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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和不平等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Wilkinson & Pickett，The Spirit Level），表12.1，第160页。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 5e73." >平等也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一个人长寿和健康地度过
藏书网一生的机会，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有地区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国更贫穷的州的年轻妇女，和她们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区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国内较富有地区的人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那些仍在上学的穷人的孩子：他们的相对表现较差，分数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收入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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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社会流动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2.2，第161页。
因此，不平等不仅本身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和病态的社会问题明显相关，我们只有了解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才
有希望解决它们。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精神疾病、失业、肥胖、营养不良、未成年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和焦虑，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欧洲大陆更加显著，不是毫无原因的。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兰，按人均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它们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标上它们也一直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美国在医疗上花大量的钱，但美国人的寿命还是低于波斯尼亚，只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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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信任和归属感
※资料来源：蒂姆·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一个有限星球的经济学》（Tim Ja，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Eics for a Finite Pla），伦敦：Earths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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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健康欠佳
※资料来源：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表9.2，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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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犯罪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0.2，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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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与精神疾病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5.1，第67页。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异的影响，要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地位和商品的竞争逐步加剧；人们感觉出越来越强烈的以占有为基础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对那些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们的偏见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劣势的病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无管制地创造社会财富的恶果，确实是非常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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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和寿命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6.2，第80页。
腐化的情操
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列夫·托尔斯泰， href='7430/im'>《安娜·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经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不平等的减少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30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即便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当代中国和印度都印证了这一论点。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处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崇拜巨富，称颂其显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观察过他的同时代人相同的倾向：“人类中的部分民众是财富和显贵的钦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更多时候是无私的钦慕者和崇拜者。”藏书网
在斯密看来，这种对财富本身毫无批判的阿谀奉承不但毫不吸引人，而且还是现代商业经济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征会削弱资本主义那些在他看来需要维持和滋养的特性：“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近乎崇拜，对贫穷卑微之人的蔑视，或至少是忽视……（是）……我们的道德情操败坏的 6781." >极大的和最普遍的原因。”
我们的道德情操确实是败坏了。我们对表面上合理的社会政策所需付出的人类代价变得毫无知觉，尤其是我们得知这些政策会促进总体繁荣，由此——意味着——也会促进我们个体的利益。看看克林顿时代寻求全面改造福利政策的法规——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明显是奥威尔式的）。这条法案宣称的目的是缩减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扣压任何不寻找（以及找到后不接受）带薪就业机会的人的福利。这样，雇主可以用任何他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吸引工人——因为他们藏书网不能拒绝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多么讨厌，否则就有得不到福利的危险——不仅享受福利的人数大大下降，工资和商业成本也下降了。
此外，福利还带来明显的耻辱。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地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在当代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年代，没有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这样受辱：他们不完全是社区的正式成员了。甚至是在社会民主的挪威，1991年的《社会服务法》也给了地方政府对所有申请福利的个人要求相应工作的权力。
这个法案应当让我们想起将近200年前在英国通过的一项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通过查尔斯·狄更斯在 href='2121/im'>《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的描绘，我们很熟悉这项法案的条款。当诺亚·克莱波尔在那个著名的场景里对着小奥利弗冷笑，称他为“贫民习艺所”的时候，他在1838年表达的意思，恰恰是我们轻蔑地将人称为“福利皇后”时要表达的意思。
《新济贫法》令人不能容忍。它强迫穷人和失业者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给钱就工作，不管工资有多低；要么承受贫民习艺所的羞辱。这就和19世纪其他形式的（仍然被当作和描述成“慈善”）公共援助一样，援助和支持的水平被刻意设计得比最坏的现有选择还要缺乏吸引力。这项法案借鉴了当时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否定有效的市场里会有任何失业的可能：如果工资都降得足够低，没有任何别的有吸引力的工作选择，每个人最终总会找到一份工作。
随后的150年中，变革者们努力废除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济贫法》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逐渐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为了正义之事。没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为不幸失业而被人认定不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境况而得到惩罚；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也不会受到隐含的贬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确信：将社会地位解释为经济上的好运起了作用，这是极端无礼的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唯意志论的伦理和苛刻的资格筛选标准被普遍的社会救济所取代，尽管国与国之间各有区别。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完全无损名誉的、人们依赖自己同胞的偶然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则被人们摒弃了。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维多利亚先辈们的态度。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没有陷入绝>望，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工人们出力干活，对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更好。
福利“改革”恢复了可怕的“经济情况调查”（mea）。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人会想起，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冒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了类似的调查。X·马尔科姆在回忆录中回忆起那些“调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调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想这么干，她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果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我们的妈妈却很明显地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我母亲是绝望地试图维护她的自尊和我们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与英美政治话语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乐于领取施舍：衣物、鞋、食品、租金补贴或孩子们的学习用品。简单来说，领取施舍会蒙受耻辱。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尽管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企业”“私营部门”“效率”“利润”和“增长”毫无批判的崇拜在近些年来很流行，这个模式本身，却只在爱尔兰、不列颠和美国才沾沾自喜地完全实行着。爱尔兰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所谓的“勇敢的凯尔特小老虎”的“经济奇迹”包括一种不规范的低税制，可以预见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热钱。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备受诟病的欧盟提供的补助来进行补偿，而欧盟又主要是由据说是很无能的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旧欧洲”经济体来资助的。华尔街的狂欢破产时，爱尔兰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它不会很快再膨胀起来。
