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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约柜》
海外评论摘录
（摘自亚马逊网上书店读者粘贴栏）
想象一下这件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物品，并且假设这件圣物已经失踪了3000年。然后，想象你正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里，四周围坐着一小圈熟悉的朋友，正在倾听一位健谈的、值得信赖的著名记者讲述他那段神奇的、有时甚至充满危险的发现之旅——寻找人类与上帝的终极链接。
以上正是汉卡克在这部寻找约柜的当代历险记中所达到的效果。无论是在博物馆搜寻线索，或者穿越枪林弹雨的交战区，还是在塔纳圣湖上觅古探幽，或者深入荒漠考察远古遗迹，作者一次又一次为探索者的坚强信念所支撑。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你将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佚名（1996.8.21）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很喜欢阅读那些探索远古之谜的作品。汉卡克是一位非凡的作家，如果他愿意，他能让人们相信地球是扁的！他的作品读起来犹如一部侦探小说，里面充满了神奇的冒险。尽管我不太同意他关于约柜所在地的论断，但本书仍是我们了解约柜秘史与埃塞俄比亚古老传说的绝佳读物。
——Y·马格罗里（1997.4.4）
我完全被惊呆了！没有人能想象《圣经》传说中的约柜竟然真的存在，然而，汉卡克博士却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无论怎样评价本书以及作者的藏书网探索精神，都不算过分……这是我所读过的最精彩的一本书。
——[email protected]（1997.4.7）
这本书就像一部探险小说。最初，一切看上去显得如此滑稽可笑，但当汉卡克将他发现的所有证据一一呈现时，你会抛掉任何疑问。我无法掩卷，因此少睡了许多小时。
——[email protected]（1997.11.23）
在这部作品中，汉卡克用另类的眼光扫视着我们的远古时代，并树立了他的权威性。跟作者一样，自从我10岁那年看过《夺宝奇兵》以后，就一直保持着对的柜之谜的浓厚兴趣。我必须承认，通过本书获得的知识，比我在过去15年中学到的要多得多。约根是否真的隐藏在埃塞俄比亚，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但是，作者为他的发现夯筑了一层厚实的地基……本书极大地影响了我，现在我开始阅读汉卡克的其他作品了。
——[email protected]（1998.1.5）
这是我惟一一本读过两遍的书，它相当令人着迷。从第一页开始，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再也不能释卷。汉卡克就是现实世界里的印第安那·琼斯，他的探险源于各种考古学证据、古老的经卷与手稿以及大量的神话传说。你将踉随作藏书网者周游埃塞俄比亚、法国、以色列、埃及、厄立特里亚的古老遗迹以及神秘的塔纳圣湖。抓紧你的扶手，好好享受这段充满着激情、信仰与冒险的惊奇之旅吧！
——[email protected]（1998.3.9）
这是九九藏书一本相当精彩的作品。我尤其对此感兴趣：与其说摩西是先知，还不如称他为科学大师，因为，他在古埃及学会了许多神奇的技术……我将亲自去考察约柜的可怕力量，以便弄清楚它到底来源于上帝，还是史前文明？
——鲁道夫·斯科特（1998.4.7）
汉卡克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好作家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他严谨的研究方式和罕见的写作天赋。在此，他以敏锐的洞察力，为大家讲述了一段关于寻找失踪约柜的探险之旅。我喜欢这本书。实际上，我对《圣经》的个人研究表明，不管是否拥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约柜的确存在。无论作者的结论是否令人信服，他为此而进行的长达9年的不懈追寻，足以让本书扑朔迷离，充满魅力。
——佩德罗·卢西亚诺(1999.5.26）
现实与历史的神奇冒险，你绝对不能错过。
——约翰·莫顿（1999.12.2）
汉卡克写出了一部迷人之作，充分显示出他的渊博学识以及令人敬佩的从历史的黑暗角落里发掘真相的能力。我发现本书不仅有趣，而且见闻广博。汉卡克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能够沿着史诗、神话与传说的疑踪，追寻到了约柜的蛛丝马迹。
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个问题的裁判就是你自己。不过，汉卡克呈现的大量证据是令人惊骇的：充满危险的旅程、幽远的塔纳圣湖、废弃的古老教堂、人迹罕至的犹太村落、不可思议的史前文明、狂热的异教僧侣、真伪莫辨的传说。奇异的经卷、残缺不全的手稿、神秘的圣殿骑士……如此等等，构成了一部绝对奇妙的作品。
——M·D·麦克卡弗（2000.1.10）
关于《圣经》历史鲜为人知的那一部分，以及玻译的柜之谜的震撼之作……汉卡克耗费了9年的时间，四处追寻约柜的迷踪——在它神秘地从所罗门圣殿消失3000年以后。当作者试图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时，我保证你会屏住呼吸……
——沃特·尼可莱（2000.6.5）
这本书破译了考古学上最大的谜团之一。汉卡克向传统的学术界发起了挑战，其现点是极具说服力的，因而是合理的。如果约柜真的存在的话，这将是又一次令人激动的发现。
你必须带着开放的心态来阅读这本书。它不像作者的另几部作品，如《上帝的指纹》和《火星的秘密》那样富于挑９９lｉｂ.战性，但它显示出，作者已经对那些早就被正统学者作出定论——其中大部分是令人怀疑的——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不断进行着独立的探索，并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作者的实证精神也是值得称赞的。
《失落的约柜》本身就是一个谜。仔细阅读它，并得出你自己的答案。
——塞吉诺·弗罗伦斯（2000.8.11）
中文版序
20世纪80年代，我在非洲之角的高山和荒漠中完成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探险。
经历了我在你们将要读到的这本书里讲述的那些繁复环境，我发现自己正在追寻一件古代的珍宝——确切地说，我追寻的那个神秘对象被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描述为最富传奇色彩的圣物，它就是约柜。
对于你们即将读到的故事，我不想在此多做介绍，但长话短说：这个"柜子"是个木箱，长一米多一点，高和宽都差不多将近一米，内外都包着纯金。它厚厚的柜盖上有两个带翼的雕像。它里面装着两块石板，据说上面刻有由"上帝的手指"亲自书写的"十诫"。
约柜通常由一群世袭的护卫者用包金柜杠抬在肩上。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尽管如此，据说?;才能赢得它。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圣经》对约柜的描述当中，已经谈到了这两个特点。例如，在《民数记》第10章第33节里，约柜不但选定了以色列众人穿过沙漠的路线，也选定了他们应当露营的地点。同时，《历代志》里，也有"上天命定"某些人去接近约柜的例子：
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挑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见《旧约·历代志上》第15章第2节，又见《旧约·申命记》第10章第8节——译者注）
但是，我发现约柜与沃尔夫拉姆的那只有感觉、上天命定的圣杯之间最密切的联系，却不是在《圣经》里，而是在《国王的光荣》里。该书讲述了约柜被拐到埃塞俄比亚的故事。我阅读E·A·瓦利斯·布奇爵士权威性的英译本时，看见了一段话，它提到约柜时几乎像在提到一位女性（像所有的女性一样，她也时常改变主意）：
汝言及的柜去彼之城，去埃塞俄比亚国，若上帝愿如此，若她本身愿如此，那便无人能够拦阻她。因若上帝应允，她本身愿去，她本身愿回。
接着，我注意到了以下几段奇特的说法，它似乎在暗示这件圣物具有智能，而保有这圣物则是上天命定的结果：
约柜依照其自由意愿行事，无论其意愿为何意愿，它若不愿意，便无法将它从其底座上取下。
若无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约柜便不会随意去任何地方。
但那些为上帝选定者则是埃塞俄比亚人。因那里有上帝之居所，即锡安山，有上帝之约柜。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国王的光荣》第60章里，我发现了一段长篇悲悼文字。据说，这是所罗门得知约柜被他儿子门涅利克从耶路撒冷圣殿内殿拐走后说的话。在所罗门最痛苦的时候，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问道：
"汝为何如此悲愁？此乃上帝之意志。约柜已交与汝之长子……"听罢此话，这国王方觉安慰，言道："此乃上帝之意，而非人之意。"
我想，沃尔夫拉姆写下"谁都无法以强力赢得圣杯，惟有那个被上帝召唤到那里的人才能做到"这句话时，难道他想的不正是这些吗？换句话说，如果圣杯确实就是被化成了一个密码的约柜，那么，这位德国诗人所说的那位"上天命定的"英雄，其原型除了门涅利克本人之外，还会是谁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把《帕西法尔》读了一遍。但我并没像海伦·阿道夫那样去寻找《国王的光荣》对这部作品的文学影响，而是想找出书中出现的一些能指向埃塞俄比亚的清晰线索。我想知道书中是否存在着有关暗示，说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是沃尔夫拉姆所说的那块神秘的"Terre Salvaesche"（赐福之地）——即圣杯所在之地，因而也暗示了约柜所在之地。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2
第四章寻宝秘图
1989年夏天我阅读《帕西法尔》时，注意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可能性：这个虚构的"圣杯"，可能被作者用作了约柜的一个隐晦象征。
这又使我做出了另一个假设：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那位"上天命定的"圣杯>..英雄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人物，而我们一旦知道他是谁，就能知道通向约柜之谜核心的途径。正因为如此，这位诗人才把此人的真实身份隐藏在了一重重神秘的、有时甚至是故意误导的细节后面。
我想，这个人物除了门涅利克以外不可能是别人。他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儿子，根据阿比西尼亚的传说，门涅利克把约柜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如果这个推测里多少有些情况符合真实，那么，我就有希望从《帕西法尔》里找到进一步的线索。这些线索具有密码的性质，可能被频繁的假线索弄得模糊不清，可能分散在彼此迥异的诸多章节里，可能被作者故意弄得晦涩含混。尽管如此，如果这些线索被集中起来，如果理解了它们的真正含义，那么，它们依然可能强调出约柜与埃塞俄比亚的牵连。
紫檀与象牙
在《帕西法尔》的一章里，我发现了此类线索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一章谈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名叫"扎扎曼科"，那里居民的皮肤都"像夜一样黑"。一位流浪的欧洲贵族来到了这个国家，此人名叫"加姆列特·安如"。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位地位相当于女王的女人，即"美丽忠贞的贝拉坎妮"。
"贝拉坎妮"使我不禁想到它仿佛是"玛克姐"（Makeda）的回声，后者是示巴女王的埃塞俄比亚名字，那是我1983年访问阿克苏姆时听说的。我还知道，在穆斯林的传说中，这同一位君主被称作"比尔吉斯"（Bilquis）。
我现在已经知道沃尔夫拉姆喜欢创造新词，喜欢以拼合旧词的办法，创造出一些有趣的新名称，因此在我看来，排除一种可能性便显得过分草率了。那种可能性就是，"贝拉坎妮"（Belae）这个名字就是"比尔吉斯"和"玛克>姐"综合而成的。而因为诗人把她描述为"一位黑肤女王"，就认为她不是示巴女王，这就更是加倍地草率了。
《帕西法尔》第一章详细地讲述了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通过更仔细的研读，我发现其中还有一些情节十分类似《国王的光荣》里讲的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而埃塞俄比亚人的其他许多传说也都提到了这个故事，只是说法略有出入。
这样的联系使我感到，沃尔夫拉姆用大量篇幅，明确谈到加姆列特像所罗门一样是个白皮肤的人，而贝拉坎妮像玛克妲一样是个黑种女子，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例如，这位法国安如省的"白皮肤"骑士来到扎扎曼科以后，贝拉坎妮曾对她的侍女说："他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但愿这不是他的缺点。"这当然不是缺点，因为此后几星期内，贝拉坎妮和加姆列特就陷入了狂热的恋情，展开了一个接一个的浪漫故事，最终两人来到了贝拉坎妮寝宫的卧房里：
女王用自己黑肤的双手征服了他。卧房里有一张华美的床，铺着黑貂皮色床单，那上面正有一个私下的新荣誉在等待着他。房里只有他们两个，年轻侍女们已经离开，并关上了卧房的门。女王将甜蜜高贵的爱给予她的心上人加姆列特，尽管两人的肤色几乎毫不相配。
这对恋人结婚了。然而，贝拉坎妮是个未受洗的异教徒，因此，基督徒加姆列特，这位做过许多侠义壮举的骑士，在妻子"有了12星期身孕"时却从扎扎曼科逃走，给她留下了这样一封信：
我乘船走了，像个窃贼。为了使我们少流些眼泪，我不得不悄悄溜走。夫人，我不能不对你说：你的信仰若和我一致，我会与你相守终生。即使现在，我对你的爱依然在给我无穷无尽的折磨！我们的孩子若是男的，我发誓他将会十分勇敢。
加姆列特离开后很久，依然饱受自责之苦，因为"那黑肤色的女子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后来他说：
现在，许多无知的家伙都会以为，我是因为她的黑皮肤才离开她的。但在我眼里，她却像太阳一样明亮！一想到她无与伦比的女性气质，我便痛苦万分，因为倘若贵族是一块盾牌，那她就是盾心。
以上就是贝拉坎妮与加姆列特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孩子后来怎样了呢？
她怀胎足月，生下一子。他的皮肤是黑白混合色的。这使上帝很高兴，要使他成为一个奇迹，因为他既黑且白。女王俯下身子，一遍遍地亲吻儿子身上的白皮肤处。她为自己的小孩取名"安如的法莱菲兹"。他长大后成了勇士，代光过整片森林，折断过无数长矛，戳穿过无数盾牌。他的头发和全身皮肤的颜色相互映衬，如同喜鹊一般。
沃尔夫拉姆以最生动具体的方式，强调了法莱菲兹是个混血儿，是一位黑种女子和一位白种男子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这个混血的法莱菲兹还将在《帕西法尔》的故事里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的父亲，即那位多情的加姆列特，抛弃了贝拉坎妮以后回到欧洲，又娶了一位名叫"赫兹罗德"的女王，并很快使她怀了孕。后来，加姆列特又抛弃了她，在各地多次冒险，在一系列战斗中赢得了荣誉，最后被杀。
沃尔夫拉姆讲道："加姆列将死后两星期，赫兹罗德生下一个体型很大的男婴，这使她几乎丧命。"那个男孩就是帕西法尔，即与沃尔夫拉姆故事同名的主人公；此外，由于他父亲是加姆列特，帕西法尔还是法莱菲兹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发现，在《国王的光荣》和其他一些埃塞俄比亚的传说里也有许多人物，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近似于加姆列特、贝拉坎妮、法莱菲兹和帕西法尔等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似性虽说是间接的，但我仍然希望能从沃尔夫拉姆的作品里找到此类引人入胜的暗示。于是，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他已经为我们埋设了一条线索，它穿过陷阱和迷宫，最后将把我引向埃塞俄比亚。
黑种的贝拉坎妮和白种的加姆列特，这两者之间的反复对比是《帕西法尔》开始几部分使人无法回避的特点。在《国王的光荣》里，这对恋人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也在寝宫做爱。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当中的一个（这次是玛克妲，即示巴女王）也抛弃了另一个，踏上了漫长旅途。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他们结合的产物也是个混血儿，这次是门涅利克。还是像加姆列特和贝拉坎妮一样，在有关段落中，作者也反复强调两人肤色的不同，这次是在《国王的光荣》里面。其中一个典型场景是，犹太国王所罗门因门涅利克盗走约柜而受到谴责，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汝子盗走约柜。汝生之子，亦生自一异邦人，而上帝并未吩咐你娶她。换言之，彼为一埃塞俄比亚妇人，与汝肤色不同，与汝不属一国，且为黑种。
此外，门涅利克和法莱菲兹之间还有些共同点，而那已经不只是在同为混血儿这一点上相同了。例如，"法莱菲兹"（Feirefiz）这个名字本身就存在着奇特之处。它属于什么语言？有什么含义？
经过查阅，我发现文学评论家们对这个问题有着颇有把握的看法。其中多数人把这个发音古怪的名字看作沃尔夫拉姆创造的一个典型的新词，其基础是法语的"vair fils"，字意为"有黑白斑的儿子"。不过，另外一派却认为它来自法语的"vrai fils"（即"亲生的儿子"），这听上去也不无道理。
在《国王的光荣》里，我找不到任何能直接反映这两种辞源的比较（尽管在第36章，所罗门第一次见到门涅利克时说："汝看，此乃吾儿。"）。不过，这个传说还有另一个埃塞俄比亚版本，虽然情节稍有出入，但也是个古代的版本，190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厄诺·里特曼教授译成英文。它也描述了所罗门初见门涅利克的情景，其中有以下这段话：
门涅利克立即走到他面前，伸手向他致意，所罗门言道："汝为吾之亲子。"
换句话说，这就是法文的"vrai fils"（亲生的儿子——译者注）啊！
迂回的机制
这样的巧合使我越来越难抵御一个想法：沃尔夫拉姆的确把他笔下的法莱菲兹与门涅利克联系在了一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国王的光荣》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海伦·阿道夫就这样认为），而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约柜的最后下落是在埃塞俄比亚，因为他已经用密码的方式，把这个信息编制在了《帕西法尔》里。因此，《帕西法尔》就是一幅文学的"寻宝秘图"，它把圣杯作为约柜的一个秘密代码。
沃尔夫拉姆一直沉迷发明巧计，热衷于创造一些文字戏法，既让人困惑难解，又令人兴味盎然。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他制造的大多数假象，也看破了他经常使用的那些骗术，其目的是诱使读者远离隐藏在故事核心的那个秘密。因此，看到书中以下的描述，我并不感到困惑——寻找圣杯的人并不是法莱菲兹本人，他最后也没有获得找到这件珍贵古物的荣誉。因为这个结局会显得太过直接，分明是个指示箭头。何况，沃尔夫拉姆也不能容忍一点：一位黑种女王的一个异教混血儿，成了一个浪漫传奇里的英雄，而这个传奇原本是为了愉悦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位聪明的德国诗人会完全满足于一个结局：让纯粹白种、品格高洁的帕西法尔去赢得那只虚构的圣杯，而这正是他的大部分读者惟一感兴趣的事情。同时，在为数不多的有识者看来，指示通往约柜之路的人，却应当是那个"亲子"法莱菲兹。
不过我也懂得，要支持这个假设，我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而不能仅仅凭借一系列巧合——无论这些巧合显得如何意味深长，如何引人入胜，都是如此。于是，我展开了一项耗费脑力的工作，再次仔细研读《帕西法尔》。
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根据我前几次阅读，我记得法莱菲兹最后娶了勒庞斯·德·索娅。她就是携带圣杯的那位完美纯洁的女子，她仿佛笼罩着圣洁和力量的光环，她始终在故事中时隐时现。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它虽小，却意义重大，被隐藏在一条我以前没有发现的线索里：在沃尔夫拉姆提供的大团圆结局里，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姬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
当时，在彼时彼地，我要是能证明那块"圣杯之地"（TerseSalvaesche）其实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块国土，那就太好了。这样一种直接联系，至少能有力地支持我提出的那个理论，即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就是一张"寻宝秘图"。但遗憾的是，《帕西法尔》里连半点能证实这个见解的东西都没有：书中提到那块"圣杯之地"时，只使用了最虚幻、最朦胧的语言，根本无法表明它的国王就是"祭司王约翰"。
我几乎都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了。我满心乐观，大步走进了一条令人极度失望的死胡同，却突然发现了另一部中世纪德国史诗，而其中的祭司王约翰确实成了圣杯的守护人。
那部史诗名叫《小提留莱尔》（Der Juiturel），其风格非常近似《帕西法尔》，以致许多学者曾长期把沃尔夫拉姆看作它的作者（从13世纪起就有这样的看法）。不过，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人们发现它的真正作者是位比沃尔夫拉姆稍晚一些的作家。据说，这位作者名叫阿尔布莱希特·冯·莎芬伯格，他在1270年-1275年期间（即沃尔夫拉姆死后15年左右）编纂了《小提图莱尔》，其依据是沃尔夫拉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片断。的确，阿尔布莱希特的作品和他老师的实在太像了，以致他本人曾被当成了沃尔夫拉姆，"不仅采用了他的名字和题材，而且采用了他作为叙事者的写作风格，甚至承袭了他笔下的人物经历的细节。"
我知道，中世纪文学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那就是：后代作家往往喜欢续写和完成其前代作家的作品。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本身就来自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写的圣杯故事。现在看来，为这个故事提供一个结局，一个在圣杯最后安放地找到圣杯的结局，这个任务被留给了第三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
《小提图莱尔》里明确宣告，这个最后安放地就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那个王国。我认为，在有关圣杯的文献中，这样的宣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如此，这个消息还是沃尔夫拉姆的一个追随者提供的，此人似乎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得到沃尔夫拉姆本人的笔记和札记。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某种迂回机制，它是那位"大师"建立的，其目的在于：既不必在《帕西法尔》里过分直露地写出他的埃塞俄比亚秘密，又能确保把那个秘密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代人。
这个结论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然而，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具有学术上的优势，不如说在于一个事实：它鼓励我去认真对待沃尔夫拉姆关于"祭司王约翰"的简要叙述，因而把我的调查继续坚持下去。而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项调查虽然耗费精力，最终却得到了可观的成果。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沃尔夫拉姆提到"祭司王约翰"的时候，他头脑里想到的到底是不是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呢？
最初的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样想。其实，他明确地宣布说，"祭司王约翰"出生在"印度"——书里说，法莱菲兹显然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经历了《帕西法尔》里描述的那些冒险之后，法莱菲兹和勒庞斯·德·索妮便回到了这个国家。为了使这幅图画更加复杂，同一段里又接着说道，"印度"（India）也被称为"特里巴立包特"（Tribalibot，意思是：我们这里叫它"印度"，这里就是"特里巴立包特"）。
我查阅了前面的一些章节，发现其中有些段落把法莱菲兹称为"特里巴立包特之王"。这个叫法是一贯如此的，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儿子"祭司王约翰"最终继承了他的王位，成了特里巴立包特/印度的国王。不过，我却几乎无法忘记，法莱菲兹本人就是"扎扎曼科"王国女王贝拉坎妮的儿子。因此，我知道沃尔夫拉姆把法莱菲兹称作"扎扎曼科之王"的时候，丝毫不感到奇怪。
根据这些五花八门的古怪称号，我能得出的惟一合理的结论是："扎扎曼科"、"特里巴立包特"以及"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呢？假设沃尔夫拉姆写作时始终想着印度次大陆（因为他确实说出了"印度"这个名字），这不是更合情合理么？
我决定去追溯"祭司王约翰"的真正来历，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更多帮助。
一位真正的国王
我发现，12世纪之前还没有"祭司王约翰"这个名字。而12世纪时，欧洲十字军曾连续占领圣城耶路撒冷八十多年1187年他们被阿拉伯人赶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祭司王约翰"，大约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期，即出现在1145年弗雷星根的奥托大主教撰写的《编年史》里。这位大主教说自己是从一位叙利亚教士那里得到有关消息的，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到了某位"约翰，国王兼祭司（rex et sacerdos）"——他是基督徒，住在"最遥远的东方"，统帅着众多军队，看来他是打算把这些军队交给耶路撒冷的保卫者支配。据说，这位"祭司王约翰——如此称呼更便于人们知道他的身份"富甲天下，连王杖部是纯翡翠做的。
后来到了1165年，欧洲广泛流传着一封书信，据说，那是祭司王约翰的亲笔，写给"各位基督徒国王，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和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这封信里充满了最荒诞无稽、最超乎寻常的措辞，宣布祭司王约翰除了拥有这一切之外，其国土还"因有众多印度人"而被分成了4个部分。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最亲爱的基督教教子约翰，神话般的、尊贵的印度人之国王"。
这位教皇虽然知道自己是在回信给1165年那封书信的作者，但还是明确表示，他还从另外的来源了解了这位约翰的有关消息。例如，他提到了祭司王约翰的私人医生"菲利浦大夫"。据说，祭司王约翰的使臣在耶路撒冷见到了这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作"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的使臣表达了国王的一个意愿。甚至在1165年的那封书信里也没有提到那个意愿，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里修建一座圣堂。教皇对此做出了以下答复：
汝之所为乃无比高尚慷慨之举，汝愈少自诩财富及权力，吾辈便愈愿将汝之心愿，即在耶路撒冷主之圣墓教堂建造（祭坛），视为汝之特殊奉献。
这些12世纪的文献里有许多疑团，但其中有一件事却很清楚：祭司王约翰在位的最初时期曾被明确地和"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我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于是断定这是真实的，因为文献里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土是"印度"，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几个叫"印度"的地方。
不过，这些中世纪的有关权威作者显然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印度"（或者那些被叫作"印度"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同样明显的是，它们提到"印度"时，很少是指印度次大陆，而大多指的是其他某地，或许在非洲，或许在别处——只是看来谁都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个地方。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渐渐弄懂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大致来源：在最早提到祭司王约翰时期的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一种由来已久的术语混乱了，那就是经常把"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混为一谈。其实，从公元1世纪开始（当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就曾写过：在"印度"的尼罗河涨水），至少直到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印度洋沿岸所有国家都仍被叫作"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印度"这两个术语一直在互相换用。
这方面的一个古代实例，出自于公元4世纪拜占庭神学家鲁菲努斯的著作。他编辑过一本详细讲述埃塞俄比亚人皈依基督教经过的著作，我在1983年研读过那本书。这部重要论述里的细节包括阿克苏姆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公认的历史人物（像弗鲁门提乌斯和埃扎那国王等）。这些细节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点：鲁菲努斯提到的那个国家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尽管他始终把它称作"印度"。
一位历史学家解释说，这是因为"早期地理学家总是把埃塞俄比亚说成那个印度大帝国的西部疆土"。不仅如此，看来这同一个地理学错误，连同12世纪流传的那封奇特书信，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印象，即"祭司王约翰"是位亚洲的国王，确切地说是位印度国王。
这个印象虽说是错的，却已经顽强地证实了一点：在"祭司王约翰"不再是个神话人物之后很久，在他的王国被确定在非洲之角之后很久，这个印象依然存在着。例如，公元13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写道："阿比西尼亚是一片广大的国土，被称作中印度或第二印度，其国君是基督徒。"这句话就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传统学说的认识。
与此相似，在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旅行家西蒙尼·希格里仍然把"祭司国王乔万尼"说成一位住在印度的君主，而那个"印度"其实是位于埃及苏丹管辖的边界上，其国王曾被描述为"尼罗河之主"，据说，他能够控制流入埃及的尼罗河。
在相当晚近的16世纪，葡萄牙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第一个官方使团，其成员依然认为自己将要见到"印度的祭司国王约翰"。后来，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对这个使团做过权威性的记载。他于1520年4月在红海的玛撒瓦港上岸，其后用了6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各地旅行。那次耗费体力的艰辛旅行虽然无疑是在非洲大陆之内，他那本书的书名却依然反映了那个古老的地理学错误：《印度祭司王约翰的国家之实况》。
在这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翔实著作中，阿尔瓦雷兹始终把埃塞俄比亚皇帝称作"祭司国王"或者"祭司王约翰"。
我还能证明，在比这早得多的时代（即1352年），罗马教皇驻亚洲的大使弗朗西斯坎·德·乔万尼就在他的《编年史》里说过："埃塞俄比亚居住着黑种人，该国被称为祭司王约翰的国家。"同样，公元1328年有位名叫约丹努司·"卡塔拉尼"的神甫也曾把埃塞俄比亚的国王称为"祭司王约翰"。更晚些的1459年，弗拉·马罗绘制了一幅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受到广泛重视，其中把今天属于埃塞俄比亚版图的一座城市标上了红颜色的说明："此为祭司王约翰之国都。"
浏览面前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我的确困惑不已：有的说法似乎毫不含糊地把祭司王约翰说成在埃塞俄比亚；在另一些说法里，他虽然被看作在埃塞俄比亚，却被说成几个名叫"印度"的地方的国王；还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就在印度本土——或者是在远东一个别的国家。
