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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时代》
阿谷斯雉鸡的大翅膀
然而，我们读冯内古特几近等身的其他小说，包括眼前这本《加拉巴哥群岛》，很容易发现他其实是个食言而肥的家伙——他仍如罗德之妻屡屡回头，没办法。
基本上，《加拉巴哥群岛》是一部达尔文演化论的二十世纪新小说版：故事进行的时间长达一百万年（演化需要的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八?９９ｌｉｂ.
三五年达尔文搭乘“比戈号”（一般意译为“小猎犬号”）曾探险过且有决定性启示的海龟群岛（西班牙文加拉巴哥，即大龟之意），而最后扮演“诺亚方舟二号”、载着一个担心流星雨会毁灭地球的笨男性船长，一个垂死的男性骗子，一个教生物学打算自杀的寡妇，一个有池坊流插花教师身份的日籍忧郁孕妇，一个瞎眼的富家女，以及六个扮演二代夏娃的坎卡波那土著少女.99lib.的那艘游艇，正叫“达尔文湾号”。
讲到二十世纪的新达尔文，我想起一个了不起的动物行为学者康拉德·洛伦兹和他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攻击与人性》（On Aggression），书中，他提到阿谷斯雉鸡（Argus）误入进化歧途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生物界选择配偶这件事，决定性的一句话是由雌性说的，因此，雄性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比方说携带礼物，热情或优雅的舞蹈，以及最常见的、夸示自己多么强壮（雌性有选择强壮配偶的本能，以利于种族繁衍），才能击败众多竞逐者达到配种的目的。阿谷斯雉鸡的雄性夸示强壮的方法是，不节制地发展它们美丽巨大的翼羽，事情的结果是，它们的翅膀变得太大太重，几乎飞不起来，或许赢得了老婆，代价却是变得不十分适应环境且有害于生存，但怎么办呢？洛伦兹说：“这些鸟从来不知道达成合理妥协，而决定立刻停止这种无聊的事。”
因此，演化是会走入死胡同的，灭种是非常可能的收尾——在这里，洛伦兹毫不留情地引述他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斯的玩笑话：“比雉鸡的翅膀稍微好些，西方文明人极具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是最愚蠢的同类竞争产品。”
当然，洛伦.99lib.兹从动物行为总忍不住想到人类——包括他从鸟类观察提出的“铭印作用（imprinting）”拿来解释包括人类青少年行为，乃至于人类煽动家所以能吸引大量追随者云云——这曾让洛伦兹遭到很大的责难和嘲讽，说他妄想从几只鸟和动物所看到的情形，就要立刻应用于全世界。其中，尤其是行为学派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人类有什么内在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生物性的本能，“人类的行为每一种都从环境学习而来的”。
究竟，人类是如９９ｌｉb?伊甸园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已永远脱离靠本能过活的生物世界？还是和三叶虫、鹦鹉螺，或巨型恐龙没太大两样的另一种生物？这我们再说了，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冯内古特，或者说《加拉巴哥群岛》是怎么想的？
没有凶手的罪案
大体上，我相信冯内古特比较站在洛伦兹那边。
在《五号屠场》的二十五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冯内古特如盐柱一根再次回想那场大轰炸：“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因为杀人的是炸弹，而我有若干正直、高尚、勇敢的朋友却是飞行员或投弹手。空袭德累斯顿的行动人员并不需要义愤、仇恨或怒气，他们做的和汽车装配厂的工作并没有两样。”
凶手在哪里呢？
在《加拉巴哥群岛》书中，冯内古特提出的答案是“巨脑（Big Brains）”，以身体的比例来说，是生物演化史上最庞然大物的人类大脑，不是特定你的或我的，而是整体的、人类共有的大脑子。
冯内古特以为，人类种种的乃至于引起灭绝的愚行，都是这个巨脑凭空想出、计划的、指挥号令出来的。这里，人类曾引以为傲，没有尖爪利齿，没有坚硬甲壳，不能飞不能游也跑不快，却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的一切昆虫”所凭借的脑子，有了断然不同的意义，它变得多么像洛伦兹所说阿谷斯雉鸡的华丽大翅膀，它曾经让拥有者在传种竞争上赢得胜利，却一步一步走向集体灭绝，更糟的是——从来不知道达成合理妥协，而决定立刻停止这种无聊的事。
尤有甚者，冯内古特狠狠地用一百万年时间来处理这部小说，效果是：就像侯孝贤太远的电影镜头，我们完全看不到人脸上的喜怒哀乐种种表情，只剩下平静、没什么情绪的动作一般，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一点点“几希”，当场被抹平了，人自以为超越其他动物的神圣气味也全消失了，于是，在《加拉巴哥群岛》小说中，人和“迟缓、温驯、巨大以及数量颇为惊人”、能供应水手长期新鲜肉食的大龟，老实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鹊桥俯视，人世微波。
如果我们愿意更冯内古特一些，试着用比一百万年更长的时间来想，在演化史上，其实很容易找到一堆更杀风景的实例。比方说，就算从女阿法南猿“露西”活着那时算起，人类“统治”地球的时间不过三百万年，然而，在此之前的恐龙、鹦鹉螺、三叶虫乃至于蓝绿藻，每一样称霸的时间无不以千万、亿年计；又比方说，我们所担心马上会来临的“大灭绝”，在长达四十亿年的地球生命史上，据统计，大约每隔两千六百万年就来一次。白垩纪恐龙死光那一次还不是最严重的，只消灭了百分之十一的物种，两亿四千五百万年前二叠纪三叠纪那一次，还整整绝种了百分之五十二。
如果我们退一步以为，至少其他的大灭绝或因陨石或因地壳变动或因气候等外来原因，不像人类是自己主动污染环境主动杀个你死我活主动搞出灭绝，老实说，这显然也太高估了人类“作恶”的独特本事。
二十亿年前的氧气污九九藏书染便是前例之一。
原来，地球的大气是由氨、氢、水蒸汽和甲烷混成，然而，由于一种紫色和绿色的微生物大量繁殖，耗尽了大气中的氢，这些不知餍足的小东西转而分解水来得到养分，问题是每吸收两个氢便得把一个氧的“废料”排放在大气中，而对习惯生活于无氧原始大气的当时地球生物而言，我们今天不可须臾或缺的氧是致命的“毒气”（直至今天，在医学上纯氧仍有杀菌的功能），于是，一场浩劫发生了，微生物或者无言死去；或者机敏躲到氧气没法到达的地方如黑暗地底委曲求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厌氧性细菌；也有成功地改变自己、吸收氧气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如蓝绿藻。99lib.
今天，关心环保的人习惯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动人是很动人，但其实很有问题，若依演化的历史经验，改成“我们只有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可能准确些——当我们严重地改变了环境，我们有效消灭的只是自己，以及一些池鱼之殃的其他生物，然而，某一部分的生命应该会如当年的蓝绿藻继续活下去，并接管地球。
至于地球，它好好存在五十亿年了，坚硬牢靠得很。
好看而悲伤的小说
我猜想，这是冯内古特闷闷不乐的原因——既然，在《五号屠场》中投弹杀人的只是“汽车装配厂工人”，在《加拉巴哥群岛》中造成灭绝的甚至不是人只是“巨脑”，没有凶99lib.手，也就难以破案；没有特定的为恶者，也就失去了可以简单呐喊革命打倒的对象。
因此，冯内古特的小说，除了一股深沉的、哀伤的、末世的晦暗人文色泽在底层徘徊不去之外，我想，可能不大容易让台湾现阶段的文学评论者?99ｌiｂ.乐于赞美（除非震慑于他的威名）。因为冯内古特实在太冷静、太世故、太复杂、太节制了，他不喊痛、不大声控诉谴责，比方说，在《五号屠场》里战俘列车那一场，冯内古特不仅不一头栽进去痛快描写一番，甚至还有心情说笑话，简直是无动于衷了。
更要紧的是，他的小说太好看了，而且，在美国卖得非常好——冯内古特自己曾荒谬地解嘲：“我想我是惟一自德累斯顿大轰炸获利的人……平均每死一人我就赚四块钱版税。”
聪明而且爱说笑话的冯内古特，总有办法找到夸张有趣且充满想像力.99lib.的方式进行他的末世小说。在《五号屠场》中，大轰炸幸存回来报信的主人翁毕勒（自称）是一个被外星人抓走放回、从此能自由出入时间、因此死亡不过是“这个人在此一特定时刻正处于不良情况，但他在其他许多时刻中却活得好好的”的人；而《加拉巴哥群岛》的叙述者，则根本是个一百万年后的鬼魂，时间之于他是完全透明的.９９lｉｂ.t>，他知道且提前揭示了所有的结果，包括谁马上会死去（冯内古特甚至在每个准死人名字前预先打上记号）——当然，知道死亡马上来临、不同的死亡意义理解，并不代表你能阻止死亡本身。
对有切身创作经验的人而言，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说故事方法，两者交织张起多大的空间、有多少东西在其间蠢蠢欲动；对不愿想得太痛苦的读者而言，至少小说很好看，阅读是个盎然的享乐过程。
《加拉巴哥群岛》小说一开始，先介绍将成为第二次伊甸园的海龟群岛，以及岛上栖息的原住民生物，包括壁虎、鬣蜥蜴、稻鼠、熔岩蜥蜴、蜘蛛、蚂蚁、甲虫、蚱蜢、小虱和扁虱，还有大龟。
冯内古特问：这些生物是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来岛上的？漂流的木头碎片？“隔岛跃进”式的一段段短距泅藏书网游？上帝事先造好安置在那里？或者真是搭乘诺亚方舟两个两个登陆的？——问题是，这组群岛距南美大陆一千公里，中间无任何跳板，而且是因火山爆发“后来”才浮现的。
您看，没骗人吧，故事打一开头就好玩极了。
各自努力的事后选民
故事直接的结尾是，跌跌撞撞的“达尔文湾号”载着这十一个半（广口妃子怀孕）奇奇怪怪的“选民”，迷航漂到海龟群岛的北端，幸运躲.99lib.过浩劫并就地演化，成为一百万年后能如鱼类活于水中，靠摄食水草营生，而且（最要紧的）不再有巨脑的新人类。
比起旧约大洪水那次浩劫，“仁慈”的耶和华要诺亚细心存留每种生物各一公一母，这个新方舟简直邋遢随.9９ｌｉｂ?了，我们只知道，在演化的历史上，每一回的诺亚老爹都比圣经里那一个要粗心匆忙多了，他哪里有时间或能力去预留各种生物各一对，“各自努力，随缘好去”，无疑地，冯内古特的方舟二号远比一号要接近事实，要不，那十一个半人总要挑选得像样一点、代表性一点。
矛盾的时间
时间，不管是过去未来之间来去自如或完全透明，在冯内古特小说中，一直处理得丰富有趣而且有深彻的意义。
世故、知道人类问题严重性的冯内古特，当然不会简单把时间当成没法可想后的救赎之道，就像典型时空科幻小说或电影的罐头把戏：修补时间缝隙、改变历史走向、错误灾难和愚行可重来一次而防止或躲开云藏书网云，甚至像《超人》电影中愚蠢地推动地球逆转，救活了他死去的女友。
冯内古特甚至嘲笑了写《时间简史》的史蒂芬·霍金一顿，因为霍金焦急人们不关心不记得未来，冯内古特认为未来有什么好费神的呢，人会老会死，事物轰轰然一路顺势向前，未来不必你叫自然会来找你，像只哈巴狗一样来到你脚边躺下打鼾，乖顺得很。
我无意因此简单猜想：“所以冯内古特认为值得关心的是过去和现在。”事实上，冯内古特的心情满复杂矛盾的，现实中，时间无法逆转，但未来却也不见得是完全不透明、猜不到结果的，很多灾难和愚行是像狗咬尾巴般的打转重复，很多对未来的警言也是可靠合逻辑的，但这似乎很难让人类大家一起“一、二、三”一齐停止犯错，像阿谷斯雉鸡停止发展它的大翅膀一般，在冯内古特的小说中，穿梭乃至清楚了时空的所有秘密，从来没能改变什么。?９9liｂ?
