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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献给
尼古拉·雷尼耶
弗雷德里克·昂泰尔姆
在诺弗勒堡别墅的蓝色壁橱里，我又找到了这两本日记。
我根本不记得写过这些东西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认出了我所叙述的细节。我眼前又出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奥赛火车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写这本日记时的情景了。那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辰、在哪所房子里？我一概不记得了。
显然，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写的。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为之定性，而重读之后又让我惊骇异常。我又怎会将这篇手稿长期地遗弃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没的乡间别墅中呢？
《女巫》杂志向我要一篇青年时期的作品，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
href='9920/im'>《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说它是“写作”未免不太合适。当时我看到的，是整页整页极其规范静谧的细小字体，也是我不敢再触碰的极度紊乱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面前，文学令我羞愧。
四月。
壁炉前面有电话机，它就在我身边。右侧是客厅的门和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大门。他大概会直接回来，会按门铃：“谁呀？”“是我。”他也许会一回来就在接待站打电话：“我回来了，我正在吕特西亚旅馆办手续。”事先不会有预兆。他会打电话的，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是可能的。他还是会死里逃生的。他不属于特殊情况，他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不回来，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回来。他可能会回来。他会按门铃：“谁呀？”“是我。”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他们终于渡过了莱茵河。阿夫朗什的防御工事终于被攻克了。他们终于撤退了。我终于活到了战争结束。我应该心里有数：他要是回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应该注意别把这件事看得异乎寻常。我应该理性面对：我在等着应该回来的罗贝尔·L。
电话响了：“喂，有消息吗？”我需要对自己说电话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挂断，应该接听。不要喊叫别打扰我。“毫无消息。”“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你知道贝尔森已经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还要再问一次吗？是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看的？我开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别泄气，坚持下去，不仅仅你一个人，我认识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我知道，很抱歉，我该出去了，再见。”我放下电话，原地不动，不该活动太多，那是浪费精力，还是积蓄力量应对磨难吧。
她说了：“你知道贝尔森解放了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又一个集中营被解放了。她说了：“昨天下午。”人员名单明天一早就到，这点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应该下楼，买报，阅读名单。不行，我感到太阳穴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不行，我不能去读名单。首先，读名单的方法我试用了三个星期，这方法不合适。另外，名单越多，公布的名单越多，上面出现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少。名单会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读名单，他的名字就永远不会在上面。该动一动了。站起身来，走两步挪到窗前。医学院在那儿，一如既往。过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当我得知他永远也回不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那里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书。最近已经开始通知了。有人按门铃：“谁？”“区政府社会福利员。”太阳穴不停地跳动，我应该让它停下来。他已经死去的念头缠绕着我，敲击着我的太阳穴。不会错的。让太阳穴停止跳动，让心脏也停止跳动，让心平静下来，它是不会自行平静的，应该帮助它平静下来。理智在逃遁，在逃离大脑，必须制止理智的越轨行为。我穿上外套，下楼。女门房在那里：“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无异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面是四月天气。
我在街上走着，犹如梦游。双手规矩地插在兜里，双腿向前迈步。绕过报亭。绕过接待站。盟军在各条战线上挺进，几天前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再看战报了。一点儿用也没有，反正他们将一直挺进下去。神秘纳粹的真相将大白于世。四月，这将发生在四月。盟军在德国境内挺进，柏林在燃烧。苏联红军在南线势不可挡，德累斯顿被攻下。每一条战线都在向前推进。德国缩小到原来的版图。莱茵河防线崩溃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之后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时刻：雷马根。事情是在这天之后发生的：在一个壕沟里，他头俯在地上，双腿扭曲，两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尸骨中也有他的尸骨。整个欧洲天气炎热。在大道上，盟军从他身旁走过，一路向前。他死在那里三个星期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张着。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剧烈，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它需要发泄的空间。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广阔的原野上，独自一人。在临死之前，他大概呼唤了我的名字。在德国所有的大道两旁都有像他那样横卧的尸体。成千上万，还有他。他既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对我来说，又与这成千上万人有所不同，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所能经历的一切，我都正在经历着。德国人最初让这些人疏散，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杀了他们。战争是一个普遍事实，战争的必然结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实。他是念着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会念着别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实为生的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处。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轻人。我如今只有敌人。天晚了，我该回去等电话。他那边现在也是晚上。壕沟里越来越暗，他的嘴现在隐入黑暗之中了。红色的太阳在巴黎上空缓缓落下。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这是本世纪的大事件。纳粹德国被摧毁了。他也被摧毁了，是在壕沟里。一切都结束了。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像石头一样，又瘦又干。壕沟的一侧是艺术桥上的栏杆、塞纳河。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壕沟的右侧。一片黑暗将它们与壕沟相隔。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再属于我，除了壕沟里的这具死尸。夜晚是红色的。这是世界的末日。我无依无靠而死。简单自然地死亡。我将结束生命。这对我无所谓，什么时候死我都无所谓。了此一生，我再见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会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样。”我会巧妙地使D认为我虽生犹死，以后，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对他就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该回去了。D在等我。“没有消息？”“没有。”他不再问我身体如何，不再说你好。他只说：“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我走过去坐在电话机旁边，坐在长沙发上。我沉默着。D坐立不安。他不注视我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一个星期来他就在撒谎。我对他说：“给我说点什么吧。”他不再说我精神失常，不再说我不该让大家心神不安。现在他很勉强地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别人那样回来。”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时候面部绷得很紧。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会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他就待在那里。他打开了客厅的灯，他待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吃饭。
D坐得离我远远的。我望着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点。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冲我笑笑，但这不是真的。上个星期他还靠近我，拉着我的手说：“罗贝尔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现在我知道他在考虑也许不抱希望为好。有时我说：“对不起。”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怎么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说：“集中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犯人，盟军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能指望有消息呢？”过了很久，我让D向我发誓罗贝尔一定会回来。于是，D发誓说罗贝尔一定会从集中营回来。
我去厨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里，前额靠着桌沿，闭上眼睛。D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煤气的响声。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他死了。十五个夜晚，十五个白昼，尸体抛在壕沟里，脚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阳光和胜利的队伍扬起的灰尘。他的手是张开的，他的每一只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熟悉这双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们。我叫了起来。客厅里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D走过来。我肩上感到有一双温柔而镇静的手，它们把我的头从桌上扶起来。我靠在D身上，说道：“真可怕。”“我知道，”D说。“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说，“振作起来，我们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拥抱给人以宽慰，有时会让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内，空气不再令人窒息。我们坐下来吃饭。马上我就想吐。这是他吃不到的面包，他因吃不到而饿死。我希望D离开。我需要空间来承受磨难。D走了。我脚下的房间摇摇晃晃。我关了灯，走进卧室。我走得很慢，为的是争取时间，别让脑子里的东西翻腾。如果不加注意，我就会失眠。如果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情况会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边，在阴暗的壕沟里，挨着死去的他。
四月。
我去奥赛接待站，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创办的报纸《自由人》寻人部设立在那里。人家反驳说我这个寻人部不是官办的。调查总局已经在此落足，它不愿意向任何人让位。最初，我借用假证件、假许可证悄悄地安顿下来。我们因而收集到许多有关战俘营的转移运送情况，并发表在《自由人》上。还有不少个人的讯息：“转告某某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个同志和我被赶出来。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这里，这不可能。这里只接受德国战俘营秘书处的人。”我反驳说我们的读者是七万五千名战俘和集中营犯人的家属。“很遗憾，不过按照规定，这里不能设立任何非官方机构。”我说我们的报纸与众不同，它是唯一发行战俘名单专刊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和我说话的是弗雷讷部长属下负责遣返战俘的高级军官。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情里透着冷淡和焦虑。他彬彬有礼地说：“很遗憾。”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我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儿？”“我要想办法待在这里。”我试图挤进满满一走廊的战俘群里去。高级军官指着战俘们对我说：“您请便，不过要多加小心，他们还没有消过毒。不管怎样，如果您今晚还在这里，我将非常遗憾地请您出去。”我们找到了一张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我们向战俘提问。有不少战俘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收集到成百条消息。我埋头工作，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把名字拼写清楚。时不时，就有一个军官走过来，他与众不同，很年轻，黄卡其衬衣十分板整，显得魁梧。他来打听我们是什么人。“寻人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通行证吗？”我出示一个假通行证，对付过去了。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负责遣返工作的女人：“你们找他们做什么？”我解释说向他们打听消息。她问：“你们问消息干什么？”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海军蓝套装和颜色相配的皮鞋，优质长袜，指甲涂成了红色。我说要把消息登在一个为集中营犯人和战俘办的叫《自由人》的报纸上。她说：“《自由人》？那么你们不是部里的喽？（原话如此）。”不是。“谁给你们权利这样做？”她的神情开始冷淡了。我说：“争来的。”她走了。我们继续询问。由于战俘们流通得特别缓慢，我们的事情还比较顺利。他们下火车，去第一个接待处，即身份检查站，这中间需要两个半小时。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用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没有证件，并且大部分都疲劳过度、体力不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上衣扎着皮带的军官过来了，他用生硬的语调问：“怎么回事？”我们又解释了一遍。他说：“本接待站已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我壮起胆子说：“可你们怎样把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呢？要知道三个月以后他们才能恢复写信能力。”他打量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没有明白，重要的不是消息。重要的是有关纳粹暴行的情况，我们正在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他走开，随即又回来说：“谁告诉你们他们说的是真话？你们干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保安队员吧？”我没有回答说保安队员是否全被抓获与我无关。我没有回答。他走开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将军径直来到我们桌前，他身后跟着那第一位军官，还有身着套装、也戴军衔的年轻女人。他说话就像个警察：“您的证件。”我拿出来给他看。“这还不够。你们可以站着工作，但我不愿意在这里再看到这张桌子。”我说它并不占很大地方。他说：“部长明文规定接待大厅里禁止放桌子（原话如此）。”他叫来两个童子军搬走了桌子。此后我们就站着工作。时不时地，广播里就变换节目，一会儿是爵士乐，一会儿是爱国歌曲。战俘的队伍越来越长。我不时到大厅尽头那个窗口询问：“一直没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吗？”“没有。”整个车站到处都是制服。都是负责遣返的穿制服的女人。人们不禁要问：经过六年被占领的生活，这些人、这些漂亮的衣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还有这些皮鞋，这一双双手，这种不论是出于愤怒、高傲还是和蔼都显得傲慢、粗暴、蔑视的腔调，这一切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D说：“好好看看他们，别把他们忘掉。”我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在一起了，首先这都是些什么人。D告诉我：“是右派，右派就是这帮人。你看见的就是上台的戴高乐派的人。右派甚至通过战争在戴高乐主义中又站住了脚。你会看到对不直属于戴派的抵抗运动他们将一概反对。他们将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是法兰西的保护人和中枢神经。他们将长期毒化法国，应该习惯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女人讲到战俘时称他们为“可怜的小伙子”。她们就像在客厅里一样互相打招呼：“喂，亲爱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她们都带有法国贵族口音。她们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战俘们火车几点钟开。她们有种特殊的笑容，在这笑容中，她们愿意让别人看出她们很劳累，并在竭力掩饰这种劳累。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们的确很操劳。军官们不时地来看她们，他们互赠英国香烟：“哟，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是呀，上尉先生。”大笑。大厅里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耳语声、哭泣声、牢骚声。来人络绎不绝。卡车列队而过。是从勒布尔热火车站来的。战俘们每五十人一批被卸在接待站。每批战俘一出现，便马上奏起音乐：“这是前进的道路，前进，前进，没有尽头……”大批战俘到达时，就奏《马赛曲》。歌曲与歌曲之间是一阵寂静，然而很短促。“可怜的小伙子们”看着接待大厅，人人都在微笑。负责遣返的军官领着他们：“朋友们，来，排队。”他们排队，仍然面带笑容。头一批到达身份检查窗口的战俘说：“时间可真长。”不过他们还是和蔼地笑着。有人询问他们情况时，他们的笑容就消失了，竭力回忆起来。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巴黎东站，看到一位女士指着自己的军衔责备一个外籍军团士兵说：“怎么，朋友，你不给我敬礼吗？你看我是上尉呢（原话如此）。”士兵看看她，她年轻、漂亮，士兵笑了起来。这位女士跑开了：“真没教养！”我去找接待站负责人解决寻人部的问题。他允许我们留在这里，但让我们到队尾，到行李寄存处旁边去。只要集中营犯人还没到，我就能坚持。从吕特西亚旅馆接待站回来了一些集中营犯人，而通过奥赛火车站回来的目前只是零零落落。我害怕罗贝尔·L会突然出现。一听说有从集中营回来的，我就马上走出接待站，这是事先和同志们说好的。只有等那些人都走光了我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老远同志们就向我做手势：“没有消息。没有人认识罗贝尔·L。”晚上，我去报社递交名单。每天晚上，我都对D说：“明天我不去奥赛了。”
四月二十日。
装载魏玛集中营政治犯的火车今天到，这是第一批。早晨他们从接待站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去，政治犯下午才到。说是去一个上午，可我一待就是一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垮掉。
奥赛。在接待站的外面，战俘的妻子们紧紧地聚在一起。白色的栅栏把她们和战俘隔开。她们喊道：“有某某的消息吗？”有时，士兵们停下来，有的士兵回答她们的问话。早晨七点钟，女人们就已经等在那里了。有的人是凌晨三点才回去，早上七点又来的。但是也有人从深夜三点到七点一直待在那里。人们不准她们进接待站，许多人不等任何人，也来到奥赛火车站，只是想目睹这个场面，看战俘怎样到达，看女人怎样迎接他们，还看其他一切，看这一切怎样进行，看这个可能永远不会再现的场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旁观者，因为他们不喊不叫。他们与那一群群女人保持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同时看到战俘的到达和妻子对他们的迎接。战俘有秩序地到达了。夜里，他们是坐着美国大卡车到达的，在强烈的灯光下涌下车来。女人们在喊叫、鼓掌。战俘停下来，感到目眩、窘迫。白天，只要看到卡车从索尔菲利诺桥上开过来，女人们就开始喊叫。夜里，当卡车在距接待站不远处开始减速时，女人们便叫开了。她们喊着德国城市的名字：“诺瓦斯瓦尔达？”“卡塞尔？”或者喊着战俘营的编号：“A7营？”“A3营？”战俘们似乎很吃惊，他们是从勒布尔热、从德国直接来到这里的。有时他们也回答问题，但他们往往不太清楚人们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微笑着，转过头瞧着法国女人，这是他们重新见到的第一批法国女人。
我干得很差，我记下来的所有名字里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每干上五分钟，我便想一走了之，扔下铅笔，不再探问消息，今生今世再也不到这里来了。下午两点钟，我去打听魏玛的车何时到，我离开了办手续的地方，去找一个可以问话的人。在大厅的一角，我看到十几个女人席地而坐，一个女上校正在讲着什么。我走过去。女上校高高的个子，身穿海军蓝套装，挂着洛林十字徽章，烫过的白色卷发染成青色。女人们看着她，她们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张大着嘴听女上校讲话。她们身边杂乱地放着包袱、捆绑的箱子，还有个小孩睡在包袱上。她们很脏，面色惶恐，其中有两个人挺着大肚子。另一个女军官在一边看着。我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看着我，低下头，羞愧地说：“S.T.O.志愿者。”女上校叫她们站起来跟她走。她们站起来，跟她走了。她们之所以面色惊慌，那是因为守候在接待站大门口的战俘妻子们刚才向她们起哄。几天前，我目睹了S.T.O.志愿者到达的情景。他们也和其他战俘一样，微笑着到达这里，但逐渐地他们明白了，于是他们也有了同样惶恐不安的面孔。女上校手指着那些女人，对刚才同我说话的身穿军服的年轻女人说：“怎么处置她们？”另一个回答：“我不知道。”女上校大概曾对这些女人说她们是垃圾。有人在哭泣。有身孕的女人目光呆滞。女上校让她们再坐下，她们就又坐下了。她们当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的手被德国的机器油弄得黑黑的。其中两个人大概是妓女，她们涂着胭脂，头发是染过的，但她们大概也开过机器，她们的手也一样乌黑。一位负责遣返的男军官走过来：“这是些什么人？”“S.T.O.志愿者。”女上校的声音是刺耳的，她向这些女志愿者转过身来，威胁她们说：“坐下，安静些……听见了吗？别以为你们能这样走掉……”她用手势威胁着。负责遣返的军官走近那些女志愿者，打量着她们，并当着她们的面问女上校：“您有命令吗？”上校说：“没有，您呢？”“我听说是拘留半年。”上校仰起有一头漂亮卷发的脑袋，表示赞同：“罪有应得……”男军官向那群正在倾听他们谈话、目光惊慌的女志愿者头部上方喷出几口烟——骆驼牌香烟，他说：“同意！”然后，这位年轻、潇洒、魁梧、手里夹着骆驼牌香烟的男军官就走了。那些女志愿者看着、窥伺着等待她们的命运的某种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我拦住要走开的女上校：“您知道魏玛的车什么时间到吗？”她专注地打量着我，说：“三点钟。”她把我看了又看，她在测量我，稍稍厌烦地说：“用不着都挤在接待站里等人，这里是将军和长官待的地方，回家去吧。”我没料到她这样待我。我好像骂了她什么，我说：“那别人呢？”她反驳说：“我最讨厌这种心态！到别处去诉苦吧，亲爱的。”她非常恼火，走过去和一小群也穿军装的女人谈了这件事。她们听她讲，气愤起来，看着我。我走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她呢，她在这里没有人要等待吧？”对方看着我，非常恼火。她试图使我安静下来。她说：“她有很多事儿要做，可怜的人，她神经紧张。”我回到出口处我们那个寻人部。不大一会儿，我又来到大厅。D拿着假通行证在等我。
三点钟左右，响起一阵嘈杂：“来了！”我离开办手续的地方，站到一个小走廊的入口处，面对着大厅。我在等待。我知道罗贝尔·L是不会来的。D在我身旁。他负责跟那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人打听谁认识罗贝尔·L。他脸色苍白。他顾不上我。大厅里一阵喧哗。穿军装的女人在女志愿者周围忙碌着，让她们在一个墙角坐下。大厅空了。战俘的到来中断了片刻。负责遣返的军官们走来走去。麦克风也沉默了。我听到有人说：“部长来了。”我在一群军官中间认出弗雷讷。我仍旧待在小走廊的入口处，望着大门。我知道罗贝尔·L没有任何可能从这里出现。不过也许D会得到一点儿消息。不好，我发抖了，感觉很冷。我靠在隔板上。突然一阵喧哗：“他们来了！”外面，女人们没有喊叫。她们没有鼓掌。突然从入口处的走廊里走出两个童子军，他们抬着一个人。那个人紧抱着他们的脖子。两个童子军四臂交叉抬着他的腿。那人身穿便服，头剃得光光的，仿佛受过许多苦。他身上有种奇怪的颜色。他大概在哭泣。不能说他很瘦，不是瘦不瘦的问题，他简直没有多少人样了，叫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尽管如此，他还是活着，他的面孔痉挛成可怕的怪样。他活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看，没看部长，没看大厅，也没看国旗，什么都没看。他有那副怪相大概是因为他在笑。这是第一个从魏玛回来的进入接待站的人。我不自觉地走到了大厅中央，背靠着麦克风。又有两个童子军扶着一位老人进来了。然后其他十多个犯人走过来，他们的气色比前两个要好些，别人搀扶着他们走。人们让他们坐在从公园搬来的长凳上。部长朝他们走去。第二个到达的那位老人哭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样老，也许他只有二十岁，无法知道他的年纪。部长走过去，摘下帽子，走向那位老人，朝他伸过手去。老人抓住他的手，他并不知道这是部长的手。一个身穿蓝军服的女人向他喊道：“这是部长，他来看您了！”老人继续哭着，没有抬头。突然，我看见D坐在老人身旁。我很冷，牙齿不停地打战。有人走近我说：“别待在这里，没有必要，您会病倒的。”我认识他，他是接待站的人。我没有走。D和老人谈了起来。我很快恢复过来。这个老人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认识罗贝尔·L。巴黎开始有人传言说军人们有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名单。除了哭泣的老人与一些风湿病患者，其他人看上去身体状况并不太糟。部长和一些高级军官坐在他们旁边。D和老人谈了很久。我只注视着D的面部。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于是我慢慢向长凳走去，走到D的视线以内。D看见我了，他看着我，摇摇头：“不，他不认识。”我走开了。我太疲劳，真想在地上躺一会儿。现在，穿军服的女人给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拿来了饭盒。他们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别人和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使他们感兴趣。明天，我会从报纸上知道在这些人中间，在这些老人中间，有夏尔将军及他的儿子于贝尔·夏尔——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他当天晚上，也就是在他回来的当夜死去），有奥迪贝尔将军，烟草管理局局长费里埃尔，国立图书馆馆长于里安·坎，厄尔托将军，马赛尔·保尔，昂热医学院絮阿尔教授，里谢尔教授，克罗德·布代尔，情报部长泰让的兄弟，还有莫里斯·内格尔……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离开了接待站，沿着塞纳河岸回家。天气真好，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急于回家，急于闭门守着电话，重新回到阴暗的壕沟里去。我一离开河畔，走进巴克街，城市就又变得遥远，奥赛火车站就消失了。也许他终究会回来。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太脏了。有时我在接待站过夜。回家时我得下决心洗个澡，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春天里我还这么怕冷，想到洗澡便不寒而栗，我仿佛染上某种再也摆脱不掉的寒热病。这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像我这样懦弱的女人。我回顾了一下，那些像我一样在等待的女人，不，她们谁也不像我这么懦弱。我认识一些十分勇敢的女人，出类拔萃的女人。我的懦弱别人都无法加以形容，只有D是例外。寻人部的同志们把我看成病人。D对我说：“无论如何，没有权利这样自暴自弃。”他经常对我说：“你病了，你疯了，看看你自己，简直不成样子了。”我听不懂人们对我说什么（甚至此刻，当我重新抄写青年时期的这些事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一刻感到有鼓足勇气的必要。鼓足勇气可能就是我的懦弱。苏琪为了她的小孩而勇气十足。而我，我和罗贝尔·L的小孩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死去了——他也是死于战争。战争期间医生夜里很少出诊，他们缺少汽油。于是我孤身一人。在我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节省精力。没有人非要让我去斗争。我进行的斗争谁也不了解。我在和黑暗壕沟的境象斗争。有时候，这幅境象十分强烈时，我就喊叫或出门走走。D说：“将来你回想起来，会感到羞愧的。”街上的人和平日一样，商店前面排着队，樱桃已经上市了，为此那些女人在排队等待。我买了一份报纸。俄国人已经到了施特劳斯贝格，甚至可能更远，接近了柏林。排队买樱桃的女人在等待着柏林的陷落。我也等待着。“他们将明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人们这样说。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的政府都意见一致。报上说，如果德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战争就彻底结束了。朱可夫布置了密集的炮群，从柏林外围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向柏林市中心轰击。柏林在燃烧。它将被烧得寸草不剩。德国人的血将在废墟中间流淌。有时人们似乎闻到了血腥味，看到了鲜血。战俘中的一个教士把一个德国孤儿带到了接待站。他牵着那个孩子，他很自豪，向人们炫耀，解释他是怎样找到孩子的，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错。女人们不满地看着教士。他竟然给予自己提前原谅和宽恕的权利。他不曾体验任何痛苦、任何期待。他竟然在此时此地允许自己行使原谅和宽恕的权利，却根本不了解人们的仇恨，那可怜而善意的、给人以宽慰的仇恨，如同对上帝的信仰一样的仇恨。他在讲些什么呢？从来没有哪个教士如此举止不当，女人们将目光转开去，唾弃那张挂着宽容明亮微笑的面孔，她们无视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切都在分裂。一方是女人们的战线，它密集、坚不可摧。另一方是这个孤独的男人，他是正确的，但他的语言无法被那些女人理解。bbr>.
