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论欧洲》 所获赞誉

世界主流媒体

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 ——《时代周刊》（Time） 一位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锐的思想家。 ——《洛杉矶时报》（Los Aimes） 托尼·朱特文笔流畅，叙事强如海涛，论战９９ｌib.笔锋更盛……他能够在过去中洞见未来，使其著作充满独特的时代感。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欧美政治首脑

我非常赞同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关于欧洲的论述。 ——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欧盟委员会主席 托尼·朱特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个伟大的人。 ——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欧洲议会议长 托尼·朱特摆脱了陈腐的冷战模式，合理评价欧盟的角色，为理解欧盟提出极富启发性的崭新观点。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英国保守党领袖99ｌib?

欧美著名学者

托尼·朱特是拥有广泛倾听者的权威，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为一名关注20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朱特不但记录下而且也代表了世纪之交的意识形态之巨大转变。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 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学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托尼·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学家，他最为独特的成就之一是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历史相整合，以揭示一种在思想与现实..、理念与行动、书籍与人群之间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到并传达宏大的图景，同时还能深入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数专业学者两者都做不到，他们只在这两者之间飘着。但朱特既能够谈论这个大图景，又能朝释在当下它为何重要。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 与自己辩论，尤其是与自己的激情辩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标志。朱特只要息尚存便从未停止思索。……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政治评论家 托尼·朱特的这部忧雅著作将引发两大战后司题的讨论：什么是欧洲？以及，欧洲将何去何从？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haum），美国著名外交政策顾问 近来，许多有关欧洲的书，不是味颂扬欧洲大陆过去的辉煌，就是过早地为欧洲的超国家体化额手称庆。托尼·朱特这本书则非常与众不同。对于许多美国政治观察家的欧洲浪漫主义及其夸大制度重要性的趋向而言，本书无疑是一剂振奋人心的解毒剂。 ——威廉姆·赛峰（William Safran），科罗拉多大学名誉政治学教授 序言 本书以1995年5月我在博洛尼亚约翰·霍普金斯中心所做的系列讲座（承蒙《纽约书评》以及Hill & Wang出版社赞助）为基础。我要感谢该中心主任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教授的热情接待，感谢《书评》（La Rivista dei Libri）的编辑皮埃特罗·科尔西（Pietro Corsi）教授帮助组织和赞助讲座。讲座后的热烈讨论非常有帮助，我希望能在书中展现出从听众那里学到的东西。本书最初的想法来自与罗伯特·西尔维斯（Robert Silvers）和伊丽莎白·西弗顿（Elisabeth Sifton）的谈话，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建议和鼓励。 本书既非随性之作，也远称不上历史著作，它的目的是探讨三个当代问题：欧盟的前景如何？如果并非一片光明，那么原因何在？欧洲的统一与否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从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将要给出的答案来看，我似乎会被贴上欧洲怀疑论者的标签，尤其我还是英国人——如果只看国籍而不考虑居住地的话。面对这种指控，我首先要自证清白。我非常希望欧洲能实现统一，任何了解历史的人都不会真正想要回到那个由封闭和相互猜疑的民族组成的不算太遥远的9９lｉｂ.近代欧洲。无论我们因为什么远离了那个欧洲，结果都是好的，而且越远越好。 论欧洲序?99liｂ.t>言但对某个结果的向往是一回事，认为它有可能实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本书的目的旨在表明，真正统一的欧洲完全是不可能的，坚持这种梦想是不明智和自欺欺人的。在这点上，我想自己是个欧洲悲观论者。与欧洲共同体的奠基人让·莫内（Jean Mo）不同，我认为任何超过温和限度的“驱逐历史”行为都是不理智或不可行的，因此我在本书的最后呼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重新认可民族国家。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想指出，无论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是否应该寄托于完全一体化的欧洲，这种结果事实上很难实现，因此，更明智的做法也许是停止相关的承诺。 本书写于维也纳，这对它的观点和基调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片大陆的中心，欧洲的前景和它即将面对的困难与欧盟大部分机构所在的西部边缘略有差异。中欧的帝国遗产和今日的偏远地位，德国无处不在的影响，与“前南斯拉夫”的毗邻，近在咫尺的古老东西分界线以及两个欧洲间至今仍然相当显著的差异——因为它们，欧盟在这里的前景显得比在更北面和更西面的地区黯淡。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纽约大学批准我公休，感谢人文科学院（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及其负责人克里齐斯托夫·米夏尔斯基（Krzystof Michalski）教授慷慨地邀请我在公 4f11." >休期间造访维也纳。 维也纳 1996年1月 第1章 美好幻觉 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unity）诞生于1951年，设想来自让·莫内（Jean Mo），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于1950年提出计划。1958年，它改组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iunity），俗称“六国欧洲”（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比荷卢三国）。后来，这个位于大陆最西端的繁荣“欧洲”又接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九国欧洲”。随着20世纪80年代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它进一步扩大，成为“十二国欧洲”。最新加入的奥地利、瑞典和芬兰让它的成员国达到十五个。今天，当人们提到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等未来可能的新成员时，他们会大言不惭地直接说：这些国家“正在加入欧洲”。 这种有趣的措辞表明，今天的欧洲更多是理念而非地域，是一个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荣与国际化的共同体，是一个“思想的欧洲”，代表了人权，代表了商品、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协作与团结。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欧洲，比所在的大陆更具欧洲性，在欧洲内部传承了古代文明的一切重要价值，并摒弃了其阴暗的一面，但它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欧洲东部的那一半变成了社会主义。毕竟，这个“欧洲”不仅没有人民民主，而且“欧洲人”试图借鉴的许多社会和公民美德来自瑞士、挪威、奥地利和瑞典（后两国不久前才加入欧盟）。今天，这个“欧洲”以向导和希望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想要理解它的起源和局限（甚至危险），我们必须回到近代史上的某个时刻，任何欧洲模式的前景在当时都显得特别黯淡。 今天的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会错误地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主导战后西欧重建的是以统一欧洲大陆为目标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无疑是存在的，比如1947年的欧洲统一运动（European Unity Movement）等组织的成员。但他们对现实世界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有趣的是，在欧洲大陆统一问题上最为高调的英国领导人，恰恰在后来欧洲共同体的真正建设过程中没能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1942年10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如果俄国（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淹没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与独立，那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尽管现在还很难说，我仍然认为欧洲大家庭会在欧洲议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1945年，在欧洲大陆的解放区的确流行过一阵理想主义的情绪，但大部分宣扬者着眼的是本国：按照战时参加抵抗纳粹占领运动的各派所划定的秩序进行洗牌和改革。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的学者或政客主要关心的仍然不是未来统一的欧洲，而是本国的政治。 在那些年主导欧洲人前进方向的既非理想主义，也不是历史命运的必然。从战后的现实来看，很难说希特勒战争幸存者们的携手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1944年，美国记者珍妮特·福莱纳（Ja Flanner）在为《纽约客》写的专栏中所预见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绝望的各国将在欧洲内部打响稀缺资源的争夺战。诚然，西欧各国必须设法展开合作是显而易见的；但仅凭战后精疲力竭和集体困窘的现状，不可能推测出合作的程度和形式。此外，许多可能的合作形式（特别是经济合作）完全无关理想，也并不预示着未来的统一。 事实上，为了克服共同的问题而将经济利益捆绑起来的做法完全不是新发明。欧洲“合众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中叶就被提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箴言报》（Le Moniteur）在1848年2月对其进行了鼓吹］。此外，还有多种方案提出以瑞士的州制度为模板建立欧洲经济联盟。关税同盟是另一种在19世纪相当流行的想法，有的方案提出扩大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将荷兰、比利时、丹麦甚至哈布斯堡王朝也吸收进来，不过它们最终没能成为现实。 贸易协定问题在“一战”后重新受到重视，随着战后一些帝国的解体以及生产单位和贸易模式的被破坏，对卡特尔和贸易协定的需求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遏制20世纪20年代初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下降同样迫切（因为害怕美国的竞争而产生的反美情绪也不容忽视，它至今仍在鼓励和影响着欧洲内部的贸易合作）。在这一时期的协定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9月签订的国际钢铁卡特尔（Iional Steel Cartel），缔约国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萨尔州（Saarland，根据《凡尔赛条约》，它当时独立于德国）。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进来。1929年，德国生产商宣布退出。两年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协定被废弃了。 人们还采取了其他类似的手段来拯救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经济——比如1930年的所谓奥斯陆集团（Oslo Group，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比荷卢三国）以及1934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缔结的罗马协定（Rome Protocol）。但它们都没能阻止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和表现——贸易崩溃的发生。从1929年到1936年，法国对德国的贸易下降了80%，德国对法国的出口下降了85%。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38年，法德两国仍在绝望地试图用贸易协定来扭转局势。按照该协定（最终没能签署），法国将从德国购买更多的化工和机械产品，而德国则从法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 除了这些脆弱和失败的经济合作尝试之外，人们还采取了外交手段，特别是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为推进法德合作所做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施特雷泽曼不厌其烦地呼吁取消关税壁垒，甚至提出建立欧洲货币。尽管并不很认同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位德国的内阁部长1922年被民族主义分子暗杀，斯蒂芬·茨威格称其为欧洲的理念“献出了生命”）的观点，但他无疑相信，把德国放在更广阔的欧洲环境中是最有利的。白里安更加雄心勃勃（尽管细节上有欠考虑），他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案，并表示“像欧洲人这样来自同一地缘集团的诸民族之间应该拥有某种联邦式的纽带”。英国外交部对白里安的计划发表了富有洞见但略显怀疑的评价，认为它的目的在于“重组和巩固欧洲的财政和工业，以便确保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能够对抗日益崛起的非欧洲势力的竞争，特别是美国。这永远是‘欧洲合众国’或者‘泛欧洲’概念的主要目的。很难想象‘泛欧洲’还能有别的什么意义。”.. 可见，战后欧洲最终选择的经济一体化道路不乏先例，这类理念和计划的卷土重来也完全没有特别的理想主义色彩。相反，依靠跨国组织来振兴低迷欧洲的想法在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有支持者。特别是（但不是唯一的）两次大战间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曾经在口头和书面上提出要建立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欧洲，抛弃过去的分裂，团结在一系列共同的目标和制度周围。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中间路线者们——如比利时社会党人保罗-昂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后来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和欧洲政治家——纷纷加入新成立的“青年欧洲”（Jeune Europe）等组织，并在那里遇到了志同道合者，比如在法国沦陷期间出任德国驻巴黎大使的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 20世纪20年代，欧洲统一理念背后的驱动力来自和平主义。在1922年的一份支持欧洲合众国的宣言中，起草者表示，统一的欧洲将不再有战争。宣言的一位重要签署者是年轻的法国人让·吕谢尔（Jean Luchaire），在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他成了一家主要的合作主义报纸的主编——这并不完全是巧合。但到了“二战”结束时，关于统一欧洲的讨论被蒙上了阴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以德国为模板提出了名为“欧洲新秩序”（New European Order）的欧陆新体制计划，它曾经回荡在上千次的战时讲话中，让关于新欧洲的愿景等同于反布尔什维克和与纳粹合作，等同于抛弃自由、民主但分裂的战前世界。 因此，在德国战败后的最初几年里，很少再有人提起“统一的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字眼受到了玷污。战后欧洲缔造者们的动力来自最普通和最传统的现实与民族动机——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同盟的世界，他们成年后最早的记忆来自“一战”之前。1945年后，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错误和计划来构想新的发展方向。 与1918年相比，法国人在1945年面临的困境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法国在1918年至少是战胜国，而在1945年，法国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尽管名义上不是）。与1919年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一样，害怕被英美盟友抛弃的戴高乐（de Gaulle）和其他法国政客在1945年同样不得不面对德国这道难题：一方面要把德国的力量控制在无法构成威胁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又要让德国保持足够的生产力，以便为法国工业的生存提供足够的必需原材料。从19世纪90年代起，法国就一直离不开德国的资源，特别是煤。为了给本国的炼钢业提供燃料，法国需要鲁尔区（Ruhr）的煤炭；反讽的是，1919年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Lorraine）回归后，这种依赖更强了，因为上述地区的回归让法国的钢铁生产能力翻番，但煤炭供应量却没有显著增加。到了1938年，法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每月仅从鲁尔区就要进口42万吨。不过到了1946年，鲁尔区的煤炭产量下降了70%，而此时法国本国的煤炭产量要比1929年的水平低得多。 因此，法国的策略是尽快掠夺德国的资源。在战后提出的最初方案中，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将削减到最低水平，同时它的原材料将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与最终导致法国在1923年占领鲁尔区的失败策略如出一辙。这种试图复制20世纪20年代初灾难性政策的孤注一掷的做法与英美政治领导人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后者希望复兴（联邦）德国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欧洲的复兴，也是为了减轻盟军（特别是英国）向占领区人民提供食宿的负担。与此同时，英美占领军［特别是美军司令卢修斯·克雷（Lucius Clay）将军］越来越倾向于赋予战后德国的西部地区一定的自治权，而法国人有理由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英美同意让法国占领萨尔州，但那里的煤炭非常不适合法国的需要）。 1946年和1947年，乔治·皮杜尔（Geroges Bidault）等法国领导人与苏联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试图通过与后者的结盟来绕过这个障碍。这与法国的外交传统策略一脉相承，即同德国以东的强国建立联系。这种做法不无道理——苏联人也希望尽可能多地掠夺自己占领的那部分德国土地上的财产，对法国人利用联邦德国资源的想法没有异议，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借此向英美施压。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法国对苏联人的外交价值有所下降（本来就是有限的）。1947年4月，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谈中生硬地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支解德国的计划，迫使走投无路的巴黎只能选择第三种策略。 这种策略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和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需要通过国际盟约、经济协定和其他手段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它要求确保法国能够利用联邦德国的潜在资源，这对于新构想的莫内计划（Mo Plan）的成功至关重要——丰富而廉价的德国原材料是这个法国工业重组计划的关键基础。于是，从1949年到1950年，法国与可能的合作伙伴（意大利、比荷卢三国和英国）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最初的方案几乎复制了两次大战之间由法国主导的高关税协定，还允许法国以前所未有的优惠条件使用德国的原材料。将英国拉入这个同盟，主要是为了帮助法国（及其在欧洲大陆的合作伙伴）应对未来德国重新崛起和强大起来后的威胁。 但这些构想都没能实现，法国人既没能达成一份包括联邦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协定，也没能达成将德国排除在外的协定。于是，舒曼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的基础是让·莫内的六国共同体构想，六国将在独立的国际性权力机构主导下分享和协调煤钢生产与消费。