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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
目录
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威廉·曼切斯特
前言
第一部应运而起（1932-1941年）
最惨的一年战争边缘的美国
第二部牺牲与变化（1941-1950年）
反攻曾是丁香满庭时与哈里相处的日子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
第三部种下恶根
向右转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玛丽莲·梦露整顿受挫
将军可以休矣
第四部必得恶果(1961～1968年)
美国的一代新人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手伸得很长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毛病百出的一年不停地计划下去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美利坚分裂国九九藏书
自尊丧尽
前言
·1978年8月，该套书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1988年再版一次。此后至新版问世前，该书只有旧书流通。一套四册薄薄的泛黄的 href='377/im'>《光荣与梦想》，在网上被炒来炒去，每套四册5.85元的价格，现在涨成了320元，而且供不应求。
·它的面世在当时及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过较大反响，甚至对一大批中国记者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否认真研读过这套书，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闻行当的年轻人是否够“档次”的标准之一。被人誉为传媒人的必读书。
·25年后，一代人终于等到了威廉·曼彻斯特 href='377/im'>《光荣与梦想》中文版的再版。我们将再次重温威廉· 66fc." >曼彻斯特在给我们青春期所制造的历史幻觉。藏书网
威廉·曼切斯特
1932年，当 href='377/im'>《光荣与梦想》实录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威廉·曼彻斯特年仅十岁，但他已是报纸的贪婪的读者。作为一个马萨诸塞州工人的儿子，他切身体会到了经济大萧条的痛苦。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年，他14岁，成为马萨诸塞州斯普林弗尔德民主党总部的一位志愿者。珍珠港事件后，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曾在日本冲绳岛身负重伤。伤势bbr>痊愈后，他考取了大学。
在上学期间，他写了一本文学评论书。他的第一本书写于27岁，书名为《和平的打扰者》，是为门肯所作的传记。该书立刻在评论界获得了成功。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独占鳌头的记者和作家。
曼彻斯特的书被翻译成17种文字和盲文。其中，最畅销的两本著作是《克鲁伯的军火》和《总统之死》。 href='377/im'>《光荣与梦想》是他的第十部著作。
最惨的一年-1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９9lｉb.
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bbr>9９ｌｉb?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
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最惨的一年-2
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bbr>.９9ｌiｂ.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bbr>9９lib?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最惨的一年-3
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 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 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 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 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 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 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 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 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 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 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 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 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 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 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 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 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 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 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 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 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 ”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 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 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 ”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 ，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 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 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 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９9lｉb.泰因公牛 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 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 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 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 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 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 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 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 革命来的。”
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 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 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 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 ·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 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 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 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 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 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 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 ·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 ·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 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 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 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 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 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 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 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 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 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 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 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 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 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 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 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 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 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 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 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 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 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 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 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 。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 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 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 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 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 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 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 ”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 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 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 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 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 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 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 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 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 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 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 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 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 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 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 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 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 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 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 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 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 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 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 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 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 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 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 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 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 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 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 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 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 ，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 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 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 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 “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 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 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 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 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 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 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 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 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 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 ，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 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 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 —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 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 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 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 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 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 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 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 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 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 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 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 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 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 、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 ”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 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 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 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 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 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 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 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 。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 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 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 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 》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 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 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 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 。——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 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 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 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 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 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 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 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 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 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 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 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 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 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 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 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 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 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 ，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 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 。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 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 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 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 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 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 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 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 )，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 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 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 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 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 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 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 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 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 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 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 ，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 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 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 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 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 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 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 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 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 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 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 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 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 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 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 。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 。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 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 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 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 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 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 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 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 《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 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 ，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 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 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 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 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 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 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 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 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 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 “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 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 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 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 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 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 ，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 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 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 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 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 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 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 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 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 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 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 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 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 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 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 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 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 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 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 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 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 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 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 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 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 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 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 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 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 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 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 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 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 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 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 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 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 。