四月。
蒙蒂大概已经越过易北河，不过还不敢肯定，蒙蒂的路线没有巴顿的路线清楚。巴顿在猛攻。巴顿已经到达了纽伦堡。蒙蒂大概拿下了汉堡。大卫·卢塞的妻子打电话来：“他们到汉堡了。好几天里他们都避而不谈汉堡—新加默集中营。”这几天她焦急不安，这是有道理的。大卫在那儿，在贝尔森。德国人在枪毙犯人。盟军前进得很迅速，德军来不及带走集中营里的人，就把他们枪杀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的时候，德军来不及枪杀时，便丢下犯人逃了。哈雷的敌军被全部歼灭。开姆尼茨被攻克了，队伍朝德累斯顿方向大步前进。帕奇清除了纽伦堡的德军。乔治·皮杜尔就旧金山会议问题与杜鲁门总统会晤。我在街上走着。我们累了，累了。《解放晚报》上说：“人们将永远不再谈起法伊英根。地图上标志森林的浅绿色将延伸到恩茨河。钟表匠死在斯大林格勒，理发师曾在巴黎服役，傻瓜曾占领雅典。现在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街上的路面就像死鱼一样肚皮朝天。”十四万战俘回国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集中营的犯人的数字。内政部门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进展不大。战俘们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预言今年的电影之夜将爆满。在法国有六十万犹太人被捕，据说只能回来百分之一。也就是回来六千人。人们当时还这么想。他可能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吧？他本该一个月以前给我们消息的。为什么不是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呢？我觉得我等够了。我们累了。将有另一批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来的人。一家面包店开张了，也许应该去买些面包，不要把票券浪费了。浪费票券是有罪的。有些人什么也不等待，也有一些人不再等待什么。前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去波拿巴街通知一家人。我按门铃，门开了，我说：“我是从奥赛接待站来的，您的儿子快回来了，他身体很好。”那位太太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五天前他们的儿子来了信。D在门外等我。我说：“他们知道他们儿子的消息，他写过信，这么说他们可以通信。”D没有作声。这是两天前的事。我一天天减少期待。晚上，门房在门口等着我，让我去看看学校的门房博尔德太太。我告诉她我明天上午去，她不必担心，因为今天回来的是A7战俘营，A3战俘营还没到。门房跑着去告诉她了。我缓缓地上楼，我累得气喘吁吁。我不去看博尔德太太了，明天上午再试试看吧。我很冷。我又去坐在靠近电话机的长沙发上。这是战争的尾声。我不知道我困不困。一段时间以来我再感觉不到困倦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睡过了。我起了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楼下圣本笃饭店里挤满了人，像蜂窝一样。付得起钱的人可以享受一个不公开的菜单。这样的等待是反常的。我将永远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好几个月他都处在饥饿之中，他在临死之前也没有再见到一块面包，哪怕只是一次。死前的最后满足，他也没有得到。四月七日以前，我就有所选择了。他大概是贝尔森两千名被枪杀者中的一个。在格拉特巴赫中部的一个万人坑里找到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在条条大道上都有惊恐不安的大队犯人，他们被带着，不知去哪里，卡波们不知道，领队们也不知道。今天，布痕瓦尔德的两万名幸存者向集中营的五万一千名死者致哀，他们是在盟军到达前夕被枪杀的。只差几个钟头，就被枪杀了，这是为什么？据说是为了灭口。在某些集中营里，盟军到达时尸体还是温的。德国人在战败的最后一刻做了些什么呢？捣坏餐具、用石头打碎玻璃、把狗杀掉。我不再恨德国人了，这种感情再不能叫做恨了。我在某个时期曾恨过他们，这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杀光，把所有的德国人都从地球上消灭掉，使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现在，在我对他的爱和对德国人的恨之间，我不知如何区分了。这是一幅画的两个侧面：一面是他，胸膛对着德国人，十二个月以来的希望在他眼里泯灭了；另一面是正在瞄准的德国人的眼睛。这就是画的两面。在两者之间我应该作选择，或者是滚倒在战壕里的他，或者是重新扛起冲锋枪离去的德国人。我不知道是该把罗贝尔抱在怀里而让德国人跑掉，还是不管罗贝尔·L而去抓住杀他的那个德国人，抠出那双刽子手的眼睛。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应该阻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杀人。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建议。本来可以派遣伞兵突击队在盟军到达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占领集中营。从一九四四年八月起，雅克·奥伏莱就试图制订这个计划，但没有实现，因为费雷讷不愿这一创议归功于抵抗运动。作为战俘和集中营犯人们的部长，他无能为力，因此就听任德国人杀戮。从现在一直到最后一个集中营被解放，都将有人被枪杀。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在我那幅双面画中，有时在德国人背后有费雷讷的眼睛。我前额靠着冰冷的窗玻璃，这样舒服些。我支撑不住我的脑袋了。双腿和双臂很沉重，不过没有脑袋沉重。这不再是个脑袋，而是个脓包。窗玻璃是凉爽的。一小时以后D就来了。我闭上眼睛。他要是回来，我们就去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的事了。我想不管怎样我要死了。他回来我也会死的。如果他按门铃：“谁呀？”“是我，罗贝尔·L。”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门打开，然后死去。他要是回来，我们一定去海滨，那将是夏天，盛夏。从我开门到我们在海边重聚的这段时间里，我死了。在某种劫后余生的状态中，我看到大海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浅橘黄色的海滩，沙丘。在大脑深处，腥咸的海风使我停止了思想。我不知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在哪里，但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地球上的某一处，也在呼吸着。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海滩上休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海滨，去一处炎热的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也是对他最有好处的事情。他会回来的，他会到海滨去，他会站在沙滩上，望着大海。我呢，只要看着他，看着他我就心满意足了。为自己我一无所求。我头倚着窗玻璃。我大概在哭泣。六十万人中，有一个在哭泣。在大海前面的那个人，是他。德国的夜是寒冷的。在那儿，在海滩上，他只穿着衬衫出来，他在和D交谈。他们专心于交谈。我将死去。他一回来，我就死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是我的秘密。D不知道这一点。我选择了像现在这样等待他，直到为此而死。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又回到长沙发上，躺了下来。D按门铃。我去开门：“没消息？”“没有。”D在客厅里挨着长沙发坐下。我说：“我看没有多少希望了。”D看上去很疲倦，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下去：“明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百分之二十的集中营都解放了。我在接待站见到索雷尔，他对我说五十个人中回来一个。”D.99ｌib?没有勇气回答我，但我继续说着。门铃响了。是罗贝尔·L的妹夫：“怎么样？”“没有消息。”他摇摇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联系方面有问题，他们不能写信。”他们说：“德国已经没有定期的邮政业务了。”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了布痕瓦尔德的犯人的消息了。”我提醒说，罗贝尔那一批人，八月十七日的那一批人是到布痕瓦尔德去的。“谁告诉你他年初没有被转移到别处去呢？”我让他们走，让他们回家去。我听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听不清了。谈话间有长久的沉默，然后声音又传了过来。我觉得有人抱住了我的肩，是D。我是睡着了。D喊道：“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睡呀？”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罗贝尔的妹夫已经走了。D去找温度计。我在发烧。
在高烧中，我又看见了她。她和别人一道在柳林街排了三天队。她大概有二十岁。她的肚子高高地挺着。她去那里是为了一个被枪杀者，为了她丈夫。她接到通知，来取他的遗物。她来了。她仍然害怕。为了取遗物她排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队。尽管天气很热，她还是浑身发抖。她讲着，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取他的遗物是为了再看看它们。是的，两个星期后她就要分娩了。孩子见不到他的父亲了。排队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最后那封信：“告诉我们的孩子，我是勇敢的。”她边讲边哭，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想起了她是因为她不再等待了。我不知道如果在街上遇见她，我能不能认出她来，我忘记了她的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只记得她拿在手中仿佛要给别人看的那封信。二十岁。别人递给她一个折叠凳。她试图坐下去，但又站起来，她只有站起来才能支撑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D在我这里过夜。这一夜仍然没有电话。我应该去看看博尔德太太。我煮了很浓的咖啡，吃了一片退烧药。头昏、恶心都会过去的。好一些了。今天星期日，邮递员不来。我给D端去一杯咖啡。他看着我，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谢谢你，我的小玛格丽特。”我喊着说不。我的名字让我害怕。吃过饭以后，我满身大汗，烧也退了。今天我既不去接待站也不去印刷厂。应该买一份报纸。又是一张贝尔森的照片，一个长长的坟坑里躺着尸体，从未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躯体：“战线离柏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了。”“俄国的战报一反往日的审慎。”普利文先生摆出统治法国的架势，他宣布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丘吉尔先生说：“再等不了多久了。”也许盟军和俄国人今天就会师。德伯吕布吕代尔反对在没有战俘和集中营的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国民阵线》第二版的报道说有一千名集中营犯人在四月十三日早晨被活活烧死在马格德堡方向的一个谷仓里。弗雷德里克·诺埃尔在《艺术与战争》里说：“有些人认为艺术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实际上战争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森普松抓到两万名俘虏。蒙蒂会见艾森豪威尔。柏林在燃烧。“斯大林大概在他的指挥台上看到了这壮观而又可怕的场面。”据统计，在最后这二十四小时里，柏林响起了二十七次警报。还有活着的人。我来到博尔德太太家。她的儿子就在门口。女儿在长沙发上哭泣。房间又脏又乱，很阴暗。小屋里回荡着博尔德太太的哭声。这屋子就像法兰西。“这下我们可好了，”儿子说，“她不肯起床。”博尔德太太躺着，看着我，哭得脸都变了形。她说：“完了。”我又说道：“您没有理由这样不珍重自己，A3营还没有回来呢。”她用拳头捶打着床，喊叫着：“这话您对我说了一个星期了。”“我可不是骗您，您看看报纸吧。”“报纸上说得不清楚。”她很固执，她不愿意再看我。她说：“您告诉我他回不来了。街上都在这么说。”他们知道我经常去弗雷讷部、去寻人部。如果我应对得当，博尔德太太未来三天还会起床。可是我太疲劳了。确实，两天前A3营就该解放了，博尔德太太等着我告诉她消息。那边，在大路上，一个男人从纵队里走出来。一阵冲锋枪声。我很想任她死去。但她的小儿子看着我。于是我就读报上的专栏：“回来的人们……”我们编造着。我去买面包，又回到楼上。D在弹钢琴，他总是弹钢琴，他一生中在任何境遇下都如此。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不敢叫他别弹了。这使我头疼，又感觉到恶心了。这确实很奇怪，直到现在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们在忙别的事。几百万人都在等待末日的到来。德国被打得稀巴烂。柏林在大火中。一千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成百万的平民百姓在逃难，希特勒的选民们在逃难。每分钟都有五十架轰炸机从机场起飞。这里的人忙着地方选举，也忙着战俘的遣返工作。有人谈过要征用私人汽车和住宅，但是未敢付诸行动，唯恐得罪那些财产所有者。戴高乐对此兴趣不大。戴高乐讲话时，总是先谈北非阵线，然后将政治犯问题一带而过。四月三日，戴高乐说了这几句罪不可恕的话：“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光荣的日子重新来临。”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他。他还说：“命运挑选了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来宣布其判决，巴黎历来就具有象征意义……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的投降成就了普鲁士德国的胜利……一九一四年那令人难忘的日子……一九四零年也不例外。”他没有谈到巴黎公社。他说一八七零年法国的战败成就了普鲁士德国。对戴高乐来说，巴黎公社养成了人民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自己力量的恶习。戴高乐确确实实是右派的颂扬者——他面对着右派、并且只面对着右派讲话——他想使人民丧失活力。他愿意人民软弱、信教，他愿意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成为戴派，他愿意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戴高 4e50." >乐不提集中营，很明显，他绝口不谈，很明显，他公然反对把人民的痛苦纳入到胜利中去，因为他怕削弱他戴高乐本人的作用，怕减少他戴高乐本人的影响。是他要求此刻就进行市镇选举的。他是个职业军官。我周围的人在三个月以后就看清了他，永远唾弃了他。女人们也恨他。后来，他曾说：“人民自主的专政孕育着削弱个人责任的危险。”他什么时候提起过领导者的责任所带来的难以胜数的危险呢？尊敬的巴尼斯神甫在巴黎圣母院谈到革命一词时说：“人民起义、总罢工、巷战等等，可以是很好的电影素材。可是这些东西，除了场面轰动怎能算是革命？怎能算是真正的、深刻的、持久的变革？请看一七八九、一八三零、一八四八年吧。在暴力和政治动乱之后，人民厌倦了，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必须使人民丧失勇气。尊敬的巴尼斯神甫还说：“在维护秩序方面，教会毫不含糊，它拥护秩序。”戴高乐决定为罗斯福设立哀悼日。没有人为那些死于集中营的人设立哀悼日。应该照顾美国。法兰西将为罗斯福哀悼。对自己的人民无需哀悼。
除了等待以外，生命不再存在。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种种场面比发生在德国大道上的还要多。每一分钟都有冲锋枪在大脑里扫射。我们还活着，发生在大脑里的扫射并不置人于死地。他走在路上被射死，他腹中空空地死去。他的饥饿像秃鹫一样在我脑中盘旋。我无法给他任何东西吃。总可以把面包伸向虚空，但我甚至无法知道他是否还需要面包。我买了蜂蜜、糖和面条。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把这一切烧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他的饥饿给人带来的煎熬。人们死于癌症，死于车祸，但并不死于饥饿，不，不是死于饥饿，而是在饥饿之前完结。饥饿的所作所为由射向心脏的一颗子弹圆满完成。我真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但我现在却连一块面包也不能给他。这还叫做思想吗？一切都悬在那里。博尔德太太和我，我们生活在现在时中。我们可以设想再活一天，却不能设想再活三天。购买三天的奶油和面包，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对上帝旨意的侮辱。我们已经与上帝连在一起，纯粹在听天由命中苟活。D对我说：“什么傻话、蠢话你都会说出来……”博尔德太太也是这样。此刻有人在说：“应该对事件进行思考。”D是这样对我说的：“应该努力去读点什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读点什么。”我努力试过，我什么都试过，不过句子连贯不起来，当然，我猜想这连贯性是存在的，但有时觉得它并不存在，它从来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另一种连贯性把我们攫住了，那是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生命的关联。也许他在两个星期前就死了，静静地躺在阴暗的壕沟里。蝇虫爬遍他的身体，栖息在他身上。一颗子弹击中后颈、心房、眼睛？他那苍白的嘴唇贴着德国的土地，而我还一直在这里等他，因为事情并不完全确定，也许他还可以再活一秒钟。因为他也许会在顷刻间死去，但是此刻还没有死。因此，生命每时每刻都会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生命每时每刻都会归来，所有的希望也会重现。也许他正在犯人队伍中，也许他正弯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许他那样劳累，不会再迈出第二步？也许这没有迈出的第二步距今已经十五天了？半年？一个小时？一秒钟？写出来的书一行字也读不下去，对于博尔德太太和我来说，所有的书都来迟了。我们处在一场战斗的前列，这是一场没有名称、没有武器、没有流血、没有荣耀的战斗。我们处在等待的前列。在我们身后，文明化为灰烬，多少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思想也全部化为灰烬。博尔德太太不接受任何假设。在博尔德太太的头脑里如同在我的头脑里一样，出现的是没有对象的骚动、无名的痛楚以及同样的压迫感。还出现一些距离，它们仿佛指向某些出口，可随后就被堵塞，被消弭，直至被灭绝。痛苦、流血和呐喊无处不在，因此无法形成思想。思想不属于混沌，而它往往被混沌取代。在混沌面前，思想无能为力。
四月，星期日。
我一直待在电话机旁边的长沙发上。今天，是的，今天柏林就要被攻克了。人们天天都这样宣告，不过今天确实是要结束了。报纸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通知大家：以最后一次鸣警报的方式。那将是这次战争的最后一次警报。我再不去接待站了，再也不去了。还是有人陆续回来，从吕特西亚旅馆，从东站，从北站。完结了。我不仅不再去接待站，甚至动也不动了。我相信一切都完结了，昨天就相信了，可昨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是出了门，我坐地铁，我去敲D的门。他给我打开门。他把我抱在怀里：“从刚才到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吧？”“没有。我撑不住了。”我又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愿意走进他的房间，只是想看看D，看他脸上是否有特殊的迹象，是否有关于死亡的谎言。敲响十点钟的时候，当时我刚到家门，恐惧突然袭来。那是对一切的恐惧。于是我又来到门外。我抬起头来，突然看到房间变了样，灯光也变了样，突然黄了起来。突然的确信，枪弹狂射般的确信：他死了。死了。死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四月二十一日死的。我站起身，来到卧室中央。这是一秒钟内发生的事。太阳穴不再跳动。再不是太阳穴的问题了。我的脸在蜕化，在改变。我整个人也在蜕化，散了架，改变了模样。卧室里没有人。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恐怖像洪水一样慢慢升起来，我被淹没了。我是那样害怕，我不再等待了。完结了，是完结了吗？你在哪里？怎么才能知道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是罗贝尔·L？再没有痛苦。我正在明白在这个人和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等待另外一个人也会如此。我不再存在，为什么要等待罗贝尔·L？如果愿意等待的话，还不如等待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男人和她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位罗贝尔·L是谁？他确实存在过吗？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罗贝尔·L，是什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被等待？她到底在等待什么？她在等待其他什么等待吗？两个星期以来她在等待中情绪激动，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她是谁，D知道。D在哪儿？她知道，她可以去看他，请他解释。我该去看他，因为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我去看了他。表面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电话响了。我在黑暗中醒来。我点亮灯，看看闹钟：五点半。还是夜里。我听见：“喂？……什么？”接电话的是D，他睡在我身旁。我听见：“什么，您说什么？是的，是这里，对，罗贝尔·L。”沉默。我就在拿着听筒的D身旁。我试图夺过听筒来。好长时间。D不放手。“什么消息？”沉默。对方在巴黎的另一端讲话。我试图夺过听筒，很难，不可能。“什么？同伴？”D放下电话对我说：“罗贝尔·L的几个同伴到了戈蒙。”她声嘶力竭：“这不是真的。”D又拿起听筒：“罗贝尔·L呢？”她试图夺过来。D什么也没说，他听着，电话在他手里。“你们不知道别的了？”D向她转过身来：“他们两天前和他分手的，他当时还活着。”她不再试图夺过电话机了，她瘫在地上，摔倒了。他两天前还活着，这几个字使什么东西爆裂了。她随它去。这东西爆裂了，从嘴里、鼻子里、眼睛里流出来。应该让它流出来。D放下电话，呼唤着她的名字：“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他没有走近，他没有扶她起来，他知道不能碰她。她在忙着。让她安静。那个东西从各处涌流出来。活着。活着。他说：“我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两天前，像你和我一样，他活着。她说：“别管我，别管我。”那个东西流了出来，以呻吟和哭喊的方式，以它愿意的各种方式流了出来。它出来了。她随它而去。D说：“我们该过去了，他们在戈蒙，他们在等我们，我们还是先喝杯咖啡再去吧。”D这样说是为了让她喝杯咖啡。D笑了。他不停地说：“啊！真有他的……怎么能想到他们会……罗贝尔真鬼……他大概在最后一刻躲了起来……我们还以为凭他那样子不会那么机灵呢。”D在浴室里。他说了“凭他那样子”。她靠在厨房的壁橱上。确实，他的样子与众不同。他总是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追求至善之境。她在煮咖啡。D又说：“再过两天就会看见他回来了。”咖啡已煮好。喝着热咖啡，又想起来：他还活着。我很快换上衣服，吃了一片退烧药。还总是发烧，浑身是汗。街上空荡荡的。D走得很快。我们来到了改成接待站的戈蒙公司。事先说好，我们要见埃莱娜·D。她来了，笑容满面。我浑身发冷。他们在哪儿？在旅馆里。她带着我们走。
