袋边缘比较近，所以更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特林考斯对消失的手套所做的研究激发了其他研究人员去探索与此类似的主题。2005年，墨尔本马克发伦伯纳特医学研究院的三名研究人员梅根．莱姆、玛格丽特·海拉德和坎贝尔·艾肯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探究公共厨房里的茶匙经常消失的原因所在(或者，就像他们在该主题的科学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措辞，目的是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那些该死的茶匙都到哪里去了?”)。伽研究团队偷偷地对70个茶匙做了标记，然后把它们分别放在了研究院的8个公共厨房里，在随后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对茶匙的动态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80％的茶匙在这段时间里神秘消失了，其中有一半在前81天内就不见了踪影。还有一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36％的人说他们在一生中至少偷过一次茶匙，还有18％的人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就偷过。该调查问卷的数据能够说明消失的茶匙并不是被吸到另一个维度去了(译者注：在道格拉斯．亚当斯所著的 href='2780/im'>《银河系漫游指南》一书中，作者宣称茶匙可能是悄然移居到了一个完全由“茶匙状”生命居住的星球)，而是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诠释：人们把它们给偷走了。研究人员还提到，如果把研究院茶匙的消失比率乘以墨尔本所有的劳动人口，那么仅墨尔本这一个城市每年就会有1800万个茶匙神秘消失。如果把这些消失的茶匙首尾相连，它们就能够沿着莫桑比克的海岸线环绕一周。跟特林考斯所做的“消失的手套”研究不同，“消失的茶匙”开始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复制，法国学者最近也做了一次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家大型的餐厅里，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丢失了1800个茶匙。.9９ｌｉｂ.?.
被人们窃取的茶匙让我们联想到了特林考斯在不诚实以及反社会 884c." >行为方面的研究。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们会看到，很多对此类行为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探究的都是更为严重的偷窃行为或自私举动。特林考斯成功地开发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较小规模的社会违规行为上，比如说有人买了十件以上的商品却走超市的快速结账通道，或者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乱停车。他的研究带来了非常惊人的发现，显示了这些违规行为发生的频率有多高、从这些情况如何能够勾勒出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图景，以及这些违规行为与货车女驾驶员之间的关系。
1993年，特林考斯和他的研究团队造访了美国东北部的一家大型超市。他们暗中观察了顾客在75种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每种情境持续观察15分钟。他们仔细计算了到底有多少人购买了十件以上的商品却依然到“十件及以下”的快速通道结账。为了确保这项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他们连续数周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对顾客进行观察，并在超市开放两个以上正常结账通道的情况下才记录顾客的行为(这意味着顾客完全可以选择使用正确的结账通道)。结果显示，在快速通道结账的顾客中85％都有违规行为，因为他们的购物篮中可不止十件商品。2002年，特林考斯又在同一家超市重复做了一次实验，结果显示违规顾客的比例已经上升到93％了。如果以这样的变化速度计算，到了2011年，在使用快速通道的顾客中就再也找不到购买十件以下商品的顾客了。
做完1993年的实验之后，特林考斯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新的可疑行为。在使用快速通道的顾客中，有几个人会把购买的商品分成十件一组，然后分别放在传送带上结账。其中就有一名顾客成功地使用这种投机９９lib.取巧的方法在快速通道结算了29件商品。发现了这种新的欺骗行为后，特林考斯意识到可以借此确定哪种类型的人最有可能违反社会规范。特林考斯使用了一贯的观察方法，让他的团队成员尾随这些人到超市的停车场，并偷偷地记下他们的性别和车型。结果显示：大约80％的违规者都是货车女驾驶员。这可不是特林考斯第一次发现货车女驾驶员特别有可能做出反社会的行为。1999年，他在学校附近计算超速驾驶的人数并对这些人加以分类，结果发现，96％的货车女驾驶员都会超速行驶，但违约的货车男驾驶员却只有86％。“僦在同一年，他还计算了在丁字路口停车标志前未完全停车的驾驶员数量。总体而言，94％的驾驶员没有遵守交通标志，但货车女驾驶员的违规比例高达99％。2001年，他花了32个小时记录了200件机动车驶入行人专用路口的违规案例，结果发现40％的案例都跟同一类人有关，没错，你猜对了，就是货车女驾驶员。一年后，他在一个购物中心统计了人们将车子停在消防禁停区内的情况。结果发现，最不守规矩的还是货车女驾驶员，占到了所有违规人数的35％左右。
针对实验得出的数据，特林考斯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他怀疑“货车女驾驶员不经意间将职场中的授权概念带到了日常生活中。”依据这种解释，女性仍在适应她们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权力，所以可能会不自觉地想要超越男性以往的行为，比如超速行驶、在禁止停车的区域停车或者对交通标志视而不见。第二，特林考斯指出，这些货车女驾驶员可能走在了社会道德沦丧的前沿，她们的这些行为预示着未来的人们可能都会这么做。
测试一个国家的诚实度
199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做了一次民bbr>９9ｌｉｂ?意调查，问美国人谁“有可能”上天堂。比尔·克林顿的得票情况还不是很差，有52％的参与者认为天堂之门还是向他敞开的；戴安娜王妃的票数相对多了那么一点儿，有60％的参与者认为她可以上天堂；排在第二名的是特瑞莎修女，她的认可度达到了79％。那么，以87％的认可度摘得冠军宝座的又是哪一位呢?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才是可以上天堂的首要人选。难道我们真的生活在几乎所有人都可能是圣人的社区或者国度里吗?
