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序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99lib.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9９ｌib?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藏书网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第一部分： -1
一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bbr>?99liｂ.刚刚二十五岁。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这些花可以延续整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抚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我祈祷老天保佑那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但奇迹没有出现。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现在，这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
变成了农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９９lｉb.的两个方面。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4
四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却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这史家胡同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至少，我再也见不到四十年同在一条街上的一些街坊邻居了。他们当年亲切地叫冠华“乔老爷”，叫我则是“妞她妈”。我再也听不到三五成群的大娘们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以及夏天夜晚，邻居们在街灯下谈古论今，传播一点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了。这一切都将随着这胡同的消失而消失！这是极大的悲哀，但我却又隐隐地感觉这也许也是解脱。自从冠华离藏书网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的了。
第二部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９９ｌｉｂ?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９９lib?
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9９ｌiｂ.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难忘的一号楼
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
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９9ｌｉb.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能站在这小窗外凭吊着这逝去的岁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我的目光此时转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户。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残酷年代中我仍然体验到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至今，我都相信，这一罐酸奶和两只鸡蛋促使我在绝境中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我面临的处境。它们使我相信并没有被孤立，并非所有人都视?我为敌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细细的雨丝又开始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我环顾四周，在一号楼与主楼间的那块绿化地又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离开这个校园，将近二十个年头快要过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而这里的景色竟如同我离开它的时候一个样。回想1953年走进外国语学院时，我刚满十八岁！我们一群年轻人怀着对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对未来事业蔚蓝色的期望，
进入了这所学校，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无情岁月流逝了。当年的这批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在生活的轨迹上留下了道道伤痕和点点滴滴的泪水。这一号楼中当年的主人大概一个都不在里面了。有些朋友终于成为外语教学界的台柱；也有一些由于种种的原因，飘洋过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几年前，我去美国，抽空到吴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兰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和吴千之是舞台上的搭档。我们在外国语学院英语话剧的舞台上曾经有过一时的辉煌。我们演出过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我们还大胆地演出过莎士比亚的全本《奥赛罗》，吴千之饰奥赛罗，我饰戴丝塔蒙娜。千之是极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在语音教学上造诣很深。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他毁掉。我从未问过他为何留在异国他乡，但我想大概是伤痕太深，他不愿再去触及吧！几年前，我曾认认真真地想把当年的这两个剧本选些片断，由原班人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轻时代美好的梦，我总不愿忘却，我总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会儿，也可以使受伤的心灵略有安慰。可惜这个梦难以得圆。如今，不仅是当时的演员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令人眷恋，也令人悲伤的人世间。我注视着一号楼的大门，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我们当初三三两两、进进出出这个大门的繁荣景象，耳边又响起了当时英语系众多青>年教师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可是这情景是再也无法重现了。我无力拉住历史，更无力让时光倒流。
我想起我们的同学、同事吴璞。她也住在一号楼一层，她死得好惨！算起来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两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后，上面派来了海军军宣队和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工宣队。这真是最最荒唐岁月的荒唐事。这些军人和工人对于高等教育一无所知，可是他们一进驻学校就主宰了学校的生杀大权。他们发号施令，进校不久就公开表态支持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难。而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冲击来得更深刻。我被半隔离在学生的宿舍里，“交代”所谓的“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帽子比“黑帮爪牙”要严重得多。“里通外国”是要坐牢的！当时，吴千之也是“里通外国”罪。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运比我更甚一级，他们被全面隔离了。大约关了三个月吧，军宣队、工宣队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谓的“揭发交代”材料之后，把他们逐个放出来了。就在吴璞被解除隔离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了她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后回学校时，她没有进学校的大门，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运河。那是初冬的时节。吴璞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冰冷的运河里！
吴璞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很有名气的师大女附中。我记得她入学不久就入了党，开始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吴璞属于很“正统”的党员学生干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但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干部逼进了死神的怀抱。
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夜晚来得早，大约八点多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的队伍中叫走了几个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
回到学生的宿舍楼里，见到有些学生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见到我都不说话了。第二天，我仍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宿舍楼。一直到这天晚饭前，突然之间，楼内贴满了新的大字报，指责吴璞“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在大字报前惊呆了，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十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那是一个多么颠
倒黑白，人性泯灭的年代？！
多年后，我听说了当时的经过。吴璞死得好惨！据说，她是举着《毛主席语录》那本小红书跳下那结着薄薄浮冰的运河的。周围的农民发现她时，那小红书还在她身旁。第二天，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帮人，押着吴璞的丈夫——他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竟然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还开了一个对她的最后的批斗会。寒风凛冽，可怜的吴璞躺在一张破席上，裹在一身冻成冰的棉衣里，还要经受这一场她已不能作任何反应的屈辱。而对于她的丈夫，这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刻骨的悲愤，但却还要对着自己挚爱的亲人，喊着那违背自己良知的口号！批斗之后，他们用一辆卡车把吴璞拉去火化了，连骨灰都没有保留！一个年轻的生命，一 4e2a." >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她的“罪名”竟然是“反党反人民”，而她的档案历史材料，我相信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了。小学——中学——大学——留校任党支部副书记，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仅此而已！她怎么最后就变成了“反党反人民”了呢？！当然，这一切在若干年后都被纠正了。然而，在此之前的长长的十年中，吴璞之死始终是压在她的亲人和她的朋友们心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藏书网
英语，我就向学校请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四清”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村里的受审查的干部跳井自杀了！当时，虽然我已经入党六七年，但我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晚上不敢出门，因为那口井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连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总是时隐时现地看见那个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怀疑，怀疑我们这样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证实我们假设的这个干部存在问题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也怀疑那种唯有最穷最脏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过两户农民的家里去和他们“扎根串联”。头一家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参加农田劳动，因而也特别穷。他们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们几乎不点灯，也几乎不做任何饭菜。每顿饭都是窝头加咸菜。他们那黑屋子的肮脏一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都会觉得胃里难受。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还多少有点痴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呆呆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们也奇怪我这个“城里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挤到他们这破屋里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打乱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也觉得和他们去“扎根串联”实在是极为荒唐。领导上决定为我另找一个“串联对象”。这一次是一对年轻夫妇，住得比较宽敞，有一堆孩子，每两个之间最多只差两岁！那个妻子和我年龄相仿，倒是伶藏书网牙俐齿，说起村干部的“严重问题”，她可以告诉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听其他农民说这对夫妇有过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受过村干部批评，他们多少有点乘机泄私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们也不大爱劳动，所以工分少，日子过得比较穷。大概一是他们穷，二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攻击村干部，于是他们成了“四清”的依靠对象。不知道他们家的脏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午饭刚摆上炕桌，那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就拉稀了，弄得桌边、炕沿全是稀屎。这女人竟顺手拉过一块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乱抹了几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饭。那一次我无论怎样告诫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和贫下中农同甘苦，我都无法压住胃里的翻腾，我推说胃疼没有吃午饭。我难以说服自己肮脏和革命是画等号的。
“四清”回来，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复了。我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我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未能正式公演，因为领导担心这莎翁的巨作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四清”回来后，我还见过几次毛主席。他问我在乡下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敢对他说我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到了大约五六月份，毛主席对我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这时我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却是远非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党员所能想象的。从那时起，我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主席。
1965年到来时，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外国语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进行的一次体制改革。外国语学院从原来的双重领导（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变成单轨归外交部领导。原来，在双重领导期间，教学质量是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领导，一班领导人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无论在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上，还是对学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条有理的。但是，学校归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学校接替原来的几位主要领导，从此，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外国语学院被闹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剧”的舞台。
新上任的这位X党委书记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当领导也是很难为他的，因为他早年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X书记就决心要抓当时已沸沸扬扬宣传得非常火热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当时下达了一个文件，禁止高校学生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于是X书记就大抓这件事。不仅大会小会反反复复开，而且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意见，例如说当有人在会上传条子故意问他教师可不可以生孩子时，X书记情急之下，怒气冲冲地说教师也不准生孩子，违者停职。X书记还亲自在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拿着手电棒突击抽查教室中有无谈恋爱的男女学生。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学生忍无可忍贴大字报抗议，因为X书记把一位女学生团支部书记找一位男同学谈入团问题也错当做谈恋爱处理。又因为那位团支部书记刚洗过澡，头发散开，因而被X书记严厉批评为“行为不端”。
更热闹的是X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X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X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做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X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 href='310/im'>《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我们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X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我的记忆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揣测不安。5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
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两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我看到过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我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许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们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呆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却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
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荒唐岁月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自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提心吊胆，至今想起来都似乎还能感觉当时的惶恐不安。