旅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穿着条纹衣服的集中营犯人，也有穿着白外套的女护理员。整夜不断有犯人来。这就是那个房间，女护理员走了。我对D说：“敲门吧。”心在剧烈地跳动，我大概无力进去。D敲了门，我和他一起进了屋。床角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是家属。床上有两个集中营回来的人，一个睡着了，大约二十岁，另一个对我微笑。我问：“您就是贝罗第吗？”“是我。”“我是罗贝尔·L的妻子。”“两天前我们和他分手的”。“他怎么样？”贝罗第看看D说：“有人比他更疲惫不堪。”年轻人醒了：“罗贝尔·L，啊，是的，我们本来应该和他一起逃跑的。”我靠近床边坐下。我问：“他们枪毙人吗？”两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回答，随后说：“就是说……他们不再枪毙人了。”D接过话来：“当真？”贝罗第回答：“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天不再枪毙人了。”两个战俘自己说开了。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集中营里的俄国犯人头儿告诉我的。”我问：“他告诉您什么？”“他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枪毙人。”年轻人说：“有时候他们枪毙犯人，有时候不。”贝罗第看看我，又看看D。他笑了笑说：“我们累了，请原谅。”D的眼睛盯着贝罗第，问：“他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火车启动时我们一起找过他，没找到。”“我们确实仔细找了。”“你们怎么会没有找到？”“天很黑，”贝罗第说，“况且人还很多。”“你们仔细找过了？”“您是说……”他们对视着。“噢，是的，”年轻人说，“是找过……甚至还喊过他的名字，尽管这很危险。”“他是个好伙伴，”贝罗第说，“我们找过他，他还给我们做过有关法国的讲座呢。”“他讲得很好，嗬，那神气……他把听众给迷住了……”我问：“既然你们没有找到他，那么说他已经不在了？他被枪杀了？”D来到床边，他动作粗暴，他很生气，但控制着自己，他的脸色几乎跟贝罗第一样苍白：“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他们累了。”我们仿佛在审问罪犯，一秒钟也不让他们喘息。“不管怎么说，我看见他了，我敢肯定。”年轻人说。他目光茫然地看着什么，重复说他敢肯定，可是他什么都不能肯定。D还是不停地问：“努力想一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在队伍里看见他的，你记不得了吗？在右边，天还没黑……到达火车站前一小时。”年轻人说：“那时候真是筋疲力尽……不过我，我是在他逃跑以后又见到他的，这我敢肯定，因为我们还说好从那里、从车站逃走。”“什么？他逃跑？”“是的，他企图逃跑，又被抓回去了……”“什么？逃跑的人不被枪杀吗？你们说的不是真话。”贝罗第不知再说什么了，什么也说不出，他的记忆破碎了，他泄气了。“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会回来的。”这时，D粗暴地插话，他让我住口，然后他又开始问：“他是什么时候逃跑的？”他们彼此看看：“是头一天吧？”“我想是的。”D在询问，在恳求：“努力想一想，很抱歉……不过努力想一想。”贝罗第微笑了一下：“我很理解你们，不过我们太累了……”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绝对的沉默。然后年轻人说：“我肯定在他逃跑以后我见过他，是在队伍里看到他的，现在我敢肯定。”贝罗第问：“什么时候？怎么看到的？”“他和吉拉尔一起，在右边，我敢肯定。”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枪毙人呢？”贝罗第说：“这您不用害怕，我们会知道的，我们每回都知道，纳粹党卫队在队伍后面枪毙人，然后同伴们把消息一直传到队伍前面。”D说：“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天太黑，”贝罗第接着说。“也许他第二次逃跑了，”年轻人说。“总之，你们在他第一次逃跑以后见到过他。”“确实，”贝罗第说，“确确实实。”“他们把他怎么样了？”“嗯，他被狠狠揍了一顿……菲利普会比我讲得更清楚，他们是伙伴。”我问：“他们怎么没有枪毙他呢？”“美国人那么近，他们来不及了。”“再说，每次情况都不一样，”年轻人说。我问：“在他逃跑以后，你们一起商量好逃到火车站的吗？”沉默，他们彼此看着。D说：“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是在他逃跑以后和他商量的话，那就增加一份把握了。”不，他们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记得队伍的某些骚动，记得几个伙伴跳到壕沟里藏身的某些动作，他们还记得遍地都是美国人。而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了。
另一个磨难期开始了。德国在燃烧。他在德国本土，这不十分肯定，不十分肯定。但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未被枪杀，如果他还待在犯人队伍里，那么他就置身于在德国燃烧的熊熊烈火之中了。
四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点半。电话响了。我一个人在家，是我接的电话。对方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尔朗。“菲利普回来了，他一星期前看见了罗贝尔。他当时还好。”我解释说：“我见过贝罗第了，罗贝尔好像逃跑了，又被抓了回去。菲利普有什么消息？”弗朗索瓦说：“是的，他试图逃跑过，又被一些孩子抓了回去。”我问：“他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沉默。弗朗索瓦说：“他们是一起逃跑的，菲利普跑得远，德国人没看见他，罗贝尔就在路边上，他被打了一顿。菲利普等着他，没有听见枪声。”沉默。“确实吗？”“确实。”“就这些吗？后来他再没看见他？”沉默。“没有，因为菲利普离开了，逃跑了。”“那是什么时候？”“十三号。”我知道这都是弗朗索瓦·莫尔朗算出来的，毫无差错。“你怎么看？”“没问题，”弗朗索瓦说，“他会回来的。”我问：“犯人队伍里有被枪杀的吗？”沉默。“说不准。来印刷厂吧。”“不，我累了。菲利普怎么看？”沉默。“没问题，四十八小时以后，他就该回来.了。”我问：“菲利普怎么样？”“很疲劳，他说罗贝尔还坚持得住，状况比他好。”“他知道那批犯人去哪里了吗？”“不，一无所知。”我问：“你没骗我吧？”“没有。你到印刷厂来吧。”“不，我不去。告诉我，要是四十八小时以后他还不回来呢？”“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个数字，四十八小时？”“因为菲利普说他们是在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之间被解放的。不会有别的可能。”
贝罗第十二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菲利普十三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算起来需要十天至十二天。罗贝尔大概明天或后天到，也许是明天。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D请来了医生，我的高烧总也不退。卡茨太太、我的女友让妮·卡茨的母亲到我家来住。她在等待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罗贝尔的姐姐玛丽路易丝一起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比打过电话，问罗贝尔的情况。他也在犯人队伍里，是在贝罗第之前逃跑的，比他回来得早。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音讯杳无。夜里和白天都是如此。D给我带来了《战斗报》。最新消息，俄国人拿下了德国的一个地铁站。但是，朱可夫的大炮还在密集围攻轰炸着德国的废墟。什切青和布尔诺已被拿下。美国人到了多瑙河。整个德国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占领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呢？我也变得和博尔德太太一样了，我不再起床。由卡茨太太上街买东西、做饭。她心情不好。她为我买来美国牛奶。我想，要是我真的病了，她就不会那么想念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是个残疾人，得了一次骨结核病以后一条腿就瘫痪了。她是犹太人。我在接待站里听说过他们杀害残疾人。人们开始知道些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了。卡茨太太等了六个月，从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直等到十一月。她的女儿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死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通知她，费了九个月才确认了她的姓名。我没有和她谈罗贝尔·L。她到处张贴她女儿的寻人启事，在所有的接待站，在所有的过境线，还告诉所有的亲属，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买了五十罐美国牛奶，二十公斤糖，十公斤果酱，还有钙片、磷酸盐、白酒、花露水、大米、土豆等。卡茨太太一字一句地说：“她的衣服都洗过、补过、熨过了，我又给她的黑外套加了衬里，添上了兜。所有的衣服原先都放在一个有樟脑丸的大箱子里，我拿出来晒晒，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让人给她的鞋子上了掌，又给她的袜子缝了几针。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吧。”卡茨太太在向上帝挑战。
四月二十七日。
没有任何消息。黑洞。一丝光亮也没有。我重新连接时间的链条，但是，从菲利普没有听到枪声起到没有人在火车站见到罗贝尔·L，这中间出现了一个空白、一个深渊。我起了床。卡茨太太到她儿子家去了。我穿上衣服，坐在电话机旁。D来了。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饭馆吃饭。饭馆里满座。人们在谈论战争的结束。我不饿。每个人都在讲述德国的暴行。我永远不再感到饿。别人吃的东西令我作呕。我想死。用一把剃须刀割断与身外世界的联系，甚至和D的联系。可怕的猜想：如果今晚再没有他的消息，他就是死了。D看着我，他当然可以看着我，他死了。我说出来也没有用，D不会相信我。《真理报》上写着：“德国末日的丧钟敲响了。火与铁的包围圈在柏林周围收缩。”结束了。和平到来的时候他将不在人世了。意大利游击队在法恩扎俘获了墨索里尼。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在游击队手中。墨索里尼被俘，其他一无所知。多列士谈到了将来，他说应该努力工作。我为罗贝尔·L保存着所有的报纸。他要是回来，我和他一起吃饭。在这以前，我不吃饭。我想起了那个十六岁的小德国兵的母亲，她的儿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孤零零地躺在艺术桥畔的石堆上奄奄一息，而她还在等待她的儿子。现在戴高乐掌了权，他成了四年来挽救我们荣誉的人。他声名显赫，可他对人民的赞颂却吝啬得很，他身上有一种可怕、残忍的东西。他说：“只要我在，国家就会运转。”除了和平，戴高乐什么也不等待。只有我们还在等待，这是一种永恒的等待，古往今来天下所有的女人的永恒的等待：等待男人们从战场归来。我们在世界的这一边，在这里，万人坑里的死者尸骨如山。这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里，成百万的犹太人被烧死。正是在这里，我们为他们哭泣。美洲惊奇地看着欧洲巨大的焚尸炉在冒烟。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将悲伤地等待儿子的消息，而她十六岁的孩子已在艺术桥畔死去，那样孤单地死去。我的孩子，也许有人会看到他，就像我看到这个孩子一样，看到他在壕沟里，手臂在做着最后的呼救动作，而双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他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男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我也将永远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属于欧洲，事情是在这里、在欧洲发生的，我们被禁锢在一起，面对着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是同样的大洋、同样的入侵、同样的战争。我们属于被焚尸炉烧死、在马伊达内克被煤气毒死的种族，我们也属于纳粹的种族。布痕瓦尔德的焚尸炉、饥饿、贝尔森的公共墓穴对我们一视同仁。这些墓坑也掩埋着我们自己，这些如此相同的尸骨都是欧洲家族的尸骨。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巽他群岛的一个小岛上，也不是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土地、欧洲的土地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多拉死掉的四十万德国共产党人的尸骨也在欧洲这个公墓中，其中还有几百万犹太人和上帝的观念以及每个犹太人、每个犹太人心中的上帝的观念。美国人说：“此刻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他是芝加哥的理发师还是肯塔基的农民，都知道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美国人想向我们炫耀他们绝妙的战争机器，并想借此消除农民和理发师们的疑虑，因为这些人原先对让他们的儿子到欧洲前线去打仗持怀疑态度。当美国人得知墨索里尼被挂在屠宰场的铁钩上处死以后，他们将无法理解，他们将目瞪口呆。
四月二十八日。
等待和平的人不等待什么，什么也不等待。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和平已经出现了，仿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也仿佛是遗忘的开始。证据已经在眼前了：巴黎的夜晚灯火通明。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亮如白昼。双偶咖啡馆座无虚席。天还是很冷，露天座上没有人。不过，小饭店也挤满了人。我出了门，和平向我逼近。在和平的逼迫下，我快速返回家中。我隐约看到一种可能实现的未来就要来临，一块陌生的土地将在这片混沌中出现，在那里不会有人再等待。而这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并不属于这里，而是属于那边，在那块别人无法接近、无法理解、此刻沦于烧杀之中的土地上，和他在一起。我抓着一棵救命草，抓着这最后的可能性，这根本不会被报纸理睬的可能性。灯火通明的城市对我来说失去了一切意义，它只象征着死亡，象征着没有他们的明天。这座城市只有对我们这些仍然在等待的人来说才具有现实性。对我们来说，这是他们再也见不到的城市。和平迟迟不来，大家都很不安。他们不签和约还等什么？到处都能听到这句话。威胁与日俱增。今天听说希特勒奄奄一息。是希姆莱在德国电台最后的广播中说的，同时他向盟军请求投降。柏林在燃烧，只有那“三十个敢死营”在保卫它。在柏林，据说希特勒向自己的头部打进了一颗子弹。希特勒大概死了，但消息不确实。
四月二十八日。
全世界都在等待。希姆莱在他的文告中说：“希特勒奄奄一息，不会活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对他将是致命一击。美国和英国回答说他们只能和苏联一起接受德国的投降。希姆莱是向旧金山会议提出投降建议的。作为最新消息，《战斗报》宣布：投降书同时也曾向俄国人提出。斯大林主义者们不愿意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报上说，墨索里尼应该交由人民处置。法里纳奇受到民间法庭的审判，当着万头攒动的群众，在一个大城市的广场上被处死了。在旧金山会议上，欧洲处于艰难的时刻，欧洲是少数。斯退丁纽斯主持会议。《战斗报》说：“面对几大国的表演，小国抬起了头。”人们已经谈到和平以后的事情了。
太多了，死去的人真是太多了。七百万犹太人被消灭，装在运牲畜的货车里运走，又在专门设置的煤气室里被毒死，然后在专门设置的焚尸炉里被烧掉。还没有谈在巴黎的犹太人呢。他们的新生儿被交给专门负责勒死犹太儿童的妇女，她们是用颈脉挤压法杀人的专家。这毫无痛苦，她们微笑着说。在德国发现的这种有组织的、合理化的死亡新貌使人愤怒，但首先使人困惑。人们震惊了。怎么还能当德国人？人们在别处、在以往的年代里寻找先例。没有先例。没有任何时代会如此头脑发昏，不可救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民族之一，所有时代的音乐之都，以国家工业那种完美无缺、有条不紊的方式在不久前杀死了一千一百万人。全世界都望着这座大山，这座上帝的造物给它的同类制造的死人堆。人们提到某位德国文学家，他为此深感不安，变得阴郁并沉入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之中。如果纳粹的罪行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如果这一罪行没有在集体范围被理解，那么，那个在贝尔森集中营里带着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孤独死去的人就遭到背叛了，正是这种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使他在某个夜晚、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在没有上级、没有军装又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撬开了铁轨。如果我们强调纳粹恐怖的德国性，而不是强调其集体性，那么贝尔森集中营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被纳入地区侨民的范围了。对这一罪行的唯一回答就是把它看成所有人的罪行。分担它。如同分担平等、博爱的思想。为了曾经承受并容忍这一观念，分担这一罪行吧。
我并不知道那是哪一天，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四月里的一天，不，是五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电话铃响了。是从德国打来的，是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没说你好。他几乎是粗暴的，但仍像平时那样清楚明了：“好好听我说，罗贝尔还活着。镇静。是的。他在达豪。坚强地听我说。罗贝尔身体很弱，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不得不告诉你，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还可以活三天，再长不了。D和博尚必须今天就动身，今天上午就动身来达豪。这样对他们说：让他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会得到法国军官的服装、护照、委任状、汽油票、参谋部的证件和通行证。让他们立刻就去。只能这么做了。通过正式手续他们就到得太晚了。”
弗朗索瓦·莫尔朗和罗丹参加了里盖神甫组织的一个调查团，他们去了达豪，在那里找到了罗贝尔·L。他们闯进了集中营里存放已死和濒死的人的禁区。正是在那里，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个人清楚地叫出了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然后眼睛就闭上了。罗丹和莫尔朗花了一小时才认出罗贝尔·L。是罗丹最后根据他的牙齿才把他认出来。他们把他像死人那样用毯子裹着运出集中营的禁区。他们把他放在集中营里住着幸存者的营房旁边。集中营里没有美国兵，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做。美国兵都住在哨所里，害怕染上伤寒。
博尚和D当天就从巴黎出发了，刚过中午就走了。那是五月十二日，和平日。博尚穿着莫尔朗的上校制服。D穿着法国中尉服，带着名叫D·马瑟的抵抗运动成员证件。他们整夜驱车，第二天早上到达达豪。他们找了罗贝尔·L好几个小时，后来路过一个躯体时，听见有人叫D的名字。我想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不过莫尔朗已经说过他无法辨认。他们带走了他，在这以后他们才认出他来。他们的衣服里面还有另一套法国军官制服。必须让他站起来，他自己站不起来，不过他们终于给他穿上了衣服。走过党卫队的营房时，得想法使他不必敬礼，必须让他通过哨所，避免打预防针，预防针会置他于死地的。美国兵——大部分是黑人——都戴着防毒面具，预防伤寒。令人惊恐不安。因为命令严格，倘若美国兵怀疑罗贝尔·L的身体状况，他们就会立即把他放进停尸房。罗贝尔·L一出来，就不得不走到“轻11型”汽车上去。他们扶他躺在后座上，罗贝尔·L立即昏了过去。他们以为这下完了，但没有。旅行艰难漫长。因为他患痢疾，他们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停一次车。一离开达豪，罗贝尔·L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他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回到巴黎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起来，为了在死前把话都说出来。罗贝尔·L不控诉任何个人、任何种族、任何民族，他控诉人类。罗贝尔·L刚从恐怖中走出来，奄奄一息，精神错乱，但他还能做到不控诉任何人，除了在人民历史上充当过客的政府。他希望在他死后，D和博尚能把他说过的话告诉我。当晚他们就到了法国边境，是在维桑堡附近。D给我打电话：“我们到了法国，刚过边境线。明天近中午时到家。你要作最坏的准备，你会认不出他的。”他们在一个军官食堂吃的饭。罗贝尔不停地说着、讲着。当他们走进食堂时，所有的军官都站起来向罗贝尔·L致敬。罗贝尔·L没有看见。这些事情他从来是看不见的。他讲到德国的殉难者，讲到所有人共同的苦难。他不停地讲着、讲着。这天晚上，他说他想在死前吃一条鳟鱼。在被洗劫一空的维桑堡城，大家为罗贝尔·L找到了一条鳟鱼。他吃了几口，然后又开始说话。他谈到了仁爱。他听到过尊敬的里盖神甫的某句演说词，他开始说出了这句非常晦涩的话：“要是有人和我谈基督的仁爱，我就会说达豪。”他没有把话说完。这一晚他们是在奥布河畔巴尔过的夜。罗贝尔·L睡了几个小时。他们在临近中午时到达巴黎。就在驶进圣本笃街之前，D停下车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情况比我们想象过的还要可怕。他很高兴。”..
