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世间的名字》 富翁 富翁是我这辈子见过、谈过话的人里头最有钱的一个，据说身家百亿（百亿，仿朱天文《巫言》小说中的一句话：“这还是钱吗？”），他已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但浑身力气，距离死亡还非常非常遥远，于是想做一件公益的、事关家国福祉的更大之事，我是被热心的朋友辗转找去的，吃了一顿节制有礼但依然非常好的晚饭——这新一代的富翁靠的显然并不只是忽然涌起来找上你的命运潮水而已，他们得有必要的知识准备和鉴赏能力，这个鉴赏能力原是对人的，听得懂较复杂的话，辨识得出一定程度以内对的人和错的人（但又不能真的太复杂，否则会失去力气，就像女子网球界流传的话：“要刚好聪明到可以学会双手反拍，但又不能聪明到会想太多。”），然后随着财富的大量累积缓缓及于物。后头这部分就简单了，难免要先缴点学费交点朋友，但基本上，我们活着的这个社会大部分是已成熟的市场，大部分的价值都已成功地层层换算成价格了，因此价值也是现成买得到立等可取的，只要稍稍描述得出来你要什么。比方说我今天要请十来个平常不会吃太好，但很别扭总会想到阶级、想到环保、想到生态保育和动物权云云的学者文人吃饭，很简单就有正确的人安排正确的菜单、地点和厨师；当然，要带点恶意的吓吓他们那更容易，怎么贵、怎么稀罕食材、怎么夸富荒唐怎么来的菜单都现成印好在那里，不必像当年基督山伯爵邓蒂斯进入巴黎吓人时还得一样一样自己费心布置；或者，还可以更精致更马基雅维利的，我要在谦和、尊重、高雅的大前提下仍保有一点惊吓，像签上我的名字一样，在不经意中分别出你我，以设定谈话的宾主基本位置和氛围，这也是不困难做到的。 因此很明显的，相沿甚久所谓的百万富翁已错误到连作为象征之词都不行了。首先数字是错的，“百万”作为巨大的、不可思议的、无法计算的货币计量的好日子早已不复返，看过电视上“行政院劳委会”关心您的广告吗？今天你一个穷劳工若肯忍受二十五年卅年杵下来不逃走（但逃哪里？），你也就是个百万元在手的非富豪了（当然你可能转头拿去缴贷款去还债务，但不是说只在乎片刻拥有吗？），我猜这在使用韩元的韩国只会来得更早更让人惆怅，好像连个童年好梦都被剥夺了；然后，“翁”这个字也不对，这个字年纪太大、身体太肥胖而且太悠闲有着不事生产的收租者况味，记忆着早年的经济暨社会的活动方式，以及彼时一般人的想像，因此还要加上一层不堪回首的时间土气。 四个字错三个，只剩“富”这个字。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要找一个替代富翁的一般性准确用词还真是难，要让他们自己认可那更难——当代的富翁在这上头有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喜欢保有着工作者的身份和称谓，最好是把自己的名字直通通和自己创造的那个事业那个王国联起来，就算不成传奇，至少也是惟一的；次一级不创业的富翁也喜欢强调自己专业工作者的身份，证明自己庞大的财富累积得合情合理，并没道德上的来源不明罪名。不用提富豪、巨子云云，今天不是连CEO这个专业头衔之词都毁了、只会讨来一顿好揍不是吗？ 就像那些搞叛军、搞佣兵的强人喜欢称自己是上校一样，甚至明明军事政变成功了，成为国家独裁者都几十年了，他还是一身粗布野战军服自称上校——这里，上校不是官衔而是战士之名，意思是他还在火线上，他和部属的关系一如昔日是兄弟、是死生相共彼此救援的伙伴，是仍然想同样事情的人。 席间，富翁跟我们解释他花钱花力气这件事的纯公益性、纯利他性，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明显简单的事实，他完全可以不必做，财富赋予他我们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自由，让他豁免绝大多数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包括覆巢之下无完卵之类谁都难以遁逃的家国灾难。富翁自己的用词是，全球化底下的当前世界已是“规格化国家”，他不仅哪里都可去，而且去哪里都一样。财富累积过了一个临界点，摊在你眼前的世界图像整个变了，财富不必再去购买通行证购买第三国护照，它自身即是开门的咒语，人类最森严、最令人头痛无解的界线应声消失，不只是国家移民法（一种最公然无视基本人权的律法），而是躲藏着的、宛如国家背后灵的种族和肤色。就像佛家讲昔日世尊说不可思议法，生出强烈的金色光华掩盖掉所有人的不同长相和肤色，抹平一切的差异，这里有一种神迹的、透明的、大家一起遗忘来路艰辛的平等，如今大家都是金色皮肤的新人种。 的确，如果不幸哪天又起烽火，逃不掉的是我们这些没办法改变皮肤颜色的人。 但规格化国家的说法不尽正确，或者说讲太早了些，个别国家仍面对个别的难题挣扎中。惟我们确确实实知道，局部性的普世规格化已然够用的建造完成并如变形虫般伸展，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换另一纸世界地图来想像这全新的世界图像，比方说四季饭店的全球分布图云云。把一整个地球全然抹平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既做不到也不需要，因为金色皮肤种族的人数并不多；然而在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每一个国家代表性大城以及最美丽景观所在，只准确无误的取其一点并进行封闭性的改造，却是可全然不受同于在地任何自然和人为条件限制的。这每一个“国中之国”的小点，我们如果像小孩时候玩连连看的游戏那样，一个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富翁之国就这样从透明之中浮现出来。不管在印度孟买、东欧布达佩斯、高冷曾经让一整个文明蒸发掉的南美安第斯大山，或饥饿疫病仍在外头肆虐的非洲大９9lｉｂ.地，在这个国中之国里面，包括视觉的景物、味觉的食物、听觉的声音、嗅觉的空气，到触觉的生命感受，完全可控制，一切都是同质的、熟悉的，也就是富翁所说的规格化。家乡是携带型的，跟着你到每一个你在的地方，甚至从这里到那里、串联这些点成线成面的交通工具也是家乡的一部分，你有自己的飞机自己的船，所谓的逆旅亦可不复存在，连时间空间都可以阻绝把它给遗忘掉。 执迷现实、实人实物实事的朱天心看不下任何凭空想像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怎么样都进不去那种有两组道路系统、两种旅店、两个平行存在不相交驳空间的世界，其中藏书网一种路上走着的全是武功高强的人。如今她要不要修改自己的看法呢？以下这番话是大经济学者克鲁格曼引述过的，显然他也认为这已是“现实”了：“今日的富人已形成自己的虚拟国家……他们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专属世界、有自己的医疗体系（私人医生）、差旅网站（私人飞机、旅游俱乐部）、不同的经济……富人不只是更富有，他们在财务上已变得像外国人，他们建造了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中的社会，以及经济中的经济。” 当代富翁如此抗拒一般性的、阶级性的称谓，我想，正因为这个金色皮肤的新人种、这个富翁共和国已成，基于某种不言可喻的道德心理，他们甚有默契的不张扬它，如同共同保护一处秘境、一纸宝藏图，也保护自己的存在；还有更内在心理层面的，他们是否也意识到这样一个全然没差别、没个性的规格化天地少了点什么，转而要强调自我、强调自己已所剩不多的独特性呢？ 我一位热心于替大老板、大富豪辩护的老朋友，多年来如一日的理由总是，商人是有风险的、会失败的、会破产的、会化为黄粱一梦的，试图以这个遍存的事实（的确是事实）来证明这样一个阶级、这样一个新人种和王国并不存在，只存在于我们妒恨或脑袋不清的心里——这当然是个很体贴但全然不对的雄辩。个人会失败，但王国可长存，尤其是当这样一个王国是非人的、阶级性的存在时，这不是人类从来都是这样的最基本历史经验吗？个人的失败当然不等于王国、阶级的存废，个人的失败不过意味着你有可能得而复失、被取消其公民资格被流放出来而已。阶级的上下流动性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历史的不同时刻有着森严开放不等的面貌罢了，其控制性和人们的可忍受性和道德认知成反比，人类历史上哪有不死的国王（不管他杀或自己死）？甚至哪有不衰颓不杳逝的血统和家族呢（即使是人类历史惟一的特例、日本万世一系从未更替石上生青苔的天皇一族）？所以秦始皇那个正整数无限数列的帝王之梦只是个动人的笑话而已，博尔赫斯曾写过一篇美丽的猜测文字，讲万里长城，惊异于曾经有这么一个国王，想盖起围墙把自己的王国给完完整整封闭起来，但即使如此，时间仍从他手上逃逸出去，以至于他仍得派人去追回，去飘渺的海外仙山寻找，登高丘，望远海，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 事实上，当这样的王国愈是不依赖特定的个体、愈超越个人的存在，它便愈坚固愈少可撼动可利用的缺口，因为它至少可不随某个人必然的老衰而跟着失智失忆，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必然离去（被杀被放逐、退位或死亡云云）而周期性的陷入混乱。人通常代表着不稳定、代表变数，法人则是超乎一切爱别离苦生老病死轮回之外的，一个并没有国王的王国，你要消灭它，一定少了很多方法很多可能性不是吗？ 如今，富翁退休了，就他个人而言，意思是他不会失败了，已取得这个富翁共和国的永久居留权了，他搬进去了，带着他干净洁白且不可侵犯如修院处女的百亿财富，这些钱全是完税的合法的。 但这样子他快乐吗？——我个人不会这么问，我其实很怕这种溢于言表的、自我感觉良好、寓心理于哲理的追问方式，总觉得有酸溜溜的一股穷人味。 我真正觉得有趣的是，这看起来已经是个乌托邦了，名额有限资格严选的隐密性乌托邦，在这里面，很多好心肠且睿智的哲人为我们描绘的至乐境界，已几乎完全实现了。不止是佛陀偏于外在的、物质性揭示的，那种诸如地铺金砂、空气中满满香气、风吹特殊品种的树发微妙音之类的，这哪需要花什么钱，找个够格的设计师就OK了，甚至现成的商品型录里都有；而是过去我们一直相信得背反、扬弃物质，得仰赖于个人的道德，乃至于更困难的，某种人心智的、精神的精纯智慧、洞视和觉悟才有可能获致的，包括像老庄所言不为物累不为形役，至人入水不湿过火不燃，人世间的战争饥馑瘟疫等等苦厄乃至于荣辱得失皆不及于你，人无力改变的长相形貌（庄子描述过很多诸如此类怪样子的人）、家庭出身、国籍人种皆困不住你，众生在这封闭小世界里有我们难以置信、举凡政治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民族学者信誓旦旦皆曰不可能的齐物平等（尽管它同时又是最势利最等级的），高兴起来化为直上九万里逍遥的大鹏（一架波音747也不过就是个钱而已），再歧视再恶名昭彰排外的国家如日本都像设了自动门般敞着欢迎你。毕竟我们这些伟大的哲人都是穷人，而且是古昔时代战乱悲苦时刻身无长物的穷人，他们无法想像今日世界财富累积到某个临界点，它会质变成何等威力强大而且不容易失去的东西，它可以唤醒并驱使多少科技、法律乃至于整个体系的灵魂为自己服务；他们也无法预见今日世界这句最重要、最一针见血的话：“富人不只是更富有。”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如何摧毁他们，拿走他们的钱——为节省时间集中焦点，我建议体制内的做法先不用去想，因为这个金色皮肤的新人种正是现存体制的演化产物，他们不只是合法的（法律较容易修改），还是合理的（学理的辩驳和更替可就不容易了），不信你去问问任一位够好的经济学者，他们能建议的，除了最末端的税制，像西欧那样让有钱人拔毛般多缴点税，还有希冀工会有较强谈判力量（但工会为何不断式微呢？），剩下的便是道德呼吁了不是吗？要做道德呼吁我们谁也都会，不必先弄懂经济学理不是吗？ 希冀有那种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蒙面侠佐罗？或出手更狠的那种黯夜的正义复仇者（不幸的是，蝙蝠侠原来就是个最有钱、但还不大会善用金钱威力的小男孩人物，他的公义也不包含经济）？还是来一场健康的、打烂眼前这一切大家重新分配的革命？或等待一个像一九三〇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神迹般把他们的财富瞬间蒸发掉？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异想天开可不可能，以及这些巨大财富的拥有者有多强大的防御、预先消灭威胁的力
九九藏书
量和配备，最根本的关键在于今日世界财富收存形式的改变（不以珍宝或货币的窖藏，那通常意味着你已经或打算做坏事），以及相应于此种种配套保护机制的发明。如今财富不仅是虚拟的、簿记的形式存有，而且还是记名的、认得主人的。我们可以想像一种煞风景的故事：话说水手邓蒂斯处心积虑终于登上了基督山岛，并循图找到那个富甲天下的宝藏，但箱子里却是一张禁止背书转让的巨额划线支票，于是这个满心复仇怒火的可怜邓蒂斯遂只能像在车上捡到支票的出租车司机送到警察广播电台去，他当不成伯爵，只是新闻花絮里好人好事的三分钟主角。 革命分子一样拿不走它，因为这样的收存和保护机制是超国家的，你打算做当年希特勒都没敢做的事挥军瑞士吗？至于宛若天谴的经济大衰退大萧条可以比革命更不是梦，事实上它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也已看到了我们想望的图表了，列举出全球顶尖首富们一夕间各自消失了多少个亿的美元，但有差吗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吗？有一本书叫《大萧条的孩子们》，多年之后重新省视一九三〇年代这场经济天火焚城的岁月，一开头便是一份调查报告，一个个访谈曾走过浩劫的人们。奇特的是，正像当年摩西分开红海，恰恰好有一半人回忆起来生不如死，另一半人则几乎毫无感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萧条并不是上帝的正义新工具，它只是纯纯粹粹的人祸，它不仅不集中惩罚闯祸的人，它还是不均匀不公平的，像剥洋葱一样，真正受难的、被摘除的仍是那些最外围最没力量抵抗的人们。 富人不仅仅只是更富有而已，如此的财富积累也不再是以悭吝守财的笨方式完成，于是他们甚至懂得慷慨，让世人都看得到的戏剧性慷慨（他们深知财富的复杂力量和如何极大化的利用），就像我们已一再看到谁谁慨然捐出了他一半甚至更高比例的财富，仍丝毫不动摇他的富翁共和国公民资格。这意味着，那种患得患失、财富自我惩罚如手铐脚镣的守财奴病毒已不复在这些人身上作祟，不会损失的根本前提赋予了他们各种损失得起的自由；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昔日哲人的睿智劝诫很抱歉全落空了，《圣经》所恫吓虫子会腐蚀它、小偷会觊觎偷取它，乃至于庄子带着你活该口气所指出盗匪上门正好整个搬走的古老美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晚餐桌上十来人，信不信如果我们大家把口袋皮包全摊开来，富翁绝不会是现金最多的一个，他甚至是不带钱的不是吗？真不公平我们任何人都比他更是扒手的目标。 因此，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富翁个人究竟快不快乐（就算很神经很自寻烦恼也是他专属心理医生的事，犯不着由你我同情他），而是得根本的回到乌托邦这东西来——二十世纪以后我们缓缓知道了，乌托邦其实有种种无解的大麻烦，其中最没办法避免的是，这个世界里头不会有真正的事发生，乌托邦里的时间只重复不进展，呈现着所谓“永恒当下”的景观，因此它安详舒适一如坟场，或更精确如达伦道夫说的，这只是个偶尔还有一些事发生的坟场。人要长期待在这里头不疯掉有点难，这个世界的生命姿态基本上是睡眠，所以它只合适于死去的人，以及一部分的老人，并不包括那些躺不住的、精神奕奕的，犹有事要做，只有死亡才能真正打断他的老人。 坏脾气的小说家冯内古特便是个这样的老人。他有回想起自己死去的亲姊姊，以及她想必所在、宗教者（最早一批乌托邦者）允诺的永恒光照天国，同情但不无揶揄的说，老姊她现在一定努力“学着如何在强光底下睡觉”（那些宗教的虔信者要不要趁活着习惯睡觉不关灯呢？）。冯内古特自己，一九九六年底以七十四之龄写完了《时震》这本书，宣告他这一生要讲的话已全部讲完，一切到此为止，但不过几年时间，小布什挥军伊拉克，硬把整个美国扯回黑暗、蒙昧和原始，老冯内古特躺下去又爬起来，重新开笔破口大骂—— 好脾气的小说家卡尔维诺甚至更进一步的说话，在他过世前最后一本书《帕洛马尔》里，仿佛预言了他忽然袭来的死亡：“即使当个死人，也准备要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99lib? 我喜欢“做一个满怀怨气的死人”这个说法，尤其是它带着卡尔维诺一生的文雅、沉着和恢宏时。由此，我也觉得自己听懂了地藏王菩萨的满怀怨气本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原来是他需要这个工作，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人得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他拒绝沉睡。 富翁要听听我们大家意见、顶好还能说动我们与他同行的这桩海峡两岸幸福工程的工作，可否让他逃出这个围城也似的沉睡乌托邦呢？不一定，要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带着公益之心而来，那它仍只能是“偶尔还有一些事发生”的其中一件而已，仍只停留在那个舒适的坟场里，你必须下决心把自己的生命位置真的移出来，而且肯跟自己承认（偷偷的、不公开讲出来没关系），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是这个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这个工作。 慈眉善目不咒骂的公益之心有各种难以及远及深的限制，它是业余的，很难做复杂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艺要求的事；它站在某个道德优势的高丘之上，很难下来做激烈的、善善恶恶是非分明乃至于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事；它通常带着某种生命结论前来，很乐意做但很不愿意想，很难做需要动用心智、需要高度思维、眼前仍未明朗的创造性之事。最麻烦的是，它太自由了，有太多垂直性的退路以及平行性的其他选择，总是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困难才来时，它会潇洒的后退而不是头破血流的冲决它，或转头去做其他一样隶属公益的事，捐钱、赈灾、盖学校或医院、到海滩捡宝特瓶云云。这里，人丈量自己付出牺牲的多寡，优先于事情本身，这里头没有了成败利钝，没有输赢，就只能是高尚的玩玩而已。 人生命中那件主要的事是没有义工的，即使它全然是利他的，人必须视此事为惟一，而且时时计较事情的成败输赢，让它为真；当他同时也说超越成败这句话时，不过是意识到事情本身必然的困难重重，并保卫自己时时可能受挫的信念，这是一句只跟自己说的严苛之语，跟自己再一次强调，没有退路，不能挪移，就是它了，如此而已。 但富翁能这样吗？他会意识到这次当然比他当年创建一己的电子王国更麻烦、牵涉更广更深吗？他的身体、精神、思维暨行动方式是否已太习惯于那个舒服的乌托邦？——今日世界和耶稣活着那会儿已有两千年之遥了，今日的富翁们简单用财富铺好进入天国的坦坦大路，但要有钱人离开天国，可能比要骆驼穿过针眼更难。所以新圣经的格言是：“你若不能回转小孩的模样，断是逃不出天国的。” 说句泄气的话，几百亿财富，对一个人是太多了，多到生命边际效益早趋近于零，但对所有人而言又太少了，分不到什么也买不到什么。 正因为这么难，席间，我难免会颇珍惜富翁此时此刻专注认真如推销员的模样，他也知道在我们这边世界大家耳熟能详那首弗罗斯特的名诗吗—— 这种的树林是如此可爱，深邃又深远 不过我还有未了的承诺要实现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拉面师傅 “五行”这家拉面店在柳马场通这道小街上，但比较容易找到、也比较符合京都旅游者正常行走的方式是，你从那个美丽如美术馆的锦市场锦小路通进去（锦市场你总是要去的不是吗？），差不多在中点处你便会走到和它垂直的柳马场通，你朝北望，才几步路之遥，会看到一个高高挂起的“面”字，这就是五行了，黑色拉面之家。 但记得别一大早，拉面店是晚睡晚起的动物，总是过午才开市，早起的鸟没拉面吃。 五行并非黑拉面的始作俑者，这相当一阵子了。餐饮世界一直流传着一个戏剧性但其实不尽正确的讲法，说最名贵的食物都是黑色的，因为符合此说的算来算去也就只能两种，一是鱼子酱，另一是松露，你总不能把木耳、中国人的豆豉和日本人的丹波黑豆云云抬高身价硬收进去——但纯粹黑色的天然食物真的不多，可能因为黑色本来就不是有机的、生之色泽，生物通常只使用于皮毛一层，利于躲藏。物理上黑色是光的单行道，不让任何光线反射回去显现出来，这样的持续吞噬不返不太像总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排斥，因而形成往复彼此交换依赖的生命运行形式，而像是个洞窟，或就是死亡了。死亡的不祥一直是很迷人的，它不断堆积厚度和深度，最后，会通往哪里呢？以至于时间进到那里一定有不同的模样和意思不是吗？博尔赫斯曾指给我们看这句拜伦的诗：“她优美的走着，就像夜色一样。” 事实上，如今我们眼前大多数的黑色东西反倒是人工的，一种很方便就挪借过来的阴影、厚度和深度。流行事物的制造者这方面总是极敏锐的而且没顾忌的，最早的流行小说书写工厂创造者大仲马（他雇用一堆人挂他名字写小说）有一部小说便叫《黑郁金香》，书中有北边的某荷兰人成功育种出纯黑色的新品种郁金香，遂引发了宝贵球茎的跨国争夺。我小时候熟读他的《基督山恩仇记》不足，像发现宝物般在书店里找到这部只闻其名想像一堆的小说，但至今我仍记得孤独念完书那一天，包括周遭景物细节、空气、光线和自己的心情，不太是失望，而像是被你信任的人背叛了，像谁死掉了一般，比我外婆的丧礼还凝冻还启蒙。 炽热进行了已近二十年的日本拉面现代化战争，生之欢愉在满出来时当然也向着死亡处试探。大致来说，黑色拉面可有三种：一是纯噱头纯配色的，并搭上二十世纪末排毒养生云云的全球性伪科学健康神话，在和面时揉进了号称活性碳的备长炭粉末，给那些又要吃又贪生怕死的人；一是平行输入于意大利，面条滴加了墨鱼或台湾政治人物逃生用的抹黑汁液，这倒是有动人、难以言喻微妙香气的（当然只限于藏书网墨鱼）；另外一种则处理汤而不改变面，我猜最原初是由最深色的酱油拉面演化而来的，关键很简单在于只浓其色而控制其咸度，因此烧焦它即可。 五行的黑色拉面是第三种，它也有黑色酱油拉面，但广告牌拉面用的是特选的黑色味噌——你如果正好坐在锅边位置，会看到年轻的拉面师傅先在热锅中敲进一小方猪油（一种极香又最健康禁忌的东西），将黑味噌燔祭般点燃，一部分香气瞬间从火焰中窜升起来，这时拉面师傅消防员般一大瓢精心熬制的高汤浇下去，再来就是标准作业了，滑入甩干的面条，铺上叉烧、鱼板等配料，完成。猪油和味噌，除了使用它们内在的香气和外表的色泽之外，还有效利用了其存在形式；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层黑色薄膜，阻断了火焰和香气的逃逸，像控制住反应速度一般，让高汤在看不见的燃烧中持续的、温柔的、一分一分的释放出甜味，黑得非常聪明，更重要的，黑得非常有道理，知其白守其黑，简明的奇想底下，是扎实的老工匠技艺，以及对使用食材的完全理解。 五行这家新拉面店的最戏剧性之处，我以为是它的来历或说前身，焦黑的新五行系变身自纯白的老博德一风堂——这么说很多热爱日本拉面的人就完全懂了也放心了，包括台湾的名小说家骆以军。这家创业已二十三年（迈克尔·乔丹的背号）、和豚骨白汤几乎是同义辞、不只店名就连三个招牌字（深浓古篆隶趣味的现代字）都美丽得日本第一的一风堂，曾在多年前东京惠比寿的某个寒冽的秋天夜里，以一汤匙的第一口“白丸原味”面汤，暂时拯救了骆以军一家于异国逆旅，我是现场的目击证人，但这事留给骆以军自己说，反正他迟早会自己写出来不是吗？ 一风堂的老板叫河原成美，我自己心中拉面师傅的原型。他永远绑着头巾，身着粗布工作服，踩着作业用的长统橡胶雨靴，瘦长豹子似的身躯保持着劳动者的弹性、速度和随时可投入的待命状态，只有没离开过工作第一现场的..人才能这样。两眼永远有焦点因此生出一种逼人的神采，可以想见生起气来会瞬间非常可怕（他那些可怜的徒子徒孙们啊！），但我们比较常看到他笑起来，眯着眼连带的皱起眉心、眉毛八字下拉的非常开心还带着不好意思。河原成美有老职人专注不放的硬脾气和严厉，但不是现代表演业介入后那些和拉面无关的种种怪癖添加物，他如今的地位和身家可能不容易估量，但他怎么看什么时候看都还是个拉面师傅。 在进入拉面战争的话题前，我们先说日本拉面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特质，来自于所有拉面师傅的某种信念和自我规范——基本上，日本拉面的价格非常恒定，只分站着吃和坐着吃两级制，至于名店和一般混日子的店并没差异，不像台北的牛肉面，有神经病上万元一碗的，也有评比获奖后昏了头马上抬高价格抛弃贫贱朋友的。也因此，对于吃面的人来说知识的确才是力量，比方说你置身于大东京万轩店家构成的拉面迷宫中，资本主义万用向导的价格系统帮不了你，你有更多钱而且愿意更花钱，事实已证明你可以毫无知识毫无鉴赏力就买对更好的笔、更好的表、更好的服饰、皮包、汽车、珠宝和房子，但无法引领你进入某个流满动人高汤的应许之地，保证你吃到一碗好拉面。仔细想想，如今世界这样子富贵不淫的事真的不太多了。 这是我比较熟悉而且热爱的世界样态，一本好书和一本烂书基本上定价一样，你不必先累积上亿家产才能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瘟疫时期的爱情》（但哈利·温斯顿的一条链子非如此不可），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全世界究竟有几个亿万富豪曾读过它。 为时二十年，从萨摩藩的桀骜鹿儿岛到拓殖的冰冻北海道，还旁及食材、煮法都不同的冲绳，全面开打的这场拉面战争，理论上是一场很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得很令人讨厌的战争。只因为拉面是一种很简易、很开放的食物，它甚至还是组合的，可拆解因此可无尽替换的，汤、面条和配料不仅各自独立，而且都是人类在拉面专业之外的其他料理世界和寻常生活中熟悉且已累积更深奥技艺和成果的，马赛鱼汤可不可以用做面汤，当然可以，鲟鱼鱼子酱可不可以黑珍珠般镶嵌于一碗拉面的冠冕顶上，好像也没说一定不行，于是战争打起来，不论是想像力、专业技艺到美学，原来的拉面师傅很尴尬并不一定有多少优势可言，且时时陷入两面夹击之中，一边是技艺可能更硬更精纯的各种专业厨师，一边则是更狂野更自由的素人。事实上今天我们回头看这场战争，三十六反王，七十二烟尘，果不其然谁都进来了，带着各自的创业招牌神话故事，也带着各自独门的汤、面条和配料食材，有出租车司机、俳优、政府官员、电子工程师、宅男、极道大哥、寿司师傅、意大利面主厨、生猛海鲜的香港人、原法国餐馆的料理长—— 就连战争的形态也是我比较熟悉而且热爱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在文学的书写世界里，当然有着森严、数十年不懈的思维和技术，但同时也有极宽敞极亲切没有围墙阻隔的那另外一面，业余的、人生走到某一刻心血来潮的好书写者和宛如天外飞进来的好作品，文学史上代代不乏。这样的专业世界有一整面开向而且牢牢系于人们经验的、人皆有之的、日复一日的“正常”世界，这使它混乱，但多很多神奇的可能。 然而，当拉面什么都是，也等于说拉面什么都不是，如翁贝托·艾柯讲的，全然的自由和不存在这两者，有差别吗？因此，拉面究竟是什么？它最终退无可退、不可让渡的底线有没有？在哪里？或反过来问，当拉面这样一个品目、一个单独被辨识的形式泯灭了，这究竟是轻烟散入五侯家的“归建”于其他各个、各国各地域的既有料理领域中（如煨面之于江浙菜），只是分类学的转换实则并没有丧失任何东西？还是真的有某些东西砂子般从我们指缝流走了？ 所有人，包括吃面的和煮面的，我相信答案会严重倾斜向后者。因为，就像诗的拉面师傅艾略特讲的，形式刺激着内容。因此，当拉面的形式在战争的失控中被摧毁，当拉面变得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时，我们失去最多的，可能还不是既有的，而是未来才会有的，那些现阶段我们尚未拥有、还没成为拉面的东西，那些今天还没开的拉面店。 战争中，得有人来保卫形式。 但保卫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会发现自己又置身于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大烦恼之中——我们相信它坚持它，却说不出来它是什么；我们保卫它，却不确定防线该在哪里。而且，由于会意识到形式重要性、挺身成为保卫者的，通常是原有的、安身立命于斯的老拉面师傅，因此现实中还一定多跑出一层尴尬来——话语既然不清，很容易被看成是某种守旧、某种保守、某种权威的滥用和既得利益的护卫（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确如此）。在新就是好、就是传播焦点的时代大意识形态空气中，有时候就算人家不讲出来，你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极了。 诸如此类的事发生不止一次，我曾在一次电视的拉面比赛中看到，一位年轻的参赛者用了松坂牛的沙朗，两面焦香三分熟小心翼翼置放于原来叉烧肉的地方，当然好吃极了，评审也是人一样吃出各种梦幻表情（如今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美食表情），但没人心存感激给高分，事实上一位老拉面师傅还愈说愈气——这不是拉面，拉面应该是叉烧、笋干和葱花，顶多加个蛋或一小方鱼板。 拉面当然可以不是叉烧、笋干和葱花，但拉面应该是什么？——这样永远挥之不去的大哉问在我们耳际响起了《今夜无人入眠》的动人咏叹调：没有人知晓它的名姓，我们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所以远遁吧黑夜，熄灭吧星辰…… 我以为真正救了拉面，没让它在二十年战火中灰飞烟灭的是，拉面始终是一种家常的、每天的、结实吃饱的食物，而且他们又睿智的（或鬼使神差的）把它的价格限定在六百到一千二日円（以当下的物价水平）这区间，这个价格限定与其说是界线，不如说是一枚钉子般把拉面牢牢钉在它庶民的、街町的大地之中。 拉面世界有它极轻盈自由的一面，就像文学书写，不止理论上什么食材皆不排斥，而且煮一碗拉面乃至于开一家店都用不了多少钱（书写者如福克纳说的，真正需要的只是笔、纸、香烟和一点点酒。当然，后两者也可以不要），但这样的平坦开放土地易攻而难守。神话的轻盈，如卡尔维诺说的，很快会撞上每天生活沉重无梦的另一面，人们第一次上门，可以只吃神话就饱足，但第二次来他就要真的吃面了；梦可以是独一无二、由你编码你说了算的，但汤熬得够不够、面条有没有劲、叉烧好不好吃云云则是硬碰硬乃至于有事物自身逻辑的，时间拉长，选对好的胡椒、酱油和哪边生产的海盐井盐岩盐比加对神话重要多了。 六百到一千二的价格限定，进一步蒸发掉梦的胡思乱想多余成分，浓缩出梦朴素、辛勤、真实不欺、因拉面而拉面这部分；驱走了表演者，留下了拉面师傅——我们看哈利·温斯顿的珠宝店，皇宫一样门口站着警卫，店里四时清凉无汗如佛家的不思议之国，店员永远比顾客多，也通常比顾客优雅美丽，梦在此地有无尽宽敞舒服的空间可伸展可徘徊；但一家做得下去的拉面店需要川流不息的顾客，炉子炼狱之火般永不熄灭，甩面水让两脚站立之地永远湿漉漉的，接近我们所说的水深火热，各等各色的人壅塞大声讲话还在门外排队，工作跟打仗一样，不，跟打仗不一样，士兵要战火完全停歇才清理战场并把大部分工作留给大自然自己分解，拉面店是一边打一边得抢时间收拾满桌油腻狼藉的盘碗，梦在此地匆忙、费力、狭窄而且挥汗如雨。 如果我说真正的小说书写师傅也是像这样子工作的，人们相信吗？ 还有深夜人们酣睡不上门时。我记得河原成美有回帮电视节目评鉴名古屋（原是吃乌龙面的城市）拉面激战区的各家名店高下，抵达一家他最熟悉的白汤拉面馆时他忽然冲向后院，然后甚满意的点点头，因为他看到要看到的十几筒瓦斯——河原成美解释给我们听，熬汤的火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能断，才能温醇沉厚不生异味，不储备足够的瓦斯，必是不合格的。 一九九四年有好事之人异想天开在新横滨自家土地上盖起了拉面博物馆，花了好几年时间吃遍了彼时全日本的重要拉面店，挑拣出各亚种（豚骨、味噌、酱油、盐云云）的王者各一家进驻，让买票进博物馆的人既饱以历史知识，也可以实证的饱以口腹，是个踏破铁鞋的贴心安排，一风堂正是这第一代豚骨白汤的龙头。这算是日本拉面一次总归户总整理，也是拉面现代化的一个大分水岭，把拉面战争从地方街町方圆之地的争夺上达成全国性的规格，也才让东京真正成为谁都非来不可的拉面首都。往后十五年，更新、更好、更特别、更胡作非为的店家没间断过的冒出来，王朝如日出日落更替，吃面的人也从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切老街坊，摇身变为挑剔、好事、人人毒舌评论的陌生人，无情如天择。 这十五年求新求变时光一风堂做了什么？店内几乎没大动作可言，基本上它只开发了一款新面，加进来一小团味噌把白汤染红，名为“红丸新味”，我吃过一回，并不觉得有任何超越原味之处；然而，相对于风雨不动如沉睡的一风堂，我们却不断看到河原成美在电视上有着华丽不可思议的演出，比方一碗只用起司和西洋色拉食材、他自己形容要做成滑溜如舞姿的新面，比方另一次在输不得的最终决赛他居然放弃自己最强的豚骨，完全用牛肉牛骨来熬制新汤云云。他无坚不摧的完成惟一的电视冠军三连霸，还登上“面王”之位，重点不在他击破的都是一线的超大物拉面师傅（比赛有比赛的运气成分），而是说明他的每一碗新面都成功通过了最严苛的嘴巴检验。但他在想什么呢？他辛苦开发出来却只在电视上煮一次是为什么？他不知道这可以赚到更多钱和市场风骚吗？他不察觉一风堂已成标准答案需要新的魅惑新的神话传颂吗？ 这用商业逻辑很难解释，但我们从书写志业的位置可能看得懂。小说家阿城讲，书写者应该写得更多发表得更少，不要把练习本拿出来，惟河原成美却是把已证明成功的作品收回抽屉不见天日，拥护他的吃面之人都替他急坏了。 一直到多年之后的“五行”正式在东京开店才算有了个着落的答案，但菜单上仍只列着三款面而已，黑味噌、黑酱油和盐味。 京都六月天紫阳花开如蝶的季节，夏天在这个千年古都蹑着脚走，先进来的不是暑气，而是雨水，下鸭神社前的糺の森绿得铺天盖地但透亮，沁润的碎石子地、青石板有着安定人心的凉爽色泽，即使太阳照下来也不刺眼。 我想望的答案不全然在这碗精彩的黑色拉面里，而是柜台埋单时年轻的河原成美弟子递给我的一份无料小册子，是的，我想像的答案理应有更丰富的形式、更多样的材料以及更多的颜色，如果你关怀的真是拉面而不是急于巜ㄧㄥ出某种风格的话—— 5c0f." >小册子封面大笔写着“河原成美四季の拉面作品录”，里头照片带文字说明共十二碗面，名字依序是“诞生”“生さる”“友”“向暑”“知新”“春かすみ”“凉风”“面王”“神无月に诱ゎれて”“GENKAI TAICHA”“12 in N.Y.”和“花の东京ど真ん中”，最后那两碗其实是同一碗面的双重变奏，是十二月粉雪飞舞的纽约和花开东京这两座世纪大城的遥遥相望，主食材是牡蛎，拉面里揉进了三陆地区的牡蛎壳细粉及其大海荒波香气。每一碗面都注记着其完成日期，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止，我算过，参差不齐的平均每六个月完成一部书一幅画，不，一碗面，没真的停歇过片刻，可能也没任一个以创新为号召的拉面师傅像他这样不懈，这样富想像力。 这是河原成美的拉面画展。 然后便是他二〇〇八年夏第十三碗面首次公开发表的讯息，地点设在他东京银座的五行店里，现场供应两百杯卖完为止，价格稍特别但算合理的订为两千日元——时间恰恰好就是第二天，但我没立刻掉头回旅馆收行李跳上新干线，我们在京都有自己的预定行程未了，有已付了钱的旅馆，有自己的时间表，这样擦身而过的事，你知道了就可以了。 不急的，一定还有十四、十五、十六……晚年的博尔赫斯说他不再相信成功和失败，河原成美是否也这样呢？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件可以做一生的事而且够认真的话，会渐渐听懂博尔赫斯这句话的。 少尉 我最近忽然想起这事，当然是有情境的，某种触景伤情——台湾军中现在还有少尉吗？由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升迁方式，来佩挂这所谓一条杠的最底层军官军阶呢？还是像大隆鸟、像长毛象剑齿虎般只留下名字灭绝了？ 在此之前，先来说说少尉为什么会是一条杠，在我们习焉不察之前它本来总有个意思吧——我自己是如此听说的，也以为应该是正确的。这发生得很早，早在台湾才刚刚有黑白电视机看《勇士们》影集桑德斯班长和汉利排长那会儿，某个博学多知之人（每个小乡小镇总都有那么几个不安于每日生活、踮脚瞻望远方鸿鹄的人，很多传说、神话乃至于宗教便由这样的人开始）解释桑德斯和汉利领子上的老K和杠给我们小鬼听，其实军人的高高低低军阶并不是任意的、个别的抽象符号，它们就跟目前可见绝大部分的象徽符号一样，最原初都是实物，而且是一组连续性的实物；它们的真正意义也不在个别实物里，而是通过这组实物的奇妙相遇和联系，显示于它们构成的整体图像和彼此关系之中。当然，彼时台湾的知识水平和其表述方式较简单直接，就说是弯曲的树根（士兵和士官）、树干（尉官）、树梢开出的花朵或停歇其上的一只鹰（校官）、和更抬头的夜空星星（将官）云云。 这是诗的手法了，清泉石上流，鸟鸣山更幽。你说，官拜少校和一朵满满盛开的花有什么关系呢？你回想一下你当兵时那个什么也不懂、作威作福的营长副营长哪来如此柔美的意象，没错，答案并不在这朵花里，而是从树根、树干、花朵到星星，就像是鲁迅 href='/article/3244.htm'>《秋夜》这篇美丽短文一开头所做的那样，这是人由近而远、由上而下、缓缓抬头的目光一路所停驻看见的，由此构成一个高低层级秩序、有为者亦若是的隐喻。只是比较奇怪的是，它们居然是夜间的、晴朗日子的，二月天清冷星光下一树枝梗苍老多节瘤、花开紊乱披风的老梅，没有任何武勇的、乃至于杀戮的、如子路头插公鸡毛的夸示，倒像是不寐夜里一个安安静静的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最原初究竟是把军阶设计这桩历史任务交给了什么样的一个人？而这忽然心起忧思的家伙后来又是如何说服头顶上的那些好勇斗狠、半点也联不上黯夜星空的人呢？.. 我自己，就跟那年代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曾是树干最底部的少尉军官，或正确的说，暖昧的、疑似的、等待战争发生才算数的“预备”少尉军官。受训完成后抽签先发配凤山卫武营，然后移植到更南的屏东龙泉，在那儿用等待耗去了近一年半的年轻生命时光。龙泉，声名赫赫宛如一柄倒插南方大地的古神兵，但其实是颇荒凉、只一截街道的小镇子。 在这看似连续的、等距的层级秩序中，我们实际上知道，其间不可能是均匀的。最困难是由上校跃升为少将这决定性的一阶，果真像得挣开地心引力般才能让有限生命的花和鹰化为亘古的星图；然而，真正泾渭分明的其实是上士到少尉这一阶，它几乎就是断裂的（尤其在不打仗、没军功可破格晋升的状况下），分属于两个独立的系统，上士再往前，不是少尉，而是歧路死巷子般的士官长，他们可以比基层的尉级军官领多点钱，而且远比一般的尉级军官受敬重（只限于军中时日），但仍挣脱不开满身泥土的树根那一层。据说彼时金马战地的八三一军中乐园，便如此硬切割成军官用和士官兵用两种。 老士官长是另外一种故事，不是冷战，而是昔日真实战乱流离的最后族裔，我当兵时有幸赶上他们垂垂髦矣的存在，总是心存感激，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狼狈时刻，总是靠着他们一句话、一个动作、找个谁交涉，忽然六〇迫击炮准准打进目标区了，老卡车能发动了，坏掉的枪械零件复原了或更神奇有了新的，像老魔法师梅林一样。我们的关系很奇怪到近乎蛮横，他们的年纪远比我们大（介于父亲到祖父之间），资历、贡献、能耐和价值更是不成比例，但“国家”却认定我们是位阶较高、下命令告诉他们怎么做的人。这个极不合理的关系总是靠着他们的谦卑自持，以及对“国家”莫名其妙近乎迷信的信任才真正成立。日后，我们都目睹了，这个他们信任的“国家”还会进一步背弃他们羞辱他们，口出恶言的人里头，一定也有如我这样让他们伸手帮过的少尉军官。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少尉预备军官真是闯入者，一年两次排山倒海而来——我们的拙于军事技艺和冒失，我们在其他心智知识的较丰硕灵动以及自然而然显现的桀骜不驯，我们的社会联系，我们不一样的时间感受及其计算方式，我们在意的、拼死护卫东西的不同（我们没有升迁，甚至并不在乎每个月领钱多少，我们真正想的只是放假请假和每天平安无事）云云。我们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以完全不同的图像去理解军队，并持续的、堆叠的把讯息携回外头世界来，形塑成社会对军队的基本看法或印象（公平的、不公平的）。我们莫名其妙进入到这个仰望星空的层级系统之中并参与实际运作，但系以某种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好像还褫夺了公权）的囚犯身份而来。他们正常的连续性生涯，于我们毋宁更像是封闭性的个人囚室，或说动听点，像是古来诗词歌赋动辄哀怨骂人的所谓“戍边”，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再战争，没死亡高悬人头顶，军旅可以不过是一种职业选择，奉命移防派驻仿佛是单身赴任，我现在回头想，在军队缓缓变身为大企业的长段时间里，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业余的闯入者，反而才暂留了某种古老的战争氛围、感情暨其神话？我们借由着自我生涯的戛然截断、生活的连根拔起、亲人尤其是女友（或未实践未成形的女友）的伸手不可及，重塑一种较安全的生离死别乃至于某种不由自主命运，尽管实质内容和规格缩水甚多，但我们年轻的敏感、脆弱多汁和对茫茫未来的一无所知，很轻易的补足其间的差额，让它跟真的一样。 日后，我听小说家阿城讲他们“文革”时插队下乡，我能仰靠的就只是这个记忆，去想像那种巨大国族名目底下，这样一大群四体不勤、彼此壮胆、可能连闯了什么祸都不自知的年轻学生，冲进到人家百年千年不易的农村之中究竟是何光景，会生出什么样的故事，大时代浪潮底下有哪样难以言喻的内容细节和日后说不成的记忆。 我们必定得着某些宽容——这是现在回想的，不是当时，当时你只觉得四周满满是敌意，你绝大多数时间是被欺负被折磨被不当人任意使唤压碎在最底层的。这样的宽容不只表现在个人身上，事实上军队的体制亦相应的作出了让步，奉国家大政之名，他们把少尉这一块割让出来如同租界，好装下并单独处理这一波又一波如《圣经》里命名为“群”的鬼魂（“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的预备军官。至今我仍记得一九八〇年九月那晴朗的一天，我们受完训从步兵学校放出来，那真是某种奇景，整个凤山市忽然爆出了两三千名清一色的少尉，市街上店铺里车站内外放眼全是闪亮新发于硎的一条杠，都装不下溢出来了，空气中蒸腾着劫后余生的狂欢气味。 我们并没忘记开玩笑，想想这些少尉要带多少兵，这个“国家”还能打仗吗？ 受训半年（后来进一步缩为四个半月）就慷慨授阶少尉，那么那些被操足四年整整才当上军官的正期官校学生自己人怎么办？他们于是人性的被往上挤一阶，从两条杠的中尉作为旅程的正式起点。于是，长达数十年时间，少尉几乎和预备军官画上等号，你看到一条杠时不是看到军人，而是大学生，是文弱而且胡思乱想不好管理的读书人，是定期而来定期飞去的雁群。少尉有完全不同的来历，不同的生态，不同的去处和时间终点；形态上它仍是那一小截树干，但基因不同永不生长，或说不在此处生长，它开不一样的花，化为不一样的鹰，瞻望不一样的星空。 我想起少尉前在步兵学校受训时，同队同班排头的辅仁大学哲学系老兄（奇怪我居然还记得他名字、长相和家住高雄），在填写那种例行的、派公差用的个人资料问卷时，嗜好那一栏写的是“思考”，擅长那一栏则是“同情”。 然而有一天再没有预备军官了呢？有一天大学只是基本学历不再无条件代表社会菁英和希望？甚至有一天我们养不起也不打算养这么多兵让军人彻底回归专业自己玩呢？——塞林格在他 href='2430/im'>《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著名天问是：“公园池塘结冰了，那些野鸭子怎么办？”多年之后，我们这一代的问题毋宁总是变成：“那些野鸭子全不见了，公园的池塘怎么办？” 这个令人寂寞的问题，是我人重新站在35℃高温龙泉街边，看着街道消失那一头等屏东客运晃过来时浮上心里的——我难免有片刻 9519." >错觉，忘记了汩汩流走的时间，以为自己仍是二十六年前那名好容易又骗到四五天假、心急如焚想早一分钟坐上屏东客运、早一分钟搭上国光号或任何野鸡巴士、早一分钟让泰山收费站前那一段跳动路面把人从瞌睡中叫醒的年轻少尉。漫漫回家长路，车进泰山，感觉上就等于到了。 整个二十六年之后，我这才是第一次又重回龙泉这里。对我个人而言当然是惊心动魄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满是记忆裂纹的玻璃之路上，但当然也晓得没人会察觉没人会理睬你，包含你对眼前所有人、所有一切的满怀善意和亲密之情。整个世界平稳得像睡着了一般，只除了一名年轻的冰店老板，他隔街对我半带玩笑的大喊：“老大，吃冰啦！”又补一句，“请你啦！”我只好跟他挥挥手致意。 龙泉是个满奇怪的地方，它靠着两个大军营建立起来，一个是较著名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是我昔日所属的普通陆军，都负责训练一批批的新兵，以至于谁都可以简单估算出来，真正的龙泉住民没多少，但被命运忽然抛掷到这里、并屡屡相信自己已被某种黯黑力量抓住这辈子再难逃离这个小镇、遂像生于斯长于斯也必将终老于斯的人却高达百倍千倍。亚历山大·赫尔岑曾如此回忆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五年称之为“七年长夜”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恐怖统治：“活在当时的人总以为这条黑暗甬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日后，会在外头世界一再讲起龙泉、称颂它的名的人也是这些人。二十六年来，我从没遇见过讲起龙泉的龙泉人。 龙泉有没有变呢？我想，这不如这么来问，愿意而且可以静静等你二十六年的东西会有多少，包括你各种关系的亲人在内？所以说但凡还有一点点记忆的悸动蛛丝马迹，你努力的保持感激之心即可——荣民医院那一片森林模样的大芒果树差不多全砍光了，完全符合着“改变总是从砍树开始”这一可厌的发展公式；市场斜迁对街，因此我帮他们挥毫贴墙上的“饺子一元，蛋花汤五元”的小吃店自然也没了；往靶场路上那两家有人思念家中慈母时花钱造访的小旅馆一样拆掉了，当然老红砖墙上那斗大两句“鼓舞士气，调节身心”的经典广告标语亦成千古绝唱。街角的德生中药行几乎是奇迹的从时间洪流中存留下来，阴凉的药柜子前坐着个干净清爽的少妇，不可能是的，但仍让我有片刻冲动想请问她。二十六年前这家中药行的小女儿念某护专，每个周末返家随身扛着个巨大古筝，因此算准那一班屏东客运帮她拎上拎下遂成为我们搜索连士官队的处心积虑大事，小我一梯、高雄来的蔡排长干脆称病抓药，居然被她父亲也就是想望中的岳父大人把脉出肝病来—— 老实说，二十六年之后，对我个人而言这里还有的，尚远远不及朱天心那篇用气味封存记忆、也用气味释放记忆的《匈牙利之水》写下来的多。 细节可以无休无止一直衍生下去，每一幢房子、每一家店、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分线条和气味，记忆就算抵达了尽头，人也还有各种你投诸的情感携着你向想像飞去，只要你愿意像普鲁斯特那样。但我知道不太一样的是，这里不仅仅是似水流年的单纯时间消逝问题，而是整块过去时光被挖起的问题，我的龙泉记忆，正如一整代人当兵的记忆，正处于一个更大的时间流砂之上，这已经发生了，而且还会进一步发生。张爱玲曾聪明的说她祖母会死去两次，一次是她祖母肉身的死亡，再一次则是张爱玲自己也死去时，那是记忆仅存附着物的灰飞烟灭，连死亡这件事都死亡，成为根本没发生过。 大学毕业成为少尉预备军官的时代已结束，没意外发生的话，很快的我们连服兵役是男性公民应尽义务这件事也落日般取消，没人寄兵单给少尉，也没人寄兵单给二兵——天国降临，地狱一空，得救的我想不只是接下来一代代的年轻男生，一定还包括一代代的年轻女生。她们不必莫名其妙苦苦等候两三年（奇怪吧，“国家”曾是每一桩恋爱最大的障碍物拆散者），不必被强迫悲伤并犹豫要不要移情别恋算了（年轻不安定时日很自然的情感离合被冠上了某种道德罪名），不必在某个礼拜天认尸般只身赶去数百公里外像龙泉这样一个一辈子不会再相干的荒凉之地，去见一个面目全非智商陡降浑身野兽气味不晓得自己怎么会喜欢他的陌生男子，还有，得忍受更久，结婚后总持续个十年左右，丈夫和他那一堆酒友，半小时之内必定像被吸入黑洞般开始又一件一件搬出他们当兵的往事，从不会因为你知我知而省略，相反的，每讲一次就更加详尽一分膨胀一分，当灾难的、受苦的记忆跨过边界让位给想像，便得到某种欢快的自由，传说由此开始，一个个神话和宗教也由此开始。 然而日后未经历这一切、得救的年轻男男女女不会知道他们得救。灾难有一个很简单的悖论，那就是灾难发生后参与救灾的人会成为英雄，但阻止灾难发生让它消弭于无形的人没人会知道会感念。这里的确有一个思维的断层，语言无力飞越，当事实无法被说出来，或者说出来无人能解，听见的人总让它从记忆滑开无法存放，它很快就不再是事实了，而是某个人的梦境了。 是我梦见自己成为一名少尉？还是某个发配龙泉的步兵排长bbr>靠在大芒果树打了个盹做了个大梦呢？博尔赫斯也许会喜欢这样子想。庄周梦蝶的故事他常放手上把玩，我读他写斯维登堡这位聪明、诡异、反复出入天堂和地狱、但没人记得他的神学家一篇文章：“我想，这一切部分的归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凡是发生在那地区的事情都好像只是个梦，都仿佛发生在水晶球里似的。比如，北欧海盗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好几百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写小说的艺术本来起源于冰岛的中世纪北欧传说《萨迦》，这一创新却没有流传开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本应成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尔十二世，可是我们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们的武功战迹也许远不及卡尔十二世。斯维登堡的思想本来应该引起世界各地教会革新，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命运使然，仅仅是个梦而已。” 在另一篇文章博尔赫斯还告诉我们，十六世纪初，罗德维科·阿里奥斯托这样幻想，一个勇士在月亮上发现了那些已从地球上消失的东西，如：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里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以及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还有预备军官少尉不是吗？认真想下去，我真的并不认为这比用“冷战”这样的历史事实解释荒谬，它更加贴近更加真实的记录了我们的情感本身——也许会有一天，人类世界好到肯如此告诉我们，这段历史其实是由欧洲人开始人类所做的一连串不醒噩梦，为期数百年之久，亡灵从地下复活，开出死人指甲做成的战舰，最终在诸神倾颓的黄昏时刻，有人在大地之上画了一道虚拟的线，中止了杀戮，却坚持梦境为真，于是我们每一个人仍得交出生命中的两年时间给它，陪这些人继续作梦。 少尉预备军官的消失，我想到彼岸中国大陆也正发生着差不多的事，当然他们这事有较多不得已的成分。大陆一胎化的这一代，意味着没有兄弟姊妹，接着没有堂兄堂弟表姊表妹，往上没有叔伯姑舅，当然也没有了旁支的姻亲云云出此类推。消失的还不只是这些称谓和这些人而已，这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基本图像，是人和他者、和世界关系剧烈（但静悄悄没感觉）的改变，像 href='2210/im'>《红楼梦》这样牵牵扯扯的小说会变得很奇怪，人类学者比方说在超卜连岛研究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构成会搞不懂这要干吗，《礼记》这样精致的历史记忆会更进一步密码化。二〇〇八年四川一场大地震，让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不再是人太多、人命不值钱的国家了，而是个再死不起小孩的社会，电视镜头直击下，这大概是我们所见过最直接哀恸、最让人绝望的灾难现场画面了。我们说，具体事物的消逝很少是单独的、干净的，它其实比较像 href='2776/im'>《白鲸记》最后那一幕的捕鲸船沉没，漩涡般把周遭东西一起卷入海底，还包括几只来不及的海鸥，只有那个“就叫我以实玛利”的兴高采烈家伙，借着棺材改成的浮子逃了出来，留住了这个故事。 也许会和平吧，都已经这样子了两岸和平还不肯来吗？ 所以我个人的龙泉少尉记忆有什么关系呢？这部分毋宁只是世界回复了“正常”而已不是吗？尽管它已牢牢镶嵌于你只此一次的生命中成为无可替换。我对龙泉的最后印象是，几乎没有变动的便只有这两座军营，芒果树每年更换新叶，屋顶用新的建材翻过以至于连时间的毛边污渍都没留，太阳下像睡着了；而最大的改变是，你清清楚楚察觉出这两个军营变小了，不再统治这个小镇子。形态上龙泉并没扩张也没盖起大楼长高，它只是打开来了，镇民总是比昏昏欲睡的军人先察觉此事，店家不再只做军人生意维生，它变得更像台湾任一个这种尺寸的小乡小镇，也就是夏铸九教授恶言长挂口上那种丑怪、毫无特色、全长一个样的小乡小镇。如同此时此刻你在外头世界再说起龙泉这名字，已经没什么人会制约的马上想到海军陆战队了，可能是啤酒，电视广告铺天盖地龙泉好水做成的好啤酒。 还有，我们搜索连士官队紧邻围墙外的那道大水沟依然干涸蓬生着半人高芒草。二十六年前某一个晚上，我们连上一名逃兵便在这水沟中躲了一整夜，在我少尉时日所处理的六七次逃兵事件中这是最奇怪的一次，算时间我们以为他早逃到乌鸡国去了，至今我仍不解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毅然翻出围墙，身上有车钱，客运彼时也未收班，是什么把他绊在水沟里一步也跨不出去？那样必然以秒计算如刀割的漫长无边一夜他想了什么？ 我仍像二十六年前一样的屏东客运、一样的路线摇摇晃晃离开，这的确是太阳底下一个白花花的梦境。 棋士 羽生善治这个用中文写出来念起来都感觉满好的名字，对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毫无意义，但它对我个人而言，却是我生命中难得遇见的神奇事物之一，就靠着这个，我学会了下日本将棋，也是靠着这个，我每个星期六晚上得撑到星期天凌晨三点半不睡，收看每周一次NHK的围棋将棋报导节目。 但这个该死的NHK，就跟所有不必为自己行为结果负责的公家单位一样，常常冷不防的改播其他烂特别节目——太多次的生命经验告诉我这极可能是个很不祥的讯息，显示某事某物正处于衰颓、杳逝、等待替换之中，我指的是棋，不是NHK或其身后的日本政府，后者不是我关心的。现实里，我们当然知道耗时间而且耗脑子下棋这事，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配备有多少扞格之处；而且，长期以来日本的围棋将棋之所以能在现代化世界找到栖身之地，靠的是各大报社不假思索的支撑，每一种职业棋赛的头衔都直接和某一家报纸紧紧相系，而报纸不正是眼前这一波世界变动受创最深的行业之一吗？ 人们不再下棋的世界，只剩上帝一个独弈，以万物为棋子。 生命随机无序，“我”莫名其妙出现并存在，有些事你幸运赶上了，有些事你赶不上望穿秋水像李太白诗感慨系之的那样。羽生之于将棋，正如迈克尔·乔丹之于篮球，他不是当代最好的一个，因为这每一个再破烂的时代相对都有不稀奇bbr>，他直接就是日本将棋史上最好的一个，过去，现在，如果由我来说，我会说包括未来。博尔赫斯说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愿如此。 日本将棋有所谓的七大头衔（至今仍是），包括“龙王”“名人”“棋圣”“王位”“王座”“棋王”以及“王将”，始终没人一统过。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初当时，年二十七岁的年轻羽生刚夺下“龙王”，已史无前例手握六个头衔，挑战他此生最好的对手也是不世天才棋士的“王将”谷川浩司（既生谷川何生羽生），七番胜负的棋结果只下了四盘完结，意思是日本将棋这万世一时，大家提着心等它降临的最华美一刻，并没有伴随着想望中凄绝壮烈的场面，尤其是第四盘羽生不利的后手棋（这四盘棋我当然都打过谱，下将棋的人谁不是呢？），居然只用了八十二手而已。就在“平成八年二月十四日”这个隆冬日子，羽生挟起“金”，雪花般无声无息的落在“三二”的位置，谷川的王棋倒下，大业于焉告成，如梦似幻。 羽生长得很好玩，他的长相其实像是模仿了小说，照公式来——他瘦削，有一头太桀骜不驯的头发，戴着一副太大的眼镜（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那种大四方黑框的），举手投足拘谨得近乎僵直，他说话时会神经质的结巴，然后垂着眼帘，下巴用力下拉出两道法令纹，几乎每个字都打断，都像一手需要认真思考的棋，都是得预想其以下变化并承担其后果的棋。是，这是个浸泡在自己心智世界的人，以至于当他抬头发现自己人在现实人生时，反倒像个闯入者。 对喜欢棋的人来说，日本将棋其实是很值得学、值得一探究竟的棋，九九八十一格的不大棋盘，其变化当然不及围棋，但将棋几个独一无二的有趣规则设计，使它在这狭窄壅塞的空间里出人意料的复杂，尤其是胜负摊牌的终局时刻，它大概是人类所有棋赛中最激烈最危险的，争逐的永远只是一手棋的先后手而已，充满了速度感。吴清源说围棋有时会进入一种双方豁开来的加速时刻，黑白棋子像两列对开的火车般轰轰然前进，将棋则几乎每一局棋都以这种方式收尾，在速度最顶峰时戛然结束。 有关将棋的独特之处：其一，将棋不分黑白或黑红，棋子是呈斜坡状的楔子形，以前锐后丰的方向来表示棋子（暂时）的归属和效忠对象；由此，其二，将棋的棋子没有真正的死亡，毋宁像只是俘虏（奇怪满口宁死不屈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９9lｉｂ?怎么会泄露国族机密也似的做出如此识时务的棋弈规则？），你所吃下的对手棋子反而成为最及时最不受运动限制的最好用武器，可在任何时候任何位置直接投入战局核心一点（称之为“打”），像是空降部队，或甚至就是轰炸了，棋盘遂失去了所谓前方后方的界线，成为三维的、立体的浑然一体战场，因此它不像中国象棋那样棋子愈下愈少且容易出现双方师老兵疲的无趣言和（将棋的和局只出现在偶尔双方谁也无法退让的几手棋循环泥淖时，他们如博尔赫斯说的用具体数字来指称无限，称之为“千日手”，就算连下一千个又再一个夜晚也还在原地循环的意思），而是愈到后面双方手握的有效兵力愈多，闲置如迷路的棋子愈少，愈容易形成前仆后继的惨烈焦点会战，这也使得将棋成为所有人类棋弈中最难以防御的一种棋；其三，将棋的棋子容易变身，只要挺进到对手三格以内，斜行的“角”化为“马”，直行的“飞”化为“龙”，小驹（“银”以下的小棋子）翻过面来成为大驹，威力丕变，下法也变得不同。西洋棋也有类似的设计，但只限于一步一步慢慢爬行的兵卒，而且得抵达最后一格如柏拉图所说好东西只在路的最末端才显现，惟人寿几何世事如棋不会停下来等你，因此这惟一的阶级流动在实战中绝少用得上只像个好梦。将棋不同，一局棋下来少说总有十几枚棋子变身（称之曰“成”），高速运行的“飞”和“角”只需一步棋因此几乎每战一大早必发生，日字形移动的“桂”只需三步棋，即使最慢的“步”其实也只需四步棋而已，因此棋的如此变化是常态，是在棋士的掌握估算之中的，每一枚棋子的价值、路线和死角计算方式亦随之变动不居，未来的可能性亦因之呈幂数增加，这使得将棋的双方强弱之势不像中国象棋那样直线式的翻转不易、损失一车一炮难以弥补只能拼命求和，而是波涛汹涌不定，浪头随风转向，拔赵帜，易汉帜，棋局可在任一手变色并不断交换优势。 在已知的人类棋弈发明中，依其变化和深奥程度，我个人的排行是——围棋，将棋，象棋，然后才是棋子造型和名称最美丽也最实相的西洋棋。西洋棋壅塞呆笨，魅力在于棋子本身，其中最有趣的有三，一是魔女般八方纵横的皇后，怎么会要她成为普世最强大的一人呢？一是城堡，它不是人，而是人工建物，却能直线飞行，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了宫崎骏的动画 href='6320/im'>《哈尔的移动城堡》；另一是斜行的主教，斜者邪也，记忆着欧洲宗教者实际参与争战冷血杀戮的千年不堪回首历史。 在将棋世界，尤其是现代的将棋世界里，羽生善治让满天下棋士望风披靡，是不可思议的啧啧怪事，得在技艺上远远超越当代人一大截才可能。理论上，围棋远较有机会却至今没发生，因为现代围棋已成功估算出先手的价值，执黑子先动手的人得贴返四目半或五目半，意思是先下后下已没差别了（只有心理上、气氛上的偏好），这就是现代平衡棋的产生，公平，但也因之少了烟硝味，如著名的热力学第二法则所揭示的完全均衡等于沉睡不起反应不再变化，我自己一直怀疑当代日本围棋力量的弱化（已逊于中、韩）和日本棋士太早、太适应平衡棋有关（高川格、石田芳夫、小林光一云云，当年这些带头棋士都是避免战斗、只想快快定形在官子阶段讨个一两目便宜、安全抵达终点的刻薄没想像力棋士）；将棋始终无法真正公平解决先下后下的难题，其输赢无法数字的量化并折算，这一永恒的不均衡状态逼迫后手的一方必须追赶、必须激烈、必须想尽办法挑衅制造冲突把局面弄乱，长期来说，将棋的力道和想像力系来自于劣势的后手棋，尽管它仍是不成比例吃败仗的一方。所以，羽生善治霸业之难，关键便在于他得在一半（以上）几率的后手棋仍保持赢棋，又无法像象棋或西洋棋靠坚壁清野不进反退的和局来挨过，这意味着他得超越一整代人几乎一手棋的力量，让人想到平衡棋出现之前凛若天神的吴清源围棋，“满天下先相先”，再找不到任何一人和你在同一层水平上，或者该说你奇怪的单独拔升至当代没人可企及、其实并不供应不存在的位置，它不是相对的更好，而是突破了某些我们外行人看不见的限制，这是不是神迹呢？对愈懂愈会下棋的人，这愈是神迹。 已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是我喜欢的人，我个人以为他是达尔文学说的最好诠释者和说故事人。他有回浪漫的站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和三十八街交口处大楼二十五层凭窗眺望，感动万分的看着数着眼前宛若人类追寻建物高度历史化石层的摩天大楼群如诗如画——帕克罗大厦（一八九九年，三八六英尺）、都会生活高塔（一九〇九年，七〇〇英尺）、屋勒渥斯大厦（一九一三年，七九二英尺）、克莱斯勒大厦（一九三〇年，一〇四八英尺）、帝国大厦（一九三一年，一二五〇英尺），然后是彼时无恙尚未还原为烟尘的世贸双塔（一九七六年，一三五〇英尺）。古尔德写下来：“这种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后果，可能带来‘进步无可限制’的错误印象。正确的结论应该完全相反，每一项新的竞争尝试都有严重的限制。人类也许可以抵达天上，但是建筑物就像树木，永远不能抵达天上。每一次的升高，都代表工程的奇迹，利用科技突破极限，然而增加逐次缩减，就像运动的进步，在人类接近右墙生理极限时就会呈现尾端一样。一九〇?九年都会生活高塔是以前高度纪录的两倍，最近几次冠军增加的高度都只在上次纪录保持者的百分之十以下。” 所以《圣经》的著名巴别塔故事是个犯错的寓言，把上帝描述成一个惊慌的、不懂建筑工程原理乃至于事物极限的外行人，他压根无须变乱人们语言来阻止此事，因为事物自身的极限本来就会无可逾越的挡住他们，除非他已知晓此一结果另有忧虑，比方说人们集体追逐单一极限的太快到来沮丧，以及因此不划算牺牲掉的多样、缤纷生命可能云云。真相是歌德所引用的德国古谚：“天意不让树木高得抵天。” 甚久以来，我一直无法妥善解释自己一个童稚味十足的心理，因为羽生而学将棋，因为吴清源而下围棋，因为费德勒而看网球，因为爱因斯坦而读物理学，因为博尔赫斯而读诗，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或直接就是 href='2745/im'>《百年孤独》）之于小说，列维·斯特劳斯之于人类学神话学云云，我总是因为目睹着某个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从而进入某一领域展开学习。在识字伊始的童年时这或许很简单很自然，一弯马头星云一只雷龙或一纸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宝藏图，就足够把无尽的太古悠悠岁月或一整个冒险世界拉到你眼前来。启蒙的核心是眼前世界的一整团丕变，那会儿你既没心思也没足够能力去分解它、不知道此一世界如此华美同时也必有的迟钝、沉闷和步步艰难，通常你也可以延迟个几年才会鼻青脸肿的撞上这些，原来恐龙除了它慑人的身躯和谜一样的名称分类，以及想像中彼此的追逐厮杀而外，这里头还有一堆地质学、生物学、化学乃至于最无趣的统计学你得老老实实学会，这条路你才能持续往前去（人类世界的侏罗纪专家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止于十二岁）。但到得现在这年纪和人生，你其实已经知道了路有多长，这样究极成就的人距离你所在有多远，即使只是模仿，都不是你这一生来得及模仿的；更何况你心知肚明，这些紧紧抓住你眼睛的神奇名字和他们完成的神奇事物（不只高低，还包括其独特的美学样态），又都是最不可学的，人类世界架设好的学问道路最终不会通到他们那里，他们在某一个没人知道的时间地点岔向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 每星期天凌晨收看一次将棋实战解析（日语的），偶尔摆出棋盘一步一步重现羽生善治和谷川浩司生命中百次对战的某一局，或在长程飞机火车上成功解开号称初段程度（出版社善意骗你的，感激就好别当真）的诘棋，这绝不会使你变成羽生善治如棋盘中“飞”化为“龙”，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系由博尔赫斯的一番话猜测到自己的一部分心思，这是他晚年讲的：“我觉得我读过的东西远比我写出来的东西要来得重要多了。我们都只阅读我们喜欢的读物——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写的，而是写得出来的东西。” 说得对，是为了看懂，多看懂一些，而不是成为。如果万事万物都要“你成为”才算数的话，那我们眼前的世界图像也未免太荒凉了，所以博尔赫斯补了这句重话：“我认为当代文学的罪过就是自我意识太重了。” 棋的世界有一种说法，有嘲讽味但我相信也是经验确实捶打出来的：“看棋加三级”，意思是理解者鉴赏者的要求并没像创作者那么严苛，下得出羽生那样的棋和看懂、欣赏、赞叹羽生那样的棋中间可以有相当大一段宽容的差距，如同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和作为一个书写者之间的差距，世界的基本样貌系揭露在我们位置较高的眼睛里，而不是显示于局限于我们较低下的手里。 然而这个差距终究是有限度的，眼睛和手之间仍有着亦步亦趋的关系，我不以为可以无限拉长乃至于脱离。而且，人手比起人眼也有它强的地方，我们眼睛可看到的其实是二维的一层表象，人手摸索的却是三维的、带着厚度和重量的实体，包含着视觉难以触及的材质构成、隙缝死角、弹性和温度；眼睛的一览无遗容易结论式的把我们留在当下，但手的触摸需要解释、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支持，因此总会把我们带离开当下，进入到已消逝的丰饶时间中，也惟有在此还原的时间过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已浑然一体、仿佛理所当然到只此一途的完美成果，每一个岔路、每一处转折、每一次抉择以及每一种被舍弃、未实现的可能必须有够长的时间才装得了他们并展示给我们。由此，所谓的神迹不是一句话、一个媒体标语就讲完的不可知现象，诸如羽生善治完成将棋历史第一次的一统霸业，而是由微尘般那一手棋、那一局棋所危危颤颤构成，它有一部分是可理解的，难以理解的那部分至少也是有来历有线索的，可以想像可以猜测，便是在这个线索戛然断掉的柳暗花明之处，才真正是让人低回不去的神迹所在。纳博科夫的用语是“妙不可言”，这个词暗示了形状——外行人所说的神迹通常是糊成一片的一整团，内行人所指的神迹如纳博科夫那样是准准确确的那一个点。 我也尝试用古尔德，尤其是他《生命的壮阔》一书来解释自己对神奇的人、神奇事物的此一童稚向往——作为一个古生物学者，古尔德习惯的时间单位总是百万、千万，乃至于亿年，时间视角接近于不仁上帝所在的位置，有些我们不忍心、不甘心的事如杀戮如死亡如灭绝，对他而言是正常而且非讨论不可的东西。《生命的壮阔》正面处理极限的问题，万事万物皆有其无以逾越的演化右墙，就像摩天大楼没办法抵天，人的百米赛跑纪录不可能推进到零秒，太阳会烧完自己，小说会写完所有它可写的东西；古尔德进一步指出，眼前我们有太多事物其实已贴近了这个极限右墙，他甚至告诉我们检验的方式，当事物靠近右墙时，其再清楚不过的征象是，推进的速度暨其幅度的缩减，快零点一秒、多一公分、高一英尺云云，以至于竞争者之间的彼此差距亦跟着缩减，人们的最佳表现难分轩轾，就像你吵不清是威利·梅斯的接杀漂亮还是安祖·琼斯，他们一样在中外野全垒打墙边完成神奇的表演，他们也一样已抵达棒球守备的发展右墙。 棋的世界，封闭稳定，百年不见规则有任何深刻有意义的改变破坏，其间数不清有多少奇怪的脑子每天每刻穷其变化，还没被找出来的奥秘已经很少很少了。即使是最难、理论上右墙最远的围棋也清清楚楚呈现着古尔德告诉我们的不祥征象，今天，超一流的棋士如张栩如山下敬吾和一名日本棋院尚未晋段的小鬼院生对局，最多只能让出两子；这不自今日始，半世纪前吴清源上达巅峰无人之境，被问到比他昔时十四岁稚龄赴日拜入濑越宪作门下，棋力究竟推进多少，吴清源的回答让所有人怅然若失，不到两子之力，没更多了。 没有先知，没有启示，我们能仰望谁？今天，当我们耳中再次响起马克斯·韦伯的世纪慨叹，我们不止听出了和我们并没两９９ｌib.样的童稚向往，可能也有着另一番的体认和感同身受。韦伯原来沮丧的是人类历史除魅终点的理性铁笼，再没有神奇的人、神奇的事物来拯救我们，但神迹的消灭毋宁来自更硬、更深处的演化右墙，大家都抵达墙边了，没有人忽然以五秒跑完一百公尺，那种零点一秒和一公分的进展方式让所有人所有事显得平凡而且让人不耐，以至于我们感觉人类历史只在原地打转，神奇被骗术的、装置的新奇所取代，未来仿佛消失了。 这也许才是这些难得一现的神奇之人、神奇事物真正作用于我们之处——他们忽然飞越出和一整代人的间距，仿佛把这面已抵住我们鼻尖的右墙再往右大大一推，拓出一整片让人呼吸畅快、眼前一亮的空间来，有某种活过来的喜悦，我们跟着下下棋、投投篮乃至于自不量力的也提笔写首不会给人看的诗，不过只是想亲身证实它为真、享受享受它而已，就跟家里的猫总会跳上新的纸箱新的家具蹲一蹲一样。台湾（一定不止台湾）的小说书写者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 href='2745/im'>《百年孤独》出现在眼前那一刻，“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这个“还”字又神奇又辛酸疲惫，来路迢迢，真是道尽一切。 极限让人有一种幽闭的、缺氧的窒息感，逼视它如同逼视完全无光的黑暗一样，其实也很容易是荒谬的，意义总是在它必然到来那一刻皮之不存的跟着全数死去，以至于人们囚徒般必须去想墙外还有什么，必须去推演、发明出永生般的无限来。但无限怎么装填呢？怎么实质的摆设它占领它成为你所有？像航天员阿姆斯特朗那样只能在月亮上插支死死的美国国旗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博尔赫斯以为无限只是个概念，又说无限其实是个夸大之词，无法赋予足够的想像让它不真的只是空无。博尔赫斯喜欢的思索方式和描游方式是古希腊人的N+1，任何一个数总跟着一个大它1的数存在，所以他还处女座般的斤斤计较，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正确的意思是一千个夜晚又再多一个夜晚，这个伸头出来的一个夜晚既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夜晚，却也是个意志，充满了再往前去的能量和动感，如枝叶末梢的卷须迎风试探，“我要永远爱你再多一天”——极限有没有被取消呢？这多出来的一天究竟是允诺还是我们人造成的呢？至少死亡被延迟了，或被暂时搁置一旁了，我们还有机会重新找寻岔路，也可以好整以暇的坐下来等。 羽生善治便是日本将棋这不眠的一千个夜晚之后又多出来的1，The One。从大山康晴、到中原诚、到一时混乱割据的米长邦雄和高桥道雄等人，再重回谷川浩司，将棋好像大河一条般可以润滑的、平稳的、催眠的朝它自身终点缓缓流去，可是谁曾料到会有这样子现身的羽生善治呢？谁曾真正猜到这个戴大眼镜的怪怪少年并不是下一个谷川浩司，而是一个非连续性的、天外飞来的神迹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好文章好句子得重新起头如本雅明说的像开始一篇新的文章，有了羽生善治，棋的眼前世界顿时线条全变了，人心头跟着一振一轻，看棋下棋忽然成为非常舒适非常畅快的事。 二〇〇八年下半，就棋士年龄而言已逐渐不年轻的羽生似乎又要对抗时间超越自己生理时钟的右墙。他刚在巴黎下赢“龙王”挑战的第一局、后手九十二步棋，几乎不防御、惊险但优美如滑翔。如果顺利，这将是他又一次五冠王，七减二的五冠王。 也许是真的，也许未来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 书家 小说家张大春这几年其实已偷偷改了行，成了个写五言七言格律诗的老诗人，中年转业从不是简单易明的事，一般来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通常是不幸，就经济学而言）发生，张大春倒是兴高采烈的，从一开始日写十诗到现在稳定的每天早上三首——这一点使他更加像个诗人没错，靠感怀、靠灵光如那只笨兔子般一头撞过来只能偶一为之，或者该说即使有天外飞来的激情乃至于现成字句，较妥善的方法仍是让它再沉淀成记忆才写出它。好的文章这里跟好汤好酱汁没太大不同，放置个一夜让味道可以真正融合一体，太薄太锋利的部分会变得温润柔韧，而且过滤掉伪装的鲁莽和冲动，或博尔赫斯所说“纯属偶然的激情”，避免书写者自己日后用几十年时间来羞惭赎罪。终究，书写不是特技表演，重要的是你写出什么而不是几分钟写出它来，除非像曹植那样不写会死（那首煮豆子如厨房一景的七步诗只是逃过一劫的一场脱困飞车追逐戏，并非什么好诗，要看他的好东西你还是得回头读 href='/article/8188.htm'>《洛神赋》）。所以诗人艾略特、纳博科夫都纪律的每天早晨固定时间写诗。写诗是工作。 有一点我猜，张大春的转行写诗，部分是因为之前他鬼使神差的重新提起毛笔写字，先行一步的书道在此扮演了一定的催生和引路角色，毕竟，费事费时而且消耗原物料的毛笔书写拿来写小说怪怪的，除了太长太累，各式现代标点符号更是想起来就骇人，除非下定决心只写舞鹤《乱迷》那样一气通贯形式的小说。但即使这样舞鹤所使用的字词仍构成困难，这研墨提笔、面对着洁净美丽宣纸的人都晓得，如今有些字有些词有些句型乃至于句型背后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好像很不容易用毛笔字写出来，或者写着写着文字就跟着毛笔寻路走了如跟从识途的自主老马。不是不能，而是不宜不适；不是技术上真有什么做不到的地方，大造字停歇之后中国人仍使用毛笔千年之久，理论上今天我们所知的任一个字都被毛笔写过才得以留下来，包括“凹”“凸”这两个造型最异质如开玩笑的字（是哪个木匠造的字吗？），而是某种美学上（可能远远不止美学问题）的别扭。改动一下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是，如今毛笔字似乎已变成太大的字了，只合适写那些我们已怀疑、已不信、持续流失之中的“巨大而简单的东西”，但再钻不进我们现实生活中低下的、细微的、幽黯的缝隙和死角。 然而，司马迁当年独力写下那么一大本上天入地、连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都记下来的 href='9038/im'>《史记》该怎么说？没怎么说，事过境迁桑田沧海罢了，你永远无法伸手握同一支毛笔两次——司马迁当年使用的大概就是毛笔没错，但不写纸上，而是还更麻烦更窄迫还更厚更重的竹简，工具会不会限制、暗示思维呢？我总想像他奋笔直书时身后那一片竹林子，碧翠如烟，但多蚊子多虫虻，事实上，他原来扮演的便是志得意满大汉王朝的扰人牛虻，竹子长得很快，赶得及太史公腐刑后的有限余生。 “买得轻舟小如叶，半容人坐半容花。”今天蓦回首，我们发现毛笔字并没跟上来，它在轰轰然前进的历史时间某一个点停了下来，如今我们拿它写什么字好呢？除了暂忘汩汩时间也暂忘自我的临帖和抄经而外，你如何联系它和此时此际的自己呢？你要如何通过它说你自己想讲的话？这里，自我遂也得改装一下整理一下，某些毛笔可接受的说话格式，某些字词的美学选择，所以就写诗吧，把絮絮叨叨如流水的小说化为峥嵘岩石般的诗。事实上，前引那两句诗就是张大春在旅途写的，赠朱天心以答谢她无酬领路的日本京都之行。原来是完整的四句七绝，以张大春（彼时）柔美如兰叶的赵孟体写在质感良好的和纸之上，但原诗被收存得太 597d." >好遂因此找不到了（这种事人过中年天天会发生），至少你需要时它绝不会现身就跟某些人某些记忆一样。我记得的这后两句，依稀仍看得出张大春的心意一角，他把彼时京都之旅同行的一家三口（小女儿张宜尚在无何有之乡）的名字全嵌入诗中，仍有妻子叶美瑶的“叶”，儿子张容的“容”，全员到齐，站成一排顶礼致谢，这是我们极熟悉的诗趣；还有，“半容人坐半容花”这种照花前后镜两面相映的句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寸相思一寸灰，也无风雨也无晴—— 另一件颇有趣的事顺便交代一下，张大春跟上时代的已改用电脑输入写文章，不再使用稿纸和硬笔，这早于他重拾毛笔好些年。 当我们说毛笔并没跟上来，说它在历史时间的某一点停下来，意谓着毛笔字跟我们的关系已改变，它成为独立于我们生命之外的一件事，你得另外安排时间、安排心情和意义才可能写它。因此，尽管我们生活中仍有落日，仍有久违的朋友来访，仍有亲密的人死去，但已难以想像会再出现像王羲之的《丧乱帖》或颜真卿的《祭侄文》这样直写胸怀、纯纯粹粹的毛笔字了。在无可挽回的悲伤和写出它来的毛笔字之间已多了一个转折，因为毛笔已不再是第一时间的、最趁手的、直接抓到的工具，你得有意识的跨过这个断裂，原来心无旁骛的情感遂无可避免的渗入了表演的成分，观者也由特定的、单独的、接受讯息的个人，转换成为多数的、局外的、观赏的一般人，一如它期待被郑重的裱装高挂起来，而不是一纸私密便条、一封书信完成告知任务后被收存于私人抽屉之中；也就是说，它已几乎是纯视觉的，一门表现艺术了，书写者的身份不是亲人而是艺术家，或至少那一刻他是。最极致的例证可能是中国大陆掌权当局对待毛笔的有趣态度，在饱含着历史未来清晰主张和意志的汉字简化大政策里，毛笔字和写它的书家被单独的宽容，他们不仅可以仍写重重叠叠、没明天的繁体字，还可以更加昨天的写线条更繁复、笔划更多的大篆小篆。这样的特许，恰恰说明了毛笔字已可完完整整封闭了起来自成天地，在这里，文字只是造型和线条，至多再携带一点氛围性的情感（某种因时间已停止丧失了其意图和动能、风景画般的透明安定情感），它已不参与当下的思维，即使其文字（曾经）是激越的、极度悲恸或愤怒不平乃至于危险的，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 6a2a."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书写者、观看者的注意力已移开或说设定于他处，我们对待这些字遂有点像对待戏里电影里的演员，由他念着他的台词，我们并不必表示赞同或反对。 事实上，很多临帖的人写过上千遍的《郑羲下碑》或《圣教序》云云，并不知道它内容究竟说些什么，或知道了也不关心没想过，更多时候他的记忆毋宁像保留于手而不是心或脑，他总是制约的写完这个字就自然知道下一字是什么以及该怎么写。 有关简体字，小说家阿城曾信手指出像“艺”这样简化的字站不稳。的确，当年革命疾如星火催促历史时间的简化作业，最顾不得的便是美学考虑，但我不免会想，简体字急就章到事实上并未重新造字，甚至没重新创造出任何新的线条和造型，字的“组件”都是原有的、取用的，大致不出三种方式，其一、直接用行书体替代楷体，其二、在形声字的声符这较难写的半边改用笔划较少的字，其三、以声音相系的假借字也找更简易的同音或声音相似的字云云。因此，简体字的站不稳，关键极可能并不全然在于字本身，而在于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平衡自己的方式，更麻烦的是它极可能永远也无法站稳自己，因为在此同时毛笔也已从我们生活现场离开了，不再陪着简体字走它的未来演化之旅。 根本来说，汉字从不是四平八稳风雨不动的文字，它平衡的秘密是毛笔，像走钢索的卖艺人手中的棒子，不仅用来站稳正楷字，连跑起来飞起来的行书草书也靠它不掉下去。纯粹就文字造型而言，我们可以说汉字极不稳定不均匀，字的笔划或太多太挤或太少太稀，字的长相或太长太瘦或太宽太扁，有的则是上下的头脚轻重麻烦，更多是左右两边的大小疏密差异，以及更精细的，撇捺钩点的斜向和横竖的直向相互纠缠无序云云。这样严重的不均衡无法只从线条结构布置一次的、统一的解决它，这得靠毛笔（或你可以倒过来说，这样字的不均衡是毛笔所促生的，或至少因为使用毛笔的特殊均衡方式才得以存在，造反取经元一人）。毛笔不是只处理几何性的线条布置而已，它同时处理笔划本身的厚薄疾徐短长以及各种转折接榫处的微妙意向变化（不是只呆板的、固定的、好计算的45°、60°、90°云云）；甚至它可以根本不在单独一字找寻均衡，可放弃统一每个字的大小短长，而用另一个字或下面更多的字来扶起、来扯住、来延长、乃至于宽广的放松它安抚它如把奔驰的牛羊野放于大地成为安定无垠的大风景云云，这是我们在行书草书惯看的已成常识，但其实更有趣的是你在每一幅看似工整、一字一字断开独立书写的美丽楷书都可以精巧的察觉出来。如此多样的、复数的、动态结构的均衡方式，复因为同时进行于字与字之间，遂随着每一次书写的文字不同聚合联系而再变化，成为随机的，而且不完成的。写字的人就我所知总有一种烦恼，你永远无法齐头的把每一个字写得一样好看，芸芸字海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字钉子户一般顽强的杵在那里，你好像怎么写它都不对。至于哪些字难看难写多少因人而异，像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甯，他平生最痛恨的字之一就是他比谁都得常写的“寜”字，理由和阿城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单脚站不稳（可是单脚如稻草人的字不是还有很多吗？要不要试试“弋”字？），于是，他的方式是躲开它一辈子避不见面，以“心”“用”构成的两脚“甯”字来替换。麻烦是，眼中钉还会更换会轮替，有时你下定决心花三个月半年拔去这个，奇怪另一个原来驯服的、自认为可写得好看的字忽然又不对劲了，开始翻脸折磨你。 说来，汉字在漫长如梦的历史里并非完全没近乎完美的均衡时刻，尽管很短暂，那就是秦朝一统的书同文小篆，笔划粗细一致，线条方向角度固定，几乎就是几何构成而且每每对称如镜像，看得出来它完全是由上而下制定的、管理的，而非真正自然演变生成的，现实生活现象不可能如此干净平整一治不复乱（一种极糟糕的历史幻想）。