在《加拉巴哥群岛》中，当浩劫结束、新演化顺利进行后，冯内古特还“多写”了好几章，是担任说故事的鬼魂站出来说自己的事，他为了在旁观看这场浩劫，离开了可以让鬼魂安憩之地，走出“蓝色坑道”孤零零飘荡于人间，他那写了一百多本书一千多篇科幻小说的父亲鬼魂要他回去，否则他得在人间继续飘荡一百万年。九九藏书
显然，这个鬼魂，正像但丁《神曲》中那些迷惘的伟大灵魂，为了“可以自由看穿人的心，可以了解人的过去”、“人生真相、人生如何运作，以及人生到底是什么”，把自己再次孤零零地掷入人间一百万年。
这就是冯内古特吧，那个化为盐柱的罗德之妻在小说中穿越了时间，提前告诉了我们天火又将焚城的故事。
见怪不怪的故事
春秋时代曾经有个翟国，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之一，后来亡掉了，遗民流散，其中有个叫翟封荼的聪明人向南投靠三晋的强豪赵简子，下面是收在刘向《说苑》的一则故事，或说一段对话。
赵简子问翟封荼：“听说翟国曾经下过连着三天的谷雨是吗？”翟封荼点头说确有其事。赵简子又问：“我还听说也下过三天的血雨，这也是真的吗？”翟封荼点头说确有其事。赵简子再问：“我还听说有过马生牛、牛生马这样的怪事，也是真的吗？”翟封荼还是点头说确有其事。
赵简子感慨起来，叹口气说：“人家说妖孽可以亡国，果然一点没错。”
但翟封荼说：“不，您问的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下三天谷雨，其实是谷子被龙卷风卷上天造成的；下三天血雨，这是鸷鸟在空中打群架造成的；马生牛、牛又生马，这是因为牛马杂牧杂交造成的，这些都不是让翟国灭亡的妖孽。”
赵简子问：“那翟国真正的妖孽是什么？”
翟封荼回答：“翟国人民离散不凝聚，君王年幼无能，卿大夫贪财，结党营私只晓得争个人的权势财富，官吏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政令成天改来改去没一样能有效贯彻，士人普遍贪婪而且怨恨上头的人，这些才真的是翟国灭亡的妖孽。”
这是个很舒服的故藏书网事，但老实说也是中国古来相当典型的故事，类似的光《说苑》一书就收录着好几则。基本上，它不相信神秘之事，不惑于鬼神灵怪，认定万事万物必然有着平实的好理由，你把传说神话中离奇荒诞的成分拿出来，放到人生现实的光天化日之下这么一照，就会现出恍然大悟的常识原形来，原来如此，答案原来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这个柔和回归经验世界的思考选择，给予我们听故事的人一种素朴的愉悦，一种源于生活世故睿智的息事宁人——也因此，中国诸如此类今天习惯划归人类学领域、甚或进一步窥探意识无意识深层的传说神话，多半只成了单纯的寓言被解读，不作概念深掘，不持续在抽象概念的思维世界贪婪前进。
这里，我们便清楚看到回归常识世界的除魅力量，这藏书网是个思维的煞车系统，让人清醒不耽溺，阻止人无边无垠地胡思乱想下去——但是，龙卷风真会让卷上天的谷子下整整三天吗？什么样飞鸟的世界大战打到血如雨下三天三夜不休呢（有空的人可换算一下需要粉身碎骨多少只鸟）？马和牛即便杂牧，依生物学，可能杂交繁殖不马不牛的后代吗？这里，问话的赵简子没追下去，回答的翟封荼也不持续想下去，两造皆心满意足地停在此处，停在当时水平的具象常识世界之中。
没有危险，但也没新的发见启示。
这使我想到另一则故事，是我个人阅读所及，和翟99lib.封荼故事同途殊归的最相对故事，思维者在几近完全相同的疑问下，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抉择，体例上仍是对话，出自柏拉图的《费德拉斯篇》。
相传苏格拉底和费德拉斯两人散步到传说中北风神带走奥瑞茜雅的山崖旁，费德拉斯问：“如果奥瑞茜雅不是在这里被北风神带走的，你还会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不管信与不信，这对他都不构成困扰，事实上，并不难找到一种巧妙但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解释，比方说，奥瑞茜雅其实是在这山边的岩石上玩耍，不小心被强烈的北风吹下石崖摔死或淹死的，因此遂传说成北风神带走了她——如何？到此为止像不像翟封荼式的答案？
然而，苏格拉底却又说了一段很著名也很有意思的话：
但是，这样的解释虽然能很巧妙又似乎很合理解释了神奇的传说，却不会让我欣羡，因为如此一来，我们也被迫得继续解释，神话传说里的半人马怪兽、吐火的怪物，以及一大堆蛇发女妖或飞马等等，要对每一个传说都提出一套素朴的可能解释，需要很多空闲的时间，但我却完全没有这么奢侈的闲情，我真正的理由是，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办法做到像德尔斐神谕所说的“认识我自己”，因此，在我还没真正认识我自己之前，花时间去研究不相干的事物，对我来说是很荒谬的，我宁可更简单用传统信仰的理由来打发它，而我真正必须知道的是，我自己身为一个人，究竟是比百头巨人更复杂更狂暴的一种怪物，还是更温和更单纯的生物？９９lib?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苏格拉底不选择翟封荼式解释的理由——没有时间，没这份闲工夫，因为有更要紧的事等着去做，而所谓更重要的事是“认识我自己”，一件幽微深邃的思维任务。
来不及的伟大向往
阿城这本《常识与通识》，包含了十二篇意志力一贯的文章，原是发表于《收获》双月刊，谈话的主题是“常识”——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阿城回过头来和大陆的人们谈论常识，而且文章篇幅颇长、文字内容直话直说（就阿城越来越简短、越点到为止的书写方式而言），当然是苦心的。
但常识是什么？常识不就是社会中最通俗、最底层、游荡在空气之中几乎人人可不学而能的最起码认知吗？这不是每个人都已经拥有的东西，干吗要费神重述重说呢？什么时候何种景况之下，人会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失去、都再看不到呢？常识得而复失之际，又会酿成什么危险呢？
大风大浪走过的潇洒阿城，究竟担心什么？
我猜，答案用中文来说，可总结成四个字：“意识形态”。就举个阿城标的所向的大陆实例来说，遍地是农民，种了数千年之久稻麦高粱小米的老练中国农家，会没有最基本的常识，不晓得庄稼要扎根深浅、间距多.99lib.少才好得到理想的收成吗？甚至说开花太多时得狠着心摘除一部分，才能颗颗饱满结实不是吗？然而我们看到，当挟带了革命意识形态强力而来的所谓“深耕密植”政令当头罩下，所有的千年经验、所有的常识当场全消失了，当然，没太久之后，就连该有的收成也消失了，接管这整片古老大地的是全面性的歉收，这就是五〇年代的大饥荒。
这里，相对于人们经验世界的常识，我们可以怎么理解意识形态？大体上，意识形态并非完全对立颉颃人的基本经验，并非单纯的蒙昧，相反的，它往往来自于人们意识到经验世界的限制，不耐烦于经验世界具象事物的沉重束缚，所积极寻求的一种雄心勃勃的超越，这种超越，如我们在柏拉图身上、在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理性主义者身上所看到的，尽管瞧不起紊乱迟缓的经验世界，要把经验世界隔绝在外不受其骚扰，但思维仍在理性的范畴之中运作，受着人类基本理性秩序的节制，但问题是，理性仍是有限制的，无力穿透我们触目所及而且驱之不去的诸多现象的疑问，比方说生死、爱情、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目的等等，你忍受不了没答案，无法带着满心疑惑照常过日子照常入睡，你就得再次超越理性悍然而行，但由此开始的新思维旅行，再没地标，再没规则章法，支撑你的，大体上只能是激情、直觉、认定和不回头的信仰。
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的最根源处，原生于一种人类之于“伟大”的遍在渴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单单只是诗意的不必当真的浪漫情怀，还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有限生命动人实践，你心知肚明自己仅仅只有这几十年时间，但要看的世界那么大，要追问的问题那么多，要娶上手的美丽女性为数那么大，要亲身验收的功业打造那么漫漫不可及，我们把一颗巨大的心，收在一个有限生命的身体之中，你压抑不住欲求，便只能转而寻求另一种快速的方式，一种即溶式的伟大——因此，意识形态的灾难通常总是一种奉伟大之名的灾难，它不得不返祖地援用信仰（人类最快速的一种获取真理方式）以产生必要的实践强力，但它总宣称自己是更进步的，是瞻望未来的，是明日而不是昨天。
昨天是什么？昨天是既有的经验，落在现实的具象世界土地上，沉积为今天的常识，不伟大，是它的一大缺憾，满足不了那些总是踮高脚尖窥探明天的人。
更多的常识
朱天心在她的小说《预知死亡纪事》一开头这么写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名性急的毛姓之人，数十年前写下此诗，随后他果然也如愿做下了朝夕间天地翻转之事。”
追逐伟大目标，从而弃绝常识牵绊、落入意识形态笼罩之中，对中国这块古老土地而言，还是上个世纪不到百年间的事，再之前长时以往并不是这样子——这关系着两个性急且意图伟大之人。朱天心笔下所说的这位毛姓之人，要在活着时如诗中言志的一人权倾天下，还要他统治的整个国家快快脱胎换骨，超英赶美，好亲眼看见遥遥走在举世人类最前头的动人藏书网
我个人以为这是非常要紧的，相对于无羁的、虚拟的、任意的催眠世界，如果被叫回来的我们，四顾九九藏书发现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仍一如我们记忆中那样乏味无趣贫薄，你还是会想倒头睡回去的，就像人戒不了酒、戒不了麻醉药品、戒不了伟大壮丽的意识形态一般——真实世界的失败，有它自己要反省负责的地方。
如此现实的坠落可能是两面的：一边，我们眼前的世界，或者如卡尔维诺说的，急剧在“硬化”，美好事物消失如海潮退去；而.99lib.另一边，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我们自身也不再晓得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如何和具象的事物相处，我们失去了生命本身的可贵鉴赏能力。
清醒，但是美好富想像力，而且含幽默，我们所欠缺的，正正好就是阿城——到这里，我们再无法代言了，事实上也毋需解释，因此，我们的伴读责任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往下，是真正阿城的美好时间了——
最会说故事的人
当然，每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就像我们常讲天底下没任何两片雪花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就算在如此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仍得再次强调，在所有的独特之中，格林真的是无以伦比，尤其就二十世纪的小说发展实况及其限制来看，格林完成太多奇怪的事，少有人能像他那样。
首先，格林极可能是二十世纪小说家中最会、也最专注于说故事的人，这里，我们讲的不只是他的小说数量，还包括他的小说实质内容。
从一九二九年出版《第二个自我》以来，格林整整写了六十年的岁月，其中光是长篇小说就交出二十五部之多，其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自传、游记、诗集、论文集、报导文学、传记云云，非常吓人，对创作力，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力普遍陷于萎顿的二十世纪小说（尤其是格林所从来的、开发过度的现代小说原乡西欧），格林的丰美是极其动人极其醒目的。
格林不只写这么多小说，怪的是他还像十九世纪伟大的写实小说家99ｌｉｂ?那样子书写——格林的小说视野宽广，格局恢宏，敢于碰触西欧小说业已遗失近百年的大题目，包括一场战争，一次政变或革命：而且格林始终执着于实相，认真创造人物，构思情节，让想像力在具体的世界之上奔驰，不躲不闪不装神弄鬼，不在关键技穷之际莫名其妙地化成一道轻烟不见，就像你在二十世纪小说经常看到并为之气结那样子。
格林的每部小说都是个好故事，这让他有余裕和自己的作品调笑——一度，格林把自己的小说分两组，分别标明为“正经小说”和“娱乐小说”，但这个玩笑没开太久就宣告放弃，原因很简单，即便由作家本人来分类，这两者也从未泾渭分明过，事实上，格林再阴黯再严肃的小说都一样有着可堪读者享乐的好看故事和情节；同样的，再轻松再顽皮的作品，也都深沉专注，一句话，都一样是格林的小说。
其次，格林是最会写男女偷情的小说家，这方面，他的规格不只是二十世纪，而是人类整个文学历史，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会写偷情。
这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的真实经验。格林于一九二七年结婚，并因此改信天主教，但他的婚姻和信仰都没因此安定下来，前者在他育有一子一女之后便宣告分居（天主教不允许离婚，因为他们直到今天还相信“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而改由长期的偷情来替代，至于信仰之路则更是无止无休的在怀疑中挣扎，这些我们都可从小说之中看出来。
不少人讲过，格林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次等的、陪衬性质的（“都只是鬼魂”），这话大体没错，但其实可以讲得更直接更准确些，那就是，格林小说中的女性便只有在扮演情妇那一刻才焕发光芒——让我们说夸张一点吧，格林写男女偷情，几乎已届“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令人叹为观止境地，小从一句对白，一个看似自然的停逗，一个瞬间闪逝的失神，甚至一块晚餐桌上的无辜牛排（真的，见《爱情的尽头》），其间都能层层叠叠地包藏着猜测、怀疑、嫉妒和怨懑等等奇怪的心思，而格林就是有办法把这琐细的男女之事搬上台盘，联结上轰轰然的历史大事甚至成为关键，在《喜剧演员》中，男主人公布朗正是怀疑满口大话的琼斯少校上了他的德国大使夫人情妇，才借力使力把琼斯弄上山打游击，最终加剧了革命镇压，害死了琼斯，也让自己再回不去太子港，从而流落到多明尼加成了滑稽的殡葬业者；在《沉静的美国人》中，英籍记者弗勒则因痛恨美国特工派尔偷走他的越南情妇凤，设计让这个年轻天真的美国人中伏遇害，丧生共产党之手；而更精彩的可能还是《麻风病人》，那位了无生趣、随着船走多远就是多远而流浪到刚果麻风病院的名建筑师奎力，误打误撞开车载送可怜的赖柯夫人入城验孕，却因为女人奇妙的心思，事后赖柯夫人一口咬定他是腹中小孩的父亲，因着一场不存在的、女人自我抚慰的想像偷情，被虔信天主?９９liｂ?的愤怒丈夫射杀。
相较起来，我们一直认为最会写男女微妙心思的张爱玲、钱锺书，原来是那么“文学”。