我听到楼梯上一阵克制的喊叫、一片忙乱和脚步声。然后是房门开关的声音、喊叫声。是这样。是他们从德国回来了。
我没能避开他，我下楼想逃到街上去。博尚和D挟着他的腋窝。他们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下来。他眼睛朝上看。
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看见了我，认出了我并向我微笑。我叫喊着不，我不愿意看。我又走开了，又上了楼梯。我嚎叫起来，这我还记得。战争在嚎叫声中宣泄出来了。六年没有喊叫了。我又到了邻居家，他们强迫我喝朗姆酒，把酒灌进我嘴里，灌进我的喊叫声中。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他、罗贝尔·L面前的。我记得楼房里一片呜咽声，房客们在楼梯上待了很久，房门都开着。后来，别人告诉我女门房为了迎接他，曾经装饰了一下楼房大门，等他一过去，她就都扯掉了，闭门不出，躲在屋子里一个人哭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在某一个时刻，嘈杂声停止了，我看见了他。触目惊心。在我面前。我认不出他了，他看着我。他笑了。他任我看。一种超自然的疲乏、终于能活到此刻的疲乏在他的微笑中显露出来。这个微笑使我突然认出他来，但是很遥远，仿佛在隧道深处。这是一种愧然的微笑。他对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成为这副残骸感到惭愧。然后微笑消失了。他又成了陌生人。但是我还认识他，这个陌生人就是他，罗贝尔·L，完完全全。
他想再看看房子。他被人扶着在各个房间里转了转。他的面颊褶皱着，但并没有从颌部脱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笑。走过厨房的时候，他看见为他准备的水果蛋糕。他不再笑了：“这是什么？”别人告诉他。“用什么做的？”“樱桃，正是上市的季节。”“我可以吃吗？”“我们不知道，大夫会告诉你的。”他又回到了客厅，在长沙发上躺下。“那么说我不能吃？”“还不能。”“为什么？”“因为在巴黎已经有了好几起事故，有人太早就让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吃东西。”
他不再打听他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再看我们了。他的面孔罩上了一种剧烈的、无声的痛苦，因为人们不让他吃东西，就像集中营一样。就像在集中营里一样，他无言地接受了。他没有看见别人在哭。他没有看见别人几乎不能看他，不能回答他的话。
大夫来了。但他在门口突然站住，手扶着门把，脸色苍白。他看了看我们，然后看了看长沙发上的形体。他不明白。随后他明白了：这个形体还没有死去，它在生与死之间飘浮着。他、大夫被请来是为了努力让这个形体活下去。大夫走进屋。他一直走到那个形体旁边，那形体对他笑了笑。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这位大夫每天都来好几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我们一害怕就去叫他，他来了。他救活了罗贝尔·L。他自己也充满了使罗贝尔·L起死回生的激情。他成功了。
我们趁他睡着的时候把水果蛋糕拿走了。第二天他仍然发烧，再也不谈任何食品了。
如果他从集中营一回来就吃东西，他的胃就会因为食物的重量而破裂，或者食物的重量会挤压心脏，而心脏在他瘦弱的空壳里已变得巨大，它跳动得那样快以致无法数脉搏，确切地说，它不再跳动，是在恐怖中瑟瑟发抖。不，他一吃东西就得死。可是如果一直什么都不吃也会死。难就难在这里。
与死神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它，细致、灵巧、讲究策略。它将他团团围住。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办法和他联系，这个联系孔并不大，然而生命仍然在他身上，生命充其量像根小刺，但毕竟是根小刺。死神发起进攻了。第一天三十九度五。然后四十度。然后四十一度。死神气喘吁吁。四十一度。心脏像琴弦一样颤动。四十一度，总是四十一度，但它在颤动。大家想，心脏，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还是四十一度。死神猛烈地敲门，但心脏充耳不闻。不可能，心跳要停止了。没有。
大夫说可以给他粥喝，用咖啡匙喂。我们一天喂他六七次粥。一咖啡匙粥就使他喘不上气来，他抓住我们的手，大口吸气，又倒在床上。但他咽下去了。同样他一天要大便六七次。我们托着他的膝盖和手臂把他扶起来。他的体重大概只有三十七八公斤：骨头、皮肤、肝脏、肠胃、脑浆、肺统统算在一起，这三十八公斤分布在一米七八的个头上。他被扶到马桶上，桶沿上放了一块小垫子，因为关节直接接触皮肤的地方，皮肤一碰就痛。（圣殿街区那位十七岁的犹太小姑娘，她胳膊上的皮肤被肘关节穿破了，大概是因为她年轻、皮肤细嫩，她的关节露在外面而不是藏在里面，它赤裸裸地、干干净净地露在外面，她既不感到关节痛，也不感到腹部痛，她的生殖器官每隔一段时间就一个一个地被人从腹中拔出来。）一坐上马桶，他就一下子咕噜咕噜泻开了，声音之响令人吃惊。心脏所能克制的，肛门留不住，它将存物倾泻出来。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将容纳物倾泻出来，甚至手指也留不住指甲，抛弃了指甲。心脏，它还在继续保留着容纳物。心脏。还有头，它惊慌不安，但高尚、孤独，它从躯干中伸出来，它在回忆、叙述、辨认、要求。它在说。在说。大脑由颈部与身体相连，就像通常那样，但这个颈部是那样萎缩，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全部捏住，那样干瘪，人们不禁要问生命是怎样从那里通过的，既然一匙粥都要费很大劲才能通过并且常常阻塞。起初，颈部与肩膀成直角。上面，颈部一直插到骨架中去，与上颌相贴，像常春藤一样绕着韧带。皮肤成了薄薄的卷烟纸，透过它可以看到椎骨、颈动脉、神经、咽部以及流动的血液。他排泄一种暗绿色的冒着泡沫的黏性物，那是没有人见过的粪便。他便完之后，我们又扶他重新躺下，他筋疲力尽，眼睛似睁非睁，持续了很久。
这种大便的状态十七天没有任何变化。这是非人的状态。它比发烧、瘦弱、失去指甲的手指、党卫队痛打的伤痕更使他与我们不同。我们给他喝的是金黄色的粥，喂婴儿的粥，而从他身上出来的却是泥淖一样的暗绿物。盖上马桶以后，还听到气泡在表层破裂的声音。这黏液会使人想起大口浓痰。大便一出来，房间里就充满了一种气味，不是腐物、尸体的气味——他身上还有属于尸体的物质吗？——而是属于植物腐殖土、枯枝败叶、厚密的林下灌木丛的气味。确实，那是一种阴暗而浓浊的气味，似乎源自他所经历的而我们却无从知晓的漫漫黑夜。（我靠在百叶窗上，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下穿行，由于他们不知道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真想告诉他们在他们头顶上楼上这间房里有一个从德国集中营回来的人，活着回来的。）
显然，他曾在垃圾堆里找过吃的，他吃过草、喝过机油，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在陌生的事物面前，我们寻找着答案。我们想，在此刻，在我们眼前，他也许正在吃着自己的肝和脾。如何得知呢？如何得知在他的腹中还存在着什么未知物，存在着什么痛苦呢？
在十七天里这种大便状况没有变化。十七天，这些粪便与已知物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一天排便七次，我们嗅着粪便，看着它却无法辨认。十七天的时间，我们不让他亲眼看到他排泄出来的东西，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腿、脚和身体，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
我们一直不习惯看他的身体，不能习惯。更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活着。当人们来探望他，走进房间并看到毯子下面的形体的时候，他们不忍目睹，马上转过脸去。许多人夺门而出并且再也不来了。他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惊骇，一次也没有。他很高兴，他不再害怕。他还在发烧。十七天。
有一天，烧退了。
十七天以后，死神疲倦了。马桶里不再冒泡，粪便成了液体，虽然还是绿色的，但有了人的气味，人体的气味。有一天，烧退了，给他注射了十二升血清，某天上午，烧退了。他躺在九个坐垫上，脑袋下一个，小臂两个，大臂两个，手两个，脚两个，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必须把它们的重量放在绒毛垫里，使它固定不动。
有一次，一天上午，他的烧退了。热度又袭来，但又退下去。再次袭来，稍稍低一些，又退了下去。然后，一天上午，他说：“我饿了。”
饥饿随着体温升高而消失，在退烧以后又回来。一天，大夫说：“试一试，试试给他点吃的，先给他吃点肉汁，他要是能消化就继续给他吃，同时给他点别的东西，但开始时要少给，三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逐渐增加。”
上午，我到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的一家家饭店去找绞肉机。在大街上的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了一个绞肉机。他们不能出借。我说这是为了一个从集中营回来的病重的政治犯，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个女人想了想说：“我不能借给你，但我可以租给你，一千法郎一天（原话如此）。”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告诉她，还付了一笔保证金。圣本笃饭店以原价卖给我牛肉。
他吃肉汁消化得很好，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吃些固体食物了。
他的饥饿勾起了饥饿。它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法满足。
他的饥饿令人害怕。
我们不给他盛菜。我们只把饭菜直接放到他面前，让他一个人吃。他运转得很好。他在做为了维持生命而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吃。这件事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等待食物。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就狼吞虎咽。然后，当别人将食物拿走，他又开始等下一次。
他本人消失了，饥饿替代了他。也就是说，空洞替代了他。他往无底洞里送食，他把被掏空的干瘪的肠胃装满。这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遵循、服从、履行着一个神秘的功能。他怎能知道是饥饿使然？他怎能感觉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博学多识，他知道这些。
他在吃一块羊排。然后他吸骨髓，低着眼睛，只注意怎样才能啃干净。随后他又拿起第二块羊排。第三块。眼睛都不抬。
他坐在客厅阴暗处的椅子上，靠着半开的窗子，身子四周铺着坐垫，拐杖放在身边。裤筒里的双腿像拐杖一样摇晃。有阳光的时候，他的手是透明的。
昨天，他费力地拾起了掉在他裤子上、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今天他随它们去了。
他吃饭的时候，我们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再需要帮助了。他已经恢复了力气，能够拿起匙和叉了。但切肉还是别人来做。我们让他一个人面对着食物。在隔壁房间里，我们避免说话，踮着脚走路。我们从远处看着他。他在运转。他对饭菜没有明显的偏好。越来越没有偏好。他像个无底洞一样吞东西。饭菜上得不够快时，他一边哽咽着一边说别人不理解他。
昨天下午他到冰箱里去偷面包了。他偷吃的。我们告诉他注意点儿，别吃得太多。于是他哭了。
我从客厅门口看着他。我不进去。十五天、二十天，我一直看着他吃饭，但我始终不习惯，他处于一种不变的快乐之中。有时这种快乐也使我落泪。他看不见我。他已经把我忘了。
精力恢复了。
我也一样，我又开始吃饭、睡觉。体重也恢复了。我们要活下去。同他一样，我十七天不能吃东西。同他一样，十七天我也未合眼，至少我自己认为没合眼。实际上，我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随便在哪儿就睡着了。我在恐怖中醒来，真可怕，每次我都以为他在我睡着的时候死去了。我夜里总是有点发烧，来看他的大夫也为我担心，他让人给我打针。针头扎不进我的大腿，我的肌肉仿佛得了强直性痉挛。女护士不愿意再给我打针。睡眠不足引起视觉错乱。我扶着家具走路，脚下的地在倾斜，我害怕滑倒。我吃了给他挤出肉汁的牛肉。那肉就像纸和棉花一样。我根本不再做饭，除了煮咖啡。我觉得自己很接近我所希望的死亡。我对此感到无所谓，甚至连无所谓这一点我都不去想，我的自我身份转移了。我只是那个醒来时感到害怕的人，那个恨不得替代他、成为他的人。我整个人都沉入这一欲念之中，即使罗贝尔·L情况十分不妙时，我这种欲念也是难以描述得强烈，因为罗贝尔·L还活着。我在失去小哥哥和小孩的时候，也失去了痛苦，也就是说痛苦变得漫无目的，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此刻，希望是完整的，痛苦根植在希望之中。时不时我就会为自己没有死去感到惊讶：一把冰冷的剑深深地插在肉身里，日夜如斯，但我还是活着。
精力恢复了。
人们打电话告诉了我们。这消息我们向他隐瞒了一个月。当他的身体恢复以后，在维里埃尔勒比松的一所为集中营回来的人准备的康复中心里，我们才把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死讯告诉了他。那是在夜里。有他的小妹妹和我在场。我们说：“应该告诉你我们一直瞒着你的一件事。”他说：“你们瞒着我玛丽路易丝的死讯。”一直到天亮，我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没有谈她，没有说话。我吐了。我想大家都吐了。他不停地念叨：“二十四岁。”他坐在床上，手扶拐杖，没有哭。
元气大为恢复了。另外一天，我跟他说我们应该离婚，我想和D生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姓氏我们需要离婚。他问我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再度一起生活。我说不会。自从我遇到D以后，两年来我没有改变主意。我告诉他即便没有D，我也不会重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问我要离开的原因，我也没有告诉他。
一次我们来到阿讷西湖畔圣约里奥茨的一座集中营受难者的休养所。这是路边的一家旅馆饭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广岛，我们是在那里知道了广岛。他体重恢复了，他长胖了。他没有力气支撑他从前的体重。他借助那根拐杖走路，我记得那根粗重的深色木拐杖。有时，他似乎要用这根拐杖敲打墙壁、家具、门，他不打人，不，他想敲打路上他遇到的一切东西。D也在阿讷西湖畔。我们没有钱去住过去住过的旅店。
我记得在萨瓦的时候他不在我们身边，他被陌生人包围着，他还是一个人，他绝口不谈他在想什么。他深藏不露。神情阴郁。一天早晨，在路边，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广岛。
他看上去像要敲打什么，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使他难以自控。广岛事件以后，我想他和D谈了，D是他最好的朋友，广岛可能是他从外部所看到、所读到的他生活之外的第一件事情。
另一次，那是在萨瓦以前，他在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里。阳光明媚。他要去花神咖啡馆“看看”。他是这么说的。侍者们过来向他问好。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他了，他喊叫着，用拐杖敲打着地面。我担心他打碎玻璃。侍者们眼泪汪汪、沮丧地望着他，一声不吭，然后我看见他坐下来，长时间保持沉默。
时间又过去了。
这是和平以后的第一个夏天，一九四六年。
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和拉斯佩齐亚之间的一个海滨。
他从集中营回来有一年零四个月了。他知道他妹妹的死讯以及我们分手的消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在那儿，在沙滩上，看着人们走过来。我不知道他看的是谁。他定睛看，他尽力看，我在巴黎等待他时所想象的他在德国的死亡形象中，首先死去的就是他这种目光。有时候，他长时间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面。他还不能习惯接受妹妹死去的事实：二十四岁，双目失明，双脚冻裂，肺病到了晚期，被飞机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了哥本哈根，到的那一天死去，而那一天正是停战的日子。他从来不谈起她。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讲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德国经历。这本书写完、交稿、出版以后，他再没有谈起过德国集中营。再没有说起这些词。从来没有。再也没有提起这本书的名字。
这是刮风的一天。
在这种伴着海风的阳光下，我不再想他的死了。
我躺在吉内塔身边，我爬上了海滩的斜坡，到了芦苇丛的深处。我们脱掉衣服。我们从海水浴的清新中走出来，阳光正烧灼着这种清新，但还没有战胜它。皮肤保护得很好。在我的两肋下部，一个凹处中，在我的皮肤上面，我看到心脏在跳动。我饿了。
其他人还在海滩上。他们在玩球。罗贝尔·L除外。他还没玩球。
苇丛上面可以看到卡拉拉采石场雪白的斜坡。上面是更高的闪烁着白光的群山。在另一个方向，稍近处可以看到马尔切洛山峰，它正好在拉玛格拉河口上面。看不见马尔切洛山的村庄，只看见山峰、无花果林以及峰顶那深色的松林坡。
我们听见他们在笑。埃里奥笑得最欢。吉内塔说：“你听听，他像个孩子。”
罗贝尔·L没有笑。他躺在太阳伞下面。他还不能晒太阳。他看着他们玩球。
海风吹不进苇丛，却给我们带来沙滩上的喧闹。天热得可怕。
吉内塔从她的浴帽里拿出两个半截柠檬，递给我一个。我们张开嘴挤柠檬汁。柠檬汁一滴滴落到我们的喉咙里，我们正感到饿，它使我们体验到饥饿的深沉和力量。吉内塔说天这么热的时候柠檬是最好的水果。她说：“你瞧卡拉拉平原上的柠檬，它多大呀，它的皮很厚，在阳光下也能保持新鲜，它的汁像橘子，但是味道很酸。”
我们一直听见他们在玩，但听不到他、罗贝尔·L的声音。在这种沉默中，战争依然存在，它通过沙子、海风涌出来。
吉内塔说：“我很遗憾，在你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我不认识你。”她说她觉得他身体不错，她感到他容易疲乏，她特别注意到他走路、游泳时那么缓慢、那么痛苦。由于她以前不认识他，她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但她似乎担心他不会恢复到去集中营以前的体力了。
一听到罗贝尔·L这个名字我就哭了。我仍然在哭。我将终生哭泣。吉内塔说声对不起，然后就沉默了。
每天她都以为我会谈到他，但我还不能。然而这天我对她说我想有一天我会谈他的。并且关于这次回归我已经写了一点东西。我也试图谈谈这份爱情。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他垂危之际，我才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人，罗贝尔·L，我才感觉到他就是他，他与世上所有东西、所有人都不同。我讲生活在尘世间的罗贝尔·L所特有的气质，讲了他所特有的、使他承受了集中营生活的风度、智慧、学识、政治观以及那些难以描述的岁月，我讲了他所特有的、源于悲天悯人胸怀的不凡气质。
热得不能忍受了。我们穿上了游泳衣，跑着穿过沙滩。直接跑进海里。吉内塔游远了。我待在岸边。
风静了。也许这是在另一天发生的，一个无风天。
也许是在另一年。另一个夏季。另一个无风天。
海是蓝色的，甚至眼前那片海也是蓝色的，没有波涛，只有十分轻柔的细浪，似沉睡中的呼吸。其他人都停止了游戏，在沙滩的浴巾上蹲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大海走去。我来到海边。我望着他。他看到我在望着他。他那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他向我微笑，轻轻摇摇头，一幅自嘲的样子。我明白他知道，他知道每一天的每个时辰我都在想：“他没有死在集中营。”
王东亮 译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这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正是顾忌这位此处名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儿，我之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四十载岁月尘封了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经老了，即使这些事实公之于众，也不会像以往我们还年轻时那样对他人造成伤害了。
不过，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这里发表一篇可以说纯属细枝末节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个人经历，令人惊恐失魂，但是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个人经历，从来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地。那又怎样呢？
在疑惑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埃尔韦·勒马松和扬·安德烈亚阅读。他们认为应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我描写了拉比耶，描写了他通过履行惩罚职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着仅仅凭借这种多数情况下替代伦理、哲学和道德的惩罚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这样的惩罚并非只在警察局里才发生。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讷监狱接待大厅。我来给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这时，警报骤响。德国人关上了门，把我们独自留在接待厅里。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成群的飞机盘旋在巴黎上空，轰鸣声震耳欲聋。我听到有人对我低声但却很清晰地说：“他们今天早上六点登陆了。”我转身一看，是个年轻人。我小声叫道：“这不可能。别散布假消息。”年轻人说：“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年轻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报停止了。德国人疏散了接待厅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刚踏上雷恩街街头，就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我周围所有的脸都像疯子一样互相看着，面带微笑。我拦住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搁置。我往弗雷讷监狱白跑了好几趟。于是我决定通过柳林街争取一张包裹许可证。我的一个女友是情报部的秘书，她帮我以她的上级之名给基弗医生（福煦大街）打电话，以便得到获取许可证的证明信。人们传她过去了。基弗医生的秘书接待了她，告诉她到柳林街老楼，找五楼的415E4办公室。证明信只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几天。队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长。我们不是等着直接进入德国警局里面，而是等着轮到我们进去的机会。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许可证办公室的秘书那里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医生证明信的事情。我必须先到415办公室去见某位埃尔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尔曼先生不在。隔壁办公室的女秘书给了我一张字条，允许我第二天早上再来。这一次埃尔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诺曼底登陆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溃败的情绪在德国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证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秘书。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费二十多个小时辛苦等待换来的进展。我上前叫住一个路过走廊的高大男人藏书网，请求他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通行证延期到晚上。他让我向他出示证件。我递给他。他说：“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对我说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对我丈夫进行第一次审讯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处化名皮埃尔·拉比耶，是一名盖世太保。