几年前，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请我帮忙设计几个小测验，以便检测一下这个国家的诚实度。我们并没有采用特林考斯观察细小违规事件的方法，而是决定更积极地行动起来，所以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了严重的自私行为上。很多的测验都是在最单纯的地方进行的，而且大部分的参与者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与了一项科学研究。
请想象你自己走到了一台自动取款机旁边。你刚要把自己的银行卡插进取款机，这时机器里突然吐出来一张10英镑的钞票。那么你会拿钱走人呢?还是会把它还给银行?
我所设计的第一个实验就是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看看人们对这种情况的反应。经过特批，节目制作单位获得了某家英国知名银行自动取款机一天的掌控权。他们让工程师挪开了原有的取款机，换上了另外一个特殊的装置，只要有人站到该装置前面，它就会自动吐出一张10英镑的钞票。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不知情的顾客，她走到取款机前，就在此时，取款机突然自动吐出了一张10英镑的钞票。隐藏的摄像机正在记录着她的一举一动。结果证明这位女士相当诚实，她立即就拿着钞票走进了银行，走到柜台前交给了迷惑不解的银行工作人员，并向他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很遗憾，这位女士的诚实举动被证明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把钞票留给自己，还有一些人看起来“很善于把握发财机会”，他们会多藏书网次回到取款机前拿走钞票，其中最不诚实的一位竟然回来了20次之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心安理得地拿走并不属于他们的钱呢?或许使用取款机做实验得出的数据会扭曲事实。人们可能会觉得拿走一台机器给他们的钱是一回事，但从另一个人那里把钱拿走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还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拿走的是银行的钱。可能那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认为取款机吐钱出来是银行自己出错了，而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拿回银行从他们身上赚到的钱，虽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为了验证这些想法，节目的制作单位又做了第二个实验。这一次，给他们钱的不再是机器了，而是另外一个人，实验的地点也从冷漠的自动取款机改成了一家热情好客的商店。
设想一下你从商店里买了一本杂志，你给了收银员一张5英镑的钞票。你绝对没有想到，收银员找给你的零钱竟然是按10英镑的钞票计算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很诚实地把多找给你的钱还给收银员吗?
为了探讨公众在这种情境下的诚实度，节目制作单位跟全国性的报刊经销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一天的时间内接管了其下属的一家连锁商店，并将其变成了我们的实验室。在研究的第一部分，研究人员要求收银员多找零钱。如果有人用5英镑的钞票付款，收银员就按10英镑找零，、如果顾客给的是10英镑的钞票，收银员就按20英镑找零。当第一名不知情的顾客走进商店时，大家都等着看他是不是足够诚实，会不会坦承自己拿到了意外之财。结果显示，所有的人都收下了多找给他们的零钱；
很多人在离开商店时脸上还露出了狡猾的微笑。
和所有的实验一样，我们也必须排除任何其他的可能解释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许并不是人们不诚实，而是他们没有留意到收银员在找零时多给钱了(尽管他们笑了)。我们重复了刚才的实验，这一次，收银员大声地数出了零钱有多少。第二批顾客走进了商店，收银员仔细地数出了多出的零钱，并把它们交待了顾客的手里。那些用5英镑钞票付款的人是按照10英镑找的零，而那些用10英镑钞票支付的按照20英镑找零。结果显示，人们依然会收下多余的零钱，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
为了进一步强调错误，在实验的倒数第二部分，研究人员要求收银员不仅要仔细数出多找的零钱并交到顾客手里，随后他们还得露出有点迷惑的表情，并询问顾客刚才给他们的钞票到底是多少面值的。我们觉得，这一次..大家应该会坦诚地告诉收银员多找零了吧?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实话实说。有趣的是，顾客通常不会直接撒谎，而是先核实收银员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用于支付的是10英镑的钞票还是20英镑的钞票(“你不能看一下抽屉里吗?”)，然后再趁机占商店的便宜。只有一个人指出了收银员的错误。在随后的采访中，这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如果拿走多找的零钱耶稣会不高兴的。研究人员虽然可以尝试，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验证这种理论。
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员站在了商店外面，扮作市场调查人员。当看到刚拿了多找的零钱走出商店的顾客时，他就会走上去问他们几个跟诚实有关的问题。你觉得记者诚实吗?英国女王值得信任吗?最后，他会问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一家商店的收银员多找了很多零钱给你，你会诚实地如数归还给商店吗?”在最后一个问题出现之前，每个人都能迅速而明确地给出问题的答案。不，他们不信任记者。是的，他们觉得英国女王是诚实的。但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他们却突然显得有些支支吾吾了。虽然他们才刚刚做出了问题中提及的不诚实行为，但却给出了相对较长，而且非常模糊的答案，比如，“我不记得上次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了”、“我通常不看找了多少零钱”、“我从来都没好好数过找给我的零钱”。看来，即便是在匿名调查中，人们也无法坦诚面对。
这项研究的结果呈现了一种有趣但却令人沮丧的人性观点。在当今英国社会，不道德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虽然绝大部分的人都号称自己是诚实正直的公民，但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不诚实的。