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 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 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 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 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 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 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 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 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 href='975/im'>《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 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 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 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 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 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 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 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 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 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 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 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 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 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 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 )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 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 。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 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 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 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 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 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 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 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 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 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 ，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 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 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 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 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 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 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 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 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 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 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 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 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 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 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 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 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 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 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 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 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 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 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 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 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 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 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 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 !’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 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 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 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 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 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 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 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 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 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 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 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 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 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 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 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 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 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 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 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 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 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 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 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 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 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 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 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 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 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 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 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 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 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 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 ，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 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 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 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 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 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 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 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 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 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 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 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 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 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 。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 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 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 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 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 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 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 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 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 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 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 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 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 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 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 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 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 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 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 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 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 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 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 ，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 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 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 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 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 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 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 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 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 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 。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 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 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 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 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 ，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 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 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 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 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 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 。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 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 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 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 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 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 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 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 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 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 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 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 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 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 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 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 ，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 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 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 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 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 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 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 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 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 “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 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 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 ，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 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 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 ，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 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 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 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 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 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 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 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 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 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 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 。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 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 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 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 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 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 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 ，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 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 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 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 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 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 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 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 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 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 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 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 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 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 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 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 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 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 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最惨的一年-4
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 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 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 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 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 ，‘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 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 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 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 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 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 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 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 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 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 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 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 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 ，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 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 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 ，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 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 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 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 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 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 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 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 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 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 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 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 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 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 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 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 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 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 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 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 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 “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 ，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 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 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 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 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 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 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 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 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 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 ，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
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观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待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bbr>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1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5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做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之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阴茎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像25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军事天才，堪称东方的纳尔逊。在他一手策划下，日本发动了四面出击的海上攻势，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侵占了大洋洲三千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通讯部队破译了。要是他知道，这场战争就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他当时几乎消灭了美国的整个武装力量。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五角大楼曾一再以他所造成的灾难为论据，提出极其惊人的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海大海战大获全胜之后，这个所谓旭日东升的国家确是光芒四射，令人目眩。山下奉文中将对新加坡英国珀西瓦尔中将提出：“我只要你答复一下，投不投降·”于是，新加坡在2月17日投降了。它的巨型的维克斯海岸大炮，有14门被运到吉尔伯特群岛中一个珊瑚岛，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做塔拉瓦。缅甸在新加坡投降后，很快也投降了。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沿公路向曼德勒挺进，5月1日攻克，这样就把中国运输线切断了。
新加坡是个战略要冲，它的陷落引起很大震动。比不上新加坡那么著名，但实际上则更为重要的是新不列颠岛的澳军前哨拉包尔，它也于1月失守。敌人在那里驻进了10万大军，修建五个机场，把它变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拉包尔就成为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岛屿的前哨基地群的门户。现在澳大利亚已在日本空军航程之内。北海岸的达尔文港，遭到猛烈空袭之后，已不能再使用。新西兰把6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全国的驱逐机进入临战状态——总共只有九架。澳大利亚总理向全国发出警告，敌人时刻都可能入侵。有人建议把这两个英国自治领放弃，新任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不久以前还叫美国海军司令)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说：“太平洋局势目前十分严重。”而“东京玫瑰”则嘲弄美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南所罗门群岛、莫尔兹比港(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以及危在旦夕的科雷吉多尔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原先估计这场闪电战中士兵伤亡率可能达20%。但事实上，他们几乎丝毫没有被碰伤。他们有一支舰队，击沉了盟国五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时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金命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即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尼米兹连军服也未穿上就动身了。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给自己打气壮胆而已。美国自爪哇海大海战以后，送去前线的力量只是七拼八凑的。太平洋上的美军，真是万难临头，连内部颠覆也出现了。在法属努美阿的美军司令部里，就尽是维希分子的法军上校，把美国舰只和军队调动情况，向敌人通风报信。