英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它同样表现出美国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给大不列颠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进步的那种社会和教育流动性。总体上看，1979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尾随着它的美国同伴的衰落：不仅傲慢地对其受害者漠不关心，而且还以国家的工业基础为代价，对金融服务表现出不计后果的热情。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稳定在70%上下，而到2005年，它却超过了500%。随着国民总财富的增长，伦敦以外和特伦特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也加剧了。
可以肯定，即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能完全摧毁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很受欢迎的福利国家，就是这同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热情地把她选上台的。这样，与美国相反，英国底层越来越多的人们，仍然能够得到免费的或很便宜的医疗服务、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所剩无几的失业救济和残存的公共教育系统。如果英国像有些观察家们近年所总结的那样“破碎”了，至少其碎片还被安全网接住了。要看一个陷入了繁荣和美好前景的幻境、让失败者自生自灭的社会，很遗憾，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美国。
美国特色
如果你深入探究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你就会发现，他们寻求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价值，只是为了回答这唯一一个问题：它能赚来多少钱？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即使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图表或和其他国家不利的比较一无所知，很多美国人也很清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差错。他们过得不如以前好了。所有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有更好的生活机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前景。他们想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有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一样的安全生育的机会。他们想要开支更低的全面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少的犯罪。但是，当人们告诉他们西欧有这些福利时，很多美国人这样反应：“但他们有社会主义！我们不想让政府干预我们的事务。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想多纳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是老话题了。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了一个很著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有些跟这个国家的巨大规模有关：在帝国规模下，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而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陆帝国。
然后还有文化因素，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很有美国特色的对中央政府的怀?疑。某些特别辽阔和多样化的领土单位——比如中国或者巴西——仰仗于遥远的国家权力和指令，而美国，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义地是18世纪盎格鲁-苏格兰思想的产儿，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削弱的前提之下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假定——亦即只要不是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就被默认为各州的特权——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被一代一代的定居者和移民们内化成了把华盛顿“挡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凭据。
这种对公共权威的怀疑，时不时地被“一无所知党”、“州权党”、反对税收的活动家们——最近是共和党右派的电台脱口秀煽动家们——提升到狂热崇拜的程度，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把那种已经十分突出的对（无论是否有代表的）税收的怀疑，转化成了爱国教条。在美国这里，税收被普遍当成了得不到补偿的收入损失。人们很少想到这一点：这些税收（也）可能贡献给了那些单独的个人永远也负担不起的集体服务（公路、消防、警察、学校、路灯、邮政，更别提士兵、战舰和武器了）。
在欧洲大陆和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任何个人可以完全“自力更生”的想法早已随着19世纪个人主义的幻灭而烟消云散了。我们都受益于我们的前人，也受益于那藏书网
重要：这丝毫没有牵涉到缩小国家本身。玛格丽特·撒切尔像她之后的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一样，毫不犹豫地强化中央政府的镇压和情报搜集手段。多亏了各处的摄像头、窃听器、国土安全部、英国独立保安局和其他措施，现代国家对其臣民无处不在的控制在继续扩大。挪威、芬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国家——除了在战时外都没有使用这些手段，而吹嘘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社会却往这个奥威尔式的方向走得最远。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认出标志着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个世纪的认识转变的总后果，那肯定应当是对私营部门的崇拜，尤其是私有化的邪教。有人可能会说，热心分配公共所有的物资纯粹是务实主义的。为什么要私有化？因为，在预算有限的年代里，私有化似乎会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家低效率的工厂或一项代价高昂的服务——比如说，自来水厂，或者铁路——国家可以把它转售给私有购买者。
这个销售理当为国家省钱。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私营部门，有关运作也会因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变得更加有效率。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一项不合适的职责，投资人赚钱，而公有部门从销售中一次性获利。这样，从表面上看，私有化代表着放弃教条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优先考虑，而转向更直截了当的经济核算。
毕竟，“国有化工业在几乎所有国家里还没有表现出比私有或混合行业更好”。而公有制的短处却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英国，财政部将有潜力盈利的业务当作奶牛，要通过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利润，以便增加公共资金。这样，铁路和矿山就应当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而压低价格；而与此同时，又要求它们能够盈利。
从长远来看，这就会导致低效率的经营。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瑞典，国家在操纵经济方面不像英国那么强硬，但是，经常管制工资、工作条件、价格和产品来起到缓冲的效果。因此，私有化除了短期内增加现金收入外，还有假设的在主动性和效率方面的收获。人们合理地假设，抛开别的优点，一个从公有制转到私人手中的业务，起码肯定会以一种长期投资、有效定价的目标来经营。
理论即是如此。但实践又大为不同。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尤其是过去这个世纪），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力量和大众负担得起的文化产品——这些必需的服务通过趋利的机制运作效果并不好——都被收归公家管理或控制。而如今，它们又被交还给民营企业。
我们一直看到公共责任向私营部门的逐步转移，但我们在其中感受不到什么集体利益。与经济理论和盛行的谬见相反，私有化其实效率低下。政府认为适合移交给民营部门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在亏损状态下运营的：不管是铁路公司、煤矿开采、邮政服务还是能源利用，他们提供服务和维持运营的耗费多于他们能够获得的收益。
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除非是以极低的折扣价出卖，这些公共资产天生就对私人购买者没有吸引力。但是，当政府低价出售时，公众就承受一次损失。据计算，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私有化过程中，长期公有的资产被以特意压低的价格销售给私营部门，结果使140亿英镑的资产从纳税人手中转到了股东和其他投资人手中。
这个损失之上，还要加上另外付给办理私有化的银行家的30亿英镑。这样，国家实际上付给私营部门大约170亿英镑（300亿美元）来促成资产的销售，不然就没有人来买了。这是很大宗的金额——大约相当于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或者巴拉圭或波黑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很难把这理解为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
英国私有化让人误以为有好处的一个原因是，它正好和英国结束几十年来相对于其欧洲竞争者的衰落同时发生。但是，这样的结果几乎完全是因为别处的增长率下降了：英国的经济表现并没有突然好转。对英国私有化最好的研究指出，私有化本身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绝对有限——而同时还倒退地将财富从纳税人和消费者那里重新分配给了新近私有化公司的股东手中。
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显然低效率的公共资产，唯一的原因是政府消除了或者减少了他们面临的风险。例如，就伦敦地铁来讲，设立了一个“公私合营机构”（PPP）来吸引有兴趣的投资者们买进公交系统。买入公司得到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够得到保护免受严重损失——这就削弱了私有化的经济理由：趋利动机的作用。在这些特权条件下，私营部门会证明和其对应的公有部门一样没有效率——搜刮盈利，把损失转嫁给国家。
其后果是最坏的一种“混合经济”：由公共资金无限期担保的私营企业。在英国，新近私有化了的国家卫生服务医院集团定期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被鼓励着赚取各种利润，但又被禁止收取它们认为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这时，医院的信托基金（就像伦敦地铁，其“公私合营机构”于2007年破产）转向政府来支付账单。当这样的事情一连串发生时，就像国有化铁路那样，结果是事实上的缓慢地重新国有化，却全无公共控制的好处。亿英镑（15亿美元）。到了2008年，其半私有的后续公司联通铁路（work Rail）花费了纳税人50亿英镑（78亿美元）。">
结果是道德风险。流行的说法是，2008年使国际金融屈服的臃肿的银行“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倒闭”，这种说法自然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允许其铁路系统就那么“倒闭”。私有化的电力或煤气设施，或航空控制系统，不允许因为管理不善或金融无能而陷于停顿。当然，他们的新管理者和业主们知道这一点。
奇怪的是，这一点却没有被眼光敏锐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看到。他坚持将垄断性工业（包括铁路和公用设施）留在私营部门手中，但他没能预见到这样做的意义：既然如此关键的全国性服务永远不允许倒闭，那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冒险、挥霍或者挪用资源，而且总是知道政府会来买单。