但是，这一切混乱背后似乎有一点确定无疑的东西：真正的祭司王约翰，这一切神话之源，终究必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国君——该国是中世纪时期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以外惟一的基督教王国。因此，沃尔夫拉姆提到"印度"被"祭司王约翰"所统治，而此人是法莱菲兹与勒庞斯·德·索妮的儿子，信基督教——他这里说的"印度"只能是埃塞俄比亚。
我翻阅《不列颠百科全书》，想找到一个希望是明确的最后说法。结果，我看到了如下的解释：
并非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从很早的时代起，"祭司王约翰"这个称谓就被赋予了阿比西尼亚的国王，尽管这种关联曾一度被"祭司王约翰是亚洲人"这个流行传说所掩盖。将此人说成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这个说法的来由其实是混淆了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吉尔，甚至可能更早。
《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这个词条用以下的一段话结束，这对我的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到了教皇和祭司王约翰之间的书信往来，正如前文所说，那是发生在门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公元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威尼斯致函那位君主，无论教皇当时如何想象那国王的国家的地理位置，他真正的收信人只能是当时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请注意一点：菲利浦大夫在东方见到的"君主王国的上层人士"，也必定就是某位真正握有王权的君主的使臣，而不是一个幻影的代表。表明自己愿意完成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祭坛的使命者……必定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在圣墓教堂内，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的确曾长期拥有一个礼拜堂和祭坛。
我不久之后发现事实的确如此。公元1189年，那个礼拜堂和祭坛首次被授予了埃塞俄比亚人，但不是由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无权授予这种恩惠了），而是由穆斯林的萨拉丁授予的，他于1187年从十字军手里夺取了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圣墓教堂里的这些特权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直接向萨拉丁求得的。请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本人。
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法国北部那些无名的石头建筑上就出现了一些圣杯和约柜的神秘图画，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北走廊里，也出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雕像。同样，这些事件发生10年之后，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开始写作《帕西法尔》。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纯然的巧合，相反，现在我感到这些背景环境已经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我的那个假设，即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和沃尔夫拉姆那部引人注目的叙事诗，其创作目的显然都是作为某种神秘的寻宝图。并且，尽管这些图上并没有标出藏宝的确切地点，我们看来还是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地图上标出的那个藏宝地点只能是埃塞俄比亚——那里是祭司王约翰统治的王国，是那只虚构圣杯的最后所在，因而也是（如果我的理论没错的话）将会找到约柜的地方，而那只圣杯所象征的真正对象，就是约柜。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另外几个问题：
——12世纪的时候，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这个消息是如何传到一位德国诗人和一群法国圣像雕刻家那里的？
——是什么将前者与后者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如果后者都创作出了艺术作品，而其中都用密码的方式编制了同样的信息，那他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与前者有关联。
——最后，为什么有人宁愿把约柜下落的秘密，用讲故事和雕刻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已经几乎要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将这个秘密传给后世的各代人。不过，与此同时，这里使用的密码（尤其是沃尔夫拉姆使用的密码）一直格外难以破解。我自己手头有12世纪的全部研究资料，并且得到了目前的结果，这完全是由于我去过阿克苏姆城，因而有了先人之见，即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便利和优势。这就是说，隐藏在《帕西法尔》里的信息，根本不可能是在中世纪编制进去的——除非有些人能获得一种非常特殊的、惟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知识，创造一种无人能破解的密码。所以我认为，假设必定存在过这类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但他们究竟能是谁呢？
我的确发现一些欧洲人完全符合以上条件。他们是占领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的一部分，12世纪时大量出现在耶路撒冷。1145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时，那里正初次流传着"祭司王约翰"的传说。1177年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使臣们已经访问了那座圣城，去寻找圣墓教堂的一座祭坛。因此，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完全有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些欧洲人。
不仅如此，这些欧洲人还有个高度秘密的组织，并在远程国际通讯中经常使用密码。此外，这些人还参与了欧洲哥特式建筑的演进和传播（更具体地说，他们可能参与了沙特尔大教堂建筑及雕刻的工作）。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曾有几次提到过这些人的名字。我研究那只奇特的圣杯时就遇到过那个名字，沙特尔大教堂的雕刻家把那只圣杯放在了他们假想的祭司国王麦基洗德雕像的左手中（那雕像碰巧几乎是麦基洗德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的惟一雕像）。
这些人影响巨大，孔武有力，游历广泛，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组织的正式全称叫"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但其成员都以"圣殿骑士"或者"骑士圣殿教徒"而闻名。从本质上说，这是个宗教组织，其成员都是武僧。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组织都把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而在《旧约》时代，约柜就是从那里神秘失踪的。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3
第五章白色的骑土，黑色的大陆
爱玛·荣格是一位学者和讲师，也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妻子。她曾经指出，12世纪末形成圣杯传说这种文学样式，其方式既突如其来，又令人惊诧。
爱玛写过一本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著作（这是为荣格基金会而写作的），其中提出，这个传说突然戏剧般地衍生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其背后必定存在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其实，她甚至还提出，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圣杯故事》和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帕西法尔》——这个样式中最早的两部作品，"几乎就像突然喷涌出来的地下水水脉一样。"这个"地下水水脉"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答案就在开始流传"圣杯传奇"的那个历史时期内。那毕竟是个十字军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人第一次密切接触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文化；在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军队占领耶路撒冷达80年之久（从公元1099年到1187年萨拉丁收复这座圣城）。就在1182年，即基督教军队占领耶路撒冷83年之后，克雷蒂昂写出了他自己的圣杯故事。耶路撒冷陷落后不久，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便开始了《帕西法尔》的写作。
因此，我发现很难否定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对圣杯传奇的早期修订，必定基于当时已经发生的某个事件，或者必定基于当时被发现的某种资料，而那个时期，耶路撒冷完全被控制在欧洲人手里。
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帕西法尔》的内容，想看看其中是否存在能支持我这个推测的证据，结果发现：沃尔夫拉姆在其中有几次提到了一位神秘的信息提供者，名叫"克尤特"（Kyot）——据沃尔夫拉姆说，他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此人提供的信息，而此人幸好是一位受洗的基督教徒——不然，这个故事仍会无人知晓。没有任何一种不信教的艺术能向我们揭示圣杯的本质，揭示了解其奥秘的方法。
这无疑是《帕西法尔》里惟一的一个地方，其中这位德国诗人暗示了《帕西法尔》可能另有奥妙。这"另有奥妙"完全可能就是这部作品美丽的虚构象征后面的一个真正主题，即"约柜"。对此，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研究书中那些分散提及"克尤特"的地方时，我偶然想到，这个若隐若现的人物（其身份始终没有交代清楚），可能还向沃尔夫拉姆介绍过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隐藏处的秘密。书里有一处把他写成"克尤特，为我们送来真实故事者"，因此，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到底是谁呢？
《帕西法尔》这部书本身就包含着几个明显的线索。有的地方"克尤特"被说成一位"大师"，另一处则说他的母语是法语。不过，书里除了这些暗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说法。于是我便去请教学者，发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把"克尤特"相当明确地认定为12世纪的一位法国诗人。此人名叫古尤特·德·普罗万，阿拉伯人收复耶路撒冷前不久，他曾到那里朝圣；他还可能曾一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有过联系。
我之所以注意到了这后一件事实，是因为我知道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像沃尔夫拉姆一样，也是个德国人（在1152年被选定为皇帝之前，他一直是德国西南部斯维比亚公国大公）。我还知道（见本书前一章），"祭司王约翰"1165年的那封书信是写给各个基督教国王的，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收信人，而其中之一正是这位弗雷德里克一世。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还了解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情况的意义至关重要：克尤特l古尤特和骑士圣殿教有密切关系，而爱玛·荣格在她的研究著作中说，人们把骑士圣殿教徒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卫士"。我还知道，在《旧约》时代，约柜正是从所罗门圣殿神秘地失踪的。后来，我激动地发现了一点：在《帕西法尔》中，沃尔夫拉姆把圣杯的卫士描述为"圣殿骑士"，并对他们大加赞誉：
一个高尚的兄弟会……他们以武力保护着各国的人们，结果，圣杯只在那些奉了召唤到蒙萨瓦什加入圣杯兄弟会的人面前出现。
沃尔夫拉姆所描写的这些"圣殿骑士"，是否就是那个著名的同名武装教派呢？
我发现：这个被译成英语为"Templars"的词，在《帕西法尔》使用的中古高地德语里是"Templeit"。一些学者对这个字的意义虽有争议，但还是一致认为，这个字"显然是Templarius、Temlpier以及英语的Templar这些正规词形的变体之一"；而沃尔夫拉姆所说的"全心侍奉圣杯的骑士兄弟会"，因此就可能"和圣殿骑士教派是同一个组织"。
后来我想到，我参观沙特尔大教堂时用过的一本旅游手册里有这样一句话："据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就是一个圣殿骑士，但我们对此尚无证据。"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已经能够证明一直都不断有关于这个说法的传闻。我还了解到，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曾经提出，这位德国诗人写作肿白西法尔》期间可能亲自访问过那块圣地耶路撒冷。
他们在挖掘隐秘宝藏吗？
我对爱玛·荣格提出的一个论断产生了很大兴趣：沃尔夫拉姆时代的圣殿骑士教"被看作所罗门圣殿的守护者"。
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不过，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教派的时候，便发现，这个教派的全名（即"基督暨所罗门圣殿的穷苦骑士"）来自于一个事实：它在耶路撒冷的本部就设在莫义亚山的山顶上——而所罗门圣殿就建在那里，一直到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他人摧毁。那座圣殿是公元前10世纪建造的，其明确的（其实是惟一的）目的就是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作为"主的约柜的安放之所"。
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些骑士把自己与所罗门圣殿联系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而他们在其中也把自己和约柜联系在了一起。我着手调查这个教派的不凡历史时，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了解到，圣殿骑士教是由九位法国贵族创建的，他们曾在公元1119年到过圣地耶路撒冷，当时，欧洲的军队已经攻占了耶路撒冷20年。12世纪的历史学家——泰尔的威廉大主教曾记载说：这九人当中"最重要、最有名的人"是"德高望重的休伊·德·贝扬和葛德福雷·德·圣奥梅尔"。
我又做了进一步核查，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实际上，休伊·德·贝扬是圣殿骑士教的第一位"大师"（Grand Master）。他出生在一个名叫"贝扬"的村庄，离法国旧时香帕涅郡的特罗耶城八英里。不仅如此，据说这九位创始人还全都来自那同一个地区。这当中有几个巧合：
——在12世纪和13世纪，沙特尔城（那里有那座大教堂）一直属于香槟郡。
——这些创始人之一，阿纳雷·德·蒙特巴（他后来成了第五位"大师"）是克莱沃的圣·伯纳德的叔叔，而他本人也是香帕涅郡人。这个影响巨大的圈子对哥特式建筑和圣杯传奇都怀有特殊兴趣。
——特罗耶城离第一位圣殿骑士教大师休伊·德·贝扬的出生地很近，而它也是圣杯故事的"发明者"克雷蒂昂·德·特罗耶的故里。
——休伊·德·贝扬是香帕涅伯爵的表亲，而在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了圣殿骑士教。
——克雷蒂昂·德·特罗耶在将近12世纪末叶声誉鹊起时，他的主要保护人是香帕涅伯爵夫人。
这一系列巧合没有什么引人兴趣之处，我便继续考察圣殿骑士教的早期历史。
还有不少奇特的情况，但其中之最，或许就是1119年耶路撒冷国王巴尔德一世接见这九位最初骑士的方式了。当时，他们一到圣城便告诉这位国王，他们想在圣殿山建立自己的本部。但是，国王最近才把圣殿山上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变成自己的王宫。颇为奇怪的是，国王立即答应了骑士们的要求，把以前那座清真寺的一大部分专门拨给他们使用，而那块地方的外围建筑就紧靠着著名的"岩石圆殿"，即所罗门圣殿的原址。
后世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表明，这些骑士从此就在这个无比珍贵的地点上居住、进餐、睡觉和工作。实际上，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之后，有将近七年时间都一直几乎没有离开过，并且坚决拒绝任何外人进入那里。在公开场合里，他们宣称自己在圣地的使命是"使从海边到耶路撒冷的公路兔于匪患"。不过，我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那里的头七年中，曾为完成这项使命采取过什么措施。相反，正如一位权威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里，"这个新教派似乎并没有什么活动"。何况，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知道：在一条将近50英里的公路上，这区区九个人几乎无法保护任何人。而直到1125年香帕涅伯爵加入，他们的人数才有所增加。不仅如此，圣殿骑士们来到耶路撒冷时，当时一个成立更早、规模大得多的武力教派——"圣约翰骑士教"，已经担负了保护朝圣者的任务。
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休伊·德·贝扬和他的同伴们必定还另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前面已经提到，在寄居耶路撒冷的头七年时间里，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活动都限制在圣殿山一带——这使人非常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真正动机必定和那个特定的地点有关。
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秘密的，因此我发现，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不过，看来他们至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后来解到，他们的确利用自己居住在圣殿山的那段时期，进行了范围颇广的挖掘活动。这更加深了我的上述怀疑。
当今的圣殿山上有伊斯兰教第三和第四的神圣遗址，即岩石圆殿和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因此，从不允许现代考古学家在那里工作。不过，最近几年，就在圣殿山南面，以色列的考古人员却已经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条隧道的出口，并认为它是圣殿骑士们在12世纪时挖掘的。这些考古学家在他们的正式报告书里说：
这条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大约30米，然后被一些石头和废弃物阻挡。尽管我们知道它还继续延伸，但我们事前曾经决定：没有得到穆斯林有关当局的批准，绝不在圣殿山范围内进行挖掘，因为那里目前是穆斯林控制区。穆斯林当局只允许我们测量和拍摄该隧道已经暴露的部分，而不允许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挖掘。这项工作结束时……我们用石头封闭了该隧道的出口。
关于圣殿骑士隧道，目前只知道这些，或者说，目前所能说的，只有这些。考古学家只能证实，那隧道还延伸了一段，但他们无法跟踪下去。然而我领悟到，那隧道从南墙向内延伸，很可能通向这块神圣地区的中心，很可能就从岩石圆殿的地底下经过，通向北面大约100米以外的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
我发现，"岩石圆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它里面有一块巨石，被犹太人称为"Shetiyyah"（字面意思是"基石"）。公元前10世纪中期，所罗门圣殿就建在这个地点上，而约柜就曾安放在这块"基石"上，那基石就是内殿的地面。公元前587年，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大部分耶路撒冷人都被驱逐流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占领者当时拿走了约柜。相反，约柜似乎化成了空气，销声匿迹了。
后来一个传说便散布开来，为约柜的失踪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大部分犹太人都接受了那种解释。这个传说谈到，就在巴比伦洗劫者闯进内殿前片刻，这件圣物被藏进了那块"基石"下面一个封闭起来的秘密地窖里。
这个传说被记载在各种犹太及希伯来经卷里，记载在一部广为人知的启示录里。那部启示录被称为"巴鲁奇的幻觉"。公元12世纪，这些东西依然在耶路撒冷流传。
我忽然想到，圣殿骑士们可能很容易了解到这个诱人传说的细节。不仅如此，经过一点深入研究以后，我还证明了一点：1119年（他们正式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年）之前，他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传说的细节。1104年，在香帕涅伯爵陪同下，这个教派的创始人休伊·德·贝扬曾经到耶路撒冷朝圣。当时，这两人从圣城回到了法国，据说1113年时两人还在一起。三年以后，休伊独自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法国，这次是与1119年和他同去圣城的另外八位骑士汇合，由此形成了圣殿骑士教的核心。
越思量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我就越觉得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1104年休伊和香帕涅伯爵在朝圣期间，的确听说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即约柜可能就被藏在圣殿山内部的某个地方。据我推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们当时拟订一个计划，去寻找那件圣物，这不是同样可能的吗？这难道不能解释1119年九位骑士住在圣殿山时的果断态度吗？这难道不能解释该教派早期活动的奇特之处吗？
在爱玛·莱格研究"圣杯传说"的权威性著作里，我找到了支持以上推断的间接证据。在该书的一段附录里，这位心理分析学家指出：12世纪欧洲人对耶路撒冷的占领，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一种信念的启发，即认为那座城的地下藏着古迹，它们威力巨大、无比神圣、无比珍贵。她说：
"隐匿的宝藏"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口实，有助于号召人们去解放圣墓。它激起了频频回荡的反响，为十字军提供了一种煽动性的动力——如果不说它的确造就了这种动力的话。
没有什么比失踪的约柜更珍贵、更神圣的了——在一个经常迷恋重新发现宗教遗迹的世纪当中，这很可能被当成最高的奖赏。因此我认为，休伊·德·贝扬和他的支持者香帕涅伯爵当年的动机的确就是寻找约柜，他们为此创建了圣殿骑士教，控制了圣殿山。这不仅可能，而且极为可能。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却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指出，在12世纪，"对一件著名珍宝的估价是异常惊人的"。何况，一件像约柜那样独具意义的古物，还会赋予其拥有者无比巨大的力量和特权。由此可见，如果圣殿骑士已经找到了约柜，那么，他们必定要把它成功地带回欧洲。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并没有找到约柜。
不过仍有传言说，在对圣殿山的七年大范围挖掘期间，他们确实找到了某种东西。这些传言虽然都没有得到任何学术上的支持，但其中一些的确引人入胜。一部神秘的著作试图解释圣殿骑士1119-1126年期间在耶路撒冷的真正活动，其中说：
九位骑士的真正任务是在该地区进行考察，以获得些真正的古物及手稿，它们包含着犹太教及古埃及那些秘密传说的精华，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毫无疑问，他们完成了这项特殊使命，他们从其发现中获得的那些知识，被以口头方式传授给了圣殿骑士教的……秘密圈子。
没有任何文献能支持这个迷人的论断。不过，同一本书中还有一处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名字，我开始研究之前就曾好几次听说过它——克莱沃的圣·伯纳德。这本书中说（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是他派这九位骑士到耶路撒冷去的。
我已经知道，伯纳德是圣殿骑士教九位创始骑士之一的侄子。我还知道，他于1112年加入了西妥教团（Cister order）；1115年他当了修道院长；到了1119年，他在法国宗教界的地位已经颇为显赫，而那年，第一批圣殿骑士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因此我认为，他有可能在确定圣殿骑士那项使命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轻易否定这一点恐怕是极不明智的。我着手调查圣殿骑士那奇特的最初七年之后的活动时，这个疑问更大大增加了。
是一项交易吗？
公元1126年末，休伊·德·贝扬突然离开耶路撒冷，回到欧洲。和他同行的只有安德列·德·蒙巴德，即圣·伯纳德的叔叔。两位圣殿骑士于1127年到达法国，1128年1月，他们参加了圣殿骑士教早期历史上一次意义最重大的会议，即该教的"特罗耶大会"，它明确提出了一个目标：努力获取教会对圣殿骑士教的官方支持。
这次重要的会议有三点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它的召开地点是那位几年后创造了圣杯故事的诗人的故乡；第二，它的主持人是圣·伯纳德，因为他当时是秘书长；第三，特罗耶大会期间，正是伯纳德亲自起草了圣殿骑士教的正式章程，它此后将指导该教派的演变和发展。
所以说，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那九位最初骑士便可能早就打算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进行挖掘了。不过，无论他们当时在那里发现了其他的什么东西，到1126年，他们都已经很清楚一点：他们不会发现其考察的首要目标，即约柜。领悟到这一点以后，他们必定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尤其是这个结果使他们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们是不再作为一个教派而继续存在，还是继续稳步前进呢？
历史表明，在1126年，他们的确经历过一次认同危机。结果，他们战胜了危机，决心继续稳步发展，而在他们的事业里，圣·伯纳德成了有力的支持者。
在特罗耶大会期间，伯纳德拟定了圣殿骑士教的规则，并为该教派的发展争取到了教会的充分支持。从那以后，在一系列布道和热烈的赞颂（例如《新军人赞》）当中，伯纳德都满腔热情地推动着这个年轻的教派，因而运用自己的特权及影响保卫了该教派的成就。
其结果十分壮观。新会员从法国各地纷纷涌来，后来又从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加入。富有的保护人纷纷向该教捐赠土地和金钱，而教派的政治力量也随后到来了。到12世纪末，圣殿骑士教已经极为富有，经营着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银行系统，在全世界都拥有不动产。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圣·伯纳德在1128年的参与，还要归功于他在那以后的年代里不断的有力支持。他为圣殿骑士教这么做，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吗？圣殿骑士教是否回报给了他什么，以作交换呢？
在12世纪30年代，哥特式建筑突然在法国神秘地涌现出来。伯纳德曾经是哥特建筑规范的最大推广者，并且一直有一种传言说，圣殿骑士已经在耶路撒冷获得了某种深奥的古代知识的资料。考虑到这几点，我不禁想弄清这到底是不是一项交易。
确切地说，那些骑士并没有找到约柜。不过，如果他们当年挖掘圣殿山时，真的出土了一些和所罗门圣殿本身有关的经卷。手稿、设计图或蓝图，那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些发现里包含着一些消失已久的建筑秘密，即古代金字塔及其他伟大纪念碑的建造者们通晓的有关几何学、比例、平衡及和谐的知识，那又会如何呢？如果圣殿骑士们为回报圣·伯纳德对该教派的热情支持，把这些秘密告诉给了他，那又会如何呢？
这些推测并非毫无根据。相反，圣殿骑士的奇特之处之一，就是他们都曾是高明的建筑师。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他竞选教皇时也碰巧得到过圣·伯纳德的热情支持）赋予了圣殿骑士教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即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他们后来充分行使了这个特权——他们建造了一些美丽的教堂，它们常被设计为圆形，像伦敦的圣殿教堂那样，这些教堂成了圣殿骑士教活动的典型证明。
这些骑士还精通军事建筑，他们在巴勒斯坦建造的城堡设计得格外精心，坚不可催。这些宏伟要塞中的佼佼者是阿特利特要塞（又称贝雷兰堡或香客城堡）。我发现，这座要塞是1218年由圣殿骑士教第14位大师——沙特尔的威廉建造的，而他的名字里已经透露了他与那座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之间的关联。
阿特利特要塞位于海法（以色列西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以南一块狭长的土地上，三面环海。在其鼎盛时代，它拥有大量果树、充足的淡水以及菜园，甚至还有自己的船坞和泊位，连同一条长达200英尺的防波堤。虽然它常被古代阿拉伯人包围，却从未失陷过，能为4000人提供庇护。它巨大的围墙建在格外深的地基上，墙高90多英尺，厚16英尺——并且建筑精良，大部分围墙至今仍完好无损。
1932年，考古学家·约翰斯曾对这个遗迹进行过彻底的发掘。他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衡量，这些圣殿骑士建筑师及泥瓦匠的技能具有惊人的先进水平，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也的确是个"特例"。
圣殿骑士们还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些圣殿。他们一直在圣殿山上设有总部，直到1187年穆斯林将领萨拉丁收复内殿为止。我了解到，有位名叫泰奥德里克的德国修士曾在1174年到耶路撒冷朝圣。据他记载，当时，岩石圆殿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全都仍被控制在圣殿骑士教士兵手里"。他还说：
他们守卫着所有属于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脚下是一些当年所罗门王竖立起来的石碑……他们脚下还有穹顶、拱门以及各式各样的屋顶……根据我们的估计，他们拥有10000匹马及其驭手。
其实，那些"石碑"并不是所罗门工竖立的，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希罗底王朝（约在基督降生的时代）。不过，那些穹顶、拱门和屋顶却是圣殿骑士们自己建造的，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些地下大厅做了大规模扩建，并且是在其中养马的第一批、也是惟一的一批人。
泰奥德里克1174年对圣殿山的目击纪实继续说：
在这座宫殿（即埃尔一阿克萨清真寺）的另一侧，圣殿骑士们建造了一座新屋，它的高度、长度和宽度，它的所有天花板和休息室、楼梯及屋顶，全都大大超出了该地的传统。它的屋顶确实很高，以致如果我要说出其真实的高度。
我的听众便几乎不会相信我的话。
遗憾的是，泰奥德里克在1174年提到的那座"新屋"，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了。当时，穆斯林当局对圣殿山进行了一翻更新改造。不过，这位德国修士的证据本身仍然自有价值。而我发现，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那种清晰准确的语气。他显然把圣殿骑士的建筑技能看作近乎超自然的先进，而他们建造的那些高耸的屋顶和拱门，则给他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