但在美国国内，因为一些使人兴奋乐观的传说，士气倒是很振奋的：什么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飞行员炸沉了日本战舰“春名”号(其实并无此事)；什么美国海军在婆罗洲海岸附近望加锡海峡和日本海军碰上，结果美国海军大捷(其实并非如此)；什么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曾经广播说：“再派些日本鬼子来吧”(肯定他们没有那样广播)。至于东条和山本，并没有受骗上当，他们满怀信心把1938年便拟好的作战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的图拉吉岛了。果然5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两个岛。5月6日，科雷吉多尔也投降了。在菲律宾演出的这场悲剧就闭幕了。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科雷吉多尔不用我多言。但从那最后一发回荡的炮响和火红的硝烟中，我仿佛看见那里那些憔悴、瘦弱、枯槁而又无畏的官兵，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科雷吉多尔陷落后第二天，日军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又开入澳大利亚东面的珊瑚海，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菲律宾的征服使他们勇气倍增，趾高气扬，患上了后来那位航空母舰司令海军上将原所说的“胜利病”。接着的那场战斗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和航空母舰交锋，打得又有点离奇古怪。美国人要保澳大利亚，就必须作殊死战，守住莫尔兹比。他们从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中派了两艘来截击敌舰。可是，在敌人眼里，这场仗不过是小插曲而已。山本还要保存实力，准备中途岛大战呢。尽管这样，在这场珊瑚海的战斗中，日本空军还是使美军损失惨重。除了击沉“列克星敦”号以外，还重创了“约克敦”号。美国海军航空兵则炸毁七艘日舰，包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飞行员发来电报说：“敌航舰一艘报销。”但是，总的说来，最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不过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可以苟安一时了。日舰掉头后撤。“约克敦”号则由1400名机工在珍珠港日夜抢修，不足两周后及时赶上了中途岛之战。
这时，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了第一场大危机。盟军手中的岛屿快丢完了，日军又拿下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现在罗斯福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入侵本土的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了，美国舰队已受重创，现在日本海军舰只总数达到美国的三倍，信心空前。1942年5月27日是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低级军官山本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开始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中途岛进军。舰队向大洋驶去，由一支数达65艘的驱逐舰前导和掩护。跟着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舰，由山本大将的旗舰超级无畏舰“大和”号率领。这支舰队周围，有21艘潜艇，四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派700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由80艘运输舰满载着作战部队。舰队破浪前进，官兵们高唱战歌，神气极了。准备第一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发啤酒喝。罗斯福在6月2日对麦克阿瑟说：“目前看来，日本舰队似乎是驶向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夏威夷。也有可能空袭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雅图，虽然这可能性不大。”
山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使对方对他在哪里下手摸不着头脑。他又派了一支特遣舰队驶向阿拉斯加(这时日本舰只多得这位海军统帅不知怎么用才好)，进行佯攻，想诱骗美国人分散兵力。但是这次这位海军大将却弄巧成拙了。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实际并非如此。他的“紫色密码”早已给美军通讯部队破译了，还被他们加上代号，称为“魔术”。他每发出一次密令，“魔术”就立即被破译，内容马上到了负责组织中途岛防务的尼米兹上将手中。岛上士兵密集，到处布防。当时能调集到的战舰，都已派出巡弋海面。那就是说，有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12艘潜艇，还有4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原文如此。——译者、“企业”号和已经修好的“约克敦”号。
战局开始对美国人很不利。日本第一批轰炸机对中途岛进行猛烈轰炸，为数达100架，削弱了岛上的防御能力。当时美国驱逐机为数少得可怜。但是尼米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魔术”密码不断向他报告敌踪，一是山本对美国舰队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接着，日本航空母舰司令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把原来在飞行甲板候命的飞机清走，以便空袭中途岛的飞机飞回舰上。可是日机还未飞回，美国飞机就已在上空盘旋，这样就使自己处于毫无防御、措手不及的地位。
1942年6月4日那天上午，美国的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攻击。它们几乎全部被敌人炮火击落。投入战斗的41架飞机中，只有6架幸免于难。没有一个鱼雷命中敌舰。这些鱼雷机陈旧过时，飞行员们就有如日本的神风队员那样，肯定是要牺牲的。他们牺牲时也认为自己是白白牺牲了。但事实上，造成一点致胜的机会的正是他们。日本那几艘航空母舰为了躲避鱼雷，拼命摆动船舵，使舰上飞机都无法起飞。升了空的寥寥可数的零式机，又要低空飞行，截击那些以身殉国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海军少校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由“企业”号起飞的两支“无畏”式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它们立即以70度角俯冲而下，把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全部炸毁。到了下午，又向另一艘航舰猛扑，把它也击沉。山本这次出击只带了这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已失却空中掩护，他不能不撤退了。他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大米粥。
八个星期之后，一直受到“东京玫瑰”嘲弄挖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斐济群岛登陆，这是美军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反攻的预习。这场战役自始至终，规模很小。由于所有现代化武器都已运往欧洲，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所用的火器，还是1903年的单发的、逐发上膛的春田式步枪。他们的绑腿还是1918年的，他们的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贡战役用过、经过涂上润滑油以后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这次进攻有什么精彩之处的话，那就是部队的质量。海军陆战队本来就是精锐部队，而这些团队更是陆战队的精锐。1942年8月7日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马上就后悔莫及。这个岛一直被称为卡纳尔，一位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称它为一个“倒霉发臭的鬼地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要占领这个岛，任何时候也不容易，但在1942年夏季，另有一层难处。日本人打下了爪哇，盟军的奎宁供应就断了，当时这是防治疟疾的惟一特效药。德国化学家在30年代发现了一种名为阿托品的代用药，但美国公司当时还在拼命试制未成。当时军令规定：发烧的士兵要高至(华氏)102度才准离开火线。尽管标准定得这样高，但到了10月份，还是有两千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
登陆那天，海军陆战队很走运，没有遇到抵抗。日本人很少，正在那里修建一条3600英尺的简易跑道。他们扔下不管，躲进丛林里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美军就遭殃了。山本还有很多舰艇和熟练的水兵，入夜以后，他从拉包尔派去一支特遣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的狭长的斯洛特海峡驶过来。那里有个萨沃岛，岛上的火山口峰，阻碍着美军视线，掩护了日舰前进。那晚称为萨沃岛海战的美日舰队交锋，在美国海军史上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任何一国海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有四条珍贵的巡洋舰被击沉，1000名水兵没顶。第二天清早，残余的美国舰队向南撤退，那些运输舰，只卸了一部分，便也跟着撤退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领说，他的部队被遗弃在岛上，“光着屁股”。他们马上要将每日定粮减半，进行自卫战的弹药只够四天用。但是日本的运输舰源源不断，海军陆战队给它们起了个“东京快车”的名字，它们将日军从拉包尔运至卡纳尔岛的另一端登陆——每晚有900人，有一晚是4500人。
海军陆战队靠着从简易长型机场取得供应，在敌人炮兵的轰击下，在密集的步兵攻击下，在那泥泞如酱的小型掩体中，拼命坚持下来。热带的暴雨向他们迎面袭击。不但疟疾，还有痢疾和各种菌藻传染病，纷至沓来，使他们的体力大为削弱。这时，世人似乎慢慢地认识到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美军既已在那里登陆了，把他们撤出来是不可想像的。到了10月中，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要是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打败了……整个西南太平洋就危乎殆哉了。”罗斯福也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把瓜达尔卡纳尔当做实力的测验。日皇在东京宣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也到了最紧张阶段。这个丛林密布的岛屿，也和那两个大战役一样，宛如强有力的磁铁，吸来了多得同它们本身战略重要性不相称的军队，因为双方都倾力以赴，认为这一仗足以决定全局。
麦克阿瑟要求增援瓜达尔卡纳尔，话里是带刺的，他发表的公报一向如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转到西南太平洋来。这就意味着对英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但是，美国总统肯定不会这样看。他和战区司令官不同，对战争自有其全球观点。这当然要冒风险，但倾全力对付日本，所冒的风险就更大。即使他在那里打了胜仗，如果转过头来只剩下自己去和希特勒孤军作战，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需要英、俄同盟，就只能采取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德国军队一天没有消灭，就不能说打败了纳粹德国。俄国人不断地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和丘吉尔就得马上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或者是类似那样的战场。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处境危殆，他是知道的。他甚至亲自过问，要派援军去瓜达尔卡纳尔。除此之外，就要靠在那里血战的美军和澳军他们自己去对付了。
说麦克阿瑟想也能想像出华盛顿的动向，这是不可能的。从外表看来，这个首都仍然一派歌舞升平。汽车耀目，交通拥塞，食品充足，宴会频繁，一如往常。然而，在位居要津的高级官员中，则正倾其全力，对付当务之急。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访问，在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件头号重要的大事。但更为紧迫的，又似乎是如何把大西洋战役进行下去。第一步是要实行灯火管制。像迈阿密那样的城市，沿海六英里长的霓虹灯，一直照射到海上，把商船都照得一清二楚，给德军潜艇艇长指出了目标。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这是战时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搞的，所以又称为伯恩斯管制)，这样，德军潜艇便无隙可乘。再过一年新型雷达、空中监视出现，这时驱逐舰也采用了新战术，于是德国潜艇才不再成为威胁了。
要建立一支有1200万人的军队，军费是庞大的。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108903047923元的军事预算，在当时说来，已是史无前例的了。形势迫切需要增加军火生产。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空中堡垒(后来，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联合公司生产B-24型“解放”式轰炸机，北美公司负责P-51型“野马”式战斗机，沃特公司负责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凯泽、和弗里泽等人的大名家喻户晓。哪个工厂生产成绩好，就由陆军和海军发给优良奖旗，让它在它们车间的房顶上飘扬。福特的柳树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车间。在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个星期天，这个本是一条宁谧小河缓慢地、蜿蜒曲折地流过那些未经垦耕的地方，现在这里矗立着全世界最大的车间，里面有一条半英里长的装配线。福特计划在这里每小时生产一架30吨重的联合轰炸机。这些飞机出厂很快，根本不用他考虑仓储的问题。这些飞机由驾驶员把它滑行到附近机场，进行试飞后就飞走参加战斗。
但是柳树场的合同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最后要由华盛顿某个部门做出决定。1942年6月中，有六个能讲英语的德国间谍由潜艇送来，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了，其余的被逮捕了，他们秘密储藏的炸药也被破获。由华盛顿派人来审讯、结果把这六个不肯屈膝的人处以死刑了事。耶鲁大学要用沙包保护爬满常青藤的房墙，这又要由华盛顿某个官员批准。有时各种命令，决定和谈话荒谬可笑。到了初夏时节，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的队员们穿上由洛德·泰勒公司所设计的新制服。于是《妇女服装日报》大做文章，说：“束腰和乳罩现在已成为陆军妇女服务队制服的一部分，这使制造束腰和乳罩的工业增添光彩。”但是布鲁克林的《碑石报》则对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发动了攻击，说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这个概念，是有破坏性的，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破坏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把消除性别、纵情肉欲、不愿养育的异教女神带回国来，辱没美国妇女的身份。”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主教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但是许多妇女还是报名参军了。大家都想服役，连原来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于是陆军将有点用场的宝贝小狗组织起来，组成K-9部队，给它一个绰号，管它叫“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小狗栏编辑阿瑟·罗兰还为这个K-9部队写了一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祖国的狗窝，
告别了老家和炉火，
我们参加了狗的大军，
肩负起民族的命运。
菲利普·怀利大约在这个时候说过，美国人表示感情往往有独特的方式。比如一师部队在阅兵场上排成MOM(妈)字，这种事第二次大战中只有美国兵干得出来。不过鸡毛蒜皮的琐事有利于把关系重大的绝密行动掩护起来，有些机密是要利用一切伪装的。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那里，工人们正在平整山麓，安放底脚，准备兴建一些建筑群。那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工人回答说：“干每小时一元三角五分的话。”从这里再往西两千英里，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平静的圣菲城，其中有不少带有外国口音的游客走到东宫街109号那座房子。接着，就有船把他们载到35英里以外的一个营地。他们只知道这是Y号工地，后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
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到处都在兴建高大的联合企业工厂。工人们问老板，他们生产什么，回答是，生产“马匹的前身，要运往华盛顿的”，或者说，“流产的轮子。”“流产”词近马车，如此答复，意为莫名其妙。——译者连老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几个科学家，一个什么少将，少数几个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指定的文职人员，才真正掌握这机密。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分散在各种项目下，看不出来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到这里来，到处打听情况，要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白宫就叫他别管闲事。
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柏林原来命令挪威的挪尔斯克氢化厂生产3000磅重水，后来又增加到1万磅。同时捷克的铀一直源源不绝地向德国那边运去。1942年10月15日，盟国在挪威空投了一支突击队，把这个氢化厂破坏了一部分。这使盟国有个喘息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纳粹又会将工厂重建起来的。
这次杜鲁门参议员是白费时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鲁门所花的时间却颇有成果。罗斯福实行配给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引起老百姓大为不满，本是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既然又是那样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那年春天，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一个机构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局钢铁工业咨询委员会钢管、钢索产品、电镀钢承包商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什么战时生产局工业生产处糕饼工业各色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份的头一周，物价管理局还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不受10月3日总统有关冻结工资的命令的限制。所谓真正的圣诞老人，是指那些穿红袍、挂白胡子、带着适合身份的一望而知的其他衣饰、而又具有慈祥、愉快的性格，能取得孩童们的景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传播圣诞节精神的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头一次看到的华盛顿。他是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对于是否该去打仗，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带着帕特到东部，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每周薪金61元。他大学毕业时是个自由派，但据他后来说，看到管理配给制度的人怎样工作以后，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到了8月，他每周工资已经有90元，但据说在看到了“上面那些靠政治关系得到官职的人们在各式各样重床叠架的庞大机构中营私自肥”以后，他就辞职不干，克服了教友会教徒的反战原则，参加了海军。但这点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时他已是征兵对象。他本来是个律师，参军以后，可以当个海军中尉。他被派到南太平洋。那时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也在那里，指挥一艘巡逻鱼雷艇。但尼克松和肯尼迪不同，他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处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学会从来往船只那里把各种美味搞到手，包括烈性威士忌酒。由于他精于此道，他的宿舍就以“尼克松碎牛排小食店”著称。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了。当时史塔生还是哈尔西参谋部里的人，但尼克松知道他是政治上前途无限的人物，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于是便设法赶到舷梯旁去欢迎他。史塔生紧紧和他握手，尼克松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战后他见到史塔生提到这次见面，史塔生却记不起来了。
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二楼他那个和罗斯福的办公室不过是咫尺之遥的套间里，向一位未来总统传达欧洲战场的未来战略方针。后来盛行摇摆音乐一代的年轻人都把这战场叫做ETO。艾森豪威尔当时还藉藉无名。194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负责一次演习，才在军中博得一点名声。罗斯福在看了有关报告，又和马歇尔将军商谈以后，就认为要指挥这场极其艰巨的联合作战，最恰当的人选就是艾森豪威尔了。
反攻-2
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道麦迪逊大道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道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
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曾是丁香满庭时-1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当然，这位元帅也得先向希特勒电话请示，但元首本来就主张对越过海峡来攻的部队，应该拒之于海岸之外；而且他认为：这就使罗斯福不能重新当选，于是罗斯福就算“幸运”，也“会在什么牢狱里了却此生”。说来奇怪，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但后来他却听信他左右亲信的意见，改变了看法。“加来市，”他说，“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佯攻目标而已。”这一来，艾森豪威尔可说是交了最好的运道。本来他部队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前此一年来，德国人沿着海岸线布下水雷，把防御坦克的钢筋三脚支架桩在地里，筑起了六英尺厚的混凝土碉堡群，加固水泥隧道，使各式各样的军事屏障联结交织起来，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他们驱使各受奴役的苦工，来完成这些防御工程。英军在朱诺海滩和剑滩登陆，从一开始就能按预定进程进行。可是，美军进攻奥马哈滩与犹他滩，则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手的。接着，战士们向内地挺进，碰上诺曼底到处纵横的灌木树篱，这对顽固据守的一方原是非常有利的。
在大西洋彼岸，1亿美国人在收音机前坐立不安，等候法国那边的最新消息。罗斯福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这次规模巨大的作战准备，连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他了解所用登陆艇在密执安湖建成以后，沿着伊利诺伊和密西西比河顺流出海，涉洋东驶，然后在英国港内载上美国士兵。他从每天的报告中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的坦克登陆艇(L·S·T)，以及它们如何装载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进行试航。他对艾克推迟登陆日期和军中气象学家们种种伤透脑筋但又不得要领的天气预测，都及时掌握。艾森豪威尔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踯躅徘徊，手中把弄着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表示吉祥的银币，这种情况也有人向总统汇报了。最后，这位将军喉头似乎有点哽塞地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掌心啪地击了一下：“好吧，开动吧!”这一切，罗斯福也从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那里得到了汇报。
艾森豪威尔讲完那几句话，向希特勒占领下的欧陆大举进军随即开始。埃德·默罗当时在英国，他是个讲究实际、不爱幻想的人，但发出隆隆吼声的轰炸机群飞向法国，他站在底下，就似乎听到“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回荡半空。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他不像默罗那样临近现场，只好遥遥祷告祈福。是的，他那时真的就在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副官沃森“伯伯”在夏洛茨维尔村的家里，重读《公祷文集》《公祷文集》是英国教会在爱德华六世时编的祷文集，供教友守“礼拜仪式”时齐声朗诵之用。——译者，准备找一段为登陆祈祷之用。6月6日星期二晚上，他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他又祈求说：“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与此同时，决战则在诺曼底的纵横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进行。经过11天作战，布雷德利公布首批伤亡数字：死3283人，伤1.26万人。但是，他损失不小，战果不大，而伦敦却又有新的理由要求战绩；因为6月14日，韦尔纳·冯·布劳恩布劳恩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成为宇宙航行规划的领导人之一。有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给他荣誉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盟国领导要求取胜，前线将领要求占领较大的港口运送物资，而大家都要求结束桥头阵地的战斗。但是瑟堡港要到星期二才攻克，而德国人却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饵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而这时，在欧陆的远征军只能靠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运输物资。这是由远征军携带来欧，在法国北部阿罗芒什村下水敷设的。
尽管这样，登陆人员和物资还是源源而来。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在法国登陆的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566648吨，车辆171532辆。而且，桥头阵地之役尽管旷日持久，倒也成了好事。由于战斗惨烈，把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到科唐坦半岛上来了。为了堵塞防线的缺口，德军把装甲师打破建制分散投入战斗，结果被美军逐个歼灭。在这半岛后面的法国腹地是开阔平原，纳粹不久将最需要使用机动力量。但半岛之战却使德军机动力量尽失。同时希特勒又下达了寸土不让的命令，使前线司令官们受到钳制，无法实行战术退却。于是，英军在7月9日攻陷卡昂，美军于7月25日攻陷圣洛，后者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这时，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督战甚急。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弗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至8月10日，美军已遍布布列塔尼地区，并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联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快报》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
8月25日星期五，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的车队进抵巴黎城郊。翌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凯旋进入法都。于是，在大西洋的对岸，穿着联合服务团军装的女歌唱家莉莉·庞斯莉莉·庞斯生于法国，后入美国籍。——译者，在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巴黎解放了，人们这时欢喜若狂。然而在巴黎的观察家们却发现巴黎光复的余波，竟比料想的还要复杂。戴高乐派和地下法国内地军列有黑名单，说有七十万人通敌。和德军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可是很多通敌的人却逃避受辱，花钱运动买得了自由。巴黎的情况使有些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它完全不像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是繁华兴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人很多，使埃德·默罗也感到惊讶。不但法国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实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过去著名的服装店，如莫利诺、朗万、夏帕雷莉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袖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受到衣料配给限制的美英妇女，早就谈不上这样的时装了。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谈到巴黎解放时唉声叹气，用典型的法国人姿势把两手一摊，说：“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伦敦的处境，仍比巴黎危险。9月8日，在经历了1843个灯火管制之夜以后，英国首都的灯火又亮起来。那时年仅八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在她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城市灯火通明。但重见光明并未持久。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冯·布劳恩又向英国发射了V-2飞弹。英国管它叫做鲍勃·霍普弹鲍勃·霍普(BobHope)本来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但这里另有含义，见括弧内解释。——译者(“扑倒在地，但愿别出事”)。看来还是恢复灯火管制为宜。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在英国的老百姓，有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相情愿地奔走相告，以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重创的德军好像已经完蛋；人们认为连希特勒也一定意识到他是输定的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欧本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境，开始向齐格菲防线的外围工事进行试探性进攻。至此德国本土的西部也已遭受进攻。那年秋天，接二连三进展较快，加拿大军把斯凯尔特河湾的德军赶走，美国第一集团军又攻克亚琛，从而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主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攻占了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军也到达了罗尔河。这是12月3日的事。但是接着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使盟军措手不及。一些德国精锐部队向美军猛扑过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亲自呐喊助威：“这是你们生命中光荣的时刻。强大的部队今天正向着英美进军。此时此际，我无须多说，你们心里都一清二楚，这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所谓“突出地带之战”“突出地带之战”是德军投降前最后一次大举反攻的俗称。地点是比利时东部与北部，进攻方向是阿登森林，曾在英美盟军防线突破宽达60英里的缺口。于1945年1月被盟军击溃。——译者的序幕。接着就发生了操着英语穿着美军服装的德军在比利时进行的蹂躏；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尼的英勇阻击；德军的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回敬以“放屁!”；巴顿将军驰援巴斯托尼的著名战略包抄，其间第四装甲师30岁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曾亲自驾驶先头坦克进攻……如此等等，都已是美国脍炙人口的军事佳话。这是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全盛时期。有人问蒙哥马利是怎样扭转战局的，他回答说：“是由于美军骁勇善战。我向这些健儿致敬!向这些英勇的美军战士致敬!我从未想到能与比自己更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甚至想，我如能当上一名美军也感自豪。”