因此，除非你进一步把文字根本性的符号化字母化，用人为概念重编码，彻底放弃掉汉文字直接描绘世界、存留丰饶物象的造字核心，否则这样过分简单的规则是应付不了真实世界层出不穷、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需求，更应付不了新东西、新想法、新概念会不停冒出来的未来。这段历史的事实是，如此干净高雅、梦一样的文字碰上了偌大天下初次一统的种种琐事得匐匍救之，包括六国百年战乱和秦法森严管理大量出现的囚徒奴隶，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这样花开一样的文字于是跟着秦始皇所有的奇异大梦“只开了一个早晨”，小篆让位给线条拉直、几何结构瓦解、可快速粗鲁书写如布衣平民大袖飘飘的所谓隶书。隶书这个相传因为登录管理低贱奴隶而生并命名的新文字，更替了王朝尊贵的、一丝不苟的、用来封禅泰山献祭天神的文字，单是这样的故事本身即隐喻的、启示的存留够多的历史记忆。就实际书写而言，小篆太像个完成品了，不仅文字本身，仿佛美学表现这部分亦已一并完成，兼带着普遍文字和个人艺术品这两面，后代能参与腾挪再书写的空间窄迫得可以，很难找出新的可能，只能玩赏的横移到金石之上。但话说回来，相传出自李斯之手的泰山刻石可是真漂亮，他一个人就把这个文字的书写推到演化右墙不留余地，文字的开始和结束几乎在同一刻发生，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不免狐疑，该不该把小篆从篆字里单独拉出来视为文字公产的一个阶段？还是其实是政治权力强大运作底下所隐藏的一个卓越书家的个人书写的大梦一场？ 李斯税驾苦不早，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可惜了，李斯不是个刺猬型的、除了一手好字其他什么也不会的书家，或者说时代太早，写字这件事尚未被独立的辨识，他得借助于一个终究不由他说最后一句话的巨大力量，他狐狸般的博学多知还是保护不了自己。 列维·斯特劳斯在他一篇谈摄影的文章中指出，好的、可视之为艺术创作的摄影作品只出现于照相机才发明出来的早期时日，当时照相机的简易和处处断桥般的功能空白，需要人的技艺进来才能衔接才能克服；当工具自身太锐利太无所不能，人除了动动手指头之外能做的就很少了，“终究，人手比起人脑仍是太简单的器官。”笔这个东西亦复如是，我们如今使用的各种硬笔（有机会可找家日本的超大型文具店去见识见识，无聊的日本人什么样的鬼笔都想得出来），不必考虑墨水（多寡、浓淡、润泽或干枯云云），不必考虑纸张，不必考虑笔锋。笔和纸张的接触永远只是那一个点，不管字的本身如何曲折缠绕，这个点是固定的、不变形的，甚至于改变握笔的方式和角度也破坏不了它（只要墨水还下得来），于是，写字的人能处理的只是字的“形状”，相同线条所构成的基本样子，那些指掌之间的丰硕技艺全派不上用场。 我想举一个有点不伦不类也有点悲哀的例子，那就是棒球里的变化球，今天你终究得承认，不管就全世界，或者就台湾一地，懂变化球基本奥秘的人已远比懂毛笔的人多。棒球投手的威力包括两部分，一是力量（即球速），另一则是路线的变化游走，前者受制于人的生物构造一，很容易到达极限，尽管有各式各样现代化的辅助（食物、药物、器械、训练方式等），但棒球百年，球速并未有显著的加快趋向，一百英里上下的时速仍是右墙，今天我们谈起速球，代表性的名字也仍是早已含饴弄孙的诺兰·莱恩，或已沉睡于永恒、快一百年前只留黑白画面的“大火车”渥特·约翰逊，也有人坚信半世纪前黑人尚未获准打大联盟的“书包”佩吉才是史上球速最快的投手。因此，这一百年来让投手这个行业仍活得下去、仍有目标可追求的奥秘，其实集中于“指掌之间”，集中于那五根手指头和一颗球的松紧不定微妙接触，借由各种奇怪的握球法、借由手指的分别或弹或扣或压或让它消失不生作用，来产生鬼魅般球的行进轨迹，最终还正确的泯灭了直球和变化球的界线。然而，这些指掌之间的技艺因何而生而成立呢？答案在于棒球那道缝合着两块马鞍形牛皮的红色凸起封闭曲线，也就是说，在于百年或更早前人们无法（或不郑重其事的想到）平滑、无接缝的、射出成形的处理这颗原是供人游戏的小白球。这颗纯就工业技术来说原始、落后、明显有缺陷、宛如出土古物的球在广漠时间里安然不动，数不清的人手握过它丢过它，不一定要先知道原理弄懂流体力学，人们从实践中、从每天的摸弄、从够长时间总会礼物般降临的偶然不断累积技艺找出各种投它的新可能，时至今日，尽管生产技术一日千里不知到哪里去了，这颗球却愈想愈完美仿佛大小、轻重、材质、外形样貌无一可更动“增一分太腴减一分太瘦”，当年谁这么厉害发明出这么刚刚好的东西来呢？完美的当然不是物质性存在的球本身，我们真正赞叹的是建立在这颗不平坦的球上、和它业已完全融合为一再切割不开的“球/技艺”。这颗球没有了，这些技艺也就消失了，所有那些以各种速度、各种轨迹、各种鬼一样角度乃至于飘飘如蝴蝶翻飞而来的华丽变化球全灭绝并被遗忘如同没存在过——你能想像或忍受大联盟疯了要换一颗光滑如弹珠的球来打吗？那是世界末日吧。 技艺最原初时总是面向着某种缺陷某种困难而来，因此总有其实用性的要求，并和特定的实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或可不必太呆笨或太犬儒的看待它（比方说一切都是功能性的，艺术云云只是烟雾只是假象，只是某种落后时代的产物），某一部分技艺留在原地打转，某一部分却切线般飞出去，找到了自身的出路，找出了一个原来并没有的空间和演化之旅，创造出独立的美和价值，并蜿蜿蜒蜒回归到总体，成为人认识世界、描述世界、建构世界的新位置新途径和新材料。我年轻读书时我的老师告诉过我，人因为雨雪而发明了伞笠，但有了伞笠，“人就可以和雨雪相嬉戏。” 硬笔取代之前，几千年时间里毛笔一直是中国人第一线的生活用具。因此，书写技艺的核心暨其起点是实用，而实用的要求总是方便、快速、有效率云云，并且和彼时人们的其他生活配备、人的生活方式取得最不磨擦的配合，以最自然最舒服、让人最不疲惫最耐久的方式为之。这和今天已丧失实用性、成为一门封闭独立艺术的毛笔新处境完全不同，我们知道，纯粹的艺术不受这些实用逻辑的限制，比方说时间的节约便通常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艺术工作者甚至可以刻意的延迟、拉长、打断时间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我们也实际的一再看到，舒适自然通常不会是艺术工作者热中的作业方式，他宁可尝试各种别扭的、违背人基本生理心理限制的、乃至于痛苦折磨的方式，以期找出新的可能，或至少一步到位的先建立起某种创新的、前进的、符合人们想像的姿态。此外，舒适自然也太透明太融入了，人不容易感觉自身的存在，这让强调个人的当代艺术家更不会喜欢它不是吗？ 今天，我们感觉多少有点不自然的毛笔基本书写要求比方说悬肘无依托的运笔，比方说竖直笔杆的握笔方法，其实是几千年时间里最舒适最实用的书写方式。小说家阿城喜欢实物的追究考察此事，在千年以上的漫漫时光中，没有桌几，没有柔软吸墨的纸张，基本上人们系以左手拿木简竹简（以及东晋王羲之父子彼时麻质的厚硬黄纸）、右手执笔的凌空书写方式进行；此外兽毛做成的柔弱笔锋，不只含墨极有限而且会向着用力的方向折弯变形，因此在书写过程中你得同时不断的回收修护笔锋，并让墨汁均匀的、360度每一面都用到的尽其最大效益，一次沾墨可写成最多字。如此，毛笔的竖直便成为最完美的方式，不是表现内心正直人格高尚的无上命令（把毛笔竖直是简单的生物行为，不用先学好高等伦理学或做完百件善事才能学会），而是>9９ｌiｂ?如同圆心般可四面八方的处理笔锋和笔划；它不是静态的直立，而是动态的回复并重新开始的原点——毛笔指掌之间的微妙技艺，最原初便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并不断发现，中国后来的历代书家推崇二王父子，五体投地到那种地步（他们的字或已不逊二王父子），他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字美字不美的成果而已，而是字背后到他们这对父子手上大成的书写技艺，随着你自己书写技艺的进展不断得到启示，像有人领着你走路一样（我自己读博尔赫斯就有这样的感觉），你每个转折、每个困难、每一处歧路，一抬头便发现他都已想到了、处理过了，而且悠闲的在灯火阑珊处等你。比方韩愈（你当然可认定他鉴赏力不足，这相当程度也是事实）便对王爸爸过度柔媚过度现代感的字有意见，我自己对儿子王献之有名的“一笔书”也觉得可以再想，事情未必全然如是，那样连续的、一个逻辑一种去向顺势到底的写法有拘束性，有时你得打断它、离开它、像本雅明所说的重新起头才不会被某种因果铁链困住，才能宽广的展开来，只是“正、反、合”是不够的，那仍在原地而已（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是窄迫的、夸大的、隧道症似的）。但王献之的确“一次沾墨写成最多字”，把笔锋、墨汁和力量借由指掌间的微妙曲折收放使用到某种极限，像因风滑翔一样，它必定是快速的，但不衰败不坠落不让人感觉匆促狼狈勉强，就像昔日迈克尔·乔丹告诉我们的奥秘，飞起来容易，真正最困难的是如何降落下来。这的确是最服膺实用逻辑的，王献之在实用的此一硬实大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后世写快跑草书的书家总会时时想到他，心知肚明最困难的部分他已经发现了并且解决了，这种知性的感动我以为是人生命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感激莫名的心悸经验，还在单纯的美的鉴赏之上，但它只找上也拥有足够技艺并发现困难何在的认真之人。 然则今天我们不是已经自由了吗？再没有昔日的实用幽灵在背后催赶我们追蹑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可以回复成一管毛笔、一个字、一张纸的全然干净宽阔状态？一定要这么说也没错，但在我们这个喜欢把万事万物全赖给自由（不足）问题的稍嫌没志气时代，我们往往更欠缺更亟需的不是自由，而是其知识和技艺。几千年来加诸毛笔之上的实用要求，固然多少规约着技艺的进展方向，也多少禁锢了某部分想像力（在阻绝过滤更多胡思乱想同时），但根本上，毛笔之为物仍是一切的中心，实用的要求并不破坏、并不异化毛笔书写技艺的堂堂进展，它毋宁是个更多出来的、更严苛的要求，逼迫书写往更难更深处挺进。而且话说回来，几千年来中国人也许在政治主张的自由有所不足，但在写毛笔这事上他们绝对有充分的、乃至于远胜我们今天的自由。自由的多寡，从不是中国这项书写技艺长河的困境所在和解答。 事实如此绝无夸大。就相关器物工具来说，唐宋以后桌子有了，笔和纸张的相遇角度起了微妙的改变，也松了开来，允许人作各种不同握笔方式的尝试，然而由于人的生理构造关系，能做得到的握笔方式总是有限的，今天我们能想到做到的、乃至于还没想到的、各种别扭痛苦折磨的方式其实都有人试过了，包括像清人何绍基那样立马弯弓、不动指腕而用全身力量来写的所谓“回腕”方式（有意思是，他自己曾累坏了感慨，古人大概不会用这么辛苦的方式写字。像拳击手一样每写三分钟一回合就得坐下来休息按摩补充氧气）。柔软吸墨的宣纸也出现了，允许写字的人往墨色的浓枯光谱变化上试探，这是一辈子写小硬纸单一墨色的二王父子的未知领域，字的大小也同时解放了，不再受制于小竹简小纸张云云。总的来说，在工具的限制上，唐宋以后的书家还远比我们自由而且有利，我们有的他们都有，而且就写字一事上质量远比我们专业精良，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的桌几、纸张乃至于毛笔大体上是远离写字的人制造的，服膺的是工业、商业的普通逻辑，不像彼时系直接因应着写字者的需要、甚至瞄准各别书家一人的特殊要求“订制”的。尤其是毛笔最重要的笔锋兽毛这部分，鹿羊狼兔各自性格不同，没有什么最好最贵的笔，只有最嵌合你书写技艺、最知道你要干什么那支笔。是，就跟齐白石晚年使用多杂质的劣石一样，他要的不是万年亿年大自然耐心蚀雕的柔顺风景，而是大自然的另外那一面，暴雨暴风洪水冷热快速切割撞击、崖岸巨岩瞬间崩沦如刀起刀落那峥嵘的另一面。 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几千年实用的、安分的时光中，总屡屡有不实用不安分的字，像宗教性的、志功性的、留下历史一刻冻结时间的碑铭文字就是，这是我们所谓的神圣文字，因此不仅不服膺、通常反而会刻意的逆向一切实用逻辑，不如此不足以挣脱平凡让它熠熠显示出来乃至于带着神圣威吓力量，比方说著名的“天发神谶碑”看起来就是这样写的。也总有更多不实用、不安分、像听得见某种魅异笛声起身而去的人，每个时间每处地点每簇人群都有这样谓我何求的疯子，像钟繇可以为了写字去盗墓，像二王父子，除了养养鹅、在东厢房躺着吃零食睡午觉、偶尔干点小奸小坏的事而外，仿佛漫漫人生就只是写字不管其他。在历史文献中，那种苏东坡所调笑的写坏丢弃的笔头、练字的废纸堆积如垃圾山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眼前无笔无纸时也照样写字，想像自己手中握着笔以广阔天空为纸作书，写只有自己看得见的字，这后来还被认为是练字的最佳方式之一：也就是说，你跟整个世界的关系就是字、就只剩字了，如罗兰·巴特讲万事万物对他而言无一不是讯息。 阿城指出，历代大书家，若不是大地主如董其昌，就是门阀大姓如王羲之，这样连经济问题都解放、这样全然自由的闲人，也是我们今天做不到的；而更难以获致的可能是，彼时最高权力者的皇帝本人就是鉴赏家，甚至还是第一流的书家，这最迟可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他喜爱王字成痴后人皆知，但可能没那么多人知道、看过他也写一手好字到堪称历代帝王第一（阿城曾惊叹“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练的”），武则天的字也很好，尽管总是掺杂了几个她自己造的字，宋的每一个皇帝更几乎都是顶尖书家，不只宋徽宗而已。这一传统一路下达清的康熙乾隆，入关的外族没两三代就纳入，可见其强固如磁铁的吸引力。 自由，对一般没要干什么的人来说，通常只是某种没人管、没有苦役催逼的闲适状态；自由要动起来、要由这样静止形态转变成点火爆炸的力量，总是要在撞墙、鼻青眼肿的时刻。对写字的人而言（也不止对写字的人），你不积累足够技艺，无法发现真正的困难无法碰触到某种迫人的极限，自由是没办法“使用”的，硬要乱用就只是个难看而已。 如斯毛笔字处境下，我们回头来问，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今日张大春来得及吗？他有没有机会在书道一事上做到像他在小说上同样的夺目成就？他可否写出某种时间碑铭意义的张大春之字来？ 曾经就有人如此带点莽撞外行、也带点讨好的问起“张大春体”，我一旁听着，张大春的回应意外的沉静，仿佛不知语从何起。他边说边想，像进入自省的零落回答大意是——好的字那么多，你看、你学、你跟着哪个字这样写那样写都来不及了，哪还有什么自己的体不自己的体的问题…… 我想起昔日孔子回应子贡的话，看似无情，但却是确实不欺的，因此其实是赞美——吾与汝，不及也。这个“与”字可以解释为同意，是的，你是真的来不及了；也可以解释为一起，我跟你一样，如今我们都来不及了。 一方面，毛笔书写这门技艺来到我们手上，路可能已经走太远了。日本最后的大数学者冈洁曾指出数学原理发现的极限问题，今天你光是学会并掌握这门学问堆积如大山的成果到达其边界，可能就要花掉一辈子的不懈时间了，因此数学家光努力已不够，还需要有两样东西不可，一是天才，另一是长寿，这两样我很幸运都拥有，但也就能走到这里而已。我与汝，我们都没办法逆转时间回到小孩的模样重新练字，先就输了整整几十年；我们还是有太多分神的事，毛笔字仍不在我们造次于是颠沛于是的第一顺位上；我们寻常写字用的是硬笔和电脑说不清何者更坏事，更多时候有些字你已经不敢那样写了，因为人们已经认不得了，曾经最会看各种行草各种鬼画符之字的文学编辑亦已普遍失去这个能耐，遑论一般人，你只能依教育部门、依国文课本指定的那样一笔一划呆笨的来，否则天天都会闹出并留下白纸黑字的各种笑话，连鼎鼎大名的小说家福克纳都赫然成为“福充纳”—— 另一方面更为不祥的，我以为毛笔书写这门手艺或许已用完了一切可能。大造字早已停止，楷字的定形再一眨眼也两千年了，文字自身的演化也已终结，方寸之间，每个字就那么几笔还能怎么伸展怎么变化？历经了这么多了不起的家伙反反复复写过并没留什么余地给我们。我以为，到得宋代米南宫、黄庭坚、苏东坡、范仲淹等人已看到这门技艺美好如夕晖的右墙了，明清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毛笔书写极不舒服的大突围时期，他们或者跨越二王到更稍前的楷字曙光时刻，如博尔赫斯所说的“学习粗犷”，捡拾文字之美尚未定形之前各种一闪而逝被遗弃于当时的碎片；或干脆更远，先抛却楷字，写更线条或更趋近于原实物造型的字，乃至于倒过头来从刀法、从时间风雨剥蚀的效果引入新的美学可能；也相应的在工具上寻求配合变化，尝试在毛笔、纸张、墨等等的不同物质属性上挖掘并横向挪移云云。基本笔法的大乱从明清就如火如荼开始了，惟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是，那时候作乱的是训练有素的人，是正规军，造反得有线索有焦点有板有眼，而且并不吊诡的，也因此造反得更多样更富想像力，更让你即便不同意也心知其意可以宽容叹息。 现实里我们都晓得，要作乱也需要本事得讲究技艺，否则上不了梁山，只能是市街的混混流氓——泄气点说，在毛笔书写这事上，我们今天连作乱的余地都所剩不多了。 但我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如张大春所讲的美好的字那么多，一个字一个字看目不暇给，不会因为你自己写不出来它们就不存在；而且你愈看得懂它们，就愈看不完也愈新奇。在这层意义上，日历式的时间注记是无关宏旨的，一个字带着浑身光亮跳到你眼前来，谁管它是唐宋还是二〇〇八台北。 我们可以只看自己喜欢的字，但我们不见得能写自己喜欢的字（比方说我自己经常很讨厌自己的字，软当当的毫无气力毫不精神），我们只能写自己写得出来的字。眼高手低不见得是坏事，一如人的生物构成位置，它也是每一门技艺的正当状态，但两者有亦步亦趋的稳定间距关系，你把手的位置拉高，眼睛自然就更浮上来穿越过各种蔽眼的云层及远及细，你可以在每一个书家的每一个字每一竖一捺里看到不同、看到仿佛第一次看到的东西，即便他们那一刻想的只是努力写得像昔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事物的熠熠发亮不是因为它的制造日期，而是来自于它在正确的位置、你想望的位置，这是吴清源说的，当棋子置放在正确的位置，你会看见它通体发亮。 重新老老实实写字的张大春会是一个好的字的鉴赏者，也许他此时此刻已是了，我的意思是，来日方长（你看，换个位置换个期待，这会儿我们又有足够时间装满希望不是？）他会是个更好的鉴赏者。日前，画家陈丹青应张大春之邀，特别来台担任张大春一手促成的文艺营书画组的授课。晚餐桌上朱天文抓住时间，请问他同行毕加索的话是否属实——毕加索描述过他作画时的特殊生命样态令人神往，他说那是某种纯净的安适时刻，你进入画室，面对着画布作画，人甚至会变得像是植物了，心思专注不动但同时完全自由无拘，可以自在地流到任何地方，想这个人那个事，但不相扰也不会破坏安宁，好像自己在一个稍高的位置—— 陈丹青点头说确实如此，他说他甚至一面作画一面讲电话，事后看这块地方还可能画得特别好，也记得是跟谁、讲了什么话；但陈丹青看着朱天文补了一段话，说他画抽象画就不是如此，那就激烈了，你会和画布持续处于一种角力对抗的状态，你会跟它吵架，会三字经出口，会连东西都砸过去。所以画家都很长寿，毕加索就是；但那些先锋派的、突围式的画家则通常活不太久，像他们动辄破毁割烂的画布。 永远和自己稿纸角力吵架的小说家朱天文心知其意但仍觉不可思议，问我作何感想，我努力回想，好像便只有临帖写字时庶几接近这样，还有一人打谱摆棋时。我记得小说家冯内古特讲过他一位友人吸食海洛因（或古柯碱）的经验，说那是他这一辈子惟一一次不感觉有所谓“生之负担”的全然轻松完全自由的一刻，所以太恐怖了如女妖歌声终身不敢再靠近一次；写字时没戏剧性、幻境性的甜美到这样，但你的的确确感觉自己肩膀总算可以松开来放下来（你往往这才发觉它原来还是紧绷的、使力的），生命的苦役暂时卸除，尽管你也知道这并未结束，待会?儿收好笔墨棋子你仍得好好活下去。 Oh, my friend, We'r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这是张大春我们喜欢的一首歌《那些日子》。写字是舒适的、轻松的、自由的，是偷来的时刻，也许这才是张大春的真正秘密，像他小说《将军碑》偷来奇妙时间的老将军一样，够他可以如此不理人不理世界、一株植物般拿着毛笔地老天荒的一直写下去。 医生 格雷厄姆·格林，这个人类小说史上最世故最多疑的书写者之一，很奇怪的，笔下反而会出现一种信念超级坚定、入水不湿过火不燃的全然正面人物，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当某种神像摆着，格林也就不是格林了。小说进行中，格林，通过笔下的叙述者，会一刻不停的从各种角度攻打他、询问质疑骚扰讪笑挑衅，但和二流的、只会把美翻过来变成丑的、好像不把人击碎就不会写小说的书写者不同，格林会一再跟他辩论下去，不会有终极性的输赢就跟我们人生现实一样。然而，最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感觉到格林其实期待被这样的人说服，期待被善说服——格林才是真的在跟善辩论，而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揭发恶（我们现在还缺小说狗仔队吗？）。这一点，使格林远远超过乍看有点像他的后来奈保尔，奈保尔蝗虫过境式的笔下，善是没层次没内容的，善只是外壳只是神话伪装，换句话说，善其实是不存在的，善甚至只是更坏的恶。这方便很多败德者行恶者，给予他们（包括奈保尔自己）合理化的心理治疗，把自身该负责的道德抉择改换成某种普遍的、无可抵拒的“人性”，行恶不再会失败。奈保尔正是这样二流小说家的佼佼者，求不仁得不仁，我真的想不出他还怒什么，是妒恨还有人比他更坏吗？ 我惟一对格林的如此正面人物有意见的是，这样的人在格林笔下常常是医生，左派的医生，像《喜剧演员》中那位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或像《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在刚果麻风病院忙得要死、根本没空谈信仰的柯林医生云云。我对医生荣膺这样善的代表人物有意见，尽管我大约知道格林为什么作此选择，或说我自以为知道——我们和格林实际年岁有相当差距，但我们和格林仍处于同一种医生的“历史世代”，一种传统支配势力崩解、身份界线混淆、医生这一社会角色空前（可能也绝后）膨大的暧昧世代。 我自己的人生里，第一个知道的县长就是医生，全宜兰县最大医院（位于罗东）的院长、国民党籍的陈姓医生；第一位县议长也是医生，宜兰市这边最大医院的院长，邱姓，当然也是国民党籍的。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台湾还普遍贫乏，贫乏的不只是金钱财富，还包括知识、教育和视野，而县长和县议长，已是当时民选的最高两个政治职位了。 当时，我想是普遍的，医生有三大清晰形象，其一当然是很有钱，其二则是慈善，其三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人物。这三点相安无事构成一平面，我们并未察觉出其间清楚的矛盾，这三点怎么会不矛盾呢？ 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些好人歹人依正常比例分布于每一种行业，因此有善心的医生一如有善心的水电工这不足为奇。但今天回想起来，很难说服我的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好人总是个人行为，奉个人之名而不是行业之名，为什么独独医生有着集体的、先验的慈善之名呢？更难说服我的是，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之外，包括绝大部分有慈善之名的医生仍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不是比一般人有钱，而是完全不成比例不成规格的有钱。这些财富怎么累积起来的呢？岂不是每天每时取自于彼时所有贫穷的人？而且还是生了病的穷人不是吗？还可以再加一项，生了病而且你极可能还认识他、知道他经济景况的穷人，根柢的说，这就很难不是掠夺了，而且有趁火打劫的味道，买卖双方处于完全不对等的不公平地位——是的，我们总是在最不健康、脑袋最不清楚、一刻也不能忍的状态下进行医疗交易，连时间都好整以暇站在医生那一边，你怎么可能有一分一毫胜算呢？就像老笑话里那个抱怨拔牙太贵、才几分钟就收你那么多钱的病人，他得到的冷静回答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慢慢拔。” 我小学某次月考错过一题非常不服气，题目是钢琴依发音原理属于哪种乐器，我答的是像风琴这样的簧乐器，但正确答案是小提琴、吉他那样的弦乐器。你掀开钢琴盖子，的确会看到一条一条绷紧的琴弦，但你要到哪里掀钢琴盖子呢？——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我读书的宜兰力行小学全校没一架钢琴，音乐课就得动员几名男生去抬来学校仅有的两部老风琴之一，到今天我仍记得那个重量，以及琴身两侧搬运用凹槽勒进指节处的疼痛感却又绝不可松手。钢琴在哪里呢？在初中高中的学校音乐教室里锁着，还有医生家里，尤其是生有女儿的医生家里。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 一九六〇年代的钢琴必定是舶来的，除了货币汇率不同，还要大笔加上万里飘洋而来的当年运费（尚未有大型的货柜轮），就像我们后来在比方加西亚·马尔克斯 href='1596/im'>《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乌比诺医生那一段所看到的，换算成今天的价格，应该还是比私人飞机略为便宜才是。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一如钢琴，即便有少量进口台湾，仍是锁着的、珍稀的、私有的。我们没听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知道自利自私为最大驱力的商业逻辑，我们对世界时时心存善意，我们被教导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感谢农夫种稻子给你吃，感谢邮差风雨无阻送信到你家，感谢学校老师花力气揍你教你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县政府兵役科的公务人员写兵单给你报效“国家”，当然，最要感谢莫名的永远是医生救你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里，我们便看到医生莲花般从各行各业中熠熠浮现出来了。必要时你可以收不到信，可以不要读书当文盲，但你得活下去，医生这行业最特殊之处，便在于他掌管着人命，拦在通往死亡的岔路口，这遂有点像碰到比较优雅的、一袭白衣的抢匪绑匪，要钱还是要命？当时我们听过太多有病没钱医的人，也听过太多谁家生场大病动个手术（其实可能只是我母亲生过的盲肠炎或我外婆生过的胆结石）倾家荡产的故事，但人命无价不是吗？人家救你一命这不已经是恩同再造的最大慈善吗？民间故事中，这种时候如果你是个美丽女子，总是要考虑以身相许的，难怪很长时间里，有这么多心存感激的父母一心要自己女儿嫁给医生。 也难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人认真去追问当时的医疗价格，相对于当时的物价当时的所得，必定是极不合理的。想想，当时能看病的人相对稀少，医生的家产却能如此快速的、大量的累积，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当时的医生遂也因此较为悠闲，有时间去搞搞政治，选县长或县议长。 哲人告诉我们，人生老病死，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是国王是贱民，时间一到在死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这类的哲语你只能大略的、善意的听，不堪太仔细想下去，但没错，帝王公侯将相也会生病也会死亡，这是人类历史里医生这一行业的永恒背景，打造出他最特殊的、应该说仅此一个的历史位置——这是个无法禁止无法取消的行业。秦始皇当年焚书，允许留下来的书只有农艺、卜筮和医学三类，但我们晓得，换另一种意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者来，比方说要独占宗教解释的罗马教廷，或认定宗教是鸦片、彻底无神论的政权，卜筮这一项反而会第一时间被销毁，这正是欧洲中世纪和中国“文革”期间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交织火网中，每一次都安然躲过扫射的其实只有农艺和医学。但农人散落在田地里，是远离权力核心的，真正能在掌权者窄迫卧榻永远保有一席之地的，只有医生。 在中国，“医”这个字最早出现于秦代，小篆字成，由三个部分组成：左上角的是个医药箱或柜子，放着一支箭矢代表彼时的简易医疗工具，最早的医生大概只能对付外科性的伤口脓疮云云，用箭矢来刺破伤口清洗；右上角是作业图，医生手持某种工具的样子；下方的当然是酒，用来麻醉或消毒。醫字最早也可写成毉，说明医巫同源，医生原是巫师的一种，但人命关天装神弄鬼不起，因此除魅得特别快，毉字的早早废弃不用没几个人见过，恰好说明医生这一行很快取得自身的独立性辨识性。毕竟，除了极少数入了魔到丧失疼痛感的虔信者，人生了病还是会务实的、有效的求助于医生，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肉体的事哲学家神学家能帮忙的极有限，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光一次牙痛就足以让人否定万能慈爱天主的存在（没必要把牙齿创造成这样吧）。我认得的一两个号称可帮人驱魔赶鬼无病不治的教会得道人士，自己生病时仍驯服的到大医院挂急诊，我相信梵蒂冈的老教宗也是这样做。 由此悠悠数千年时光，尽管医生的位阶始终不高，但安全、衣食无虞而且很不虞，又可靠近权力中心，更重要的是，有封闭性的专业空间，权力不会动辄干扰它还有求于它会出钱资助，人可安心的把一生职业乃至于志业交付给它。这对生活于阶级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彼时一般人而言，已经是梦一样的生命快捷方式了，因此，的确会吸引到庶民阶层的聪明者、秀异者，就像我们一直到今天还看到的，台大医科始终是大专联考的不动第一志愿。 我自己亲祖父便是选了这道快捷方式的人。日本殖民台湾彼时，积极的、有志业可能的行业是全然禁锢的，政治当然不能碰，商业工业未成规模，仍属政治的辖区，便只有医学仿佛若有光的算是一个窄门。事实上，我祖父是个更心急的快捷方式者，他没留台湾累积财富，赶在一战后就去了日本顺利归化成皇民，并终老于该说异国还是母国。我脑中惟一一次闪过他存在的，是有回人在东京步行过青山那一大片日式墓园时，是啊，人间到处有青山，我这个得其所哉的祖父名叫谢日照，日本天照大神的缩写，姓名是预兆还是巧合？或也是某种提醒遂成为言志？ 我们很容易从台湾、从自己举目四顾的真实经验读懂格林。因此，不是善等于医生，没那回事，而是在那样传统支配权力崩解的特殊历史时刻，医生“恰恰好”有机会扮演某种关键角色，尤其当社会改革或革命力量起自民间时，长期被封闭成死水一滩的民间缺少很多东西急需很多东西，而这往往是医生现成拥有的，我们说的当然不是钢琴，而是财富、权力关系、社会位置和声望，乃至于起码的知识准备和视野云云。这样的医生数量不需要多也不会多，只有其中有一两个医生再自备一点不屈的正义感和慈悲心就够了；或者也不必，换成得陇望蜀的生命更大野心，不 60f3." >想只以一个更有钱的医生身份终老，带点赌徒冒险家性格的也行。 我们那位始见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孙中山先生不正是这样两者皆是的医生吗？ 所以格林是写实的，他写的不是医生，而是就那一两个医生，名叫马吉欧或柯林的特殊医生。即使是到这样的历史特殊时刻，“正常”的医生总体图像仍不是如此，他们既得的、损失不起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总会更保守更噤声的躲进权力的羽翼里，像我们宜兰的当时县长和议长，或者可敬些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乌比诺医生，他内心的天平可能稍稍倾斜向自由党，但除了他那只飞到芒果树上放肆大喊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的鹦鹉之外（同样的口号才刚害死了四五名醉汉），乌比诺医生几乎是超然物外的，他那幢有多立克式柱廊、有音乐厅（钢琴盖着马尼拉布闲置一角）、有三千册藏书私人书房的凉爽大豪宅，里头没有霍乱、没有内战、没有饥饿和贫穷，自由党人来保守党人来，都不干扰他规律的生活，不干扰他每天午睡和服用各式药物食物养生。事实上乌比诺医生还公开讲，自由党的总统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的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 话说回来，为信仰而死的马吉欧医生是谁杀的？他死于海地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之手；而站在这批戴墨镜、黑衣黑裤黑呢帽死神模样秘密警察身后指挥一切的人，正是海地当时的恐怖统治者老杜瓦利埃，海地人称他“爸爸医生”，他原来真的是一名在乡间行医的医生，而且他还不是小说虚构人物，是真人。 如果我们期盼传统支配权力结构的瓦解，是朝向所谓的自由民主方向开放，那我们顶好别希冀医生能陪我们走太远，别在这道仍伺伏着各类凶险的迢迢长路上持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是的，最好用后即弃，如旧俄时代所说的“多余的人”。这么说，不是惑于海地的革命抗暴历史，当年领导解放的医生摇身化为更恐怖的终身独裁者；也不是读小说的人忽然神经质起来，以为今天高贵的马吉欧医生（如果成功不死）仍会诅咒般成为明天的“爸爸医生”。恰恰好相反，家国大事，我们正是无法奢望奇迹，不可以赌偶然的特例，得慎重的回归事物基本面来。医生这门特殊的行业特殊的手艺，很难不扞格于开放的、不确定的、复杂的、空气中（必须）浮漾着各种埃尘病毒的自由。这是本质性的冲撞，好医生和好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共容。 这么说吧，医生工作，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原是任务性的，任务的目标是抢回人命，英勇的拦在死神往往间不容发的利刃之前。要完成如此明确、艰难而且和时间赛跑的任务，首先，人必须专注，不能复杂、不能怀疑、不能对生命有太多哲学式的辩证或文学式的猜测想像，因此，即使经手过最多的死亡之事，医生的根本生命图像总是简单的；其次，他的工作必须有效的、精密的编组起来，层级分工不仅森严，而且润滑无间，由上而下的指令得依循最短距离抵达，因此不能采用曲线形态的辩论说服，而是直线式的权威权力，这遂使得医生这个行业自成天地的构筑成一个封闭的权力层级系统，甚至还普遍保有更古老的（依马克斯·韦伯）家长制、师徒制支配；再来，医院是个特殊任务的执行场域，会妨碍此一任务的各种杂音杂物，理论上再细微都得合理排除，不管它们在外头世界的存在如此必然或必要。想想，人在这里连正常情感的表述都受到限制了（探病有时间限制，加护病房只能隔着玻璃眺望，手术室绝不可闯入云云），更不用说抽烟嚼槟榔不是吗？ 有趣的是，再糟糕再无能的烂医院，仍僵而不死的保有这样的基本样态，甚至更没弹性更没道理可讲的用力护卫这基本样态——我所看过最美好的医院画面，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女儿出生时的台北荣总，当年聚集着一堆焦急准爸爸的待产室有一处室内小空间，是全医院惟一特许抽烟的地方，我在那里静静坐过三四个钟头，前前后后被“借”走四支香烟，我们彼此不识但知道同在一个命运的岔路之前，因此，讨烟的人讨得坦荡，给烟的人给得自然，更好是一旁没烟瘾的人亦慷慨含笑看待，世界大同。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人处于生命特殊时刻的封闭世界，是一个生命戒严时刻的封闭世界，习惯生活于其中的人，很容易觉得外头正常人的世界是脏乱的、没是非没秩序的、甚至是不知死活的。 如果有人忍不住试图把这样的封闭世界移植出来会怎样？那当然是灾难乃至于浩劫。忧心当代自由处境的人都已警觉到，如今自由主义最难缠最滑溜溜的敌人之一，便藏身在医学里，或更焦点的说，藏身在愈演愈烈的所谓当代健康神话里，这个健康神话便是一个复制作业，以活命为最高乃至于惟一的生命判准，如果不打断它阻止它，其直线尽头处便是把整个正常人的世界改造成一间超级大医院。 这则医疗健康神话有一个狞恶的先驱者，可一直追溯到二次大战前的纳粹。彼时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其核心，如本雅明指出的，其实是古老的宗教神学（本雅明比拟为躲在唯物史观木偶里的侏儒棋弈大师），而极右的纳粹则是一个提前出现的医疗健康疯狂神话，由于尚未有足够的医学成果比方说基因学知识的支撑，纳粹只能乞援于更古老的种族学，形成最现代到最原始蒙昧的怪诞结合，一个人类之前并没见过的新怪物。 尽管医巫同源并在二十世纪初的欧陆再次汇合，但左翼革命的思维是全然传统的、延续的，它宗教式的得唤起人们较高贵的信念的情操，行动的前提比较困难，革命者必须先有所觉悟而且还必须献身必须牺牲，就像最早俄国那些得毅然放弃自己亲王贵族继承身份和家产的知识分子；左翼的世界观“原是”（在未夺权成功之前）民间的，人得去发明去创造一个新形态的世界，革命遂像一场壮阔悲怆的史诗大戏。极右的纳粹则压根没有革命不击碎世界，它只是拿一个既有的封闭世界样态来压迫人改造人，因此只能是一出恐怖但极度乏味、全无想像力的惊悚剧而已；纳粹完全是统治者掌权者的思维，行动方式完全是官僚的、行政作业的，屠杀五百万犹太人是“净化”，是必要的医疗性人种消毒杀菌工程，就连著名的“水晶之夜”暴动，也是典型的警察系统在后，黑道流氓负责当手术刀的配合性控制性暴行。做一个纳粹主义者远比左翼革命者简单，他最舒适的是，人不需要改变自己，要改变的是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妨害我们生存的人；不需要放弃所有，而是要保护当下所有，他是得到而不是失去。纳粹是最狂热的秩序拥护者，他的允诺因此不可能有集体性的解放，而是个人躲在这个层级秩序里的节节拔升；根本的说，纳粹没有未来世界的图像，它的未来就是当下的无尽延伸，当下的纯净化。纳粹因此也不谈自由，自由一旦被普遍性的谈论主张，便稀释到所有不配生存的犹太人、无产阶级乃至于携带病菌病毒者身上，这不是会散播瘟疫瓦解秩序吗？我拥有权力，我自然就有足够自由，自由仿佛是某种零和性的财货，你们愈少自由，我就愈多自由。 但其实这多么“现代”不是吗？即使纳粹已败亡快一世纪了，我们仍然不断看到诸如此类的思维、主张和行动，尤其是那些奉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为生命最高指导原则的人，以及那些除了一己生命再没更有价值东西可保卫的人。 是的，健康医疗神话并不随纳粹败亡，二次大战后，它只是变得更有学问也更聪明了而已，因此也更富耐心。医学和相关科学的进展，尤其是先心理学、后基因学这两则伪科学神话的成形，使它有能力抛开恐怖丑怪的种族主义，并且用医生来替代警察，不至于吓跑最容易拥护它却又最胆小怕事的中产大众，还可以有效的把它的对手化整为零，从种族性阶级性的集体打散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新的健康医疗神话也学会不去正面对抗挑衅已深植人心的自由观念，它只是绕过自由、搁置自由、暂时延迟自由而已。是的，你仍是自由的，但要喝酒要吃红肉要熬夜工作这一切总要等你病好出院后才行；是的，你当然有不可让渡的言论自由，你当然可以当个异议者，但你是不是也有心神耗弱乃至于失常的症状需要治疗呢？是的，我们不是限制你监禁你处罚你，我们只是治疗你，这是为了保护你不受伤害，也保护其他人不会被你伤害—— 这样《发条橘子》式的、《飞越疯人院》式的恐怖故事也许离我们还远了些，我们可以暂时相信还不至于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的“正常”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晓得，自由需要宽容，而宽容有个极不舒适的核心，那就是忍受，忍受那些对你无害但和你不一样、你不相信甚至你看不顺眼的事物。健康医疗神话对宽容最大的摧毁便在于，它把原来只适用于医院，只适用于病弱者这特殊世界的严厉检验标准拿到外头世界来，用最现代的科学仪器来侦测追踪最微量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所谓“无害”的意义。如此，自由的最后底线，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或本雅明所说的私人房间，便完全被穿透了，你不能再说我关起门来不影响别人这句老话了，如今我们可以科学的一样一样证明给你看，你打个呵欠，唱首歌乃至于只是一动也不动的存在，影响的微粒仍持续夺门而出，如一只蝴蝶轻轻的拍了拍翅膀。人甚至连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也找不到一种无关别人的自毁方式，你当然不能抽烟，因为不仅有二手烟，现在还有所谓的三手烟；你也不能肥胖，因为他们已经精算出来了，这会加重多少社会医疗成本，有损那些苗条人士的权益；你很可能不能不洗澡，就跟你不整理家居环境一样，气味加病菌会通过空气传播—— 必要的话，无所不能的心理学还可以再补一刀，宣告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某种病征。在医疗神话的世界里，病患软性的等同于褫夺公权的罪犯，你必须交出一部分行动的自由。 在如此缓缓把世界改造成一间大医院之前，先发生的是人的不宽容。史家房龙以“宽容”为名的书，告诉我们宽容多么珍贵难得，宽容不是自然的产物，不存在只卫护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然丛林里草原上，宽容是人文明的发现，而且通常是巨大灾难后的痛苦觉悟，比方说经历了几世纪的宗教战争和相互屠杀迫害，大家才一身残破在废墟大地之上坐下来，懂得要忍受不一样名字的神，不一样的崇拜方式，以及不一样的生命图像和向往。宽容是大毁灭后才出现的美丽彩虹，作为人不再彼此憎恨、彼此让出生存空间的历史盟誓。 如今这得之不易的文明之物又快速流失中，毁坏总是比建立快。在医疗的神经质世界里，的确很难有宽容之存活余地，异质的东西通常是威胁的、有害的、带菌的，宽容因此只是放任、延误、不知死活、小病不医云云，医生会婉言劝戒你或厉声斥责你。我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身份，甚至还演变为一个职业，称之为“检举达人”，这和人路见不平的油然而生正义感不同，他是主动的窥伺告密，是我们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自以为在维护自身权益捍卫社会秩序，社会也给了他一件正义的外衣，还提供奖金，掌权者当然张手欢迎这样的人，这是过去只能做不能bbr>说的秘密警察公开化、除罪化和普遍化。 终究，人类文明的世界不是单一目的的世界，事实上，所谓的文明，正是人对大自然生存铁链的挣脱和超越。吾之有大患惟吾有身，人类文明的很多价值是外于、平行于、而且不免扞格于生存目的的，很多文明的成果，也是人暂忘一己的身体，使用它、消耗它乃至于轻重不等的毁损它，这才成其可能；说得更白一点，身体终究会衰竭，死亡会而且必须到来，我们可以适度的迟滞它，但幅度是极有限的，而且边际效益愈来愈小，很快会趋近于零，甚至已一再呈现出负值，衍生出一堆痛苦无解的副作用来，包括个体自己，包括家人，还包括社会整体。有人选择不顾一切的非活下去不可，守财奴般护着身体不敢动；但也有人选择使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天生我材，试图让它的价值极大化不虚此行。前者我们知道的人并不多，代表人物是活了据说八百岁的彭祖（但比起某一株红桧仍不算什么）；后者我们就熟悉了，几乎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在这边，你还会知道他的姓名、生平和他做到的事，某些成果你更时时心存感激。 那些熬夜、抽烟、把自己身体心智当柴火烧的了不起小说家也都是后者，“小说家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以此砖石，来建造小说的房子。” 要让世界保有、延续并更开向这样文明丰硕的世界，哪里来哪里去，我们顶好让医生回去他原来的医院世界，这才是他真正的技艺擅长之地。在这里，他可以帮助那些只想活下去的人，也可以帮到那些使用消耗自己生命的人，让此事更成其可能而非阻止他。后者尽管像是抵触了他的基本所学和认知，但有机会让医生upgrade自己，让医学的技艺更富层次更开展也更人性（这三者往往是同一件事），庶几对应得上生命的丰硕样态。 这应该是做得到的，医巫同源，欧陆的宗教者便先一步做到这样的事。宗教者曾经伸颈到广大的世俗世界，幻想把世界打造成封闭天国，闯了滔天大祸，如今他们退回去了，知道他们昔日的年轻导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是睿智的教诲，更是不容逾越的界线，除了极少数像台湾的长老教会，近一两百年来他们谨慎、节制、中规中矩。 看守生死的界线，不等于就是人生命和死亡的诠释者指导者，一如哨兵不自动等于哲学家，这样的误会对双方大家都不好。医学，最终是一门专业手艺；医生，是修护者而不是建造者。不要惑于语言的暗示性，修护工作不见得比创造工作不高贵，事实上，它更绵密更时时发生，要谈公益性，它也更能实质帮到更多急切的人更富光辉，因此，更需要专注不是吗？就像格林笔下那位让他都折服的麻风病医生柯林。 烟枪 二〇〇九，对我们这个族裔的人，看起来是最不幸的一年，会到浩劫的地步吗？ 印第安人认为抽烟是和平的象征，抽烟的人大概都相信此事为真，而且必定有其生理根据，尽管医疗体系站稳我们的对立面不愿科学的证实它（事实上，他们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动辄发布一些先有结论的含混统计数字，把未经证实的猜想当科学报告，把复杂的病因归于单一，把个案夸大成普遍性云云，已是一门标标准准的伪科学了），但没关系，我们幸福抽一根烟的确确实实感受真的是这样没错，它让我们心神镇定，血脉流畅，胸中的块垒随一缕轻烟消逝，就连眼前这个颇令人讨厌的世界都变得好一些、宜于人居一些了。这样的感受如此稳定、普遍而且一致，以至于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次抽烟的特殊幻觉，它必定有着生理性的共同基础，比方说尼古丁什么对人神经系统的某个作用云云。 进一步说，幻觉只能是个体的，人个体性的幻觉要能转变成集体性的某种癫狂（就像今天的反烟正义人士们），其根本的前提是激情，激情是某种返祖的、纯生物性的现象，它取消差异和个性，吞噬个体，把独立的人打回原始的生物形态，成为“群”，就像非洲草原上一起奔跑、一起惊惧而起、无个别思考行动的野牛群羚羊群，或甚至没有大脑只有神经丛、凭集体本能铺天盖地飞来的蝗虫群。《圣经》福音书正确的把“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视为附魔现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群鬼之一（或代言人）对耶稣的解释告白里，明显的透露出一种被集体捆住无从挣脱无从救赎的悲伤，尽管知道眼前的人是耶稣、是神之子都救不了他，最终只能绝望的集体赴崖投水而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议性名著 href='/article/9996.htm'>《群魔》用的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但更有趣的可能是昔日经典恐怖片《大法师》的最后一集，把原先无来由、无道理可讲的附体恶灵提升为群体现象，准确的用非洲的蝗灾来象征并解释，其说法是，不思不考的蝗虫不断借由拍击翅膀来传递同一讯息，而且这一单行道式的连锁效应，又因为翅膀拍击的“共振”现象，让此一讯息更集中更放大，让集体癫狂更呈幂数的加速并强化。你惟一能阻止这个不断扩张的附魔现象，便是想办法打断这个连锁，电影中的驱魔者于是不再是念经洒圣水、自己也深陷某种宗教激情的梵蒂冈神父，而是一名脑筋保持清楚的黑人科学家，他想找到或配种出一只不一样的蝗虫，一只会迟疑、会不跟着拍击翅膀、不被集体催眠的蝗虫，让集体讯息的铁链戛然中断于它这一环。他寄希望于这只仿佛有独立意志、思考能力和向往的新蝗虫，如果能生养出更多跟它一样的后代，除魅救赎便成其可能。 很多药物，乃至于非药物的种种意识形态皆可诱导、强化这个激情，酒是其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但烟正正好相反，香烟会抑制激情。不止烟对人生理的舒缓松弛作用，基本上，抽烟总是某种行动的休止符，是线性时间的暂停，其姿态是后退的、坐下来的、闲适漂流的，人吸烟和人深呼吸大体上是同一件事，而吐烟则接近某种深深的喟叹，而且你还看得到它飘散、透明、消失（也就是所谓的二手烟）。我们差可想像何以印第安人以为抽烟代表和平，杀戮追猎也是某种不断加速不断升高到两眼充血发红的激情，抽烟是那只好蝗虫，可釜底抽薪的打断它，大家一起坐下，把手中的戈矛换成烟管，人心松开，战马野放低头啃着青草，时间缓步下来，激情会衰竭如同冷却掉、得一而再再而三重新启动的马达，这样，人的理性才得到空间，人也才能从附魔的、满心愤恨满目仇敌的状态解放出来。和平是理性的，只有激情停竭后才出现，如雨后盟誓的彩虹。 二〇〇九这场近乎集体癫狂的反烟战争要如何才能中止呢？我是说真的，绝没一丝反讽玩笑之意，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两边大家一起坐下来抽一根烟，如睿智的印第安人那样——很可惜，他们不会愿意这样。 和平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自由主义大师钱永祥，他早不抽烟了，但正确的知道如今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是多荒唐的一次“立法”（恭喜台湾又收集到一次世界第一了）；然而，同时也深谙现实之难的钱永祥跟我说，抽烟的人其实自己应该有态度有做法有响应。是的，宪法太远，自由人权云云的价值更远，庄严存在的它们不会自动跑来支持你，现实世界仍是某种以力相向的角斗场域，你不自己想法子杀出一条血路来，断断是走不到那里去的。 话是没错，而且就被不义迫害者来说，抽烟的人数其实也够多，真要纠集动员起来造反是有力量的，但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正中抽烟者的要害——我们光从命名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抽烟的历史这么悠长，人数这么多，但抽烟的人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可辨识的社会名字，不成其为一种身份，这不仅说明抽烟的人是如天上星海中砂那样个别的、散落的存在，也揭露了抽烟者某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这说起来奇怪而且矛盾，对抽烟的人而言，除了空气，你很难找到另一种 6bd4." >比香烟更重要的东西，必要时，他可以忍受不饮不食乃至于不眠不睡，但很难忍受不抽烟，甚至，在最达观、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凡事不预想未来明天下一刻的抽烟者身上，我们仍能时时看到一种有趣的忧虑，不必等到没烟可抽弹尽援绝（事实上这一刻他可能还正抽着烟），只要他意识到自己口袋里的香烟已低于某个安全数量，人就开始不安、分神、四下张望，惟恐错过宿头的看哪里可有补充下一包烟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抽烟者又以为抽烟一事是最不重要、最不值一提、最不该耗用公共资源认真谈论的东西，他谦卑的把香烟的重要性封存于个人，甚至愿意用个人的恶行恶习来解释它安置它。抽烟的人总周期性的一定会碰见一些善心的人、好为人师的人以及白目鲁莽的人，会碰到医生、宗教人士、学校老师、贞烈自持的女性同胞以及在报纸上投书在电视谈话节目Call-in习惯的人云云，即使抽烟者的长相再孔武有力凶神恶煞，即使抽烟者在心智层面的所学所知远胜过他的劝诫者，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总是，抽烟者会低头、有风度的熄烟领受，并耐心听完他不知道已听过几遍、背都背得比你熟的陈腔烂调。在我们眼前这个谁怕谁的世界，很少有比冒犯抽烟者更安全无虞的事了，你要不要拿类似的一番话藏书网语去对喝酒的人、开车的人说说看？抽烟的人根深蒂固有着某种道德负疚感，尽管只是伤害自己却同时感觉对别人对社会有所亏欠，接近某种神学思维，这种心理特质早在未有二手烟概念、早在医疗健康神话建构起来之前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抽烟者的基本道德负疚感系来自自省，来自他对周遭他者存在的感受，而不是反烟运动的成果，事实正好相反，反烟运动之所以能如此顺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建立在乃至于利用了抽烟者的如此心理前提。 我们该如何称呼抽烟的人呢？基于最基本的美学理由，我个人不接受“瘾君子”这个烂名字，不是因为它带着揶揄，而是因为它的难听难看以及程度太差；日本人把抽烟者称为“爱烟家”，这又太超过了，显得有点恶心，而且不准确，抽烟者和香烟的关系不是激情，而是某种杳远的、透明的，但听流言不信的友谊，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我个人无法单独为抽烟者命名，只能最简单的暂时称之为“烟枪”，放入引号。 年轻时候读过《孙子兵法》，最记得而且至今耿耿于怀的两句话，是将有五危、率兵作战的五大弱点之二，“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清廉、有洁癖的将帅，你可以利用这点不断的抹黑他挫伤他；善良、对人保有同情的将帅，你更可以利用这点骚扰他挟持他，就跟绑架犯敲诈犯控制人家的妻子儿女予取予求那样。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个人深恶痛绝无法原谅的东西，这就是。 纳博科夫有和我很类似的想法，他好几次正色的说，他最痛恨的是人对人的欺诈、残酷和折磨。不是因为这不是真的，而是因为它真的时时在发生。我们知道，人心的一点善念、一点坚持常常是很难得又很脆弱的，像初生的生物，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充满敌意和掠食者的严酷世界存活过来，我们能希冀的是，就跟生物护种的人海战术老策略一样，希望它们的数量能够大，能有一小部分艰辛的活下来；对人善念的最大伤害，便是有人倒过头来利用它行恶，这就不是一次性的伤害了，而是某种污染、某种人心的沙漠化，再没健康的土壤可生长出健康的东西。人可以冷漠，但人不可以冷血。 话说回来，二〇〇九新版的“烟害防治法”有什么不一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呢？纯粹我个人的体认是，我把它看成是一份战争宣言，它已超越了某个临界点了——就像电视上那个伪善或脑袋不清楚的老好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已不打算再劝导你们容忍你们了，我们不再相信各位可自我道德管理，我们更不打算跟你们辩论讲道理，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直接把各位看成犯罪者败德者，我们会日以继夜无所不在的监视你们举发你们追击你们，每逮到一次最多可罚你一万大洋，罚死你为止—— 我对战争的一部分定义是，战争开打之日，意味着道德冻结之时。 事情真的可以不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我们说过，过往这些年来的持续香烟管制经验也证实，抽烟一事真的是很容易管理的，耗费的公共资源也极有限（设几个毒气室般的吸烟室需要多少钱呢？而且通常还是商家愿意自己埋单的不是吗？），行政单位自己心知肚明，就别说劳工、少数族群、外籍配偶、乃至于动物权的街猫街狗等生命攸关的严肃议题（皆缓慢不尽如人意的、但确实朝进步开放的大方向走），抽烟者比起开车停车的人、性交易的人、赌博的人、丢垃圾排放废水的人、抗议拆迁抗议兴建停车场变电所通讯基地台的人都更温驯更配合，至今，我们的卫生署没因此被包围过，董氏基金会没被放火（抽烟的人哪个身上不带火的？），基金会那名嚣张到极点的执行长敢如此公然大肆狂言居然没出任何事，就这些年我们对台湾社会抗争习惯的了解，这已经是神迹了。 其实应该珍惜抽烟者的理性、和平、自制。 有一种书、一种书写、观察暨思考方式，书写者把自己假设为比方说火星来的人，取得一个陌生新鲜的视角，好避开人过度熟悉过度融入所产生的盲点，看清真相。今天，如果有个火星人来到台湾上空，极其可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小小岛上最该死最杀人放火抓妻抓子恶贯满盈的必定是抽烟的人，否则岛上的人为什么愿意牺牲掉这么多得之不易、维护保卫不易的最宝贵东西，以换取那个看来什么也没做、只静静抽着烟的人的灭绝呢？我所说的这些被弃之不惜的珍贵东西族繁不及备载，包括人权，包括自由，尤其是核心部分的言论自由，包括我们对是非对错真相的认识和坚持，包括最起码、符合比例原则的法令公正性和社会正义，包括我们个人一长串的根本信念价值，比方和善、尊重、宽容、同情云云，还包括我们个人的文明教养，从思维、言词到肢体动作。 抽烟一定比战争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所有和香烟但凡有一丝一毫关系和联想的儿童玩具皆当禁绝，包括那种其实没什么销路的香烟模样糖果，但我们的小孩可以大量拥有各式玩具枪飞机军舰大炮并在电动玩具的模拟实境从小练习杀戮；抽烟一定比赌博还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我们的政府不仅持续开放还持续做庄主持各种赌局，还花钱做大量电视广告，花钱加码提高彩金，惟恐你不愿意进场；抽烟一定比各式各样的色情都可怕，火星人会看到，比方说我们的电视新闻报导可以追着饭岛爱（愿她安息）和小泽玛莉亚跑，可以广告小电影色情片，当然内含那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式的SM性爱乃至于更刺激更瑜伽更多人参与的，但香烟二十四小时封锁，没分级没深夜时段没锁码等任何特许；香烟也一定比各种凌虐、肢解、血肉横飞的杀人还可怕，火星人会每隔几天就完整观赏到比方杰森或佛莱迪威风凛凛的一个人一个人屠宰，只要杀人时嘴上不叼根烟就行了；香烟还比安非他命摇头丸古柯碱海洛因云云可怕，火星人必定也看到了，我们的“法务部长”多温柔的呼吁吸食者勇敢站出来，承诺不入罪不罚钱，口气和禁烟广告完全不同不是吗？最终，香烟也比鬼、比恶灵僵尸狼人吸血鬼更可怕，火星人会相信，我们的小孩梦里出现这类玩意儿仍能幸福安睡，但千万不要梦到一包烟、一个烟灰缸（一种忽然消失在台湾的东西）、或一个抽烟的人，这种恶梦会把他们吓哭惊醒，造成创伤和人格成长的扭曲—— 汝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邻人的妻，不要当赌徒酒鬼毒犯和发动战争的丧心病狂，但只要你承诺不抽烟，也许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是这样吧，不是这样吗？ 我们所说对最基本是非对错认知的弃守，从一件事就可看得出来——所谓的科学报告，居然可以告诉我们，你从空气的扩散作用中，不小心吸入一点点稀释的、飘散的烟味（得正名为二手烟，以强调它的存在感和巨大浓烈），比起直接的、一口一口持续的抽烟危害更大。为了恫吓不抽烟的人，为了刺激出他们集体起来扑杀抽烟者，就连这样违反最简单常识的谎言都能讲出口，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动手脚的呢？ 透明的空气中有太多东西了，我个人是个不开车、喜欢走路的抽烟者，我（相信包括所有的抽烟之人）随时随地愿意进行这样的实验——找两个车库大小的相同密闭空间，分别关入十个老烟枪和一个开车的人，前者不间断的抽烟，后者保持不让汽车熄火，一小时之后打开来会得到什么？十个眼睛喉咙有点不舒服的人和一具尸体不是吗？我个人是个还不错的推理小说犯罪小说读者，知道怎么用汽车废气自杀或遂行谋杀，但从未看过可以用寻常香烟杀人的诡计。如何？要不要考虑毒性和比例原则把汽车先给禁绝掉？或至少规定车子只能在负压式的密闭空间里开？ 我个人抽烟多年，得失寸心知，高三那年因此背了个大过，老实说无怨无悔，一刻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有人格污点、不敢见人的坏事，我知道自己只是违犯了“规矩”，并没有违背了“善”。我相信人对自由的基本认知和主张，最终每一个人有他私密空间的底线，不必也无法跟社会集体、跟任何人交代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尽管总是有些多疑的人、幽黯的人、偷窥癖好的人、心怀不轨的人不死心的持续侵入，倒过头来善意的指责我们，或恶意的指控我们。 不必交代，这是权利；而无从交代，是因为相同的行为，嵌合在个人的私密空间里，往往有着难以说明的不同意义和潜能，就像抽烟一事，有人可有可无说戒就戒（小说家阿城说这得是相当残酷的人），但比方说对小说家骆以军、对导演侯孝贤而言，或对自言“抽烟抽得跟一根烟囱似的”的美国坏脾气99ｌｉｂ?小说家冯内古特，抽烟小事，却牵动着某些冒险不起、不可损失的重要东西，他们的不能也不愿，无关意志力强弱，也无关医学知识，生命的损益平衡表不是寻常他人看得懂的。事实上，觉得自己不该活过八十岁、真倒霉还得在人生晚年忍受小布什当总统的老冯内古特，曾经扬言按铃控告美国各大烟商：“你们不是一直说抽烟会罹癌，会这样会那样，会让人早死吗？怎么我还活着！” 我所认知的自由因此也同时是个沉重的东西，它意味着道德抉择和跟着而来的道德责任。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并不会说自己是个抽烟者一如不会说自己是个呼吸者性爱者吃饭者，勉强我只会说自己是个恰好有抽烟习惯的自由主义者（加上主义这两字总让我有点不安和惶惑）。因此，抽烟对我个人而言，也就没道德豁免权没道德假期，它仍时时受到自我的管束——抽烟多年，我惟一敢说的便是，我，跟很多我所知道的抽烟者一样，努力做个有道德的抽烟者，不在窄迫的密闭空间抽烟，不在人群簇拥时刻抽烟，不在上风处抽烟，方圆几米里有小孩时也不抽烟（俯首甘为孺子牛）云云。一直以来，这一来自内心的无上命令，总是比当时的法律要严格，也远比法律规定更体贴更讲道理而且有效。 我得说，我在抽烟者之中绝不特殊，如果大家还愿意说实话讲道理（冯内古特说：“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讲道理，总令人疲惫不堪。”），在诸如此类发生于生活第一现场、参与人数众多、现实界线模糊且死角处处都是、法律的直线执行力量一进去就扭曲变形仅供参考的麻烦问题，比起色情、赌博、喝酒乃至于扔垃圾排废水，台湾这些年真实的经验显示，抽烟不抽烟的问题几乎已界临解决了，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往后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法律更强力的介入，这反而会破坏它，而是在这样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再多一两年的耐心，辅以宣示性的劝诫和确认，把所剩不多、如《圣经》所说一百只里总还迷路走失的那一只笨羊赶回来就大功告成了。 法律真正的庄严不侮当然不来自于多数表决，它有更根本的东西得服膺，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没内容没深度的多数可能是暂时，也是可操控可挟持的，多数更可能是暴力，如小密尔所说最坏的一种暴力形式。所谓的恶法至少有两种可能层次，一种是背反了亘久的、有深厚人性基础的道德；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法律比这样的道德严酷，这是道德的破毁，更糟糕是把道德转变成压迫人、折磨人的凶器。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道德和律法相互消长的缓慢可贵过程，道德自律的成分愈高，我们的世界就愈文明，律法的管束愈森严愈无所不在愈带着报复性，我们便愈回转野蛮。 俱往矣，这一切。野蛮的二〇〇九，对抽烟者而言，老印第安人不在了，和平已不可能，只剩战争。 怎么样的战争呢？也许有人计划着更全面更积极更壮阔呼群保义的战斗形式，我个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旧俄时代一个人挑战彼时沙皇黯黑恐怖统治的亚历山大·赫尔岑，以赛亚·伯林口中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采取一种绵密不懈的、轻灵的游击战，一种他称之为“我的哥萨克人小小战争”的自由不羁形式，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 道德自律在新版的“烟害防治法”已毫无位置毫无意义了，这绝望之余也给了我个人一种大势已去的坦然和轻松之感，如卸下了重担。这一年开始，我可以而且决定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不道德的抽烟者，各种时间各种地点各种可能。法律仍允许的地方当然抽，敞开来抽，不必再顾虑身旁有谁；法律不允许的地方更要抽，只要小心不被逮到，或更正确的说，逮到也无妨，只要他们无法法律规格的证明。我、抽烟、时间、地点，这四个短暂如烟飘逝的要素不仅非齐备不可，而且要牢牢扣在一起方能罚钱，我知道你知道法律也知道这技术上有多少漏洞，严格来说，法律自身根本毫无执行能耐，它只能扬惑起人民相互监视彼此出卖，因此抽烟的人得有抵赖、不怕吵架、你奈我何的准备，横眉冷对千夫指。 有一种又回到高中校园青春岁月的感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最困难的部分，也许是怎么扮演好一个野蛮人吧。几十年慈眉善目惯了，已相当程度内化于心，不是那么容易说变脸就变脸，因此得先对着镜子练习，练习板起脸孔，练习愤怒，练习不讲理，练习不同情不体贴，练习恶言必反之—— 是的，呼啸而来呼啸而去，随时随地，无休无止，周旋到底。 骗子 我那位浪迹大陆各省超过十年的林姓老同学回宜兰了，这回好像打算就此长住下来。这应该算是失业转行而不是什么倦鸟知返落叶归根那一套，还有什么比一个骗子必须回到熟稔他的老家更不智更不得已的呢？更何况是宜兰这么一个窄迫的、三面山一片太平洋封闭起来的小小冲积平原？就像你在日本国铁火车票上看着总会笑起来的那八个汉字，怎么看都是诅咒不是？“中途下车·前途无效”—— 如今，我听说他每天晚上大剌剌的坐定在就那两三家鹅肉店海鲜摊日本料理小馆子喝酒，固定班底的酒伴是几名意图再明显不过的在地人渣（借用名小说家骆以军的专利名词），有中低阶的烂警官，有搞不出什么局面的小角头小混混，当然照公式来也少不了两名既是员工又算眷属的风尘女子云云，这当然仍是一具等着傻蛋上门、不宰白不宰的罗网，但美学样式已变了，诡计让位给暴力威胁乃至于更不堪的仙人跳什么的，原来那名事了拂衣去、你惊觉上当时已杳如黄鹤云天高远的骗子，正缓缓过渡向你奈我何、有种上门来讨的流氓了。 真的很不一样了，跟我的记忆。以前这家伙几乎是不喝酒的，喝酒只是工作，严谨得很。即便叫他出来的只是我们几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不幸从六岁就认得彼此的无害老同学，他还是不改其志的永远迟到而且还一定早退，喝酒永远是带着抱歉的浅浅一小口，就跟他坐椅子的方式一样，沾着而已；他也绝不多讲话更不参与集体回忆漫长童年（他的职业不方便保留回忆）仿佛是个透明人，你想起来找他时，总发现他又捂着嘴在店家柜台那头讲电话（那会儿还没手机这东西）；还有，有一半以上几率他会随身带着一或两名年纪装扮都和众人格格不入的陌生女子，不是意外的老，就是意外的小，几乎不重复，所以也就用不着认真介绍记名字云云，这样的扫兴行径我不晓得是否刻意，但的确产生很实质的效果，那就是方便他随时告退脱逃。 年少夜市摊的荒唐酒酣岁月里，他是惟一一个我从未见过他醉酒的人，也是惟一一个我从未见过他掏钱埋单的人——后者我完全可以谅解，因为我们并非他的作业对象，“我可以请你，但这样的话我就必须骗你钱了。”不是这样子吗？ 有这么一个来自某新兵训练中心的老笑话，一名教育班长问他的同僚：“032那个兵以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每次打完靶都会把枪上指纹擦得干干净净？”——显然，骗子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的，最起码比起我们这些有正常工作、善良守法的公民。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是意志力使然，除非天赋异禀武林奇葩，人的意志力通常是一年生的草木，总是禁不起季节偷换会凋谢枯萎，你得想办法抢在意志力消失之前，让它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才行，并小心在颠沛造次和休假时刻别破坏它。然而饶是如此，也没什么一治不复乱这种神话，时间永远比你阴险有耐心，会抓住每一次缝隙攻击你；而且时间没有身体，如过隙的白马永远光鲜如新，你有，你会变成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你会愈来愈受不了疲劳，会愈来愈容易生病而且不因传染甚至无须原因，以及遗忘，就连已成反射动作的生活习惯都会遗忘。 你迟早会想跟大家一样，舒服的、靠着椅背坐下来，跟着大家一起你一嘴我一语讲童年往事，一起大口喝酒，不惧酒后说出真话，不以为周遭有危险伺伏，不醉不归。 全世界的骗子都禁不起衰老，但被命运抛掷、生在台湾的骗子还有一个抢在衰老之前一定先来的致命不幸，那就是台湾终究是个太小太小的岛，而且还一路不回头不停歇的变小。骗子这行业，非常浪费土地非常不环保，他是火耕者，是游牧民族，是蝗虫过境，无法停驻在同一块土地太久，每一块土地最好只一次性使用。 笛福写那名生龙活虎女骗子的精彩小说《摩尔·弗兰德斯》，出生于英伦三岛，才刚刚成为寡妇、进军这门古老可敬行业的弗兰德斯，一开始就发现这个真理：“看到这种情形，我决定非迁居不可了，到人们不认识我的地方去，甚至于换一个名字，假使有这种需要的话。” 可能更精彩的另一部小说，吉卜林的短篇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那两名分别邂逅于火车上、深夜找上门的英国骗子德雷佛和康宁汉，一样开门见山的说：“一言蔽之，我们已走遍全印度了，绝大部分还是用两脚走的……我们的结论是，对于我们两人而言，印度还是太小了。” 吉卜林这篇小说，我是先看到电影的，片名莫名其妙译为“大战巴墟卡”，读大学时在如今已尸骨无存的景美戏院，当时这戏院已是半废墟状态，二十块钱一包长寿烟的价钱看两部，开奖一样你永远不会先知道今天播映什么，演德雷佛的是彼时脑袋已秃、并持续奋力摆脱〇〇七情报员邦德形象幽灵的肖恩·康纳利，康宁汉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永恒绿叶迈克尔·凯恩。 这两个兴高采烈的殖民地骗子，因为职业需要，不仅踩遍整个印度半岛，还干过全印度所有的行业。就防御一面来说，他们发现印度愈来愈难混愈透明了，殖民地政府愈来愈完整愈逐步控制住每一行业每一方土地；就 5f02." >异想天开一面来说，他们想到了一个此生惟一还没扮演过的职业，那就是国王。于是他们读了书、翻了资料还察看了地图，发现这个世界仍有一处而且仅剩这一处宽广干净之地，那是阿富汗东边、海拔动不动六七千公尺以上的折曲高山地带，地球的屋脊，相传只有几千年前年轻的马其顿疯子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统治”过，但忽然被死亡阻止于印度河畔的亚历山大再没回去过，去圣邈远宝化为石，这两个有趣的骗子瞄准这个历史悠悠空白，决意去那儿当国王。 心意已决的这两个骗子，临出发前之所以夜访作为通讯记者的“我”吉卜林本人，除了再确认基本的地理历史数据，更重要的是两人签署了一纸也是盟誓也是严格自我规范的合约，需要有个第三者见证——内容重申他们成为国王的心志，并保证彼此携手同行不离不弃；更重要的是两人话说前头，壮志未竟之前，有两件诱人的事绝不能碰，一是酒，另一是女人，不管“黑色的、白色的，或者褐色的”—— 日后，写骗子的小说愈来愈多，随着道德约束一寸一寸的从小说书写领域退去，但我个人以为，这两部一长一短的骗子小说仍无可撼动，峥嵘的立于两极。笛福以他银行记账员的笔法，仔细的、拍照存证般的记录这一个不自觉被命运潮水推过来推过去、却又毫不犹豫出手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丝可能每一笔财货、野草般踩不死的女骗子一生，事实上每隔个十页二十页，这位可敬的女士总会查账般回头清点自己的财富，现在有多少英镑现款、多少金银器皿、几枚戒指、几只金表，以及几块丝帛衣料云云；吉卜林则是小说历史上最后的大故事者，他从不怕说大话不怕吹牛，就像 href='1656/im'>《山海经》里那些怪山怪水怪人怪物怪事，它们不是全然虚构的想像的，全然的虚构不仅骗不了人而且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非常难看，你仔细看，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几乎都有一个实体的、坚硬的、信而有征的核心，日后我们也的确可以一样一样找出来，原来就是这座山这道河这只动物这种果实，它们只是被说得更大、更奇怪、更吓人、更繁华如梦令人神往而已。纳博科夫最喜欢说所有的艺术就像蝴蝶翅膀般都是精密美妙的骗术，小说前身的传说故事尤其如此，传说故事的欺骗是匿名的而且是自由添加的，比日后冤有头债有主的艺术创作更不惧拆穿，反正拆穿了你也找不回去骗子是谁，没有刑责，没有道德负担，甚至不会伤害到谁，传说故事本来就是骗子的理想国不是吗？ 不是有这么一种骗子的说法吗？“他是个满口谎言的骗子，特别是他讲实话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吉卜林怎么为他的骗子故事收尾，他描述戴着黄金皇冠的德雷佛从悬空的绳桥摔下去：“翻转着翻转着翻转着，两万英里之深，他整整在空中下落了一个半小时才掉入河中，我看到他的尸体就卡在一方岩石上，那顶黄金皇冠滚落在他身旁。”——好心奉劝你别去找哪里有一座海拔两万英里的高山，也不必花力气去计算重力加速度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五千四百秒究竟下落多少距离，和两万英里符不符合，更不用奇怪何以康宁汉有如此惊人的远视能耐，像庄子寓言故事里的奇人，可以穿透重重山岚如见秋毫之末的看见两万英里以下的一具尸体以及更小的皇冠。吉卜林本来就是个骗子，如果他没成为诗人小说家的话，或更正确的说，尤其是他已是桂冠诗人、诺贝尔奖加身的小说家时。 先知不会在自己家乡成为先知，骗子也很难在自己家乡行骗，因为人们认识你，太认识你了。所以先知穆罕默德垂垂老矣才回到故乡，那是他伟大生涯的最后一站，也就是耐心等所有看过你生下来、看过你一路长大过来的人皆已死去、故乡实质上成为他乡之时——你怎么可能会是神会是先知会是任何你自我描述的那个人呢？少来了，我跟你们家、你爸妈当邻居多少年了，我还抱过你替你换过尿布洗过屁股，十岁那年我记得你偷摘人家桑椹还被告到学校去，被你们老师揍得好几天哭着不敢去上课，你不是那个阿南仔（或铁牛或肉丸或天赐、福来……）吗？家乡总是太小太透明，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的所有事情。家乡的真正危险不是骗子，而是八卦，住着一群记忆力超强的人，左拾遗右补阙，就像田纳西·威廉斯、像福克纳笔下那些窒息得令人想冲出去、哪里都好的鬼域般坟场般美国南方小镇。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是家乡，而是人们认识了你，记得你长相、知道你名字、摸清了你某一部分底细云云，所谓的“家乡”不过是个方便好说的代称而已，别犯这种唯名论的错误。一处异乡停留的时间久了，但使主人能醉客，也照样会一分一分的家乡化，让你逐渐分不清是家乡是异乡。我们前面所看到弗兰德斯警觉到危险，打包出发到下一个人们不认识她、可以再改名换姓的新地点，其实当时她人早已远离自己出生和被收养成长之地了，她所谓的危险，不过是担心当地人们有可能发现，她并不是个有钱有资产的寡妇（只剩四百六十镑，一些十分华贵的衣服，一块金表，几颗并不很值钱的钻石，还有三四十磅没有卖出去的布料），在英国当时结婚等于赚钱的没出息社会风气里，这会让她无法骗到一个有钱的新丈夫。甚至，笛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谓的摩尔·弗兰德斯从头到尾就是个化名，但假名黏住真人久了，久假不归也就是真的了，一样会循路招徕真实的危险，日后，英国警方果然一直捕风追缉着一个从不知道长相、不清楚来历，只晓得人称“荡妇弗兰德斯”的狡猾惯犯。 因此，除了机长空姐船员乃至于赔钱的台铁高铁员工之外，骗子极可能是花最多时间在交通工具上的人，有点像鲨鱼，不能停，一停下来就很快窒息而死。 真正救了台湾这一代骗子的，我相信是海峡两岸的解冻开放，跟英国当时的广大北美新殖民地之于弗兰德斯一样，忽然掉下来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全新运动空间。整个二十世纪九〇年代，我个人所知道的台湾骗子，包括正职的、业余的、打工的、伺机转行的，乃至于本身工作或志业就带着高度骗术色彩的，几乎全去了大陆，如同搭乘同一班历史加开的富贵列车。林同学当然也是这股浪潮中的微尘一粒，整整十年，大家喝酒众会偶尔讲起他，总听说他又转进太原或成都或东北大连云云、此时此际他也许正在某节火车车厢里，打着盹，或没事看着外头漫天大雪；我们开玩笑说他像台湾的过气歌手，热潮如海浪，第一批打上岸的总是垃圾，一时谁也分不清谁是谁，谁都可以放胆吹嘘自己是来自宝岛的第一红歌星，反正一个省一个省唱过去，反正大陆就可以这么大，等一圈轮完了再回头，可不是又全新的好汉一条？ 我们这些乡愿的老同学，打心底的为他庆幸，还举酒遥遥祝福他——连我（老同学中最犬儒的一个）都不免暂带侥幸的相信，这也许会是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吧，也许他自己都开始认定此生就是中国大陆了，像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教授，满意的看着自己的美国新房子，恍惚到好像自己真的就生于斯长于斯跟眼前的大树一样，从来就没有俄罗斯祖国，没有过革命，也没有流亡，没有内战迫害和那些个披星戴月的日子。我甚至期盼他能有余裕有心情可以开始计划自己的晚年，不怎么真实都可以，对一个总是朝不保夕、生命能见度有限的骗子而言，这可能是幸福的征兆，甚至可以救他—— 如果你不是通过传闻、通过类型小说或电影等神话载体去认识一个骗子，那你将很难夸张他的真实能耐和聪明。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除了线条有点拉直，过程中多了些上帝圣经的宗教体悟，基本上笛福是贴近的、老朋友也似的看着弗兰德斯，如同我们之于林同学，而这位被传闻夸大为英伦首席女骗子的弗兰德斯究竟有何神通之处？我们看到的永远就那几招——她持之以恒的一直假扮自己是个有钱的贵妇，好猎取一个有钱丈夫（弗兰德斯于是结过五次婚、严格上来说皆不算成功），这是她惟一可称为骗子的行径，但对有同情心的人来说，毋宁更像只是一个女人的可怜自卫术而已不是吗？另外，她能做的只是顺手牵羊式的行窃，偷人家店里的布料、偷公园里落单有钱儿童的项链、偷旅店酒客的钱包行李云云，需要的不是聪明，而是某种手眼协调的快速反射，皆是日后电影中、小说里的骗子壮夫不屑做、我们作为一名观众读者也绝对看不到的事。 我跟林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同校七年半，日后他跟了出嫁姊姊去瑞芳，我迁居三重再转台北市，我们两家原来只隔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巷道，不想知道他家的种种都不行。在一九六〇年代除了小孩生产过剩其余一切严重不足的年代，宜兰没有几家父母真的在逼小学阶段的小孩读书的，因此学校成绩好坏，基本上就直接是先天资质的显现。我记忆中的林同学，稳定在前段三分之一处，也就是中等稍上之资。他的麻烦但也是他日后真正的骗子资产，是他唇红齿白、哭兮兮的瘦弱，有一点天予不取、不欺负他太对不起自己的味道，因此，我们这几名老同学的交情，其实是从保护他、为他打群架开始的。 屠格涅夫的名著《罗亭》（另一部也可视为骗子小说的经典之作），写最后两名恩怨风雨的老朋友在雪天逆旅的驿站相遇（又是交通工具），感慨的引述翻译过来平淡无奇的俄罗斯老俗谚：“是的，我们全都听天由命——”；纳博科夫在被问到他每十九年就飘洋迁居的一生时，难得动情的仿佛把《罗亭》的老友对话接了下去：“在英国，我曾同格雷厄姆·格林一起吃午饭。我也同乔伊斯一起吃过晚饭，同罗伯·格里耶一起喝过茶。孤独意味着自由和发现。一个荒岛也许比一座城市更有劲。不过，我的孤独，从整体来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环境使然——船搁浅了，潮流反复无常——” 正如我们再怎么翻书回头确认，也找不出弗兰德斯究竟在她生命的哪个时间数学点正式成为骗子，在日后台湾一波一波涌起来的潮水中，林同学商校念完先干了几年好推销员（他的业绩动不动全公司第一），再顺势转入所谓的多层次传销；另一道也在台湾经验里的支流是，他们一群寓恋爱于公益的年轻男男女女，成立了一个宗教意味的、假日跑跑孤儿院养老院并募集捐款的团体。推销、直销、公益和恋爱，全都带着浮夸、吹嘘、洗脑和买空卖空色泽，活过那段岁月的台湾人都知道或说记得，这两股潮水一会流，不必然但多么容易把人不偏不倚的推过去，最终搁浅在一方名为骗子的岩礁之上。 我从来无意轻忽人在巨大命运潮水中俯仰的自由意志，和一次次道德抉择暨其责任，我真正想说的是，骗术很少是独立的、创举的聪慧发明，它有很大一部分只是人对当下自身所在命运潮水顺服、侥幸、揩油的结果，就像弗兰德斯的行骗和行窃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一样，也因此，当潮水转向，原来的骗术也就跟着失去凭依不成立了。要叫一个只比社会平均聪明程度高一点点，又耐心不足、欲望远远大过他能力的骗子，与时俱进的一次又一次更新他的骗术，我们可能就弄错人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应该叫托尔斯泰，叫狄更斯、福楼拜、纳博科夫、格林或加西亚·马尔克斯吧，我们说，即便在这样以创造为名的睿智领域里，能一再更新自己、如狐狸千智的人物仍属少数，像张爱玲，聪明锐利如此，她一生只能写同一趟命运潮水的小说，不是吗？ 