道德风险甚至也适用于那些原则上其运作有利于集体的机构和企业。回想一下负责向美国中产阶级提供房屋贷款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对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和低息贷款基础上的消费者经济的健康至关重要的一项服务。2008年崩溃之前有些年头，房利美一直在（以人为压低的利息）从政府那里借钱，然后以非常可观的利润进行商业贷款。
由于公司是私营的（尽管有特权得到公共资金），这些利润就意味着将公共资金转让给了公司的股东和管理人。数百万笔的抵押贷款是由这些自私自利的交易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构成了罪行的一个部分：当房利美被迫取消贷款时，它就将苦难扩散给了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
美国人比崇拜他们的英国人私有化得少一些。但是，对像美铁（Amtrak）这样无人问津的公共服务有意不提供足够资金，造就了一个迟早将会以低价贱卖给私人买主的不良设施。在新西兰，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逐步将铁路和渡船私有化，其新业主毫不留情地剥掉了所有..可售资产。2008年7月，惠灵顿的政府不情愿地将拆分得七零八落、依然不能盈利的交通服务收回公共控制——其代价比当初合理投资所需的要高得多。
私有化历程里，有输家，也有赢家。在瑞典，在一次使政府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银行危机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保守）政府将该国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的退休金的14%从公共系统转到了私人退休账户中。可以预见，这次转让的最大获益人是瑞典的保险公司。以同样的方式，英国的公用设施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出售的条款还包括成千上万工人的“提前退休金”（prepensioning）。工人们失去了工作，政府承担着没有资金来源的退休金负荷——但新的私人所有的公共设施公司的股东却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将所有权转让给生意人，使政府能够放下道德义务。这完全是有意所为：英国1979至1996年间（撒切尔和梅杰时代），政府通过合同外包给私营部门的个人服务份额从11%增加到了34%，增幅最大的是为老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的院舍服务。刚刚私有化的院舍和护理中心自然会把服务质量降到最低点，以便增加利润和红利。这样一来，福利国家就偷偷地被用来造福一小撮企业家和股东。
“合同外包”给我们提供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理由。国家设法脱手的很多资产和服务都经营不善：管理不善已久，投资不足，等等。但是，不管经营如何差，邮政服务、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和其他被当作私有化对象的业务，不能完全听任变幻莫测的市场来左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本来就是.必须由某个人管制的那种活动——正因为如此，它们当初才会落在政府手中。
对于本质上是集体的责任，这种半私半公的处理办法让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的纳税申报受到审核，这是因为政府决定调查你；但是，调查本身很可能是由一个私人公司来进行的。后者签了合同来代表政府提供这项服务，其方式和私人代理与华盛顿签了合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供（获利的）安保措施、交通和技术诀窍是一样的。
简单说来，政府如今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责任租佃给能够比政府管理得更好、更省钱的私营公司。18世纪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包税制（tax farming）。早期的现代政府常常无法征税，于是请私人出价来承担这一任务。出价最高的人会得到这份工作，然后，在交过双方同意的金额以后，可以随意收取他能收取到的数额，然后保留收益。政府将应得的税收打了折扣，以回报对方预付的现金。
法国的王权覆灭后，人们普遍承认，包税制低效到了荒谬的程度。首先，它使政府失去了信誉，在公众的印象里，代表政府的是一个牟取暴利的贪婪个人。其次，它能带来的财政收入比一个管理完善的政府征收系统要少得多，因为利润都累积到私人包税商手里去了。最后，是不满的纳税人。
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我们有失去了信誉的国家，和大量的牟取暴利的贪婪个人。有趣的是，我们（尚且）没有不满的纳税人——或者，至少，他们不满是因为别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麻烦，和旧制度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和18世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抽去了政府的责任和能力，因而破坏了它在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英国很少有人继续相信——美国人相信的就更少——曾经被当作“公共服务的使命”的东西：提供某些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仅仅因为它们符合公众的利益。一个政府承认它不愿意承担这些责任，选择将这些责任转让给私营部门，任它们听从变幻莫测的市场的操纵，有可能会带来效率，也有可能不会。但这是在抛弃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
实际上，私有化逆转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由政府承担个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事务的进程。这种逆转对公共生活的腐蚀性后果常常不经意地呈现在新的“政策性发言”中。在英国的高等教育圈子，市场隐喻主导着谈话。院长和系主任们在判断某个人的工作时，不得不估算其“产出”和经济“影响”。当英国的政治家和公务人员费心为放弃传统的公共服务垄断做辩护时，他们谈的是“使提供者多样化”。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于2008年6月宣布将社会服务私有化——包括使白厅得以公布误导性的低失业率的短期缓和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他说自己是在“优化福利分发”。
从本地的公共汽车服务，到地区的假释官，都是用短期盈利能力为唯一标准衡量自身表现的某个私营公司的一部分，这一切对于接受这些服务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用句行话说，有一种负面福利的影响。旧式公共服务的主要缺点是它们臭名昭著的、整齐划一的限制性的管制和设施：瑞典的卖酒点，英国铁路的咖啡馆，法国工会化了的福利办公室，等等。但起码这些设施是提供给所有人的，而且不论好坏，它们被当作一种公共责任。
企业文化的兴起，摧毁了这一切。一个私有化的电话公司可能会适合提供礼貌的、自动化的呼叫中心来处理投诉（而在老的国有化制度下，投诉人根本不会幻想有什么人在听）；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此外，私营公司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会把自己当作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的集体利益。毫不奇怪，申请他们法律上应得的福利和服务的人数大大下降了。
结果是一个内中掏空了的社会。在社会底层那个寻求失业救济、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其他官方授权的服务的人看来，他或她本能地不再求助于国家、行政部门或政府。有关的服务或福利现在经常是由一个私人中介“交付”的。结果，社会互动和公共财产之间的粗网被削弱到了最小限度，连接公民和国家的，只剩下了权威和服从。
将“社会”减少到个人之间薄薄的一层互动薄膜，今天被当作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主义者们的抱负。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其实它首先是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和纳粹的梦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将我们联结成一个社区或社会，那么我们就完全依赖于国家。因为太软弱、信誉太低而不能通过其公民而行动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劝告、哄骗、威胁、最终强迫人们来服从它们。失去了体现在公共服务上的社会目标，实际上增强了过度强大的国家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就描述得很清楚了。他在《法国革命论》（Refle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写道，任何毁灭了其国家结构的社会，很快将会“分解为个人的尘土和灰烬”。通过将社会服务全部掏空、将它们降低成一个租赁出去的私人供应商的网络，我们已经开始拆散国家的结构。至于个人的尘土和灰烬：它看起来不过像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战争中，很多人的生活再次变得孤独、贫困、非同一般地讨厌。
民主赤字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把脱离公共生活的人当作没用的人。
——伯里克利
公共部门解体的一个突出的后果，是越来越难理解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很熟悉关于网络的“原子化”影响的怨言：如果每个人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零星知识或信息，却避免接触其他一切，那么，我们确实会形成一个选择性亲和的全球社区，但同时也失去了和我们邻居的亲和关系。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呢？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只知道、只关心十分专门的一部分新闻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看关于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的新闻，另外有些人关注国内的政治辩论，但对国外的发展相当无知。过去，通过翻阅报纸、晚饭时观看电视报道，他们至少会“接触”其他事件。如今，这些额外的关注被排斥在外了。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出了全球化一个带有误导性的特点。年轻人确实和万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联系。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罗尔的学生有一些相同的兴趣，这些兴趣也不能转换成社区。空间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种空间的功能——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投票，我们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局限于他们被选举出来的区域。实时接触半个世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能取代这一种功能。
花点儿时间想一想像保险卡或养老金手册这样平常的东西。福利国家的早些年间，这些手册必须定期盖章或延期，持有人才能领取他们的养老金、粮食券或儿童津贴。仁慈的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这些交换仪式发生在固定的场所：一般是邮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现在这些服务和福利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经历，极大地促成一种共同的公民意识的发展。
这种情感对于现代国家及其统治的和平社会的形成有关键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政府只是一个以继承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行使权利的工具。但是，渐渐地，国家自己承担了大量此前一直由个人或私有机构掌管的任务和责任。
这有很多例子。私人安全机构被国家或市政的警察机关所取代（或解散）。由于国家邮政的发展，私人邮政服务也成了冗余。雇佣军被迫歇业，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的征兵部队。私营的交通服务没有消失——退居为非常富裕的人提供的奢侈服务——但是，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它还是被公有的公共汽车、电车、轻轨和火车所取代了。适用于为独立的小王公和单独的宫廷提供私人歌剧的艺术赞助系统，也逐步地（虽然没有完全地）被公共资助的艺术所取代，得到全国和地方税收的支持，由国家机关施行管理。
这一点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全国性足球（英式足球）联赛在欧洲的出现，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公众能量、塑造地方认同，形成一种全国性的空间感和共同的热情。就像法国20世纪初那本著名的地理课本《两个孩子游法国》使一代法国小学生学会了欣赏法国地图一样，英格兰和苏格兰足球联盟的建立，也通过不同地区间球队的竞技，向年轻球迷们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地理。
从建立初年一直到整个70年代，足联一直是个单一实体：“只重成绩”，亦即，球队根据其表现在其分组内上升或下降。从当地招来的球员穿自己球队的比赛服。如果有广告，这些广告也仅仅局限于在球场周围安装的标语牌；谁也不会想出在球员身上展示商业广告的念头——广告颜色和字体造成的混乱，会破坏球队视觉上的统一。