“突出地带之战”是希特勒最后的孤注一掷，接着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1月，俄国人开始最后总攻击。2月初，盟军完全解放荷兰，攻占了萨尔区，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然后在莱茵河上架设便桥，比之战争初期德军临时架设的还要多出九座。然后又包围了鲁尔区，俘获了32.5万名俘虏，接着夺取了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局已接近尾声，这点欧洲人都意识到了。虽然伦敦还继续进行了一个月的灯火管制，巴黎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是彻夜灯火通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已炸成一片瓦砾。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庆祝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军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早晨6时，罗斯福在温泉一间僻静寝室睡觉。他头天晚上睡时料想一早就能阅读到战局发展的新消息，可是邮件到迟了。他经常阅读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可是这天他只看到当地的《亚特兰大宪章报》。报章的标题是：
第九集团军距离柏林五十七英里
一日前进五十英里，
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
太平洋方面，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进展
战况剧烈
一百五十架超级空中堡垒
白昼空袭东京
轰炸两小时
在佐治亚州这里，今年4月初的天气真是暖得不合时令。山朱萸和野紫罗兰都已开花；有位邻居准备为罗斯福安排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在一棵老橡树下放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溪谷的惊人美景。既然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也没有按时收到，这样，除了让人继续给他画像以外确也无事可干。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曾邀请画家为他画过水彩像，现在他本人又叫这位画家再画一幅，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露西的女儿。
总统移居此地，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总统恢复健康已经开始丧失信心。3月30日随从们把他从火车抬到温泉站的月台时，他们都听到人群中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向汽车时他有气无力地半躺着，头部随着轮椅动作俯仰已不由自主。他病情稍有缓和，得以驱车来此，但他们对这种短暂好转早有经验，不再存有信心。晚上，总统休息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极为忧虑。哈西特说罗斯福已是危在旦夕。他那强劲潇洒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上去比伪造笔迹的巧手还不如。他是美国总统，而连自己名字也签不了。布鲁恩作为心脏病专家，则诊断说：除非使他摆脱工作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已经无望。哈西特说这是办不到的，总统不能与世隔绝。两人无计可施，几乎掉下泪来。哈西特在日记中说：
他样子真使人吃惊——憔悴、困顿、精疲力竭。早上见他时似乎还可以。他体重不断减轻，他说轻了25磅。有气无力，没有胃口，极易疲乏。午间一过你看他那样子，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我已再将情况向布鲁恩医生反映。他认为情况是很令人担心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他这天早晨的气色好得多。战况顺利，这对他情绪有帮助。邮件又未到，这也是天赐之便。他们再一次互相安慰，说他也许竟然能够挨下去，尽管一切迹象完全相反。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这样说过多少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桌上，有待处理的文件很多，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份急件，内附利奥·西拉德的意见书。两人都要求总统立即停止研制原子弹。他们说世界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过去他们想当然的事，现在已证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再能成为理由。原子武器可能会使美国取得一时的军事好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失和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将会抵消这种好处。爱因斯坦还认为，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军备竞赛。
显然，希特勒帝国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刚相反，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总之，实际情况是，纳粹并没有原子武器。这情况盟国科学家们认为难以理解，最初甚至怀疑，这是德军摆出的假象。在诺曼底随同登陆的、代号为阿尔索斯(“小丛林”)情报小组负责人塞缪尔·古茨密特，认为纳粹有三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贝格。后两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就是这三个人也可以制成原子弹。这一点古茨密特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相信的。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德国人不管什么问题都归罪于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元首的排犹主义，把德国物理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逐出国外，纳粹的官僚政治对要花长时间的军事研究不感兴趣，技术设备又短缺；而且，纳粹机构重叠，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这也是个典型例子。原子的研究竟然并不协同，教育部、陆军部、甚至邮政部都在各搞各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接近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也到达了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贝格向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汇报了帝国关于铀的研究进展情况。他说有确凿证据，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技术上可以建成铀反应堆，获得原子能，并且，从理论上说，由此可以生产原子弹爆炸原料。下一步就该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问题和链式反应有无可能的问题。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谈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将反应堆本身作为武器使用的问题，而且是以反应堆推动武器生产的问题。施佩尔表示初步同意，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但规模要小些，目标应是使反应堆用来产生原子能。施佩尔仅仅是重复希特勒的想法。元首确信胜利在望，除了在六个星期内可以用于战场的武器而外，他已下令把一切新武器的研制计划都停了下来。
施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对他提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1942年5月6日他同元首谈话的时候，曾提出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建议请戈林任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示重视。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1942年6月23日，施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这时元首对这计划还感兴趣，但他对物理基础理论毫无所知，因此规划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德国物理学家们向施佩尔谈到在三四年内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但是，据他回忆：“我命令研制以铀为能源的发动机，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用在潜艇上。”施佩尔说得很清楚，要是他当时想像得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设法赶上美国人的。他后来还不时过问一下这方面情况，但希特勒已经对他泼冷水了。元首在党内的老亲信们，对美国以效率见称这一点，不断冷嘲热讽，他也人云亦云，把整个物理学叫做犹太物理学。但是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法，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上述情况，直至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克斯特拉斯堡之前，丝毫也没有为国外所知。那个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当时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萨姆·古茨密特的搜索对象是魏茨泽克，他是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情报对象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古茨密特原考虑应否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物理学家，但德国科学家们拒绝同敌方打交道，只得作罢。
于是在情报小组的搜索下，斯特拉斯堡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居然找到了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这时，莱茵河东岸炮声还历历可闻，古茨密特和助手凭着烛光，把文件边看边译，尽管同室内一群美国大兵玩着纸牌，他们却在那里揣摩着这个线索、那个提示，搜寻着学术性引文，或是无意留下来的但却可能有关的提法。突然他们高兴纵身叫嚷起来。旁边神经紧张的美军一时莫名其妙，慌忙伸手去拿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这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厚厚一叠打得密麻麻的文件——这是帝国铀计划和铀学会的完整案卷。当然，其中有几张缺页，而且也没有最近三个月的记载；但从一切迹象看来，这份东西就是欧洲有关纳粹对铀研究的最完全的档案。
直到那晚上之前，盟国的科学家还以为，德国物理学家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但现在，古茨密特在摇曳的烛光下眯着眼睛读着魏茨泽克文件时，就明确知道纳粹比之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科研人员要落后两年。德国没有提炼钚—239和铀—235的工厂。看来他们连堪称铀的烧炉也还没有。他将调查结果发电向华盛顿汇报，那边提醒他，魏茨泽克文件说不定是个骗局。他回答说就文件内的论据看是真实的，文件是严肃认真的。陆军部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科学家在帝国其他地方制造原子弹。古茨密特尖刻地回答说：“一个使用假支票的人也许会自以为足智多谋，一夜之间竟成为军事天才。一个香槟酒的推销员也许可以冒充外交家。但是，诸如此类的门外汉却绝无可能获得真知实学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这样，搜查还得继续进行。德国有个热衷于制作原子武器的海森贝格。如果他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一起，不顾官方对裂变物质的裂变可能性所持冷漠态度，自行从事秘密试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确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1943～1944年冬天，海森贝格及其助手们，不顾空袭，在达赫拉姆学院用三吨铀和重水制成一座小型反应堆。为了躲开盟军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一座很高的仓库里。这个仓库属于斯图加特一家啤酒厂，在德国西南部斯威别亚区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走，把仓库内部用银箔裱糊起来，然后配上一座功率强大的电厂，并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中设立了车间。
但是，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开始土崩瓦解的情况下，连这一隅也不够偏僻。海森贝格和盟国人员一样，也担心保密问题。于是他们又搬了家，搬到蒂宾根在斯图加特市南17英里。——译者附近在岩石中挖出来的一个大山洞里。就在这里，德国人在1945年2月真的干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t>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深得众望，但是，实际上决定胜负的则是两国的海军。两方的海军将领在六次交战中拼力争夺制海权。19世纪的水兵，会把这种鏖战称为“猛打呀，法兰那根”的这是英国谚语。法兰那根是人名。源出于S·华伦所著《一年一万磅》，这里引用，是猛打猛冲之意。——译者。双方损失都极惨重，各自损失了12艘舰只。海员称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是“铁甲海峡”不易通过之意。——译者，陆战队员则称之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之意。——译者。以损失的舰只吨位计算，可以说是打个平手。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战役结束时，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瓜达尔卡纳尔及其简易机场，而日军则阵亡2.5万人，撤离该岛。他们那时还自诩为天下无敌，并在新乔治亚岛上，把蒙达基地加固，这样，“零”式机和“塞克”式机飞向斯洛特狭道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个停留点。但是，局势已经转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开始转入守势。
问题还不止此。当时在太平洋同时进行着两个战役，都是为了保卫澳大利亚，两个战役也都是成功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战役是在麦克阿瑟战区的新几内亚进行的。日军在珊瑚海战败后并未气馁。1942年7月，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岛尾端占领了沿巴布亚北岸的一系列村庄，想发动一个海陆钳形攻势，包抄南岸莫尔兹比港。英国的殖民官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躲在密林中对海岸情况进行密切监视。他们向美国人报告说日军的海上攻势正指向这个半岛尾端的米尔恩湾。美军舰只首先抢到那里，打退日军的海路威胁。敌人的陆路进攻则从布纳村出发。那里和莫尔兹比港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但是中间有个使人望而生畏的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要翻越此山，只能靠两条腿。于是澳军在离莫尔兹比湾20英里的地方把日军阻截，并协同美军第32师，开始反攻。
敌人在山中节节后退，艾克尔伯格将军于1943年1月2日进入布纳村，这场苦战便告结束，但伤亡较之瓜达尔卡纳尔还大。两个星期后，澳军占领附近的圣纳南达，但日军又复纠集援军，用八艘运输舰载来反攻部队，企图登陆。3月3日，B-25机群在俾斯麦海发现日军护航舰队，就进行了低空海面轰炸，把八艘运输舰和四艘护航舰全部击沉。七千日军在海里淹没，能泅水上岸的，又被岛上土著按当地习俗砍掉脑袋。后果可称惨不堪言。东京于是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并无军事价值。
但是拉包尔则是有军事价值的，敌人想保住它。事实上，他们要控制南太平洋，也非把它保住不可。拉包尔固若金汤，强攻难破，于是美军就把它搁一边。1943年夏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开进新乔治亚岛，猛扑蒙达基地。他们的进攻需要通过丛林、涉过泛滥的河流，面对躲在碉堡内、穿上钢甲背心的日本鬼子。但是到了8月，他们还是把简易机场占领了，美军在斯洛特狭道上取得了立足点。他们越岛进攻，占领韦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格拉岛，肃清了中所罗门群岛。到了哥伦布日即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子。——译者，第三海军陆战师开进了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女皇湾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奥古斯塔女皇湾是当时日军重要要塞。——译者，就在新月初上第三天的晚上登陆了。从当年太平洋战局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迈进一大步。只要海军工程兵和陆军工程兵能在这绿色黏土地上修建一个大型机场，拉包尔便在美国空军歼击机攻击范围之内了。
敌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从海上和空中对美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总以为美军之所以利用奥古斯塔女皇湾是有其他目标，所以把最精锐的部队保存下来，暂不出动。到了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在比瓦河岔口上游建成了大型简易机场，称之为“比瓦大叔”，由“亚美利喀”师这支部队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组编成，故以“亚美利喀”取名。威廉·小卡利在25年后在这师任下级军官。和第37师用重兵把守。后来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气汹汹地扑向这个机场时，竟被美军死死顶住。到了这时，拉包尔已快要陷入重围。埃米鲁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经到达阿拉瓦，第一海军陆战师已攻占新不列颠的格洛斯特角，第五骑兵师(这是支历史悠久，由内战时期美国南部邦联总司令罗伯特·E·李将军亲自建成的骑兵师)部分部队和卡斯特将军的第七骑兵师也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登陆。规模巨大的机群从“比瓦大叔”向拉包尔频频出击，使这个基地的日军无处藏身。日军无计可施，只好把拉包尔放弃。他们把所谓“慰问团”即朝鲜妓女撤走。美国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无需战斗机护航，每日飞抵拉包尔上空，把弹仓里的炸弹全部扔下，留下来的日本守备部队就只好活受罪了。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也在起变化。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至此为止，美国不过是在日本扩大了的帝国的外围进行蚕食。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中推进了250英里，而距离东京则还有五千英里。但是，新式装备这时已源源运来。原来为了优先照顾欧洲战场，这里应付急需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火器。现在代之以火箭、水陆两用牵引车，带轮子的汽艇(DUKW，代号称为“鸭子即水陆两用的，重两吨半，有六个轮子，又有推动器、有防水外壳的汽车。——译者”)和能绕射的火焰喷射器。海军的各式新装备就更多，由“埃塞克斯”级舰率领的、由巡洋舰船身改装的运输舰就有50艘，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只更靠近日本，他的潜艇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队伍。这些潜艇当时已把敌人100万吨的补给物资炸沉海底。日本和英国同样是个岛国，使用潜艇攻击，和当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大捷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要基地更加靠近，就可以空袭东京；而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不久就将出击。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太平洋开辟一个新战场。这个任务于1943年11月20日由第二海军陆战师担任。人们早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吉尔伯特群岛日本守军密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无从意料的，则是塔拉瓦塔拉瓦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译者之战。
这场战斗美军几乎失利。敌军指挥官曾吹嘘说：就算用一百万大军打一百年也没法把这个环形珊瑚岛群的主要岛屿贝提奥岛打下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历史学家。曾受罗斯福委托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史。——译者说：“比之贝提奥岛，科雷吉多尔简直是不设防城市。”除了敌人顽强而外，进攻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其他难题：海军炮击火力太弱，对潮汐涨退估计不准，错过了发动进攻的时刻。这样，进攻的第一天，占领了宽度仅为20英尺的滩头阵地。军官们站在深可齐腰的水里，用无线电指挥作战，并祈求上帝不要让日本人反攻。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反攻，只是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第二天，美军海军陆战队冲杀过去，把敌人防线切成两截，但这次进攻损失了三千人。接着下个月，占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付出的代价小些。然而，从开辟中太平洋战区起，每次战斗都为时较短，但战况惨烈。在夸贾林岛浴血战斗的第四海军陆战师，在整个战役中作战不过61天，但伤亡人数却达全师兵员的75%。
伤亡人员骤增有几个原因。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受到美军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再措手不及就不可能了。另外，美军强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由日本托管，他们在这里筑垒挖壕，已有1/4世纪之久。然而，太平洋战区伤亡之所以较大，最主要是由于日军战术的突然改变。这些东方人原是两栖进攻的老手，现在转而进行坚壁防御。帝国大本营电令前哨各阵地，必须作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个前哨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有一个名为比阿克的小岛，驻有敌军1万人。司令官葛目直行上校觉得：葬身滩头固然不坏，但战死内陆岂非更好，于是他把岩洞和峭壁都巧加利用，这样，得以拖延时日，结果多杀了些被一个日本兵在日记里蔑视为“得天独厚的美国人”。
葛目这个做法，是逐岛战争期间迫使美军付出伤亡代价最大的一个创举。事有凑巧，比阿克岛是在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推进的路线上，不然的话，东京倒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做法。麦克阿瑟把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扫荡以后，于1944年春正向腹部跃进，采取了一种“交互跃进”式的新战术。其实这种战术不过是美军的偶然发现。在中途岛之战时，山本曾占领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阿图岛是阿留申群岛西端一岛屿。——译者和基斯卡岛基斯卡岛是在阿拉斯加以西的一个岛屿。——译者，企图以此转移尼米兹的注意力。当时美军要夺回这两个岛，但又没有力量兼顾，于是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就把基斯卡岛绕过不管。但夺回阿图岛之后发现，日军已悄悄地自动撤出了基斯卡岛。这一下使麦克阿瑟恍然大悟。4月下旬，他跳过其他岛屿，向荷兰蒂亚荷兰蒂亚是西新几内亚的首府。——译者跃进。一个月之后，第41师又攻下了比阿克岛。在这以前所发动的攻势，伤亡并不大。但是由葛目率领的躲在峭壁与岩洞里的守备部队，却迫使美方付出惨重代价。在完全占领该岛以前，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之战的数字。
伤亡数字本来还会更大。日本海军已躲藏了一年，现在正准备升火出动，增援该地驻军。这些舰只本来早已启航。但是，6月中，海军上将小泽次三郎接到情报，说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现正准备扑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这个威胁更大，只好把舰只调向那边。接着在菲律宾海的那场战斗，又是一场双方远程战斗轰炸机的决斗。惯于舰只列队作战的老练水兵们，没有发挥到作用，未免失望。但是，美军的胜利却是了不起的。“鬼婆”式飞机把敌人以关岛为基地的空军摧毁。在八小时的连续空战中，日机四次向美国舰队进行密集攻击，都被击退。这是战争以来使用航空母舰至为壮观的一次战斗。小泽的第一线作战机群本来有430架，到了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就只剩下了35架。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称这次作战为“马里亚纳群岛活靶子大演习”。“演习”完毕，小.泽只好掉头北撤，塞班岛的日军就被包围了。
日本鬼曾发誓一定要美军在塞班岛付出最大的代价。岛上守军，比美军情报部门的预料要多出一倍。美军伤亡惨重，华盛顿亦为之愕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后，另外一些海军陆战队又进攻关岛，在暗礁中散开登陆。这次损失不大，伤亡只及塞班岛的一半。部分原因是“万岁，冲呀”没有那么奏效。到了进攻提尼安岛时，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美军的伤亡就更少。尽管这样，马里亚纳群岛之战，还是使美军伤亡共2.5万人。然而这个群岛却是无价之宝。B-29从此有了第一个能直飞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美国在塞班岛指挥作战的司令官霍兰·“大声佬”史密斯，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东京也有同样看法。德国在东京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该岛“这里认为关系生死存亡”。东条内阁倒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役中，开始看到通向胜利的道路，现在是信心倍增了。
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反对海军陆战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这时，在中太平洋这样往北直插，和他本人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距离这么远，就更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对这种战术很蔑视，称之为“跳岛战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其实，这和他自己那种“交互跃进”战术，很难说得出有什么区别。1944年夏天，他更大发雷霆。原来金海军上将建议，美军应该暂时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必须对菲律宾人言而有信，这是荣誉攸关的问题。金上将反驳他说：这是他个人感情问题。两人相持不下，只得提到罗斯福那里解决。
那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总统的党务顾问们要他亲自出席。可是，总统却去了夏威夷。他必须解决那个战略问题的争论。7月26日，关岛激战方酣，总统的座机飞抵希卡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从澳大利亚来到，向总统陈述自己的看法。麦克阿瑟在一次和总统私人谈话中，竟然威胁总统说，如果他的战略计划被束之高阁，他就要对总统实行政治报复。要是他本人要重返菲律宾的诺言不能实现，他说：“我敢说美国人民定必群情激昂，到了今秋大选，就会在投票中对你表露出极其不满。”这种说法是无礼的，大概也不真实。但罗斯福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离开白宫前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他答道：“我们不准备绕开菲律宾，按你原定计划执行罢，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与此同时，哈尔西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按照向菲律宾进军的原计划，是要先在佩勒留、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认为从空中出击的情况看来，敌人的空军已经是元气大伤。他建议干脆撇开外围，直捣莱特岛。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但对佩勒留岛的进攻，已是万事俱备，来不及取消，则仍按原计划进行。战斗结果极其惨烈。东京已把比阿克岛战术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妙药灵丹。他们把葛目的经验向佩勒留岛的指挥官传达，于是他也命令部队挖洞。他们藏身于天然石灰岩洞里，用隧道沟通，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的掩护，竟把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打得溃不成军。但这还只是美军初尝的苦头。
到了美军把佩勒留机场北面的形如锯齿的山岭的敌军都扫荡干净的时候，已有四个美军师涌上莱特湾的滩头。1944年10月20日，美军的主力登陆以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第38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又过了四天，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也在岸上设立了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而日军将领山下的第35军正朝他们进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使得莱特湾成为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海战的战场。
山本虽然已经去世，但日本海军还是继承他的宿愿，要和美军在海上决一雌雄，而最好是趁着美国舰艇忙于掩护登陆的时候。这时，难得的机会真的到了。日本派出四支特遣舰队驶向哈尔西的正忙于掩护莱特湾登陆的主力舰队以及托马斯·金凯德将军率领的由旧式战列舰和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较弱的舰队。日本海军将领知道，他们和美国新建成的海军力量是无法匹敌的。因为美国有战舰218艘，而日本则只有64艘。于是他们就想出一条妙计。原来通向莱特湾有两条海峡，北面是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面是苏里高海峡。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率领的中路舰队准备开进圣贝纳迪诺，南面两支特遣舰队开进苏里高海峡，同时，小泽的第四支特遣舰队则把哈尔西的舰队诱到北面。这一来，金凯德的舰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可以再来个“万岁，冲啊!”