潮流反复无常，但骗子不死——从电视上、从报纸上、从日常生活经验里我们感觉的好像是这样，但其实不然，不是老骗子不死，而是新的潮水总是带来全新的另一批骗子；不是个人的骗术苟日新又日新，而是骗子已然替换过了。原先的骗子哪里去了呢？如果没腐烂掉，他们只能搭车离开，找寻他们熟悉的、如鱼得水的那一种昔日潮水，去某个他们这一招半式依然行得通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不均匀，惟零乱无序中仍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线性时间表。 也因此，每个骗子的人生都有着某种怀旧的生命情怀，寻寻觅觅——我不必问都猜得到，整个九〇年代在大陆如巡回演唱歌手的林同学，曲目戏码仍是他在台湾的那一套，结合直销和恋爱，永远坐不暖席，永远一两名陌生女子随侍左右，永远有接不完打不完的电话（谢天谢地藏书网有人发明了手机，真不知道以前那些日子怎么活过来的），永远又像先知又像投资代表般准备把外头广大世界、外头某一个黄金国给引进到这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小城小镇来—— 总的来说，我对骗子此一行业其实是悲观的，不是基于我对这门特殊行业有多少了解，而是证之我长年关心的书写创作领域，事关本质问题。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的看法有些许不同，他以为所有的诡计总迟早会被拆穿，拆穿的极致不只是诡计的破解而已，而是诡计根本的不被当成存在过，人们看到的只是光天化日之下一具颜色极难看、平凡到你不会想再多瞧一眼的黑鸟尸体，完全不知道它曾是夜间那只浑身幸福夺目光采的青鸟。愈到晚年，博尔赫斯愈不信任这类灵巧的、书写潮水式的书写技艺，就像华美的包装纸只是短暂的、幻惑的增加内容物品的价值一样，他甚至很委婉的劝告大家不必勉强发明新的隐喻，不必焦虑新诡计的产出，不必太追逐作品是否通体完美，那种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完美暗示存在着某个所有要素高度相互嵌合依赖、极其脆弱的结构，通常是对当下某个特殊潮水太顺服的结果，因此也就最容易被变动不居的时间第一个摧毁，像古生物学者一再告诉我们的，愈是适应完美的生物体，愈容易在下一波灭绝。问题甚至不必等到灭绝来临，一个牺牲可能性、不留存未来余裕和沉着力量的作品，对够锐利的阅读眼睛，其实当下这一刻就是乏味的，支撑的时间不超过一声惊呼赞叹的时间。我们去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看那些个白玉镂雕、一层套一层的九连环玉球不都是这样吗？ 诡计迟早会被拆穿，博尔赫斯这话如果有什么挑剔的余地，那必定是其中“迟早”这个用词。过往，诡计发明的悲剧宿命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诡计，得是人绞尽脑汁加聪明加时间加机运的艰辛结果，但诡计的拆穿却可以是一瞬间完成的事，就像昔日来自马其顿蛮族的年轻亚历山大直接用剑斩破那个号称无人能解的什么什么结一样。如今的现实是，新诡计的发明已抵达右墙了，尚未被发明出来的诡计究竟还有多少存量（随便去问个写推理小说的人吧）？而除魅却仍幂数的加速度进行，人们破解诡计的能力不断在增加，还不断发明出新工具来，从交通到大众传媒到网络，整个世界不断变小、夷平而且持续透明，就像《青鸟》第三幕的夜间世界夜之宫一样，不断被侵削被压缩被曝晒在光之中，“我的‘精灵’都吓得不敢出去了，‘鬼怪’也逃走了，还有大部分的‘疾病’也都病倒了……” 可怜的林同学一定没想到如今的中国大陆变得这么小。昔日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够弗兰德斯终老还可以传之后代子子孙孙永宝用，但今天物理空间更大的中国大陆却仅够他消耗十年；而且，蓦然惊觉印度太小的德雷佛和康宁汉翻翻地图，仍找得出有那一道海拔七千公尺的人迹较稀之径可以不改兴高采烈而去，林同学的地球上已再没秘境了，只能摸摸鼻子甚没出息的回转亲友熟人仍健在的宜兰夜市。从结果来看，这天降十年原是祝福，最终却成了诅咒，让一个无计可施早该转业的骗子整整耽搁了十年，更苍老更疲惫更所剩无多，只有我们这些见过他年轻时模样的，才可能从他五十岁秃鹰般的面容里，在某个光影、某个角度、某个一闪而逝的神色里，依稀恍惚看到那个胆小、怕打雷、清秀有病的少年朋友。十年只是个梦境吧，只能供他在自己心里的某一面墙壁上多刻几个记录战果的正字，人民币、女同志、酒店夜店云云。但一个骗子的麻烦是，谁听你吹嘘这些呢？正常的老人家一回忆起当年之勇都只被嗤之以鼻，更何况是这个说谎几十年的老家伙？ 如果说我对这样一个骗子横行的世界尚有什么不舍尚有几分悲伤，那必定是因为骗子总比八卦好。基本上，骗子和八卦，一如我们说通胀和萧条，这两者是相互消长替换的（当然不会完全，仍可犬牙交错的同时存在，如经济学者发现原来菲利普斯曲线会移动），一个骗子无所遁形的透明社会，不会是日月光华、大家争相扶老太太过街的理想国，而是一间八卦的巨大温室。骗子当然比八卦好太多了，骗子多少需要一点才华，本质上只能是点状的、个体的存在，八卦则除了残酷败德和人皆有之的一张嘴之外，什么都不需要，它从来就是个群体现象；骗子只骗你一次人就跑了，八卦会水蛭般黏住你并持续追猎你，要跑的反而是受害的你；我们看骗子受害者的眼睛基本上是同情的，八卦受害者感受的目光却往往是讪笑的、窥探的、淫秽的；最糟糕的是，一个骗子知道自己是戏里的歹角，而且负有刑责，八卦则很容易逸出司法的稀落大网，不痛不痒，而且就像我们天天看到且必须忍受的，他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做的是挖掘真相（“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摘奸发伏，真的一样摆一张正义使者的可厌嘴睑。台湾现在已成功发展出一套神奇的道德辩证术，那就是四下指控别人是伪君子，当满天下人都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我这个真小人于是就从倒数第二名忽然拔升为新的道德楷模，道德制高点了。立志当真小人，这真的是一个好奇怪的人生大志。 也许很快的，我们会开始怀念那个还生产得出骗子的社会吧。 好，最后吉卜林那两名向着皑皑雪山而去的骗子究竟下落如何？简单的说，他们走到了这个世界之顶，利用现代来复枪和在地部落间千年的恩怨情仇，还真的成了国王甚至成了神，用当地的窖藏无用黄金量身打造两顶梦寐的皇冠。但德雷佛的心思起了微妙的变化（传说故事的第一个宿命不祥），他打算转业从良真的世世代代统治这个王国，扩张这个王国，梦想有一天能够谒见尊崇的英国女王，双手把这个奄有整个中亚的王国献在女王膝前；他也因此违背了合约要给自己找个生养子嗣的皇后（第二个宿命不祥），但当地传说被神直接碰触身体的人必死无疑，于是婚礼上惊惧的皇后咬了德雷佛一口，流出了鲜血，神不会流血，只有骗子才会，至此诡计拆穿，国王带种的走上绳桥，从两万里高处飘落下来—— 康宁汉呢？康宁汉没死，受尽折磨一身残破的康宁汉挣扎下山，他感觉德雷佛一直引领着他，牵着他的手走过每一段积雪破碎的山路。康宁汉捡了德雷佛的头骨，还有那顶扭曲变形的皇冠，半爬半走的在某个深夜又寻回吉卜林家，说完这个故事。 要了没喝光的威士忌，还有一点零钱，“我在南方还有些要事得马上处理。”这是坐不暖席的骗子犹如昔日的最后一句话，追送他出门的吉卜林只听见他摇头晃脑的歌声—— 人类之子昂首步向战场， 攫取那一顶黄金皇冠， 他血染的旗帜猎猎飘扬而去—— 谁追随他一往直前？ 老人 二〇〇九年，列维·斯特劳斯终究还是过世了，活了整整一百年还出头（一九〇八年生），令人不敢置信的居然抵达了另一个千禧年才死去。一个人类学者活这么久好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好像跟他的工作有点不兼容。 我们知道，人为的时间分割会制造出某种魔幻效果，某种时间神话的海市蜃楼，往往会不自觉改变我们人的情感状态甚至思维，即便在理智上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实的，是某种唯名论的谬误——我说的是，当你死在一个新千年的最开端，你不会也不被期待留给世人像卡尔维诺那样一本薄薄的、但每一个字都雨点般晶莹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不发生在世纪之末，也就缺乏了那样的时间霞光以及跟着而来的全部触景情伤；我们可能会代之以另一种诸如此类的不同图像，尤其当他是列维·斯特劳斯时，一个二十世纪最了不起（该不该加“之一”呢？）也最华丽（这不必加“之一”了）的人类学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才跋涉到他陌生的但已完全不再属于他的二十一世纪、一个远得要命所有一切才待从头开始的新千年，反省时刻已告一段落，人们睡眼惺忪的重新投身于工作，但他这个人的时间已完全用完了，死亡亲切的就亦步亦趋紧跟在身旁。一个如此聪明、知晓这么多人类奥秘（很快会转成为秘密）的人，却只能袖手旁观了，这不免让人感觉荒谬，也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正正好把人类学的基本焦虑给倒置过来。一直以来，人类学者（或许也是为着争取补助快点下来）总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迫不及待，描述成时不我予，每延迟出发一年，就又有哪几个部落会不见了，有哪几种仪式被遗忘，有哪几种语言已死亡云云；他们用拾荒的方式和节奏进行工作（列维·斯特劳斯说过：“我们是史学领域的拾荒者，从垃圾箱里筛选出我们的财富。”），但怀抱的却是急救医生也似的心急如焚（“面对可用的时间和浪费掉的时间之间的不相称关系，我无法不觉得心如火燎。”），这个荒谬的时间差的最具体产物之一就是马林诺斯基死后才被公开的那本另类人类学名著《严格意义的日记》。 说真的，对像我这样依赖一般性公众传播的平常人而言，大约有整整十五年时间里很容易搞不清列维·斯特劳斯究竟是死是活（已死的究竟是拉康、阿隆还是他？），尤其台湾的报纸连《纽约时报》那样送君一程、一路好走的讣闻版面都没有；在此同时，我们倒是一再被告知这个那个影星名模又离婚了、偷情了、生小孩了、吃了顿晚餐了乃至于为他家小孩添购了什么名贵行头云云。如今我们已彻底的习惯把荒唐化为普遍真相来平静接受。《圣经》里写摩西最好的一段话出现在《申命记》最后头，是老摩西终于站上了昆斯迦山顶那一幕，感觉他满平静的，对耶和华带着报复性甚至挑衅的不让他进入迦南地似乎无所谓了，也不再对他的以色列子民们说什么话，只单纯的看着近在咫尺、具体摊开在他眼前的这一整片土地（“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琐珥。”），他的族人即将奔赴进入只有他一个人被留下来，新的领导人也已经拣选出来了。经上写摩西死时（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依然这么锐利的眼睛和脑子会看到什么想着什么呢？他真的会相信这片土地就只是流奶与蜜吗？还是说正因为流满着牛奶与蜜，这片土地才一定隐藏着诱发着不毛沙漠没看过的凶险、罪恶、争战杀戮以及腐蚀分解人心的东西？往后几千年这片土地几乎一无宁日发生的事，他此刻意识到吗？——摩西据说葬在摩押地，伯昆珥对面的谷中，但不是我们今天，而是早在写经当时：“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列维·斯特劳斯认真的讲过：“人必须活着、工作、思想，并且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有一天，这个地球将不再存在，到了那时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留下来。”是的，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一切都不会留下来。 多年以前，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已是个八十岁老人了，在谈到他的第一本书《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负责问问题的笛第尔·艾瑞本假设性的询问：“您如果在今天重写那本书，您将会怎么样写您的开头呢？”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首先，我不会重写它，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跟着，他又讲了这一段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人类所有经验归结成几个数学模式的话。认为结构分析能够解释社会生活中每件事的想法本身就有些蛮横无理——我从来不作此想。相反，我认为，在用人的尺度来衡量标准时，社会生活以及围绕社会生活形成的经验，基本上是以随机的方式展现的（这就是我主张尊重历史的原因所在，就因为它有着完全的不可预见性）。我想，在经验的庞然混杂物里面，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语汇来描述，无序统治着一切。所有的东西被分割成一个个具有内在肌理的孤岛。” 无序，统治着一切。听见列维·斯特劳斯亲口讲出这句话，当时可算是救了我一命——我完全可复原那时候的自己，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我读他的《忧郁的热带》，以为就算置放在文学里用最严格的专业文学标准来读，仍然是最好的散文之一；《野性的思维》（一个很不妥的译名）对我的实质帮助可能更大更持续，尤其是他神话构成的“修补匠”说法，提醒、证实并且扩而大之我原本就相信但既说不清楚也不免胆怯的事，那就是人的思维材料更根本来说是既有的、现成的、使用过的，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是具体的，包含着“颜色、气息、口味、声音和质地等等”以及每回使用必定留存下来的形状、弧度和刻痕，这让我不必硬生生把自己扭曲变形抽空，好挤入狭窄且单面向的传统科学概念世界里，能够让科学较恰当而且不专横的回到它该有的角落，不妨碍事物的完整，不妨碍鉴赏，不妨碍质的认知、分辨、掌握、感受以及提升（我以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人类历史有所谓进步的话）；我也带着愉悦的恶意读他的《图腾崇拜》，光是瓦解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的性幻想就觉得值回书价；我也读他的《遥望》和一些散落的文章，以为很少有以专业学术为一生职志的学者能够如此准确而且言之有物的洞视一般人的、经验的硬实世界，不会把实存世界描速成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而且无法存活的样子，不必倒过头来把实存世界看成“例外”，其中我尤其喜欢他对萨特、对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巴黎学潮、以及他对现代艺术锐利而且一无所惧的批评。但我心知自己真正的麻烦所在，那就是他的四大卷《神话学》，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读它们，这个感觉非常非常诡异，甚至之前之后从未有过，你这么信服这个人的种种，以为知道他站在什么位置、用何种目光看世界，已经差不多可亦步亦趋跟上他的思维，甚至猜测得出他的下一句话，知道他对某些事物、某些特定问题会作出什么反应、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和建言。话说回来，你对他累积的理解，难道不是正为着这一刻作准备，好开心进入到他“生命中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但怎么回事就在这最关键的一步路忽然断了，你仿佛看着他只身走入到那个巨大而且辉煌诱人的世界，说着你听来熟悉却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也不晓得他为何要说这些话，最核心的讯息古怪的被全然封锢起来；而且这个他认真打造起来的世界，如此结构严谨如此坚硬如此厚实，不可能是虚构不可能是游戏，但它是真的吗？我几年时间在他的神话学里左冲右突，第一次相信（也就只这么一次）卡夫卡噩梦般的土地测量员K是真的，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万事万物如此具体却又鬼一样捉摸不定的世界里。 无序统治着一切。这句话叫醒了我，让我两脚着地的回到我知道怎么打交道的世界——是啊，其实我读过很多更飘忽不定将信将疑的东西，像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或本雅明的《历史的概念》，当你晓得了它的边界和限度，尤其当你察觉到其中书写者确信的东西及其意图，你就可以无惧的知道怎么想它以及该想什么，跟着书写者一起漫游冒险试探（列维·斯特劳斯自己如此说：“我不想欺骗自己，我的论证远未到使每个人都信服的阶段。”）。 说人类学者和长寿格格不入当然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印象，但此一不可靠的印象倒并非完全没根据，我猜想大概是这么来的——一方面，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要求，的确是费力劳苦而且带着各种已知未知的凶险，其中还包括最不可测、就连我们身体都全无记忆的病毒免疫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人类学者的实验室不建立在舒适可控制的现代文明社会里，而在最远方的蛮荒不毛之地。今天我们晓得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接触，就算在彼此最善意的状态下，纯生物性的瘟疫恶疾还是难以防堵，这于是在体力和对诸种恶劣环境适应力忍耐力的要求之外，还得再加上身体的复原疗愈能耐，给了人类学者相当程度的年龄限制；另外一方面，人类学者面对的初民式部落，通常保留着较多所谓的“自然”生活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看，人的寿命一般非常短，比方说列维·斯特劳斯年轻时第一次实地考察的巴西雨林，当地初民部落的人们平均寿命只能到四十几岁，换句话说，老人非常稀少，所谓的老年几乎是不存在的，遑论单独构成一个深刻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此，人类学者研究人的青春期，研究婚姻，研究家庭家族的构成和亲属关系的展开，到这样的年龄阶段差不多就可以停了。 列维·斯特劳斯惊人的长寿，可能马上让我们想到人类学界对他的惯用批评：“书读得太多，实地考察太少。”他自己也完全承认这是真的，说自己毋宁更像个图书馆员，他四大卷的神话学，使用的几乎全是已采集回来堆积如山的美洲大陆材料。 人有一个特别长的童年，这是生物演化途中动人的意外，从生物的一般标准说，人是太早被生出来（因为大脑的大小和母体的骨盆大小演化成不相衬），人的初生婴儿其实仍处于胚胎状态，这个原本是脆弱危险（对幼儿而言）而且辛苦（就母亲而言）的童年，改变了亲子的关系，也延迟了人进入求偶生殖的生物时间，不必一头就绑入沉重的生物传种铁链之中，可以游戏、学习、胡思乱想的精致开发思维（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把生命演化允诺的悠闲自在童年还给他们？）；而人获得这样愈来愈长的老年则完全是文明的产物，物种的存续原来并不需要老年，也不必有这个阶段。生殖传种的责任结束，紧邻的就是死亡，因此，那种喜欢用纯生物性理由解释人类行为，相信所谓“大自然智慧”从而无视人类文化建构深刻意义的人，很容易得出某种残酷荒唐的结论（比方日本东京市长的石原慎太郎便公然狂言，那些过了更年期已停止排卵的女性，活着是浪费。奇怪怎么不包括同阶段的男性如他自己呢？）。 人的老年要成立，我个人以为它仍是一种人类自身的道德自省（当然你也许可以追溯回人类独特家庭结构所衍生的情感和不忍之心，惟起源绝不等同于结果），但光是如此仍是危险的摇晃的甚至复归虚无，它还需要进一步的支撑——首先，它得解决经济性的障碍，要养得起既不生育也无法自给自足的老人，这意谓着人类必须在生存资源尤其是粮食的获取越过“由红翻黑”的决定性界线，不仅要有所剩余，而且是稳定的、长期的、普遍的剩余；其次，它顶好能为老年的存在辩护，能发现老人自身的价值，这很难有生物性的理由，我们仍只能诉诸人类文明的建构。基本上，人肌肉筋骨乃至于内脏器官的衰竭快于心智，在心智也终归于涣散消亡这一段时间间隙中，老人惟一的优势便在于他时间老伙伴的身份，这是确确实实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多多少少结晶出来我们习称为“智慧”的生命俯瞰性、总体性结论和感叹（因此，人类有关时间、记忆、智能的拟人样貌，总是以老者的形象出现），语言则是他最方便好用、且极可能是惟一的工具。他可以告诉很多事都是初次遭逢的年轻后来人们，祭祀该如何正确的、不冒犯天地神明的进行，作物的生长哪个阶段需要什么、该把劳动集中于何事，喂养小孩几岁该给予什么该小心什么，人跟人冲突的可能代价和结果会如何、应该如何权衡的处理化解，哪些事的中间步骤是必要的或是徒劳可省略的，哪些征兆是重复出现的、可信的、分别暗示着程度不等的吉凶，凡此种种。尤其在文字未普及、人的记忆和经验不方便巨细靡遗书写下来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这一段颇漫长人类历史时光，一个个老人其实就等于一本一本活着的、但必须喂养他才行的书，当然也跟我们今天的书一样，良莠不齐，不保证都能作出有益的建言。 作为一种文明产物，老年的成立于是总是缓缓的、凌乱的、长期的，也一定得经历一段珀涅罗珀的织布机那样织了拆、拆了织的进退挣扎时光，在中国，比较有趣的事发生在周代——周代的中国人“忽然”而且音量极大到有点不自然的全面谈论孝道，把老人急剧的推高到一个崇隆无比的社会位置，而且不是概念的、原理的谈论，是体贴的、宛如编写照顾老人须知手册、SOP式的谈论，包括每天每时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举凡老人的食物不仅优先，而且还得是滋养的、松软好入口的、有活络血气功效的；衣服要能保暖又轻柔不割人，最好当然是昂贵的丝织品；出门要乘车（日后汉代皇帝迎枚生，还小心在车轮捆上蒲草以避震，是最早的轮胎）、要有人小心翼翼的伴随搀扶，甚至连影子都不可以踩到；居家尤其得留心的是人最脆弱、可能一躺下去就不起来的夜间睡眠时光，因此每天晚上如送别，每天早上还先得关心问安证明没死云云。优遇不只发生在血亲家庭中，所以国君遇见老人要有礼，要懂得上前请益，要认真聆听教训；犯错的老人也有种种宽容，包括律法的减刑乃至于赦免不问（我们现代法律只明文宽待未成年者）；更特别的是，做错事情的国君可当面指责可翻脸背叛（如果你自己不在乎生死的话），至少允许人掉头离去弃之不顾，孔子孟子都这么做，但对家里冥顽不灵的老人，你除了嚎啕大哭如橡皮糖般赖着他不放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办法也没有。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乱伦禁忌究竟是生物本能抑或人为法则时）曾如此指出：“如果说这是自然的，那么，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为这个问题困扰不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气力来实施这种法则。”这里，我们只要再多考虑一个疑点即可，那就是从生物性、从繁衍护种理由来看比老人更重要的幼儿问题，在此同时并没得到相同规格的强调，没有一一罗列“正确”的喂养照顾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幼儿的喂养照顾是自然的、长期的、人皆如此的，不像老人，这是人类新的、普遍经验不足的问题，甚至在思维上仍有分歧并未取得共识。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事情想得更险恶一些，如布洛克小说里那位长得像花岗岩的爱尔兰帮角头老大米基·巴鲁所感慨的，“我们爱尔兰人有深恶痛绝叛国者的长远传统，但这也显示了，我们爱尔兰的历史里一直不间断的有人叛国不是吗？你怎么可能有这一面而没有另外那一面呢？”——文字的直接证据显示，至少到稍前的商代，老人已有专属的造字，“老”字象形的用一个披着长发、样子有点狼狈的人形来表达，“考”字是另一个老年之字，它在象形的长发老人再补上一根助行的拐杖，更加步履蹒跚去日无多，这说明至少可推前到商代，老人已分类的、隔离的、单独的被辨识。惟总数量来说，和老人相关的文字只寥寥几个，和幼儿的“子”形相关文字则非常多，两者的比例悬殊，数量多寡通常直接说明了它在人现实生活里的分量和范畴。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其内容实质的来看，子形的字除了有关怀孕生产那几个相关文字（“身”、“孕”、“育”、“毓”、“冥”等）感觉有风险有痛苦之感而外，通常充满着难以言喻的欢快疼惜之情，比方“好”字，，一个母亲加一个小孩，这就是最确实最没人有异议的美好了；“举”字，，则应该是父亲了，高高的把小孩举在、或让他骑在自己头上；“乳”字，，母亲抱着小孩的授乳图像，是的，喂母奶最好；“婴”字，，这是帮小孩打扮好的样子，在小孩的长发上装饰的是美丽的、稀有的、在当时直接就是货币的海贝，不惜工本；然后是这个有趣的字“孙”，，小孩手臂上再举着、悬挂着更小的小孩，这是个数列般往下推想的字，毋宁是对未来的不可遏止想像和希冀，子复有子，生生不息，如天上星如海中砂—— 相较于俯拾可得的小孩之字，老人有什么呢？有这个可怕的字“微”，，一个长发的老人，加一只高举着棍棒的无情之手，这个字最合理的解释是棒杀老人或驱赶老人让他自生自灭，像当年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拍的那样，像非洲草原上猎食动物天天发生的那样。 微字这个残酷的直接意指后来消失了，转注成为幽微不明、不可见不可说的意思，基本上和人类对老人的道德自省进展同步同方向。 今天，不管有多少人指证历历告诉我们，世风如何日下，人心如何破毁，世界已变成什么个鬼样子，但除非集体灭绝乃至于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地球不再存在”，否则我仍然坚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或正确的说，不会比人的存在先消失，人不会全体的（至于个别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你不会惊讶了）、全面的返祖，回转纯生物的模样，那些动辄把人类文明建构讲成一阵烟一场梦可轻易勾销的人，要不是轻佻，就只是懒，懒到不愿意花一丝心力去理解、去修补、去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处境。所以有关老年问题的历史风险，我个人最不担心的其实是它道德支撑这部分，当然，细腻的、微调的、因时因地的讨论会持续也有必要发生（比方安乐死的问题，比方要不要不顾一切只让他心脏不停止跳动的问题），但最根本来说我们没有另一种人道如八十几岁时的老博尔赫斯所说人除了是个人道主义者还能是什么（千万不要认为博尔赫斯是天真的说出这话，他毋宁是向着那些在文字语言迷宫中迷路的野心勃勃年轻思维者讲的，是如同他自言，“这是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降低对老人的优遇规格，我们也可能一时一地一事的违抗这样的道德命令，但负疚的、带着罪恶感的，仅止于此。 一直以来比较麻烦的是经济性的生存资源问题，严格来说，人类世界从没有任何一刻真正的、全面的、不遗弃任一只老羔羊的解决这件事，偌大地球，总还有贫穷的死角，总还有停滞在自然生存状态的死角，总还有水旱不时天灾人祸粮食短缺人人自保救死都来不及的又冒出来地方，在我们可预期可规划的未来也仍然会是这个样子。但也许我们该火上加油的为这个古老问题添加几个新面向困难，一是看来我们这回是真的走到了地球负荷的极限之地了，老马尔萨斯幽灵会从百年沉睡中以较正确、较无法驯服的样貌复活，十年二十年内原物料（亦即最根本最实质的生活资源）的不足和腾贵将是一切的前提；另一是医疗健康单独的、专业的、依循自己节奏和速度的持续进展，人的老年长度仍在增加，但我们谁都知道，要让一个九十岁老人活着，比起要让一个七十岁老人活着，会如何幂数的增加多少人力和物质资源耗用；如果犬儒一些，我们还会想到，托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及其大泡沫之福，我们这一代拥有着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最有钱老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这会是稳定的趋势，会只增不减（人数以及财富），但今天我们比较愿意相信这只是人类鬼一样历史的一个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甚至还是某种短视、谬误、夸大加不正义派生的偶然结果而已，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肥皂泡泡吹胀到炸开的时间。也就是说，经济层面的老人问题，仍会回头袭击我们以为已大致脱困的所谓文明进步国家，也许不是那么怵目惊心打死他饿死他的残酷样貌，但会是一种更难缠更动辄得咎的困局。 生命终究是有右墙的，人必须活着、工作、思想并且敢于正视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这件事。纳瓦霍人的创世神话有两次说到这段话，一次是年轻力壮的凯欧狼，另一次是由垂垂耄矣的“使人年老死去之怪”：“如果年老的人不死去，疲惫的人不躺下来休息，我们哪里还有土地留给后来的人？他们要到哪里种植玉米？建造属于他们的荷根屋？”——这段话终究还是得再一次被说出来，惟最好由已疲惫的老人自己来说，让它带着一丝光辉和余温，千万不要留到由年轻的、离死亡还很远的人来讲。 应该是年老的蒙田吧（很显然我的记忆力也疲惫了）？他指出人几乎是天性一样的容易妒恨之心，会对着眼前的人，甚至会甚无意义的射向之前的、上代的人，但人很少妒恨下一代，通常人会真诚的、无私无我的期盼下一代尤其是那些还没出生的人活得比我们好。 经济面的麻烦比较明确也比较迫切，很快会水落石出人人都知道。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是老人的价值问题，那个曾经作为人类经验、记忆和智能载体的老人，让他得以冲开生物限制理直气壮活下去，但我们今天极可能已永远失去他了。 博尔赫斯两次写了同一篇小说bbr>藏书网，让老年的博尔赫斯和年轻的博尔赫斯直接碰面（非采取这样戏剧夸大的形式不可，可见单向的回忆是不够的，也可见遗忘仍是我们记忆的核心）。由于两次都是极简极短的短篇文字，因此只像是两人（？）在时间大海中轻轻一触，博尔赫斯没让年轻的自己好奇追问，也没让年老的自己（其实老的才是当下才是主体才是召唤者）多交代什么，如此难得的会面，却如此平静无事欲言又止。 难道博尔赫斯想的是跟我类似的事吗？我曾认真想过，如果让此时已超过五十岁的我和卅年前二十岁的我（就直接是1979年底的我吧，大四，《三三集刊》末期，重大影响我的人都健在或还未遇见，赌气般开始拼了命读书，莫名其妙觉得自己饱受误解无家可归，但奇怪心思仍纯洁坚定，太纯洁坚定了，等等）相遇，这样的近乎擦身而过极可能是最善意的状态了，我想不出来这一老一少会谈些什么能谈什么，除了像好莱坞时空交错电影那样，给年轻的一个耶诞礼物，一个魔法般的名字Yahoo，让他在日后股票上市时进场嫌点钱，但更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年轻人读到了斯威夫特足本 href='461/im'>《格列佛游记》马的演化王国这乌托邦的一段，恍然大悟知道了这个怪字的真正出处，却更搞不懂有何预兆是何讯息。 我会喜欢那个二十岁浑身长角、眼睛干净容不下砂子的年轻人吗？觉得他还算聪明、可教、有点机会一如我的老师朱西甯先生对待我的那样？我真的一点把握也没有；我大概确信的是，有关今天我以为重要的、精密的、最有意思的想法，我完全说服不了这个年轻人，可能要让他保有信任耐心听完都有所困难，但凡要超过陌生人、无关系的人的规格多认真谈点什么，但凡想比明确清晰的文字语言再深入一点什么，大概就是不欢而散了——这的确让我有点惊讶，因为这往后（其言是过去）卅年，我的人生乏善可陈，也不感觉想法有何剧烈变动，更完全没有那么“was blind but now I see”的戏剧性天启和忏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始终只在同一道路上顺势的、合理的前行而已，也许正因为是这么一点一滴的，才这么难以明说，难以用仅止于此的文字语言负载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鉴赏和体认。 列维·斯特劳斯在《遥望》书里的卷首，引用过一段帕斯卡的话，看来也是老人话语：“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论。” 你知道吗？在达尔文和华莱士一起拿出同样的演化理论之前，法国人拉马克曾有一个美丽的遗传主张，以为后天学习的经验是可以遗传的。古尔德说这是人类最美丽的遗传说，美丽到不像是真的，也果然已证实不是真的，每个人都还是得重新开始，从时间的零点老老实实的开始。但作为达尔文最真挚信徒的古尔德细心补充，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太缓慢太细微了，它们仍在进行，却已无法说明也无法干扰人类历史的进展，人类历史的进展是文化性的，广泛的通过教导和学习来留存后天的生命经验成果。古尔德说，这完全是拉马克式，而不是达尔文式的。 大致上原则上是如此光明没错，几年前我写 href='10022/im'>《阅读的故事》一书时也仍不改其志这么想。当时碰到的巨大死亡是卡尔维诺的猝逝，尽管满心惋惜，但当时我的语调仍是欢快的，我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会想到人类世界的‘浪费’，浪费到令人心疼的地步。我们人穷尽一生认真学习的成果，总在生命的终端复归于空无，聪明如卡尔维诺，博学如小密尔，缜密专注如康德——”，但“人类终究成功建构起来他的基因之海，在记忆未被死亡悍然抹消之前——尤其在人们成功创造出文字，进而发明了书籍之后，原先借由口语、借由音波传递的脆弱存放方式，改由对时间浸蚀力量有着坚实抵御能力且方便复制的白纸黑字来守护，至此，我们可放心让爱因斯坦或卡尔维诺死去没关系，只要记得让他们在告别之前把所思所学写下来，用一本一本书籍好生保存并广为流传，像翦径或开黑店洗劫过往旅人的盗匪强梁，一丈青扈三娘，或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很抱歉，当时我没有真正注意到书和老人是互换的，有了书，我们便不需要老人了。 我也没有真正注意到，在人完整的、矛盾并存的所思所想（惠特曼说：“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自相矛盾，因为我心胸开阔。”）和局部的、拘束的、且必须清理矛盾到一定程度的书写之间，其实有多少必须吞回去的东西，有多少是难以用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语言文字以及书籍形式说出并存留的？我应该更正视这点才对，因为即使我不算真正进入老年，但这却是我书写天天碰到的事，书写时你总得花过多的时间在思索“怎么说”，而不是“怎么想”，像纳博科夫讲的，我总要搅尽脑汁，包括洗澡时、散步时、失眠时、面对洁白到令人生气的稿纸时，有时几天几夜想不出那一个就在那里的“该死的句子”—— 我更应该注意到，帕斯卡所说那种“不会让人满意的结论”。最让人无奈的是，往往人到思考时间太长太仔细的老年，还得拿自己此时“不会让人满意的结论”，去对抗自己年轻时已驷马难追的“让人满意的结论”。尼采断言耶稣幸好死得早，否则他一定会在日后追回自己几乎统治了世界，让以亿为单位的人们认定是福音、是拯救的教义；而卡尔·马克思，也在晚年告诉我们，他绝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知道吗？近半世纪以来很多人连中年一度让人满意的马克思都不要了，切香肠一般把马克思断在他尚未野心勃勃介入现实社会之前的青年时期？ 当然，时间的流水进行，不保证必定是正向的结果，人除了心神会昏愦，肉身会腐朽衰老之外，行为也会堕落，思维也会走上歧路云云，但这些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是吗？今天真正特别的是，就像本雅明早先说的，我们已走到一个生命经验空前贬值的时代了，且没回头的进一步走入了一个老人不再有价值的时代了。我们已大致成功的让世界转换成另一种样貌，不仅在体系的运作上不再需要老人的参与建言就能顺利且更顺利的运转，也全面性的在价值、美学、品味、鉴赏等等的每一处生活选择上年轻化、当下化，我们不再信任捉摸不定的时间甚至有点瞧不起它，我们不无道理的察觉出来，对未来保有过多的想像和希冀只会妨碍我们当下的行动。 就连小说书写世界亦复如是。这个最与时间为伍，原本最苍老、最仰赖人精致的生命世故的书写形式，很久以来，我们总把书写的高峰认定在书写者的中壮时期，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已少有伟大的老年作品，包括昔日的托尔斯泰，也包括今天仍活着的米兰·昆德拉。此时此刻，我惟一的好奇的人只剩仍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老了，早已学会谨慎从事，任何题材广泛的综合性大课题的研究任务我都不会再承担了。”我脑中响着列维·斯特劳斯这番话，不晓得还能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什么样的新小说，更不确定是死亡先来还是小说先来。我当然保有一定的狐疑，究竟是真的没有好的老年小说，还是只因为我们一直用年轻的判准，年轻人的感受、思维和期待去读它们、评价它们？ 这是我未来最大的好奇之一。我给自己描绘出当下未来的老人世界图像，有点像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他们将安适的也安静的活着，如同“还算有点事发生的坟场”，这样热腾腾世界不愿打扰他们的状态，我以为一定会有不同于当下世界、不合宜不令人满意的有趣东西发生才是，“无聊厌倦是孵化经验之卵的梦幻鸟”，如果本雅明的这话仍然有效，在这个世界已变得如此快速急躁、已连童年都岌岌可危，也许他们会是人们想像之鸟的最终栖息之地吧。 我当然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加入到这个世界，因此，这样的好奇有一部分会转换成为人类学式的工作，实体的、细节的、和自身的存在亦步亦趋。 很奇怪的，我居然有点兴奋，有点迫不及待。 男高音 昔日的意大利大导演，学电影的人普遍较折服于费里尼，目眩神迷于他华丽无匹的影像本身，天马行空简直不知道怎么来的；不学电影的人则通常喜欢德·西卡，真实的人真实的悲喜，也较能转述给别人听再温暖哀伤一次，二十几岁时的朱天心看了他的《偷自行车的人》，动容的说：“要是年轻时看到这部片子，我一定会去当共产党。”彼时朱天心口中的年轻，大概指的是十七岁之前；彼时在台湾说当共产党，则是生死一抛，这辈子就此跟眼前这个社会这个人生决裂的意思。 今天影像充斥，拍的、画的、记录的，甚至屡屡大言要取文字以代之，但倒是很久没听到过人们提起费里尼和德·西卡了。我自知总被朋友们看成是这样一个大影像时代的怀疑论者，比我年轻许多的小说家骆以军曾经非常委婉的劝诫我，其实《海贼王》什么的很好看，应该是真的，而且当一只抵挡巨大车轮的老螳螂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博尔赫斯讲得很对，每一种阅读吸收还是有其时间表，有些书有些电影你还是得趁年轻时看，过了一定年纪你就进不去了，你很自然会考虑到很多事，历史的、现实的、人心的；你也会一眼洞穿很多事，不容易假装同意作者不成立的前提和催眠，假装不来那种必要的迷醉乃至于角色扮演，因信才称义，你不先穿上那种别扭的衣装头饰怎么进得了狂欢会场呢？我想，当只螳螂确实可笑，但假装自己年轻，跟得上，气喘吁吁学年轻人昨天今天明天变幻不定的把戏，记一堆随风而逝的名字，讲自己不相信的话，做那些只有年轻身躯和体能才做得出来的动作，其实也满悲惨的，还很容易运动伤害。我冷眼看过许多上一代、这一代的人这样，可以列一纸清单，所以，谢了。 德·西卡有部三段式的电影就叫《昨日、今日、明日》，其中《昨日》拍的是二战后残破的意大利，女主角苏菲亚·罗兰是市街大声叫卖私烟的小贩，被逮到就得入监服刑，但意大利有一条举世闻名、曾引发学术争论的体贴法令，女犯人怀孕到产后半年这段时间不入狱，是犯罪的产假，这里，德·西卡趣味盎然的正视此一庄严的法律进入到民间社会第一生活现场的突梯模样，还有人们体认它利用它的始料未及方式——满满生活智能的苏菲亚·罗兰便把它当自己的护身符，不躲不藏，每回警察持拘票上门，她就得意的拍着自己又鼓起来的肚子，把拘票扔回去，要警察耐心等待如同等弥赛亚再来。 她的丈夫马斯楚安尼，可想而知，除了负责在家带楼梯状的一堆小孩，于是有一个更沉重的夜间任务，他得保持自己沛然莫之能御的性能力和欲望，不断吃补品、健身体，务必在每回大限到来前让老婆再受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六七八九，夸父般的马斯楚安尼终有力竭倒地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行了，闯了滔天大祸般只能一边低头听各种最难听的骂，一边伤心目送盛怒老婆带着吃奶的最小女儿入狱。 但就在这段等待的休养生息日子里，圣母玛利亚，某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性能力奇迹般恢复了，他狂喜的必须把这天大消息立刻让狱中老婆知道，于是他带着另一名男性小贩，街坊里嗓子最好叫卖声最高亢清亮的一个，走到监狱高墙外迎风的制高位置，趁夜色如水唱起传送的情歌来，歌词由马斯楚安尼现编并一旁提词，大意无非是家里一切安好小孩很懂事谁谁又长牙了汝勿悬念云云，当然，最要紧的是我又可以了，我如此迫不及待，就等你回来—— 我们就让镜头停在风的尽头，停在牢房里苏菲亚·罗兰恍惚的笑容上面。 意大利真是个有趣的国家，人们快速讲话、大声唱歌（但算账找零钱非常慢），你不免怀疑，这么多美丽的少女，这么多帅到不行的少男（有机会请注意一下意大利的男子排球国家代表队），却愿意这么快这么无所谓的吃胖自己，是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更厚实共鸣的胸膛、一个更沉着积蓄声音力量的腹部？他们是否以为一个美丽及远的声音更重要且更是生存之所系？二次大战后，也就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按理说监狱应该都有了那种采监会面的正常程序暨其配备才是，也就是隔窗用电话式的对讲机泪眼涟涟、一起伸手压在玻璃上咫尺天涯什么的，为什么舍此不用、非找个男高音唱起来不可呢？ 把这疑问扩大一下便成为——今天，我们已有了传送、扩大、调节声音的各式工具，要让它传给谁就是谁，要让它传多远就多远（你该听过航天飞机和休斯敦太空中心的星际对话声音吧），那为什么人还需要苦苦练习更大声更有力的唱歌讲话呢？ 每回我看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到台湾演出，总会想到德·西卡电影的这一幕。如此，三大男高音压轴的同声慷慨对唱高潮，画面就滑稽起来了，好像看到在他们遥远家乡的街市上，三个大声叫卖兼吵架、抢顾客谁也不肯让谁的热血男子一般。事实上，很多追寻名牌东西不惜追回意大利原乡的人都有类似的惊愕经验，原来梦的尽头处，并不是一个想望中的时尚王国，极可能只是在地一家美丽一点的、也稍稍醒目一点的舒适店家而已，在资本主义大神的魔杖点中他们之前，这些技艺精湛但节奏悠闲的老工匠，已这样画了、雕了、编织了、裁剪了、酿制了、敲敲打打了几百上千年，也一边大声讲话大声唱歌了几百上千年。 这里，生物体发声的大小远近，还是大大不同于日后的机器装置，不是某一个转钮或按键而已，它牵动太多东西了，量变的每一分几乎同时都是质变，甚至你会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喜爱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曾精彩的讨论过，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 href='461/im'>《格列佛游记》的巨人国和小人国是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体的大小和我们生存的此一世界有着我们想都想不到、切也切不开的各种依赖关系和解除不了的限制。像蚂蚁大小的生物体，支配它行为和生命形式的不是引力，而是我们人这样大小的生物体往往可忽略的摩擦力和表面张力，所以古尔德有趣的说，如果人长得像蚂蚁一样大，他就只能过蚂蚁那样的生活，而不是格列佛所看到那样依比例缩小的人的生活。他将无法穿衣服，更糟糕是就算穿上了也从此脱不下来（摩擦力的缘故）；他也无法洗澡，水滴会像一颗一颗轰击他的炮弹而不是均匀的、融解的、可浸泡其中的流体（表面张力）；就算他顺利洗了澡，也千万别想清爽利落的擦干自己，他会从此黏在大毛巾上（摩擦力）；他无法点火用火，因为一个有意义的火苗太大了，那直接就是爆炸自焚，只能用做对小人国统治阶层绝望的抗议；他显然也没办法读书，因为适合他尺寸的书根本无法翻阅（仍是摩擦力），等等等等，以此类推。 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路上发展出生物界最精巧的发声器官，但仿佛带着隐喻的，这些愈是得精细准确操控不同部位某一丝肌肉和某一块骨骼才得到、愈属于人类所独有的特殊声音，总致命的愈难放大愈不可能及远，就像一名棒球投手或网球手一样，你要追求旋转变化，就得损失球速和力道；最快速的球总是单纯的“直球”，一如真正能及远的就只能是寥寥那几个其实其他动物也能的元音而已。在古代中国，最及远的人声大约是所谓的长啸，一种单音的、无内容的、高频的声音，没事喜欢在山野林间发这种动物声音的首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那些狂士，世事蜩螗，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怀疑、挑衅、冲撞、弃绝人类文明建构和>社会秩序的人，返祖的向往那种born free（其实不真的是）的动物生命形式，空洞的啸音由此获取了某种否定的意义。后代喜欢这么叫的还有李白，恬静的王维一生至少叫过一次，一人独处时不免会进入到某种状态忽然兽性大发起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从声音大小远近的观点重新来看，那一个盛唐夜里寂寞袭身心里有事的王维，其实心思有着时间性的变化是吧，有某个东西逐渐膨胀起来，人的六尺之躯都要装不下了，弹琴然后长啸，弹琴和长啸这两件事并非平行对等，中间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古琴共鸣箱不大，声音淙淙切切只能及于近身的人，朱天文说得对，古琴可能不是表演性的乐器，它是人用来整理自己心情弹的，顶多只限于极亲近的人，因此可能泄露出较复杂较弯弯曲曲的心事来。像子路这样巨大简单胸臆、总梦想有历史大舞台可施展身手（甚至偷偷欢迎战争和灾难的发生）的人便有点不恰当不过瘾，他过度用力的弹奏像在折磨那具可怜的琴，强迫它发出它不该也无能发出的声音，琴音里极不协调的杀伐之声让他的老师孔子忍不住皱起眉头来了。 是以，在没有机械装置可任意放大声音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的歌唱技艺便源生于并因应于这样的基本生物限制。如此森严的限制，逼迫人必须更细致、更分解的面对声音这东西。不止概念性的理解，还包括实地的、实体的实践掌握；不止声音自身的大小高低远近，而是随着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每一分改变，如何牵动声音自身色泽的变化、情感的变化、负载内容的变化，以及歌者和听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等等。当然，了不起的歌唱技艺可以克服一部分这样的矛盾，意即在及远的声音里仍试图保有曲线形态的变化，不是音量的单纯放大而已；或者让柔婉细腻的声音仍可能危危颤颤的穿透过伸手可及之地，让某些稍远的、不识的、 4f46." >但与你做同一种梦的人有机会听见（我们常常有这样接近悖论的不屈不挠期盼，总设法要自己相信那个真正理想的、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的听者，系存在于某个不可知的远方）。但这限制仍是真实的、严厉的、弹性非常有限的，因此绝大多数时候人仍须取舍，或更正确的说，随着每一次声音的大小远近变化都得时时取舍。你每把声音多拉直一分好让更多人听它，同时也就多拉直一部分的感情和心事，有一部分弯曲缠绕的、拉直不起来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你只能把这部分重新搁回自己心里头，放弃向大范围的人揭露；或者你努力的、精准的说出自己最私密的情感和心事，但你得甘心它传送得不远，很快的就会被周遭毫无顾忌的声音所吞没，或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被坚实的山壁拦住被柔软多孔隙的草叶和大地所吸收，只能及于周遭有特殊耐心的、肯安静竖直耳朵聆听捕捉的那几个人，或最终只剩自己孑然一身听得到，如同耳鸣或心跳。 说真的，这其实才是我自己对声音限制最感好奇的部分，向着谁说话？可以容许说出什么样和什么地步的话？我们常试图辨别的所谓公领域和私领域，与此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后期小说 href='2131/im'>《缓慢》书中，米兰·昆德拉便不留余地不给我们希望的把这两端切开来，一边是全世界、是“一大群看不见的群众”（“公众的不可见性！而全世界又是什么？那是一种没有脸孔的无限！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另一边，他忍到整部小说的最结尾才说出来，“没有听众”。较完整的引文是这样子：“没有明天。/没有听众。/求求你，朋友，请>你快乐一点。我隐约的感觉到，我们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你快乐的能力之中。” 相形之下我们是不是乐观了一点，一种愚鲁的乐观不是吗？我们仍愿光谱般的理解辨识，并相信声音可以是有效的，幸福仍是可能的。毕竟，在实践而非概念推演的硬世界里通常有一个好处，你不会也没有能耐走到任一个极限处，你会复杂而且务实的走走停停和它周旋，就像本雅明在别的地方讲的，人通常不真的是要一个答案，答案的价值是纯认识的，在生命现场的真实困境通常“没有用”，人要的只是闯过眼前这一关如何让生命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其结果通常是一系列的丰硕技艺、策略和发明（比方说可较自由调整共鸣箱大小的各式乐器，比方说用没内容的鼓声排列乃至于挥舞的大旗来替代人声和语言，指挥散落的、听不见命令的、杀红了眼的战场士兵），每一样都不具足、都无法一劳永逸、都只针对当下某一种迫切需求，甚至彼此矛盾冲突也无所谓，我们不是连天上诸神都容许他们这样子存在吗？而且，有点吊诡但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解释的是，那时候，人类没有任何一种简单霸道的工具，可能让声音大到、及远到昆德拉所说的全世界都听见，把人化为没有脸孔的无限，一定也就不至于在另一端萎缩到让所有亲近的、实体的人全消失不见。 更重要的可能是时间，长达几百万年多到不知道怎么办的悠悠时间。人跟同一个困境相处几百万年时间，其结果的形态不可能是个单一解答，而是演化，呈树枝状展开的声音之路演化。演化，一如达尔文一开始就讲的，它从不以全体物种、以全世界为单位，而是局部的、在地的缓缓展开，同一个困境在不同的现地会呈现不一样的面向和要求，一如在多山多谷多回声的瑞士山区和密密麻麻吸收声音的热带雨林总是不一样，也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成果。而且，演化更有趣的是，它不会死死抱着原始的困境不放，它总是很快岔生出去，每一次、每一层进展的成果稳定下来成为新技艺、新策略、新发明的丰饶土壤，以至于原始的困境通常只扮演着最开始的驱动力量，一颗巨大雪球核心里再看不到的那个小石头。 今天我们其实满难想像的，但不妨异想天开的想像一下，如果比方说东非矮小的阿尔法南猿露西女士，在三百万年之前就有了麦克风并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传诸后代，今天人类如此丰硕、多样、精致的乐器发明将会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有多少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很多网球迷都看过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几年前费德勒天神般统治男子网坛，并成功卫冕了温布尔登，他那些有意思的瑞士乡亲决定送他两个礼物，一是乳牛一头，另一是他们拿出瑞士特有的阿尔卑斯长号，为费德勒在山谷中吹响，像告知所有散落在山区的牧民亲友，甚至上达天听，这大概是那些年费德勒所收到最美丽的贺礼。 阿尔卑斯长号，吹管的长度可达四公尺，得放置在地上，人在这头声音射出在那头，像一具声音的大加速器，它至少可追溯到五百年之前，原是在地牧羊人用来召唤牧群、有大事发生时用的，但它也演变成一种乐器，在节庆时、在欢快时、在他们的子弟成为网球之神时开开心心的吹起来，今天，瑞士当地还有阿尔卑斯长号节，举办长号比赛和表演欣赏；和这个巨大的阿尔卑斯长号配合，山区牧民也发展出著名的“悠雷调”，这是一种高频假声的特殊歌唱技艺，也指的这种唱法的高耸入云山歌，源自于人们隔着偌大山谷相互呼唤的吆喝声音，因此像中国的长啸一样，它本来是没有歌词的，只是类似“悠—雷—依”的无意义声音，但美丽阿尔卑斯山的岩壁、积雪、树林、..草地和流水柔和了声音的高亢锐角，让它长了翅膀也似的悠扬而且回荡，去而复返，既是人声，也是山中回音，把一整个阿尔卑斯山化为声音的大共鸣箱、声音的保鲜设备、声音的长留徘徊不去原乡，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 老金像奖电影《真善美》中木偶戏的 href='/article/9188.htm'>《孤独的牧羊人》就是悠雷调；还有，老台语歌手洪一峰的《山顶的黑狗兄》也直接抄自悠雷调。 人声不足，所以得靠乐器；乐器不足，所以人们得进一步察觉、研究、利用、调整并发明声音和其所在实体空间的复杂关系。欧洲千百年的剧场和教堂便是这样的声音人造空间发明，它得精密的计算（包括数学演算也包括实践的不断修改微调）声音的大小、速度、距离和角度，以及更重要的，诸如石头、木材、玻璃、帷幕等各种不同建筑材质和声音的微差吸收反射关系，不仅让声音符合物理原理的得到共振强化，而且更要协调美丽，否则你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天籁，是神强大又柔和、既是无上命令又是关爱备至的话语呢？因此，那时候的建筑师（或仅仅只被称之为石匠）难混但也博学多能多了，至少非得真的通晓音律不可，而不是盖好以后再搬一套玄理禅学来大赞叹大欢喜一番。这是多年不务正业的小说家阿城极感兴趣的东西之一，他实地的走过听过，说巴赫写的乐曲，其实是特定性乃至于订制的，如早年的裁缝工匠，就是为那一间教堂，为那一具管风琴，甚至设置在就那个位置的那一具管风琴（有些管风琴日后被不再知道音律的教会执事人员鲁莽的移了位置），巴赫当然禁得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演奏，但你回到他写曲当时所设定的就那间教堂再听一次，阿城说：“那声音就对了，完全对，也完全不一样。” 几百万年，所以当然已不是声音的单纯大小高低远近而已了，但话说回来，也一直就是声音的大小高低远近。 有麦克风和没麦克风，对唱歌的人而言，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世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好是站在这两个世界阴阳交界重叠部分的人，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可能还是从彼岸一路走到此岸的人，我们也多多少少亲身经历并感受到两个世界歌唱方式的不同要求暨其不协调——原来那个没麦克风的老声音世界，唱歌是一门带着深奥气息、你总带点敬畏之心看待它的专业之事，我们会用“会不会唱歌”这样童稚的语言来说，意谓着这里有门槛、有一个非比寻常必须跨越的界线，唱歌是少数人的事，不仅天赋异禀而且还得长时间的学习训练；而在今天这个遍地是麦克风的新声音世界，我们最多只用到“唱得好不好”来彼此评比一起进KTV欢唱的朋友。我们也时时察觉，如今那些以唱歌为业的歌星歌手，其实并不见得比你自己、或身旁哪个朋友同事唱得好，他们或是比较美丽帅气，或是舞跳得好，或是腿比较长，或是种种千奇百怪的原因，或直接就是上帝点名的所谓运气而已。也就是说，所谓歌唱专业指的不再只是声音一途了，更不再是个人一己之事，它已是复合性的、集体性的、是一整个完整的工业，有太多太多东西远比声音重要，也比声音先一步抓住人眼睛，一如光速远快于音波。在这里，唱歌的人需要做的不多，只要驯服的嵌入此一集体作业中，小心别破坏它就成了，一如在现代录音室里，你只要轻声的、控制的、不暴露缺点的唱，不必得分只要避免失分，你有一整套神奇的声音处理配备和一堆技术娴熟的操作人员撑腰（所以麦克风只是个代表性、隐喻性的说法），你得相信它如同相信你的神。 要不要调查一下，如今专业的歌星每天平均用多少时间在纯声音的技艺追求上头，真的会多过他们打扮一只眼睛的时间吗？ 从彼岸到此岸，我们最能从意大利这三个涉河而来的男高音察觉出两个声音世界的种种不协调，尤其当他们从俗的唱起麦克风时代这些弯弯曲曲的、夜半私语的、小情绪小心事小承诺的歌时——他们总是唱得太大声，不像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还包括你的女伴、你身后某个更美的陌生女子乃至于全世界，像个不忠实心有旁骛的情人；他们的声音也太直线太爽快，像一道哗哗奔流的大河，没有足够的河湾可供你驻足徘徊，让白日梦般的心思停歇浮动，让夜色降临，像个既不切实际又不够贴心的情人。还有，就以已故的帕瓦罗蒂为例，据说上帝曾亲吻过他的嗓子让它黄金一样，但上帝很显然忘了同时亲吻他的头发、他的容貌和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青春。还好他是从彼岸挟着已成的巨大声名而来，如果有一个此岸的帕瓦罗蒂从头开始，你相信这样一个秃顶、肥胖而且上了年纪的奇怪家伙，有可能单靠黄金一样但不合时宜的嗓子取得成功吗？他极可能连开口让我们听见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吗？ 但我们也可能听出来一些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沉住气静下心。不是粗鲁狂暴嘶喊这样破坏意涵、抗议否定意涵的声音，而是某种更光朗更干净更让我们整个身体吐气扬声打开来的奇妙东西，生活中我们偶尔会见到类似的东西，比方说太阳光穿破厚云层呈现的一道强劲光柱模样，让我们好像可以循此上升窥见到天堂一角，而且忍不住相信天堂的存在为真；我们也得以从那些蜘蛛丝般黏缠、明知道多半是我们自己没事硬想出来却拿它没办法的小悲伤小倾慕小言情里挣脱出来，其实当下是爽快的自由的，自恋自怜真的是最烦别人也烦自己的沉重东西——只是这个光亮上升的声音，装在麦克风时代的小小歌里，总有点狼狈、有点施展不开的感觉，关键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么说，尽管构成对帕瓦罗蒂体格的不敬，但这里想指出的是，麦克风的确根本的取消了声音的及远限制，也确确实实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的解放。简单来说，我们不必因为求取声音的及远能力，无法两全的必须牺牲掉其他东西。唱歌的人也不必把自己的身体当巨大的共鸣箱，得不顾一切扩张它，让腹部更有力，让胸膛更宽广，以至于悲伤逾恒的朱丽叶看来并没有影响她的好胃口，丝毫不见清瘦，而且绝命时刻仍如此中气十足。 基本上，这个解放很符合现代的普遍平等思维，如同唐·麦克林讲的“the voice that e from you and me”——你和我，意思是人人，所以大家都开心，不必先筛选，不必怨天尤人得拥有天赋的好嗓子，清亮、宽广而且严重偏向高音，只因为波短频高的高音才能最不被阻拦的射向远方。这当然很不公平，尤其对那些声音低沉动人、半夜光听声音很容易爱上他、比方我的老朋友蔡琴这样的人（谢天谢地她生在一个有麦克风可轻轻吟唱的年代）。这样的不公平最像今天依然如此的NBA，每年一度NBA的选秀大会，谁都知道他们优先考虑的总是球员的先天条件而不是高中大学这阶段的既成篮球技艺（还早得很！），其中特别敏感的是身高，NBA有句令人气结、带着浓浓达尔文主义意味的名言：“只有身高是我们教不来的。”是的，投篮、控球、脚步、视野乃至于对球赛的判读能力云云，拥有庞大教练团和百年训练经验暨配备的NBA球队自信他们每一样都教得会学得来，甚至心志层面也有专家，独独你永远没办法把一名五尺七的球员训练成七尺二。最初的技艺曙光时刻，大家只能比天赋；然而到了技艺究极的最终时刻，人绕一圈回来又只剩比天赋了。 麦克风也让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成为可能，或周延点说，站上舞台用他们单薄尖利的嗓子唱歌成为可能；在没麦克风的年代，也许他们只能满足于、专注于当一个写歌给别人唱的人。 有趣的是，我另一位不以唱歌为业但极擅长在万名群众面前拿起麦克风慷慨讲话的从政朋友郑丽文，听我提到有麦克风没麦克风的问题，有点大梦初醒也有点好险之感的嚷了起来：“对嘛，当时他们用什么聚集群众煽动群众？他们怎么革命？” 所以说，是根本改变了声音的处境，人的最终解放，便是从这道始终必须交代声音大小高低远近的演化之路释放出来，我们的注意力从这里移开，我们不必再为声音距离障碍的每一分突破倾尽所有竭尽所能，更遑论不回头的为它牺牲，这样一道精纯的声音演化之路便得停止了——历史的惯性也许不会戏剧性的说刹车就刹车，它仍会前冲一小段距离，就像今天仍有人学习像没麦克风时代那样的唱歌，但也就是这样了。 惟演化和单纯的解答不一样，演化在响应根本的困境同时，会在进展的过程中一再发现新的目标，生出新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也就是说，有很多目标、很多的可能和想像力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人前进到一个新的位置才看得到，或者说才被发明出来，一如同一块静静躺着的石头，在我们寻常人眼中和技艺精湛的老石匠眼中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图像，纳博科夫便曾极其郑重的指出这个差异，赋予想像力以坚实的技艺基础。因此，当我们从这道不回头的声音之路撤退回来，愉悦的拿着麦克风用“你和我”这样素朴的嗓音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同时，那些曾经出现过也部分被人掌握过、触及过，纯粹声音的高远目标、种种繁华的可能以及想像力便也复归殒没了。有足够历史演化经历的事物从不干净、单纯的消失，历史不更换零件，它像 href='2776/im'>《白鲸》亚哈船长捕鲸船裴廓德号.9９lｉｂ.的沉没，总是一场漩涡把周遭东西一起卷入，包括附近天空中的几只倒霉的海鸥。 比方说人类一度如繁花盛开的新乐器发明，那样的花季还会循环重来吗？ 然而，那个纯粹的、高远的、仿佛连结天地光柱般的美好声音，究竟是人特殊技艺的发明，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还是一开始就存在于普遍的人心？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它本来就是我们正常梦境的一部分，我们不记得它，但我们不真的遗忘它，因此当我们不经意瞥见它一角时，尽管是模糊的蒙尘的，仍会心跳加速的认出它来？ 如果这真是我们普遍梦境的一部分，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 近两年，英国人给了我们两次特殊的惊喜。我指的是保罗·帕兹和苏珊大婶，比起仍一身光鲜神采飞扬自信的帕瓦罗蒂，他们有更糟的头发，更糟的容貌，更糟的衣服和身材，更糟的肢体动作，事实上，手机推销员的保罗还有一口更糟的牙齿不是吗？所有麦克风时代唱歌的人能有的错误他们全都有，而且错到一种地步，但所有这一切，一如我们看到现场评审和观众的表情变化，在他们的歌声才出口那一刹那间全消失了，只剩下声音，一种久违了、令人感动难言的声音。是的，不必美丽、不必舞蹈、不必有演奏乐团的辅助和掩遮，更好的，甚至不必有所谓的“情感”（有机会可以读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纯纯粹粹的声音而已。当然，这世界不会真没有人比他们唱得好，因此，真的触动我们的，也许正是这样其他什么都没有、仅此一个的声音。 有很多人说这跟做了一场好梦一样。是的，说得再准确不过，这的确像一个梦而已——梦是无羁的、不必条件的；梦也是残留的、碎片的心事；还有，梦是不连续不累积不下集待续的。庄子美好的庄周乎蝴蝶乎终究不真的如此，我们仍然确确实实的生活在大白天里，生活在一个已完全不同的声音世界里。 但话说回来，偶尔做个好梦还是很好，不是吗？ 编辑 我离开编辑工作已超过三年时间了，据说这正正好是台湾出版界受创最重的几年，当然跟我的离去毫无关系，甚至我也不是（该不该承认呢？）预见如此风暴的到来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记忆吹诸如此类的牛皮，那我会选择吹得更大也更科学、更统计数字。我应该这么宣称，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这段期间，人类每一年死亡上千万人，而且全球的气候愈来愈不稳定，没见过的大型天灾一个跟着一个，这难道不都是真的？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诉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科学报告，玩的便是这种拙劣的统计把戏，毕竟偌大纷杂地球上要找到所谓同向进展的独立现象太容易了，它们亦步亦趋，却彼此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们惟一的函数关系是巫术。 在出版界的哀鸿遍野声中，我比较忧虑的是仍英勇留在灾难现场朋友捎出来的一句话：“你的两千册大概消失了。” 这么简单、还带着奇怪数字、密码般没人听得懂的说法，还真像灾难的声音不是吗？我得负责的翻译一下——这原是我很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在被某报某读书版面问到何以选择从事出版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时，我说出版有一点很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册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能不能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是什么？两千，或应该用阿拉伯数字的2000（阿拉伯数字看起来比较科学、比较数学演算不是吗？），指的是单一的某一本书，从出生到死亡，总共只卖出两千册的意思。在台湾（也只限于台湾），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作一次不留余地、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不赚钱也不赔钱的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一个点，大致上会落在两千册到三千册之间，略高于两千，也就是说，一本只卖两千册的书会让出版社赔一点点钱。由此，两千这个看似不祥的数字，便有着博尔赫斯所说的“魔幻般的精确性”了，它其实就是一本书能不能出版、够不够资格在资本主义大神暴虐统治的书市存在的关键数字，是每个书写者各种千奇百怪梦想的当下现实，也是过去这十多年我作为一个编辑像三个头的地狱怪犬看守的门户；简单说，两千，正正好就是编辑工作光与暗切开来的那个点，不是书写之梦而是编辑之梦的底线。 可是，两千册不是会赔钱吗？是的，会让出钱老板赔一点点钱。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一点点钱”，正正好是因为这暧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额，才让编辑的专业技艺和心志有意义，也才让编辑像一个人而不像一枚螺丝钉的存在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我们还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数的，包括各种无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骗方法（有骗读者的，也有骗老板的，后者也许更实用），也许做不到让某一本纳博科夫或福克纳的伟大小说大卖十万册，但我们也不妄自菲薄，这几百本的差额还周旋得起，而且会让我们更精神抖擞起来。 乐观来说（编辑的最内心处很奇怪的总有一丝不讲理的乐观，在他长年沮丧的、怨言的、灰扑扑的、宛如现代社会职业输家的外表下），所谓的两千册藏着还算合理的一个如意算盘，比方讲你主编一套十本以两千册销量为底线的书，想当然耳不至于刚刚好就全卖两千册，总还会多个零头甚至有个一本两本冲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册，依大树法则平均下来你不就平衡不赔钱了吗？万一万一上天垂怜居然还有其中一本疯掉了，莫名其妙卖到一万册以上，这下子可不连下一套十本都当场有着落bbr>了？就连那几本你处心积虑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没一千五销量的书（比方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都有机会了不是吗？悲观点来说，攻击不成还能防御，我们可以用较差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电话不约作家在咖啡馆谈话云云，好让成本得以下调，这部分，感谢台湾出版界多年来没真正好过的工作环境，恰恰好是台湾编辑最会的，训练好得不得了。 终极悲观来说，如果这一切全归于无效，你最后最后仍有战国时代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的冯谖故事可讲；你是赔了钱，但是你顺利无碍的为公司为老板买到了更珍贵的“义”。放眼过去， 8c01." >谁会不同意呢？台湾这些有钱当老板的人真正严重匮乏的总是这个义字不是吗？你也可以用现代语翻译过来，就是社会正义、道德关怀以及企业形象——可惜这么准确的好故事你只能讲给自己听，用来解消自己赔钱的那一点点道德负疚，无法真正靠它来说服老板取得加薪，那只会更激怒他。真正在这种时刻有效保护你的，其实正是这暧昧的、不会死人的小小红字差额，微罪很难举，只会被瞪两眼骂几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积多回才质变为你解职归去的死罪；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侥幸的、踏实的让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说依最简单的报称关系，你怎么会奢望你那么讨厌他、天天传他坏话的老板会傻乎乎喜欢你？），作为一个编辑，你的空间、你的自主范围还是比资本主义应允你的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可能是虚幻的无谓的，但有机会是很珍贵而且实质的，就像在医学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艺和资源可能只让一个人多活十分钟或两年便复归死亡，这抢过来的时间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长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个改变了这次死亡的意义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让这个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个编辑都相信或说应该相信，你让一本书印制出来但很快消亡，即使它卖不到两千册，仍然和它从没出版、从不见天日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风媒花种子般会去到哪里？触到了谁？启示了什么？阻止了什么？我自己总试着从这样一处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读达尔文、读博尔赫斯、读格林等了不起思维者书写者的回忆文字，总会看到一大堆在他们年少启蒙或生命关键时刻扮演重大一击的书，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着一个书名、作者名和一条没内容的脚注，再不会有人出版它们阅读它们了，但少了它们，《物种源始》会少掉一个动人的实例呢？还是会损折一角？或是让当年惴惴不安如闯祸的达尔文丧失勇气，从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话给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见到一本这样已化作春泥的书名，便多一分相信怀抱这样的希望是正当的。 我们在暧昧的出版世界，暧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谓着人的独立自由—— 好，两千册知道了，而奇迹在哪里？奇迹在于——你随便走进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的如花商品，然后给自己一个假设，如果它们，从一包面、一瓶可乐或鲜奶、一部电脑到一辆贵死人的豪华双B轿车，从出生到死亡，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更进一步说，在最原初的生产时刻，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就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购买它，想想还剩几种仍会留下来？还有哪些人们仍愿意费心去研发它制造它运送它并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荒弃的、空无一物一人的、只有回声的大仓库里，就像那种人类忽然浩劫毁灭电影里的噩梦一幕。 书的最大奇迹是，就算全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会被写出来印出来。 然而，如此贫穷的、寒伧的生产面奇迹和我们一般人何干？它如何进入到现实世界，转换成为我们一般人可参与可享用的华美奇迹呢？——这样说，今天你在台湾拍一部电影（别想那种有地球浩劫大场面的，要花一大笔特效后制成本的），成本很难低于四五千万台币，而一本书的正常成本，不花哨但也不寒酸仍可用四五十万元完成，没错，大约就是一百比一；因此，仍用购买者这一端来说，一部电影至少需要三十万人次观众的情热进场支撑，相对于书的只要两千多名傻读者（书价略高于电影票价，因而人数比还略低于百分之一）。华美与否的核心奥秘，便在于这个“四千万元/四十万元”、“三十万人/两千人”的一百比一黄金比例。 最终这个社会是否忠实的每生产一部电影便相应的出版一百本书，基本上可以是无关宏旨的，这取决于我们投注在这两件事的个别金额大小不同，一个社会（比方说印度宝莱坞）愿意花更多钱拍电影，便可以大大缩减这个产量比例；真正难以改变、几乎无法撼动它分毫的是，你得说服三十万人和只要说服两千人永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像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力学世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同的话题选择、不同的内容构成、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乃至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企图心、可能性和想像力。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常识性的社会铁律让人沮丧：说话对象的多寡和说话内容范畴的大小，基本上是一个急剧的、放大的反比关系，你设定的说话对象每扩大一分，你的内容便得相应的收缩三分五分，而且只能有一个走向，那就是朝着更简单、更保守、更安全无害处陷缩。 有玩过寻找公约数的游戏吗？这是我刚学会因子分解的自闭童年用来自娱的。为了延长演算过程，我总是尽可能挑选那种可充分分解的大合成数，比方说72（23×32）和54（2×33），这两数的最大公约数是18，相当大，令人兴奋，但一旦再加进一个64（26），这个最大公约数便当场坠落也似的，只剩下最基本的2了；如果再来一个45（5×32），答案就抵住墙壁成为1了——这个阴魂不散的1每回都来得这么快，像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说司马懿的兵，除非作弊，你很难希冀四五个不同数的最大公约数不得出这个Game Over的1。多年之后我晓得了，这个1其实就是社会的主流声音，全世界最无趣的东西。 三十万人的最大公约数又会是什么？能是什么？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和交友不慎的关系，我常常会碰到一种年轻人，他们从事影像工作，藏身广告界赚很好的钱，但若有所思以至于随时郁郁寡欢的样子，总想着哪一天能放手拍一部电影，诚实的、尽兴的、只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好好拍一部电影。通常他们影片内容早想好了（可能二十五岁前），甚至就连演员谁演谁（通常就是身旁参与作梦的男男女女友人）都谈好了，但哪里有四千万台币呢？这类故事通常有几种不同的结局，惟每一种都让人不免难受。最常见的是这个梦想成为某种地平线般永远不会实现的东西，从此冻结在原地，以至于像个道德借口，一种定期的赎罪仪式，带着它更理直气壮、什么反省也不必的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另一种是这个梦想怪物般持续的在人身体里膨胀，但在现实中却又没出口，因此成为生命中沉重无比的负担，他可能看似和前者一模一样，继续在广告世界赚更多钱也过更好的生活，但人却像化身博士般裂解开来，白天是杰基尔博士夜里是海德先生，这两端的车裂拉扯力量很容易影响人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基本看法，他的眼光总是阴郁的、不信任的、仇视的、虚无的（依个人心志的抵御力强弱而定）；当然，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多年后终于把电影给拍了出来，四十五岁人拍二十五岁时的东西，一部分自己出钱一部分用别人的钱，但并不因为宿愿得偿，这个“四千万元”“三十万人”的魔咒就会放过你，所有实质的困难在这一刻才正式开始—— 在这样一再重演的励志故事里，如果要选出其中一项我最在意的，那就是“停滞”——你知道，一部电影的负载量通常只到一篇短篇小说的程度，还远远构不成一本书，这样规格的念头其实是不间断袭来的，像风吹花开一样，尤其在人比较年轻易感的时候，你若不当下抓住它实现它，不出一年两年它就正常的消灭了或说没用了。你让它结石般挡住在那里，阻断你跟世界、跟时间流水般生生不息的俯仰润泽关系，新的、更好的（理论上，25岁到45岁应该是一道不断向上试探的生命曲线不是吗？）念头就折箭般进不来了，因为这样而把自己冻结在二十五岁某一个晚上的偶然梦境里如化石，并不是一种好的驻留青春方式。 我们任谁都年轻过瘦削过，我回想当时我们是怎么跟这一个个梦境、这一个涌上来的念头相处的？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文字、活在“四十万元/两千册”世界的人，在这阶段简单的从书包里掏出现成的一支原子笔和笔记本，用两个收拢起野马般心思的黄昏（年轻时通常会选这款比较有悲伤味道的时刻书写，像博尔赫斯说的年轻时总喜欢“黄昏、郊区和哀伤”，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假装自己是哀伤的，而且大部分时候我会得逞。”）就完成了；慎重一点的话，你会放在心里几个月，等长夏到来，一伙人买张最便宜的火车票，悠悠坐到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去，当时还写小说并广受期待的老朋友丁亚民的父亲任职屏东糖厂总管庶务，会借给我们一间木头地板的美丽日式宿舍（很多人搬出去住水泥公寓了），我们花一个礼拜写完它，剩下来的夏天日子就爱干什么干什么的全属于自己所有了—— 即便活到现在这般年岁了，心中积存着这么多未竟未解的、像散落一地需要打扫的房间也似的数据、念头和疑问，我仍然不信任那种闭上眼睛、几天几夜静坐着一动也不动的思考方式，我以为冥思处理较多的是道德性的麻烦和抉择而不是认识和创作。时间长短不是问题，人思维的速度有时候快得跟光一样，而且还像穿过隙缝才形成集束有劲道的光，它最生动的时刻是在人的活动中、在人的持续操作实践里，一个念头召唤出其他念头，一个念头点起灯一样照亮其他念头；你要思维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绝，就先得让自己活成一条河流的模样才行。思维这么苦的一件事，如果说它还有什么让你感动莫名的一刻，就是这么一种快得像一闪而逝却又长得安稳得一如永恒的心思清澈澄明状态，仿佛勒住了时间的马头，又像置身在死亡面前，据说在那样一个刹那，放心足够你想完全部事情，来得及完完整整的、每个细节不遗漏的回忆你的一生。 话说回来，人的这些生生不息念头，如果说每一个都得花四千万才能实现出来，我想，不待那些最精算钱财的有钱人对你嗤之以鼻，就连我们这些习惯低估金钱价值的人都觉得不自在不怎么合理不是吗？说说看你认为有哪个短篇小说值四千万？契诃夫的？海明威的？莫泊桑的、博尔赫斯的？（它们要不就完全超越金钱价值，要不就很便宜，总之不会是四千万。）