确实，从视觉上表现集体认同，曾经是一桩大事。想想伦敦的黑色出租车，它那种特有的单调在两次大战之间毫无争议地出现；之后，这种单调不仅成了出租车本身的特别标记，也成了它们所服务的城市那种严峻的团结的特别标记。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跟风而上，它们在颜色和设计上的整齐划一，强调了它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的共同交通工具所担当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英国人对校服情有独钟，或许也能归结为相同的目的（别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但别处的往往与宗教或社群认同有关——比如说，教会学校）。通过由60年代“个人主义”的热忱打开的裂缝而回顾从前，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欣赏它们的价值。我们今天会想，这种着装要求肯定会压抑年轻人的认同和个性吧？
严格的着装要求确实是会加强权威、压制个性——军服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它们的时代，制服，不管是小学生、邮递员、列车员还是马路协管员穿的制服，都寓示着某种平均主义。一个穿着固定服装的孩子没有与生活更富裕的同龄人苦苦竞争的压力。制服有助于超越社会和种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终自然地——建立与他人的认同。
今天，即使我们承认共享的社会义务和要求，这些义务和要求更典型的是由私营部门承担的。邮件越来越受到在赚钱生意上牟利的私营投递服务的围攻，邮局只被用来补贴穷人和偏远地区的收取和派送。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落到私人手中，挂满了广告，点缀着浓妆重彩，宣告着企业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艺术——在英国或法国——是由私人管理的彩票来资助的，通过鼓励合法赌博来从社区的贫穷成员手中筹措资金。
欧洲的足联也变成了几个特权俱乐部的超富裕的超级联赛，而其他俱乐部则陷于贫困，被人遗忘。“国家”空间的理念，也被短期的外国资助者承担费用的国际竞争所取代，他们通过对从远方招募而来、不可能在一地长期效力的球员的商业剥削，中饱私囊。
伦敦的出租车曾经以其高效的设计和出租车司机惊人的地方知识而著称于世，如今也有了许多颜色了。从功能划一上最近一次退步以后，非传统的品牌和车型，即使它们既不符合目前法定的回转圈数标准，又不能满足长期形成的负载能力要求，还是能够大肆宣扬自己是合法出租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著名的“知识”——1865年以来所有持照出租车司机必须掌握的对伦敦复杂的街道和广场的熟悉程度——也会在自由企业的名下被抛弃或稀释。
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在后勤支持、物资支持和交通安全上越来越仰仗私营服务，他们通过短期合同雇用员工但价格高昂：据最近一次统计，有19万“辅助”私人雇员在“协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警察曾经代表着现代国家管制社会交往、垄断权威和暴力行为的雄心。它们开始出现以后不到两个世纪，就被私人安全机构所取代；私人安全机构的功能，就是为那些过去30年间在我们的城市和郊区蔓延开来的“封闭式小区”提供服务。
“封闭式小区”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它最初兴起于美国，后来被热情地应用于伦敦和欧洲其他地方以及整个拉美，还有从新加坡到上海的富裕的亚洲贸易中心城市。它在美国最初指的是那些聚居在富裕的郊区和城市的小区、盲目轻信地以为他们自己在功能上已经独立于其余的社会的人们。
现代国家兴起之前，这种社区很普遍。即便它们没有真的筑起堡垒，它们也确实代表着一个有所区别的私人空间，其边界明确划定，并且对外人有很好的防御。随着现代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些通常属于贵族或私人有限公司的设防的孤立区融入了城市环境。其中的居民由于对现在公共权威提供的安保有了信心，放弃了他们的私人警察力量，拆除了栅栏，将他们独有权局限在卓越的财富和地位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如果他们出现在我们中间，还会是一件罕见的怪事。
但是，今天它们无处不在：它们是“地位”的象征，是对将自己和社会其他成员隔绝开来的愿望毫无羞愧的承认，是对国家（或城市）无力或不愿将权威强加给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的正式承认。在美国，我们通常在远郊看到这种“封闭式小区”。但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封闭式小区”延伸到了城市中心。
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占地大约170英亩，有权控制辖下（公共）街道的所有活动。布里斯托的“卡博特圈”（Cabot Circus）、莱斯特的海克洛斯（Highcross），蔓延34条街、业主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物业公司格罗夫纳（Grosvenor）的“利物浦一号”（Liverpool One），都是地处曾经是公共市区中心的私人所有、私人控制的空间。他们保留根据品位强加一系列限制和规定的权利：不许滑滑板，不许滑旱冰，不许在某些地方吃东西，不许乞讨，不许闲逛，不许照相，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私人保安和闭路摄像来执行这些规定。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这种寄生在社区中的社区的自相矛盾。他们雇佣的私人保安公司，按照法律无权以国家的名义采取行动，因而，发生严重罪案时必须请警察来帮助他们。他们声称拥有和维持的街道，最初是用公共资金勘探、建造、铺设和照明的：因而，今天这些把公有财产收归私有的个人，是过去纳税人的不配受益者。允许封闭式小区的居民在家庭和工作中自由旅行的公共道路，是由社会全面提供和维护着的，“封闭式小区居民”和他们那些没有特权的邻居们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和期望使用公共服务（学校、医院、邮局、消防车之类）。
有人代表他们声称，封闭式小区是保护其成员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堡垒。人们在区内更安全，并且为他们的特权付钱；他们有住在他们自己人中间的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在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并不试图强加给区外成员的装饰、设计和举止方面坚持他们自己的规则和条例。但是，实践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私有化”的过分行为，实质上以威胁所有人的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离了社会空间。
现代人想和自己的同类住在类似私人空间的欲望，并不仅限于富有的业主。正是同样的愿望，使今日大学的非裔美国人或犹太学生组成单独的“斋”（houses），单独就餐，甚至通过主修认同研究的专业来专门学习和他们自己有关的课程。但是，在大学里，和整个社会一样，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不仅剥夺了他们自己涉猎范围广泛的学术或公共财富的益处，还使得每个人的经验碎化和窄化。
住在私人空间的人积极地促成了公共空间的稀释和腐蚀。换句话说，他们恶化了当初使他们退缩进私人空间的局面。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付出代价。如果公共财产——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在每个公民看来都贬值、减少了，被可以用钱买到的私人服务所取代，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应当越过私人偏好和个人利益的概念。一旦我们不再认为公高于私，那么我们肯定就会逐渐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当置法（亦即最大的公益）于力之上。
最近这些年来，法大于力的观念被人抛弃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那样轻而易举地违反所有的国际法律意见，投入一场“预防性”战争。确实，这是外交政策事务，而在外交领域>9９lｉｂ.，现实主义经常高于协议或法律。但是，要过多久，我们就会把这些标准引入到国内政策中来呢？
在这个 5e74." >年轻人被鼓励着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最大化的年代，利他主义甚至是好的行为都变得很难被理解。如果不回到宗教权威——其本身有时也是世俗机构——什么东西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超出其短期利益的目的感？已故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谈论过一种旨在为了公众而行动的生活的“自由经历”：“公共行动的最大财富，是它有能力满足普通人生活中模模糊糊感觉到的对更高目的和意义的需要，在一个宗教热情在很多国家都处在低潮的时代尤其如此。”
60年代一个起到缓冲作用的约束力量是进入公共事业或自由职业的普遍愿望：教育、医疗、新闻记者、政府、艺术或公共法律。70年代前的毕业生很少——极少追求“商业”教育；申请法学院的人数也比今天要低得多。工具性的自我提升和养成的与同胞工作、为同胞工作的习性是互相冲突的。
如果我们不尊重公共财产，如果我们允许或鼓励公共空间、资源和服务的私有化，如果我们热切地支持年轻一代只关注自身需要的倾向，那么，我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发现公民参与逐渐降低的现象时，就不该觉得惊奇了。近年来，有不少关于“民主赤字”的讨论。民意测验一致反映出地方和全国选举投票率的稳步下降，及对政治家和政治机构愤世嫉俗的厌恶——在年轻人中最为突出。普遍的认知是，既然“他们”在为自己筑巢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做他们想做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影响他们行为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民主可以在其公民的冷漠中生存下来。其实，人们曾经认为，选举人过于激昂，表明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里即将出现麻烦。人们曾经普遍相信，政府的事务应当交给那些为此选举出来的人处理。但是，钟摆已经向相反的方向摆得太远了。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投票率一直就低得令人担心，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在英国，国会选举曾经有广泛的公民参与，自70年代以来参与度也在稳步下降。举个例子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选举胜利赢得的选票，比她后来任何一次选举得的选票都要多。如果她继续取胜，那是因为她的对手的选票降得更多。欧盟（共体）1979年开始的选举，一直以费心出来投票的欧洲公民人数之低而..臭名昭著。
这为何重要？因为，如希腊人所知，参与我们被统治的方式，不仅能够加强对政府所作所为的集体责任感，还能使我们的统治者保持诚实，防止过分专制。战后西欧的政治复员曾标志着其政治稳定的增长，但它已超越了从意识形态的多极化中健康撤退的程度，是一种危险和下滑的斜坡。这也是不断累积的：如果我们感到被排除在我们的集体事务的管理之外，我们也不会费心去谈论它们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不该感到奇怪。
在非直接代表的制度中，总是存在着民主赤字的危险。小政治单位中的直接民主鼓励参与，尽管参与者有从众和被多数派人为压迫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市政厅会议或以色列集体农庄更会潜在地压制异见者和差异了。选举一些人来代表我们在某个远处的会议中发言，是在庞大、复杂的社区里平衡利益代表的一种明智的机制。但是，除非我们强迫我们的代表只说我们批准的内容——激进学生和革命群众赞成这种做法——否则我们不得不允许他们遵循他们自己的判断。
今天，主宰西方政治的男人和女人们绝大多数都是60年代的产物——或者副产品，像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是婴儿潮一代。丹麦的“自由派”总理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争吵着挑战贫血的法国社会党领导权的塞格林·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和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称.职但险胜的欧盟新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也都是这一代人。
这帮政治家都有一种政治热情，但他们都没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选民中激起同>?样的政治热情。他们好像并不相信任何一套系统的政治原则或政策，尽管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托尼·布莱尔可能是个例外——像（另一代的婴儿潮）前总统乔治·W·布什那样讨厌，他们和“二战”一代的政治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他们既未传达出信念，也未传达出权威。
作为质疑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国家的获益者，他们全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后代”：曾经目睹他们前任的抱负溃败的政治家们。很少人——布什和布莱尔又是例外——能够明确说是背叛了赋予他们的民主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代公众人物共享了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集体怀疑的共同责任，那么，他们是民主的真正代表。相信他们可为的不多，于是他们就不为。最能说明他们的，就像人们经常形容婴儿潮一代的那样，就是他们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代表：轻型政治家。