阅读他这些见解时，我想到，这些高耸的屋顶和拱门也是哥特式建筑法式的突出特征，而沙特尔大教堂和12世纪法国其他一些大教堂（我知道，它们曾被一些参观者看作"就科学方面而言……远在当时的知识所允许的程度之上"）就体现了这个法式，这也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又使我想到了克莱沃的圣·伯纳德。我对他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更彻底的研究，于是确证了我先前的那个印象，即他对那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圣像雕刻产生过巨大的、然而是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那些雕刻的大部分组合形式以及大教堂的染色玻璃窗，都曾受到过他的布道文和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的确，他生前经常反对教堂里那些不必要的形象浮雕，曾说："其中绝不要什么装饰，而只有比例。"
我知道，这种在建筑上强调比例、和谐与平衡的主张，是哥特式建筑奇特魔力的关键所在。而当我更熟悉了圣·伯纳德的思想以后，便领会到了一点：正是在这个方面，他对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其他大教堂设计的影响达到了最为深刻的程度。在那些宏伟的建筑上，使用了一些值得赞美的新技术，例如肋状穹顶、尖顶拱门和高耸的扶壁等等。这使建筑师们能够利用几何学的完美，去表达复杂的宗教意念。
的确，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12世纪的哥特教堂把建筑与信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综合体。当圣·伯纳德问"上帝是什么？"，并且以一句令人惊异的话回答自己这个修辞学提问时，他便总结出了这种综合体。他的回答是："上帝就是长度、宽度、高度和深度。"
我已经知道，在公元1134年沙特尔大教堂北塔楼动工时，哥特式建筑便在那座大教堂诞生了。现在我了解到，这绝不是巧合。1134年前的几年，圣·伯纳德已经和沙特尔大主教杰弗里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友谊，不但以"非凡的热忱"启发后者接受了哥特建筑法式的规则，而且"几乎每天都和那些建筑师一起洽谈"。
这个情况本身虽然就很有趣，但这个信息对我研究的重大意义却在于："1134年前的几年"，同样也是"特罗耶会议&quo.９9lｉb?作，并在书中把圣杯变形为石头，还把许多埃塞俄比亚的因素结合在了故事里，不但特别提到了"祭司王约翰"，而且特别提到了圣殿骑士。
——就在同一个时期，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动工，其中的雕刻塑造了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圣杯（其中装着石头）以及约柜的形象。
可见，圣殿骑士、哥特式建筑、圣杯以及一种观念，即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一位非欧洲的基督教国王，名叫"祭司王约翰"，这些全都是12世纪的产物。还是在12世纪，就在《帕西法尔》成书和沙特尔大教堂北走廊建成以前，埃塞俄比亚一位未来的基督教国王拉利贝拉返回祖国，在耶路撒冷寄居了25年后登上了王位。
在我看来，根据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这一切事情之间必定被某种共同因素引人入胜地联系在了一起，只是这种因素被隐藏在了历史中，或许是因为它被故意掩盖了起来。
圣殿骑士寻找约柜，先在耶路撒冷，后在埃塞俄比亚。支持这个推测的证据将会为我们揭示那种隐秘的共同因素——它就是一根复杂链条上被遗失的环节，那根链条就是我已经辨认出来的那些相互关联的事件、思想和人物。
我知道，我至少在目前已经把调查推进到了与耶路撒冷有关的部分。然而，对埃塞俄比亚的调查又如何呢？那里是否真的存在一些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当年曾到那里去寻找过约柜呢？他们后来是否会把追寻的结果通过沃尔夫拉姆，用密码的方式编制成了他那个神秘的象征，即"被称为圣杯的石头"呢？
"背叛的圣殿骑士……"
第一个突破，发生在我收到一个英译本的时候。它就是那封据说出自祭司王约翰之手的书信的全文译本，该信是他于1165年写给诸位基督教国王的。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7年给祭司王约翰写了回信（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是一份真实的文件，其实是写给拉利贝拉同父异母的哥哥哈贝的）。与这封信不同，学者们对祭司王约翰1165年写的这封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它的日期虽说是真的，但学者们认为它最不可能出自任何一位真正的"祭司王约翰"之手——所以，这封信便被看作了一个蓄意的骗局。
当我阅读这封信时，便明白了个中原因。
如果此信作者的话可信，那么，他的"国土"上除了拥有其他一些物产以外，还有"像绵羊一样大的野兔"、"被称为格立芬（古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的有翅膀怪兽——译者注）的大鸟，能将一头牛或一匹马轻易地抓到巢穴里"、"头上长角的人，他前面只有一只眼睛，而背后有三、四只眼睛"、"其他的人则长着像马那样的蹄子"、"弓奇手上半身是男人，下半身是马"；此外，还有青春之泉以及一片"含沙的海"，而"来自它的每一块残片……都会变成宝石"；还有"生命之树"和"长着七个头的怪龙"，等等。在这位祭司王约翰的国土上，几乎所有能梦想出来的神话怪兽和神奇宝物，都似乎应有尽有。不过，信中却只字未提那方土地究竟在哪里，只是泛泛地提到了"许多被叫作印度的地方"。
在本书前一章里，我已经引用过那些说法了（而我现在知道，它们所指的地方，与其说是印度次大陆，不如说很可能就是埃塞俄比亚）。不仅如此，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奇禽异兽还似乎属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例如"大象"和"单峰骆驼"；此外，那"前面生着一只角的"独角兽，则听上去很像犀牛——常常听说犀牛有时能"杀死雄狮"，这就似乎更能使它成为神话般的野兽了。
这类细节使我想弄清，此信作者除了欺骗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实，他很可能直接地了解埃塞俄比亚，因为那里当然都能见到骆驼、大象、狮子和犀牛。我注意到，信中的一段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国王"和"高戈与玛高戈"相提并论，这就更加深了我上面的那种怀疑。因为我记得，埃塞俄比亚的一部非常古老的手稿里说到亚历山大、高戈与玛高戈时，也使用了一模一样的说法。那部手稿名叫《正义集革》（Lefafa Sedek），据说，它直到19世纪才传到了阿比西尼亚国外。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问题是：这位"祭司王约翰"在信中宣称，他的基督教王国里有大量的犹太人——看来这些犹太人处于半自治状态，经常与国王交战。这个说法同样具有某种埃塞俄比亚色彩：公元10世纪以后，古迪特领导的犹太人起义曾一度推翻了所罗门世系的王朝；而当时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所以，信中所说这一切尽管有不少出自幻想、并显然是杜撰的成分，我还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彻头彻尾的欺骗。何况在我看来，这封信的首要目的大概是恫吓作为收信方的欧洲军队，使他们望而却步。在这方面，我尤其注意到了信中反复提到"祭司王约翰"军队的人数。例如：
我们拥有……42座城堡，皆为世上最坚固、最美丽的城堡，有许多人在保卫它们。我们还有10000名骑士，6000名空手，15000名弓箭手，以及40000名步兵……无论何时投入战争……我们皆知前方有40000名修士以及数量相同的骑士在前进。其后是20万步兵，其中还不包括辎重马车及运送武器军火的大象和骆驼队。
这分明是在炫耀武力，不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信与另一件事情的密切关联，即它充满敌意地特别提到了圣殿骑士。在一段显然是写给"法国国王"的话里，这封信暗示说：
你们当中有些法国人，属于你的血统，亦是你的下属。他们很善于和阿拉伯人相处。你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愿意并将会帮助你，但他们皆为骗子与叛徒……你若是勇敢无畏，胆量无匹，那就祷告吧，切莫忘记处死那些背叛的圣殿骑士。
读着这封奇异书信其他部分中的这些不祥暗示，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1165年，"祭司王约翰"这个角色的真正当选人是否会有一种动机，即：其一，吹嘘自己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以恐吓欧洲军队的总体；其二，尤其要低毁圣殿骑士，要求把他们"处死"？
我的答案是：哈贝在1165年曾是埃塞俄比亚扎格维王朝的统治者，他肯定应当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77年那封回信的收信人"祭司王约翰"。
我认定哈贝就是1165年那封被看作骗局的书信的真正作者，其理由之一是它的措辞及用语。随着考察的深入，我已经发现，扎格维王朝的所有君主都喜欢在其一连串的头衔里使用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术语"Jan"。这个字源于"Jano"，指的是一种略带红色的紫色长袍，只有贵族才能穿。"Jan"的意思是"国王"或者"陛下"，并很可能和"约翰"（John）的这个字相混。其实，完全有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扎格维王朝的几位统治者同时也是祭司），才首先造出了"祭司（国）王约翰"这个用语的。
不过，我之所以怀疑是哈贝，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他在1165年毕竟正面临着一个已经萌发的政治难题。当时，哈贝同父异母的弟弟拉利贝拉（此人最终废黜了哈贝）被当作异己，已经在耶路撒冷流亡了五年。我认为，这五年的时间已经足以使拉利贝拉结识圣殿骑士，并和他们交上朋友了。他甚至可能请圣殿骑士们帮助他推翻哈贝，而后者也许听说了他们这个计划。
我想，这样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不久之后，哈贝就请求教皇恩准在圣墓教堂的特权（这是"祭司王约翰"王国的一些"上层人士"在巴勒斯坦向教皇提出的要求）。这个举动表明哈贝当时已经定期向耶路撒冷派遣使臣。因此，这些使臣就有可能搜集到那个情报，即1165年拉利贝拉和圣殿骑士正在酝酿一个阴谋。
如果历史果真如此，那就无疑可以最终找出那封信的一个说法的原因，即它暗藏杀机，暗示法国国王说：如果他处死"背叛的圣殿骑士"（当时，大部分圣殿骑士都是法国人），那将会是个上策。至少根据这个假定，"祭司王约翰的书信"就有可能是哈贝在耶路撒冷的间谍们炮制出来的，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计策，其目的在于打破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王子之间的勾结。
这显然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推理逻辑。不过，它又是一种容易出错的推测。如果不是在《帕西法尔》里看到了某些段落，它们似乎证实了圣殿骑士和拉利贝拉的确结成了此类联盟（哈贝所害怕的正是这样的联盟），我就绝不想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考察下去。
"在非洲深处……"
《帕西法尔》的写作时间，是在拉利贝拉把哈贝赶下埃塞俄比亚王位之后。这本书里有几处直接提到了圣殿骑士，他们被描写成了"寻找圣杯帮"的成员。
我发现，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特别的暗示。沃尔夫拉姆在书中几次做出了这样的暗示，那就是：圣殿骑士有时被派往海外去完成某种使命——那种使命极为秘密，与赢得政治权力有关。例如：
圣杯上面写着文字，要求上帝赋予一个远方民族的任何一名圣殿骑士……绝不可问及他的姓名及世系，而必须帮助他们获得自己的权利。向他提出此类问题后，那里的人民便不再能够留住他。
类似的段落还有：
倘若一方国土失去其主人，其人民看到上帝愿意帮助其民众，而向圣杯帮要求一位新主人，他们的祷告使必会实现……上帝已秘密地派出了那些人。
这个段落虽然很有意思，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后面的另一页文字。那是"圣杯帮"一位成员的长篇独白，其中提到"在非洲深处……经过罗哈&bbr>..quot;骑马驰骋。
我发现，学者们曾尝试性地把"罗哈"确定为桑皋施蒂里亚的罗希斯特堡（奥地利南部一个州的地名——译者注）。但我认为，这种地点偏差完全是错误的：书里的上下文已经暗示出它在非洲，而我也很难赞同那种推断的理由。
不过，我知道一个情况，而德国和英国大学里研究沃尔夫拉姆的专家们却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罗哈"（Rohas）是埃塞俄比亚最遥远的高原上一个小镇的旧称。这小镇现在名叫"拉利贝拉"，为的是纪念这位出生在这里的伟大国王。公元1185年，他成功返回这小镇时，将它定为了国都。
这些研究中世纪德语文学的专家也不会有理由意识到：正是这同一位拉利贝拉，曾寄居耶路撒冷25年，与一个军事宗教教派的圣殿骑士们过从甚密，而该教派的总部就设在所罗门圣殿的原址上。这些骑士对任何一位打算夺取王位者都怀有特殊的兴趣，只要那个国家自称拥有那只失踪的约柜，而创建圣殿骑士教的本来宗旨就是保卫约柜。
因此，我现在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185年拉利贝拉返回埃塞俄比亚、废黜哈贝时，是否有证据表明可能有一队圣殿骑士在伴随着他？
当时我想，我不会轻易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幸运的是，我在1983年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编写那本书时，曾去过拉利贝拉镇，并且保留着当时的实地考察笔记。因此，我便仔细地研究这些笔记。我几乎立即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这使我很吃惊。
我曾注意到，在由岩石凿成的贝塔·米里亚姆教堂（这是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另一座教堂）的天顶上，"有一排已经褪色的红漆画的十字军式样的十字图案"。当时我做出的评论是："它们看上去丝毫不像一般的埃塞俄比亚十字——回亚的斯亚贝巴后要考察一下它们的来源。"
当时我甚至为这些"十字军式的十字"之一（它向外伸展出三角形的架臂）画了一幅粗略的速写。尽管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但当时我显然还对此做了进一步思考。后来，我在那幅速写下面用不同颜色的钢笔注上了一个术语："croix pattee（法语：交叉十字架——译者注）。"
1983年时，我还不知道，圣殿骑士教的标志就是红色的"croix pattee"，那是该教派于1128年在特罗耶会议上得到官方教会承认之后采用的。但到1989年，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圣殿骑士教在其全部历史上都参与了建造宏伟教堂的活动。
我心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了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被遗忘时期，拉利贝拉建造的这11座由整块岩石雕凿的教堂，现已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高级的建筑成就（这实际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见解）。不仅如此，它们还笼罩着某种神秘的气氛。准确地说，埃塞俄比亚国内还有另外一些由整块岩石雕凿的教堂，但其中没有一座能和这些教堂相媲美。
其实，无论是从整体立意、工艺水平还是从审美表现上看，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一位专家能断定它们是如何雕凿出来的，并且一直有谣言说有些外国人参与过它们的建造。一些学者认为，拉利贝拉国王当年曾经雇用了印度人或者埃及的基督教徒做石匠。相反，埃塞俄比亚的传说却把这些工程说成是天使的作品！但我现在不得不自问：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真正工匠，是否就是那些圣殿骑士呢？
我在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当然描绘了一个梦幻般建筑群的图景：
这些教堂就像高耸的大厦。它们建成800年以来一直是现存信仰的圣地。不过，强调一点也很重要：它们根本不是以传统方式建造的，而是在它们矗立的红色火成岩上直接开凿出来的。它们因此而显得是非人力所为——这不仅指它们的规模，而且指它们的工艺和构思。
只有做了仔细的考察以后，才能领悟它们所代表的全部成就。这是因为，正如那些中世纪的奥秘一样，当时的人们曾竭力掩盖它们真正的性质——其中一些教堂几乎被完全掩埋在了深深的沟壑里，另一些则被隐藏在开凿出来的巨大山石四口中。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个山隧道和狭窄通道组成的、扑朔迷离的复杂迷宫，其中还有些旁支逸出的地窖、壁龛以及走廊——那是个凉爽的、布满青苔的地下世界，阴暗潮湿，一片寂静，只有僧侣和执事们从事他们无时限的供奉活动时的脚步，才会在其中发出模糊的回声。
其中有四座教堂完全独立，只有基座和周围的岩石相连。它们的尺寸和构造尽管迥然有别，但都采用了巨型山石的形式，雕刻十分精确，完全模仿通常的教堂建筑。在周围开凿出来的深陷场地上，它们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贝塔·乔吉斯教堂（供奉圣乔治）。它兀然独立，
坐落在离其他教堂相当远的一个位置上。它矗立在一个深深的、几乎呈井形的深坑中央，高达40多英尺，其内部和外部都很像十字架。它内部的圣殿有个无可挑剔的圆顶，而教堂的全部做工也都是一流的。
以上我只简要抄录了我1983年的笔记。那份笔记最后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作为结论：
不考虑传说中的所谓"天使的帮助"，拉利贝拉的这些奇迹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说实话，今天谁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因为如此大规模、如此完美地开凿和雕刻山岩的技术，早就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1989年夏天，我重新翻阅了六年前写下的那份笔记。我对其中所说的"迷雾"几乎没被澄清感到不满，对当时还有那么多问题在等待我去弄清也感到不满。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圣殿骑士们可能参与了建造拉利贝拉这些复杂建筑的活动。但事实却是，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我这个见解，只有我在圣玛利教堂（即贝塔·米里亚姆教堂）天顶上看到的那些红漆"十字军式十字"——圣玛利教堂是那四座独立的教堂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教堂的来源当时的确依然是个谜团。学者们无法解释它们是如何被雕凿出来的，无法解释谁是它们的建造者，这些都反映出了这个谜团。拉利贝拉镇的一些居民古怪地坚信天使参与了这些教堂的建造工作，这也曲折地反映出了这个谜团。现在，我研究1983年的实地考察笔记时发现，这个不解之谜当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些内容。
我当时的笔记说，在圣玛利教堂内部，一位僧侣曾带着我来到了掩蔽的内殿门口，并让我看一根高高的立柱。以下就是我当时对这根立柱的描述：
它的直径大约和一个大型树桩相同，从岩石地面耸起，消失在幽暗的上方。它的外面螺旋式地完全裹着一条市带，那布带非常古老，已经辨不出颜色，只剩下一条条褪了色的染料的痕迹。那僧侣说，这根立柱是神圣的，那上面的铭文是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手迹。这些铭文显然揭示了建造这些独石教堂的秘密。我问是否可以揭开裹在立柱外面的布，这样我就能读到这些秘密，但那位可怜的僧人却被吓坏了。他对我说："那是渎神的行为啊。那块布从来没被揭开过。"
使我焦躁不安的是，我的笔记只写了这么多。当时我又针对那些"十字军式的十字"草草写了几句，就离开了圣玛利教堂，去了这个建筑群的下一座教堂。
1983年，这个破旧的随身笔记本曾和我一起到处旅行。我现在合上它的时候，只是对自己当年那么缺少好奇心感到事后的恼火。拉利贝拉镇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调查，可当时我却没有调查。我本来应当在那里提出许多问题，但我却没有提。大量的黄金机会当时曾经自动出现在我面前，却被我忽视了。
我相当灰心，便把注意力转到了一大堆第一手和第二手的参考资料上，那是我搜集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资料。我搜集的那些影印资料，虽然大部分都很有价值，却都是些互不相关的学术论文。然而，其中的一本书却似乎很可能为我提供些有用的东西。这本书的书名是《印度地方的祭司王约翰》，是1520-1526年间葡萄牙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原文著述的英文译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长达五百多页，于1540年在里斯本出版，1881年由英国阿尔德莱的第九代斯坦利男爵译成英文。
我面前这个英译本的版本比较新，是1961年由哈克吕特协会出版的。这本书的编者是伦敦大学的教授C·F·白金汉和G·W·哈廷福德。他们说，阿尔瓦雷兹"不是罕见的愚蠢就是个无法置信的……善心、老练而富于判断力的人……他完全不像一般旅行家那样说谎，而后者常常试图夸大自己的见闻"。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被学者普遍看作了一部"令人极感兴趣的著作……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细节，是关于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
我脑子回想对这本书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评价，打开了它第一卷的第205页。在这里，阿尔瓦雷兹写到了他亲身探访拉利贝拉镇的情况。他先用很长篇幅逐一描述了那些教堂，读到这些文字，我只能赞美作者观察的仔细和他简明的语言。最使我惊讶的是，阿尔瓦雷兹访问拉利贝拉镇和我1983年对那里的访问。两者虽然间隔了四个半世纪，但那里的变化却是那么微乎其微。书中甚至还提到了圣玛利教堂那根立柱外面的布条！对那座教堂的其他方面做了一番叙述以后，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又写道："此十字式教堂交叉处穹顶下有一立柱，其饰纹有如以蜡翻制而成。"
阿尔瓦雷兹谈到，所有这些教堂都"完全是在现有的岩石上精工开凿"的。他在书中的一处赞叹说：
我已倦于更多描写这些建筑了，因为我认为，我若再写下去，读者便不会相信。这又因为，读者阅读我已写下的文字后，会责备我在撒谎。因此，我凭上帝起誓，因他赋予我力量：我所写的一切皆为真实，未做丝毫增添渲染，且我未记述的东西更多得多。我将舍去它们不写，如此它们便不会被当作谎言而使我受责。我想让世人知道这般壮观的景象，这愿望是何等强烈啊。
阿尔瓦雷兹无疑就像一个优秀记者，在他那次访问即将结束时，与几位年长资深的僧侣谈了话。值得一记的是，那次访问是在那座教堂建成仅仅三个半世纪之后进行的。这位葡萄牙旅行家对目睹的一切都感到惊异，便问那几位僧侣，是否知道开凿和雕刻些独体巨石教堂用了多少时间，这些工作是由谁完成的。他得到的回答（当时其中还没有充斥着后来的迷信说法），使我心跳加快，激动不已：
人们告诉我，完成这些教堂上的所有工作用了24年。这里有文字记载；它们是白白人建造的……人们说，拉利贝拉国王下令建造了这些教堂。
归纳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我感到自己不能忽视这个纯粹的早期证据。说实话，我书架上的历史书籍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阿尔瓦雷兹时代之前曾有"白人到过埃塞俄比亚。但这并不等于说白人以前不曾到过那里。
我这里说的白人属于一个军事教派，他们素以跨国活动和秘密性著称。用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话说，这些白人"永远不愿旁人打听他们的情况"。这些白人有时被派到"十分遥远的人群那里……去帮助他们获得自身的权利"。口世纪时，这些白人的总部就建在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地基上。
那些僧侣奇特地谈到了当年曾来到拉利贝拉镇的那些"白人"，我认为这个情况至关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说法使我更坚信了一点：在《帕西法尔》里，沃尔夫拉姆把圣殿骑士和他所说的圣杯以及埃塞俄比亚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仅仅出于纯粹的突发奇想。他从来就不是个仅凭突发奇想的作家，恰恰相反，他注重事实、聪慧机智，作品的主题深入而集中。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我对他产生的疑问是正确的，他当年确实进入了一些人组成的内部圈子，他们都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秘密，即约柜的最后下落。也许是通过为他提供信息者（即圣殿骑士教的支持者古尤特·德·普罗万）的成功运作，也许是通过某种更为直接的接触，沃尔夫拉姆受到该派教的委托，去完成一项使命：用编密码的方式，把约柜最后下落的秘密编进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里，而人们世代都会讲述那个故事。
圣殿骑士们为什么要沃尔夫拉姆这么做呢？
我至少能找出一个可能合理的答案。如果把约柜下落的秘密写下来，并把写好的东西装进某种容器里（例如一只埋进地下的匣子），那个容器便很可能在不到100年内就被遗失或忘记。而那个容器只有被某个人挖出来，才能重见天日。然而，如果用密码把这个秘密编进一个众人熟知的载体里，例如《帕西法尔》（我发现，这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几乎所有现代语言，仅在20世纪80年代，企鹅出版社古典文库里的该书英文版就印了5次），那么，约柜下落的秘密就完全有可能被永久保存在世界文化里。这样一来，经过了许多个世纪之后，那些有能力破译沃尔夫拉姆密码的人，依然能够了解这个秘密。总之，这个秘密可能完全被人们视而不见，被所有人当作一个"佳构故事"去欣赏，而只有少数人（即开悟者、知情者和坚毅的探寻者）才能真正地了解它的真正作用，把它用作寻宝秘图。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4
第六章释疑解惑
1989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参观了沙特尔大教堂，研读了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这使我看到了以前被我视而不见的许多事情——尤其使我看到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12世纪时，圣殿骑士们可能曾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
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解释的那样，我发现并不难解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和动机。但我现在需要去证明一点，即除了圣殿骑士们那次被我认定的"探寻"活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确实就是阿克苏姆城的圣堂礼拜堂？
世界上毕竟还有几百个城市、几百座教堂都自称拥有某种"圣迹"之类的东西——例如所谓"耶稣受刑的十字架"的残片、基督的裹尸布、圣·塞巴斯蒂安的指骨、朗吉弯斯（指基督教伪经中提到的用长矛刺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罗马士兵——译者注）的长矛，如此等等。但对它们进行了理性的调查后，几乎所有的结论却都是这些吹嘘纯属子虚乌有。因此，为什么阿克苏姆城就该例外呢？该城居民显然相信他们自己的这个传说，但这当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而只能证明他们是易受影响、耽于迷信的一群人。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做出结论说：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并没有约柜。
"塔波特"造成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1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长老会的一位特使曾访问过阿克苏姆，结果证明：尽管"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都相信"阿克苏姆城有约柜的传说，但它其实是个"弥天大谎"。
那位特使名叫迪摩瑟斯，他向阿克苏姆的几位僧侣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给他看了一块石板，那块石板"是一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长24厘米，宽22厘米，只有3厘米厚"。据那些僧人说，那就是约柜里的两块石头诫板之一。他们没有给迪摩瑟斯看阿比西尼亚人所相信的那只约柜本身，并且显然是希望他瞥见那块石板后便会满意，他们称它为"摩西的塔波特"。
迪摩瑟斯果然心满意足了。他显然就像刚刚揭开了一个奥秘那样欢欣，报告说：
这块石头实际上原封未动，显示不出属于哪个时代。它的年代最多距离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像阿比西尼亚人这样的蠢人，却盲目地把这块石头当成了真的诫板，自以为拥有了它。其实他们是徒有虚名，（这么说是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真的诫板。熟知《圣经》者不用任何进一步的证明便都知道：实际上，写有那些神圣律条的诫板被放入了约柜，永远地消失了。
我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如果这位亚美尼亚特使看到的那块石板，真的来自阿克苏姆人所说的那只约柜，那么，他说这些人徒有虚名就是正确的，因为"距离现在13个世纪到14个世纪"制造出来的某种东西，不可能是那两块写有十诫的"诚板"之一，而传说"十诫"是在基督诞生的1200多年以前被写在诫板上的。换句话说，如果容器里装的东西是假的，那容器本身也必定是假的。这意味着，阿克苏姆人的那个传说的确完全是个"弥天大谎"。
但我觉得，在没有试图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之前就做出这个结论，不免为时过早。那个问题就是：迪摩瑟斯见到的是那只（被认为是）真的"摩西的塔波特"，还是一件别的什么东西呢？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对埃塞俄比亚人那样的"蠢人"居然可能拥有约柜那般珍贵的圣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显然感到受了冒犯，感到怒不可遏，因此便很想证明他们根本没有约柜。不仅如此，我反反复复地阅读了他的记述以后，还越来越清楚了一点：他强烈渴望着证明自己的偏见是正确的，这种渴望已经压倒了他全部的理智调查精神——他绝对没有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那种微妙而不同寻常的天性。
19世纪80年代他访问阿克苏姆时，那座特别为约柜建造的礼拜堂还没有建成，而约柜（或者说，那件被看作约柜的东西）当时还被保存在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殿里（17世纪时，法悉里达斯皇帝重建了那座大教堂后，把它放在了里面）。然而，迪摩瑟斯当时并没有被允许进入内殿。他被领到一个破旧的木头外殿里，"和其他几间屋子一起坐落在大教堂外面左侧的地方"。他正是在这个外殿里见到那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的。
因此，在我看来，这位亚美尼亚特使很可能上了那些僧侣的当。
我知道，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会把约柜视为独一无二的圣物，因此，无法想象会把它（或它里面装的东西的一部分）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的内殿挪走，即使暂时挪走也不可能，除非出于某种极为迫不得已的原因。一个粗俗的外国人那种先睹为快的心血来潮，当然算不上这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不过，这位外国人又是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长老会特使，因此，明智的办法就是对他表示出一定的尊敬。
该怎么办呢？我想答案就是：那些僧侣决定让他看看阿克苏姆许多"塔波特"当中的一块。他强烈地表示，即使见不到约柜，也要见到某种和约柜有关的东西，因此，让他听到他想听到的消息（即告诉他，他看见的是真正的"摩西的塔波特"），这就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礼貌的做法了。
我需要证实我的这个见解，因此，我给亚的斯亚贝巴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因为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就住在那里，我们在1983年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合写过那本书。他于1987年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俄比亚研究所重操旧业。我先告诉他，我对阿克苏姆人关于约柜的那个传说又产生了兴趣，然后请教他有关迪摩瑟斯的事情。他是否认为那位亚美尼亚特使见到的那块"塔波特"，真的就是埃塞俄比亚人相信的被摩西放进约柜的两块诫板之一呢？