这个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的计划创造性地将英国排除在未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之外，但吸收了联邦德国。仅仅在几年前，用这样的方案来解决法国的困境仍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在1950年，这显然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荷兰谈判者对于英国的缺席尤其深表遗憾（但舒曼计划让法国可以在不知会伦敦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经历了从慕尼黑到伦敦长达十年的外交屈辱后，法国人品尝到了甜蜜的复仇感）。 正如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到被普鲁士赶出了德国事务后才开始寻求在中欧和东南欧扮演主导角色，1950年的法国直到首选策略被其他强国否定后才接受用“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该方案背后的理念并不是全新的——不幸的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1924—1926年）的领导人爱德华·埃里奥（Edouard Herriot）也曾表示愿意在“德国问题”解决后让法国加入“统一的欧洲”。但在1925年，法国尚无力用“欧洲”方案来解决自己的困难，而且也没有任何迫切的需求去这样做。甚至当法国在七十五年间三次与德国开战后，盟友们也很少能理解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持续担忧。1948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e C.Marshall）曾表示：“法国人总是把德国看成巨大威胁……我们觉得这是过时和不现实的。” 不过，尽管将本国的历史困境“欧洲化”并非法国人的初衷，但该方案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通过将联邦德国纳入一个由法国主导的共同体，法国领导人既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又避免了被指使用自私手段谋利。正如许多年后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这位法国政治家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担任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书名恰如其分的著作《欧洲的法国》（La France par l’Europe，1988年）中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所说：“创造欧洲为‘某种法国理念’赢回了必要的自由空间。”但该方案的实现不仅是因为德国无力对其提出反对，也因为出于特殊和偶然的理由，波恩当局也需要它。就像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第一次获悉舒曼计划时所说的：“这是我们的突破。”只有通过这样的“超国界”共同体，新诞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希望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最初，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其他伙伴一样）可能希望建立更大的实体，将英国也包括在内，但它还是接受了法国主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以便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获得更多主权）能逐渐得到法国的支持。 法国伙伴们的动机同样值得玩味。和法国一样（甚至更有甚之），荷兰和比利时最初也担心美国会在战后撤离欧洲：1945—1947年，随着绝大部分美军的撤离以及美国选民对欧洲事务持续的冷漠态度，对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因此，比荷卢三国认为，不让英国完全退出欧洲大陆事务是极为重要的。不过，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德国经济的恢复——特别是荷兰，它的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取决于能否向重新壮大起来的德国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即使没有英国作为安全保障，比荷卢三国也需要一个复苏的德国，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对于荷兰外长德克·斯蒂克（Dirk Stikker）这样的政客而言，德国甚至还是对法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有力制衡。 与此同时，英国继续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战后欧洲的重组。它不像法国那样离不开德国的原材料，不像荷兰那样需要德国的市场，也不像联邦德国那样急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纳，而同非欧洲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使其继续无动于衷，高枕无忧。今天的流行说法是，独一无二的战时经历让英国在当时选择置身欧洲事务之外，它是对希特勒作战的欧洲国家中仅有的两个战胜国，还是唯一一个从未被占领的国家。因此，英国无法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愿意通过削弱主权来换取经济复兴。但这种说法最多只对了一半。诚然，近代英国人没有被占领或击败的记忆，直到战后几十年，他们仍然幻想自己可以像过去那样生活。但事实上，1950年时很少有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在内）会考虑“放弃主权”，在当权者中更是完全不可能。 因此，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那个欧洲实体在某些重要方面完全是意外。它的形式或成员既没有被预见，也无法预见。1947年9月，乔治·凯南（Gee Kennan）曾表示，欧洲人毫无集体决策或行动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必须“单方面决定”什么才是有利于他们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并非没有道理：1948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仅以四票的优势表决同意在法英美三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建立联邦政府。 此外，甚至在成员国中间，即将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也无法代表强烈或牢固的欧洲意识。正如某些评论者所指出的，1951年4月18日签署生效的舒曼计划是法国和联邦德国间事实上的和约，除了确立重要但有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计划没有太多别的意义。随着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又称马歇尔计划。1947年提出，翌年开始实施，预计在四年内结束）的终止，舒曼计划的局限开始显露出来。法国人否定了所有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1952年荷兰提出的旨在协调农业生产的所谓“绿池”（Green Pool）计划在三年后与法国人对它的鼓励一同被埋葬，而欧洲防卫力量（European Defense Force）计划则在法国引发了分歧（戴高乐分子和共产党表示反对，中间党派表示支持），最终因为1954年8月在法国议会遭到否决而被西欧放弃。 1955年，六大成员国代表在西西里的墨西拿展开会谈，重新商讨欧洲一体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形势所迫。时值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国必须设法稳定贸易（不光是煤钢）；联邦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一倍；1955—1965年的十年间，意大利仅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出口额就几乎翻番。即使没有煤钢共同体的存在，如此快速的经济扩张也将迫使从中受益的欧洲国家采取规范措施。与1950年的协定一样，1957年的共同市场协定不仅是为了引导和控制新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某些由来已久问题的新手段。 从西欧人应对农业问题的方式上可以最为清晰地理解这一点。共同农业政策（on Agriculture Policy）规定欧洲农产品的目标定价必须高于世界价格，同时保证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剩余部分——长久以来，这一直是欧共体最为昂贵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消耗了欧洲经济共同体70%的预算。表面上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端不合理的资源滥用：1980年，农业仅吸收了意大利14%的劳动力，在法国是8.7%，在联邦德国只有5.6%。即使到了1960年，农业在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中也仅占9%。那么，为什么其他欧洲国家如此轻易地屈服于法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施加的压力，把这项农业保护和定价政策置于“欧洲”大厦的核心位置呢？ 答案与时局的关系很小，与“欧洲”更是毫无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东欧和西欧都遭遇了农村人口过剩。尽管有人向城市迁移或移民南北美洲，但许多欧洲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战”后情况变得更糟，农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是非农产品的三倍。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提高农产品价格，必将激怒城市选民，而且在两次大战之间，它们无力为支持农业计划投入大笔资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东欧各国的威权政府试图实施旨在确保农业自给自足的政策，却被证明对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城市的高失业率让就业不足或经济状况糟糕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没有了别的选择。各国拥有投票权的贫苦农民纷纷转而支持承诺解决他们疾苦的法西斯或民粹党派。 面对这种困境的阴影，面对战前从德国到保加利亚的不幸农民们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吸引的现实，农业问题成了战后政治和经济思考中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往往会忽视这点。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农民在1950年的欧洲大陆人口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是联邦德国劳动力的25%，法国的30%和意大利的43%。此外，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各地都长期面临食物短缺，而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美元），人们亟需减少食物进口。直到1949年，只有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恢复到了战前的食物生产水平。其他欧洲国家仍在鼓励农民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继续实施的战时援助措施的帮助下，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提供农产品。与此同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开始通过改革提升佃农和农业工人的待遇并保障他们的权利，以便使其接受那些关心他们福祉的民主政策。 随着战后初期生产危机的结束，农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和之前的十年一样，1955年的问题也是如何保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同时又把它维持在对消费者来说合理的水平上。与此同时，生产的快速发展和非农产品的贸易造成了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让人们担心地回想起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此外，尽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下降，但粮食供应却在快速增长，这得益于新的生产方法和更高的效率对生产力的提升。 于是，共同市场的共同农业政策应运而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无论哪个党派主持的法国政府都接受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跨国地位（它们本来是对此反感的），以便换取法国农业保护政策的“欧洲化”。出于自身的原因，荷兰也加入了（主要是为了免受丹麦的竞争）。对联邦德国而言，共同农业政策对本国也有一定好处（特别是南部），但更多的还是为了从扩大的贸易共同体受益而付出的合理代价。此外，只有通过该政策才能让法国接受共同商业政策，更不用说在《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序言中提到的“日益密切的联盟”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有趣之处在于，即使在法国，它也从来没能惠及大部分农民。它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大型谷物和牛奶生产商，橄榄、蔬菜、水果和酒类种植和销售者得到的好处要少得多。 因此，共同农业政策的真正功能是政治而非经济的。不过，它对选情的意义也越来越小。欧共体各国的农民人数一直在下降，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更是大幅减少，下滑之势直到二十年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时才开始放缓。如果只是为了选票，法国政客们本不必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推行该政策。但由于法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人们无法接受农村社会如此迅速瓦解，于是创造了关于其文化核心地位的神话，一如德国人的“故乡”情结。即使农村世界正在消失，保留和保护它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与之相比，人口证据和经济考量几乎不值一提。这种情感被和过去几十年间关于农村艰苦生活的记忆结合起来，确保这项极为昂贵的欧洲农业保护计划延续至今，尽管它与欧洲经济政策的主流背道而驰，而且实际受惠者与名义上的受益人群也不成比例。 在某些方面，这项农业政策是“欧洲”整体构造的生动写照：一个由形形色色的选举考量、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文化造就的偶然结果，时局让它变得必要，繁荣让它变得可能。只有当成为既成事实后，它才被视作更广阔的欧洲国家融合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后者是初衷的话，这样的农业政策不可能被实施。 之后每一个阶段的欧洲集体行动也都大同小异。从1951年的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罗马条约》中的“共同市场”，从1968年建立完全关税联盟到1969年海牙峰会上的扩容决定，从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到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中正式出现“欧盟”之名，这个“日益密切的联盟”的形成历史延续了一以贯之的模式：真正或明显的经济互利逻辑不足以解释它形式上的复杂性，某种政治共同体的本体伦理被用来解释过去的成就，并为未来的统一努力正名。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乔治·桑塔亚纳（Gee Santayana）对狂热的定义：如果忘记了目标，你就加倍努力。 欧盟关于自身本质和目的的描述正变得越来越浮夸和违背历史，我们对此的质疑并非为了否定它的成就。西欧以惊人的速度复原，而随后的繁荣（特别是入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成员国间达成的各种国际协议和安排，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避免了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重演。这次成功在近代欧洲史上是独特的，但那也正是我要强调的。无论今天的西欧是如何被造就的，它几乎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无论听上去多么有道理或者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认为它的模式在未来可以被不断延续下去的想法只是美梦。为了看清这点，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它诞生时的某些状况。 在希特勒败亡后的十年间，欧洲局势的四个方面造就了现代西欧成长的特殊环境。首先是战争的影响本身。战争期间，交战国和被占领国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动自己的资源和人口。德国人对本国的战争工业进行了巨额投入，有的行业（特别是冶金业）在战败后幸存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毫发未伤，为战后经济的复兴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某些被占领国（如比利时或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军队的到来刺激了生产并限制了劳动者的反抗，不仅加快了利润的积累，还为战后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战时欧洲各地的社会动员为和平时期国家相对较多地插手从社会福利到经济计划的一切事务铺平了道路——用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话来说，“战争和福利是兄弟”。 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对集中型经济和社会组织表示认同，这对战后国内和国际重建工作的展开至关重要。一位经济计划方面的权威人物在1949年曾表示：“现在我们都是计划者”。由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始掌控经济，让各国把某些门类交由跨国权力机构集中掌管的设想变得更加可行，而这在“一战”后是不可想象的。 “二战”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仅让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每一个欧洲参战国都是失败者。它把关于战争、内战、占领和失败的共同记忆留给了欧洲次大陆，这是它有趣而持久的影响。尽管“一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对冲突和破坏的共同体验远不如1945年后强烈。于是，欧洲人全体成了“失败主义者”——他们不愿继续相互争斗，也厌倦了任何对战斗的承诺。 这并不非常令人吃惊：从梅特涅（Metternich）的时代到1945年，奥地利已经连续在六场战争中失利。在相当于人类生命周期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三次代价高昂和元气大伤的欧洲战争，每一次都让它变得更加贫穷和虚弱。比利时在三十年间两次成为争夺和占领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后西欧各地的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大多数人无法对本国的军事力量抱有信心，很少支持高额军费支出，也并不总是把军事力量视作国家实力的表现。两个明显的例外是英国和芬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它们尚可为自己“二战”时的军事表现感到骄傲。 与共同的失败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是欧洲人的另一种共同战时体验：记忆中的某些东西最好被遗忘（在这点上，英国人和芬兰人同样是幸运的例外）。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曾指出，德国人在1945年后享有一种反讽的优势，他们的近代史毫无值得自豪之处，而他们的文化和政治遗产也已化为灰烬，因此德国人可以抛弃不愉快的记忆，集中精力从头重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在德国的受害者身上。尽管（也可能正因为）故意过分鼓吹反对国内外压迫的集体抵抗神话，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为首的国家同样有理由忘掉最近的历史，重新白手起家。过去对民族和军事成就的强调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并被打入冷宫，社会和经济事务成了关注的焦点。 因此，希特勒留给欧洲的持续影响在于，他和他的同伙们让欧洲从此再也无法安逸地生活在过去。这与“一战”后的情感形成了惊人的反差：除了精疲力竭的感觉，1918年后还广泛流行着设法恢复战前那些年的稳定和安全的欲望。类似的怀旧之情在“二战”结束后并未出现。 战后局势中促成“欧洲”诞生的第二个要素是冷战。从1947年开始，大多数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对东欧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即便只是为了自保，西欧国家也必须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并把美国也拉进来。首先注意到这点的是英国［特别是1945—1951年任英国外相的欧内斯特·贝文（Er Bevin）］，法国则是最后一个。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西欧人并不真的相信，在苏联和西方盟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是可行的。