“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妻子。”
“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案子，您知道……”
我没有向皮埃尔·拉比耶提出任何问题。他显得彬彬有礼。亲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证以后，他告诉我埃尔曼明天会来。
第二天，我为了包裹许可证的事情来找埃尔曼，这时我又见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着，他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位脸色极其苍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状态，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冲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嘴角仍然挂着微笑。
“这么说，您一直在等着？……”
我说这没什么。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里就像一座真正的兵营……而且桌子上还摆着一张地图……事情相当严重。”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我是否认识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说我不大认识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说我写作，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我说他知道这些，我的丈夫告诉过他。他说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时候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他笑了一下，他连这两本小说也都一齐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问了。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实话，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许可证，因为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还是有可能在德国预审官对犯人进行审讯的时候，通过预审官本人把包裹带进去。
他说的德国预审官就是埃尔曼，这个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谈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议的办法。他说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但是他会负责把包裹转交给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过来。走出埃尔曼的办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着宽慰我：我的丈夫不会被枪决，“虽然发现了那份企图炸毁德国军事设施的地图，它和两本小说一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笑着说。
我生活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来的电话。
三周过去了。盖世太保并没有来搜查我的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再来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们这个组织的领袖弗朗索瓦·莫尔朗需要一位联络员，他让我接替前往图卢兹的费里。我答应了。
七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我应该让迪蓬索（时任M.N.P.G.D.驻瑞士代表）与戈达尔（战俘部部长亨利·弗雷讷的办公室主任）接上头。我们要在圣日尔曼大街正对着议会的街角碰头。我准时到达，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与他攀谈，我们谈话的样子轻松自然，抵抗运动的成员公开场合通常这样掩饰自己。还不到五分钟，我就听见几米远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尔·拉比耶。他一边叫我一边打着响指。他神情严峻。我想我们完蛋了。我对迪蓬索说：“是盖世太保，我们完了。”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没有向我问好。
“您认出我了？”
“是的。”
“您在哪儿见过我？”
“在柳林街。”
或许拉比耶的出现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许他就是来逮捕我们的。如果是后者，警察局的“轻11型”汽车此时就守在大楼的后面，我们想要逃脱已经太迟了。
我冲拉比耶笑了笑，对他说：“很高兴见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几次。我丈夫依然杳无音讯……”拉比耶严峻的神情顷刻消失了，但这并没有使我放下心来。他显得快活诚恳，他告诉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见到她了，并且把埃尔曼负责的包裹转交给了她。他没有看见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经送到。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这个场景：一方面，迪蓬索为了不失去我——“失去联络人”——待在原地没动。另一方面，戈达尔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他竟然没有上前和我讲话。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象他把拉比耶当成了迪蓬索，然后走过来向我伸出手，可他没这么做。拉比耶和我，我们前后相隔五米被我的两个同志夹在中间。这种经典的喜剧场面却让任何人都笑不出来。我至今还在思忖拉比耶当时怎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脸色铁青。我把嘴闭得紧紧的，以免牙齿打战。拉比耶好像并没有看见，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分钟。我没有听，什么都听不进去。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时间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线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惧：我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从日后拉比耶的行动看来，我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人经过并且在我们旁边停下来，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儿子，还有一些十年没见的街坊邻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很快就走开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变化吓坏了。拉比耶对我说：“看来，您在这个街区认识不少人嘛”——后来，他经常会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么多熟人——接着他又说起话来。我听到他说很快他就会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着他的意思，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我坚持要约个时间再见到他。他就定了当天晚上五点半在马里尼大街的花园见面。我们分手了。我缓缓地走向迪蓬索，我对他说我不明白，盖世太保的同僚应该躲在大楼后面才对。我还有同样可怕的疑惑：无论如何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为什么他把我拖了这么久。没有人从大楼后面出来。我给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开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头的人，戈达尔。我离开了，我完全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亲自去提醒戈达尔一声是否不那么妥当。我没有转身回头，径直去了伽里玛的家，一下子瘫倒在扶手椅里。当天晚上我得知：我的同志们没有被捕。..t>
拉比耶的出现的确是个巧合。他当时停下来是因为认出了那个带着包裹到柳林街去的年轻法国女人。我后来了解到拉比耶非常崇拜法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由于没能实现盘下一家艺术书店的愿望，他才加入了盖世太保（原话如此）。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拉比耶。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消息，不论是我丈夫的还是小姑子的。不过他对我说，他肯定会有消息的。
从这天起拉比耶开始给我打电话，开始时是两天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天一次。很快，他便要求我和他见面。我照做了。弗朗索瓦·莫尔朗的命令很明确：我必须保持这种接触，因为这是我们与被捕同志保持联络的唯一希望。更何况，如果我不再赴约，拉比耶就会对我产生怀疑。
我每天都与拉比耶见面。他有时邀请我吃午饭，总是在那些黑市餐馆。大多数时间我们去咖啡馆见面。他给我讲逮捕抓人的那些事。但他尤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现在的生活，而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他经常说起艺术书店。我每次都设法提醒他还有我丈夫这么一回事。他说他惦记着呢。我顾不得弗朗索瓦·莫尔朗的指示，很多次都试图和他断绝联系，不过我会提醒他，跟他说我要到乡下去，我累了。他不信。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清白，他只知道我被他抓在手里。他是对的。我绝不会去乡下。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害怕再也见不到罗贝尔·L，我的丈夫。我坚持要知道他在哪儿。拉比耶对我发誓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还声称曾经帮我丈夫躲过了一桩审判，他现在已经被划归为逃避义务劳动犯了。他也被我抓在手里：如果我知道我的丈夫被送到德国，我就不需要再见他了，他也明白这点。不久之后我听说义务劳动的故事是假的。就算拉比耶说谎，也是为了让我安心。我确信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觉得他甚至相信他能让我的丈夫回来，这都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对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拿这些犯人怎么办，所以我的丈夫已经被枪毙了。
我再一次陷入了几乎彻底的与世隔绝中。命令要求任何人不要以任何借口来我家或与我相认。毫无疑问，我停止了一切活动。我消瘦了许多。我的体重轻得和集中营里的关押犯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等待拉比耶来抓我。每天我都“最后一次”告诉门房我和拉比耶约会的地点以及预计回家的时间。我只见一位同志——D，他化名马瑟，是罗丹司令的副手，自由行动小组的领导，《自由人》的主管。我们在离住地非常远的地方见面，一起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花园里散步。我对他讲述拉比耶告诉我的事情。
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想要立即干掉拉比耶。
——另一些人希望我迅速离开巴黎。
在一封由D转交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信中，我承诺一旦我得知我丈夫和小姑子已经脱离拉比耶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法国，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让组织在警方插手之前干掉他。因为除了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险，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拉比耶如果发现我属于某个抵抗组织，罗贝尔·L的处境会愈加恶化。
我与拉比耶的故事经历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我与他在柳林街相遇开始一直到我写信给弗朗索瓦·莫尔朗。恐惧的时期。每一天，都是那样难以忍受，令人窒息。
第二个时期从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那封信到拉比耶被捕。同样恐惧的时期，当然。但是这种恐惧时常会伴有某种判决其死亡的愉悦。把他送到属于他的地方去，死亡。
拉比耶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跟我定下约会，总是定在意想不到的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比如五点四十分，四点十分。有时他约我在街上见，有时在咖啡馆。但是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咖啡馆，拉比耶总是比预定时间早到很多，并且总是在离会面地点较远的地方等着。假若约在咖啡馆，他兴许会跑去对面的街上等我，而不会在咖啡馆门口。假若约在街上，他又会站在离指定地点更远的地方。他出现的地方总能把赴约人看得一清二楚。我到的时候经常不见他的踪影，他会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有时我到了，看见他了，他却站在离约好的咖啡馆百米开外的地方，身旁停着他的自行车，靠着墙或路灯。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我每天晚上都记下与拉比耶会面的情形，以及我从他那里获得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诸如驶往德国集中营的囚车，前线的最新战况，巴黎的饥荒，粮食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与诺曼底切断了联系，而这五年间巴黎都是倚仗这块土地的补给。我记录下这些，是为了罗贝尔·L，等他回来的时候拿给他看。我还每天在一张参谋部的地图上圈圈点点，标记出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及他们开赴德国的路线。我保存着每天的报纸。
按常理，拉比耶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最了解他的盖世太保活动、对他最危险、最可信的目击者从巴黎消失：这个人是作家，是抵抗运动分子的妻子，就是我。他没有这么做。
拉比耶总是给我提供情报，甚至是在不经意间。通常，这些情报都是柳林街上的闲言碎语。但就是这样，我了解到德国人开始害怕了，非常害怕，一些人逃跑了，交通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弗朗索瓦·莫尔朗也开始感到担忧，D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担忧，为勒鲁瓦先生担忧，我的化名是勒鲁瓦先生。
忘记说了：我与拉比耶的会面总是在开放式的场所，有多个出入口的地方，街角或者十字路口的咖啡馆。他最钟爱的街区是第六区，圣拉扎尔，共和国广场和迪罗克。
一开始我总害怕他把我送到家门口之后会要求上楼到我家坐一会儿。他从没有这样做。我知道，从第一次在马里尼大街花园和我约会起，他就开始打这个主意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比耶的时候，他请求我“去他不在巴黎的朋友的单间公寓”喝一杯。我说：“下次吧。”我赶紧走掉了。但他明白没有下一次了。他已经决定当天晚上离开巴黎。可他不确定要如何处置我，如何折磨我，是带着我一块逃跑还是把我杀死。
我刚刚想起来他第一次被抓到是在勒诺多街，在他名下的单间公寓，我猜想。之后他被释放了。我还听说二十年后，就在同一条街上，乔治·菲贡被法国警方发现“自杀了”。这条街我不了解。街名很阴郁，听起来仿佛是一处最后的、孤注一掷的藏匿之所。
我只见过一次他衣冠不整的样子，他栗色外衣的袖口已经脱线，衣服上没有扣子。脸上满是伤口。他的衬衫扯破了。是在迪罗克街区塞夫尔街尽头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疲惫不堪但仍然带着笑容，和蔼的笑容，就像往常一样。
“没抓住他们。他们人太多了。”
他接着又说：“很困难，他们奋力抵抗，在卢森堡公园的水塘周围，一共有六个人。那些年轻人跑得比我快。”
或许，他的心里掠过一阵刺痛，仿佛被恋人拒绝了，露出一个抱赧的微笑：很快他就会老到捉不住年轻人了。
我想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谈起了所有抵抗运动不可避免产生的告密者。是他告诉我说，我们被组织内部的一名成员出卖了。被捕的成员经不住押解到集中营的威胁，什么都说了。拉比耶说：“这很简单，他告诉了我们在什么地点、哪个房间、哪个办公室、哪个抽屉。”拉比耶把告密者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告诉了D，D告诉了抵抗组织。按照惯例，应该惩罚、自我保护，并且“不失时机”处置，于是达成决议：在解放日那天杀掉这位同志。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维里埃尔的一座公园。解放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放弃了这个计划。
拉比耶因为我没有长胖感到难过。他说：“我无法接受。”他能忍受逮捕别人，能忍受置人于死地，但是他却忍受不了我没有遂其所愿长胖。他给我带来了许多食物。我把它们都给了门房，或者扔进了下水道。至于钱，不要，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迷信。
拉比耶的志向，除了经营书店以外，就是成为一名绘画和艺术品司法鉴定专家。他在后来向法院递交的申诉书中说自己曾经是“《论战报》的艺术评论家，洛克布伦城堡的保管人，P.L.M.公司的专家”。他这样写道：“目前，由于我已经在文献学和分析法方面有了丰富积累，并长期醉心研究一切古代和现代艺术的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运用储备的知识完成交给我的一切最严肃、最棘手的任务。”
他也约我在雅各街、圣父街会面。还有勒库尔贝街。
每次我要与拉比耶见面，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底。我每次去见他都设想着他对我的活动了如指掌。每一次，每一天都如此。
他们被逮捕了，被绑架了，被带到了远离法国的地方。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丁点消息，再也没有一丁点生命的迹象，再也没有。甚至没有人说没必要再等了，他们死了。甚至没有人让希望破灭，让痛苦在时间中消磨化解。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流放集中营的政治犯。对他们，同样没有必要发出通知，他们不会说别再等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永远。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突然会产生疑问：是谁这样做的？谁呢？到底是谁？
这次是在塞夫尔街，我们从迪罗克区过来，正好经过迪潘街，我的丈夫和他的妹妹就是在这里被逮捕的。现在是下午五点钟。已经是七月天。拉比耶停下来。他右手扶住自行车，左手搭在我的肩上，脸朝着迪潘街，对我说：“看，今天，我们就是在四个星期前的今天相识的。”
我没有回答。我想：“完了。”
“有一天，”拉比耶接着说，他不紧不慢地展眼微笑，“有一天我接到任务要去逮捕一个德国逃兵。我首先得和他熟识，然后再跟踪他。有两个星期时间，我每天都和他见面，在一起待上很长时间。我们成了朋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四星期之后，我把他带到了一扇大门跟前，我的两个同事正在那里等着逮捕他。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枪毙了。”
拉比耶还补充道：“我们相识到那天，也正好四个星期。”
拉比耶的手一直都搭在我的肩上。解放的夏天变得冰冷彻骨。
在恐惧中，血液撤离了大脑，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隐约看到塞夫尔街十字路口处的高楼在空中摇晃，人行横道在塌陷，漆黑一团。我再也听不清什么了，但又不是完全的耳聋。街道的嘈杂变得沉闷，像海水在齐声咆哮，但我还听得到拉比耶的声音。我还在一瞬间想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看到一条街道了。但我却认不出这条街。我问拉比耶：
“为什么和我讲这个？”
“因为我想请您跟我来。”拉比耶说。
我发觉我一直都在期待着这一刻。有人曾经对我说，在极度的惊恐之后，紧接着的是解脱和平和。是这样的。在那儿，就在人行道上，我已经被逮捕了，从此我将不再受到拉比耶、这位恐惧制造者的控制，我逃脱了。拉比耶又开始说话了：“我想请您跟我到一家您从没去过的餐厅。能邀请您我荣幸至极。”
他又走了起来。从第一句到第二句话，他隔了将近一分半钟，我们也刚好走到了布锡考特小广场。他又停了下来，这次他盯着我看，露出暧昧的笑容。从那张残酷、可怕的脸上发出猥亵的笑声。猥亵且粗俗，突然在那张脸上四溢开来，令人作呕。他大概经常以这副嘴脸对待与他来往的女人，无疑是一些妓女。他进行完这种可笑的表演之后，她们就要为他付出了。我在想，他在柳林街度过的一年中，大概以这种方式有过许多女人。
拉比耶害怕他的那帮德国同事。德国人害怕德国人。拉比耶并不知道，德国人的军队对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恐惧。德国人像匈奴、狼群、罪犯，特别是精神病罪犯那样散播着恐惧。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我一直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向他们说明、向他们讲述这是怎样的一种恐惧。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才得知他的身份是伪造的，他盗用了死在尼斯附近的一位表亲的名字。他是德国人。