"这太不可能了，"理查德回答说，"他们绝不会把这么神圣的东西拿给任何外人看。何况我也读过迪摩瑟斯写的那本书，里面全是错误和曲解。他非常傲慢，和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打交道时颇为狂妄，并且并不完全诚实。我想，阿克苏姆的教士们必定很快就看透了他的为人，因此就用其他的塔波特糊弄他，而那东西对他们没什么重要意义。"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理查德告诉我几个人名和两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的电话号码，他认为这些人会为我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是：贝莱·戈代博士，他用数年时间彻底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古代史，是阿姆哈拉文和杰泽文文献的专家；还有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瑟古·哈贝尔一塞拉西博士，他写有一部受到高度推崇的著作，书名是《1270年前的埃塞俄比亚古代及中世纪史》，我已经熟悉了它的内容。
迪摩瑟斯在阿克苏姆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萦绕在我脑子里，所以我决定问问哈贝尔一塞拉西。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他笑着说："哦，那家伙见到的当然不是真的摩西塔波特啦。那些僧侣为了满足他的希望，给他看了一个替代品——不是那个真的……在我们埃塞俄比亚，通常每个教堂都有不止一个塔波特。实际上，有些教堂甚至有10块或者12块塔波特，它们被分别用在不同的祭礼仪式上。所以说，他见到的是其中之一。丝毫不必怀疑这一点。"
这位历史学家的话里充满了自信，已经消除了我对那位亚美尼亚特使的证据所剩的疑虑。迪摩瑟斯看见的那块"略微发红的大理石"，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埃塞俄比亚人提出的那个说法，即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
不过，他对自己访问阿克苏姆的记述，还是在我心中引起了另一个复杂疑问，那就是所谓"塔波特"究竟是否能算作圣物。
据我所知，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而我很清楚，约柜是一个大小类似茶具柜的箱子。但是，迪摩瑟斯看见的那一小块大理石板却被称为"塔波特"，还被说成是约柜里的两块诫板之一。
我的确需要弄清这个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都有自己的塔波特，我现在还知道，有些教堂还有不止一块。可是，这些塔波特真的就是那件圣物的复制品吗？那件圣物被认为是约柜，并被保存在阿克苏姆的圣堂礼拜堂里。如果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塔波特都是平板，那就意味着那件圣物也必定是块平板——换句话说，它不可能是约柜（尽管它可能是写有"十诫"的诫板之一）。
我在埃塞俄比亚住过许多年，其间我见过的塔波特全都是平板，而不是箱子——那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显然，正是这一特征，使那位学者海伦·阿道夫得出结论说：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构思他笔下的那只圣杯石的时候，必定对塔波特有所了解。如果"塔波特"就是为了代表约柜里装的诫板，那就再好不过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东西被看作约柜的复制品，那么，阿克苏姆人说他们拥有约柜的说法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很难忘记，1983年我参观大英博物馆人种学藏品后立即注意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放弃了对这个奥秘的初步考察。这个问题现在又鲜明地出现在了我面前。所以，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感到必须一劳永逸地弄清一个问题：塔波特究竟被看作什么。
为此，我给贝莱·戈代博士打了电话，他是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向我推荐的另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做了自我介绍以后，我就直奔主题，问道："你是否相信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呢？"
"相信，"他加重了语气说，"不仅我相信，所有埃塞俄比亚人都相信约柜在埃塞俄比亚，它被保存在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里。人们认为，门涅利克一世皇帝去耶路撒冷去见他的父亲所罗门以后，把约柜带回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语里的塔波特是怎么回事？它的意思是柜子吗？塔波特是否就是阿克苏姆的约柜的复制品呢？"
"在我们的语言里，塔波特（tabot）正确的复数形式是塔波塔特（tabotat）。不错，它们是复制品。因为真约柜只有一个，因为普通人需要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去寄托信仰，其他所有教堂都在使用这些复制品。埃塞俄比亚今天有两万多个教堂和修道院，每一个都至少有一个塔波特。"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见过的所有塔波塔特，没有一个像《圣经》里描述的约柜。它们全都是些平板，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石头的，其中没有一块的长和宽大于一英尺，其厚度也全都是两三英寸。如果这样的东西被看作阿克苏姆城锡安的圣玛利教堂里那件圣物的复制品，那么，根据逻辑推理，那件圣物就根本不可能是约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描述了约柜。 href='/article/4405.htm'>《出埃及记》清楚地把约柜描述成一个相当大的矩形箱子。请别挂电话，我查看一下细节的描述……"
我从案头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耶路撒冷版的《圣经》，翻到 href='/article/4405.htm'>《出埃及记》第37章，找到了有关段落，大声念着工匠比撒列如何按照摩西向他传达的上帝旨意制造约柜：
比撒列用皂荚木作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精金。
"一肘（腕尺）究竟有多长？"戈代问道。
"大约一个前臂那么长，就是从肘部到中指尖。换句话说就是大约18英寸。这就是说，约柜长约3英尺9英寸，宽和高各约两英尺。但塔波塔特完全不符合这个尺寸。它们太小了。"
"你说的不错，"戈代沉吟着说，"不过，我们的确有那只真约柜。这一点确定无疑。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有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呢。"
"你指的是亚美尼亚特使迪摩瑟斯的记述吧？"
"不，不，当然不是。他什么也没见到。我说的那个目击者，去阿克苏姆的时间比他早得多。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名叫阿布·萨利赫——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亚美尼亚会会员。他生活在13世纪初，曾经巡视过许多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大部分在埃及。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访问了一些邻近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他的著作里也包括这些国家的一些材料。正是这本书描述了约柜。如果我没记错，他的描述很近似你刚才给我读的 href='/article/4405.htm'>《出埃及记》里的描述。"
"阿布·萨利赫的这本书吗？它被译成英语了吗？"
"啊，是的。19世纪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译本。你会找到一本的。编者是某位伊维茨先生……"
两天以后，我怀着胜利的喜悦，走出了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的书库。我手里是一本由B·T·伊维茨翻译、由阿布·萨利赫著的厚厚著作，书名是《埃及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在这本书第284页上，我发现了一行小字副标题"阿比西尼亚"，下面是长达八页的观察和评述，其中提到：
阿比西尼亚人拥有约柜，其中装着两块石板，上面刻有上帝为以色列的众人亲手写下的戒律。约柜被放在祭坛上，但它比祭坛要短一些，其高度与男子的膝盖相同，外面包金。
我向图书管理员借了一把尺子，量了一下我脚底到膝盖的小腿长度。这个尺寸非常接近 href='/article/4405.htm'>《出埃及记》里说的27英寸。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如果那句"其高度与男子的膝盖相同"的话，指的是一个穿鞋或穿靴的男子，那就更贴切了。
我知道，如此粗略的尺寸要作为证据，那绝不会是最后的结论。何况我也无法彻底排除一种可能，即这位亚美尼亚的地理学家13世纪访问阿克苏姆城时，的确见到了真正的约柜。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的记述的真正重要性都在于：它无可争辩地把约柜描述为一个包金的箱子或柜子，而不是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木板或石板，像我见过的那些"塔波塔特"那样。或者可以说，它也不像19世纪的迪摩瑟斯见到的那块"塔波特"。
同样有意义的是，阿布·萨利赫还描述了阿克苏姆的基督徒使用他见到的那件圣物的一些细节：
礼拜仪式每年要在王宫里举行四次。当把它从存放的教堂拿到王宫里时，它上面要遮盖篷布。这四次仪式分别是耶稣诞生日、耶稣受洗日、耶稣复活日和十字启示日。
在我看来，这个早期的、相当忠于事实的目击实录，无疑极有力地支持了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即埃塞俄比亚是真正约柜的最后安放地。他所说的约柜，其尺寸和外貌都大致正确。阿布·萨利赫甚至描述了自己看见那圣物被运送时还遮盖着"篷布"，这与《圣经》里的规矩也完全一致：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慢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见《旧约·民数｛己》第4章第5-6节——译者注）
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尽管这位亚美尼亚地理学家的记述很有帮助，他还是没能回答我的那个症结问题，它是由那些被成为"塔波塔特"的东西的形状产生的问题。我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因此，我决定考察一下这个埃塞俄比亚单词的词源。我想知道"塔波特"这个字的原型，其意思是否就是"柜子"？它的意思会不会是"石板"？它会不会具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对这个字的词源学考察，把我带入了一个纯智能领域，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以后我也不想再次涉足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学。我翻阅了一摞又一摞令人厌烦的文献，终于证实了一点：被称为"杰泽语"的古代埃塞俄比亚语，以及它现代被广泛使用的阿姆哈拉语，都属于问米特语族，而希伯来语也属于这个语族。
于是我了解到，希伯来文《圣经》里提到约柜时，最常使用的词是"aron"，而此字和"塔波特"（tabot）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单词"tebah"，而学者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语里的"tabot"无疑来自这个单词。
接着，我试图证实"tebah"这个字是否出现在希伯来文《旧约》里。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它确实出现过，尽管只出现了两次。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使用了这个单词的地方，都用它来指代一种船形的容器。第一处是指挪亚方舟，其中载着大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类（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7节——译者注）；第二处是指蒲草箱，摩西的母亲为了使婴儿摩西逃过法老的怒火，把他放进这只蒲草箱，让它顺尼罗河漂流（事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3节——译者注）。
我又翻开了《国王的光荣》，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把约柜具体描述为"一只船腹……长约两腕尺半，宽约一腕尺半，汝应以纯金包之，其内外皆应包纯金"。不仅如此，在这个"船腹"里，还将放进"两块上帝亲手书写的石板"。
这些描述不容置疑。无论是从其词源还是从其早期使用的情况判断，埃塞俄比亚语的"tabot"都毫无疑义地称谓《圣经》里的约柜，其原型就是一只包金的容器——对于这个容器，"船腹"这个说法可以作为一个聪明的暗喻，它不但能使人想到这件圣物的形象，而且能把它的概念和更早期的那些"船只"联系起来：它们是挪亚方舟和蒲草船，而这两者都曾装过神圣而珍贵的事物。
然而，同样是这个"塔波特"的标记，却绝不可能称谓或指代任何木板或石板。因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谜。不过，这个谜最终还是被爱德华·乌伦多夫教授为我解开了。他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伦敦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专业的第一位学位主席。这位著名学者现已退休，住在牛津。他坚持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埃塞俄比亚人如何把木版或石板说成了"柜子"：
真正的约柜据说在阿克苏姆；其他所有教堂只能拥有它的复制品。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整个的柜的复制品，而只是其中所盛之物（即诫板）的复制品……换句话说，把这些木版或者石板描述成"塔波塔特"，这是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pars pro toto）的做法，它仅仅代表约柜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诫板。
琥珀里的苍蝇
乌伦多夫对"塔波特"问题的这个解释，消除了一个明显的矛盾，驱散了笼罩在埃塞俄比亚人那个说法上的一块疑云——他们自称拥有失踪的约柜。
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却依然笼罩着其他几块疑云。正是乌伦多夫使我注意到了其中最浓重的一块疑云。他写过一篇题为《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的论文，其中非常鲜明地指出：不能把《国王的光荣》看作一部史书，因为它的目的其实是美化埃塞俄比亚，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书中才提到了约柜。
认为《国王的光荣》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杜撰，这种见解也并非乌伦多夫一个人才有。例如，在这部伟大史诗的英译本序言里，E·A·瓦利斯·布奇爵士也指出示巴女王根本不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他写道（他是在引述我已经熟悉的一种观点），"她的故乡是塞布哈（Sebha）或者萨巴（Saba），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
一些学者十分重视一个情况：在所罗门时代（即基督诞生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还没有任何自己的真正文明，因此当然不可能拥有一种先进的城市社会，从而造就一位像示巴女王那样出名的君主。
其实，学者们一致认为，公元6世纪以前，阿比西尼亚高原上连启蒙的文明都没有开始，而一直到公元1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文明才发展到了成熟的水平。但这一进步时期却不能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人的成就——相反，其催化力量是各个阿拉伯部族的流入，他们的"更高素质"使当地居民的落后文化发生了巨变。这些闪米特族移民主要来自也门，他们定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在与当地人口的同化过程中，造就了文化上的变更。他们带来了价值无比的礼物：宗教、发展水平更高级得多的社会组织、建筑、艺术以及一种书写体系。
总之，埃塞俄比亚文明不仅比阿克苏姆传说暗示的时代晚近得多，而且是从其他文明中借得的。不仅如此，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事实，因而对自己的传统遗产深感不安。的确，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甚至提出：《国王的光荣》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满足了阿比西尼亚人的一种深层心理需要，那就是："证实他们的古代起源……暴发的民族，如同暴发的个人一样，都渴望光宗耀祖，这种民族也会像暴发户那样毫不犹豫地伪造家谱。"
我认为，这一切见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国王的光荣》的内容多为虚构（因为这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他们关于约柜被拐的说法可能以一定的真正事件为依据），而在于它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相对年轻，并且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
我想证实埃塞俄比亚人自称拥有约柜的说法是真的，而对我的这个尝试，以上这些意见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这块高原上总体文明的发展，而且可以用来（相当具体地）说明法拉沙人文明的发展。
《国王的光荣》相当清楚地宣布：公元前950年前后，门涅利克及其同伴带着约柜回到了埃塞俄比亚时，犹太教的信仰被引进了埃塞俄比亚（甚至据说示巴女王本人也改信了犹太教）。因此，从事情的表面上看，埃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的存在，似乎足以证明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但如果更仔细地考察，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和学者们的见解不一致。
1983年，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曾告诉我说，学术研究界一致赞同一个观点，即公元2世纪前，犹太教信仰不大可能到达埃塞俄比亚。这种信仰是从也门经过红海被带入埃塞俄比亚的。公元70年以后，也门已经有了大量的犹太居民，他们是为了逃避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迫害而移民也门的。
这种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就是乌伦多夫教授。他有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埃塞俄比亚与怪经＞》，其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强调了一个结论：法拉沙人的祖先肯定是由犹太人转变而成的，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即从公元70年到公元550年，他们"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进入了埃塞俄比亚"。
我决定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法拉沙人犹太教的历史确实不足2000年，并且的确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那么，一种表面上似乎可信的"文化确证"就被一笔勾销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之间具有直接的接触。同时，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说法，即使并非全不可信，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新阶段的调查开始后不久，我就渐渐领悟了一点：学者们之所以一致赞同"也门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证实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犹太教信仰无法通过其他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仰是通过其他路线进入那里的。因此，学者们便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从那个地区还有向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些移民运动。
这种做法使我震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可悲的失误，其中，"没有证据"（这是一回事）实际上却被用来证明"没有"（这是另一回事）。让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比学者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学者们认为的那条路线以外，犹太教还曾通过其他路线到达那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开放的，若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去研究法拉沙人的传说、信仰和风俗习惯，从中对他们的起源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想他们的宗教仪式里很可能已经掺进了其他的东西，因为在20世纪这些仪式已经大量地暴露在了西方和以色列参观者面前。所以，我便去阅读一些更古老的文献资料，它们描绘了法拉沙人受到现代文化变迁污染以前的生活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当中，竟有些是外国人写的，他们怀着促进文化变动的明显目的，到埃塞俄比亚去，其中主要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听到一些传闻说，阿比西尼亚有数目相当可观的犹太人，因此便急于去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其中一位传播福音者名叫马丁·弗莱德，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受"在犹太人中推进基督教伦敦协会"委派，他于1855年到埃塞俄比亚劝当地人改宗。他的著作《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于1869年出版。
我在英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它已经磨损，显然经历了多次的辗转借阅。我很快就对其中的几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者在其中坚持说：至少在先知耶利米时代（公元前627年前后），埃塞俄比亚就有犹太人了，也许从所罗门王时期开始那里就有犹太人了。弗莱德这个论断的部分依据是：
法拉沙人既不知道《巴比伦法典》，也不知道《犹太法典》，它们都是在犹太人被虏期间及之后编纂的。他们也不过普林节（Feast of Purim，犹太人每年2、3月的节日——译者注）和神庙祝圣节，而我们时代的犹太人都庄严地保持着这些节日的传统。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所谓"神庙祝圣节"（Dedication of the TemplE）的正式名称是"灵光节"（Hpnukkah），其字面意思就是"供奉"。我认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节是公元前164年确定的，因此，公元70年以后定居也门的犹太人必定要过这个节。
正统的学者以前曾说服我，把法拉沙人看作由这些也门犹太人转变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后裔，但这种观点现在却突然变得十分令人怀疑了。我想尽量清晰地表述一个见解：不过灵光节，从中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法拉沙人必定是在公元前164年以前就获得犹太教信仰的，因此他们并非来自也门，而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
接着，我考察了普林节。弗莱德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也不过这个节。我了解到，这个节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的确，它的起源很可能比那个时期更早。它纪念的那些事件（即犹太人免遭哈曼王计划的屠杀——译者注）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而我请教过的一些权威也认为，到公元前425年，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过普林节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弗莱德本人就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在那个时期以前很久，也许是在公元前6世纪，法拉沙人就从世界犹太教的相关群体中分离了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阿比西尼亚人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合拢：基督诞生前500年，毕竟只是所罗门死后的400年。看来，越来越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旧约》时代初期，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就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而这正像《国王的光荣》和法拉沙人自己一贯宣称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显了：退一万步说，门涅利克把约柜拐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而不该以学术界迄今所允许的态度去看待。
在19世纪另一位传教士的叙述里，我找到了支持上述见解的进一步证据。那位传教士名叫亨利·亚伦·斯特恩，他本人就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德国犹太人。他曾和弗莱德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旅行，并于1862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漫游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间》。
我阅读这部长达300页的著作时，渐渐对它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厌恶。在我看来，他是个傲慢自大、残忍狂妄的劝人改教者，丝毫不尊重其传教对象的文化及传统。同时在总体上，我觉得他对法拉沙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也显得十分肤浅。这样一来，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后来，我在这本书的第288页偶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斯特恩先用一段很长的话，论述了法拉沙人当中绝对禁止"与其他部族或信仰不同者通婚"，然后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如何忠于摩西的律法，"它们……是一些守则，根据这些守则，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崇拜"，然后他说：
在中部非洲听说犹太人的祭坛和赎罪献祭，这显得很奇特……（然而），每个崇拜地的后部都有一小块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块巨石。潘祭的动物就在这个粗劣的祭坛上被宰杀，而其他一切献祭仪式也在此举行。
我对犹太教的一般了解在这个阶段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到一点：现代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以动物献祭了。我不知道在20世纪末法拉沙人当中是否还存在这种古风，但是，斯特恩的描述却很清楚地表明：130年以前，这种风俗曾经十分盛行。
这位德国传教士继续描述这个献祭仪式空场，然后评论道：
这个圣所守卫不严，很难防止不法的侵扰……不懂法拉沙人习俗的陌生人若是冒险地过于接近这个禁地，便会遭到不幸……有一天，我险些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过。那天将近正午的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会幕"，tabern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救世主再度临世"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祭活动。经过一些深入考察，我证实了一点：这个传统非常强大，乃至今天大多数法拉沙人的群体都一直在举行燔祭仪式，尽管他们日益面临着现代犹太人的祭祀活动。
考虑到这个事实，我明白了对此可能做出多种解释。但最明显、最具吸引力的解释，却是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因而也最有可能是正确的解释。我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
今天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犹太教，想必还是在允许在远离民族祭祀中心的本地圣所举行燔祭的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约西亚国王颁布禁令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甚至可能更早。
假设，所罗门圣殿建成（公元前10世纪中期）后、约西亚国王（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期，一批犹太人从以色列迁移并定居在了埃塞俄比亚。他们建立了本地的圣所祭坛，在那里向他们的上帝献燔祭，并开始改信了该国居民的宗教。最初他们也许还维持着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故乡相距遥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他们最终成了完全孤立的群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一次次神学思想巨变的影响，那些巨变发生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世界里。
因此，法拉沙人才成了惟一仍在实行燔祭的犹太人。他们就像被凝固在琥珀里的苍蝇，落入了时间的扭曲之中，成了现存真正的第一圣殿犹太教最后一批信奉者。
到此为止，一切全都顺理成章。然而问题是：一群犹太人为什么要从以色列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么遥远的地方呢？我们说的是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有喷气飞机的现代。那次迁移必定有某种极为强烈的动机，它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国王的光荣》无疑说明了这个动机是什么。
它说，这些移民都是以色列人长子中最先出生的那批人，他们陪同门涅利克来到埃塞俄比亚，和他一起守护约柜，而那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扔来的。
衰微与败落
如果《国王的光荣》里对犹太教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叙述是真的，那么，我想我就有希望在历史年表中找到证据，去证实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犹太人的信仰的地位曾一度比今天重要得多。如果这种信仰最初和门涅利克一世这样的王族有关，那必定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还记得，我的老友理查德·播克赫斯特曾对我提到过一件事，它与这条考察线索有关。1983年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告诉我说，法拉沙人在历史上曾经是个繁荣强大的部族，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
因此，我又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否为我推荐一些可能记载法拉沙人衰微与败落的资料。
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而我对它的内容略有所知。这本书名叫《1768-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其作者是苏格兰探险家，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