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东欧或中东欧最后一个尚未受苏联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权力。与此同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抗议正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布拉格政变带来的冲击让西欧领导人进一步达成了共识，并克服了欧洲人由来已久的对美国力量的憎恶和对美国外交政策动机的怀疑。 重新燃起的战争恐惧也许会让当时刚刚开始经济复兴的欧洲重新拿起武器。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朝鲜战争期间增加军费支出所造成的相对较轻的衰退就是警示）。但美国对欧洲的巨大帮助（更多的军事存在和马歇尔计划的直接经济援助）让西欧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冷战迫使他们增进团结与协作，同时免去了他们的军事负担。随着他们变得更加富有，防务支出占预算的比例反而大幅下降了。1953年，该支出占法国和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在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略低于5%。到了1970年，英国为5%，法国为4%，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为3%左右。 联邦德国快速且毫无争议地加入了西欧大家庭，这要归功于美英苏战时同盟的瓦解和欧洲内部两大敌对阵营的出现，除此之外别无解释。百废待兴的占领区让英国人不堪重负，而美国也希望繁荣而忠诚的德国能够在西方同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于是，1919年的错误被奇迹般地避免了——尽管1945年后，人们比“一战”后更有理由把德国变成二等国家，因为这次它所犯的战争罪行是当年可怜的德国皇帝所无法想象的。但冷战的开始让分界线两侧的德国人融入了各自所在的半个欧洲，并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 战争和冷战让战后欧洲政客的政治战略成为了现实，而近代史上欧洲大陆经济灾难性的表现则让后来的繁荣显得不同寻常。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经济发展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两次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滞和政策失误。纳粹对战争相关行业的投入完全无法弥补这些行业生产出来的武器所造成的破坏。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工商业的马尔萨斯式做法，错失的投资和现代化机会，以及工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破坏，1945年后的欧洲要赶超的不仅是1939年、1929年甚至1918年，而是1913年的水平。以法国为例，该国解放时的工业设备平均已经使用了二十五年。 亟待弥补的巨大差距不仅是负担，也可能是机遇。最终它的确变成了机遇，这当然要归功于经济管理者和计划者们——比如罗贝尔·马若兰（Robert Marjolin），他曾和让·莫内共同制订了战后法国的发展计划，后来还在欧共体担任要职；自大萧条开始以来，像马若兰这样的战后公务员和经济顾问一直在苦等一展身手的机会。联邦德国是重中之重，它是西欧其他经济体仰赖的基础，好在那里的恢复速度也是最快的。到了1949年第四季度，德国西部地区恢复到了1936年的产出水平，而且仅一年后就超过了该水平30%。 更为有力的证据是，通过以煤炭为主的原材料出口，联邦德国在1949年时还保持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但仅一年后，盈余就变成了赤字——联邦德国开始消费自己的原材料。到了1951年，联邦德国的制造品第一次有了巨额盈余，这将成为该国日后经济表现的写照。很快，德国的伙伴们也开始迎头赶上。 伴随着西欧的经济“奇迹”并使其成为可能的是被耽搁了一代人甚至更久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二战”前，（男性）农民和工人除了投票权几乎一无所有，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化政治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1945年后，佃农的权利得到了改善，并引入了国家保障的养老金、医疗和事故保险、工会权利、带薪休假和提供补贴的优质住房。西欧开始了在社会和福利权利领域迎头赶上的漫长过程，它们的基础早在上个世纪的政治和法律改革中就已经打好了。虽然大部分成果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显现，因为那时的欧洲次大陆才有足够的能力埋单，但它们的回报将是长期和史无前例的相对社会和平与政治稳定。 最后，与上述社会变革和经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欧经历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农业革命。据估计，1900年时德国西部的单位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5个人，1950年时则为6人。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力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提高。但到了1980年，同样的单位劳动力可以养活35个人。这种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西欧人没有为了维持日益缩水的农业而自愿接受高昂的农产品价格，上述影响将更加显著。1945年前，大多数西欧人在食品、饮料和烟草上的花费达到或超过他们收入的一半（只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于这个比例），但到了1980年，他们的花费占比只有四分之一或更少，而且生活得更好。 这是无法复制的一次性发展。也就是说，西欧也许再不必弥补三十年的经济停滞或半个世纪的农业萧条，或者在灾难性的战争之后开始重建。各国也再不必被迫抱团，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威胁和美国人的鼓励这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携起手来。作为20世纪中期西欧繁荣的缔造者，无论战后局势是好是坏，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再没有人能够享有同样的好运。 战后数十年间西欧的这种巨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呢？显然，如果这些年间西欧没能得到重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1946年时，人们对复兴前景仍然缺乏信心。作为一个公认的细致观察者，珍妮特·福莱纳在当年10月曾写道，欧洲人“正在慢慢进入新的冰河期。”那么，信心的恢复和其后的经济复兴究竟带来了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内部的贸易有了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西欧通过互相出售商品获得了繁荣。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西欧人的状况与1913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约60%的贸易都是在欧洲国家间完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和资本流动可能直到相当晚近才超过了1850—1913年欧洲国家间的水平。 此外，尽管有了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GATT）、经合组织（OECD）、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西欧经济体中，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在此之前，它们只是填平了前些年贸易的灾难性下滑。在西欧制造品对全球出口的贡献上，英国的份额从1929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仅9.7%。我们也许并不对此感到惊讶，毕竟这被认为是对英国没能加入欧洲俱乐部的惩罚之一。然而，法国早在1929年就在全球制造品出口中占据了10.9%的份额，可是直至1980年才恢复到10%。联邦德国的份额则分别是1929年的20.5%和1980年的19.9%（与之相比，日本的份额在同期增加了近400%）。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后者则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标准来看，欧共体的突出成就是让成员或多或少地恢复昔日地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成就不容小觑，但我们也不应夸大它的意义。如果西欧发展最快和最繁荣的那些年只是抹平了之前的欠账，那么当增速放缓时，它的前景将不容乐观。此外，人们还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其一边倒的重视付出了代价。在所有的西欧大国，稳定与繁荣之下正涌动着不满的暗流，人们觉得战后最初岁月的希望和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浪费了。 这种不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法国和意大利，脱胎于战时抵抗运动的政治联盟不断产生龃龉和分歧，浪费了自己的信誉资本和激进承诺。在意大利，这导致了基督教民主党对政权的垄断，也使公众对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失望。在法国，战后的美好愿望在议会的政治游戏和个人表演中被消磨殆尽。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话来说，道德革命和战后重塑法国的梦想不仅失败了，而且“变得颜面扫地”。于是，与出色的经济表现相伴的是政治上长期的不稳定，以及日益严重的制度腐败和公众失望。 在英国，1945年艾德礼（Attlee）工党的胜利带来了对“新耶路撒冷”的憧憬，但梦想很快破灭。工党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但还有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道路、住房与服务）以及经济和城市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被“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取代，实现了新老时代的无缝连接。在联邦德国，当局故意把注意力一股脑儿地放到经济重建及其对公共生活产生的道德麻醉效果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在1969年的讲话极好地概括了这种做法的目的，他对听众说：“一个取得如此经济表现的国家有权不再关心奥斯维辛。” 西欧及其官方发言人“不再关心奥斯维辛”，而是开始全身心地崇拜自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1960年，经合组织预测经济增长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增长率甚至会更高。十年后，新的预测变得略微保守，但仍然许诺“中期内”将有平均5%或更高的年增长率。最明显的证据是，在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案》（旨在尽快实现单一市场和消除欧共体内部的一切壁垒）中，起草者仍然认为“增长”是未来一体化欧洲的共同目标和理念纽带。西欧人被引向圣西门（Saint-Simon）想象中的世界——在那个“工业家”的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唯一的共同信仰。 欧洲经济大繁荣和由此产生的美梦是战后特殊局势的产物。其中，马歇尔计划不容忽视，它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要感谢杜鲁门政府愿意把这些财富用于向欧洲贷款、拨款和无偿资助。从1948—1952年，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额达到了约130亿美元。而在1945年后的十年间，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总额达到了248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69亿，法国55亿，联邦德国39亿，意大利29亿）。 关于这些援助对西欧经济的具体意义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即使没有援助，欧洲也会“腾飞”，只是要慢一点儿。1947年，欧洲大陆曾因无力购买必要的初级进口商品而陷入经济危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导火索），但在上述分析家看来，这次危机要归咎于增长：对原材料不断增加的需求导致没有足够的美元购买它们。这种观点可能忽视的地方是，经济复兴需要欧洲各国政府做出艰难的抉择（比如，把满足现代化还是消费需求作为投资目标），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复兴过程中几乎肯定将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马歇尔计划让西欧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幸运处境：既有能力进口初级材料，又能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既可以保持和提高收入与国内消费水平，又可以把失业率维持在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还能控制通胀。 另两个因素则帮助西欧成功战胜了周期性危机，此前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宿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一代婴儿潮出生者成年前，尽管西欧面临着严重的工人短缺，但通过引进廉价和听话的外籍劳工，这个问题轻松地得到了解决：他们有的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有的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而意大利北部吸引了本国最南端欠发达地区的同胞。联邦德国则享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该国的一千多万难民——这些人来自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其他日耳曼人已经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当地解放后，他们遭到了驱逐。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吸收任何可用的劳动力，难民们带来的技术和体力超过了养活他们（并让他们继续对复仇指日可待抱有政治幻想）的成本。 战后西欧对劳动力如此饥渴，可以如此轻易地吸收他们，这说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欧洲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显然延续了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特色。最好的例证就是该时期经济腾飞的第三大因素：煤炭。“二战”前，煤炭占据了法国、德国、英国和比荷卢三国90%的工业和家庭能源消费。战争结束五年后的1950年，它仍占欧洲煤钢共同体六个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初级能源消费的82%。因此，这种关键产品的开采和分配是任何欧洲大陆生产力复兴计划的核心。煤炭是“欧洲的资源”，它产自当地且开采相对廉价（初期投资在许多年前就完成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人们用煤炭炼钢；将煤炭从矿区运往炼钢炉的火车同样使用燃煤发动机；绝大部分家庭虽然不再用煤炭烹饪，但还是会用它取暖；以伦敦为首的西欧大城市常年被煤尘笼罩，经常会演变成令人窒息的烟雾。开采这种珍贵资源的人仍然是传统劳动者中自豪的贵族。 到了1960年，西欧工业对煤炭的依赖下降到了仅48%，在此后的十年中将进一步减少。但在战后最初的十五年间，欧洲并没有遭受这种巨变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煤炭一直以来在各国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被认为还将继续扮演），西欧国家可能就找不到如此明显的共同利益来组建国际经济共同体了。尽管它们也拥有共同的政治面貌（最早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六国都是天主教民主国家），但推动欧洲合作进程的还是国内经济问题（煤钢贸易国际协定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所必需的）。 不过，与煤炭、劳动力和美元相比，纯粹的好运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六个创始国中有五个是欧洲当时或后来最富有的国家；直到1973年才吸收了三个新成员，到20世纪80年代才不得不接纳了较贫穷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最重要的是，从1951年到1989年，它一直无需担忧吸纳东欧更贫穷的国家加入“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这完全是运气而非选择，至少不是官方政策的结果。相反，这种欧洲贸易伙伴关系的前所未有之处体现在，它从一开始就表达了日后扩张的意图。欧共体及其继承者完全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保护现有成员的利益上，而是宣称把自己的规则和优势推广到其他国家才是最有利的。 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奠基神话，它认为欧洲共同体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更广泛的泛欧愿景的核心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神话，缔造了“欧洲”的一切（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经济规划、经合组织、共同农业政策等等，甚至包括欧洲法院）将只是各种特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它们本身都是重塑欧洲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这个以布鲁塞尔为核心的“欧洲”没有被视为自洽、自满甚至自私的组织，而是成为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灯塔，成为尊敬和信赖的对象，因为它承诺自己不是关税同盟，不仅仅是富国和大国的新重商主义伙伴关系，不是解决日常经济困境的具体和实际的暂时性手段。这个欧洲是全体欧洲人的欧洲——即使由于现实的政治障碍，他们无法马上成为其一分子。此类障碍是为了维护这个有机体的原则，对..于英国或西班牙来说，它们是可以被克服的，因而终将被克服（尽管部分创始国之间会产生许多争执，并感到长久的失望）。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另一些国家似乎注定要被排除在外。 诚然，在布鲁塞尔的公报和西欧国家首脑的会晤中，官方常就这一点表示遗憾。但在1949年后的四十年间，西欧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所在的那部分欧洲，他们确信，一方面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另一方面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发动不必要的扩张。简而言之，西欧人对于保持欧洲分裂的愿望日益强烈。只有联邦德国人隐晦地承认了这点，1969年后，通过认可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对它们的需求和利益表示“理解”，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及其社会民主党继承者们的东方政策“买来了”东西欧关系的改善（接受联邦德国资助的民主德国是名副其实被“收买的”）。面对公众的抗议，欧共体在20世纪70、80年代仍然依赖欧洲的分裂，并相信这种状态将一直延续下去。分裂状态越是稳定，西欧国家间的联盟就可能越发紧密和繁 8363." >荣——与此同时，它们还继续描绘着联盟“终极”东扩的虚幻愿景。 于是，当柏林墙倒塌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倒台的消息传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官方在庆贺之余也很快表达了疑虑。当1991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遭遇未遂政变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itterrand）曾有些过于露骨地预测，莫斯科仍可能保留某种形式的苏联政府——这绝非偶然。他和法国外交家们还一厢情愿地试图阻止两德统一，并阻挠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洲”。作为战后西欧国际合作的主要发起者和受益者，法国比大多数国家更有理由意识到，在洲际性考验面前，欧洲的美梦必将破灭。就像弗洛伊德（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tens）中分析人类情感的条件时所提到的：“让一大群人团结在友爱中总是可能的，只要还有其他人作为他们的攻击对象。” 第2章 东方之请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bbr>.9９ｌｉb.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 此外，组成欧洲东半部分的是许多小国和弱小的民族，被作为昔日帝国残余的东西两个大国夹在中间，处于它们的阴影之下（在这点上，历史和地理残酷地携起了手）。这种情况至今仍在延续。西欧独立国家在诞生时则不必面对类似的不幸；作为独立地域实体的荷兰和瑞典诞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中世纪的帝国已经衰弱，而近代强国还未兴起。由此产生的差异在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较大的西欧民族国家的语言成了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它们的文化模式成了整个欧洲的文化模式。而像荷兰和丹麦等较小但已经站稳脚跟的西欧国家则有能力认可和分享上述国际性文化，甚至加以吸收，并不会在此过程中遭遇失去自己身份的风险。 