我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时，大约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来了以刘新权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我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代表名单上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这张名单时激动不已，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们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挨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就在这时，我们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记得我的房间在第八层。有几次散会后，心里烦闷，站在阳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过往着一车车的红卫兵，到处都是口号声，到处都是造反派打着各种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围城之中，周围的四堵墙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向我挤压过来，挤得我透不过气！我真想逃出去，但却无路可走！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我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我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我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我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遥指着一个方向说毛主席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从我们的船上当然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主席接见了会议代表。我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见到主席，我觉得离他那么遥远。以前，我像看待父辈一样看待毛主席。他对我也如对晚辈一样慈祥。我们一起在他的游泳 6c60." >池住所讲英语，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还陪他一起吃晚饭。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饭时学会吃肥猪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调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几块！可是此时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倍受煎熬！
回忆当年，我对老一辈的那些作家充满敬佩之情。当年，与我在一个团里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后几乎没有一人不是经历了惨烈的磨难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协会的院中看过一次大字报，看到几乎我认识的作家全都被点名批判了。当时还幸存的，后来也打倒了。在我们陪着外宾游长江、上庐山时，他们肯定已经预料到不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但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沉稳，镇定。我的直接领导是杜宣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我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我坐在他身边，搞得我非常尴尬。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到处要凑过来与我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我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我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只觉得这大胖子太无礼就发了脾气。谁知大胖子也发脾气，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说服我不可意气用事。最后他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我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记得我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可惜那张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我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联”到上海去时还去过他家，与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听说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同志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圄多年。幸亏他能度过这场灾难，如今还健在。我记得我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我们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我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后来我回到学院，三天后被“揪”出来，我猜想其他人恐怕还没有挨过三天！
我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份子。有一首当时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因为那时，凡有重大集会，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我们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
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屈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我最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大队伍进入大操场后，我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在夜空中震荡。我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了。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宰割我。我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那个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我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我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主席，只有疯狂的人群！我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我“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我。我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我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我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总结出那条经验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天晚上，当我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跨进里院，见到屋里那黄色的灯光时，我的心灵是那样地得到抚慰，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的苦难，只希望躲在这深深的庭院里，再也不回到那纷乱可怖的社会中去。妞妞早已睡着了，我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里一阵苦涩。她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正给她的亲人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时，妞妞的父亲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帮爪牙”，真不知这些黑色的烙印会给她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父亲还在看书，很吃惊我怎么深夜突然归来。我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但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我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父亲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母亲被吓得浑身哆嗦，我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父亲站在院子当中，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他们究竟想搜集什么，我看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
红卫兵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我家前，在大门外贴了事前准备好的大幅对联与横批，又是说什么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类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文学栋梁，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鲁迅假如能预见到三十多年后会因他的一些并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而使一些人遭到无情的迫害的话，恐怕他会考虑是否应当说那些话的。然而，又有谁能够预见身后三十年的事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我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我们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我们到他们的总部去申述我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他们的介绍信，出去串联。
我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我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当时，我们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记得我们集中在我家里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我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我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那里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我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我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我们一行十分沮丧，又回到我家。几经磋商，有几位勇敢分子还是决心去四川，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后来他们还真是挤上了火车。我们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甘心就这样留了下来，于是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我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我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我们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当时站台上竟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我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我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我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我们去哪里。我们中几个人都是上海人，于是用上海话与他攀谈，乡音马上使我们更接近。他慷慨地说：“乘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车员为我们开了车厢门，我们上去看竟然是硬卧车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运气。不过这卧铺车厢后来也就不成为卧铺车厢了。每节车厢超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卧铺位上挤着四五个人，我们当然也只能挤在下面的铺位上。不过有个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过道的地上，实在困了就钻到座位下面去睡一会儿。
最近和一个外国朋友聊起当时那段经历，他很不解地问我：“中国当时那样混乱，怎么没有导致经济的崩溃？”我真的不知道当时这国家是怎样在运转的。就说这疯狂的大串联，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红卫兵，都像我们一样是免费旅游。不仅路费全免，连吃、住也免。那时全国设了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凭着“红旗大队”的介绍信也就都入住到这些接待站了。从上海我们又去了杭州，住在一个大学里。昔日的教室都变成了男、女宿舍。十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统统打地铺。在杭州，我住在这种接待站时，有一天晚上，
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红卫兵吵起架来。而她们绝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语言，而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唇枪舌剑，一来一回，其娴熟程度实在令我目瞪口呆。
我们最后的“串联”地是宁波。去宁波的目的是听说那里的深山里有一个著名的古刹天童寺。我们想象，那儿也许还是一方净土，还能寻找到佛祖所赐的安宁。于是，清晨从宁波上船，初冬的天气在南方还是很温和的。小船悠悠闲闲地随河而下，两岸一片青葱。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坐在船头，背靠船舱，清新的空气，周围一片宁静，只听到群鸟的啾啾声。船桨激起河水涟漪，那时的水没有污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难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席卷全中国时，这里还能有这般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随着小船的摇荡哼起了几乎已经忘怀的那些英语抒情歌曲。半年多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似乎已化为乌有。
小船到达一个码头，我们上了岸。走在那乡间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这才是生活！”不久，我们来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间简朴的用房。院子中间是一座可以盘旋而上的有大约五六层楼高的塔，名为五佛塔。当时周围十分宁静，我们想进院去参观宝塔。但一进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尊堆在院墙边的东倒西歪的破损的菩萨塑像。这景象顿时破坏了我一个上午的好情绪。暴力竟也还是施展到了这幽秘的山间！此时，一位面色红润的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的和尚从屋里迎出来。我们向他问好，并问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说可以。我们登上塔顶，远眺周围秀丽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下来后，我们与僧人闲谈，问他菩萨像为何倒在墙边。他双手合十说：“罪过！罪过！作孽啊！他们来了一帮人，把菩萨都砸了，还不许修复！”我们无言相应，只能默然。
后来我们得知这僧人貌似四十出头，却实际已是六十开外。他是二十岁那年从广东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数月，到天童寺剃度。这五佛塔归天童寺管辖，他被派来管理。粮食、蔬菜统统由天童寺运来。我们感叹这出家人毕竟六根清净，所以一点不显老态。
我们同伴中有一位是比我们大家年轻很多的游泳教练，他是我的一个亲戚。那时他不过二十多岁，爱开玩笑。他问僧人为何小小年纪就要遁入空门。僧人讲他信奉佛法可以普渡众生。那年轻人调皮说：“我看你那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信佛，是否失恋了才出家？”僧人并不生气，只是双手又合十，滔滔地讲了长长一段话“教育”我们那年轻同伴。他说“世俗的人是不会理解出家人的意境的，因为你们在尘世间追求功名利禄，烦恼无穷。我们出家人心境平和，佛自在我心中”。
我们离开五佛塔，跨出院门时，分明是平坦坦的台阶，那位年轻伙伴却莫名其妙地在跨台阶时被绊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我们都大笑，说：“谁叫你亵渎神灵，说那个和尚失恋。菩萨惩罚你了！”这种轻松真是已经久违了！
我们进入了山间小道，此时的景色更美了。山路两边都是青松翠竹。周围空无一人，阵阵微风吹来，竹叶发出沙沙的动人响声，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间小镇，有一家杂货小店和两间山村饭店。那已是中午过后，饭店里仍有顾客饮酒，杂货店外坐着三三两两的闲谈的人们。那一派平和气象，丝毫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氛。我们虽然听不大懂他们的方言，但肯定他们不是在谈“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辩论谁是黑帮，而是友好的闲谈。谈到高兴处可以听到他们开怀大笑。
我们从清晨离开宁波，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见这饭店和食客们桌上的菜肴更勾起了我们的胃口。这一顿午餐大概是我记忆中最鲜美的。那摆脱长时期惶恐、失望、压抑后的轻松，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间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时间忘却了这山林小镇外疯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们从码头到天童寺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达天童寺时已是傍晚时分。此时，天气阴沉起来，并下起了蒙蒙细雨。山林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渐暗的天
色，使人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快近天童寺前，我们听到一阵阵吟唱声随风飘来。开始，我以为是僧人们在吟诵晚间功课，他们唱的是佛经。后来听出他们来回重复的是同一句唱词。再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唱毛主席语录歌中的“张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们来回重复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应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经那些僧人们一唱，加上那寺庙的意境，竟如同背诵佛经一样。我们走到山门口，见那庙里居然也建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僧人们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们登记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饭，每一个粗糙的陶器罐里下面是饭，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对我们来说，这山庙中的素斋倒是别有风味。
饭后，乘白昼的一些余光，我们参观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绪就被一种失望与愤慨所笼罩。大雄宝殿被上了大锁，踮起脚从门上面的玻璃中窥探，见到的是一派惨象。所有的菩萨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脑袋。昔日圣洁的佛殿里堆满破旧杂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9９ｌiｂ.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动从此吸引了我。串联回来，“红旗大队”已否定了我们头上的“黑帮爪牙”的帽子，承认我们也是革命群众，于是，我更加认为当时的争论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我们是在捍卫革命的成果。5月份，“红旗大队”接纳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帮爪牙”、“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的教师参加他们的组织。从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众。尽管由于我们的背景，“红旗大队”并不视我们为骨干，但至少使我们重新得到了平等与尊严。
一旦卷入这场革命，我的变化大概也就从此开始了。由于经历了那长长的八个月的压制、批斗，此时的我一改从前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的状况，从心底认为如果是“极左”路线占上风，一切又要回复到八个月前的状况，中国又要大乱。当时暴力行动已有所克制，但学校的另一造反派组织仍然视我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这场“革命”。
这种热情也许就如穿上了那双魔鞋，开始跳舞时自己感觉非常美好；但当你疲惫不堪想停下来时你才发现你已永远也停不下来了，这双漂亮的魔鞋会一直带着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后倒在那偌大的舞台上。此时，鼓掌的观众早已离去，空荡荡的剧场里，耀眼的水银灯也已熄灭，只剩下你穿着那双让你着魔的舞鞋，等待着生命之火的熄灭！
也可能是像一场可怕的龙卷风。你..恰恰处在风的中心。龙卷风可以把你高高举起到几千公尺的天空，让你俯视脚下的一切，但最后它会把你带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怀抱里。也许你能九死一生，也许你再也不能站立在这块土地上！
逼上梁山
我的一生总被人误解。误解之一是不少人以为我生性好胜，并爱出人头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了“群众代表”。有人听说我曾数次上书毛主席，还以为我是个造反派头头。