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完全令人感到沮丧和绝望。我们最后又做了第三次研究，这也是最后一次了。结果显示，在谈到自私和无私时，细微的改变也会带来巨大的差异。我们重复了第一阶段的实验，但这次的场所不再是报刊连锁商店了，而是换成了街角的一家小商店。和报刊连锁商店的收银员一样，研究人员让小商店的店主也给顾客多找零钱。如果有人用5英镑的钞..票付款，店主就按10英镑找零，如果顾客给的是10英镑的钞票，店主就按20英镑找零。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在连锁商店做实验时，所有的顾客都会一声不响地拿钱走人，但换成街角小店后，一半的顾客都会立即把多找的零钱还给店主。看起来人们好像觉得多拿大公司的钱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多找钱的是当地的一家小商店，那就不能把多找的钱据为己有了。在后续的采访中，很多诚实的顾客都表示，从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身上赚取意外之财就是不对的。他们的说法完全符合一个重要的理论，该理论能够影响我们在什么时候施与以及在什么时候获取。这一切都跟相似心理有关。
尼克松、按喇叭和俄罗斯妖僧
理查德·尼克松在不经意间曾为心理学作出过不少贡献。最早的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是在1960年。辩论的双方分别是尼克松和肯尼迪。当时收听广播的人觉得尼克松赢得了大选，但观看电视的人则表示肯尼迪会胜出。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尼克松在事先拒绝化妆，所以在整个辩论过程中他看起来满头大汗而且焦躁不安。研究人员发现，电视观众关注的焦点是他们所看到的，而不是所听到的，所以才会得出与广播听众截然相反的推论。尼克松对心理学做出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著名的“尼克松效应”。政治丑闻“水门事件”曝光后，尼克松发表了辞职演说，尼克松看起来非常冷静而且镇定自若，但研究人员在分析他的面部表情时发现他一直在飞快地眨眼睛(频率显然超过每分钟50次)，而这是内心极度不安的外在表现。后来研究人员探究了8次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候选人眨眼睛的频率，结果显示，其中有7次是频繁眨眼睛的候选人输掉了大选。
在担任总统期间，尼克松在白宫的那段岁月也为研究人员探究助人为乐的心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引发了好几场当时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动。1971年4月，20多万人聚集到华盛顿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媒体关注的是这次抗议活动可能会对国际政治造成什么影响，但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苏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却觉得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对相似心理和助人为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秘密调研。
几个月前，研究人员已经告诉一名演员开始留长发和蓄胡子。在抗议开始的时候，他们给了这名演员一块写有“推翻尼克松”的牌子，同时就像他们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确保这名演员“全身上下都是嬉皮士的装扮”。一名女性研究人员把这名演员 5e26." >带进了人群里。预定的时间一到，这名演员就突然坐到地上，双手抱头假装身体很不舒服。接着实验者就会走向毫不知情的真正抗议者，并开始说出早已背熟的台词。
最初她会问抗议者能不能帮助自己的朋友，因为他身体很不舒服。如果抗议者乐意伸出援手，她就会接着问他们是否介意帮她把朋友扶到人群外面。如果抗议者依然同意帮忙，她就会再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把她朋友送到最近的急救站。抗议者如果到此时还没有拒绝的意思，那名演员就会请抗议者把他送他回7英里之外的家里。最后，演员会要求那些表示愿意送他回家的抗议者帮他出乘坐公交车的钱。到了这个时候，假装生病的演员突然就会完全康复了，他会对抗议者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帮忙了。
为了探究提供帮助和相似心理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又在另一种不同的情境下重新做了一次这个实验。这一次，演员拿的是一个“支持尼克松”的牌子，头发剪了，胡子也剃了，而且还把嬉皮装扮改成了相对保守的着装(运动衫、休闲裤、休闲鞋)。唯一不变的就是事先准备好的那些台词——实验者和演员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跟上一次实验时完全一两种不同的情况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当演员看起来很像一名和平的抗议者时，其他抗议者看起来就是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都会伸出援手，很多人愿意自掏腰包让演员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些抗议者甚至提出自己开车送演员回去，那些没钱也没车的抗议者竟然表不愿意陪着演员走7英里的路回家。可是，当演员把胡子刮干净并不再是嬉皮士打扮时，那些好心的和平抗议者们就不再那么愿意帮忙了。在两种情况下，演员需要协助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变成了“敌对”阵营的一员。
这项研究阐释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却异常强大的概念。我们会帮助与我们相似的人。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多次找身上涂满番茄酱的学生躺在马路上求助，此类实验也一再地收到同样的效果。当需要帮助的人跟自己在年龄、背景和品位上都非常类似时，人们最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看的话，这也完全是合理的。那些外表和行为都跟我们类似的人更有可能在基因上是与我们相关的，或者来自相同的部落，所以也更值得我们好好善待。
在探究相似性效应的各种实验中，我最喜欢牛津大学的约瑟夫·福格斯所做的研究，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欧洲各国驾驶员按汽车喇叭的不同方式。福格斯的想法完全符合很多怪念头都具备的.９9ｌiｂ?三大要素：有创意、很简单、有点奇怪。他请一名男士和一名女士开着一辆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灰色甲克虫轿车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游荡。他们会开车穿过规模大致相同的很多城镇，并尽量在红灯亮时排在所有等候车辆的最前面。当信号灯变成绿色后，他们会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以此激怒后面的驾驶员。事实上，他们并不只是故意捣乱，而是仔细记下紧跟其后的驾驶员按喇叭的方式，包括他们等多久才会开始按喇叭以及按喇叭时的持续时间。这么做其实是有一定危险的。就在几年前，有人也做过类似的实验，有几个排在后面的驾驶员对实验者的行为极度不满，于是开始猛撞实验者驾驶的汽车。例不过，福克斯和他的同事们都活了下来，他们不仅说出了研究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最没有耐心的是意大利人，平均5秒钟后就开始按喇叭。接下来是西班牙人，大约6秒钟后开始按喇叭。法国人会等待7秒钟左右，而德国人是最有耐心的，他们大约在7．5秒钟后才会开始按喇叭。