东欧人和“中欧”人的身份则大多由一系列否定词组成（非俄国人、非东正教徒、非土耳其人、非日耳曼人或非匈牙利人等等），而他们的建国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突然沦为偏远边民的结果。他们的精英不得不做出抉择，究竟是像大都市的人一样认同某种域外的组织或理念（教会、帝国、共产主义和新近流行的“欧洲”），还是局限于民族主义和地方利益的狭隘世界。对于许多匈牙利人或波兰人来说，在作为本国公民的同时，还能自由而和平地参与某个更大组织的商业与文化活动曾经是绝无可能的，这种情况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许多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 那么，在外部边界，在欧洲与亚洲接壤处那些相互渗透的地区，情况又如何呢？边界能够被明确划定吗？由于其半岛的身份，巴尔干显然是欧洲的一部分（包括欧洲色彩最不明显的区域），不然它又能属于哪里呢？对当地居民而言，半岛的历史也是极具“欧洲性”的：它的早期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充斥着对土耳其帝国的抗争，在关于为推翻“亚洲人”的统治而战的真实或想象的记忆中，东正教、斯拉夫世界和“欧洲”被融为一体。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因此拥有了共同的战斗意识——北面是中欧天主教徒及其斯拉夫盟友，南面和内部是穆斯林由来已久的威胁，他们被挤在中间。 这同样解释了许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热切的亲法情结，在试图跨越东西方之间冷漠和误解的鸿沟、让自己融入欧洲文化的努力上，他们堪比——甚至超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作家们。今天，布加勒斯特的许多方面也许只带有模糊和不完整的欧洲印记，但正因如此，正因为罗马尼亚偏远农村的非欧洲色彩更为浓重，当地的某些知识分子（和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一样）总是竭力把自己与西方（特别是法国）联系起来，以此表达对祖国环境中非欧洲元素的蔑视。上述想法经常会激发其他当地知识分子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在城市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造成更深的隔阂。这同样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特色。 在俄国的边境地区和本土，情况似乎没有那么明了。西方观察者和许多俄国人自己都一直对俄国的欧洲性不置可否。在语言、宗教、国家性质与政令体系，乃至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历史接触和冲突上，俄国显然是欧洲式的。但它的面积过于广大，大部分边界都与东部和南部的亚洲民族相接，特别是它对西方邻国虎视眈眈，这些都让它看上去至少有一部分是非欧洲的，尤其是在那些弱小的邻国眼中；在这点上，共产主义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也很少改变了什么。不过对于任何想要给欧洲下定义的人来说，俄国具有两大明显特点：它把欧洲与更加东面的土地分开，俄国就是欧洲的东部边界。它与自己的西部边境地区也存在足够显著的差异（这就是“乌克兰”的意义所在），暗示了一个“欧洲远东”的存在，它与匈牙利平原上城镇的区别就像后者之于斯特拉斯堡和都灵。 可见“欧洲”远非唯一，它们都有一定资格享有这个名字，但都无法将其独占。不过，易北河（Elbe）与莱塔河（Leitha）以西的国家早就属于欧洲了，而它们以东的地区总是处在某种“变成”欧洲国家的过程中。也许我们可以像伏尔泰那样认为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熟悉的，而另一个等待“被了解”。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采用的不同视角也有一定道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就像家族中可敬而正直的成员之于一群令人尴尬、有点儿烦人并总是纠缠不清的穷亲戚。但东西欧之间的差异绝不是在1945年甚至1918年后才出现的；18世纪的旅行者和观察家们通过“想象”造就了东欧的概念，也许他们出于自身的考虑对其进行了有偏见的解读，但那块土地不可能是他们凭空捏造的。 不过，东西欧的关系在“二战”后的确发生了新的变化。希特勒让战后的东西欧经历了比以往都要相似的历史，只是欧洲“另一半”的情况更加黑暗。与西欧人相比，战争、内战和占领对东欧人造成的后果远为严重和持久。从1939年到1945年，死于战乱的人数占法国战前人口的比例是1.75%，荷兰是2.2%，而南斯拉夫的军民死亡人数则占到战前人口的10.6%，在“总督府”（General Gover）所控制的波兰土地上则是17.9%。东欧的知识分子成了德国人首当其冲的目标：以捷克为例，纳粹战时经济对工人、工匠和农民的影响并不特别大，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却被大量迫害、囚禁和杀害；在波兰，两次大战之间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死亡（结果就是，1945年后的波兰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实际上是文盲。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雇员中只有21%的人教育程度高于小学，导致统治阶层的资质和能力严重不足）。 此外，纳粹的占领促使法国或比利时的抵抗联盟把战后重新开始作为目标，却在东欧沦陷地区引发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东欧国家遭遇了不止一次的占领，以南斯拉夫为例，德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人先后占领过那里。德国人清洗了当地原有的精英（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专业人士，犹太人往往在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但战败后他们自己也遭到清洗。在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地区，苏台德、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日耳曼人聚居区，乃至所有在传统上属于日耳曼语言和文化圈的城镇都被战后政府整体摧毁或驱逐。社会面貌因此发生了剧变：族群成分更加同质化，社会差异减小，文化上更加狭隘。如果说“一战”的结果是国界移动但人口大多留在原地的话，那么“二战”后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国界大多保持不变，移动（甚至完全消失）的是人口。 希特勒的社会革命为斯大林的类似行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最好把两者视作同一过程。德国人对工商业的接管和控制（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高质量的武器制造及相关产业成了纳粹战时经济的一部分）方便了战后东欧各地的国有化，从经济便利性的角度为战后共产党或联合政府试图实行国有经济的想法提供了论据支持。农民和工人后代的向上流动性也许是共产党政府的目标，但让它变得可能甚至必要的则是纳粹对中产阶级的彻底清洗。通过摧毁东欧的法治和权利基础（本来就很脆弱），纳粹为战后政府解决了许多难题。德国人和俄国人曾先后占领处于两国之间的这同一片土地，他们的共同点不仅是压迫手段，也体现在对当地精英的怀疑，为了初级工业而牺牲贸易、商业和消费的做法，以及大幅削减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和中层机构。 正如在战时经历上，东欧是西欧的悲剧性放大版，在战后恢复上，它也似乎是对后者的荒诞模仿。与西欧一样，东欧在战后初期所面对的也是严重的经济难题、遗留的政治困境和满心憧憬的民众；年轻人很少留恋战前的制度，对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新的开始一度充满了热情。人们制订了经济计划（大部分在共产党获得垄断权力前就开始了），建立了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对更新和重建经济结构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除了波西米亚的部分行业，东欧的经济结构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落后并难以为继了，六年的战争更是对它造成了扭曲和严重破坏）。这些做法显然都体现了“欧洲性”，如果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在苏联的压力下被拒绝）以及其他西方资源和政策能够被用于解决某些东欧国家的难题，它们的前景即使称不上光明，至少也是值得期待的。 事实上，东欧的“欧洲化”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诚然，西方的确提供了援助，首先是战后初期的紧急救赈，然后是贷款：1945年到1947年，西方（主要是美国）分别借给波兰与匈牙利2510万和370万美元。但即使最小的西欧国家得到的贷款额也要大得多（同时期，比利时获得3.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而且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西方的援助在1947年戛然而止。因此，东欧的投资几乎完全来自本国。和西欧一样，布拉格和华沙的政府也把重点放在初级资源（煤炭）、重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上。但这些国家的基础更差，也没有外部的援助，而且始终被迫遵循苏联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实现的——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短缺和不满，它们使用的是暴力和恐怖。在有的地区（如波西米亚），对初级工业积累的强调摧毁了次级和消费导向的工业，转而兴建起更多的矿井、炼钢厂和化工厂，这让原本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出现了倒退。 这种粗暴的方式最初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东欧部分地区的某些基础产品的产量和初级产业的增长率一度可以与西欧媲美），但长期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东欧错过了战后的快速发展良机，还让自己背负了不必要、不健康和不受欢迎的工业结构和生产战略。某些西方观察家可能没有看清这点（他们被生产数据和自己的美好愿望所误导），但当地居民对此心知肚明。苏联牵头的正式国际协作完全无法解决这些贫穷国家的困局，只是对西方类似做法的苍白而无效的模仿。1949年筹建的经济互助委员会（E）不仅向不同国家随意指派生产任务，让它们生产出谁都不要的东西，然后按照不容变更的汇率由其他成员国买入，而且断绝了它们参与蓬勃发展的西欧贸易市场的可能性，某些东欧国家原本很有可能从西方的繁荣中受益——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贸易活动的起飞。到了197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仅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9%。 因此，战后几十年间东欧与西欧的差异既不是因为前者缺乏国际性的组织和“共同体”——至少在表面上，华约（act，1955年）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分别相当于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不在于没有规划和经济协调，而是由于人为的扭曲和自欺欺人的形式。与经济互助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的是毫无意义的定价、没有需求的产品以及强制和不合适的专业化，这意味着今天东欧的生产者和经济规划者们完全不会考虑区域经济或者对贸易和生产的跨国协调，将继续对区域经济协定或合作充满怀疑。只要一想到“欧洲人”，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西欧。与东面或南面同样贫穷的邻国合作不仅不会带来物质利益，还会勾起对“兄弟”时代的痛苦回忆，那个“欧洲”（东欧）留给他们的共同经历只有压迫、低效、贫穷和沮丧。 出于上面的原因，再加上建国过程中的竞争，虽然东欧民族已经在地理上紧密而局促的状态下共处了那么久，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是少得可怜。他们看重和向往的是与西方文明和国家的联系。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互补的经济，而且尽管有官方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的大力倡导，他们之间的文化纽带仍然是稀少而脆弱的。在东欧的近代史上，经常可以看到某个或某些民族为了获得土地、政治或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邻邦。其结果就是邻居间危险的无知和彼此蔑视。 在社会主义政权刚刚垮台后举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东欧人被问及哪些国家和民族最可信（或最不可信）。在波兰人看来，乌克兰人最不可信，被调查者中有75%的人选择了他们；其次是德国人（70%）和俄国人（69%），随后是一些临近的小国——罗马尼亚人（64%），白俄罗斯人（63%）和捷克人（61%）等。在捷克人看来，最不可信的是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均为77%），随后是匈牙利人（67%）和保加利亚人（62%），他们对俄国人（62%）和德国人（44%）的看法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兰人与捷克人不同的战争回忆。但与对西欧人进行的类似调查相比，上述数字还是要高得多。 上述结果表明，社会主义虽然在其曾经控制过的土地上打压了某些形式的国内歧视（比如限制反犹或反吉卜赛情感的表达，尽管完全没有采取行动消灭它们），但也鼓励和加剧了许多国家间的仇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民族独立时的矛盾，以及两次大战之间新诞生国家享受的那段短暂而脆弱的自由时光）。1918年之后，东欧民族的选择仍然和过去一样，或者效法西欧的模板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或者延续帝国时期的做法成立民族实体。于是，一系列独立的微型民族实体应运而生，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多个少数民族，这种混合模式是最糟糕的。 这些新的民族实体之间的仇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和波兰人，波兰人和捷克人，等等，不一而足——被希特勒与斯大林先后加以利用和强行镇压。社会主义岁月强制性的“兄弟之情”，以及几乎只能同社会主义邻邦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现实让情况雪上加霜。尽管也有人满心向往恢复昔日奥匈帝国的模式（特别是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但事实上，在整个东欧和中欧，国际手段已经不是解决地区问题的最佳选择（共产党统治东欧时期的极端雅各宾主义做法也要对1989年后的这种政治离心现象负责）。 因此，对于曾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国家而言，“欧洲”的概念被赋予了截然不同和特殊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同在西欧一样，这个字眼会让人联想起过去的痛苦和错误。但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在此之前，斯大林制度的国内反对者们仍然把注意力放在“改革”或“改良”社会主义上。直到1968年（在波兰则是1970年的罢工和镇压）后，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ik）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新一代异议知识分子才开始崭露头角。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问题所在，而非解决之道，“欧洲”则为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失败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批评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回归欧洲”看作出路。 这是一个有趣而含义丰富的表达；它是地理的——“我们”希望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苏联大家庭的西部边缘；也是怀旧的——“我们”曾经是欧洲音乐、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中心，现在希望能回到那个我们曾经参与建立的共同体中；它是政治的——“我们”在法律、政治制度和人类自由的传统上是欧洲的，我们想要回归传统；也是经济的——今天的“欧洲”代表了繁荣自由的经济共同体，我们想要参与和加入。但这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批判和寻求摆脱它们的方式面临着多重困难。首先，它隐晦地承认“东欧”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正在寻找进入那里的途径（更具争议的说法是回归）。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洗礼是犹太人“成为欧洲人的门票”。类似地，对于波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公民来说，加入欧盟是他们的门票。但海涅很清楚，洗礼无法解决一切。即使被同化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无论他们是否欧洲化了。同样，每一个东欧人也都知道，仅仅成为西方俱乐部的成员不足以抹去五十多年的恐怖、独裁、压迫和停滞所造成的影响。 其次，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欧洲人”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如果说社会主义代表了人为和强制的国际化，那么同样有效的相反做法就是强调或重申地方和民族的地位与区别，让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捷克人的特性凌驾于苏联的普世理念之上。如果“国际化的”社会主义无法抵挡此类民族主义的批评，那么“欧洲”同样不能幸免。因此，尽管在某些最知名异议人士的想象中，“欧洲性”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反对者的亲和力和道德资本，但民族主义学者和政客仍习惯于把两者画上等号，已经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跨国普世理念还是令他们难以释怀。这就是为什么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基辅、萨格勒布和布拉迪斯拉法最会见风使舵的共产党员很快把自己转型成民族主义煽动者。 相比之下，在西欧，除了法国和奥地利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圈子以及英国政治阶层的某些次级团体，“欧洲人”在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特别争议之处，完全不表示合适“民族”情感的缺失。成为“欧洲人”并不意味着中伤同胞民众，也不表示与他们保持距离。这是欧盟的一项真正和重要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诚然，把东欧的民族主义情感看得一文不值也是过于草率的。毕竟，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民族和国家经常消失，它们的制度、宗教、语言和族群会遭到帝国或竞争者的打压和清洗。但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好运，既能确保民族身份，又能不费力地接受普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东欧知识分子向往和嫉妒巴黎（城市的本身及其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和支持欧洲的竞选联盟却面临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他们似乎更关心一个抽象概念（还是冷漠和迟钝的），而不是同胞的切实需求。反犹主义在东欧部分地区的死灰复燃（或者说在党派政治中重新合法化，因为它从未真正死亡），与都市文化和精英主义的负面意味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与今天的“欧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1989年前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反对派（其中许多最著名的活动家是犹太人）。 从1989年开始，“欧洲”一词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被染上了更多负面的色彩。它不仅会让人联想起无根的大都市知识分子（他们的心在巴黎，财产在纽约），也代表了富裕、特权化和残酷的自由经济世界（西方正在试图将其强加给那些国家，完全不顾由此产生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动荡）。更糟糕的是，即使那些国家接受了苛刻条件，这个“欧洲”的领导人仍然不愿让它们加入！难怪波兰总理汉娜·苏霍茨卡（Hanna Suchocka）曾在1992年指出，在波兰可以感受到“日益强烈的反欧洲”情感。 波兰等国后来的选举证实了她的担忧。这种对欧洲的怀疑植根于对新出现但同样呆板的后共产主义语言的憎恶（“市场”、“通胀”、“过剩”、“增长率”这些冷冰冰的技术术语无法体现人们真正的需求和痛苦），在波兰等国，它被前共产主义政客巧妙地加以利用，很快变成了他们的选票。尽管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享受的充分就业、社会服务和其他耳熟能详的“福利”是低效的（许多还是虚幻的），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失去这些东西所引起的恐惧和忿恨。正如“资本家”在共产主义时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无条件的赞美（因为苏联政府对资本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和不加选择的批判），对于在1989年后的变革中遭受不幸的人来说，被新上台的民主政客们一致摒弃的“共产主义”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同样的光环。 在上述背景下，在东欧做一个“欧洲人”并不容易。