产生这些误解其实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经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时候，文艺萧条，人们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个样板戏。外国的除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电影，更是少得可怜。于是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就成了人们看到一点新奇事物的一个主要渠道。而我们这些天天出入外交场合的人便都成了“业余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之后的尼克松访华，更使我们这些参与者名噪一时。记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访华结束从上海启程回美国之后，我们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结伴上街，没想到街上的行人竟来围观，并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当时这些每日的电视新闻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拥有很多优秀的年轻翻译，但他（她）们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当年那样为人熟知了。
新闻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识阶层中四十岁以上的不少人对我尚有印象，大概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报道造成的。由此，人们很容易认为我是个喜爱社交的活跃人物。多年前，一位新闻界朋友问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么？我说：“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们都认为我是个‘女强人’那一类的女人，一定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真实内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实，我最向往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庭，让我有个舒适的环境读读书，为丈夫、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你能相信吗？”可惜，这个愿望我一生都未实现。
其实，我成为今天的我，唯心的说法大概是命运的作弄，现实的原因是“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来是个非常安于现状的普通大学外语教师。万未料到，一场“革命风暴”把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轨道。在我挨批挨斗的时候，我对未来完全丧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够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之后，在两派争斗的时候，我也不是什么主要人物。因为我当时很微不足道，本来两派斗争也不应当把我卷入。没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又一次被打成了“敌人”，而且来势非常猛。吴璞之死给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此时，那种“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惶恐已经减少了一些，头脑比那时要清晰一些。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争得公道和正义、人格与尊严，我们就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恰恰在此时，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我的父亲与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经教过毛主席读英语。军宣队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冲动的学生造反派，什么都不在话下。他们大概怕在对待我的问题上出差错，所以有一天海军军宣队的英语系支队长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处于半隔离状况中的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真的教过毛主席英语。我说确有其事。他说能否让他看看有关材料，于是我获准回家取“证明”。我给这位支队长看了毛主席1964年给父亲的信，其中最后说：“含之同志身体可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我还给他看了毛主席学英语时用的大字印刷体的“九评”英语翻译本。支队长表现出对毛主席十分的虔诚和对我的羡慕。此后，我的处境略有改善，但学校总的形势并无大变化。军宣队的这个举动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反映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我私下与青年教师、我的邻居张幼云商量，她说她赞成给毛主席写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签名。就这样，我们写出了给毛主席的“告状信”，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后来我
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丁国钰同志。他见我进去，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丁国钰同志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 5e02." >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部队稍一安顿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由政委孙泽福讲话。
孙泽福是个极有魅力的军人。他来自山东，中上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他声音洪亮，说话很有煽动性。他后来曾告诉我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间坚持参加中南海内的大学自修课程，当时他们请了许多名家上课。孙泽福还对历史、哲学和文艺很有兴趣，他听过吴晗给他们开的历史讲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识比当时的一般军人要高。孙泽福也像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那样对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充满了虔诚的敬意，甚至模仿着他们的细微动作。我发现他写字从来不用钢笔或圆珠笔，而是用铅笔；他宁可不厌其烦地用一把削笔刀不断地削铅笔而不去使用方便的圆珠笔，他这样做的简单原因是中南海里的首长们都用铅笔。他说每天早上，工作人员要为这些首长削好一大堆铅笔供他们一天之用。
孙泽福在第一次外国语学院的全院大会上用他洪亮的嗓音极为有力地宣布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队伍，他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的讲话得到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一夜之间，我成了替代外国语学院两个造反派组织的独立的“群众代表”。8341部队当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国语学院情况，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们都要找我商量；一夜之间，许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获得了解放，昨日还是“阶下囚”，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断演绎着这些悲喜剧！
我终于被逼上了梁山，还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从我第一次与张幼云一起写信给毛主席之后，我就成了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积极分子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我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而且充满了激情。那时候，我确信我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书斋生活已成遥远的过去，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三十多年来，我自己从来没有系统回忆过我所走过的路，也并不意识到我自己有多少变化。我的几位大学老朋友对我说他们认为我的一大优点是不论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我对老朋友的情谊从来不变。
但是，当我回顾所走过的路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其实我变了很多。虽然我做人的原则仍然是善以待人，宁愿自己吃亏，绝不损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气却变了许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岁踏进大学的大门时，我是个快乐、漂亮、脾气随和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却很容易激动、浮躁，很容易受到伤害。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活泼、温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复存在。是什么改变了我？为什么我周围那些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旧如过去那样，唯独我却变了那么多呢？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严酷的现实中为生存付出的代价。这变化大概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我学会了斗争，而斗争就意味着以他人的失败来获得我所争取的权利。尽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错的，但那也是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不论是在大学时代还是当了教师之后，我在英语系和大家和睦相处，和我的学生也相处得很好。校园中的生活是宁静、悠闲、和善的。我至今想起来都无限留恋。可是当“文化大革命”来临时，似乎在顷刻之间，天地都变了样。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在九死一生之后，我大概从斗争的烈火中脱胎换骨，明白了我只能用斗争来保护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三十年中我摆脱不开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平复的伤痕。
我后来翻阅我久远以前的旧照片，拿出一张1957年大学毕业时为毕业证书照的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然而在镜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种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沧桑与悲凉！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爱拼搏而是出于无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秀才与大兵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时间与军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之后。我其实很喜欢这些军人，他们确实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过分拘谨，遇事考虑方方面面的复杂心态。同他们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们多数人都很直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话不拐弯抹角。但是，我们之间也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学更不懂外语的军人来领导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这种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与8341军宣队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外语教学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国语学院湖北沙洋干校进行教改，筹备招生的过程中发生的。
我在《忆主席》这篇散文中对当时的这段背景有如下叙述：
1970年5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还记得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我陪他吃晚饭时发生的那场“争论”。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到了8341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我同去沙洋。
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开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作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湿透湿透，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
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
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我请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我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我们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我试图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我逐渐忘却了我是为了这场争论而开设的英语班，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学生，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感情。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同军宣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然而，那毕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孙泽福的这种态度可能在他们8341军宣队内部引起了争论。从9月中旬左右，我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却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题目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我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我是教改组的副组长，我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多少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猜测孙泽福是有意把这份报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却出去了，被我“偶然”见到。从后来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离外国语学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东的一连串对他不公平的处理看，也许当时孙泽福并不真正反对我们的意见。而当他们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时，他是故意让我看到这份他们的内部报告，从而给我一个警告。为此，尽管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事，但我心里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孙泽福是个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好军人。可惜好人常常没有好报，他的结局并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后，听说他犯了心脏病，很危险。以后就被派回山东一个岛上去当了一个驻岛部队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过他的信，但后来就音讯全无了。
当我看到这个警告之后，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处境不妙。虽然我有“钦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来的，但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再加上原来两派的派性，我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我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因为当时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时这场“反复辟”的运动还未发动起来，因此当我向军宣队提出我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尽管他们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但也无法阻拦。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我的走是为了再回来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我们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总理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我们准备开会。大约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总理每天召集我们双方在西华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我们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总理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晚上到西华厅去当着周总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课。总理听得那么认真，还时常做些记录。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也被叫来参加这些会议。我猜想这些领导实在是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里听这些他们毫无兴趣的外语教学问题和我们与8341军宣队的争论。我记得冠华也来参加过几次会。我看得出他觉得很乏味，常常抽着香烟，眼望天花板。
周总理听完北大学生的课之后，亲自抽问学生。他问的问题都是最为简单的世界地理、历史问题，而学生对这些基本常识的贫乏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周总理问一个学生智利在哪个洲。学生犹豫不决地答：“在欧洲。”周总理紧蹙他那浓密的双眉，不做声，学生看出周总理的不悦，于是又说：“在亚洲！”周总理请那位学生坐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中将来有不少要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为人师表。知识这样贫乏，只会喊口号，那怎么行呢？”周总理又说，“问题反映在学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学的本身，学生应当学些什么，教师应当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学生。他们对外语及国际知识是一张白纸，要看我们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在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之后，周总理决定表态了。其实，我们当时从周总理的调查方法以及插话评论中已经很有信心他会支持我们这些专业教师的。这场争论，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强制办法，而允许公平辩论、尊重科学、以理服人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胜利的。而8341军宣队之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们先天就不足，他们既不懂外语，又不懂教学，他们怎么可能讲究科学性？自从“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让他们到地方去参与“支左”之后，他们依仗着来自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队的光彩照人的旗帜，所到之处，一片称颂，一片
赞扬，一片俯首听命，因为他们代表毛主席！从而又使他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听不得不同意见。
8341军宣队在外国语学院做过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这个问题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他们受着那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为在教改问题上他们也应当虚心向知识分子请教。结果把一个学校的问题推到了周总理的面前，由他来作裁决。
周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当年的记录，但他大致的意见是外语.９９ｌｉｂ?教学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学习外语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出发，科学地编写教材，循序前进。周总理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说8341军宣队应当团结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排斥他们，动辄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会上，8341军宣队也承认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回沙洋后一定把教改搞好。我们在北京又开了几天会才分头回湖北沙洋。