但四十万一次，尽管仍不便宜（台湾这些年让人语塞的道德数学是，这可供多少贫困学童吃多久的营养午餐云云，当然是真的），但显然就有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机会了，就一个编辑的实务来说，你可以把它藏放在好几本必定有两千册以上销量的书里如同把一片叶子藏在树林子里，博尔赫斯告诉我们但丁也是这么做，但丁为了写出自己最心爱的名字贝雅德丽齐，才写出 href='/article/9347.htm'>《神曲》这部伟大的诗剧，把这个名字藏放在七十几个名字之中；你可以言之凿凿断言这本书，其实有大好机会卖得不错，用你的编辑专业欺负你的老板，事后损失你的一点信用和犯错额度，加上一个忏悔无奈的表情，资本主义市场，判断失误谁没有呢？你也可以试着哄骗你的读者，你深知一般而言读者只用三五分钟决定要不要买这本书，你也太清楚这短短三五分钟他能注意到的是哪些，封面？颜色？书背介绍文字？目录？等等等等；你当然更可以弃绝所有诡计，堂堂正正的跟老板据理力争，我所知道会从事出版的人通常还保有一点讲道理的空间，也多少还记得“理想”“意义”“价值”这些古老的东西，你不提醒他，他真的是会遗忘的；同样，你也可以堂堂正正面对你的读者，这绝不会让你丢脸还会无形的累积一点敬意一分信任，即便这次他敬谢不敏。而偶尔社会气氛对，偶尔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像是诸天众神全到齐，也会有令你不敢相信的好事发生，像当年一个来自东欧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小说家，一本奇厚无比而且不容易看的小说，一个长而拗口的书名，便忽然在台湾绽放开来的卖了远超过十万册，至今仍波纹荡漾，这就是米兰·昆德拉的 href='9481/im'>《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类的事不是只发生一次，而是每隔一阵子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书籍角落冒出来。 说真的，一个编辑，如果一年不试个一两本看起来不到两千册的好书，我以为这必定是个很不怎样的编辑，因为没困境没折磨，你的编辑技艺必定很快退化趋于单调，也不会有任何想像力可言；更进一步说，一个编辑，如果看来战功彪炳没在书市失败过，每一本书都赚钱，我更相信这必定是个失职而且可替换的编辑，因为这意味着你只敢挑拣容易的书，你胆怯的远远躲开人类思维、创作的边界。严酷的胜负场上，比方说大联盟的职业棒球，如果你看到打击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必定是坐板凳只代打一两次的龙套球员；如果你看到守备率百分之百的球员，那代表他不仅很少上场，而且守的极可能只是一垒这样最不重要的位置。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书写者，也一定会有失败的作品（有些我们看不到，只是因为他写完不拿出来），深入困难之地，深入到没人走过之地，怎么可能会不迷途会不失败？ 正因为这样，书籍这么个寒伧的行业，会在其末端呈现着如此繁花盛开的惊人模样，我想不出来有其他任何一个领域，能如此深如此广同时如此多样如此精密——人类的思维，包括每一种想法，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梦境，管它多细琐、多奇怪、多私密、多不合时宜，乃至于多幽黯恐怖邪恶，你在世界其他任一个领域任一个角落就算不危险，也无不撞得鼻青眼肿，便只有在书籍这个世界中，每一种你都有机会找到实践的可能，有机会碰到某一个还肯一试，并负责编好它、送它到读者面前的傻编辑；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容量有限又时时遭受遗忘威胁的记忆力之外，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一处可容身可收存可展示的地方，并郑重相待，那必定是书籍了。 世事维艰，你对这可厌的世界知道得愈多，你愈会认为这是奇迹没错。当然，此一奇迹的成立，还有一块绝不可或缺的拼图，那就是另一侧的需求面，掏钱买书的读者大爷。在台湾这么一方小岛上，很长一段时间，就跟信守着承诺一般，只要书还算认真，就算深奥一些专业一些，读者这一边总会期期艾艾的推出个两千人左右出来负责买书，有时聚集得很快、有时淹漫过季节岁月需要个两年三年，但你总可以耐心等到他们，这是“两千册的奇迹”最好的部分，令人振奋，拉住你不向虚无处坠落。 究竟是怎么构成的两千人呢？作为一个编辑心生感激之余也不免会时时好奇，我模糊的想法是（出版界没什么能力详加调查追踪），如果我们想像这是个同心圆模样的构成，最核心处是一簇准确的、一定会买的读者；再光晕般围一圈跨界试探、一样有足够阅读能力、你相信他仍会读完全书的读者（比方学经济学历史的人也会要读本好小说）；然后是一大圈“假装”的读者，他们也许还没足够能力和必要知识准备念完这本书，但偶尔心生善念想让自己变好一点、变聪明一点，每隔一段时日会花钱并逼自己振作一下。更多时候，这是一群仍愿意相信有所谓“好书”的读者，并相信正在读一本好书是光荣的一件事，尤其一不小心被身旁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时。这样的读者其来久矣，事实上我们年轻时还做得更夸张更恶心，流行存在主义当时你会随身带本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书并很自然的让封面一角亮在胸前，注意到每个迎面走来的人微微一睁的眼睛；最后，最外围那一圈则是一群错误的读者，买错了，供给和需求之间发生了误会，这部分的书只被购买但不真的被阅读，它的意义是纯粹经济性的。 很抱歉，就跟任何政党都无需争取核心铁票一样，出版界里，负责营销的人员贪婪的注视着最外围的错误读者，代表性的话语如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詹宏志说的：“在他们还没搞清楚时把他们全骗进来。”但编辑兴味盎然的比较是第三圈的假装读者，编辑自己很可能仍是这样的人，或至少是这样出身的，保有着这个记忆，所谓的“久假不归”，弄假成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书籍版图的扩大（用“扩张”就太自欺欺人了），乃至于社会智识的缓缓进展，其实正是来自于这群假装读者在时间里的正向变异。 我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两千册的奇迹”哪天会这样宛如一夕间消失呢？老实讲有的，但不愿——有，是因为多年来其实征兆不断，而且征兆不容人侥幸的只朝着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剥洋葱般可卖两千册的书不断在缩小中。作为一个编辑，已经好几年了，你被迫不断削减自己心中的书单，厚一点的、陌生一点的、深奥一点的、时间久远一点的，或制作成本高一点的，比方说像以赛亚·伯林以为是“十九世纪最伟大自由主义著作”但厚达千页的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像欢快无匹、前现代小说瑰宝、拉伯雷的 href='1225/im'>《巨人传》，像理应每个短篇都被珍视阅读不可遗漏的契诃夫全集（我自己只来得及出版他的两个短篇集子），像一堆伟大作家只此一本之外的其他伟大作品（《基姆》之外的吉卜林、 href='9532/im'>《死魂灵》之外的果戈理、《黑暗的心》之外的康拉德、《喧嚣与骚动》之外的福克纳、 href='2085/im'>《唐吉诃德》之外的塞万提斯、 href='2107/im'>《包法利夫人》之外的福楼拜、 href='2113/im'>《高老头》之外的巴尔扎克……真的太多了），你只能逐本放它们回书架最上层，让它们在时间的尘埃中苦苦等待如同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再来的弥赛亚。作为一个老编辑，你的经验和最基本知识告诉你，真正会来的大概不会是昔日那个“你编好它，他们就来了”的美好时光，而是某个临界点。当这样一分一分的不断剥落到达某个临界点时，可能会整体的牵动出版世界的基本图像和作业方式，从书写、编辑、营销到终端贩卖的改变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比方说采购人员不愿下单、书店不肯陈列乃至于进书），这就不是这本书那本书的问题，而是某一种某一类书被逐出市场机制的集体消亡问题，就像昔日达尔文的无情断言，当某一个物种低于一定的数量，灭绝便很容易来临了。.. 对了，还有一种书的出版可能也消失了，那就是人们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买、纯粹诉诸编辑个人执念的书。这样纯属编辑任性的书曾经是允许的，如同你辛苦工作两三年总会得到一次不必讲道理的红利，可以吵一回没理由的架，休一次不必交代干什么的长假，出一本肆无忌惮的书。正因为它不被赞誉也不会卖，它背反着所有既存的市场限制却仍然在书海中出现，这样灯火阑珊的惊心动魄一刻，尽管很短暂，而且接下来还有一堆善后得你一人收拾，作为一个编辑，你会感觉自己和这本书坚强而且直接的联系，你们之间再没有别人，这是一本你的书（尽管作者另有其人），它的存在证实了你自身的存在。 多年下来，我在出版界听过最好的一段老板的话如下：“作为一个老板，你得允许你的编辑出版他认为（但不见得是事实）会替公司赚钱的书，也得允许出版他已知道不会替公司赚钱，但却是一本好书的书；还得偶尔允许出版他认为既不赚钱也不见得好，但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理由他必须出版的书。”你可能猜错了，慷慨说这段话且真的这么做的这名老板并没破产跑路，也许有人认得他，他叫苏拾平，此时此刻还生龙活虎在台湾出版的第一线。 不愿猜测和预见，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你要继续下去，你还有一些未竟之书要编辑要出版。有些未来的确知是很有用的，可趋吉避凶，比方说明天会滂沱大雨，提醒你要带伞或干脆别出门；有些未来的确知则必须相当程度抛开它遗忘它，以免乱了心神，比方说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亡这件事。如果我们用韦伯“职业”“志业”的分别进一步来讲，当编辑工作某种程度成为你的志业，你其实已交出了一部分趋吉避凶的灵活性，“要不要做”的完全自由抉择已转换成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的想尽办法突围，所以知道会天降大雨又怎样？你还不一样要昂首出门，当然，多带把伞是可以也是必要的。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入睡前我还有几里路得赶一下—— 说真的，我这样一个已沉睡的编辑并不很为那些犹在赶路的编辑忧心，就算那些信守承诺而来的读者真的只剩一千个，就算“两千册的奇迹”这一公式已不再精确如昔，我以为这一算式的形式，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意义和关怀仍是成立的，而且是必要的——你也许必须提高书价了，你也许必须放缓脚步更耐心也更机敏才行，你也许必须调整卖书的方式以及地点，你也许必须找出发现读者以及让读者发现你的不同途径和语言，你甚至必须用华文大世界而不再只一个台湾来重新聚沙成两千人（或相当的经济回收）云云，有一堆琐碎痛苦不堪的事得一一去做去加减乘除，但重新让此一公式成立仍是很划算的，确确实实的计算一次可供你保固个好几年。它有点像《圣经》里那一道洪水停歇、鸽子衔回橄榄枝、人和凶暴大神协议各退一步相安无事的美丽彩虹，它给予你一个适度隔离、不会被资本主义时时骚扰逼问的位置，是编辑志业的“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和“私人房间”（本雅明），保卫着不尽如人意但确确实实的可能性和想像，让你工作而不是天天恨人骂人。每一代有志业负担的编辑，必须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公式。 我比较真实的忧虑仍在大一点的、比较缺乏自觉缺乏抵抗力的另一面——我得到的较完整讯息是，今天台湾出版的总体数字其实并没太明显的衰退，真正严重受创的是这种卖两千册的书。也就是说，这波灾变出事情的不是出版业本身，它只是在进行自身结构的变化调整；我们真正快速失去的，集中在书籍世界里深奥的、精致的、独特的、富想像力的，以及不懈探向冲决向思维边界这一部分。这当然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是人的阅读习惯和能力，乃至于整体社会的思维人文水平，都属较本质性的东西，其变化轨迹总是黏着的、积累的、“缓变”的，不会像流行事物有如此戏剧性的、翻脸般的起落。因此，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台湾社会并没在这几年一下子变笨变坏变得单调无趣而且怯懦，而是这两者之间断去了原有的联系，仍然有这样认真想事情认真写书的人（比方说了不起的小说家舞鹤，就我所知正沉静的开始一个极棒的长篇），也仍然有想买这些书看这些书的人（比方你我），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这两端的需求都还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一种“有效需求”了，无法通过商业市场得到满足，正迷途流窜在空气之中。如此，真正变笨变坏的危险尚不在此时此刻，而是这些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出口的书写和阅读需求可能无法长期撑下去，比离水的鱼好一点，但它们仍会窒息、死去并分解消散。 如果从我们前面对两千名读者构成的猜测来说，我相信快速消失的不是核心的读者，而是外围的“假装”和“错误”读者——后者精明起来或谨慎起来，而前者不再装了，这部分的丧失才可能是快速的，因为他们的假装和误会必须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前提，得不假思索的信任某些价值、某些他们还无法企及的确确实实向往和梦想，并保有一分必要的敬畏之心，而这恰恰好是台湾社会这几年流失最快如崩解的东西不是吗？ 这样的断裂究竟是出版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落现象，抑或一个长期向商业陷缩乃至于历史倾颓时代的必然，这是得认真去弄清楚并对付的问题，但此时此刻，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用最现实最白话的语言来说，就差那区区五百到一千个买书的人，或说就差这五百到一千人（原本就可能只买不看）的一小块收益数字，我们让书写和阅读的最有意义需求变成无效，让繁花似锦的书籍图像一夕消失，让人类思维最深厚、最精致、最勇敢、最富想像的那一块失去凭依成为可悲可笑，并开始一个坏的连锁和循环。是，就像因为少了一根铁钉却覆亡了一个王国。 也许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台湾这几年如此折磨出版从业人员的大型灾变，我们居然胆敢把它（暂时）化约成五百到一千名读者的缺席。但要不要试试看？试着先把这根小铁钉给钉回去看看，在今天动辄数百亿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大游戏中，有能力有资源钉钉子的人，乃至于各种钉钉子的手段其实相当多，从政府到民间，从业内到业外，从集体到个人作为，从商业利益到文化关怀。 作为一个编辑，我们自己当然对此有更复杂难以言喻的感受和理解，志业的困难一定持续袭来且一再更新的，解决了这一个还会有下一个，正因为这样，我们会比任何人更不相信有一次的、终极救赎般的收拾方法，我们不会等天上地下的事全弄清楚才行动。因此，我们这不是化约问题，而是试图把千头万绪的困难转化成为可执行的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所谓“当日的要求”。这句看似平淡也不安慰人的话，正是出自于那个睿智、悲苦、心思清明如水、且拒绝任何方便解答的人口中，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一个够好的编辑也许不必知道韦伯就已经这么做了。但再听一次这样的话仍有助于我们的勇气、决心和内心平靖：“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他自己的精灵——那一个握着他生命纺线的精灵——并且服从它的话。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 神 我有时会跳到另外一面胡思乱想，长日漫漫——假如说你是一个神，那你会不会向世人证明你是神？如果会，那要如何证明？ 先很简单交待一下这个问题的今夕何夕背景，神也还是必须晓得他当下的处境——我们借用韦伯依然如新的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谜魅加以去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逐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但在此同时，这种理智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对他自身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韦伯举例，我们每天乘坐电车，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它的机械原理和系统运作，我们时时收钱用钱，对于货币之为物也是这样；但过去一个生活于自然状态的野蛮人可不是如此，他对他生活工具的了解是我们比不上的，他也非得对自己生活周遭有完整的掌握不可，否则活不下去的。这个对比可一路推到终极性的生命本身，我们或可以公平点说，不是今天我们的知识总量不如一个野蛮人，而是我们再无法整体的去认识它掌握它，这种片段的、破破碎碎的生命理解状态是无从建构意义的，像个处处漏水的容器，只会搞得你很狼狈。而且理智还有个可恶的特质，那就是它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大于找出答案的能力，疑问的繁殖力较强——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神，如今一定很容易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很尴尬的、悲喜交集的时间位置上，你可能感觉出自己如此迫切的被需要被召唤，好塞住人们不断扩大的生命疑问，赋予生命某一个意义；但这个需求却又如此多疑，而且是一种气死人的淡漠性多疑，这种淡漠，用耶稣昔日的慨叹来说是：“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人向你伸出双手，但不是要拥抱，而是先要求你拿出证件和搜索票，可能还要求有律师陪同在场，像个法律知识够丰沛的老罪犯。 想想当年耶稣是怎么做的——这里选择耶稣，理由在于他（或他）可让我们笼统的视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们不信的神”，之前的神没这困扰，之前人们好像人人家中都有一部详尽的神祇百科全书，还附有照片或绘图，因此，不管是宙斯、波塞冬、雅典娜或阿波罗，只要威风的现身就可以了，就算狡猾多疑如狐狸的奥德赛，也是初见面就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有时人们像见了鬼一样躲开一个神，也不是因为不信，而是单纯的骇怕，或者是因为知道这个神“不是我们这边的”如日后法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雷蒙·阿隆。当年希腊的人和神动辄打成一团，人神惟一之别是其结局，人会死（而且多半就死了），神不会，所以人可能只玩一次，神则可以重新启动再来如今天沉迷在线游戏的小孩，两者风险不同因此其心思和意义必然一开始就是完全两样的，深刻的东西只能从人这边看得到。 耶稣（多少）必须证明自己是神，程度取决于说服的是谁，像他的大弟子渔夫彼得便只一句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搞定，有点像今天企业界高薪挖角，日后彼得果不其然成为基督教会的首任CEO，退休后还担任天堂的守门人要职。在耶稣短暂的“人生”中，博尔赫斯指出他并不使用也不信任文字，一辈子只曾在沙地上写过几藏书网个字旋即拭去没人知道写些什么，他用口语的演讲和辩论，有时温柔如和风，有时严苛如寒霜，也有狂暴尖利如冰箭风刀刺穿人的时候，博尔赫斯赞美他是个伟大的演说者，诉求的是一般平民大众，用的也就是一般大众公约数似的、大体能听懂的素朴语言，而其核心则是道德诉求和教诲。今天我们知道，在特殊（但反复出现）的某一种历史破败时刻，道德其实是一种强大煽惑力的民粹武器，重点不在其内容（内容通常只是流传已久、人人熟到弃之不顾的那几句箴语格言），而是当下历史现实包覆它的一层aura也似的神奇东西，灵犀般在说者和听者之间无声无碍的来回交流，把在场全部的人围成一个整体，让人像忆起什么也似的在泪光之中认出了彼此，发现了彼此共同的身份、处境和命运，个人的长串受苦经验成为集体所有，个人原来不堪忍受却一直以来只能忍受的不平也交付为集体所有，连同眼见耳闻乃至于更久远时间里那些已逝去者、已死亡者的全部苦难和不平云云。近几百年来，人们在其间意识到并试图援用的总是这样集体亲密凝聚所呈现的（潜在）力量，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情境，接下来理所当然就是揭竿起义指向其共同的敌人或迫害者，但这可能不见得是其惟一的去向，甚至不是第一顺位的去向。要往这上头去还少一个必要的环节或步骤，得有人加以引导利用。汉娜·阿伦特说的比较对，她以为最先发生的是一种人彼此紧紧相依相靠、宛如物理现象的“温情”，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纯然的良善”，“那是人类无法在其他情况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温情同时也是生命力的来源，是一种只要活着便自然流露的喜乐，也就是说，对世俗所说的那种受侮辱者与受伤害者而言，生命之于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活在其中。” 耶稣选择顺着这道博爱的路走，让它往天上去而不是人间来，这是他旷野禁食的著名抉择，不要世间万国的荣华，不要像大卫那样做犹太人的王，而是“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这个分别，依《约翰福音》，在他最后晚餐席上交待遗书的祷告里，已完全分离到彼此憎恶的一刀切开的地步，“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正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为圣。” 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件小事，《马可》、《马太》、《路加》三福音书皆有相同的记载，可能发生在耶稣传道初期、会众才开始凝聚之时，遂带着浓厚的表演意味和我们熟悉的、形迹太露的小伎俩：“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但这样的道德教谕，面对另外一种人就完全是另一种光景了，那就是掌权的、在上位的祭司阶层，那些也使用文字的人，也就是当时的所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耶稣一生被迫和这些人交锋过几回，依圣经记载，每回都威风的赢了过关（然后趁机溜走），但仔细看，除了一个夜间私访过他、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心生犹豫之外，终耶稣一生从未成功说服了谁。这事有趣但今天来说很可思议，甚至是必然的。我们知道，所有掌权者永远无法抵御的便是一种绝对的、纯净性的道德攻击，一方面，他们够坏，一定存在着足够的贪腐败德问题，先打了再找目标一定来得及，也一定不冤枉；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把道德的某一面推到极致，他们必须面对现实的整个复杂纷呈状态，即便把问题只限定于道德层面，仍然有着价值和价值之间无尽的冲突、妥协和抉择，有着广大而且一言难尽的灰色地带，这是耶稣在言辞辩论的绝对优势，今天任何一个在野者都知道且充分利用的优势，就像雷蒙·阿隆说的，放手指责在朝者“没有成功完成一些没有人能完成的事业，或者做出了任何人都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要解释清楚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言辞，还要两造有足够的诚实、耐心、善意和风度，在彼此不信任乃至于恨意火花迸射的快速言语交锋中是一无机会的。 我们看中国汉代的国政大辩论《盐铁论》也是这样，场面上看起来，集中于道德诉求、什么问题都还原为道德问题的儒者占尽优势，懂得较多也给日后我们较多知识线索（专卖问题、货币发行问题云云）的桑弘羊反而显得左支右绌。桑弘羊的麻烦正在于他真的懂得比较多，还有他是实际负责作业的人。 《约翰福音》里有一则妇人行淫、依摩西律法要乱石打死的审判故事，众所皆知的，耶稣（就是此时在地上写下了没人看到的字）只以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解消了此事——不实际从法律面探索带来进步的可能，比方说进入到犯罪的实际内容，反省罪行和刑罚之间的关系，以及律法条文的调整存废云云；也不从社会面寻求进步的可能，比方说性的问题、性别问题（行淫的男性要不要一并打死？）、家庭结构问题、传统乃至于社会风俗问题云云。这绝非苛求绝非异想天开，而是历史上人类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每一个悲剧会做而且已做的事，也因此才有逐渐文明的可能。耶稣魔术师般的手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某种表演性的“道德柔术”，让人猝不及防，让人在当下呐呐无言，但你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 我们差可想像，言词上屡屡吃鳖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内心一定是不服气的，遑论心悦他为神——耶稣处理他们的方式，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可理解的，但若从大能的神的角度来说就真的很奇怪了，而且有点拙劣。 这种“道德柔术”往往会反噬回来，几乎所有的道德导师都挨过这个，而且通常最先来自于信了这些话的门徒，耶稣亦然——“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完全一模一样不是？今天我们说：“可以给多少学童吃多久的免费营养午餐？”）。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道德柔术而言，这样解释是更好恶意攻击的目标，但我个人以为这是诚实、柔和、极好的一番话，感觉上比较像孔子说的，孔子一生比较喜欢把他的门徒提升向“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深奥幽微处，不让话语，尤其是自己说过的话，硬化为格言乃至于成为神圣，因此门徒不会无限膨胀下去（耶稣动不动就一场演唱会五千七千人，依犹太人口的比例以及当时居住状态是惊人的），有意义而且肯一直留下来的学生甚至还会愈教愈少，也就成不了神。 所以终耶稣一生，他最多只能是个“在野的神”，这是比较容易完成的那半边，真正难的阶段还没到来，因此神的证明工作远远不到一半——真正的困难尚不在于数量（因为边际效益递减，的确愈后面的迷途之羊愈难抓），而在于往下去你非得碰到价值和价值无休止的冲突并且非得设法解除（真正解决是不可能的）它不可，尤其你愈高举这半边，就愈难不冒犯不牺牲另外那半边。我们就以公平这事为例，作为一个在野的神，你只需要严正指出人间不公义何在可能就够了，但要做一个全体的、完整的神，你就无可逃遁得正面响应“什么是公平”这样的终极问题了；换句话说，人间处处存在而且时时发生的不公义，之前是神最容易证明自己的遍地花开机会，如今却成为焦头烂额得一一堵塞的信仰漏洞，伟大的拯救者一夕变成怠惰无能的管理者。这当然不可以只一句“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说完，也不能只是个人高洁人格的展示而已（我们说的是神，不是社会遴选好人好事代表），甚至捐出一条命钉十字架很抱歉都不够（尤其当他真的是个神时，既然不存在死亡，没有那种人面对一切消亡和全然黯黑虚无的恐惧，不过就像蚕的蜕皮过程而已不是吗？）。在这里，耶稣的教义便得正式面对他自身的慷慨主张了，也就是他没事就要拍胸脯讲一次的“不放弃任何一只羊”的譬喻（也许对彼时年轻、只行于大罗马帝国边陲又边陲小地方的耶稣而言，这原是一个遥远、安全、不须忧虑支票兑现日期，因此可自动蒸发成隐喻的承诺是吧），全体的人，而不是某个特殊身份、血缘、福分的所谓“选民”，这两者不共容，包括语言形式和道德意涵。由此，原来那种情人私语一样、直接触碰内心的个别道德教谕不能用了，或至少必须退居一隅，道德必须在矛盾冲突且无选择的普遍层面之上，首尾一贯的、讲得通而且人人有位置可实践的建构起来，接近于某种道德原理的发现乃至于某种“道德立法”，这同时是一个高度理智性要求的工作，要仰赖更多的知识学问，要能心思澄明的思索，逻辑比情感更重要。日后圣奥古斯丁（当然不只他一人）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处在一个基督教义全面掌权却又出现首次大型“执政危机”的关键历史时刻，彼时北方蛮族铁蹄入侵罗马帝国覆亡，神在哪里呢？神为什么不救我们？神为什么允许黯黑的势力获胜？虔信的人何以被杀戮？贞洁的人何以被侵犯？公义如何而且究竟要到何时才完成？圣奥古斯丁比较少人阅读但内容比较硬比较带种的名著《天主之城》，便统计学般罗列了彼时他耳闻眼见的一个个负面个案，追踪他们解释他们，拉长果报的时间，试图重新把当下的灾变和永恒的公义联系起来，重建一个没有公义瑕疵的天主之国。 是啊，万能的、连人心都能改变、什么都阻挡不了他的神，为什么不直接取消灾难？为什么不就把我们每个人（尤其蛮族）变好一点？为什么不把天堂造得大一点，好让所有人都住得进去？——尽管缺乏官方的实际数字，但基督教的天国感觉上远小于地狱，而且更糟的是景观空空旷旷的，不像地狱挤满了人。我们从但丁 href='/article/9347.htm'>《神曲》看到的也是这样，但丁认得的乃至于知道的人十之八九都居住在地狱。今天，如果一名执政市长胆敢让他治下城市呈现这样极少数人住超大坪数豪宅绝大多数人挤小贫民窟的可厌景况，就算不被判刑，也一定被轰下台来不是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回过头来说，耶稣呢？耶稣怎么想自己的身份？他有没有试图证明（或至少揭露）自己是神？他是人装扮成神的模样（可以是高贵的理由，也可以是让人不齿的）？还是一个甘于只被当人看当人对待的神？抑或他的一生是一个人缓缓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神的过程？——这个不可能有终极判定、只能盍各言尔志的问题，至少对我个人非常非常重要，关乎要不要信任他乃至于理解他话语的方式。 当时有一个暧昧而且凶险的现实背景，那就是一旦耶稣亲口讲出他是神，那就跟他坦承自己杀人强暴贪污或窃盗一样，当场就罪证确凿了——终耶稣一生，至少有一次亲口说出他就是神，就是传说中的基督，那是在他被门徒犹大出卖、押往公会受审时。有意思的是，耶稣从头到尾行使缄默权，什么都不回应，因此他此刻坦承自己是神，毋宁只是要结束这纷扰的一切，慷慨赴死的意思，是神也通，是人也通。 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的意思。事情大致是这样子——历史境遇悲惨了些的犹太人，至少从亡国的“巴比伦之囚”时开始，更不断梦想哪天会有个天降的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苦难加上漫长且缓慢如刀割无计可施的时间，尤其还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一长串旷野先知肆无忌惮的幻境和狂乱语言加持，这个想望中的弥赛亚遂从无到有，从概念到实体，像小说人物般逐渐结晶出来鲜活起来能动能跑，有造型，有血肉，有来历，有到来之前的诸多征兆，甚至会做什么事，会讲什么话，会在哪天碰到谁，会受什么伤害及其受创部位，乃至于最终的结局等等什么都先知道了；换句话说，远在耶稣之前，基督其实已完全造好了等在那里，这是一个集体的梦境暨其创造成果，惟一悬在那里的只是得把某个“人”给塞进这个空位。因此创造同时，也开启一波集体寻人活动，稍微像回事的人物都得比对并查看证件，你究竟是不是他？耶稣稍前的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但约翰明白否认了（或说拒绝了），他说还有个更大的要来，这个更大的会用火而不是用水洁净世人。不仅否认，还再添加上一笔描述。 受苦的犹太人急着找神，另一面，那些跟异统治者结合、掌权过好日子的犹太人更急着找出这个神来，因为你们的拯救得胜意味着我们的毁灭，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所以耶稣才出生便先伍子胥般害死一堆人，希律王把境内两岁以下的小男孩全杀光（也就是说，耶稣那个年次的男性犹太人基本上只剩他一个），这也被看成是照剧本来，是先知耶利米写的：“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所以神还是可以杀的，就像有个坏心眼的人类学者计算之后告诉我们，古埃及人相信猫是神，但依照猫的繁殖力等比增加，为什么尼罗河流域没有装满猫让人无立锥之地呢？答案是大部分的神都被杀了，尤其是它们还小没抵抗力时。 在这样二志但同心的地毯式搜索之下，又发生于当时这样一个“所有人都知道他人所有事情”的极透明小世界里，是人是神，言语便不得不高度的暧昧、隐晦并充满策略考虑了。但我们看耶稣最重要的道德教诲，也就是著名的“山中宝训”，其中最严厉的要求从“论施舍”这里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个行义如同照相机底片、一曝光就等于毁了没有了的根本精神，顺此在“论祷告”“论禁食”一路贯穿下去。 所以说，一个神会要说自己是神，暗示或证明自己就是神，还是很奇怪同时很不入流不是吗？除非你愿意相信虚荣是神完全独占的特权，不容人欺犯并分享一丝一毫。正确的讲，山中宝训只能由人说出来，只有当它是人对自身的严格道德命令才成立、才有意义；如果是神的话语，那就成了一出可笑而且还有点可鄙的闹剧了，他不能就拯救我们吗？修理汽车的工匠会要汽车（就算它其实是变形金刚擎天柱大黄蜂）感激他膜拜他每天不停的赞颂他吗？因此也许带点附会，我们也注意到耶稣用的是“你们的父”“你父”，人是造物，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和任何人一样而且平等，上帝不是只他一个儿子一脉单传。 这让我想到格林 href='249/im'>《文静的美国人》书中那两句战火迫近、死亡就在眉睫之前的对话：“你不觉得没有了上帝，这一切全都没有意义了吗？”“刚刚好相反，我常以为有了他，这一切才变得一无意义。” 终极的说，我以为道德是全然的人间之事，是人后来（如果真有创造的话）才发现的东西，不只因为道德是世界已然存在之后才展开的无尽联系拮抗关系的发现和主张，而是因为道德只能生于并存在于“有界线”（借用翁贝托·艾柯“生命是从有了界线开始”的用词和意义）的有限主体。无限没有挤压，没有紧张，没有那种大家困在一起谁也无法逃逸的处境，道德既不需要也无从生成。这正是人的特殊处境，他不同于神，他是有限的；也不同于其他鸟兽虫鱼，他时时察觉到自己是有限的。这个界线的最根本一点就是死亡，死亡被人真实的、不可逃遁的、刻骨铭心的意识到，连同跟着而来全部的毁坏、消亡和虚无，死亡的威吓不只是一己的肉身而已，还推及所有一样有限存在的他者，包括你珍视的也包括你憎恶的，也就包括了所有长短、厚薄、明晦不同的情感、意义和价值。如此，幸福不再像古希腊哲人想的那样是一个浑圆、完整、通体发亮的不假思索好东西，真要说起来它毋宁更接近一束惊心动魄穿透过裂缝的光；也就只有在我们认出了一己肉身和价值、情感、意义之间的裂缝，道德才不等于秩序，才远远超越了秩序。我们对道德的服从不等于对秩序的顺服，事实上，更多时候我们对道德的服从是以某种对秩序的叛离姿态出现，就算在平顺的时刻，我们仍时时感觉其中有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成分，如隐隐跳动的血脉，所以孔子也谈刚强（相对于基督教把刚硬视为大恶），还有人不无夸张的这么说，“你要做个好人，首先你得是个英雄。” 神不需要这些，也无从体会这些，就算他化装成人或居住在人身体里面来“体验人?９９ｌib.生”都没用，他没有死亡没有丧失没有真正的恐惧和希望，最多只是身体神经系统的当下痛觉而已，这仅仅到达鸟兽虫鱼的层次。事实上，我们看圣经四福音书对耶稣受难这段经过的描述，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台湾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老先生陈明忠什么才是酷刑，遑论中世纪基督教掌权之后，他们是怎么专业的、技艺精湛的对付那些不相信或说他们认为不相信神的人。如果这一切要对耶稣自身有意义，要不流于一场感人肺腑的假戏，而耶稣又非得是神不可，那只能在这样的状况下才成立——耶稣必须完全忘记自己是神，或者耶稣必须是一个不相信自己是神的神。 我仍然觉得《马太福音》（四福音书最好的一部）里最后的祷告是真的，那样近乎绝望的悲伤也是真的（“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问大恶为何长行于地上也是真的，叹惜耶路撒冷眼前脆弱的繁华也是真的，神没有这样的悲伤和疑惑。 然后我们单独来说一个人，使徒保罗，耶稣死后才亲自收服的门徒，是门徒中最异质的人物，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保罗是真正把基督信仰国际化普世化的一个，甚至有人不敬但不无道理的以为，今天这个基督教其实应该称之为保罗的基督教。保罗同时也是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甯最尊崇的使徒，他年轻时惟一为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就是Paul，属灵的名字，深藏不用。 保罗原名扫罗，他是犹太人没错，属便雅悯支派，但却是个罗马化了的犹太人，有着其他门徒所没有的学识、阅历和视野，以及日后传教非常重要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原是迫害基督徒的狂热分子，第一个殉教者司提反被暴民用石头打死，扫罗便是带头者，他还和官方联合，带人四下冲入教会、冲进信徒家中抓人，是纳粹党卫队那样的人物。然而事情很戏剧性的就发生在他威风凛凛前往大马色持续扫荡信徒的路途上，忍无可忍的耶稣以一道强光的神迹模样从天上下来，质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仆倒在地的扫罗眼睛因此物理性的瞎了三天，也不吃不喝三天，三天后宛如大梦初醒的迫害者扫罗，依然狂热、勤奋、不畏生死（自己与他人）而且仆仆风尘，但人生从此正正好转了180°，就这么成了使徒保罗。事实上他走得更远了，《圣经》后头附有一纸保罗三次出海传教路线图，足迹地毯式踩遍今天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半岛，还包括黑手党的家乡西西里。 这阶段，基督教所有有意义的变革和进展几乎全由保罗一个人完成，他不仅三次领先跨越国族地理界线，还领头跨越了更麻烦的国族文化、习俗、情感和知识界线，其中最具超越性的成就有二，一是他几经辩论（可想而知极激烈甚至危险），相当程度解除了传统犹太律法对外国外族人皈依所形成的障碍（比方说男信徒是否一定得行割礼挨这么一刀）；其二是他做了耶稣没做的事，使用文字书写不辍，从《罗马书》一路写到《腓利门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有半本是他写的。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剩下那半本要不是传闻记叙就是神秘预言（由负责幻觉的使徒约翰主笔），真正严肃讨论教义、探索信仰核心的，说穿了就只有保罗一人。这是基督教“有学问”的开始，让知识分子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思维、知识成果进入基督教并持续对话成为可能。保罗的书写，尤其是《罗马书》所揭示有关恶的起源问题（不来自至善的神究竟来自哪里？）、罪的问题、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因此而来最终真理的绝对存在暨其判定如何可能的问题，贯穿的已不只是几百年后的奥古斯丁了，直接就抵达康德。换句话说，就算没有神、取消掉神，保罗的探索依然成立且深富意义，答案也许千创百孔了（这样的问题，谁的答案不千创百孔呢？），但问题仍然是真的，思维的线索也仍然有效而且珍贵。今天不可知论、无神论的人如你我，省视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不管讨论的是迫切但辽阔的道德伦理疗愈，或迫切且现实的民主社会建构，一样迟早要碰到这些问题，困扰保罗的一样困扰着我们。 但不得不说的是，我个人对保罗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我不太相信这样狂热的人，不管是之前的大数扫罗或日后的虔信保罗，尤其害怕人可以一夕之间由扫罗变成保罗，更换信仰和更换手套一样快。我只能试着从另一面来想，如果这一切全是真的——耶稣若不是采用这样化成一道光的戏剧性压倒方式，他还能怎么样说服保罗？ 用保罗熟悉的方式、在保罗熟悉的知识战场开打，看起来是毫无机会的，我的意思是引证历历的论理、有条不紊的演绎剖析，调动各种学问的雄辩云云，就像人的苏格拉底那样来，输的人九成九会是耶稣，耶稣这上头的学养明显远不如保罗。倒过头来问，事情就大白天一样清楚了，我们手中有数不清的如此例证，而且此时此刻还在我们眼前此起彼落的发生增加中，保罗绝非个案。这些年来，我们任谁都一再看到了不是吗？台湾的神人法师充斥，用“卑之无甚高论”已完全不足以形容他们实质内容的贫乏、陈腐和胡言乱语，即便最正派的谈及道德教论，也就是父慈子孝安贫乐道这样介于街巷格言俗谚到打油诗之间的东西（你随时可在早餐红茶店或人家门口春联读到），他们究竟是怎么说服那一堆长跪前排不起、专注屏息聆听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有哪些是这些人读初中之前不知道的？有哪些换由父母、老师或行政院新闻局来说是不让他们嗤之以鼻的？因此，有奇特说服力的一定不是言词内容，而是某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某种有仙则灵的东西，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某种光、某种强大的力量唤醒了、装填了、更新了所有长睡不起的语言；相信在前，而且必须在前，信了，语言便从固态融解为液态（有看过《终结者》第二集精彩的液态金属人吗？），语言的裂缝自己会接合起来，语言的伤口自动痊愈，关键性断隔如大峡谷跨不过去的地方有神伸手接引，浑然一体全活过来了。 因信称义，奥古斯丁的解释是：“我相信它，不是因为它悖理，而是完全因为它悖理。” 我们所知人类历史里最极致的时刻之一，不幸也是其极恶的样式，莫过于二十世纪初年的德国。那原本是德国哲学思维的最高峰时日，当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可不只是普通的有学问而已，而且精密幽微到令人不耐，更麻烦是个个高傲顽固自恋，但你如何解释他们可以一夕间降服在一个粗鄙、脑子不清楚而且还其貌极不扬的希特勒脚下？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而且当时还是弗莱堡大学校长可一夕间化为“领袖”的猎犬？他们是否也看到了某一道光模样的东西？ 先一步离去、没经历纳粹这一场的韦伯看起来说得对，知识的进展，理智能力的提升，并没让人更坚强也更懂得怎么“生活”，事实上，极可能还更脆弱更时时处处是疑问是裂缝。韦伯引用过托尔斯泰的这一番话：“学问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惟一重要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生活？’，它没有提供答案。”但知识分子的困境应该不止如此，我们说过，他的更大困境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理智本身，肇因于人类理智的特质，那就是理智发现问题的能力远远大过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也试图提供答案，还博学的知道他人提供的诸多答案，惟糟糕的是，他更容易在这一个个答案（包括自己和他人的）找到倍数的疑点，还时时感受答案和答案之间的矛盾撕裂力量。所以渔夫彼得察觉不出来的，保罗察觉得出来；渔夫彼得认为是天上地下完整真理信之不疑的道理（彼得惟一一回的鸡叫之前三次不信是因为怕死），保罗无法这样子就被说服。保罗需要更强力、更一击打碎他理智的东西（或如奥古斯丁所说，完全悖理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神迹，因此耶稣以人的模样、人的话语就带走了彼得，但得以光的奇幻模样、神的威吓语言（没讲一字一句道理）才镇压得了保罗。 因信称义，龟毛的知识分子比寻常人更需要神迹，因为“信”才是关键才是一切的前提，得有个特别的钥匙打开它。这说起来有点背反常识，但可能是真的。或者我们这么说，对比方说我父母，乃至于我祖母外婆那一辈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就活在处处是神或神无所不在（这两者不需分辨也随时可相互替换，多神一神不会是困扰）的世界；他们本来就是信的，直接可以进入到信仰的话语里头，因此他们其实并不特别需要神迹，要说神迹那满地都是，如果觉得还不够，他们每天每时通过传送添加（小学课本说，王伯伯咳出鹅毛般的血丝，后来变成了王伯伯吐出一群鹅来），也不难你要多少神迹就有多少。但知识分子不同，他还站在门槛外头，他必须先决定信与不信，这几乎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事情想事情的生命方式，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韦伯说信仰必须“牺牲理智”，至少必须放弃理智判断真伪、是非的最主体也最沉重任务，让它屈从信仰底下，降格担任信仰的谋士、发言人、广告商等等服务工作。因此在信之前，也就是理智的判断任务还没被取消之前，信仰世界里的话语道理“暂时”还无法被聆听，也无暇聆听，这一刻，他的心思严重集中于惦量神迹的真伪和分量，多疑但期待被说服。多疑，是因为理智的判断还残存着，甚至还察觉出这极可能是它最后一次的任务；期待被说服，是因为理智的判断工作实在太沉重了，一直是人生命中最想卸下的重担。 所以说就不奇怪了，我回忆我祖母外婆她们去了佛堂寺庙回来，很有趣，她们津津谈论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体验，反倒是正正派派的佛经佛法内容和做人做事的道理，好学的小学生一样努力想弄懂这些话语的教训，把它们拉回到自己可实践的生活之中；但算不清有多少次了，我置身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此类聚会中（反正话题迟早不是健康养身就是鬼神，而且通常这两者会合而为一），却永远像置身于降灵会中，一晚上就是循环式的神迹、神通和各式各样又来了的灾变预言，属基督的不谈圣经，属佛的不说佛经佛法，不是不谈，是完全不谈，既没兴趣也不知道（阿难是谁？），偶尔他们也奉（法师或神人）命抄经解厄，但完全不理会经上跟他说什么，我曾试着问过一名才抄写金刚经七遍的硕士级年轻知识分子有何心得，他惊恐犹在的告诉我，金刚经“太厉害了”，他几乎无法负荷，他抄写每一字每一句都“头痛得要裂开来”—— 神迹，这绝对是神迹了。 依《圣经》，或说依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四个虔信者的记载，耶稣生前是行过一些小小小神迹的，最多用在医生或急救人员的CPR工作（最成功一次是把拉撒路给抢救回来），然后是赶鬼，这两样几乎就是日后神人证明自身的最起码要件。比较特殊且带点幽默的是，耶稣曾把水变成酒，还有《约翰福音》里耶稣忽然乘兴表演了一下，踏着海水直接走上信徒的船，暴风巨浪的大海上踽踽而行画面非常漂亮。对了还有更著名的一次（有说还有另一次），他只用两条鱼（两条大白鲸莫比迪克？）和五张饼为食材，做成了299吃到饱的自助餐，喂饱了整整五千个人还剩。今天台北市有家早餐店就叫“五饼二鱼”，老板当然不是耶稣，耶稣最多只是荣誉董事长。 医生、急救人员、心理学者或催眠师、冲浪者、以及厨师——我这不是科学式的想化神奇为腐朽，认为所有的神迹神话都只是某种变形，可还原的用科学来解释。我的意思是，不管它们是否神迹，今天，我们用比较素朴不骇人的形式，通过每天每时正常工作的专业人员，大致也能完成一样的结果（治好病或酿成酒云云）。因此，至少对今天我们来说（人不靠神迹就能飞上天的时代），这一长串神迹的动人之处显然不在于其效果，而是其形式，它们是某种巨大不思议力量的象征和证明，我们对这样的力量有更高的期盼和已想到、没想到的更广泛用途（还是很奇怪为什么神就想不到？），连扛六期的明天大乐透号码、哪天不知道哪个器官会冒出来的癌细胞、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地质学者告诉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大地震—— 几百上千年来，其实很多人早就注意到神迹的如此“大小尺寸”问题，比方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爵士就是其一（后来以一个沉迷神秘学的寂寞秀斗晚年告终），疑惑而且可惜为什么如此伟大的力量总是浪费在如此不相衬的小事上？为什么在奥斯维辛、在一次大战如杀戮炼狱的壕沟中、在广岛长崎核弹一朵大毒蕈爆发开来的时刻、在我们才经历的“9·21”瓦砾堆里，我们能依赖的像打回原形般只能是人最简单直接的善念，以及我们拼了命但知道不会有多少成效、救不回几个人的绝望救援？究竟是神迹的能力有限还是不愿（说不清楚哪个更坏）？——这很快变成一个毫无交集、毫无意义的讨论，未来无穷远，希望无限大，“在永恒面前，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呢？”无限大一出来，还有什么数有意义可加减乘除呢？我大致知道每一种可能的解释，我不愿在此一一重述，是因为依我个人看法，没有一种既有的解释方式不残忍、势利、自私而且像是风凉话（你要为神迹辩护，便只能相信这些受难和死亡是应当的、或必须的、或不得不的），但的确有效，对那些用一己无尽的欲念和希望撑起神迹的人。 耶稣自己怎么看神迹呢？耶稣曾经这么回答前来试探此事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怎么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的暧昧可能有不得已之处，倒不像后代神人的故弄玄虚，他不能承认自己是神，也就不能承认自己能行神迹，这等于是认罪的间接证据。麻烦的是，依圣经记载，会治病赶鬼的不只是神，某些坏蛋术士同样做得到，不足以放心用为神与人之辨；更麻烦的是，耶稣自己还预言他日会有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一样可以“显神迹奇事”，他叮嘱我们要小心不被迷惑，却没告诉我们该怎么辨识真伪，比方说真的会在胸口别朵玫瑰花或说出“窗户向哪开？”“向南开。”之类的通关验证密语，果不其然，中世纪教会争权夺利，假基督假先知的帽子满天飞，奉主耶稣之名成了标标准准的大泥巴战。 耶稣取用旧约约拿的神迹，可能只是着眼于约拿曾在大鲸鱼肚子里没被消化的住了三天三夜这桩奇事，据我们所知，除了后来小木偶皮诺乔的意大利木匠老爸爸，只有他这样。但约拿的故事有趣极了，他其实不是不信神，只是拒绝了神的征召，要他跑一趟尼尼微去向行恶的人们预告四十天后的大灾难，遂被神天涯海角的通缉追杀，偷渡出境还是被吞入鱼腹，这才屈服了事。相较于非预言、非帮你算命不可的术士先知，约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心不甘情不愿的预言者，居然还是把尼尼微人吓得集体忏悔自新，也让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难降与他们了”。本来这样就Happy Ending了，但偏偏有个不高兴起来的人还是约拿，这家伙预言之后居然在城外搭了个棚子（神也无聊到动用神迹长出一排其高无比的超级品种蓖麻帮他遮阳），好整以暇的准备欣赏神大成本大制作的灾难片，却因此落了空，还背上个预言不准的职业性恶名。不同于后代预言家的找尽说词甚至倒过头来要我们感激他窥破天机攘除灾难，光棍的约拿选择找神吵一架，大意是，会要有灾难也是你搞的，食言取消灾难也是你搞的，干吗要我神经病一样白忙这一场呢？而且我早就料到你是个慈爱的神，你事到临头一定会后悔收手，所以当时我才逃命躲开此事，现在你杀了我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一两千年来基督教会总粗鲁的把约拿只当个展示神迹的平台兼反派角色，没怎么把他当个完整的人看，但我个人满喜欢他的，每读一次《约拿书》总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以为基督教的各式神迹说帖，再没有一个比约拿的故事更精彩、更深刻，还诚实不欺。 约拿至少给了我们极重要的一点启示——相不相信神，和要不要屈从于神，可以是不同的两件事。 人真正自尊自大的历史时刻已完全过去了，而且不会再回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认为自身所处的宇宙位置画出一道曲线，我们已过了曲线顶点折返回头。我们被迫（当然是被迫的）稍稍压低自己，改用比较平等也比较平实的视角来看待其他物种和万事万物；我们更知道了自身的脆弱，不只是身体，还包括理智、情感和所有能力，每一样都在进展中留有无知无能的处处空白，每一样都不具有无限延展的能力，甚至此时此刻我们都已看到了、触到了它们的极限右墙。比我们大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光是我们已发现的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就跟我们的存在完全不成比例，而且任何脑筋清楚的人都晓得这没有假以时日的问题，这是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真相。但我们又渺小、无知、脆弱回来，毋宁是一种庄严而步步踏实的自省自知，而不是返祖的掉回去最原初的蒙昧状态（太过度的自伤自怜的确有这个风险），我不以为人的这一趟历史只是《圣经·传道书》哀叹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或像某些宗教虔信者或假充世故有生命智慧的懒人用嘲笑语气“看吧——”的徒然忙乱一场。历史的代价这么大，我相信人认真的挫折和失败是有意义的，而且非取回意义不可。 最起码，当我们再打开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首页，再重读这段其实是让我们犯错无数的文字：“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今天我们不再以为这是真的了，我们不拥有也没要管理一只飘飘飞在我们眼前的纹白蝶，我们宁可相信生命自在自由无所隶属并努力要让自己做到这样，不因为这只蝴蝶（或说这个庄子）很小，活着的时间很短而且一捏就死去。甚至，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生命形式，纯粹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有太多生命的构造，或比我们更精巧，或比我们更简捷，或比我们更美丽，或比我们更坚固，或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我们毫无办法的东西，或能深入并安居于我们去不到活不了的地方。更加确定不移的是，我们今天所担惊受怕如乌云罩顶的各种末日劫毁，我们知道仍会有诸多物种将安然渡过去，届时又是谁管理谁呢？除非我们指的是理智的能耐，这让我们意识到死亡、展开思维并持续折磨我们令人咬牙切齿的古怪能耐，这倒真的是我们无与伦比的。 这是人真真正正、确确实实的进步——我难免会这么想，如果我们都学得会和一只蝴蝶如此相处，神是不是也该学着或早学会了跟我们如此相处才对？他有的是时间学不是吗？ 一种纯粹的强大力量，一种对你而言不可能对他完全可能的所谓神迹，如果不是更人道、更温暖、更公正、更讲理、更睿智，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它？我们不是更该刚强起来抵抗它，或至少像约拿一样抵制它躲开它不是？——生途悠悠，这一路上比我们力量强大的东西太多了，包括执政党，包括你的老板，包括一个个不学无术的立委，街上拳头如砂锅大的流氓混混，乃至于家里野蛮的老婆和儿子女儿，还有那个阴魂不散如诅咒的董氏基金会，你一一屈服那还得了？那你成了个什么样子了？ 还是理由如此幽黯如此自私？——只因为这神迹单独向着你来，莫名其妙只告诉你一人大灾变大地震袭来的讯息，让成千上万人蝼蚁般死去只选择让你或你们这区区几个人获救？死生事大尽管如此，但这一刻难道你都不会好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某些我心知更好更有价值的人？我会是所多玛蛾摩拉城如罗得家惟一的义人吗？不高调也不特别伟大，我们回头来想平常我们人是怎么做的，沉船时刻，仅有的几个救生艇位置，我们会让予老人小孩；火灾现场，救难人员一样也总是优先抢救老人小孩，对我们人来说，这老早已是灾变时的SOP了，神不知道吗？ 无神论的约翰·列侬曾建议我们想像一个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的干净世界，但我自己更喜欢的是博尔赫斯更温暖容易懂的想法。博尔赫斯以为天堂和地狱是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并顺着宗教者的描述把它们分别解释为永恒的奖赏和惩罚，如此，博尔赫斯平实的说，他好好回想自己这一生所做过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做得对的也有做错懊悔的，但这些小小的、有限的善和恶，没有一个有资格能得到永恒这么大的奖赏，倒也没有一个糟糕到应该遭到如此无止无休的酷刑惩罚。 今天，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已废除了死刑，所谓的无期徒刑也不真的是“关到死为止”，仍有一定程度条件的释回可能；更重要的，我们人的审判惩罚系统不再以报复来作为公义实现的核心思维了，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让他隔离于正常社会，较多着眼于对一般人安全及其权益的维护。因此，几乎没有受刑人还得在服刑期间同时还附带人身酷刑，诸如用不熄的火二十四小时的烧烤云云。像新加坡仍坚持保留有限程度的鞭刑，已让举世哗然并抗议不是吗？ 宗教者没告诉我们，这几千年下来神有没有进行他必要的狱政改革（保留这一处所在，其实是对神的慈爱、公义和睿智等每一面都是最大的污蔑）；但可以确信的是，就算仍有一个远比最早汉谟拉比法典还落后还野蛮的地狱，跟博尔赫斯一样，你和我都不会到那边去的，再糟糕的法官都判不下这样的刑罚，何况是神。 我喜欢并且不止一次引述博尔赫斯这番话，在于他确确实实的把我们拎回生命现场来，生命是真实的，而且是扎实的厚重的。我们或许也会像喝了酒的李白一样偶尔心生某种夸大的、膨松如浮云、让我们自己暂时沉酣其中的嗟叹哀伤，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一道强光可把生命化为乌有，有任何神迹任何巨大力量可瞬间否定掉我们几十年倾尽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一点一滴生活过来这一切，这都是你在时间里一再确认的。如果你去问卡尔维诺，不爱夸张更从不逞豪勇的卡尔维诺会告诉你，即使在死亡面前也不该让人如此诬指自己。卡尔维诺在他最后的作品 href='2023/im'>《帕洛马尔》的最终章“33.3学习死亡”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他的一生，以及他生活的方式所构成，这是谁也无法剥夺的。任何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总是由他的痛苦所构成，如果有人试图剥夺他的痛苦，他也就再不是自己了。/因此，帕洛马尔准备要当个满怀怨气的死人，不愿意顺服于永远固定不变的刑罚；他也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任何事物，即使那是一项负担。” 我们都是由我们的一生所构成的，这一点我们自己了然于心。 人曝晒在无止无休且大小不等的偶然和意外之中，绝大多数如中微子般不知不觉穿透过我们不留痕迹，也会有不幸的一些会带来伤害甚至是致命的，但也有那么几个，我们可以伸手抓住它，放入我们的生命里头，顶多像我们生命大树的一次健康枝桠嫁接，带进来新的、异质的元素或基因，促成我们新的变化新的可能，这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也就是说，启示从不是一次完成的全面替换，不是人生命的连根拔起，那就不叫启示了，而是暴力入侵的统治，甚至是某种可怕的附体。从形态学来看，启示是局部的、点状的、不偏不倚击中你要的、想望的、日日苦恼不得其解的那一个点，它只能在你生命里头才成立才能进行；启示甚至只是催化性的，真正反应的仍是你长年累积的既有生命材料；所以启示还是不统一的，因人因时因当下情境完全不同。当你自身不存在，你无法承接到它，更遑论安置它消化它利用它。《圣经》全书最糟糕的篇章便是约翰写的《启示录》，用博尔赫斯的口吻来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幻想小说，你也可以同情书写者本人，他必定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不平和愤怒，内化成强烈报复的极不稳定心理状态。 因而，当耶稣说除了约拿之外再没别的神迹，也许他有更正确更光朗的意思——我们软弱的人，难免会震慑于某一道强光，某一个扑面而来的巨大力量，屈服在死亡的威吓面前，但神会不知道那样情境下的忏悔自白总是短暂的、委蛇的、自诬自陷而且很容易翻供的吗？他这样一位经验丰硕又自由出入人心的审判者会不察觉如此简单的蹊跷吗？ 我喜欢耶稣不用神迹来吓我们压服我们，但北美纳瓦霍人有关神迹的传说也许更好——纳瓦霍人基本上害怕所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把巫术视为全然的恶，他们以为在人抵达今天的第五世界之前，所有的活物都拥有这样黑暗的力量。改变这一切的是他们伟大的导师“变化之女”。变化之女之于纳瓦霍人的意义，相当于摩西加耶稣之于以色列人，她比耶稣做得更多更实际，她分别氏族，建构人的家庭和社会，教导他们种植玉米，并传授所有抵抗罪恶治疗罪恶的美丽仪式，让族人可以和“美丽”（纳瓦霍人称之为“荷佐”）合而为一。而变化之女最后也最彻底的一?99ｌｉｂ.项作为，便是清理掉人间所有的巫术，因此，她无私无情的放逐自己的养父母也是纳瓦霍人的亚当夏娃“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把他们连同两只狼驱赶到“日出之处以外的极东之地”，然后她也放逐了自己，并带走所有也拥有小小超自然魔力的其他活物，把干净的大地留给开始繁衍建构起来的纳瓦霍各部族。纳瓦霍的神话说：“至此，所有的超自然力量不复存在于地表之上了——” 可是为什么仍有黑暗力量不时袭来呢？——纳瓦霍人把缺口归咎于“第一个女人”，这个可怕的养母，在走上放逐之路时只有她像罗德之妻一样回头，不是深情款款的凝视，而是撂下一段诅咒的狠话：“我必将让这些人再次生活于肺疾和病痛之中，我也必将死亡送返此地——”是的，差一点点，总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这才是我喜欢的神的模样——如果有神，我相信一定是变化之女这样的神，她用人的方式对待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的是在这人间可存留可学习可生长的东西；她自己也像人一样辛勤工作，不想用特殊的方法证明自己更不觉得为什么要证明自己，而且她还会离去，不是这样吗？ 附记：定稿2009.10.19，恰恰好就是某一神迹预言一个“震中在台北市、规模大于‘9·21’、地壳从‘总统府’裂到市议会的超级大地震”次日。此刻天朗气清，窗外人们活动如常，几百万人显然不知自己才躲过一次浩劫，幸哉！一定是另一个神迹发生了，恰恰好抵消了原来的神迹。如果正神迹和负神迹可以这样加起来等于零，像基本力学那样，那真的太好了。 哥哥 “哥哥”，是我握在手中很久了的一本书的书名，写书的人是如今年纪已相当不小（六十几岁了吧）的一位女明星倍赏千惠子，我个人心目中最美丽的日本女子。她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额头，更好看的是眼睛，倍赏千惠子的眼睛聪明但温暖收敛，而且永远认真有焦点，看着的是他者而不是自己，像忘记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美丽似的——你不觉得聪明才是把美丽整个拉高起来、点亮起来的最重要特质吗？让美丽像有了光？ 在宫崎骏不怎么成功但爆卖的动画 href='6320/im'>《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倍赏千惠子也参加了演出，当然只能听到她依然干净年轻的声音而已。她担当的正是故事里那个中了魔法、大半时候佝偻着身子老婆婆模样的女孩，不知道宫崎骏找她时，心里想的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事？某种无可奈何而去却又仿佛似曾相识而来的时间魔法？基本上我们算是同一个世代的人，一定都热切的看到过同一些闪闪发亮的、令人神往忘不掉的东西。还有，片尾曲的《世界的盟约》也是她唱的，还哼得出旋律记得一两句歌词吗？这是整部片子比较好的部分之一。 所谓哥哥，其实不是倍赏千惠子真的哥哥，也是电影里头的，指的是寅次郎。这很麻烦，对某些人，对日本一整个世代的人，你一讲寅桑Tora-san就当场“啊——”全懂了（我试过不止一回），哪还用得着多解释什么，但今天我们人在台北该怎么说呢？手指头寂寞的该指向哪里？——这样吧，这是导演山田洋次拍的《男人真命苦》系列电影，从一九六九年一直到一九九五年，一共四十八部，你很容易算出来，就是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寅次郎极其稳定的会以一年两回的时间密度造访你。在此期间，几乎每一个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已忘记的或还记得的日本女明星像吉永小百合、浅丘琉璃子、松坂庆子、大原丽子、栗原小卷、秋吉久美子等都主演过。实际进去电影院看的人次达到八千万人（观众数极其稳定，几乎每部都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之间），当然并不包括后来从电视、从录像带、从DVD看过，以及更多如卡尔维诺所分类的，那些“因为大家都看过，所以以为自己也看过”，那些“因为一直听众人反复谈论，所以等于自己也看过”的人们。 电影中，倍赏千惠子名叫车樱，开始于四月樱花般的年纪和容貌，身份是战后日本经济开始要抬头的工厂流水线上女工；寅次郎和她同父异母，生母是一名艺妓，十六岁没念完葛饰商业学校就中辍离家不知去向。父母死得很早，由手脚麻利的婶婶和动不动就头晕呼吸困难躺平在榻榻米上的叔叔养大。他们家在东京东侧葛饰区的小地方柴又，是在地老街传承到第六代目的一家美味丸子店；店后头是个规模很小的印刷工厂，只四五名年轻员工（寅次郎称呼他们的口头禅是马克思式的“劳动者诸君——”），由秃头且天天哭丧着脸担心倒闭的“章鱼”社长经营（“章鱼”也是寅次郎给的绰号）。长达二十 516d." >六年的寅次郎故事便开始于离家二十年的寅次郎忽然在柴又一年一度的帝释天庙庚申大祭回家，正好逢上妹妹车樱和印刷厂领班诹访博（也是和大学教授父亲吵架，一人从北海道到东京来打拼）的恋爱和婚事风波，自认为长兄如父的寅次郎当然磨刀霍霍的总揽此事，还正义感十足的想主持公道，化解人家父子多年的积怨、悔悟和尴尬。但寅次郎的人生公式永远是，前五分钟架势十足进退有度看起来一切顺利，马上就得意忘形开始闯祸，接下来闯祸原子反应般引发更多闯祸鸡飞狗跳一场（婶婶开始掉泪，叔叔又呼吸困难躺榻榻米上），最终事情跌跌撞撞圆满落幕，所有人都开心，就只有他一个人成了多余而且还非常丢人，只好强自镇静的逃走退场，用小说家骆以军的惯用语来笑骂，这是个“人渣”—— 更命苦的公式是，在每一部电影每一回兴高采烈的事件里，寅次郎总固定的以失恋收场，四十八部片子，四十次以上的屡试不爽失恋（对象有重复，比方吉永小百合两部，浅丘琉璃子三部）——或者人家好花自开如清风吹过根本从头到尾没发觉，或者人家原来就有男友未婚夫还没出场而已，也有过那么一两次依稀仿佛说不上来是对他心存感激或只是喜欢他乐天开心的陪伴。因此他最终的逃走总是狼狈的、悲伤的也是好心的，全世界只他妹妹车樱一个人知道，会赶去柴又车站送他，替他买车票，因为他很帅丢过来的钱包永远只剩五百日円，还得替他留面子的塞几张纸钞进去。 要到寅次郎家的丸子店很简单很好找，你可以在金町站或京成高砂站转小支线京成金町线在柴又下车；或更优美点，搭乘渡船。美丽的江户川弯弯流过柴又东侧背后，沿河处是个给当地人散步、慢跑、打球、放风筝放花火、也可以谈恋爱看悠悠江水的河滨公园，.设有一个名为“矢切の渡”的渡船口可上岸。这两条路线寅次郎轮流的用，不论你选择由东或由西，就那两条街道且路标清楚到不行，你很容易就走到柴又最大的帝释天庙（正确名称是题经寺，也是寅次郎出生时沐浴祝福之地），实在不放心你也可以跟在任何在地或观光参拜的人们脚步后头走。寅次郎家所在的老街其实就是庙前的参道，是一道充满热腾腾下町风情的卖东西老街。也绝对错不了的，只要你在眼花撩乱中稍稍压一下兴奋的心情，光靠直觉就能在众声喧哗的成排商店中就是它的看出来这家外观最有历史、里面客人最多、也必定最好吃的丸子老铺。当然，店的招牌不是电影中的寅屋，而是“高木家”——是的，柴又是真的，矢切の渡的渡船是真的，帝释天庙连同庙前静静扫地的和尚是真的，老街整条都是真的，丸子店也一直是真的而且本来就是大东京都鼎鼎有名的重要丸子店，全部都是真的。我自己便曾在店里头真真实实的坐过三次，最后一回还带了张大春、骆以军两家子人去，总算凑够人数可以伸手一指点齐店里每一种品类颜色的丸子，幸福得不得了。我慢慢喝茶慢慢抽烟，撑久一点，总觉得可以等到忽然又从店门口一闪而过的寅次郎，那顶帽子、那件很土的格子西装上衣，还有那个茶色的破破烂烂皮箱。这家伙有个毛病，每次冷不防回来家人若不在第一时间看到他并热烈招呼欢迎，他会退回去重走一次并且翻脸。后来我们家有一只大公猫也是这种个性。 还有一样现在也是真的，以至于真的跟假的、戏里与戏外的人生界线完全泯除了，进进出出毫无阻拦全然自由——整道老街不只家家处处是寅次郎（照片、图像、寅次郎四方脸形的煎饼云云），还一直断续听得到寅次郎独特的声音，那是电影主题曲《男はつらぃょ（男人真命苦）》，由饰演寅次郎的渥美清自己唱，也只能由他来唱，因为歌词内容是他对着妹妹车樱的信誓旦旦，豪勇、真挚、没一句假话但仍然非常人渣，大意是，我一定会努力会奋斗的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你可以骄傲的伟大哥哥云云，但怎么搞的时间过得好快，总是才要开始这一天就结束了，回头看着太阳咚一声下山忍不住掉眼泪，今天我看是又不行了—— 好像可以地老天荒一直这样下去，二十六年的绵密时光很容易让人太安心的有此错觉，但寅次郎电影为什么会戛然止于一九九五年呢？不得不停止的理由是因为饰演寅次郎的渥美清忽然病逝了，这是个完全无法替代的人（片中的叔叔先后换过三个人演，我们谁都知道但谁也没讲话不是吗？），我记得当时和朱天心还不死心的想，山田洋次会不会再多拍一部没有寅次郎的寅次郎四十九集，拍一部所有人都在只有他一个人拎着皮箱不知所终的特别开心寅次郎（“朋友们都健康/只是我想流浪/我正缝制家乡式的冬装/便于你的张望”），曲终奏雅为我们这一代人收个句点。多年以后，我们等到的是山田洋次更把历史时刻往前推的时代剧没落武士电影，一样是正常情感的人认真活在某一个特定的、特殊的历史时空（相对于张艺谋、陈凯歌、吴宇森拍的是一堆不正常、理应全关进疯人院的人，儿戏般浮在一个面目模糊、什么也不是的时空），一样好看得不得了，朱天心尤其喜欢《黄昏清兵卫》片中那两个可爱到极点的小孩，另外就是那个跟我们这个年纪一样，总是在紧要关头（比方剑拔弩张的讨公道时刻）却想不起关键人名地名物名的好笑武士万六。山田洋次是对的，我们的想法太一厢情愿也滥情了点，真是不好意思。 山田洋次自己曾回忆为什么会有这样穿越时光的寅次郎电影，他直言就是因为有渥美清这个特别的人，渥美清成名前成名后完全是同一个人，“不住大房子，不开大车子——”。当然现实中的渥美清不会像寅次郎这样鲁莽，四下闯祸失恋，但人的质料黄金般是一样的。 从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这二十六年时间，恰好一点的话，比方像我个人，是十岁的完全摸不清生命东西南北到三十六岁的已经感觉开始衰老知道人生处处不可能；或像侯孝贤，是二十岁还惋惜没当成流氓到四十六岁的这辈子只能认命当个国际级大导演云云，我们稍稍夸大或者稍稍自省的来说，这几乎就是你还能选择干什么的一整个核心人生了。说真的，这辈子我还很少欣羡过日本人，即使在台湾一直相对简陋相对贫穷的不对等状态下，我对日本人仍同情的时候居多，那样光鲜亮丽的社会景观之下，我总时时察觉到那里人们的紧张、沉重和弱怯，个人被巨大的集体压制得动弹不得，无力抵抗久了也就完全不敢或甚至忘记了可以抵抗，我真的还想不出有哪个所谓的文明进步国家，个体的、民间的反省力量防御力量会如此薄弱如此认命，如同奇怪演化适应了某种窒息缺氧的状态。但我坐在矢切の渡的江户川上，吹起长风，听着汩汩流走的时间声音，想远比我悲观易感的朱天心引用不只一次的爱伦·坡那几句话：“你的幸福时刻都过去了，而欢乐不会在一生中重来，惟独玫瑰花一年可盛开两度。”很开心很欣慰这在这里不成立。寅次郎每次回家都是突然的、想到的、没为什么的，通常是他又做了个梦之后（都是沾沾自喜却又符合他个人特殊毛病的荒唐梦，梦中，他化身为出手惩治恶霸的剑客，劫富济贫的侠盗，游龙宫谈恋爱的浦岛次郎，发明便秘特效药得诺贝尔奖的医学博士，捕大白鲸的阿寅船长，患惧高症的登月太空人，还有一回居然是护佑生民的地藏王寅菩萨），醒来发现自己原来身在某个异乡小旅馆小民宿的榻榻米上。但对于这一代的日本人，这个欢乐是会重来的，而且真的像玫瑰花一样一年盛开两次；还不是一年，而且是连续二十六年，是生命中最稳定最守约定最可依靠的幸福事物。这已不是所谓的风雨故人来了，而是你可以预期它、安排它，放入你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你生命里确确实实的构成，甚至不知不觉在你身上注入了一些寅次郎式的欢快特质，改变了你的人性（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年×月×日那一晚上，欧洲的人性有了改变。”）以及看世界的目光，你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一代的日本人有过这个说法，说不看寅次郎，感觉上好像这一年没个着落不算完成一样，是的，寅次郎某种程度已是个节庆是个祭典了，像三月花开穿起美丽和服拍下照片的女儿节，五月把鲤鱼飘高挂猎猎作响风中的男儿节，清凉夏天夜里到河边放水灯流往彼岸的盂兰盆节—— 所以我们差可想像，何以倍赏千惠子会把自己的半生自传命名为《哥哥》，有寅次郎这样的哥哥，在现实人生里你还需要什么哥哥？我的意思是，对我们这些可能是最后一个世代还拥有成排兄弟姊妹的人，不会不知道如今所谓的兄弟姊妹大致是怎么回事，比水浓比水密度高的东西遍地都是，大家就别装了吧，通常幸福无间的时日不会长过童年，如同梅特林克的青鸟般是某种无法存活于现实天光和人生真相的东西。随着各自童年结束，接下来便是一晃几十年逐步淡漠稀薄下去、行礼如仪但毋宁只是义务的拖行岁月，最终正式断裂于父母亲的衰老死去，仿佛父母是水落石出之后仅剩的联系，这共有的源头一旦消失了，我们也就回复成无关系的人，并偷偷在心里松了口气。戏梦人生，倍赏千惠子是个熠熠发光的大明星，但对她而言，作为一个妹妹的车樱极可能是个更美好更充实而且无可替换的存在，可以要流光驻留幸福延长，而且一延长便是结结实实悲喜交集的二十六年整整。用博尔赫斯喜欢的方式来说，这是大明星倍赏千惠子去饰演车樱？还是一个生于柴又长于柴又的女工做了明迷的梦，梦中自己是倍赏千惠子呢？然后一觉醒来，又得“心配”此刻不知人又在哪里的哥哥寅次郎，不知道又欠了人家旅馆老板多少住宿钱，不知道有没有饿昏在路途上—— 在葛饰病院的病历卡上（寅次郎开过盲肠手术，过劳和营养不良昏倒过，还患有不怎么光彩的便秘和不怎么有气魄的惧高症），职业栏填写的是“自营业”，居住栏填写的是“不定”，紧急联络处是“东京都葛饰区柴又七丁目帝释天参道寅屋”，介绍人（也就是带去看病的人）是“诹访樱”，亦即结了婚冠夫姓的车樱——今天，我们很难现代分类的讲寅次郎是什么样的人，他当然不是旅行人，不是浪子（他是自己失恋，不是让人失恋），也不是日后在日本大量冒出来住蓝帐篷、在城市收纸箱瓦楞纸的流浪汉homeless。他喜欢自称是“风天之寅”，一阵风而来，事了拂衣又一阵风而去，形态上大致是他说的这样没错，但内容狼狈多了也沉重多了。所谓的自营业是绑起头巾摆摊叫卖各地名物土产，他单口相声的口条可溜了，漫天吹牛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最强项，总是逗得妈妈婆婆们开心不已，惟通常仍不足以应付他一人的生活所需和旅费，还好旅店老板老板娘很容易跟他处成喝酒调情的老友，可以先欠着。那样一个年代，信用货币不发达，信用这两个字仍独立存在的被辨识被依靠，人们不疑不惧。 寅次郎只对自己的家人是灾难，对整个世界减去他自己和家人，是欢快无尽。 说回头，寅次郎总让人想到更早的卓别林，某种我们说的“高贵的流浪汉”，我完全相信这是他的来历之一，山田洋次创造他时心里必然有着极清晰的卓别林身影——但寅次郎和卓别林打开始就有个关键性的不同，卓别林没家人没亲友孑然一身，而寅次郎有柴又的寅屋、有妹妹车樱、有最终可以安然着陆休息的地方。这使得卓别林断了线般直接走向城市走入现代走进虚无，他毋宁是一抹并不真实的幽灵；他惨白的小丑假面，点着拐杖的扭动走路方式，以及夸张快转的华丽动作（他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会踢人家屁股的人），把整个世界抽空掉、概念化掉，成为一个鬼影幢幢的单一舞台，连同所有人都只是角色都成为原子。但寅次郎不管走到哪里则都是有地名的，我们一三五七举例来说第一部的《男人真命苦》是京都和奈良两大古都（大的先来），第三部的《风天阿寅》是三重县汤の山温泉和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第五部的《望乡篇》则往北去了流汗拓殖的札幌、小樽和浦安，第七部的《奋斗篇》是越后广濑、沼津和青森云云。然而山田洋次不是替寅次郎报名参加那种七天六夜美食+泡汤观光团，山田洋次其实是把他抛掷到，这里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最准确，是所谓的民间世界、第二世界，不折不扣的生命现场，礼法无力下达、人无法太修饰自己真相毕露的地方，因此，每一个地方既是在地的、异质的、特色清晰的，但又同时是普世性的，我们人在台湾回头想自己记忆自己，不必真的一一去过也熟门熟路看得懂融得进去。巴赫金说，这第二世界本来就是滑稽的、火杂杂的，如今再丢入一个爆竹般的寅次郎，两个欢快加在一起，大约就是欢快的灾难了。 第二十七部的《浪花之恋的寅次郎》，是他旅途中又爱上大阪辛酸醉酒艺妓松坂庆子那一集。朱天心尤其喜欢一幕，是寅次郎在小旅馆午睡醒来，临窗听着四天王寺的暮色杳远钟声，日后我们有机会循着寅次郎的可能脚迹在那一带走了又走，那个地方真的是破落的挣扎的，有点像台北万华的商家，也是最多流浪汉众居之地，规模之大远胜东京的上野恩赐公园，应该就是日本第一。 正因为是概念的、戏剧的，没有现实的拉扯，卓别林的表演可能让我们笑得更大声更跟他一样肆无忌惮，但也跟他一样，我们会感觉心里头凉飕飕的，难掩某种沮丧、悲伤甚或愤怒；我们看寅次郎时笑声分贝数可能稍有节制，惟心头是有温度的，比正常时候暖一点，也敢侥幸的想这样的欢快是有可能真的存在某处，你有机会找到它而且同样拥有。 由此，我们这些好事无聊惟心向往之的观众，看完卓别林所有电影，就算想画出他的路线，计算他的旅程数，得出一纸卓别林流浪地图好弄假成真，大约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是无界无垠的心里一团无何有之乡。但四十八部的寅次郎很容易，事实上此时此刻我手中便有一张放射状的统计图，中心大黑点是柴又，四十八条直线三百六十度飞出，各自注记着寅次郎失恋之旅的确实公里数。最长一条是第四十一集（竹下景子），直抵欧陆维也纳，九千一百七十公里；其次是第六集（若尾文子）的五岛列岛中的福江岛，一千零五十公里；再来是第三十五集（樋口可南子）的上五岛，一千零三十五公里云云。八千里路云和月，寅次郎流泪失恋一生比岳飞的流血奋战一生还要长出五到十倍距离，真叫人尊敬莫名；如果把这些路线、这每一个地名标示在同一张纸上，用不着连连看，它的形状再熟悉再绵密不过的自动会浮现出来，当然就是日本了（我一样有这么一张好事的地图）。 我们大哉来问，这是真的日本吗？尽管形状大致吻合，但这个寅次郎用两脚画出来的日本，跟现实的日本，是同一个吗？ 这样，先不谈整个日本，先谈哥哥，由小见大——谁无兄弟谁无姊妹，寅次郎这样一个兄弟姊妹，其实算是某种“原型”，我们这一代人岂止是熟悉而已，根本就是置身其中咬牙切齿，但凡兄弟姊妹数目在三个以上的人家，很奇怪总有一个寅次郎（不瞒您说，我个人也有一个，正好就是大哥）。遗憾的是，我们现实人家的这些寅次郎，寅次郎本尊所有的毛病他几乎都有，包括他的闯祸不休，包括他的游手好闲，包括他的异想天开好吹牛，还包括他的动辄恋爱失恋（稍有不同的是，现实的寅次郎通常早早结婚离婚，丢几个小孩下来）云云，他勇于认错但绝不悔改，而且通常还是你们所有兄弟姊妹中过得最开心且最富某种或老庄或斯多噶学派生命哲学况味的一个。多年下来，你担心的已不再是他的无所事事，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周期性的振作，又一阵清风吹过的清醒起来，并开始（奉父母之名）在兄弟姊妹间募集放心三个月内一定回本赚钱的创业资金，你如何能拒绝一个眼神如此熠熠发亮且觉今是而昨非的人？其实是太多次了，除了下定决心翻脸大家不当兄弟姊妹了，说穿了你所有可以拒绝的借口也早用完了不是？