南翼的两支特遣舰队运气不好。杰西·奥尔登多夫将军早把苏里高海峡堵着，并用鱼雷和炮火消灭了第一支日本特遣舰队。另一支舰队撤退中朝着荧光屏显示的图像炮轰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这些只是岛屿而不是敌舰。栗田最初运气似乎也不好。他在开往圣贝纳迪诺途中，就有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毁，最大的战列舰也给美国空军炸沉。但实际上，损失了这些舰只却给栗田带来了好运。哈尔西知道日本舰队的损失，以为栗田舰队已经完蛋，于是看见小泽舰队，就全力出动，向着这个诱饵猛追过去。这一来圣贝纳迪诺海峡就没有美国舰队防守，10月24日黑夜，栗田率舰只遂得以通过海峡潜入。翌日破晓，他就向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猛扑过来。
曾是丁香满庭时-2
这些航空母舰的惟一屏障，就是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舰只本来一般只是用来反潜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参战。于是，栗田率领的这支本来是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强大的日本舰队，反而掉头逃跑。这一次，日本海军被彻底击溃。因为哈尔西并不知小泽的特遣分队是诱饵，全力以赴把这支舰队也全部吃掉了。总计起来，莱特湾这一役，使日军损失了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天皇的海军也就完蛋了。
美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在莱特岛把敌军围拢起来，愈收愈紧。山下那时在马尼拉，在圣诞节时就认为莱特岛已经无望。实则莱特岛到了翌年圣帕特里克节即3月17日。——译者才告解放，而那时山下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12月12日，美军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又有美军四个师在吕宋的仁牙因湾登陆，几乎毫未遇到敌军的反抗。美军绕过山下防线的北部防御工事扑向巴丹，然后又进攻科雷吉多尔，最后于三月上旬解放马尼拉。
正像一个陆军军官当时苦笑地指出的，回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半岛，局势对美国说来，不过和战争爆发时不相上下，真可说是“从头开始”。诚然B-29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这个目标还是远隔重洋，可望不可及。迫近日本本土这个任务，就要靠中太平洋美军的进攻，从塔拉瓦通过马绍尔群岛，再挺进到塞班，这是钳形攻势的另一翼。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积沉的硫黄岛，即金海军上将所说的，“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B-29从塞班岛出发，可以空袭日本首都，但也不过是刚刚够得上。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装载量，只能限于两吨，如果在空袭中被击伤，就无法飞回来。如果美军占据硫黄岛，离日本的就只有660英里。B-29就可以载七吨炸弹，而且东京就不再可能从硫黄岛获得空袭警报。
硫黄岛只有八平方英里，敌人却十分重视。进攻以前，海军对岛上进行了74天的轰击，但日军防军似乎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在地面根本没有营房。大部分岩洞上面都有35英尺以上的覆盖物。而敌人的一切火器却可以射击到海滩上。美军登陆以后的头两个小时，还可以说比较平静无事。接着日军迫击炮就铺天盖地向滩头阵地打来。尽管如此，美军还是在战斗的头几天就占领了磨缽山和元山一号机场。如果是在战争的头一年，占领这些地方，本来也就算是得手了。美军都等候日军来个“万岁，冲啊”，让他们前来送死。但是，他们没来这一套。现在敌军都受过比阿克岛战术的全面训练，老在碉堡和峡谷里坚持。到了三月战事结束时，无情的数字说明：海军陆战队伤亡达1.9万人。
至于敌人，伤亡数字就更无情。俗话说：“倒霉就步步倒霉”。日本人有句俗话与此类似：“坏事不打一处来”。这时蜂拥而至的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本土上低空盘旋，对日本80个城市开始进行系统摧毁。3月9日，在对东京进行一次大空袭中，一天之内就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南海，把敌人汽油和粮食的运输线切断。昭和的商船队伍剩下寥寥无几，而美国潜艇击沉敌人的船只很快就要到一千艘了。横滨和大阪在大轰炸之后，到处搭起了简陋小屋。日本老百姓饱受肺病和疟疾的折磨。他们有配给证却买不到食物。在满洲的日军的指挥官又发来可怕的消息，说俄国部队正在边境移动。真可谓是“坏事不打一处来”了!
然而，日本人的士气，并没有瓦解迹象。老头和妇女都用竹制长枪武装起来。“来打我们罢!”“东京玫瑰”还在那里挑衅。要应战，美军还需要一个进攻基地，那就是冲绳岛。该岛指挥官牛岛光利将军早在3月份就预料到敌人在4月1日会在阳丹机场附近光临。他不但猜对了，而且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了个措手不及。4月1日刚巧是复活节，但对涉水登陆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来，还好像是愚人节。那里好像阒无敌兵。谁都没有猜到征服这个岛屿几乎要三个月，也未想到这个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实际上，牛岛在这个岛南面1/3的地方，集中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情况摆得很清楚，冲绳岛又是像硫黄岛那样的一场艰苦血战。岛上的地下墓穴都已改装成为碉堡，山洞里安装了铁轨，重炮可以在轨上移进移出。牛岛也还想要打胜的。他的策略是让美国全部上岸，用神风机把美军舰队全部摧毁。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就像砧上之肉，可以不慌不忙地宰割了。
那时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他衣着整齐，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扶手椅上。从这里看，世界形势要好得多。他笑容满面，信心十足，坐在那里和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闲谈。从战略上看，美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是胜利的。德国已被切成两半，除了少数几处顽抗的被包围地区而外，德国国防军已经土崩瓦解，各地向盟军投降的往往数以万计。当然，解决日本的问题要难些。硫黄岛已经攻克，冲绳岛早晚也会解决；胜局已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截至4月12日为止，在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断送了196669人。伤亡总数达899669人。只是过去一个星期，就损失了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的文件，有一批邮政局长要任命，有些日常信件，有些向杰出的盟国政治家授勋的证书，都需要他那不再是强劲有力的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又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摊放在长沙发、空椅子和地毯上。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把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农产品信贷公司于1933年成立，旨在支持农产品价格。——译者延长，他对露西眨了一下眼说：“你看，这儿是我制定的一项法律。”这时，外面走廊有人声，原来是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罗斯福说，“比尔的东西还没晾干呢!”
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他对舒马托夫夫人并无好感，认为她对总统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过那边，甚至穿什么衣服也要管。今天，他穿的是一件背心，打一条哈佛领带，而哈西特对这两件都不喜欢。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也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有好感。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罗斯福就走了。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他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他立即就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件了。
那些都是外交文件。整个一星期，罗斯福都对俄国表里不一感到心烦。(两个小时以前，他还给丘吉尔去电报说：“我们必须坚定。”)因此，罗斯福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在反省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样猜测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他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非去不可。无论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都异口同声，主张要苏联对日宣战，并认为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六个月以后，原子武器使得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起了永久性的变化。但在此时，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都不认为值得一提。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上将就写道：“原子弹绝对爆炸不了。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方面所得，超过预料。他们以前认为，这个苏维埃独裁者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他总似是不露声色，说的又是无人理解的斯拉夫语言(他的英语语汇，只限于“那又怎样·”“那是你说的!”“盥洗室在那边!”和“这儿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就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满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近三年来，他一直都是三方中最弱的，乞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又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这时他们则不得不移樽就教。不过，他还是老练通达的。他秘密地同意建立反日的联盟。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取得一半股权)、千岛群岛、库页岛北半部(日本北方的另一个岛)、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 540e." >后来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条秘密协议，那就是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席位。此外，美英两国还同意外蒙古的自治。
波兰的边界要重新划定，原属于德国的部分土地要划进波兰。斯大林和盟友们一道，郑重保证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在内，通过自由选举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攻击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分天真。人们责问说：对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死敌，怎能相信他的诺言呢·实际情况则是：他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和日本打仗，而俄国不是。不管苏联有无许诺，苏联红军都可以自己决定行事。当时这位俄国独裁者，看来因为在欧洲的胜利扬扬得意，心情很是慷慨。至于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则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和蒋签订条约，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毛泽东一方的中国人，同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都赞扬雅尔塔协定，英美报刊也一致好评。两位老练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则对协定持怀疑态度。但在1945年初，这不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丘吉尔曾经要求艾森豪威尔“同俄军会师的地点在易北河以东愈远愈好。”艾克不同意。他把原来要巴顿将军把美军开进布拉格的命令撤回，还命令易北河以东的美军撤回河西，让俄军解放捷克、东德和柏林。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谈话说：“俄国政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他们对美国的友谊。”
在温泉，罗斯福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1时了。他对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了。”
她这时也画不了几笔。罗斯福刚才全神贯注看文件，她不敢请他摆好姿势，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在画上着色。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他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儿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绘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1时15分。
戴西·萨克雷立即给布鲁恩去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把就近的特工人员找来。这位画家找到以后，就朝着她的汽车走去。露西·拉瑟弗福接着也急步跟着走出，一定不能让埃利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当然，他会康复的。消息在白宫里传开，大家也都觉得他会转好的。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这怎能叫人受得了呢!国外作战的青年们在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他这个病况是暂时的，医生们会把他医好的。大家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对他的康复都深信不疑。只有医生们看法不同。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9时30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这并不可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着扶手支托着。罗斯福的表亲们，则坐在长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原来他的一条脑动脉可能因为老化，脆弱易破，这时出现了穿孔。血从孔里渗进大脑周围的颅腔。大脑对任何异变都很敏感，于是正发出剧烈痛苦的信号。病人双目已变形，觉得天旋地转；呼吸粗哑，似在打鼾，周围的人都可听见。在医生看来，这些病征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严重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断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每天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医生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他那槭木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汇报，他对他的诊断和治疗表示同意。要是在今天，医生们会不敢贸然注射亚硝酸异戊酯，因为此药降低血压，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是总统当时反正已经回生无术。他已经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又报告麦金太尔说病人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去温泉。波林抄小路，走捷径，全速驶向温泉，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后来他对人说：“随时都准备被交通警拘留。”)。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五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就像守灵似的。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地吻了一下。”按照礼节，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即新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史蒂夫·厄尔利强忍住悲痛，要他们在他通知到埃利诺·罗斯福之前，先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她准备在会上讲话。下午3时刚过，那时总统已昏迷了45分钟，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来电话。他说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要不要把原定的讲话取消。他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引起外面传说纷纭。她接受意见，按原来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就上前去告辞，说：“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时，提前告退。”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她“上了车，一路上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回到总统府二楼的起居室，就派人叫厄尔利来。事后，他告诉新闻界，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为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杜鲁门。
这位60岁第34任的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厚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露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就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在华盛顿正是“雨雾迷濛”。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点半(你们当地时间)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弗逊诞辰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祝你们好并永远平安，向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有空请来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第33任的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小事要找他谈。但到了楼上从埃莉诺·罗斯福脸上一眼就看出，绝不是无所谓的事。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问她说他可以帮她什么忙·她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
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听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华盛顿——罗斯福 901d." >逝世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铃声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纽约时报》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 href='/article/2612.htm'>《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1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
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99lｉｂ?