周总理在会议结束后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关切地问我父亲身体如何，家里安排好没有。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父亲已请人照顾，女儿也已由8341驻外国语学院军宣队帮忙转入了学院附校，可以住宿。周总理又问我是否还想回沙洋。他说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统一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吧，我可以去外交部报到。我说我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总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意见得失而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自己过于认真，而许多事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后来在许多事情上，我也就得过且过，尽量求个妥协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后一段两三个月的时间倒是很悠闲超脱。到了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他们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
告别校园
1971年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到外交部报到。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我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我离开外国语学院是毛主席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法违抗。这个决定还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见。我在《忆主席》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在文中还写到我当时的感受：我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所以当张随之政委通知我时，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完毕后，他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岁进入这所外国语学院之后，现在第二个十八年又过去了，我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园。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这天晚上我难以入睡。朋友们得知这个消息都聚集在我的小屋里。他们都很不愿我离去。惜别之情弥漫在那小小的土屋里，很晚了他们才离去。他们有些是从二队过来的，还要赶夜路回去。他们走后，我的思绪很乱。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是那样脆弱。我很害怕将要进入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那个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乐园还是惊涛骇浪的大海。留恋之情油然而生。不管平时在烦恼时如何抱怨“这外院真不想呆了”！但此刻却有一股浓浓的惆怅，一种深深的眷恋.99ｌｉb?。回顾这简陋的小土屋竟想起两度来沙洋的许多值得回忆的事：
我想到为了教改，我和大家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冒着酷暑和严寒要赶在招生之前提出方案，编出教材；
我想到在与8341军宣队的争议中，我们是那样地以赤诚之心对待外语教改事业，不顾个人政治上的安危，据理力争；
连同那艰苦的日子，此时此刻也变成了甜丝丝的回忆。沙洋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得简陋、拥挤，伙食更差，不知为何连蔬菜都常常供应不上。食堂只能煮一种叫“牛皮菜”的植物给大家当菜吃。那“牛皮菜”又粗糙又苦涩，很难下咽，后来我知道那原来是喂猪的饲料。我记得春节时，家里给我寄来香肠、叉烧肉之类的熟食，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久违的佳肴。
还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们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附近统战部的“六分校”去买罐头肉食。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另一个干校，他们有个“小卖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头，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记得我们一伙人跑去买了一堆罐头回来，在我的小屋里“聚餐”。正在兴高采烈时，8341的政委孙泽福在门外叫我。我们当时已经同8341军宣队产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让他看见我们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荡荡，什么遮盖都没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几个打开的罐头匆匆地放在那摇摇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脸盆里，然后用一块毛巾盖住后就去开门。孙泽福见屋里那么多人，说：“你们好热闹！”接着他用鼻子嗅着屋里的味道说：“你们这些家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们连声说没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开，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头。我们大笑说：“你的鼻子真灵！”孙泽福开玩笑说：“我在我屋子里就闻到了，这里有香味，所以找来了。”于是，“宴会”继续进行。我们同孙泽福即使到最后，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真正要离开了，这点点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就连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风风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闯过来是多么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国语学院这一块外国语言耕耘的园地，毕竟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 5236." >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
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所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
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望，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青年教师的力量恐怕是全国少见的强大阵营，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原来上海、南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经过“革大”培训后都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几十年中，他们都是英语系的中坚力量。我们庆幸能在这样优秀的教师指导下进入西方语言文学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生活也充满情趣。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这主要是人们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
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 am sorry, you are章含之！”我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错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常记起。
我们班上有一位调干学生，他叫顾阳光，很小的个子。他是从某个工作单位调来学英语的，已经是个干部，年龄起码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顾阳光身处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中与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大家都叫他“小Uncle”（小叔叔）。
小Uncle是带职学习的，所以有工资，在我们这些拿家里零用钱的学生来说，他实在是个大富翁。于是我们常常敲他竹杠。学校往颐和园去的路上有一个小镇，现在它已荡然无存。那个小镇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假日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镇去买一大包花生，或是葵花子解馋。有时，我们也去那里的一家饭馆，吃上一盘蛋炒饭。小Uncle就成了我们去小镇的理想伙伴，因为他总是慷慨地给我们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买足我们想吃的零食，然后我们就会一路吃回学校，小Uncle看着我们嗑着瓜子心满意足的样子，他也总是非常开心，他真是我们的一个好小Uncle！
不过，我们也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小Uncle的事。记得有一年期末思想总结时，党小组召集我们去开会，叫我们给党员提意见。我们一群年轻孩子，提不出什么意见，但党支部一定叫我们好好想想。实在想不出别的，我们就说小Uncle这个党员什么都挺好的，就是不够艰苦朴素，他和我们去小镇散步，花钱太多。我至今记得小Uncle听了以后用目光注视我们的那种无奈又想笑的表情。我们说完了，觉得内疚，都不敢正视他。后来，小Uncle开玩笑地对我们几个“馋虫”说：“你们好啊！敲了我竹杠，反过头来说我不艰苦朴素！以后不请客了！”我们缠住他说：“小Uncle，你可别当真，别生气。我们也是被你们党小组逼得没有办法，实在想不出别的。千万千万，以后小镇还是要逛的！”那些青春岁月是多么美好啊！如今，我们自己已都是六十开外，小Uncle已七十多岁。前几年见他还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伤心的为陈文容同学开的追悼会上没有见到他，听说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听到这种消息总是会勾起我无限的惆怅。人生苦短！逝去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Uncle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终于，有一天，老何神态严肃地找我谈话。他讲了许多对党必须忠诚老实的大道理，然后单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会关系时有隐瞒。我真的被他吓坏了，我说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老何说是我自己的关系。我更懵了，我才十八岁，哪里来的什么复杂海外关系。我急得哭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隐瞒了什么。”老何说：“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组织上点出来，不过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厉害，心想就因为想不起一个什么社会关系，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我说：“老何，你说吧，我实在想不起来。”老何提高了嗓门，对我说：“我问你，那个日本人木子口一 ――是你的什么关系？”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我说我根本不认识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但这种笑话竟差一点影响了一个年轻的十八岁女孩的一生。老何说我有一本书是一个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见到这本书，而且问过我，我当时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个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问我为什么这个日本人在题字时自称“谣校校长”，称我为“教务长”。当时我对他说我和这个日本人办过一个“谣言学校”，他是校长，我是教务长。老何把这件事记得很牢，在这次“忠诚老实”运动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这“谣言学校”和这个“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听完老何所说，破涕为笑，而且笑得非常开心。老何叫我严肃点，可我实在严肃不起来，因为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提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一本著名英语喜剧“School for S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此跻身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1953-1957）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有铺着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教授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把知识灌输给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气氛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能到
那样宽松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在科学文化上有更辉煌的成就。可惜这好景不长，1957年的一场暴风雨摧残了一切刚刚吐芽的花蕾！
就在那几年宽松９９ｌib?的气氛中，我们得以读了很多书。我喜欢文艺作品，因此读得最多的是小说。英国19世纪末的作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时代，我在上海的电台中听了广播剧《水仙花》，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可是感动得泪流满面。到了大学才读了它的原著《简?爱》。我的一生感情无形中受到这本书的很大影响。那种对爱情的坚韧和自我牺牲，似乎一生都在影响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冠华饭后从家里的饭厅出来，我拉着他的手。那时冠华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但不知为何他突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讨饭。”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罗切斯特双眼失明，穷困潦倒后，简?爱回到他身边，终身陪伴他的情景。我说：“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丢了官，我跟你回家种地，你眼睛瞎了，我拉着你。”说这话时虽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们处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却都觉得不轻松。不幸的是，后来这些预言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冠华丢了官，又身患绝症，我们经济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实现了自己对爱的承诺。冠华丢了官，我没有离开他；他病了我始终在他身边；没有钱，我靠自己的劳动，起早贪黑地翻译，挣一点稿费为他买营养品。这种境界来源于我自身，但得益于我所受到的熏陶。我们无数次地批判资产阶级文学对我们的毒害，而我内心深处却常常觉得在那些被划入资产阶级的文学中有着许多人类共有的崇高美德……
夜已深，人已静，在湖北沙洋的小土屋里，我的心沉浸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多少欢笑，多少眼泪！多少期待，多少失落！随着我的离去，这历史的一页将要掀过去。外面是黑漆漆的夜，但我却希望这夜是长长的。在这夜色中，过去十八年的点点滴滴回忆像无数的亮点..在黑暗中闪烁。但当曙光来临时，这些亮点都将消失在晨曦中！
我几乎彻夜未眠。清晨起来，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准备上路。这一次不必坐敞篷大卡车了。8341军宣队为我准备了他们的军用吉普。
昨晚，我已和朋友告别，请他们千万不要来送行。我最怕离别，我宁可静悄悄地独自上路。但是我远远地就见到了吉普车旁的人群。我知道他们会来的！
我哭了，忍不住的泪水涌出来，向我的并肩战斗的朋友告别，向外国语学院告别，向过去告别！我看见朋友们的眼眶也湿了。我急匆匆地上车，既然要走了，就再不要犹豫。一旦犹豫，我会连上车的勇气都没有的。
吉普车开动了。许久许久，我还在注视着车后。在那尘土飞扬的迷雾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却又像什么都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一行行十八年走过的脚印，那是无愧无悔的年华，尽管它们将成为永久的过去，但它们永不泯灭，我还会这样走下去！
第三部分 一、十年风雨情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草木不通情》，里面写了这院中的柿子树和梨树。尤其是写了那棵被冠华拯救下来的梨树。我对这两棵树倾注了许多深情！后来柿子树北边垂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那大枝干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断裂了。这枝干自从挂果以后，不管大年小年，它总是结出一对硕大的并蒂柿，从青绿到橙红，就挂在窗前。冠华视之为珍宝，谁都不许碰，一直到熟透时，他才亲手摘下，还要在床头挂几天。一直到我说再不吃就要掉下，软柿子会摔烂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个吃掉。
序 花魂 树魂
从客厅里往院中看，不知怎么突然发觉在这居住了三十三年的四合院里，最美的竟是前院那两棵大榕树。每年它们开花很晚，但粉红色的丝丝缕缕的花朵却一直可延续两个月之久。白天，那一片粉色的云雾给炎热的夏季带来清凉与柔和。晚间那成千上万的花朵散发出满院的芬芳与温馨。那种甜美的香味让人想起最纯真的爱情。它并不那么浓烈，但却那样幽雅，那样持久，那样刻骨铭心。
久久地望着从南房屋顶上弥漫出来的榕树花，我突然伤感起来。我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两棵树竟已从那屋顶往上长了足有两三层楼高了？记得十二三年前它们还刚刚长出南房屋顶大约一米左右。我和冠华坐在后院廊子上，望着那冒出屋顶的榕花，他说：“你看这榕树沿着房顶走的姿态多美！它多像一条龙。东边那一簇花组成了龙头，中间起起伏伏是苗条的龙身，那西边是龙尾。这条龙是青春少女。自然间的万物真不可思议！”从此，我每年夏天总要望望这条粉红色的神话般的龙。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不再寻找它了，因为我受不了回忆的痛苦与折磨，我必须挣脱这种失落，重新面对生活。
于是，我突然发现那榕树竟已成为两棵大树了。那条原先是身材苗条、婀娜多姿的粉龙也已从少女变成了苍劲的老龙，它不再蜿蜒在南屋的房顶上，而是高高盘踞在一座粉红色的山脊上，俯视这沧海桑田，也俯视这小院的变迁。我不禁潸然泪下。多少次努力想成为生活的强者，换来了多少宾客的欢笑。可又有多少人知晓这欢笑后面深埋的悲哀。我说不清我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我又何必为此而苦苦追求呢？！但我有一份珍贵的回忆，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页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bbr>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我有幸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对历史沉思。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草木不通情》，里面写了这院中的柿子树和梨树。尤其是写了那棵被冠华拯救下来的梨树。我对这两棵树倾注了许多深情！后来柿子树北边垂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那大枝干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断裂了。这枝干自从挂果以后，不管大年小年，它总是结出一对硕大的并蒂柿，从青绿到橙红，就挂在窗前。冠华视之为珍宝，谁都不许碰，一直到熟透时，他才亲手摘下，还要在床头挂几天。一直到我说再不吃就要掉下，软柿子会摔烂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个吃掉。我不爱吃柿子，但这对并蒂柿却是每年都要吃的。然而这枝干突然随着钟爱它的主人去了，我少了一份触景生情的痛苦却多了一份凄凉和惆怅。再后来的一个春天，那棵被冠华拯救但在他离去之后死去一半的梨树也默默无语地死去了。我刚发现它死去时异常激动，为什么造物主要夺去我这点点滴滴的回忆！时间长了，我又忽然悟出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冠华神灵犹在，它有意迁走了那结出并蒂柿的枝干和这半棵梨树。他不忍看到我受回忆的折磨，他要我摆脱阴霾，坚强起来。
可现在，在他离去十年之际，我又记起了这两棵榕树，那不也是冠华拯救的吗？1974年，冠华迁入我家这院子的时候，当时的外交部保卫部和总务司为了部长的安全建议改造大门，把原来的漂亮大红门封死，从前院临街房屋打开一个新的铁门，还要砍去前院的两棵榕树，以便部长的汽车可以从大铁门直接开进院子而不必在大门外下车。我自然是不赞成的。如果大门改变，这房子的结构就破坏了，而父亲当年是力主保存这院子的一切风格的。但冠华当时官大，要由他作最后决定，而我料想他不会同意。果然，他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毁掉这四合院的结构简直是犯罪！”他说：“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哪里有那么多敌人！谁会来杀我？共产党的官为什么怕见到群众？！”他说：“这么两棵漂亮的树怎么可以砍去？！”总务司、保卫部只好让步，此后，除了有时从车库上车、下车，一般地他早早晚晚都在门前下车，与街坊邻居打打招呼。那时胡同里年龄稍长的男人称他“乔老爷”，年龄稍长的大妈大娘们一般都不直接和冠华对话，她们称我“妞她妈”，叫冠华“你们老头儿”。直至今日，胡同里一些老人们仍会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当年“乔老爷”进出胡同的情景。
我从回忆中醒来，不觉深深地叹息。这一切难道是真的？悠悠岁月已流逝了二十个年头。望着镜中的自我，不论人们如何称羡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精神在支撑，而无情的岁月毕竟留下了比比可见的白发和缕缕的皱纹。我又想起当年冠华的花白头发几乎也是这样，而我那时却是满头青丝。有朋友建议冠华把头发染黑，他大笑，说他不干这蠢事。冠华说周南形容他的头发颜色是“Romantic Grey”（浪漫的灰色），他特别欣赏。又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根白发，大惊小怪地对冠华说：“不得了，我有白头发了。”他却“幸灾乐祸”地说：“好极了，最好多一点，你也变成 Romantic Grey。我们的颜色一样了，我更高兴。”如今，我真的变成 Romantic Grey了，可冠华又在哪里？打开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华溘逝后我托吴蔚然院长替我剪下的他两鬓的两缕灰白头发，这是我唯一保存的冠华身体的一部分。我默默地对他说：“快了，我也快是你喜爱的颜色了。”