你通常会在多个方面受到孤立：民粹主义者会指责你缺乏地方和民族感情；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当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做出妥协的时候，你却对当局提出反对——这可能为你招来仇恨，因为你让他们想起了不愿回首的昨天，成了令人不适的尴尬之源。与此同时，在本该对你表示认同的西欧人眼中，你最多不过是个值得赞美的“例外”，甚至只是奇怪的异类。毕竟，在与西方打交道的所谓89后现实主义政客中，大多数人［如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很少或从未参与过1989年之前的反对活动。这些务实的东欧新“欧洲人”竭尽所能地试图通过谈判加入西方俱乐部。但在他们手中，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和匈牙利的雅诺什·基斯（János Kis）——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是激进的学生，在70年代成为了勇敢的公共异议分子——所憧憬和描摹的欧洲不见了踪影。那个代表文化和自由、代表知识和价值普世传播的欧洲，那个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担心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飘入俄国轨道而可能丧失灵魂的欧洲——在今天的东欧已经少有拥趸。 对此的解释之一是，无论东欧的知识分子还是政客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对自己的不屑一顾。当然，这绝非新的发现。事实上，东欧人的身份隐含着对西方由来已久的失望——从1830年的波兰革命到慕尼黑会议；从1945年无助地等待着巴顿坦克的捷克起义者，到1951年切斯拉夫·米沃什和1984年米兰·昆德拉试图向西方读者们解释“东方”的意义，以及它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维系于他们的回应；从1956年11月匈牙利广播中传递的凄凉信息，到1995年波斯尼亚人悲剧性的求助。带着令人感伤的天真，东欧一次次地试图向西欧民众解释，欧洲中部的这些国家是西方的崇拜者和盟友，关注它们的需求和愿望是符合西方利益的——但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在更广阔的图景中，它们算不了什么。从某种角度来说，雅尔塔体系（或者说1944年11月斯大林和丘吉尔签署的“百分比协定”，在那个其乐融融之夜的最后，两位领导人划定了西方盟国和苏联在战后东欧与中欧的影响力“份额”）最令人意外之处在于它居然考虑到了东欧。藏书网 正如巴尔干之于奥地利和土耳其，东欧对于分处其两端的俄国和德国无疑重要得多。俄国在当地历史久远的影响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对它而言，那里是帝国脆弱而不明确的西部边界；而近代德国人在当地的存在则带有浓厚得多的经济色彩。德国人早在“一战”前便已经插手该地区，并在后来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二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年，保加利亚58%的进口和64%的出口来自对德贸易；南斯拉夫的数字分别是50%和49%；罗马尼亚是49%和36%。今天，与德国的这种近乎殖民地的不平等关系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唯一真正的“欧洲”遗产。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国家只具有历史意义（至多还有谋略意义），它们缺乏资源，也并不坐落于关键的交通线上。 启蒙运动后的西方思想界同样偏好宏大和普世的主张与愿景。因此，从雅各宾派到共产主义者的西方左翼人士更加认同大型领土实体和标准化的社会习惯（他们似乎本该更关心地区的社会和民族问题）。东欧的特殊主义让它总是受人诟病，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德国和英国思想家们经常认为，如果中部和东部地区能够依附某一个或几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或者由它们瓜分，就像1772—1795年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的贪婪之举——这次瓜分成了此后整个东欧地区历史的写照），那么欧洲事务管理起来会更加容易。 事实上，中东欧的部分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成为欧洲晚近历史的博物馆（尽管并非出于其意愿）——来到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的西方游客有时会产生二手的怀旧感，他们那个更加古老、缓慢、肮脏、安全和陈旧的欧洲现在已经因为繁荣而被破坏殆尽。在美国和德国的许多读者眼中（尤其是后者），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作品具有崇高的道德基调，表现了对“现代性”陷阱与虚无的新海德格尔式厌恶，这让它们显得不同寻常，耳目一新，足以让人一度产生心动。但最终，东欧学者（他们自称中欧）的美梦都破灭了。他们曾经憧憬一个没有东西差异的欧洲，并希望被保存（或铭记）的中欧文化能够夺回应有的地位，但现在他们一定意识到，自己为解放付出的代价是在国内外再次被边缘化。 无论如何，东欧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西欧的条件并加入它们。从这点上看，该选择很可能招致各式民族主义者愤怒而怨毒的反对。但和过去一样，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就只能选择东方了——并没有明确的第三条道路。除了某些塞尔维亚人，即使是最坚定的东欧民族—民粹主义政客也极少乐意同新生的俄罗斯结盟，确立友谊，甚至是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凡尔赛会议后，东欧效果曾把法国作为模板和庇护者；1932年后，它们多少带着不情愿地投向德国；从1944年到1989年，苏联是它们唯一的现实选择。现在则是“欧洲”。 这是符合“欧洲”要求的“欧洲”。今天，它是东欧民主人士最后的共同政治信仰：解放了的东欧大地是欧洲的一部分，所以它必将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中期赌博：如果能够加入繁荣稳定的“欧洲”，那么他们要求选民所做的牺牲（失去工作和保障，接受不平等和风险）也就值得了。但如果他们被拒绝了，或者等待时间太长，或者只获得无意义和不完全的身份，那么“欧洲”这个词在民族主义者的发难中会变得更不光彩，而当反对加入西方的势力开始反扑时（甚至会连带否定1989年的革命），情况将更为严重。 对于那些最早把“回归欧洲”提上议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情况同样令人沮丧。他们已经回到了欧洲，有时在维也纳或巴黎比在本国更受欢迎。但他们没能完成更宏大的计划，即让本国文化（捷克、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成为欧洲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绝望和虚幻性为其染上了鲜明的“中欧”色彩。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热（更准确地说是“中欧”）已经差不多完全冷却。和美国人一样，西欧人更关心的是俄罗斯而非它曾经的卫星国，他们更关心本国问题而非东方邻居的期许。来自前多民族国家的未来“欧洲”公民（如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发现自己并未像想象中那样受到欢迎。不过，值得期待的是，即使西欧永远无法一视同仁地承认和看待另一部分欧洲人截然不同的文化，它至少会遵守自己的原则，允许他们加入自己。他们会说，如果我们不属于欧洲，至少可以加入吧。这是否也是幻想呢？ 第3章 彻底告别？ “在战后最初的岁月里……集体性失忆成了欧洲人的庇护所”［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Magnus Enzensberger）］。这种遗忘和从头开始的想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战败仅仅两年后即开始了冷战，三年后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西欧的经济奇迹拉开了帷幕。人们没有时间，当然也没有动力去反省战争和沦陷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没有时间悲伤。1945年欧洲各地一触即发的革命性内战被扼杀了，它们的源头被埋在集体性的沾沾自喜中：“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开展了抵抗，“我们”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欧洲。 如果不是西欧人快速把战争抛在脑后，许多战后欧洲国家的重建将艰难得多，更别提任何欧洲共同体了。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欧洲”在回归的记忆面前极为脆弱——过去不仅是理解之源，也是现实的负担。欧内斯特·勒南（Er Renan）一针见血地指出：“遗忘或者说历史错误是民族史的关键要素，因此对于民族而言，历史研究的进步经常是个威胁。” 但威胁到战后轻易取得的稳定局面的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历史本身。当然，历史研究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对维希法国的调查［特别著名和有代表性的是哥伦比亚的外国史学者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发表的成果］；在联邦德国，由史学家等参加的“历史辩论”（Historikerstreit）探讨了纳粹的整个兴亡过程（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灭绝）是否具有唯一性；在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承认自己加入过纳粹组织并对战时军旅生涯“记忆有误”后，奥地利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意大利也开始尝试性地质疑反法西斯神话，特别是克劳迪奥·帕沃内（Claudio Pavone）关于1943—1945年意大利内战的作品——这些成果共同描绘了一幅1945年欧洲更加复杂的图景，使其沉重的遗产得以呈现。不过，真正让情况发生彻底改变的（也可以说为战后时代最终画上句号）是1989年的剧变。 共产主义的终结也是记忆的开始。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条定理的真实性是不言自明的。过去六十年间关于中欧和东欧历史无法言说（甚至不为人知）的东西现在浮出了水面，并对另一种有所不同但同样令人不适的记忆压制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民主德国，人们乐观地相信，经济繁荣会让分裂的国家走到一起，并洗刷掉不愉快的记忆——简而言之，他们试图复制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及其附带的好处——这种想法的破灭更多的不是因为记忆的存在，而是无法取得类似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那样的经济转型。 不过奇怪的是，1989年的事件对西方产生了更大的道德冲击。毕竟，大多数东欧人都知道自己生活在谎言中，关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官方描述与他们记忆中的经历和现实的观察大相径庭。对于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1989年的“创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动荡和政治上的失望。但对西欧人来说，1989年意味着层层的幻觉和沉默即将被揭开。这种困境在法国最为强烈。正当法国人经历了昂利·鲁索（Henry Rousso）所称的“维希综合征”的折磨并恢复过来，正当他们结束了无力承认战争历史的四十年，开始清醒地直面它时，他们发现自己关于本国战后地位的一切认识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作为西欧的基础，法德双领导制的核心是一种让两国各得其所的安排：德国执掌经济大权，而法国则享有政治主动权。当然，在最初的岁月里，德国人尚未拥有今天的财富，法国人是真正的主宰者。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此，法国在西欧事务中的霸权基础只剩下无法动用的核武器，无法在欧洲部署的军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战后三大战胜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量）。法国和联邦德国关系中心照不宣的前提是：你们假装不强大，我们假装没注意到你的强大。 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德关系最接近的是19世纪初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在正经历工业化过程的日耳曼北方诸邦中，普鲁士正变得日益富有和强大，但奥地利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危险，甚至还能带来某些好处，只要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欧洲德语国家的主导者，并得到相应的尊重就可以了。等他们意识到自己昔日的主导地位只是虚名时已经太晚，繁荣的普鲁士有了扩张影响的野心以及将这种野心变成现实的实力：奥地利人被打败并屈服，失去了主导者的地位，在统一后的德国内部没有了位置。诚然，法国不可能再一次在德国人面前遭受（军事）失利，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与上述情况非常相似。 于是，随着1989年铁幕的拉起以及人口和财富远远超过法国的统一德国的诞生，法国外交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画上了句号。从1951年到1989年，法国一直享有特别的行动自由，并因此对手中的真实权力产生了幻觉——与它结盟的是一个强大但不构成威胁的邻国，而唯一对其安全可能构成威胁的国家远在东方，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以来是第一次。轻易取得的政治优势地位使得大多数法国人都没能看见本国在欧洲的存在正日渐削弱。 下面的经济数据也许可以证明这点。1990年的一份法国经济影响力（以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双方的重要性为衡量标准）的图表显示，法国的存在仅限于欧洲九国，即六大初始成员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相比之下，德国的经济影响范围不仅包括欧盟十五国，还涉及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上述数据的意义非常清楚。从1951年到1990年，除了巩固原有地位，法国几乎没做什么，而德国经济则扩展到整个欧洲。法国成了局限于欧洲西部边缘的地区性力量，而德国甚至在统一前就再次成为了欧洲大国。 更为意外的是，所有人都迟迟不愿承认真相。正是由于“二战”的屈辱经历（以及后来在越南的军事失利、北非的平民冲突以及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垮台），法国人有各种理由坚持在小欧洲扮演主导角色——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法国的利益在那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过在某些方面，1989年的冲击带给德国的影响同样巨大。如果说国势不振和国际权力的式微勾起了法国人痛苦的记忆，那么在德国造成同一结果的则是表面上的权力过剩。从阿登纳到科尔，德国政客们的一贯做法是对德国的力量保持低调，追随法国的政治动议，并强调自己的愿望只是在欧洲繁荣的基础上保持德国的稳定；这些表态捆住了德国自己的手脚，留给1989年后的欧洲一个肌肉僵硬、全无民族使命感的国家。 于是，今日德国的国家日程显得有些应接不暇。除了合并民主德国后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德国人还必须面对“东方政策”带来的困局：许多德国政客（特别是左翼）很想让过去的状况延续下去，希望柏林墙能够继续存在一段时间。1989年前的联邦德国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对民主德国的政治迫害置若罔闻，“东方政策”与“局势缓和”才是首要考虑的。尽管大多数联邦德国人选择将其从记忆中抹去，仍有不止一位的民主德国的异议人士对此耿耿于怀。德国人还不得不面对本国实力所带来的尴尬——既然他们现在有能力领导欧洲（而且事实上正在这样做），他们将把欧洲带往何方呢？他们是哪个欧洲的天然领导：是法国打造的偏西的“欧洲”，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那个传统欧洲，那个德国并非处于东部边缘，而是居于正中的欧洲呢？这时，记忆的大门再次打开。居于欧洲中心的德国所唤起和让人联想到的东西是1949年后许多民族（德国人可能尤其如此）不愿面对的。但让德国热情而并不十分合理地依恋自己的西部边界，仿佛那是让它免遭心魔困扰的唯一屏障，这种形象也不是很能让人接受。 在漫无止境的欧盟辩论中（如单一货币、货币联盟、开放或封闭边境、标准化和多数表决，这些议题从1955年甚至更早开始便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欧洲的谈判桌上），只有一个问题与此密切相关：欧盟是否应该扩张？如果是的话，扩张的程度和条件又是什么？扩张的程度越大，条件越严格，德国的核心地位也必将越明显。在偏处一隅的欧洲度过四十年悠闲时光的法国有各种理由对上述扩张表示恐惧：并非因为它代表了欧洲大陆权力平衡的偏转，而是因为它证明了这种偏转正在稳步进行。由于欧洲不可能停滞不前，另一种选择只能是花更多的时间来完善（和保护）“现实存在之欧洲”的制度，尽可能延缓东扩（除了赋予无意义的身份）。 但如果德国和法国继续做着美梦（至少两国的政客是这样，不过民调显示，两国选民对欧洲的前景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怀疑），并鼓励其他国家效仿呢？如果就像已故法国总统密特朗曾经含蓄地表示恐惧和试图避免的那样，1989年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任何让欧洲进一步扩大的举动只会使现有利益受损呢？简而言之，如果统一的欧洲变成了零和游戏，东部新成员的得益必将对现有成员造成切实的损失呢？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新的；当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时，在某些人的疑虑背后可以看到类似的恐惧和考量。但这一次，恐惧也许不再是空穴来风。 在现有形式下，欧盟真能吸收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吗？仅就经济而言，后者将成为沉重和不受欢迎的负担。在1992年的欧共体预算中，只有4个国家是净贡献国：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按照人均贡献值降序排列）；而同样按照人均降序排列的净受益国则是卢森堡、爱尔兰、希腊、比利时、葡萄牙、丹麦、西班牙和意大利。诚然，后来加入的新成员瑞典、芬兰和奥地利都是潜在的净贡献国，但它们的经济规模较小，贡献的份额不会太大。与之相反，所有未来可能的欧盟成员（瑞士除外）都无疑会被归入净受益国。 据1994年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预测，仅“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指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每年就将耗费欧盟200亿德国马克的直接支付，超过了目前对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的支付总额。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需求更多，贡献则甚至更少。最发达“候选国”（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水平不到欧盟当前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那些更贫穷的国家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用简·克莱默（Jane Kramer）的话来说，“只有没人因为‘欧洲’理念而受伤或者认为自己受伤，它才有吸引力。”无论是否有人会被认为“受伤”，如果想要让未来的成员与现有的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欧盟显然将要付出很多钱，而且不是它现在可以承受的。 此外还有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尽管在今天的欧洲提出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不太恰当的，但按照现行的某些规则，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确与欧盟成员的标准相去甚远，特别是对个人和少数派（宗教、民族或种族）权利的保护。无论是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人的艰难生存状况，还是两国对出版自由事实上的限制，无论是吉卜赛人在东欧各地遭受的虐待，还是该地区对新闻媒体的限制（波兰是值得称道的例外）——在现行规则下，上述现象的存在让许多东欧国家无法加入欧盟。某些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希腊，该国不仅歧视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非东正教团体，对北方新成立的马其顿也没有表现出邻邦之道。但“欧洲”内部一个半民主的巴尔干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接受更多言不由衷的特例。 当下困局的源头之一在于欧盟不再像过去那么繁荣。如果柏林墙的倒塌发生在1971年，尽管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受惠面扩大到被解放的东欧诸国仍将引发许多担忧，但所面对的经济困难不会那么严重——由此带来的负担大约相当于今天德国为统一所付出的代价。在随后的岁月里，西欧的经济增长率和人们所感知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下滑。1974年的石油危机对最强大的欧洲经济体也造成了严重冲击：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和1975年分别下降了0.5%和1.6%，这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中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和1982年，该数据再次分别下降了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战后第一次下降（3.7%）。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水平。这种结果并不意外。