潘克赫斯特还建议我去查阅中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几个王朝的"宫廷年表"。他说，这些文献记载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因而可能会使我感兴趣。他还说："除了这些资料以外，我就不知道你能从哪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困难在于，在布鲁斯以前，没有任何关于法拉沙人的深入记载。"
我不久就发现，金奈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多少算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身于顽固的长老会派占主导的斯特灵（苏格兰中部的一个郡——译者注）家族，属于小贵族，继承了足够的遗产，用于毕生在海外旅行。
我起初以为，正是这种"旅行癖"诱使他去了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但是，当我开始阅读他关于法拉沙人的著作之后，便逐渐认识到：他对法拉沙人的兴趣实在是太强烈、太持久了，因此无法仅仅用一位聪明旅行家通常的好奇心来解释。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巨细靡遗地考察了阿比西尼亚的这些黑种犹太人的信仰、习俗和历史起源。在这个过程中，他记录了许多古代传说，其中交织着不少长者和宗教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些传统大多都会消失在历史中。
其中的一个传说讲到，阿克苏姆的艾扎那国王第一次被介绍给那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弗路门提乌斯时，正在阅读"大卫的赞美诗"，后者后来使这位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不仅如此，布鲁斯还相当清楚地记载说，这位国王很熟悉《旧约》里的这首赞美诗，因为当时（即公元4世纪早期）的埃塞俄比亚十分流行犹太教。
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法拉沙人的习俗，因此很乐于为这个论断提供证据。我认为这个论断实际上是额外地支持了我那个迅速展开的假设，那就是：至少在弗路门提乌斯到埃塞俄比亚传播基督福音之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有了一种结合了古代血祭传统的信仰形式。
不久，我又在一部珍贵的埃塞俄比亚古代手稿里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据。那部手稿被保存在提格雷人的马格达拉要塞里。19世纪时，内皮尔元帅（罗伯特·科内利斯·内皮尔，1810-1890，英国陆军元帅，又名"马格达拉的内皮尔一世男爵"——译者注）率领的英军曾攻占并洗劫了该要塞。这部手稿的标题是《古代国王的历史及谱系》，其中的一段写道：
基督诞生后的331年，基督教被阿布纳·萨拉玛引入阿比西尼亚，此人原名"弗路门托斯"或"弗路门提乌斯"。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统治着阿克苏姆。基督教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之前，那里的半数居民均为犹太人，遵守着法律，另外半数居民则崇拜神龙桑多。
这里提到了"神龙"（或许是一切原始动物神的统称）的崇拜者，这的确很有意思。它表明，犹太教曾一度成为埃塞俄比亚惟一的国教，并且，在前基督教时代，法拉沙人也曾像各地的犹太人一样，容忍许多异教信仰。
但我认为，随着武装传教的单一神教教徒（例如基督教徒）的到来，法拉沙人必定对异教有所警惕，并且曾试图放弃他们传统的宽容，因为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人看作对自己显要地位和信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克苏姆国王皈依基督教可以被视为厄兆，从此，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很可能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永无休止的残酷斗争。
布鲁斯记载下来的传说里，有许多都能证实以上的分析。例如，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强调说，法拉沙人在皈依基督教时（或者用术语说是"叛教"时），仍然非常强大。当时，他们宣布确立一位犹太部族的王子作为他们的国王，"他属于所罗门和门涅利克的种族……这位王子……拒绝放弃其先辈的信仰。"
布鲁斯还说，这种事态必定要导致冲突，因为基督教徒们也宣布自己的国王属于所罗门的世系。这场冲突一爆发，就陷入了纯粹世俗的种种计较当中：
宗教信仰的不同虽然导致流血冲突，但各个宗教还是各有自己同样自负的国王，由此引发了出于野心及对抗君主力量等动机的战斗。
对这些"战斗"，布鲁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同样，史书也对此讳莫如深，而只提到：公元6世纪，阿克苏姆国王卡列布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率领它渡过红海，去和也门的一位犹太人国王作战。我现在想知道，阿拉伯半岛上的这场战役，会不会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战斗的扩大呢？
在《国王的光荣》里可以找到证据，表明以上情况确实就是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伟大史诗的末尾，我看到了一章，它具体地提到了卡列布国王满怀反犹太的激情。在这一章里，没有任何明显原因，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突然被描写成了"上帝之敌"。不仅如此，其中还宣扬应当把他们"碎尸万段"，应当"把他们的国土变成一片废墟"。
这些都出现在卡列布国王的两位王子所说的话中。其中一位王子叫"以色列"，另一位叫"杰伯拉·马斯卡尔"（其埃塞俄比亚语的意思是"十字架的奴隶"）。此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冲突的象征极为鲜明，不容忽视，因为"杰伯拉·马斯卡尔"显然代表冲突的基督教一派，而"以色列"则代表犹太教一派。我想到了一个情况：法拉沙人从不自称"法拉沙人"，而总是自称"贝塔·以色列"，即"以色列之屋"；因此，这就使以上的分析更令人信服了。
因此，这里传达的基本信息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整个段落却被繁复而晦涩的诸多形象复杂化了。例如，段落中有时会突然冒出"沙利奥特"（Chariot）和"锡安"（Zion）这两个字。我几乎不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前者是什么意思，但对于后者的意思我已经很清bbr>..楚，"锡安"是《国王的光荣》里频繁用来指代约柜的几个别称之一。
我读到"以色列"和"杰伯拉·马斯卡尔"注定要交战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文中继续写道：
那场战斗之后，上帝会对杰伯拉·马斯卡尔说："在沙利奥特与锡安中，吾选择汝。"而上帝将帮杰伯拉·马斯卡尔拿到锡安，他将公开坐在其父的宝座上开始统治。上帝会使以色列选择沙利奥特，以色列将行秘密的统治，他将不再能被看见。
《国王的光荣》以这种方式做出了结论：
犹太人之王国将被结束，基督之王国将会形成……上帝如此使埃塞俄比亚王比世上其他所有国王都更加荣耀、美好和尊贵，因为他有伟大锡安，即上帝律法之柜。
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里描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尽管使用了神秘的象征性语言——在这场争锋之战中，新宗教的追随者取得了胜利，而旧信仰的信徒则被征服，因而从此只得在一些秘密的地方销声匿迹地生活。同样清楚的是：约柜（即文中的"锡安"）是这场权力之战的核心，而基督教徒设法以某种方式从犹太人那里夺取了它，而后者从此不得不满足于拥有"沙利奥特"，换句话说，就是拥有次等的好东西。
然而，我的继续研究却表明，法拉沙人显然没有乖乖地屈从于销声匿迹的生活，没有屈从二等阶级的社会地位，那是基督教徒设法强加给他们的。相反，我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法拉沙人曾进行过反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曾以巨大的果敢进行过相当长期的反击。
阿比西尼亚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事，其最初的一则引人入胜的暗示，见于公元9世纪一位旅行家的记述。那位旅行家名叫艾尔达德·哈达尼——他的另一个名字更有名，叫"丹"族的艾尔达德，因为他自称属于失踪的以色列"丹族"（Dan）。
我们根本不清楚此人是谁，来自哪里。不过，他曾在公元833年写过一封书信，被广泛传播，其中宣称：丹部族的人（以及其他三支"消失的"犹太人部族）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们被永久地封闭在了该国基督教统治者的敌意中——"他们在那里转变埃塞俄比亚人的信仰，直至今天，他们还在极力转变埃塞俄比亚王国儿童的信仰"。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有一些学者认为艾尔达德是个吹牛者，而他那封书信则纯属虚构。不过，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他的话大部分都有事实根据。
我毫不犹豫地就让自己站在了后者一边——这完全是因为，艾尔达德关于阿比西尼亚犹太人的说法，与法拉沙人的真实处境太接近了，因此不大可能是纯粹的杜撰。例如他提到，这些人是在"第一所罗门圣殿"时期从耶路撒冷移民埃塞俄比亚的，那是在犹太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分离后不久（即在公元前931年前后）。他说，因此，他们就不过那个日期之后才确定的宗教节日，如普林节和灵光节等等。他们也没有拉比，"因为那是第二圣殿时期的产物，而他们没有等到有拉比就离开了圣地耶路撒冷。"
我已经十分了解法拉沙人并不过那些后来确定的犹太教节日，并且深知这意味着什么。经过核对，我发现他们现在也没有拉比。实际上，他们的宗教官员被称为"卡恩"（kahen），这个字来自希伯来语的"寇思"（koben）（更近似普通名字"科恩"，），其意思是"神甫"，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圣殿"时代。
因此，总的来说，看来艾尔达德很可能像他自称的那样到过埃塞俄比亚，并且忠实地描述了公元9世纪中期犹太教在该国的状况。因此，他说这一时期阿比西尼亚的犹太人与其邻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个报道也似乎是颇为可信的：
他们的旗帜为白色，上写黑字："听吧，以色列，我主上帝是惟一的上帝。"……他们人数众多，有如海中的沙子。
他们除了作战别无他业。他们无论何时战斗，都会说强者临阵脱逃乃是耻辱；他们情愿年轻而战死，但绝不逃跑；他们愿自己对上帝的信念不断加强；他们有时一起会大喊："听吧，以色列，我主上帝是惟一的上帝。"然后他们便会加倍警惕。
艾尔达德做出结论说，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在好勇斗狠方面非常成功，并且"曾经掐住了敌人的脖颈"。我认为，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公元10世纪基督教徒与犹太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毕竟正是这个时期，阿克苏姆信仰基督教的所罗门王朝被推翻了。我以前的研究也告诉我：这场政变是一个犹太人君主策划的，那就是伟大的古迪特女王（Gudit或者Judit，或者可能是Yehudit）。
在本书第五章，我已经简要地做了介绍：古迪特女王血腥的短暂统治（可能有半个世纪左右）结束后，扎格维王朝就建立了起来，拉利贝拉国王就属于这个王朝。几乎可以肯定，扎格维王朝的君主最初都信仰犹太教。尽管如此，他们后来却还是改信了基督教。结果，拉利贝拉国王去世大约50年以后，他们把王位让给了一个自称属于所罗门世系后裔的君主。
但是，我很快就弄清了一点：在这个扎格维君主王权空位的时期，并没能遏止阿比西尼亚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长期冲突。
我在调查中发现，公元12世纪的西班牙商人，"图德拉的便雅闵"曾做过广泛的游历。他曾经报告说，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当时并不是"生活在异教徒的重压之下"，而是"在山区拥有自己的城镇和城堡"。他谈到，在基督教徒和法拉沙人的战争中，获胜的通常是法拉沙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土地和战利品"，因为"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们"。
后来，到了公元11世纪，犹太旅行家"斐拉拉的伊里亚"也讲到，他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法拉沙青年，并从他那里得知，法拉沙人"仍在一个山区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他们从那里不断发动战争，反抗埃塞俄比亚那些信基督教的皇帝"。
100年以后，奥维耶多（西班牙西北部城市——译者注）的耶稣会主教还指出，法拉沙人躲在"难以进入的大山里"。他们夺取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土地，以前他们是那些土地的主人。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无法镇压他们，因为国王的军队很少，攻人法拉沙人的石头要塞"非常困难"。
但是，这位主教却说错了。他的这段话是1557年说的，到了那个时期，法拉沙人已经远远不能"夺取"任何人的土地了。实际上，他们不断遭到基督教军队的围剿，并且显然已经濒于种族灭绝了。1563-1594年在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萨撒·邓格尔对法拉沙人发动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把那场战争说成是"由宗教狂热激发的一场真正的宗教讨伐"。
在那场战争里，驻守在希缅山区西部和塔喀则湖南部要塞的法拉沙人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这些守卫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就连阿谀萨撒·邓格尔的史官也禁不住要赞美一群法拉沙妇女的勇气：她们高喊着"Adomai（上帝）救我"，纷纷纵身跳下悬崖，宁死不当俘虏，不愿受到皇帝军队士兵的侮辱。
后来，法拉沙人的国王拉代被捕人狱。他只要向圣母玛利亚乞求宽恕就可以活命，不然就将被处死。据记载说，拉代国王说道："不是禁止提到玛利亚这个名字吗？快点处死我吧！我宁愿离开这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到正义的世界去。我宁愿从黑暗到光明里去。杀了我吧，快一点。"
皇帝军队的统帅扬纳尔回答道："你若想死，那就勇敢地死吧，把你的头低下来。"
拉代国王低下了头，扬纳尔便用一把大宝剑朝他砍去。利剑一下就砍掉了法拉沙国王的头，并劈到了他的膝盖，最后插进了地里。据记载，目睹这个恐怖场面的人都称赞"这位面临死亡的犹太人的勇气，他公开宣告现世是邪恶的，而天堂是美好的"。
那场战争即将结束时，法拉沙人在希缅高山上的最后两个要塞遭到了猛攻。法拉沙人虽然英勇抵抗，但要塞还是失守了。两个要塞的法拉沙将士全都宁愿自杀，也绝不做俘虏。
但是，这并没有结束对法拉沙人的迫害。相反，1607年苏斯涅尤斯皇帝继位后，对法拉沙人的暴行更变本加厉了。他制定了一个计划，要消灭依然生活在广大高原地区和塔纳湖与希缅山区之间的所有法拉沙人。在以后的20年当中，他对法拉沙人进行了"格杀勿论"的围剿。数千名法拉沙人在残酷战斗中被杀，他们的孩子也被卖为奴。据苏格兰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的记载：
少数幸存的法拉沙人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接受洗礼，否则处死。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了……因此，其中许多人接受了洗礼，还被迫在安息日耕作。
这种持续不断的残酷压迫，使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永远失去了曾一度享有的自治权，加速了他们迅速走向灭绝。我回顾了手头那些极为简略的历史文献，发现法拉沙人的这种逐渐减少甚至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
例如：17世纪初，法拉沙人的数量据说有大约"10万有效劳力"。假定每5个家庭成员中有一名"有效劳力"，那么，那一时期法拉沙人的人口总数就大约是50万。将近300年之后，即在19世纪末期，据犹太学者约瑟夫·哈莱维的估计，法拉沙人的数量是大约15万人。20世纪前25年末期，这个数字陡然下降到了只有5万——这是另一位犹太考察者雅各·菲特洛维奇的估计，他无疑拥有大量的资料作为佐证。此后的60年之后，到饥荒的1984年时，据可靠估计，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的总数为28000名。
我阅读的资料使我坚信：法拉沙人口的急剧下降，发生在门世纪初苏斯涅尤斯皇帝围剿时期，他的军队显然摧毁了法拉沙人的抵抗。在那场围剿以前，法拉沙人曾是个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国王和王国。那场围剿以后，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迅速衰落，其人口数量无可挽回地减少了。
因此，历史记载就极为有效地解决了那个困扰着我的矛盾：如果犹太教真是被门涅利克这样血统高贵的人带入埃塞俄比亚的（他还把古代世界最珍贵、最著名的圣物——约柜带到了埃塞俄比亚），那又如何解释法拉沙人日后遭到迫害乃至濒临灭绝呢？
现在，我懂得了这当中毫无矛盾。犹太人的宗教曾一度很有影响，这个情节其实只能表明，这大概就是后来法拉沙人遭到苏斯涅尤斯及其他基督教皇帝残酷迫害、屠杀和奴役的诱因。简单地说，这种迫害行为极为怪异，并且分明带有精神变态的色彩，使人产生了一种与迫害者的初衷截然相反的印象，使人认为基督教徒的确一直在担心犹太教可能会复兴。他们这种恐惧萌生于一个事实，即在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中，犹太教这个与基督教抗衡的单一神教，以前曾代表着一个极度强大而经久不衰的主题。
"真正心愿的满足……"
我得出的结论是：以上的一切都支持了一个观点，即犹太教先于基督教来到埃塞俄比亚。按照同样的思路，这还为门涅利克拐走约柜的传说做了注脚。
现在我做个小结。我现在已经知道：
——法拉沙人古老的燔祭传统（以及他们的一些宗教活动）对一种正统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那种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教是后来从阿拉伯南部传入的。恰恰相反，有相当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犹太教信仰必定是在第一圣殿时期传入埃塞俄比亚的，它后来也必定是被封闭在了该国。不仅如此，犹太教何以在那么早就在非洲的心脏地区生根，对这个问题，《国王的光荣》已经做出了最合理的解释。这部史诗的核心清节就是约柜被拐，因此，我们当然要认真看待"约柜在埃塞俄比亚"这个说法。
——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在埃塞俄比亚，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到来之前，犹太教信仰曾经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这个证据还表明，公元4世纪以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就开始了漫长的殊死对抗。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是基督教徒，他们在斗争中赢得了约柜。从此以后，基督教徒逐渐把约柜结合进了自己非犹太教的仪式里。这是对一种畸形现象的惟一令人满意的解释，那种现象就是：《旧约》里一件圣物的复制品，在埃塞俄比亚教堂的一切圣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不这样解释，这个现象就无法理解。
——这些复制品代表的是约柜里装的东西，即石头诫板，而不是约柜本身。这个情况最初使我感到不解，但我现在已经懂得，它只是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文化的实例。埃塞俄比亚有两万多座东正教教堂，每座教堂的内殿里都有"塔波特"，而放置一件神秘而威力无比的圣物，这就立即会使大众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心理。现在看来，这件圣物的确可能就是那只约柜。
当然，还有几个尚待弄清的问题，其中包括示巴女王的种族这个重要问题：她真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吗？
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合理怀疑，它也同等重要：在所罗门时代，埃塞俄比亚真的会有一种"高级"的文明，足以和古代以色列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吗？
最后，还有阿克苏姆的问题，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在1983年曾使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座圣城在所罗门时代还不存在，因此，约柜是不可能被送到那里去的。但这并不排除约柜最初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其他地方，日后又被送到了阿克苏姆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其他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关于那个地方的传说呢？
我知道，我终将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
实际上，约柜也许天生就神秘莫测，因而总是在引发一系列问题、混淆、歧义和误解。它极为罕见，极为珍贵，充满了巨大的威力，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狂热崇拜，装载着上帝的无比能量。因此，几乎不可能希望它会轻易暴露自身的秘密，也不会向任何不可靠的探寻者轻易泄露秘密。
然而，我却感到，我搜集到的那些证据支持了"埃塞俄比亚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的说法，足以引起深入的思考，足以激励我去做进一步的考察。何况，如果把这些证据和我刚刚破译沃尔夫拉姆《帕西法尔》的结果结合起来考虑，就得到了一个很难反驳的结论：2加2的确等于4。
总之，我既然理解了现有证据的意义，那就难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我已经辨认出了这个秘密探寻约柜的传说，它的焦点应当是在阿比西尼亚高原。在一群骑士眼里，没有任何历史遗迹能像约柜那样适于作为他们行侠仗义的对象了。这些骑士的身份和神秘的所罗门圣殿紧密相关。按照同样的思路，只有在一个国家里，这种侠义行为才有真正获得成功的希望。那个国家存在着约柜崇拜的现实信仰，拥有所罗门王朝的历史传统，并且还有个可信的传说，即真正的约柜就在该国。
因此，我相信自己的假说是正确的，即12世纪末期圣殿骑士们曾在埃塞俄比亚寻找过约柜。我还相信他们找到了这件圣物，而沃尔夫拉姆则把他们的成功描述为"真正心愿的满足"。不过，正如我将在本书的下一章里叙述的那样，我也相信他们又失去了约柜。有人从圣殿骑士们那里夺走了约柜，迫使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埃塞俄比亚。
我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14世纪所罗门圣殿骑士教被彻底摧毁后很久，还有极少数的人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不仅如此，这些后来的探险者尽管是在不同的时代去埃塞俄比亚的，并且生于不同国家，他们却全都和圣殿骑士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继承了他们的传统。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5
第七章不懈的探寻
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北方以阿克苏姆为中心的那个帝国，完全可以被列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它的地位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相等，能把它的船队派到遥远的埃及、印度、锡兰和中国。它的建筑成就和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它是基督教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第一个堡垒。早在公元4世纪初，这个帝国就皈依了基督教，将这种新信仰作为国教（这差不多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帝奇迹般地皈依基督教的那个时期）。
然而，到了公元7世纪，阿克苏姆帝国的光芒便开始暗淡了。它派驻国外的使节已经寥寥无几，它曾一度令人畏惧的军事力量也分明在衰落。
这个显著变化最终导致了该国的彻底孤立，其原因主要与伊斯兰教敌对力量的增长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的包围有关。这个变化出现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年）生前和死后的时期。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写道："埃塞俄比亚人被他们宗教的敌人所包围，沉睡了将近1000年，忘记了世界，也被世界忘记了。"
这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提到的这1000年，大致是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公平地说，在这1000年期间，埃塞俄比亚从世人的记忆里消失了。遥远的非洲高原上的这个基督教国家以前曾闻名世界，也有许多游客曾到该国旅行，现在却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神话和魔法的神秘国度，人们以为那里还生活着龙和其他怪物。它成了一块"terra i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译者注），谁都不敢（或者不想）到那里去冒险。
人们想必很容易做出一个假定：在阿比西尼亚人的这段历史黑洞时期，他们又退到了野蛮或停滞状态。但我的研究，却让我看到历史真相恰恰相反——正像那些非凡的拉利贝拉独石教堂证明的那样。
在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保留了一种既丰富又特殊的文化。尽管这种文化是自我封闭的，并且有人怀疑它的种种主题曾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但它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下来，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
12世纪下半期，拉利贝拉王子本人曾流亡耶路撒冷25年。他也是从耶路撒冷重返埃塞俄比亚，当了国王，建造了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些独石教堂。
在本书第五章，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我的发现使我相信，1185年拉利贝拉离开圣城耶路撒冷回国赢得王位时，和他同行的可能还有圣殿骑士教的一支小分队。我相信，这些骑士的首要动机就是渴望到埃塞俄比亚去找到约柜。除了这个目的之外，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非常愿意协助这位王子达到政治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有理由指望自己能对拉利贝拉国王产生重大影响了。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后来听到了一个埃塞俄比亚传说，说有一些神秘的"白人"参与了拉利贝拉教堂的建造。这个传说十分古老。的确，16世纪初葡萄牙的弗兰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把这个传说第一次记载下来时，它就已经非常古老了。
我知道圣殿骑士们都是出色的建设者和建筑师，因此我很难否定一个结论，即他们可能就是参与建造那些独石教堂的"白人"。何况，由于那些教堂花了24年时间才建成，这就意味着这些骑士至少在埃塞俄比亚生活过很长时期，甚至曾可能打算在更长的时期内介入该国事务。
随着研究的进展，我越来越认为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为了解释何以如此，首先就必须让读者了解14世纪初圣殿骑士教遭到残酷镇压以及其后那些骑士的遭遇。将他们的遭遇和同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一些事件加以对照，这也很有必要。
黑暗时期
圣殿骑士教创建于公元1119年，于1128年在特罗耶教会会议上获得教会的正式承认，此后迅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教派，在世界各国都拥有巨大的势力、财富和声望。然而，这种地位也注定使他们在不到两个世纪内被毁灭。
这个教派灾难性崩溃的历史，在其他的书籍里已经有了太多的详细叙述，因此这里无需详细重复，只要做一个简要介绍即可：
公元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住在法国的所有圣殿骑士突然都遭到了逮捕。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逮捕。那天黎明，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派遣的查抄官和执行官们同时袭击了圣殿骑士的数百处寓所。入夜时，已经有15000人遭到逮捕。在公众的想象中，13日星期五也赢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位置，成了日历上最倒运、最不吉利的日期。
圣殿骑士们突然遭到了充满羞辱的逮捕，而加给他们的罪名既耸人听闻，又毫无根据。例如，他们的一条罪名是否认基督，向基督像吐口水；此外还有彼此下流地接吻，"按照该教的亵渎仪式，羞辱人类尊严"。据说，新教友人教>时，其肛门、肚脐和嘴都要被吻。还有一条同样严重的罪名是：他们向偶像膜拜。
这个时期（一直到1377年），教皇官邸设在法国普罗旺斯省的阿维农。这里无需解释教皇不住在梵蒂冈的原因。但是，罗马教廷迁到如此邻近法国的地点，这显然使菲利普国王对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克莱门特五世1305年在里昂加冕时，法王菲利普也出席了加冕式）。这个影响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圣殿骑士教。
菲利普决定不仅要消灭全法国的圣殿骑士教，而且要在所有存在该教派的国家消灭他们。为此，这位法国君主向克莱门特五世施加压力，最终使教皇签署了一道敕令（即1307年11月22日"教皇敕令"），命令逮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徒。
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塞浦路斯都开始了大逮捕。1312年，这位傀儡教皇又发布了一道敕令，宣布正式取缔圣殿骑士教。与此同时，数千名圣殿骑士教徒遭到了最恐怖的刑讯。后来，其中许多人都被以火刑处死，包括该教大师雅各·德·莫雷和诺曼底教区主教杰福洛伊·德·沙奈。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叙述圣殿骑士教遭到的迫害、审讯以及被摧毁的始末。我之所以对这些事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一点，即我找到的证据表明圣殿骑士们可能曾在12世纪末期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证实了1185?t>年曾有一队骑士陪同拉利贝拉离开耶路撒冷以后，我自然就想弄清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好奇心促使我去寻找有关圣殿骑士教后来历史的线索。
那段历史当然十分短暂：拉利贝拉夺回埃塞俄比亚王位后不到130年，圣殿骑士教就遭到了围捕、刑讯和火刑。他们的不动产和金钱被欧洲的各个王室瓜分；他们的教派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美名被泼上了鸡奸、读神和膜拜偶像等罪名的污水。
在有关该教派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情况的文献中，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该教派曾到埃塞俄比亚寻找约柜。问世纪初期之后，寻找约柜的活动渐渐冷却了下来。从那时直到1307年的大逮捕，其间这个教派似乎只热衷于在近东作战，只关心积蓄自己的力量和财富。
在哪里能找到我所需要的信息呢？
我曾经做过几次尝试，想按年代顺序列出我关心的这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事件。但我也知道，詹姆斯·布鲁斯18世纪曾对埃塞俄比亚做过长期访问，尽力搜集并记录了那里的古代传说。因此，我便去阅读他的《游记》，它现在经常被放在我的案头。
如我所料，我在第一卷末尾看到了几页叙述拉利贝拉王朝的文字。遗憾的是，这位苏格兰探险家写下来的东西，大多和我的考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个具体细节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布鲁斯根据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历史文献及传说"记载道，拉利贝拉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以减少从埃塞俄比亚流入尼罗河水系的水流量，其目的在于"给埃及造成饥荒"。扎格维王朝的这位杰出君主经过"严格的勘察计算"，似乎弄清了以下的情况：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有几条河流，可以通过开渠的方法阻断它们，把河水引向南部的低地地区，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流量，使它们流向北方而汇入尼罗河。他认为，这样便能减少尼罗河流量，使它永远达不到能满足埃及人耕作需要的水位。