由于我们不再信任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国会议员们丧失了信心，我们对议会和国会本身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时刻，最常见的本能要么是“把流氓扔出去”，要么是把他们留下来干最糟糕的事情。这两个反应都不灵：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他们扔出去，我们也能让他们继续做最糟糕的事情。第三个反应——“推翻制度”——又因为其内在的空洞而无法令人信任：哪个制度的哪些部分，然后又用什么制度来替代？无论如何，又由谁来推翻？
我们不再有政治运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一起参加一次集会或游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共同利益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任何想把这些利益转化成集体目标的努力，通常会被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支离破碎的个人主义所破坏。值得称道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战争、支持公共医疗服务或惩罚银行家——把它们团结在一起的不过是情绪化的表达。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我们变成了消费者：从领域广泛的互相竞争的目标中进行选择，我们发现很难想出办法或理由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做得比这更好。
1989和左派的终结
共产主义最坏之处是继它之后出现的东西。
——亚当·米奇尼克
伴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的，不仅仅是几个压迫性国家和一种政治教条。和一种革命学说紧密相连的这么多政权的消失，敲响了200年前激进的进步承诺的丧钟。法国革命之后，以及列宁于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信心大增，马克思主义左派曾经与这种断言密切 76f8." >相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仅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在，而且肯定有把握做到。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带有怀疑意味的话说，左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所寻求的目标“……受到整个宇宙的欢迎”。藏书网
今天很难回想这种世俗的信仰——知识分子和左派政治家们运用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辩护的那种绝对的确定性。它的源头之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将社会数据应用于政治的新科学的自信。1884年10月24日，年轻的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玩弄着数据，把它们在手指间卷起来，一边试图“……想象在我面前横亘着一个知识的世界，我可以用它把人类命运的难题都整合起来”。就像威廉·贝弗里奇后来评论的，像韦布这样的人“……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思考，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化的进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藏书网40年代大部分体力劳动者不交税，因为他们是新的社会福利的净受益人，而到了70年代时，同样是由于通货膨胀和工资上升，他们中很多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税级。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退休了——因此享受的福利形式有退休金和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服务（免费公共汽车及剧院和音乐厅消费补贴）。这些服务现在是由他们的儿女来支付的，这些儿女们没有关于大萧条和大战的第一手记忆，因此并不熟悉产生这些服务的环境。于是，他们对这些服务的代价感到不满。
从一个悲观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风光时刻”没能比它的创始人一代更长久。随着受益人老去、记忆淡化，昂贵的福利国家的魅力也渐渐随之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有选择性地向普遍福利征税，加速了这个过程：诡秘地重新引进经济情况调查，打算降低中产阶级对现在被当作只对极端穷困有利的社会服务的热情。
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是不是贵得无法维持？很多人谈论过很多欧洲国家公共部门的工人现在享受的显然很荒谬的福利——以近全额工资提前退休，而由私营部门的纳税人付出高昂的、不受欢迎的代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法国的火车司机，他们可以在50多岁退休，享受一份可观的、通货膨胀保值的退休金。那么，批评家们就问，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如何能在这种负担下继续生存下去？
当（共产党控制的）铁路工会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谈判这些条款时，铁路工人是一个很不同的工人类别。他们一般是13岁时从学校里直接被招工，然后一直从事危险的手工劳动——操作蒸汽机——一干就是40多年。等他们50多岁退休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常常是疾病缠身，余下的预期寿命很少能超过10年。他们能够合理地要求的仅仅是一份可观的退休金，而退休金加给国家的负担也很容易让人接受。
今天的法国高速列车（TGV）司机整个工作日都舒服地栖身在暖和的（或者开着空调的）驾驶室里，最接近体力活的是他们需要揿按一系列的电子开关来启动他们的机器。对他们来说，在55岁之前退休显得有些荒诞不经。退休当然是很昂贵的：由于法国福利国家提供的医疗和其他服务，合理地预期这些人可以活到80多岁。这就给公共财政和国家铁路的年度预算增添了很大负担。
但是，答案不在于取消慷慨的退休计划、医疗计划和其他福利项目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应当鼓足勇气坚持大大提高退休年龄——然后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自己的主张。这类变化是不受欢迎的，而今天的政治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缺点，是政治胆怯而不是经济混乱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现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被剥夺了自认的“核心”支持者，在1989年后那种欣快的妄想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某种孤儿一般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推到极端，福利主义有一点儿“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对优生学和社会效率的热衷，有些时候不仅表现出对近期历史缺乏敏感，而且对人类自然的对自治和独立的渴望也麻木不仁。
此外，如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经观察到的，福利国家意味着保护弱势的大多数不受强大的有特权的少数人侵犯。尽管这听起来有道理，这个原则却暗含着不民主和潜在的极权主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蜕化成极权主义统治。为什么？是民主机构使政治家们保持诚实吗？更有..可能的是，正是有意前后不一致地应用保护性国家的逻辑，才维持了它的民主形式。
不幸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总是好政治。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财富——以平衡、宽容、公平和自由之名在自己的核心理念上做出妥协的意愿——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弱点：面对变化了的局势时失去了勇气。我们很难越过这些妥协，追溯到当初标志着进步思想的那些特质，亦即20世纪初的工团主义者爱德华·伯思（Edouard Berth）所称的“一种对……那个人们受到可怕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物质主义威胁的世界的反叛精神”。
我们学到了什么？
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中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那么，我们应当从1989年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可能应当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不是一定要发生——它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它一定会崩溃。进步论者一定要接纳政治的纯粹偶然性：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失宠，都不能当作是历史的礼物。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辉时刻”——或者在美国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对应时期——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复的、各种特定环境组合的结果。开始于70年代、现在才搁浅的新自由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为历史不是注定的，我们凡人就必须顺时应变——而在某些情况下，像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不完全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提出曾一再提出过的问题，但对不同的答案持开放态度。我们应当区别过去的哪些部分应当保留，是什么使之成为可能，直到我们自己满意为止。哪些情形是独特的？哪些情形，如果有足够的愿望和努力，是我们能够重新复制的？
如果1989年是关于重新发现自由，那么，我们现在愿意给它加上什么限制呢？即使是在最“热爱自由的”社会，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一些限制——我们总是接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限制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一些计划、累进税或集体拥有公共财产是对自由的不可忍受的限制；而闭路电视摄像头、国家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投资银行进行紧急财政援助、窃听电话和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是自由的人>..民可以承受的负担呢？
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怎么能知道答案呢？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如何谈论改变：如何为我们自己设想一种非常不同的安排，而不必使用“革命”的危险语言。我们必须比我们的前人更好地区分可取的结果和不可接受的方法。至少，我们应当接纳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警告：“仅仅是使我们寻求改善的事态比之前的事态要好是不够的，它必须好得能够抵消转变带来的恶果。”
但是，承认和消化了所有这些思考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向前看：我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它？如同目前左派这种惨淡的局面所表明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很难把过去抛在脑后，然后只是把十指交叉祈祷好运：我们从经验知道政治和自然一样痛恨真空。浪费了20年后，是重整旗鼓的时候了。
异见的理由
19世纪的人不去用他们大大增加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建造奇迹之城，而是建造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以私人企业的标准来衡量，“合算”，而他们认为，奇迹之城则会是一种愚蠢的奢侈，按照金融时尚的弱智谚语，就是“按揭未来”……同样自我毁灭的金融算计支配着各行各业。我们毁灭了乡村的美丽，因为那无法增值的自然华美没有经济价值。我们有可能关掉太阳和星星，因为太阳和星星不会支付股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这些缺失或者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封闭的意见圈或思想圈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那么它将不再能充满活力地、富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