1950年，石油仅占西欧能源需求的8.5%；就像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其余部分大多由煤炭这一欧洲本土的廉价化石燃料提供。但到了1970年，石油已经占据欧洲能源消费的60%。于是，翻了两番的石油价格终结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廉价能源时代，突然大幅提高了制造业、交通和日常生活的成本。 欧洲共同体本身也遭到了重创。欧共体曾经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同时很好地满足成员国截然不同的需求，它们源于这些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不同的经历和记忆。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最害怕的是失业；法国人首先想要避免之前几十年的马尔萨斯式停滞；德国人总是对不稳定和贬值的货币感到恐惧。1974年后，止步不前的欧洲经济让各国不得不面对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失业率上升，增长停止，物价飞涨。 于是，过去的痛苦出乎意料地重新降临。货币稳定和近乎完全就业的不断增长周期在20世纪70年代戛然而止，再也没有恢复。欧洲不仅无法向不断扩张的受益群体提供经济奇迹的红利，甚至连自己能否继续享有它都成了疑问。1989年的事件把这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欧盟对它的无能为力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是现实。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这也是与之前几十年的承诺形成鲜明反差的地方。 两次大战之间的失业状况在各国有所差异。在法国，它从来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年均失业率只有3.3%。但在英国，20世纪20年代已经有7.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到了30年代更是达到了年均11.5%，各个派别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这种情况永远都不该再次出现。在失业率接近9%的比利时和德国，人们流露出类似的情感。因此，战后欧洲经济的光辉成就之一在于，北欧和西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近乎完全的就业。20世纪60年代，西欧的年均失业率只有1.6%。在随后的十年间，数字上升为年均4.2%。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共体的失业率再次翻番，达到9.2%；1993年的数字为11%。 在这些本身已经令人沮丧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某些更加让人不安的现象。1993年，有六个欧共体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25岁以下人口的失业比例超过了20%。更为惊人的是，在英国、荷兰、联邦德国和上述六国，失业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长期失业。甚至在芬兰和瑞典这样富裕的国家（1993年12月提出入盟申请），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很高，芬兰的国内总体失业率更是达到16%。20世纪80年代通胀的再分配效应使得上述数字产生的影响越发严重，让有工作的人和失业者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更为糟糕的是，与快速增长时期不同，回暖的经济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吸收富余劳动力并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今天，还有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幻想，还有谁会天真地相信生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剩下的只是调整分配和避免过剩呢？ 快速增长（伴随着城市扩张，以及城市和城郊社区的变迁）与随后的经济停滞不仅让西欧再次面对经济波动的威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之后的第一次），而且还带来了工业革命初期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现实风险。在今天的西欧，随处可见荒凉的卫星城、破败的城郊和绝望的城市贫民窟。甚至伦敦、巴黎和罗马等首都大城市也不像三十年前那么整洁、安全和充满希望。在上述大都市和从里昂（Lyons）到吕贝克（Lübeck）的十几座外省城市中出现了城市底层阶级，他们中既有多为黑人的外国人，也有以年轻白人男性为主的群体，前者成了后者的仇恨对象。如果说过去二十年间上述令人沮丧的新现象尚不够造成爆炸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话，那么西欧国家在1945年后所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足以造成这种后果。 各种形式的福利是近年来西欧人取得的最伟大成就。它使该地区不同于美国（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涵盖全体公民的集体性正式医疗和保障服务），也不同于东欧（那里的服务是正式的，但此外几乎一无是处）。除了带来毋庸置疑的社会利益，福利国家还是特别有效的政治安全阀——如果没有它，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很可能会导致堪比19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后果，并早就让战后稳定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美梦彻底破灭。 和1945年后欧洲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加大福利和社会服务投入的做法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记忆直接相关，因为人们永远不希望那段历史重演。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受创最重的国家也是后来的社会改革最积极的倡导者，这绝非巧合。在“二战”前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失业率比欧洲其他地方都高（1932—1933年达到丹麦和挪威劳动力的43%，瑞典的31.5%）。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更犹豫的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普遍社会权利、高额的累进税、缩小收入差距、统一费率和集中提供基础服务。从1945年到1950年，英国工党政府的各类社会服务和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丹麦是9.8%，瑞典是8.9%，挪威是7.8%。到了1973年，当选民第一次清晰地流露出对税制的不满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福利支出已经至少达到国民收入的22%。 欧洲其他国家的跟进速度要慢得多。意大利［由阿尔齐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领导］、联邦德国（由阿登纳总理领导）和法国（解放后最初的十年间，乔治·皮杜尔的人民共和运动在大部分时间里执掌政权）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并没有那么热情；不过，他们还是对国家必须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险和退休等方面保持高投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鉴于当时的国防支出较低并且还在不断下降，福利和相关领域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可以较好地反映它们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经历了1938年到1950年的缓慢增长后，政府支出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了大幅提高——下表中的国家本身的经济增长同样迅速：
表1（表中数字为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38年1950年1973年
法国23.227.638. 3
德国42.430.442
荷兰21.76.845.5
英国28.834.241.5
日益发达的公共服务主要的受惠者是那些仍然记得艰难岁月的成年人。在他们看来，为了获得更好的保障而支付更高的税收（或者像法国那样，由雇主支付巨额的社会保障金）无可非议。当每个人都有工作，而大部分人口都是更年轻也更加健康的时候（这要归功于战后的婴儿潮），福利国家的成本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繁荣的经济能够提供就业，从而提供资金来源。当失业问题变得严重，养活无工作者的负担就会成比例地落到仍然有工作的人身上，这不仅减少了可用资源，还对社群的团结造成了伤害，因为人们现在更明显地分成了给予者和接受者。 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人口的老龄化，这甚至比失业更为严重。婴儿潮在1964年达到顶峰，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则更晚一些。此后，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普遍开始减少，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无法维持原先的人口水平，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西班牙，1993年的每千人出生率只有1.1，创下了历史新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算太坏的消息：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劳动力的减少也许不会带来问题，尽管出生率的低谷会对就业和教育服务的规划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欧洲人必须靠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养活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且前者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工作。由大量有工作的年轻人满足相对较小的老年和病弱人口的社会需求——这个为经济繁荣时期设计的制度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压力。 在北欧和西欧，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分别上升了12%和17%（各国有所不同）。此外，即使是65岁以下的人也无法再被自动划到“生产者”一边：在联邦德国，60岁到64岁的人口中仍然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比例在1960年后的二十年间从72%下降到44%；在荷兰，这个数字分别是81%和58%。目前，就业不足的大龄人口还仅仅是昂贵的负担。不过，一旦婴儿潮出生者们达到退休年龄（约2010年），这个庞大、失望、无聊、生产力低下，并将最终疾病缠身的老年群体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奥德利的约尔格·海德（J?rg Haider）和法国的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极右翼民粹党派对失业年轻人和无保障老年人的吸引力要超过有工作的壮年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觉。 大多数欧洲政界人士清楚地看到，最大程度的福利国家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维持下去。难题在于选择让谁率先失望：人数日益缩水的贡献者，还是越来越多的非自愿受益者。两部分人都有选票。今天，出于习惯和善意，人们倾向于在国家资源和战略允许的情况下保留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但在过去的几年间，福利辩论中的另一个因素正在让国家政治决策朝着越来越难控制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如果要在今天的欧洲局势中选出一个要素，足以让1989年后的欧洲无法再现1945年以来成功的话，那就是移民的存在，或者说公众对于移民的憎恶。这个现象显得非常反讽，因为移民们（或者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因为许多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仍被视为移民的人其实出生在当地）曾被热情地鼓励从西印度群岛、西非、近东和南欧来到西欧，以便为旧式的工业和新式的服务业提供亟需的无技术与半技术劳动力。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三次人口下滑：“一战”造成的损失；“一战”时期新生儿的短缺；“二战”带来的新一轮军民死亡。在柏林墙筑起后的西柏林，大量土耳其人被雇用填补民主德国人留下的职位空缺。这些移民和其他人一起帮助西欧实现了经济奇迹，他们的年轻和廉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来到欧洲时已经完成了教育，但还远未成为医疗服务的负担。他们是欧洲做过的最好的一笔买卖，也是帝国征服留下的最后和持久的红利。 由于这股移民潮，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在那个世纪第一次出现了入境移民超过离境移民的现象。在最高峰时的1960年到1964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和英国的年均净移民数量达到5.69万人；如果不是意大利，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该国的人口净流出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需要指出的是，法国1959年后那几年的数字被扭曲了。因为战争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一些来自前北非殖民地的家庭（“黑脚”）遭到了强制“遣返”。到了1973年，西欧的“外国人”数量达到顶峰，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以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共有约750万名外籍劳工，其中近500万生活在法国和德国，占两国劳动力总数的约10%。 尽管数量随后出现了急剧下降（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但“移民”的存在仍然不容小觑。根据1990年的数据，约有6.1%的德国人口，6.4%的法国人口，4.3%的荷兰人口和3.3%的英国人口来自外国。上述数据还不包括已被归化的移民和外国人在当地所生的孩子（尽管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后者仍被算作外国人，无法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这些“客籍工人”中有许多仍在工作；即使所在国出现了广泛和结构性的失业，他们往往也能找到低薪工作，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欧洲经济阶梯最底部的必要组成部分（相反，那些作为难民到来的外国人往往找不到固定工作）。 西欧的上一次移民劳动力输入还要追溯到“一战”后的最初十年，随着时机的成熟，它变成了政治利用的目标。这种情况现在再度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间，“移民”比其他任何一个问题更能吸引注意，并引发政客和选民的愤怒。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人而言，在那个所有人都过得很好的时代，移民是来自异国的廉价劳动力。对于把繁荣看作理所当然的婴儿潮出生者来说，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是隐形人。但对于过去十年间成年的那一代脆弱而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对住房、教育、福利和就业的任何竞争（无论是真实抑或想象的）都是威胁。 除了上述观念的变化，另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无论是作为欧洲传统歧视形式的反犹主义还是更具帝国特色的变种，偏见在1945年后大幅减少。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西欧成了一片独特的舞台，种族主义语言在那里会招来白眼，极端主义党派没有了生存空间，避难权得到广泛承认，而晚近历史上的歧视、剥削和种族灭绝则受到坚决抵制。无论在法国和比利时，或者在意大利和德国，任何与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与文学的比较都能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变化。由于非常契合“新欧洲”的自我宣传，它的实现变得更加容易，并促使欧洲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实践了自己所宣扬的法律准则。然而，随着各合法派别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重新开始反移民煽动，并默许昔日卑鄙做法的回归，那段美好的时光也以令人尴尬的速度画上了句号。 从法国最近的一次民调中也许可以看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1989年5月，在支持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领导的法兰西民主联盟和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领导的戴高乐党的被调查者中，分别有20%和28%的人对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所提出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表示“总体上赞同”。到了199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8%和50%。虽然共产党和社会党选民中的认同比例较低，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已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赢得了工人阶级30%的选票，社会党候选人里奥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只赢得21%］。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相当一部分的法国主流选民看来，对于某些在二十年前被视作过于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政策表示认同没有什么不可接受（比如1991年11月勒庞提出的“针对移民的五十项措施”，该建议要求取消之前赋予的归化身份，与菲利普·贝当政府时期法国非正义的算旧账如出一辙）。用勒庞最亲密的一位战友布鲁诺·梅格莱（Bruno Mégret）的话来说，“旧时的禁忌”已经寿终正寝。法国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意大利，改头换面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近年来已开始在政府任职；在荷兰，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现在已经是政治主流的一部分；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的极右翼自由党在1995年12月的大选中赢得了22%的选票；甚至在德国，客籍工人和其他未来的移民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并美其名曰“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潮，因为外国人在西欧是永久和无法忽视的存在。洲内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了欧洲社会的特色，当地人的恐惧与偏见将使他们继续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和政治利用的对象；过去几十年间对于波兰、意大利或葡萄牙移民同样强烈的情绪最终得以平息，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在宗教、语言和肤色上都无法分辨。但土耳其、非洲、印度或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不具备这种能让自己隐形的文化和体貌的相似性。对于真正的异族团体，欧洲传统中很少看到有效的吸收，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比如，法国的吸收传统背后是公众对任何差异强烈而根深蒂固的不宽容。随着西欧资源的减少，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在竞争中将成为“输家”。 不过，他们不会是唯一的输家。西欧的贫富差距正再次拉大。在今天的英国，预期寿命、死亡原因和社会阶层间的相关性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在开了十五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倒车后，福利国家的许多进步已经丧失殆尽：财富分配的不均和1949年一样严重，最底层的20%的民众只拥有8%的国民收入，而最顶层的五分之一则占有42%。1989年，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超过40万，这在三十年前的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在作为整体的欧盟内部，财富和资源在不同宗教和阶层间的分配同样是不均衡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全境（加泰罗尼亚地区除外）的国民个人年均产值不到整个欧盟平均值的五分之三。1991年，葡萄牙的人均国民产值只有欧盟平均值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所建立的复杂而昂贵的地区资助体系就成了制度化的外来援助——它不断纠正着让财富和机会总是集中在富有的北欧与西欧国家的市场失衡，但完全没有改变这种失衡的根源。