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计划想必完全符合圣殿骑士们的抱负。拉利贝拉王朝结束时（公元1211年），圣殿骑士们的抱负已经集中在了征服埃及上。在这个时期，尼罗河沿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战斗，圣殿骑士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围困尼罗河三角洲达米埃塔城（埃及东北部城市——译者注）的阿拉伯人要塞。因此，他们无疑很愿意看到一个"饥谨的"、被削弱的埃及。
结果，这个使河流转向的计划却永远没能完成，"死亡，一切此类巨大工程的夙敌，阻碍了这个计划，使拉利贝拉的这个工程停了下来"。接着，布鲁斯对扎格维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做出了以下评论：
说到拉利贝拉的继承者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他除了是拉利贝拉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纳库托·拉布这样一个儿子的父亲之外，没有任何出众之处。拉利贝拉和拉布都以非凡的业绩而闻名，只是各自业绩的种类不同而已。对拉利贝拉，我已经做了简要介绍，其业绩是巨大的人力工程；而拉布的业绩则是战胜自己，这更为困难——他战胜了自己的野心，情愿放弃了自己的王位。
我已经很熟悉其后的历史。1270年，扎格维王朝的末代国王纳库托·拉布把王位让给了一个名叫耶库诺·阿姆拉克的人，此人自称是所罗门的后裔。读者或许还记得，这位国王曾隐居偏远的绍阿省。在那里，那位逃脱了10世纪犹太女王古迪特起义的王子的后代，把所罗门世系保留了下来。
关于耶库诺·阿姆拉克本人，布鲁斯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对他的两个继承者亚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和维德姆·阿拉阿德（他一直统治到1314年），也是如此。
看来，这位苏格兰旅行家所喜欢的研究方法通常都很严苛，所以，他没能获得有关拉利贝拉1211年去世后的一个世纪的信息。他抱怨说："这个时期全都陷入了一团黑暗。我们可以去猜测，但由于我们只能猜测，所以这些努力也只能一无所获。"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成为国王以前的那个时期，同样笼罩在类似的黑暗里。因此，一大堆尚未回答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到目前为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约柜有关。
我必须弄清，在所罗门王朝中断的大约三百年时间里（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柜究竟有过什么经历。我还要弄清，如果像我假设的那样，拉利贝拉在位时，圣殿骑士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确站住了脚，他们是否被获准去直接接触约柜。
我又给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历史学家贝莱·戈代打了电话，看他是否能用他在埃塞俄比亚传说方面的知识为我指点迷津。
他告诉我："在10世纪，我们埃塞俄比亚人都说，祭司们和其他人把约柜送出了阿克苏姆城，以免它落到古迪特女王手里。我们说，约柜被送到了济瓦伊湖上的一个岛上……"
"你说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南边的里伏特谷吗？"
"正是。"
"那里离阿克苏姆实在是太远了。"
"不错，但要确保约柜的安全，这是最近的距离了。你知道，古迪特是犹太人。她想在埃塞俄比亚全国确立法拉沙人的宗教，她想摧毁基督教。她焚烧和洗劫了阿克苏姆的那些教堂。所以，祭司们就送走了约柜，不让它落到古迪特之手。他们把约柜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一直送到了济瓦伊湖！他们相信古迪特不会到那里去。"
"你知道约柜在那个岛上放了多长时间吗？"
"我们的传说里说，它在那里存放了70年，后来才被送回阿克苏姆。"
我对戈代的帮助表示感谢，挂上了电话。他告诉我的情况，和我一直在连缀的埃塞俄比亚中世纪历史的画面大致相符。我知道，古迪特女王推翻所罗门世系王朝以后，曾经做过几年埃塞俄比亚国王。我还知道，她的继位者就是扎格维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本人就可能是犹太人。
然而，后来（肯定是在拉利贝拉在位以前很久）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却改信了基督教。因此，他们很可能同意了把约柜平安地送回阿克苏姆的传统安放地。据说，拉利贝拉做了国王的时候，约柜依然在阿克苏姆。与此显然有关的，还有一个证明约柜在埃塞俄比亚的目击实录，其作者是亚美尼亚地理学家阿布·萨利赫，而那段实录在他写的《埃及和几个邻国的教堂及修道院》里面。根据有关的版本证据（即这部重要著作的译者兼编者在"序言"里的解释），这本著作显然写于"13世纪初期"。这就是说，它成书于拉利贝拉国王在位时期。
阿布·萨利赫虽然只字未提他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哪座城市见到约柜的，我们还是没有足够理由认为那座城市不是阿克苏姆。何况，重新阅读有关段落时，我还发现了一段以前被我忽略的文字。那段文字描述了一些仪式上运送约柜的情景。这位地理学家注意到，"守护和搬运"约柜的那些男人"脸色粉红，头发为红色"。
我着实大吃了一惊。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第二则纯粹的早期目击证言，它证明拉利贝拉国王时期，埃塞俄比亚国内确实有一些神秘的白人。同一段文字的另一个译本把"红头发"译成了"金黄头发"，这就更证实了这一点。
阿尔瓦雷兹已经使我注意到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即白人曾参与建造那些惊人的独石教堂。那个传说很符合我对圣殿骑士们先进的建筑技能的了解。就像要证实我这个不断形成的理论一样，现在我看到，阿布·萨利赫又在他写于七个世纪以前的著作里，把一个惊人消息告诉给了我：与约枢密切相关、和它直接接触的那些男人面色粉红，头发为红色甚至金黄色。换句话说，他们听上去很像是北欧人。
认为这些人就是圣殿骑士，这个推断虽然非常诱人，但它还是把我的调查局限在了13世纪早期，而那些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如果阿布·萨利赫见到的那些北欧人果真是圣殿骑士，那么，他们难道会仅仅满足于偶尔抬一抬约柜么？他们是否尝试过把约柜带出埃塞俄比亚，把它带回欧洲呢？如果他们尝试过，他们是否成功了呢？
我不得不承认，由于绝对缺少历史资料，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就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圣殿骑士们的活动无疑都异常机密，因此，我并不奇怪他们自己的文件和记载所透露的信息是那么少。从埃塞俄比亚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很令人不满。
我仔细阅读了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以后，不得不承认一点：拉利贝拉国王去世后的一个世纪确实是个"陷入了一团黑暗"的时期，正像詹姆斯·布鲁斯指出的那样，我们几乎不知道那段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我对能否解开研究中的这个死结感到极为悲观。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教授打了电话，问他哪里能找到哪怕一丁点记载，它能表明那个时期里埃塞俄比亚人和欧洲人有过任何接触。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1300年以前的记载。"他答道。
"那么，1300年以后呢？我想，关于埃塞俄比亚和欧洲的接触，最早的文字记载是1520年葡萄牙使节到埃塞俄比亚吧？"
"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以前，曾有一小批使臣做过方向相反的旅行。我的意思是，他们从埃塞俄比亚去了欧洲。实际上，这些使臣的头一批，是在拉利贝拉死后不到一个世纪时派往欧洲的。所以说，这件事情也属于你感兴趣的那个时期。"
我在椅子上探出身子："你是否知道确切的日期？"
"知道，"理查德答道，"那是在1306年。那个使团的人数也相当多。派遣这个使团的是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我相信，使团的人数大约是30个。"
"你还记得这个使团的使命是什么吗？"
"我不能绝对肯定。你必须去查一查有关的资料。不过我确实知道，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是最后措施吗？
理查德还不知道自己刚刚投下的是一枚小型炸弹。
阿维农当时是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官邸所在地。他于1305年在里昂加冕时，法国国王菲利普也出席了。不仅如此，正如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正是克莱门特五世在1307年下令逮捕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圣殿骑士教徒。
现在我已经知道，1306年，埃塞俄比亚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阿维农（这是该国派往欧洲的第一个代表团）。一年之后，对圣殿骑士教徒的大规模逮捕就开始了。这些日期和事件难道是偶然聚集在一起的吗？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就必须去证实：这些阿比西尼亚使节访欧期间是否真的见到了教皇？如果他们见到了，那么，我还必须弄清他们彼此谈了些什么。
记载1306年使团访欧的原始资料的人，是热那亚的一位地图测绘师，名叫乔万尼·卡里格拿诺，此人在1291到1329年间曾积极从事地图测绘工作。
我满怀兴趣地发现，就是同一个卡里格拿诺，曾大大地转变了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的观念——欧洲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混淆（见本书第四章的讨论）之后，他成了第一位权威人士，毫不含混地指出："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家在非洲，而不在"印度"。
卡里格拿诺见到了埃塞俄比亚使团的几位成员，那是在1306年该使团从阿维农回国，途经热那亚的时候。由于风向逆转，他们在这个意大利港口"逗留了多日"。在那里，这位地图测绘师问到了他们的"祭礼仪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遗憾的是，卡里格拿诺在当时的一篇论文里记录了那些埃塞俄比亚人讲给他的所有信息，但那篇文章后来却遗失了。今天它所剩的，只有保留在15世纪晚期贝加摩（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人的一部编年史里的简单摘要，其作者名叫亚克坡·菲利坡·佛莱斯提。
我终于设法弄到了这段摘要的英译本。它只有一段话，佛莱斯提在其中称赞并概括了卡里格拿诺的那篇论文：
其中谈到了那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的许多事情……据说，他们的皇帝十分信仰基督教，还有74位国王和几乎不计其数的王子效忠于他……人们知道，在公元1306年，这位皇帝派遣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使团……他们在阿维农的教皇克莱门特五世面前，表现得十分虔敬。
此外，还有一些夸赞之辞以及关于"祭司王约翰"的说法（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
对于第一个派往欧洲的埃塞俄比亚使团，我们只知道这些。不过，尽管资料不足，它还是证实了我的猜测，即那些使节可能见到了克莱门特五世教皇。仅仅一年以后，教皇就下令对圣殿骑士教徒进行大搜捕。
关于这次会见的实质内容，我找不到任何信息。我也没发现任何解释能说明，1306年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为什么如此急于去接触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不过，如果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却派遣了如此一个大型使团长途跋涉，去做那次史无前例的欧洲之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对他的动机做出自由的推测了。
我打开笔记本，写下了以下的断想、推测和假设：
暂且假定，1185年圣殿骑士们的确跟着拉利贝拉王子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埃塞俄比亚。假定他们的确把拉利贝拉推上了王位。假定传说里建造拉利贝拉教堂的那些"白人"，其实就是圣殿骑士。再假定，13世纪初被看见在埃塞俄比亚抬约柜的那些"白人"也是同一批圣殿骑士。
这就意味着，这个教派成功地赢得了权力和信任，能对拉利贝拉国王及其所属的扎格维王朝施加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合理地假定：扎格维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伊姆拉哈纳·克里斯托司和纳库托·拉布）和圣殿骑士的关系也很融洽，因而使后者继续享有接近约柜的特权。
假定以上就是历史真相，假定拉利贝拉1121年去世后的60年中，圣殿骑士被允许接近约柜，但当然不许他们把它带出埃塞俄比亚。也许，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带走约柜，只是在等待时机，等最佳的机会自动出现。同时，由于最初来到埃塞俄比亚的骑士们已经年老，这个教派还会从耶路撒冷派其他成员来替换他们。没有必要急不可待。其实，把约柜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对此已经颇为满足了。
然而，这样的局面在1270年便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那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纳库托·拉布被说服而放弃了王位，由耶库诺·阿姆拉克取而代之，后者自称所罗门的后裔。和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不同，所罗门世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和约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和一种观念密切相关，即在所罗门本人在位期间，门涅利克一世（扎格维王朝的创建者）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这个背景下，值得记住的一点就是：《国王的光荣》的第一个文字版本，是由耶库诺·阿姆拉克下令编撰的。这就是说，这个传说的口头形式那时虽然已经非常古老，但耶库诺·阿姆拉克还是要用文字把它正式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做可以使他的王权合法化，并使他的权力获得荣耀。
由此可见，一群圣殿骑士这样的武装的、尚武的（并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外国人出现在他的国家里，这当然会使耶库诺·阿姆拉克感到恐惧。这些外国人能从近东的数千名同教派成员那里随时获得支援；这些外国人显然对约柜怀有特殊的兴趣，或许正在谋划把它偷走。
然而，假定耶库诺·阿姆拉克（他刚刚上台，王位未稳）起初曾打算安抚这些强大而危险的白人，也许还曾想使他们以为，他愿意像扎格维王朝的其他国王那样与他们合作。这个计策非常合理（特别是由于据说这位皇帝的军队很少）。因此，他在位时期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这样一来，如何摆脱圣殿骑士并保住约柜，寻找最后解决这个难题办法的使命就落在了他的继承人头上。
耶库诺·阿姆拉克的儿子（亚戈巴·锡安，1285-1294年在位）在军事上比他的父亲还要虚弱。可是，亚戈巴·锡安的继承人维德姆·阿拉阿德的性格却坚强得多，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14年。值得注意的是，1306年派那个大型使团去见教皇克莱门特五世的，正是这位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
那个使团的目的就是要给圣殿骑士制造麻烦，也许是要为教皇和法王（菲利普四世）提供一个紧迫动机，使他们下决心摧毁圣殿骑士教。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他们可以说圣殿骑士正打算把约柜带到法国，这就是个这样的动机。那个时期，深深的迷信毕竟还主宰着大众的想象。圣殿骑士们掌握着如此神圣而强有力的圣物，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必然会对法国的世俗及宗教权威构成挑战。因此，那些掌权者必定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产生这样的局面。
把以上理论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大肆搜捕圣殿骑士教的背景上，它就变得更加令人信服了。这些搜捕全都发生在1307年，即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离开阿维农大约一年以后。这与法王菲利普四世的行为完全相符：有证据表明，实施大逮捕的大约一年前（1306年），他已经开始计划消灭圣殿骑士教了；还有证据表明，那一年，他曾经几次和教皇克莱门特讨论他这个计划。
认为圣殿骑士教的毁灭单单是由那些埃塞俄比亚使节的游说造成的，这当然是愚蠢的。菲利普四世的恶意和贪婪也发挥了作用——这位国王曾几次受到该教派的故意冷落，因此心生恶意；而毫无疑问，他也觊觎着全法国圣殿骑士教金库里的大宗钱财，因此心怀贪婪。
不过，以相同的思路去想象1306年去阿维农的那个埃塞俄比亚使团与1307年发生的事件毫无瓜葛，这也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坚信其中很可能存在一个牵连，那就是约柜。
葡萄牙人和苏格兰人的牵连
圣殿骑士教是由武僧组成的国际性兄弟会组织，非常富有，势力强大。作为这样一个教派，尽管菲利普四世国王和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做出了最大努力，最终还是证明他们无法轻易摧毁这个教派。法 56fd." >国的镇压进行得最有效、最彻底。但即使在法国，一些教徒也逃脱了逮捕，因为大逮捕那天早晨，圣殿骑士教的整整一个船队悄悄离开了大西洋沿岸的港口拉罗谢尔。
其他国家的搜捕和审讯，其力度远远不及法国。尽管如此，英国（它拖延藏书网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实施镇压）、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塞浦路斯等国还是对该教派教徒进行了拷打、监禁、判处死刑、剥夺财产，乃至最终解散该教派。
然而，在葡萄牙和苏格兰，圣殿骑士教徒却似乎几乎全都逃脱了迫害。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环境十分有利于圣殿骑士，因此，他们在不同的伪装下生存了下来。
公元1307年11月，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下令逮捕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圣殿骑士教徒时，苏格兰正在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野心而进行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领导人是一位最著名的苏格兰君主——罗伯特一世（Robert 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国王，1306-1329年在位——译者注）。
1314年，罗伯特一世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粉碎了英国的进攻，保证了苏格兰此后几个世纪的自由。罗伯特一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这场战争上，因此对执行教皇镇压圣殿骑士教的敕令毫无兴趣。他只是做了做镇压的表面文章：只逮捕了两名圣殿骑士，而对其余圣殿骑士的最高要求，也仅仅是要他们保持低调状态。
这位苏格兰王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全部证据都表明，他不仅为苏格兰的圣殿骑士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天堂，而且为从其他国家逃到苏格兰的该教派成员提供了庇护。他采取这种宽大政策，并不是由于他天性博爱，而似乎是要鼓励逃亡的圣殿骑士们加入他的军队。何况还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班诺博恩战役中，的确有一支圣殿骑士部队为罗伯特一世作战。这一点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据记载说，在那次著名的战役中，获胜的苏格兰人跟在一个约柜模样的小圣物箱后面前进。
罗伯特一世对圣殿骑士教的庇护，使英国的许多圣殿骑士都幸免于逮捕（因为那里推迟了实施教皇敕令的时间），这一切都使该教派得以在英伦三岛转入地下。换句话说，他们秘密地幸存了下来，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有传言说，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该教派都以共济会（Freemasonry）的形式而秘密存在。
共济会的一个特别传说支持了这个说法：班诺博恩战役后，罗伯特一世为了"收容从法国逃到苏格兰的圣殿骑士"，建立了最老的共济会分会（契尔文宁分会）。
在18世纪，苏格兰著名共济会员、历史学家安德鲁·雷姆塞写了一部著作，论述共济会和圣殿骑士教的关联，其中的很多篇幅都为这个传说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大约也在同一时期，著名的德国共济会员卡尔·冯·洪德男爵也宣布："共济会来自圣殿骑士教，因此，每个共济会员也都是圣殿骑士。"
这种直言不讳的宣告居然出在18世纪（而不是出在其他世纪），这并不奇怪——共济会在18世纪终于"走出了密室"，开始公开谈论自己及其历史。结果，新的开放精神鼓励了深入的研究，人们便逐渐弄清了一个事实："圣殿骑士的理想"始终就是共济会思想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研究成果，连同许多以前没有披露的材料，最近已经被写进了一部翔实的权威性研究著作，它列举了共济会形成的许多途径，也详细论述了逃亡的圣殿骑士对共济会的影响（参见约翰·J·罗宾森《在血中诞生》）。
这个争论无疑十分热烈，令人困扰，并且极为专业化，因此我并不想在这里参与其中。我要指出的一点只是，共济会体系的确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许多最核心的传统，这种传承最早发生在1307-1314年的英伦三岛，其传播者就是因为当时苏格兰的特殊宽松环境而幸免于教皇迫害的圣殿骑士们。
我已经提到过，苏格兰并不是不迫害圣殿骑士的惟一国家。在葡萄牙，圣殿骑士虽然受到审讯，却被宣布无罪，因此既没有受到拷打，也没有被监禁。当然，葡萄牙国王丹尼斯一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无法完全忽视教皇敕令：于是，他对这些指令采取了口头服从的对策，在1312年宣布正式解散圣殿骑士教。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圣殿骑士们就以新的名称复活了。那个新名称是"耶稣基督武士"，也称作"基督骑士教"或者更简单地称作"基督圣教"。
这种变相的转变，不仅使葡萄牙的圣殿骑士们逃过了1307年-1314年的宗教审判之火，而且使他们在1318年像凤凰那样从灰烬中复活了。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意似乎已经大多恢复到了迫害前的水平。圣殿骑士教在葡萄牙的所有财产和资金，连同所有个人财产，都原封未动地转到了"基督圣教"名下。不仅如此，1319年3月14日，这个新生的教派还得到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批准和承认（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已死）。
总之，尽管法国及其他几个国家残酷迫害圣殿骑士教，葡萄牙的基督圣教和英国的（尤其是苏格兰的）共济会，却都成了保留和发扬圣殿骑士教传统的工具。这些传统一直被保留到了遥远的未来——或许甚至被保留到了当代。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弄清了一点：这些以此种方式而永存的传统之一，就是对约柜的追寻。
"狼一般地战斗，雄狮一般地杀戮……"
我知道，即使关于"圣殿骑士教曾在埃塞俄比亚"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也无法证实欧洲1307年的迫害发生后，圣殿骑士在埃塞俄比亚的境遇如何。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有关维德姆·阿拉阿德王朝的历史记载。但据我推测，维德姆·阿拉阿德皇帝向阿维农派出那个使团以后，他可能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听到了圣殿骑士教被摧毁的消息。现在，这位皇帝确实知道了不再会有圣殿骑士被派来惹他烦恼，于是，他便着手去剪除那些还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圣殿骑士，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或者把他们消灭干净——而很可能是后者。
这毕竟是一个我认为能说得通的假设。如果我后来没有了解到一个事实，我很可能已经不打算在这个方面做进一步调查了。那个事实就是，以"基督圣教"为代表的"葡萄牙人的牵连"。
你看，除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外，已知的埃塞俄比亚早期访问者全是葡萄牙人。不仅如此，葡萄牙人对这个"祭司王约翰"统治的国度的兴趣，在圣殿骑士教被摧毁后不到一个世纪就公开表现了出来，并且，基督圣教从一开始就是探访埃塞俄比亚的先锋。
在探访埃塞俄比亚方面，有确凿证据支持的最早、最积极的人物就是"航海家"亨利亲王。他是"基督圣教"的大师，其传记作者说他"意志坚定，思维敏锐，出类拔萃……在成就高尚而伟大的事业上无与伦比，雄心勃勃"。
亨利亲王生于1394年，1415年时曾经积极从事航海活动。他自己说，他的最大抱负就是去"了解祭司工约翰的国家"。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把自己杰出生涯里的绝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实现这个目标上。但是，他的所有业绩依然笼罩着一团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气氛。伦敦大学已故的葡萄牙语言文学及历史教授埃德加·普莱斯塔奇曾经写道：
我们对亨利航海业绩的了解非常有限，这大都由于他当时采取的保密政策，其中包括删除事实，严禁出版历史著作……严禁出版供航海家使用的指南、海图、指导手册以及他们的航海报告。
亨利时代的确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政策，甚至透露各种航海探险结果的消息都将被判处死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这位亲王非常沉迷于一个想法，即亲自去埃塞俄比亚。为此，他曾做过环绕非洲的航行（当时，穿过地中海、经埃及进入红海的航线虽然要短一些，却被敌对的穆斯林军队封锁着）。
至于这位葡萄牙亲王的真正目的何在，我们只能做一番推测了。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一名出色的"十字军骑士"，他的意图是和那位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结成反伊斯兰联盟。他也许真是如此。可是，亨利诞生前一个多世纪，所有为基督教王国赢得圣土的宏伟计划已经都被放弃了，因此我很难拒绝一个想法：亨利亲王必定还有其他的动机，还有某种隐秘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也许既能说明他采取保密政策的原因，又能说明他迷恋祭司王约翰的理由。
我进一步研究了这位大航海家的生平，越来越感到，这个动机来自于他的身份，即"基督圣教"的大师。这个身份使他继承了所罗门圣殿骑士教的所有神秘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亨利亲王一生沉迷于研究数学及宇宙学，研究"天体运行的过程和星象学"，他周围时常有一些犹太博士和天文学家，这些人很像沃尔夫拉姆笔下的那个弗莱格塔尼斯，他"能洞见星座所包含的秘密，并宣布世上有件名叫圣杯的东西，他根据星象，毫不费力地叫出了它的这个名字"。
使我认为这位葡萄牙亲王深受圣殿骑士教传统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他终身未娶。基督骑士教徒并不像其前身圣殿骑士教徒那样，受独身这条严格戒律的约束。尽管如此，亨利亲王还是像他以前的圣殿骑士教大师一样，"终生未娶，保持着最大的贞洁，至死一直为童男子。"
第二部 圣柜与圣杯-6
同样，我也不仅想弄清一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选择在1460年10月13日这个日子立下遗嘱，这是否纯属偶然？因为，这个日期恰好就是法国逮捕圣殿骑士教徒的153周年纪念日（那场大逮捕发生在1307年10月13日）。
亨利在1460年立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直到20世纪初，记载他生命最后十年的秘密档案才被公开。在这些档案里，人们发现了一则简要注释，上面写着："亨利去世前八年，祭司王约翰的大使访问了里斯本"。
那位大使的使命是什么？亨利亲王和这位埃塞俄比亚人讨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两年以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授权"基督圣教"管辖在埃塞俄比亚的宗教事务，由此可见那次会见绝非偶然。普莱斯塔奇教授承认："对葡萄牙国王授予这个特权的动机，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航海家"亨利亲王1460年去世后，葡萄牙南部的锡尼什海港诞生了一位合适的继承者。这位继承者也是"基督圣教"的成员，名叫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译者注），此人将在1497年开辟从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达·伽马做这次著名的航海探险时，随身带了两样东西：一面白色的丝旗，上面绣着基督圣教的红十字；此外，还有写给祭司王约翰的几封荐书。不仅如此，这位葡萄牙船队队长的目的地虽然的确是印度，但他还是用了很多时间去非洲探险。
据说他的船队到达莫桑比克时，他听说祭司王约翰就住在北边很远的内陆，不禁高兴万分。他从同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这位埃塞俄比亚皇帝"占据着沿岸的许多城市"。这个说法虽然并不正确，但达·你马后来还是让船队在马林迪、蒙巴萨、布拉瓦（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灯塔，至今还在）和摩加迪沙做了停泊。他这么做，部分地是因为他始终渴望见到祭司王约翰。
与此同时，在1487年（达·伽马动身航海前10年），"基督圣教"还组织了另外一次去埃塞俄比亚的尝试。那一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当时为该教的大师）派他信任的助手毕洛·德·科维汉做了一次充满危险的旅行，经地中海、埃及和红海，到祭司王约翰的宫廷去。
科维汉化装成商人，经过亚历山大和开罗，来到萨瓦金（苏丹东北部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1488年，他在萨瓦金登上了一条阿拉伯人的三桅船，去亚丁湾的耶梅尼港。此后，他遇到了种种险阻，大大延误了行程，直到1493年才终于进入了阿比西尼亚。
他一到那里，就马上去了皇宫。他先是受到了欢迎，但后来却被舒舒服服地软禁了起来。至于他遭到软禁的原因，我们只能做出猜测了。不过，据说科维汉是个出名的间谍（他以前曾在西班牙做过特务），因此我很难不做出这样一种推测："基督圣教"可能是派他去搜集约柜下落的情报。他也许由于四处打听那件圣物的消息而引起了怀疑，也许不是如此。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都是被拘禁在了埃塞俄比亚，一直到死。
1520年，葡萄牙派往祭司王约翰宫廷的第一个官方使团到达马萨瓦港（埃塞俄比亚北部今厄立特里亚临红海的港市——译者注）时，科维汉还活着。这个使团上岸后，就去见1508年即位的所罗门世系皇帝莱布纳·邓格尔。使团的成员之一，就是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神甫。读者可能还记得，正是这位阿尔瓦雷兹听到了当地祭司们讲的那个古老传说，即拉利贝拉的独石教堂是"白人建造的"。
现在，我又开始研读阿尔瓦雷兹那部长篇记述的英译本，那部书是他1526年离开埃塞俄比亚以后写的。重新阅读有关拉利贝拉的章节，我惊异地看到了他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他说，在这座宏伟的独石建筑上，刻着"一个双十字，即一个十字里套着另一个十字，其状就像基督圣教的十字"。
我已经知道，拉利贝拉的那些教堂当然建于圣殿骑士时代，即远远早于步其后尘的"基督圣教"建立的年代。不过，似乎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基督圣教"的十字来自于一种图案，那种图案曾对圣殿骑士教很有意义。因此，我了解到这个十字被用在了圣乔治教堂上，便感到很有兴趣了。