是的，家家都有寅次郎，但就像童话 href='1649/im'>《绿野仙踪》里的锡人，山田洋次魔法师般给了他的寅次郎一颗心，成为独一无二的、也让车樱这样一个妹妹得以存在的高贵寅次郎。 山田洋次也给了日本类似的东西。 从当代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山田洋次这样“二十六年/四十八部”的寅次郎故事其实是极不可思议的，这必须抵抗当代创作的一个最严厉（当然也是最不合理）命令，那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不可重复，不可在已成功的地方没出息的徘徊恋栈不去，就算拿不出新东西也要假装、要更在外表形式上表现上想办法掩饰，否则你很快就得从创作者除名，被归属成那种写公式性罗曼史小说或拍晚餐桌上电视肥皂剧云云的不堪之人。我永远有兴趣知道究竟是什么如此吸引着山田洋次，让他像一个农夫般黏在同一块土地、像一个职业工匠般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或该说“生产”）而且乐在其中，这如果不是懒怠，那必定接近于某种献祭，只是拿去燔烧的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用的是自己宝贝儿子以撒，而是同样珍贵的创作者身份。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自认为可靠、可在创作层面展开讨论的猜想，惟我实际的观影经验是，一开始你盯注的焦点当然是寅次郎这个人，然而随着他“归来——恋爱——闯祸——失恋——逃走”的此一寅次郎公式清晰浮现，随着你对他的了解一切变得可预期，你一部分的心思开始游离出来了，你有余裕的可以看到更多其他人，看到街景招牌，看到电车和各个车站，看到住家商店的长相和其内容摆设，看到人们衣装和说话方式及其心思的变化，看到寅次郎摆摊物品和叫卖语汇的因时因地差异，看到他做白日梦角色扮演随着社会变动与时俱进（西部牛仔枪手、〇〇七情报员、登月太空人、外星人，端看当时社会热中什么）。像朱天心，四十八部的寅次郎电影，最吸引她的还不是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源源不绝笑声，而是寅次郎所去到、所在的一个个地方。不只是听见寺院钟声的大阪小旅馆，也可以是濑户内那里空气中有大海腥味的某个小渔村，或总有点枯黄有点凌乱欠收拾的北海道内部低低矮矮牧场，或是人家后院出去一道开着大朵紫阳花滴着水的拾级而上小山路，或是比哪里都热闹、你带你的鱼我带我的萝卜野菜来、醉言解语在这儿静静化为传说如头顶上星空的南方冲绳岛上，当然不是特定风景，而是那样一种人的可能世界。 说不上来几部之后，我想山田洋次本人也不见得能清楚指得出来，寅次郎这个人逐步从被观看者转换成某种观看者，我们有一部分和他叠合为一，不仅通过他的“折射”看他所在的这个世界，还通过他各种莽撞的行动让这个世界跟着动起来，如同某种叩问强迫世界回答。当这些细节数量堆积到一定程度，时间便显露出来了，成为电影的一个隐藏主体，空间也拼合成形了，成为另一个主题。这就是所谓的“寅次郎日本”，或更正确的说，包含纵的时间演化和横的空间展开，是“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的寅次郎日本”。 老年的黑泽明重述李尔王故事拍《乱》，说他真正想拍出来的其实只是“富士山麓的黑色火山土”，白头的富土山加膏壤一样的黝黑沃土，这样的日本当然只是象征，美得不得了的象征，惟抽空的象征很容易贴向神圣性的国族思维，愈是美丽愈容易动此手脚；但寅次郎的日本却是实体细节的，生活细节有一个国族思维无法涵盖无力竖起边界加以隔离统一的普世性基础，那就是人本身，广阔而且源远流长的生命本身，它远大于久于国族，它甚至可以回头来拆穿国族嘲笑国族。我记得一位日本年轻学者曾这么自我介绍：“我是大阪出身的，我不喜欢日本，但我很喜欢大阪。”没有错，这个大阪是生命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国族日本的一部分，因此这样的部分可以大于整体，这样的大阪可以远比日本还大。 我最近读到一句王尔德的话，这个过分审美到令人不安的人有时会讲出很好的话：“一本没有理想国存在的地图集是不值一顾的。”这很切合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当我从现实世界往后退回半步，打开一本书，读一部小说或看一部电影，我总期待会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出现，会发生和现实世界不一样的事。当然神奇有高有低，好的神奇直触到你，把你一拎起来随之起飞，但更多时候是假的，是某种不良化学品添加物，是一厢情愿的胡言乱语，反而让人更沮丧，觉得一切都更不可能，这其实是最暴现书写者创作者程度的地方。寅次郎的日本，当然有理想国的成分，你当然可以说它不是真的，真的日本哪能这么好这么宽广？人心哪能都如此柔软易感？哪里能不管你去到何处，眼前俱是这样慷慨、和善而且精神奕奕的人？尤其是从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正正好就是不再有寅次郎的日本，当然这只是不幸的巧合），随着陷身经济泥淖之中，这个国家开始紧张不安起来，所有该有不该有、包括那些你以为早已戒除已消失的坏毛病一样一样跑出来，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导演侯孝贤，请他告诉你《珈琲时光》在日本东京出外景的经过，每一天（是的，每一天，every single day）都得忍受日本人无处不在不停的骚扰和告密，大约是服膺他们那位种族主义者如远古化石的市长石原慎太郎（来过台湾，本土作家黄春明还粉丝般请他签名）的最高指示，他公开要求东京人，不必有实证，甚至根本不必真有事情发生，但凡感觉不对劲不舒服或自己神经病发作，只要对象是韩国和中国人，直接就到各地警察局派出所举发可也。 尽管现实世界不堪的居多，但寅次郎日本的理想国成分仍有一个我个人以为再动人不过的特质，那就是它的构成材料全是真的，而且还是寻常的便宜的，举目望去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事了不起的所在，不添加珍稀或根本不存在的元素，不必像柏拉图那样还得依赖不实的神话和残酷的社会装置（金、银、铜的人种分类，并保留奴隶），不必人人先有高洁到天使都会惭愧的操守德行，更不必把柴又拔起来成为一个隔绝堕落世界的孤岛云云。一切都是现成的都是我们已经做到并且早就拥有的，你不用再去发明，只要认真而且仔细的修补，列维·斯特劳斯（终于还是过世了，愿他安息）所说“修补匠”那样意义和方式的修补，把堪用的老材料拆下来捡出来，适度的磨光并截取调整，置放在正确的位置重新组装起来。不是全有或全无，你会感觉这是可能的，至少是可朝它进展的，你不必背过身去面对虚空，你愿意回过头来耐心审视这老世界且心热的过活，给彼此再一个机会。 四十八集、二十六年之久的寅次郎电影，始料未及但堪堪完成了小说家果戈理没完成的事——这个了不起但走错路的小说家用二十年时间想写出一个光亮欢快的俄罗斯祖国，相信这样一个俄国完整的、百分之百的就存在于现实之中，最终在修道院力竭而且心神消丧而死。 我猜，尤其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九五的这段期间，很多日本人曾有果戈理式的错觉，甚至以为寅次郎的日本已经就等于他们的当下，不必再去找再去发现。确实，这个国家曾如此勤奋、兴旺、繁荣而且希望无穷，尤其是生活美学这部分的成就惊人，有那么一段时日你几乎愿意用路不舍遗夜不闭户这样的赞语来说它。然而，稍微读点人类历史的人都不难黯然想到，二三十年左右这种时间长度的繁华并不代表什么更无法证明什么，今天很多贫穷战乱的国家，残破如同被遗弃废墟的城镇、想回去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辉煌岁月，菲律宾曾是亚洲现代化的领头羊国家，福建泉州在明代是万国辐凑全世界各式各样人都来的最大商港。这样历史规格和长度的繁华，跟如春花如朝露的美人一样，通常不见得是人自身的成就，尤其不是事后才莫名其妙诞生于其中的人的成就（因此我始终不懂国族性的骄傲?9９ｌｉb.是怎么回事），而是历史无尽反复的潮水使然。当然，人在其中得奋力抓住它回应它，但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做对什么，历史的潮水再次转向远扬，你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多年以来，因为距离较近的缘故（包括空间距离，包括历史条件、历史情境和发展状态的距离），日本是我花较多心力注意的国家，也花较多钱实际去过多次。即使在那个最好的时光，面对那样我个人以为“不敢置信”的华美如梦，我心中总会跑出听起来像是诅咒的这么一句话：“最好你能永远这样富下去——”我的所谓“不敢置信”，在于这样的繁华如太平盛世模样是过度的、不自然的、撑出来的，和人的素质并不相衬，和社会的道德自省能力不相衬，也和他们思维的具体成就水平不相衬，这明显的不均衡告诉我们它的脆弱。它毋宁只是建立在快速而来、山洪般暴发流窜、人们不知所措的财富之上，连同那些穷一点也可建立、理应有自身主体基础和演化线索、有着比财富更久远根源也更守恒的好东西，我指的当然不是青山、六本木那儿林立的这个那个昂贵恶心旗舰店，而是人的和善和慷慨，人对他者的同情心和责任，人的守礼自持，人的不盗不取不抢不夺，乃至于人的生命态度云云，这些全数被移植到流砂般的财富上，成为社会集体夸富宴的一环，成为某种装置艺术也似的东西，因此就连一度坚固的都转为脆弱。 我承认日本人真的很会“用钱”，在消费一事上包括供给和需求两端拥有着恶魔般无与伦比的想像力创造力、差不多把他们全部的才能都耗尽在这里；但我从不认为日本善用他们宛如历史祝福上帝点名的财富，比起欧陆那些和他们所得水平相当但静静富裕的国家，财富似乎并没有给予这个社会某种从容，某种自由和解放，某种吃饱穿暖之后可以做更多事想更多事的最动人余裕和视野。事实上，事情还有点倒过来，一度渴求新知四下学习那个日本消失了，财富以及经济成就的自慢带来的反而是变相的锁国，如今他们再踏上欧陆只是去买装饰用的名牌奢侈品。 你把一切连同人的自信人的生命态度都赌在财富上，那你就得相信你可以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经济顶峰之上，但稍微有点经济学、历史学知识的人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站不稳的。我们很容易估出一纸换算表来，这个国家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的GDP，眼前哪些东西会消失，哪个部分会瓦解，哪些坏毛病会跑出来，9９ｌｉb.哪些野蛮幽黯的东西会重新统治人心—— 有一桩说起来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小事，但就连我们这些外来者看着都怵目惊心——你知道前几年日本连锁般暴发大店家使用劣级食材、过期食材甚至上一批客人吃剩回收食材的丑闻，出事的全是商誉卓著、历经了时间沧桑的百年老店。其中有家大丸子店叫“赤福”，红色的大福，它的红豆泥不作为内馅，而是直接在丸子上厚厚的一抹，美学上聪明又动人，去掉那种和式甜食的雕琢，有某种信手拈来的潇洒。赤福是伊势一带（相传就是衔接着高天原、日本建国之地，即所谓的大和路的起点）的名物，我去伊势神宫路上进过它的本店，贵族宅邸甚至神社一样的深色木头建筑，宽广、洁净而且沉稳，尽管人来人往生意好得不得了，仍不改优雅，人在里头好像脚步自然会放轻无声。它创业于一七〇三年，三百年整整了，通过了古老的、阶级的、贫穷的、内乱的、争战的、残破的、疗愈的、起飞的各种日本，你会以为它是某种比较接近永恒的东西，如伊势湾的潮汐，如水木清华的五十铃川，就算哪天会消失，也应该像山涧好花一样自开自落才是。 我惟一庆幸的是，出事的丸子店不是我们柴又高木家。寅次郎的日本，尽管并不真的存在现实中，尽管已完成，尽管远大于当下这个日本，仍禁不住这样子的现实折磨。我实在很难想像，美丽的车樱偕同气喘无力的叔叔和擦着眼泪的婶婶，在喀嚓作响的相机前、电视镜头前鞠躬道歉的那般光景。 跟那位大阪出身的学者一样，我并不喜欢日本，但我非常非常喜欢柴又，更喜欢寅次郎和车樱这两兄妹——只是，这真的分割得开吗？ 聋子 作家蓝博洲这几年住台北市，深为声音所苦，台北市无所不在而且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声音已严重威胁到他的书写了，一如无处抽烟严重威胁到小说家骆以军的书写，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台北市正在失去他们，所剩不多的其中两名最顶尖而且最认真不懈的创作者（谁认真谁打混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或知道了也并不在乎，或有点在乎也无可奈何。因此他们只能各自求生，一个拼命搬家，一个不断找哪里还有室外座位、风没那么大、热气没那么暴烈浇下的咖啡馆——长夏已至，如果你在某个路口看到累累如丧家犬的其中一位，记得跟他打个友善安慰的招呼，算尽尽人事。 这些年，台北市的确变好看了些，从眼睛的观点。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只从声音来听，你很容易听出来这个城市仍未脱昔日的暴发味道，像个打扮光鲜的人，但一开口就完蛋，甚至还打个嗝什么的。 二〇〇九年的台北市，负责举办听障奥运，意思是要接待几百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比我们都健康惟独独听不见声音的人，除了嘉年华几天，不晓得台北市还怎么想这件事，是说反正他们刚好听不见所以没关系，继续？还是台北市因此可以顺便想一下声音这东西？不必急着做什么的先就只是想一想（我最怕的其实是法律如发情公牛般急着闯进来）？ 比方试着假设自己是个完全听不见声音的人看看，这也许很不容易——京都著名的“五山送火”，是这个千年古都令人等待的盛夏大事，五山其实只是环抱京都成半个盆地的北边这半圈丘陵的其中五座，每年八月十六日当天人们在日暮时分吆喝着携火上山，时刻一到依序如传火般点燃起大文字、妙法两个王体行书、鸟居、船等五个图样（大文字有二，一大一小）。要一座如此繁华、谁该听谁的大城市暗下来当然也不是件容易而且还挺危险的事（停电夜等于打劫夜是现代大城的基本公式），但悠悠千年时间有它奇妙的力量，那一个晚上，京都人们会熄了灯走出来，仰头看着忽然变得巨大也变得如此靠近自己伸手可及、带着火光不安定跳动如同忽然短暂复活的古老光之图像，你很容易在那个片刻离开熟悉乏味的自己，滑入到某一道时间大河之中，忘掉很多事，也心思空白漂流想起很多事—— 人设身处地，也就是古老的恕道，用不那么道德急躁的话来说，是进入到某个“和自己相似的他者”，也可以说进入到某个“陌生乃至于不可能的自我”，这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万事万物的必然途径，可以时时发生。当然，有些时候你有必要积极的提醒自己命令自己这么做（也因此生出了第一层道德意涵），但更多时候，它的诱发系素朴的来自于察觉，察觉到我和某事某物的暂时相触，由此仿佛若有光的引诱我们进去，然后眼前忽然开阔一亮，让陌生的、隔离的成为可感可解。这样的认识成果可以是全面性的，至少一定是多样的、复杂的，道德结论不过是其中可能的一环而已，甚至副产品般只是某种认识告一段落、人安置自己心神如喟叹的曲终奏雅。当这个原来隔离的他者、这个陌生的世界，通过了认识已置放于我们的关怀之下，乃至于已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了，我们很容易在此油然而生那种万物一体的光洁慷慨之情不是吗？ “相似性”是本雅明选择的用词，用它来进一步揭示这个“短暂相触”的内涵，让各自独立、隔离、静止的事物产生联系，赋予它们磁力般的动态。“这些潜在的相似性……形成一面镜子，使得思想可以在这种相似或共鸣的气氛中得到反射。事实上，这些相似性之间彼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交织缠绕，形成一个召唤思想的整体，正如轻纱引风。”“相似性只在闪电的片刻中出现，而且相似性的观察正是最稍纵即逝的事物……它们所固定的，只是流云的固定性，它们真正的和谜样的材质便是变化，正如生命本身。”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一个不知设身处地、不时时察觉人我相似性的社会，其真正的危险不是道德匮乏而已，而是在人变坏之前就先变得很笨很蠢。 蓝博洲羡慕极了我的装聋作哑能耐，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定在咖啡馆里写东西读书，完全把自己暴现在城市吵杂声音的最前沿，一副过火不燃入水不湿的鬼样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试着提醒他，其实我们一样都没那么怕吵，除非声音超过了一定的分贝数、超过了一般性的生物忍受极限，比方说楼上电钻打墙的声音（一再修改破坏已建得好好的房子是台湾人数十年不懈的奇怪生活乐趣），比方说汽车只发动不走的低频声音或某司机第一次发现车上有喇叭这好玩东西的声音，比方说指甲或粉笔刮过黑板的声音（已随着我们童年差不多灭绝了，谢天谢地），比方说网球场上莎拉波娃奋力挥拍的酣畅声音（已测出超过110分贝，最新而且最缺德的形容是母象生产）云云。诸如此类有致命可能的声音，你专注书写的蓝博洲怕，没专注书写的一般人一样也怕极了，殊无二致，书写者并没比一般人娇贵脆弱也没要求特权。惟一惟一，书写者备感威胁的，不是单纯声音的大小高低，而是>声音挟带而来的讯息和意义，关键应该在这里。我跟蓝博洲说，有时候善意的、好的声音往往对我威胁更大，比方说咖啡馆忽然又冒出Stand by Me这首歌（还好咖啡馆不大可能播放比方威尔第的雄浑合唱曲《奴隶之歌》），你好不容易完成的隔绝状态当场被穿透瓦解，心思碎片四下飘流，有些远在美国，有的远到童年，有些还嵌进了遗忘最深处，得再一次把它们一块一块找回来黏起来。 我吵杂的台北市咖啡馆，一如格雷厄姆·格林吵杂的刚果麻风病丛林——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他写大建筑师奎理第一次深入暗夜丛林之中救人：“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的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种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理的脸。” 顺便谈一下（有一块碎片切线般应声飞出去了），格林的丛林，不只相似于我此时此刻坐着的台北市永康街咖啡馆，还相似于我高中岁月的教室临窗座位——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红砖教室开向对面的植物园，灌满了风，你得时时伸手按住猎猎作响的数学参考书和计算纸（计算纸总是一整叠单面印刷的各家补习班家教班希望你考不上的传单），你知道那个联考夏天的蝉叫声音有多大吗？把噤声在地底下十七年的全部声音浓缩在七天内大叫出来，但奇怪谁都不怕不抵抗，每个人仍一座孤岛般背他的长串英文单字，解他走迷宫般的二次曲线，天可怜见，那年我们大家都考得还不错—— 因为那声音完全是空的。由此我试着这样想，蓝博洲比我怕吵，是否因为一般性的噪音对我们意义不同的缘故？对一个至今仍如此坚贞守卫着左派信念的心灵，因为那声音并不是空的，声音里发生过太多事，装着太多东西，而且还住着狞恶的大神。我的城市自然噪音，蓝博洲太容易从中察觉出分辨出各种沉重的讯息和意义，是美好人性和价值暗哑远去的声音，是人类历史列车轰轰然开向错误未来的声音，是他不幸处在一个“如今没有几个人认真在反对资本主义”时代、信念微弱如火种很容易被吹熄、有时你得驼鸟般掩耳不闻才能保有斗志的各种讨厌声音——罗兰·巴特也是这样，我们寻常人抬眼看到也没感觉的海滩、街道、市招、建筑、人群和衣装云云这琳琅一切，罗兰·巴特有回几乎用尖叫般的语气说，这无一不是符号！无一不是讯息！它们海啸般铺天盖地的压过来，让人招架不住站立不了，既狂乱又窒息。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有限的阅读和记忆里，并没什么特别精彩的、让我长怀心中不去、一碰就跳出来的耳聋之人。我能马上想到的其实都不是真的聋子，而是某种相似性的暂时静默隔离状态。比方说在 href='954/im'>《忏悔录》书中，年轻的奥古斯丁去请托某博学的修院院长，惊奇地发现他读书居然不朗读不出声音这一幕。当然，今天我们的二次惊讶已不是低头无声读书这事（如今谁都这样了），反而是奥古斯丁当时的惊异莫名，唤回那个已遗忘于习惯里、人大声读书的世界，两者重叠，让我们此时此刻心思更复杂；另外，则是小说家聚斯金德讲他写 href='2391/im'>《香水》一书前的一趟特殊经验，他曾在法国作过摩托车之旅，包覆在骑士头盔般的安全帽里和摩托车本身的隆隆引擎，让他隔离掉几乎全部的外头声音，风景一掠而过只剩眼前盯住的无止境灰色单调道路，因此，他留存下来的记忆全是气味，整个世界诡异的由各种侵略沉稳不等的气味交相渗透组成，这个记忆得不到格瓦拉大兄式的人间革命结论，它幻境般创造出日后的恶魔香水师葛奴乙。 我惟一想到的正牌聋子其实是个有趣的“失败”聋子，那就是侯孝贤《悲情城市》里幼年从树上掉下来丧失听觉连带无法学会说话的梁朝伟——精巧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失败的人是已故的名导演杨德昌，我记得我们才从西门町的试片室走出来，若有所思半条街的杨德昌忽然说，梁朝伟演得不好，梁朝伟让人感觉他不是听不见，而是说不出话来。 多年后物换星移访旧半为鬼了，我至今仍不时想起此事引述此事，只是问题已慢慢变成：为什么这么简单、明白、理应照眼就看出的失败，自始至终只有杨德昌一个人指出来？是的，不是为什么深夜传来狗吠，而是为什么狗没有叫？ 我的猜测之一是，我们也许大集体性的进入那段历史了，或者说，我们对那样一个时代已有了某种选择性的、优先顺序排列的结论乃至于主张，我们可能认定当时悲剧的核心有着迫促性，尚不在于讯息和知识接收的局限、破碎和扭曲，而是人没有表述的自由，有口不能言；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当时人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东西，已远远大过而且沉重于他能讲的，问题在嘴巴而不是耳朵，这样的隐喻转换过来当然是哑巴而不是聋子，所以不只是梁朝伟把它演成了哑巴，侯孝贤自己也把它拍成个哑巴（聋子只是哑巴的原因），我们也得其所哉的接受是个哑巴不觉有异。 如果《悲情城市》里梁朝伟真的是个聋子，那这部电影可能会有点不同吧，至少，它的悲剧不会如此干净一致，会生出某些人迹较稀的岔路，也会有更多疑惑、更多悬而未决的东西也说不定。毕竟，人的基本五种感官有着不同的能耐和限制，我们眼前的世界图像乃是全部感官统合所完成的，抽去其中一样，不是少五分之一的问题，而是整个认识世界的方式得重组，当然，某些得靠声音接收这部分会抽掉，造成空缺，但我们也一定会想到，其他部分的感官会伸进来，会因此放大其比例，增加其负荷，而且更专注更不受干扰（我们的感官当然也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因此也可能会多出什么来。 人类很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发现这一现象，不断从某个生物构造有先天缺憾的了不起之人身上。在古代中国，对此最好奇也走得最远的人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庄周， href='1887/im'>《庄子》一书几乎是搜集也似的装满各式各样生理残缺的人，但完成的不是一家悲悯的救济院收容所，而是一个随时跨越人基本知觉限制，充满认识和想像四面八方爆发力的灿烂夺目世界，自由无羁令人目眩神迷。也因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对某些心思特异、有奇怪远志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五官如此完整齐备，造成某种太均衡、缺乏动能又得一一费心照顾的限制，得人为的破坏它，所以菩萨垂眉，试着封闭掉自己的视觉（不必自宫也能成功），坏东西不看，好东西也不看；还有更激烈更不打算回头的，相传大音乐家师旷便不惜熏瞎掉自己两眼，把世界的灯光关掉，只留下声音这一条幽微的通道。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伟大睿智的瞎子，却不见什么同样伟大睿智的聋子呢？这可能和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感官知觉的不同要求有关，其背后隐藏着一部人类认识世界的演化史。 讲白一点，很长一段历史，人们隐隐觉得听觉比视觉要高贵要睿智，会听声音的人比会看东西的人要聪慧要难得。比方说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便透露着如此信息，甲骨文有两个强调人长一只巨大眼睛的字，一是，平凡无奇的“见”字，人只要有长眼睛就看得到，另一是，大眼睛的人跑到某个山顶上试图看得更远更无阻拦，但这个字仍只是寻常的“望”字，也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说几乎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你的膝盖关节或心肺功能还允许。但长一个大耳朵强调听觉的字就不一样了，，这是“圣”字，指称着某个天赋异禀的人，会比我们更早而且更多知道事情的人，我们得安静听他转述这非比寻常的讯息并照着去做，所以这个字补了个“口”的嘴巴符号，把他所听到的再翻译给我们，连起一道声音再传递转译之路。 《庄子·齐物论》的讨论便是如此从声音开始（相对于前一篇《逍遥游》由形体的大小开启讨论），从大自然风吹孔洞声音的“地籁”，到人为发声乐器的“人籁”，再试图采问吹响、停止、主使、控制这万事万物声音是谁、是何种存在的所谓“天籁”。于是，所有这些高低大小不同的自然的声音，如激浪、如弓弦振动、如怒叱、如吸气、如呐喊、如哭号、如轻笑、如哀叹云云（用原文来看可能更富想像力“激者、谪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宎者、咬者”），便都有了表情和内容，可用以建构意义猜测真理；甚至，我们得再进一步去听各种声音的复杂关系，或前后因果（A声音引发B声音），或相遇成为共振，或高低大小追逐构成和弦或对位的更美丽效果（“前者唱于而随着唱喁”）；还有，当风戛然而止，所有孔窍一起静寂噤声，无声遂成为某种更富意义的声音及讯息， href='1887/im'>《庄子》这里讲得再精巧再漂亮不过了，在声音暂时停歇这一刻，他仍要我们留意到树枝草叶款摆颤动的样子，听觉转换为视觉（“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样的无声遂更富张力、更惊心动魄更让人竖起耳朵，像大交响乐的休止或极弱极弱音。藏书网 听这些声音并分辨讲述这些声音的人是南郭子綦，家住城南的某个绝顶聪明之人，他专注到不仅身如槁木，还心如死灰，把自己和外头世界的其他联系管道彻底切断掉，那古怪的样子让他的学生颜成子游吓一跳。 所以，人们会愿意牺牲视觉来强化听觉，以为是人神圣的、向上的提升，以听觉来换取视觉则成了最不划算最不长进的事；换句话说，瞎子极可能是某个身怀绝学、拥有我们难以企及心向往之一整个深奥幽玄世界及其秘密的某人，而聋子只是人单纯的不幸。 人对自身知觉的奇怪厚此薄彼，我们也许可从生物学很快得到一部分的简明解释——其实纯粹从器官构成的演化来说，人眼无疑远比人耳更精密更复杂，也方便好用，一翻两瞪眼，是什么不是什么难以遁形，而耳朵这相对简陋的知觉工具，则无法如此明快的处理它接收的讯息，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它得更多仰赖人脑子的支持，第一时间就要求人启动思维，并记忆那声音如所谓的绕梁三月，好仔细分解它听懂它。工具愈锐利，人的介入和解释创造空间就愈小，谜会消失，讯思驻留在我们心里的时间也愈短，来不及发酵、变形、演化并横向展开。 我们也可能从物理学得到一部分解释——不太挑剔的说（比方光也是波），我们听见声音，意味着我们感知到振动，特定的声音源自于并说明了某种特定的活动，它于是比视觉更代表着“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天神震怒或哈哈大笑的一记响雷，或来了远方有兽群移动的大地灰尘浮动声音传送云云；更重要的，声音的持续发生并此起彼落，让静止的、偏向于单幅存在的世界视觉画面恢复了动态，世界是活的，草叶伸长，大地呼吸，河水汩汩向前，露水叮一声在星空之下滚落，日月凭空御风而行，我们人不是孤单的但多么寂寞的存在—— 历史知识则进一步告诉我们，印刷术普及、大复制时代的到来不过几百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人类从个体生活实践一点一点缓慢结晶、确认、累积来的各种技艺、认识、有效生命经验乃至于所谓的智慧，主要是藏放在声音里并依此传递（藏放和传送在这里几乎是同一件事），这意味着，视觉相对来说反而是不经济、没效率的方式，如沙中淘金，获得的往往是原物料、是未处理的原始素材，等于从零开始；听觉才是快速的、狡猞的学习之道，几乎可用偷来形容，也因此老师的地位才崇高如是，打骂凌虐，超越一般道德和律法的约束。但凡还有一点生命企图心的人，从学会用木头做一张桌子到宇宙生命的奥秘，其生涯几乎都从寻访一位好师父开始，你愿意先投资几年去找，走几百几千里长路（孔子就从鲁走到周），送肉干，并摆低姿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跟今天台湾追逐并容忍他们劈腿的巨商豪门二代公主王子一样（还得不管他们长得多不像传说中的公主王子），当场就能减少三十年的辛苦奋斗不是吗？太初有言，智慧是有声音的，所以当年奥古斯丁才这么惊讶无声的阅读，仿佛目睹了某种异象某个预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相信师徒制极可能还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师徒制的精髓是声音。 师者与天地并列，是帮你捕捉、过滤、存留、重现、放大并负责翻译解释真理声音的人；倒过来说，寻访老师的极致，便是你已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了（“收藏书的极致，便是你自己写出了那样一本书来。”），你知道了怎么扩大并善用自己的听觉，或更像《猎杀红色十月》电影里第一个发现隐形潜航的黑人声纳员，他有把握在冰冷广漠的大洋深处再一次找到它，一种类似海底火山活动的微妙声音：“现在我知道该听什么了。”你也不用人翻译了，无须中介者，声音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振动而已，声音已直接就是语言了。 “一个远古的时代，那时地心中的矿石和天空中的星尘，仍在照料人的命运，而不是有如今天，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听不到那和他说话的声音，更别提那些会听他命令行事的声音。新发现的行星在星象盘上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矿石为人发现，受人测量、检重和检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带来任何讯息和用途。它们和人说话的时代，早已一逝不返。” 按理讲，今天我们远比当时的人们更知道人类感官的限制，我们知识丰硕多了，知道比方说人的视觉只集中于红色到紫色这一段光谱，我们也只能接收一定频率的振动声音，像电视热门影集《CSI》那样，我们得借助另类的光源，或使用各种化学药剂，才能“看见”本来就一直存在那里的某个指纹、掌印、血迹或伤痕云云。但很吊诡的，我们却同时更满足于我们感官的有限能耐，比昔人更少意识到其限制，更不向往感官的超越（如直视太阳的鹰眼，如狗的嗅觉听觉，如各种昆虫的神秘感知能力云云）。这一部分也许是来自错读演化论的流俗成见，觉得我们人是“完成”的物种，拥有臻于“完美”的构造和器官，以至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颜色、听不见的声音和难以察觉的振动，必定是无谓的，可以忽略可以淘汰；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再不信任那些幽微隐藏的东西了，丧失了持续的好奇心，从而不愿意再辛苦的磨锐自己的感官知觉，更遑论为着单一感官的突围而不惜关闭、牺牲甚至永久毁弃其他的感官，所以师旷那样的自残行为是疯子神经病，大真理时代和义人的确如本雅明说的一去不返了；但更麻烦也稍稍值得自我同情的是，我们人为的制造出太多而且太快的东西了，灯火阑珊的城市不会有星空，琳琅满目的颜色每一种皆一闪而逝，这个声音会掩去另一个声音断去线索，我们的感官一直处在于某种疲惫的、消化不了的状态，因此事情有点不一样了，当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些晕眩的话时，他隔离自己是为了盯住某事、某声音、某个持续的思维，不是我们今天真的只想排除一切赶开一切，倒头呼呼大睡。 “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说的同时也bbr>是你不要去听其他什么什么——当然，听觉的隔离远比视觉的隔离麻烦，你可以闭上眼睛，但你无法一样的闭上耳朵，因为我们的身体没这构造；你可以掉头不顾，但你难以不听见，因为视觉是直线的、单向的，声音却是四面八方来的；你可以索性把灯熄了，乃至于像普鲁斯特那样，大白天也拉上厚厚的窗帘，让自己二十四小时置身阴暗之中，但声音的传递途径和介质不同，它在黑暗中常常显得更清晰更缠绕不去；即便你已沉入完全的无光无声之中，让整个外头世界隐没，你仍会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音、血脉汩汩奔流的声音、耳鸣的声音，单调而沉重，并随着人的年纪一直放大其音量。 高傲不求人的纳博科夫在这上头有点像蓝博洲，一辈子为无法隔离无法防御的声音所苦，卡车声、厕所冲水声、楼上的脚步声，尤其是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乐声歌声等等，他甚至颇违背自己信念的主张法律应该规定人必须使用耳机听音乐——真希望他有机会来台湾住住看。 至少，纳博科夫生前人类还没发明手机不是吗？一种声音的恶灵附体配备。 于是，今天当我们还愿意说“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听什么了”这句话时，我们得更意识到自己比之前所有说这话的人处境艰难，光做个瞎子不够了，还得进一步成为聋子。这处境说起来好笑，真的还有点像我母亲之于洗衣机的恩怨情仇，她一辈子努力在找最阳春的、除了基本洗好衣服什么也不会、没那么多按键的机种，因此被逼像个怀旧的人，最理想的总是坏掉了、市场又已淘汰的那一型。她不愿意为那些她一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功能付钱并费神学习记忆，她也不认为洗衣机必须长得多美多梦幻，成为家里摆设的一部分。“把船划好、把鱼钓好”，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人总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对她而言就是好好把衣服洗干净，这一刻她并不要洗衣机告诉她今天钢品的价格涨跌或环法自行车大赛阿姆斯特朗的新排名，家里有订报纸，也有电视机，晚个五分钟或五天一星期知道真的不会怎样。电视机里最蠢的广告，便是那种你好不容易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古希腊神殿或下着雪的露天温泉，然后总有个笨蛋神气的抽出最薄最贵的笔电开始办公，还以为自己占了全世界便宜人人称羡。 正因为你要听的那个声音更微弱了，你得排除掉更多其他声音而且用更长的时间来听它——我们人主要在做着的那件事，本来就是经年累月的工作，可不像洗衣服那样立等可取。且不论终身之忧式的、没假期没终点、只有死亡才能打断它的志业，就光说志业的一次实践、一个单元，像蓝博洲写他的一部《幌马车之歌》，书写或从某一个念头、某一个触动、某一个偶然的画面或声音而生，总而言之，都是露水般稍纵即逝、一曝晒就正常蒸发掉的东西，你得护卫着它踽踽穿透过日夜、穿透过星期、穿透过一次一次的月圆月缺，此事古难全。书写者自身也许是很刚强的，但这每一天的工作却是颤动、脆弱的；书写者的根本信念也许是清明的，但作品却每一刻都是困惑，而且系由这样一层引发一层、独特而峥嵘的问题催逼着盘桓前行。 说起来有点神经病，这些问题还不能太快有答案，或正确的说，不能有太快速方便的答案。快速的答案是普遍的、公约数式的强势声音，不可能有焦点有深度，因此不会有任何创造性，只能是一整团膨松的大道理，一堆甚至还押了韵的两句两句格言，人人朗朗上口，还贴在每一家早餐店红茶店的墙壁上。它真正的功用不是解答，而是消灭问题，如本雅明讲的，保护人不被真实尖利的问题吓到，把你拉出隔离性的特殊状态，回归主流的暖暖太阳下。我最近读到英国剧作家纳撒尼尔·李的这几句话当场大笑出来，实在很想也转述给蓝博洲一干人等听：“他们说我疯了，我说他们才疯了，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很不幸的是，他后来真的被隔离到精神病院去了。 自我隔离，只紧紧盯住一个幽微的声音，的确时时有发神经病的风险，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考察再正确不过了，他以为独特性只能来自足够的隔离。独特性不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或者说会在第一时间出现的独特性早已用完），一如雕刻家的第一刀不会有太大不同，一如动物在胚胎阶段你甚至看不出它是兔子还是人，你得保证它足够长的时间，让它用自己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各种方式去生长去突围才成其可能。就像今天澳洲的有袋类独一无二生态，系来自于它孤悬南半球千万上亿年时光的单独演化。古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其实有袋类生物也曾在南美大陆繁盛一如澳洲，但遭到北美洲强势生物的南下侵入，遂快速灭绝，只留下一些朽骨。 快速的独特性是一种悖论，并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其实是台湾今天缘木求鱼的麻烦，我们活在一个太平坦、没死角、声音传送毫无阻拦的岛屿上，曝露在强大绵密的资讯天网里，任何一种有趣的声音才起来，不是迅速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大声音里，就是被主流声音吸纳并改造，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们所能有的，其实只是一种重复性、装饰性的新奇而已。其间不是完全没有某些有趣的、有潜质的东西，但轻轻的浅浅的，且如朱天心指出的：“好，好得全都一样；坏，也坏得全都一样。” 最终人的装聋（就不要作哑了），还得抗拒得了一种终极性的致命声音，那就是由它们总体汇合而成的一种沮丧的声音，一种绝望的声音，一种告诉你什么都不可能的声音。卡尔维诺曾用“石化”来指喻，他说整个世界不断在硬化，再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你每天睁开眼能希冀的充其量只是它不要变得更坏而已。有时你不得不驼鸟般不要听见，好避免陷入虚无，好保有勃勃斗志，不让自己脱口说出“去死吧”诸如此类难以回头的真心话来。是的，卡尔维诺劝我们不要直接瞪视它，它像女妖梅杜莎的可怖头颅，会把瞪视它的人一一化为石头。 如此说来，蓝博洲干吗还会欣羡我能坐稳在咖啡馆里呢？答案是一样的，到咖啡馆原本就为着隔离而来，隔离自己的家，隔离善意的声音，隔离掉所有熟悉、舒适、温暖的东西；正在写长篇的小说家林俊颖一人独居，如今却也冲出到咖啡馆来，他笑着说，书架一直在那里叫你，你一碰到困难，借口翻翻资料，寻找感觉，接下来你就发现自己又埋进某本书、某部小说里两小时了。 所以所有像回事的作家最终几乎都在早上书写，趁着整个世界才刚醒来，还跟你暂时处在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你还有能力把它挡在外头——就连海明威这种浮夸好热闹的人都告诉我们，在早晨进入写作之前，不做其他任何有企图心的事；纳博科夫一直工作到下午，直到黄昏散步时才找报纸看，才放世界溜进来；在淡水写的舞鹤甚至不读报，他只在喂食镇上街猫时顺便瞄一眼头条，知道没发生战争、末日还没来就可以了。 我在咖啡馆里，一再看到不可思议的画面之一便是——早晨八点多，外头车声人声犹是空洞的、没内容的，感觉非常好，我旁边的年轻女生才落坐，不等咖啡上桌，便跑去抱来一整叠二十公分高的八卦周刊，那般光景显然不会是读骆以军的专栏吧（如果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如此急切读骆以军那就好得太过分了）。好奇怪，这世界还没惹你，倒是你自己急着泡入到那样一个最腐烂、最虚假、最胡说八道的泥淖角落里，每一天如此铭印世界图像，干什么呢？ 但是，妈的结果他们人比较多，你只能继续当个聋子，不当聋子怎么行呢？ 英雄 英雄？是今天仍存在世间的一个名字吗？这个犬儒问题的答案，有简单实证式的，也有较麻烦的、理念式的——前者，你在任何一家超商架上都可找到，电视广告也有，允诺你英雄不仅存在，而且你还可以选择扮演为数达几十名不同英雄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你愿意花点钱上线，购买炫目的装备、武器和座骑，杀他个片甲不留；后者，我们基本得闭上眼睛抚平思绪，向自己尚未寒冽凝冻至冰点的内心深处寻求，这是回忆，也是召唤，但他很可能不那么方便有个现成的、完好的人形和名字，比方阿喀琉斯或者常山赵子龙，因此寻求的另一面其实是铸造打磨，最终，你说服自己他还存在，他就真的存在，然后你眷眷不舍的携带这样的人形信念和希望，果不其然会不断在现实的某个角落，从你认识不认识的人脸上身上以及言语行为里，看出?来一些你过往视而不见、不留存于记忆的英雄碎片和闪光（可能以打击你十次给予你一次的比例进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是有热度的东西，你一一收集它们，一边修护、调整、丰富自己心里的英雄图样，同时在劳动中会感觉自己身体的温度比平时升高了些，像孟子讲的集义以养气。 以这两种方式存在的英雄，我们通常认定他们彼此是背反的，相互瞧不起相互嘲笑不吝抛给对方最难听的话，但有趣的是，他们也会合而为一，比方说这个人，菲利普·马洛。 第一感来看，菲利普·马洛当然是前一类的所谓架上英雄，因为他是雷蒙·钱德勒写出来的人，只能活在书籍和稍后的电影电视之中——马洛没有童年，也没有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垂垂老年，他生下来就是个潦倒不运的私家侦探，于一九三四到一九五八年这段日子里开业于彼时的加州，收顾客一天二十五美元，没雇用也大约雇不起一名作为备用女友、阴雨天闲着调调情的女秘书；他明显违背今天全世界最怕死最怕老加州人的生存最重要禁令“抽太多烟喝太多酒”（语出后来的推理名家苏·格拉夫顿，她的侦探金西·米尔虹果然是个每天跑步三英里以上而且生机饮食的加州阳光女性）；他的武器基本上是尖利的语言和用劲打出毫不保留的拳头，当然偶尔也开个一两枪，但他没有任何杀人不偿命的邦德执照，就跟任何时候的我们一模一样，遂行正义毫无特权还毫无保障，只有无尽的报复和麻烦（有好事的读者愿意帮我们统计马洛揍人和挨揍的拳数之比吗？），以及可大可小的法律面刑责，也就是说，正义不仅是一种孤独的高贵情操、一个内心的定言命令而已，正义还要努力找出方法，甚至仰赖接近专业技艺的诡计，你得同时是好人和坏人才能是义人，这是个挺让人悲伤的结论：彼时加州，远方有战争，但这里正用金粉黏贴打造起来，财富如雪融之后那种又急又快又浅的河，你都听得见它喧嚣撞击的声音，因而，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比马洛有钱有权而且有闲，包括上门来的顾客和你得负责发现他并惩罚他的坏蛋，也就是说，正义不但长相不体面，就一般标准来说，它还力量最微弱最孤立，据说这正是上帝喜欢的样子（不是说“上帝喜欢穷人”吗？）。 这里，我们得先停下来喘口气，并且跟董氏基金会以及类似思维的人讲句话，讲一个再简明不过的事实如此——所以说人贫穷、抽烟或喝酒不见得就不高贵，伪善、不义、太爱自己只关心自己以及胡言乱语才是。 马洛这样的基本造型，日后我们变得非常熟悉，我们去除掉一些深刻的、不安的成分（深刻的东西很容易让一般人不安，会威胁我们昏昏欲睡的舒适状态），把他的线条拉直，让他成为一种典型，这就是往后半世纪几乎谁都会写会复制的所谓冷硬派私家侦探，摹本的高下因人而异，但大致上仍有个规律——有形有状的外型最容易，你只要盯着一颗石头把它写成一个私家侦探就行了；思维的部分稍难一些，因为牵涉到书写者假装不来的程度问题，尤其当他选择写这样的小说终究得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而且如何算是善恶是非的输赢时；然而真正最难的仍属情感的范畴，我们这里指的不是故事里的勾勾搭搭或那种作者随时叫停情节呻吟感伤一下的情调，而是某种信念，某种坚持，某些你衷心希望永远不会消失掉的东西。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会要它回归情感，只以“信念”这样不讲理又脆弱的形式保卫它，我们但愿它有更坚实、更普遍的基础，有让人无可质疑无法驳斥的丰富实证，是真理、是金刚钻那样本身就是个又亮又不坏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理性无法证实它、妥善处理它甚至还会抵触它，尤其是人处于某种要命的时刻必须左冲右突好杀出一条血路（正是这类小说设定的基本现实），它不仅名贵瓷器般最容易在行动之中碎裂片片，而且还会迟滞你的灵活，妨碍你作出理性上最有利自己的抉择，并招致不必要的风险。在菲利普·马洛初登板的《大眠》书中，那名靠石油累积了四百万美元家产的雇主询问他算不算个诚实的私家侦探时，马洛的回答是：“诚实得很痛苦。”这我们都很容易听懂而且自身不乏生命经验，你不会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每天二十四小时讲百分之百不打折的实话，没有人能这样而且还活着，于是问题便不在诚不诚实这两端，而在于量变累积成质变那一点何在？你可以忍着不说多少实话、并容许自己“必要”时讲出多少以及什么程度的谎言，你依然可以不愧不怍的相信自己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诚实，不过是这组琳琅瓷器的其中一样而已。 我个人一直不信任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他太世故，而是因为他太天真，那种读书人第一次看见现实残酷世界以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天真。谁不知道价值信念不仅不常得胜而且往往因此才一败涂地呢？马基雅维利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只抵达第一层，以为人对自己的行动可操控自如，像电灯开关一样要亮就亮要暗就暗，可以在第一秒当个必要的恶人在下一秒再回头当个称职的义人，人心没有这样的弹性和自由，正如我们身体绝大部分的生物构造是不随意的、不任由我们意志指挥的一样，你何时指挥过自己的胃和肠要它们工作？命令你肝脏的肿瘤自行消失？ 我们有时不愿违背价值信念，不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宰制让我们身不由己，往往是我们意识到它太脆弱、禁不起我们太大太暴烈的动作。 米兰·昆德拉在谈弗朗西斯·培根的精彩无匹短文中以这一串询问向我们揭示：“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因此，我们而今动辄断言英雄并不存在，极可能是事实而不是感伤，我们可放心称之为英雄的人物和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昆德拉所说“两个明显无从和解的东西”。这倒不是说真实的英雄是三角形的第四个边或正直诚实的律师那样纯虚构的东西，毋宁比较像一朵开放在高枝上的花，你用力纵跳起来有机会片刻的触及到它，但你无法一直停格在那个片刻里，除非死亡正好在那一刹那温柔的叫停时间，或我们把它移植到人造的、有暂停装置还能反复重来的世界里，诗歌、绘画、音乐、传说故事以及电视电影等等，否则它就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并闪逝，我们的失望不在于我们没见过它，而是万有引力那样的现实大地会马上将它拉扯回去，让它形容狐疑难识，让它不足以信任。这使我想起很久以前迈克尔·乔丹的飞翔灌篮经验之语宛如一则历史隐喻：“最难的不是怎么飞起来，而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安然着陆。” 人的思维不喜欢停在暧昧不明的中间地带（所以但丁把这样无解如流砂之地置放成地狱的第一层，永恒疑惑之乡），它总是忍不住往两端跑；但我们的身体反倒只能生活在这中间地带，一端太亮太热会把所有具体的东西融化消失，另一端则太阴湿太冷而且永夜无光，我们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忧郁症会先来，沮丧和绝望成了这里惟一会持续生长的东西，在这里，死亡只是极有限的、但折磨的被延迟而已——真的，要怀疑、要说出绝望的话语、要拆毁一切信念价值如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甚至不必真有所感真的认真想过或有足够分量的悲痛经验，事实上你还有余裕同时照顾到自己的语气和姿态，让自己说来很快意很潇洒或欲说还休；但要安然居住在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世界却是不堪忍受的，我会说这几乎是生物性的，我们会需要一点明亮的东西，一些热度，一些干爽清洁，其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和饮水。 比较难说也难取信于人的话是——我见过，我信，我记得…… 事实上，翁贝托·艾柯还好心的进一步告诉我们，如何跟这些我们见过、相信、记得的碎片相处，他提出的建言是“拥有”和“保存”，我拥有，我保存——这清晰写在他最好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最后头，面对图书馆废墟，面对昔日那场大火劫毁的碎片世界，连他睿智的导师威廉修士都不在了，见习僧阿德索一人耐心的捡拾收集它们，而且更耐心的用一辈子的时间收藏、辨认、重组、解读它们，往往还能从只剩只字词组的残破羊皮纸认出它们原来完好的样子。“拥有并保存吧。”阿德索把这个内心声音，说是“上天对我说的明显信息”。 基本上，钱德勒一生只写菲利普·马洛这名侦探，但我们来看这段文字，这个飞散得稍远的碎片，我们很容易认出来它仍是完整菲利普·马洛的一部分。这段文字稍长，但极可能是他自己为马洛所做最重要的诠释，因此知道钱德勒和马洛的人可能都读过，这没关系，可以再读一遍，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只一次两次是不够的，不是这样吗？ “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但的确是你居住的世界，有些铁石心肠、头脑冷静、能够跳脱的作家可以根据这些构想写出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发笑的模式。人被.杀死并不可笑，可是如果他为了芝麻小事被杀，那就确实可笑。他的死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的脚注，这一切都还不足够。” “任何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有一种救赎的质量。如果是高形式的悲剧，可能是纯悲剧，可以有悲悯和反讽，可以有强者嘈闹的笑声。但在这些凶恶的街道行事，一个人并非天性凶恶，既未被污染也不害怕。这类故事的侦探必须是这种人。他是英雄，是一切。他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普通的人，然而是个不凡的人。他必须是——套句老掉牙的话——有荣誉感的人。他的荣誉感是出自直觉，出自必然，无须思考，无须言语。他必须是他的世界里最好的人，好得可以踏入每个世界。我不太在乎他的私生活；他不是太监也不是色狼；我想他可能勾引女公爵，不过我相信他不会玷污处女；如果他对一件事有荣誉感，对所有事情也一样。” “他相当穷，否则他不会是个侦探。他是个普通人，否则无法和普通人相处。他知道分寸，否则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他不会不诚实的收取任何人的金钱和忍受任何人的侮辱而不求公平的报复。他是个寂寞的人，他的骄傲就是你把他当作值得骄傲的人看待，否则就很遗憾认识他。他说像他年纪的人该说的话——也就是有些粗鲁机智，丑陋活泼，讨厌虚伪，轻视琐碎。” “故事是这个人寻找隐藏的真实的历险过程。如果一个人不适合冒险就没有冒险可言。他的经历广泛足以叫你震惊，但那是他的权利，因为那是属于他生活的世界。如果有足够的人像他，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不会变成太无趣不值得居住。” 我自身的经验和我所知道的是，如今每个读了这段文字的人都不禁有某种久违了的动容，但同时有点失望和意犹未尽。然而仔细想想这很正常，因为这仍是用碎片堪堪黏起来的英雄人形，满是裂痕，每句话都试探但踌躅，都一面在找寻最适当的刹车点。如今，全世界最不可能的任务之一便是，堂皇的、武断的、边角切得利利落落的描述一个全然正面的东西，不包覆“然而”“但是”“.9９lｉｂ?极可能”“基本上”“某种程度而言”诸如此类的海绵质料保丽龙质料文字衬垫。我们的文字语言已变得又干又硬又脆，感染了怀疑的病毒，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病毒系来自我们自己内心，就像伊波拉病毒在刚果黑森林沉睡百万年被我们叫醒出来肆虐一样。 钱德勒所说的“还不足够”，指的是他推崇无比的达希尔·哈米特，这个早他半步让这组廉价黑街小说脱胎换骨的人。钱德勒曾经这么说哈米特：“哈米特最初（几乎、直到最后都是）为拥有尖锐积极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他们不怕事情丑陋的一面，他们就生活在里面。暴力不会令他们迷惘，因为就在他们居住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交到那些有理由犯下罪行的人手里，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用我们刚刚的话来说是，哈米特是先把英雄引入到和英雄不相容真实世界的人，但硬颈的哈米特有较古老的坚持，他要他的英雄得胜，而且是干净漂亮不打折不留余地的得胜，更不能在获胜过程中暴现自身的弱点，因此哈米特的英雄只能更快更轻更机智，用最坚固的盔甲把自己身上最柔软的部位给挡起来不被人发现，最好能割除它一了百了，就像 href='5932/im'>《血腥的收获》里那位把黑白两道恶棍一个不留玩于股掌的无名探员自己说的“已长成了一身硬皮”，没眼泪，没悲悯（“他和上帝不同，上帝会悲悯”），没情感，没道德禁令，不要信念；另一方面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要合理的击败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能太大太强，它得是有限的，而且是具体的，用拳头打到会痛会呻吟倒地不起，用子弹击中会流血会毙命，也就是说，它不能是真的是一整个世界，只能是一些代表性或者作为隐喻的所谓坏人而已。. 你如何用枪瞄准一个乱世？宰掉一个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 由此，我们回头再来检查钱德勒对英雄具象但语焉不详的这番描述，很容易发现，他更想指出来的不是这样一个人的攻击锐力，而是他顽固防御不松手的东西；不是此人的坚硬，而是那些最柔软最不确定到令人提心吊胆的部分，“救赎”、“完整的人”、“不凡”、“荣誉感”、“最好的人”、“贫穷”、“寂寞”、“诚实”、“骄傲”云云，因此，钱德勒式的刚强比哈米特多了（或说恢复了）好些面向和质量，所谓刚强至少还包含了忍耐、希望、以及人对自身生物性欲望不屈不挠日复一日的抵御。你也可以说，哈米特把英雄引进到现实世界，但钱德勒原本想的只是个好人，但他发现了一个不得已的事实，那就是他直言告诉我们的，“你要做个好人，得先是个英雄。”我个人最近听闻的最好实例发生在台北县淡水镇，淡水，就跟台湾其他地方一样，有诸多被遗弃被驱赶而且动辄被伤害连自生自灭都不可得的流浪猫，也有一些愿意花钱、花时间、花心思还花感情（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喂食它们并保护它们的好人，定点定时，风雨无阻而且愈风雨愈非出门不可，很简单，只因为愈是恶劣湿冷的天气，猫愈迫切需要食物和热量，而且它们来一趟远比人艰难，它们没雨伞雨衣没厚重的御寒外套不是吗？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的确如钱德勒所言，淡水好人中有一名最高壮的男子还因此每天练身体练肌肉，原因无他，因为他得负责吵架，负责冲突，负责挡在前头吓退那些源源不绝来挑衅、来恶言相向的自私冷血人们。（你很难想像有多少这样的恶人，也很难想像人在面对自己完全可宰制的弱者时可以坏到什么地步，事实上，人面对流浪猫永远比面对流浪汉加倍的、肆无忌惮的残酷，昆德拉告诉我们：“面对一个同类，人永远无法自由自在的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限制着另一个人的自由。面对一只动物，人就是自己。他的残酷是自由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 丑陋的镜子 。”）是的，这名热血的淡水男子没要找架打没要时时伺机攻击世界，他只是想喂猫而已；他也无意要比谁更强更大，他只是想听从并保卫自己柔软的、初衷的心而已。我还听说，他的正职是在地的一名美术老师。他和流浪猫的最初相遇，是否来自于某一次的风景写生？是否因为他不意看到了远远一只打盹的猫进入到他想画的空阔淡水海天里来，觉得那样的画面更好？ 没办法，你想当个好人，就先得是个英雄不可。 《大眠》是钱德勒的第一个马洛长篇，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战的日子。The Big Sleep，死亡以一种更亘古、更舒适也更一了百了如暮色降临的样态被说出来、被理解。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生的钱德勒当时已五十一岁了，正正好是此时此刻我的年纪，换句话说，蛮老了，尤其作为才出版第一本书的写作者而言，也因此，被设定为三十三岁的私家侦探马洛，我们看，钱德勒此刻写他已非常有把握了。我们隐隐察觉到马洛有一种质地真实的世故，仿佛他知道的远比他所说的和所想的要多；他的无惧不是因为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无知，毋宁更像是充分预见并且知道最糟糕的结果大致会是如何，有某种不求奢望的镇定和安详。五十一岁的书写者钱德勒安抚着、指引着三十三岁的菲利普·马洛，马洛的眼前凶险，对钱德勒而言是记忆。 然而钱德勒的书写不真正从《大眠》开始，甚至不从马洛这个人开始。事情要再往前推六年，一九三三年当时才由石油公司离职、游手找寻下一个生命落点的钱德勒，被某一本推理小说弄出一肚子无名火又无从发泄（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类似的阅读经验），他想大声告诉所有人杀人不是这么回事，真实的世界不是这么回事，就因为这一口气，他熬夜在旅馆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能就是稍后发表于彼时廉价杂志《黑面具》的短篇 href='8527/im'>《勒索者不开枪》。 我们要说的正是这“前大眠”的跌跌撞撞有趣六年，有点像乱枪打鸟的六年，体例上都是短篇小说，主人翁有时是马洛（《检方证人》，1934； href='/article/3734.htm'>《金鱼》，1936；《红风》，1938），但更多时候不是马洛，我们从日后收辑成The Simple Art of Murder的短篇小说集可看到，钱德勒尝试让他或更年轻、或更有钱、或更欢快、或各种可能身份甚至根本没私家侦探。比方一九三九年正倒数计时时刻的《恼人的珍珠》，主人翁便是一名大学时打美式足球绊锋、不愁吃不愁穿穷极无聊的公子哥儿，只因为女友两句甜言蜜语昏了头而去调查一宗家庭失窃案，幻觉自己是中世纪骑士要仗义替老太太（女友的雇主）找回那一串往日情怀旧爱回忆的珍珠项链，除了当场挨两记重拳应声倒地那一段，这是距离马洛最遥远的马洛小说，惟我们一路含笑（阅读钱德勒小说不大可能出现的表情）看下去，最终发现他又回来了，故事的最终处置仍是马洛式的，正义不只是破案缉凶把坏人痛打一顿而已，正义必须更温暖也更温柔；正义必须更准确更向着人心回答；正义不是倨傲的、排他的、吞噬性的怪物，它在适当时候适当角落适当的程度必须懂得向其他不下于它的价值弯腰低头，奇怪是往往它在委屈自损时才更像正义；正义，最原初是想要世界更好而不是更恶劣更残忍，不是这样子吗？而且我们也发现在缉凶侦探和罪犯之间仍有空间可容纳干净的友谊，生长出在哪里都不易生存的人的真诚，这直接让我们看到了日后（1953）的马洛经典名著 href='471/im'>《漫长的告别》，不是那种讨人厌的雄性共谋，而是博尔赫斯所说人最精致情感之一的友谊。因此，你当然可以把这段日子没马洛的小说全看成是马洛小说，马洛仍在尝试、仍未安定、仍在织了拆拆了织找寻他最适当模样的马洛小说。 “十月中旬，上午大约十一点钟，没有阳光，山麓的小丘望似雨幕重重。我身着一套粉蓝色西装，暗蓝色衬衫，打领带，胸袋上插着装饰手帕，穿黑皮鞋，和带有暗蓝色绣花图案的黑毛袜。我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刮过胡髭，脑袋清醒，有没有人留意这一切我并不在乎。我具备一个体面的私家侦探该有的所有条件。我正要去采访四百万大洋。”这是六年后马洛在《大眠》一案登场的死样子，当然是自嘲的。稍后我们会知道更多，有些出自于他人的话语，比方说他的眼睛是褐色的，但更多时候，是我们（包括钱德勒自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案件直接而且具体的发现他、形成他、确认他，这是个缓慢、耐心但确确实实（确实的东西通常需要时间）的生长过程，为时二十五年（前大眠六年加后大眠十九年），我以前写过一篇菲利普·马洛的短文，把这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称之为“在乱世中打造一个高贵的人”。 在一个已没有英雄，但不沮丧仍四下散落着英雄和其他美好东西碎片的该死年代。 我把自己昔日那篇马洛烂文章找回来重读，果然不值一提，惟一仍闪闪发亮的，是文章里我所引述的费里尼话语。费里尼，这位有着最华美想像力、米兰·昆德拉以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到他为止的了不起导演，被问到他喜欢什么时，他果然也以碎片的样式回答：“……九月……奶油杏仁冰淇淋……脚踏车上的漂亮臀部……火车和火车上的便当……空无一人的教堂……以及雷蒙·钱德勒。” 乱世？现在也许应该改成“末世”要好些准确些也现实一些。我们对所谓的乱世有很多种描述方式，依据自己的伤害、自己的希望破灭、自己最在意之人之物的遗落、以及自己不甘心放手的应然世界图像云云。但乱世通常得有比较具体有对象的坏事发生，比方战争、瘟疫、乃至于疯狂残酷败德的统治者，因此这并非我们对人类历史最绝望的判定用词，事实上它更接近某种我们自身生不逢时的荒谬描述，它仍被意识为暂时的、失序的、终会下完雨过去的，麻烦只在于我们究竟撑不撑得到？有多少珍爱的人和物会从此坏去不复返？以及，由于时间的量度不同，所谓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弹指、历史的短暂现象究竟会不会比我们仅有的一生还长？在乱世中，往往人最深澈的痛苦并非死亡，而是你得把自己当个洋葱般不断剥落、不断作出你不愿意到以为不可能的抉择，孟子当年便指出这个，但他很奇怪用鱼和熊掌这两个奢美不急的好东西，来替代“生”（生命）和“义”（价值信念）这两端激烈终极性的抉择，是善用譬喻一辈子的孟先生最失手的一次。事实上，你的抉择会一再发生.在两样你以为生命不可或缺、少任一样都可以到生不如死地步的东西，而不只像孟子所说那么干净、那样一次性断裂在生命和价值信念之间而已，这样只须一次也只能一次的二选一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的，可以带着豪情带着光朗之心如孟子自己大声讲出的“舍生而取义也”；更多时候，人纠结缠绕在价值和价值之间、生命和生命之间（我的命、你的命、无辜他者的命……），同质而且等值，你既无法靠理性来加减乘除运算，也无法靠美学偏好来抉择（我本来就喜欢义超过生命），更要命的是，你于是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没有荣光的冠冕，都感觉自己是卑鄙的，都如昆德拉所说察觉自己的歪斜变形、察觉出“我”正一步一步向着不再是“我”的边界而去。像当年纳粹的大灭绝营，要你每一个犹太人社群自己定期交出五十条命来，你选谁？怎么选？就算你慷慨舍了生取了义也只占一个名额而已，还有四十九个不是吗？而且你要不要为下星期下个月可能又来的五十人名单作预备？ 当我们把如斯乱世的知觉移往一个没战争、没瘟疫饥馑的晴朗光亮日子，当我们确实的察觉出，这不是特例，而是普通的；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直如此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世间的某种真相乃至于本质，如同菲利普·马洛在不下雨的加州所思所言，或者也像我们在此时此地衣食无虞的台北市不时袭来的念头（你会虔敬的希望这只是自己心思寥落时刻的幻觉幻听），乱世就成了末世了，一个其实更冰冷更绝望的历史判定之词。它或许不再有明白立即的致命性，不逼迫你作出“要钱还是要命”的当下抉择，你的确可以如小说家冯内古特开玩笑的如此回答用枪抵着你的历史翦径抢匪：“哦，这是个极深刻的问题，我得花点时间仔细思考才能作出回答。”但时间的缓和延迟另一面是，它不再有尽头或者至少我们看不到也不敢相信它一定有尽头，没尽头的纯等待不再是忍耐，只能是忍受，这两者的不同是，前者你还能把自己要保卫的东西化为种子的形式收藏起来，后者则让这样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对人心更具腐蚀性。 以下的话说起来吊诡而且像绕口令，但可能是真的——一个不幸的乱世，是英雄迭起、事后总会有几个大名字、几座铜像留下来的年代，但其实人在其间不见得需要特殊的英勇，尤其无须主动的英勇，你可以像个英雄选择情热的对抗，也可以不像个英雄选择睿智的逃走（比齐鲁的孔孟更处于杀戮乱世之地的老庄便劝我们这样）；换句话说，你可以跟它拼力气，也可以跟它赌时间。你不必刻意的找寻行动，是因为通常历史自己会找上你，会逼迫你行动乃至于逼迫你成为英雄，人类历史上数不清有多少理应只是流氓、只是骗子、只是神经病、只是庸碌乏味之辈的人因此莫名其妙都成了英雄，像中国汉代班家最不长进也最坏的一个班超便是如此，遑论希腊的丧心病狂阿喀琉斯。然而，在一个看似无风无雨的冰冷末世里，没有英雄这一职位，却严苛的要求你非主动是个英雄不可，一方面时间只流走不改道，在这么一个不会雨季结束、洪水退走、挨过去就是你的无尽头世界，你非放进一些特殊的、不一样的、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想像力可以复活的东西不可，至少得试着让直线的时间扭曲弯折，有机会转变成为人的盟友，如此，希望这一个美丽的词才得以恢复它原来的意思；另一方面，你自己一定也需要这样的道德体操，价值信念只收存在内心里一样会发霉变质萎顿，你还是得说出它来，大声为它辩护，甚至实践，你必须有更长时间的打算不可。 所以博尔赫斯愈到晚年愈强调书写中的英勇特质，即使只是一个状似安静不惊扰世界的书写，的确都包含着一个“寻求隐藏真实的历险过程”，但凡你要好好说出足够分量诚实，或是足够分量深刻美好的话，每一个够格的书写者都心头雪亮自我斟酌过，你无法避免对眼前的世界有所冒犯，如萨义德长挂口中的，你得对抗流俗，?９9ｌｉｂ.对抗习焉不察的时尚和成见，对抗人们的漫不经心，对抗人们遍在的懒怠和假充世故的胡言乱语，对抗建构在这些上头的所有利益，以及对抗人们的失忆云云。博尔赫斯晚年，因为家族基因的缘故日落般两眼俱盲，且早已不理会阿根廷几乎一无宁日的现实（博尔赫斯总是淡淡一句“我那最不幸的国家”），甚至不读当代的作品，只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和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书相处。他一直是个最谦逊的人，总是老绅士般温和的、带着商量的说话，但稍稍读懂他作品的人都至少看得出来，他的确是个最英勇的思维者，他的书写总开向全无人迹之地而且绝不停留，跟整个眼前的世界背向踽踽而行，他状似天真的话语其实是他寸步不让坚持的一种极其柔美精纯形式，摊开他一生八十年的经历，你以为这样的人会天真未凿吗？萨瓦托称他“作家的作家”是至高的赞语也是准确的不祥之言，意谓着一般人并不容易知道他的价值，博尔赫斯也果然为期十年二十年的被人遗忘，他今天我个人以为仍远远不够的普世声名，系来自那些为数不多的人英勇不懈的反复讲出由衷之言，但根本上还是个奇迹。 是的，在我们价值信念的万神殿中，英勇很特别的有两个角色——它既是被守护的珍贵之物，也同时是个守护的卫士，负责保护其他诸神、保护其他所有的好东西。 在末世中打造一个高贵的人，我以为最深澈的困难还不是这些，不是怕冒犯世界的种种凶险，不是怕被当神经病被遗忘，而是这个世界真值得你这样吗？眼前这些人真值得你这样吗？一个被爱的生命体可以歪斜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一个被爱的生命体？一张可亲的脸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这张脸依然可辨吗？——此时此刻，我心中闪着一张一张真实的脸、一个一个我认得的、知道的、认真相待过真心期待过的人，我想，昆德拉说这话时也是这样。 文学书写处理具体的、单一的人，而不处理集体的、概念的人，最简单的技艺性理由是，集体的、概念的人只是统计数字（斯大林难得的睿智之言，可能是他的专业经验），甚至只是幻觉（博尔赫斯），它鬼影子般黏附不了任何真实的东西；稍稍深沉的言志理由是，集体的、概念的人只能是公约数，而且还是受制于集体现象再损折、再往下、更体现放大人们一切坏毛病的恶质公约数，它只让书写者灰心沮丧。书写者要保持对人的信心和希望，只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某些个人，某些还值得一看值得探究的个人，不论他是否特例，不论他是否偶然，有这么一点点《圣经》耶和华的味道，只要这个城里还能找出五名十名义人，我就应允不用天火击毁它。 然而，如果这些仅有的、具体的人仍禁不起注视怎么办？他们总是一个两个三个就在你眼前变形、毁坏、消融，不再可亲不再值得被爱，宿命一样——这多年来，我近取乎身的从朱天心的小说书写找到慰藉脱困的方法。我一直注意到朱天心的小说人物有一种“类化”的倾向，不是那个人，而是在某种处境下的某种人，会在人物逼近具体成形的前一步忽然刹住车，转头逆向行驶回归到普遍层面来，但这不是公约数的概念化，而是她所相信人合理的、应得的摸样。黄锦树曾称之为“一篇小说写完一种类型的惊人企图”，但我逐渐发现原来她先我一步是不得已的，朱天心比我更意识到时间的无坚不摧力量和人的相对脆弱不堪，你只能让人保持在他“应然”的样子才能抵住时间，让他不在疾病里、在疯狂里、在仇恨里、在死亡里渐行渐远—— 在末世中，保持思索一个又一个人理应如此的可亲样貌。 这里，抄一段弗吉尼亚·伍尔芙讲诗人雪莱的话：“但同时又如佩克教授强调的那样，雪莱虽然不爱这个哈丽特或那个玛丽，但却爱着人类，这一点千真万确。和大自然神圣的美一样，人类的悲惨境遇总是在他心头热烈且持久的燃烧。他比任何人都更热爱行云、大山和河流，但在山脚他总能看见一间坍塌的村舍；罪犯正戴着镣铐，在圣彼得广场的人行道上锄草；可爱的泰晤士河畔，一位老妇人正因患疟疾而颤抖。这时他就会将自己的写作扔到一旁，遣开他的梦想，步履艰难的去给穷人送汤喂药。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领养老金者和门客必然聚集到他的周遭。被遗弃的妇女、别人家的小孩他要管……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竟也是最实际的人。” 今天，我们得进一步把话倒过来说才更符合如今的真相——只有最世故、最实际的人，可能才得以保住那一点质地精纯的天真之情，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讲他自己，说也许真正彻底到不留侥幸余地的悲观主义，你才能由此孕生出温和的乐观精神；也一如我们在马洛身上看到的，也许只有彻彻底底相信人类世界不再能生产英雄，我们才可能对人的英勇有着脚踏实地的理解、祈求，以及，宽容。 主播 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电视影集当然是CSI科学办案，兵分三路，我自己一路看下来，最好的仍然是赌城拉斯维加斯夜班的这一组人，很可惜死的死逃的逃，最好的那一批人已离散，最幸福的时光也已随黑人华瑞克的死去不复返（当然，现实的理由可能是饰演华瑞克的该演员惹祸不断，包括藏大麻、动手修理狗仔记者云云，依我个人的看法，其实都是挺正面该被褒奖加薪的事不是吗？），如今新人新政，接下来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最决定性的一击仍属组长葛瑞森的毅然追随满心伤痕的莎拉而去，去了某个满地是昆虫（葛瑞森最爱的东西）的丛林。这位已现老态且不稍掩饰、走起路来大屁股一顿一顿的组长，就电视影集的规格限制而言，已近乎神迹的呈现他这样“一种”人的绝佳模样，品质非常高，包括他对科学真诚且兴味盎然的专注，但更难的毋庸是他并不因此是个科学疯子不是那种讨人厌的科学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仍不时会从他口中听到科学而外科学力有未逮的丰硕话语，不因为这些话语可能引述自莎士比亚但丁神曲或某一则希腊神话显得更有学问而已，而是很正确的揭示出来，真正好奇的是人而不是“科学”，真正对真理是非有着坚持之心的也只能是人自身，而一种质地精纯的真诚不会限缩于某一个特殊领域某一门行业，它是人更本质性的东西。当然，每个人仍得有他的现实选择，像葛瑞森选了科学鉴识，每个人有他认定或鬼使神差“自己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有他的专业技艺所在构成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在世间的位置”，这是积极的，但话说回来也仍然是不得已的，就像物理学告诉我们的，你终究无法同时存在这里又存在那里，你不得不依循对你而言最有效的某道路径去追索真理（或仅仅只能是真相）去实践好奇，但在此同时你也该心知肚明自己放弃了其他的可能途径，文学的路、音乐的路云云，如同博尔赫斯所说“我不得不躲入到无知的洞窟里去”（博尔赫斯举例说他学不会骑脚踏车、永远弄不懂汽车的构造，这有点气人）。这种好的无知保护着人的本来模样及其初心，让人置身在某个僵硬多限制的专业领域里仍能维持柔软的海绵样态，不被轻易定型，仍可以复杂的多样的吸收，仍不时对更丰饶的外头世界探头探脑并且偶尔渗透逃逸出去。 我自己对老葛最怀念的演出之一，是他某回一个人出差到某个山区小镇去，追索一宗后来证明是断背山式的同志杀人案件。我自己生长于传统价值统治年代的保守小城，回忆我那一两个不得不结婚但一再拖延挣扎的童年好友，知道最悲伤的同志故事总是发生（或说永远无法发生）在这样小而封闭而透明的地方。这是个每一步都让人迟疑该不该破案的案子，老葛也果然遭到一连串的阻拦，包括他的鉴识工具第一天就整箱不翼而飞，但老葛二话不说转头进了小镇的杂货店五金行，胶带婴儿爽身粉玻璃电池还有一堆我们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么用的家庭用品，大侠一般。科学依然大获全胜，惟老葛赢得毫无得色，一人去一人回，感觉他回家时更步履迟重。 东岸纽约那批人也中规中矩，人亲切温暖，以牺牲一部分个性和深度为其代价。纽约最好的我以为是罪案的多样性，有太多只有在这座世纪大城才能发生才能成立的千奇百怪受害者和犯罪者，像康尼岛沙滩上卷曲死在小箱子里、马戏团表演软骨功的罗密欧型男子，像称为“地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永远在暗无天日地底几十公尺处卖劳力、自成一套返祖性奖惩律法的工人团体，还有那个化为白骨躺铁轨旁、骨头积满地铁埃尘的异乡少年，麦克·泰勒一干人查出来谁杀了他，知道了他在哪里打零工，还复原了他的容貌，但永远不知道他的姓名、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遗留下来那本画满纽约街景一角的素描本无法成为科学线索，只记录着一个举目无亲、淹没于千万人群的少年，曾经呆坐在哪里，看着什么，寂寞得令人掉泪，如同我自己最喜欢的那几句歌词——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姓，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死，所以，远遁吧黑夜，沉落吧星辰…… 至于，唉，迈阿密，这个加勒比温暖海风吹拂的该死城市究竟是遭到什么诅咒？这组人怎么好意思这样？ 几季之前，迈阿密曾死过一名核心组员史毕，在警匪驳火中因卡弹无法击发而殉职，我愈想愈觉得这是一切的关键，是一则预言乃至99lｉｂ.于宣告，从此大江奔流而去一发不收——史毕是一名长得粗粗的中年男子，不修边幅不爱干净，之所以卡弹而死正因为他邋遢到连佩枪都不保养不清理，表面上好像这样没错，但日后证明，这正是其下场方式及隐喻，他真正死因是因为他的容貌先天失调而且后天又不补救，他死于不是俊男美女，非死不可。 我们这么说应该很接近事实——如今的迈阿密CSI已又进入到另一个更让人瞠目结舌的全新纪元，如果不是俊男美女，之前是你绝对无法成为固定班底的犯罪调查成员，最近这两季你就连成为罪犯和尸体的资格都没了，你不够帅不够美，怎么好意思在迈阿密杀人或者被杀呢？或我们更正确更公平的说，也许你依然可以在此地当一名杀人凶手或一具尸体，但可别指望有人肯理你，更休想要这组假装是科学工作者的恋爱中男男女女前来调查，你在初选预赛阶段就已经被刷掉了。 今夕何夕兮骞舟中流，今夕何夕兮得与王子同舟……本来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本来，我们这么说，真正美丽的事物不会是单调的一成不变的，它总带着某种惊异、某种不可置信而来；真正美丽的事物不会只集中在人的脸、人的身材和年纪这几处窄迫的地方，它宽广而且富想像力。当然，美丽的事物也可以是安详稳重的样貌乃至于看似亘古如此，比方一片星空或一座教堂、一块据说出自崔浩之手的浑厚北魏石碑，但它总同时是流动的变化的光影交错的，如本雅明说的轻纱引风；真正美丽事物的深沉核心里，永远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准确性，一种“恰恰好”如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书写者创造者对的姿态样貌，以及眼前正正好站在这里看到的你，必须如此的一样都不缺全数到齐来之不易啊，你敢于寄望此生此世它还会再发生一次吗？这种卡尔维诺所说人回忆过去油然而生的危险之感（“世界差一点就不成其为世界，你差一点做不成你自己。”），同时揭示了它眼前的脆弱，让佩特拉神庙和春花朝露在我们心里成为同样捉摸不定的东西，同样在我们发现它的那一刹那开始就已离我们而去。 现实里，本来事情起码是这样子的——在总是由俊男美女统治的电视影集世界中，拉斯维加斯这组老小黑白胖瘦不等的组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原本依循的就不是这套外貌加恋爱的乏味公式，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把CSI影集的成功，看成是对这套肥皂公式的（暂时）叛离，或至少是某种解毒剂，反应出我们对那些会走路会说话充气娃娃的不耐烦。此事最少可追溯到之前康薇尔女法医系列小说的大卖，人残破的、腐烂的、冒着恶心黏稠恶气的尸体有什么好看的？极其少数有恋尸癖的人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更加构不成其必要的经济规模；真正吸引着我们的当然不是尸体，事实上很多人会在尸体特写、尤其是解剖台上法医展示并分析被害人胃中残留物那一画面时赶紧闭上眼别过脸去，我们肯忍受这个，为的是尸体背后的东西，某种真相，某个信而有征被遗忘被掩埋的事实，以及更重要的，这个步步为营有条不紊的发现揭示过程，连同此一过程的知识、技艺以及各种工具配备。也就是说，尸体毋庸只是一座长相不佳而且令人提心吊胆的吊桥，过去我们还没建造这座桥，人们期盼亡灵说出死亡埋没的奥秘，只能通过歌德所言“夜间的神秘飞翔”（朱天心告诉我这同时也是个香水的名字，真是厉害），像奥德赛或但丁那样，但今天，我们有某些人确确实实习得一小部分的亡者语言了，懂得怎么听它，并愿意好心翻译给我们知道。 这也正是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的另一个再显著不过的不同所在。拉斯维加斯是个说服力十足的老法医，跛脚、须发俱白，年轻时显然经历了六〇年代的青春狂飙岁月，鲍勃·迪伦、琼·贝兹等等，还保留对昔日老摇滚的热爱，会在阴冷的解剖室里听这些心热的歌，甚至把拐杖当吉他跳将起来，他也一样有着解剖学而外丰硕的死亡知识，他跟葛瑞森两名电视人瑞（就电视屏幕所显现的人类平均年龄来计算）在解剖室的你一言我一语对话，一直是L.V.CSI的最佳画面之一，有一回这两个同世代的老家伙还把验尸报告用摇滚对唱出来，乐得，像两个老顽童；迈阿密原来那个当了妈妈但风韵犹存的黑人女法医还勉强可以，尤其是她面对每一具年轻尸体那种近乎恋尸癖的关爱难舍之情（“宝贝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她辞职回家后，补上来的果不其然又是个美少女，年纪陡降不说，衣服布料也依同比例缩减，执业动作优美但生疏，毋宁更像捏着手指头对镜打扮装假睫毛什么的。我女儿是个性急之人，总偷鸡在网络上和美国在地观众同步收视，她给我看一张照片，说下一季迈阿密法医又换人了，照片里是一名打赤膊一身精肉的耍帅年轻男子，这回索性全脱了，不晓得一名好好的法医为什么会在解剖台前拍这样不看镜头的自恋照片，只能说是诗的手法，如同那个著名的说法：“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相遇。” 这一定是个很热的城市吧，而且证实地球不断在暖化，人行为的异常正是浩劫内容的一部分。 