美国是建立在小社区的基础上的。任何在这些地方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证实，自然的本能是给成员的公共行为加上一种规范性的一致。在美国，早期定居者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他们为少数派和个人异见提供的宪法保护，部分抵消了这种特性。但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两者的平衡早已倒向了认同。个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们会发现自己成了弃儿。至少，他们话语的影响会陷于沉寂。
英国曾经有所不同：一个传统的君主国，统治者是允许甚至纳入异见、标榜其宽容是美德，并以此保有权力的世袭精英。但是，这个国家变得更不精英、更大众化了；像托克维尔有可能会预言的那样，公共生活里那一缕非认同的特性逐步在减少。今天，在从政治正确到税率等所有问题上与公认的意见相左的有力异见，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差不多凤毛麟角了。
非认同有很多根源。在宗教社会中，尤其是在有正统宗教——天主教、英国国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社会中，最有效、最持久的异见传统都根植在神学差异中：英国工党于1906年一个主要由非国教派的组织和运动组成的联盟中诞生，这并不是偶然的。阶级差异也是培育异见态度的肥沃土壤。在按阶级划分的社会里（或者按种性划分的社区中），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有强烈的动力，就他们的境况进行抗议，而且，推而广之，对造成这种境况的社会制度进行抗议。
近几十年里，异见一直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这个阶层的人最初支持19世纪末对滥用国家权力的抗议，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更以反对公共舆论的发言和写作著称。可悲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关键性的公共政策表现出的兴趣明显不大，而选择在似乎更明确的伦理规范的论题上进行干预或抗议。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辩论留给了政策专家和“智库”，而在这些地方，非传统的意见很少有立足之地，公众也大都被排斥在外。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某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在于我们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辩论的方式。打个众所周知而十分明显的比喻：在美国这里，任何关于公共开支和福利，或者其他关于政府的积极角色的话题，都会很快违反两个免责条款。第一条，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支持保持最低税额，尽最大可能地“把政府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第二条，事实上是第一条的煽动性变种，就是声称我们中谁也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取代我们运转良好、建立已久的制度和生活。
欧洲人扬扬自得地认为他们不像美国人这样顺从。他们讪笑那么多美国公民退入宗教栅栏，使集团发言取代了独立思想。他们指出加利福尼亚地方全民公决的有害后果：资金充足的创制权投票，毁灭了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的税收基础。
但是，瑞士最近的一个全民公投，禁止了在这个只有四座清真寺尖塔、几乎所有穆斯林居民都是来自波斯尼亚的世俗难民的国家修建清真寺尖塔。从闭路电视摄像头到强化的、侵犯性的治安，这个世界上“过度知情的”和极权的民主制度的一切，英国都驯服地接受了。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欧洲比当代美国要好，但欧洲远不完美。
甚至知识分子也屈膝妥协了。伊拉克战争中，绝大部分英美公共评论员放弃了所有独立思考的幌子，遵循着政府路线。在战争时期本来就更难对军队和其他处于政治权威的人提出批评，此时更是被推到了极致，被人们当作某种类似于叛国的行为。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能够更自由地反对这次仓促行动，但这也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袖本来就模棱两可，他们的社会也意见不同。持有不同意见、力劝易怒的读者或缺乏同情的听众所需的道德勇气，在所有地方都供不应求。
但是，至少战争像种族主义一样，提供了明确的道德选择。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军事行动或种族偏见的。但在经济政策领域，今天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实在是学得太过谦和。人们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专家的问题：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经济学及其在政策上的意义——这个学科的日益深奥和数学化的语言，也强化了这种观点。
很少有“外行”会在这些问题上向财政大臣、财政部长或他们的专家顾问们挑战。如果他们斗胆这么做，他们会被告知——就像中世纪神甫会告诉他的教众一样——这些问题不需要他们费心。礼拜仪式一定要用一种那些已经得道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涩的语言吟唱出来。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信仰就足够了。
但是，信仰不够。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的皇帝——更不用说他们从塔林到第比利斯各处的追随者和崇拜者——都是一丝不挂的。但是，由于大部分观察者长期以来就和他们有相同的剪裁偏好，他们无法表示反对。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我们的人。但是，要有可信度地批判统治我>们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们和他们一样被套住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来。
解放是意志的行为。除非我们对目前的处境感到足够愤怒，否则我们便不能指望重新建构我们的公共对话，它已和摇摇欲坠的物质基础设施一样残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蓄意的谎言基础上发动非法战争，然后还逍遥法外。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之缺乏反应那样令人鄙视，人们却缄默无言，表明了人们对国家的责任和能力的令人沮丧的犬儒主义：我们本来就预料到华盛顿会表现不佳。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决定允许公司在选举候选人上无限制地花钱，还有英国国会的“花费”丑闻，这些都说明了金钱在当代政治中的不受控制的作用。
戈登·布朗总理回应2010年1月一份关于英国经济不平等的报告时——这份报告证实了英国令人震惊的贫富分化程度，而正是他的党从多方加剧了这种分化——宣称这份报告很“发人深省”，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人想起《卡萨布兰卡》里的雷诺上尉：“我太震惊了，太震惊了。”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的迅速失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主张医疗改革的姿态——更加剧了新一代的不满。我们很容易带着怀疑，厌恶那些目前负责管理我们的人的无能（或更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激进的政治复兴的挑战托付给现有的政治阶层——托付给布莱尔们、布朗们和萨科齐们，克林顿们、布什们和（恐怕是）奥巴马们——我们只会更加失望。
异见和异见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的所为。发动法国革命的人，像新政和战后欧洲的改革者和策划者一样，都比他们之前的人要明显年轻得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确实，在有些情况下，“放弃政治”是正确的政治选择。在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反政治”、“犹如”政治和动员“无权者的力量”都曾经有过它们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极权政府下，官方政治都是赤裸裸的权力的合法化：绕过它们本身就是激进的破坏性政治行动。它迫使政府面对其局限性——或者是暴露其暴力的核心。
然而，我们不能从极权政府下英勇的异见者的特例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确实，70年代的“反政治”榜样，加上对人权的强调，大概使年轻一代的活动家们相信，既然传统的变革渠道被堵塞了，他们应当放弃传统的政治组织，投入未受妥协污染的、注重单一问题的非政府团体。结果，寻求“参与”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加入大赦国际或绿色和平，人权观察或无国界医生。
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或曰积极公民放弃政治，他们就将他们的社会遗弃给了它最平庸和腐败的公仆们。今天的英国下议院实在惨不忍睹：一屋子的傀儡、应声虫和职业的阵营追随者——至少和它在1832年一样拙劣，那是下议院最后一次被强行改组、其“代表们”都丢了肥差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曾经是立宪主义的堡垒，如今也退化成了自己矫揉造作、功能失调的滑稽模仿品。法国的国民议会甚至都不想上升到国家总统的批准图章的地位，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绕过它。
在宪政自由主义的漫长的世纪中，从格莱斯顿（Gladstone）到林登·约翰逊，西方民主国家处在一个明显更优秀的政治家阶层领导之下。不管他们的政治亲和力如何，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和温斯顿·丘吉尔，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藏书网naudi）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e）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着一个深受道德和社会责任影响的政治阶层。究竟是时势造就了这些政治家，还是时代的文化使拥有这样的品质的人进入了政治领域，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今天，这两个动力都失效了。从政治上来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矮人的时代。
但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了。议会选举、国会选举和选举国民议会议员，依旧是我们将公众舆论转化为法律下的集体行动的唯一方式。因而，年轻人一定不要放弃对我们的政治机构的信心。当60年代联邦德国的年轻激进分子对联邦共和国和联邦议院（Buag）丧失了所有敬意时，他们组成了“议院外行动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f Gang）的毫无方向性的恐怖主义的前身。
异见者必须停留在法律范围之内，通过政治渠道达到其目的。但是，这并不是消极或妥协的主张。共和国的机构被腐蚀了，特别是被金钱腐蚀了。更有甚者，政治语言本身也被抽空了内涵和意义。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对他们被统治的方式、制订决策的方式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施加的过分影响感到不满。在英国，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政治家、政党机器及其政策的幻灭感前所未有地强烈。忽视这些感觉是不明智的。
民主的失败超越了国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令人尴尬的惨败，已经变成了年轻人中的玩世不恭和绝望：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全球变暖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样？美国的医改灾难和金融危机加剧了即使是最温和的选民的无助感。我们应当听从我们大难临头的直觉，采取行动。
重塑公共对话
没有关于风向和水流的知识、没有目的感的话，仅靠往外舀水，人和社会是不可能在道德和经济上漂浮多久的。
——理查德·蒂特马斯
批评我们当代现状的大部分批评家都从机构开始。他们观察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和游说，指出这些机构是如何败坏或滥用了人们给予的信任和权威。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改革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不同的选举制度，限制游说和政治募捐；我们需要给行政更多（或更少）权力，我们需要找到途径，使选举出的或未经选举的官员对他们的选民和雇主——我们——做出反应和回答。
这些都对。但是，这类改变早就被谈论过几十年了。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改变没有发生或者奏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对目前困境负有责任的人们想象、设计和执行的。要求美国参议院改革它的游说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个世纪以前那著名的观察，“如果一个人的薪水就依赖于他不懂得某件事，那你是很难让他懂得这件事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议会——人们对它们的bbr>?9９liｂ?态度从厌倦到憎恶各有不同——也不会从自身发现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办法。