拉比耶那天晚上在塞夫尔巴比伦离开了我，心情愉快，非常自得。
我那时还没有宣判他的死刑。
我步行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走的是塞夫尔街和圣父街前一条和缓的弯道，之后是飞龙街。人们在马路上行走，没有一辆车驶过。
突然间我品尝到自由的苦涩。我刚刚经历了希望的全盘覆灭和接踵而至的虚幻：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没有了记忆。我觉得心中升起一丝悔恨，我失去了英勇就义的机会。但是我继续走着，我从马路走上人行道，然后又回到马路上。我走着，我的脚在走。
我不再记得是哪家餐厅了，那是一家黑市餐厅，是附敌分子、保安队员和盖世太保经常光顾的地方。还不是圣乔治街上的那家餐厅。拉比耶以为，邀请我吃饭就可以使我保持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也可以保护我免于沦入绝望，在他眼里，他就是我的保护人。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了这样一个角色呢？他不能。这些午餐是最糟糕的记忆，餐厅的门紧闭，“朋友们”来敲门，桌子上摆着黄油，新鲜的奶油溢满餐盘，肉排滋着汁水，还有红酒。我不饿。他绝望了。
一天他约我在花神咖啡馆见面，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他不在。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咖啡馆里。我在进门左手第二张桌子旁坐下来。我认识拉比耶还没有多久。他还不知道我确切住在哪里，但是他知道我住在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所以那天他将约会地点选在了花神。那是存在主义者的聚集地，最时髦的咖啡馆。
但是，几天之内我就变得和他一样谨慎，我变成了他的警察，他将死在这个警察手里。恐惧在滋长，同时也明确了这个信念：他落到了我的手里。
我有时间报告组织。两个朋友在花神咖啡馆门口散步，他们的任务正是提醒别人不要接近我。所以我还算清静。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恐惧。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其实更应该这样说：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意念。
他在花神咖啡馆做的事，今后再也不会做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它，从里面掏出一把手枪。他把公文包放回桌上，然后又把手枪搁在公文包上。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言不发。接着他从皮带和裤兜之间掏出一副手铐链子，好像是金的。他对我说：“您看，这是手铐链子，金的。钥匙也是金的。”
他重新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副手铐放在手枪旁边。在花神，他做这样的事情。这一天对他是个重要的日子，在那里引人注目，带着完美警察的全副行头。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和一个盖世太保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让我体验世间的奇耻大辱吗？或者他仅仅是想向我证实他原本如此，只是如此，这就是他仅有的职能：将不属于纳粹的人置于死地。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沓照片，选了一张递到我的面前。
“看看这张照片。”他说。
我看了看照片。这是莫尔朗。很大的一张特写，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小。弗朗索瓦·莫尔朗微笑地看着我，我们四目相视。我说：
“我不太明白。这是谁？”
我完全没有想到。照片旁边是拉比耶的手。它们在颤抖。拉比耶满怀希望地颤抖着，因为他料定我会认出弗朗索瓦·莫尔朗。他说：
“莫尔朗，”他停顿了一下，“您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莫尔朗……”
“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是您丈夫参加的抵抗组织的头目。”
我一直盯着这些照片。我问：
“这么看来我应该认识他？”
“也不一定。”
“您还有其他照片吗？”
他又拿出了另一张。
我注意到：浅灰色套装，短发，领结，小胡子。
“如果您能告诉我怎样找到这个男人，您的丈夫今晚就能获释，他明天早上就能回家了。”
极浅的灰色，小胡须特别突出，头发非常短。斜纹套装。标志性的领结。
拉比耶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不住地颤抖。我并没有颤抖。一旦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知道怎么去说了。我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得救了。我说：“即使我认识他，从我的口中向您透露这样的情报也是件极恶心的事。我不明白您怎么敢问我这个。”
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正在看另一张照片。
他的口气不再那么自信了：“这个男人值二十五万法郎。不过，倒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莫尔朗的生命正攥在我的手中。我替莫尔朗感到担心，而不再为自己担惊受怕了。莫尔朗成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胁，我要用生命来保护他。这是我的责任。顷刻之间，有生命危险的变成莫尔朗了。拉比耶继续说：
“我向您保证，向您发誓：您的丈夫今天晚上就会离开弗雷讷监狱。”
“即使我认识他，我也不会告诉您。”
我终于打量起咖啡馆里的人们。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桌上放着的手铐和手枪。
“这么说，您不认识他吗？”
“是这样。我恰好就不认识他。”
拉比耶把照片重新放回到公文包里。他还是有些颤抖，但不再笑了。他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悲伤，但只是一瞬的悲伤，很快便消失了。
我同样记下了一些能够让罗贝尔·L开心的事。他会笑的，大声地笑。我记下了手铐的金钥匙、金链子。我仿佛听到罗贝尔·L发出的大笑。
在我认识拉比耶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二十四起拘捕行动，然而他本来希望拿到更多的逮捕令。他原本设想能够逮捕比现在多三倍的人，特别是那些重要人物。他把他的警察职能当做一种晋升的阶梯。在此之前，他逮捕的主要是犹太人、伞兵以及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抵抗分子。如果能逮捕到弗朗索瓦·莫尔朗，这将成为他一生中史无前例的大事。我断定拉比耶看到了逮捕莫尔朗和艺术书店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他狂妄地说道，这次神奇的逮捕行动一旦实现，会让行动组织者享有这一等级的奖赏。拉比耶从来没有考虑过德国会战败藏书网。因为如果拉比耶想着今天当一名警察，明天当一名巴黎艺术书店的老板，那么他的梦想也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来实现。因为只有一个建立在法国领土上的德法纳粹社会才会认可他的服务，并且敞开怀抱接纳他。
一天，拉比耶对我说，如果德国人被迫撤离巴黎——这一点他是绝不相信的——他将会留在法国执行秘密任务。我记得那是在一家餐厅，在两道菜之间的某个时刻，他的口气十分随意。
我用仅剩的钱买了三公斤遭虫蛀的四季豆和一公斤黄油，物价还在飞涨，一万两千法郎一公斤黄油。我用这样的花销来维系生命。
D和我，我们每天见面，我们谈论拉比耶。我向他讲述拉比耶说的话。我感到很难向他描述拉比耶本性中的愚蠢。他整个人都被这种愚蠢包裹着，密不透风。拉比耶身上的一切都流露出这种愚蠢，包括种种情感、想象以及那糟糕透顶的乐观倾向。从一开始就如此。我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位死神搬运工一样孤独的人了。
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照片里，那些委员们在我看来都陷入了和拉比耶一样的孤独。那是被蛀食的灵魂，霍乱中的孤独，不仅如此，每个孤独的灵魂尽管衣冠楚楚，却每时每刻都出于对身边人的恐惧以及对不知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死刑的恐惧而战栗。
然而在拉比耶的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他显得比别人更加形单影只。除了艺术书店，拉比耶或许还在等待一场梦魇的结束。但是他从未提起过这一点。由于他盗用了一位死者的姓名，并且从这位死于尼斯的年轻人身上偷走了他的身份，那么这位拉比耶早年的时候就该犯过某宗刑事罪，那桩案子理应受到司法的制裁，却至今悬而未决。他活在一个化名之下。一个法国名字。这就使这个男人更加离群索居。只有我一个人倾听拉比耶。但是拉比耶是不容易被听到的。我指的是他的声音，听不到拉比耶的声音。那个声音经过组装，经过计算，仿佛从一个假器官中发出。我们或许可以用“被调整过的声音”来形容它，但是实际情况却比这更严重。对于我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声音不容易听到，我才特别用心地听。有时候他的话也会还带上一些口音。但那是什么口音？最多我们会说：“有点像德国口音？”也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性，这种从记忆中渗出并弥漫在声音中的陌生性，才使一切可能表露其身份的形迹从他身上被彻底抹去。但凡在自己的故乡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拥有同伴的人，没有一个会像他那样说话。
拉比耶不认识任何人。他甚至不与他的同事们说话，我猜想他们也不愿意理睬他。拉比耶只与生命攥在他手里的人说话，他将那些人运送到焚尸炉或者集中营，他还同那些留守的太太们说话，她们正在为消息闭塞而苦恼。
他之所以给那名德国逃兵提供了三个星期的缓刑，为的是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个人说说话，谈谈他自己，拉比耶。对我他算是失策了。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地逮捕我。他从我这里大概找到了一个从不曾拥有过的听众，不知疲倦的听众。这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如此被人倾听，让他变得有点轻率，一开始还无关紧要，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如此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向死刑的绝境。
夜里醒来，举目无人的空洞感在黑夜中极为强烈，恐惧袭来，真可怕。忽地想起还没有任何消息。只有再过些日子，当消息陆续来临时，等待才真正开始。
拉比耶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他四十一岁。他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的近郊。每天他都骑车来巴黎。我觉得自己从来就不知道他怎样对妻子说平日里他做的那些事。她不知道他是盖世太保。这个男人很高大，有一头金发，他近视，戴着一副镶金边的眼镜。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总是笑意盈盈。这样的眼神背后隐藏着他充沛的体力。他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每天都换一件衬衫。每天都把皮鞋擦得锃亮。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的整洁让人难以忘怀，那样的细腻，几乎像一种怪癖。他应该是把这件事看成了原则问题。他打扮得像一位绅士。从事这一行的人理应有一副绅士模样。他打人、搏斗、带着武器工作，手到之处无不流淌着血和泪。他仿佛带着洁白的手套动手术，用他那双酷似外科医生的手。
在德国溃退最初的日子里，拉比耶总是带着微笑说：“隆美尔会反击的。我有情报。”
我们刚刚从交易所旁的一家咖啡烟草店出来，一道走在路上。天气宜人。我们谈论着战争。我必须不停地说话，不然就会显得忧伤。我不停地说，我告诉他，最近几个星期诺曼底前线的形势毫无进展。我说巴黎在忍饥挨饿。一公斤黄油要一万三千法郎。他说：“德国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走着。他认真地打量着周围的事物，空旷的街道，人行道上的人群。公报的言辞很明确，他们的战线随时都会垮掉，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等待德军的第一次撤退。他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巴黎，他太了解它了。在这些大同小异的街道上，他曾经逮捕了许多人。每一条街都承载着他的记忆、他的咆哮、他的叫喊、他的啜泣。这些记忆并没有让拉比耶感到痛苦。他们是巴黎这座大花园的园丁，他们迷恋巴黎这些街道，如今，在这些街道上犹太人已经被扫除殆尽。拉比耶只记得他出色完成的任务，而全然没有任何关于残暴的印象。他每每谈起那些被逮捕的人，总会变得很温柔：所有的人都很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令人伤感的义务，他们从没有让他为难，大家都是那么地配合。
“您很忧郁，我不能忍受您忧郁。”
“我不忧郁。”
“不，您忧郁，您一言不发。”
“我想见我的丈夫。”
“我认识一个在弗雷讷的人，她能打听到一些您丈夫的消息，她会告诉您他将乘坐哪辆列车。但是得给她点钱。”
我说我没有钱，但是我有首饰，一枚金戒指，上面镶嵌着一块非常美的黄玉。他说我们总可以试试。第二天..我带着戒指来了，把它交给了拉比耶。第三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戒指转交给那个女人了。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很多天过去了。我想问问他戒指的下落。他对我说他试着再去找那个人，但是没有结果，他觉得她可能不在弗雷讷工作了，可能已经回德国了。我没有问她是否带着那枚戒指走了。
我始终认为拉比耶没有把那枚戒指给过人，我觉得他应该把它私吞了，他杜撰出那个在弗雷讷工作的女人，为的就是留住我，让我相信我的丈夫还在那里，还联系得上，而他可以随时试着接近我的丈夫。拉比耶不可能把戒指还给我，否则就戳穿了他自己编造的谎言。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公文包，异乎寻常的漂亮。我一直怀疑这是他在某次逮捕行动或者在某间空房子搜查时夺取的一件“战利品”。他的公文包里从来就只有手铐和手枪。没有纸张，从来没有。除了那次在花神，那些莫尔朗的照片。
在他身上，上衣的内兜里还装着另外两把手枪，它们比公文包里的那支口径更小一些。据他的辩护律师F先生说，除了那两把以外，他有时还会再配上两把手枪，还是放在上衣的内兜里，这些内兜专干这个用。
他如此毫无节制地佩戴手枪，这在他的诉讼案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看看这个傻子，他竟然浑身上下装着六把手枪。”F先生这样说道，他是法庭指派给拉比耶的律师。
在被告席上，拉比耶是孤独的。他认真地聆听。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没有否认那六把手枪。人们正谈论着他，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此实现了。人们谈论拉比耶，向他提问，他来回答。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带着六把手枪，还带着金手铐、金链子和金钥匙。没有人向他作出解释。
他在被告席上是孤独的。但他并不担心，反而有一种称得上超然的勇气，似乎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无动于衷。他友好地看着我们。D、他和我，只有我们三个比其他人话少。他将这样说起我和D：“他们是正派的敌人。”
我去了弗雷讷监狱。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每天早上出发去那里打探消息。我们在弗雷讷监狱宏伟的大门前等候。我们向从这扇门里走出的每一个人询问情况，不论是德国士兵还是法国女佣。他们的回复总是一个样：“我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沿着押送犹太人和集中营囚犯的列车经过的铁轨，人们有时能找到一些写着名字的小纸片，上面还有邮寄地址和列车编号。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纸片最后都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上。有时候最初的纸条上面还会附有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法国、德国或者西里西亚的某个地点，表明最初的纸条发现地。我们也开始这样等待，等着从车厢里扔出来的纸条。不放过任何机会。
德国在诺曼底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我们想知道德国人要如何处置囚犯：他们是希望加紧将政治犯关押到集中营，还是想在离开之前枪毙他们。几天来总是有公共汽车从监狱里驶出，满车满车的人都被持械的士兵严密地看管着。有时他们会喊出一些消息。一天早晨，我在一辆汽车车厢外的平台上看到了罗贝尔·L。我小跑着，问他要去哪儿。罗贝尔·L大声喊叫。我觉得似乎听到他在说“贡比涅”。我昏了过去。人们朝我走来，向我证实的确听到了“贡比涅”这个名字。“贡比涅”是负责集中营供给物资的调车场。他的妹妹应该已经离开了。我觉得既然还有一些火车在运行，那么现在他被杀死的可能性便没那么大了。我后来才知道——大概是从莫尔朗口中，记不太清了——我想错了，罗贝尔·L在八月十八号那天是被重案列车运往了德国。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对D说我决定把拉比耶交给抵抗组织，这样可以趁他逃跑之前迅速行动。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能让抵抗运动中的一些成员认出拉比耶。时间一下子紧迫起来。我怕死。所有人都怕死。这是一种可怖的恐惧感。我们不了解德国人。可我们确信德国人就是一帮杀人犯。我知道拉比耶可以杀死我，不费吹灰之力。我的这种想法一天天地被印证。虽然说拉比耶还是坚持每天给我打电话，可是他却经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来见我”。他应该是要转移文件，我猜测。然后有一天他又能来见我了。他问我是否可以与他共进午餐。我说可以。像往常一样他半个小时后又打来电话，定下会面的时间和地点。D按约定也打来电话。他对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会派两个人来辨认拉比耶。
这是圣乔治街上的一家餐厅，离圣拉扎尔火车站不远，几乎只有盖世太保才会光顾这里。鉴于新的形势，拉比耶大概开始害怕和同僚们过于疏远。
拉比耶像往常一样在餐厅外面等我，在圣乔治和罗莱特圣母街交会的十字路口。
餐厅里有很多人..。内部十分昏暗，分隔成两个大小相等的餐区，其中一个面向街道。两个餐区之间由一条长长的人造革沙发隔开。拉比耶和我在朝向街道的那个餐区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我直到坐到他身边才抬起眼睛。同志们都还没到。餐厅差不多坐满了。几乎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夹着一个公文包。拉比耶向大家问好。勉强有几个人应和了他一声。我更加确信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在他的同僚当中，拉比耶也是孤独的。
我重新低下头——眼皮像铅一样沉重地垂下，它庇护着我，没人能再看到我的眼神。我感到耻辱，害怕。简单地讲：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不为德国警方效力的人。我害怕被杀，又耻于活着。两种感觉我不再分辨得清了。把我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消瘦的，不仅有恐惧和饥饿，还有耻辱。为罗贝尔·L担惊受怕如今已仅仅局限于对战争的恐惧了。人们还不知道集中营的命运。现在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只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再看了。虽然失去了曾经征服的领地，但是德国的本土尚未遭遇盟军的讨伐。纳粹的暴行还没有暴露它的真面目。正是由于那场震惊世人的溃败，我们开始为那些俘虏和流放集中营的囚犯忧心忡忡。我们仍然不太清楚一九三三年以来在德国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处于人性的太初时期，它此时仍像一位童贞的少女，纯洁无瑕，这种状态还将再持续几个月。人性世界中的任何奥秘都尚未被启示。我为一些初始的情感所折磨，任何事物都无法玷污这种感情的纯洁。我为自己坐在盖世太保皮埃尔·拉比耶的身边感到羞耻，同时也为必须向他、这个犹太人的捕猎者扯谎而感到羞耻。甚至一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他手里，我就耻辱难耐。
消息对德国人来说很不利。蒙哥马利在昨天夜里已经捣毁了阿夫朗什的阵线。隆美尔被最高统帅部从诺曼底前线紧急调回了。
旁边的一桌坐着一对夫妇，拉比耶似乎不太认识他们。他们开始谈论战争。我又垂下了眼皮，有时望着街道。我有意避免直视他们——我有种预感——那样做风险太大了。我忽然发现，这里的人眼神是如此有穿透力，它钻进别人的眼睛里、笑容里、坐姿里，同时还尽量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邻桌的女人对我和拉比耶说：“知道吗？他们昨天夜里来过了。他们不停地撞门。我们没有问是谁，也没有开灯。”
我明白，抵抗运动的成员昨天夜里去了这些人的家。他们公寓的房门都装上了铁甲，抵抗运动成员进不去。拉比耶笑了，他转过来对我低声说：“她呀，她害怕了。”
他点了红酒。那些人还没来。红酒改变了一切。恐惧融化了。我问他：
“那您家的门呢？”
“我家的门不是装甲的，我不害怕，您很清楚。”
我第一次和他谈起那天我在盖世太保警察局的走廊上遇见他时，那个昏倒在他怀里的女人。我说我知道那是一种“浴缸刑”。他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笑了。他说这不算什么，根本没什么，只是不太舒服罢了，人们对此太过夸张了。我看着他。他已经无足轻重了。什么都不是。他只不过是一名德国警察，而不再是别的什么。我突然觉得他像一出十分滑稽的悲剧中的丑角，这出悲剧愚蠢得如同一份蹩脚的修辞作业，他被与他同病相怜的死神袭击，而死神自己也好像吃了败仗一样神威不再。D对我说他们打算在最近几天除掉拉比耶。地点都选好了。应该赶在他离开巴黎之前行动。
我无法想象，D和他的人到达餐厅时将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他们是那样英俊、那样年轻，一进来就会被德国警察认出来。我觉得他们会手足无措的。我与拉比耶交往的这几个星期所经历的恐惧，对抵制不住恐惧的恐惧——救命稻草就在这里，在这种言说方式之中，这种恐惧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是些天真的人。在我和拉比耶周围都是些天真的人，他们从未以任何方式亲历过死亡。
我对拉比耶说：“消息对你们不利。”
他给我倒上红酒，一杯又一杯。他从没有这样做过，我也从没有这样喝过：酒一斟满，我便一饮而尽。我说：“对我来说，那可都是好消息。”
我笑了。酒精的作用。很明显，是酒精的作用。我喝个不停。拉比耶看着我，他真该带着这样的眼神死去。他已经与所有人隔绝了，头上顶着一轮光环，他已经变成了即将出现在被告席上的那副模样，再不可能有别的样子了：一个英雄。
“有一天，”拉比耶说，“我要去抓一些犹太人，我们走进了一所公寓，里面空无一人。餐厅的桌子上放着几支彩色铅笔和一幅儿童画。我没有等别人到来就离开了。”他甚至对我说万一他知道我要被逮捕，他会提前通知我的。我这样理解：万一有另一个人而非他本人接到了对我的逮捕令。他就是这样，对人类的痛苦置若罔闻，却破例去承受某些私人的痛苦，那个小犹太人和我，我们都欠他一条命。
我又看了他一眼，借着酒劲，我也越来越频繁地盯着他看。他说起了德国。我无法认同他的信念。在他看来，德国是不可认知的，尤其是对于其他人——我们这些战败的法国人。我对他说：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三天后蒙哥马利就会到达巴黎。”