还有，也是比较无聊的，格林大概是和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最纠缠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纪录地被连着提名超过二十次，却终其一生没能得奖。当然，这件事较丢脸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那班人，意思是，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光，他们的文学奖最终名单一直是可疑的、鉴赏力大有问题的。
最终，也是最特别的，格林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文学国度的创建者，这个国奉他为名，我们称之为“格林之国”。
格林之国的创建者
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格林自己的话，那是《哈瓦那特派员》书中透过那位卖吸尘器于哈瓦那的小商人吴模德讲的：“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99lib.杀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我不会在什么人的国际战争之中扮演五九二〇〇之五（书中英国情报单位赋予吴模德的特派员编号）。”今天，住台湾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段话背下来，尤其是“南国以南”的勇敢台湾人。
米兰·昆德拉在谈欧洲现代小说时，把时间上推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说那时候小说是“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好小说家应该有国籍吗？
当然，在现实之中小说家还是得有出生地点、有纳税义务对象，尽管不见得在意、喜欢、认同或效忠，但不容否认这很难完全逃离，在这层意义上，格林是英国人殆无疑议；但是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更难以逃遁的隐藏国籍，可以完全无涉于象征国族藏书网的某个抽空名字、歌曲、旗帜乃至于意识形态，而就只是一方素朴的、有着生活现实质感的上地。对于和生活细节有千丝万缕联系需求、甚至于倾向于在具象的人事时物之上书写的长篇小说而言，这一方土地和小说家本身的联系总是远远早于小说意念启动之时（没有哪个小说家是一生下来就打算或直接开始构思小说的），因此，它和小说家的关系是浑然的、整体的，在理知选择之先且一先就是二三十年不可逆的时间，难以检视、难以在他日重建仿制、也就再难以替代。
长篇小说的书写因此总是农民式的书写，在同一方土地之上深耕密植，就像契诃夫和他的旧俄小城小镇与农村，巴尔扎克和他的封建巴黎，以及更清楚的，直接讲自己就是个农夫、只会在“一块邮票大小土地上反藏书网复书写”的福克纳和他南北战争所在的美国南方原乡。
这方面，格林完全逆向行驶，他是个持续逃离家乡的人。
一九三四年，也就是格林三十岁之时，他徒步旅游了利比里亚，据此写了《没有地图的旅行》这部游记，预告了他日后的出走生涯，往后，他的长篇小说便持续由行走的脚、凝视的眼睛和书写的手所联合完成：《权力与荣耀》是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斯里兰卡，《文静的美国人》是中南半岛，《哈瓦那特派员》是古巴，《喜剧演员》是海地，《麻风病人》是他自己所说“形状就像人的心”的非洲正中心的刚9９lｉb?果，而晚期的《吉诃德阁下》则当然只能回转欧陆的西班牙云云。
这是“格林之国”之所由来，意思是格９９lib?林小说足迹所及的全数土地的总和，由此组成一个虚拟国家，论这个国家的总面积，可能并不比殖民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之国的大英帝国小多少，但它不是通过欺骗、谈判、征战和杀戮所缔建起来，而是由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就凭着他的一身小说家本事，让这个国从伟大的文学地图之中熠熠浮现起来。
有关这个史无前例的小说之国，据了解格林自己并不见得领情，甚至，他还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宣称：“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斯里兰卡。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的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实体的道德景观
从格林这样几近是神经质的自卫之言中，我们并不难察觉，格林自己也很清楚，“格林之国”的说法既是赞誉，但却也去除不掉某部分根深柢固的深深疑惧，这疑惧一方面是文学技艺的，多少质疑着格林这样一地写过一地的奇怪小说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历史道德的，毕竟在西欧的书写者和格林足迹所及的这些“边缘国度”之间，一直更清晰浮现的毋宁是另一个非关小说的书写谱系，这是为期数百年时光之中由来自欧洲的行商、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和民族志者所联手完成的，深烙着帝国主义以我为准的罪恶印记。
我想，格林真正怕的是后者，所以他才如此刻意强调他的书写不谬。写实不见得是文学成就的判准，而且时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以降，甚至已不必然是小说书写的必要条件了，但在这里，强调写实，至少可以和数百年来以欧洲观点为中心，任意扭曲涂写其他异质社会的帝国主义书写传统划清界限。
只是，格林当然不会是在地者、农民式的写实，他终究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写过格林评传的约翰·史柏龄讲得很好，他说：“格林描写的这些事实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正确，但经过作者的挑选和组合，造成了所谓典型的‘格林风貌’。”“这也不单单是详细的描写（否则好的游记作家或新闻记者也写得出来），而是像康拉德一样呈现出道德景观，描绘当地的情形和身历其境的人。”
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s，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相信，格林远比康拉德担当得起如此说法。
外来者的书写，基本上总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掌握，而疏漏于真实细节的理解和感同身受（因此，相当一部分所谓帝国主义的书写系源自不了解的急躁和傲慢，而非全然心怀歹意），这方面，格林之于康拉德有着先天的优势——此一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延迟的自然效应，格林出手的时间晚了几十年时光，意思是多出了几十年西欧之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累积理解；另一方面，这又是帝国霸权历经转移的几十年时光，让这些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于文化思维承受了不同的冲击而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变化，残酷地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更丰硕的观看思省线索。
但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优势是格林自己。格林的位置远在康拉德左边，这让他一直比康拉德对当地的现实权力结构和道德景象有着更左翼的高度警觉和更左翼的持续关切，他笔下这些欧洲人也相对地身形更渺小、姿态更谦卑，他们不像康拉德那些带着家乡旅行、只停留在船上港边远远瞻望的航海欧洲人，而是背起行囊上岸，不回头探入内陆，和当地人一样地定居生活，一样承受那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统治的全部风险、挫败乃至于最终不留情的迫害（较之于当地人惟一的可能优势只在于，他们终归拥有个不甚可靠的母国大使馆，让定居失败的最终逃逸尚成为可能）。因此，格林笔下这些国家是个个不同的，不同的统治者（墨西哥禁酒禁教的独裁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医生和他戴墨镜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前的统治政府，或中南半岛上在地的外来的交错纵横势力等等），不同的客观历史线索，而不再是康拉德现代主义笔下，一个笼统存在的郁闷热带，一个欧洲人心灵的“异乡”，只负责扮演流浪或寻道欧洲人命运之途上的某个试炼启示九九藏书或救赎而已，甚或只是某个传说之中的、文学隐喻意味的暧昧国度，因着欧洲人的到来才浮现出地表，也因着欧洲人的再次转身离去而如海市蜃楼一般复归蒸发消失。
惟有在如此实存的国家和土地上头，才可能九九藏书养活血肉真实的人，就像史柏龄跟着所指出的，格林小说中在地配角人物是可以脱离主角（欧洲人）而独立存在的，“格林之国把这个历史的转捩点（意指殖民霸权转移）记录下来并且转变成神话，就像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或契诃夫笔下革命前的俄国。”
也就是说，landscapes，由高低起伏的山脉、河谷、丘陵、平野乃至于人为田园庄舍所建构起来的层叠地表总体图像，格林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由此，格林完成了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已然疲惫老去西欧小说再无力完成、或说再无力恢复的动人文学奇迹——格林把小说再次从昆德拉所说那样“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窄迫凝视中解放出来，并放手把现代社会分工层叠、拦住人目光的烦人建物再次夷平为广阔大地，让久违的地平线再次重现，让失落的旅程再次整装而行，人的灵魂和私密命运不再必然隔离如孤岛，它仍然可能重新接回人类的总体历史之流，小说不再只能是弗洛伊德，只能是海德格尔，它还可以堂皇.9９ｌｉb?和列维·斯特劳斯对话，和萨义德侃侃而谈，筋骨舒活，元气淋漓，好看得不得了。
在格林如此重现的广阔真实上地之上，就连现代小说失落已久、早已让渡给新闻报导和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的说故事能力也一并回来了，重新生长——本雅明在一九四〇年代黯然断言，说故事这项技艺久已失传，说故事的人，尤其是行商式走遍天涯地角携回远地故事的人早已消失，读格林的小说，让我们对此重生侥幸之心。
从老欧洲出走
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契诃夫笔下革命之前的俄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时间超过一百年的时光回溯，如果我们用小说书写意义的语言翻译出来，意思则成了，这是小说大叙事传统的寻回，而我们都晓得，那是人类历史上所曾经有过最辉煌且可能不会再有的小说世代，除了狄更斯和契诃夫，那时还曾经有过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等等，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满满是今天排列出来仍最好看的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格林的出走，就不仅仅只是空间的挪移而已，让不同社会、文化、人种的大板块撞击出小说书写所需要的新火花；这极可能也该视为书写者的一趟奇特的时光之旅——格林一个一个重新涉过被欧洲人侵入、启动、纳入发展.99lib.，并等于是绝望一场一场重演已知灾难的国家，这趟旅程系以这些历史发展时间不一致的挣扎中社会一站一站排列起来。
一九六九年在汉堡大学演讲中，格林说：“小说家的工作是当魔鬼的辩护律师，为那些处在国法之外的人争取同情和相当的了解。”
格林一直是个实质的“左派”，是那种站权力反侧，大原则坚定不移、但实质生活细节充满同情，我个人最喜欢的真左派，但不真的如天真愚蠢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政治狭义的“共产党徒”（美国政府因此对格林甚为疑虑，很长一段时间不发他入境签证），他年轻念大学时是参加过共产党，但只待四个星期就跑了出来；另外，格林对宗教满满是省思、质疑、嘲讽乃至于并不留情的鞭打，尤其对人的罪恶和荒谬命运思索不休，但他仍一直是天主教徒，宁可分居并冒风险偷情而不脱离，也不以为有必要脱离——正如他通过《哈瓦那特派九九藏书员》吴模德所讲的那番话，这些概念的、架空的，甚或只是标签意义的东西并不困扰他，困扰他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所回归的大叙事传统从来就是在实相和隐喻上书写，而不是抽象的语意上书写。
因此，有关格林何以一生浪迹天涯的猜测，那些“左派”政治理由的、罪恶驱赶宗教理由的，我想都太一厢情愿而且没太大必要，追根究柢，格林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宗教者，而是个小说家，他的文学自觉和书写方式，较之于二十世纪几乎已和职业身份完全重叠的小说家来看，的确是复杂许多，就像大叙事时代的小说书写者般延伸诸多的公共领域之中，但主体上，格林仍是个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
因此，与其讲格林离开的是英国，不如说出走的是西欧——格林和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并没太大问题，事实上他还多少协助些情报收集工作以赚取经济待遇或仅仅是素朴的尽公民职责，当然，这也让他小说中经常有的情报工作书写栩栩如生，当代99ｌｉb?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因此对他推崇备至。
格林所出走的西欧，是文学乃至于文化意义的西欧，这个现代小说发生并绵密发展的原生地，几百年下来，像过度耕种的上地，已不可避免地疲惫老去，而且还除魅殆尽，好的，坏的，神秘的，传统的，罪恶的，冲突的，信念的，理想的，什么都试过了不新鲜了，也什么都拆穿了不再可信了——这是一块已然完成、已成定论到几近全然透明的小说土地，几乎所有的可能耕地已全数改建成博物馆和研究室，是坐而言的舒服养老地方，而不再是起而行的实践场域。