我们应当从别的地方起步。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那些掌权者那么容易说服他们的选民，他们的政策是智慧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选择。即使主要政党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差异，这些差异也是被当作一个目标的不同版本提出来的。人们习惯于宣称我们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富人要的东西和穷人不一样。那些靠工作为生的人，和那些靠投资和红利为生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那些可以购买私人交通工具、教育和安全保护，因而不需要公共服务的人，和那些专门依靠公共部门的人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些或从国防合同中或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其目的和那些反战的人也很不一样。
社会很复杂，包含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宣称它不是这样，否认阶级、财富和影响的差别，只是将一套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的一种办法。这一论点曾经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被鼓励将它当作对阶级仇恨的煽动而弃之不顾。同样，我们被鼓励着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确实，有很多人也因此得益。
但是，市场有一种自然倾向，优先满足那些能够被简化成商业标准或经济计量标准的需要和要求。如果可以买卖它，那么它就是可以量化的，我们可以衡量它对（量化的）集体福祉贡献的大小。但 662f." >是，要是这些利益是人类一直很珍视，但本身却无法量化的呢？
幸福呢？公正和（本义的）公平（equity）呢？排斥，机会——或没有机会——或失去希望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考虑不仅意味着总值，甚至个人利益或增长。就说羞辱吧：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经济代价，一种对社会收取的费用呢？如果我们“量化”人们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而被同胞羞辱时所受到的伤害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估计生产力、效率或幸福的时候，也算进羞辱人的施舍和作为权利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这个因素呢？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全民医疗保险或补贴公共交通，实际上是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的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我很爽快地承认，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争议的：我们如何将“羞辱”量化呢？剥夺偏远地区的居民使用市政资源的权利，怎么衡量这个代价呢？我们愿意为一个好社会付出多少钱？
即使是“财富”本身也迫切需要重新定义。人们普遍声称，太高的累进税或经济再分配会摧毁财富。这种政策无疑会为了一些人的利益限制另一些人的资源，尽管我们切蛋糕的方法和蛋糕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重新分配物质财富能够长远地使国家稳定繁荣，缓解由嫉妒产生的社会压力，增加和均衡每个人得到目前由少数人独享的服务，这个国家难道不是更富足吗？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使用“财富”或“富足”这些词时，远远超出了它们目前仅限于物质的用法。在更广的范围内这么做——重铸我们的公共对话——在我看来是开始改变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交谈，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这种产生政治变革的方式是有先例的。18世纪末的法国，当旧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抗议运动或那些企图挫败这些抗议运动的国家机关。最重要的发展来自语言本身。新闻记者和小册子作者们，加上偶有异见的行政人员或教士，从关于公正和民权的旧有语言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公共行动的言语体系。
由于不能直接和君主制分庭抗礼，他们开始通过设想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人民”能够信任的其他权力来源，使君主制丧失合法性。实际上，他们发明了现代政治；而通过这么做，他们使有史以来的一切都不再可信。当革命终于爆发时，这种新的政治语言已经站稳了脚跟；确实，要不然，革命者们自己都无法形容他们在干什么。创世的是话语。
今天，我们被鼓励着相信政治反映了我们的意见、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政治家发言，我们用投票来做出反应。但是，真相却远不是这样。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任何重要对话的一部分。别人告诉他们想什么，怎么想。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别人就让他们感到底气不足；至于总体目标，别人也鼓励他们相信，这些总体目标早就确定了。
这样压制真正辩论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在今天的美国，市政会议和“茶话会”拙劣地模仿其18世纪的原型。它们不是展开辩论，而是关闭辩论。煽动家告诉群众如何藏书网思考，当他们的话语得到响应之后，他们就大胆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在反映民意。在英国，电视已经被十分有效地当成了民众不满的安全阀：职业政治家现在宣称，他们通过即时电话投票和普及调查的方式，就从移民政策到娈童癖的一切问题听取“人民呼声”。他们把观众自己的担心和偏见通过推特再回复给观众，就推卸了领导或创新的责任。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共和国法国和宽容的荷兰，关于国民认同和公民标准的替代辩论，取代了对抗公共偏见和同化的挑战所需的政治勇气。这里，一场“对话”似乎也在进行。但是，其责任范围已经被小心前定了；其目的不是鼓励表达不同意见，而是压制不同意见。这些“对话”没有促进公共参与，没有减少公众隔阂，而仅仅是加深了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的普遍厌恶。在现代民主中，在大部分时间欺骗大部分人是有可能的，但这是有代价的。
我们需要展开一种新的对话。我们需要重新对我们自己的本能产生信心：如果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或一个决定看起来有些不对，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大部分人都对那些熟悉的公共财产的仓促私有化感到忧心忡忡：公用事业、伦敦地铁、地方公共汽车服务和社区医院，至于养老院、护理服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但当人们告诉他们这类私有化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提高效率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谁能有不同意见呢？
重新争论社会问题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
我们今天面临着两个实际困境。第一个可以简单地描述成“社会问题”的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或者美国1914年前改革时代的活动家，他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很直接的：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应对新工业城市的贫困、过于拥挤、灰尘、营养不良和健康不良？如何将劳动群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而不是引起动荡、抗议甚至革命？如何减轻城市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公正，如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所有自由改革的国家，社会问题才会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以暴力冲突告终。19世纪中叶，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每个其经济以美国英国为榜样的国家，不管是用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药品可及性、正规就业，还是简单地用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来衡量，贫困都在稳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的病症——犯罪、酗酒、暴力和精神疾病——都相应翻了很多番。我们爱德华时代的前辈会立即辨认出社会功能失效的症候。社会问题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
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小心避免使用完全无效的办法。伟大的英国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曾经观察到，描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风险在于将它们简化成“酗酒”或需要“施舍”之类的东西。对贝弗里奇和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更广泛的问题，亦即什么条件能够使所有的人可能并且值得生活”。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决定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普通男女们能够追求体面的生活。仅仅提供使人们不致下沉的福利地板是不够的。９９ｌiｂ?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些问题。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男女工人们都会失去工作，他们的技术也随之过时。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保证了新的就业方式——尽管并不总是以同样的工资标准，其地位也常常下降。加上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中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的普及教育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新产业中为新市场制造新产品的新工作，足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技术的和半技术的工作在迅速消失，不仅是因为机械化或机器人化生产，更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全球化，有利于相对高压力、低工资的经济（尤其是中国），不利于西方较发达、较平均主义的社会。发达世界能有竞争力地反应的唯一方式，是开拓其在知识就是一切的、资本密集的发达工业中的相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传授它们的速度——而且反正这些技术在几年之内就会被人掌握，即使是训练最好的雇员，也会被抛入尘土。普遍失业，曾经被当作经济管理不善的症候，现在开始看起.９９ｌib?来像是发达社会的流行特征。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指望“就业不足”，亦即男人女人们兼职工作，接受低于他们技术水平的工作，或者接受传统上分派给移民和年轻人的那一类非技术工作。
这个即将到来的不确定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失业和长期待业——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到对国家的依赖。即使再培训项目、兼职工作项目和其他暂时补救性措施是由私营部门主持的，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也会是公共部门，这已经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形了。没有私人雇主会出于慈善行为而承担工作。
即便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理由认为他们在自己社会的经济生活里是多余的人，必然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社会威胁。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对福利供给的态度，会鼓励人们认为那些不能找到正规工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倒霉运负有责任。我们中这样的人越多，对公民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就越大。
一种新的道德语言？
希腊伦理学建立在人性的客观目的论基础之上，相信有一些关于人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事实，以一种理性能够发现的方式，决定着他注定要过一种合作的、有秩序的生活。后来大部分伦理学说都坚持着这一学说的叙述；自5世纪某些首先质疑过它的智者们之后，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我们再也得不到它了。.