“您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德国人自己才明白。”
他将死于神的旨意。报纸会这样写。而我要说：再过三个晚上他就会死。我清楚地记得：我观察了一下他的新衬衫。他穿着栗色的套装。衬衫是丹东领的，略微泛出金黄的米色，和套装搭配得十分协调。我想，真可惜了这件新衬衫，偏偏穿在了一个死刑犯身上。我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又在内心狠狠地念道：“我告诉你你今天下午别去买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没有听见。我觉得他丧失了领悟思想的能力，他丧失了一切，他只需去死。
我以为，他强迫我像这样喝下去，是因为他已经陷入了战败的绝望，可奇怪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他这样灌我酒喝是为了把我拖到旅馆里。但是他拿不准，他目前还没想清楚在旅馆里要对我做什么，是要占有我，还是要杀了我。他说：“啊，简直太可怕了，您又瘦了。我受不了这个。”
那天上午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正是这个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运进焚尸炉的人，却受不了我出现在他眼前的形象，一个消瘦而又痛苦的女人的形象，而他本人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经常说，如果他早知道我会这样，他就不会逮捕我的丈夫了。每一天他都掌握着我的命运，每一天他都会说，如果他早知道，我的命运会和现在不同。无论他知不知道，事先还是事后，我的命运都攥在他手中。是警察的职能授予了他这个权力。但是在警局里，警察与受害者通常都是隔绝的。而他通过与我交往，切身验证着他的权力，他借助这一绝妙的机会，深入到自己行为的阴暗处，独自享受那份只属于他的隐秘之乐。
我突然察觉到笼罩在餐厅里的一种巨大的恐惧。就在我的恐惧感消散之时，我望见了这种恐惧。那里的四五十个人在之后的几天里都将活在死亡的威胁中。屠杀，已经开始。
我记起了酒，清凉的酒。红色的。我记得他并没有喝。
“您不了解德国，也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军事天才。我得到确凿情报，两天之内将会有大批增援部队从德国赶来。他们应该已经越过边境。英国人前进的步伐将被阻止。”
“我不这么认为。希特勒不是军事天才。”
我又补充道：“我也有情报。您等着瞧吧。”
那位女士指指我，问道：“她说什么呢？”
拉比耶朝她转过身去。他突然变得冷酷、疏远。
“她对战争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拉比耶说。
那个女人既不明白拉比耶说的话，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如此生硬。
我看到他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是D。第二个人，他们挑选了一位年轻的姑娘。我低下了头。拉比耶看了看他们，然后移开了视线，他什么都没有觉察到。那姑娘约莫十八岁，是一个朋友。我仿佛看到他们正在穿越一片火海，神情并不激动。他们穿过餐厅，寻觅一张桌子。这里的空桌非常少。他们大概已经开始担心找不到座位了。我用余光看着他们。我继续喝酒。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张空桌，与我们隔了两桌，正对着我们。我注意到在稍远处还有一张桌子，可他们并没有选择坐在那边，而是挑了离我最近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或许已经入戏太深，满是轻率和孩童般的躁动。我用余光扫过他们的面颊，望见了他们眼中的喜悦。他们一定也从我的眼中读出了同样的喜悦。
拉比耶说：“您瞧，昨天我在荣军院那边逮捕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母亲也在那儿。真可怕。我们当着他母亲的面逮捕了那个年轻人。”
一名侍者走到他们的餐桌前，他们在看菜单。我吃着饭，却不再知道吃的是什么。拉比耶接着说：“很可怕。那个女人吼叫着。她向我们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她作为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但是您知道吗？那个孩子，他却什么都没说。”
一名小提琴手走进餐厅。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我接着他的话问：
“那个孩子，他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这太令人惊讶了。他非常镇静。他在跟我们走之前还试图安慰他的母亲。啊！他更接近我们，而不是他母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招呼小提琴手。我等着，我没有回答拉比耶。现在演奏的是一首我熟悉的曲子，这是一首人们在重逢时经常一起唱的歌。我疯狂地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拉比耶不解地看着我。
“您在笑什么？”
“战争结束了。太好了，结束了，这是德国的末日。真是大快人心。”
他仍然和蔼地冲我微笑，然后对我说了下面这番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是纳粹分子听到，还会觉得这话值得尊敬：
“我理解您，您希望是那样。您看我对此完全理解。但那是不可能的。”
“德国失败了，战争结束了。”
我笑着，笑得停不下来。他们也在笑，在那边。小提琴手纵情沉浸在音乐中。拉比耶说：“您看着真开心，那我也就很高兴了。”
我说：“您本可以放过那个年轻人，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天，那样做对您有什么意义呢。您把他杀死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战争还没有结束，是这样吧？”
以下是我和D已经知道的：
“不是这样的。战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将继续为德国服务，直到死亡。如果您真想知道，我是不会离开法国的。”
“您不能再待在法国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我几乎向他挑明了我的身份。而他却听不进去：
“德国不会失败的，您心底里很清楚。两天后您就会看到您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一切都结束了。两天、三天或者四天之后，巴黎将获得自由。”
尽管小提琴的琴声不绝于耳，邻座的女士还是听到了我们谈论的一切。恐惧感离我而去了。大概是酒精的缘故。这位女士叫嚷道：
“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逮捕了她的丈夫。”拉比耶说。
“啊！是这样……”
“是的，她是个法国人。”拉比耶说。
很多人打量着我对面的两个朋友，打量着这对突然出现在他们地盘上的情侣。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弄清楚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微笑着，心中宽慰下来：死亡毕竟还没有那么近。
小提琴手在这对迷失的恋人面前重新演奏起来。我发觉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感到害怕。小提琴手演奏的都是最近流行的曲子。一些德国占领时期的曲子。对这些人来说，这些曲子如今透着伤感、怀旧。恍如隔世。我问拉比耶：
“那些装甲门管用吗？”
“很贵，但是很管用。”他又笑了笑。
那位盖世太保的夫人看着我，很着迷的样子，她希望知道一些关于战争结束的事情。我来自法国，一个对她来说很遥远的国度。我觉得她想问我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我问：
“您将来想做什么呢？”
“我在考虑开一家小书店。”拉比耶说，“我一直都很热爱收藏书籍，说不定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试着直视他，却做不到。我说：“谁知道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关乎恐惧的事情。据说在冲锋枪的扫射声中，人们可以从体内感知到皮肤的存在。第六感也在我身上出现了。我醉了。差一点儿我就说出来，对他说出来我们要干掉他。再来一杯，或许只要一杯就够。刹那间，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就像在夏天一头扎入大海里。一切都变得可能。为了不让他这个告密者蒙在鼓里，告诉他这个，告诉他我们要杀死他。在第六区的一条街上。或许仅仅因为害怕D的斥责，我才没有向拉比耶泄露风声。
我们离开了餐厅。
两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他骑在前面，离我有几米远。我记得他蹬车时的样子。很平静。这是一个熟悉巴黎路途的人。他的脚踝周围挂着铁铐，让我觉得很可笑。他的公文包放在行李架上，由一条皮带勒紧。
我迅速举起右手，假装瞄准，砰！
他总是在蹬车，行进在永恒中。他不回头。我笑了。我瞄准他的后颈。我们骑得飞快。他的后背渐渐展开，非常宽阔，离我只有三米远。这么宽阔的后背，绝不可能失手，砰！我笑了，我赶紧抓住车把以免跌倒。我瞄得很准，后背中央对我来说更有把握，砰！
他停了下来。我也在他身后停下。然后，我来到他身边。他面色苍白。他在颤抖。终于。他非常小声地说：“跟我来，我有一个朋友在附近有间公寓。我们可以一起去那里喝一杯。”
这是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沙登堡的十字路口，我记得。这里人很多，我们被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淹没了。
“就一分钟，”拉比耶恳求道，“就来一分钟。”
我说：“不。下次吧。”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接受。他这样问是为了表明问过了，仿佛告别前的例行公事。他很激动，但是没有真正的信心。恐惧已经攫获了他。或者说，是绝望。
他突然打退堂鼓了。他从一扇拱门下离开，迈着他那官员的步态走远了。
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巴黎解放了。他应该听到了全巴黎所有教堂的钟声一起敲响时令人震撼的喧腾，他或许也看到了所有人都簇拥着冲上街头。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或许他又躲回了自己在勒诺多街的巢穴。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前往外省，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的妻子因为他的诉讼案被法庭传讯——一个证人形容，她美丽但无足轻重——她说她对拉比耶的警务活动一无所知。
我们试图绕过司法程序把拉比耶亲手杀死，试图避开刑事法庭一系列常规的手续。我们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在圣日尔曼大街，确切的位置我已记不清了。但我们没能找到他，只好把他的情况报告给了警方。警方找到了他。他在德朗西集中营，只身一人。
诉讼过程中我两次出庭作证。第二次我遗漏了那个被他放过的犹太男孩。所以我请求重新出庭说明此事。我说我上一次忘记提起他曾经救过一个犹太家庭，我讲述了犹太小孩的那幅画。我说在此期间我还听说他曾经救过两名犹太妇女，把她们带到了自由区。总检察官冲我嚷嚷起来：“您必须明白您想要什么，您控告了他，现在却又来替他辩护。”我回答说我只想说出真相，万一这两件事可以使他免于死刑，我就要把它们说出来。总检察官要求我出去，他被我惹恼了。审判厅里的人都反对我。我离开了。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得知他曾经用节省下来的积蓄购买了许多原版图书。有马拉美、纪德、拉马丁、夏多布里昂，或许还有季洛杜：这些书他从没有读过，永远也不会读了，或许原来尝试读却最终没有成功。在我眼中，这则有关拉比耶的讯息同他的职业一样都独属于他，独属于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他的绅士风度，他对纳粹德国的忠诚信仰，他偶尔的仁慈，他的粗心大意，他轻率的行为，或许还有他对我的依恋，而最终他将因我而死。
后来，拉比耶完全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我把他遗忘了。
他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天被枪决的。我不知道行刑的地点在哪里。有人对我说：可能是在弗雷讷监狱的院子里，一如往常。
随着夏天的到来，德军溃败了。彻底的溃败。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整个欧洲。夏天来了，与之相伴的是那些战争中的亡灵，那些幸存者，以及从德国集中营里折射出的难以想象的痛苦。
朱江月 译
首府的阿尔贝 保安队员泰尔
这些篇章本应承接日记 href='9920/im'>《痛苦》，但是我更愿意把它们分开排列，与战争的喧嚣保持一段距离。
泰蕾兹就是我。折磨告密者的人是我。想和保安队员泰尔做爱的人，也是我。我将透过以下文字，把这个严刑逼供的她呈献给你们。请用心阅读吧：这些是神圣的篇章。
首府的阿尔贝
自从第一辆吉普车驶过，自从歌剧院广场上的德军司令部被占领，已经过去两天了。现在是星期天。
下午五点钟，在黎塞留小组的驻扎地，一名侍者从这栋大楼邻近的小酒馆跑来：“我们酒馆里来了个帮德国警方做事的家伙。他住在努瓦西。我也住在努瓦西。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他的事儿。你们还能抓住他，不过动作要快。”
D派出了三名同志。消息传开了。
多年以来，我们不断听到有关告密者的传闻。起初，我们以为这种人无处不在。今天这个人可能是第一个我们确确实实见到的告密者。不管怎样，我们有时间去证实，去看看告密者究竟长什么样。我们的好奇心很强。比起法国解放以来这一个星期的种种传奇见闻，我们对于在德国占领时期茫然经历的事情怀有更大的好奇。
人们挤满了大厅、酒吧和门口。两天以来，他们不再战斗了，大家在小组里都无事可做。除了睡觉、吃饭，因为武器、汽车或姑娘彼此发生口角。有些人一大早开着车跑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机战斗，直至深夜才回来。
他到了，被那三个同志押解着。
人们把他带进了“酒吧”。我们就是这样称呼这块类似衣帽间的地方，起义期间人们就在柜台后面分发食物。他在酒吧中间站了一个小时。D检查他的证件。其他人都看着他，靠近他，死死盯着他。不停骂他：“混蛋。贱货。流氓。”
他五十岁，有点斜视，戴着一副眼镜。他的领子笔挺，系着一条领带。他长得又肥又矮，胡子拉碴。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他总是在微笑，就好像这是一场玩笑。
他兜里有一张身份证，一张老女人的照片，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他自己的照片，还有八百法郎现金，一本通讯录，里面大部分地址都不完整，零散地记着些姓名和电话。D注意到一条奇怪的信息频繁出现，随着进一步翻阅，这条信息的含义也逐渐明朗起来。他把小本子拿给泰蕾兹看。刚开始，每隔几处便出现一条完整的信息：“首府的阿尔贝”。后来变成独立出现的词：“阿尔贝”或“首府”。通讯录的最后，每一页都只有几个字母：CAP或者AL。
“‘首府的阿尔贝’是什么意思？”D问道。
告密者看看D。他好像在寻找着。他有一副老实人的模样，似乎由衷地为自己找不到而懊恼，但他却很想找到，而且在真心诚意地寻找。
“什么的阿尔贝？”告密者问道。
“首府的阿尔贝。”
“首府的阿尔贝？”
“对，首府的阿尔贝。”D说。
D把小本子搁到柜台上，空手走近告密者。D盯着他，显得很平静。泰蕾兹拿起通讯录，快速向后翻。八月十一号，最后一次出现AL。现在是二十七号。她放下本子，这回轮到她盯着告密者了。同志们都默不作声。D面对着告密者。
“你想不起来了吗？”D问道。
他又向告密者凑近了些。
告密者后退了。他的眼神变得局促不安。
“啊，对了！”告密者说，“我可真笨！是那个阿尔贝，首府的侍者。‘首府’是火车东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住在努瓦西勒塞克，所以可不是嘛，我有时下了火车会去首府咖啡馆喝上一杯……”
D又回到柜台旁。他派了一个人去找邻近小酒馆的那个侍者。派去的人回来了。侍者已经回家。整个酒馆的人都听说了。但是他没有讲任何细节。
“阿尔贝长什么样？”D问告密者。
“他是一个金发小个男孩。很和善。”告密者面带微笑，态度随和。
D转身走到站在酒吧门口的同志们跟前。
“去开那辆标致302，立即出发。”D吩咐道。
告密者看着D，他不再笑了。起初他显得有些发呆，随即恢复了镇定。
“不，先生，您搞错了……您真的弄错了，先生……”
他的背后响起一片骚动：“流氓。混蛋。你就笑吧。流氓。看你还能瞎扯什么。贱货。”
D继续搜查。一包空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一小截铅笔，一支崭新的自动铅笔。一把钥匙。
三个男人走了。传来302轿车启动的马达声。
“您真的搞错了，先生……”
D继续搜查。告密者在冒汗。他好像只愿意和D说话，大概是因为D看起来彬彬有礼，他从不骂人，总能准确地、用词考究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看得出来，他有意想站到D的一边，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把他和其他同志区别开来。他隐隐约约地在D的身上寻找着一种默契，想尽可能笼络这个被他引为同类的兄弟。
“你们抓错人了。我没开玩笑，先生，相信我，我不想开玩笑。”
他兜里什么都没有了。搜出的所有物品都放在了柜台上。
“把他带到财务室隔壁的那间屋子去吧。”D说。
两名同志走到告密者身旁。告密者用眼神向D苦苦哀求：“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求求您……”
D重新坐下，再一次拿起记事本翻看起来。
“来，你过来，”一名同志说道，“别在那儿装蒜了……”
告密者和那两个同志一起离开了。不知谁在酒吧深处吹起了口哨，是一支活泼欢快的小曲。大部分人都走出了酒吧，聚在门口等着那辆标致车。D独自一人和泰蕾兹留在酒吧里。
远处不时传来冲锋枪扫射的声音。大家习惯性地定位：声音来自国家图书馆那边，在意大利人大道的拐角处。同志们说起那些告密者，谈论着等待他们的命运。听到汽车的声响清晰地传过来的时候，他们便停止说话，走出酒吧。不，不是那辆标致302。又有谁吹起口哨来，还是同样的曲调，那支活泼欢快的小曲。
从意大利人大道那边传来一阵低沉的喧闹，马达声、喝彩声、歌声、男男女女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两天两夜以来，处处是欢乐的海洋。
“重要的是，”泰蕾兹对D说，“要搞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我们会在首府的阿尔贝身上耽误不少时间，‘樟脑丸’很快就到了，我们会被他们耍弄。他们什么也不会让他坦白的，还会把他给放了。或许他们会说，此人可能有利用价值。”
D说要有耐心。
泰蕾兹说不能再有耐心了，已经等了很久了。
D说绝不能急躁，现在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耐心。
D说从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开始，我们就可以将线索一环扣一环地串成一个链条。他说这个告密者无足轻重，是个可怜的家伙，只不过按人头领取工钱。我们的目标是那些办公室里的头目，他们签署了对成百上千犹太人和抵抗分子的处决令，却享有每月五千法郎的薪金。在D看来，这些头目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泰蕾兹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看了看表。
一周前的某个夜晚，小组的另一个领导罗歇回到食堂，宣布他们逮捕了七名德国俘虏，并讲述了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俘虏的。他说他们让这些俘虏睡在新鲜的稻草上，还给他们发了点啤酒。泰蕾兹边骂罗歇边起身离开饭桌。她声称她倒是希望他们把这些德国人杀死。罗歇笑了。所有人都笑了。大家都赞同罗歇的观点：不应该虐待德国俘虏，他们被抓的时候都在战斗。泰蕾兹走出了食堂。所有人都在笑，从此人们有意与她保持一定距离。除了D。
这是她那晚以来第一次和D独处。D破例什么都没做。他在等那辆标致车。他紧盯着酒吧入口的那扇门，等待着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泰蕾兹坐在他对面。
“你认为我那天晚上做错了吗？”泰蕾兹问。
“哪天晚上？”
“讨论德国俘虏那次。”
“你当然有错。其他人也有错，他们不应该怨你。”
D把他的那包烟递给泰蕾兹。
“拿着……”
他们点燃了香烟。
“你愿意审讯他吗？”D问。
“你说了算。我无所谓。”泰蕾兹回答。
“那好。”D说。
汽车回来了。三个同志下了车，只有他们三个。D走出酒吧。
“怎么样？”
“还说呢，十五天前就溜了，说是去度假了……”
“他妈的！”
D走进二层的食堂。泰蕾兹紧随其后。大伙儿吃完了晚饭。泰蕾兹没有吃，D也没有。
“得处理一下那个家伙了。”D说。
大伙儿都不动了，望着泰蕾兹和D。将由泰蕾兹审讯告密者，这是意料之中的。没什么可说的。
泰蕾兹站在D身后，脸色有些苍白。她神情凶狠，形单影只。法国解放以来，这种境况就更加明显了。自从她来到中心以后，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她亲近过谁。起义行动如火如荼时，她曾不遗余力地为组织卖命，勤勉有余但温柔不足。她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孤零零的。她在等待一个可能已经被枪决了的男人。她的孤僻在今晚看来尤为明显。
有十位同志站了起来，走向D和泰蕾兹。他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处置告密者，甚至包括那天晚上笑得最凶的几个。D从他们中间选了两个人，他们蹲过蒙吕克监狱，还在那里挨过揍。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肯再坐下。他们等待着。
“我先吃点东西，”D说，“我马上就和你们会合。听明白了吧，泰蕾兹？最重要的是问出首府阿尔贝的地址，或者他最常见面的那些人的地址。我们得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
泰蕾兹和那两个蒙吕克来的人——阿尔贝和吕西安——走出了食堂。其他人都机械地跟在后面，没有人下得了决心再坐下。整座楼只有一部分区域靠着打印室里的发动机供电。打印室太远了，而且可能已经被占用。需要到楼下的酒吧里去找一盏防风灯。泰蕾兹和蒙吕克来的两个人一起下了楼。其他人凑成一群也跟了下去，一直和他们三个拉开点儿距离。拿到防风灯以后，他们顺着侧梯径直朝一条空走廊上的会计室走去。到了。蒙吕克的一名同志用D交给他的钥匙开了门。泰蕾兹第一个走了进去。蒙吕克的两个人跟在她后面进去并关上了门。其他人留在走廊里。暂时还没有人想回去。
告密者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听到门锁扭动时，他的头大概是埋在手臂里的。现在他又直起身子。他侧过脸想要看清进屋的人。防风灯发出的灯光刺得他眼花，他眨了眨眼睛。吕西安把灯放在了桌子中间，灯头对准他，对准这个人。
房间几乎是空的，只放了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泰蕾兹拿起第二把椅子坐到了桌子的另一端，灯的后面。告密者全身笼罩在光亮中。另外两个同志守在他的身后，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
“脱衣服，要快点，别在你这张皮上跟我们耽误时间。”阿尔贝说。
阿尔贝还太年轻，他只会摆出一副有点冷酷的样子。
告密者站起身，好像一个刚刚睡醒的人。他脱掉了上衣。他有一张铅灰色的脸，深度近视，虽然戴着眼镜，却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的举止非常缓慢。泰蕾兹觉得她的同志说错了。正相反，他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告密者把上衣放到椅子上。两个同志始终一边一个监视着他。他们一言不发，告密者也不说话，泰蕾兹也一样。紧闭的门后，人们在窃窃私语。告密者缓缓地把上衣放到椅子上，动作很仔细。他慢腾腾地服从着。他别无选择。