毫无疑问，圣乔治教堂是拉利贝拉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我回想自己在1983年参观那里的情景，却不记得曾看到过那位双十字图案。不过，我还是满怀兴趣地查看了我那次参观拍摄的照片。那些照片表明，阿尔瓦雷兹当年对圣乔治教堂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照片上有那个双十字。
16世纪30年代中期，当那位葡萄牙大使还在莱布纳·邓格尔的皇宫里时，埃塞俄比亚不久即将遭到穆斯林军队的进攻，这个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当时，穆斯林军队正集结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哈拉尔酋长国。这些军队的首领是个能力非凡的可怕军阀，名叫阿赫迈德·伊本·伊卜拉辛·埃尔·哈兹，绰号"格拉金"（意思是"左撇子"）。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格拉金终于在1528年宣布发动圣战，率领大批索马里军队（在阿拉伯雇佣军和土耳其火枪队的支援下）闯进了这个信仰基督教的高原国家。这场战争并不是速战速决，而成了一场年复一年的持久战，其间毫无缓和。在埃塞俄比亚全国，城镇和村庄被烧毁，教堂被破坏，无价的珍宝被掠夺，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戮。
对待那些葡萄牙人，莱布纳·邓格尔一直多少有几分冷淡。葡萄牙使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六年间（1520-152年），他经常强调自己能自力更生，说尽管面临穆斯林军队的威胁（到1526年，这种威胁已经十分昭然），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和外国势力结盟。我认为，他这种奇怪的漠然态度大概是出于对这些欧洲来访者真正动机的担心，尤其是对约柜安全的担心。
然而，无论这位皇帝害怕的是什么，他还是逐渐地领悟了一点：格拉金的威胁比那些白人要大得多。格拉金不仅威胁着约柜的安全，而且威胁着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存在。
1535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阿克苏姆城，把古代最神圣的的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夷为平地（在本章后面我将讲到：祭司们已经把约柜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保平安）。也是在1535年，并且并非出于巧合，莱布纳·邓格尔终于克服了对和外国结盟的反感，派了一位使臣去见葡萄牙国王，向他请求紧急军事援助。
这一时期，埃塞俄比亚和欧洲之间的交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因为土耳其人控制了非洲之角的大部分沿岸地区，也占领了红海的许多港口。这位皇帝的求救特使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葡萄牙。
结果，直到1541年，一个由450名葡萄牙人组成的火枪营才在马萨瓦登陆，去援助阿比西尼亚军队。那时，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已经完全被击溃了，几乎不复存在。莱布纳·邓格尔皇帝经过几年的战争，已经死于衰竭，其王位由他儿子克劳迪乌斯继承，当时才十几岁。
葡萄牙人的部队装备着火枪、短枪和几门重炮，因此，人们的大部分希望就维系在了他们的干预上。埃塞俄比亚1541年的皇家年表上说到葡萄牙人满怀信心地从海岸向高原地区进军时，赞扬他们"勇猛无畏，像狼一般渴望战斗，像雄狮一般渴望杀戮"。
对这支葡萄牙部队的素质，这个赞誉也毫不过分——他们人数虽少，作战却十分英勇，并取得了一些决定性的胜利。后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只用了九个英文单词就概括了他们取得的成就："EthioPia was saved by four hundred and fifty PUese（450个葡萄牙人拯救了埃塞俄比亚）。"
我认为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支救援部队的司令官不是别人，而正是著名的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像父亲一样，堂·克利斯托弗也是"基督圣教"成员。詹姆斯·布鲁斯对这个年轻冒险家的性格分外感兴趣，对他做了以下的描述：
他的勇敢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缺点。他做事卤莽，性情激烈。他非常渴望取得他认为的那些战功，顽固坚持自己的决断……（然而，）他虽然具有许许多多明显的优点，却毫不具备耐心这种长处，而作为军事长官，这种长处是不可或缺的。
我相信，身为基督圣教骑士的堂·克利斯托弗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很可能出自一个隐秘的目的：他首先是要击溃穆斯林，然后是要寻找约柜。然而，他的卤莽和缺乏耐心，将使他在没有达到这两个目的以前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尽管以寡敌众，他还是多次与阿赫迈德·格拉金的军队交战（有时候，葡萄牙部队被阿比西尼亚人抛弃，他们不得不面对敌方的10000名长矛手，并且打垮了敌人）。这种靠蛮勇而获得的战绩当中充满了危险。1542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人狱。一个目击者曾描述说，堂·克利斯托弗被俘前不久，"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右膝，他还在用左臂挥剑作战，因为他的右臂已经被另一颗子弹打断了。"
这位葡萄牙司令官先是受到严刑拷打，后来，根据布鲁斯对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记述说：
他被带到摩尔人的统帅格拉金面前。格拉金大骂堂·克利斯托弗，堂·克利斯托弗也回以痛骂。这摩尔人大怒，抽出宝剑，亲手砍下了堂·克利斯托弗的头。
但是，不到一年以后，这位穆斯林首领也被杀死了。1543年2月10日，在塔纳湖畔的一次战斗中，格拉金被一个名叫彼得·列昂的人击杀：
此人出身低微，但作战积极而勇敢，是堂·克利斯托弗的侍从……摩尔人军队一失去司令官，便立即陷入大乱，溃不成军。葡萄牙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乘胜追击，痛杀摩尔人，直到傍晚。
就是这样，经过15年的空前破坏和暴力，穆斯林征服基督教帝国埃塞俄比亚的企图被粉碎了。葡萄牙援军损失惨重：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堂·克利斯托弗一样，火枪营的450名葡萄牙士兵中，有半数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阿比西尼亚人的损失当然要更惨重得多（有数万人死于战斗）。文化方面的损失也是如此：被烧毁的手稿、雕像和油画，被夷为平地的教堂，被掠夺的珍宝，在此后数百年中在这块高原上的文明上投下了阴影。
不过，珍宝中的珍宝——约柜却幸免于战祸。1535年阿克苏姆城被焚毁前几天，约柜被祭司们送到了塔纳湖上的一个岛上修道院里。它在那里藏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格拉金死去。后来到了17世纪中期，法悉里达斯皇帝（布鲁斯把他描述为"阿比西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在原教堂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新的锡安山圣玛利大教堂。经过一个庄严的仪式，神圣的约柜又被重新放回了教堂，恢复了昔日的荣耀。
法悉里达斯还做了一件事情。尽管他的国家本应当十分感激葡萄牙人（抗击格拉金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他却还是致力于把所有葡萄牙人都赶出自己的国家。看来，他确实在怀疑葡萄牙人的意图，以至于和马萨瓦的土耳其人做了一笔交易：所有到达那个港口并企图进入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砍头，法悉里达斯将为每颗人头支付数量可观的金子。
奥秘的源头
堂·克利斯托弗·达·伽马死后，"基督圣教"对埃塞俄比亚的那种强烈而集中的兴趣便似乎终止了。法悉里达斯王朝时期以后，任何葡萄牙人也都不再有机会去满足这种兴趣了。
然而，正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基督圣教"并不是使圣殿骑士教传统永存的惟一载体。苏格兰的共济会也继承了所罗门圣殿的部分神秘传说。这个传说的核心角色就是约柜。我认为，很有必要对访问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最大胆而坚毅的外国人的活动进行更严密的考察，此人就是"金纳德的詹姆斯·布鲁斯"（即前文中的詹姆斯·布鲁斯——译者注），因为他和苏格兰有关，因为他自称是14世纪为逃亡的圣殿骑士提供庇护的那位苏格兰王的后裔。
布鲁斯身高至少6英尺4英寸（约1.95米——译者注），体格魁伟，堪称巨人——他同时代的一个人说他是"你不花钱就能见到的最高的人"。他也非常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布鲁斯1730年生于苏格兰低地的金纳德家族宅邸，12岁时被送到哈罗公学（英国著名的男童学校，建于1571年——译者注）上学。他几门古代语言的学习成绩被老师评为优秀。后来，他在爱丁堡大学完成了学业。
布鲁斯后来生了病。病好以后，他去了伦敦，打算应聘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可是，他一到伦敦就热恋上了一位名叫阿德莱妮·艾伦的美女，和她在1753年结了婚。不久以后，他成了岳父葡萄酒生意的合伙人。
悲剧随后而来。1754年，阿德莱妮突然死于去法国的旅行中。布鲁斯虽然不久以后就再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但他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才从失去第一个妻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他感到不安和绝望，便开始了几乎接连不断的旅行，每到一地都以非凡的才能去学习新的语言。
他先游历了欧洲，曾在比利时和人决斗，曾泛舟莱茵河，曾在意大利瞻仰古罗马遗迹，也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研究阿拉伯文古代手稿。后来，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语言才能以后，他就被派到了英国驻阿尔及尔的领事馆做外交工作。
后来，他从阿尔及尔沿着北非海岸做了广泛的旅行，参观了迎太基遗迹后，去了圣地耶路撒冷，在那里探察了另外几处古迹。他还抽时间回苏格兰去料理家族财产。现在他成了地主，因为父亲已经在1758年去世了。
在这个时期，这位苏格兰青年成了一个类似天文学家的人物，并弄到了两架望远镜，后来带着它们到世界各地旅行。他还掌握了测量和航海的技能，这对他的几次阿比西尼亚之旅都价值无比。
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想做最后一次埃塞俄比亚探险的，这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他这个打算已经由来已久。例如，据说早在1759年，他就开始学习埃塞俄比亚古代语言——杰泽语了。1768年，布鲁斯到达开罗、开始他那次划时代的旅行时，他为探险做的准备（包括仔细阅读所有到过埃塞俄比亚的旅行家的著作），已经使他积累了关于该国的大量知识。
激励布鲁斯去埃塞俄比亚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自己的动机：他冒着"无数的危险和困苦，若没有上帝一贯的仁慈和护佑，其中最小的危险与困苦也会把我压倒"，这全是为了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
布鲁斯后来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名叫（1768年、1769年、1770年、1771年、1772年和1773年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他刻意地用这个长长的书名概括了他这个抱负，以免有人怀疑他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
然而，这里面却有个奥秘，不止一位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但没有找到任何答案）。那奥秘就是：在动身去埃塞俄比亚以前很久，詹姆斯·布鲁斯就已经知道，曾有两个欧洲人探访并彻底考察过青尼罗河的源头。那两个人是彼得罗·帕耶兹和杰罗尼莫·洛波，他们都是葡萄牙神甫，门世纪法悉里达斯皇帝上台前，他们都曾住在埃塞俄比亚。
1989年，在我考察约柜下落的过程中，布鲁斯埃塞俄比亚之行目的的奥秘越来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五卷厚厚的著作《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已经成了我的基本参考书，因为它们描绘了埃塞俄比亚文化的一幅独一无二的画卷。那时的埃塞俄比亚文化还没有与其古代源头分离得太远。
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这位苏格兰探险家还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学者。他观察的缜密和准确，他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见解所包含的总体价值，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总是喜欢夸张和曲解。
我不得不问自己：从他的许多自述看，他显然仔细阅读过帕耶兹和洛波的著作。尽管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只字未提这两个人的成就，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完全赞成历史后来做出的裁决（即"布鲁斯绝非写传奇故事的人，而是一位可靠的向导"），因此，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明显的不诚实态度便越来越使我困惑了。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是，他公然强调"没有一个葡萄牙人……曾经见到过（甚至自称见到过）尼罗河的源头"。
我不久便发现，布鲁斯不止在这一个问题撒了谎。他对约柜这个问题的描述更是闪烁其辞，频频扯谎。描述对圣城阿克苏姆的访问时，他先叙述了阿赫迈德·格拉金焚毁第一座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经过，然后如实地说，在教堂原址上现在建起了一座新的教堂：
据说它将安放约柜……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离奇传说里说，门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亚时，从他父王所罗门那里偷来了约柜……我确信这座教堂里曾藏有《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但无论这座教堂里藏的是什么，它反正是被格拉金毁掉了，只是佯装教堂里还保存着它罢了。我是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
总之，布鲁斯似乎想说，约柜从未被带到阿克苏姆城（因为他认为门涅利克和所罗门的故事只不过是个"离奇传说"）。因此，那件曾一度被藏在这座教堂里的圣物，其实只是"《旧约》的一个古代版本"，并且连它也已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被格拉金毁掉了"。他还强调，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国王本人"，以此作为依据。
如果没有他最后这个说法，我本来可能会满意地相信：布鲁斯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约柜如何在与穆斯林的战争中幸免于难，以及重建锡安山圣玛利教堂后它如何重返阿克苏姆城。然而，说"国王本人"证实圣物被毁，这却分明是谎言。
1690年，格拉金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又是布鲁斯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的80年前，曾有一位埃塞俄比亚君主进入过新的圣玛利教堂内殿，并且确实见到了约柜（由此证实了它的存在）。这里所说的那位君主就是伊亚苏大帝，他既是国王，又是祭司。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被允许看到这件圣物，还被允许打开它看里面的东西。布鲁斯时代的那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著名事件，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苏格兰旅行家再一次地"缩减了事实真相"。
我了解到，与以上引用的布鲁斯本人的说法相反，他其实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关于门涅利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故事看作"离奇传说"。这就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恰恰相反，他极度看重那个传说。
在布鲁斯《寻找尼罗河源头之旅》的第一卷里，在他叙述访问阿克苏姆城的几千页以前，他以很长的篇幅叙述了《旧约》时代早期，埃塞俄比亚与耶路撒冷之间密切的文化及商业联系。他叙述了许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一个见解：示巴女王在历史上真有其人，而不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她的确访问过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的宫廷（"她无疑进行过那次探险"）；最重要的是，她来自埃塞俄比亚，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有些人）可能以为这位女王是阿拉伯人，"他做出结论说，"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坚信她是埃塞俄比亚人。"
接着他又说，《国王的光荣》里描述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的恋情，以及后来门涅利克的诞生，这个故事"绝非不可能"。按照相同的思路，他复述了门涅利克亲访耶路撒冷，最后"带着一群犹太人回到埃塞俄比亚，其中有不少摩西律法的博士"。布鲁斯得出结论说，这些事件导致了"埃塞俄比亚君主制度的建立，使犹太部族的王权延续至今……最初是犹太人做国王，后来……他们又皈依了基督教"。
这段话不多不少，恰恰是对《国王的光荣》一段内容直截了当的摘要。而那段文字则使这段话具有了重大的分量和历史真实性。然而，奇怪的是，布鲁斯虽然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每一个重要细节，却只字未提约柜。这个忽略只能是有意而为，因为在《国王的光荣》这部埃塞俄比亚民族史诗里，约柜这件圣物发挥着核心的、压倒一切的作用。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望那里有些可供参观的古代遗迹。
对饭店员工提到"犹太人"这个字?，这不会得到什么善意的反应。虽然最近几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比较缓和，我却忘不了有多少仇恨和苦难依然把这两个邻国的人民分离开来。不过，我终于还是设法从前台主管那里获得了以下的情报："埃勒法坦有许多神庙，埃及人的，罗马人的，可能还有犹太人的……我不知道。你可以去看看，坐小船去，去那里找找看。反正那儿有些考古学家，德国的考古学家。你去问凯瑟尔先生好了；"
我走出了饭店的大堂。饭店外面非常炎热。我想，什么凯瑟尔先生，这故事编得倒不坏！
印第安那·琼斯
我坐着小船到了埃勒法坦岛上，有人把我领到了西岸边的一座屋子前面，因为人们说那些"德国人"就住在那里。我走到门口，敲了敲门，从门里出来一个头戴红色筒帽的努比亚（Nubia，历史上的东非古国，这里泛指东非人——译者注）男仆。他没有问我什么，就带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有趣的房间里。四面墙壁前是一圈木架，自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架子上摆满了陶器碎片和其他手工制品。男仆转身要走。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对不起……我想找凯瑟尔先生，请你把他请来。"
男仆停住了，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离开了，还是一言不发。
过了大约五分钟，其间，我站在地板中央发抖，后来……印第安那·琼斯（美国电影《夺宝奇兵》的男主角，由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扮演——译者注）出现在了门道里。不，准确地说，不是印第安那·琼斯本人，而是一个长得很像哈里森·福特的人。他头上歪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显得很自在惬意。他身材高大，肌肉壮健，粗扩而英俊，目光炯炯。他显然好几天都没有刮脸了。
我抑制住急不可待的心情，大声说："我想你就是凯瑟尔先生了。"接着，我又用稍微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凯瑟尔先生吗？"
"不。我叫柯内留斯·冯·皮格利姆。"他朝我走了过来。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伸出右手和我握手。他的手很强壮，被阳光晒得黝黑。
"我来参观埃勒法坦岛，"我解释说，"为的是完成我的一项考察计划。我对这里神庙遗址的考古工作很感兴趣。"
"哦。
"是的。你看，我在考察一个历史之谜……就是关于……那只失踪的，我是说，消失的约柜。"
"哦。
"你知道我说的约柜是指什么吗？"
到现在为止，我只能把他脸上的表情形容为像瓷人一样。"不知道。"他简单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你不是会说英语吗？"我问。我需要他说清楚。
"是的，我英语说得很不错。"
"很好。这就好。约柜。我们来说说约柜吧。你知道摩西，对吗？"
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那么，十诫呢？刻在石板上的？"
他又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哦，约柜就是装着十诫诫板的木箱，外面包金的。还有……我正在寻找它。"
看样子，柯内留斯·冯·皮格利姆并没有过分激动。他丝毫不带幽默感地说道："哦，你是说，像印第安那·琼斯那样吗？"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到埃勒法坦来，就是因为有权威告诉我，这里曾经有一座犹太人的神庙。我的看法是，在古代，约柜不知怎么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所以我自然想知道是否有一种可能——甚至是否有考古证据来说明——约柜被带到埃塞俄比亚以前，先被带到了这个岛上。你知道，我认为约柜是在公元前7世纪时被移出耶路撒冷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这当中间隔的200年里发生了什么事？"（该岛上的犹太神庙毁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故作者说从公元前7世纪到该神庙被毁之间有200年的间隔——译者注）
"你想弄清楚在那两个世纪里，约柜是不是可能被保存在这个岛的那座神庙里，对吗？"
"完全正确。实际上，我想你和你的考古小组已经发掘了神庙的遗址。如果你们已经这样做了，那么，我非常想知道你们发现了什么。"
在使我这个希望成为泡影之前，柯内图斯·冯·皮格利姆先摘掉了帽子。他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不错，我们发掘了神庙遗址。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现。在那座犹太神庙的废墟上后来建了一座罗马神庙，我们当时以为在它的废墟底下可能会遗留下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的挖掘已经穿过了地基，可还是什么都没有。半点都没有。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的确曾经有大量犹太人住在岛上，这是事实。可是，他们没有给考古学留下任何遗迹，只有几座他们当时住过的屋子。恐怕我只知道这些了。"
我竭力不去理会刚刚掠过我全身的那种巨大的沮丧感，问道："如果那座神庙什么遗迹也没有留下，你们又是怎么知道那里曾有过那座神庙的呢？"
"啊，那不是问题。不用怀疑。当年曾有个时期，这个岛和耶路撒冷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这些信写在碎陶片上和纸草卷上，其中许多已经被发现并翻译了出来。大量的书信上都具体地提到了埃勒法坦岛上的这座耶和华神庙。这个神庙的存在有相当充分的历史证据。我们因此知道了这座神庙的确切位置，它就在离这里几米之外。我们也知道这座神庙被毁的日期，那是在公元前410年。最后，我们还知道后来的那座罗马神庙就建在犹太神庙的原址上。这一切都非常清楚。"
"那座犹太神庙为什么被毁掉了呢？"
"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专门研究公元前2000年时期的古迹，在你研究的那个时期以前很久。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就必须和我的一位同事去谈谈，他对犹太人的殖民地怀有特殊的兴趣。他就是阿吉姆·克莱克勒先生。"
"他在岛上吗？"
"很遗憾，他不在岛上。他在开罗。不过他明天回来。你明天还在这儿吗？"
"在。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多少时间。我必须回英国去。不过，我可以等到明天。"
"很好。那么我建议你明天再来，明天下午，就在下午3点左右吧，到时候你就能见到克莱克勒先生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愿意领你去看看当年犹太人住的地方……还有你那座神庙的遗址。"
我接受了冯·皮格利姆的这个提议。我一边跟他走，一边问他埃勒法坦岛上的发掘工作是由谁组织和资助的。
"我们是柏林的德国考古研究所的，"他回答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了。"
我们来到了一座小山脚下。面前的山坡上有一大片由碎石和瓦砾构成的迷宫，其中有几段被部分地修复起来的石墙（只把石块垒起来，没有用灰泥），大致透露出了房屋和街道的轮廓。冯·皮格利姆说道："这就是埃勒法坦古镇的一部分，犹太人当年就住在这里。"
我们开始向山上爬，小心地从那些破败的废墟中间穿过去。我们登上山顶的时候，我已经气喘吁吁了。不过，我也摆脱了方才袭扰我的那种沮丧情绪。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但还是感到这个地方有某种东西使我觉得"正是这里"，那种东西萦绕着这个地方，仿佛呼之欲出，好像在讲述着那些古代的时光和隐秘的历史。
柯内留斯·冯·皮格利姆把我领到了埃勒法坦岛的最高点上，指着四周说："犹太人的神庙就在这儿，就在咱们站的这个地方下面。"
我指着出现在我们右前方的一根残破的大石柱，问这是什么。
"是我告诉过你的那座罗马神庙的一部分。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的不同历史时期里，这里还曾经建起过其他不少神庙，分别奉献给占领埃及的外国人的各种神灵。建造这些神庙时，人们常常重复利用以前建筑上的材料。我想，这就是当年那座犹太神庙完全消失的原因。它被拆毁了，被推倒了，或者被烧掉了，因此它的石料就被留了下来，被砌在了下一座神庙的墙里。"
"我刚才问你那座犹太神庙.
被毁的原因，你当时没有时间回答我……"
"大致上说，我们认为当时这个岛上的犹太人群体和埃及居民之间存在一个问题。你知道，岛上还有一座埃及人的神庙……"
"在同一个地方吗？"
"不。当年，那座犹太人的神庙就大致建在埃及人神庙的旁边。埃及人的那座神庙就在那边，"他指着另外一大堆碎石瓦砾说道，"我们发现了它的一部分遗迹。那座神庙是奉献给克努姆神（Khnum）的。他是个长着公羊头的神。他的所有雕像都把他表现成一个长着公羊头的神。我们根据这一点推断，当时犹太祭司和埃及祭司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
"为什么关系紧张呢？"
"哦，原因很明显。据说，岛上的犹太人实行燔祭，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用于燔祭的就是公羊。这可不会让那些崇拜克努姆神的埃及祭司们感到高兴。因此我们猜测：在当年的某一天，埃及人对岛上的犹太人下了手，可能把他们集体屠杀了，或者可能把他们赶出了这个岛，然后毁掉了他们的神庙。"
"你说过，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10年，对吗？"
"对。完全正确。不过，你要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就必须去采访阿吉姆·克莱克勒。"
是遗失的环节吗？
按照冯·皮格利姆的建议，我第二天下午又去了埃勒法坦岛。此前的夜里 6211." >我失眠了，那天上午我也辗转不宁，一直在反复思考我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寻找那些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尝试着做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我这样做终于有了结果。即使没见到克莱克勒，我的脑子里也已经得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埃勒法坦岛上的那座犹太神庙，可能最终被证明就是那个遗失的环节，它本来应当处在我两年来收集起来的那条线索链上。
如果我是对的，如果玛拿西王在位时，的确有一群利未人带着约柜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就几乎找不到比这个岛更安全的地方了。那个邪恶的犹太国王（他把一个异教偶像放进了圣殿的内殿）的势力到不了这里。
不仅如此，我已经证实了约柜的安放仪式和阿派特节之间的联系（阿派特节每年都在卢克索举行，而卢克索就在埃勒法坦岛以北200千米以外，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因此我还认为，当年那些逃亡的祭司也很可能把上埃及的这个岛看作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恰当地点——这个岛四面都是尼罗河的圣水，难道他们不会产生叶落归根的感觉吗？
这一切全都是我的推测。然而，我能够肯定的却是：岛上曾有一座犹太神庙，其建造日期差不多恰好可以使它为被移出耶路撒冷内殿的约柜提供庇护。我还能确定一点：这座神庙后来被毁掉了，其日期就在（根据塔纳·奇克斯岛的传说）约柜被带到埃塞俄比亚的同一个世纪里。
在我看来，这一切构成了一系列充满暗示性的事件。埃勒法坦岛犹太神庙被毁的日期（公元前410年），比我计算的约柜到达塔纳·奇克斯岛的日期（公元前470年）晚60年左右，这个情况并没有使我产生太大的焦虑。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经过这段漫长的时期，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些口头传说（我的计算就以它们为根据）里出现60年左右的时间出入，我认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再次来到岛上德国考古研究所的驻地、去见阿吉姆·克莱克勒的时候，头脑中充满了乐观的想法。阿吉姆·克莱克勒身材粗壮，态度友好，大概有35岁，英语说得很好。他正在仔细观察一些古代纸草书残页。他解释说，对它们必须加倍小心，因为它们格外脆而易碎。
"证实这个岛曾经存在一座犹太神庙的，是不是像这样的纸草书呢？"
"不错，它们也证实了那座神庙的被毁。公元前410年以后，有些信件送到了耶路撒冷，上面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并且申请资金和许可，以便重建神庙。"
"可是，神庙始终没有得到重建，对吗？"
"不对，绝对不是这样。实际上，所有的书信都在公元前400年前后突然中断了。从那以后，那些犹太人似乎离开了埃勒法坦。"
"你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不，不太清楚。不过，他们显然是在某个时候和埃及人发生了麻烦。他们可能是被迫离开这个岛的。"
"你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
"我们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我向克莱克勒适度地说明了我对约柜的兴趣以及我的一种感觉，即约柜当年可能是先被带到了埃勒法坦岛，然后才被带入埃塞俄比亚的。接着，我问他是否相信约柜当年可能被带到这个岛上来。
"当然有这种可能。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一直听说：当年巴比伦人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时，约柜已经被烧毁了。"
"那是正统的说法，可是我却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巴比伦人烧毁圣殿以前很久，约柜久已经被移出了圣殿，那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玛拿西王朝时期。所以，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请告诉我建造埃勒法坦岛犹太神庙的确切日期。"
"恐怕无法知道确切的日期。众说纷坛。但是，说这座神庙可能建于公元前7世纪，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难接受。另外一些学者也同意这一点。"
"你是否能描述一下这座神庙的样子？我知道你们没有出土任何实际文物，但我还是想知道纸草书上对此是否有什么暗示。"
"很少。这样的经卷里根本没有过记载。不过，我们发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描述，它描述了神庙内部的情况。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座神庙有许多石柱，五个门廊，也是石头的，还有个香柏木屋顶。"