前些天，冠华的老友宫达非同志劝我要活得洒脱一些。他说冠华逝世已十年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对他难以忘情。我说这些年以来我好多了。不过感情这种东西是无法用理智去控制的。我也希望更洒脱一些，忘却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把对冠华的记忆埋得更深一些。我说今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想写一篇长文章，把他和我的故事告诉人们。然后我希望此后的十年我能活得更轻松一些。
于是，就有了纪念冠华逝世十周年的下面这篇文章。
天上人间——诀别
最后的中秋夜
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乔冠华病历的最后一页如实地记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83－9－22 上午神志不清，不会讲话，叫不应，尿床，昏迷状态，口唇发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药后9∶00神志清楚，叫能应，点头或摇头。9∶40何英、朱大姐来看时，神志清楚，还笑了一下，走时还招手告别，并从夫人手中喝了几口白蛋白。
9∶45呼吸减慢。9∶50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请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维持呼吸，给氧。
10∶03心脏停止跳动，两侧瞳孔放大，抢救至10∶40a.m.心脏按摩十分钟仍无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同志参加。逝世后，由郭副院长及钱主任送至太平间。
病历中最后的句号成了冠华轰轰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他带走了我对他的爱，也带走了他的许多未了之情，未诉之冤。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孤寂，也留给我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要把他尚未来得及说完的话告诉始终在关心他和我的众多善良的人们。
直至今日，每当中秋节来临，我总禁不住心的颤抖。街上的月饼也总引起我对十年前那个难以从心头抹掉的中秋之夜的回想。1983年的9月21日晚是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恰巧是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他已多日断断续续处于昏迷状态，我也已忘记什么是睡眠。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盏孤灯下守护着随时可能病情剧变的他。白天，我请司机老张从北京饭店买了两块月饼，我知道这是我同冠华共度的最后一个中秋夜，我多么希望他睁开眼再看看我，也看看他一生最喜爱的月亮！
半夜三点多，当我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我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我的头发。我猛醒过来，抬头看，冠华果然微微地睁开了眼，张嘴想要说话。我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要我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我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冠华都听懂了，艰难地微微笑了一下。我把切开的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指指我要我吃。我把他刚刚碰过的地方咬了一小口，却难以下咽。冠华此时又在挣扎着说话，他用颤抖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嘴唇不断在颤抖。我趴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的声音说：“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他又用手比划，加上十分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嗓音，我听出他的意思是说：“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我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当我用手巾替他擦汗时，我猛然发现他眼里滚动着的两滴晶莹的清泪正悄悄地滴在枕上。他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我们十年的患难情意。我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我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我望着昏睡状态的冠华，想起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纷纷赶来看他。当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走进病房时，我凑在他耳边对他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
在此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曾委托习仲勋、陈丕显两位同志在中南海约冠华与我谈话。会见十分亲切，他们谈了许多往事。习、陈两位又详细问了冠华的病情。最后，仲勋同志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丕显同志讲到他本人受过的不公正对待，并说：“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作工作。”他们两位还征求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他发挥作用，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定了。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癌症已经扩散，但他说虽然他病了，但他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冠华被安排在对外友协任顾问。因为有仲勋同志半年前那一段谈话，所以我以为冠华还会有话要对仲勋同志讲。但没有想到他只是微笑着对仲勋同志打招呼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我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也是凄凉的。
我送仲勋同志离开病房时，走廊里聚集了许多朋友。此时夏衍同志从门口急匆匆拄着拐杖走过来。我马上请夏公先进去。冠华见到夏公脸上泛起一阵喜悦。他拉住夏公的手，不等夏公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我知道在他弥留之际的半夜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是1976年的冤屈，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冠华的一片丹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
乔木的唁电
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他的老友胡乔木同志从外地发来了唁电。我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过身居高位的老友。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他当时的唁电全文是这样的：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时
后来的丧事一言难尽！尽管半年前，习仲勋、陈丕显同志已当面代表中央与冠华谈过话，讲清了一切，某些有关部门及某些人却仍在悼词评价、登报是否发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制造困难，压低规格。当时，对外友协的领导还是力争按原则办，但却僵持不下。我对这场争议感觉麻木。冠华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对于这身后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为什么活着的人对一位已作古的逝者还要如此纠缠。最后友协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只是说“冠华一生，无需他人在他身后评说。历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见证。我不想在我痛失冠华之后去争论悼词的每一个字，或报纸要不要登照片。冠华已超脱这一切。他也不会要我去为此斤斤计较，吵闹不休。但我自然也不会同意在他不能为自己说话时任人摆布地去贬低他。既然有争议，那么我建议，一、取消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改为家属自办的遗体告别，老乔生前的朋友可自愿参加；二、不必去藏书网搞悼词和评价这类书面东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暂不登报；三、骨灰不存八宝山，由我自己保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我，别的还可以按我说的办，只是报纸还是要登的，因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对我今后有利。我说：“当初与冠华结婚时，面对那么多流言蜚语，我们两人就说过如果能当平民百姓，多么自由！如今冠华已去，我今后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干遗孀’的头衔，更不想凭借冠华逝世登报纸这点余辉度我余生。今后的路由我自己来走，我会活得无愧于冠华的。”经过一番周折，我的意见胜利了。因此冠华的逝世只在9月22日当天由新华社发布了一个四十字的通告，当日对外广播，23日见报，以后的正式新闻稿由于意见不一和我的坚持没有刊登。开始一段时间，许多人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冠华逝世之后只有这四十字的客观报道，没有生平介绍，没有评价。我不得不向问及者解释。如今，时间匆匆过去，在历史的长河里，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告别人世，却永远留芳人间，为人们所追颂。又有多少人曾办过轰轰烈烈的后事，却早已为人们所忘却，甚至唾弃。谁又会记得那篇悼词中的褒或贬，只有一个人一生的奉献最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对当时的决定始终无悔。冠华自己留下的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对他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何必还需他人来评说？！
与陈老总的情谊
10月25日，对外友协主持了冠华遗体告别仪式。冠华生前的各界朋友来了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安排仪式，因此来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整整三个多小时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亲人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这一天却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秋雨霏霏，上天与我同悲，更增添心头万般凄楚。仪式之后送遗体去八宝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的人员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同志的女儿从军。我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昊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冠华到八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无私心。他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时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总理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会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骜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971年陈老总处于逆境，肠癌手术后住301医院治疗。当时的301为林彪集团控制，医护人员对陈老总态度极坏。冠华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301。此时已是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与周总理机场会谈决定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冠华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从而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时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会议中途，消息传来，林彪座机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抄录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 66fe." >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拿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历来在情绪激动时也喜欢作几句诗。于是他当即仿唐人卢纶诗句略改数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1973年郭沫若。”
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301看望陈毅同志。他兴奋地对陈老总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有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 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301’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黄浦江畔的追思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仅阴雨而且刮风。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订做这个骨灰盒时，大理石厂的领导得知是为冠华做的，破例为他特殊加工赶制。工人们听说后自愿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车间主任说：“你不必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乔部长，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最后付款时，工厂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钱，厂长说：“这一点金箔是我们大理石厂全体工人对乔冠华同志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为国增光，人民会记住他的。”当时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几年来，这样动人的事一再涌现在我所到之处。感触之余，我更理解冠华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似乎一切都已结束。所有的矛盾随着冠华的化为缕缕青烟似乎也画上了休止号。当我一周后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时，除了陪伴冠华到最后的司机张凤午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当老张对此表示愤慨时，我不过凄清地一笑，我说：“大概这就是世态炎凉吧！”
我当时离开北京是因为心力交瘁，也因为这院子引起的种种怀念使我神经几近崩溃。我去上海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也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我要回到黄浦江畔去追思那过去的岁月， 5bfb." >寻找我后半生的起点。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阴又冷。我无数次在蒙蒙细雨中、凄苦的寒风中徘徊在外滩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我和冠华共同生活的短暂十年。
二、相识相知 -1
小店偶遇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我第二次见到冠华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个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级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达成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苍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去了。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傲慢与偏见
再后来，我和冠华开始了最初阶段的接触。从现象看那是一段我们性格的冲撞阶段。我一个小科员竟多次顶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领导，这在大机关里是很难容忍的。但我当时刚刚离开学校，确实很不习惯官气很重的政府部门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的风气。奇怪的是，对于冠华和我来说，这种冲撞恰恰使我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迸发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最初发生的一件使冠华很生气的事是我没有按我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他。1971年秋，父亲的这部巨著冲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出版了。在全书著作的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父亲对他晚年能见到《柳文》问世十分兴奋。他亲笔题字赠送各方朋友，其中有两册送给冠华和姬鹏飞同志。因为我在部里工作，父亲就嘱咐我把这两套书送到他们两位部长那里。我把书拿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已入部半年，对部里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议论他人的习气已有所见所闻。我想如果我把这两部书送给姬、乔两位外交部的最高领导，难免有人会在背后交头接耳，说这是“用她爸爸的书走上层路线”。于是，我叹口气，把父亲的书暂时放在办公室柜子里，等到适当时机再说。岂料日子一长就淡忘了。几个月之后，父亲患感冒住在北京医院。正逢张奚若先生也住院。张奚若是外交学会会长，冠华是副会长。一日，冠华去探望张奚老，言谈中得知父亲也在住院。冠华与父亲早已相识。19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当时的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民主人士回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父亲的那一批正是冠华带队乘苏联轮船经大连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们已很熟悉。解放后他们也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当冠华得知父亲住院，就在辞别张奚老之后到父亲病房探望。闲谈之中，父亲问冠华翻阅了他赠送的《柳文指要》没有。冠华愕然，不知父亲所指为何著作。父亲也奇怪，为何冠华未收到赠书。后来，想必冠华对他秘书发了火，因为第二天上午程秘书打电话给我时，语气是很僵硬的。
程秘书问我：“章含之同志，你父亲是否要你送过一套他的著作给乔部长？”
我答：“是有这事。”
程问：“书在哪儿？”
我说：“在我这儿的柜子里。”
程又问：“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送给乔部长？”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说：“没机会。”
程秘书最后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请你立刻把书送给乔部长或者送到我这里。以后有这样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搁这么久。乔部长很不高兴。他还以为你把书交给我了。”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算了，我马上上来拿，你别走开。”
见到程秘书时，我请他把另一部书顺便带交姬部长。程秘书问我要不要“去见见乔部长，直接把书送给他”。我说不必了，我没有别的话要对乔部长说，他在医院里见到我父亲了。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冠华问：“我怎么不知道？来多久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程秘书就给我打了那个电话。他说以为我会要他引我去见乔部长，没想到我把书给他就算了。后来他给冠华送去书，冠华问他我在哪里。程说在司里，书是他上楼拿的并说我说乔部长已见过我父亲，没有别的话要转达了。当时冠华未再说什么。此后也从未“召见”过我。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这个傲慢的“行老的女儿”，并且伺机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当时会放弃一个与乔部长见一见的好机会，我没有去见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觉。不久，他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场合使我很是窘迫。
这年的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这是当时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挥了第一个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从代表团的团长、主要