新的可耕沃土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亚洲和非洲，这些汉娜·阿伦特斥之为意识形态名词（非常有道理的讲法）、但一般仍沿用不疑的所谓“第三世界”，今天我们果真亲眼目睹还一直在生产好小说的地带，也恰恰是，没错，格林之国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国土。
当代卡珊德拉
但格林仍是个外来者，是个欧洲人。
我们把格林之国的行走和缔建说成是一趟小说的时光回溯之旅，当然是有漏洞的、可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并不真像比方说西欧发展理论（另一种被纳入帝国主义传统或称之为余孽的理论）所宣称的那样，会一成不变地重演、排队领圣餐般呈线性排列。固然，９９ｌiｂ?人们仍一直受制于大同小异的恶意、愚昧、贪婪、恐惧等等人性之恒常，这方面别说是才相隔百年的欧洲，就是万年之前的克罗马农人亦相去不远，然而，不同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长期黏着于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99lib.，乃至于不同的历史敌意和偶然机运在在都是有意义的，即便被欧洲人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蛮横地硬生生纳入，它绝不可能乖巧整齐正如欧陆的昔日时光重现，也因此，格林的如此时光之旅，便处处是歧路地不知岔向何方和此路不通的断裂塌陷，途中的景象参差、破败9９ｌiｂ. ，一种又温柔又懊恼自责的讥讽之言，伴随着老人爱怜却又以为不知死活的目光，心思极其复杂。这些心智意义年轻的人，或许正是“格林之国”年轻土地的隐喻。
后来在暴力镇压中得其所哉死去的马吉欧医生，托人带给流亡多米尼加的主人翁布朗一封信：“如果你曾抛弃一个信仰，请不要抛弃所有的信仰。你必能找到一个信仰来取代你失去的信仰。”这样的话，在《文静的美国人》中则出自于共产党员韩，他告诉主人翁英籍记者弗勒：“人迟早得选定立场的，如果他还想当个人的话。”
很显然，格林是知道幸福何在的，但他却永远回不了藏书网头伸手去拿，就像老人不能再回转昔日的青春模样一般。而现实中更致命的极可能是，如果你哪一边都不想选也无法选时该怎么办？如果你现实人生的理解在在告诉你答案总是以上皆非，就像你厌恶资本主义又不想加入共产党时怎么办？在这里，想当个人的获取幸福方式便成了一种更大的懦怯，更大的虚无。
这种老去不回头的年龄状态，于是可能不只体现于个人一己身上而已，而且也体现于人类的集体历史——尤其格林的小说，已然把个人的命运及其完成打开，和那头庞大又不随你意志而转的世界结结实实联结起来之后，这种“抛却记忆/操弄遗忘”的个人心理治疗方式、个人信仰归皈方式便失去了真实的救赎意义了。
百年之前，托尔斯泰写《复活》，书中幡然觉醒的地主聂黑留朵夫将人的重建最终解答，归于《圣经》的四大福音书，在那个犹可锁国，甚或关起庄园大门便可完整隔绝烦人世界侵扰的时间和地点，或许还差堪成立，但今天我们晓得，四大福音书的宗教性、道德性建议，完全解答不了政治学的问题，解答不了经济学的问题，也解答不了生态环保等等所有让人们持续受苦的问题。这个世界已变得太大、太真实、太排阔逼到人们眼前，因此，它反倒更像一出看不到结局、没有主要演员的荒谬剧，我们都只能是观众，最多上场两句台词就鞠躬下台的龙套，是滑稽而不是英雄悲剧的喜剧演员。藏书网好用概念性语言，真正奇怪的毋宁是，格林何以回归百年之前历史的小说书写方式——大叙事小说在欧陆的消失，自有其历史真实理由和线索，对欧洲人而言，除了文学理由的大题材前代之人已然写尽，以及社会改良理由的大问题已然搞定（欧洲早已不革命了）而外，更深沉的悲哀极可能是某种真实受挫经验的发现，不是没大问题，而是大问题改以诸多琐碎的形式结成无边无垠的网络存在，没有焦点，没有可牵动整体的关键（如一个暴君、一个错误决策），具体的特殊事物和普遍的总体之间于是丧失了联系，不再好描述，更没有撼动的使力点，小说家越发受困于自身的职业身份之中，外头世界不是不能写，而是不可信，更是没意义。
明知故犯的罪
斯高比的定向炼狱该说是宿命的必然？还是他一个人的抉择以及软弱呢？这趟沉沦之旅起因于露易丝执意迁居南非所需要的两百英镑船资，而首先被凿开的缺口却是斯高比对葡萄牙籍船长的心软放行——胖船长藏了一封给远地女儿的信，违反了通讯管制，斯高比的诚实，由此像被打开的糖果罐子一般（我们都知道，一旦打开之后不会只拿一颗的，怎么自我发誓都没用），沉沦，便以如此温柔的方式开始，并一直维持到终点。
格林习用笼统性的大概念语言，但他纤细敏感的现实神经末梢，却一再察觉概念框架和人生真实细节的永恒紧张关系，由此反倒成为他小说经常性的思索焦点和主题。在《恋情的终结》中，小说家墨瑞斯发现他为了爱人得倾尽全力和上帝对抗；而在这部《问题的核心》中，斯高比却因为爱上帝（兰克神父之语，不是狂热宗教信徒的爱，而是人生温柔的爱）而选择了犯下上帝的罪和永世沉沦——斯高比一长串且连锁反应的“罪行”，几乎囊括着半个十诫，包括渎职、欺骗、通奸、谋杀（以暧昧的共犯形式害死了仆人阿里99ｌib?），以及最终的自杀（谋杀上帝所给予的生命）。
这串温柔藏书网的罪行，对于本来就几近一无所求的斯高比来说，绝少有自利的理由，反倒是对于周遭人们一种质地真实的悲悯和责任使然，甚至清晰指向更高尚也更素朴价值的寻求和护持。他同情葡萄牙船长，他对热爱淡去的妻子更心疼，努力想让她去南非过她以为较好的日子；他信任仆人阿里并视之待之如亲人；他看到后来的情妇海伦经历船难漂流上岸的可怜丑陋模样、昏迷中双手还紧紧抱一本集邮簿而动容；他像个人一样对待人人嫌恶避之不及的狡滑叙利亚杂货商尤塞夫；他对负责窥探他、调查他并因爱上他妻子露易丝而公报私仇的威尔逊也了无恨意。
书中，斯高比和尤塞夫的几次深夜谋面对谈，都是极好的片段，斯高比的正直待之和尤塞夫的处心积虑，在你知我知的世故话语交锋中深孕风雷；而更漂亮的可能是威尔逊因妒恨攻心而崩溃，流泪满面公开指控斯高比背叛露易丝并贪渎包庇尤塞夫，斯高比冷静温和回应他那段描述。
这很难是狭义宗教的，在封闭的宗教世界中，基本上，上帝一边魔鬼一边，善与善结成同盟，对抗恶与恶的同盟，其间，倒也不是全无察觉善与善之间、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必要抉择，但对于立身于万事万物制高点的上帝而言，没什么不可简单调停的，也没什么委屈是不可予以补偿的，因为最终会有公正清算这一切的末日审判——末日审判是宗教一个极赖皮但很有效的发明，它把所有当下无能算清楚、或懒得算清楚的烂账９９ｌｉb?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而众所周知的，本雅明的人生终极野望便是完成一部从头到尾由引文组成的著作。
追其根究其柢，这不仅源于诗人本质的本雅明，更源于唯物的本雅明——本雅明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者，和他相比，从上一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降，到跟他同代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唯物主义同志，全成了唯心主义者，或更准确些如萨特说的，唯物主义只是那些羞于唯心主义的人的唯心主 4e49." >义。
马克思的“物”，基本上是个概念，还不能称之为“物质”，这太物理了，而是“经济”，作为历史理论必要的分析暨演绎的总体经济；至于本雅明的“物”，则是“东西”，种类千千万万不及备载——他们在“唯物”这个点上相遇，也在这个点上分离。
无用之物/无用之人
有时候，读一位作者最边缘、最失败的作品是很有趣的，我们往往最能由此看清楚他的边界、他的限制和他真正的苦恼——对本雅明来说，这本书就是《莫斯科日记》。
这本日记如今日命名所显示的，记录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的莫斯科之行，是本雅明留给我们最没“灵韵（aura）”的文字——即使是私人日记原来没要发表，即使下班后不谈公事，但合理来说，以本雅明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年代，进入到苏俄这 4e48." >么一个国家，无论吉凶休咎，怎么说都应该是动人的大事才对，而且依据资料，本雅明此行除了主要目的追求阿莎亚·拉西斯之外，尚有替报社记行供稿的小任务，以及要不要就加入共产党甚至不回头从此定居苏联的人生大决定，然而，也许是这个从气候、体制到街景皆酷冷的国家让本雅明实在提不起劲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们看到的本雅明要说是深度忧郁，不如讲是昏昏欲睡，惟一可令他精神一振的，除了阿莎亚·拉西斯的偶然现身（彼时她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便是本雅明自己的购物时刻了。?
终本雅明一生，他说好听是收藏家，说难听是购物狂恋物癖者，收集的主要是书，另外就是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比方说玩具、邮票、带图的明信片或甚至那种骗小孩的、一摇动就大雪纷飞的玻璃球内冬景云云，尤其对愈细小的东西愈有某种古怪的依恋甚至崇拜之情，这个形象执迷不悟地叠合在他不事生产的拮据边缘人身份上，形成一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不知死活没落贵族败家子模样，偏偏，他又同时还是个所谓的马克思理论学者。
对此，不论有多少借口的成分，本雅明的确有bbr>?一番动人而且诗意十足的论述，比方说，他那些拼老命买来、竞标来的书，并不一定非读不可（本雅明曾坦承读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难道你每天都用你的塞弗勒瓷器吗？”）更不加以分类收藏，而是自然的置放，只因为，恰恰是这样的无用和不参与秩序，才是这些书的解放，让这些书取回了完整的自身——汉娜·阿伦特的解说是：“一个收藏物只有一种非专业的价值，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且由于收藏活动能够集中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艺术品总是能够脱离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为它不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本雅明因而能够把收藏热情理解为一种近似于革命热情的态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
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老实说，就本雅明，我很怀疑阿伦特所揭示的这个顺序，我比较相信本雅明对人的拯救，是包含于物之拯救之中而已），这里，我们倒回来把物再易回为人，便成为——把人从分类秩序中（如市场）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或甚至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了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这便是我们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屡屡见到的救赎论述。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清晰不过地听见了“远方的雷声”——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严正控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之中，并不存在“人”这个单位，人只是一个劳动力（即资本主义认为他的有用部分），而劳动力又只得以单纯的商品形式参与市场，其价格（即资本主义的价值丈量）乃至于存废亦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这种人不再成其为人、只是商品的可怖处境，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终极之恶。
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如此“物/人”的替换所必然显现的忧郁缺口，心思细密的本雅明不可能不察觉出来——收藏家将物品由市场中分离出来，让这些“无用之物”置于他的关怀之下，恢复了它的自由，然而，人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无用之人”，他却只能得到一种被遗弃的完整，一种从此朝不保夕的自由，只因为在这些无用之人上头，并不存在一个“人的收藏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曾经多少扮演如此收藏家角色的国王、贵族和僧侣云云，已随资本主义的发达永远失去了。
这里，我们多少看到了本雅明忧郁地望向过去，而马克思则兴高采烈地注视未来，他们在此交会，但却像古罗马的两面神杰努斯一般，本雅明的面容苍老，而马克思则年轻。
多出来的东西
日本的动画奇才宫崎骏，在他.，只因为巴赫金说得如此精准而且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供我们更理解契诃夫——
拉伯雷从古老的方言、俗语、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民间习俗中，从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然而，透过这种打趣逗乐的折射，一个时代的天才及其先知般的力量，充分表现出其伟大。
这段话倒不是巴赫金本人说的，而是他引述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话。
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
就其明显的、具体可感的性质和含有强烈的游戏成分而言，它们接近形象艺术的形式，也就是接近戏剧演出的形式。……但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狂欢节内核完全不是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一般也不能纳入艺术领域。它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上。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
小丑和傻瓜是中世纪诙谐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是一般的怪人或傻子（在日常意义上），但他们也不是喜剧演员。
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
在这种装饰图案的组合变化中，可以感觉到艺术想像力的异常自由和轻灵，而且这种自由使人感觉到是一种快活的、几近嬉笑的从心所欲。