在这一部分的实验中，实验者要非常谨慎地确保后面的驾驶员不会受到实验者国籍的影响。鉴于此，甲克虫上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澳大利亚国徽。在研究人员看来，这“多少符合真正的‘外国’车的要求”，这意味着甲克虫的驾驶员来自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中立国家。到了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悄悄地把澳大利亚国徽换成了德国国徽，然后重复第一阶段的夹验。这一次，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很快就变得不耐烦了，意大利人仅仅等了3秒钟就开始按喇叭，而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怒火也在4秒钟左右迸发了出来。然而，在德国时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里，按喇叭前的等待时间延长到了8秒钟左右。由此看来，像国徽这么简单的因素也会激发出人们的相似感和相异感，从而显著影响到驾驶员开始按喇叭前的等待时间。这并不是唯一利用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来呈现相似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
1969年夏天，美国警方与非裔美国人民权组织“黑豹党”之间爆发了多起流血冲突。弗朗西斯·豪伊森斯达姆当时正在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他的很多黑人学生提到他们收到了很多交通罚单。豪伊森斯达姆注意到这些学生的汽车保险杠上都有支持黑豹党的贴纸，他想知道这些罚单到底是警察的偏见所致还是学生违规驾车导致的结果。
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豪伊森斯达姆找来45名驾驶记录非常良好的学生参与一项特别的实验。他请这些学生都在汽车保险杠上贴上支持黑豹党的贴纸。所有参与者都签署声明，说他们不会刻意做任何会引起警察注意的事情，他们的汽车也都经过了仔细检查，完全符合上路行驶条件。此外，这些学生每天早晨都会宣誓要安全驾驶。实验开始后才两个小时，就有一名参与者收到了罚单，理由是“变换车道不当”。第二天，又有五名参与者收到了罚单，理由都是小的违规行为，比如“尾随前方车辆太近”和“开得太慢”。参与者收到罚单后亲自去缴纳罚款，结果有人在开车去交罚款时又收到了第二张罚单。仅仅在三周的时间内，这群学生就收到了多达33张罚单，实验只能被迫中止，因为豪伊森斯达姆已经没钱帮学生缴纳罚款了。豪伊森斯达姆说，当他宣布实验结束时，“那些还没有收到罚单的学生都松了一口气，马上走到自己的车边把支持黑豹党的贴纸拿掉了”。虽然这项实验的设计并不完美(豪伊森斯达姆藏书网建议，将来如果再有人做类似的实验，应该安排另外一组学生作为对照，对照组的汽车保险杠上应该贴上写有“美国——要么爱她，要么走人”字样的贴纸)，但结果显示，即便是一张小小的贴纸也可以影响到人们是伸出援助之手还是蓄意加以阻挠，即便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公正无私。
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杰瑞·伯格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想要知道：人们在遵循相似性原理时会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行为。比如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彼此拥有毫无意义的相似点(比如生日是在同一天)而去帮助陌生人?
伯格和他的研究团队打着进行占星术实验的幌子将自愿者请到了他的实验室。幽实验者会将自愿者介绍给另外一名参与者(其实是一名演员假扮的)，然后给他们两个人各发一张表格。表格的正面要求他们填写各种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他们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在一半情况下，当真实的参与者填写完自己的出生日期后，演员会偷偷地看一下，然后在自己的表格里也填上同样的日期。在另一半情况下，演员则会故意填写一个不同的日期。
随后实验者会要求每一名“自愿者”大声说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号称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得到非常准确的星座解析资料。有一半的参与者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意外的巧合——他们的生日竟然是在同一天!(当然了，另外一半的参与者会发现他们的生日不同。)接着，实验者会请参与者和演员评估星座解析资料的准确度，并说评估完成后就可以离开实验室了。自愿者觉得实验已经到此结束了。但事实上，实验才刚刚开始。
当两个人一起穿过走廊时，演员会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篇长达4页纸的文章，然后问自愿者是否介意仔细阅读一遍，并就文中的论点是否有说服力写一篇评论。那么，相信两人的生日是在同一天的自愿者是否会更愿意帮忙呢?结果显示，在知道自己的生日和演员不在同一天的自愿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乐意帮这个忙。但在“天哪，我们的生日竟然是同一天，这真是太巧了”这一组，几乎三分之二的自愿者都很乐意帮忙。仅仅因为两个人的生日相同，就足以说服人们腾出宝贵的时间去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芬奇教授和西奥迪尼教授甚至证明了同样的效应竟然会让人们对他人的罪行和不端行为视而不见。在研究过程中，他们请参与者阅读描述“俄罗斯妖僧”拉斯普金可怕罪行的小传，然后请他们评估拉斯普金听起来像个好人的程度。参与者并不知道，实验者已经事先获取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并对他们拿到的小传做了手脚。其中一半的参与者会看到拉斯普金的生日和他们是在同一天。当参与者发现这名妖僧的生日和他们一样时，他们就会忽视他所犯下的罪行和他的那些邪恶行径，他们竟然觉得这个人还是非常讨人喜欢的。
汤姆·戴斯蒙德、捐款箱和《医疗中心》
在本书的第3章里，我曾描述过斯坦利·米尔格兰姆那颇具创意的、探究“小世界”现象的实验。他的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经常与朋友的朋友巧遇。在没做传递包裹的大型游戏时，米尔格兰姆也做了很多探究亲社会和反社会心理的研究。21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当时最为热门的问题：就伤害或帮助他人而言，我们的行为受电视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简而言之，我们所观看的电视节目能够塑造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吗?