其实科学本身就是迷人的，拍CSI的人理应比我们更相信这个才是。科学有一种精确的、安定的秩序之美，这本来就是神奇的，让我们得以沉静无惧的面对紊乱不堪的世界。很多人如此真心实言的浩叹过，从达·芬奇到卡尔维诺，仔细回忆一下的话，极可能也包括曾经这样的我们自己（有人发生在学校的第一堂化学实验课，有人发生于第一次有机会用显微镜看一只用鞭毛不断转动的美丽草履虫，有人则是两手冷得发抖、拿着刚得到的天文星座图比对冬天的夜空宇宙，等等）。卡尔维诺用水晶的晶莹透明和完美棱角来说它，“水晶的刻面精确，得以折射光线，是完美的模型，我一向珍惜有加，当做象征，因为我们知道水晶的生成与成长的某些特质类似最原始生物的某些特性，形成矿物界和生物之间的一道桥梁”。它把最巨大的空间最辽穹的时间拉到我们伸手可及之处，成为我们生命经历的一部分构成，和我们自身的存在取得坚实的联系，人寂寞但并不感觉孤立，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英勇之情和平等，让自己扩而大之的一种极其舒适充满自信的平等。很可惜科学真的太过干净太自限了，对我们所在这一“木头纹理的世界”（爱因斯坦说的）有太多力有未逮的存而不论之处，否则人终身浸泡在那样井然明亮的天地里，可以日复一日的沉着工作，真令人羡慕，一定会少掉很多飘忽不定的烦恼，我自己会很后悔没有选择它终老于斯。 我们这么说并非质疑上帝，讨论人的聪明才智和人的容貌是否存在某种亲和或背反的关系；我们宁可相信他既不公正（分配式的给予某甲智慧、给予某乙美丽），也不偏袒（把智慧和美丽全集中在同一人身上），他只是无序随机，或者压根不存在而已。我们这么说是基于确确实实的生命经验，是一种现实，我们自反而缩，察觉出来自身受限于物理性存在的无可奈何真相，你人在这里，就没办法同时在那里，你选择了当人类学者，就很难同时是一名顶尖的、或至少够好可跟自己这一生交代得过去的乐团指挥，你不得不松手放开那些已成多余但仍极富竞争力、但愿还有下一轮人生可实践的才华和向往，让它们停止下来，成为某种乐趣、某种你偷时间跟它欢快相聚的好东西；晚年的列维·斯特劳斯这个似曾相识的感慨（没成为乐团指挥），其实也是我们人皆有之的烦恼，我们都知道自己有过其他的机会和可能，总有多多少少的未竟之志，成为另一个人或娶另外一个人云云，也许正因为永远无法证实，没装填实践过程中的种种挫败、磨损、妥协和事后的不过尔尔之感，更没成败的负担，它们得以一直保存着最原初的干干净净样貌，以及那一刻我们自己内心的悸动之感。 纽约的组长麦克·泰勒，每星期三晚上固定到某一家爵士酒吧去，上台客串吉他手，当然是业余的。发现此一秘密的是当时才补进来的新组员蒙大拿，一个很朴素的、圆圆的农家姑娘。 在如此无奈得作出选择的现实之中，最现实的永远是时间，有着恶魔之名的难缠时间——时间不仅要求长度，还得计较其密度和强度。一般而言，长度比较容易被意识到也比较好表现，我们如今活在一个专业不断分割并深化的世界，每一门专业都是过往人们发明和经验的总体不断累积，这形成了一道又一道愈来愈长、以有涯逐无涯的路，再没办法单靠人的聪明来一大步到达，事实上，专业工作的第一阶段通常不真正是工作，而是学习，动辄五年十年如是。因此，很多够水平的专业工作者无法太年轻，否则就很不像了不是吗？缺德的小说家钱锺书曾写过一名愤怒的、浑身长角如刺猬的年轻人，从此人分批的自述中，他干过三年整整的码头工人，上山打游击又三年，到哪个农村自耕自食再一个三年，转头进了哪个学校做个研究还是三年，洋洋洒洒十几二十种人生经历，反正你谈到什么他都亲身干过三年都有一肚子心得意见，但钱锺书写道，才二十几岁他年纪太轻，资历太多太长，“装不进去”，因此在关键性的时间衔接上遂只能含糊其词。 比较难但真正让人观之动容如杜甫“观者如山色沮丧”的其实是时间的强度密度这部分，它当然是看不见的，只能通过人的专注如矢、人的沉静于手中工作、人熟稔准确到成为优美如流水如行云的操持动作中感受出来。这样的准确不分神，与其说是心志的、眼神的、表情的，不如说是在身躯、在肌肉乃至于最末端的指掌之中；不只是精神的，还是生理的物质的。我自己是个写不好字的人，诸多笔法的转折变化有着心知其意但一写下去就撞墙的障碍，便只有一种时刻你能履险如夷的通过，简单自然到几乎不费力，那就是在刚临完比方石门铭、比方颜真卿褚遂良米南宫之后，然而这样美好自得如大书家附体的时刻远比花开花谢还短，你一边继续写着一边就知道它正从你指尖逸去。这是一种极其奇妙的记忆，短暂但具体的只存留于臂腕指掌之间，你感觉出它的每一回来来去去都只能微量的保留一点点，或说改变你的身体肌肉一点点，微量到通常不可察觉（只在你感受能见度最好最晴朗的片刻），如同物理学者说每天每时有数不清的中微子穿透过我们身体，只偶有一两类恰恰好卡在骨骼关节处留下来一样。所以，这种你一看就知道是对的、是淋漓酣畅的动作，并非一定得是很激烈的很大幅度的，并不见得非是盛唐当年挥舞剑器的公孙大娘，或网球场上乘胜追击、飞起来一样（我女儿谢海盟的素朴形容）的费德勒，在静静坐着轻挟棋子的羽生善治身上，乃至于一名厨师、一名木匠、一个真正在看书的读者，一样能让我们看到那种仿佛凝聚成一个点、一丝力气也不散失不岔开的集中。小说史上最会写这个的人之一是海明威，卡尔维诺讲海明威小说最好的段落便是人专注在手中的工作里，“把船划好，把鱼钓好”，一次只做一件事，让时间噤声，让世界袖手在一旁等你；百姓有难匍匐救之，如果要救国，那一样要专心把国救好，匍匐（不管是跌跤抑或爬行）只是必要的、或说难以避免的狼狈动作而已，如当年天下尚未靖平、头洗三分之一就湿淋淋冲出来的周公旦，这并非不雅，此时此刻这远比优美自盼的台步、比有型的头发、比还记得要先戴上墨镜更好看不是吗？汉朝末年这样子席地念书的管宁，便看不下去他那名有热闹就凑上前去、假装读书但一心想跻身权势荣华场域当演艺人员的老同学华歆，管宁毅然跟他切断草席一人分一半绝交，我想有很大一部分理由直接是美学的，管宁必定以为老友的这样举止姿态很难看很不雅观，就跟我们天天在电视荧光幕上看到的一样，如果是熟人，你会假装不认识他。 话说回来，如果这样一个把船划好把鱼钓好把国救好的人，同时在容颜上又帅气美丽不是很好吗？年轻时你会喜欢这么想，如武侠小说里的青年侠士侠女，集天地钟秀和世间一切奇遇于一身，就连摔下断崖身中剧毒都有便宜可占，赚到一部秘笈、一柄上古神兵（硬度不足的青铜兵器吗？）、或一位美若天仙却舍己救人的红粉知己。但年纪愈大，你愈来愈无法这样奢想，不是因为几率问题，而是这两者在人性层面以及在社会现实里的扞格问题，不是因为这两者一定不共容（几率上是可能的），而是你逐步知道这过程中的诸多危险，让人看着提心吊胆。 此时此际我自己回头想，如果我的身高当年顺利长到一米八五左右会怎样？这让我想来不寒而栗，是一个天可怜见还好并没发生神迹的梦想——我从小学一路打球上来，先是排球棒球，然后才是篮球。我自知比较占便宜的是手眼和身体的协调性，好一般水平一点点，比较容易上手容易有个样子，麻烦的部分则是太早发生的近视（所以我排球打得比棒球好，小学曾打到县代表队，因为球比较大），以及身高，一下子窜到六百度的近视和很快停在正好一米七〇的身高让我伟大的运动人生戛然止于..初中二年级。多年之后我读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名作《兔子，跑吧》，从第一页就见到了这一美梦成真的可能荒怖样子。小说的第一个场景是午后的街头篮球场，二十六岁的兔子安斯特朗叼着烟穿着双排扣褐色西装走过，安斯特朗身高六英尺三，约一米九，结了婚有了女儿，在当地零售店里负责推销名为“魔力削皮器”的天晓得什么玩意儿厨具。安斯特朗曾是县里的篮球名将，高二那年他创了乙级篮球联赛的得分纪录，高三时又再刷新一次并保持了四年之久，他牢牢记得自己打第一场校际赛就拿了二十三分（23，神奇的质数，日后篮球大神迈克尔·乔丹永久欠番的背号），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个下午他脱了西装下场，把几名不知他何许人的小鬼（“他们并没将他遗忘，而是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这比遗忘更令人难堪。”）海扁一顿，回家路上他把一包烟投篮般扔进垃圾桶戒了，同一晚上，他开了那辆有钱老丈人半卖半送他的五五年福特离家，对着地图但半是迷途的开了一整夜车最后折返，是的，兔子跑了—— 一米八五，尤其在三四十年前人们身高稍矮的时日，的确有机会让某个人打出不错的、可无怨无悔的篮球人生，但绝对不是我，我还缺的东西多了，包括速度、爆发力、表演欲、牛皮般的求胜意志、不胡思乱想的专注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一米八五只会让我在球场上游魂般多徘徊个五年十年，初中校队高中班队云云，多一串眉飞色舞的回忆，因此，可能日后还变得爱喝酒爱吹牛爱跟人打赌并且每期签运动彩券也说不定，不止人生，连心性都会变。 事实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学校，你如果身高一米八五，球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打都不行。我初中时同班副班长的黄姓老友，小学时曾是北县金刚队的王牌左投，有一颗幅度很大的下坠球，就因为这样，学校棒球队从第一天就锁定他，体育组长绑匪般要他记大过还是当投手二选一，弄得他父亲天天到学校来解释来吵架来谈判，闹剧持续了整整一学期。老朋友日后念了辅大大传，选择了卖钻石珠宝，人生之路有点怪怪的，但除了年华老去再投不了球了，好险应该过得还不错吧。 所以说一米八五对我会是什么？我想不会错的，在还不自知、想都不晓得该怎么想自己的成长岁月前期，它必定是女妖塞壬歌声般一个甜美到不可能拒绝得了的诱惑，想想，它能让你逃离课堂逃离考试，逃离彼时动辄得咎的所有限制，让你享有特权，让你得到自由外加一堆越界的美梦，更棒的是这一切全部是合法的、被鼓励的、带一身荣光而来的（“兔子了解这种经历。你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最后到达顶峰，大家都为你喝彩；你眉毛上挂着汗珠，视线有点模糊，可四周一片欢腾，让你感觉飘然上升。”）；然后，随着真相逐渐显露（一米八五还是太矮，除了一米八五之外你仍不是那块料……），它会一分一分沉重起来成为负担，成为骚扰，让你很难安静的、从容的发展自己，保有其他的想像，缓缓找出你真正最会做又最想做的那件事，诸多的可能性才刚冒出头来，最需要你耐心跟它相处，但你总又马上被叫回球场去打一场凉掉了的、拖拖拉拉的球，这些可能遂只能萎缩掉跟没发生过一样；最终，等到球完全放弃你了，徘徊不去的反而变成你自己了，它成为某种梦想的废墟，停顿并风化在你伸手可及之处，就像兔子安斯特朗的街边篮球场那样，你总不由自主的会逛回去，但那里只有几个你不认得他他不认得你的小鬼，二十六岁在这里已变成了你来干什么的怪叔叔怪老人了。 五十岁今天，我当然并不确定我是否真正做着自己最想做或最会做的事，命运鬼使神差的确永远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这不由自主成分；但至少，我以为只被身高来决定是很荒唐也是很危险的。 一样，我想人长得太好看，在人人称羡同时必定是很辛苦的，是上天一个不怀好意的祝福，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铺天盖地猎杀俊男美女的时代。如今，美丽已不只是要件了（你会唱歌而且你必须美丽，你会鉴识凶器上的微量DNA而且你必须美丽云云），美丽还单独成立不必再配备其他任何能力，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必做不必会，你就每天二十四小时在那里美丽就行了。这其实就是今天台湾所谓“名模”的真正定义，她们不是歌手、不是演员、甚至不用走伸展台（台湾没什么时装工业可言），她们就只是自身的存在而已，存在即真理——很抱歉，这让我又忍不住想到钱锺书， href='2619/im'>《围城》，写方鸿渐从欧陆回国的船上，长日漫漫穷极无聊，他们为那名成天穿着泳装卖弄风情的可敬女士取了个绰号就叫“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但仔细想想这不太对，决定改称呼她“局部的真理”。 然而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事实不可能真是这样，即使再浮夸再看似云端里的行业，都有它具体而且沉重苦涩的真实一面，都得有它日复一日要求的工作，就像卡尔维诺告诉我们的：“我们所选择并珍视的生命中的每一样轻盈事物，不久就会显现出它真实的重量，令人无法承受。”事实上，我以为要让自己一直停留在云端上美丽本身就是最困难最苦涩也最荒芜的一件事，它除了要应付现实里无上无休的窥探、骚扰和侵犯，要抵拒更年轻更美丽同类的无法甩脱追赶之外，你还要对付时间。时间这个我们不可能击败的恶魔，有它程度不一的宽容或严酷，其中它最敌视最没耐心的大概就是美丽了，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你要尽力挽留这位和时间最不共容的美丽女神，你的服侍工作是做不完的，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如同上了一艘奴隶船”。我曾在从奈良到京都的电车上和一名打扮自己的高校女生对座相望，依我看，她上车前已在家做完一切所能做的了（稍后我才骇然知道这会吃掉她多少时间），而且她还这么年轻，这个年纪的脸自身是会发亮的。然而车过复原起来的千年平城宫迹、车过层层叠叠生长的丰饶太平农家、车过丹波桥（在此接京阪线时我刻意跟着她选同一节车厢、同一相对位置）、车过花瓣如蝴蝶成群停歇的大朵紫阳花藤森神社、车过鸟居蜿蜒上山几公里成朱色透光隧道的伏见稻荷大社、车过昔年幕府军决定性一败新撰组溃散的鸟羽街道、一路到鸭川畔祇园边的四条大站，这整整四十分钟她无暇看任何东西一眼，四十分钟才够她重新整好右边一边的假睫毛而已。这真的是一场壮烈凄绝到令人绝望的美丽战争—— 我们同样都是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可以用的人。由此，我知道了为什么美丽不再只是上天自在的、多出来的恩赐而已，为什么如今美丽会和其他一切才能不兼容起来，为什么美丽会变形虫般逐步吞噬掉人其他的可能。 我猜我也比较清楚了，为什么如今这么多人类历史行之有年的行业，专业技艺会不再讲究不再累积了而且有折返之势，人看起来总是表演的、是假的，如同迈阿密的CSI组员暨所有凶手尸体。 没有这么多俊秀美丽的人可供应怎么办？没关系，后天的努力更重要如一些好心鼓励人的圣哲所言，我自己其实满早就注意到了，如今所谓的俊男美女指的是某一种样子、某一类的装扮和行为举止、某一些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是人一种全新的分类，是可以加入的，只要你还年轻也愿意追随那一整套程序，并且不吝惜时间和金钱。美丽已建构起自身的工业王国并遂行高压统治，而且还一直伸手伸脚到其他专业领域来，它的确有个最动人的优势，在我们这个高速的影像传播时代，那就是人人照眼看得见，不像专业技艺，要看出它的美好你需要多一点点耐心，一点点专注和好奇，以及一点点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如果每个人都只有三分钟证明自己，美丽必然以压倒之姿大获全胜。 自由主义大师钱永祥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英式老绅士的外壳底下仍有昔日那位哲学系少年火热忧烦的心，他曾带着考试意味问我当前台湾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实践的困境何在，我回答他“电视”，这个把所有人时间切割成三分钟的东西，尤其是台湾天网般罩下来、无线有线不分、每一家庭都上百个频道、已形成人可以每天二十四小时生于斯活于斯老于斯虚拟王国的电视。老钱对我的俚俗答案嗤之以鼻，但我以为自己回答得蛮认真蛮好的。 自由主义最滑溜最暧昧难言，自由主义是最冷最不戏剧性的东西，自由主义没有一言以蔽之的真理和纲领，自由主义得相信时间、相信人耐心的发现讨论与改进不是吗？自由主义是我所知道和三分钟最不兼容的东西，三分钟的自由主义者是个惇论，但这问题我们无法在这里谈下去。二〇〇九年，日本可比万世一系天皇的自民党终于垮台，称之为“政权交代”，开票当晚我人正好在东京大久保甲隆阁小旅馆里跟着看，当然也是通过电视——我留意到大海啸中的一个小小浪花，那就是前一回小泉首相主导提名那一堆“刺客”众议员几乎全军覆没，哪里来哪里去。所谓刺客，指的是非正规军，不是原来的政坛中人，而是一群匕刃一闪般突然刺进来的全新人种，这些没做坏事（或说还没机会做坏事）、甚至人们根本不知其何许人也的新人，得在所谓的三分钟之内抓住选民的目光，这恰恰好可不暴现他们政治认知和才能的空白，他们只需要一个具说服力的资历就好（学者教授、主播、商界新星云云），但首要的共同特质仍不是这个，他们真正的最大公约数其实是俊男美女，对准日本选民长期下来从犬儒到虚无衍生出来的游戏心态。当然，这里所谓年轻的俊男美女是一种宽容的说法，系就当下日本政坛的规格而言，相对于如森喜朗、麻生太郎云云的脸，任谁都年轻美丽不是吗？ 然而几年下来证明还是不能这么搞是吧，即便政治已是普世瘟疫般最浮夸不实的行业之一了，看看法国看看意大利就连欧陆那些几百年民主经历的老国家都不见得有抗体，但政治还是有它的起码专业要求，有其最底线不可弃守的正经严肃，仍有它日复一日需要蹲得下去的工作得做。没配合其他能耐，又没意愿逆取但顺守的重新学习，同一脸，同一种表情和声腔，同一套表演，这种乏味的美丽是支撑不了三两年的。 对日本人来说此事也许是一趟新的民主经验，但这些年活在台湾的我们对此却知之甚详——事情根本是从我们这边开始的，早日本达十年以上，小泉只是想出刺客这一命名但纯粹是抄袭行为。如果日本人想知道接下来的事，比方政治刺客的试用失败会不会证明此路不通回归原状云云，我们可以正色告诉他们，不会的，失败的只是这一次、这第一批人，而不是诸如此类的思维和做法；它不会被弃置，而是会再改进，也许得更讲究一点其他能力或身份，也许表演（从竞选到国会问政）尚有进步空间，也许所谓的俊男美女得再提升其规格云云。社会这一面文风不动，电视还是电视，三分钟还是三分钟，从犬儒到虚无，我们并没在其间发现有任何遏止其势的迹象，遑论逆转；这绝不是政治领域的单独现象，它同时发生在每一行每一业，差别只是“热行业”比“冷行业”严重迫切而已，夸张点说，我们蛮全面蛮彻底的正走向一个业余化表演化的新世界。 这里仍然要再说一遍，不厌其烦，令人讨厌——所谓的专业技艺，指的并不仅仅是某种求生维生的无可奈何技术而已，这是人在世界一个踏实的位置，是你得以持续看待世界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视角，持续非常重要，只有持续才是进展的，才能慢慢看清细节，发现不同，让原来隐藏的一层层浮现，让世界不因为你自身的捉摸不定永远是一抹鬼影子、是梦境；这也是你跟世界绵密的、具体的相处所在，你跟世界的关系是双向的往复的，在你自身的进展中你能发现世界的进展，这极可能是人生活中所能发生最好的事。我们害怕的其实不是失败，尤其是某种你心知其意、本来就带着某种询问尝试意思的失败；我们真正比较怕的是某种虚空、一无所有和没意义，连成功都让人意志消沉如本雅明说的。所谓的日复一日，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获取、保存和拥有，我们（不管作为一个实践者或仅仅是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感觉到专业技艺的美好常带着难以言喻的幸福之感，或许正因为幸福是美好的实体化，让美好有了重量掉落下来，我们可以摸到它进而保存它拥有它。 我当然还记得这篇文字的题名是“主播”，这一直是个“热行业”，但如今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中惟不改令人称羡的世间名字？我们需不需要话说从头的从大众传播本质、从公共信息和公共知识、乃至于从人类历史几百年来的巨大变革说起呢？ 也许这首老歌能让我们内心平靖一些，这是收音机时代的，叫《怀念的播音员》：“虽然你和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温柔美丽的声音可爱——”唱歌的是一名这样的痴心男子，自苦的绝望的爱上那个有着美丽声音（但没真见过面）的播音员，他甚有风度的把这个情感收藏起来，决定“只有是怀念你”，还没开始就直接转成回忆。我小孩时候听“中广”电台，的确也相信全世界最美丽的人一定是徐谦或白茜如，因此，主播作为一种专业新闻工作者同时是美丽的人不自今日始，这老早就开始了，用抽象字眼来说，主播是聪明加上美丽。 有趣的是，这首委婉道来的歌，采用的是探戈调子，博尔赫斯不喜欢的戏剧性和激情，像动不动要亮刀子决斗一番。因此，在这样不忮不求的干净思慕中，我们很无聊的会察觉到一点暴力、一点疯狂、一点点我从我的老师朱西甯《八二三注》小说里记得的无聊大兵玩笑话：“闻其声欲食其肉。” 聪明和美丽哪个在前面？当聪明和美丽两者不可得兼我们取哪个舍哪个？如今我们整个世界向着哪一侧倾斜？ 我感觉如今主播正“小联盟化”——我的意思是，主播在新闻领域里仍是某种巅峰，但在一个更大更豪华的大游戏中，这个巅峰却愈来愈像个跳板、一种身份或资格，如同美国职棒二A三A的好投手，他们战绩彪炳，但没要终老于斯，他们真正的梦想是一通电话响起，上去大联盟叱咤风云一番。 我无意对日复一日播报新闻让我们知道的主播不敬，我只是担心这个不怀好意的世界，并一直相信美丽不只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有一名认得的年轻小朋友慨然有这样大联盟的繁华之志，她一度梦想并经营（作曲作词、学吉他、打扮）的是星光大道，星光黯淡沉落之后决定另辟蹊径，她今年考大学，志愿有两个举棋不定，其一是进入戏剧科系的直线加速道路，另一个就是当主播，她数名字告诉我们的那些早已不在主播台上的一个个主播。 网球手与吟游诗人 他是王。他是大师。他是罗杰·费德勒——二〇一〇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在这三句一组碑铭话语声中结束，这回倒没有哭的费德勒高高举起双手，和他的网球子民们致意。不，负责说出这三句颂辞的并非我们熟悉的诗人网球评论员许乃仁，而是来自澳洲当地大会播报员之口，许乃仁只是口译给我们听而已。如此辉煌到不像是真的的这一刻，我想，最该甜蜜到如大江一发不收的许乃仁一定有点闷有点不过瘾。 这回澳洲公开赛的异常荣光并不因为经历了一场凄绝悲壮的生与死对决，稍前温布尔登费德勒和罗迪克那一场、那最终仿佛只能由上帝介入决定谁输谁赢的第五盘才是（我承认，这也是多年来我个人绝无仅有心生“费德勒你好心放掉这次算了吧”奇怪念头的一刻，只因为此生此世罗迪克再不可能打这么好这么令人尊敬）；此番澳洲公开赛之所以动人完完全全是费德勒式的，让我们这些虔敬的、纯粹的网球迷好像眼睁睁看着、又仿佛一起置身于某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时空力量之中，把一整座拉沃球场从二〇一〇的现实澳洲墨尔本单独拔起来，温柔的放回到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去。我们任谁都眉飞色舞记得那样一个费德勒及其细节，只是我们误以为那个费德勒已是一个消逝的幸福时光，一个梦境。那时候的费德勒，他像风，像云，像但丁的“白雪飘降群山”，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珀尔修斯，穿着长出翅膀的鞋子，轻盈的浮起来，以至于每一名对阵的顶尖网球手都显得如此平凡如此笨重还如此矮小。而今年澳网我们看，先是休伊特，这个从去年温布尔登以来确有复活之姿、他自己也相信并重燃野望的澳洲老兔子，费德勒轻轻的以三盘球..把他打回原形，就像过去十四场球那样；再来是劳动楷模达维登科，总是什么大小比赛都打的蓝领好手，状况突然好到不像是真的，已连着好几个月所向无敌，我以为他正是这届澳网最好调的一个，如果大会赛程允许理应在决赛才和费德勒对阵才是，达维登科果然有个绝佳的第一盘并且又率先突破费德勒的下一个发球局，却忽然像雪融了一般，整整十三局球，相当于两个六比〇还多，六个发球局，如同陷身于一个谁也叫醒不过来的噩梦，又像置身故国春汛叶尼塞河水泛滥的西伯利亚四顾无人寸步难行；然后是法国特松加，他力大无穷但可以细腻处理小球，基本上也心思沉稳，又加上澳网一直是他幸运之地，惟至此费德勒已完完全全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的费德勒了，以至于可怜的特松加看起来更像个会外赛上来的第一轮球员（三盘球没拿到一个破发点）；最后就是莫雷了，英国安迪，这位能发能跑能穿越能上前截击也能底线硬碰硬的年轻人，最特别是他看似松垮但其实灵活无匹的右手腕，在以力相向如炮弹的近代网球场上，这样宛如瞄准器狙击镜的好手腕是上天仁慈但悭吝的礼物（只是恰恰好人类网球史上最先进的那一副好死不死在费德勒右手上）。我们得说，即便扛着一百五十万年（该死的费德勒开的玩笑）的老英国历史重负而来，莫雷其实并没紧张僵硬失常。他正像那名特地从英伦三岛越洋赶来、如同等待彗星日蚀世纪天文奇观的母国球评家所说的“打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比分看起来最差的首盘（6:3），但费德勒兑现了他稍前“一定打得非常积极主动”的诺言（针对过去莫雷的少年法西斯批判，谢谢指教），恢复了他久违的二〇〇六～二〇〇七那样子打，费德勒的抢先变线是人类网球史上的一项艺术成就，他不早不晚总是在对手心念才动的那一刹那间不容发穿透进去，时间感准得跟针尖一样（蝴蝶般飞蜜蜂般刺），这是最残酷打击对手意志力之处，觉得自己赤裸裸的毫无策略毫无秘密可言，接着，整个对峙状态豁然一开如天起凉风，费德勒开始使用整座球场，沉重的网球瞬间挣脱了惯性卸下了力气变得捉摸不定，球速也许更快更利，却同时飘忽起来，这时候所有人屏息知道这球场已不再是球场了，它是一个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再有对抗了，而是统治。我们看到莫雷不间断的打出好球，但每一记好球都像费煞苦心倾尽一切所能，带不起振奋，只有疲惫和沮丧，老天你需要多少个、多密集的好球才能走完这道重重险阻不见尽头的长路漫漫？你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却一无机会这是怎么回事？我猜想，这一场球莫雷可能刻骨铭心的发现一个事实，过往他距离稍远而且时间阴错阳差体认不到的朗朗事实，原来传说从头到尾都是真的，原来人类最崇高的网球成就不是一个荣衔而是确确实实的技艺，原来费德勒每一样都比我好而且正正好压住我，坚固到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突破、可以改变这样窒息关系的点。我始见沧海之阔费德勒之奇，就像《庄子·秋水篇》里那个原以为自己已经够大、乘兴抵达浩浩无垠水天一色东海的河神，这不会让人愤怒，即使摔球拍也只是某种爽然若失，某种自弃和悲伤。我以为一直有点年少不知节制的莫雷，之所以在事后颁奖台上讲出“我可以像罗杰那样子哭，但很惭愧我没办法像他打得那么好”的这两句话，正是如此的苦涩成长告白，其间有进步的成分，但愿如此。 从比数看、从比赛耗用的时间看，这样状似没拼的球好像可以要求凭票退费，但即使是还花了大笔旅费的那几位英国球评都不会这么想，他们来的时候是兴冲冲的英国人，回家时则是幸福的网球迷，回归和你我一样网球共和国的公民。一如澳洲人知道费德勒又再一次刷掉了他们的休伊特，一如同为苏格兰出身的斯诺克传奇球王史蒂芬·亨得利爵士亲口承认，他当然希望莫雷可以赢，但他是费德勒球迷（所以说大英帝国得继续善待苏格兰人，在莫雷拿到大满贯头衔之前绝不能让苏格兰独立建国）。这说明国族意识是多神经、多没程度的东西，在真正美好的价值和事物之前，它只是博尔赫斯说的某种幻觉，晨雾般在第一时间就该消失掉。 好看的球不见得非打五盘不可，不见得要四盘抢七外加一个烈日酷刑般的长局，这样的球也可能很紧张但极乏味，在桑普拉斯已逝费德勒未起的那一两年空当我们不常常这样边提心吊胆边骂人吗？就像那种冗长沉闷的推理小说，其实你想知道的就只剩最终凶手究竟是谁而已。我那个比较冷比较酷的网球迷女儿总说，太阳这么大，干脆人道一点大家快转跳过从抢七、从第五盘开始打吧，必要时猜拳也行；费德勒三比〇的球仍这么好看是真正的好看，是不依赖胜负张力加值的纯粹网球，你不是在等结果而是丰饶的一个一个球看。说真的，如果纯从网球技艺的惊心动魄程度来说，费德勒耗用五盘的赢球方式通常反而是不完美的，说明这家伙又半途神游去了，就像他二〇〇六～二〇〇七时也戒不掉的第二盘梦游症一样。也许他最好的球赛（我们妥协点人性点）是三比一，也许他若有所思的漫游正是费德勒神话风格的一部分，也许有些挑战有些泥淖我们才得以多见识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处理困境和各式应变之道，逼出几个让人惊呼的好球出来是吧。 今年澳网之后出现了两种主要的预言，一则比较平实可信，是“费德勒的统治仍看不到尽头”，另一则就像黄金价格会涨破三千美元或人类末日在二〇一二年一样，比较像是江湖术士的哄抬，断言费德勒会在今年四大公开赛全拿，继拉沃之后。还记得二〇〇八年初的相似预言吗？不是说好纳达尔和莫雷两人即将连手统治这个行星吗？当然，未来也许真的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哪天我们一觉睡醒霍然发现黄金挂牌每盎司三千美元、纳达尔和莫雷分居ATP排名一二而且费德勒还同一年完成四大满贯，不用说这绝对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了。但我们是理性犹存的网球迷兼人科人属人种，怀抱梦想但脚踏实地，我们会正确的从这样满天飞舞的预言中解读出此时此刻的真正讯息，二〇〇九法网加上温网是神圣的、镌刻金石的，以两个伟大（四大满贯收集完成+十五座大满贯头衔）赋予费德勒历史荣光；而二〇一〇澳网则是温暖的，网球迷念兹在兹的悬念，那就是——那个费德勒回来了，别来无恙。 说一名网球手在二〇〇八年拿下美网、法网温网亚军、澳网也依然打到四强是落难、是日已西夕、是生涯的谷底，本来是很奇怪的，但费德勒除外，他的地狱是其他任何一名网球手做梦都会笑醒的极乐净土，这样的诋毁其实源自于尊敬。我个人的看法是，二〇〇八一年的费德勒的确有让我狐疑不定的地方，我一度以为他太快变得保守，只想等待对手失误而不想冒险致胜（瞄准边角用力挥击的致胜球总有毫厘之差的风险），固然费德勒奇快但不觉其快的诡异脚步（判断力的提前起动加上舒畅的运动力）几乎每种球都跑得到，费德勒手腕的各式旋转控制也几乎每种球都能轻送回去，但这样状似不花力气的打法其实反而比较耗时也就比较累，更糟糕是帮对手练球，让他可以好整以暇缓缓打出形态、节奏和信心，有机会进入到某种从心所欲、见神诛神见佛灭佛的仿佛无敌状态（打过球的人都知道偶有这么一种时刻，梦寐以求，足球王贝利描述过，神奇出现在他十七岁世界杯决赛和地主国瑞典那一战，而且是零比一落后时；魔术师约翰逊形容篮框会“大得跟个游泳池一样”；大联盟的打击手则不只一个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你连棒球上的红线和针孔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快速球好像停在那里等你打一样，等等），费德勒到底在想什么呢？但二〇〇九的法国罗兰·加洛斯红土给了我们答案，他在看来已全能已穷尽的网球技艺寻找一种新的打法、一种更轻盈的可能，其中最有趣的是切球。这一点许乃仁说得很正确，去年的法网费德勒成功的把切球一艺翻新到另一个境界，是人类网球史上切球2.0版正式上市。我们都知道，下旋切球（尤其是正手）是已然完全停止研发扔进仓库的淘汰物品，除掉网前截击，它只有处于防御的、挨打的不得已时刻才拿出来，借助它不必拉拍的动作和空中飞行的延迟来过渡一板挣回失去的时间和空间。也只有在费德勒极少数人手上还有些积极性作用，以其速度和旋转的改变来迷惑敌手并且创造节奏的松紧疾徐，好重新控制比赛的进行暨其主导权，避免双方底线对抽隧道般进入到只剩力气大小、宛如西部牛仔掏枪决斗的听天由命野蛮状态。下旋切球最有效的地点是温布尔登的美丽青草地，有生命有呼吸有个性的小草会让切球产生细微但诡谲的滑动，这正是老费在温网霸权的专利性优势，也正是昔日女王格拉芙（她是最后一个反手切球打得比反手抽球多的人）的专利性优势；下旋切球最有效的时刻则是双方兵疲马乏的球赛后半段，它低迷的弹跳以及回球的物理性下折角度，要求回击者得确实的蹲低身体，对于已然疲惫发软的膝盖和僵硬失去弹性的大小腿肌肉是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那些身高一米九两米的高个子，过去我们若细心点不难发现，如果网球只打一盘，已退休含饴弄夫的林德茜·达文波特会是格拉芙之后的不动女王，她蹲得下去的首盘几乎是无敌的。 二〇〇九紧接着的温网证实这不是我们的幻觉，甚至已不再是费德勒针对缓慢、海绵般吸收弹力红土球场的策略而已，费德勒正反手都切，不止让球失速的坠落网前，还狙击的飞向底线，不只用于让对手抓不准弹跳的诱发失误，更神奇的是直接化为箭矢弯向两边底角致胜，而此刻对手人明明就守在底线并未上网，但球却像找到自己回家的路般毫发无损的兀自飞行、通过、落地，这应该是网球史上最慢最轻也最优雅的致胜球了，我们该怎么用文字重现这彩虹般美丽不祥的切球呢？博尔赫斯会建议用拜伦：“她优美的走着，像夜色一样。”它不会快，因此得非常非常准确，准确到带着某种冻结时间、整个世界停下来等它的奇异流水之感，角度和时点一闪即逝如春花如朝露更如错觉，而且小得仿佛仅容就这一个球大小堪堪通过旋即关闭，这是网球天文学家费博士找到的时空虫洞。我女儿谢海盟（她是我多年惟一的网球交谈对象）直接讲老费已改行打羽毛球了是吧，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约翰·马克安诺曾经在这里这么打过，如飘瑞雪如舞梨花（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说赵子龙的枪法），但困难的程度已不一样了，球速每快一分，你卸除力量改换路径的难度准度便相应的升高五分十分，这里是等比级数，不是一二三四齐步走的等差级数。 抱歉，我忍不住要把这个切球神话视为一个寓言，正如同卡尔维诺在《轻》的演讲文稿中把珀尔修斯的神话视为寓言：“它喻示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写作时可以遵循的方法上的启示。”——卡尔维诺文雅的指出，他有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硬化成石头，是一种缓慢的石化过程，尽管因人因地而有程度差别，但无一生灵得以幸免，就好像没有人可以躲过蛇发女妖梅杜莎的冷酷凝视一样。网球世界也是整个世界的其中一个国度，一样在硬化石化，制造出来一个又一个铁板模样的网球手，我们亲眼目睹它发生，还不无绝望的相信事情不会回头，黯黑的力量和速度会宰制一切，压迫得人难以喘息，留给美，留给技艺，留给丰饶、变化和可能性只有死角般的空间。卡尔维诺以为惟一的可能解救之道，只有人智慧的活泼灵动（“每当人性看来注定沦于沉重，我便觉得自己应该像珀尔修斯一样，飞入一个不同的空间。我并不是说要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改变策略，采取不一样的角度，以不同的逻辑、新颖的认知和鉴定方法来看待世界。”你不觉得他也是在说费德勒吗？），这正是费德勒为我们做的，不是回到博格云云木头小球拍那时候那样子打，单纯的复古那种相框封存的美只会让人忧郁，费德勒是英勇骑上这样海啸般的强力与高速浪头，驾驭它拆解它并借力于它腾空而起，让我们眼见为信指证历历的看到，原来野蛮力量是打得倒的，而且可以这么容易这么举重若轻的就打败它，野蛮力量的真面目原来这么粗陋、笨拙、手足无措，暴现出一个又一个弱点和限制，化为微尘，“消融这个世界的坚实感”。我很早就注意到谈论费德勒技艺的文章最常被使用的一个字是grace直译为优雅，但这同时是一个宗教的、赞颂的、感激的字，指的某种神恩、某种应许、从天上照下来的一道光，云中射金箭，有色彩有温度还有殷殷叮嘱揭示真理的智性声音如悬浮跳动的埃尘微粒。是的，人心在最根本处仍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没办法说得像卡尔维诺那样准确有条理，我们可能知道得晚一点，但我们有着一样的向往、梦境及其忧虑，人智慧的活泼灵动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样会认出它并且相信它。 有关费德勒我个人也有个神准的预言，老实讲这辈子从没什么事这么准过，那早在二〇〇三年，应该就是他此生第一个大满贯决赛当晚。彼时桑普拉斯已带着他天上掉下来的最后美网头衔含笑而逝，好看的只剩一个余晖般孤单的阿加西（他们两位的梦一样对战组合仍是最好的最欢快的，远胜之前的博格/康诺斯、博格/马克安诺，也远胜如今的费德勒/纳达尔，地老天荒，无与伦比），当然也有不断刷新发球速度纪录碰碰作响的罗迪克，还有满地乱跑的澳洲野兔，但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景观非常荒芜，费德勒仍杂在一堆名字F开头R结尾中间随便组合的男网球手中分不清楚。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我女儿谢海盟似乎认出他来（她原来颇喜欢另一位F开头R结尾的西班牙“蚊子”，瘦削忧郁的费雷罗），小心翼翼的探问，这个费德勒可不可能是下一个排名首位的人？也许关着门没外人什么事都敢做（所以说君子慎独），我当时血气一涌接近发神经的回答是，可能不止这样，我认为他极有机会是网球史上最好的球员。今天路人皆知才说这个没要取信于任何一个人，也完全知道说出来没什么好下场，案发当时只有直系亲属的证词显然也没什么法律效力可言。我想记得的只是最原初的惊喜悸动，这不是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找到了，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因为你心中有事有某个应然的图像，这指引着你去找去注意去比对，你灯火阑珊的也就有较高几率看见它，如此而已。我仍然认为有关费德勒最伟大的预言来自卡尔维诺，他一九八五年写下来却来不及说的哈佛大学诺顿讲座演讲稿《轻》，网球迷会相信他是一字一句看着日后费德勒打球写的，尽管当时老费本人还只是个十五岁的瑞士小B羊而已。这是一篇清朗明亮温暖但不易真的读懂的文字，是一名真正的智者积其一生的最终从容不迫发言，但我相信网球迷有个极动人的优势，你心中记得费德勒，封锢的文字大门会一扇扇应声打开如闻听咒语，干净的文字会重新装填回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成为亲切的话语；不止《轻》，还有接下来的《快》《准》《显》《繁》，网球迷看到这些篇名了吗？它们组合而成的完整之书名字就正好叫《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今天我们身在太平盛世的网球迷怎么说都应该人手一册才是，而且书价才台币一百八十元，很便宜的。 从二〇〇九法网温网到二〇一〇澳网归来（他其实哪里也没去，只躺在家中沙发上，但我们从俗）的费德勒，正式永久封闭了一个老话题，却也重又掀动一个老话题——前者是，究竟谁才是所谓的“网球山羊”；后者是，怎么样才能打败费德勒。 所谓的山羊，GOAT，是一个缩写的密码之字，原形是Greatist of All Time，史上最伟大者，天下第一人。按理讲，这是个常设性、每阶段更新的至高位置，如果有新人越过前人，那就拿着梯子把名牌给换下来，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事实上它并不是比较得来的，更是一个长可二十年三十年完全不谈的话题，除非有个那样的人出现了，否则它是悬空的，甚至就从缺。网球史上这一话题最热切如不及如探汤的一刻正是因为费德勒的降临，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这两年，我以为光从物理性、科学性的温度测量，大概就足以确定谁是这头山羊了，就像CSI的葛瑞森组长说的，人心捉摸不定，我们只有跟随着科学证据往前走。 此外是绝不可少的美学问题。你要打败全天下所有人，惟还得以某种华丽的、没见过的甚至想都没想过的方式赢球才行，辛勤工作浴血奋战同时，你还得时时飞起来，像《九歌》描绘的那样子踏着满天香气御风而行，只有你跟网球飞起来，其他所有人留在地上，呆若木鸡。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还记得伊凡·蓝道这个人吗？板着脸站定底线日复一日挥拍如一成不变劳作的东欧农户，他也牢牢统治过这个网球王国，尤其是一九八六、一九八七那两年，他四大满贯的战绩是吓死人的四十四胜三败，连两年囊括美网法网不动，生涯惟一缺憾的温布尔登草地连两年冲到亚军功败垂成，南半球不一样星空底下的澳网那两年较不受护佑，但也一次顺利打到四强，另一回则因伤缺阵（所以少了一败，眼尖的人会第一时间发现）。这是最接近费德勒神样二〇〇六～二〇〇七的时刻，但当时有人争论蓝道是山羊吗？事实上那两年的蓝道话题极无情也极不公平的指向全然相反的方向，自东徂西从南到北遍地是嘲讽、抱怨、嗟叹、宛如网球王国沦入黑暗时伐的难听声音，还不时间杂着虔敬的吁求，如同流亡巴比伦的旷野犹太人，要上帝赶快派个随便哪名儿子下来好心救救大家。心高气傲以为网球正受到亵渎的马克安诺，我至今还记得他怎么讲的：“蓝道有才华吗？他一整个人的才华加起来还没我一只手臂的才华多。” 所以说最伟大者不能只靠战绩，更不是不败。拳击台上最伟大的拳手公认是穆罕默德·阿里，他先后输过给佛雷塞（第十五回合那记宛如来自肯塔基老家的左钩拳）、输给诺顿、输给越级的斯宾克斯云云，并在垂垂晚年毫无机会的输给他昔日练拳手下的霍姆斯；真正不败的拳手是洛基·马西安诺，也就是电影席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试图扮演但不像的那个（没有任一个真正的拳击迷受得了那么假、那么外行、出拳那么不正确根本打不出力量、却满脸满地是血如打翻油漆桶还那么不专注有感情有内心戏的拳赛）。蓝道此人其气沉沉望之就不像山羊，但话说回来这可不是选总统，没有人必须因为他不是山羊而遭到讪笑、打压、迫害以及黑函攻击；踩下别人好让自己升高只是错觉，你仍在原地。The Greatist of All Time，这是一头如此干净喜悦的山羊，它的光亮只能来自宛如发光体的自己，我们找寻它发现它也是一桩美丽欢快的事，只振奋没仇恨。蓝道是一名很值得尊敬的网球农夫，就像小学课本要我们谢谢农人黎明即起流汗耕种粒粒皆辛苦那样；脸长得像一副扑克脾也错不在他，那是父母上代人的不是，他也像希腊神话中的火神，“他没有在天际间遨游，只是潜伏在火山口的底部，关在他的冶炼场，孜孜不倦打造精致的物品：包括给众神的珠宝和装饰品、武器、盾牌、罗网、陷阱。火神以他一跛一跛的步伐以及铁锤敲打的节奏，回应赫尔墨斯在空中的轻盈翱翔。” 抵死到最后一刻才心不甘情不愿投降承认费德勒山羊的，是那一批老山羊桑普拉斯的最忠贞球迷，我个人其实很喜欢有人这样，山川知故国，风露想遗民，深情款款不媚不惧，专志一心侍奉自己的神如韦伯称许的那样，不附和世界不抛却自己的记忆以及所有熬夜看球的时光和感动云云，这怎么说都是我们不断流失中因此更需保卫的德行。但老山羊自己开口说话了，桑普拉斯是这样一名谦谦君子，他认定费德勒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网球手，且绝不怀疑他很轻易会把大满贯头衔累进到十七、十八个。这样的事在我的人生里曾目睹过一摸一样的一次，那是在NBA球比较大颗的篮球场上，时间是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之前整整十年，东波士顿大鸟伯德和西湖人魔术师约翰逊，很像桑普拉斯和阿加西，既彼此对抗不断打出一场一场最好的球赛，又以各自全能无处不在的技艺仿佛把篮球推到极限了，但迈克尔·乔丹旭日般升起来，也是一样，包括我身旁几名湖人魔术迷仍负隅说着挑剔诋毁的话语同时，魔术师约翰逊对着电视镜头，做出一个下巴掉下来的夸张表情，告诉全世界篮球公民他本人是迈克尔·乔丹的球迷，一副天国已降临、你们应当跟我一起认罪悔改皈依惟一真神的模样。但我们晓得，最强大法律效力的证词往往不来自义人，而是来自恶人；最质地精纯的赞美，也不是来自桑普拉斯这样自谦与人为善的君子，而是来自不讲好话骂遍天下的坏嘴巴。这个人就是马克安诺，他一辈子靠球感靠天分而不用蛮力打球，数十年如一日相信自己才是最有才华的网球手，“才华”这东西由他一人垄断不分给任何人，但他也像圣经里那名捐出自己仅有两枚小钱的寡妇，语不惊人，但其实声震天地八方，马克安诺会得到祝福的：“费德勒是史上最有才华的网球手。” 今天，尽管山羊争议已平息，但是非对错仍不可不知——有不少人曾这么说，费德勒碰到的对手比较弱，不像桑普拉斯有幸（或较不幸）生在一个群雄并起的网球辉煌年代云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很简单就可一一列出来，纳达尔毫无疑问是网球史上最佳红土球手且不止能打红土，罗迪克正是科学鉴定过最快的发球手，休伊特的两腿完全不输张德培且体力斗志和韧性可能更胜一筹，乔科维奇拥有东欧高个子全部优点却有过去东欧高个子难能一见的协调性和柔软度，看似懒洋洋的莫雷拥有毒蛇般的手腕和爆发速度，南美洲大力士冈萨雷斯和德尔·波特罗的正手重击几乎打得死牛羊千万别让他们打出感觉，等等等等。网球世界，跟人类其他领域一样，永远有潮起潮落的景气循环，但这上头我是已故古生物学者兼统计学者古尔德的信徒，古尔德同时是个顶级棒球迷，他那篇探索大联盟棒球为什么不再出现四成打击率的论文是经典之作，我想不出有更扎实更让我服气的运动文字。古尔德一再说明，当某一个领域开发完成，技艺的进展已临界极限的右墙，其不变的征象便是进展幅度的急遽缩小和减缓，顶尖者的表现再难分轩轾，大家穷尽一切能争的不过是快〇点一秒、高一公分、多出半公尺如此而已。因此人人显得平凡，今天你赢明天我赢，球迷找不到可以持续信奉的对象，不像老时代，你放心认了贝比，鲁斯或泰德·威廉斯，他就高高挂在那里十年十五年不会下来，且星空般自动化为神话还子子孙孙永宝用。古尔德说，这其实不是技艺的衰败不复，反倒是技艺全面进展的不幸结果，我们的诅咒系因为我们自己其生也晚，被命运抛掷到这么一个鼻尖抵着极限的年代。 远看有点像阿加西的光头好手卢比西奇说过这样哀怨如诗的话：“我们拼了命才打进决赛，却都输给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费德勒。”——生在这么一个网球技艺公开化、全球地毯式搜寻天才小鬼、训练计划严密完整如生产线的当今世界，费德勒的真正美好无匹，其实不是一直赢球而已，而是击破了这个极限诅咒，把我们所有人解放出来，在完全看不见星光的城居年代重现古老辽穹的星空。当然不是对手不行，而是费德勒太好，是他让所有人显得没那么好。比较细心的人可能会一再注意到类似的啧啧怪事，比方说阿加西的对手总是较常发生双发失误，像是上帝特别钟爱阿加西，其实原因很简单很逻辑，一是第二发本来就可能不进，二是因为接球的人叫阿加西。阿加西极可能就是人类网球史上最好也最富攻击性的天才接球手（我甚至怀疑他正是回发球ACE最多的人），他一定侵略性的往前站，不待球真正弹起就全力出手，太弱太保守的二发等于找死，往往才发完球、身体还没回正过来发现球已赫然又出现在脚边，这个球确定是我刚刚发出的同一个吗？发球的人得保持一定球速并考虑进球点，很自然也就升高了失误率。阿加西的接发球效应引发的最美好结果，发生在桑普拉斯身上，桑普拉斯二发的质感和稳定性一直是罕见的精品，显然是一路对抗上来吃过苦头的进化成果。 网球世界看似优雅，有一点却是最残酷的，那就是它的比赛制度，除了年终八强首轮还有小组循环保证三场可打之外，全部采用单淘汰，输球回家，造就了无数悲剧——维克多·雨果的伟大小说 href='2081/im'>《悲惨世界》，翁贝托·艾柯如此说他笔下描述的滑铁卢战役：“雨果从上帝的观点来描述这场战役……雨果不仅知道发生了的事，而且知道可能发生的，以及实际不会发生的事。他知道，如果拿破仑得知在圣约翰山顶那边有一道深沟，那么米约将军的铁甲骑兵就不会崩溃在英军脚下，然而他当时的情报却是模糊的或是缺失的。雨果知道，如果给冯·布罗将军当向导的牧羊人指了一条不同的路，那么普鲁士军队就无法及时赶到击败法军……悲剧文学作品的魅力，是让我们感到书中的英雄有逃脱其命运的可能，但却未能如愿，原因在于他们的脆弱，他们的骄傲，或是他们的盲目。此外，雨果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晕眩，这样一种错误，这样一种毁灭，这样一种让整个历史为之震动的失败，难道是某种无因之果吗？不……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言，伟人的消失是必然的。某个无人可以反对的人，专管着这一事件……上帝从这里经过，上帝走过去了。’” Dieu a passé，上帝走过去了。但如果当年滑铁卢不是单败淘汰，而是像NBA、像大联盟那样七战四胜，获胜的会不会是拿破仑？——这里最有趣的是，虔信的人总想说服我们上帝是公义公正的，但所有打球看球的人全知道，上帝喜怒无常捉摸不定，如果我们希望实至名归的让该赢的人赢，就得拉长战线，用数量消除偶然，别让上帝插手，或即便如雨果所说谁也无法反对他阻止他走过，但我们努力把他的破坏控制到最低点。 谁不晓得费德勒已连着二十三次大满贯至少打进四强，而且其中二十次决赛，十四次一路到底冠军，除以四换算出来是整整六年时间。老天六年物换星移可以发生多少事不发生多少事？不可能全然没风雨没病痛，没片刻的失神，没一段时日的自我怀疑，没不恰当的亢奋或厌倦，没疲惫没莫名其妙的心思寥落，没有和女友米尔卡吵架拿网球拍互殴（借用老虎·伍兹的动人故事情节，依手中凶器，高球手和棒球员可能是最不合适劈腿的）云云，以及不可能不一再碰到的，尽管对手客观实力逊你一截，但那一场天时地利人和全到齐而且诸神护佑，忽然吃错药打来熊熊如地狱之火一般——网球场上，上帝岂止是从这里走过，他根本就坐在包厢座里长驻不去。我们隐隐察觉到其中有一道时间界线，如果说两年三年如此，那你是全世界第一，打败的是和你同文同种的网球人类；但长达五年六年？时间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你得打败上帝才行。 有另一个错觉我们顺便更正一下——桑普拉斯真的是不适合红土球场，他漫长且神迹般的网球人生（十九岁就摘下美网），只在一九九六年打入一次法网四强；但费德勒却是网球史上最顶尖的红土高手，尤其二〇〇六年后他连续四年打到法网决赛，换句话说，长达四年能够在红土打败他的，只有一个叫拉菲尔·纳达尔的怪人，而这个人恰恰好就是史上高出全部人一大截的最佳红土球手，西班牙红土帝国空前且让人怀疑会绝后的怪物天才，这不禁令人想到这是否正是上帝阻止费德勒的最终极最不光明手段。最清楚费德勒红土能耐到何种地步的就是负责挡他三年的纳达尔本人，二〇〇九纳达尔半途被索德林（也就是指着费德勒说，全世界绝没有人可以连续击败我十二次的家伙）截下，慨然知道此一上帝防线已告崩溃无险可守，举世淘淘再没任何一人可拦阻费德勒四大满贯拼图完成。纳达尔当下就向世人宣告费德勒大业底定。 红土与草地，如冰如炭，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天空中的猎户星座和天蝎星座，是两个“明显无从和解的东西”。网球历史上曾奇特跨过此一红海的先知人物，严格来说只有“冰人”博格，他的大满贯头衔一半温网一半法网正正好从中间剖开来，但奇怪博格几乎不会打快速硬地球场，以至于康诺斯和马克安诺这两个美国黑帮不良少年总每年九月以后等在美网澳网修理他泄愤，这一直是网球史上最神秘最令人费解的谜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费德勒了，今天带我们进入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的人。 费德勒是真正的全能网球手，因为他，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一次所谓全能的真正严苛意思。不只是形态上你能发能接、能正手能反手、能网前能底线、能扎根大地沉着重击又能轻盈随风满天飞舞而已，而是同时且同等的把每一门技艺都推向极限，每一样都优美但其实全是人间凶器（我女儿一向主张费德勒的某些球赛应该列为限制级，别让儿童看到，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对罗迪克、对休伊特的那几场球），每一样都坚若盘石无裂缝无弱点。当然，二〇〇九之后他的切球又一次改写全能定义，如盘石之上开出一朵奇异的花——但我们说真的，全能的发展其实是危险的，包括比赛之前，也包括实战时刻，大体上，这跟人类历史前进的大方向背反。 今年澳网途中，负责赛后球场访问的昔日美国底线名将科瑞尔是内行人，仿佛已提前看到了终点，他严肃的问费德勒你究竟如何维持体能和球技不坠，该死的费德勒说没有啊，我就只沙发上躺着而已。老前辈科瑞尔的反应，文绉绉不像人话直译过来是“你可真激怒我了”，但其实就是“你小子欠扁”、或“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揍人”——这个疑问，当下的根据当然是费德勒马上年满二十九了，无可遁逃正向着网球老年而去，再加上他才结婚又生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云云；但更深沉的好奇应该是，一名..同样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的网球手，要建构出这样无一遗漏的全部球技究竟得多少时间、工夫和心力？而且光练起来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耗用更多时间维修它调整它时时刻刻磨锐它，不能放它如李白《独漉篇》那样高挂墙壁上长青苔，而是要像庄子说的，随时抽出来都像“新发于硎”（硎就是磨刀石）般寒气逼人。你同时侍奉这么多个神，很容易四分五裂每个神都得罪。在今天这个专业技艺不断分割、深化、每一样都有人穷一生之力刺猬般钻进去的时代，当我们听到某人又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又是画家又是哲学家兼拍电影，金融风暴发生还能预言全球经济走向云云，你当下就知道了，这要不是个骗子，就一定只是个外行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之人，除了上电视，干什么都不成；也如同那种又卖洋食意大利面又卖和食亲子丼还有台湾阿嬷古早味的琳琳琅琅餐馆，你疯了才进去，是的，全能的另一面（而且通常就是这一面了）是平庸。一般所谓的全能球员，意思是力道弱那么一点点，速度慢那么一点点，角度钝那么一点点，都打不死人，永远在防御，永远在奔跑追球，永远在等对手失误，你自己不想死，基本上他也不能拿你太怎样。 这么多年冷眼看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几乎不可能击败费德勒的球员（我指的是大满贯赛、大师赛这级玩真的的球赛），也是坊间笑称“我恨费德勒联盟”的基本成员，正是这些所谓全能类型、没一招一式特别致命或至少非常诡异的球员，休伊特和达维登科（不过他这一年的平板正手很棒）是其代表。全能类型的球员一定要打败费德勒得再拥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你必须非常非常年轻，等他老，等时间缓缓发生作用，放心，一定有这么一天的。还有机会在今天就狙击般打赢费德勒的人通常是赌命之人，把胜负生死全数押在我尖锋乃至于畸形发展的就那一两种球上头，所有子弹全瞄准同一个点打，输球应该而且活该，但赢了可就算我的了。怪怪的阿根廷纳巴迪恩算这种人，他打一种不太正规的、旋转诡异节奏飘忽的独特网球，很容易引诱费德勒想一探究竟的深入他的战场，费德勒其实很轻易就能宽阔的以其他各种球击败他，但这里隐含着费德勒身为全能王者不闪不躲、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的微妙中世纪骑士心理；二〇〇九美网拦下费德勒的大力士迪波特罗则是较代表性的球手兼打法，他就跟你赌正手拍，专注的打球速打那种足以震飞球拍拉都拉不起来的浑厚力量，让旋转变化的时间和空间都压缩到最小，让局面单纯。当年其他方面什么都不太行、但铁骑冲击力道十足的北边蛮族就是这么灭掉文明的罗马帝国。 把拉菲尔·纳达尔也归入“偶尔击败费德勒的人”是有点不恰当也有点不尊敬，但他正是打费德勒的真正典范——用专注、赌博乃至于拼命已不足以形容纳达尔，他毋宁是某种压缩时间、向未来无限借贷、欠上帝一大笔钱（总是要还的）的破产式打法。纳达尔把每一场球、每一局球、每一个球都当下一刻就是世界末日那样子打，包括那种0比40落后毫无意义的球照追照救照拼，让自己永远保持着满载的、冒着烟的激烈运转状态，而且摆明了不给对手丝毫喘息、回旋、试探、换另一种打法的余裕。纳达尔表情十足但其实内心专注稳定，打好打坏看起来一样痛苦，他真正的奇迹是他的正手，不在于力气从不保留，而是这么用力这么匆促变形却能每个都这么准，十之八九正正好落在两个边角毫厘之际。然而看球的人惊叹同时也合理的感觉不真实，这怎么可能持续下去？你非得让整个人如一根永远绷紧到极限的弓弦才行，从技艺、速度、体能、心智到精神状态全部缺一不可，这其中有太多人无法自主自理的部分，也有太多最容易在时间面前暴现弱点、最快被时间无情摧毁的东西。著名的“铁链原理”告诉我们，一条铁链的承荷力不是总和不是平均数，而是取决于其中最弱的那一环，但凡其中一个环节挣断，一切到此为止。所以一名伟大球员的最终极技艺是学习如何跟时间周旋，让时间大神迷路晚一步找到你，迈克尔·乔丹年轻时投各种最困难的球，但日后球风愈发优雅舒适；所谓的优雅舒适其实是一种从身体到心智的全面柔软协调状态，这样才会降低失误，这样才不易受伤，这样才能持久。 一名球手受不受伤，一半来自上帝，另一半取决于自己；前者是运气，后者则是打球理解球的方式。 纳达尔的发球只是中等，而且系以他的年轻体能速度和打死不放弃的斗志来cover他其实并非全面精湛的网球技艺，一旦铁链挣断失去主控球场压制对手的优势，会像药性消退般弱点一一暴现，回归成为一般排名前十的好球员。纳达尔真的很像以前武侠小说和现代科幻惊悚电影里的杀手死士，借助某种秘药，把人用来活一辈子的能量提前叫唤出来，且集中在一两年内爆发殆尽。二〇〇八年末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体系溃堤般瓦解，资本主义允诺的繁华瞬间成一梦，而且是人人满身贷款欠债的噩梦；紧跟着，纳达尔提前衰老的双膝再支撑不住了，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但巧合如一则历史的沉重隐喻。我想起昔日又跑百米又跑两百米加四百接力还跳远的田径不世奇人卡尔·刘易斯，他光辉退休后，检查他身体的医生如此惊呼：“小伙子，你到底是怎么折磨你这两条腿的？”三十几岁的田径极速超人，有着六十几岁老人疲惫残破的两只脚——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在费德勒一轮明月股柔美似水的夜空里，纳达尔会一颗璀璨流星掠过吗？——荧惑，古代中国人把这个闪着诡异红光的大星视为不祥，预言战乱将起烟尘遍地麋鹿生于郊，它暴烈而来，惟天下复归平靖时随即隐去不见。 万一没有那样一个纳达尔了，谁来负责击败费德勒？ 我猜，之所以有人敢断言今年费德勒将全取大满贯是基于这个简单算式：二〇一〇费德勒等于二〇〇六+二〇〇七费德勒再减掉纳达尔。我自己倒无意这么乐观（或悲观，端看从哪边看），风雪不时地震频传海啸横越过整个太平洋世事捉摸不定，像我这个年纪了，害怕的事已不多，但喜欢为别人留点余地，免得彼此措手不及；我也仍会确实的想到，球场之外，费德勒仍只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小伙子，生命有他网球技艺难及的地方，永远有他练不到而且根本无法提前练的死角。尽管他戴起家乡的名表、穿着西装挥动球拍仍那么优雅自信沉静，但你晓得那只是一支拍得很漂亮、音乐节奏控制着你心跳的催眠广告而已。 谁来击败费德勒？放眼当前世界，大家很快发现，最实际（只有这样才保证能赢）却也最不实际（正好不会有这个人）的是某名来自无何有之乡的无何有网球好手，一个网球生化人。诞生于二〇〇六、二〇〇七当时，这个网球末日天使，得同时拥有马克安诺的球感，康诺斯的斗志，恐怖伊凡的发球，阿加西的接发，博格的底线，休伊特的快跑bbr>?9９lｉｂ.，艾德博格的截击，桑普拉斯的沉静心智，以及当年威力球大奖得主的好运气—— 怎么打败费德勒？很奇怪吧，其实不是没方法，而是方法太多，多到没人可完全记下来。尤其是二〇〇六、二〇〇七那两年间，人人费煞苦心提出破解建言，遂成为网球史上最厚一叠文献，甚至单独成为一门专业学问了。但我们回头一一来看，会发现它们几乎全依循一个固定书写格式，如聚斯金德鬼一样的小说 href='2391/im'>《香水》——一开始，它非常脚踏实地，从每一个实物、每一种特性、每一处可能细节真的寻访拣择提炼，好制成各种矿物系、植物系、动物系的香水；但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小说突然如朱天心说的“起飞了”，想像力惊心动魄的全盘接管，香味乃至于香水本身升华成为形而上的“东西”，它可以改变思维幻惑人心点燃每个人沉睡最深处不起的心事，还能把记忆完整溶铸成物随身携带如降服了时间沧桑（记得格雷诺耶有一瓶微缩了他年少修道味全部气味的香水吗？）；最终，香水成为一道光，一道通往至乐天国的路，救赎与毁灭已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了—— 打败费德勒的方法，便如此断开成两端。现实的这边较小较没自信也很沉闷，招式并不多，说来说去无非是，坚持打费德勒反手不管右侧空档看来多大多诱人、保持斗志不管正被宰得多凄凉、有机会没机会都拼横竖一死、把二发全当一发用力到底“除了脚镙手铐没什么可损失的了”云云；不现实的另一面可就好玩了，带着狂欢，话语里满满是笑声，读起来像极了拉伯雷捧腹大笑的 href='1225/im'>《巨人传》又像塞万提斯笑出酸苦泪水的 href='9612/im'>《堂吉诃德》，比方在他饮水中加点泻药，要他发带绑脚踝上，抓几只蜘蛛替他网球拍穿线，色诱米尔卡，美国运通卡找他代言（二〇〇四罗迪克以美网卫冕者之姿代言美国运通卡，超大型广告牌挂满纽约，却只打一天首轮出局），规定四大赛不得连选连任，请费德勒挑战一次世界重量级拳王—— 我印象最深的其中一篇当然也是如此比基尼式的断成两截，但有意思的是衔接两端的这一个环节，也正经也不正经，既写实又魔幻，书写者提出的建言是彻彻底底一种球路打到底，“让球赛保持极度的沉闷无聊”。他精彩的点出来，费德勒的球有美学负担，他受不了丑恶没想像力的赢球，他会浑身不舒服，会想变化、想制造各式美丽的球，会在每一次挥拍增加点什么，如此想东想西可能会掉入到他自我的全能技艺迷宫之中，也许就有机会了也说不定—— 是的，打最美丽的球，赢得好看，但美丽永远是最危险的，诗歌、绘画、雕塑、乃至于思维，还有恋爱，找寻美的人通常得付出难以掌控的生命代价。 二〇一〇澳网其实像极了老式故事的收尾，你看，王者归来，而且还结了婚生了再戏剧性不过的双胞胎女儿（故事里的国王总是生公主不是吗？），理论上应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谢谢收看。看着颁奖绕场展示金杯这一幕，我在想，费德勒这一场究竟像什么？是什么样一种似曾相识的故事？ 我想着多年前读过的一篇有趣文章，是著名的科学作家托马斯写的对吧，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忽然被一个念头困扰住，呼之欲出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像极了某个东西，但到底是什么？——整个地球看似随机无序，每个部分各自生长消亡，但却又彼此微妙的牵动联系仿佛有着意志；形状看似浑圆，却又奇异的不完美，讲不出是一个什么形，地理学只能赖皮的称之为“地球形”；它包覆着一层薄膜也似的大气层，有限度的隔离异物，却也容许乃至于无力抵拒某些东西进来，形成一个也脆弱也强韧、独立但又不由自主的个体，等等等等。某一天，他抬头看着黄昏的天空，如看向宇宙深处，忽然狂喜的想出来了，我们地球多像一个单细胞生物啊，没错，就是它，一个单细胞生物。 我也是那一刻才狂喜的想起来，费德勒这一场其实就是一个史诗故事，那种我们失落已久、不再重新生产也不容易再回头相信的巨大故事。 相较于才真正是充满困难、折磨、毁灭、被层层现实如蜘蛛网缠绕住寸步难行的现代小说，史诗故事壮阔、激烈但其实很简单，而且明亮快速如行云如流水，这两者的对比，恰恰好是其他所有网球手之于费德勒，两者依循着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和风格打球并展开球场人生，很不公平。史诗故事中的英雄打倒一个食人妖或独眼巨人，远比现代小说里和邻居老太太的一次闲谈更容易也更没风险（跟老太太谈话多八卦多危险啊？如福克纳小说，后来多少可怕的事由此发生）；他场场血战但履险如同坦坦大路，仔细算起来流泪的次数和总量还远比流汗流血加起来多（费德勒正是人类网球史上排名第一的爱哭鬼，输也哭赢也哭）；他总是凭一己之力奋战的孤独英雄（费德勒是最少雇用教练和一大家子训练团队的人），你却一再感觉他得天独厚众神全站他那边绝对是全世界妈的最好运的人，愈到生死存亡关头愈不必靠自己；他总被设定得通过一连串全人类最严苛的考验才能得到幸福，可同时这些考验又一一薄如纸轻如羽毛，幸福来得可真快，遥远高绝的荣光之地其距离和他家厨房差不多。莎士比亚的诗这么说：“你是个恋爱中人，去借丘比特的翅膀/翱翔于凡俗的枷锁之上。” 尽管有太多好心人一再想把我们拉回地球，包括他那位养伤中暂时不适合发言的好朋友伍兹（原来他娶的不是母老虎，而是北欧武松），每个人都以自身的深刻经验指证历历，你看费德勒那么顺、那么快、那么宛如亘古流光一抹的完美弧线挥拍勤作，其实恰好说明这需要多经年累月的苦练，是千千万万次沉闷重复同一次动作才能如此精纯不合一粒砂子云云。这些话我们从头到尾相信全是真的，但我们当下的感觉却仍不是这样。费德勒的网球人生不是一则励志故事，要励志我们得找靠近我们一点、相似于我们正常人一点的成功之人；而且话说回来，励志故事真真假假满街都是不是吗？费德勒触动我们的不是身体这些部位，他是重新揭示了某一个更大更明亮也更深藏的东西，一个尤其在现实人生再无从寻寻觅觅的东西，惟我们一直无法真正释然，一如我们站在山上站在海边站在空旷的地方眼睛总会看向远远某个不存在的点。只因为这其实不算凭空奢求，而是伍尔芙讲的，这本来就是我们生命构成确确实实的一部分。 话说，好容易有了史诗故事，怎么可以没有一旁吟唱的诗人呢？特洛伊十年战争和航向伊萨卡故乡时有荷马，找寻金羊毛的阿尔戈号，俄耳甫斯就坐船上甲板弹着他的弦琴，没有诗人，谁负责把故事携带回来讲给我们听？ 二〇一〇澳网，如果说有什么不尽完满之处，我和我女儿谢海盟的共同结论，那必然是，本来应该负责讲给我们听的网球吟游诗人许乃仁沉默了，把主述的位置让予技术解析的刘中兴，只负责点头称是。谢海盟远比我细心，她笑嘻嘻要我注意听，许乃仁的“是！”“没错！”多用力，多短促，多长带感情，把全部感情挤成一个点，一个单音，仿佛一下凿入坚硬花岗岩般火光迸射。 我们当然大致猜得到为什么，深情款款的许乃仁同时是球赛的评述人，两军对阵大战方酣，的确有照顾另一侧情感的高贵义务，但——这是费德勒啊，这是网球的幸福时光，这是庆典，是狂欢节。你知道，再传统再保守再森严没幽默感的统治者，都懂得宽容人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自在的、不必掩饰的、流泄的表达情感，做平常不能做的事，讲平常不能讲的话，进行平常无法进行的恋爱。神圣坚实的道德命令是人间之事，而这是天上人间的时刻。 是有人讲过仇恨是人最大的驱力，因此很多球员上阵之前会对着镜子催眠自己，培养仇恨情绪，努力把对手想成是杀人放火抓子夺妻而且有条三角锥尾巴的该死家伙云云。我们可以相信此一效应，但不必相信这是得拳拳服膺非此不由的真理。因为它终究只是暂时的、嗑药一样的，二而衰三而竭；有人更正确的指出，恨一个人最需要体力，仇恨其实最让人疲惫，而且更让人满心荒芜沙漠化，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是短暂兴奋的沉重代价。我们得试着相信，真正美好的东西一定是超越仇恨的，或更平实的说，会让你看到时忘记该怎么去恨人，我五十年的人生亲眼看过不少次这样像仿佛冰雪消融的美丽表情，瞬间眼睛回复光彩两颊有了血色。它有更动人更舒服的力量，尤其当我们只是看球的人而不是打球的人，我们召唤仇恨之力所为何来呢？网坛一直有这么一个传闻，证词包括很多被修理得灰头土脸、因为费德勒少拿很多冠军的现役球员，他们说你很难真心恨费德勒，甚至还有“圣费德勒”这个未经梵蒂冈教廷认可的夸大不实称谓。尽管这些人有着千百个再实际不过恨费德勒的理由，包括经济的、名声的以及只此一次的有限网球人生，最该如我女儿讲的，大家约好了在休息室里盖他布袋。 二〇一〇澳网场边最好的球迷手上海报，是某个瑞士人每一场高举的：“嘘，别讲话，天才正在宰人。”（对不起，我的翻译有点糟糕）意思是此时此刻毋需指指点点，放音乐就行了。如果你喜爱经典电影 href='349/im'>《教父》最后的经典那一幕，那你也一定会喜欢许乃仁讲游费德勒的深情款款咏叹方式——那是二代教父阿尔·帕西诺正式登基的那一天，画面是杀戮，但声音却是直升天上的教堂圣乐，是的，某个无人可以反对的人正掌管着这一切，上帝在这里，上帝从这个球场走过了。 我们也不妨回忆，那些已退休的一代代球王名将，从最早的拉沃算起，是怎么说费德勒的，老实说，每一个都比许乃仁更像球迷——没人说技术，没人谈策略，甚至没人真正在谈网球，人人两眼凄迷说着高中谈恋爱之后就没有再讲过的思心话语，包括愿意自己花钱买票去看费德勒练球…… 二〇一〇，我们等着看下一个大满贯会发生什么事，也等着吟游诗人许乃仁恢复过来讲给我们听。这是卡尔维诺为我们选的莱奥帕尔迪的一首诗，借花送给二〇一〇的费德勒以及许乃仁。卡尔维诺指出来，这诗的神奇便是从语言中抽除了重量，所以看起来就像月光，“在他的诗中，月亮出现不多，却足以把月光洒在整首诗上面，或是在诗中投下月亮不见时的阴影”—— 夜色轻柔明晰，无风 月亮寂然高挂屋顶上和花园里， 远处山峦一一展现， 寂寥而且安静。 噢，温柔优雅的月，此刻我追忆， 一年前，我来这一座山丘看你； 那时，我满心悲伤。 而你静静倚靠在树林上， 一如现在，洒满清辉。 噢，珍爱的月，在你幽静的光晕下， 野兔在林间跳舞…… 天色渐黯，深沉转蓝， 新月泛白之隙， 暗影滑过了屋顶和丘岭。 月儿，你在天上做些什么？ 告诉我你做些什么，沉静的月。 你在向晚时分升起，沉思于荒原； 而后，你沉落。 附记：二〇〇九年中，年轻秀异的书写者房慧真问我：“你会不会写费德勒？”我听出了半请求半命令的意思。快一年后今天，我发现自己再没办法寻回以前那样欢快不顾一切的笔调，有点感伤人果然会老。因此下不为例了，尽管写有关球的文字，饮水思源，原是我唐诺这一不正经的花名的真正来历。 术士 曹操美丽但不祥的千古名诗《短歌行》，应该还背诵得出来吧，至少其中某个四句一组，当年他是这么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相传，这首诗写于（或脱口吟唱于）赤壁之战前夕的某个晚上，地点时间乃至于情境都有，而且诗人手上还持着一支原是仪仗歌舞用途、稍后不幸成为杀人凶器的大槊， href='2203/im'>《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相当完整的重建了这个犯罪现场——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地点是渡江的北军旗舰甲板上，诗人兼凶手的曹操年五十四岁（相当于现在小说家朱天文的年龄），职业是丞相（或汉奸），在场目击证人一大堆大致上全是曹操手下的谋士战将。事发当时据说曹操已先喝醉了，立槊船头，奠酒长江，又追了满满三大杯酒，回想着自己这一生遂慷慨吟成此诗。本来事情到此欢快的高潮歌声中就结束了，但偏偏冒出来一个好心但白目的家伙扬州刺史刘馥，他挑出诗中四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批评曹操不该在大战前夕出此不祥之语，当场被曹操顺手一槊刺中要害而死，千古以来，这大概是创作者对评论者最激烈的一次反击，今天的诗人小说家咬牙切齿之际一定暗自羡慕可以这样。 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创作者，尤其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的创作者，更不要胡言乱语批评喝醉酒还手握致命武器的创作者——两百多年前华盛顿的爸爸，都知道不能责备只能夸奖自承砍了樱桃树、手握斧头的儿子不是吗？ 然而千年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指责或起码指出刘馥不懂诗、鉴赏力不足、文学素养太差云云，这有点奇怪，包括日后曹操的所有诗人同行比方说泛舟重返赤壁杀人现场的苏轼，大家都抛弃专业，不挺身护卫文学，宁可相信传闻当个入戏的电视肥皂剧观众。我猜，关键可能并不在于刘馥已为他的文学评论付出生命代价，而是紧接而来更大的、据说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的悲剧。五天后的三更时分，果然刮起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诡异的东南风，旗幡转动，旗带飘向西北，美丽景色的赤壁烧成人间炼狱，拙劣的文学评论反倒成为窥破天机的预言。当然，也因为死亡的人太多了，如斯大林所说一个人死是悲剧，百万人死则只是统计数字，刘馥的死亡并入了整个死亡统计之中，遂变得无足轻重了。 最终还有一个死亡发生，那就是诗的死亡——曹操写《短歌行》此诗是真的，曹操的渡江南征不成也是真的，但当我们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实紧紧扣在一起，用巫术的因果思维来理解它们，《短歌行》便不再是一首诗了；甚至，我们这么说应该并不夸张，全诗128个字只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四句，其他112个字皆被遗弃，只是用来掩藏、用来收纳一个毁灭预言的烟幕或无意义道具，不是吗？就连《赤壁赋》里，苏东坡想着的、引用的也是这样。 如果真要顺此吉凶逻辑来看，我以为，问题其实不在于《短歌行》这诗，而在于根本不该有诗，或者说，曹操根本不应该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想东想西干什么专心做个丞相——更根本来说，也许应该如柏拉图主张的那样，把诗禁绝，把诗人全数逐出共和国高兴去哪里去哪里。事情很简单，只因为所有像回事的、还可称之为诗的诗都是不祥的，至少都不难挑拣出一两句来为某个天灾人祸当替罪羊。诗的最深处情感是哀伤的是忧烦的，它总是从此时此刻流泻而去，或轻或重的碰触着生命无所不在的处处限制，包括能力的、机遇的、地理的、时间的云云，意识到孤独乃至于孑然一身的存在；经常，愈欢愉愈起劲会冲决得愈远，直到天涯海角某个真正无可逾越的高墙挡下它来，这就是死亡了，或者说人类真正独有的、异于禽兽那一点点不同的死亡意识，如翁贝托·艾柯所说有了界线才构成生命，生命这样才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可思索可计较的完整东西或说单位。因此，当生命本身作为对象被描述被拣拾被整理，总会蜿蜿蜒蜒的、或远或近的指着死亡，愈是欢快的诗，死亡的形状通常也就愈清晰愈逼近眼前。如果死亡被看成是禁忌的、讳言的，诗也就只能是不祥的、不恰当的了。 当然，每个人每种特殊处境下要求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在那个赤壁之夜（如果真的是那一晚的话），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流走的大江远逝的清风里那一轮确确实实悬在眼前以至于比什么都更像是幻觉的明月（农历十五，满月），有人则一心记挂着马上开打的战争无暇他顾。但横槊赋诗，如果那个晚上此种情境，曹操乘着酒兴慷慨高歌的比方是“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吉利是真的很吉利，但我想，我们会宁可选择不祥是吧，我也不以为这样就能够改变这一场战争的成败，会吗？ 千年后今天，眼前再没战争压迫我们了，这是我们的阅读优势，我们是不是该把被遗弃的另外112字给要回来，完整的、心无恚碍的读《短歌行》，看它有多好。 《短歌行》是四言诗，写在一个诗的格式已不必然是四言的年代（“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云云），它直接上溯诗经，其中有些句子更像是从诗经整块剪下来的，但它切割得更工整、利落，剔透。诗经里的诗行通常还是重复的、折返的，形成一种驻留不前的吟咏效果，让情感徘徊、迤逦、渐强，换字不换句仿佛各个角度耐心翻转摩挲成形成为实体，我们甚至察觉得出它原来完整连续的模样，相信它是被采集者修枝去叶再洗濯再整理的结果；但《短歌行》是纯粹的四言诗，射出成形，诗行全不回头，切线一样，对待自己几乎是残酷的，以至于对称得像结晶太完美的某种矿石，其间反射流漾的不再像是人的情感而是某种光线，全由直线直角所构成。我们几乎可以数学的对待它，甚至因式分解它，全诗128字恰恰好可用4一路分解到底——128先除以4得到32句，再除以4成为8组，八个单位，八个分别独立、如重新起头（本雅明语）的话题；每组16字再分解一次，就重新得到4，回到这四字一句的最基本单位，就这样切割得方方正正，没遗漏没碎屑没多余。 人的心思，人的情感记忆和渴望会长这样子吗？真的可以整理到这样演算吗？ 会不会有人由此想到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画？把曲线全拉直，把层次变化的色泽平板化成为单一色块，紊乱但有情的偌大世界包含树包含海浪水波包含转动着风车叶片的风（都是他本来最爱、一直画着的东西），最终连隐喻连象征连符号都没剩下，成为一张又一张压克力板或地铁图模样的东西。蒙德里安后来尝试使用较明亮的颜色乃至于光点，但这丝毫安慰不了我们满心的荒芜也救不回画的虚无。拉直、简化、固定，源自于我们不够完美的思维能耐，是我们想进一步认识事物（尤其寻求某种通则时）通常被迫实行的方法，因此，它宁可是不得已的，也不要是过度兴奋的；宁可每多往前一步都更迟疑一下、多意识到危险一点，而不要是加速的、理所当然的。 直线其实是曲线的隐喻，或直接说就是曲线的“速记”，本来为的就是努力保存着曲线的轨迹、形态和意思，更为着我们得以在总是有限的时间和思维容量里尽可能不遗漏的画成、并同时呈现更多条曲线；简化是高度精确的思维作业，为的是掌握繁富丰饶。而且，所谓事物的核心是一种认识概念，取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疑问，绝不等同于固定的物理性中心，苹果核并不必然比果肉更深奥更高贵更美丽，除非你的疑问恰恰好是生物的传种繁衍；我们所住的地球最深处也不存在足以解释我们缤纷生命的奥秘，事实上那里除了高热的、磁化的、沉重无聊的铁浆模样东西一无所有，只有极少数地质学者、物理学者不得不感兴趣。 曹操的《短歌行》当然不是蒙德里安的画，这么说吧，它比较像京都——日本这座一千两百年的绝美古都是人刻意建造出来的，起始于见了鬼、为躲避宫中鬼魂纠缠逃出奈良的桓武天皇，但这个原名宇太村的人造京城其真正形制是稍后学长安城整理起来的，街名一条二条三条到九条依数字排列呈方格子状；也就是说，这个最华美也最鬼影幢幢的古都有着全日本最呆笨而且名称最土气最没想像力的街道。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京都最基本的骨架子而已，并非其内容，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也不会如此循直线往前走，真正的京都在哪里呢？老京都人会说，在那些“鳗鱼一样曲径通幽的人家巷闾之中”，就像同样蜿蜒千年于城中、谁也切割不了的洋洋美哉鸭川。生命是曲线的、连续的而且总会找到它要的缝隙，只要我们不消灭它，给它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样很容易在格局方正的《短歌行》中找到这样一道又一道看似直线的隐藏曲线，找到一条一条鳗鱼，看得出来写诗的人胸口满溢，悲喜交集，心思游动得很厉害很辽远，酒精大概也发挥了一定的助燃推进效果，跟汽油一样。写诗的人应该不是平常人，他站在一个比平常人稍高的位置；而且显然还正杵在一个稍高的生命时刻，踌躇满志，因此说是霸图如梦赤壁战前的曹操相当合理。星辰下，涛声里，他时而在晏饮欢快的当下，时而半窥探半言志的看向仿佛已伸手触摸得到已近乎实体的将来，却在过去的时间里逃逸得最远如同迷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们不晓得两千年前当时人们有没有我们这样的传闻，说人在单身面向着死亡那一刹那，人的回忆就像是这样子，把他自己活过的每一刻巨细靡遗的重演一次，或更神奇更难言喻，线性的生命像一张同时而且完整打开的大图呈现于眼前。因此，真要说这首诗有何不祥，它最不祥之处就已在这里了，在于人心里忽然装不下盛不住如涌泉的太多欢快，在于此时此际确确实实但不知驻留多久的幸福时光，在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的繁华，你要不要就此放松开来顺流而去呢？至于后头月明星稀那四句一组，我猜那只是当时真的发生的事，一只大鸟忽然嘎嘎向南边飞走，把人从迷醉中打断，明月一轮，江风清冷，人抖擞一颤，世界恢复成它现实的偌大模样。 的确，我们又同时察觉到写诗的人是典雅的、节制的甚至还是严肃的，他会刹车，会收起情感，酒也醒得快，某些界线他不会跨越摧毁反倒以为有责任要保卫（因此刘馥的过失杀人事件我们存疑），他的终极生命图像是圣贤而不是仙人。此情此景，换成后世李白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我先动手为你捶碎黄鹤楼，你那边负责倒却鹦鹉洲，只因为周遭风景愈看愈不爽，又没制服妹传播妹一旁助兴（“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像极了两个喝了酒掀桌砸东西的有才华不良少年。真的，我们读李白诗往往就等这一刻，等他一次两次三次蓄足情感璀璨的爆发开来，怎么淋漓酣畅怎么奔流而去，这时他不会管诗的格律的，世界至此由他一人接管，遑论字多字少话长话短这等小事，像《蜀道难》，有五言、七言、九言，居然还有六言、四言以及三言，而且转换自如，没有规则，只有诗人自己的呼吸。 四言诗本来就是最稳定最笨重的，割不正不食。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束/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基本上只适用于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巨大而简单的东西”，盛装不下个人随时的、碎片的、捉摸不定的心思，因此与其说它是诗经的，不如说它是尚书的。当诗真正下到民间下到生命第一现场，当我们想捕捉想记忆想存留更细微的事物和情感，当诗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渴望而不是集体的意志，人们自自然然就不再使用它了；它不再进展，反而缩回去进一步凝固成为某种“神圣句型”，只有在最巨大的历史对象面前最神圣的时刻才用它，祭天、封国、大战开打前夕的誓师、以及装模作样言不由衷又非得讲出点什么好话时等等。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无休无止的一路谈下去，一个念头转入另一个念头，一个故事想起另一个故事，一如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那样。不只是《短歌行》一首诗自身已如此精彩丰富，写诗的曹操本人更是精彩丰富（他还有那两个很不错的诗人同行儿子曹植曹丕，以及环绕着诗环绕着绝世美人的紧张关系和险险发生的家暴谋杀事件； href='/article/8188.htm'>《洛神赋》也写多好多不祥，尤其是诗中光线和阴影的颜色、渗透、层次和变化，“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我们晓得人们曾经普遍而且甚有道理的相信一条河就是一个神，更多时候甚有道理的就是女神，但曹植让我们一分一分看着一条美丽的河变身成一个美丽女神的完整过程，在光影中，在渴望里，如同一次眼见为凭的科学报告），还有千年而来更为丰饶的历史线索。我们愈是这样读它想它，便愈发难以忍受刘馥那种吉凶阅读法，甚至很想没风度的在这里竖起一块牌子：“狗和江湖术士不得进入。” 刘馥这样神秘的、密码的、天机讯息的阅读法，正如卡尔·萨根在 href='771/im'>《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指出的那样，从未自人类历史消冥。