有意思的是，巴赫金指出的如此“民间诙谐文化”，一般而言，其创作者通常是素人的、匿名的，甚至由集体所完成，但契诃夫却是个清清楚楚的“个人”，更是个知识分子，有他知识分子的思省及其独特负担。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持续“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这个不好站稳的点上？
一般的最可靠答案是“谦逊”——这很少有人会反对，契诃夫终其一生是个谦逊和善且没怪癖的人，在旧俄遍地都是的小说家中，他的ego最小，道德最完整没什么瑕疵，很长一段时间，契诃夫只把自己看成一个写诙谐讽刺小品、每个月非得有一百五十、二百卢布收入不可的人而已（尽管偶尔他也觉得有些委屈），后来即使事情已水落石出，他在俄国已显现出无可掩藏的巨大光芒，契诃夫仍bbr>藏书网相信自己的小说必定很快被时间冲刷殆尽，不会有后人还读他的小说，后代的人读的是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品。
当然，契诃夫谦逊的“预言”没完全对，但这份谦逊却是他小说书写的独特礼物，让他宽容、有耐心，眼睛里永远有他人存在：他人的处境、他人的意志、他人的各自抉择和信仰，甚至他人的愚昧、算计和小奸小坏云云。契诃夫从不过度控制小说，不把人物降为棋子，不因遂行个人意志而修改眼前事实。谦逊为他的小说保留下广大的、自由的空间，他所由来且兴味盎然的民间世界于是得以在此持续存留并生长，而不是不堪回首地深怕他们上门借钱或因此暴露自己贫寒身世的穷亲戚。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反倒以为，是契诃夫难能可贵的“勇敢”，这是隐藏在契诃夫谦和、瘦削、书卷气十足的外表下，不那么容易就发现的人格特质。
赫尔岑曾说，整个十九世纪的旧俄小说，就是“一份对俄国生活的大起诉书”，这带给小说书写强大的力量和壮阔的格局，但也必然形成小说书写的持续bbr>?99ｌib.可怖压力，大约一八七〇年以降，情况又急转直下，之前那些摸索的、个别的、自由有创意的、彼此可相互欣赏、宽容、讨论商量的繁花盛开般看法，逐渐凝固成少数非黑即白的排他性战斗性主张，尤其是年轻一代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成为思维主流后，政治立场的检验便成为小说的最高判准，于是，在沙皇反动性检查和“进步”知识分子毋宁更绵密更肆无忌惮的党同伐异底下，小说所需要的模糊自主回身空间便被压缩到很小很小了。
在如此景况中，要保有一双如此干干净净的眼睛，当然是难度极高的事了，这不仅需要消极性的谦和，更需要积极性的勇气——有趣的是，这个民粹发展理应是契诃夫最好的机会，他的确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谁也没有的又红又专出身，他也的确持续在咯血和经济压力下书写，但契诃夫从不卖弄他“农奴之孙”的身份，也不修改他自身的记忆和他所见的农村小镇、村妇村夫事实，他对于立场质疑的最大回应，便是毅然而行的萨哈林之旅，带着他肺结核的身体涉过广漠的西伯利亚，深入到更冰封更绝望的流放之岛上进行考查，而他的结论仍诚实且不屈服，众所周知，契诃夫便是在萨哈林之行后，公开宣告他对托尔斯泰式民粹主张的弃绝。
契诃夫不是“不知亦能行”的素人作者，更不是没有主张没有立场的随风之人，只是他坚信而且奉行的信念和价值，基本上是普遍性的、“进步”的，而且立基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主张，对于某些太心急的人、太自信的人、太单一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以及太想在对抗两造中逢源取利的人而言，他显得太巨大太温柔也太好笑了，难以收编，遂也难以忍受。
一个好的小说书写者并不必然得同时拥有好的人格，更无需展示他的人格，他也可以就是个恶魔型的人物，可以自身就是病征（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契诃夫不是如此，在他那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后面，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心灵才行，而我们可能得理解他的如此人格特质，才更有机会完整掌握他独特的小说特质。
我们不再相信的故事
卡尔维诺这两百则故事，大陆先翻译成书，书名定为 href='1980/im'>《意大利童话》，我们挑剔点，便马上会想到“神圣罗马帝国”那个调侃的老说法：它既不“神圣”，也完全扯不上“罗马”，更从头到尾就不是个“帝国”——这两百则故事，其实不是“童话”，也不一定要强调“意大利”此一国族标签，尽管它们真的流传于意大利各地，书里头每个故事讲完也都括弧注记了原采集地点。
先说童话的部分。在今天这个除魅殆尽的历史时刻，但凡故事里有王子公主，有仙女妖怪、有具魔力的宝物或会说人话会幻化人形的动物，我们便不相信这故事是真的，或更正确地说，我们“大人”便不相信这故事是真的，会傻傻相信的只剩还相信世界上真有圣诞老公公的小孩，因此它们便只９9ｌiｂ.能悉数成为童话。这个童话化的过程，恰恰好说明了我们每个人的真实成长经验的贫乏，从没有什么神奇些的事发生，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如果说幸福之中一定得包藏着某些神奇事物的成分，那我们的确单线地、不可逆转地每一步都在更远离幸福之地，这还是很令我们感伤，感伤到我们总忍不住去羡妒还听得进这类傻故事后沉沉酣睡的小儿面容。
有关经验的贫乏，本雅明说的是：“经验的身价已经降低了，而且它似乎后势看跌……自从大战以来，有一个程序变得明显起来，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难道我们没有发现，终战以后，由前线归来的人都变得哑口无言？在他们身上，可以沟通的经验，不但没有充盈增益，反而贫乏干涸。但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经验从来未曾被人如此彻底地揭穿：壕沟战、通货膨胀、执政者都使得过去的战略、物质和道德经验成为谎言。一个小时候还是坐马车上学的世代，却发现，在其所身处的风景之中，除了云朵之外什 4e48." >么都变了；同样的，在充满致命气体和毒性爆炸的战场上，惟一不变的，也只是人脆弱的微躯。”９９lib?t>
我们于是有点像书中转述故事给人家听的卡尔维诺本人，他每隔几则故事后总忍不住跑出来，说诸如此类的话：“所有的人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一无所得，只是个局外人。”
然而，正如研究的学者指出的，“儿童”是个人文概念名词，真正被发明出来才不过两三百年时间，因此，很长一段时日，这些故事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因信称义，让彼时成为说故事的幸福时光，不必如博尔赫斯说的那样，如今有些故事你得趁年纪还轻时读，有了年岁恐怕就读不进去了，因为“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忍受很多事情；那时我们就会考量到历史背景等种种”，简而言之，就是“不信”。
这些故事，因着我们不信而不得不被驱赶成童话，但童话，衍生于“儿童”此一人文概念，自有其规格要求，这就像儿童不能从事经济性劳动，要吃营养好消化的食物，要穿轻软保暖的衣服，要上学受教育，要有人陪伴照顾，要有能杀光所有细菌尘螨的空调等等，童话的安全要求也愈来愈严厉神经质起来，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最经典实例莫过于全世界最大童话加工厂迪士尼拍摄的《美人鱼》动画，他们担心原故事中痴心美人鱼牺牲自己化为泡沫的悲剧结尾会造成儿童的心灵创伤，当场大笔一挥，让小美人鱼如亿万年前的爬虫类始祖一般，由海里演化上岸，嫁给灵长类的英俊王子。
如此充满真情的高尚牺牲行为都不被允许了，那我们如何能让儿童听卡尔维诺为我们重述的这些故事呢？本书中第132则的《美人鱼妻子》，一个不贞的妻子，一个嫉妒而残忍的丈夫，却只因为这一对狗男女要复合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不惜偷走了人鱼族赖以存活的“最美丽的花”，害死所有好心救过他们性命的美人鱼。
从童话的规格来读这些故事，我们当然觉藏书网得这些故事实在太残酷了，儿童不宜，得狠狠地删除或改写，让它们一身洁白地进入童话王国。
这就是民间故事时至今日的尴尬处境，大人不相信，儿童不能听，这么窄迫的生存空间，符合资格可以获准居留的已然不多了。
豁脱道德的务实倾向
一部分的民间故事有道德教谕的清楚成分，但民间故事是泛神论者，道德只是它万神殿其中重要的一尊而已，不是惟一的统治者。
本雅明指出来的民间故事基本特质是“务实倾向”，务实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务实是人不自居于世界统治者的至高位置，不强加自身的解释于自然，相反地，他承认事情的发动者是客观存在的巨大世界，是外于他意志的大自然，人只是因着世界的变化和考验作出必要的回应，见招拆招，于是世界被保有其原来复杂、歧异、无序的广阔模样，所有的细节不因为它们彼此倾轧、无法以单一的逻辑贯通、无法收拢成完美封闭体系而遭舍弃，也因此，务实体现着某种不追根究柢的谦逊，人是有限存在的，世界则是无限大的，无法穷尽，所以识趣一点早早承认就无须浪费无谓的精力心思去穷尽。
但务实者不同于虚无，虚无是一种解释不成的挫败从而衍生成的永恒怀疑，务实者则相信世界具体而坚实的存在，其间，意义、智慧乃至于道德由于都是人的产物，必然因着人的有限而有限，但仍是有效且必要的，融入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中，所以本雅明细腻地说明民间故事中道德的生动存在模样：“它或是公开地、或是秘密地具有实用功效。这个实用功效有时会以一句格言或是一条行为法则来转译，有时会转译成一个实用的建议，有时候则是一条道德教训；无论如何，说故事的人，对他的听众来说，?９9lｉb.乃是一名良好的顾问……事实上，所谓的劝告，也许比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答，而是针对一段（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人给我们一份劝告，那么我们便得先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中的劝告，便成为智慧。”
然而，务实者的第一要务终究是生存本身，而不是道德建构，道德只是人生存所需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道德只有在有助于或至少不妨碍生存时才被讲求，中国人所说的“礼不下于庶人”，便是对生存第一现场的务实理解和世故宽容，相较于道德的有条有理和温柔，生存却是芜杂而且严酷的，相较于道德的有限，生存所面对的世界却是无限大的，生命要继续下去，故事要讲下去，人便得有豁免于道德的自由。残忍，本来就一直是自由的一部分面貌。
我们在这些民间故事中看到的残酷成分，今天同样都还能在生活的第一线现场看到，尤其是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向大自然讨生活的农村，在那里，燕子是益鸟，不因为它样子好看飞起来优雅，而是因为它是食虫性的鸟，吃的是妨碍庄稼的肉虫毛虫，麻雀是该扑杀的害鸟，因为它天生吃的是谷物，是农家的辛劳产物和生存之所系；同样的，在中国古来的北方农村，凶猛会吃人的老虎并不被视为生活的大敌，甚至还绣上小儿的帽子鞋子成为吉祥的象征，只因为更多时候它猎杀的是糜鹿，真正生活的大敌是这些长相可爱神情温驯的糜鹿，它们寻求食物会成群摧残作物，因此几千年来在民间的传说、诗歌乃至于智者之言中，它们甚至成为乱世的象征，“邦无道，糜鹿生于郊”，意思是人口大量锐减、人人救死不暇的灾厄时日，糜鹿的数量便大量增长，生活的真实经验说明，人和糜鹿在生存一事上直接形成竞争，是此消彼长的杠杆关系——这里，鲜少有对生命个别本性的尊重，没有对生命复杂现象的欣赏，没有生命本身的怡然自得，有的只是生之艰难，道德只能在有限的隙缝中挣扎生长。如此，我们需要骇异故事里被集体害死的美人鱼一族吗..？她们在当时只是扮演麻雀和糜鹿罢了。
生之艰难，是人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真相，如今，在我们这些稍有余裕的现代化社会中，我们倾向于暂时不要告诉稚龄的孩子们，我们好心地替他们争取一段快乐无忧的生命假期，也心知肚明他们很快得经验同样的事，迟早而已。
惊人相似的故事内容
其次是“意大利”这个大标签，不管它代表的是抽象的近代国族，或只是实质性的地理名词。
关于所谓的民间故事，我们常有一种被地域性标签误导的常识性错觉，总以为民间故事是最一时一地的，最呈现地域独特性的，最能在其中找到当地独一无二实物和实况的，但奇怪事情完完全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民间故事最诡异最神秘的特质绝不是它的特殊性，而是它的普遍性，用白话文来说，不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故事彼此理所当然的长得不一样，反而是它们彼此惊人地相似到几乎一定是谁抄了谁的，这是每一个但凡看过几本不同地域民间故事集的人第一眼就会发现的大惊奇。
一样的，在这本来自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集中，我?9９liｂ.们便不断又看到，哦，这是美人鱼的故事、这是睡美人的故事、这是白雪公主、是阿里巴巴、是小红帽、是青蛙王子、是浦岛太郎、是灰姑娘仙黛蕾拉……都是我们自小就熟悉的老朋友，只不过是表情有点不同，衣着装扮有点不同，讲的话有点意大利人口音而已。
相像到此种田地，很难令人相信它们没有共同的单一出处，这里，..本雅明起码就欧陆各不同地域间民间故事的传递渗透，说了一段半喻义半历史回溯的话：“在这里，说故事的人被呈现为一位远游归来的人。不过，听一位安居乐业、熟识家乡掌故、传统者说故事，我们也有同样多的乐趣。因此，这两个群体的古老典型，便各自以定居农民和水手—商人为其代表。这两者的环境，的确都曾各自发展出自己的叙事者传承。然而，要了解叙述的全部历史幅度，便必须考虑这两个古老典型的相互渗透。尤其是在中世纪，透过手工业旅行伙计制，这样的渗透得以实现。定居的老板和环法旅行的伙计，在同一个作坊中工作。其中老板本身在家乡或外地定居开业之前，也作过这样的环法旅行。如果说，农人和水手曾经是叙述艺术中娴熟地道的师傅，那么手工艺人也开创其中的名门大派，也就是在他身上，远游多方者的邈远讯息，才联系上了以定居为主要叙说者的传统讯息。”
那欧陆而外呢？手工业旅行伙计制所不及之地呢？中亚、印度、中国乃至于重洋隔绝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呢？哦，当然还是有迁徙者、行商、远征的兵士、旅行人、冒险家、传道者以及流氓无赖穿梭其间。