有些人对电视中暴力内容的数量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也进一步强化了此类研究的重要性。1971年，一名研究人员发现，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暴力内容出现的频率竟然高达每小时8次。几年后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儿童节目中也“充斥着暴力”，71％的节目中至少包含一个暴力举动。例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最近的一次调查估计，在孩子们小学毕业时，他们已经在电视上亲眼看过8000起谋杀案和超过10万次其他暴力行为了。
此前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规模都很小，而且都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实验者会让孩子们看一些暴力卡通，然后仔细计算他们击打背后大型充气娃娃的次数。米尔格兰姆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研究，而且要在实际生活场景中探究电视对整个美国的可能影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了米尔格兰姆一大笔赞助金，他因此得以说服电视编剧为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热门连续剧《医疗中心》中的一集编写不同的结局。(米尔格兰姆原本考虑过使用《谍中谍》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在他看来，这部戏中“会定期出现相当数量的暴力情节，与之比起来，我们的实验中涉及到的暴力行为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在这一集中，医院的护理员汤姆·戴斯蒙德失去了工作，所以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生病的爱妻和孩子。其中的结局之一是戴斯蒙德砸碎了几个捐款箱，偷走了里面的钱，但没有被警察逮到。在另一种结局中，他同样偷了捐款箱里的钱，但被警察逮到了。作为对照，实验者还使用了一种“中立”的结局，用米尔格兰姆的话说，这种结局是“浪漫和感伤的，里面没有丝毫暴力或反社会的行为”。米尔格兰姆请来了著名电影导演文森特·舍曼拍摄不 540c." >同版本的结局，舍曼曾和99ｌｉb?好莱坞明星贝蒂·戴维斯以及艾露·弗莲合作拍过几部非常成功的影片。
1971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不同的时段播出了藏书网三种不同的结局，米尔格兰姆精心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衡量不同节目对观众行为的影响。在节目播出前，他给住在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市的数千人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被选中参加一个市场调查，并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时间观看某一集《医疗中心》。然后再请他们完成一份和节目中的人物以及节目间隙插播的广告有关的调查问卷。信中还说，如果在节目播出后寄回完整填写的问卷，就可获赠一台新收音机，观众可以自己到市中心的“礼品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
事实上，“礼品配送中心”是一个冒牌的仓库，里面有很多演员，还暗中架设了几台摄像机。当观众抵达时，他们会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并看到以下的启事：
我们已经没有收音机赠送给您了。配送中心目前已关闭，具体开放时同另行通知。
唐突的告示和收音机的短缺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参与者。房间的一面墙边还放着一个捐款箱。箱子里已经堆满了现金，对于有不良企图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实验者甚至还刻意让一张1美元的钞票悬在了捐款箱的外面，目的就是诱使人们去砸开捐款箱。这个聪明的设计让米尔格兰姆得以观察看过戴斯蒙德从捐款箱里偷钱的观众是不是更有可能犯罪。几分钟后，参与者会试图转身离开那栋建筑，可是发现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已经被锁上 4e86." >了，于是只能沿着一系列出gl标志往外走。这些标志会把参与者带进一个小房间，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一名工作人员，后者会向他们解释说事实上还有收音机，并把参与者应得的礼物送到他们手中。
大约有1000名观众到礼物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是一集中立的《医疗中心》和汤姆偷钱且被抓住的那一集。9％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拿走了悬在捐款箱外面的钞票或者砸碎.９９lib.了捐款箱。那么观看汤姆偷钱并受到惩罚会增加参与者偷窃的可能性吗?事实上，这种结局看起来会让人们变得稍微诚实一点儿，只有4％的参与者拿走了悬着的钞票或砸碎了捐款箱。在圣路易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是中立的结局和汤姆犯罪但未受到惩罚的结局。大约只有2％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看到汤姆偷钱但未被警察逮住的参与者中有3％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
由于担心观众观看电视节目和去礼物配送中心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从而对实验结果造成潜在的影响，米尔格兰姆又在消除了时间间隔的情况下重新做了一次实验。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给纽约时代广场地区的人发放“观赏彩色电视预告片的免费票”。接受免费票的人会被带到附近建筑内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台电视机、一把椅子和一个捐款箱。参与者会被单独留在房间里观看特别为《医疗中心》中的一集９9ｌib?拍摄的结局，研究人员会在暗中观察他们会不会拿走捐款箱里的钱。结果证明，这次实验并不成功。大部分接受免费票的人是酗酒者、吸毒者和无家可归的人(有几个人甚至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睡在实验室里)，而且后续出现的反社会行为(比如参与者随地小便和威胁工作人员)迫使实验不得不提早结束。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以研究反社会行为心理为目的却因反社会行为中止的实验。
米尔格兰姆花费巨资和精心策划的广泛研究显示，电视节目对公众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些人主张这是反对以任何形式的立法规范电视节目的决定性证据，另一些人则对米尔格兰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并主张应该建立电视节目审查制度。
这次大规模的电视实验并不是米尔格兰姆唯一一次探究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他的另一项贡献影响力更大，而且他所设计的那种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广泛使用。米尔格兰姆的点子本身很简单，和不经意地在大街上丢信封的举动有关。
丢信封和纳粹党的朋友
1963年，米尔格兰姆和他的研究助理看似漫无目的地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十个街区游荡，但暗中却在电话亭里、人行道上和商店里丢下了300个信封。信封上地址的第一行写着“纳粹党的朋友”、“独裁党的朋友”或者“医学研究藏书网
协会”，其他行的地址都一样，都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邮政信箱。米尔格兰姆认为，当人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信封上所列的组织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把它捡起来并投入邮筒。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猜的没错。70％地址栏中写着“医学研究协会”的信封被寄回了，而那些写着“纳粹党的朋友”或“独裁党的朋友”的信封被寄回的比例仅为25％。
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使用这个简单的技巧，就可以在不问人们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衡量出大众的观点。这么做可以巧妙地发现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所以根本无需依赖那些并不可靠的调查和民意测验。
然而，这个技巧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米尔格兰姆担心散发那么多写给纳粹组织和独裁组织的信封可能会引起公众和警察的怀疑。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他在研究项目启动之前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并把研究项目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的谨慎做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他在实验结束后再次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时，他们的特工说不记得接过米尔格兰姆的电话，并暗示说目前已经有大批特工正在调查此事。联邦调查局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米尔格兰姆还提到，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也有诸多抱怨，说为了确保信封的散发地点达到理想状态他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结果累得双脚酸疼不已。更糟糕的是，刚刚丢下的信封常常被“好心的”的路人发现，他们总会把它捡起来然后交还给实验者。