才没多久之前，我们不还如此蔚为小小热潮的读圣经及其他古代典籍吗？斜着读，倒着读，跳着读，乱七八糟任意挑自己要的读，惟一不做的，就是一字一句正常完整的读。我不晓得虔信上帝的人怎么看待此事，但会用这种方式传递神谕的上帝还真满奇特的，而且不免有点可鄙，有点像那种欲彰弥盖、“我跟你讲你不要告诉别人”的传八卦三姑六婆对不对？如此攸关人类动辄数十数百万人生死的重大讯息，他要不就严正的直说，要不就严正的不说，就这两种，除非上帝认为惟一该鼓励的、该得到拯救的，就是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成天解报纸字谜的人。如此，一整部复杂难言、记载着一个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想像的《旧约》消失了，美丽而且满满人类学线索的《雅歌》消失了，“山中宝训”消失了，精彩思辩的《罗马书》也消失了，剩什么呢？剩几则把自己惊吓个半死的末世讯息，更糟糕的是全是事后讯息，总要等到发生完大地震大爆炸大屠杀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事后预言”半点用也没有，连警示、预防、劝诫的惟一功能都不具备，事实上它往往还取消掉人事后的反省，把灾难包裹起来全丢给宿命。反省绝对是灾难的最富意义礼物或说补偿，极可能还是我们惟一能取回代价的东西，把我们的思维逼上某些不寻常不可能的角度和深度，历史学、文学及其他，人类很大一部分的思维成果的确是被迫在事后废墟堆上耐心工作并缓缓学得的。 然而，我以为刘馥比我们有理由“犯错”，关键在于他面对着随时展开且已完全没回转余地的赤壁之战，我们并没有——这是人极特殊的生命处境。所谓的特殊，指的是死亡如此巨大如此逼近，遮挡住所有东西所有其他的可能生命视角，偌大世界只剩人孑然一身和它对峙，这一刻你什么东西都得先摆下，过这一关再说；更为严酷的是，你还非得摆下不可，你最珍视的东西，从具体的宝物，到不具物理重量但可能更不可承受的德行、信念乃至于情感，携带在身上可能只徒增危险，甚至给自己更多处致命的弱点。所以曹操当年被来自新疆的马家骑兵冲杀，胡子也割了，衣袍也截短了，牺牲了左护法典韦并赖右护法许褚力战，这才逃得一命；所以人淹没在无边战火之中，会宁可自己没有亲人没有妻儿，没有这些损失不起黏黏扯扯的东西，死亡如同归去如同休息如同大眠一场，会比较好应付。 正常时候，无关你人格心性倾向是悲观或乐观，也无关你对眼前茫茫未来的主张是较光朗或较晦暗，我们的生命处境和刘馥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否则就有些亵渎了。未来仍留给我们一定的余地，在清算也似的大灾难（如果有的话）和我们之间仍有确确实实而且可贵的一段距离，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而且不可以像刘馥那样看事情想事情。 日本人有一句大致如此的世故老谚语，说“男人一出家门迎面就会遇见七个敌人”（女人大概会遇见八个，多一个，男人），这我们听得懂，可能还心有同感。所谓马路如虎口，人生处处是凶险，但这基本上指的是未发生、是不可测、是杞忧，依几率确有一定数量是敌意的，一如也有一定数量是和善的，我们顶多小心点就是了，过马路记得停听看并顺便扶老太太过街，还是每天照样昂首向前不是吗？人什么状况下不敢出门呢？当你晓得伺伏在门外的不是七个敌人而是一个持镰刀披斗篷的死神、是向着你冲过来那四名可怕骑士时。 href='2086/im'>《十日谈》便是最清楚闭门不出的故事，外头瘟疫肆虐，空气中岂止七个而是无数个病菌病毒，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渗进门来，人每多活一天就是一天，时间是借来的捡到的，死亡如满眼仆街的尸体是具体成形的、传递的。 再多想想 href='2086/im'>《十日谈》里那等待瘟疫定谳的年轻七女三男都做些什么？他们写长篇小说吗？沉心研究古罗马史吗？试着解开希腊数学三大难题吗？或像达·芬奇那样一点一点改造实验调整飞行器吗？都没有，他们基本上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开轰趴，喝酒、唱歌、跳舞、狂欢还每天晚上轮流演限制级连续剧云云。在那样一个不止言语行为而是连人的灵魂都得时时接受检验的年代，薄伽丘狡狯的使用了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这场几十万人无言死去的大瘟疫，让人可以堂而皇之做他平日很想做但不会做不能做不敢做的所有事情，借由这十名奈何以死畏之的年轻男孩女孩之口，把自己所有最难听最尖利最冒犯彼时禁忌（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云云）的话全讲出来，一次出清。 死亡会带着宽容而来，一笑泯恩仇是人的豁达和气度，也是勉强的；一死泯恩仇则只是人性，自自然然的蒸发。这紧贴着死亡的奇妙宽容是全面，不止化解停车干架争风吃醋谁看谁不顺眼这类狭义恩仇而已，此种直面死亡的宽容，真正最极限之处不在宽容他者，而是宽容自己。薄伽丘清晰的目睹着此事，他在这十名年轻俊男美女登场前就告诉我们，彼时佛罗伦萨人救死不暇各自逃命，丈夫丢下妻子，父母遗弃儿女等等，别说法律公权力约束不再，人人任意而行，就连我们通常倾向于相信系天性、系源于血浓于水生命基本命令的人伦系带都应声而断，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我们不至于没在史书某一角看过“易子而食”这类更可怖也最悲痛的情事吧，至少彼时的佛罗伦萨还没绝望野蛮到这种地步——当然，可能也只是实际状况还不需要也不允许而已。依薄伽丘描述，瘟疫乍起人口锐减，当下是食物太多而不是太少；同时也是不敢吃，死亡的形貌是感染而不是饥饿，书中写到几只游荡到街头的猪吃了尸体，没两下子就发病倒地。 乱世，不管是战争瘟疫天灾人祸，的确如黑格尔所说往往是历史最丰硕的时刻，但由死亡加身的豁免，人可以自由到像断线飞翔的风筝一样，人的形貌、心性、情感、行动、思维可以一无阻拦扩张到、变形到我们以为的极限之外，如昆德拉所问还是可亲的吗？还是可辨识的吗？这不是人生命的正常延续，而是截断的，是某种死亡节庆、是历史的戏剧性时刻，甚至可以视之为很多研究者想做却不允许的人类活体实验，我们只有通过暴烈的灾难和死亡才得出这些结果，得到一个又一个平常得不到的珍稀数据。 因此，灾难的当下反思成果，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之学，你可以说它是多样的、难得的、证实的（针对我们平日受限于道德、法律和习惯所做的种种猜想），但其实很少是真正深刻的。一方面因为时间不够，所有旷日废时的工作，所有需要细心分辨耐心琢磨的工作全中止了废弃了；另一方面，人至此往往只剩、只面对着单一一个巨大而且是吞噬性的困难，那就是要如何存活下去，人处心积虑要想的、得磨练精湛的技艺、得说服自己做好准备的，也只剩如何和随时扑上来的死亡周旋并相处，所以说就思维的真正全面深刻意义而言，乱世之学在其自由华丽多样的外貌底下通常是单调的、只处理一件事的，它也只有在这单一命题上可能深刻，那就是和死亡庇邻的生命本体，剥除所有生活实况实情的终极性生命大疑，它直接挺进到最后也是不会有答案的那个问题，与其说询问的是生命，不如说探问的是死亡；与其说要如何生，不如说要如何死。也因此，乱世之学的层层哲思析辨，像是论理，但其实本质上更接近文学，以及一部分心理学；它最精妙的不是答案，因为并没有答案，而是揭示性、隐喻性乃至于异想天开发明的寓言，开向于一个不证实的、无际无垠的、消失于我们望远有限目光永不可及的空茫天地。博尔赫斯不止一次赞美耶稣是最会用口语用寓言说故事的人，其实佛陀毋宁更胜一筹，更精密更有知识也更富想像力，他揭示出来（或说发明出来）的层层生命图像和宇宙构成，可以数学般干净整洁，仿佛直接可以演算，连只爱抽象论理的人都神往，比耶稣更吸引读书人，同时像《阿弥陀佛经》云云又可以如此繁华而且具体，几乎是物质性的，以至于连贪欲的人都可安抚、都可能慷慨捐出黄金来投资。当然，最美丽的人还是庄子，他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寓言家和散文作家。 然而怎么说呢？死亡如此决定性吞噬性，时时高悬头上，但我们总是把它置放于眼角余光之处，更多时候我们得忘掉它才行，才能（或说才敢）生活才能爱某个人才能嫁娶生子才能相信才能工作，如卡尔维诺在他最后作品 href='2023/im'>《帕洛马尔》最终讲的，你不仅得忘记，还要在它寻获你时不受它挟持威胁。也许正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解开它击败它以及改变它，它遂成为不急之事了，甚或成为某种游戏、某种“费马最后定理”那样的东西——“xn +yn =zn ，当n大于2时没有整数解”。从十七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留下它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定理难倒无数数学天才，整整三百年时间无人能证明它，是最美丽的谜；但另一方面，“对它的证明看来好像并不会引导出更深刻的东西，也不会让人因此对数有任何特别深入的了解，而且似乎也不会有助于证明任何其他的猜想。” 死亡真的非常有魅力，一种绝无替代物的垄断性魅力。再说一次，不因为“有用”，不因为深刻（还没开始何来深刻），而是纯粹的不可能，全然的黑暗，彻彻底底的单向从没有回返的人（除了传说故事里、诗歌文学里如奥德赛、但丁那样的人，这曝露了我们的渴望）。因此，我们退而求次，转头向那些堪堪触碰过死亡的人，那些九死一生的人，那些也许不意瞥见过死亡小小一角的人，我们满心谦卑的聆听他们的故事和见闻，并依比例折算死亡魅力赋予他们荣光。作为人类学者的列维·斯特劳斯最方便察知此事，他说这在初民社会中是普遍的，所有历劫归来、通过生死试炼、带着伤疤回转部落的人，都被视为得到某种超凡的知识、智能和力量，乃至于某种“身份”，成为部落社群中的权威，列维·斯特劳斯不无讥诮的接着指出，如今在巴黎的文化沙龙里，那些从南极回来的人、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人、乃至于只是某种冒险家旅行人，同样能演讲、出书、开摄影展、瞬间吸引所有的大众传媒前来，殊无二致。是的，死亡仍是未开发的浑然状态，至今从西欧到大洋洲非洲众生依然平等，也许愈现代化的地方还愈萎顿愈不如人，因为社会相对的安全，人们相对的谨慎且理性，丧失了必要的鲁莽和迷执。也因此，乱世之学尤其是死亡之学遂成为人类最不容易过时的“学问”，技艺会发明更新，文学会迁徙深化，知识会清理堆栈，乱世之学死亡之学无法进展所以永恒如新，永远魅力不褪的立于灯火阑珊之处。 对某些不会惑于如此表象魅力、有深究实质内容习惯的人而言，对此也往往会柔和的收敛自己，他们会意识到其间人的不幸、不得已和不公平，生出某种欲言又止的同情，这是死亡巨大宽容的一部分——严苛而且脑子清晰骇人的纳博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无法调降自己不可让渡的文学判准，因此，在被问到索尔仁尼琴以及当时受迫害濒临死亡的俄国流亡作家文学成就时，他出奇温柔但坚定的选择不评论，纳博科夫那几句简单的回答我个人奉为圭臬，用以提醒自己如何在人的不幸和是非善恶之间稳住自己：“我只从文学角度谈论同行艺术家。拿你所提这几位勇敢的俄国人来说，这种谈论系属于专业评论，不只谈论优点，而且谈瑕疵。我觉得这种客观的评论对勇敢的俄国人不公平，他们忍受着政治迫害。” 我猜想，孔子当年也是这样面对接舆这一干以活命为最高原则的所谓隐士狂人智者，他知道人有理由这样主张——孔子曾远赴东周王室去见老子，意思是他亲身到过现场，见识过彼时破坏最彻底、之前之后（整个春秋战国几百年）一直是杀戮战场、也正是老庄乱世之学所发生的这片土地；相对的，他自己较幸运（归功于父母而不是自己）活在一个还稳定、还有一点从容可能、堪称当时大图书馆的东边鲁国。他比纳博科夫更宽容，更愿意处于低下的、受教受嘲讽的位置，几乎已到骂不还口的地步，但他并没被说服。孔子只有一回曾软软的回嘴，说他是人，选择的是人间之事，比起老子乃至于日后的庄子，他的确走了一道比较耗时、比较纠结盘缠、也比较深刻的路。 我们晓得，纳博科夫当然是流亡者，终其一生再没踏回俄国一次；孔子也是一生忧患不绝，数度濒临杀身，偶尔也心生乘槎归去、放松开自己的感叹。但这种乱世的宽容，他们只用于真正受苦的他者，不拿这个来豁免自己装饰自己；他们也不用死亡来吓唬自己，因此从容不迫立地皆真，该做的事不被打断依自身的节奏进行，而且不知老之将至可以使用一整个人生。我们很不幸的一再看到这样的事实，经历过乱世的人通常会终其一生被那样可怖且不公平的经历“攫住”，即便历史的暴风雨已停歇，即便他已远离于千里之外，以至于他只剩一种“余生”，一件事，一个使命，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和一个未竟之志，不管日后他还活了多久，像逃离死亡牢狱只剩复仇的基督山伯爵爱德蒙·邓蒂斯。离开俄国还活了六十年的纳博科夫，一直“暂住在小旅馆、小木屋、带家具的公寓和租给教授们的房子里”，有一种永远身在异地、随时拔根走人的不安定感，纳博科夫自己的回答是：“我想，主要原因（背景原因）是：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但他仅止于肯让自己成为一个离乡者，拒绝让自己成为一个流亡作家，不管这在当下怎么符合彼时美国和西欧的冷战需要、怎么方便、怎么为自己作品带来加值的光环云云。纳博科夫能写进西欧，写进美国，写出 href='2046/im'>《洛丽塔》这样离他生命经历不可思议遥远、连他自己都惊讶并因此沾沾自得的小说，保有一整个完整的文学世界，日后就连米兰·昆德拉都还无法这样，这惟有拒绝宽容自己才成其可能。 因此，我以为所谓的乱世，我们顶好更严苛更狭窄的来想它界定它，诸如必须是明白而立即的致命性云云，以避免误用，更避免人自怜亵玩，把它留给真正遭逢那样不幸的人吧。人的一生也许险阻重重，人类历史也许起起伏伏，但仔细看绝大多数只是困难只是麻烦只是延宕，或某种开放性可能（你会娶另一个人或去另一个地方），但并非大斧头砍下来的终极判决，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多了这样的电影电视和广告词，通常只是吓唬我们好贩售东西的江湖术士伎俩而已，你真相信负责扔下“肥仔”和“小男孩”两枚该死核弹的美军轰炸机若在太平洋上空失事坠毁，日本就会逆转胜吗？历史走向就一定更糟而不是更好？或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若在D日前中风昏迷乃至于隆美尔将军把坦克部队布署在正确的位置，人类就从此万劫不复吗？历史开放、随机、难以言喻，极可能连结果的形态和内容都会改变谁知道呢，但绝没有那么多关键（或说有着数不清无法穷尽的关键，如托尔斯泰在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指出的那样），更没有伺伏着那么多次世界末日。 有一种还活着的化石生物我们叫它鲎鱼，满身盔甲挺坚强有挡的模样，但我曾读过一份科学报告，记录了这个活过亿万年岁月的小东西活活吓死自己的经过——我不晓得这是定期性的、偶发性的或仅此一次。科学家观察到鲎鱼体内的讯息似乎发生了错乱，它“以为”自己正遭到致命性的侵入，于是动员全身进行反制，但讯息显示敌人实在太强大了还源源不绝，最终，它壮烈的瓦解自己，选择和这个可怕但并不存在的敌人同归于尽，英勇但非常笨。我的医学知识严重不足，但我猜过敏大概就是类似的讯息错乱病症吧，我们的身体误以为有异物入侵或高估了入侵的程度和敌意，遂展开一连串节节败退的防御作战，流鼻水流出它，打喷嚏喷出它，咳嗽咳出它，体内白血球大规模集结且像赶工生产畸形成长的军火工业，最后气管也肿胀起来进行隔绝不放危险的空气进来。今年春天大沙尘暴从中国北方沙漠袭来，朱天心便因此急诊住院，躺了好几天才把这个连呼吸都打算禁绝的神经身体安抚下来，险险成了一只人形鲎鱼。 没看过这份鲎鱼科学报告也没关系，我们可近取乎身回忆过去台湾这十年左右时光，情况相当接近。当然，一个社会要像一具自动化、绝大部分机能不随意志操控的身体般把自己吓到死是不至于，但每天每时警告自己正处于历史关键一刻、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云云也够瞧的了（可能只是定期选个地方首长或发生了一宗弊案而已，都是正常社会必然的或应该发生的事）—>—这正是台湾最停滞最消耗的十年。比较奇特的是，过去会遂行如此公然恫吓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吓你才有钱赚的算命术士，另一是吓你才能冻结你正常权益、才能让你加税、服役或至少闭嘴的掌权者。我们如今是恫吓者和被恫吓者合而为一，抢匪和被害人同一人。 当一个社会说服了自己正处于如此关键一刻，不论高贵或不怎么高贵的动机，不论人是勇敢或懦怯，通常都不会再做正常的事，如同刘馥那样（正常时候，他可能懦怯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的身份差异，或正确的意识到自己和曹操文学程度的差异云云）。正常工作中止，取而代之是策略性的行动，正如同一名士兵得放下家庭，放下情人，放下梦想，放下自己比方说《罗兰之歌》的史诗长期研究工作（借用一下格林 href='9138/im'>《密使》的小说人物D）赶赴战场，一切得等胜负生死尘埃落定再说。策略性的作为通常是针对性的，当它瞄准的惟一目标消失，其价值当下归零，不会有内容的实质累进意义，一如两千多年前的策略顶尖好手苏秦和张仪留不下>99lｉｂ?任何东西一样；更糟的是策略性的作为还是消耗性的，总是有所妨碍有所牺牲，正常时候其价值还是负值的，日后有一堆副作用得忍受得清理。因此，策略学其实是乱世之学的一环，是其积极性、致用性、攻击性的形式，最淋漓最肆无忌惮的成果便是兵法（所以中国古来纵横学、兵学的哲学背景总是老庄而非孔孟）；这意谓着它的正当性来自乱世，而且其正当性大小和战乱生死的距离长短成反比，在杀戮战场矢石交下那一刻，它甚至是崇高的神圣的惟一的。 要让策略作为的破坏力降到最小，关键就在于时间——时间会让人的作为反渗、沉淀、内化，让人习惯当下遗忘原初，改变人的思维暨其基本世界图像一如它夷平高山剥蚀巨岩填平沧海。策略行为的欺瞒永远有着严重的反噬倾向，它原本要愚弄的是眼前的生死大敌，但最后一个上当且又深信不疑的总是自己；它要求人装扮起来好深入卧底，但最终是自己真的变成那一个人。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哀伤的揭示这件事，让我们看着那些曾经壮怀逸兴、在二战期间一次次成功愚弄过希特勒的苍老间谍如今模样，战争真的已停歇很久很久了，世界重新昂步向前，只有他们几个人仍留在那里，他们必须相信战争甚至召唤战争，好说服人们世界仍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一度站在世界最前沿的人成为被世界远远抛掷到最后头的人，消弭战争而来的人成为时时想方设法制造战争的人。 有一幕真人实事我猜我这辈子是忘不掉了，发生在二〇〇七年中的台湾——彼时台湾很普遍相信二〇〇八领导人大选是台湾是生是死的决定一战，几乎是男废耕女废织的参与这一役（参与的方式大致是交换传闻、看电视、不断咒骂以及失眠云云），整个社会呈现着死亡前夕极度焦虑又极度狂欢的诡异样态。一位真的为台湾民主选举、民主建构奔走一辈子、也真的是什么都抛下来生死不论的前辈（我说不出口他的名字）认为，成败的惟一关键在于中南部的地方派系土豪劣绅，为了救台湾必须全面买票，钱撒下去，他愿意去说服自恃清高的候选人甚至愿意亲身下去云嘉南操作此事，舍我其谁。三十年时间，他理不直气仍壮的成了自己当年要打倒的那个人。 的确有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味道了。浸泡的时间够久，人不仅从心智到身体全面适应乱世，还会偷偷喜欢上它迷恋它——毕竟，从另一面来说，乱世太舒服了，尤其是这种不是真的、并没有死亡和苦难伺伏、幻觉式的乱世。奉死亡明天就来之名，人可以摆脱一切，自由轻灵得像只小鸟，或更像一阵不再有实体羁绊的风似的。你不必下班准时回家，你不必生命苦役般继续你每天八小时十小时的那件事，你可以同时谈几个彼此相濡以沫没明天的凄美恋爱，你可以不再听从自己心中的道德命令声音而不担心忐忑负疚与失眠，你不理会生命的所有基本承诺包括对别人对自己因为你已说服自己根本不存在兑现时间了，你可以恣意放大夸张每一分其实绝大部分不值一提的当下感受感情、不怕恶心的大哭大笑大口喝酒大声唱歌等等（我在台大附近一家此类燕赵慷慨之士聚会的餐馆，便看过墙上高挂这样的一幅字，鬼画符般写着“酒，就大口的喝；泪，就尽情的流；歌，就痛快的唱出来吧”之类的）。这样的宽容不当使用在自己身上，就像偷偷打开来的糖果罐子一般，人不会仅止于自恋、虚无和不负责而已，接下来，我们会一整套的看到，人堂而皇之的自私，９９ｌｉｂ.人堂而皇之的残酷，以及人堂而皇之的势利眼，这才是假借乱世自我宽容的较完整模样。自身有难，匍匐救之，所以没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缩短乱世时间的方法因此有二——一是别恫吓别夸大，别听江湖术士之言，千万不要在正常时日延续乃至于制造乱世幻象；另一个比较难因此仅仅是一种期盼，但我们的确知道有人造次颠沛乃至于死亡高悬头顶时仍不改其志其行，战火有间歇，轰炸机投掷完炸弹会返航重新加油装填（格林的二战伦敦大轰炸经验是大约有六小时空当时光），你还是有机会掌握死亡的行迹、规律和死角，不被它完全掌控。当年一批东欧的年轻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我以为非常非常动人的主张，他们决定不等战乱结束，不等专制统治瓦解，不等死亡远扬，他们决定当下就过正常的生活，像个正常的人那样思考、著述、研究、交谈、演讲聚会等等。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是，“他想吓我，可是我并不怕。”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是，“仁慈，自豪，无畏无惧。”他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好的行为。 正常时候，一首诗只有好坏，没有吉凶问题；正常时候，你有非做不可的事，也不会不必去问是吉是凶；正常时候，你还有绝不可以做的事，就算有人告诉你引诱你这有巨大利益可攫你也不干；正常时候，我们甚至有点瞧不起会因此改变自己行为的人，称之为自私或者势利乃至于短视（意思是他可能更笨而不是更聪明）——这完全不是高调而且实践起来也不困难，仅仅是我们每天每时的基本生活事实而已。事实上，所谓吉凶利钝并非新角度新观念新配备，它时间久远到不可考，也曾以各种工具各式可能途径且动用过最庞大资源（它通常由掌权者垄断，如殷商甲骨，当时一枚运送几百里的大龟甲有多难得多昂贵，花这么多钱怎么可以不准？）充分开发过，而且还不只是某一群人某一个部落某一个国家，是普世皆然；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从那个世界走出来或说挣脱出来的，它在我们现代生活里之所以有点灰扑扑又有点不光采的僻居一小角，不再如昔日主导人们所作所为，其实是历史结论，是人们数不清多少次硬碰硬试用的结果。孟子严正的作过义与和之辨，要求我们秉持信念舍弃利益，不是讲得不对而是真的有困难，依我们对人性极有限的信心和极充分的同情，我们很难相信信念会长期而且稳定的获胜，历史经验显示，时间一久，占上风的总是实利。因此，有着实际利益承诺的吉凶探问占卜之术之所以衰落，只能归咎于它自身的“失败”，人们逐步发现了它的不可靠、局限和不适宜，愈来愈无法有效掌握、揭示、解释人类日趋复杂、有多重目的意义和渴望的行为并作出建言。 吉凶利钝其实是个非常粗陋非常笼统的概念，但真要追究起来，在专业不足、配备不足、人只能模糊一团跟整个偌大世界周旋的初民社会，它还有着较具体较迫切的生活内容可言。比方气候问题，当时人们从身体的保卫、粮食的获取到行动的可能，皆严重受到天气不时的限制和威胁，不像我们今天有堪称精确的气象预测，而且还能局部调控让自己珍稀宝物般一天二十四小时活在恒温恒湿的状态；比方说狩猎，当时的确是英武而且颇危险的行动，人和动物处在一种较接近公平决斗的状态，但如今像海明威那样，那哪里叫做狩猎，别丢人了，那根本只是去冷血屠杀动物而已不是吗？此外我们看航海，不管是希腊尤利西斯或中亚辛巴达，都把航程描述成九死一生，各种致命的危险已不是机遇而是冲着你来的特定敌意，包括神祇，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妖物怪兽，但这两位无畏英雄跑了哪些地方呢？摊开地图一目了然，就是地中海东侧那一小块蓝色内海，地形是有点破碎没错，但程度只介于内陆湖泊和真正的浩浩大洋之间，至于那些可怕的妖物怪兽，其真实面目大约就是马赛鱼汤所使用的食材。 有些事是不能开玩笑的，而且可能的话还不该玩机运，人们在最威胁自己存活之事上头，得寻求、发展出更可靠的预测、掌控方法和知识，一个个专业从糊成一团的吉凶之术分割独立出去，于是，不止笼统，还不断陷缩，并且空洞化。 中国的易经存留着古老的占卜之术，这部带着古老魅惑和恫吓力量的典籍，让人心生敬畏，算是较少被剪裁被整理的，里面仍留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比方说需卦第六爻“入于穴，有不远之客，三人来，敬之则吉”，你可以隐喻的读它，也可以具体的、预言的读它，更可以（我以为今天最必要的一种）人类学的读它；或比方说渐卦，渐者进也，像放慢时间，让我们看清楚每跨前一步的可能变化、视野和凶险。渐卦可能是易经最美丽如诗的篇章之一，它盯住一只由河上飞来的大型水鸟（鸿），先是看着它飞到（或说暂时停歇于）河岸砂地，再来是飞到了河边大石头上，再来是离岸上陆，再来是树林子，再来是啪啪飞上小丘，最终是深入抵达内陆，如此六个阶段（由此我们知道 href='2619/im'>《围城》里的方鸿渐，从坐船回国到深入内地这一趟旅程的一部分来历了吧）。就算你不像初民那样坚定相信个体生命和世界存在着如斯响应的紧密对应关系，如同数学函数般一对一的亦步亦趋同向变化，你也可能在凝视、追踪、揪心关怀它振翼飞翔、停歇、眺望、犹豫的过程之中，自自然然找到你和水鸟生命的“相似性”，如相触，如某种生命气息的风在你和它之间流动，并从而得到某种启示或仅仅是暗示。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小说中告诉我们，人可能（而且严格来讲都是）借助一个错误的或至少凭空想像的模式，来发现真相找出某些道理，如同书中威廉修士借用了圣经启示录模式发现了线索，正确预言了接下来的谋杀案并揪出了凶手（更妙的是这个假模式还影响了凶手的作为，一方面让他利用误导，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暴露）。多年后我自己重读易经，愈来愈相信这是一部实用于生命现场的书，它可能起始于某一个简易的神秘公式，但真正的完成靠的却是人的世故，有点像统计学，收集了人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命经验和教训编纂起来。它预言的坚实基础来自厚厚一叠而非一次的过去，来自人一再重复类似处境慢慢察觉出来的事物某种惯性和人心某种趋向，这每一种特定的处境，都一定程度制约窄化了未来，引发着特定的变化乃至于其规律节奏（尽管仍是开放的，有偶然变量随时飞来，无法穷尽），未来因此有一部分可推演可猜测。易经由此逐步整理出来八八六十四种不同的人生基本处境。不同的当下生命样态和其间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拓荒时，耕植时，收成时，繁衍时，建构秩序时，扩张分裂时，探向陌生未知土地时，渡河远行时云云。我们很容易发现，简单二分法的吉凶很快不适用不准确了，它持续被分割得更细也更有具体内容（无咎、无不利、吝、穷、泥云云）一如传统八卦跳升为六十四卦、卦名亦由自然物天地山泽复杂化为种种社会处境，而且还是短暂的、还会变化的、无法安心但却也不必绝望的，戏剧性定格式的吉凶无法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有益可执行的建言；此外，吉凶的变化同时会被人自身的行为所牵动，很多困境其实来自于人的不知不慎和不灵动（拘泥于习惯或单一道德云云）。所以孔子判断易经来自于稍后的中古乱世而不是天地伊始，他心中的作者形象是个经历了忧患的人而不是天纵英明的数学家，是受过苦的人而不是巫师，他有点神经质，有点小心翼翼，喜欢告诉别人事情可没这么简单一定还会生变，悲观，但非常好心。? 由此，我也相信“完成”后的易经是不用也不该占卜的，它是一部搜罗整理生命际遇变化的参考书、小小百科全书，你要寻求它的协助，总得先为自己做点事，先反省自己，先起码弄清楚自己大概身在何种特定人生状态，你才能查询，才去找出那个卦，也才听得懂它对你揭示的有限可能未来和殷殷叮嘱。 为什么非六十四种不可呢？当然不一定也理应不止，用博尔赫斯讲但丁 href='/article/9347.htm'>《神曲》的话来说是“它的格式韵律限制了自己”，不得不舍弃更多整理不起来的生命碎片。 吉凶二分，如果说两三千年前那样简单生活的人都发觉不适用了，怎么可能对我们今天有所助益提供建言呢？我们生命中不再容易出现是生是死的单一迫切危机，却多了数不清实质生活的每天忧烦和困难；我们自由而且各有主张，可能性眼花撩乱而非太少，以至于我们再难跟自己说清楚什么是成功是失败，我们甚至讲不出来自己要什么——幸福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 那些把自己牢牢闭锁在古老简易公式，只用吉凶，尤其只用最浅薄一层非名即利判准看世界的人，只能得出一种古老粗陋的世界图像；我所知道的每一个此种江湖术士，无可避免因此无一不是自私而势利的不及格之人。朱天文是我所知心思最安定的人，生命之路走得直直的，她年轻时识得一名号称神准的八字老师，每隔几年会冷不防打电话来，今年春天三月，最新的一次天机讯息用人间语言翻译出来大致是——过去三年，朱天文的生命运势糟透了，糟到让人不敢打电话跟她联络；但今年可不得了，春暖花开，两岸开放，无往不利，不止红遍台湾，还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红到大陆。 仔细想来，除了必要的夸大之外，这可能说得都对。但对朱天文这样以小说为生命志业的人，没收入不露脸的埋头下来三年五年，其实是经常而且还是她主动选择做的事。我日日和她相处见面，看着的只是她一道无声大河般的向某个我不知道的天际流去，倒真的忘记她也是个有衣食之忧的人——是的，说得对，但这样子的对有什么意思呢？ 同学与家人 近几年，也许是未来茫茫如风，人想回头抓住一些较为明确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真的抵达退休没事的年纪了，一种衰老的征象。总之，我念过的高中和大学疯着开同学会，规模宏大，打来家里的电话数超过一百通，复式动员时间非常夸张的长达一整年，他们要聚会的不是我们那一个班那一个系，而是奉学校之名那一学年的所有人，很像 href='1487/im'>《迷宫中的将军》书中那一段——你错觉这又是一次革命，但其实只是一场斗鸡而已。 我自己，对革命一向兴致不大，大学那几年花在学校的时间也不多，没认得太多人，学校的名字也许响亮如昔日，但对我个人殊少意义（我忽然想起当时在学校里高悬的励志标语：“今日我以××为荣，明日××以我为荣。”显然这两件事都从未发生，也不会发生）。如果有好奇，我会考虑去>藏书网一趟的是更早宜兰市力行小学六年孝班的同学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是最简明的几何道理，角度关系，愈接近生命原点的同学，其发散面愈大，我大致知道我的高中大学同学如今的样态，但我难以想像我的小学同学（容貌？工作？人在哪里？困扰什么？），包括我们那位才刚专科毕业、年轻大男孩之心未泯、一部分拿我们当平辈对待的级任导师，都七十岁了吧。 岁月忽其不淹兮，仔细想，还不止是机械性的几何角度问题对吧——高中和大学是考进去的，通过社会性的遴选把人聚集在一起，如此社会分类的渗入..，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期待，也就挟带着某种特殊的限定；而彼时的小学则接近某种自然状态，惟一的依据是我们都住在沿宜兰河这一小截土地上（“北桥里，长堤青，桃李满园生，力行力行，前途永光明。”其中满园桃李这句完全是隐喻不是真的，学校里只有两小排槟榔树和一堆可以吸食蜜汁充当零食的扶桑花而已），而当时这些人之所以居住在这里，最原初的社会理由早已湮没（逃难？逃荒？杀人越货？心怀远志？……），毋宁已成为命运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选择，也不像城市化之后的不同住宅区有着不同的社经地位暗示，才智愚庸高矮肥瘦齐聚一堂。 我家五个小孩全念这间小学，但境遇不一，随当时某个老师的心血来潮而定。其中我二哥最夸张，小学六年编过六次班，每年重来，因此全年级每一个人都当过同学；我最风雨不动，整整六年就这五十个人晨昏到底（除了搬家转学进来几个出去几个），最接近家庭，什么事都在这固定的基础上这封闭的范围里发生——因此，小学毕业典礼上大家动辄泣不成声或强忍泪水（现在的小学毕业生还哭吗？），不管这六年是品学兼优还是天天挨揍，其实在荒谬之下有其迫切理由，有确确实实的悲伤和恐惧。荒谬的是，初中和小学的学区大体上重叠，还不是同一批人同方向同时间的上学路径哪里都碰到；但世界果如预期的整个变了，总的来说比较像是离开原来的家庭，重新进入到另一个陌生的新家庭，一切都得重新摸索重新适应。大家有了不同的身份（从六年孝班到一年爱班）不同的教室以及一时难以也无暇跟外人言说的新生活细节的磨擦，以至于昔日老同学话变得少了也不便相互打扰；女同学尤其整块消失，咫尺天涯的被隔离开来，在学校另一侧另一幢楼（比较新比较漂亮干净那一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里，这是其中最富社会化暗示和催促的一环，告诉你不仅生活方式是全新的，而且性别差异不再只是你们打球她们跳房子、规定你们穿卡其裤她们穿黑长裙而已。彼时对性别较神经质的社会气氛和教育体制，等于是抢先一步在真的青春期找到你之前、在人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变化之前，先要你吃下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好让人提前心生羞惭彼此走避，童年在十二岁集体结束。多年之后，我在比方说狄更斯那样大叙事、以一整个完整人生为基本单位的小说里，以及稍微在那些得追溯童年不幸、好把杀人凌虐和小时候被打屁股等号联系起来的典型犯罪小说里，读到那种孤儿院小孩各奔东西，被不同家庭领养此去吉凶未卜，我平淡无奇的生命经历，惟一能够借用以理解的情感基础，便是小学毕业这一次。 大学和小学哪个比较容易交到或找到朋友呢？理论上好像大学的几率高一些，毕竟，大学通过了层层筛选而且其中还有着你自身的设定（文学或者法律云云），大致上是你往后愿意展开并存活其间的那一种特定世界，不像小学几乎是纯粹的生命偶然。但事实好像未必如是，像我自己（而且我有把握不只我），惟一留下的朋友是小学同学，或正确的说，小学附设幼儿园蝴蝶班开始、从五岁到今天的老同学，大学和初中一个不剩，高中最奇怪也最可惜，高中三年，我认识过最多我曾经喜欢、佩服、相信就是生命重大伙伴的同学，但就如同我喜欢的苏格兰老民歌《丹尼男孩》里那转折的两句The summner's gone, and all the roses falling，是啊，长夏逝去玫瑰凋零，很多挺美丽的东西并没能好好活过某一个夏天，这些昔日少年我大致还晓得他们落脚人生何处，有成为黑心但成功的烂律师，有移民加拿大，有空中飞人般任职跨国企业（每回空难事件我会不由自主找他们的名字），有安静当个医学权威，有疯掉了，最多是躲进近在咫尺的各个大学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命真的复杂得很，难能逆料，但放个几年再看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如果我们是苏格兰人，我们的高中同学会一定会从唱《丹尼男孩》开始，但这首风笛吹起的歌更多是用在丧礼上头。 绝对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自动转化成朋友，事实上比例低得很。我们大致会说，朋友是“自找”的，里头有我们一己的意志、辨别和行动，而同学是命运使然，是某个奇特但毫不负责的力量安排的。因此，同学是已完成的，是某种不能也不必取消的身份，白纸黑字登录在某个我们管不到的档案里；而朋友会隐没会除名会得而复失，这个得与失往往一路呼应着我们既不断被动响应又不断主动抉择的人生，乃至于被引用为我们察知、省视、丈量并阶段结算自己大河一样流动不居生命的某个航标。和同学不同，朋友是我们对某个相识之人的“命名”，用以宣告并且确认某种特殊的关系，所谓朋友的得失也就不是此人的人身存在与消灭，而是这个关系的变化存废，赵孟贵之赵孟贱之，我们能赋予它，也就可以回收它，其最核心处其实是自省、自我收拾整理，像照镜子一般。这个镜子别人也看得见，所以古人讲看一个人的交友，可以窥见他的心性人格，这是真的。 因此，一如博尔赫斯指出的，朋友或者友谊，一直是诗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或说某个隐喻某个替代物，让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变化具体可威而且戏剧化；也反复使用于日后的小说书写，把变化得失转换为可叙述可让他者也参与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原来）最后戏剧性的一幕便是这样两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老友再相遇，同时，我们也不由自主感觉到彼时大俄罗斯某些事结束了，某些事又像日出般要发生了。当时是深夜，大雪纷飞，逆旅没其他人的驿站，时间短得像做梦，人随时会醒，“我们都听天由命——” 青春这两个字，最原先也是具体的，不是直指我们幽黯的腺体变化和第二性征出现。青字是颜色，是那种植物刚刚出芽清新、干净、透光近乎透明的绿色，可能还一并包括背景清澄的蓝天（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较早的人生理上分不清绿色蓝色，把它们看成是同一颜色的连续，是以青色是蓝也是绿），春字当然就是四季之始的那个春天。因此，青春，青色如洗的春天，最早就是我们对刚到来春天的描绘，画面开阔舒缓，后来才被借用不还。 依我个人，包括直接经验和旁观，朋友其实极少失而复得，有点像刻舟求剑这个老成语，剑掉落水中，船持续前行，那个愚昧的人回不去也记不住掉剑当时的船身位置，复原不了那一刻比方说时辰、日影的斜度、岸上的建物地标乃至于远处青山的准确样子。我不是说朋友之间欠缺宽容，事实上我完全相信也愿意宣誓作证博尔赫斯所说友谊是最柔软最吸纳的，误会摆一阵子会感觉很神经，仇恨放里面也不难分解遗忘，但我们就是拉不住大河中持续前行的船。我以为得而复失的朋友通常只是静静的远逝，或者说静静的还原，还原成什么？就像你久久接到一通电话，妻子好奇谁打来，你可能只淡淡的说是个老同学。是的，多年之前你从全班四五十人众里发现他找出他来，如今你好好归还回去；如果他的原始来历不是学校，你可能会含混的说是个老朋友。中文缺乏昨是今非的简捷时态，但说是已结束、已取消的朋友又太夸张了，显然也非事实，他并没有消灭，就如同你的记忆只是不复并未消灭一般。孔子当年安置他那位在自己母亲丧礼大唱流行歌的烂人朋友息壤大致就是这样。 那个下大雪的俄罗斯夜晚，列日涅夫把他和罗亭的这场恩怨得失放回历史以及命运，我们不过都是时间暴风里头飘零的人被捉弄的人。他告诉罗亭，他的农庄是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一个人可做主不随世事流转的定点地方，只要罗亭感觉累了、想休息了。这是个提前的老年邀请（“愿上天垂怜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但可想而知这就是他们最后一面，船也一样不会停在这驿站这一个夜晚，罗亭更是个死亡会比年老先一步找到他的那种人，他切线般飞了出去，中弹死在法国革命的巴黎街垒，跪倒下去，像一袋马铃薯。 归还同学，归还命运，让那个一度浮现的点复归消失，让彼此躲回去那个更大而且不可捉摸的意志里面，然后就遗忘了，或至少用不着再想起。这是宽容最常用的善意诡计，把情感收回，连同所有的期待和要求，宽容的另一面其实是无情和遗忘，让原有的联系解除；这也是小说书写的技法，纳博科夫讲过他喜欢这样子结束一部小说，这个是非分明到极点的人终究还是会松开手的不是吗？——“我想我喜欢在书的结尾留给人一种感觉，书里的世界退到了远处，停在了远处某个地方，像画中画一样悬在远处了。” 我在想，那家人呢——家人究竟何物？我们可否一样的用正常的、合宜的、自主的情感来理解来对待他们？还是他们是全然特殊的，我们必须单独的使用一种情感、甚至“发明”出另一种情感来对待他们？ 由此顺势来问，事情一下子风急雨骤起来了。家人，从来历看，他很显然比较接近同学，除了丈夫和妻子算我们自作自受之外，每一个都是命运使然，特别是愈往上看我们愈难置一词；然而相处关系上却偏向于朋友这一端，而且谁都晓得远比朋友紧密深重。从因果逻辑的形态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是极度不均衡的古怪样子，不均衡很难长时间存在，或者说，你要让它长时间维持下去，就得额外而且时时不懈的扶住它撑住它。而真正麻烦的是，这个联系不是我们赋予的，于是也就不是我们可收回的，如同圣经讲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原来讲的是男女婚姻，因此是一道森严的禁令，但就家人关系而言仅仅是实然、仅仅是平和的描述），家人从头到尾就只是家人，不像朋友可还原为同学或者某个曾经相识的人，相处失败的家人无处可放回可安置，大家就只能留在原地依然是祖父祖母父母小孩兄弟姊妹，谁也躲不开谁，这般光景时时处处发生但我们并没简单方便的话语来指称（可见我们有点回避，不愿它被定型被证实，不想它常态化），最接近的描述大概是困兽犹斗。 启始于某一次偶然冒出来再压不回去的自我陌生化视角，多年来，我自己不止一回看着我的父母我的各两位兄姊，很奇怪他们全都是我生命经历里如此角色重大的人，但我却一点也不喜欢他们（我大姊和我二哥还好）——或应该这么说才准确才公平，我“理应”而且绝无可能喜欢他们这样的人才对。我的意思是，从他们的心性，他们的为人，他们在意的东西，他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等等每一处基本事实，不特别严苛但也不特别乡愿懦怯，只用最平常每天每时看待每一个人的眼光。事实上，其中一两位，正常来说我会直接认定他是个“坏人”，自私、势利、残酷而且很会折磨别人，有着我在任何人身上一刻也不愿意看到的人格大问题（每个人的是非善恶判准都有他较宽容和他难以忍受之处，我自己最痛恨的恰恰就是自私、势利、残酷和折磨）。但怎么样？是否我们最起码最不可让渡的是非善恶判准仍有下班放假的时刻？仍有它行不通的地方？为什么我的家人是全世界惟一有此豁免权的几个人？ 我一位当了多年妈妈的朋友，最近忍无可忍对自己才刚成年、一路败德闯祸闹事没停过、破坏力与日俱增中、一个人就足以毁掉全家所有人的二儿子说：“我仍然这么爱你，但我已经完全不喜欢你了。”这句太戏剧性的话里头有深深的绝望，尤其清楚的透露出一种举起来却落不下、欲斩却不断的困兽关系（已经很难分清是不愿不忍不敢或不可能），还倒过头来得交代某种不合理但挥之不去的身为母亲道德负疚。时间仍毫发无伤的继续前行，我们都还要活很久，这道黯黑甬道完全看不到尽头。 困兽是一种最危险也最不幸的对峙状态，生物学者告诉我们，除非猎食关系，几乎所有动物都“知道”要避开这种状况，包括有着尖牙利爪、看起来必胜无疑的强大一方，所以他们精致的发展出各种宣示、警告、恫吓的饥制（比方说气味）和行为（比方说吼声）来。 但别误会，别拼命在“喜欢”这两个字上头作文章，不是说人非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仿佛两个小学生偷偷传纸条那样（现在当然是发简讯了）。这只是人想回到一种正常、清醒、平等、有来有回、有外面偌大世界存在并让它恢复运行的状态，人试图的要好好讲道理，就只是这么一个最明白最坚决的意思——喜欢无法预设，不会凭空或提前发生，它得先有对象具体完整而且独立的存在，因此，与其说它是某种情感，不如说是我们对于某人某事某物的鉴赏、理解和捕捉；在这里，情感这部分是延迟的是衍生的，是果而不是因，也就是说，我们先使用的是眼睛和头脑，而不是腺体。激情通常会返祖的把我们拉回某种原始的生物状态，并且排他的封闭掉整个世界，但喜欢不是激情，它是冷静的、文明的、开放的，在运行无碍的世界里进行。所谓的鉴赏、理解、捕捉，都连结着他者的经验成果，它们甚至是有“标准”的，一幅字画的好坏，一个行为的美善或丑恶，一个人的贤智庸劣是非对错，都有道理可依循而且还非讲道理不可。最终我们说，喜不喜欢某人某事某物也会改变，但不以那种兴起而来兴尽而去的无来由潇洒方式，它是持续的、修改的，最好的部分是它可以学习可以进展，一步一步，非常确实，其实就是我们自我诚实无可欺瞒的体现。 当我们说家人的情感关系是爱（先不管爱是什么）而不是喜欢，甚至喜欢这个理性字眼还隐隐成为某种禁忌，会让外头大世界洪水般从这个缺口冲进来，有摧毁这个独特情感建构小世界的危险，我们就知道家事有多困难多难解了——问题当然不在于家庭的问题本身有何独特之处（每一个家庭问题从外头看不过都是重复的那几样，连新闻都谈不上），而是因为我们手无寸铁、没有相应的配备可抵御它。你也许心思清明、眼光锐利而且理路清晰，但家庭大门有点像机场的安全门，这些在正常大世界惯用好用的武器你得留在门外不准携入。事实是如何呢？事实是，几乎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心知肚明家中问题何在（除了自己这部分），也都能够相当程度预见接下来会如何如何（除了不愿去想），没什么深奥难明的东西，比方说量子力学之谜或如何打造一具太空机，每个问题都像五年十年乃至于半世纪的巍峨老树，不过是定期再生新的枝桠而已，不过是又来了而已。 这让我们想到老儒家过去那套修齐治平乏味公式，齐家然后治国，生命一层一层进阶，事业愈做愈难愈大，但我们是不是弄错了顺序的真正意涵？真正的意思白话翻译出来是否应该这样才对，“如果你连家庭这种地方都他妈的摆得平，那治理国家这等小事有什么难的呢？”有点大材小用的味道。我们拿前中后三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到已成典范的君王来验证一下——舜，娥皇女英这部分表现出奇的好令人钦服（其实也很难的，所以是老丈人尧刻意出的考题之一），但他原来自己一家四口，减去自己从父母到弟弟没一个成功的，事实上年轻时他还离家出走过。逃家，一直是家庭问题的重要解方，这我们下面会讲；唐太宗李世民，父亲这边他镇压得可以（但真的是用镇压的），兄弟他用杀的（已超出正常的家庭问题解决手段），儿子则明显没教好，成了个懦怯逸乐、阿舍型田侨仔型的人；康熙，罩门集中在儿子这一层，遗产问题。他活了这么久，可用时间比谁都长都有余裕，但最终大家还是原始丛林法则解决，据说雍正还是临门一脚骇进了遗诏，赢在高科技，赢在手法先进。 满身绝学，东西南北四方野人望风宾服，但自家人无能为力。 借用博尔赫斯写他心爱冰岛一诗的最后一行（请注意，是最后一行），“只是出于爱，那愚蠢的爱啊，冰岛。”——爱，是个终极字眼，当我们使用它时，通常就是结论了，用来中止发言叫停争议包裹问题，一切到此为止。在爱统治的天地里，因此总是专制的而且迫促的，用不上我们在广大世界辛苦学到的一切，包括信念的坚持，道德的申辨，也包括技艺正确合宜耐心的讲究，你被剥除到仿佛新生时候的赤裸裸无助无能状态（有一句其实满可怕的话：“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个小孩。”因为我们明明不是也不可以是了），一种最民粹最反智的平等。也因此，我们也许还没那么怕统治者爱我们，只要他忍着不讲出口，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他把爱我们这话长挂嘴边，这跳掉过程成为一个只有结论、而且结论充斥的世界，极度不祥，责任也巧妙的移转到被爱者身上来，你得交出有限的现实之物来响应、来装填这无限的爱，以有涯逐无涯，累死人的事。像我母亲，便是个对我们兄弟姊妹充满无尽之爱的人，但有趣的是，在我们小时候，乃至于成年之前，她是不说的，跟愈到后来愈三天两头把这终极性武器拿来挥舞不同，这里有一道清晰的轨迹，记录着她对于爱的逐步察觉到致用的过程。 但“家”和“爱”，我自己总感觉有哪个地方很不对劲，说不出来的不自然，像是谁刻意把它们拼合在一起，有着斧凿和裂缝，像个神话，像人们为着某一个目的的特殊创造，如柏拉图讲为了理想国的存在我们必须保留人天生分为金、银、铜三种人的不实神话那样（ href='1755/im'>《理想国》书中，苏格拉底自承这是假的，至少是夸大的）。毕竟从它们各自的构成来看，以及从各自的运作逻辑和自然条件来看，这应该是两个相当异质、各有来源去处的东西才是，连其形状大小和材质都不相衬，好像你把一个太大、太收拾不起的东西硬生生挤入到一个太小、太没弹性的空间似的；而且，爱还是个太纯净的东西，如同朱天心喜爱但屡养屡死的铁线蕨那样纤秀、敏感、对周遭环境有严苛要求的植物，需要人相当费神的照料和够干净的空气、够干净的水，但家庭却是标标准准的生命第一现场，礼不下于庶人之地，芜杂凌乱大声讲话无法遮掩无法时时讲究无法不睡觉打鼾，神经不够大条是很难存活的。在家庭里，我们习以为常一句其实很奇怪到不通的话：“你有责任爱你的家人。”好像家庭有一个特殊的操控装量（后来国家也征用或仿制了这装置），爱这个原来只指挥我们、不接受我们指挥的东西在此非常驯服，像冯内古特所讲电灯开关一样要它亮就亮；另一个可能解释是，这里所说的爱是另外一种东西，甚至不太是情感，而是某种善意温暖的具体行动，诸如我有责任照料我的家人、我有责任帮家人还债，我没办法不管我的家人死活云云。 这里，我以为我们有必要还爱一点公道——我所知道的现实家庭问题，千家万户，关键绝不在彼此爱召唤得不够，绝不是爱恶意的缺席，而是理智被拦阻不生作用，可以有效解决的那每一种方式作为恰恰好都是无法做不可以做以及不忍心做的，以至于我们逼迫爱去执行它做不到的事，让它不断透支到自身支持不了。朱天心的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不同于王文兴的《家变》，她询问的不是这一堆命运赋予的家人，而是其中惟一那一个“自找的家人”（丈夫或妻子。因此难能撇清的，我个人只好成为小说回望现实的惟一代表人，乃至于成为爱情的代理对象和样品，而且是不良品），毋宁是极专注的、不屈服不遗忘的继续追踪爱情不放。爱情注定在生活现场养不活吗？或一定得转换成为另一种让人不甘心不情愿的存在？一张脸变形到什么地步依然可以是那一张可亲的脸呢？ 博尔赫斯把爱和友谊分开，他以为友谊这种情感方式是人的基本生活事实（意思是我们对他者的意识、关系和情感，朋友不过是最清晰的一环而已），爱则是另一种东西；我以为我听得懂他说的，我也相信爱自成一物，必须分离来看——“你是恋爱中人，去借丘比特的翅膀，翱翔于凡俗的桎梏之上。”我以为爱是一种纯粹而且精纯的激情，完整一团，里外同质，无法再分解，因此难以跟其他任何东西化合，这一点在我们可见之物中最像黄金，长期以来人们喜欢用黄金作为爱情的象征，我以为并非偶然，而是人们有所察觉有所期待也可能有所烦恼，不仅仅是爱情独立、珍贵、有着慑人魂魄的闪闪光亮，可能还包括它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也似的“无用”。它难以跟我们其他现实之物有机的结合，和我们宽广、芜杂、灰扑扑的、日复一日的现实人生黏着面相当相当小（每个木匠师傅都晓得，黏着面太小不容易接牢，一旦有外力很容易又断开来），因此爱情并不宜家宜室，总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相互滋扰相互妨碍相互背离，有种小庙容不了爱情大种的感觉。 爱情骚动、不安、浑身不对劲，比较像是听见某个远处的声音或指令，要你放下手中生计去执行某一个特殊而且有危险的重要任务。科学还原论者或弗洛伊德的信徒们也许会就此把爱情和生物的传种繁衍任务直接联系起来，以为只是演化铁链里又一个变形、伪装和错觉而已，但这样单一的目的论也许很合适说给那种被爱情欺负、逐出、两眼喷火、想找到所有可能难听字眼咒骂爱情的不幸之人，但无助于我们正常人对爱情的进一步好奇和思索，更不符合我们确确实实的经验；它可能帮我们摧毁一个太美丽到不真实的神话，但会搞出一个丑怪粗陋但一样不实的神话，并不划算，也没进步。彻底的还原论者消灭了人、消灭了时间，其实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虚无者，那个样子真的有点讨厌。基本上，我想指出的只是，事物当下的存在，并不等于它的源起，一如我们绝不等于多年前那颗受精卵一样，时间是最丰富最奇妙的东西，人心，人的意识、认知、选择、以及诸般不确定的作为亦是，最富意义也最困难的东西全在这里。那些从开始到现在百万年保留不动的生物本能行为并不困扰我们牵动我们，呼吸、消化云云。 我乐意相信爱情的激情成分始自于性和繁衍传种（但反之不必然，大自然绝大部分的生殖是安静的、按部就班的例行之事，不需要附带激情，植物的雄蕊和雌蕊从没传出以死相胁、饮药跳楼的可歌可泣故事，雄蕊也不写诗），但这个激情被归属于、被包含于人更大的一个独特情感之中；小说家厄普代克称为人“无限的梦”，我以为爱情正是这个梦的一部分、是其中一种最淋漓的实现形式。人的的确确并不完全生活在现实里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说的那样，人睡觉时会做梦，会创造诗歌，会悲喜交集，会有感于鸟叫虫鸣而且偶然被黄昏落日和接下来的满天繁星吸引抬头，会意识到生途悠悠，还会假想自己不是此人不在此时此地云云。无限的梦是人对自身有限存在此一独特意识的补偿，好让自己不会缺氧窒息在这一独特的意识里。 喜不喜欢一个人是平视的、沉稳的现实情感，但爱情则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总想插翅飞在凡俗之上。爱情很奇怪，它喜欢认定一个惟一的、排他的、不可替代的对象，但它同时是自发的，往往在未有对象或那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再努力从有限的现实世界、更有限的人生机遇里去找一个如柏拉图所说不可能完美、没有绝对的圆的具体对象。也因此，再圆满收场、再宿愿得偿的恋爱总夹着一丝委屈、渗着一丝狐疑，一点点罢了到此为止的不可声张感觉。 喜欢梦的博尔赫斯说梦不可能拖长时间，有时他会浇冷水服用这一点来判定自己是庄周是蝴蝶的奇特怀疑；我们也常说激情的燃烧时间是有限的——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瘟疫时期的爱情》却给了我们一个超过五十年（五十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情故事，而且不必转变为小津电影里那样低温的、感激的两人并肩远眺方式。他是想告诉我们爱情有特殊的、正确的置放处就可以延长时间，如 href='1487/im'>《迷宫中的将军》里那名夜间走来的美丽处女把萤火虫养活在挖空的一截甘蔗里？还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一艘高挂霍乱感染黄旗子、不靠岸、不停止、独立于世界之外的船），倒过头再一次证实爱情真的难以存放在家中、在现实里，即便是乌比诺医生那样一幢通气凉爽、体贴、而且什么也不缺的大屋子？但我以为最有趣的是，在那个终于到来的时刻，阿里萨的体认居然只集中在嗅觉，他闻到费尔米娜身体一股老太婆的酸味，阿里萨也很快想到自己比她还大四岁，应该也有同样身体发酵发腐的所谓秃鹅味，而且也必然被她以同样的激动察觉到了，“我的味儿和你的味儿可以相互抵消。”这个发现让阿里萨得到安慰，此人真是乐观得接近神迹。因此，也许不全然是激情跟着生物腺体的失去功能而消褪，也可能还有人的自惭，自觉这样的身体再无法符合爱情的高规格要求，没资格赶赴盛世般的爱情之宴。最激烈反对费尔米娜老年爱情的是她女儿奥费利亚，还因此被费尔米娜指着亡母尸骨发誓赶出家门，赶回新奥尔良爵士之都去，奥费利亚暴跳如雷的说；“我们这年纪谈爱情已属可笑了，到他们这种年纪还谈爱情，简直是卑鄙。” 是的，我们不见得喜欢自己家人，因为喜欢有硬碰硬的现实条件暨其判准；我们也不太可能用如此不宜家宜室的激情去爱自己家人，那会很尴尬很苛厉很危险而且还很疲惫。家人这种特殊的爱、这种听命行事的感情，我们通常称之为人伦，背后下命令的最早是神，后来是真理，到现代则又名大自然，也有人把它层层剥除后说是生物基因。 中国一直是非常认真谈论家庭、认真巩固家庭的爱家民族，申论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那段时日，乃至于稍后的一统帝国构建之时，相当程度已做成了结论，往后两千年大体上只是因循实践而已。我们晓得，彼时爱情还停留在民间，在言谈间，在传说中，在诗歌里，上不了公共思维的台面；至于喜不喜欢自己家人此事，当时的中国人则显然已有足够的世故、也有足够的勇气直面此事，他们充分认识到也敢于提出实证你会不幸拥有你不会喜欢、甚至可视为仇寇的恶质家人，并想方设法处理此一困境。事实上，跟美好而且其乐融融的家人相处用不着焦心谈论，更不必化为各式规范，得死心和难忍的家人一辈子绑着相处才需要人绞尽脑汁不是吗？春秋初年第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便是郑伯用了相当精妙的诡计宰了自己弟弟段，还迁怒发誓不到黄泉绝不跟偏袒老弟的母亲相见，最后是动用一堆资源人力去挖地下道，及于黄泉（夹泥砂冒出来的地下水），母子靠欺哄天地神明的诡计在地道里重新见面，来这套！ 人伦是个无上的命令，在某一个特定时空里，人人都同意它，它就成立，成为无法辩论无法撼动的巨大东西，成为一切的前提。但一来时间会收集、累积怀疑，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细砂碎石会不断冲刷它；另一方面，它自身也会提示破坏性、毁灭性的线索，因为森严的下令者往往喜欢装出讲道理的模样（当过兵的人一定有此经验），不满意于自己说的只是威服性的命令，还是某个天地不易的大道理。他想援引理性强化自己，却低估了理性的能耐，不知道理性有着极强韧的诚实本质，它会要自己找寻真相并自主的说出真相。早期文献中对此最警觉的故事很奇怪是《圣经·约伯记》（圣经故事一般深度有限，很难得如此），约伯记里的上帝耶和华拒绝说理，严厉责备了为他找理由辩护的约伯三名友人，不放自己的作为降下到可正可反的相对层次，不让理性有资格有机会检验他评断他，他要日头停就停，要有灾祸就有灾祸，至高者就是至高者，命令就是命令，你是谁？敢问为什么？ 人伦作为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的有意义关系以及由此自然发生的“物理性温情”（借汉娜·阿伦特的用语，挤在一起产生的温度）没太大问题，一旦想援引天地自然为它撑腰，想放大为上下古今包山包海无一遗漏的大道理，裂缝便一个个冒出来了——很有趣，彼时人们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极周到极细腻甚至已达神经质的地步了，但自然通识课程则明显的不及格，认识仅止于最表象那一层，还是武断、一厢情愿且任意解释的一层。比方说人伦重点的孝亲这事，怎么可能在没有老年的大自然界、在其他动物身上找出正面依据呢？那是主张弃养不孝的人才该乞援的地方。小羊跪着吃奶绝不因为感恩，那是惟一可能的物理角度和姿势，一定要作文章的话，你真正应该责骂这小家伙如此不孝，个头都长这么大了还赖着母奶不放不是吗？汉宣帝时有个警世故事，说宣帝有回和臣下闲谈，聊到有某种小鹰鸟得吃掉自己母亲才能获得飞翔能力的传说（可能是离巢弃亲的变形，但是个极典型的初民传说如我们在人类学报告读到的那样），问丞相可有此事，重视人伦事亲至孝的丞相只摆出脸色回答，臣只听说慈鸟反哺，没听过枭食其母。是的，就是这样，真伪不重要，也担心真伪禁不起追根究柢，欺瞒是必要的还是神圣的，这是个假装讲道理、选择性找依据的命令。 要强迫大自然为我们的行为提出全部解释，把人伦命令全数押在血缘这个点上，乃至于今天更科学更理性也更尖锐的集中在生物基因上，只会让人更茫然更不知所措，每多朝前向大自然走一步，就多一分紊乱和分离——比方说我们通过基因的回溯之路，可以找到而且相信已经找出来人类的夏娃，那一个单数的、已可以具体指认、已部分可以描述她生平的古老女性，我们每个人共有的那个母亲，并由此确信我们全都来自东非某地，这给了我们一大幅开阔、平等（或该用动词性的“夷平”）、四海兄弟的极其美丽无政府生命图像，广大星空那样，也像约翰·列侬生前歌咏的那样没错，但这不仅无助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摧毁我们远近亲疏、层级建构的家庭思维，至少绝不支持那种强硬的封闭性的家庭思维。而我们对各种生物行为的渐趋完整观察，很容易看出来，生物血缘绝非一种封闭性、铁链般的强横命令，并不决定单一一种关系，产生只此一种固定的行为；更刺激的可能是，在人类除外的所有生物身上，血缘系带无一例外都是有期限的、可解除的，说是期限和解除可能都还太强烈，毋宁比较接近某种自自然然的遗忘乃至于没有作用。惟一较符合我们人伦主张的，大体上只发生于很小一部分动物（哺乳类、鸟类云云）的其中一小段生命时刻，而且是单向的、不报偿的，那就是喜欢拿大自然撑腰的人伦论者最希望我们只看到的，大动物会喂养、照顾乃至于为小动物奋战牺牲。然而耐心再看下去吧，你会发现刚刚还那么劳苦拼命找食物的大燕子，几天前才护卫小狗不惜翻脸咬你一口的狗妈妈，像丧失记忆般不再认得自己小孩，如此强烈的“情感”（可能只是生物本能行为而已）瞬间蒸发，这会让人很感沮丧吗？会的，但另一方面，你也可能更震慑于某种生命真相，奇妙、强大、难以言喻，是知识性的冲击而不是行为的指引（但愿如此）。 人类自身的文明进展有自然条件的种种触发和限制，也时时得慎重考虑大自然的弹性及其承受力，从来不是也不能是一部凭空的幻想小说；但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展，其规格、其深度、其速度、其复杂度，以及它的企图心和要求，已远远的而且一再越过了自然，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觉到如此困难，甚至察觉出有危险，我们切线般独自前行，再没有跟得上来的生物性机制，也没有相衬的、可参照的生物性经验，这让我们难以知道此去通向哪里是吉是凶——我所说人的独特企图心和要求，指的不只是我们擅长为恶的这部分而已（破坏环境、伤害其他物种并没事自相残杀云云），也包括我们对善的不懈寻求。比方说自然的传种机制几乎全无例外实行抢滩般的人海牺牲战术，生产数量远大于自然允许的存活数量，但我们对生命，尤其对新生的生命，有着不同的体认和情感，我们不认为这只是数字而已，我们希望（尽管仍知道不大可能）每一个都活下来，而且健康快乐，就算不健康不快乐、在自然条件下毫无机会的有缺陷新生儿，我们也努力要他活下来。我们独特的企图心和要求一再触及到大自然所能提供所能支应的极限，而其中最艰难最让我们难以抉择的往往不是我们行恶的部分，而是为善的这部分，因为它不存在明确的对错问题，无法乐观的假以时日，希冀人的持续进步（智识的、技术的、道德的）可以觉今是昨非的化解，这是一个当下而且永远没完没了的价值冲突问题，你不想依循大自然简单残酷但有效的法则（处死他、淘汰他云云），人要为自己相信的事找到未曾有的出路。 多年前，独裁者恩克鲁玛统治非洲加纳时，有这么一句我们局外人听来好笑极了的响亮口号：“誓死保卫战无不胜的恩克鲁玛主义！”是啊，既然都战无不胜了，干吗还需要人誓死保卫它呢？——然而，认真想回自己就没那么好笑了，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讯息，需要誓死保卫这部分绝对是真的，至于战无不胜当然只是虚张声势，是自我打气，让自己相信我们有某个巨大力量乃至于某种永恒规律的支持。一样的，如果家人之爱如人伦论者描述的那么强大，而且源于自然，是决定性的生物本能，列维·斯特劳斯的质疑会是（当然他针对的是家庭中的所谓乱伦禁忌这部分）：“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社会始终为这个问题困扰不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实施这种法则。”我们需要花大力气的，要誓死保护的，正是超过大自然允诺乃至于允许的这部分，是人的法则。 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解释给我们听：“确实，社会生活中既有规则，也会有策略的考虑在起作用。有时，策略的考虑会把规则挤到旁边去；不过，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反过来讲，个人不遵守某些规范而施展谋略也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个极素朴的道理指出来某个我们有意无意的盲点或说不太乐意面对的真相，那就是当规则被“暂时”挤到一旁时它并未消灭，事实上它仍持续起着作用，仍像沉默但顽强的地心引力般把我们拉扯回去。因而，我们人为的善念、文明的善念，作为某种认识、某种信念乃至于某种意志可以是觉醒的、获取的、不退回的，但我们为善的行为则很难是一次的，一治不复乱。在实践中，我们总时时察觉到某某顽强的逆向力量，你必须抗拒它、必须持续的用力才能留在原地乃至于前进。善行于是有命令的成分，也有反抗的意味，你服膺自己内心或某个文明价值的命令声音，勉强自己去对抗某些自然的惰性和惯性，如同海浪般奋力的扑打上岸然后力尽的退回，一次又一次。 血缘并不完全等于所谓的亲情，亲情更加不会就是爱，不会是这么一种激情的、强烈的、排他的、搏命演出的、无边无际的情感——这是其虚张声势的部分，借用一个已发生了就再无法当没有的身份，顺势转换成一种无限的责任（是的，你有责任去爱）。事实上，我们看春秋战国到汉代这段高峰时期的家庭大论述，真正探索的从不是爱，或者说从不好奇这情感自身的来历、质料形貌及其可能变化，而是其下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从寻常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到杀人无罪、凌驾尊重生命价值以及违反枪械弹药管制条例的比方说“父母之仇不共载天”、“弟兄之仇不反兵而斗”（不反兵的白话解释是不掉头回家拿武器，意思是有这种仇恨在身的人一生无时无刻得有杀人凶器在手）云云，有着太夸张太勉强太苛求于基本人性的极大一部分，很不容易持续实践，得靠一个更大更干净更无可怀疑的命令才成立、才得到行动的能量。因此，再清楚不过了，它“誓死保卫”的不是战无不胜情感，而就是家庭这个东西，爱是每人都有、可召唤又不太容易反对的强力接着剂三秒胶，把大家黏牢在一起，这就是家庭。 誓死保卫家庭，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事”。我们不难想到，春秋战国到汉初，正是国家的铸造时刻，从家到国，不仅在逻辑上是顺畅的，现实的特定条件也是这样，当时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成形，个体的人不具意义而且危险，从最根本的生命安全到每天每时的生存土地据有、经济物资的获取云云，?９９ｌiｂ?都得呼群众众才可能，大家再不高兴都得绑在一起彼此依赖，像霍布斯讲的那样，最根本的生存威胁，逼使人必须放弃很多东西，包括自由、个性、个人的梦想、个人的是非价值判断、以及尊严等等。 我们从汉代那样才两三个层级、专业分工才具雏型的简易官制来看（三公、九卿、二千石云云），当时治国的确仍像治家一样，彼时治国的关键技艺仍是处理人而不是处理事。 href='2210/im'>《红楼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部明迷美丽的书，但很糟糕，我个人觉得是恐怖的，一种被压住、被要求不得噤声的恐怖（我完全能接受 href='2205/im'>《金瓶梅》这样正面的、直言的揭露），以至于尽管年轻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们不喜欢 href='2210/im'>《红楼梦》的是俗人，但我能做到的只是跳着翻完，从没想要成为书中的任何一个人，连我本来可以喜欢那样性格的人，在里面都成为我不喜欢的模样。一种全然封闭的世界，一种无限的责任，一种永远无法解除的关系，我以为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一不小心还会是非常病态；我也相信小密尔所说人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间、本雅明所要求的个人小房间云云不是近代民主的新发明，而是某种接近阳光空气水的亘古必要东西。如同博尔赫斯所透露的，天堂和地狱真正令人害怕的还不是严酷的刑罚和幸福，而且是永恒，一成不变无休无止，忍受和享受都失去了意义。 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另一种现实效应，正如天主教对神父修士永恒守贞的命令，尤其在中世纪尖峰时刻发展出到今天仍让我们瞠目无言的极限性爱；正如格林小说再再书写的，天主教廷至今不松口的不得离婚教谕，产出了并宽容了欧陆最肆无忌惮的偷情。当解除、逃遁云云不再是选项，人只能死心断念接受它，当成某种无可抗拒的命运，或仅仅就是人生现实而已，专注的、穷其一切可能的在这让人窒息的封闭世界里，找出持续生存之道。我们今天回头看《礼记》便是这样，两千年前当时，人们的世故程度、对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细腻割分理解处置程度，举凡各种关系的人各种界线何在，什么时间什么状态下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乃至于该哭该笑等等，完全不是今天我们这些多了两千年历史经历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一般人总倾向于把《礼记》看成是道德训示，我个人以为它是一部技艺之书；严苛的、不近人情的不是这些密密麻麻行为指示，而是它要对付的无可解除无可遁逃家庭关系亲人关系。一旦理解了这个背景，你会发现它原来是体贴的、温柔的而且很聪明的，读起来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也许（谢天谢地）绝大部分这些不得已的技艺今天我们用不着了，可以开开心心放它们就此失传，但这些技艺所携带、所指引的，对于人情世故、对于人与人关系的细腻察知和深刻穿透，遗失了则非常可惜，我们也许再不会回到那样一种绝望处境了，因而再也逼生不出这样的认识了，如此珍稀的成果很可能是历史绝响。 总的来说，我以为（或说谦卑的主张）家庭和亲人关系是可解除的，至少是可逃离的，这么说不是破毁，而是复原，让家庭和亲人回到本来或者说较合适的模样。把我们紧紧绑在一起的自然法则从头到尾只是一个借来的神话，而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也已消失，过去很多不通过家庭就无法保护无从获取的东西，包括人身安全和经济活动，今天已由社会接手，人相当程度可以单独面对世界了，我们加诸家庭和亲人的某些额外负担、某些其实历史经验已证明并不那么合适的负担（比方最好易子而教的教育、比方需要家人当警卫、当工作助手云云）已可卸除下来了。 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世故，我们有条件给这种感情昔人所没有的空间，我们不必把感情封闭在那样动辄得咎、人得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不见天日洞窟里。 我是相信感情的人，在这上头自认半点也不虚无，只是不喜欢夸大它苛求它——我以为，家人的情感和同学的情感有一部分很接近，有着极其相似的起源从而有着极其相似的基本质料，这说起来有些浪漫但其实如此自然可信，仿佛是某种命运、某种奇妙的安排，不偏不倚把我们一起置放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里，正因为不是通过我们的选择，遂有着某种非条件的、不可知的生命深层触动，给予我们一种世界远远大于你、深奥于你的奇异提醒；而我也以为，家人不仅仅是相处更绵密（所以冲突也更多更致命）的同学而已，家人关系里有一种无以伦比难以替代的依赖关系，尤其紧紧联系着人独有的、最漫长也最脆弱的童年，所以这一依赖关系就不止是相处而已，甚至不只是可以雇人替代的那种有形依赖而已，而是会一起而且一再触及到某个生命边界，多多少少意识到而且会在某个总会发生的不幸时刻并肩面对死亡（疾病中、衰老时），这才是家人情感所以如此独特的核心，是我们日后在其他人与人关系再难找回的，大约只有在某些奋战不懈的革命团体里（不包括现在那些只喝酒高歌不奋战的革命团体），我们会看到一抹类似的情感影子，非常戏剧性的划过我们眼前。 但怎么说呢？人面对情感，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和做法，有两种人——一种认定情感是可用的，而且取用不竭，好像情感是强固的、不损毁的、自行补充的；一种认为情感反而是人得去保护的，珍稀、难得、脆弱而且存量有限。我自己是悲观倾向的人，习惯无求于情感，更像圣经所说从不试验它；事实上，我不必试验就完全确信它的存在，并且确信我这大半辈子从情感之中多得到很多东西。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那都是礼物。 谁说美好的东西一定很巨大很完整而且还所向无敌呢？我比较相信它们是碎片形态的存在，更多时候它们细碎得、短暂得如同错觉，比方说你自己心中浮现的某个善念，比方说闪逝而过的他者一丝善意，比方说你的某个记忆画面。非得符合一定的尺寸才算数，美好的东西就所剩不多了，就像规矩的渔夫得把尺寸不足的鱼虾扔回大海，那很容易让人沮丧，比你一无所获还让人沮丧，觉得整个世界荒芜得像个桔竭的渔场。 这几年，也许是年纪到了，我一再从书中读到一种心领神会的童年记忆叙述，感觉其中有着很特殊的讯息——纳博科夫讲起自己十九岁前的圣彼得堡童年，说的最多是那间乡村老屋子，乃至于日后他放弃在欧陆、在美国以及晚年的瑞士建构一个近似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写，材料取之于外祖父的内战经历和外祖母的鬼故事，但他的回忆一样集中在那间日后成为 href='2745/im'>《百年孤独》所有事情发生所在的大房子；就算成长岁月不愉快到几度自杀、成为一生梦魇的格林，也忽然像个自然主义书写者般描绘他的童年故居，房间、阁楼、餐厅、窗户、某个抽屉—— 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童年记忆常常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是某一个静静的画面，而不是一段确确实实发生的有头有尾往事。当然会跟着家人，一张脸一个姿态一句话云云，但他们似乎总停在眼光余光之处，乃至于从画面之外进来的，主体是那个今天想来一点也不舒适不便利、没抽水马桶而且亮度阴暗的房子。 但记忆里它是很敞亮很通风而且很巨大的，像是整个世界源源本本的存在，好像你只要想起它，就自自然然保有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不必再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去收拾去追问，甚至再想不起来也不会遗失，是这样子吧！ 我想我对我命运的这些家人最深沉的怀念全都在这里了，我需要的也全都在这里，就像纳博科夫讲的，只有这种记忆，是禁得住书写、是耐得了漫漫人生的破坏浸蚀、是绝对不会隐没的。 小说家 我常笑朱天心是“一只恐惧黑暗的鼹鼠”——作为一个从业超过三十年，依“劳基法”已有资格申请退休的小说书写者，朱天心自始至终有她适应不良之处。其中最荒谬的是，朱天心痛恨写字到了极点（这辈子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讨厌写字的人），而且握笔用力到如溺水之人死死抓着一根浮木，任谁看都知道这撑不住多长时间必然没顶。在短篇小说极可能领先一步式微的这个小说苍老年代，至今朱天心最长的小说从未超出六万字，如果我说痛恨写字正是她长篇小说迟迟不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会不会有人以为我是开玩笑？ 所以并没有通体适应完美这种事，我们一生可能只能选一个的志业工作也从不在我们万事齐备才决定，不仅仅只是爱不爱写字这等小事而已。 有相当一段时日，我倒真的常听朱天心讲她不怎么想再写小说了，很想早一点写成一本可以跟自己此生这一志业工作交代得过去的小说，然后就可以像福克纳说的（“这最后一部小说将是一本黄金之书”）折断铅笔，理直气壮跟所有人也跟自己宣布一切到此为止。我知道她是讲真的，即便最近几年这类倦勤之语不再出现了，但念头应该从未消失，每天，我看着她头也不回抛入愈来愈多时间心力和情感在流浪猫的每日喂食拯救医疗工作上，总有点悲伤，这样强大如矢的力量为什么小说会分不到？我也一再看到比方顾玉玲外籍移工或江一豪三莺部落那边有事一通电话进来，她专注聆听时眼睛镇静、清明不疑的光芒，那是她谈小说凝视小说时不容易看到的。这几年朱天心最多而且随传随到的公开谈话，不是面对期待她来、善意满满的文学读者，而是一处又一处驱赶猫、虐杀猫、劈头就口出恶言的社区暴民（人遍在的自私、残酷和折磨他者，是我自己对台湾沮丧悲观的最主要理由）。诸如此类时刻，小说不断被挤落到工作时间表的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第四顺位，我总得想一下格林小说里那些在刚果麻风病人村关心药品问题、饮水问题、病房建材的木头砖块问题胜过传教工作、拯救灵魂的神父修女，“灵魂的问题不必急，灵魂是永恒的。”——只是，灵魂也许真的是永恒的，而且我也相信这些看起来和灵魂无关的现实迫切问题，终究会蜿蜿蜒蜒汇聚回、有助于灵魂拯救工作，一如那些看起来和小说书写无关的现实关怀工作，仍可以元气淋漓的注入、撑开、拔起小说书写本身，有机会让小说家写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小说家有必要探头出去，但这里终究有一道难以说清楚的界线，毕竟，小说书写者的生命时光滴答作响，绝对不是永恒的。 然后，我也从大江健三郎书中一次两次读到同样的话，他白纸黑字宣布再不写小说了，尤其在他重述二次大战广岛原爆一个又一个罹难故事同时；再来是格林，他倒没直说，惟讯息再清晰不过，事实上，《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这部小说便设定在这个涌现不去的寥落心思上头，有着世界级声名的大建筑师（尽管并不是大小说家）奎里一觉醒来，吃了一顿过饱的早餐，例行的拎起简单行李到机场，却附魔也似搭上往非洲某地的班机，能离开多远就岔向多远的一径往形状如一颗人心的非洲大陆深处走去，最后“因为船只走到这里”的停在麻风病人村，所有人（甚具隐喻的）都怀疑奎里是个躲避追缉的逃犯；小说最前头的题辞里格林告诉我们，一个小说作家，终其一生，很难不长时间的心生一事无成的失望。很清楚，这怀疑的已不是自己而已，而是直指小说了。 当你知道要看什么之后，你就会不断看到它了——由此，我在新读的小说中、重读的小说中乃至于只是在回忆里，陆陆续续找到更多或彰或隐的例证，通常不是一句话，而是一道道延续的心思轨迹。比较熟知的，比方说晚期的托尔斯泰，比方说近四五年的米兰·昆德拉，乃至于获颁诺贝尔奖前后、生命首次深沉下来的海明威。大致上，这样的念头总是发生在比较和现实纠纠缠缠、花较多心思在外面世界的这部分小说家身上，而且总是出现于他们书写成熟时期之时或者之后；有趣的是，心生此念的小说家几乎一无例外的仍会继续写小说下去（来得最晚的海明威极可能是惟一例外，只能如同忏悔），包括最斩钉截铁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大江健三郎，以至于只像一声喟叹甚或更糟糕像个姿态或者谎言，但当然不是。我们跟着读下去通常会看到接下来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外形上，最先被丢弃掉的是所谓的小说书写技艺这一部分，书写者仿佛对于纯小说技术的追求和表演失去了兴致或说没耐心了，巴赫金谈托尔斯泰的 href='351/im'>《复活》时，指出来这部小说像枝叶凋落殆尽的冬日景观，华丽眩目的技艺、泼辣尖刻的文字以及狐狸般的狡狯心智全收起来了，这些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世人对这位了不起小说家最服气也最没争议的赞颂部分。昆德拉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这几年从台湾一些年轻小说书写者口中，我所听到对他 href='9481/im'>《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巨著时期的赞颂已明显掺杂了怀念的语气，日已西夕，荣光逝矣云云。大江呢？《静静的生活》、《换取的孩子》，以及更像个谆谆老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云云，台湾很多读者来不及更完全不知道他原来怎么样纯现代主义书写的小说家。 不是立刻停下不写，而是这样的心思一点一点渗透到往后的书写之中，缓缓改变小说的面貌，最终看是小说先离开还是书写者自己的生命先抵达终点。所以这不再只是书写者个人的特殊生命选择（换个工作或换一种生活云云），而是再一次逼问着小说这个东西的能耐及其极限，我的生命里有哪些我更在意、更急于完成的事，小说原来力有未逮或至少太慢了，缓不济急？——我想起推理小说的一段对话，阿加莎·克里斯蒂戏剧性的说，凶案发生，不晓得为什么凶手十之八九是被害人的丈夫或妻子；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马修·斯卡德则如此实实在在的回答：“是啊，我所知道很多的夫妻总是用三十年、四十年时间来杀死彼此。” 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角度、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个书写改变——如果说小说书写同时包含着职业与志业的双重成分，这里先一步剥落的是职业成分，这其实很可理解。毕竟，换一个职业只是个当下的决定，要有光就有光，甚至不需要一天时间；换一个志业则是能力的问题，你几乎需要再一次人生。 小说家这个职业最特殊的印记是什么？心思和立场各异的人会给我们鄙夷、仇视、同情、哀伤、向往云云的不等答案，我个人以为是“虚构事物的特权”，允许欺骗说谎，瞒天大谎——我们都承认人会言语不实，也老早都知道人的一生无法每天二十四小时讲百分之百真话还能顺利活下来，因此，我们通常待之以某种默许的、结果论的世故态度，不管你是政客、商贾、僧侣、影歌星或者情人，你可以扯，但不要被逮到你是说谎；我们甚至不会积极去逮你（也许我们还会偷偷佩服你，在如今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只要你别夸张到、残酷到、倒霉到或者笨到我们非指出你说谎不可。一般而言，除了小说家，被证实说谎可以不附带刑责的可能就只有法庭里被起诉的罪犯，这被视为是他正当防卫自己的手段之一。正常的证人不可以，伪证是妨碍司法公正之罪，依“刑法”第165条，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天底下真有白吃白喝的虚构事物特权吗？这不是一个容易快速回答的问题——有关小说的欺瞒和虚构，我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方式还是纳博科夫“狼来了”的这个故事，比谁讲得都好而且美丽具体。纳博科夫回答：“我总以为诗是这么起源的：一个穴居的男孩跑回洞穴，穿过高高的茅草，一路跑一路喊：‘狼！狼！’然而并没有狼。他那狒狒模样的父母——为真理固执己见的人，无疑会把他藏在安全的地方。”纳博科夫解释，当这个小孩叫着狼来了而后头并没有狼这一刻，诗（另一回他说的是小说，同时是诗人/小说家的纳博科夫无意细分两者，一如他那部绝妙的《微暗之火》）便诞生了；诗（或者小说），系产生于“高高的茅草里”。 