最了解诸如此类原生或迁徙传递问题的可能是生物学者，他们的专业压力使他们最不被常识或直觉的不可思议印象所拘限，他们会告诉你时间的魔幻般能耐，只bbr>要时间够长，再小的几率、再不可能的偶然都有机会成立，包括宇宙的起源和生命的诞生，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因达尔文而名留生物史、至今仍是生物学圣地的加拉巴哥群岛的物种由来奥秘——在地质学上，这些小岛是“后来”才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它们和南美大陆最接近之处足足有一千公里，其间汪洋一片不存在任何可堪做跳板的陆地和岛屿，因此，岛上那一堆活物哪里来的？壁虎、稻鼠、鬣蜥蜴、熔岩蜥蜴、蜘蛛、蚂蚁、甲虫、蚱蜢、小虱和扁虱这些毫无长距离飞行和泅泳能力的东西哪里来的？尤其是加拉巴哥群岛赖以得名、在岛上迟缓爬来爬去的大陆龟（西班牙文的“加拉巴哥”即是大龟）又是怎么来的？
当然不会是上帝造完世界和万物之后又想起来在这些小岛再造一次，也不会像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那样搭乘诺亚方舟两个两个登陆上岸的，它们当然是由岛外迁徙传递来的，尽管我们无法重建这段历史并去除不了不可思议之感。
讯息如风，因时间无所不至且坚实落定。指出这种几近不可思议的可能，当然还远远不及解除“多元发生”或“原生/传递”之谜的地步，在未来很长一段可预见的时日，看起来也没妥贴判定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民间故事的普同性特质都是诱人而神奇的，不绝如缕的时空传递追溯令人着迷，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之人创造出几近相同的故事也一样令人着迷。
对此着迷得最不可自拔的可能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因此提出至今为止最大胆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假说。列维·斯特劳斯以为这些琳琅满目的故事，其实呈现出普同的、静态的，为数有限的基本结构，他有时称之为“神话细胞”，有时称之为“迷你神话”，这源自普同而恒定的自然人性（“尽管各人类群落之间有多少文化上的歧异，但是一切人类的心灵都是一模一样的，也都具有同等的能力，这可能是人?９9lｉｂ?类学研究的诸多定论之一，我想也已经是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命题。”），在此基本的故事结构之上，故事的材料（比方说故事中的角色或实物）因地域的差别和文化的歧异而抽换重组，情节也相应地变形调整——这当然是我们予以简化的列维·斯特劳斯想法，想巨细靡遗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此一壮丽到几近狂野神话学的人，可去阅读他的神话学三部曲，时报出版公司有译本，三大巨册，祝您阅读愉快。
民间故事的超越地域普同特质，换个说法便是，它的总体数量是稀少的，相对来说。这是列维·斯特劳斯说的：“大自然所能运用的手法，其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事实上，博尔赫斯也这么说：“所有的故事情节其实都出自于少数几个模式而已。当然了，当代的作家想出了许许多多的点子，我们说不一定还会被他们蒙蔽呢。发明的激情也许会灵光乍现，不过我们随即又会发现，这些许许多多的故事情节其实不过是少数几个基本模式的表象而已。”
故事之海
而民间故事这种超越地域的普同特质，我个人最喜欢的想法，或者说我最喜欢的图像呈现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故事之海”，一个为人类所共有、所自由航行于上的故事海洋，这甚至是超越语言的，或者说用某种共同的“语言”在传送在叙说，仿佛是穿越亘古、来自巴比塔野心建造之前那个人类语言相通未遭上帝变乱的美好时代。
于此，列维·斯特劳斯讲过一句迹近是神秘的、容易被误解的话：“神话指使着人类把它们说出来。”这马上让人想到荣格那集体潜意识的不可靠讲法。我个人喜欢的是本雅明朴直而诗意的说法，那是他在引述最前头列斯科夫那段话之后紧跟着讲的：“列斯科夫说，人和自然共鸣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席勒所称的素朴诗时代。叙述者对这个时代保持忠诚。他的bbr>..眼睛盯着日晷不放，在此日晷之前，各个造物列队前行，其中死神有时像是带头人物，有时又像是最可怜的跟班。”
大致说的是（因为本雅明文字中bbr>.的诗意想像是“翻译”不出来的），在那个人人聆听并传送这些故事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是同—个大自然，同一个完整的实体世界，未被如昆德拉所说栉比鳞次的人工建物所割裂，也未被列维·斯特劳斯的人为歧异文化所诠释，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直接看着完整的天体运行，黎明迎日，昏暮迎月，时间既不被截断也不被冻结停滞，始终保持着它“事物流变”（本雅明的用语）的奔流不息完整形态，同时它又是往复的、浑圆形状的，在这样的时间感里头，死亡一方面是郑重无比的大事，代表一个人经验和记忆的完整性和权威（本雅明指出：“在过去，死亡乃是个人生命史中最具公众性质的一幕，具有高度的示范价值。”），而在另一方面，却由于死亡无力中止时间、无法阻断人们经验和记忆的传递存留，死亡遂也失去了幽暗性的威吓力量和埋葬性的毁灭力量（“而且，一旦他们不死，他们便仍然活着。”），死亡于是也可调笑也可捉弄，人不必要怕它。
因此，民间故事的人人能听、人人能懂并予以转述传送，可能不仅仅是它仰赖听觉传递的必要浅白易懂而已，而是这些故事源于人们所共同目睹并经历的同一个世界，在不相互隔绝的经验和记忆的完整基础上，这些故事触及人们感知无碍的心智部分所叫唤起的共鸣。于此，博尔赫斯有相当精巧的发见，博尔赫斯指出：“想一想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吧——假设是乔伊斯的 href='1121/im'>《尤利西斯》好了。我们读到了几千件关于这两个主角的事情，不过我们却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们对但丁或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角色知道得还比较多。而这些角色——还有他们生老病死的故事——却只在短短几句话里头就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并不知道关于他们的上千件琐事，不过却好像跟他们很熟。当然了，这比较重要。”藏书网
不会有尽头
有限数量的故事，面对着一个无限大的世界，民间故事因此在干净简洁的说故事方式同时，永远不真正斩钉截铁地结束故事，它们总是未完的，是待续的，讲的人明天还要讲，听的人明天还想听，本雅明说：“没有一篇叙事会不许人追问，‘那么后来又是如何？’相反的，小说一旦在页底写上‘全篇完’的字样后，便不能再有向前进展的希望了，因为它邀请读者由此开始思索一个生命的意义。”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不是急着停下来想清楚什么，而是如何从容地在广大未知的世界之中持续地漫游下去。民间故事开放向无限大世界的如此本质，如果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毋宁最接近所谓的“冒险故事”——广大神秘的世界总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危险和机遇找上.你，生命本身也无法事先拟妥剧本，你走着瞧着，因此只能是冒险，是米兰·昆德拉所说“在无限大的世界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杀风景些来说，这其实也最接近生物学意义的素朴生命延续样态，不止人，一头老虎，一只猎豹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在Discovery或国家地理杂志频道看到的。
民间故事的如此开放性本质，博尔赫斯在一次演讲中用他最喜爱的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民间故事来说明：“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极重要的东西，即让人联想到这是一本永远不会完结的书。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阿拉伯人说谁也无法将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读到底，不是因为感到厌倦，而是感到这本书没有尽头。”
这么说，当然并不是因为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聪明地设定了一个满心妒恨难消、在黎明来临时就杀掉自己新婚妻子的国王和一个永远知道如何抓住听者好让故事持续下去、以躲开死神找上她的聪慧女子，从而让这本书成为独一无二的说不完故事。事实上，我们多少可把这个“听者/说者”的极度紧张关系当隐喻来看，我们所有听故事的人都是书中的苏丹，说故事的人则是智巧百出的山..
又真确不疑的感觉到生命如此可信，意义如此坚实。
宛如水滴落入海洋，当个人经验如此融入了集体经验之中，个别生命融入到集体生命之中>??，死亡也就相当程度被驯服了，它回归成遍在的寻常哀恸，却不代表眼前世界的刹那终结，不代表末日（卡尔维诺说：“死亡是你加上这个世界，再减去你。”）因此，在民间故事里，死神不像基督教义中那个无所不能、以毁灭整体世界为职志的威风凛凛恶魔，他只能是对付个别落单之人的狡狯小歹角如翦径恶徒，而且最终通常是失败的，还往往失败得挺可笑。
“悲痛的最深处，也就是故事最能帮助人的地方。这样的悲痛乃是神话的悲痛，故事向我们诉说的，乃是人类寻求摆脱积压于神话心头的恶梦的第一个尝试。”——如果弗雷泽所说，宗教是因着人对付死亡、抚慰死亡而生，这个说法可信的话，民间故事无疑起着宗教的功能，或更正确地说，它其实就是原初宗教的最主体形式之一，而且比任何崇拜仪式更直接、更富内容也更欣然，民间故事的泛灵意义不是忠烈祠式的万神殿诸神排排坐好等人来跪拜，而是神鬼如燕散入民间人家，有情节，有故事，有恩怨情仇，世界如此深奥，却又仿佛近在眼前伸手可及，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在我外祖母看来，人跟鬼神根本没有界限，他们全活在同一个世界。”
重复的诡计
这里，且让我们稍稍折回头一下，来想一下民间故事的重复性问题，这是它的另一重要特质，也是最大的诡计。
有限的故事要永远讲下去，故事的情节乃至于故事本身便不能不重复使用、重复述说。我们看，故事中像主人翁要通过人家国王爸爸的三次考验好娶到公主，或像躲避凶恶食人的妖魔一路追杀的三次抛掷救命宝物设置路障，听故事的人显然不仅不藏书网介意这样的重复，还欢迎并揪着心期待重复的来临。不介意，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本来就是事物的真相，他们一再看到并经历的本来就是如此，生活总是没完没了又是一再重复的，时间所呈现的样态也是这样子，日升日落，季节更迭，人们早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耐心等待，什么时候可开心收割。欢迎并期待，是因为这不仅是情节的高潮部分，而且更是听故事的人最先记得的部分，就是在这里，他预先窥见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心里的声音和说故事人的声音重叠起来如听者跟着歌者同哼bbr>藏书网一段旋律，也就是说他在这一刻既是听者又是说者，他穿越过从听到说的大门，故事的传送机制便是在这里被启动起来。
此外，在说故事的人这边，情节的重复之处乃至于故事的重复诉说，意思是说听双方对故事的发展皆了然于胸，因此，说听双方的注意力遂可暂从情节的连续性、紧张性中脱逸开来，成为说故事的“节庆时间”，说者有余裕进行表演，听者也可把对情节的关心转向对说故事人技艺的欣赏，于是，重复不仅不构成故事再述说的障碍，反倒是故事再述说的最迷人之处，至今那些进歌剧院的盛装男女或挤戏台下的老戏迷，鲜少有人不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他们是来欣赏怎么说怎么演怎么唱的；另外.一方面，重复也成为说故事人最重要的诡计，说故事的人利用重复所必然产生的催眠性和听者的期待心理，故事的忽然转折和变形因此制造出落差、陌生的惊奇效果，情节于是在听者的惊呼声中得意洋洋地踏上新的路程。
这里我们顺带提一下，民间故事的重复诡计，并没真的被它嫡系子裔的小说所继承，它回到了或说留在音乐和诗歌里（这里，我们便懂了为什么有人会赞叹巴赫是个“狡狯”的作曲者了）。列维·斯特劳斯极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事实上，他的神话学三部曲巨著的扉页便摆了一纸埃德蒙·罗斯康词、埃马纽埃尔·夏布里埃曲的《致音乐》乐谱，而且在他的神话故事分析中?大量借用音乐的术语并对照于乐曲结构的分析。这方面，真正得天独厚的人还是博尔赫斯，不仅仅因为他的“本业”是犹有朗读声音伴随的诗人而且一脚深深踩入了小说的领域，博尔赫斯的得天独厚更源于他的“不幸”，他的遗传基因让他在晚年失去了视力，读书得请人念给他听（写《阅读史》一书的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年轻时便担任过博尔赫斯的朗读人），用声音和记忆而不是通过文字阅读，这事讲起来像一则有关文学书写的寓言。博尔赫斯曾在一篇《谈失明》的短文中，引用王尔德所说古代人把荷马说成盲诗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讲法：“希腊人认为荷马是盲人，其目的是想说明诗不应该有视觉感受而是应当有听觉感受。”凸显的便是古代故事的音乐感；而在他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第三讲的《说故事》中，博尔赫斯甚至直接且乐观地断言，当代小说的崩解，会让史诗再度大行其道，会让声音和音乐在故事中复活，只因为——“我不相信人们对于说故事或是听故事会觉得厌烦。”
《堂·吉诃德》的门神位置
当然，博尔赫斯是所有人中最乐观的，没人敢像他一样这么想，“就好像所有的事情在未来都可能发生一样”。
今天，如果我们打开一部文学史小说史的教科书，尤其是英美版本的，书中通常会告诉你，现代小说的起点是笛福、是菲尔丁云云，但几乎所有最了不起的第一线小说家都不这么想，他们总是直接越过这形式上的起点，甚至提都吝于提一句，他们爱讲的是莎士比亚，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但丁 href='/article/9347.htm'>《神曲》、是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是《圣经》、是柏拉图的对话录、是荷马和希腊诸神话等等，这才是他们愿意承认的行业系谱，他们相信的小说由来之处。..