"它有内殿吗？"
"大概有吧。它是座中规中矩的神庙，是座严格意义上的神庙。不过，要断定它是否有内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就这个话题，我们又继续讨论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最后，克莱克勒却说他的时间很有限，次日必须返回开罗，因为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我可以借给你两本关于埃勒法坦的最好的出版物，"他说，"只是你明天必须还给我。它们总结了本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在这里的研究成果。"
我带着克莱克勒提到的那两本沉甸甸的厚书，回到了我住的饭店。我用了通宵的时间仔细阅读了那两本书。
约柜在埃勒法坦
以下就是我了解到的有关埃勒法坦岛那座犹太神庙的情况，即和我的考察有关的一些重要事实。我把它们写在了笔记本上：
1．像克莱克勒告诉我的那样，这座神庙的规模肯定相当可观。纸草书上保留下来的有关其外观的信息很不少。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座神庙长30英尺，宽30英尺。当然，按照古代的长度单位，它有60肘（腕尺）长，20肘宽。有趣的是，《圣经》上描述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的维度也恰恰如此（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6章第2节）。
2．埃勒法坦犹太神庙的屋顶是香柏木做的，所罗门圣殿也是如此（参见《列王纪上》第6章第9节）。
3．因此，看来埃勒法坦神庙的样板必定是所罗门圣殿。因为所罗门圣殿是为了安放约柜，所以，建造埃勒法坦神庙的目的难道不也可能是为了安放约柜吗？
4．埃勒法坦神庙通常都要举行燔祭仪式，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以羊羔为祭牲的仪式，它是逾越节那个星期当中举行的第一个燔祭仪式。这个情况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岛上的犹太人必定是在约西亚国王实行宗教改革（公元前640-609年）之前移居到岛上的。那些改革完全取缔了各地的燔祭，只允许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举行（甚至在犹太人被放逐巴比伦时期，他们还遵守着这条禁令）。然而在埃勒法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燔祭却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日常祭礼。那些犹太人通常都和耶路撒冷保持着通信联系，因此，他们无疑已经知道了约西亚国王的这道禁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实行燔祭。所以说，他们想必觉得自己有一种可以继续这样做的特权。不用说，他们神庙中的约柜想必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特权。
5．在这种背景下，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显然认为耶和华真的住在他们的神庙里：一些纸草书上毫不含糊地说耶和华"就住在那里"。在古代的以色列（以及在犹太人荒野流浪时期），犹太人相信耶和华就住在约柜所在的任何地方。实际上，直到人们知道约柜失踪之后，这种信念才有所改变。埃勒法坦岛上的犹太人说到耶和华，是把他看作一位就出现在他们当中的、实实在在的神。因此，他们说到约柜时，也很有可能这样看待它。
6．埃勒法坦岛上的犹太人经常说耶和华住在他们的神庙里，说他是"万军之主"（Lord of Hosts）或者"万军之耶和华"（Yahweh of Hosts）。学者们认为这个称谓非常古老。它经常和约柜连在一起。参见：尚未建造所罗门圣殿时，以色列人曾"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主（Lord of Hosts）的约柜抬来"（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4节，中文《圣经》上译为"万军之耶和华"——译者注）。
7．以上的所有情况都增加了一个观点的可信性，即的柜可能曾被放在埃勒法坦岛的神庙里。实际上，建造那座神庙的首要契机，可能就是约柜已经到了岛上。克莱克勒告诉我无法证明建造神庙的确切日期，这是真的。不过，根据那两部文献的记载，分析纸草书的学者们显然曾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他们指出：公元前7世纪早期，埃勒法坦岛上的犹太人口已经相当众多，而埃及人出钱雇佣的护岛部队中，大部分也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士兵及其家族想必都要去这座神庙做圣事，并且形成了不断繁衍的社会圈子。因此，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证据，学者们提出了一个经过仔细斟酌的见解：到公元前650年，埃勒法坦岛的犹太神庙必定已经建造起来了。
8．不能过分高估这个日期。原因何在呢？因为它正好在玛拿西国王在位时期。玛拿西把异教的偶像搬进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内殿，因而造成约柜被移出殿外（也许抬走约柜的，就是那些依然忠于对耶和华传统信仰的祭司们）。证实约柜确实是在这个时期被移出圣殿的，这项任务相当艰巨。但是，我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尽管《圣经》里根本没有约柜后来下落的证据，我还是感到满意了——即使梅纳海姆·哈兰教授也无法提出任何理论，以说明约柜离开耶路撒冷后被送到了什么地方。
9．研究埃勒法坦纸草书的学术权威们认为：岛上这座犹太神庙建于公元前650年。他们显然不知道约柜竟然会在玛拿西王朝期间从耶路撒冷失踪。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会把约柜失踪和神庙的建造联系在一起考虑了。不过，他们却知道玛拿西国王的"异教创新"引起的广泛义愤，所以得出结论说：在埃勒法坦岛上建造一座犹太神庙，其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出于这种义愤，否则建造神庙就无法解释。
玛拿西王朝发生过大量的流血事件，因此可以推测：祭
司们和先知们全都纷纷反对国王的叛教行为。一些祭司逃到
了埃及，参加了埃勒法坦岛的犹太卫戍军……还在岛上建起
了这座教堂。（B·波腾：《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第299页）
10．这就是权威专著《来自埃勒法坦的档案》的作者贝扎莱尔·波腾的说法。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一个事实所困惑，那就是：为什么在埃勒法坦岛上居然会出现一座犹太神庙呢？因为犹太教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外邦的土地是不洁净的，因此绝不可以在外邦土地上建造主的神殿"（同前书，第115页）。他指出：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被毁之后，被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都"听从了耶利米的劝告，镇定下来，向上帝祷告（而不做燔祭）"。接着，这位作者又补充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被放逐的犹太人曾在巴比伦建造过耶和华的神庙。"他还问道："那么，埃勒法坦岛的犹太人建造他们的神庙，这有什么正当理由呢？"
11．我认为，对波腾这个有力提问的回答非常明显：他们的正当理由就是他们已经把约柜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埃勒法坦岛上，他们现在需要建造"一座安放约柜的屋宇"——很久以前，所罗门已经这么做过了。
埃勒法坦与法拉沙人
回到英国以后，我已经很有把握地认为，我至少终于理清了约柜失踪之谜后面的那些事件的真正顺序。
为了寻找有关的证据，我去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所的资料馆，复印了阿吉姆·克莱克勒借给过我的那两部绝版专著，因为我现在要更彻底地研究它们。我还搜集了其他一些有关资料，其中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因为我得知这位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曾在公元前450年前后访问过埃勒法坦。
我的进一步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例如，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热忱地恪守传统的约西亚在玛拿西死后两年继承了耶路撒冷的王位，而他却没有设法把约柜从埃勒法坦岛取回耶路撒冷，其原因何在呢？事实证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
我已经证实：约西亚国王的改革直到他在位12年时才开始（当时他20岁）。那个时候，犹太王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已经急剧恶化了——正因为如此，约西亚后来才在和埃及人作战时被杀（此事发生在公元前609年，参见《旧约·列王纪下》第23章第29节："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作者注）。所以说，即使约西亚已经知道约柜被送到了埃勒法坦，他也没有能力从一个与他交战的强国那里索回约柜。
我弄清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开始考虑我试图重建的那段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公元前5世纪约柜从埃勒法坦岛进入埃塞俄比亚。我在耶路撒冷对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的采访，使我想到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可能性：这些埃塞俄比亚黑种犹太人的祖先当年可能就是从埃勒法坦移居埃塞俄比亚的。因为毫无疑问，哈达尼告诉我他的祖先们在阿斯旺建造了一座神庙时，他指的其实就是埃勒法坦岛。何况，"法拉沙人可能是从埃勒法坦去埃塞俄比亚的"这个看法，还得到了我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的支持。1989年11月，我曾经惊异于塔纳湖区法拉沙人定居地的那些"人种的指纹"。根据这一点以及其他的证据，我得出结论说：
所罗门的宗教只能从西部进入埃塞俄比亚，即沿着尼罗
河及特克泽河提供的那条古老的传统商旅路线，穿过埃及和
苏丹。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曾对大量的学术界的见解很不满意，它们认为：法拉沙人是来自阿拉伯南部的犹太人的后裔，那些犹太人是在公元70年到达埃塞俄比亚的（见本书第六章）。现在，我阅读了社会人类学家莎尔瓦·魏尔在耶路撒冷推荐给我的那些书籍，又发现了一些理论，它们都对这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一些持不同见解的声音，虽然屡屡遭到埃塞俄比亚研究权威们（例如爱德华·乌伦多夫教授）的嘲笑，但还是坚持认为：很可能是来自埃勒法坦岛犹太人区的移民，使法拉沙人的祖先改信了犹太教。这个时期，也门与埃塞俄比亚之间无疑也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和文化接触，但实.９9ｌｉb.约2英尺见方，厚约6英寸，上面凿了4个椭圆形的洞，其形状和排列和那块母狮浮雕附近的椭圆形阴刻线一模一样。不过，由于这几个洞穿透了石板，石板上所剩的那个形状就非常明显了：它们又形成了一个圣殿骑士教的交叉十字架图案。
哈戈斯沉吟道："我小时候常和朋友在这里玩。当时这里还放着好多这样的石板。我想从那以后，其他的石板都被从这里弄走了。"
"它们会被抬到哪儿去呢？"
"镇上的人一直在用这些废墟的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或者修理自己的房子。所以说，咱们见到这块完好无损的石板，这实在是走运……可是还有其他的十字图案呢，形状都和这个一样，就在这座皇宫的天顶上。"
我们沿着一段通向地下的台阶，来到了我1983年参观过的那个地窖里。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到里面有几个空石棺，阿克苏姆人认为它们里面曾装有大量的黄金珠宝。哈戈斯划着一根火柴，让我看一个圣殿骑士教十字图案，它刻在其中一个石棺的顶端。
"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个十字？"我赞赏地问。
"阿克苏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说过，我小时候常和朋友在这儿玩。"
接着，他领我走进了另一个地下室，点起一根火柴，让我看另外两个圣殿骑士十字架图案：其中一个相当粗糙，刻在远处的墙上；另一个则非常精致，刻在一侧比较长的墙壁上部。
在火柴的火苗熄灭之前，我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抬头凝视这些十字架图案，一边思索着。
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证实我的假说，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完全满意；但此刻我心中却确实感到那些圣殿骑士当年曾到过这里。交叉十字架是他们的典型标志，出现在他们的盾牌和坎肩上。一些圣殿骑士当年曾来到这个地下室里，来到这些幽暗的地窖里，为的就是把这个标志留在墙壁上，这个推断完全符合我了解到的有关他们的全部情况。也许这仅仅是个谜，是个标记，供后世的人们去揣摩。
我问哈戈斯："有什么传说提到过这些十字图案的作者吗？&q.９9ｌib.;
"镇上一些人说，它们是天使的作品，"这位TPLF军官说，"不过，那当然是无稽之谈。"
带来坏消息的人
那天直到夜幕降临，我才得到哈戈斯父亲给我的消息，可那是个坏消息。晚上7点刚过，我们正在那个小宾馆的房间里，哈戈斯的父亲就到了。他告诉我们，那位高级神甫不在阿克苏姆。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这位高级神甫极不可能不在城里（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主显节马上就要到了，还要做许多准备工作，他绝对需要留在阿克苏姆城里。
"真不走运，"我说，"他上哪儿去了呢？"
"他去了阿斯马拉……那里有个咨询会。"
"可是，阿斯马拉还在政府手里。他怎么能去那儿呢？"
"高级神甫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主显节以前他会回来吗？"
"我听说他几天以后才回来。他的助理神甫将代表他参加主显节仪式。"
"那么，这对我的考察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比如，我能去和约柜护卫谈谈吗？我有好多问题不得不问。"
"没有这位高级神甫的批准，你什么都做不成。"哈戈斯的父亲显然是个不知情的传信人，因此我既没有权利对他发火，也没有理由对他发火。尽管如此，有一点还是十分明显：他刚刚送来的消息其实是一个计策的步骤之一，那个计策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了解约柜的更多情况。
他们作为个人，虽然也许会对我很客气，态度也很友好，但无情的事实却是：没有那位高级神甫的批准，阿克苏姆城的修士和神甫们根本不会协助我的考察。不幸的是，那位高级神甫不在城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许可。所以，我既不能从任何人那里获得具有任何意义的任何消息，也不能做我跑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想做的任何事情。
这是典型的阿比西尼亚人的办事方式，我将被它弄得一事无成，而实际上他们谁都没拒绝过我提出的任何要求。那些神职人员不必蛮横粗野地拒绝我；相反，他们只需耸耸肩膀，满怀遗憾地告诉我：没有那位高级神甫的准许，这件或者那件事就办不成，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资格谈论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我问："还有没有办法听到那位高级神甫的意见——他对我在这里的考察工作的意见呢？"
"他在阿斯马拉的时候吗？"哈戈斯的父亲笑了，"不可能。"
"那么，好吧。我能和他的助理神甫谈谈么？难道他就不能批准我的要求么？"
"我看不能。他必须得到高级神甫的批准，才能给你批准。"
"这么说，他要给我批准，自己就必须先得到批准了？"
"一点不错。"
"但是，我难道不能至少去试试吗？去见这位助理神甫，向他说明我为什么要来，难道这也不行吗？他也许会愿意帮助我。"
"也许吧，"哈戈斯的父亲说道，"无论怎么样，我今天晚上也要去对助理神甫说说，明天我再把他的答复告诉你。"
约柜的圣所
第二天是1991年1月17日，星期四。我们所有人都在黎明前起了床。爱德想去拍摄日出的全过程；哈戈斯说，最理想的拍摄地点是镇子后面一座小石山的山顶上。
于是，我们在凌晨4点30分就把我们的司机泰斯法耶从床上叫了起来。我们一到阿克苏姆，他马上就去找到当地的一个妓女，并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我们不到5点钟就上了路。我们把爱德那个带拉杆天线的短波收音机伸到了车窗外面。收音效果很差，有静电干扰，声音模糊不清。尽管如此，我们总算还是整理出了足够的广播消息，知道海湾战争终于爆发，美国当夜出动几百架次的轰炸机轰炸巴格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伊拉克空军的飞机显然连一架也没能起飞迎战。
"看样子全完了。"爱德用颇为满意的语气说。
"我不这么看，"哈戈斯说，"咱们必须等等看。"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聆听着战争的连续报道，泰斯法耶把车开到通向那个小山顶的陡坡小道上，朝山顶开。天仍然几乎完全是黑的，泰斯法耶似乎还在梦里回味着他最近刚享受的性爱之乐——无论怎样，他好歹控制住了翻掉一半的汽车，总算没让它从一个小山崖上翻下去。
爱德、哈戈斯和我以此为借口，都下了车。等泰斯法耶用伪装帆布把越野车隐蔽好，我们就徒步走完通向山顶剩下的路。
一路上遍地都是以前一次战斗留下的垃圾。哈戈斯解释说："我们从埃塞俄比亚政府军手里夺取阿克苏姆的时候，这里是他们失去的最后一个据点。他们打得很顽强，是17师的。我们用了8个小时才打垮他们。"
我们周围都是被摧毁的军用卡车、被烧毁的装甲运兵车和被打开花的坦克。太阳开始升上天空，这时我才看见自己脚下还散放着大量的军需品。大部分残片都是子弹壳和炮弹壳。这里还有几枚sl毫米迫击炮弹，上面锈迹斑斑，但没有爆炸，谁也没想过把它们弄走。
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山顶上那个临时兵营已经七扭八歪，被炮火熏黑了，残破不堪。我站在山顶，头上是早晨一片深红色的天空。我心情抑郁地望着山下的阿克苏姆城。
我们身后是一个建筑物的废墟。它的一部分瓦楞铝板屋顶还残留着，在黎明的微风中发出怪异的吱嘎声和呻吟声。我前边的地面上有个士兵的钢盔，前面被流弹打开了一条口子。再远一点有个弹坑，里面有一只已经腐烂的军靴。
现在天色更亮了，我望见了山下远方阿克苏姆城中心的那块绿地，那些巨大的石碑大多都立在那块草坪上。再远一点是个空无一人的广场，广场那边就是锡安山圣玛利教堂的垛墙和尖塔，它们处在一个被隔离开的建筑区里。这座宏伟大厦旁边有座不大的灰色花岗石礼拜堂，周围有一圈铁蒺藜栅栏，没有窗户，紧闭着大门，还有个生了绿锈的铜圆顶。
这就是约柜的圣所，它既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既可以接近，又无法接近。它里面有我全部问题的答案，有我全部探寻考察工作的证据或者反证。因此，我望着山下远处这座礼拜堂的时候，心里自然对它怀着渴望和尊重，怀着希望和激动，怀着想走进它里面去的迫切，但也怀着忐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如愿以偿。
稻草人
我们回到了小宾馆，去吃早餐。我们在那里一直坐到上午10点左右，周围是一群格外阴郁、满脸愁容的提格雷人——他们都是来听爱德的那台短波收音机的新闻广播的。那收音机一直在嗡嗡作响，不断发出僻啪的声音。哈戈斯为这些人做翻译。
我环顾周围人的脸：年轻的和年老的，英俊漂亮的和相貌平平的，这些人对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一场战争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兴趣，这实在使我震惊。这样也许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暂时忘记自己身边的这场激烈冲突，它已经使这个小城的许多许多人丧生或者变成了残废。也许他们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同情心，因为想到了其他人正在遭受野蛮的轰炸。
我品味着眼前这个场景的含义，于是想到：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统治阿克苏姆的时期，这些百姓个个心惊胆战，生活在恐怖中，因此根本没有做以上这些联想的自由。在我看来，虽然这里的人异常贫困，虽然这里的学校都关闭了，虽然人们因为害怕空袭而不能公开活动，虽然农民几乎无法耕种他们的田地，虽然人们正在受到饥荒的威胁，这里的情况还是比从前改善了，并且是大大改善了。
上午11点左右，爱德已经排好了当天拍摄的时间表。哈戈斯和我去了城里，朝那个"石碑苑"的方向走去。半路上我们看见了TPLF的一张手绘宣传画，上面把门格斯图总统画成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恶魔，帽子上有个血淋淋的纳粹符号，一队队士兵正从他的嘴里开出来。他头上的天空里盘旋着7架米格式飞机，他身边都是坦克和大炮。画面上还有一句用提格雷文写的口号："我们绝不在独裁者门格斯图面前下跪。"
我们走在阿克苏姆弹坑遍地的大街上，经过了一个个残破的小货摊和空空如也的店铺，在简陋的房屋中间穿行，还遇见了一股步行者的人流——僧侣、修女、神甫、顽童、尊敬的长者以及农民，他们来自乡下和村镇。一个女人抱着一只装着水的大陶罐；几群十几岁的男孩子也像其他地方的男孩子一样，竭力想使自己显得很帅。我想到，要是在几年以前，我可能会相当愉快地站在一边，而政府却会把这些人统统送走，送到那些搬迁营地去。
我说："哈戈斯，你们打败了政府军以后，阿克苏姆的情况真是大不一样了。我虽然说不出到底怎么不同，可还是感到这里的气氛完全变了。"
"这是因为谁都不再害怕了。"过了一会儿，这位TPLF军官回答说。
"连轰炸和空袭也不怕了吗？"
"我们当然怕那些事情。不过，与其说它们令人恐惧，还不如说它们令人厌烦，何况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它们的办法。过去政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躲避不了集中营、拷打和胡乱抓人的暴行。那些才是长期压在我们身上的恐怖。可是，当我们开始反抗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不太清楚。"
"我们发现那些恐怖全都是稻草人散布的，自由始终紧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来到了"石碑苑"。我在这些伟大的独石巨碑中间走着。我感到它们的做工是个奇迹，那个设计出它们的、被遗忘的文化，其惊人技巧也使我惊诧。我记得，1983年那位护卫僧曾告诉我，这些石碑是借助约柜才竖立起来的，是借助"约柜和天火"竖立起来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理解那位老僧人的这句话。现在，根据我了解到的一切，我知道他说的那句话可能是真的。在约柜的历史上，它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竖立几百吨重的石碑当然不会超出它的能力范围。
奇迹成真
那天下午4点，哈戈斯的父亲来到了小宾馆，告诉我们说那位助理神甫答应见我们。他说，按照礼法的规矩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去，但他还是详细地告诉我们去见助理神甫该怎么走。
于是，哈戈斯和我便去锡安山圣玛利教堂。我们走到了教堂建筑群后面一片拥挤的小屋那里，然后穿过一个不高的门廊，来到一个过道里。我们敲开门，进入了一个院子。院子里一只凳子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老者。
他见我们朝他走过去，便轻声吩咐了一句。哈戈斯转身对我说："你必须站在这儿，我代表你去和他说话。"
接着，哈戈斯便和这位老者认真地交谈起来。我从远处看着他们谈话，感到……感到自己很无能，像瘫痪了一样，像不存在和被取消了一样。我曾想冲过去，恳求那老者同意我的请求，但我知道，我的乞求无论多么诚恳，都将落进只能听懂当地传统语言的耳朵里。
哈戈斯终于回来了。他说："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助理神甫。他说他不能和你说话。他说，像约柜这么重要的事情，只有高级神甫和护卫僧有资格说话。"
"我想，那位高级神甫还没有回来吧？"
"对了，还没有。不过我有个好消息。助理神甫同意你去和护卫僧谈谈。"
我们走过几条满是灰尘的、迷宫般的小路，几分钟后便来到了锡安山圣玛利教堂。我们走过教堂前部的建筑，来到围在圣堂礼拜堂外面的金属栅栏前。我站了一会儿，朝栅栏里面望去。我计算了一下，我用不了十秒钟就能越过栅栏，跑到礼拜堂紧闭的大门前。
我半开玩笑地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哈戈斯。他听了，脸上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神色。
"千万别那么想！"他提醒我说。他朝我们身后的锡安山圣玛利教堂那边指了指，十几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执事正在那里徘徊。"作为外国人，你理应得到尊敬，可你要是做出这么读神的举动，那就肯定会被杀掉。"
"你看那位护卫僧在哪儿？"我问。
"在里面。他准备好了就会来见我们。"
我们耐心地等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后来，当天色越来越暗时，那护卫僧终于露面了。他身材高大魁梧，大概比他的前任年轻20岁。像他的前任一样，他的眼睛也有白内障；像他的前任一样，他身上的长袍也散发着焚香的芬芳。
他没有请我们进去的意思，而是朝我们走过来，从栅栏另一侧伸出双手，和我们握了握手。
我请教他的姓名。
他声音庄重地回答说："杰伯拉·米凯里。"
我对哈戈斯说："告诉他，我叫葛瑞姆·汉卡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约柜的历史和传说。请告诉他我是从英国来的，英国在七千多公里以外，我希望能被允许看看约柜。"
哈戈斯翻译了我这番话。那护卫僧说："我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
"你能让我进礼拜堂去吗？"我问道。
哈戈斯翻译了我这个问题。护卫僧半晌没有说话，然后才做出了我意料之中的答复："不。我不能这么做。"
我无力地争辩说："不过，我到这儿来，为的就是看约柜。"
"那你恐怕是白来了。因为你不会见到约柜。你若像你自己说的那样，研究过我们的传统，你本来应当懂得这一点。"
"我懂。可我还是希望看看约柜。"
"很多人也都这么希望。但是除我以外谁都不能见到那只圣柜。连高级神甫也不能。连教会长老也不能。那是被禁止的。"
"这太使我失望了。"
"生活里还有比失望更糟糕的事。"
我问："至少你可以给我说说约柜是什么样子吧？我想，如果你给我讲了约柜的样子，我也会满意地离开了。"
"我相信《圣经》上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你可以去读《圣经》。"
"但是我想请你用自己的话说说约柜的样子。我是说，被放在这个礼拜堂里的约柜。它是一个用金子和木头做的箱子么？飞的盖子。是不是有两个带翅膀的雕像？"
"我不谈这类事情……"
"人们是怎样抬约柜的呢？"我继续问，"是用杠子，还是用其他什么方法？约柜是轻还是重呢？"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谈这类事情，因此我不会说的。"
"约柜能行奇迹吗？"我坚持着问，"《圣经》里说约柜创造过许多奇迹。因此，它在阿克苏姆也创造过奇迹吗？"
"它能创造奇迹。它本身……就是个奇迹。它是奇迹成真。我只能说这么多。"
护卫僧又从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会儿，像是在告别。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是不甘心，"只有一个问题……"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明天晚上，"我接着说，"主显节就开始了。到时候真约柜会被抬出来，让游行的人抬到麦·沙姆大水池去吗？会不会用一个复制品呢？"
哈戈斯把这个问题翻译成了提格雷语。
护卫僧听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最后，他回答说："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你若像你说的那样研究过，那么，我想你能知道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说完，他转过身子，悄然地回到了阴影里，走了。
标志背后的秘密
1991年1月18日，星期五傍晚，主显节开始了。
人们抬到"麦·沙姆"大水池的那个物品是一只长方形大箱子，上面盖着厚蓝布，布上绣着一只鸽子。我想起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里的圣杯上也有个鸽子的标志，但我知道，我看见的既不是圣杯也不是约柜，这没有半点疑问。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个标志和象征，是个标记和符号。
正如那位法拉沙本堂神甫拉斐尔·哈达尼几个月前告诉我的那样，放在礼拜堂里的那件圣物还在那里，就在内殿里面，被严格守护着。因此，被抬出来用于群众游行的，只是它的复制品而已。然而，这个复制品却和我所熟悉的那些"塔波特"平板大为不同。去年我在贡德尔城主显节的游行里见过那些塔波特。而眼前的这个复制品却和《圣经》对约柜的描述完全一致。
那么，我又为什么确认它是复制品呢？答案很简单。在主显节的两天时间里，约柜护卫僧杰伯拉·米凯里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圣堂礼拜堂。18日傍晚，游行者们抬着那只盖着蓝布的箱子朝"麦·沙姆"大水池走去时，我看见他还坐在铁栅栏后面，身子靠在礼拜堂的灰色花岗石上，似乎陷入了沉思。那些神甫离开的时候，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他们抬走的那件东西显然对他并不十分重要。
神甫们走后，他就回到礼拜堂里面去了。不一会儿我便听到了他那低沉的、没有节奏的唱祷声。如果我能被允许再走近一些，我肯定会闻见乳香那种美妙的芬芳。
这是因为，在幽暗的礼拜堂里，杰伯拉·米凯里如果不是在上帝的约柜前向主进香，还能做什么呢？他被从自己的所有侪辈中选定，去完成一项为人们所珍视的嘱托；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护卫着那件神圣不可冒犯的圣物。如果那件圣物不是在礼拜堂里和他在一起，还会是什么呢？
因此，我相信自己至少已经窥见了这个象征背后的秘密。这个象征是一个光荣的奥秘，它由如此众多的奇特标志宣示出来——虽然宣示出来，却并没有泄露出来。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人懂得：你若想藏起一棵树，就必须把它放进树林里。人们在两万多个教堂里供奉的约柜复制品，如果不是真正的标志的树林，又是什么呢？
那片树林中央，安放着真正的约柜，那只在西奈山麓制造的包金约柜。它曾经被抬过荒野，曾经被抬着渡过约旦河，曾经在以色列人夺取恩许之地的战斗中为他们带来胜利，曾经被大卫王带到耶路撒冷，公元前955年前后，它曾经被所罗门王放置在第一圣殿的内殿里。
大约300年之后，它从那里被忠实的祭司们安全地送到了远方埃及的埃勒法坦岛，以免在玛拿西国王手中遭到玷污。埃勒法坦岛上建起了一座新的神庙来安放它。那座神庙存在了两个世纪。
然而，那座神庙被毁掉以后，它又重新开始了一系列的流浪。它被带到了南方的埃塞俄比亚，进入了那片蝗虫翅膀阴影下的国土，那片诸河纵横交错的国土。它被从一个岛送往另一个岛，被送到了碧绿苍翠的塔纳·奇克斯岛上。在那里，它被放置在一个简单的帐篷里，接受那些质朴的人们的崇拜。此后的800年间，它成了一群与众不同的犹太人崇拜的核心，那群人就是今天所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祖先。
后来，基督教徒进入了埃塞俄比亚。他们传播这种新的宗教。在使国王皈依之后，他们又占领了阿克苏姆。他们把约柜送到了阿克苏姆，放进他们在那里建造的那座宏伟教堂——那座教堂是献给圣母玛利亚的。
又过了许多许多年，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时光，对约柜如何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记忆便渐渐模糊了。传说开始流行，说现在出现了一件神秘而无法解释的怪事：遥远的提格雷省高原上的一座小城，被选作了这件《旧约》时代最珍贵、最崇高的圣物的最后安放地（据说这是上帝亲自选定的）。这些传说最终被用文字记载了下来，被写成了《国王的光荣》。这部文献里有许多舛讹、时间错误和前后矛盾，使后世的学者们一直未能看清其中古老而隐秘的历史真相，因为它被隐藏在重重神话和魔法下面。
然而，圣殿骑士们却勘破了真相。他们理解了约柜那种震撼大地的威力，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去寻找约柜。不仅如此，他们的那番探寻还被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写成了《帕西法尔》这部传奇故事，其中的圣杯被当作了约柜的神秘代码。
沃尔夫拉姆在这部传奇里写道：异教徒弗列杰塔尼斯洞悉了星座隐含的奥秘，便敬畏地宣布说，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名叫圣杯的东西"。他还宣布：一群基督教后裔在守护着这只完美的圣杯，这只无形的圣杯；那些后裔过着纯洁的生活。他最后还说出了一个预言："那些被召唤到圣杯前的人们将永远是值得尊敬的。"
因此，那些被召唤到约柜前的人们也永远是值得尊敬的——因为约柜和圣杯本来就是同一个圣物。然而，至于我自己，我却永远不配获得这样的尊敬。我甚至在踏上这片荒野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我在朝那座礼拜堂走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
我现在依然知道这一点，可是……可是……"我的心是快乐的，我的灵魂是欣悦的，我的肉体也将在希望中安歇。"
（全书完）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