不过，由于这些实验技巧看起来很有潜力，所以米尔格兰姆设计并测试了很多方法去克服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曾尝试在行驶中的汽车上散发信封。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这种做法只适合在夜间采用，结果导致这些信封的落点并不是实验者所期望的，而且还常常正面朝下。米尔格兰姆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他又租用了一架轻型飞机，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上空投下了数百.9９liｂ.个信封。结果证明这种做法也不成功。很多信封最后挂在了树上或落在了屋顶上。最糟糕的是，有些信封竟然飘进了飞机的副翼里，从而危及到了飞行员和研究人员的安全。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米尔格兰姆还是把丢信封的方法用了其他一些研究中。比如说，他曾用此方法衡量过北卡罗来纳州白人或黑人居多的住宅区里种族偏见的程度。在另一项研究中，他成功地借用这种技巧去预估196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当时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戈德华特和约翰逊(虽然他大大低估了约翰逊获胜的比例)。
直到今天，社会心理学家还在使用这种技巧探究大众在诸多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其中包括克林顿的弹劾案嘲、同性恋问题、堕胎、阿以关系，以及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彼此的态度。1999年，一个名叫卢卡斯·汉夫特的学生做了一项大型实验，在曼哈顿和纳苏郡丢 4e0b." >下了1600个信封，收件人分别是支持和反对同性恋结婚的虚拟组织。结果显示，与住在郊区的人相比，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观念比较开放。不过，汉夫特也经历了米尔格兰姆曾经遇到过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就曾有人威胁说要以乱丢垃圾为由逮捕他。.
多年来，心理学家对最初的丢信封技巧做了一些改良，并采用新的技巧去衡量不同社区和国家的助人为乐水平。这些后续研究的结果已经帮助人们分辨出了谁肯伸出援手以及在何时会这么乐善好施。有些最有趣的实验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公众心目中最乐于助人的一群人——虔诚的宗教信徒。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和其他宗教神话
探究宗教和助人为乐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通常来说，信奉宗教的人常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过，此领域内一些更为搞怪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乐善好施的行为是否能够始终如一。20世纪70年代，伊利诺伊州密利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福布斯和他的同事..
们想要弄明白哪个宗教团体最乐善好施，哪个最不愿助人。直接询问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他们是不是好人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很可能会说自己是好人。相反，研究人员咨询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学家，请他分别找出某个地区最开放和最保守的十个教堂。在周日礼拜时，研究人员悄悄地走到教堂的外面，把信封丢在教堂的门口和停车场里。接着他们也在当地天主教堂的弥撒时间重复了同样的举动。
这些信都是密封好的，但都没有贴邮票，收信人都是当地的居民“弗雷德．力口斯里夫妇”。为了确保丢在开放教堂、保守教堂和天主教堂的信件能够加以区分，实验者为弗雷德设计了三种不同的中间名首字母。粗略来说，丢在三类教堂外面的信封都有40％左右顺利寄达了收件人。由于所有的信封上都没有贴邮票，所以捡到信封的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可以在信封上贴上一张邮票然后再投进邮筒，也能够以欠邮资的形式寄给收件人。研究结果显示，天主教徒和开放派人士显得更为慷慨一些，分别有89％和87％的人自掏腰包在信封上贴了邮票。但只有42％的保守派人士会如此好心，剩下的信封都因欠邮资被退了回来。正如研究人员所言：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保守派人士和开放派人士以及天主教徒一样乐于帮助陌生人；但他们不太愿意为此多花几分钱。
这并不是唯一质疑虔诚的宗教信徒助人为乐意图的..t>实验。1973年，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C．丹尼尔·巴逊针对宗教和助人为乐做了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在实验开始时，他们请全球最顶尖神学院的实习牧师依据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准备一篇布道词。这个广为人知的圣经故事说的是有个人被窃贼痛打了一顿，此时正躺在路上呻吟。有好几位牧师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过，但他们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最后，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特意走上前去帮助这名男子。寓言的末尾鼓励大家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实习牧师准备好布道词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布道的地点是在另一幢建筑内，然后把新地点的方位告诉了他们，让他们自己过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但实验者会在路上暗暗地观察这些实习牧师的一举一动。
两幢建筑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每名参与者都会在途中遇到一个显然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是一名演员扮的)。这个人头朝下倒在一个门口，双眼紧闭。每位参与者经过时，演员都会发出一声足以让人听到的呻吟，并咳嗽两声。实验者想要知道这些实习牧师会不会言行一致，以帮助那名男子履行自己在布道词中所宣讲的内容。虽然他们走在去布道的路上，而且布道的内容还是成为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是多么重要。但有一多半的参与者径直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了过去。有些人事实上是从他身上跨过去的。后来研究人员对这个实验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动，实验者告诉另外一组实习牧师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另一幢.９９ｌib.建筑内布道。这一次，竟然只有10％的参与者停下来对路边的男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这项实验揭示出许多与人性有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人们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如何助长了漠不关心的文化。
在本章靠近前面的部分，我描述了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针对一个国家的诚实度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其实，节目制作单位还做了另外一项研究，目的就是比较社会上人们最信任和最不信任的两类人在诚实度上的差异，这两类人分别是牧师和二手车商。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人认为神职人员是诚实的，但只有50％的人觉得汽车销售员比较诚实。那么这种观念能够反映现实中诚实度的真实情况吗?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团队成立了一家虚假的室内装饰公司，公司的名称就是“诚信”，他们从新成立的公司给一群牧师和二手车商寄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购买公司的产品，并随信附上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作为返款。所有收到信的人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并没有从这家公司买过任何东西，但其中会有多少人不诚实地把这张支票兑现呢?结果证明两组人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大约50％的牧师和50％的二手车商都将拿到的支票兑现了。
城市生活