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99lｉb?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99lｉb.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bbr>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2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
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奸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 8ba4." >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t>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栅栏。草坪要定期修剪齐整。这一切都在合同上写清楚。甚至那些刚刚上市的新型的机械工具，也似乎配合着莱维特这个规划。每株树的距离都是28英尺(每家门前有两棵半树)，误差可以英寸计。行人道的石块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划一的。哪些户要搞一些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只能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调子上想主意(虽然那时已有按铃或拉铃，但用的还是门铃)。建筑设计师们和社会学家们反感很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企业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买到莱维特式房子的人却没计较这点。过惯严格军事生活的复员军人，住过用波状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或活动拖卡的妻子们，还记忆犹新，对他们说来，按照统一规格建造的房子，同样还是温暖的家。
比尔·莱维特一下子就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审美学家怎样指责，他还是个使人们有个住宅的保罗·布尼安。全国到处出现模仿他的人，他又带着他的人马，越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准备在特拉华河一块一直种着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动工。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市镇，具有1100条街，内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铁路支线、停车场、医生和牙医的诊所、蓄水池、商业中心区、火车站、报社、花园俱乐部，总之，具有一个拥有7万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个大城市。莱维特称这个第二莱维特镇是“美国规划得最完善的市镇”。当他谈及它时，声音也哑了。“当然能够用一种产品来满足无人能够解决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动的，”他说，“但我不只是营造和出卖房子而已。坦白地说，我也想获得点声誉，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个我能以此为荣的市镇。”停了一会，他又说：“当然，要这样你得要大胆，你得要从大处去想。”
说来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莱维特镇的相比却有天渊之别。那是坐落在巴克斯县的一个可爱的农庄，厚厚的石砌的墙，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条，宽敞的房间，远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阒无人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说：“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妇女，是不会喜欢的。”他对来访的人说：“你要大家买一幢他们并不想要、而价格又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没理由的。”他指着那幢房子的装饰线条和容易积土堆尘的地方说：“您想一想，要现在的主妇在这样的房子搞清洁卫生，把你的妻子放在这样的乡村里，你说行么·人总欢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变的好。诚然，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bbr>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号，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war。乔治·奥威尔(Gee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 href='6066/im'>《1984》与 href='395/im'>《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在共和党内，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杜威、哈罗德·史塔生(“驾着双桨，破浪前进，最好人选，还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干这工作，任命鲍勃即罗伯特的昵称，这是塔夫脱的名字。——译者”和“要掌好舵，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但都还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预选时，麦卡锡只是拥护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过那时还只是列席，地位低微，连当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都未够格。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史塔生要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在预选中俄勒冈州的选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共和党做主旨报告的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都清查出来，清洗出去。”
杜威自从1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这个决定以来，已吃了几场败仗。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他还是领先。他往往把这些所谓粗鄙琐事留给其他人去谈，说他情愿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事实上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胡须，僵硬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基斯通默片里的警察基斯通喜剧公司拍摄的默片，内容多是描写笨拙的警察和盗匪斗智的故事。——译者，或是结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预选时，有些摄影师曾劝他戴上了一顶容积十加仑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20年代访问美国 65f6." >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了一些相片，简直非常离奇古怪。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他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飞语：“你很了解他，才会讨厌他。”但这种说法也欠公允。99liｂ?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事出偶然，对杜威也颇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则高达六英尺三，他们在预选期间凑巧在休息时同照了一个相，看上来活像一个成年人带着他儿子。到了举行代表大会时，杜威穿上了一双特制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种形象已经形成。加上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预选取得那么多票，就更使杜威头痛。人们原以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拥护麦克阿瑟的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因为拥护这位将军的人有大量竞选经费，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号标题猜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即。”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们在州大会中仅得八票。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先生们也有自己开心的笑料。
尽管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但一般共和党人并不属意于他。根据这时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全国登记为共和党人的，认为明尼苏达州那个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对24%。民意测验出现这样的数字，本来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要选举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现在威信下降得这样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民主党在罗斯福领导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他当了候选人以后，他本应该向民主党展开猛攻。谁知他接受提名的讲话，却哄得代表们打瞌睡。
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并不只是具体事情和措施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让摄影记者们照相以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奥尔巴尼，直到9月19日为止，那时离选举只剩下六个星期。这样，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他的竞选在“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时间花得最少。”看来他把竞选不过当成是形式问题而已。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也都同意。有几个强有力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就要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在费城开完代表大会回家，就取道华盛顿，在同僚来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价买下好房子。
“民主党人的行动，活像来这里参加葬礼。”美联社在7月12日报道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时说。费城热浪炙人，代表们慢步走进大会堂时，就像走进蒸汽浴室一样。在三周前还是鲜艳夺目的旗帜，现在已经斑斑污点。一面高悬着的横幅写道：“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但是几乎没有谁个望它一眼。大会向人们分发了杜鲁门“胜利袋”，里面装有一本笔记簿、一支铅笔和一个哨子。有的人就说：“是为了去民主党墓园的!”在贝尔武-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上面，装上了一个机器驴子，向过路人们闪动着蓝灯泡做的眼睛，但点缀会场欢乐气氛的也就只有这么点。代表们都绷着脸孔，好像给人拷问过似的。反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刚才从动员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失败中喘过气来，现在正拼命挣扎，所以还有点微弱的活跃劲头，但那是为了避免第三回失败，想找一条救命稻草而已。选举前夕，19个州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想请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担任候选人。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死了这条心。接着杜鲁门也给道格拉斯打电话，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表示也不愿干。这时，看来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忠诚可靠的老阿尔本，说他倒乐意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面子丢尽。他知道多数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这时宣布他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定会起立鼓掌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拿到几百万张票，就是说，足以使他失去纽约州选票。现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南部各州也濒于分裂。年轻的(37岁)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强烈的民权政纲，要求大会通过。在这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愿多放高调。但这时北方和南方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在那次关键性的对政纲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对582.5票之差失败了。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再见!”接着带头离开会场。
南部邦联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离开会场的。总统那时刚到，几乎遇到他们退场。那晚大会执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时，他的专用列车刚离开联邦车站。他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内，两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萨姆·罗森曼。杜鲁门把他的讲话稿通读一遍，以为到达会场时就直接上台讲话的。后来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发言。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四个小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刻。就在这时，人们把他带到台下一间阴暗的房间，那房间有个小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这倒合适。房间靠近铁道，他可以听到机车轰隆而过，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随之震颤。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谈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谈，不时朝外面望望那烟尘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着讲话提纲，浏览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时42分，总统终于被提名为候选人，票数是947.5张，对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的362票和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的半票。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那时半夜已过，人们疲惫异常，天气又热，但对杜鲁门的表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呼之声，反对之声，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别人在通道上来来往往，一直没精打采地坐着的代表，现在也拿起旗帜，敲打着各种响器，参加到那无目的的长蛇舞蹈中去。新闻记者们在报界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说，‘看来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过的，更显出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荣誉给予那位总统的候选人。1时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欢呼我们的头头》的乐声中登上高台。一般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这时本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刻：两位领导人手携着手，高举起来，灯光夺目，风琴急奏，男人们在折椅上站起来，妇女们激动得涕泪横流。当然，诸如此类的一切，现在也是有的。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会一般气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肥胖的打扮过分的女人就打断了他。整个晚上，大会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由这个花钟下面钻出来，带着它们自己的礼品，在代表们头上飞来飞去。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显然不知道，但熟悉鸽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小心衣服!”人丛中的农场主大声叫道。太迟啦。人们整个开会时间都嘟囔着脏话，现在脏东西倒真来了，把他们的衬衣和长裙都弄脏了。幸而在1948年时，新闻界还认为这类事情太粗俗，不应让正经的读者阅读，所以对这个政党的形象还没多大影响，这也还算是万幸。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他抓住了一只刚飞过的鸽子，猛然把它向高处一掷。代表们都欢叫起来。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这一下子，他们发觉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人们轻松起来，低声窃笑，把弄脏了的手帕揣起，彼此开玩笑说，无论哈里·杜鲁门将来怎么搞，再肮脏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疲倦异常的听众强打起精神，准备听一套总统的例行演说。”谁知总统却只是用提纲发言，那份提纲就是他在那阴冷的窗下，对着小巷，在机车喷出一阵阵喘声中摘记下来的。他用他那即兴发言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词锋尖锐、震颤人心、一致对敌的演说。用罗斯的话说，“他的尖锐刺耳的、音调很高的语调使全场听众像触了电一样。”他一面作着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势，一面叫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获胜，共和党人不喜欢也得喜欢的——你们记着吧!”他吼叫说：“要是选民们不对民主党尽到职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共和党人，列举他在医疗、住房、物价管制和教育补助等方面提出过而又被国会拒绝的计划。他说他们扼杀这些措施，然后却又用史无前例的无耻的、伪善的手法，通过竞选纲领，说是要实现所有这些计划。好吧，他会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如何的。
于是他对共和党打出致命的一击：“7月26日，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时候，我要召集国会复会，并提出一些他们在政纲中表示要为之奋斗的法案。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点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政纲，第80届国会就应该在为期不长的会期内采取一些行动的。如果他们愿意，在半个月内就可完成立法手续，而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到各地去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来，“代表大会沸腾起来了。”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什么尖锐的派别矛盾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选失利，暂时都被人遗忘了。杜鲁门等他们略静一下，接着又把问题说明白。“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再糟不过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的表现，将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站起来，向他欢呼。他一直按原计划进行，保持对共和党“绝不妥协”，而会场外的反应也肯定了这一点。撰写社论的人不知怎样说才好。利用联邦政府经费来作巡回竞选，已经是够不像话的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为自己的政党取得优势，这几乎够条件弹劾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看来这像是一个行将就木政府的最后的歇斯底里喘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休·斯科特批评说：“这是行将垮台的人的最后挣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说：“南方不但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带上了项枷!我们给上了足枷示众了。”
可是，各处都有人赞赏杜鲁门，虽然并不以为然。“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不再意气消沉。”《时代》周刊写道，“他政治上的勇气，赢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两个分裂了的政党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狄克西党人斗志昂扬。他们的策略是把竞选弄到相持不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认为他们获得的选票会和杜鲁门一样多。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集会，一天之内，他们就把代表大会全部议程进行完毕。他们提出斯特罗姆·瑟蒙德当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赖特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些狄克西党人坚持种族隔离的战线脆弱不堪，时有瓦解之虞。拉萨尔和哈里·伯德都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黑人应该权利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在国会里的资望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狄克西党人分裂出去，对民主党总是个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因为他的竞选方案，本来设想民主党南部各州是会团结一致的。
十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又到费城，组成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这个党的领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开始建党运动，看来前途很是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进步党人并没有指望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但他们认为1952年的竞选就会是他们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之出席两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年轻20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代表，传统的名牌大学代表比之所谓最大的十所大学更多，头头们左转幅度较大的那些工会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头，那是当时学生风尚之一，穿的是敞领运动衫。女青年们穿着短袜和宽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会上很多人带着吉他，唱着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现在已是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看来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骤然看来，进步党似乎颇为兴旺发达。
实际上这个党内部矛盾紧张。华莱士能罗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闹矛盾。普雷斯曼是个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撵走。那时人们并不是随便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最初的十年。对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轻易这么做的。有些选民认为进步党和杜鲁门之不同，是因为进步党是自由派，现在听到里面有共产党，都觉得不知所从。然而这种思想混乱，是由共产党人有意造成的。他们能把前任美国副总统俘虏过来，真是意外的走运。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是1947年1月组成的，本来是要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而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则是仿照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建立的。1948年选举以后三年，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的迈克尔·奎尔，在美国产联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明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会主席，绝不是一个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说，1947年秋季，他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时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一些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了组织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几周内就会公开宣布竞选总统的”。
华莱士从事这个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看来犹如拉磨的牲口，是带上了眼罩的。后来他对朋友们说，竞选后期，他发现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他一定是最后才发现的。《新共和》周刊曾经提醒过他，《民族》周刊也设法要他注意，《下午报》也警告过他。《纽约邮报》要他参加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但他不听。他参加竞选，全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请他公开声明不要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罗斯福在30年代时就曾这样做过，他也拒绝了。
结果是他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参加费城大会的有3200名颇有魅力的代表，比之两个大党代表大会的人还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尽管这样，他的共产党助手们却处处使他失利。他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门票最高不过每张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参加人数超过3万，群众对他欢呼若狂，说明他的声望不减当年。只要有稍许公允的舆论支持(本来他也不难得到)，他本来不难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班人争取过来。在那年7月这些人是并不难说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断关系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他表示“凡是为了和平对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会拒绝。”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纲和共产党的何其相似，请他注意。“我看他们的纲领很好嘛!”华莱士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么谈的。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于是，华莱士竞选运动的势头就低了下来。尽管认为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间毫无类似之处的人纷纷责难，他还顽强地一直干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他贸然南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被人扔了不少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新闻界谈话，对于“违反美国公平对待的传统”表示遗憾。除此而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人们对华莱士感到的新鲜劲一过，进步党的威胁也就自然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运动继续发展，进步党的势头果然逐步减弱。特格韦尔不动声色地撤销对他的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则拒绝支持，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经认为，华莱士最低限度可获得350藏书网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t engonadaquever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