于是，对南欧、偏远国家（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经济上的底层阶级和“移民”组成的弱势群体而言，欧盟既是唯一的援助者（如果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帮助，西欧许多地方的处境甚至会比现在更加糟糕，如萧条的前矿区和亏损的农庄），也是羡慕和憎恨的对象，因为有输家必有赢家。 如果想要领略活生生的“欧洲”，你只需在由德国的萨尔布吕肯（Saarbrü）、法国的梅茨（Metz）和卢森堡组成的多国三角区呆上几个小时。在这里，三国的富裕公民可以自由地穿越只剩下形式的国境线，他们在一国生活，在另一国工作，在第三个国家购物。人员、工作和商品在不同的语言和国家间自由地来回流动，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地区晚近历史上的紧张和敌对。当地的孩子们继续在法国、德国或卢森堡长大，按照本国的教育模式学习各自的历史；但他们所学到的与亲眼所见的已经大不一样；总体上说，这是好事。萨尔州和洛林省的联盟实现了应有的目标，促成这一结果的不是德国统帅或者法国占领军，而是欧盟的良性设计。 看上去很美，但这不是欧洲。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的确是“欧洲”，但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从地理上说，这个欧洲包括什么？它的首都在哪里，制度是什么样的？欧盟委员会及其民事机构位于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及各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Strasb）和卢森堡集会。欧洲法院在海牙（The Hague）。关于推动这个“庞然大物”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决定是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做出的，而关于统一边境和对外国人监管的协定则是在申根（Sgen）签署的。上述六座城市彼此接近并很容易到达，分布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连线的两侧，这条线正是加洛林王朝的中轴，也是其他的交通要道。 所以，今天欧盟的心脏（有人认为也是它的灵魂）与第一个西欧帝国的对应关系几乎可以精确到公里。向东西两侧稍稍扩展——从兰斯（Reims）到亚琛（Aa），或者从巴黎到科隆，然后向南穿越阿尔卑斯山直至伦巴第，上述地带正是12世纪欧洲城市文艺复兴的所在。这种巧合并无不妥——想到查理曼和他的后人对今天的欧盟也许不会感觉陌生，我们甚至会感到某种满足；但“欧洲”现代首都的本能和返祖布局（也是政治考量的结果）警示我们，今日欧洲的现实可能并非全新，它所宣称的创新可能也不完全是现实。 今天的欧洲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前现代特征。它的“赢家”，也就是那些在联盟诞生后表现良好并强调自己的繁荣与欧洲身份密不可分的群体和地点，大多只是某个地区，而非整个民族国家。当代欧洲大获成功的例子是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emberg），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地区（Rh?ne-Alpes），伦巴第和加泰罗尼亚。上述超级地区无一包含了所在国家的首都，而且只有一处不是坐落于瑞士的周边，它们仿佛希望设法摆脱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较贫穷地区的束缚，凭着地缘和血缘的纽带，把自己也变成繁荣的阿尔卑斯山小共和国。它们不成比例的繁荣与经济实力令人吃惊。罗讷-阿尔卑斯地区和大巴黎地区占据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1993年，加泰罗尼亚贡献了西班牙19%的国内生产总值，23%的出口额和四分之一的外国总投资，它的人均收入比西班牙的平均值高20%左右。 以加泰罗尼亚为例，这种经济上的不成比例使得本就甚嚣尘上的地区分裂主义被火上浇油。加泰罗尼亚人对弗朗哥有意鼓励卡斯蒂利亚人移民巴塞罗那及周边地区感到愤怒（该策略的目的是稀释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有理有据的反弗朗哥情绪），并利用西班牙回归民主之机重申了自己的独特身份。1983年通过的《语言规范化法案》规定加泰罗尼亚语是当地学校的“主导授课语言”，但仍允许在课堂上使用西班牙语。十年后，地区自治政府进一步要求，8岁以下儿童在校时只能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强调民族身份（非西班牙）的背后是对马德里当局持续的抵制，后者将来自加泰罗尼亚的税赋和其他收入重新分配给西班牙更加贫穷的17个“自治省”。 加泰罗尼亚的例子也许有些极端，因为当地的自治提议不仅依托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与延续至今的悠久语言遗产有关。意大利的15个地方行政区没有这种语言上的独特性，但和5个“自治区”［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撒丁（Sardinia）和西西里（Sicily），前3个地区拥有相当可观的说其他语言的少数族裔］一样，它们对独立代表和自治权力的要求同样强烈。德国各州也都不遗余力地寻求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如教育、环境和旅游，特别是文化），为此它们减少与波恩的联邦政府打交道，而是尽可能直接诉诸布鲁塞尔的欧盟当局。这些地区中，有的拥有悠久的民族历史，如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州，有的则是晚近的行政创作。在法国，今天的许多官方行政地区同样缺乏历史传统，有的是战后新建立的，有的是将原有的失效行政实体重新组合起来的。促成它们诞生的行政去中心化进程在法国仅仅开始了不到二十年，真正的权力和决策动议仍然掌握在巴黎手中。 无论如何，西欧的富裕地区（原有的或是新建的）对于直接或通过欧盟制度联起手来非常感兴趣，这无疑会使它们与所在的民族国家产生更大摩擦。此类矛盾并非新生事物。在意大利，北方人对于和南方“寄生虫”同属一个国家感到忿忿不平，这样的情绪在建国之初就产生了。比利时的弗莱芒民族分裂主义者在纳粹统治下曾经非常活跃，因此在战后一度噤声，但近年来瓦隆尼亚（Wallonia）工业区的经济下滑给了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他们宣称，弗莱芒人不仅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而且要求拥有自己的身份（非比利时人）和国家。 此类现象不仅限于西欧。20世纪80年代后期，统一民族国家的北方公民和地区认为自己掌握了国家的发达经济门类，但构成甚至主导政府的却大多是享有政治特权的贫穷南方人。他们没有任何切实理由地被和半异族的群体捆绑在一起，后者既是统治者又依赖着他们，在历史上的意外（和不幸）中，他们往往成为这种关系的牺牲品。在加泰罗尼亚人、意大利北方联盟、弗莱芒分裂主义者甚至某些苏格兰人眼中，这正是自己的处境。它同样描绘了“天鹅绒离异”前，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的态度。作为南?99liｂ?斯拉夫分裂的原因和理由之一，它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后者尤甚）的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流行。 在上述案例中，分裂主义者的共同论调是：“我们”是现代、繁荣、纳税、受过更好教育、拥有自己语言和（或）文化的北方人，而“他们”是落后、懒惰、接受补贴、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人”，“我们”比“他们”更有资格做“欧洲人”。这种将自己与不讨人喜欢的本国同胞区别开来的“欧洲人”身份必将鼓励他们寻求另一个权力中心，选择“布鲁塞尔”而非罗马、马德里、贝尔格莱德甚至布鲁塞尔本身。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的诱人之处在于它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完全不同于老式和受限的（也是人为和强制的）国家约束。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欧洲”对上述地区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独特的吸引力。 苏联曾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作哲学理想和行政力量充满希望的组合，今天的“欧洲”也拥有某些同样的魅力。在它的推崇者以及西欧和中欧发达地区的许多政客与商人看来，“欧盟”是民族国家兴起前那个最后的伟大变革时代所流行的开明专制的最新继承人。“布鲁塞尔”所代表的高效和普世的行政理念摒弃了特殊主义，由理性考量和法治推动，这不正是叶卡捷琳娜、腓特烈、玛丽·特瑞莎和约瑟夫二世等18世纪伟大君主们致力于在其衰落的本国国土上确立的理念吗？欧共体的理性理念让它充满了魅力，特别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布鲁塞尔”能将自己从守旧习俗和鄙俗落后中解救出来，就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希望开明君主能将自己从反动议会手中解救出来一样。 不过，作为其最成功成员眼中新的磁极，欧洲的重新定位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欧洲”代表赢家，代表现有国家的富裕地区，那么谁来代表输家呢？对那些贫穷的“南方人”，那些语言、教育或文化上的弱势族群，那些被剥夺权利或者受到鄙视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没有生活在国界消失的黄金三角区，“布鲁塞尔”最多只是个抽象行政概念，甚至是政治恐惧和仇恨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留给这部分欧洲人的只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这不同于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人的地区自治，而是试图保留19世纪的国家来阻止变革，因为如果国家分裂成更小单元的话，它们会更希望变革，更希望同某个较大的跨国共同体建立联系。 保守的民族主义论调最有市场的是萧条地区，或者那些没有明显的地区意识，但总是可以煽动愤怒和恐惧的选民抵制外国人对工作和“生活方式”威胁（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地区。这种现象本身并无新意，从1989年起，它已经成为东欧民粹政治的常见形式。与此同时，西欧的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慢慢走向消亡。社会党与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作为国家的历史任务——国防——已经从外部得到了保障，因此现代欧洲国家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轮廓。对资源的管理在表面上取代了维持内部秩序和外部安全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多国机构手中（包括私人和公共的），效忠国家的传统似乎遭到了削弱。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眼中，“民族主义”似乎变得越来越过时，它所鼓吹的不合时宜的竞争显得可笑（有时也令人不安）。在上流圈子，对“欧洲”的批评会被认为略显不当，显示批评者忘记了恩岑斯贝格所说的近代史上“欧洲人的自杀举动”和它带来的教训。 这一切现在正发生着变化。正如对“增长”的迷恋在某些现代国家的内心留下了道德真空，欧洲理念的抽象和物质属性无法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无法维持民众的信任。对于那些在变革中落后的人来说，仅仅靠把统一作为目标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想象和忠诚，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福利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承诺。随着1989年之后记忆的回归，塑造了这些集体记忆并赋予其意义的民族实体也借机复兴。这个过程削弱了“没有过去的欧洲”，威胁到了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或德国的民族主义论调曾经因为与纳粹或贝当政府的记忆和语言（“工作、家庭和祖国”）关系密切而遭到排斥。但今天，除了在老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那里，这种自我审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被大多数人无视。过去二十年间，对欧洲的认同似乎正在取代与国家的联系，但作为“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却显示今天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994年，在德国、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多数或接近多数受访者表示，在短时间内唯一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 原因何在？首先，“欧洲”的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围绕着它形成任何令人信服的人类共同体。此外，用德国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喜欢的表述来说，确立本地和超国界的双重共同体并对其效忠，谨慎地抹去与历史上的国家实体相联系的危险“身份”，这种做法在心理上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行不通，就像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还原主义谬误，即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与关系天然且必然遵循经济的制度与关系。诚然，生产、商业和金融的组织形式已经国际化，洲际和地区间的有机体很可能成为欧洲经济生活的未来。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或者应该遵循相同的模式。日益和谐的贸易网络和跨越整个帝国的商业联系完全无法阻止19世纪末奥匈帝国各组成部分的离心趋势。 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西欧人失去或抛弃了许多现代公共生活中传统的整合机制。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在今天的大部分西欧国家，家庭、教会、学校或军队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政党和工会不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间那样发挥着组织和教育的功能。与此 540c." >同时，经济压力正在迫使政府减少现有的公共福利，法国人所谓的“团结”的常用构件开始崩塌。作为记忆共同体的象征，以国家形式存在民族拥有熟悉与恰当的框架，将很有可能成为唯一也是最合适的集体与共同身份的来源。考虑到社会主义乌托邦宏大而抽象的普世目标的戏剧性破灭，以及一个日益扩大和繁荣的洲际联盟不现实的承诺，以相近地理位置为基础，植根于过去而非未来的社会实体的优点也许被低估了。无论如何，让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更加关注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并减少对“欧洲”奇迹的关注）也许可以把它们从更极端主张的宣扬者手中夺回来。 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国家在未来很可能仍是必要的。为了维持社会结构（通过强制手段或再分配式的干预），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今后几年里将大受欢迎，无论享有特权的“超级地区”多么不希望这样。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被过度颂扬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饱受诟病的“国家干预”也许不应该那么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国家权力进行切分、削减和去中心化也许太快也太过分了。“二战”后，西欧民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有了戏剧性的恢复，各国问题的“欧洲化”推动了它的进程；如果1989年以后的欧洲想要继续保持繁荣，它必须恢复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毕竟，“民族国家”并不是已经过时的古老政治形式。事实上，它是最现代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国、英国或荷兰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才拥有了现代的功能和政治形态。民族国家特别适合公民责任和积极有效的参政等现代需要。为了实现目标，次国家地区或“微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跨越边界寻求合作和帮助，以获得境内缺少的资源。它们还很容易被野心勃勃和不断扩张的更大邻国吞并。过大的跨国实体则会长期“欠缺民主”——这正是欧盟今天所面临的指责，而且未来也很难克服。它们对物的管理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不好。但在对人的管理上，它们过于庞大和遥远，必然会将权力分散给各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们还要保证这些组成部分不会衰弱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民族国家的最大弱点在于其隐含的排外性，比如法国是法国人的。从历史上说，这种特有的缺陷是其衰弱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和比利时）会面临分裂；同质化单一民族国家（如波兰和葡萄牙）则是历史的偶然（有时是悲剧性的）产物，无法被人为创造；而“没有国家”的弱小少数民族处处受到欺凌，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必然会触犯别人的利益。如果“欧洲”真能解决上述困境，如果人口的自由流动、取消国界和民族融合真能实现，那么几乎任何制度上的矫枉过正和经济上的不平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如果今天的“欧洲”能够为民族国家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文化中危险的排外主义提供一种真实而普世的解决方案，那么即使存在种种不足，它仍将是令人向往的目标。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以后的欧洲非但没有开放，反而逐渐地、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出于我在前文提到的原因，欧盟无法向其成员们切实保证，它们的未来将像过去那么安全和繁荣。共同体早年享有的机缘巧合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联盟更不可能按照之前的条件吸收更加贫穷的新成员。最近，德国提出让小部分核心欧洲国家尽快实现一体化，并为参与国设定了极高的宏观经济门槛。这个最新的例子再次证明，欧洲的未来将由德国主导，不然就会一事无成。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都永远不太可能有资格加入这个专有俱乐部，指望波兰或斯洛伐克就更加荒谬了。事实上，根据基督教民主党的各种相关提案，只有卢森堡符合标准。但为了让该理念不至于完全失去“欧洲”意味，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加入，无论它们是否够格。“中坚力量”、“快车道”、“和平伙伴关系”、“经济区”、惯例、协定和许诺——上述花言巧语都是为了拖延或避免在拒绝新成员和按照现有的要求扩张欧盟之间做出不可能的抉择。几乎没有东欧人会受此蒙骗，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坚持自己的希望。 然而，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扩张，但从内部和西部来看，欧盟事实上似乎在收缩。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成员国来说，欧洲突然显得非常广大和问题重重，而欧盟仅仅代表了大洲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边缘的地带。德国比它的大多数伙伴们更好地意识到另一半欧洲的存在，并总是试图参与双方的事务，但对“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毫不含糊：1994年，波恩政府花费1100万德国马克援助罗马尼亚境内剩下的数十万日耳曼人。与此同时，它支付给罗马尼亚政府大笔金钱，要求把“他们的”吉卜赛人从德国领回。在所有生活在欧盟以东和以南的人看来，欧盟表面上仍是希望、机遇、安全和稳定的源泉。但从内部来看，它似乎更像一座森严的堡垒。 这就是主权国家间（德国、法国、比荷卢三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作为候选成员）签订的《申根协定》的象征性意义所在，成员国取消了共有的边境，统一了护照和移民规定，并承认任何一国做出的入境限制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被允许进入葡萄牙的人可以自由地一路前往波兰边境而不会受到检查和盘问，这是后国家时代欧洲的真实写照。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完全不是这样。拥有最严苛的移民和（或）劳动法的国家可以要求其他所有成员国也执行同样的标准——这是歧视性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标准将通过全洲联网的数据库得到执行，类似针对外国人、难民和移民的国际警察组织，因此它的执法力量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意大利最终加入的话（已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同意），《申根协定》最终将再次把从格但斯克到迪利亚斯卡的地区统一起来，从而在欧盟内部形成一个专有区域。 《申根协定》的目的在于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地中海组成某种形式的人口界墙，让上述缓冲国吸收和阻挡绝望民族向西或向北的迁徙——既包括它们本国的，也包括它们以南和以东的。这为享受欧盟特权的区域将最终东扩的承诺打上了问号——毕竟，如果《申根协定》能够毫无困难地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它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该协定还揭示了欧盟当下最急迫的担忧，那就是保护自己免受更多移民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这正是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客希望本国政府所做的，后申根时代的欧盟并不是传统民族国家很好的替代品。