成员，一直到翻译人员以及第一个联大发言都由他们两位最高领导审定。团长是冠华，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当人员确定之后，由冠华主持在部里六层的大会议室召开代表团成立大会。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还有其他部、司两级领导参加。那天下午，我忙着司里一个急件，等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已坐满了人，连会议室门口也已有四五位临时搬了椅子来的与会者。我也从旁边国际司的办公室借了张椅子，坐在门外。此时，只听见冠华在里面宣布开会，他简单讲了形势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因为我坐在门外，只听见他的声音，并不见他本人。讲完形势后，冠华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来自部内各个单位，彼此可能还不熟悉，所以互相认识一下。于是，他逐个点名。当叫到我名字时，我在门外站起来，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头。大概当时不少人还不认识我，我听到会场里有交头接耳的声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这个外来者。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进新人。我有点窘迫，赶紧退回座位坐下。岂料此时冠华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
冠华并未放过我。他又说：
“就是你扣了行老给我的《柳文指要》？”
会场又是一片耳语声。我不知所措，心里很是生气这位部长如此咄咄逼人，一点小事记得这么牢，叫我当众难堪。最后，冠华说：
“好吧！今天算认识你了。”
我想冠华很快就把这个场面忘记了。后来当我提到这件事时还耿耿于怀，可冠华说他不记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记得那天会上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站起来时觉得我很美。我说从那个小文具店开始到这次会上我们俩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bbr>..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还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９9lｉb?t>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
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嘛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呕气的事就算了。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气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心的感应
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像。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 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亲挚友杨怀中先生（杨开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绍给父亲。1921年主席找到父亲请他帮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留学。父亲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会名流中集资，共筹措两万银元。1963年，主席对我说其中一部分资金由主席带回湖南，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财政来源。1945年在重庆，父亲又直言劝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轻信蒋介石的和平诺言。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但仍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而且是个人之间真挚的友情。1963年，主席七十寿辰，父亲带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帮他学英语，从此戏称我为他的“章老师”。此后，我除了每周帮主席学英语之外，还成了主席与我父亲之间的“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给主席写信说我不理解这个运动，他给我赠言，要我“经风雨，见世面”。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就这样，毛主席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外院的教改还未完成，中央来调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报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爱的萌芽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突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相爱何难
理智与情感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会永远视他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说，我做出这理智的决定不仅仅是我可能经不起流言蜚语的袭击，我更多地是考虑这种“人言可畏”的浪潮会给他当时蜚声中外的名誉带来的损害。我说我自幼孤独，没有家庭和亲情的温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败而告终。我何尝不珍惜他给我的真情。但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牺牲。我从少年时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学著作中。在我喜欢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马的 href='2083/im'>《茶花女》。人们大都熟悉的是改编成歌剧的 href='2083/im'>《茶花女》，而我却是读过好几遍原著的英译本，有许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剧中都被简化了。这个作品使我震动的是玛格丽特为了爱情所付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自我牺牲。她在接受亚芒的爱从而得到幸福但却牺牲亚芒的社会成就，与放弃亚芒的爱让他因误会而恨她从而断绝恋情，去获取事业的成就之间选择了后者。为此，她毅然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认为这种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试想我们的结合会引起多少对他声名的诋毁！无数舌头会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散布着同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的章含之只是因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为了嫁给有名气有地位的乔冠华而同丈夫离了婚。谁也不会去认真问一问这是否真实。我们俩纵有千百张嘴也难以解释。我不能忍受在人们见到他的形象时夹杂在议论中的是这样的诽谤。我不能像玛格丽特那样使他恨我，但我愿在这爱情初始之时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两天就收到了冠华的回信。他在信中极其愤慨，简直是发怒！他说他根本不听我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我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大。这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爱情要舍弃一切，他也完全无所谓。那才是真正无私的爱。他需要的是我的爱，不是什么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牺牲。
我不知往下该如何办。冠华仍旧隔一两天就来电话。我说让我冷静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这时，大约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终办完了离婚手续。当时，我情绪很不稳定。为这过去生活的结束既觉得轻松，又觉得惆怅。对于今后的事又实在举棋不定。我办完离婚的当天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叶文。关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写几句，因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认识的众多人中最诚挚、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个。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难还清。特别是后来她因为受我牵连挨了不少整，我无法偿还这笔债。1984年她的丈夫，当时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无法给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在外交部的环境中，这种升迁变化往往会形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却丝毫不在意，不是虚假的，是真诚的。在名单尚未宣布时，她就说：“你可能要升到司里去做领导了。开会征求意见时，我很赞成。你好好干吧，我会配合你的！”我说你在部里资格比我老多了，这样安排对你恐怕不合适。她说你能力强，外语好，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我们的合作极其融洽，从未发生过矛盾。我也从来都把她当做知己，任何个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谈。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真诚的友谊后来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连。因为她后来还留在部里，为了不使她的处境困难，我们虽在同一城市，我都几乎从不与她联系。凡是遇到熟朋友时，我必定要打听小唐近况。现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这一段回忆已不会再给她增添麻烦。
正因为我和小唐的友谊，因此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就把发生在冠华和我之间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小唐和老方从一开始就极力支持我们。他们认为冠华和我是难得相配的一对，年龄的差异不会是我们的障碍。就在我告诉小唐我已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出来，小唐神秘地拉我到办公室走廊，对我说：“你们那位老爷知道你办完手续，高兴得快疯了！”我说我谁都没有说，是谁去告诉他的。小唐说那天上午，老方陪冠华见外宾，是在当时外交部楼梯上那间最大的部长会客室。送走外宾后，老方走到冠华身边，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时告诉小唐，冠华听后先是一愣，问为什么我不告诉他。老方说我可能要等情绪稳定一些就会告诉他的。接下去，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冠华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气夹带着片片雪花冲进温暖的会客室。当时还留在屋里陪见的同志惊异地看着冠华，莫名其妙地缩起颈脖陪他在寒风中站着。只有老方懂得冠华此时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澜。
当天晚上，冠华突然在一个宴会之后来看我。我不想惊动父亲，请他进了南房父亲的小书房。冠华什么都没有说就把我搂在他怀中，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样亲近。我默默地流泪，他轻轻地说：“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要想未来。”就在这同一天深夜，实际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动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我把主席送来的大红苹果抱在怀里，苹果不仅硕大而且红得特别紫艳光亮，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抚摸着那苹果犹如抚摸着我对未来的梦想。很久很久，我才带着那个甜美的梦睡着。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冠华的住处，我说愿他与我共享主席对我的祝福。
二、相识相知 -2
心的承诺
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
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那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拚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9９ｌib?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找你算zhang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
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她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恶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毛主席的佳句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
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４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100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4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
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９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６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
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想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抛弃，士钊（行严）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从此赋予我这多彩的人生。为什么一直要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许多情！
我独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缓再下去上车。但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我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乱成一团麻。这时天上打起响雷，我的生活的基础似乎也被这轰隆隆的雷声震得来回晃动，找不到平衡！
这天晚上，我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周总理那里开会。我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我们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珍重。我很想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我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压力。再说万一那是吓唬我的，虚惊一场呢！
7月2日，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离京赴广州。因为父亲已病故，原定的直飞香港接他回北京的专机改在香港追悼会和遗体火化之后去广州迎回骨灰。我们一行人在广州过夜，7月3日经深圳罗湖去香港。2日傍晚到达广州后心情坏极了。当时没有程控直拨长途，我挂了号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种种愁绪涌上心头。我实在无法入睡，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信。1973年的上半年，我们之间在难得见面的情况下，虽近在咫尺却只能靠通信传递感情的信息。后来遭到浩劫，抄家，连一些纸片的只字片语都被抄走了，冠华却把我给他的几封信以及一张我的两寸照片小心地贴身珍藏，得以保留下来。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气横溢的书信却从此没有下落。在冠华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从广州给他写的。信中我说：
……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
扑朔迷离的政治
一周后，在我经历了一场失去父亲的深刻感情震动之后，捧着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北京。飞机下降时，我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冠华在列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他安然无恙，我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冠华抽空对我耳语说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况告诉我。不过并没有等到我晚上见到冠华，我已经知道这“重要情况”了。在我刚刚把殷夫人、眉妹安顿在北京饭店住下之后，7月1日出发前给我打招呼的“朋友”赶来饭店告诉我，在我离开北京期间，发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冠华面临的是难以预见的命运。在那个年代甚至后来的相当长一段岁月中，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我望着冠华那疲惫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种局面，我虽略知原由，但也远非我力量所能改变。我只得叹口气对他说：“有什么必要讲牵连呢！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老仲也在一边叹息。
此后的一段时间，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内交真是比外交复杂得多。我和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转入了“半地下”状态。每当他晚上来我家，他就同老仲讲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说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那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老仲打电话到我家，再由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我们住同一胡同，我在西头，老仲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如今想起来，这真是何等的荒诞！为了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们本来是正大光明的恋爱竟必须用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后，我见到老仲的夫人刘锦琳同志，那时她也已失去老仲。我们看着彼此两鬓的白发，说起当年这段荒唐的历史，都不禁湿了眼眶，无限苍凉，无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当时要准备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无论他和我都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同志写了以下这个便条。多年后，刘锦琳同志给了我这张条子的复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老乔
28／9．73
从局外人看，冠华当时正处于事业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毛主席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主席、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党的十大，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他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老仲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一切情感？冠华对他献身的事业是如此地忠贞，不论他个人遭受到什么委屈，人们三天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到的却依旧是那个精神抖擞，具有独特外交风度和魅力的中国外交家，他的发言又一次令多少听众折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也许至今还有不少人以为在那光辉成就的年月，我和冠华一同出席联合国大会也是何等风光，可谁又能看透我内心为冠华的担忧，谁又能想到我们在那风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将来的厄运和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难，为一场我们自己并不懂的政治斗争作出沉重的牺牲？
70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
1973年的10月，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纽约参加联大。我们尽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刚刚经历过的一切。这年中东发生战争，安理会会议很紧张。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剧烈辩论的年头，冠华就精神百倍，真是“斗志昂扬”。我看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我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我真是不寒而栗。于是我给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我当时的确私心很重，我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我反复劝说下，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冠华说都是我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我说我猜周总理懂得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冠华和我按时回到了北京，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有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我们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