加州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莱文曾对米尔格兰姆的丢信封技巧进行了轻微的改动，并借助新的技巧评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莱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乐于助人。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街上丢信封，而是把实验地点选在了停车场，把贴有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随机选出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车子的旁边看到了这封信”。他们想看看从每一个地区能够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实验也为这个关于好心程度的测试做了有益的补充。他们在随机选择的人面前走过，刻意把钢笔掉在地上，然后计算有多少人会把钢笔捡起来并交还给他们。一名非常健康的实验者故意绑上假腿支架，然后假装费劲儿地去捡刚掉在地上的一摞杂志，而另一位隐藏的实验者会观察公众对此情景的反应。同一 4f4d." >位研>究人员还曾带上墨镜，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会主动搀扶自己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
为了让这些测试尽可能地科学，莱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掉钢笔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持续以标准的步行速度(每秒钟1．5步)走向对面过来的人，事先不断练习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并在看起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让钢笔掉在地上。在装扮成盲人的时候，..研究人员选择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马线和交通信号灯，而且行人流动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适中”的街角。在绿灯亮的时候实验者会走到街角站好，然后私下计算多久以后才会有人来搀扶他们穿越马路。
整体而言，生活在东南部小城镇的居民最乐于助人，而住在东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没有可能向别人伸出援手。最乐于助人的城镇是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第四名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国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别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
事实证明，丢信件的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纽约，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写有发泄愤怒和不满的辱骂性文字。莱文在《时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实验做了如下描述：
我只从纽约收到了一个被完全拆开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帮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语写道“Hi 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译过来，这就是一句相当难听的骂娘的话。在这句话的下面，则是直接用英语写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罗彻斯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帮忙寄出丢失的信封时随附了一段措辞和善的话，最后还说这让他想到了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实验。他在信封上问了莱文一个问题：“你和新泽西州或者长岛的莱文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全国性研究的成功让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嘲他们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丢了400多支钢笔，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并丢了大约800个信封。丢信封技巧被证明在各种文化中都会是一场噩梦。在特拉维夫，放在地上或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会被当成炸弹，因此所有人都会远离这些东..西。在萨尔瓦多，这些信封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跟一种著名的诈骗伎俩有关。如果有人捡起了信封，就会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人，后者会说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里放着一些现金。但现在信封里的钱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求捡信封的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邮筒，或者就像阿尔巴尼亚一样，没有可以信赖的邮政系统。不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研究人员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最终绘出了国际助人为乐排行榜。
研究结果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里约热内卢(巴西)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排在了最乐于助人城市的前两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马拉维)。排在倒数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加坡)、纽约(美国)和吉隆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在助人为乐上的差异程度还不是一星半点。在里约热内卢和利隆圭，大街上的每一个“盲人”实验者都得到了帮助，然而，他们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成功得到帮助的比例竟然只有50％。在圣何塞，95％的人都会帮装有假腿支架的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杂志，但在纽约却只有28％的人愿意伸出援手。
对美国城市里助人为乐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后，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预测助人为乐程度的最佳指标。人口密度越大，助人为乐的程度就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米尔格兰姆的理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人们会更有更多的“感觉超负荷”经历。来自他人、手机、交通和广告的各种信息一直在对人们狂轰乱炸。结果他们就只能和所有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系统一 6837." >样工作，那就是给所有的信息排列优先顺序，花最少的时间应付各种分散其注意力的琐事。米尔格兰姆认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从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径直走过去，从而把帮助这些人的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某一个空间里的人越多，人们的孤独和孤立感就会越强烈。
然而，莱文感兴趣的还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市民助人为乐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还想知道帮助他人的意愿是不是还会受到城市生活节奏的影响。
衡量生活节奏
莱文和他的同事们急于用数字解密这些令人困惑的因素，于是在全球范围内造访了3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三个指标去衡量各地人们的生活节奏。
他测量了随机挑选的行人走过一条60英尺长的人行道时的平均速度，到各个邮局暗中计算工作人员为只购买一张邮票的顾客服务时所需的时间，在随机选出的15家市区银行记录时钟的准确度。这项研究工作非常系统化。在测量步行速度时，调查人员要确保路面是平坦的、没有任何障碍物，而且不会太过拥挤。孩子、身体明显有残疾和边走边浏览橱窗的人都未被纳入分析范畴。在计算邮局服务时间时，实验者会递给工作人员一张用当地语言写好的纸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文化沟通可能遇到的障碍。分析结果显示这三种衡量方式是彼此相关的，这意味着它们的确可以当作一个城市生活节奏的衡量指标。