和今日欧洲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些限制性的政策表面上也许并不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它们是以“日益紧密的联盟”而非国家的名义提出的。 这不是此前一直奉行扩张策略的欧洲第一次在外部阻力面前被迫收缩。很多时候，收缩是更强烈集体意识的条件，甚至是其定义。从蛮族入侵到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犯，再到铁幕的落下，外来压力迫使历史上的欧洲团结起来，并收敛了自己的野心。全球去殖民地化同样加强了欧洲意识，迫使法国、荷兰和英国人承认自身力量的下降，把原先用于维持帝国的精力重新集中到欧洲。诚然，欧洲的收缩策略显得言不由衷，但与近代早期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和皇帝相比不算过分，后者出于实际需要会与新教徒共和国以及穆斯林苏丹组成战略联盟。 漫长的扩张和收缩历史解释了为何今天西欧的困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新鲜，甚至早就可以被预见到。早在18世纪中叶，赫尔德（Herder）就曾警告“东欧的蛮族”正在隆隆逼近，表达了两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被异族淹没的恐惧。在过去三十年间，关于来自北非、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走投无路的难民和寻找工作者将“入侵”南欧的预言，一直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保守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笔下老套的主题。新出现的情况也许是，今天的北欧人和南欧人不仅共享了资源，也共享着这种恐惧。法国及其地中海沿岸的伙伴表示认同德国对中欧未来的担忧，而德国也同意加大欧洲对“南方”的援助，以便鼓励和帮助非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将问题控制在国内。 无论是否受到过警告，1949—1989年间那个失忆和娇生惯养的欧洲对于未来危机的征兆却大多视而不见。它可以继续提出各种关于未来的承诺，因为真正需要履行这些承诺的可能性很小。1989年之后的风云变幻引发了略显难堪的收缩过程，一边是继续坚持扩张的美好愿景，一边是眼前困难的紧迫感和退回“欧洲堡垒”的需求，两者发生了冲突。无论该现象还意味着什么，这至少清楚地表明，最强有力的“欧洲”理念已经过时。它在当下困局中的位置大致相当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 href='1131/im'>《物种起源》（in of Species）里提到的退化器官，它们“也许类似单词中的某些字母，虽然仍被拼写出来但不发音，只是作为探究其演变过程的线索”。 后记 今天关于欧洲前景的讨论一般会在潘格罗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间摇摆，也就是苍白的保证和可怕的预言。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欧盟几乎不可能一边实现让联盟日益紧密的承诺，一边按照相同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取得的一切将因此崩溃，或者毫无意义。欧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并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么了不起。毕竟，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藏书网 不过，无论在原则上多么诱人，让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承诺也许是不明智的。为了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更恰当的评估，并对传统国家的合适地位保持延续性的认识，我不想暗示国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应该认清民族和国家的现实，而且一旦被忽视，它们就将成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来源。 此外，旧式的民族国家也许的确更能赢得集体性效忠，更好地保护弱势者，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并弥补跨国经济形式的不确定性。在这点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实体拥有某种长足的优势。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重组已经成为现实——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当然还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会回到过去的宪法和行政形式。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励对现有国家的进一步分割，无论是以自我表决还是欧洲的行政联邦主义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远远超过了带来的好处。 欧盟是否应该接纳东欧国家呢？关于“欧洲”应该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统一大洲的边界，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另一方面，出于我曾经暗示的理由，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无法按照相同的标准加入欧盟。相反，从经济上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让欧盟以这样的标准吸收东欧国家只能是慈善之举（听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么，西欧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让我们把文化的亲缘性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西欧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欧和东欧分离，是否意味着它失去了自身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对于布鲁塞尔的规划者而言并非如此，他们的“欧洲”正在日益变成世俗和物质的联盟——单一货币就是其最新的目标。今天的西欧人认为，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口与经济威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对于更为传统的威胁，欧洲所有的防务规划者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唯一的重大军事威胁。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是。更加难以判断的是，如果一个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盟把势力范围日益向前者当下的边界推进，俄罗斯的威胁是否会变得更大。显然，西欧和中欧的大国一直以来都认同要在俄国和本国之间保留缓冲国家。但让许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藏书网是，将这些缓冲国正式纳入欧盟是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扮演地缘战略的角色。 西欧人的争论还自恋式地集中在欧盟本身的机制上。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关于扩大和深化联盟的争论就简化成了纯粹的决策程序问题。欧洲集体行动的决定应该采用一致同意（像现在这样）还是多数同意原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多数派应该如何界定，他们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尔穆特·科尔、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入多数同意原则，以避免在试图满足那么多成员国不同利益和诉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僵局；而英国和一些较小的成员国则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正是夏尔·戴高乐动用该否决权将英国人关在了欧盟之外！），以避免出现有违它们利益的决定——甚至为了避免出现过多任何类型的决议。上述矛盾被推上前台绝非巧合。面对艰难抉择时，在“十五国欧洲”获得压倒性多数都几乎不可能，更别提一致同意了。 防务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欧盟在这些领域一向死气沉沉（尽管除了部分参与的法国，它的重要成员都是北约的完全参与国）。虽然美国对波斯尼亚进行了有效干预（也许有点儿晚），但欧洲不可能继续在军事上无动于衷；由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约，美国无法在每次有需求时都能介入欧洲事务。在军事或外交问题上，欧盟完全无法让成员国达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动。既然在十五个成员的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当成员数进一步增加后就更不可能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说欧盟及其前身曾经好比联合国——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决定，在艰难或关键问题上提出异议或者同意暂不做决定——那么现在它似乎变得更像国联，对于自己反对的决定，成员国干脆拒绝接受。与因为某个成员国的拒绝而无法达成一致决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损失相比（比如希腊拒绝承认马其顿，或者意大利因为与斯洛文尼亚长期的琐碎的边界纠纷而坚持阻止后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国和其他较小国家在内的多数成员赞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拒绝，后果将严重得多。 那么，保持欧洲的稳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国的内部问题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欧人普遍利益的吗？事实上，这是东欧人认为自己应该加入欧盟的最有力论据——避免东欧民众间的矛盾，避免因“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失败造成国内动荡——这对于离它们最近的西方邻国最具说服力，特别是德国。但上述论据的出发点纯粹是以防万一，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试图通过不完全成员资格和临时关系等手段来满足东欧人的要求，而且与欧盟正面临的实实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难相比，它所代表的只是未来和假设的问题。即使欧洲的大门真的因此而打开，结果也只会是联盟意义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协。此外，“欧洲”的保护伞很可能不会超过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许还包括斯洛文尼亚），使它们成为萧条的欧洲远郊。更东面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只能靠自己了，它过于接近俄罗斯及其利益范围，西方对其挑衅式的吸收和联合都是不明智的。 从现在开始，欧洲将以三种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国主导：原先的西欧（1989年前的）改由德国领导——大多数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客对此可能感到不情愿；支持德国的中欧国家，它们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德国能在扩大后的欧盟中扮演温和的角色；反对德国的中欧国家，在东部和南部邻国眼中，德国带来的更多是负担和威胁而非利益。后两者很可能会融合成一类——就像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所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当然，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不均衡的比重并非新现象。但与过去相比，受此困扰的不仅是焦虑的邻国，也包括德国本身。 在1989年前后的几年间，联邦德国领导人曾急切地向法国等国保证，完全恢复主权的德国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从1990年开始，出于同样的考虑，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在迫切地为自己向东欧扩张的战略寻找合作伙伴：与欧洲“快车道”的成员共同行动的话，波恩看上去就不那么显眼了。因此，与直接以德国公司的名义投资东欧相比，通过奥地利的下属企业或“合资企业”就不会在当地引起那么多反对。如果说1989年之前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华盛顿、莫斯科或巴黎，那么统一后的德国考虑的则是如何体现本国实力以及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地位，不再顾及是否会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惧，或者是否会引发德国人自己对民族野心重燃的担忧。 正如某些德国作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无论出于何种良好意图，德国必然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出于这个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经坚决反对统一，而且至今仍对统一的影响表示忧虑和怀疑。阿登纳及其同时代人缔造的欧洲曾经确立了后希特勒时代联邦德国的身份，但随着战后重组尘埃落定，那个欧洲现在却陷入了不确定之中。某些戏剧性的历史相似性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联盟并不等同于1938年的德奥合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扩张主义不太可能在德国卷土重来，更别说军国主义了。然而，自从1871年以来，位于欧洲中部并拥有自身利益的强大德国永远是其邻国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国首相在《世界报》（Le Monde）撰文探讨了谁该为欧洲负责，该文以“建设21世纪的欧洲”为题，占据了一个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没有提到德国！首相明确指出，欧洲的未来掌握在英国和法国手中，两国对时局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共同的担忧，越来越多地为彼此提供支持；虽然没有明言，但文中还是暗示了两国的忧虑，无论是欧洲重心的东移，还是新的决策机制（它们的利益会被数量占优的小国稀释），都将使两国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有时）有意愿和能力在外交事务中担当领导者。在大西洋联盟今后的危机中，这将成为21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保障。 上述论断可能有自我标榜之嫌，也符合英国在欧洲问题上好高骛远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将与过去形成鲜明的反差，特别是没有意愿积极介入任何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德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顾虑和目的融入到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情况是否永远如此是另一回事——纳粹的创伤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德国公众的良心上，德国的政客和选民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那么顾忌而表现得像其他大国一样：向国外派遣军队，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实现国家目标，等等。但与此同时，德国主导的欧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种奇特的惰性，它迫使成员国们将集体性国际干预行动限制在那些没有争议的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上。 由此产生的最深刻教训就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它显示了欧洲在主动性上的缺失，避免卷入事态的心理，以及除了维持现状之外没有任何公认的集体性战略利益。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也许会对美国人如此轻易地平息了波斯尼亚冲突感到妒忌。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尖刻评论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它本来早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那样的话就能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但事实上，波斯尼亚的乱局证明了“欧洲”大厦完全是空洞的，揭露了它对良好财政状况和商业利益的自私迷恋。 1991年爆发的南斯拉夫战争还在恰当的时间提醒人们，德国人不是唯一不愿看到德国在欧洲重建霸权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宣传首先谴责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然后又把矛头转向外部势力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其中最强有力的论调之一是，德国和奥地利出于自身利益正在积极地寻求恢复“日耳曼—天主教”的中欧，分裂南斯拉夫的行动是一场条顿—哈布斯堡人的阴谋。甚至支持贝尔格莱德反对党的记者也认同了对本国悲剧的这种解释。为了避免落人口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迟迟不愿积极卷入这场战争，直到四年后才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德国部队，而且仅限于执行严格的非战斗任务——甚至这都引起了德国思想界和政界（特别是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或英国的行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法国和英国人的确被迫采取了一些行动，无论那是多么有限甚至不可靠——在联合国显露出令人难堪的无能为力后，英法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遣了快速反应部队。不过，因为这支部队是由英法两国组建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欧洲”的外衣下展开行动，它体现了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正如不存在有效的国际共同体，在国际性意图面前，同样也不存在有效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的只是大小不一的势力，而德国主导的欧洲至少现在并非其中之一。法国和英国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带来的有限主动权，将取决于两国政府选择从波斯尼亚冒险中吸取什么教训。在遭遇苏伊士之战羞辱的四十年后，英法两国将重温相对外交自主的魅力和压力。美国不再回头照顾他们，“欧洲”也不再是可靠的庇护所。 因此，1945—1989年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段插曲。这并不表示我们将回到糟糕的老路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记录和记忆，这也是为什么记忆中的事不会简单地重现。但人们也可能忘了去记忆（也许还可能忘了去忘记），而随着我们离1945年越来越远，建立一个不同世界的需求也将变得不那么迫切。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认识到实现它们的那个欧洲共同体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如果把欧盟看作万灵药，像咒语那样吟唱“欧洲”之名，在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异端面前挥舞“欧洲”的横幅并高呼“悔改，悔改！”，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欧洲”的神话不仅完全无法解决这个大洲的问题，反而阻碍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将发现，政治正确的做法几乎被等同于掩盖地方难题，仿佛仅仅提到欧洲的承诺就可以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很少有人想要否认欧洲所谓的本体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经是某种更强烈和集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做会起到一些自我实现的效果——此类愿望的确能够推动思想的发展，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无法做的，有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欧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 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href='9833/im'>《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藏书网记忆小屋》 href='9832/im'>《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