泰蕾兹在寻思是否有必要让他脱衣服。既然他已经在那儿了，事情也就没有那么紧急了。此刻，她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没有仇恨也没有焦虑。什么都没有。她只是觉得很漫长。就在这个男人脱衣服的时候，时间已死。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走掉。离开这里的念头向她袭来，可是她并没有离开。现在，事情已经无法避免。要回溯很远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由她，泰蕾兹，来审问这个告密者。D把这个男人交给了她，她接过来，拿在手中。这男人是个稀罕物，但她现在不想要这个稀奇物了。她想睡觉。她心里想：“我睡了。”告密者此时脱下裤子，还是那样仔细地把它放到衣服上面。他的灰衬裤皱皱巴巴的。“应该在什么地方做点什么事情。”泰蕾兹想。现在，我在这里，在一间黑屋子里，与阿尔贝和吕西安这两个蒙吕克来的人关在一起，与这个揭发犹太人和抵抗分子的告密者关在一起。我感觉正在电影院里。她在那里。有一次，她来到了塞纳河畔，那是一个夏日午后，两点钟，有个男人吻了她，并对她说他爱她。她当时在那里，她现在还记得。一切都有个名分：那一天，她决定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现在，这个名分是什么？它将会是什么？不久以后她就要去列奥米尔街，到报社去保安队员泰尔
早上，D说：“该把泰尔带到博班那里去。”
泰蕾兹没有问为什么。D负责很多事情：逮捕、战俘、同志们的粮食供给、场所的分配、车辆和汽油的征调、审讯。黎塞留中心人满为患。会计室里有十一个保安队员，包括泰尔。大厅里有三十名附敌分子。楼下是一帮法国纳粹党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柳林街的警察、一个负责家务的女佣和她的作家女主人、一个俄罗斯上校、几个记者、一个诗人、一个女诉讼代理等等。可能是为了清理一下人满为患的会计室，D才想把泰尔转移到绍塞昂丹街，那里是“埃尔南德斯—博班”小组的所在地。
于是泰蕾兹开车带着D和泰尔来到绍塞昂丹街上的博班小组驻地。现在是下午三点。刚到楼门口，他们就像往常一样听到西班牙人的吵嚷。院子里堆满了自行车和一些征调来的、或者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汽车。今天，这里又新添了一辆灰色的小卡车。
埃尔南德斯—博班小组驻扎在一栋大楼的底层，这栋楼对着两个院子，第一个院子通过大楼的走廊与街道相连，另一个非常小，与周围的院子由一条铁栅栏隔开。这一大一小两个院子通过一条贯通底层的走廊相接。一进第一个院子，便能听到西班牙人在空寂宽敞的底层大声喧哗。
博班站在走廊的入口。他是一个高大的家伙，长着粗壮的腿，结实的胳膊，小巧的脑袋，巨人的肩膀。他有一张英俊的脸和一双孩童般的温柔的蓝眼睛。D走到博班身边朝他打招呼。博班神色诡异。他没有和D问好。他一会儿看看入口，一会儿又望向走廊的另一端。现在走廊尽头出了点儿事。
藏书网西班牙人喊得越来越起劲。博班看起来很不自在。
D、泰尔和泰蕾兹在走廊的入口停下，站到博班身边。发生了某件不同寻常的事。走廊尽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有一群男人，大概十五个，他们一边指手画脚，一边用西班牙语高声交谈。D、泰尔和泰蕾兹不再往里走了，他们等在原地观察着，博班也一样。这群男人忽地散开了，三三两两地凑着，这样就能看到他们刚才聚成一团围着什么东西。那个物体出现了。白色的。白色的，平放在地上。人们沿着走廊站在它的两侧。他们中有两个人抢上前，把那个白色物体从地上稍稍托起，抬走了。
D、泰蕾兹和泰尔撂下博班，朝着走廊尽头走了几步。尸体从他们面前经过。走廊里非常安静，西班牙人都默不作声。两只麂皮鞋露在床单外面，鞋子几乎是崭新的，一双蓝袜子上整齐地系着两根鞋带。这个物体软软的，随着搬运者一起一伏的脚步颠簸，好像面糊一样。因为两只手放在肚子上，所以腹部比脚部更加凸起。床单下拱起一颗头颅的轮廓和隆起的鼻尖。
D朝着那群聚集在走廊尽头的西班牙人走去。泰蕾兹和泰尔紧随其后。D抓住一个西班牙人的胳膊，问那死人是谁。
“一个混蛋。”
他跑去和院子里的那群西班牙人汇合了。
D、泰蕾兹和泰尔快速朝通向大院子的走廊入口走去，跟在所有西班牙人后面。搬运者把尸体放在楼梯的台阶上。刚才停在院子里的那辆灰色小卡车正在倒车。两扇车门敞开着，两个男人将尸体塞了进去。两只穿着麂皮鞋的脚伸在外面，还能看到海蓝色长裤的裤脚。两个男人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小卡车立即启动，驶过走廊，消失在大街上。
西班牙人立刻又哄吵起来。他们涌进走廊返回房间。D、泰尔和泰蕾兹跟着这群西班牙人。博班加入了他们。D又问了一次那人是谁。还是相同的回答：“一个混蛋。”
西班牙人的房间非常大，墙上贴着防护板。这几乎是间空屋子。没有一把椅子。没有一幅画。只有一些武器堆放在房间的四个角落，由一个男人看守。屋里有一座精美的白色大理石壁炉，上方架了一面两米高的镜子。壁炉上一件物品都没有。西班牙人睡觉、吃饭都在这间屋子里。除了这些武器，他们的东西就都装在兜里了。房间就这样光秃秃的，挤满了两个多星期没换衣服的男人，他们轻盈灵活，战斗把他们磨炼得十分精干。
D在寻找博班。泰蕾兹和泰尔跟着他走进了西班牙人的隔壁，这间既是戈捷的办公室，同时也是法国人的房间。除了戈捷的办公桌椅，里面同样没有任何家具。博班正站在那里和戈捷争执。二十多个贴着墙根坐着的男人听着他们说话。这帮人时不时嚷嚷起来，喊声淹没了博班和戈捷的声音。他们大喊大叫是因为没有酒，并且只能吃金枪鱼三明治。发起起义的第一天，D和博班在某个德军指挥所发现了一千个金枪鱼罐头。从此黎塞留中心的八十个人和昂丹中心的六十个人就只吃金枪鱼了。十七天了，这些男人受够了金枪鱼。博班痛骂戈捷。戈捷说他带回来了一大轮格鲁耶尔干酪，是在勒瓦卢瓦一辆废弃的德国卡车里发现的。他说这轮干酪昨天还在卡车里。而卡车昨天还在院子里。可是现在，只剩卡车了。干酪不翼而飞。男人们又开始喧哗起来。他们认为戈捷在指责他们偷了干酪。博班满脸厌恶地走开了。D抓住他的胳膊一把拦住他，问那人是谁。
“一个盖世太保。来自首战中心。埃尔南德斯小组把他击毙的。”
“在哪儿？怎么干的？”
“他们朝他的后脑勺开了三枪。就在这儿，院子里。”
博班走开了。D和泰蕾兹走向院子。在离大门一米远的地方有一块微微凹陷的石头，石头上的血凝固了，在阳光下红得发亮。石头旁边长着一棵树。正对院子的窗户大多都紧闭着，窗前看不到一个人影。院子里空无一人。
“石头上为什么会有血迹？”泰蕾兹问道。
D没有回答。D和泰蕾兹站在门口凝望着那摊血迹。这是他们处决的第一个人。这是第一次。
博班经过。不等D开口他便说道：
“他那时哭了。”
他又走了。他大概是去找偷干酪的人了。这回戈捷来了。他也在寻找什么。他在找博班。
“你当时在场吗？”D问道。
“不在。博班在哪儿？”
没人知道。皮埃罗来了，管D要了一支烟。D给了他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皮埃罗是个年轻人，大概十八岁。
“你在看这个吗？”皮埃罗问。
“你当时在场吗？”D问。
“还说呢！”皮埃罗说，“如果我当时在的话……那人哭哭啼啼地说自己真不是人，他说如果人们能饶了他，他甘愿做牛做马，他还说知道自己错了……完全知道。”
皮埃罗还说西班牙人彼此之间争执不休。他们不停地吵吵到底该由谁来开枪。最后是埃尔南德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用一把八毫米口径的手枪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皮埃罗又走了。D和泰蕾兹回到了西班牙人的房间。一群人在屋子中央激烈地争论着。有些人对这种辩论毫无兴趣，他们沿着墙根蹲在地上，拆卸并擦拭着自己的步枪。
泰尔背靠着壁炉。没错，是泰尔。保安队员泰尔。泰尔面色苍白，但又不是刚才博班脸上的那种苍白，两者有差别。泰尔的鼻子被手指掐过，开始发青，他的嘴唇像粉笔一样白，眼睛里灰蒙蒙的。是啊，我们把泰尔忘了。大概有十或十五分钟，我们把他遗忘了。泰尔眼睁睁地看着担架经过，并且透过朝向内院的大门看到了石头上的血迹。没有人会想到泰尔看见了这些。西班牙人当然不会，甚至连泰蕾兹和D都没有想到。
现在人们终于发现了泰尔，他背靠着壁炉，形单影只。D走了过来。泰尔一看到D走过来（他应该从一开始就盼着D走过来），脸就绷得紧紧的，毫不夸张地说是面部扭曲地朝向D，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壁炉。D凑到泰尔跟前，泰尔想同他讲话，他把声音压得很低。
“我想给家人写两句话。”泰尔说。
D和泰蕾兹面面相觑。他们刚才忽视了泰尔。而现在他们知道泰尔已经目睹了担架经过，并且从大门口望见了血迹。D盯着泰尔，不住地盯着他看。然后D给了泰尔一个微笑。
“不，”D说，“我们把你带到这儿不是为了处决你。”
泰尔抬起眼睛看着D。泰尔的这个眼神，这个把眼睛望向D的动作，是鼓足勇气做出的，他努力抬起眼皮去看D……
“啊！”泰尔说，“因为我很想知道。”
“不，”D说，“放心吧……”
泰尔的眼皮和头沉沉地耷拉下来。泰尔不再说话了。他一动不动，总是用手肘撑着，背靠壁炉，身体微微倾斜。D也背靠着壁炉，站在泰尔身边。D总是盯着泰尔看。泰蕾兹也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从他们身旁经过。泰尔一直低着头。大家此时还在为干酪的事互相争执。戈捷对博班紧追不舍。博班烦透了戈捷。他挨个跑到西班牙人面前问谁看到了那轮干酪。一轮干酪？根本没有人看到。戈捷紧跟着博班，仿佛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在他背后冷笑。人群中不时迸发出一阵狂笑，而起因总是那轮干酪。
男人们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十分细致地擦拭着他们的步枪。一些人在吃饭，法国人吃金枪鱼三明治，西班牙人吃金枪鱼三明治配西红柿。西班牙人的兜里总是装着些西红柿，他们从早到晚嘴里都在嚼。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并且怎样找到这些西红柿的。
D拿起一包烟。他把一支烟递到泰尔面前。泰尔的手迅速动了一下。他接过那支烟。“谢谢。”泰尔说。D又递给泰蕾兹一支。他自己也拿了一支，然后把火举到泰尔面前。看到火光泰尔又抬起眼睛望着D。D笑了。泰尔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而后又低下头背靠着壁炉。他拼命抽着那支烟，深深地吸起来。
博班召集了所有人，跟他们讲起干酪神秘失踪的事情。博班解释说，没有理由啊，一轮三十公斤重的干酪不会自己跑掉。人们边听边笑，又开始议论纷纷。还是没有人看到过干酪，根本没有。博班满头大汗，他又嚷又叫，不厌其烦。他宣布了当晚分组住宿的安排。话音刚落，一个西班牙人走上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博班立刻想起了什么，他问下面的人谁拿走了轻机枪，这支枪昨天还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两支冲锋枪今天早上也不见了，一支属于组织，另一支属于小FAI党员，就是刚才走上来和他说话的人。小FAI表示赞同，十分气愤的样子。人们既没看到冲锋枪，也没有看到轻机枪。小FAI从一个小组走到另一个小组，总是抛出同样的问题：“你看到冲锋枪了吗？”边说边摊开两只空空的手掌，没有人看到。
泰尔仍旧在吸烟。D和泰蕾兹不由自主地打量着他。
泰尔二十三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没有穿外衣，人们可以看到他前臂的肌肉，修长而细嫩。他的腰很纤细，优雅地收在一根皮带里。他面色不再苍白。但是他依然用力地吸着烟，他在吮吸那支烟。他已经九天没有刮胡子了。他的蓝衬衫是丝质的，鞋子是麂皮的，皮带是用米灰色的美洲野猪皮做的。若不是这样的丝质衬衫、麂皮鞋和皮带，人们很可能把他当成中心的一员。但是泰尔拥有一段肮脏的过去。没有办法，他摆脱不了。这个骇人听闻的过去长在泰尔年轻的生命里，他大概会因此而死去。
D和泰蕾兹看着他。他在吸烟，双目低垂。他夹着香烟的手颤抖着，另一.９9liｂ?只手扶着壁炉。泰尔时而抬起眼睛，他看见了D，露出抱赧的微笑。
房间里的所有角落，男人们都在擦拭着他们的步枪，议论着不翼而飞的冲锋枪、干酪，还有那个盖世太保。
D继续专注地观察保安队员泰尔。二十三岁。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人生。他成为了拉封的朋友，拉封因为他的装甲车、装甲墙和装甲办公桌而使泰尔着迷不已。泰尔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任何思想，只有欲望，他的身体是为寻欢作乐、打架斗殴而生的。一周前D和罗歇审问了泰尔。泰蕾兹目睹了审讯经过。那些目睹了泰尔审讯经过的人现在就好像老朋友一样了解他。
泰尔曾经是博尼—拉封帮的朋友。
“为什么你要参加保安队？”我们这样问过泰尔。
“因为要想得到一把枪，没有别的途径……”
“为什么要一把枪？”
“有枪很帅。”
人们纠缠了他一个小时，为了问出他拿他的枪做了些什么，用它杀死了多少抵抗分子。
“我是我们帮里末流中的末流，我可没资格杀抵抗分子。”
他说他有一次和电影艺人们到索洛涅森林去打猎。他曾经一度是拉封的秘书。他并没有说如果他可以杀抵抗分子他也不会那样去做。
泰尔混进了巴黎十五区法国内地军的一个小组，可是却被发现了，内地军把他推给了黎塞留小组，因为他们自己那里已经没地方看押他了。我们还问他：
“你到法国内地军里来做什么？”
“我想战斗……”
“用什么武器？”
“用我自己的枪。”
“你觉得这是唯一的躲藏办法，是吗？”
“不，我只是为了战斗，我对德国人并无恶念，不，我只想战斗。”
人们找到泰尔的时候从他的兜里发现了一个法国内地军袖章。人们问他拿这件袖章干了什么。他笑着说这件袖章是他捡到的：“不，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像我这么个家伙，怎么能佩戴袖章呢……”
博班经过，他还在苦苦寻觅着轻机枪和干酪。
“你什么时候能腾出点儿时间？”D问。
“来吧。”博班说。
他们走远了，边走边讨论着。只剩下泰蕾兹和泰尔站在壁炉旁边。她觉得博班和D应该是在谈论泰尔的事，而泰尔却丝毫没有觉察。实际上，泰尔已经开始走神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那群正在擦拭武器的西班牙人，虽然偶尔也看看D和博班，但是他尤其关注那些西班牙人。因为这就是泰尔。为了开小轿车，为了在兜里装把手枪，他不在乎丢掉性命。他与拉封和博尼纵情狂欢。当拉封在犹太区搜查的时候，他驾驶着拉封的装甲车在街上狂飙。一天，在打猎的途中，他在树丛后面开了枪，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打死了人。可是大家全都知道。泰尔立刻供认不讳。
对于泰尔来说，世上的事情都很简单。泰尔心想：“我有一把抢，我是拉封帮的人，我在树丛里开了枪，我将要被处决。”做恶事的人应该被处决。辩解毫无用处，泰尔这样想。他屈从于正义和社会的金科玉律。他相信法官们的洞见，相信司法，相信恶有恶报。而在这一切到来之前，看着别人拆卸武器，听着咔嗒咔嗒的声响，也很好玩。泰尔活得就像一株植物，一个孩童。
泰蕾兹和D对泰尔有某种偏爱。这是难免的。人们难免对一些人偏爱有加，对另一些人却感到厌恶。在黎塞留中心有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他犯的罪过比泰尔轻得多，他知道自己会平安无事的。可是泰尔不，他确信自己会被枪毙。这个上流社会的男人要求人们把他和他的“圈内人”安置在一起，因为他“有权受到尊重”。于是D便把他安置在大厅的公共隔离间里，让他和一位摔跤冠军及一名贴身女佣待在一起。
一年之内，泰尔在一家德国采购署赚了六百万。
“这活儿让你进账多少？”
“一九四三年六百万，今年两百万。”
泰尔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泰尔的确没有任何诡计，也没有丝毫傲气。他最想要的是香烟。还想要一个女人。在他被捕一周接受审讯的时候，泰尔一再盯着泰蕾兹看。泰尔有一副浪子的容貌，他一定非常渴望女人。他的情妇在楼下大厅，但是不可能让她上来，这是明令禁止的。会计室里已经有十一个人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样，香烟也不行，禁止给囚犯香烟。
D回到泰尔和泰蕾兹身边。
“我们走吧。”
泰尔走在前面。D凑到泰蕾兹耳边，小声说：“博班这里没地方了。得给寻南街中心打电话。”
出门的时候，D向埃尔南德斯做了一个友好的挥别，泰蕾兹也是。埃尔南德斯体型庞大，是一名共产党员，正是他和组里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处决了那个警察。他们这个小组有十七个人，在战斗方面，所有的法国人都把他们尊为前辈。在D和泰蕾兹看来，由埃尔南德斯负责处决那名警察无疑坚定了他们对埃尔南德斯的信任。这项任务交给他的小组来完成是顺理成章的。死了的警察是法国人，但是那些法国人没有什么异议，他们或许不那么确定必须处决这名警察，可埃尔南德斯，他对此很确定。埃尔南德斯正在吃西红柿，他露出大男孩般的笑容。理发师是他的职业，而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身份才是他的立命之本。要是能推动西班牙革命的爆发，他会抱着同样的坚定，同样果断地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脑壳。当西班牙人不战斗的时候，他们便擦拭缴获的枪支。他们很熟悉那些寻枪的角落，经常整夜待在外面，睡眠极少，他们无休止地议论着未来在西班牙领土上的战斗。他们一致认为出发的日子就要来临。“该轮到佛朗哥了，”埃尔南德斯经常这样说。他们难以入眠，巴黎的解放让西班牙人浮想联翩。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回收武器和重组军队。社会党人在重组军队问题上提出了让共产党人和FAI党人难以接受的条件。FAI党想在西班牙边境以自己的方式集结队伍。而社会党人则希望在巴黎组织一支远征军。整整一天，大家都在讨论向西班牙进发。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业整装待发。
遇到埃尔南德斯以后，泰蕾兹认为，如果要在今后的日子处决泰尔，最好能由他、埃尔南德斯来执行。她本人更希望由埃尔南德斯来执行。她冲他笑了。只有埃尔南德斯拿捏得准到底出于多么严重的原因才必须杀死他。她不知道D和博班在保安队员泰尔的问题上说了哪些细节。这些无疑都是组织上的事。泰尔就要离开这个中心了，或许他就要被处决了。
泰尔很乐意离开昂丹中心。他迈着灵活轻盈的步子走在D和泰蕾兹前面。他知道他会回到黎塞留中心的那间会计室，但是他暂时不去想这些。从昂丹中心到黎塞留中心，一想到能乘着小车兜风，他就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这就是泰尔，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到了街上，在汽车旁边，泰尔突然离开了D和泰蕾兹，他绕到汽车的另一边，做了个很大的动作，非常绅士地微笑着为泰蕾兹打开车门。当然，他非常高兴离开昂丹中心，但是喜悦不止于此。他还非常喜欢泰蕾兹和D。泰蕾兹驾车，而他自己以前也开过各种各样的汽车，他便感到和泰蕾兹有了一种情同手足的亲密。泰尔不是个普通的囚犯。因为在审讯他的时候发生了件奇妙的事情：泰尔被D的正直深深打动了，在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全盘供认中，他肯定渴望讨好D。这就是泰尔，简单得仿佛一株植物。
泰尔坐到开车的泰蕾兹身边。D坐在汽车后排的长椅上。他的右手握着一只小口径的老式手枪，这是D剩下的唯一一件武器了，他的轻机枪和八毫米口径的手枪在黎塞留中心被偷走了。D手上的这把枪被卡住了，坏了很久。D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原先放置八毫米手枪的地方找到了这把枪。无从知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泰蕾兹也知道这把瞄准泰尔的手枪已经不听使唤了。当然，泰尔还蒙在鼓里。即使他注意到这把手枪小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可是由于D给他的印象太过深刻，他也根本不会怀疑这把手枪是坏的。对泰尔来说，D佩戴的武器只能像他的灵魂一样完美。
泰尔安静地坐在泰蕾兹身旁。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街上没有警察。警方曾与巴黎人民发生冲突，自从巴黎解放以来他们还没有复职。三天了，街上看不到警察的踪影。挤满法国内地军的汽车向着所有方向乱闯，甚至不顾禁止通行的标示，它们的车轮飞速旋转，并且还擅用人行道超车。处处弥漫着一股叛逆的狂热，人们为无拘无束而沉醉。
狂飙的汽车，惊人的车流，一支支枪管伸出车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泰尔为眼前的这一切所倾倒。
“良机不可错过啊！”D突然说道，“街上还没有警察，这景象真是百年不遇……”
泰尔转过身来，D的手中正举着一把瞄准他的枪。他笑了。
“确实如此。”
这就是泰尔，他很高兴街上没有警察。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警察。他和D相处得轻松愉快，正因为D不是警察。泰尔不思考，他不去想没有警察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而他不会活到那个时代了。他不再往下想了。
泰尔专注于离合器的踩踏、加速，专注于汽车如何在大街小巷阳光灿烂的漩涡中穿梭。泰尔喜欢操纵汽车、枪支、金钱和女人。他喜欢会跑的东西，喜欢能咔嗒作响的东西，还喜欢花费精力的东西。对他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顶吸引人的事情。更何况他和另外十个保安队员在会计室里挤了整整十一天，出门兜兜风对他可是不小的变化。天气确实晴朗宜人，许许多多的汽车满载着和泰尔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和姑娘，在街上飞速奔驰，车门上的每一个方向都竖起了正在瞄准的冲锋枪和卡宾枪，这景象将夏天点缀得更加炽烈，更加迷人。这一派恣意奔放、无拘无束的凯旋狂欢景象也隐隐感染着泰尔，他为自己置身于这些车流中、无论以什么名义亲历这一变动而感到幸福。
这大概是泰尔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乘车兜风了。
在每一处转弯，泰尔都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把手臂伸出窗外，让汽车走得更加通畅。这辆汽车将径直把他带回他在黎塞留中心的囚室，而他再一次从这间囚室里出来时，大概就只能坐囚车了。
从楼房的屋顶上不时传出机关枪的鸣响，枪声回荡，阳光明媚，绿树葱茏。如果枪声离得太近，行人们便躲到门廊底下，他们冲着开车驶过的法国内地军们微笑。
在某一时刻，泰蕾兹转向D，冲他的那支坏掉的手枪眨了眨眼睛。D和泰蕾兹相视一笑。只有泰尔是严肃的。他一丝不苟，一到转弯处便伸出手臂。
当泰蕾兹和阿尔贝把泰尔送到他的囚室时，泰尔问泰蕾兹是否可以在配额之外再给他点儿面包，他还想要一副扑克牌来打发时间。泰尔瞒着阿尔贝，向泰蕾兹小声地请求。
D来到厨房，朝里面的法国内地军大声嚷嚷，骂他们抢骗了囚犯的食物，而泰蕾兹则跑去找扑克牌和面包。
临近傍晚，泰蕾兹陪着阿尔贝来到会计室，给泰尔送扑克牌和面包。泰尔正坐在桌子上，给其他囚犯讲自己如何在巴黎城兜风。泰蕾兹将扑克牌和面包交给了他。
晚上，人们发现泰尔坐在桌子旁边，身边有三个保安队员，他们正在打牌。
其他人并不是真心想玩牌，他们无精打采地陪着泰尔。泰尔硬逼着他们玩。泰尔对打扑克怀有一种神圣的渴望，那是一种同仍将活下去的人没有任何差别的渴望。他盘腿坐在桌子上，强迫其他人摸牌、出牌。然后他出牌。他几乎一个人在玩。他把一张张扑克牌抛向桌面，赢了牌就非常开心。啪，我出黑桃A。我吃你的牌。我赢了。
泰尔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小块面包。这是泰蕾兹给泰尔拿来的三块面包中仅剩的一点了。泰尔把面包分给了大家。他们狼吞虎咽地把它消灭了。
甚至连阿尔贝都对泰尔格外偏爱。阿尔贝对其他所有人都凶巴巴的。有一天泰尔在楼下的大厅里，D看到他正在与阿尔贝畅谈。阿尔贝坐在一把皮制的扶手椅中。泰尔坐在他的脚边。
“来，给我讲一讲……女人的事儿？你有过多少女人？”
泰尔想了想。
“在多长时间里呢？”泰尔问。
“就是去年，去年有多少？”
“三百九十五个。”
然后泰尔和阿尔贝都笑得直不起腰，D也一样，他刚刚经过这里，三个人一起放声大笑。
泰尔是不可救药的。就算他明天会死，他今天也不会放过任何享受人生的机会。他确信自己行为卑劣，因为D就是这么对他说的，相信D没有错。泰尔没有自傲，脑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点点孩子气。
我们不知道泰尔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被枪毙了还是活了下来。如果泰尔活了下来，他大概要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赚钱很容易，思想很简单；在那里，对首长的绝对信仰是金科玉律，为此犯罪也在所不辞。
朱江月 译
折断的荨麻
此篇是虚构的，它属于文学。
那时，我大概还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因为这是一个有关阶级冲突的故事。它写得不错，但是不能被发表。在与我曾经从属的法国共产党那令人生厌的氛围相去不远的情况下，我有幸从事一种自己一直下意识去保护的文学创作。值得庆幸的是，这篇文字四十年间都未曾发表。我将它重写一遍。现在我不再知道它究竟写了些什么。但这是一篇视域开阔的文字。它或许也可以成为一部很好的电影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