我尤其喜欢“高高的茅草里”这一句、这一场域，多加解释并不好，总会遗漏、会削弱它丰饶的意义。但我们说，在人的肉眼被遮挡，只听见奔跑声、沙沙作响且锋利割人芒叶声音的这个茅草丛中，有狼或没狼，真实或欺瞒，只能不断猜测并且不断替换，这次后头不见有狼跟着并不意味没有狼，更不意味下回后头也没有狼，欺骗和洞见（乃至于示警）在这高高的茅草堆里泯去了界线，有效保护着这个鬼头鬼脑的小孩，狒狒般惊魂未定的父母应该不至于忙着责问他修理他是吧；更好的是，这个故事并没这样就说完，人们根深柢固的记忆预言了不幸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它（很大一部分）仍会顽强回归“狼来了”原来版本我们所熟悉的道德寓意，成为惩罚，那就是，如果这个“诗人/小说家”男孩不知节制的继续玩这个游戏，他那狒狒般的父母迟早会不相 4fe1." >信他，会认定他只是个有说谎恶习的恶劣小孩，或温柔点，以为他是一个太敏感、太容易惊吓、沉耽于自我幻觉幻听的可怜小孩，以至于连同他洞察示警的那部分也跟着逆转过来，成为纯粹的欺骗和幻想，最后他甚至孤立无援的会被狼给吃了。 纳博科夫是最直言小说虚构性欺瞒性本质的人，而且完全没有“然而”“但是”之类的补充和转折，小说就只是“科学的精确加上魔术的幻惑”，完毕；纳博科夫也完全知道这样强硬高傲主张的无可遁逃逻辑及其无可避免代价，小说乃至于小说家必须放弃对现实世界的任何奢望，尤其是即时性的、迫切性的奢望。相当程度而言，你必须硬起心肠过日子，小说救不了猫、救不了饥饿的人、救不了巨变灾难进行中的世界，你在虚构世界里的崇高位置和信誉自成一物，转换到现实世界来则往往所剩不多，人们不会太“当真”，一如电影里大火焰大洪水的末日拟真画面，观者基本上是安坐在置身事外的位置，其心思更多是放在效果的欣赏和享受上而非讯息本身（抱歉，这是个糟透了的例子，尤其是美学上）。倒不是说小说不触动人心带来启示，这是从来都有也不会消失的，然而，这个人心效果总是太深沉、太微妙而且捉摸不定，而当它愈精确愈深刻，便愈难迅速转化成具体的作为，它适合收藏在人心里而非停留在行动中。因之，小说家无法也不会期待预定的、直指的现实效果，这是一个小说书写者最快也最容易学习到的，他让自己比较像一株花而不是一个生产/传销垂直整合的系统，他的话语因风传递，不知也不限对象，甚至不限于此时此刻存在的对象，这样子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惟有极度悲观才孕生出来的那一点点温和的乐观精神”，才能让他不再沮丧不多气馁的写下去。所以纳博科夫持续强硬的说他的小说无关政治、国族和任何群体，没有道德教谕，更没有任何社会性企图。朱天心尤其喜欢他那一连串“不”的宣告，是她先读到并指给我看的：“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调，不跳舞，不吹捧书籍，不签名售书，不合署宣言，不吃牡蛎，不醉酒，不去教堂，不去见心理分析学家，不参加示威游行。”朱天心完全明白纳博科夫在说什么也完全明白他为何会这么说（比方哪个“不”是拒绝人的残酷、哪个“不”又是为着保卫自己的心思干净清明云云），更看到这些所有的“不”放在一起，如何呈现一个小说家刚健卓然的形象，以及一个对小说书写专注不疑的总体图像。小说书写者这么信任小说，不是相信小说无所不能，而是不让小说分神做它做不到的事，你选择了它，就像韦伯讲的专心侍奉它，你的人生就得作出配合。但朱天心自知其中有哪几项她心向往之却总做不到，因为那意味着你必须封闭掉一部分对当下世界的知觉和情感，假装没听见某些迫切的召唤声音诸如暗巷里、瓦砾堆旁被弃养、一听就知道还无法独立存活的小猫叫声。所以朱天心最近试着这么说，不是宣告，而是某种艰难的自勉：对强者说不，对她一直并没困难，如今她得努力做到的是，如何学会必要时也跟弱者说不。 然而在此同时，仿佛捣蛋的是，她发现随着年岁带来连锁反应式的身体变化，人心不是变软，而是变脆，像个一碰就出水的东西，对悲伤事情的承受力愈来愈不行，愈来愈像当年出门一趟、看什么都难过不已、都是生老病死的王子悉达多。 说着说着好像连我们也感染了一丝沉重，让我们换个气氛，跳开来说个滑稽故事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href='2745/im'>《百年孤独》，事情发生在马贡多这个从哥伦比亚现实中虚构起来的新城镇才繁荣生养起来之时，镇上建造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部放映的电影是个悲剧故事，男主角在片尾死去，假戏当真的马贡多居民哀恸逾恒，不止痛哭还集体佩戴黑纱点起蜡烛哀悼他。要命是第二部电影的男主角还是这个人，于是已经死亡的人又无耻的出现在银幕上，愤怒的马贡多镇民认定这是个天大的、无可饶恕的骗局，遂砸了电影院，并引发一场集体暴动。 不在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如纳博科夫那样彻底的、不留侥幸的划开界线，这些小说家就狼狈了，甚至显得狡猾。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这些小说家总信誓旦旦告诉我们他的小说是“假”的，又信誓旦旦告诉我们他的小说是“真”的，格林大概是其中最气急败坏也最生动的例子。但说真的，这事我们很难全怪罪世界、怪罪一般读小说的人，小说自身反复在虚构和现实中穿梭，愈是精美愈成功便愈难找出接缝，我们如何可能每次都这么准，分清楚这部分是假的、这两句话是真的？分清楚主人翁的偷情败德是虚构的更不是小说家本人、而当你告诉我们水沟里堵塞的孩童尸体是真实的是照着可恶的现实写的？小说家是不是该附给我们一份阅读须知，告诉我们哪里可一笑置之、哪里该摒着气揪着心提足全部情感并且在读完书时起身革命？读者有读者的小小尊严，加上读者周遭的空气气味也是这样，我们倾向于宁可错失也不愿被愚弄，把真事当假，我们不感觉损失什么，但把假事错认为真，我们会感觉自己是个笨蛋。更何况小说家要我们相信为真的部分，总是读起来最不舒适的部分，人会不平会悲伤会内咎失眠会想捐出全部家产，我们更加不愿当个忧郁症时时上身、更惨的那一种笨蛋。 小说家说自己小说是假，也说自己小说为真，这反复不定一般而言仍有着隐隐的时间规律及其轨迹，且呼应着小说自身虚构和真实成分的变化。大体上，愈年轻的、愈靠近着书写起点的小说，愈容易受到虚构的诱惑，绝云气，负青天；年迈的、愈意识到书写终点的小说，书写者愈感觉到现实大地的持久引力，想实实在在的站稳脚跟如同生根。时间，在小说书写里的形态，常常呈现出这样一道抛物线也似的大弧。 虚构事物的特权（其实也跟人世间所有迷人的特权一样），一开始总像个玩具，小说家也跟我们普通人拿到新玩具一样，会忍不住一直玩它，甚至沉迷其中相当一段时日，试着从各种角度、各种不同途径、各种隐藏的可能去穷尽它。我曾认得一名已故的玩车之人（死于癌，不是如巴西传奇车手塞纳般阵亡于高速的车上），他每回看谁牵了新车，总要借过来“彻彻底底”开一趟，我们外行人听着引擎、轮胎的各种哀鸣声音，怎么看都像折磨这部可怜的新车如同强暴，但他会专业的解释给面如死灰的车主（丈夫？）本人听，新车必须先“ㄍㄧㄥ开”一次，必须一开始就逼出它的潜力，否则它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事，你需要它马力时会出不来；他还会拍拍车主肩膀，你这车真不错，过两天我也想买一部来玩玩——于是，刚刚才临界翻脸边缘的车主表情瞬间如花绽放，好像还打算掏钱包付他一笔工作费。 玩，在一定限度、一定的时间里，其实没什么不好，既符合人性，且极富意义。基本上，玩最接近一种全然自由的状态，比起单纯的认真少了一种自律的束缚，以及一种被目标、被预期成果限定的不自由，而且多了一些真诚的热情，不知不觉之中延长了人的持久力。我们知道，创造几乎和自由同义，也是自由有意以及无意的结果，因此不管如何艰辛危险，总少不了玩的成分，发出笑声，带着喜悦。然而，我们总是容易玩得太久，所谓的太久，指的是当我们已然穷尽其可能（包括我们自身能力的限制，也包括玩具的有限潜能），我们通常仍会延迟相当一段时日，或甚至再不回头了，我们仍在玩，但意义消失了，甚至也丧失掉热情，它只是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百无聊赖，一种鸡肋也似的依存捆绑关系，从最自由直接跳到最不自由，像那些打电动玩具的小孩。 虚构事物的特权，作为书写的玩具，一样还有另一个玩具式的固定风险，那就是现实感的不断快速流失——但这里，我们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时间的单纯虚耗而已，还得再重重加上另一个很人性的书写特有陷阱。我们说，生命多艰多难，但绝大多数艰难既不是我们要的更不是我们召唤来的，不必也不能每一样都跟它拼了、跟它誓不两立正面迎战到底。我们也许会很尊敬这样的人，但我们其实更有理由害怕这样的人，此类典型，我们所能想到最无害、最辛酸的人物，不过就是拉曼查的老骑士吉诃德阁下，让我们成功的能以笑声驱开害怕、不赞同和鄙夷，堪堪保护住了最透亮最干净的那一点核心。面对生命本身无休止的、大小不等的、理都理不完的困难，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摸摸鼻子避开就是了，这明智而且合情合理；但小说书写这上头不同，小说书写者的困难不仅仅是自找的，而且正是小说书写无可切除、少掉它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一切、不知所为何来的最重要部分。小说书写，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书写者有意识的重返人们已忽略、已避开、已遗忘的事物及其时空处境，换句话说，战斗是他主动重启的，战场也是他挑的，但妙的是，小说书写者本人往往不知道他打开了什么不该打开的东西，无法预见自己到底惹了什么，一场有限的战斗会引发一连串打不完的战斗，一个看似可简单击倒的小号恶魔后头跟着、隐藏着波浪一样源源不绝的大型恶魔，是的，叶公好龙而且叫唤个不休，龙也果真来了，带着雷电霹雳和满天风雨，以巨大狞恶的本来面目现身。当然，是有没吓得躲到床底的小说书写者，比方福克纳便咬着牙杵在现场不逃，他一生所系的约克纳帕塔法小说（包括十几部长篇加二十几个短篇）其实是开始于一次怎么看都不危险不困难的浪漫召唤，而且发生在他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书写时日，当时他只想写出他那位打内战的、家族神话传奇英雄的亲祖父老威廉·福克纳上校，却从此一步一步踩进了两百年时间黑白种族纠葛泥淖宛如诅咒的美国南方残酷大地。最终，他足足写了三十年还没法脱困，而他那位年少倾慕的祖父也从传说中被打回现实原形，不过就是个美国南方遍地都是、既是奴隶主也是暴烈种族主义者的残忍白人老头而已。 福克纳从虚构的传奇世界转入寸步难行的现实来，这其实并不那么“人性”，也因此才显得如此辉煌。事实上，我们不成比例较常看到的是，面对书写的困难，小说书写者不仅会躲床底下，还会像闯了祸无法收拾的小孩般逃之夭夭。这种时候，虚构事物的特权便成了小说魔术师的最佳脱逃术，眼睛一转身体一侧，我们就跟着小说书写者如卡尔维诺所说“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我们看过太多以做了一个梦、或以一则甜美的寓言（白天的、人造的梦）一次解除全部现实困难的化为一阵轻烟书写方式，聪明是很聪明，某种有益的遗忘可能也让我们当下心头一轻没错，但小说的梦境，就跟所有的梦境一样，它持续不了多长时间，连最爱做梦、最支持做梦的博尔赫斯都这么讲。 我想起马拉美的这两句诗：“鼓起我无羽的双翼逃离/——冒着在永恒中失足坠地的危险。” 正是因为危险是延迟的，代价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被察觉，小说的年轻书写时光因此总是最享受小说虚构特权的时光，一般而言，很难不进到放纵的地步。但我们晓得那些个个才气纵横、都像是天才的美国棒球小联盟年轻投手吗？——棒球场上，最迷人的欺瞒系集中于投手一人身上，或更正确的说，集中在投手握球的五根手指和一个手掌之际，借由指尖和掌心的存在与不存在，接触与不接触，让棒球在零点五秒左右的快速飞行中同时发生空间的弯折和时间的疾徐变化。然而，任何一个小联盟的投手教练都会严厉的告诫你制止你，你在这阶段忙着愚弄这些经验不足的小联盟打击手干什么？有什么意义？你真正要瞄准的、设定对付的，是将来那些什么样变化球没见过、不天天周旋、正是靠拆解这种种诡计吃饭的老妖怪级大联盟打击手，没有足够威力支撑、没有足够质量保护，一句话，没有球速作为基础和屏障的单薄变化球，你极可能连一轮九人三局球都骗不过去只是肉包只是找死不是吗？而且，今天什么变化球都不是秘技（一如小说书写技法已无秘技），全是公开的、整理过的、建档索引的，就连场边喝啤酒观战稍微用心稍有知识的球迷都熟知其握法、基本轨迹、优缺点及其适用性，因此重点不在伸卡球、滑球、切球云云，而是谁投出的伸卡球、滑球和切球，以及什么时机、什么进垒点穿透进去、针对什么打击手的伸卡球、滑球和切球。同一颗圈式变速球，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标价数百数千万美元，可以一次一次鬼魅的潜行过球棒狙击也可以动不动就飞出墙外成为球迷收藏物，所以说来日方长，年轻投手要练的是速度、威力和球质，以及踏实的一点一点积累对球赛的解读能力。 几十年来（果然也就几十年了），我从没见过真正缺乏胡思乱想能耐的年轻小说书写者，偶尔是有一两个比较笨拙的，感觉上也比较像某种人格特质、某些生命习惯阻止他而不是没有，几乎要让人相信这是一种年龄状态。年轻小说书写者难能一步登天的，是足够的经验材料，这需要多一点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某种不懈的、追究的，心里始终有事的态度，由此一点一点获取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丰硕解读能力。这当然是小说书写里比较苦、比较无聊而且最缓慢不耐的部分，日复一日，光彩尽去；也往往是小说书写里最悲伤、最容易瓦解年轻书写心志和信念、不断发生自我怀疑的所在。不单单是这个老世界总如此不美好而已，还有它的顽固，以及它迷宫般的实质构成，你一件事一件事发现自己毫无能力说服它修改它，甚至发现光是说清楚它都困难极了（博尔赫斯有回这么说：“这种事只有在现实中才有可能发生。”）。一定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书写者会感觉到自身尺寸的不断缩小（尽管我们说，不缩小自己怎么进得了事物的幽微隙缝之中），原来以为自己已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今都改换了面貌，原来以为自己知道的，现在都不知道了，原来坚信如誓言的，现在模糊成一团。这原是小说书写者一次又一次的必要经历，我们甚至可以励志点的说，尤其对于年轻、才要开始的小说投手，正是要这样才可望一点一点改善自己的球速、威力和球质，并且丰富自己解读小说和世界这场无尽球赛的能力。太早、太快、太放纵的使用虚构特权，你不会也不觉需要多瞧一眼人生现实的，这很大几率会养成一个危险的坏习惯，让人没耐心，让人只想快快躲进虚构世界里，在第一个困难到来时就飞走，召唤鬼神来取代鸟兽虫鱼，因此你知道的东西会很少而且愈来愈少，整个世界只剩一个简易的印象，一个只用流俗成见和错觉构成的单薄外壳，往后几十年（如果撑得了这么久的话）的小说只能在没细节没差异、没神秘没难解之谜、书写者自己更什么也不想知道的状态下反复涂写，能制造惊异的只剩光秃秃的文字一项，这种书写方式，理应在读者受不了之前，书写者自己先就厌烦不堪才是。 这里，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种纯粹的虚构？或我们松开点来说，纯粹的想像？一种完完全全无须意识着现实、无关现实处境、不靠任何实质材料构成的想像？我个人以为没有，但我们假设有看看。 如果有，那必定只能源源本本是纯自然的、纯生物性的，某种人心的自然流动，或某种神秘的本能运行，或思维无意识、无目的的纵跳云云，姑且不论人如何以这样单子也似的非时间非空间纯粹存在（这不可能，就连只此一人的亚当都有他的伊甸园现实以及鸟兽虫鱼，也因此才有了他独居不好的孤独），也姑且不论这样的想像（其实用梦境还更合适）得如何实践，如何展开，如何呈现，如何被看到、听见并交谈（这也不可能）云云。生物学报告告诉我们，百万年来，人的身体几乎不见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我们跟古远的克罗马农人在纯粹的生物构成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此一根本前提至少意味着两件事：一是，纯生物身体的梦境，如果有，必定是反复的、使用殆尽的，早已不见任何神奇的可能，应该比较接近人呼吸或人会打呵欠之类的；二是，这样的凡人本能的有之、本能的皆能，当代小说书写者有何优势可言？你甚至还赢不了一个克罗马农人，因为大家身体一样，而他至少比你没其他事情可做不是吗？ 我们今天试图再理解人的本能行为，是研究它解读它而不是使用它依赖它，这是一种当代的文明意识暨其思省，因着人对当下处境的质疑，真正用到的是当下才有的思维成果（结论、假设和由此而生出的想像）、技艺和配备。所以纳博科夫对所有的原始艺术成果没什么好感，尤其对于当代原始艺术仿制的创作方式（非洲面具、爵士乐云云）嗤之以鼻，他以为纯粹重返（或狡诈的模仿）生物本能的艺术创作是走不了多远的，就跟后院子墙壁上的小孩涂鸦成果一样，“艺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要不要像纳博科夫这么激烈我们再说（但这确确实实是一剂有益而且痛快淋漓的解毒剂），我以为核心的意义在于，即使只是人的想像和梦境，其深刻宽广丰硕准确与否，仍取决于人的处境及其意识而非人的身体。确定了这个，我们才能心思清明的一样一样回头来看、来辨别挑捡，古远的、原始的艺术成果，在远比我们贫乏、简易、现实材料和配备有限、展开时间也短的普遍不利基础上，是否还是有一些我们不拥有或已抛弃已毁坏的东西，从而得到某些特殊的成果闪烁明灭于我们漆黑的思维死角？比方说某些奇特的自由？某种较亲密的死亡意识及其宗教感？某些我们已不使用不生产但其富功利性之上意义的工具？某些已消失的经常性视野比方说满天星斗的大片天空？ 最近几名写作的朋友去了青藏高原，看那样的天空和那样的雪山，以及那样生存条件和生命景观，恍然大悟西藏人们奇妙的思维和向往——吉卜林的诗讲喜马拉雅山是湿婆神的大笑声音，这个说法真的好得惊心动魄。 所以朱天心近日来甚有感触的公开讲，她以为自己小说书写的惟一优势是当下。这是老小说家才说的话，有点博尔赫斯晚年 href='7195/im'>《沙漠》一文的味道（“这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这句话。”）——年轻时，你意识到的总是跟你在同一个当下、你有的他大致也都有的侪辈，你也通常甚有道理的感觉到当下只是这个那个限制包括你时时感觉出身体的物理性限制（最近读大陆年轻小说家讴歌极其动人的新作《九月里的三十年》，学到这两句话：“趁着还年轻，信它一回吧。”“想看看后头还有些什么。”），因此，书写者总急着飞走，去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另一种历史和文明。年轻时候你也只要多模糊知道一两个名字（阿佛洛狄忒、赫拉克里特、德尔斐神谕、禁吃豆子的古怪毕达哥拉斯学派云云）就能领先侪辈敢于先一步飞走，像那种年轻、连丢脸都不怕了哪会怕死的背包客。然而一路写下来，你脑子里的名单会更换，从昔日和你同在的侪辈一个一个换成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大书写者，逐渐的，他们成了和你想同一件事的人，而你也无可躲闪的发现，你怎么可能会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会写马格达莱纳河？怎么可能会比契诃夫更熟门熟路旧俄纷扰时刻的俄国小乡小镇以及住那里的寡妇、农奴、车夫、药剂师和唯唯诺诺满头大汗的下等文官？你心中那个“文字共和国”图像确确实实的形成了，你不无些微沮丧但以更大的愉悦一一看到读到并且知道了，每一块空间、每一截时间，都有它不懈的、你岂止是放心而已的动人书写者，由此，你也就相信你遗留着空白的其他时空也必定是这样，只是你还没读到、或某种不幸某种特殊偶然的现实理由（暂时）湮没不闻而已。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写了《我的世纪》这本小说，但这本书更特别的毋宁是它的书写框架及其期待。格拉斯简单把一整个二十世纪依日历分割成一年一个共计一百个书写单位，邀请全世界的小说家一起来写，依各自的经历、记忆、梦想和认知来装填它，很像是博尔赫斯所说“所有书写者也许都是反反复复在写着同一本大书”的一次积极实践。因此，这完全无关那种讨人厌的国族地域宣示暨其虚伪恶心责任，也无关浅薄的小说胜负成败竞争，毋宁只是小说家对自身书写的确确实实理解，以及对彼此书写的确确实实信任，回过神来说，有这么一点你被小说大神派驻在此的味道，你的书写并不孤独，因此不必虚张声势。 小说家的当下为他提供最趁手的书写材料，但这不见得是优势，只是不同而已（错认为优势是胆怯侥幸之心最容易栽进去的陷阱）；当下的真正优势，朱天心颇正确的指出来，她以为是来自时间、来自历史和记忆。这里所谓的当下不是夹在过去和未来缝隙一线里那样一层其薄无比、数学式甚至无法确定它存在的鬼一般时间单位；当下是时间大河冲积而成的厚厚实实平原，是记忆的总合，而记忆极可能是人所拥有惟一堪称清晰的东西不是吗？如本雅明或福克纳讲的那样。因此，你也许不如鲁迅才气纵横，也许少了他生死一抛横眉直视的专注，更加不可能像他张开着全身感知杵在百年前属于他的生命现场，但你依然有你清清楚楚的优势，那就是你多了这一百年时间，一百年时间揭开了不少秘密，当时的一部分猜测如今已被证实或者驳斥，某个梦想化成了现实或者噩梦，当时人们的信念和抉择、人们的际遇及其困惑哀伤种种，会像在时间里转动起来，让我们具体的、三维的看到它们原先被遮挡的另外面向。某种程度来说，你可能比他更适合这句话，“现在我知道我该看什么了”，这甚至可以让一个小说家直接重写鲁迅的时间和空间，当下意义的重新书写。 根本上，小说家被单独赋予虚构事物的特权，并不同时附带着限制，这上头世界是慷慨的，也是不怀好意的，它只从结果处来检视你追讨你——我们就继续以飞翔这件事来说，在小说世界里早已解决或说从不是问题，人可以不靠翅膀，不考虑空气动力学，不必找上升气流，随时随地随心情随需要，想让谁飞上天就飞上天。然而，写 href='2745/im'>《百年孤独》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为了怎么让美人儿雷梅苔丝飞起来烦恼不已，还因此中断了书写好几天，直到那一天下午在后院子里，他看着家里洗衣服的高大漂亮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招风的床单哗啦啦拉都拉不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当下掉头回打字机前，就是少这条床单，就是靠着这么一条白色床单，“美人儿雷梅苔丝一个劲儿的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当时的美人儿雷梅苔丝除了飞上天，难有第二种去处，我们读小说的人也确确实实同意，是的，她好像真的只剩飞走一途了，她“不得不飞”。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讲：“这么写，有事实根据吗？有一位老太太，一天早晨发现她孙女跑掉了，为掩盖事实真相，她逢人便说她孙女飞到天上去了。” 卡尔维诺喜欢的飞翔则是卡夫卡的《空桶骑士》，以一种挣脱重力的纵跳，借助的则是一个装煤炭的空桶，因此这个发生于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的漂亮夜间飞翔同时是阴郁的、狼狈的、穷苦的。空空如也的桶子让我们想到浮力，却也让我们想到匮乏、想到高纬度地方冬天夜里的极寒、也许还不由自主一并想起东欧人们严酷而且令人揪心的长期历史命运。空桶骑士是为着乞讨煤炭才飞的，但其结果总是失望：人可以飞，却连并不很值钱的寻常煤炭都不可得，如此“极难/极简”的错置，很可能比他的独特飞翔方式更让人难忘，煤炭行的老板娘像赶苍蝇般将他赶走，桶子驮着骑士飞走，消失在冰山的另一头。 由此我们再回头来想马拉美的“鼓起无羽的双翼逃离”、“冒着在永恒中失足坠落的危险”，也许就多了不少警觉——有时我们不得不飞走，但我们的确是光秃秃不长羽毛的人，我们得借助某个现实之物床单空桶垂至才能飞（尽管小说大神告诉我们不必），这既是飞翔工具，也往往让飞翔才有了真正的理由及其独特内容。 最近，我自己最喜爱的一次飞翔是从博尔赫斯书里看来的，这其实不完全是飞翔本身，我们可以想成是某个飞翔者带回来的信息——“十六世纪初，罗德维科·阿里奥斯托这么幻想：一位勇士在月亮上发现了那些已经从地球消失的东西，如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以及得不到满足的欲望。” 已经从地球消失掉的东西，也就第一时间让我们想到另外那些理应在地球出现却没真正出现的东西，它们不也就是同一物吗？看看这些，情人的眼泪和叹息、被人们消磨在赌场里的时光、毫无意义的计划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如果我们能够信物般把它们一个一个拿起来仔细翻转着看，未出现的不就正是已消失的另一个面吗？由此，我们脑中会浮现一连串名字，排列成一纸无穷数列的名单，不仅仅是空想家的圣西门傅立叶而已，有柏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拜伦和雪莱、马克思、王尔德、格林、福克纳云云一直到我们自己的某一个年轻时光、某一个不寐之夜——所以博尔赫斯这个我们以为最敢于向无穷远处想像的人，他说想像其实只是一个夸大的词，想像不过就是记忆和遗忘这两样东西而已，或者说这两者合为的一物。 我们活着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晚年的莱布尼茨，带着和解意味（和上帝、和命运、和所有世人）的说，我们实存的世界，正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这个我们从生理上都难以接受的过分柔弱说法，被刚直的伏尔泰毫不留情的痛批——无聊的博尔赫斯则接着扮演两人的和解者，他以为莱布尼茨其实可以这么回答，一个能够拥有伏尔泰的实存世界，不就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最好的世界了吗？ 正经点来说，我们每个人对于实存世界时时有看法，其间也会有某些看法会以较虚张声势、只此一种的句型和语调说出来，听起来像是生命结论，但通常仍然是个看法而已，连结着某一个下午、某种当时的天光云彩、某一两个镜子般在你眼前的人、以及某个自己都捉摸不定的心绪。中国“刻舟求剑”这个愚人故事其实是个柔美的故事，不只是个单一意义的寓言，也没那么好笑，或者该说我们的生命处境的确有点不知所措的可笑，时间如大河般继续前行，我们存活的世界也如小舟般继续前行，我们要记下某一事一物，尤其是掉落不见的某一事一物，我们该在哪里、用什么方式留下记号？有一部分的想像（记忆和遗忘）的确会被我们刻得太深太用力，以至于仿佛和整个世界断开了联系甚至对立起来，成为某种天国的描述，成为乌托邦——但生命仍持续流水向前，我们也还没打算就此一死全然放弃掉这个世界及其他，我们往往只是不免笨拙的在前进中寻求某种针对性的静止可能而已。 想像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加深了它和现实世界的对立感。我无意说如此功能、向往以及愤怒悲伤云云的想像不存在，我只说它通常比较适用两种人，一是很年轻的人，他和世界相处的时日尚浅，牵牵扯扯的东西还不多，时间透明到近乎不存在，生命的行李很轻（或许因此才称为“年轻”，连身体都是轻的），很容易一个纵跳就太高太远；另一是真正有着巨大苦难的人，借由想像逃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也是迫切的。但有趣的是，一些逃离世界最远、最会想像天国模样的人，其实是心最柔弱、最眷眷难舍世间的人，日后成佛的悉达多王子就是这样一个眼看着被太多记忆压垮的人，每一朵花，每一个乞丐，每一个老者和病者，每一个你知道才要在这可惧世界一样一样经历、挣扎着活几十年的初生婴儿，都让这个太敏感的人不寒而栗。生灭灭矣，王子的想像，于是有着最多弃绝记忆的成分，救赎的核心是遗忘，主动的、挥刀斩断式的遗忘，先把自己从记忆的重重蛛网里解救出来。但这个好心的人不只想解救自己而已，他把世间所有人都想成跟自己一样（其实未必尽然，我们是经常性的、而非一次性的遗忘），他无法一并遗忘的是世人的存在，这里的确隐隐有着某个温柔的逻辑矛盾，所以说王子遗忘的想像仍然由记忆所推动所收尾完成，如此才得造出一方净土一个信而有征的天国，用那些“已消失的/应出现的”绽放的花、清凉的风、洁净的水、铺地的金沙、空气中的香气和乐音等等建造而成，想像的天国，尘世的建筑材料。 死亡是休息、是大眠、是在广阔星空下舒舒服服躺下来，时间告终，不会有更糟糕更疲惫的事再发生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刻心知它会到来，还知道这无可避免，但弗罗斯特说，入夜前我还有几里路要赶，入夜前我还有几里路要赶—— 小说家跟我们一道，都是同一艘船上的愚人，我们都没要真正叫停时间。事实上，小说家比我们寻常人更在意、更执迷于时间的存在，只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借一下海涅临终遗言的句子，“上帝会原谅我的，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失去时间的小说是为寓言，不再变化不再追问不再等待可能，是小说断然说出的遗言。小说家甚至在时间隐没处重新找寻时间的脚迹，在时间断裂处重新接起时间，这是一份对事物因果最不死心的工作。 有一位古生物学者说得极有趣传神，他讲人类的演化史，就他们真正在挖掘现场看到的，比较像是雄性的大牙齿和雌性的大牙齿，生出来一堆小牙齿而已。人身上的两百多块骨骼，抵抗时间的能耐不一，其中最坚硬有挡的是牙齿，也常常真的只剩牙齿而已，古生物学者往往得靠区区几枚牙齿来复原完整的人身，乃至于当时他的生活实况和生命样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博物馆所看到根根不少（可能包括鼻梁软骨）、组合完美的昔人骨骼，甚至有皮肤有毛发还有首先被吃掉或自行腐烂分解的眼球，绝大部分是借用的、虚构的、是合情合理（程度不一）的赝品。 小说家时时面对的世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严格来说只更麻烦更混乱而且时间刻度更细微难辨，老牙齿新牙齿混一堆。整个世界随机的记忆和遗忘，忘掉的远比记得的多，从来无法也无意保留完整的故事，所以波德莱尔曾引述过某人（是大音乐家瓦格纳吧）的想法，说我们的实存世界只是“一部大辞典”，记忆材料系以一截一段乃至于碎片状、间隔极大不相联系的独立文字词条置放，我们以为的处处大片空白，对小说家而言是不断感受到两端彼此引力的其间必要失落环节，非得填补回去才能复原真相让事情平息。所谓的失落环节也意味着此一填补作业无法是凭空的、任意的，它受着两端的范畴限定，还受到两端的材质限定，因此我们以为的想像及其虚构作业，对小说家而言往往是回头到人类记忆仓库的挑拣、借用、磨光调整到完成组合而已，我们已忘记的，小说家帮我们想起来。事实上经常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尤其在年轻书写者身上，他以为自己独立想像的发明，其实只是之前某个人的记忆，写在大辞典里不常被翻到的某一页。 想像只是记忆和遗忘，我个人所知的一个极限例子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他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台湾为求巧妙失去精准的译为《预知死亡纪事》），这个故事前前后后被摆放了三十年等什么呢？等人们遗忘。“小说中描写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几年之后我开始从文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只要一想到我母亲看到这么多好朋友、甚至几位亲戚都被卷进自己儿子写的一本书去会不高兴，我又犹豫不决了。不过，说实话，这一题材只是在我思索多年并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后才吸引住我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两个凶手本来没有杀人的念头，他们还千方百计想让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万不得已的，这就是这出悲剧惟一真正的新奇之处；当然，这类悲剧在拉丁美洲是相当普遍的……事实上，小说描写的故事在案件发生之后二十五年才算了结，那时候，丈夫带着曾被遗弃的妻子回到镇上。不过，我认为小说的结尾必须要有作案行为的细节描写，解决的办法是让讲故事的人自己出场（我生平第一次出场了），使他能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笔意纵横，奔放自如。这就是说，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好玩吧。这部小说，阻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发当时就书写的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是事实，相关人等都还活着、都彼此记得并认得出彼此在事件中的角色和模样，我想，这不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道德困扰而已，而且因为彼时仍有太多额外的情感情绪微粒杂质渗入空气之中，会让故事受到干扰，变得不干净不清爽。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了三十年，而整整三十年却没让小说的事实成分在时间中扩张变形，黏附一大堆其他东西，反倒被时间大河冲刷得晶莹透亮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记忆里”的完整事实模样写出来，不仅包括凶案的来龙去脉角色人物、还包括作案细节，最终还一并包括这名观看者记叙者也就是书写者本人，都是完整事实的一部分。有没有想像和虚构呢？除了事实和事实的缝隙那些微不足道的黏着剂，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借着时间中的遗忘，事实蜕变为想像，事件的真实细节也成了虚构，让小说家得到了笔意纵横奔放自如的自由；而且，正因为这样的想像虚构本来就和事实是同一物，它由此克服了想像和虚构作业中最难最困扰书写者的一件事、那就是想像、虚构和事实衔接的材质问题。这两者的衔接处很容易被看出真假和裂缝，露出马脚，因此认真尽职的小说家通常不仰赖凭空虚构，而是横向的找寻适用的另一段一截事实、另一块部位相同尺寸相符的骨头，然而这里面仍有隐藏的排斥问题，不是一颗活人的心脏就能不出问题的移植入另一具活人的身体里面。事实永远有着千丝万缕难以一一列举更难以预见的联系，某一部分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时时让小说家感觉到力有未逮，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如此感慨系之的再一次告诉我们这句并不神奇而且应该早有人讲过的话，把它当成是自己最动人的发现，“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 有没有不必耐心等三十年之久的其他办法呢？有的，小说是操弄时间的魔术，有各形各状效果不一的诡计，比方爱伦·坡便把他化身的侦探杜宾横移到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巴黎，这个有着“全世界情人的一盏明灯”之称，好像在那里什么人都会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大城（除了巴黎人自己绝不如此相信），借由空间来产生时间差，快速制造出必要的遗忘，好摆脱掉他不要的那些事实杂质的纠缠，让想像成立，让想像自由——神奇的人从不出生在我们熟悉的方圆几里地，神奇之事也从不在此发生，陨石当然是外层空间飞来撞击的，先知也都是你不知其生平的异乡来的。宗教历史告诉我们，西亚一带最后才承认穆罕默德的正是他自己的家乡，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迟到三十年的小说，得等到有事实记忆的那些人全死掉了，或至少失去了指证能力之后。 然而无论如何，这样重新接起现实世界不在意的时间、重新拾起人们宁可抛却的记忆，你可以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部小说是更完整、更有头有尾乃至于更正义的事实，但它不会再是现实本身了，现实已永远离开了，这里永远有一道小说家可望不可即的鸿沟。小说把真正的现实抬高了一层，甩开了现实的种种拘束（干扰、破坏、中止、遗忘云云），但也同时失去了针对性，成为某种人的普遍处境的一次揭示，一番具体且感性的说明，乃至于一次隐喻（但小说家满足于这样获利甚丰的交换不留丝毫遗憾不留丝毫意犹未尽吗？如同耶稣说的，还有一只没被拯救的羊？还是惟一现实的那一只羊？）。也就是说，小说让哥伦比亚的一桩凶杀案和我们不在南美洲、甚至不同时间的人惊心动魄联系起来，也和其他凶杀案深浅远近的联系起来，但同时却也让一九五一年这一特定时间印记变得模糊而且不重要了（若不是书写者事后主动提起，我们也许不会追问，甚至就当它是虚构）。如果说彼时这桩命案有冤狱的成分，小说家也救不了被冤曲的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证人而不是小说家的身份去法庭，作出另一种陈述，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工作。 真实（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了这词）和现实怎么区别？这是哲学家可以大展身手的老题目，尽可地老天荒说下去；但对小说家则可以如此简单清晰，他心知肚明——他在自己小说里可以处死或至少放任一个个人物死去（仍由人的真实材料包括借用的骨头所构成），但基本上他不在现实世界杀人。 另外一面但同一件事是——他救得了真实的人，但他救不了现实的人。 我猜，而且相当有把握是对的，每一个足够认真而且足够书写资历的小说家迟早而且多多少少会察觉此事，并非只有那些心生不再写小说念头的小说家而已——察觉是持续性的，也是一次一次堆积加重的。而同一个发现、同一种感受，仍可以有激烈温柔不等、聪慧笨拙不等的做法，我指的不是一个个不同的小说家排列而已，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也更有意思的）在同一个小说家身上看出这样不同时间、不同心绪的光影变化。其中最激烈的那句话（说出或不说出），更多时候显示的毋宁是认知的强度和边界，不见得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誓言，否则就太轻易太不具真实内容了。用佛家来比喻，知道地狱不空心怀悲悯的救世之人多了，绝非只有发愿不写小说的地藏王菩萨一人，正因为这样，这个悲愿才显得如此郑重而且沉重，晴天霹雳也似击中我们最深的心事。 立德、立书、立功，这究竟是列举还是排序？我想，如果是后者，可能也就只是某一历史时刻的某个人一次大而化之的主张而已。但的确，今天隐隐约约倒过来在意识形态占上风的“起而行”，也不见得比“坐而言”高贵有价值，尤其考虑到人身的物理限制时。只是，起而行的慷慨实践别有一层道德光泽，来自于某种“牺牲/拯救”的生命动人赌注，很能够适切安慰我们最朴素的那一善念、不愿被让渡掉被改装替换的最后那一点不忍之心，这对长于坐而言且已写够多字、讲够多话一再触及语言效用极限的小说家，的确更具召唤之力。 仔细想想这真的有点难，还有点荒谬——你浸泡现实、弄清事情来龙去脉、察究人心一辈子，而且“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借圣经最后描述咫尺天涯进不去迦南地的摩西之语），而现实就在那里，活生生的人全在那里，你要不要就跨脚过去呢？ 这些忍不住试着跨过去的小说家最终结局会怎样？会死，一定要想出一个一致性的最后答案的话，那我们只好说他们都会死，托尔斯泰、海明威、格林不都已经死了吗？——小说家张大春称此为电视观众的好奇。生命从不是一部凶手是谁的推理小说，不是爱伦·坡说的全部意义只在最后一句的那种小说，这最后结局路人皆知，包括不愿接受的秦始皇在内，有意思的、不确定的事发生在这之前。 这一步的确充满着不确定的凶险，对小说本身，也对这些通常已备受赞誉的小说家声名。越过了界线的小说还是不是小说呢？失去了小说基本书写形式的规范和指引，这样写出来的“小说”会乱窜，会让现实世界的混沌、随机和无序冲垮小说最深刻的层级编码，不是一般所说变得像散文，而是很容易流于横向的浮泛、流于常识，丧失掉小说独特的及远能力和其及深能力。所谓的小说形式，绝不只是一种文体的外在分类卷标供书店和图书馆使用而已，它是一道限定的文字思索之路，限制意味着强迫性的集中和专注，也意味着它的企图和隐含的某种有效工作程序，指向着自身独特的目标（也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只有小说能做的事”）。小说家使用这道路径，同时也依循它接受它的提示和引导，由此把他携带进来散落的、能见度清晰程度不一的书写材料整理起来、前后上下的有效编组起来，让这些常识材料、这些一般性的感受和知觉，顺利上达某个未曾有过的高度，显露出寻常眼睛不容易看到的部分。因此，小说成果总有一种书写者本人的始料未及，甚至让小说家本人显得比他平常时候、平常讲话要聪明要深刻要多知道不少事。 不依循这条路径，你有没有另外的替代之路？失去小说形式的保护，你赤裸裸的直言是否本身就拥有它足够的洞见和力量，仍能保有高度、深度和话语的动人光彩，而不是某种常识意见的重复，吞没于喧哗的街谈巷语之中，这个社会多不多少不少一个说话的公民，更没必要用一名了不起的小说家去换得——也因此，丢弃小说基本形式，对年轻书写者通常很危险，即使只是耍帅说说而已，都容易假戏成真，更多结果不是你成功捉弄了小说，而是小说离弃了你。但发生在这些和小说相处了大半辈子生命最精华时光、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小说思维方式几乎已完全重叠的小说家身上就一言难尽了，这句最重的话从不是轻易说出来的，语调总哀伤而且犹豫再三，新的认知同时是自己一生所思所为的否定，因此他不会也无法就此丢开小说，而是一次两次三次不死心寻求小说和现实世界新的和解可能。通常，如我们看到的托尔斯泰晚年或如今仍奋战不休的米兰·昆德拉和大江健三郎，他们会先缩减小说的形式本身，匀出空间好让更多现实世界进来；并且把小说的想像虚构部分降到最低洗到最干净（这原来是他们一生声名之所系），甚至就让现实时间直接就是小说进行时间，一并承受它的沉闷单调和处处断裂不连续，最大可能的保有人和事物的现实样态。凡此种种，这样最低限度黏着、仿佛稍一震动就解体开来的小说，很难再是某一件通体完美、抽离真实时间、自身就是整个完足天地的艺术品，让阅读者可以整个人投身进去心无恚碍；这样的小说比较像现实世界的一块块晶亮碎片，它不改变人和现实世界的比例关系，不把世界化为芥子，也就让小说失去终极意义，永远漂流在时间一截一段的暂时性里。因此阅读者还多了一种痛苦，他得自己面对现实巨大世界起码弄清楚自己人在哪里、东西南北在哪里，过往的文学教养、过去的小说阅读经验不再如指南针给你方向感，小说更多的线索保留于巨大世界现场隐而不彰，阅读者很容易迷路，尤其很容易弄不清小说家意欲何为，他为什么要说这些激烈的话、说这些甚至是偏执的话，他干吗愤怒、干吗悲伤、干吗急急忙忙？是谁惹了他？ 小说家把小说的想像和虚构最大限度限缩下来，留着空白，所以阅读者必须辛苦而且不舒服的自己重新处理记忆和遗忘；阅读者甚至得试着跟上去，也让自己站到小说家此时此刻面向世界的位置去，试着想他所想，看他所看——这两件事都不容易，需要意愿，还要求能力。 写出惊动世界的好小说，顺便成就文学的巨大声名，这是一般书写者的一生梦想；但对于已是这样子的这些老小说家而言，这如海明威所说“只是一头死狮子”了，我心另有其他，甚至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成功毫无意义”，至少重复的、长得一模一样已可预约的成功毫无意义了。说一个小说家愿意拿一生声名和人们的信任，去换取一个流浪汉或一只流浪猫理所当然（但总有各式各样现实的不可能）的存活权利也许稍嫌夸大，不太真实，但如果说这样的声名和信任不能用来救活眼前某一个人某一只猫，却也永远让一个小说家感觉非常沮丧，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的荒谬。 如此向着具体现实展开雄辩却再无防护的小说，依几率，当然不成功的可能居多（或如海明威晚年的说法，“运气好的话，他会成功。”），但说真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小说失败的全部后果只由小说家自己以晚节不保，衰老昏聩的类似罪名承荷，我们甚至无须带着期盼，保持冷血旁观就可以了。既然如此，我们合理的忧烦乃至于生气就只剩这一个了——那就是我们对小说基本形式的保卫。我们或许会担心，在如今小说已风雨飘摇的历史时刻，这些领头的人是不是作出了很不好的示范？ 我无来由的想起那个著名的“斯巴达人”故事，是有点不伦不类没错——当年战况危殆的希腊某城邦向善战出了名的斯巴达求援，他们想望的是潮水般涌来的大军，但斯巴达王却只派来勇士一名。几千年后，我们仿佛还看得到这样鬼一样的画面，一名孤独的勇士赴死般从地平线那头昂然走过来，荒谬，无济于事，甚至有种一脚踩空掉、被谁捉弄的感觉，但也会有一种奇妙的震动。 有些话真的不容易讲清楚。且不说这样写一辈子的小说家，就以我这样一个只能读不能写、忽焉也积累了几十年夜读不寐时光的老读者而言，我发现自己该说愈来愈分不清或说愈来愈不在意一般所谓的小说好坏成败（比方我就从不感觉米兰·昆德拉有何衰老可言.我甚至更喜欢他近年的小说，他犹在合情合理的前行），尤其对那种通体布置完美、每一面都均衡写到表演称职的小说最容易失去耐心，这不是如水龙头一开有写就有吗？过去的阅读记忆成为今天阅读的已知，过去的书写成果成为今天阅读的掌故但也是基础，有些你知我知的东西就不必一一重来了（尤其是那些已无困扰的“拟真”部分），今夕何夕，我们就别浪费时间和有限的文字容量了，继续往前走不好吗？博尔赫斯晚年喜欢以“虚张声势”这个词自省，还在自拟的未来（二〇七四年）博尔赫斯墓志录文字中再次强调“他生平就怕人家说他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或者兼而有之”。这里所谓的虚张声势，指的正是过多的书写诡计、过多的文学装置、过多只用来吓唬人的夸张文字及其架构云云。我不晓得这算宽容还是更大的苛求，但我们的确置身于一个小说形式用老、处处碰触着书写极限的时代，你难以奢求小说犹能潮水般挥军前进，但至少，你希望书写者能够结结实实至少盯住一个点，敢于闪身写进去，带着你动起来，有所认识有所发见，至少仍保有小说询问世界的意图。至于这个点是否“创新”（一个无甚意义却为害不小的词）、是否有之前的小说家、有昔日哲人也曾问过无关宏旨，赫拉克里特的河不同于你眼前的河，不同时空、不同书写者会赋予它不一样的认识层次和感性，装填了实质内容之后，重新书写就不再只是单纯的抄袭重复，它至少成为某种重新记忆、重新启动，于是又有了未来的向度和能量。我们说，有些问题其实是每一代人、每一地域空间的书写者必须一问再问的，这甚至是一种责任。博?９９ｌｉb?尔赫斯被认为是我们此一小说极限年代拿出最多新东西的人，但他总说自己其实是个十九世纪的作家，他也只是提供自己一生的困惑，而这困惑，同时也是古希腊人的困惑，是贝克莱主教的困惑，是经院学者、休谟、叔本华的困惑。 我无意说这是小说的全部，有人孜孜勤勤打造它成鉴赏用收藏用的宝物精品，有人愤怒的挥舞它作为一种武器，也有人借由小说书写的展开和持续、宛如结伴同行的亦步亦趋的成为生之旅程、成为一辈子绵密对话思索认识之路——我们该分辨得出谁是玩真的，谁瞻望着极限如同看向星空深处，我们得给予他们相衬于其目标的特殊自由，包括某种敢死队的自由，这里，就像博尔赫斯说的，对他而言民主毫无意义。小说最糟糕、最该避免的失败是什么？我会说是平庸，尤其是加进了我们时代特殊空气分子，那种百无聊赖的平庸，人如船只搁浅动弹不得除了腐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康拉德船长说那是最悲惨的景观。 小说是什么？小说能做到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小说边界问题也许已有某种世故的理解也有着基本觉悟，但这是不是Final呢？一日不死，还有时间，我自己仍会选择相信卡尔维诺，他说文学从没野心过大的问藏书网题，文学必须给自己不可能的目标。对于我们这样书写会不会瓦解小说本身的忧虑，卡尔维诺也一并作出回答：“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是的，难以估量、远超过实现的希望。应该都知道那种敢死队、秘密任务执行小组电影的定场词吧，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我们同样有着该死CIA的悠哉冷血位置——任务成功，记得把东西带回来；任务失败，那我们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政府会否认一切。还有，交代任务的这卷录音带会在十秒内自动销毁。 最多，我们再加进一段伏尔泰的话：“只有真正的天才，特别是那些打开新途径的先驱，才有权犯大错而免于责罚。” 所以放心去吧，去把那只猫、那个人、那个世界救回来—— 在台北· 伏尔泰说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但博尔赫斯说，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的话，也许最了不起的人是卡尔十二世臣民中最神秘的一个人，伊曼纽·斯维登堡。 斯维登堡（1688—1773），是那种人还可能什么都会时代中真的什么都会的人，他是政治家，是战争英雄，是数学家，是天文学家，并精通解剖学和地质学；还早在后来的许多新发明之前就产生过这些念头并实践，比方说康德和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跟达·芬奇一样，他设计过天上飞的运载工具，跟培根预见的一样，他设计过水下行走的工具，还成功设计出一种能让船只登陆的机器，实际运用在“卡尔十二世一次神话般的战争中”，伏尔泰要我们想像，那场战役瑞典人沿着几十公里海岸线搬运他们的战舰，真的是神话般的画面。 最重要的，斯维登堡是个教士，他创建一个新教，描述出一种绝妙的天国和地狱（是我人生到此惟一听得进去而且愿意向往的天国和地狱），博尔赫斯以为，这本来可以取代天主教和基督教成为基督信仰的第三个宗教。 我自己，跟所有人一样，听都没听过斯维登堡此人，我所知道他的一切，都是间接从博尔赫斯文章看来的（在波德莱尔等其他人文章里，他只是个无色无味的名字）——博尔赫斯为他写过两篇不短的文章，一首诗，还不断在其他文字中提他名字、事迹和话语，但仍然没用。 那人比别人高出一头， 在芸芸众生中间行走； 他几乎没有呼唤 天使们隐秘的名字。 最后，博尔赫斯为斯维登堡的淹没不闻下了这个结论，是最近两年我去大陆、去香港、还有在台湾经常引述的：“我想，这一切部分的归因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命运，凡是发生在那地区的事情都好像只是个梦，都仿佛发生在水晶球里似的，比如，北欧海盗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好几百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写小说的艺术本来起源于冰岛的中世纪北欧传统的《萨迦》，这一创新却没有流传开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本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人物——例如卡尔十二世，可是我们只想到了其他的征服者，而他们的武功战绩也许远不如卡尔十二世。斯维登堡的思想本来应该引起世界各地教会革新，但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命运使然，仅仅是个梦而已。” 这帮我说出来了，之前我隐隐约约察觉出的台北历史命运。 几年前，我能说的（能力问题）只是，台北已经是未来华人世界的一座历史名城了。我用的是完成式，因此不是言志，甚至不只是个有把握的猜想，而是俱成的事实，它的价值会在将来浮现，问题只在于人们将来愿意记忆它多久时间而已。我的想法有较多不祥的成分（会不会失之冷酷呢？），像某种特殊的历史时间已眼看着告一段落，像某个季节已止息，或者该说我们自身的能耐已尽力用到极致，“船只走过这里”——我甚至不排除这个城市会衰弱下来，以某种停滞或重复、以某种百无聊赖、以某种不再有棱角的平凡，消失在全世界大同小异的大城市丛林之中。 我这样想台北，并没有包含着所谓的乡愁，没有丝毫诸如此类的地域性念头，也并无焦虑。跟所有人一样，我也有一个自己无法有意见的出生地点，但不在台北。我是十三岁才进来这城市，穿着初中二年级的冬季学生制服，书包一次塞齐上学期全部课本，以至于最薄的那本健康教育课本就此消失，永远不晓得究竟遗忘在宜兰老家里腐烂还是掉落在北宜公路哪个弯角。我先在台北边缘的三重住租赁公寓两年，见识了彼时三重著名的夏天大水灾和四季皆有的街头械斗，并且认定自己这辈子就是文学这条路了。那是激烈怀乡的两年，余波荡漾到二十岁左右为止，或者说从此用光了。日后我读到博尔赫斯讲他自己：“年轻时我喜欢假装自己是忧伤的，而且通常我会得逞。”不好意思的大笑起来。 说做梦，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从不做梦梦到宜兰，那时梦另有去处和用途，可能人的感情还是有一定额度，用于白天就不留给晚上了；倒是这两年我的梦有回头的迹象，但仍不是宜兰，就只是我们那间业已不存在的老房子而已，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或应该说都知道有家人存在却不出现在梦的镜头里面，因此总像是某一个星期天或暑假里的下午，有一种只限于小孩的宽广自由之感。我仅有的而且是不自觉的一点怀念（如果梦不骗人的话）凝结成为对一间屋子的回忆和遗忘，似乎意味着人的所谓幸福时光是具体的而且更为原初，是只对自己神奇但对他人平凡的全然私密，当然用不了一个市一个县一个抽象地域的偌大空间。 雷蒙·阿隆晚年的访谈之书书名用了他自况的话，“入戏的观众”；小说家阿城也有过类似的生命感受，他称之为“热眼旁观”——往后四十年我鲜少踏出台北，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一名热切的观众，眼睛、耳朵、脑子和皮肤各自参与（我无法像以前未过敏未气喘的朱天心、写《匈牙利之水》那样用气味记忆事情的朱天心，我的嗅觉始终是很糟糕的），但绝大多数时候拉不动一整个人。这四十年虽然是人一生仅有的精华岁月，但跟整个大世界还是不对称，还只是一粒小石子，滚落到哗哗不息的时间大河里。 依我看，台北是个特别辛苦的城市，日后也因此必定有着较容易疲惫、较快速苍老的危险，这很可能已在此时此刻露出征兆了。我们说，在压缩的历史时间内同时要做完所有事、要如南美洲大解放者玻利瓦尔对那名白目法国佬咆哮的“要我们在短短二十年内做成功你们两百年都处理不好的事”，这原是亚洲这些领头华人大城共同感知而且各自认领目标和行动的历史命运。台北最大的麻烦是它真的什么都来，几乎一样不缺的、平行的、同时的发生。惟一幸免的，我想只有宗教的冲突问题——这个最原初作为一个所有人“异乡”、总是有各种不得已理由才远涉重洋抵达的孤岛，只有在宗教一事上还保有它泛灵的模糊松弛样态，但求神能护佑，不很计较他究竟是哪个天堂掉下来的。 其中最沉重的也许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一个大国的灵魂用力塞进到一个很小的岛屿里头，以至于台北原来的尺寸和地理位置比较接近香港，但花更大力气的却是今天北京才需要做以及还没开始做的事——今天回想起来会很觉错愕，但的确真有几十年时间，这个小岛曾经还代表联合国仅有五个名额的永久安理会成员之一，台北必须是这样一种都市，和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排在一起，像柏林罗马东京上海以及你念得出名字的所有城市尚不在此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或说怎么可能持久的相信。这个置身世界中心的自觉自许终究只能是幻觉没错，但确确实实是台北一度的真诚心志，日后它的发展（或说追赶）也一直携带着这样大小比例错乱、有点不自量力的残余心思。如此巨大的世界感，理所当然的，让台北焦虑的远比成就的多，因为目标相对于它的能力和条件绝不相衬；也让台北难以回归到它较为明智务实的区域位置和较为合适称职的国际分工角色，像香港，像梦醒得很早的大城鹿特丹。 说起鹿特丹，我自己去荷兰这个生动有劲的小国早在二十年前，藏身在侯孝贤等一干参加鹿特丹影展的人堆里面。每天众人每两小时一场电影的赶，我自己一个在鹿特丹大街小巷乱闯乱走，还进去到它彼时可能就是全球吞吐量最大、丑得什么也不是的货柜码头，在那儿抽了几根烟镇定心神，也应景的想想台北。我知道一点这个国家和这座大城的历史，荣光但也不免伤痕累累，从欧陆才由中世纪挣扎复苏过来的重新启蒙时刻，到日后宗教改革、大航海乃至于资本主义冒出来云云，这个小国家难以置信的持续扮演重大角色，还奇怪的跑到万里之外的台湾和我们先人面对面打仗；我也知道从普法战争一路打到变成德法战争再到世界大战这几百年，这个不幸的低平之国如何持续扮演人家的战场，掀翻它的土壤，炸断它的大桥。鹿特丹的建物尤其不同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它全是新建的，原来的全毁于战火和大坝的一夕决堤。也许这些他们藏得很好，内衣一样不方便让我们外人看到，但更可能是因为对比，是我自己太习惯台湾人的自怜自恋，我对当地人们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们的开朗和踏实。我们说，荷兰果然有很多风车，迎着北大西洋长风用作磨坊或抽水；台北也有很多风车，四面张向全世界，但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我们披铠甲骑瘦马，手执长矛来攻打它们。 童话故事里的爱丽丝梦游过两回，镜子加棋盘那一次，不是树洞加扑克牌那一次，好心领路、带着她走出森林迷宫的是笨拙但温柔的白骑士。博尔赫斯说故事的结尾真叫人悲伤，因为白骑士知道自己只是爱丽丝梦出来的人物，而爱丽丝马上就要醒了，而梦境一结束他就永远消失了不存在了——我在想，台湾一直以来过度的自伤（不是没有过悲恸的、不公平的历史经历，而是太不合比例了），是不是有一部分其实来自这里？来自于对真实自己的察觉？我们自己同时也是我们梦出来的人物，随着时间，我们逐渐知道这是梦境，同时也逐渐知道我们终究会醒过来，醒来时我们会变小，而且身在一个世界边缘的小岛上头。 同时逐很多兔的台北于是不容易得一兔，某种不上不下、某种不彻底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奇特风貌——从有形的成果来看，尤其那些可用一两句话讲完、可化为具体数据的成果来看，同时期发展、总不免彼此看来看去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稍后苏醒过来大步迈进的上海北京，都比台北容易随手找出鲜明的、可用为新闻标题的成就，财富、市容、规格、不断更新的各式城市尖端配备、可见的未来潜能和企图、乃至于发展的动能和速度感效率感云云。近年来，台北反而是从某些特别胸怀善意、来自其他华人城市的访客朋友口中，得到一些自己并没真正想过、摸模糊糊的赞誉，说不清是什么，更指不出来到底在哪里，大致上只是一种完整的、大而化之的舒适感受，一种素朴人性层面的体贴、温暖感受。我自己面对面听过这些话好几回，有些惊讶，想着台北糟糕的天气、伤痕累累的城市身躯和总是犹豫不前的市民素质，适度的去除掉其中的礼貌成分，我猜想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相对于他们所从来的城市，台北，其实是历史鬼使神差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意志使然，没（能）在现代化的高速追逐过程中凝结出较清晰、较单一性的意志，没因此被迫切除掉太多东西冻结太多东西；这个城市零乱、没效率、左顾右盼若有所思而且令人气结的自我妨碍自我抵消，惟对应着我们总是复杂多面且矛盾的人性，台北相对的较为完整较不残酷，这尤其对于那些生活于勇猛奋进城市、已习惯于牺牲自己整理自己的人而言，有着莫名的疗愈效果，像复原了一部分人的本来面目，像重拾记忆，像想起来那些已舍弃、已一直被说为不宜、已消亡于集体意志里的个别心思，像有着可以重新观看世界并思省自己的自由，确信自己的存在。 一如玻利瓦尔对那名法国佬的失控暴怒，我们很容易感觉出来，这些被历史催赶着前行的一个个华人大城，人们总有某种深埋的委屈之厌。从二〇〇五年开始，我自己有三年多时间没进到北京，只因为人在北京的阿城说，北京现在是一个准戒严状态的大工地，等二〇〇八奥运完再说吧。城市的成就及其荣光来之不易，荣光有着相当的抚慰催眠效果，大部分时候堤防般拦得住人四下泼散泛滥的心思，人们也愿意洗净自己作出配合；但这总得是有尽头的，至少有间隙、有停歇、有大家解散各自回家的时刻，毕竟再怎么说，这种单一性、集体性的荣光不真的能取代人泛灵的、遍在的生命需求——我们比较容易留意到荣光对人们行为的冻结效果，但其实这是由里到外的，像关水龙头一样，它向人揭示着某种特殊处境特别时刻，人的思维会先一步触及它并配合它，告诉自己有些事现在不宜多想、先别忙着想下去。 念头也许只是一个个火花，但烧起来得靠它；不想进去，背后那一整块东西、那整片天地、以及到此为止人类有关于此的发现、认识和思维成果就不会来了。 长期以来，欠缺够大够明确的成果，台北一直难以自我说明，尤其要找出相衬于昔日大国梦境的宣传更是难，那种雨伞产量世界第一、螺丝帽生产速率和质量世界第一、还有稍后球鞋、脚踏车和民意代表打架次数世界第一，多讲两次自己都觉得搞笑（说话当时，极可能生产的工厂已打包外移），而且说真的这跟我们的普遍生命处境有什么有意义的联系呢？ 但我晓得或说一直深深相信，到此为止（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台北的确有个明明白白的第一，或比较正确来说，有个明显超前所有华人城市一步之遥的东西，那就是台北的小说——我指的不只是小说的数量和质量而已，还指的小说书写横向展开的幅度和直向探问的深度，以及最难说清楚的（但认真的书写者彼此心知肚明），在如今这样一个小说发展已临界书写极限的年代，台北小说领头撞墙及其不断突围的深刻时间意义云云。当然，这部分也是历史不同际遇的缘故，现代小说书写，大体上只有在台北没被真正截断过，没被政治、经济的诸般神圣理由判定为不宜、无效和无意义，小说书写得以稳定的进行并积累，即离不定的呼应着时代的变化，拾遗补阙，驻足于每一个现场每一处废墟，如同从没缺席过的记忆者记录者。 如此说台北的小说书写成果，除了对这些小说家心怀敬意而外，并没有丝毫夸耀的成分，事实上正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个颇为辛酸的华人城市第一，恰恰好说明了台北满目的、处处都有时时都是的不成功不成就；也是个不会有多少市民在意的第一，可以的话，我相信人们很乐意拿来换取比方说新加坡的国民所得和其无菌室般的秩序社会——我们知道，吸引小说家的通常不是人的成功，而是人的失败暨其不满、不舍、哀伤、瓦解和毁坏云云。成功是已完结的事了，是“一头死狮子”，华美的毛皮已失去了所有生命奥秘的光彩，小说家会第一个选择掉头离开；如果他还逗留这样的现场，那他反而会站到最后，耐心等到第二天的无可遮蔽天光驱散彻夜狂欢的光鲜人们，等到真相毕露。他的目光会比平常更阴郁，看的是成功背后或说丢下来的东西，想的是成功的某些无可弥补代价，被砍掉的树，被驱役的人们，被废置一地的价值信念，以及“成功之后人深刻的意志消沉”云云。小说，相当程度来说，是一门如此不祥的、也不讨喜的行当。 姑且就说从二〇〇八年左右开始吧（社会的进展变化很难抓出数学点），我以为台北“正常”了，或像终于下了决定了，从满天神魔的自身梦境挣扎着苏醒过来，是的，恶魔赶走了，惟天使也无可避免一个个的跟着消失。这个城市的空气为之一轻，也透明了，眼前的路变得明确起来，而且像进到一段直线加速道，未来的结果仿佛看得到，甚至已可以预约——我相信，“务实”将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最高的神谕，比方说一直困扰不完、病灶也似的政治，将降格成为“行政”，意思是这不再是个需要奋力思索的大题目了，它就只是一套精准有效率、而且把道德义涵凝缩到最小不妨碍计算的作业程序而已；我也相信，去除掉那些最困难最遥远的问题、那些几乎无望解决的问题、那些即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总是两两冲突无从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只有真正的霸权大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才得被迫替世人思索而且思索成果才有效才被承认的问题，台北将会更安全，而且更轻盈，也就更易取得当下的具体成就和富裕；我也相信，人们会比较喜欢这样，有一种终于、一种松了口大气变聪明的感觉。 当未来从迷雾一团转变成为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我们有一部分心思已可抢先一步飞到结果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回望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如同已决定已无可修改的过去——说台北已结束太沉重了，也不是真的，顶多只是百无聊赖起来；但很多事的确像拍岸又退回去的潮水一般，至少已丧失了公共性，只能收回各自的人心，成为纯个人志业的实践。仍然怀抱诸如此类心志的不懈之人（我认识的比方说专注于外劳移工人权的顾玉玲到思索大问题不休的钱永祥等等），将会一次一次发现，他讲给异国异地但有着类似心思的陌生人听，远比讲给同一座城市、同在一个生命现场几十年的熟人容易，而且容易很多。 有一个台北，已可以像博尔赫斯说的，放进水晶球里来看了。 这么多年来台北怎么了？这个台北，我以为如果我们比较准确的看对它、想对它、描述对它，也许很容易发现它的不幸和不智（愿意的话，还有它的不仁不义不廉不勇……），但这样一场可以不是徒劳。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成功哲学的要求底下，我们才会粗疏的判定这些是徒劳的、这里是走了弯弯曲曲的冤枉路云云。否则，生命本来就由曲线构成，各自依循蜿蜒的、难能一致的路径前行并试探。所以认真面对人权问题（乃至于非人但一样是生命的动物权）并非徒劳，它只是本来就比较难以成功而已；为一株超过三十年的大树，宁愿多花钱多花工时绕过它，这样不直的马路其实是宜当的而且更好看；思考析辨善恶大战问题不是徒劳（如钱永祥），写没GDP贡献的诗和小说不是徒劳（如舞鹤），读最难的书参与人类最深刻的发现和忧虑这些都不是徒劳（我认得不少这样的人）。当然，吃口香糖抽烟嚼槟榔不仅徒劳而且算是恶习，但学习宽容抵御禁绝，不让法律恣意入侵，防止权力养成更大恶习，这虽不易，但也绝非徒劳。 想想，一座城市，几百万心思、际遇、梦境、生命主张不一致的人挤进来这里，相互冲突彼此妨碍，的确是人类最容易挤压最难能完整保有自己的所在，规范也是必要的。这里于是有两种判准，一是最大可能的一致，得到整洁、速度、力量和效率（这样的城市容易受到注目和赞誉）；一是最大可能的容纳，尽可能保有生命的复杂丰饶本来样貌（这样的城市必须付代价，容易被低估，甚或不耐的指责）。 很一段时日了，比较心急的、尤其是右翼倾向的那一部分台北一直有着学习新加坡的此起彼落声音，谢天谢地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的要付诸实践——新加坡是最典型的直线构成城市，它原来是个国家，但它让自己凝缩为只是一座城市，还进一步再简化为一个企业一家公司，这是新加坡最有趣、也最决定性的一步，由此巧妙的改变，或正确的说，“倒置”了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和其人民的基本关系（比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无法选择它的人民，能被开除的是主事者掌权者，但一个企业当然可以而且通常被开除的总是员工；比方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里，要求的主体是人民，但在一家公司里，要求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由此躲掉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最沉重的那部分责任和最难以兑现的那些承诺。摊开数据来看新加坡成就惊人，一直是华人大城发展的典范，所有困难的问题在这里看起来都是简单的、有效率的（是的，包括设置大型赌场，由此也可见新加坡鲜明的道德色泽，其实只是工具理性的、精算师的“道德”），一般认为系来自主事者的坚毅、廉洁和聪明，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从不以为这是关键，真正的奥秘在于，我们说，可以化为算式、可计算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麻烦在于变量，每多考虑一个变量存在，计算的难度和复杂度便呈幂数增加，直到算式自身瓦解为止。因此，一座尽可能保有复杂丰饶生命可能的城市，不是横向排列的有更多事要做、需要更多专业人员而已，而是为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增加一系列的变量，要求人们愈来愈稀有的宏观能力以及在价值诸神冲突中寻求和解的韧性和耐心，乃至于坚定保有对人的同情。快速，正如翁贝托·艾柯说的，往往才是最令人害怕的东西。 在熠熠浮现起来的这些华人大城中，新加坡极可能是避开最多难题的一个城市，这也意味着，如月亮有另一面，新加坡也极可能是最落后的一个城市，诸多曾经以及正在折磨台北、香港、上海、北京的问题，在新加坡甚至还没开始，它能延迟多久呢？加进了这些变数，它的这些成功它的算式还成立吗？——新加坡的动人启示及其正确用途，其实在人类另一道更久远的思维脉络里，它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再进化版本和实践，企业CEO思维取代了柏拉图的老哲学家，也不用费神解释干吗要驱赶诗人，因为，你所知道有哪家公司设有诗人这一职位的呢？ 但回过头来说，一个城市，在它发生最多事、在它最决定性的几十年时间，没有相衬的文学作品产生（我指的不是专业的文学成就问题，而是某种人的整体感受、思省和记忆形成），这不是很奇怪而且肯定哪里不对劲了不是吗？ 相对于新加坡的当下典范，我以为，台北的这一趟现代化狼狈经历（有限的成果和一连串的质地真实受挫经验），如果能为后来的华人城市产生意义，也只能在下一阶段发生——这下一阶段是必然到来的，超英赶美的追赶会有尽头，追赶的指标（财富统计、城市规格、现代化配备云云）迟早会一个个还原为实质的生活内容，以及某种文明的见解和主张。“我们究竟所为何来？”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已经是进行式了，在各个华人城市已程度不等的开始了。 不必然发生的是台北可能的有意义影响，这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是台北不确定的历史、地理位置，非人力的部分；另一是，台北要如何适切的说出它自己，这是我们自身的麻烦。 “台北的故事”，这是我拿来困扰自己已好些年的难题。我相信广义的说故事形式是较好的捕捉方式，因为有价值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一趟趟旅程、一次次尝试的寸心自知。但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你知道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传记，很容易写的和很不容易写的，很容易的传记比方说古代的英雄或当代的成功人士，他的生平高潮迭起有声有色，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可能两句话就可讲完（阿喀琉斯不就是他那一丁点愤怒吗？毫无深度毫无质量的愤怒）；不容易写的传记比方说博尔赫斯或乔伊斯，他的人生乏善可陈，真正有价值的是他眼睛看到的和脑子所想的，全是深埋于心的东西。我自己始终在场的这四十年的台北，从不是个戏剧性的城市，没战争没饥馑没瘟疫，死亡个别的发生，最接近灾难的东西来自政治，但从另一个可能比较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颇英勇的尝试，很明显也孤单走在所有华人城市最前头，只计较它可疑的结果其实是可惜的。很有趣的是，这一趟台北的政治之行最有价值的东西（理解、思省、被逼着学习的知识和被打开的视野云云），并不理所当然出现在叱咤于不同阶段的政治人物身上，我自己多少接触过一些从最高权力舞台退下来的人（台北很小，大家碰来碰去），我得诚实的说，通常的感觉都很糟糕，只觉得他们是一个个不幸被时代消耗殆尽的人，甚至还变成了他们自己年轻时要打倒的那种种人。他们被困在一己太特定对象、太强烈但窄迫（这两者往往互为因果）的直接经验里面挣脱不出来，于是狼狈的往事只能直接得出狼狈的教训，失意的生命经历只能化为程度不等的虚无生命结论。应该说，他们比较像故事中人，是故事的材料，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一如《伊里亚特》或《奥德赛》不由阿喀琉斯或尤利西斯第一手讲给我们听（想像一下由他们来说会如何，尤其阿喀琉斯，真让人不寒而栗），说故事的是瞎了眼的诗人荷马。 这样的台北故事，于是碎片也似的散落，凝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多一点时间，还需要人的劳动，以及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人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耿耿一念。如果要由我来描述比较适合说出这样台北故事的人，我会说像翁贝托·艾柯笔下的见习僧阿德索这样的人，《玫瑰的名字》这个包含着宗教政争和迫害、一连串谋杀案以及一场几天几夜大火烧去一切的故事，就是多年之后阿德索讲出来的。《玫瑰的名字》最动人也寓意最丰饶的一段，不在事件途中，而是所有该发生的事已全发生、所有人死的死逃的逃、大迷宫图书馆已烧成废墟的多年之后。多年之后，只有阿德索一个人重回荒烟蔓草的现场，他深情款款的捡拾大火和岁月剩留下来的羊皮卷碎片，装了好几个袋子（为此而丢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往后用更多的时间收存它们、整理它们、阅读它们，认出它们原来是哪本书的一角、一句话，甚至循此找到它们的完整版本（阿德索说他因此更加喜悦的阅读它）。他于是造出了一个全由碎片组成的具体而微图书馆。 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就需要比事件中人更久的时间，在所有人离开之后你还徘徊不走，在所有人遗忘或不堪回首后你还牢记；而且，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你还需要比事件中人更多知识，帮你击破、穿透事件特殊性、个别性的坚硬外壳，认出来我们的经历原是人类整体经验的哪一部分、哪一角、哪一句话、哪一种特殊变奏——不仅仅是因为台北的这趟现代化经历，本来就包含着浓厚的知识成分，它同时也是我们一趟一趟启蒙之旅；而且你只有把它们再置放回人类的总体经验里，我们才可能找到直向的历史线索和横向的比对样品（全世界每个地方的人都参差不齐的面对着历史进展，并做着自己聪慧愚昧不等的选择），较正确较完整的看出来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也许更富意义的，没做什么）。歌德说世界上没有只出现一次的东西，我也从不认为天底下有所谓的全然特殊经验这种事这种天外飞来的怪物，就算有它也必定全然的不可解、全然的无意义和没用处，这其实是民族主义拙劣的老把戏之一，只因为理解一定包含着检验，为了躲避检验只能放弃理解，因此除了短暂的自恋，更糟糕是长久的无知。我们一时一地的个别性特殊性，其实是当下现实限制加上我们不确定的选择结果而已，也只有回到总体经验里，它才显现出价值，因为人类社会进展的另一麻烦是它无法刻意的实验，我们只能收集和保存。 十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出版社编辑，我试着把台北这一场经历分解开来，从“国家的故事”“宪法的故事”“社会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到“小说的故事”“电影的故事”“音乐的故事”等等，并分别找到它们各自的阿德索来说出它们。现在想，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台北仍如火如荼，台北仍有诸多其他可能云云，因此，此事以兴高采烈始（每个阿德索都很给面子地认为值得好好写，侯孝贤还当场说了个美好的开头，讲他童年偷摘芒果困在树顶上不寻常视角所俯瞰的寻常众生相，是他最初的影像震撼，也是他一生电影的开始），以无疾而终——结果是只有我自己写完了 href='10021/im'>《文字的故事》和 href='10022/im'>《阅读的故事》，失败得很寒伧很狼狈，的确有台北式的滑稽味道。 往后十年，其实是世界变化更大的十年，不仅台北一度萧索到濒临破毁，逼人想更多事；更多时候，我反而从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一个个宛如苏醒起来的昂扬城市（但吉凶未卜），看清楚更多的台北，我见过但没真正去想的台北——我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我家门口的巷子跟任何人家门口的巷子没两样，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具体往事泡一次澡就可以在浴缸里全部想完；我依然而且愈来愈确信，我所拥有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得来的，球迷、读者、聆听者、坐咖啡馆或城市中走来走去的人云云。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其实是认识，当然还有认识有时而穷、认识必然撞墙之后绵延不绝的困惑。这本 href='10023/im'>《世间的名字》仍然是一次旁观者的书写，旁观的位置当然仍在台北，因此可以说只是换一种捕捉形式、另一种回忆形式，视角再低一点细碎一点——它的理想形式也许应该是小说，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无法借由小说之路自自然然的进入到他者（“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因此只能比较笨拙的把人分割开来，通过人的某个特殊身份（其位置、网络关系以及他所做的事），一次一个地想，一次进行一段回忆。旁观有余进入不足，所以很可能显得严厉，做不到更深刻更绵密的同情。 我自己对这批文字的另一不满在于，还是哪里会冒出来不必要的感伤语调但已无从修改了——我读章诒和的新书《这样事和谁细讲》更加确信这点，章诒和那样的事才真的令人悲伤，台北这一场，我们努力保持心思清明其实就可以了。 href='10023/im'>《世间的名字》这本书并非百工图（“神”也许如海涅所说还可以是某个职业，但“聋子”绝不是，它至多只是某种人的命运处境），横向排列你得多考虑现实成分，书写结构得符合社会的基本结构本身，因此既不容易抵达实存世界遗弃的，不承认不命名的地方，也很容易要你非写结构需要的东西不可，而不是专注写你真心想写以及能写的东西。我对实存世界的认识、判断和评价轻重不一，而且绝不等值，也不愿屈服；我自己不年轻了，没必要虚张声势，更没有足够时间言不由衷，也一如博尔赫斯的鼓励，“虚张声势和言不由衷”正是我想洗脱的年少书写恶习——也因此，这本 href='10023/im'>《世间的名字》我只想到一种顺序，即依照我最原初书写的先后，顺时间之流而下。我隐隐约约察觉这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偶然而已，即使某些意念如天外飞来，它也就遁入了原有的、连续的、日复一日的书写时间之流里，成为它的一部分。神秘一点来说，我愈来愈感觉时间是一切。 “路：带状的土地，可以在上面行走。公路之所以和路不同，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上头开车，还因为公路就是把一个点连结到另一个点的一条单纯的线。公路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公路所连结的那两个点才有。路的本身，每一段都具有意义，邀我们驻足其间。公路是空间贬值的胜利成果，如今，空间的存在只是阻碍人的移动，浪费人的时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活着的时间缩减到变成只是障碍，我们必须用越来越快的速度去克服它。”这段也许我们或多或少也想过的话，是米兰·昆德拉写的，在他顶尖的小说 href='1233/im'>《不朽》书里，事实上，他先引了那个逃离家乡憎恶家乡的诗人兰波的两句诗前导： 八天了，我蹭破我的短靴 在碎石子路上…… 我以为，昆德拉讲得更好的是下一段话，收敛着他的抉择和讥讽，清明地指出路和公路隐合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概念：“在公路的世界里，美丽风景的义涵是：一座美的孤岛，由一条长长的线连结至其他美的孤岛。/在路的世界里，美是连续的，而且不断在变动；我们每踏出一步，美就会对我们说‘停下来吧’。” 在台北，我总是同时看到这两种美的概念，并确确实实感受到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节奏、不同牵动力量和裂解力量，我对台北最深的同情大概就在这里。 我倒是想起来另一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某篇国外科学文章读来的——我们晓得，人类一直想着外星智慧生物这事，也挥之不去地球末日这一念头，因此，科学家们也有过某种瓶中书的浪漫想法，比方说把一艘无人宇宙飞船像抛入大海中射向宇宙深处，这艘宇宙飞船只装载着人类在地球这颗蓝色小行星几百万年的这一场经历记录。如果末日还没来，那就算递名片自我介绍，如果彼时地球已灰飞烟灭了，那就成了某种遗书某种墓志铭或纪念碑也似的东西。但想到要说些什么、说到什么地步、要用何种言形式来确实说出人类这如梦一场就头痛了，几经考虑之后，他们想到巴赫，只用巴赫的音乐来代表、来说明人的存在和生命。这个选择让所有参与的科学家很满意—— 他们惟一的不安是，“他们（外星智慧生物）会不会认为我们人类实在太自夸了呢？”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