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
爱情的归宿
当1973年12月，那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时，我和冠华十分期望早日成个家。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1973年初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已变得很苦涩。我们只觉得精疲力竭，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漂浮的小船，此时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华决定尽快结婚，使我们互有依靠。冠华决定搬到我家来，放弃外交部为他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总理亲自定的。在我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冠华和我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后来周总理又告诉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我说外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总理听了皱起他那两道浓眉说：“章可（我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我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
于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试探说：“我想当初这房子是国家给父亲的，我搬走以后是不是就把它还给国家？”周总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严肃地说：“你倒想得简单。行老和共产党合作几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这个房子当初是主席同意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时，在追悼会前，我对殷夫人和你妹妹亲口说这房子是政府为行老修的，今后你们海外亲属任何时候回来看看，这都是你们的家。你是共产党，说还给国家就还了，以后行老这么多海外亲属知道了怎么说？他们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我周恩来说话不算数！”我不吭声了。周总理接着直视冠华问：“为什么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里，你不能搬到她那里？”我抢先回答说：“这倒是我的意见。乔老爷官比我大，我嫁给他按习惯就只好搬到他家去。”周总理还是逼视着冠华问：“你也是这样主张吗？为什么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里？男尊女卑？”冠华悠然地笑着回答说：“我哪里有这种想法？！我愿意搬到含之那里。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来。”周总理果断地说：“那好，就这样定了！冠华你搬到含之那里去！”后来毛主席听到了，说这样好，还风趣地对冠华说：“这一次啊， 4e54." >乔老爷，你可真是上轿了呵！”
就这样，1973年的12月11日，冠华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里，从此它成为我们的新家。我深信父亲地下有灵是万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华同我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父亲已经知道我们准备结婚，为此他很高兴。他对冠华说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他从香港同其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华代表党中央同船回来的。他说他一直认为周恩来之下冠华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后，父亲说我们结婚时他可能还在香港，如果赶不上我们的婚礼，他要送我们一点礼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买礼物了。说着，父亲从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张一万元定期存折。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后，因为当时取消了稿酬，周总理指示送父亲一万元作为酬金。父亲嘱我为他办了一个定期存折。此时，父亲很动情地说：“这张存折送给你们，含之去买你们喜欢的礼物。”冠华当时显得很窘，连声说不必。我也说我们一切都有了，这钱是周总理送的，父亲留着回北京用。但父亲执意要我们收下。我当时想我先收下代父亲保管，等他香港回来还是用在父亲所需的事上。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在香港去世，也没有料到这笔钱后来在冠华身陷逆境，患着绝症而经济拮据时成了我保证他营养所需的主要财源。
当外交部总务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车把冠华报房胡同的家搬来我家时，除了那几箱子书籍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东西。家具是每个月付租金从外交部租的，连那几套中山装和大衣都是出国时公费做的。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像样的任何家用电器！这就是冠华！他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他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牛奶！而冠华正好属牛！当年他迁来我家的那套绿色尼龙绒面的沙发是60年代中期缅甸使馆替换下来运回国的。这套沙发至今仍在我的客厅里。它们已经过几次修理，我却仍不舍得替换掉。女儿去年为我修缮房屋，她懂得我不愿舍弃这套大约已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旧沙发，就给它们做了几个大套子。
冠华迁入我家后的几天之后，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酒会，招待冠华的同事，算是婚礼吧！来参加的自然都是显贵的部长们。奔驰车在大门口停了一长溜儿，真正是车水马龙！但是就在这个本来值得欢庆的婚礼之夜，我却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和一种对未来的惶惑。
第一件发生的意外是当我为每位贵客斟上茅台酒，请大家干杯时，冠华和我忙着招呼客人没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时一位部长喝了一口后迟疑地问冠华：“老乔，你这倒的是酒吗？”其他部长们也同声说：“老乔，你开的什么玩笑？这是白水吧？！”我和冠华赶紧尝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问冠华哪里拿的茅台。冠华说是从饭厅拿的。我忙去查问，原来当时有一位照顾我父亲的女孩子还住在我家。她用一个茅台酒空瓶装凉开水。这天晚上她装了水放在饭厅桌上，被冠华当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这插曲当个笑话，说冠华舍不得请客人喝茅台，用白开水充数，冠华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里蒙上一层阴影。我从来都有点迷信好兆、恶兆。在婚礼上浓烈的茅台变成了淡而无味的白水，难道这会是一种不祥的预示吗？
客人散尽之后，冠华很兴奋，说出去看看月亮。我说那么冷，别出去了。他却非要去，说今晚一定要赏月。我只好给他取大衣围巾，陪他到院子里散步。冠华说：“多好啊，多美啊，我们能在一起了！”我说：“是啊，不过今晚的招待会实在像次外交活动不像婚礼！”冠华叹口气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应酬！”我忽然非常激动地对他说：“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婚礼吗？”他说不知道。我叹口气说：“教堂的婚礼！”冠华捏了捏我挽着他手臂的手说：“别瞎说了！”我说：“真的，我一直幻想着这样一种婚礼，在神圣的主的面
前，两个人面对面，心对心，说出庄严的誓言：‘我章含之愿意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这种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圣洁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冠华说：“你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用不着对天主起誓。还是对着月亮吧！那是最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早知道冠华酷爱月亮，他对着月色特别动情。但我却隐隐地觉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几乎使人感到凄凉。我不禁想起那些写月光的诗句中很多都是写别离情的。我想起了 href='2357/im'>《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我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在一起。”我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我们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顽固地在我心里忽隐忽现，驱之不散。冠华逝世之后，我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冠华和我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么错误，但我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为什么我们的结局会这样悲怆？！这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
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华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第四部分：十年风雨 -1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
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那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筋疲力竭。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我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丝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部里给“乔副部长及夫人”。冠华叫值班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后对冠华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于爱丽舍宫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锃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都啃起了自己盆中的鸡腿。
又有一次联大开会期间，我们出席巴基斯坦驻联大代表的晚宴。在宴会前的交谈时，冠华与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周围围了许多听众。每当冠华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时，他往往会完全不看周围的环境，全神贯注在他的辩论中。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当冠华讲得极为专注时，一个服务员端着银盘来到他面前。银盘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高脚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鲜红的番茄酱，杯子的外沿上摆着一圈粉红色的熟虾。银盘中有小纸餐巾和带彩花的竹签。如果客人喜欢，一般都取一张餐巾纸，一根签子，插上一
只熟虾，蘸一下番茄酱，点头谢过服务员之后优雅地放进口中。此时这位服务员站立在冠华身边，向他伸过银盘。但冠华却视而不见，既不取虾也不示意不要。服务员见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动。我当时任冠华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杯虾，意思问他要不要。冠华似听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却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我有点着急了，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吃了，岂不闹笑话？！我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冠华却丝毫没觉得手里嘴里少了什么还是滔滔不绝在讲。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我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喜欢他了！他如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个文官，我觉得他是个带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位代表只知道我是中国团长的翻译，不知道我还是他的妻子。而我在听到这些评论时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藏书网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格。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时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 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在她的历史上为有乔冠华这样的战士而骄傲！
直至今日，每当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云时总不免还会浮想联翩。假如不是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假如没有当时外交部那“得天独厚”的“通天”处境，也许冠华和我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会十分美满。可是那毕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是严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叹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唯一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冠华还能有时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还记得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我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我们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冠华立即响应说好。于是我们决定就车中三人――冠华、我和司机杨尔纯同志。冠华说去吃涮羊肉，我们就去了东来顺，老杨停车，我和冠华先上楼。东来顺的经理见到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冠华说坦桑尼亚。我笑出声来了，冠华捏了一下我的手还在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我知道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馆工作过。经理为难地说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冠华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这顿涮羊肉吃得非常开心。一切焦虑和烦恼都暂时放在一边，东来顺的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和冠华聊天，他讲到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也讲到1945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同志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冠华说那时他也短时间来过北平，果然记起在这里吃过涮羊肉。回家路上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我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么，宁愿回家后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我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原来他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我们结婚后，我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的、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冠华指指我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冠华恋爱，我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我都难以置信冠华大我二十二岁，因为我从来把冠华置于我的庇护下，而冠华对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我的。我从照顾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我觉得被所爱的人需要就是一种最高的幸福。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冠华病后就更是如此了。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籽后搅成西瓜汁。连香蕉都由我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冠华。我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我的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初结婚时，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我的一种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是这样地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山雨欲来
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奋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从主席那里回家，我们精神振奋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但是，这告状的事终于使我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我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我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多么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这招祸的性格给我自己和冠华导致了杀身之祸。随着岁月的流逝，冠华那充满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运”，越来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华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1976年的悲剧中这种性格因素是铸成大错的不可否认的因素。多年后，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送总理最后一程
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冠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后来，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冠华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们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我打电话问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
冠华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诉他，从７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７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８日清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激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他去天安门。我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冠华和我走上了纪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我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
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我真想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冠华的气魄。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总理事情的人竟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冠华头上。80年代初，黄镇同志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冠华置于死地时，又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