其中最有趣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我个人私下小小统计了一下，有关这位来自拉曼查愁容骑士的异想天开冒险事迹，以西班牙文书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然是喜欢的；卡尔维诺也推崇且在他的演讲或文论中再三引述；而米兰·昆德拉极可能是最极致的一个，事实上他所说“在无限大的世界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说的就是这本书，以此书为代表标示出小说曾生存的一段黄金岁月。反方这面，博尔赫斯的态度最暧味，他一直不喜欢这书大半辈子，但在晚年改了口；本雅明也被我武断地暂归在这一边，尽管他的贬意其实是谈民间故事传统倾斜向现代小说书写时露出来的，并非是单独书的评价，而他因此所认为“《堂·吉诃德》是第一个完美的小说典范”恰恰好指出了这本书最有趣最关键性的位置。
这些我们当代最了不起的创作心灵同等注目却迥异评价的有意思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堂·吉诃德》这本书恰恰好扮演着民间故事通往现代小说的两面门神杰努斯，不仅一面年轻一面衰老，而且你从当代深情地望向流逝的民间故事传统，它是在门内；你站在民间故事传统的昔日忧伤地想现代小说，它却是在门外——这里，即使我们不把现代小说书写看成某种“衰败”，至少，他们全部看到了某种失落，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没能穿越时间让我们幸福地继承。
失落了什么呢？正如本雅明的诊断：“然而这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程序。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倾颓时代的征兆’，甚至是‘现代性倾颓’的征兆，那就犯了大错，这毋宁是一个由具有数世纪历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现象；这些力量使得说故事的人一点一点地走出活生生的话语，最终只局限于文学之中。同时这个现象也使得那消逝的文类，别具易感之美。”
因此失落了什么？多了，比方说活生生且不被污染的干净语言（罗兰·巴特所最介意的）、简洁充满叙事张力的说故事方式（卡尔维诺）、生命智慧和典型（卢卡奇）、音乐和声音（博尔赫斯）、欣然欢快的小社会（巴赫金），无限大的冒险想像世界（昆德拉）云云，换句话说，在一个“没有一个形式的获得和消逝比它更慢”的缓缓消失之中，改变的是整个世界的真实样貌而不仅仅是文学家的抉择取舍，这是在文学创作之先的东西而不是其结果，因此文学家的召唤只能是美丽的召魂，世界要长什么样>子从不是文学家所能决定或更改的。
这里我们只谈“孤独”，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外祖母说故事方式”写成的 href='2745/im'>《百年孤独》所直接标示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他想写出的的确就是南美洲人的现代孤独，而不仅仅只是个好听书名而已。当然，孤独绝不是拉丁美洲的特殊处境，如果上帝把他抛掷到中南半岛、东欧或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依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孤独。
有关现代小说的孤独，本雅明说的是：“小说家则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孤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的事物作出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道如何劝告他人，写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甚至在生命的丰饶及其呈现之中，小说也揭示着生命之中深刻的意志消沉。整个文类第一本巨作是《堂·吉诃德》，而且在一开始便向我们展示一个最高贵的人.，他具有雄心、胆识，热忱，可却又完全缺乏良好忠告，也不具丝毫智慧。”
小说的如此孤绝处境，尤其在现代主义书写到达顶峰，坚实可靠的世界完全瓦解，人如孤岛般的存在，我们从实人实物的深处挖掘想找出通则和共相，却只找到抽象而隔绝的符号和语言，人只剩下自己的灵魂可瞪视，但人自己的灵魂一样飘忽而且bbr>?99ｌib?可疑，最终它同样由一堆符号和抽象文字所构成。
张爱玲很早就谈过这个，她说像蝴蝶停在白手套上，这么美丽，但隔得令人难受。
丰饶可感的实体世界
丰铙而且可感受的实体世界终究才是文学的最大支撑，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小说的起点总是真实的某个形象，像他自认最好的短篇小说 href='/article/2904.htm'>《礼拜二午睡时刻》，是他在一个荒凉小镇看见一个身穿丧服，手打黑伞的女人领着一个也穿丧服的小姑娘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奔走的画面； href='9905/im'>《枯枝败叶》是一个老头带着孙子去参加葬礼；《没人写信给上校》则是一个人在巴兰基利亚闹市码头等渡船，沉默不语，心急如焚的模样；而 href='2745/im'>《百年孤独》当然是全书的开头，一位祖父带着孙儿去看、去摸一大块冰。藏书网
本雅明所说“活生生的话语”，是这些话语真实联系于实体 7684." >的世界、实体的人和事上头，怀疑这个联系的真实与否是二十世纪小说最沉重的怀疑，９９ｌiｂ.t>怀疑当然是极有道理的，但这怀疑总被鲁莽且聪明的人快速推到极致，极致之处什么也没有，只剩虚无。
这里，我们让卡尔维诺自己出来说话吧（基于某种说不太清楚的奇怪理由，我一直不想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谈他的书）。比较温和的话语是：“我认为人类的基本心智思维习惯，从旧石器时代先民从事狩猎和采集必需品为生，经由各历史阶段一路传承下来。文字连接可见的蛛丝马迹与看不见的、不在场的事物、我们渴望或害怕的>..事物，就像脆弱的临时吊桥，悬在深渊上空。”
比较急切的重话则是：“但或许这种缺乏实体的现象不但存在于意象和语言当中，也存在于这个世界本身。这种瘟疫侵袭着人们的生活和国族的历史，使得一切的历史变得没有形体，松散、混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的不安来自于我在生命中察觉到形象的丧失，而我所能想到的抗衡武器便是——文学观念。”
这些话，是在 href='1980/im'>《意大利童话》采集编 7e82." >纂完成多年以后讲的，但我个人完全相信这仍是他当年花费心力完成此书时的最基本想法。
七年长夜之后
一八六〇年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于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问尤其精准，因为那等于是他为自己发问的，终其一生。
《罗亭》这部小说发表于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体上正是这个人生大疑正式叩问的开端。
《罗亭》是一部结构严谨、宛如一出戏的小说，清晰到几近肖像画般绘制出一种典型人物来，小说中他名叫罗亭，但却是彼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智识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谓“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说真的，事情倒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不堪，而是同时包含了几分自嘲的幽深意味。这类人，我们应该说，其实是古老沉睡如万古长夜的老俄罗斯帝国中第一批醒过来的人，负责叫醒他们的闹钟是彼时领先发展、领先自省也领先革命的西欧。但几无例外的是，由于当时阶级分割森严如死水的俄国现况，真正有机会在此第一时间听见西欧革命召唤的人，只限于拥有贵族身份、有食租者财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没事持续思考、阅读舶来文字乃至于出国旅游赴西欧实地朝圣之人，而且通常他们的年纪不会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圆的权力结构中不杵于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们有充足的道德热情，有够用的时间、金钱和未竟野心，又没牵制着脚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护卫的既得权位、烦人的经验细节，以及要求舒适轻暖的不中用身体云云。
如此的年龄状态和恰恰好的社会位置构成了这样一批人觉醒的动人优势，但也不得不预言了他们的脆弱。毕竟，年纪和社会地位皆是在时间的四季变换中最流转凋落的稍纵即逝东西；除此而外，这一批人还有另一个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们看向新世界沧海之阔轮船之奇、兴高采烈议论滔滔的同时，他们原本就四体不勤的贵族身份又让他们隔离于祖国广大的贫穷黑暗农村实况，也就是说，他们要拯救的是他们背对着的那些人，要解决的是他们并不了解的问题，而且人数之众多如星砂，问题之难不下于登天，那样蒙昧、反动、罪恶盘根错节的可怖实况，先不说真正对付起来何等绝望耗时，光是正视它就足以吓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热情。
问题是，他们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还不止这些。这是一批胸怀广阔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们，他们同时同情并串联整个欧陆各地的革命者，关心着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
当然，“多余的人”这个贬辞是稍后才被看破手脚流行起来的，一开始，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声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龙的宠儿、是俄国稍有知识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系，包括一部分沙皇9９ｌｉb?的实际行政官员都这么看待他们。然而，除了时光流逝、社会实况暗转这样持续的剥蚀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击出现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么样一个年头？这是西欧革命风起云涌的最高峰一年（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虽然这事于当时的西欧半点也不重要，至于马克思对俄国产生影响那更是一八七〇年以后的事了），也是西欧革命整体溃败且一切到此为止的终结一年，反动势力全面回头掌控整个欧洲秩序，而僻于东方一隅的沙皇也担心这场革命瘟疫蔓延过来跟着行动，除了断然出兵荡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开始展开俄国全境的镇压肃清工作，抓人入狱或送到西伯利亚，检查所有的言论和文字，并大量裁减大学生数额（藏书网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补充货源）以厉行“净化”，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最黑暗的蒙昧时刻，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历史上称之为“七年长夜”，赫尔岑并下过如此注解，“活过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黑暗隧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在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欧陆的这批人，死状最惨的当然也是跟着西欧滔滔议论的这批人——这里，我们简单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败，为法律和秩序势力所轻易压平的欧洲革命知识阶层信誉扫地，随后便是一片深刻幻灭的气氛，时人不复信任进步观念，也不复相信可借说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来和平获致自由与平等。”“卡特科夫转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数，克鲁鲍特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宁签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至此，俄国的进步力量掉过头来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轻视议论，强调行动，并对上一代的这批人展开严酷的批判，让他们真成了“多余的人”。
其中，我们尤其要说的是巴枯宁，这位最华丽也最空言的俄国革命过动儿于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逊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国，系狱期间，他甚没骨气地写了一篇忏悔告饶的自白书上呈沙皇——巴枯宁正是罗亭。
一出荒谬剧
屠格涅夫正是依据他昔时尊敬过、热爱过的巴枯宁为原型来写这部小说《罗亭》，这个文学掌故，揭示了这部小说真正的思维纵深，让《罗亭》一书显现了深沉的自省，而不仅仅只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孔雀般之人的辛辣嘲讽而已。
小说中，屠格涅夫安排罗亭这个人的出场，就是一幕宛若天神降临的戏，那是在某省城三等文官遗孀达哑·米哈伊洛夫娜豪宅的一场精心晚宴，所有的闲杂人等皆已到齐就位，巴巴等待着在宫廷担任侍从官、又是念黑格尔哲学的男爵大驾光临，但翩然现身的却是三十五岁的罗亭，这位身材高挑，“有一双水汪汪、亮晶晶、灵活机智的深蓝色眼睛”的不速之客，他代替有事缠身不克出席的男爵，却开口几句话就收拾了爱挑衅、爱故作惊人之语的人渣皮加索夫。他谈信念、谈文明、谈真理，也谈舒伯特、谈德国柏林和汉堡、谈大学回忆，还诗意地以一则斯堪的纳维亚的美丽传说作为整晚上天入地谈论的收尾，于是，在场久不闻新鲜空气的昏昏欲睡宾客像做了场好梦般全部精神奕奕地醒来了（皮加索夫除外），米哈伊洛夫娜的美丽女儿娜塔利亚眼睛无法从他身上移开，恋慕娜塔利亚的年轻人沃伦采夫对他因此又尊敬又妒嫉，至于有钱有闲的女主人米哈伊洛夫娜则当场决定非把这人留下来不可，这在往后的社交晚宴上是多么可炫耀的一颗钻石不是吗……
在如此忽然卷起的罗亭旋风之中，只有一个怪人不为所动，一个冷漠、不理会省城公众活动、普遍被看成怪人的地主列日涅夫。列日涅夫显然有不错的学识，而且跟罗亭还是旧识，但大概不是什么太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对众人眉飞色舞的罗亭现象谈论，总是不无愤懑地一桶一桶冷水浇过去。
然而，真正把罗亭打回狼狈原形的，既不是尖酸但浅?薄的皮加索夫，也不是仿佛手握什么昔日不堪秘密的列日涅夫，而是爱情从天而降但仍异常坚强冷静的娜塔利亚——她遵循着罗亭的浪漫议论之路前进找到爱情，终点处正是熠熠发光的罗亭自己。小姑娘勇敢地向罗亭表白，但罗亭自己却在此节骨眼上退缩了。他当下的反应是，害怕女主人已知道这事，害怕女主人不同意，甚至还懦怯地担心女主人不再接待他不让他在此庄园住下去，但最终，罗亭还是因此风波不得不落荒而逃，两手空空，只带走积欠的两百卢布债务，“一俟我回到T省自己的乡间，就会寄出……”
文学的屠格涅夫，把偌大的俄国知识分子悲剧，结结实实地压缩在一个沉闷的小庄园里成型，成为一出线索清晰的荒谬剧。
在现实世界中自省
故事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结束。
屠格涅夫让罗亭留下两封信，一封就是口头交代债务，给女主人米哈伊洛夫娜的信，一封则给娜塔利亚——屠格涅夫心里想着，很可能正是巴枯宁在狱中写给“接待他的主人”沙皇那封著名的自白书。
以赛亚·伯林以为，巴枯宁在自白书中并非全属违心告饶之言，也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真心话乃至自省，罗亭式的真心话和自省——“我生性并非江湖郎中，不过，这不自然而且不幸的困境（以事实言，我自己要对这困境负责）有时候使我不由自主，变成江湖郎中。”而更恳切的是，巴枯宁说他最恨的就是平静无波的人生；说他最热切渴盼的永远是异想天开之事——只要是异想天开什么都成——以及闻所未闻的冒险，永久不断的变动、行动和战斗；说他在平静的日子里总有窒息之感……
巴枯宁的自省，或说罗亭式的自省，大致只能穿透到这种地步为止，往下，得借助列日涅夫，或说屠格涅夫的眼睛才可能。
小说中，冷漠如局外人的列日涅夫不负责破案式的揭露真相，而是负责解说这一切的人，他在罗亭春风得意的时刻讲难听的话，却在大家打落水狗的日子里挺身为他辩护。他比任何人了解罗亭，那是因为他也曾听着罗亭的滔滔议论而两眼发亮并试图跟随而去，如同小儿闻听斑衣吹笛人的甜美幻惑笛声，那是他念大学心犹火热的年轻岁月，他正是上一个娜塔利亚，甚至还是一部分的罗亭，因此，列日涅夫便不仅仅是个透明不沾身的评论者而已，他的批判和辩护，其间于是有其极深沉哀伤的自省成分，而不是一场痛快淋漓而已。
也就是说，《罗亭》小说是屠格涅夫本人一次全面的自省，因应着一八四八后七年长夜这一场信念危机，一次对自我并不留情的自省，这是《罗亭》一书之所以极其特殊的理由。
小说史上，深切自省乃至于忏悔告解的小说并非不常见，尤其现代主义以降人回头紧紧瞪视一己的肉体和灵魂，说穿了不自省不忏悔还能写些什么？而即使在现代主义大驾光临之前，在比方说屠格涅夫所在那个时空里，我们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的小说，看到托尔斯泰的 href='351/im'>《复活》，这本来就是西方思维传统的很重要一面，可一路上溯到圣奥古斯丁作为一个清楚的地标和范本，再往前衔接《圣经·旧约》的先知书。.