将军可以休矣-1
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 href='2083/im'>《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过尔尔。”
他患的确是癌症。每天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岛上将息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之下，这位国务卿专心致志地在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而正在他进行斗争之际，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但是这都不过是外交辞令，杜勒斯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尽管他通过电话与白宫和国务院保持密切接触，警惕出现任何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那些能够察辨各种征兆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通晓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到失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在1960年选举中，为共和党总统继任人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根据同总统的谈话，备忘录把杜勒斯在雾谷的六年中所反对的一切都当做了争取的目标。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认为，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备忘录宣称总统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总理已准备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6日欢迎安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访美之行回国时说，“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在西方有人说赫鲁晓夫“比谁都更害怕战争”，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过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说，要举行任何会议都必须由苏联先表现出诚意，而对此他是很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立意要赢得冷战，而不是要结束冷战。但是这一次，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中。”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如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他们不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红军就将撵他们出去。按杜勒斯的风格作复，原本会是回敬一份最后通牒，并且显示一下实力，在战争边缘上迫使对方摊牌。而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最高级会议前进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态的发展，也确是如此。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分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五周后，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在杜勒斯去世整整两个月后的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随后发生的事很难说是对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贡献，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人的好斗本能。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全部陈设。那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样板住宅不禁大为光火。它触到了他的痛处。俄国制造人造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为代价的。展览会的开幕实况在苏联通过电视播放了，赫鲁晓夫感到他有点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应战的人。开幕式也要在美国电视中播放。尼克松一心想当来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对竞选策略有些什么看法，尼克松却有他自己一套计划，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上使他自己受气势汹汹的共产党人的欺负。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或是“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辩论开始是在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苏联总理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
尼克松：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最后的话是他说的)：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像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上千次演说中，塑造了一个充当华尔街走狗的典型资本主义政客的固定不变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却与之并不相符。尼克松的不利之处酷似赫鲁晓夫的困难，犹如镜中对影。他心目中的邪恶的共产党头子的原型，在本质上像个稻草人，而其活力则和星期日画刊的纸上精怪一样。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国总理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在尼克松回国后，立即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杜勒斯反对这类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盟国可能觉得他们会被抛弃。为了使他们放心，总统在8月末飞赴欧洲，以两周的时间分别同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旅行。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感情没有受到党派界限和意识形态上的侵扰。在他们看来，他是领导胜利的远征军，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和蔼、正直、不唱高调的美国将军。德国人看来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感激。当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驰轿车进入波恩时，估计有比该市人口还多一倍的31.5万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欢呼，手持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仰仗你”。在伦敦，他的座车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这里几十万人群欢呼“见到你很高兴，艾克”和“干得好，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从这个广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指挥联军打败了希特勒。
现在正进入困难时期的戴高乐，本来宁愿巴黎人表现得更节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尔歇机场，这两位将军出身的总统互致颂辞，接着从人群中发出的“艾克”(在法语中叫成了“夷克”)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藏书网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 href='1225/im'>《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过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
这些人同他们视为绝对邪恶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他们不想出卖灵魂，他们就只好逃出美国记者当时所谓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复祖国。古巴人自有他们的风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尔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从你的嘴里听到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因此决定退出运动。他装扮成神甫，随身携带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走进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把他藏入一艘往北开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房舱中。在坦帕码头，迎接阿尔廷梅的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在迈阿密(这里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许多难民，简直像个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们自我介绍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尔廷梅后来发现这些人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自认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即便问他们，他们也并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说法是，他们受雇于一家决心解决古巴问题的美国大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尤其十分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个子很高，衣着豪华，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务：“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再提醒阿尔廷梅：“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的人员。我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一家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后来，这些美国人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后台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豪。古巴人彼此挤挤眼，开玩笑说那位百万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个人说：“那时我们也真够蠢的，以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们。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联邦调查局发觉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全都有坐牢的危险。特务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的原因。这也被说成是要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使暗号之类的鬼把戏的原因。美国人惟恐两面特务打进来。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测谎器测验，罗沙克测验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克(1884～1922年)发明的通过所谓“墨迹测验”方式进行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对一大堆无意义的墨迹提出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从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动。——译者和一位带很重的德国口音、态度和蔼、戴眼镜的精神病学者(他叫“马克斯”)长时间的盘问。测验合格的人就派出执行神秘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要求他们当中某个人飞往纽约，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以“乔治·林戈”之名登记下榻，然后按照一连串别人打来的电话行事——直到美国人消除怀疑。
审查合格的人被分成两组。年纪轻一些愿意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编成一个旅——后来一直被称做LaBrigada(旅团)。年纪大一些的在迈阿密组成一个联合政治阵线，以后准备接替卡斯特罗的政府。这“阵线”的实际作用，就是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了。不过，有关那些年轻战士的情况则泄露不多，因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实泄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诉卡斯特罗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队的实际力量多小，他也不会相信。他估计这支部队大约两万多人。可是迟至1960年11月，实际只有450人，而且从未超过1200人。为了有人被俘时，欺骗敌人，军人编号是从2500开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亡，这个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旅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压着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符号和战旗也都用这种徽记。
后来，特务们的伪装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动计划完全是按照华盛顿最高级命令行事的。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面计划来自一个叫做“特别小组”的机构——由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他知情，而且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所作的最后努力时，总统批准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用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意见。
“古巴旅”行动的许多细节，简直好像出自当时日益畅销的伊恩·弗莱明所写，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一本离奇的间谍小说。负责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军官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都是一些老兵。他们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人。训练地点的选择看起来几乎是毫无计划的。起初由一个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报局通过弗兰克·本德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中的名胜乌泽帕岛；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乌泽帕乡村俱乐部，藏书网
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1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bbr>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另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
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2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
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669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手伸得很长-1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
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藏书网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麦克伯思》，中文多译为《麦克白》。——编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 662f." >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
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
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手伸得很长-2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藏书网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 href='/article/224.htm'>《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藏书网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174页注⑤。——译者
，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乳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9９ｌｉb.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
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
。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
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 href='2096/im'>《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
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1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 4efd." >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 8b66." >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2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医生仍按他那过时的方式，使用“尼格罗”这个字眼。
尽管布朗-麦基西克能言善辩，黑人流入中等阶级的情况始终有增无减。后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在60年代期间，一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从11%增为28%。这条道路对有才能的黑人一直畅通无阻。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陆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贝克尔·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担任显赫公职的。两家私人团体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了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宙航行员(在12月进行的一次训练中，机毁身亡)。伊丽莎白·孔茨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一位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兰和加里两个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长。此外，华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专员。黑人好斗分子的十分过火的行为，似乎给某些温和派的黑人带来一定的方便；詹姆斯·９９lｉｂ?
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而再去打扰他的却只有一些请他签名或给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强烈反应在别的地方却继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由于坚决反对纠正学校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变成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后来当上了国会女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盘问时被杀害。杀害他的警官发誓说他是为了自卫，于是由一个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无罪。这些事表明，此类情况并不仅限于极南部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关于他的渎职行为是绝无疑问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马斯·多德则只是受到了参议院的批评。詹姆斯·格罗皮神甫在密尔沃基争取住房“开放”(取消种族隔离)的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而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获胜者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约翰·贝尔·威廉斯。
但是，这些发展都由于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夏季骚乱而显得逊色，这类骚乱使在两年前于瓦兹地区发生的黑人造反达到一个高峰。从其疯狂程度及其破坏所造成的废墟来看，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争，确实也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现在晚饭时刻人们在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种反映。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一方面要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头使用暴力，可同时它却在越南进行恐怖的屠杀，而且把本应用于国内使人民受益的钱拿去支持这个战争，这本身便是极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点燃的。这一天的傍晚，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接着发生了两天的骚乱，到了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都爆发了骚乱。5月已来到，接着是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者的来复枪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和威奇塔。接着进入7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这场灾难也是由和警察发生纠纷开始的，这现在已成为老规矩了。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警车奉命向波士顿东南的黑人区罗克斯伯里的格罗夫大楼福利事业办事处集中。一个靠救济过活的妇女的组织正在举行反对福利政策的示威游行。她们要求更多的钱，她们要求得到更有礼貌的待遇。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但是这些妇女仍不离开，她们手臂挽着手臂拦在门口，不让工作人员离开。警察从窗户进入办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来，瓶子石头一阵乱扔。又来了一批头带防护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们快速插进当时已变得极为混乱的人群。群众被冲散了，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黑人三五成群，在罗克斯伯里到处乱窜，砸玻璃窗，抢劫东西，放火烧屋，殴打白人。破晓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与一千名黑人格斗。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动暂时平息下来，有70人受伤，波士顿商业区和郊区之间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兰山大道的15个街区成了一大片瓦砾场。
罗克斯伯里事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似很平静，但空气十分紧张。过去的两个夏季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动向。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们还认为纽瓦克是充满爆炸性危险的地区。为求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当局过去曾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是“对穷人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地”。该城人口拥挤，贫民窟遍地，空气受到本地许多工厂的有害气体的污染。纽瓦克有着全国最高的性病发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城市曾先后作为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区，现在则是仅次于华盛顿的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在1960年，纽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现在，黑人占52%，波多黎各人占10%。20.8万名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区。这里的失业数字是全国失业数字的两倍，而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这个城市失业率的两倍。在华盛顿，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里从事研究这类情况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为纽瓦克的问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发性局面。这个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来临了。
这一天下午9时45分，一名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车黑人司机，被带进中心区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与两名警官激烈地争辩起来，接着又互相殴打起来。有流言传出来说，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打死。喜欢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但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些人走开之后，那里的警官向商业区警察局报告说，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伙无事到处游荡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时分，另一伙人举行集会，他们举着标语牌，不过情绪显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个酒瓶和第一块砖头。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人群。黑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开始抢劫商店。到夜里11点，抢劫活动开始大规模进行着，狙击手在房顶上不停地射击，多处大火熊熊。纽瓦克的1400名警察无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晓，2600名国民警卫队和300名州警察开到了，此时阳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一座处于公开叛乱的城市”。纽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几近一半在暴乱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复。到此时为止，已有27人死亡。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这是从瓦兹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