莱文把这三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简单的速度衡量指标。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瑞士人的生活节奏是最快的(瑞士银行的时钟只有19秒的偏差)，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生活节奏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在生活节奏最快的9个国家和地区中，竟然有8个都来自西欧(日本排在第四名，是快节奏生活榜单上唯一的例外)。英格兰排在第五名，但英格兰人的步行速度在整个榜单上名列第四。唯一一个没有进入前十名的西欧国家是法国(紧跟中国香港之后排在第十一位)，莱文将其未能入围前十的原因归结为数远远多于其他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给人体造成巨大的压力。莱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快节奏的生活会导致城市里出现更多的烟民，而且冠心病的发病率也会大大增加。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每一个城市里人们的步行速度和戴手表的人数是非常准确的问题指标。那么，这些因素之间为什么会有不健康的关联呢?或许是A型人格的人被吸引到了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也可能是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变成了A型人格。也有可能这两种情况是并存的。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快节奏的生活不仅会让人们变得不那么乐于助人，而且还对身心健康有害。
一起来吧
莱文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丢杂志、丢钢笔和丢信封实验显示，人口密度和生活节奏并不是唯一影响助人为乐程度的因素。你关心别人吗，还是只顾自己?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社区和国家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些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需求和权利，而不太重视有益于群体的回馈活动。与此相反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人们会把自己当成更大群体(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某个组织或整个社会)的一分子，所以倾向于为大局着想。莱文的研究结果中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比如美国、英国和瑞士)远没有集体主义社会(比如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中国)那么乐于助人。其他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效应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研究人员让四岁的孩子为自己的玩具娃娃编故事时，印..
度尼西亚的小朋友编的故事中会有更多友善的角色，但美国、德国和瑞典的孩子编的故事并非如此。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９９ｌib?津巴多所做的戏剧性研究最能够证明关爱型社会带给人们的影响。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做过服从权威、小世界、丢信封和电视暴力实验)一样，津巴多也做过一系列早已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实验，其中最为著名的或许就是现在已臭名昭著的“监狱”实验。在实验中，津巴多让随机分组的大学生分别扮演模拟监狱的看守和犯人，并让看守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犯人。进行此类备受关注的实验并不是津巴多和米尔格兰姆唯一的共同之处。他们在小时候都就读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詹姆士·门罗高中，甚至有几堂课还坐过同桌。和米尔格兰姆一样，津巴多也对研究助人为乐的心理很感兴趣。
他对该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探索了社区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津巴多把一辆二手车的发动机盖打开，并在未锁车门的情况下把它停在了纽约大学对面的大街上，然后躲到一边偷偷地用摄像机记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仅仅10分钟后，一辆刚巧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一家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母亲飞快地拿走了车内所有值钱的东西，父亲 5219." >则用钢锯把散热器拆了下来，与此同时，他们的孩子正在翻腾..汽车的后备箱。大约15分钟后，又有两个人用千斤顶把汽车支起来，然后拆走了所有的轮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很多人停下来洗劫了这辆破车，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堆废铜烂铁为止。要知道，这些反社会的行为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两天之内，津巴多就偷偷拍下了20多起破坏事件(大部分都是中产阶段白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车子被洗掠的程度可谓惨不忍睹，最后津巴多不得不叫了两辆卡车才把那堆废铜烂铁从街上拉走。
随后，津巴多又把一辆类似的汽车(发动机盖也是打开的)停在了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史坦福大学对面的一条街上，据说住在该区域的人具有很强的社区意识。结果证明，这里发生的情况和纽约市截然不同。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这辆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破坏。在下雨的时候，还有一名路人好心地把汽车的发动机盖给盖好了，以便可以保护里面的发动机。当津巴多最终去把车子开走时，竟然还有三个人报警说有人偷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
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树立社会责任感呢?你如何才能让人们不再仅仅关注自己的需求，不再只考虑自己，而是转而把自己当成更大社区的一分子呢?史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消息，他们的研究工作显示，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需要大费周折。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一名研究人员装扮成了志愿者。他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居民区进行挨家挨户的拜访，询问人们是不是介意在自家的花园里放一个提倡限制车速的告示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标识牌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放在花园里，那整所房子和整个花园的美感就全部给破坏了。为了让人们清楚直观地了解这一点，研究人员会给人们看一张照片，在某个人的花园里立着一块巨大而丑陋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告示牌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显眼，不仅遮住了大半个房子，而且还挡住了门前出入的通道。结果可想而知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帮这个忙，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去了另外一个社区，而且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出现的告示牌要比上一次小多了。事实上，告示牌的面积仅为3平方英寸，上面的文字也改成了“做一名安全的驾驶员”。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请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答应说可以帮忙。两个星期后，研究人员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希望能把告示牌换成大个儿的。结果显示，76％的人竟然也同意了把那么丑陋的告示牌摆在自家的花园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弗里德曼和弗雷泽认为，同意接受第一个小告示牌已经对居民看待自己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乐于伸出援手的人。他们是良好的公民，是乐意为了顾全大局而牺牲小我的人。因此，当面对一个巨大而丑陋的告示牌时，他们最终很可能会做出接受的决定。这是一个教导人们如何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先从小处着手，就能够更容易地说服人们别为大事担心。
结束语
2006年8月22日下午1点，我站在了都柏林市中心的邮政总局外面。这幢宏伟的建筑物正面有六根巨大的石柱。我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滚着测距轮，结果发现第一根柱子和第五根柱子之间的间隔刚好是60英尺。我依靠在第五根柱子上，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