然而，《罗亭》不是这样子的忏悔之书，不是这样子仰头面对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不管真实的或虚构的），把一己的肉体和灵魂彻底剥光，就像你到大医院安排全身健康检查所必须做的那样，巨细靡遗从内部循环系统到表皮组织的霉菌感染云云，摊牌一样哪里也不放过，好找出罪恶的终极根源，以涤清自己，救赎自己。
不，屠格涅夫的困惑还没到这种地步，他仍有愤怒，对同志也对自己，《罗亭》是现实之书，还没从现实撤退同善恶本体的抽象论述世界里。欧陆的革命全面挫败，华美如花的论述和梦想（如巴枯宁所揭示的“一个新天、新地、一个迷人的新世界，在此新天、新地、新世界里，所有的不和谐都汇流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民主而普世的人类自由教会”云云）撞上冷酷反智但意志力十足的暴力，原来这么不堪一击，那些才气洋溢曾经如希腊天神的同志累累如丧家之犬，大家的原形原来是这么轻浮、这么虚矫不实、这么自怨自怜，以及这么懦怯。
尤其是懦怯，这是屠格涅夫最熟悉的，这构成了罗亭的性格主调。
乍看吊诡的是，在昔日大家快乐挺进时，那个看起来最胆小最不安、简直像偷偷跟在最后头的屠格涅夫，在此大撤退的一刻，反倒成了撤退得最慢最少的人之一。这不是因为他老兄动作迟缓跑得慢，也倒不是疾风劲草的原来拥有着什么不为人知饱受误解的坚毅本性，而是因为——我们这么说好了，他是一个敏锐纤细的小说家，而从不是个痛快开阖的煽动家革命者，他从来就习惯察看事物的必然缝隙，尤其是信念和实践之间的缝隙，梦想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因此，挫败是可思议可冷静解释的，甚至早在他内心深处一再预演过了，不是晴天霹雳，更非宗教神秘之事；也不代表你的目标信念不对，不是至善，从而不能在亘古的善恶大战中得到应许式的必然胜利。
没夸张的一飞冲天，就没粉身碎骨的高空解体坠落；不建构华美的巨厦，也就不会有轰然一声的崩毁。在《罗亭》小说中，甚至终屠格涅夫左顾右盼、畏畏缩缩的一生，他并未怀疑过那些基本的、普遍意义的进步价值，对他而言，挫败是绵密的、如影随形的，每日每时都发生的事，而不是一次猛爆性的总清算，也因此，屠格涅夫比较像个小病不断且久病缠身的元气虚弱之人，而不像个乍闻自己身罹绝症的绝望病人——绝望是对大大小小、千万头绪不同难题的一次抹平，接下来通常便是假设我们身体内部往一个不受我们操控的小尺寸恶魔，或我们的身体之外云端之上俯视着一个简直连上帝都对付不了的大号恶魔，我们把失败和犯错的责任丢给他，他正是一切人间之恶的真正源头，我们可能还是痛苦，但我们也因此很平静，因为道德责任卸下来了，可以入睡了。
这里，屠格涅夫坚毅杵在现实的纷扰世界不退，很带种很勇敢，这不是他性格使然，阻止他落跑的，是他认真的小说家身份，那个总是认真在拉扯bbr>?的两端寻求可能的小说家身份。
最后的不期而遇
小说的时间飞也似的又过了几年，屠格涅夫让罗亭和列日涅夫这两个不对盘的老友再次不期而遇，时间是气氛十足的某个寒冷秋日，地点也是气氛十足的逆旅客舍——屠格涅夫在这种地方是很“小说家”的，往往准确到呈现出某种太理所当然的舞台效果出来，这方面他总是不如托尔斯泰的辛辣老练，也不如契诃夫的拙朴天然。
几年尘埃落定，列日涅夫仍是列日涅夫的样子，仍是个悠闲的地主，只更幸福地娶了沃伦采夫（已是娜塔利亚的丈夫）的温厚姊姊亚历山卓·帕夫洛夫娜；变的是罗亭，他个子还是高，但身子佝偻，头发也全白了，穿着的是一件带铜扣的棉绒常礼服，当然也跟它的主人一般破旧了。
从罗亭口中，我们知道他这些年仍四处游荡，寻求能接待他、以及接９9lｉb?待他那些变换不休但从不改异想天开的人生大梦。他在莫斯科为一个雅好科学的老财主进行大张旗鼓的农业改良计划，在一个当朝显贵身边当秘书，碰到一位和他有拼（一样穷、一样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联手想将K省的一条河流改良成通航的水道，最终，又像四下碰壁的理想家如孔子般，看破现实一切，想将希望寄托下一代地教起书来，凡此种种——
太戏剧性的部分不谈，这段小说的“尾声”部分其实是很感人也深刻的，两个爱恨交织的老朋友，在伤痕累累跋涉过广漠让人迷失的俄罗斯黎明岁月之后，坐下来回忆并终于有机会和彼此说最直接的话——列日涅夫对罗亭说：“……你不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令你心神不宁的东西……你身上燃烧着热爱真理的火焰，”“我们的道路不一样，也许，正是出于我的社会地位、冷漠气质以及其他一些幸运的情况，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深居简出和做一个袖手旁观的观众，而你则必须到地里去，卷起袖子，劳动，干活。我们走的路是不同的……但是你瞧，我们彼此又是多么接近。我和你不是几乎用同一种语言在交谈吗？……我们是在同一种感情基础上成长的，要知道，兄弟，我们的人留下来的很少了；我和你可就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了！”的确总不免有它的残疾，但也应该有它栖身之处。
又四年之后的归宿
一八六〇年，真实的时间，漫无尽头的永夜过去，在《罗亭》小说再版时，屠格涅夫为飘泊如九飞蓬的罗亭写出了最后的归宿，成为这部小说如今的结尾——罗亭当然没寻回列日涅夫的农庄，（懦怯的人仍有他最终的傲骨？）他随风去了更遥远更华丽、被本雅明称为世界首都的法国巴黎，小说时间注明是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当然就是革命风起又旋即被镇压下去的日子，在巴黎著名的某一处革命街垒，溃败奔逃的时刻，一名个头高大，身穿旧礼服，腰间多束一条红巾的白发苍苍之人，双手分持红旗和马刀，以尖?细的嗓音大喊着仿佛要唤回人人救死不暇的同志，但枪手瞄准了他，一颗子弹穿透他心脏，让他“像只袋子一样，脸朝下倒了，就像朝谁跪下去似的——”
这个屠格涅夫又想了四年之久的慷慨赠礼，就革命的逻辑来看，以赛亚·伯林说，屠格涅夫给了罗亭一个巴枯宁没能做到的死亡、一个体面得其所哉的死亡。
再稍后，高尔基也说了一段话，仿佛作为列日涅夫说法的注解，更像罗亭的墓志铭——“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bbr>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干出什么来呢？”
高尔基革命语法的注解，倒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所谓“多余的人”，是什么多余了哪部分多 4f59." >余了？针对什么而言多余了？生命本身的丰盈自在，一朵花一片云多不多余？我个人想，多余，基本上是一个功利性的用语，隐含了工具性的冷酷判准，惟有在现实世界某种单一性提问要求的大前提之下，才构成多不多余的判决，并由此延伸成为某种道德控诉；而现实的世界要求愈单一、愈迫切（这两者常常是二而一的）的时刻，多余的人、多余的事物、多余的才华和思维也就愈多，于是，铲除的召唤便有了合法性，就像屋子脏了乱了，你当然就得打扫、清理并把无用的垃圾倒掉一般。自由，便是容忍多余，可能的话，还欣赏并赋希望于多余，历史的记忆在在告诉我们，溢出我们当下认知和需要的多余，经常带给我们囿于自己有限认知、因此想像不及的礼物，这就叫惊喜。9９liｂ?藏书网至取消也由他开启。《使徒行传》中记叙了一场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宗教会议，会中保罗说服众人作成决议，宣布外邦的皈依者不必如犹太人行传统割礼，决开了种族束缚的缺口。
从基本教义派来看，从传统的种族一神来看，耶稣和保罗的确是大反叛者，然而，古尔德的“直立/巨脑”演化模式告诉我们，这个最原初可能只是偶然的、副产品的、因应着种族动员而生的原始犹太一神信仰，却在长期演化蜕变后显现了巨大力量，从而成为发展主体，甚至还抛开了再无力跟上的犹太人——他们奉献给世界的，不是摩西的种族一神教，而是“耶稣/保罗”的普世一神教，神的名字和数量相同，但内容已撤换殆尽了。
从最角落之处开始
这里，我们尝试把一神教从幽微的埃及远古一角，拉回现实的历史现场，绝不是为着质疑弗洛伊德勇悍无比的历史剧本，事实上，正是弗洛伊德这份无畏指向自身种族的过人勇气，给予我们启示，也给予我们鼓舞。
站在弗洛伊德辞世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今天，夸张些来说，弗洛伊德的价值，不在于他是个说对话的人，而在于他是个说错话的人，他那些英勇到几近鲁莽、漏洞一堆但却充满启示力量的错误话语和主张。
读过弗洛伊德生平传记的人很容易发现，他的阅读准备、他的交游、他的生涯之路多么不同于一般撼动世界的哲人——在惊动整个世界之前，他一直只是个封闭于专业操作的心理医生，同时也一直保有着专业人士惯有的自身经验限制和固执，当他决志要为他临床经验所得的心理学理论找出源头，指向历史起源和生命起源时，他封闭性的自信和封闭性的专业外知识贫乏，给了他鲁莽的、不为错综矛盾知识细节所困的古?9９ｌｉｂ.怪勇气，说最冒犯道德的话，也说最冒犯常识的话，最终，还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神秘主义倾向。
巴赫金用宗派主义说他，其实是相当公允的，弗洛伊德像什么？他?其实很像《圣经·旧约》里的旷野先知，他们专志封闭在一己世界中，独思独学而无友，思维过程中不受干扰，也缺乏校正，因此，他们的主张总是过大的、疏漏的、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不宜家宜室，但充沛着冲决思维边界的力道。
除了一己的专业性封闭，弗洛伊德还宿命性地陷身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封闭性情境之中，那就是他的犹太子裔身份及处境——在人类思维的进展路途中，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犹太人远远超越人口正常比例，宛如繁花盛开般不断产出巨大的头脑和心灵，让世界更丰腴，也让世界更危险，像马克思，像爱因斯坦，像本雅明，学历史的人会补上布洛赫，崇尚自由主义的会想起以赛亚·伯林，学电影的人会举出伍迪·艾伦，几乎每个思维的领域中都有犹太裔大师的身影。
这个怪异现象完全没生物性的理由支撑，是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但我们很可能联想到，这极可能和巴比伦之囚后的犹太人历史处境有关。他们栖身在每个国度的边缘位置，既站在身处的特定社会之中，却又永远被隔绝在外，他们有着宿命性的脆弱以及随时扑面而来的危险，因此他们总得9９liｂ?是复杂的，又得是高度警觉的，在世人安然酣睡之际，他们仍被迫得神经质地思索防备。
也因此，实在不必要为一神教找一个堂皇的、显赫的历史身世，只因为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通常总是始自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启动于一个不打眼的小小变化，永远有着始料未及的诡异演化本质。这一个当年希罗多德提都没提一字的小部落，这一个来自南方沙漠一角的小火山神，乃至于日后一个连身世都可疑的穷乡木匠之子，而他们不仅很长一段时间宰制着几乎整个地球世界，还差点让我们相信他们管辖着整个广漠无垠的宇宙。
来自老欧洲的道德选择
《发条橘子》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年轻一代忽然叛变的奇异年代，全书工整利落地切成三部——第一部基本上是犯罪小说，以“我”（亚历克斯）为首的teenage四人帮游荡街头，杀人、吸毒、抢劫、轮暴样样都来，时间设定在未来，但大致上只对书写者放胆想像罪恶有意义，它其实也可看成是当下现实的，是《麦田捕手》的地狱版；第二部则是二十世纪典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亚历克斯在作案后遭同伙出卖被逮，政府以他为实验对象，通过一个复杂的思想改造疗程，彻底拔除他作恶的能力，让他一起暴力或性的念头就恶心呕吐；第三部是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丧失作恶能力的亚历克斯被放回他熟悉的昔日街头，却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的沙袋受气包，毫无抵抗自卫之力，他先选择跳楼不死，遂决定“治愈”自己，让自己能跟从前一样杀人做爱。美国版本就戛然停在他功力恢复、可重回江湖那一刻。
至于失落的二十一章，则是又成一尾活龙的亚历克斯，在咖啡店偶遇昔日哥们彼得，彼得是当年惟一没出卖他的人，他结了婚，还带着妻子乔治娜，这个全然新鲜的影像“忽然”打动了亚历克斯，让“已经十八岁”的他也想为自己找个老婆组个家庭，然后再生个年轻岁月四下闯祸作奸犯科的儿子云云。反思的语气仍放得很硬、很乖戾，但这个无预警的一百八十度逆转结局的确把整部书带回成青春成长小说，一部过度夸张狂放岁月的青春成长小说，桀惊不驯只是一种年龄状态，会不由自主地暴烈而来，也会不留痕迹地退潮而去，因此，它既是青春的一种特权，又是一场短暂且自动治愈的麻疹，这个发现让我们安心，也让我们愿意保持宽容和无比的耐心，宽容什么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