冠华为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天，他护送总理去八宝山火化，晚上又护送总理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整天没有见到冠华。傍晚，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像。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冠华已劳累一周，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各国的使节在向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作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冠华出来主持会议。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我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联想到1957年，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前冠华对我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我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在外交部展开，等待着冠华的将是怎样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不祥预兆。冠华是个从不设防的人，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阴谋与陷阱，最后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当我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切荣辱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永远留下的是无情的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审视着每一个曾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过。我相信周总理和冠华此时都在天堂，他们都已超脱了人间的烦恼，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促膝长谈了。
灾难的前夜
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渡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总形势恰恰背道而驰，但我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右”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我们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三个小时。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同志，电话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机场。我们外交部一行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川省的领导与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了。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而当时这些历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冠华、韩念龙同志出面要求省里关照为我们开放几个小时。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答应了大家要求。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我们上午的经验，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四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又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我们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我们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于是，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指责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照“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冠华和我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只是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冠华的位置，我们又不能把照片去贴在大字报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知道这都是搞垮冠华的前奏。
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回家后冠华百思不得其解，给当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尽管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戏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正在批乔浪潮一步步升级时，紧接着来的一场暴风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国驻华使馆地震期间安排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家属由中国方面提供方便暂时离开北京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终于把冠华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这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地上。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使馆人员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四十二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纪登奎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客人英萨利。当时，有两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英萨利，另一个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这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冠华参加。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冠华。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廿四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后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我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党组会议。我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他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９９ｌｉｂ.
震中受伤。
办完这件事已是凌晨时分，冠华已精疲力竭。自从地震发生后，他白天奔走于外交部几个宿舍区的临时地震棚看望部内人员，视察生活安排。晚上还要处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时。由于他拒绝迁往宾馆草坪上舒适的大帐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样，想方设法弄来塑料布，用几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个地震棚，里面放入两张躺椅权且作为床铺。谁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开胶了，雨水从棚外渗进来，根本无法休息。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紧时间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冠华又亲自督促外国人撤离的工作。当时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家属都对中国方面如此为他们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协助上千人员撤离地震危险区十分感动。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到中午时已大部分完成。冠华终于松了口气，对我说：“这件大事办好了，我肩上的担子松了许多。这几天真怕外国使馆出事啊！”我说：“外国人倒安全了。我们这个院子可很危险。万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来，尤其是那个高大的烟囱倒下来就全完了。”冠华说：“想不了那么多了。谁叫我肩上责任重啊！”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八九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廿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作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廿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长的冠华事先竟一无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很明白，冠华是“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此时在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们已经乘冠华在国外的时机把他挂到了“四人帮”的线上去了。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我去机场接他。我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我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十年风雨 -2
虔诚与毁灭
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
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
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
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后来，在我们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
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禹锡诗句：
莫道谗言如海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淘尽黄沙始到金。
魂已断、梦相随
我的这篇文章从初春写到深秋，回忆的线索越拉越长，越拉越远。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脑海里浮现，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我的笔似乎应该停下来了，否则它可以永远地写下去，写下去……现实生活越来越淡化而过去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是写冠华，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岁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东山之巅的冠华。我曾经说过，时光不可能磨去过去的伤痕，但会使记忆埋得更深。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从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战。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远时隐时现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几日，随手翻看闲书，突然翻到冠华喜爱的苏东坡的词，见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是记录下的一个相爱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间的一对情人的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闸门突然间被这曲东坡词冲开，很久没有这般激动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华已不常在梦中出现，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恋，以及随后的十年天上人间将永远魂牵梦萦陪伴我终生。我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艰辛。我那两鬓的白发也许更透露了我能活过来是多么不易。于是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灵。
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险遭灭顶。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派”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藏书网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可抑制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对我的诱惑。
1983年夏天，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那时候，我天天推着轮椅送冠华进那间治疗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疗我都陪他进去，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我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我只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时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觉得冠华和我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我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
但终于，这最后的诀别是指日可待了。每当我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于是，我不住地问自己，我今后的路在哪里？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尽头。”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牵挂是女儿妞妞。但她已在异乡他邦，这一年她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侣。对她来说，失去我无异是痛苦的，但她毕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予她的已不多了，她会走自己的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前面只有无止境的痛苦，这世界对我又有多少意义？于是，我看到了天国，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极乐世界任我们翱翔，我又为何不抛弃这苦恼重重的人间呢？
飞飞与陈白露
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 href='/article/3207.htm'>《日出》。在我少女时代，我最迷恋的是舞台戏剧。当时离我家很近的兰心大戏院只要有话剧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学回来，我从不间断的是从收音机里听连续广播剧。即使旁边是母亲的两桌麻将在噼噼啪啪打得热闹，我也能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广播剧。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从英国作家勃朗蒂名著 href='2116/im'>《简爱》改写的《水仙花》。记
得当时我反复想到的是 href='/article/3207.htm'>《日出》中的陈白露。她最后决定告别人生离开这充满欺诈的人间。我总记得剧的最后，陈白露依在窗前，推开窗子，一缕阳光伴随着晨雾透进屋里。此时陈白露只有一句独白：“天亮了，我也该睡了！”她平静地在长沙发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台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为什么， href='/article/3207.htm'>《日出》的这最后一幕在我一生中总是反复出现。而当我一天天数着冠华留在世上的时间时，陈白露的最后一幕更加频繁地在我眼前晃动。
我开始默默地收集冠华的安眠药，最厉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种。我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问护士小殷：“这安眠药吃多少就会死？”她笑着说：“你瓶里那些可够死两次了！”我选择服安眠药是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记得我的表姊飞飞就是用安眠药结束她年轻的生命的。飞飞长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国长大受教育。抗日战争期间，随父母到了重庆，二十岁刚出头就担任当时重庆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广播员。由..于她的美貌和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飞飞招来了数不清的追求者。此时她的父母为了荣华富贵，却逼迫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家庭的儿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飞飞自由恋爱的反叛性格。她离家出走，与一位大她十多岁的教授私奔了。悲剧在于这一仓促的婚姻并未给她带来幸福。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极漂亮舒适的花园洋房里。但不幸的是，飞飞发现她的丈夫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在家乡已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儿子。由于大后方与沦陷区音讯不通，他得以把实情瞒过了飞飞。表姐夫确实是深深地爱着飞飞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别重，他受不了飞飞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跃和男人们对飞飞的殷勤。他们那时已有两个女儿，但飞飞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总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开通的人竟没有提出离婚。1951年，飞飞来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岁，非常美丽，非常潇洒。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八条，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大院住的是两航起义时从香港回归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飞行员。每当飞飞出门都会引来这些青年向她投来爱慕的眼光和几句问好的话。不几天，他们给飞飞起了一个雅号：“八条之花”。记得当时我跟她开玩笑说：“飞飞一来我们家，这胡同里没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说：“你还小，过两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条之花’呢！”记得也就在那次，飞飞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争吵起来。后来她很忧郁，对我母亲说：“在重庆时，我曾经算过一次命。那瞎子说我三十岁时有一道坎，很可能过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谁晓得明年是否过得去？”母亲安慰她说算命的话不可真信。谁知第二年正当她三十岁生日刚过，飞飞就自杀了！那时她在津沽大学教书，学校批判她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生。生活中她有一个十分关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为此整日与她吵架。飞飞一定觉得生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了，才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寻找极乐世界。
后来，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汉白玉为飞飞修了墓碑。落葬时，他几乎精神失常，跳进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飞飞自杀前的晚上，她异常平静，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见飞飞仍睡得很熟，他想让她好好休息，于是关照家中女佣不要惊动太太。待他中午回来，飞飞仍未起床，卧室门紧闭着，他才发现不对。但一切都晚了。美丽的飞飞已脱离尘世的种种烦恼，飞向她的自由天地。
整个1983年的夏天，陈白露和飞飞表姐不断在我眼前晃动，召唤着我。我认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别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为飞飞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后形象仍旧是很美的。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我那两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静了，相信冠华先走一步，会在天堂等我的。
最后的日子
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