底特律在下一个星期天陷于骚动之中，因为一名警察搜查设在第12街的一处黑人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在法定的停止营业时间，凌晨2时之后还一直在卖酒)。人群到处游荡，关于警察暴行的流言四处传播——这一次是说，有一个被带上手铐的小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驱散的人群，散开以后开始抢劫。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次暴乱的爆发是不寻常的。与纽瓦克不同，底特律在过去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有潜在麻烦的地区。由于黑人的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气的汽车业)帮助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小的黑人中等阶级。实际上这正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暴乱者对黑人中等阶级也和对白人一样仇恨。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底特律抢劫不分种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纵火的情况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在11天之内，发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乱的最突出的方面，还是它的规模。亨利·福特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死亡总数达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个街区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内，是一片焦土。这座城市的空中摄影照片与1945年的柏林相类似。50>00人无家可归。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兴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乱者说：“那些建筑物大火冲天，真是好看极了。”他还说：“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它们烧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别无办法。”自然，他是在说被烧的黑人的家。
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为首的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并寻求防止发生更多暴乱的途径。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安排了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后者一直认为颠覆分子应对骚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居住区的风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乱者在全国的32个州共袭击了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数字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万多人被捕。属于最激烈的骚乱区的，有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瀑布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波特兰(俄勒冈州)和坎布里奇(马里兰州)。
坎布里奇的暴乱是特别有趣味的。这次暴乱是可以证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有理的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这次暴乱对于全国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左右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类事件的反作用。在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候选人赢得民主党预选时，黑人选民却已决心支持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纽。但是，阿格纽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过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当拉普·布朗，一位外来的煽动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东岸区黑人的一次集会说，“现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时候了，”阿格纽却感到十分气愤。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叫做“早应一把火烧掉的”废物。他敦促黑人们“想法为自己弄到些枪支”。他说：“暴动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说：“暴乱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
于是坎布里奇发生了暴乱，这所学校被焚毁了。阿格纽签发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动暴乱和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这位州长说：“像他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带着破坏意图跑进一个州，然后任他溜之大吉，让那些穷人承受由于他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大里亚被捕。后来他又受到另一项指控：在被起诉期间，携带武器跨越州界。同时，阿格纽州长坚决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引起共和党全国领导机构的重视，赢得了大家的钦佩，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
毛病百出的一年-1
这一年是香港流感和发型流行的一年。有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心铁路合并，服务质量则加倍地变坏。第一类邮资每盎司由五美分涨到六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以上三人均系美国作家。——译者相继去世，迈娅·法罗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离了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了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自富兰克林·皮尔斯起，至少有七位总统曾在这家饭店住过。红色中国(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称之)爆炸了第七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骸骨在俄国出现。在格陵兰的图勒附近，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坠毁，其残骸中的钚-235污染了若干平方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方遭到饥荒。
有的事情倒也顺利。巴布拉·斯特赖桑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从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把唱..反战歌曲的皮特·西格镜头删去，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反战歌曲。人体器官移植在这一年大为盛行，虽然四个病人里只有一个活到半年以上。据《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八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好处。小蒂姆悄悄地走上了舞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逃避兵役的人。《大家笑》提供了几个有趣的墙头标语：“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人的眼睛以备为他人移值之用的库藏。——译者”，“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你们来保持清洁”，“森林之火可以防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行档案已准备好了”等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成对成双》、查尔斯·波提斯《真正的勇气》，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奶》。艾伦·德鲁利的《保存与保护》也在这一年问世。《时代》周刊问道：“德鲁利何时才能停笔和歇手呢·”
国防部这一年的预算据透露将高达72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由此可看到局势的一般动向。(罗斯福当年曾被指摘把国家变成了济贫院，而那时他整个国家的预算才不过88亿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乔尔森得悉武器控制法案的措辞已经冲淡，他不得不安于那新规定的数字了，他回答说：“但数十万美国人可能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国登记的汽车已达9990万辆，有78.6%的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每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这样一来，美国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就更加剧了。年纪不到21岁的男人，大都留着连鬓胡子，穿着喇叭裤。年轻人对某件事表示赞许时，称之为“真棒”，或是说有“气魄”或“没边儿”，要是你表示不同意，那你要么是庸人，要么是糊涂。
这一年，赛马“舞影”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获胜，后因有人指控事先打了兴奋剂被取消比赛资格；接着，弄得谁也莫名其妙，又正式宣布它是冠军，而奖金则让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美国潜艇“蝎子”号失事，99人罹难，这本是当年海军最大祸事，却由于另一艘美国船在北朝鲜的海域的惊人遭遇，显得相形见绌。
美国船“普韦布洛”号，按五角大楼的说法，是一般“技术调查船”，其实是一艘电子搜索船，船上布满天线和复杂的雷达装置，使它可以在缓慢驶经日本海时，监听北朝鲜陆地上电子装置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它停留在12英里以外，那本来是完全合法的。北朝鲜人也充分了解这艘船的情况。在它1968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头两周间，北朝鲜人曾派出巡逻艇和低空掠过的米格式飞机，力图对它进行干扰。因此1月23日，当一队鱼雷快艇驶来，开始包围“普韦布洛”号时，船员们并不感到意外。接着，其中一条小船发出信号：“停船，不然我要开火了!”这可是新鲜事儿。船长劳埃德·布克中校回答说：“我是在国际水域内。”那艘鱼雷艇说：“跟在我后面行驶。”布克置之不理，但另一般小船开始向他的船倒退驶来。看那条船的护舷上装有防冲撞的绳垫和橡皮管，布克马上打电报给在日本的基地说：“这帮家伙要真动手了。”在对方的人登舰之前，他命令船员尽力毁掉这艘情报船上的秘密设备，扯碎了密码，用大锤、斧头、手榴弹等破坏了船只的装置。
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被俘的消息传出来后，震惊了整个美国。自从1807年英国人俘获美国船“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迪安·腊斯克说，这是“极端严重的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派美国军舰强攻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救出.99ｌib.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要海军劫持“凡在海上行驶的”任何挂着北朝鲜旗的船只。不过，华盛顿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腊斯克的意见，保持冷静态度。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他不是绥靖主义者)指出：“我们眼下战争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找麻烦。”国会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开战只会使得“普韦布洛”号的船员遭殃。两次请求苏联居间调停，都碰了壁。前最高法院法官、此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问，也未成功。
最后，还是由美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在板门店铅皮顶棚屋里谈判解决。15年前双方军队就是在这里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布克中校所谓的供词，承认犯有“罪行”，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承认这样做“毫无道理”。中校和船员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讲到他们“得到了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读起来夸大其词，文字几乎全是洋泾浜英语，叫人难以放心。在美国汽车上出现一些标语，呼吁“勿忘‘普韦布洛’号”，好像有谁会忘记似的。
在“普韦布洛”号被劫持一个星期后，北越人在相去三千英里的南方发动了他们最为壮观的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预见到这一着，并且认为自己知道其攻击目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巨大基地溪山。溪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奠边府，位于布满弹坑的红黏土小山之间的盆地底部，横亘在共产党“敌人”向南渗透的主要通道上。一位美国少校向记者们解释说：“这里是瓶塞子，如果能越过这里，他们就会把直到海岸边的这一片农村全部占去。”
盆地的确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北越投进了2万人的兵力。这里被围76天，然后才由3万美军参加的飞马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溪山并非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的几乎全部的大小居民点。
1月30日(星期二)晚，南越各个城市的人以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欢度阴历除夕。第二天是猴年元旦，是这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更加不妙。如果人们善于观察，本来到处都是征兆。例如，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陌生人乘坐舢板、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各个城镇。还有，出殡的行列多得惊人，都是按照旧俗敲着锣，吹着笛子，燃放爆竹，抬着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里装的并不是尸体)。午夜刚过，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熟睡，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锐部队的成员)集合起来，在首都和从南到北的其他一百个城市，同时攻击了各个要害地点：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办公楼、广播电台和电站，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等。美国使馆在不久前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刚才花费了250万元重建起来。
参加春节攻势的越共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经过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大的人口集中地赶开。在旧京城顺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民房有70%被毁。在槟椥，经过空袭和炮击之后，才打垮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一位美军官事后对槟椥战斗作了令人难忘的评语：“为了挽救该城，不得不把该城毁掉。”清点死亡人数，发现敌人的尸体比美军和南越军队多得多，于是美军指挥官们便扬扬得意地宣称，他们打胜了。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观点看，越共的攻势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麦克纳马拉部长在电视讲话中讲道：“很显然，没有达到……其军事目标。”
“如果这叫失败，”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说，“我希望越共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警告不要作“欺人之谈”，应把敌人的春节战役看做“某种胜利”。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和几个大城市算做彻底失败，按照这种逻辑，我想如果越共占领了整个南越，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已彻底垮台。”还有一个参议员大概是说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他感到难以理解地问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正在打胜这场战争吗·”的确，政府早先就是这样告诉全国人民的。只是两个月以前，威斯特摩兰将军还报告说，隧道尽头，光明在望。而现在情况却是如此。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指出的，春节攻势真正的伤亡是“美国消耗战略到底是否可信”；威斯特摩兰，“当今约翰逊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的这个人是否可信”。如果在这战争问题上威斯特摩兰已不再可信，即约翰逊也就不可信。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散掉，约翰·加德纳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职务，戈德堡辞去联合国的职务，麦克纳马拉离开了五角大楼，换上了克拉克·克利福德。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54.9万人，阵亡的人数达到22951人，到6月23日(星期日)，这场战争已超过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拖得最长的一次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都在越南战场上，在别的时候，这本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同情心的，但现在对战争的怨恨实在太深了。逃避兵役的人和陆军部队的逃兵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了侨居区。后来，夏季将临，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时，有两件事促使抗议者的队伍扩大起来。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增兵20.6万人，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停止使用。”为了这个瓶塞牺牲太大了。使海军陆战队遭受那么多的伤亡，白白浪费那种勇敢精神，现在这位将军根本不想要它了。
4月10日，白宫宣布美国驻越南军队的司令官易人。从6月30日起，新领导人就将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据《时代》周刊说：“这位新英格兰将军个性坚强、直言不讳。……他甚至能够使秋海棠都鼓起劲头来。”)当时需要的是能够主持有秩序的撤退的人，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迟早是要那么办的。一度还曾希望很快实现。5月里，河内提出在巴黎举行和谈，已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饭店开始，对手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春水。春水９９ｌｉｂ?原是胡志明的外交部长，于三年前退休。
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过六个星期曲折的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好客易出现在同一间房里，而接着彼此又就会议桌的形状争论起来。与此同时，敌人在加紧进攻，把5月变成为流血最多的一个月，美军死亡两千人。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越共不表现出某种“克制”，就谈不到停火。哈里曼向他提出意见说，这似乎未必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赴越南视察，报告说，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装配，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准备新的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研究了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新战役计划，其代号是“全胜行动计划”。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对尼克·卡曾巴赫鲁莽地声称东京湾决议便可作为在越南开战的法律根据原就颇为恼怒，1967年10月听到迪安·腊斯克说，“10亿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就更加光火。他后来说：“在这时刻，我想我应该呼吁停战了。”受到正在物色总统候选人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鼓动，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便正式提出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民意测验预告，麦卡锡最多能得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对他有利的因素，一是北越人的春节攻势，二是成千志愿为之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这些人剃掉胡子，擦洗干净，穿戴起来“为了尤金而清清爽爽”。
3月12日进行预选，麦卡锡出人意料，获得42%的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是48%。如果把共和党转向的票数也计算在内，他得票28791张，约翰逊是29201张，几乎要击败总统。马上大家都感到约翰逊是可以击败的了，这次投票引起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没有参加预选，他在1月20日还宣布说：“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林登·约翰逊对抗的。”当时他说明，他之所以踌躇，是因为他参加竞选会“十分有害地”分裂党。这时，他却说他正在“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的那个星期六，使拥戴他的人无比兴奋——同时也激怒了麦卡锡——他声明：“我今天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接着是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大规模预选，结果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在瓦解，连那里忠于他的民主党政客的儿女们都倒向麦卡锡。肯尼迪没有参加那里的预选，但是报纸天天都报道，说他的力量在增强。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内、阿瑟·施莱辛格都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劳伦斯·奥布赖恩为了替他总管竞选工作，辞去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约翰逊总统考虑到这种情况，3月31日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已下令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谈到国内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部恶果”。他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又说：
我已最后决定，我不应让总统的职位同这个选举年里不断发展的党派分裂牵扯在一起……我认为我不应该为了个人党派的原因而耗费自己一天乃至一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将不争取也不会接受我党提名而去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约翰逊退出竞选所产生的冲击消失之后，很清楚，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将会在麦卡锡、肯尼迪和副总统汉弗莱(只要他乐于宣布)三人之间展开。这三个人，只有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了预选，同总统对抗过。由于为时太晚，已无法把总统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去掉。麦卡锡在民主党预选中得票57.6%，尼克松获得共和党预选票数的81.3%。尼克松最严重的对手是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
汉弗莱在4月27日宣布参加竞选。麦卡锡在俄勒冈勉强领先，在其他各州一概是肯尼迪取胜。肯尼迪最有力的主张是反战和维护贫而无权者的利益。黑人运动领袖都是他的天然盟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丁·路德·金。金已看到，越南是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黑人在作战部队中的数目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本应用于黑人区的钱也花在战争上了。金声称：“谁都不能妄谈战争的存在不在严重影响民权运动的命运。”
1968年4月间，金正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个垃圾清运工人(多数是黑人)发动的已为时两个月的罢工。他先住在每天29元的豪华假日饭店里，招来报纸的嘲弄，于是搬到黑人经营的洛林汽车旅店去，房钱一天13元。4月4日晚饭前，他靠在二楼300号房间外面的铁栏杆上，正和楼下的几个同事谈话。这时候，在街对过一幢普通的公寓里，蹲伏着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支装有观测镜的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他放了一枪，子弹穿进金的脖子，在他的颚后爆炸，炸断了脖颈骨。他由栏杆往后倒去，靠在旅店墙上，两只僵硬了的手伸向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他一生最后的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拿起枪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黑人说，他们许多人真就照办了。单在首都，被杀死的就有十人，其中一个白人是从汽车里被拖出来，用刀戳死的。约翰逊总统命令在所有联邦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这对一个黑人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礼遇，但恐怖行为照旧不断。有些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建筑物，也被放火点燃。全国统计，纵火事件共2600起，被抓2600人，受伤的达21270名。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等于保卫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的十倍。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的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棺材，送往墓地。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送殡行列。送殡的有5～10万人，包括大多数全国性领袖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休伯特·汉弗莱等。葬礼是在佐治亚州举行的，但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马多克斯不让学校停课，反对下半旗志哀。但是，他不愿纪念的那个人是再也不会因为这种顽固态度而受到伤害了。在佐治亚特产大理石碑上镌刻着纪念他的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