——伯纳德·威廉斯
左翼未能有效地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过去30年中更广泛的从国家向市场的转向做出反应。由于无法申辩，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他们的自由派与民主派伙伴们在这一代一直处于守势，为他们自己的政策道歉，而轮到批判他们的对手的政策时，又显得完全没有说服力。即使在他们的方案深受欢迎的时候，当面临预算失控或政府干预的指责时，他们也不容易为自己辩护。
那么怎么办呢？左派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政治或道德框架来解释自己的目的、捍卫自己的目标呢？老式的大师语言、一揽子全包的万金油理论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也不能退回到宗教：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关于上帝的意旨和他对人的期望，事实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重新发现信仰的王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把宗教当作公共或个人行动的必要的或充分的动机的人越来越少。
反过来说，大多数西方人听说公共政策建立在神学基础上时会觉得困惑不解，这个不应当使我们拒不承认在人类事务中道德目的的重要性。关于战争、流产、优生学、酷刑的辩论，有关健康和教育的公共开支问题上的争论，和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都本能地化用了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宗教和哲学作品的概念，即使当代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作品并不熟悉。
正是公共政策决策内在的伦理性和当代政治中的功利主义性之间的分歧，使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缺乏信任。自由派急于嘲弄宗教领袖乏味的道德秘方，拿它们和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诱惑相比较。已故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天主教教会内外的年轻人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应当让我们揽辔暂停：人们需要一种用来表达他们道德本能的语言。
换个说法，即使我们承认生活没有更高目的，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能够超越行动的语言，为行动赋予意义。仅仅宣称某件事物对我们的物质利益有利或者不利，大部分时候不能使大多数人感到满足。要说服他人相信某件事物是对的或是错的，我们需要一种关于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语言。我们不需要相信我们的目标注定会成功，但我们却需要能够相信它们。
政治怀疑主义是我们很多困境的根源。即使自由市场如人们宣扬的那样行之有效，我们也很难宣称他们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基础。那么，我们认为毫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或者是18世纪的商业社会，所缺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目前的制度中缺乏些什么，我们对此又有什么对策？当我们面临富人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进行的不受约束的游说时，是什么东西冒犯了我们的分寸感？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都是希?9９ｌiｂ.腊人的后代。我们本能地掌握了对一种道德方向感的需要：我们不需要熟悉苏格拉底，就能够感到，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什么价值。作为天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设想，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习惯性地施行公正的社会；一个好社会是人们表现良好的社会。但是，要这个暗含循环的论证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在“公正”或“良好”的定义上达成共识。
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来说，公正或善的实质既是一种公约功能，也是一种定义。 50cf." >像色情一样，这些特点可能无法定义，但你看见它们时就知道了。“合理”程度的财藏书网富、“可以接受的”妥协、公正或好的解决方案，它们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避免极端本身就是一个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条件。但是，一代一代的道德家们那么熟悉的中庸思想，在今天却很难阐明。大并不总是更好，更多也并不总是更可取；但我们不被鼓励去表达这种思想。
我们思维混乱的一个根源可能是法律和公正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了。尤其是在美国，只要某项实践不是非法的，我们发现就很难界定它的短处。我们不再明白“审慎”的概念：高盛公司从纳税人的慷慨中获利之后不到一年就发放几十亿奖金是“不审慎”或者不适当的想法，对于苏格兰启蒙主义者是显而易见的，对古典哲学家也会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不审慎”本来应当和金融欺诈一样受到谴责，尤其是它还使广大市民面临危险。
将古典的道德范畴焊接到世俗化的人类进步上，是启蒙运动的一项杰出成就：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们不仅会生活得很好，而且还会生活得比过去更好。进步这一概念进入了伦理字典，并且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起着支配作用。即使是今天，当美国人热情地谈及“重塑”自己时，我们也能够听到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的回响。但是，除了硬科学之外，难道“进步”仍然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可信描述吗？
启蒙主义的愿景——不管是不是把上帝当作其先行者和道德仲裁者——都不再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理性来选择其一项政策或某一系列政策，而不是其他的>政策。我们缺乏的是道德语言：一种内在一致的、以一种超越行动的方式为我们的行动赋予目标的叙述。但是，那种认为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而道德，用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来说，最好留给大主教们的说法呢？如果认真计较的话，所有的规范性命题难道不都是潜在地不宽容？难道我们不应当从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一原则出发？
集体目标有可能会包含互相冲突的目的。确实，任何真正开放的社会都会对它们兼容并包：自由和平等是最突出的，我们现在也都十分熟悉创造财富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要认真对待我们所有的渴望，就必须有某种相互约束：这对任何协商一致的系统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对公共生活的退化影响深远，以至在今天听来显得十分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和天真：谁现在还相信这种共同的理想？但是，总有人必须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ka）所称的“城市的灵魂”承担责任。它不能永远被一个无尽的经济增长的故事替代。（丹尼尔·贝尔曾经观察到）财富是美国为社会主义找到的替代品。但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局吗？
我们想要什么？
我生活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愉悦；我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富有的少数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愉快。
——约瑟夫·张伯伦
在我们可能追求的所有互相冲突、只有一部分能够互相兼容的目标中，减少不平等必须首当其冲。在普遍的不平等的条件下，所有其他可取的目标都会变得难以实现。不管是在德里还是在底特律，贫穷和永远处于弱势的人不可能指望得到公正。他们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因而，他们的寿命缩短，机会减少。他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没有良好教育，他们甚至都不能指望有哪怕是一点儿稳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权力到水等各种资源的使用权的不平等，是所有真正进步的对世界的批判的出发点。但是，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表明和加剧了社会凝聚力的丧失——住在一系列封闭式小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其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排除在外、将我们的好处仅仅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这是时代的病症，是对民主健康的最大威胁。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荒谬地不平等下去，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兄弟情谊：将兄弟情谊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固然十分愚蠢，但它却是政治本身的必要条件。对共同目标和相互依赖的情感的谆谆教诲，一直以来被当作是所有社区的关键。从业余体育到职业军队，所有为了某个共同目标一起进行的行动，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就知道不平等不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它还是效率低下的。
在显然不平等的社会里产生的嫉妒和厌恶所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在更平等的条件下会显著减轻，平均主义国家的监狱人口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分层较少的人口也受到更好的教育：底层获得更多的机会，并不会减少那些地位已经很好的人的机会。受更好教育的人口不仅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破坏性的技术变化也适应得更快，付出的代价更小。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对不平等社会里那些富有的人，如果将分隔他们和他们大部分同胞的差距大大缩小，他们也会更加幸福。他们当然会更加安全。但这不仅仅是自私：与生活条件恶劣的人们毗邻而居所构成的持续的道德非难，即使是富有的人也会对此感到不安。
自私的人也会对自私感到不安。这才会有封闭式小区的诞生：如果特权带有道德上可疑的内涵，特权者不喜欢被提醒自己享有特权。99ｌib?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经过30年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灌输，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对这类情感已经免疫了。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一心想做些“有用”的“好”事的永久愿望，表明一种我们未能成功压制的本能。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压制；要不然的话，大学为什么觉得可以为本科生设立“商学院”？
是扭转这个势头的时候了。在像我们这样的后宗教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只有当我们怀抱亚当·斯密所称的“善意的本能”、克服我们的自私的愿望时，我们才能“……在人 7c7b." >类中发展一种包容人类所有种族和礼仪的情绪与情感的和谐”。藏书网
全球化
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依靠来自别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持的国家，一定会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有遭受时间和机遇的事故的危险。
——托马斯·马尔萨斯
即使经济也有历史。国际化（“全球化”的旧称）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出现在“一战”之前的帝国时代。当时人们就像今天这样，普遍相信“我们”（大英帝国、西欧和美国）正踏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的时代的门槛上。国际战争发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国不仅在和平的保护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战争，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后，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和无法忍受的高昂代价。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或政治家会想要战争。
此外，到1914年时，由于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国与有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纠纷和边界争议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比如说，分裂奥地利帝国从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业腹地在波希米亚，首都在维也纳，劳动力来自整个中欧和东南欧洲的移民，奥地利帝国是现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活生生的证据。肯定没有任何人希望仅仅以民族主义教条的名义来使这个自然单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破产和贫困化。国际市场已经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单位。
若要找对1914年前欧洲人的极度自信的记录，没有比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更好的读物了：这本书总结了大难临头的世界的幻觉，写于让所有这些和平的幻想都破灭了50年之久的战争之后。凯恩斯提醒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实践中已经基本完成。”用一个当时尚未用过的词，世界好像是“平的”。bbr>?
这个先例应当使我们谨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颤颤巍巍地停下来了。由于大战及其后果，欧洲的经济增长直到50年代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经济那貌似无法停止的逻辑，被互相对立又政治不稳定的新民族国家的兴起压倒了。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德国，最后是英国，帝国都分崩离析了。只有美国从这场国际巨变中获利：而且，即使是美国，也是在导致这场国际巨变的战争结束大约30年以后，才开始享受自己的新霸主地位的好处。
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被持久的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黄金时代的幻觉和后来40年的现实之间的裂缝，是由经济裁员、政治煽动和不间断的国际冲突填补的。到1945年，人们普遍“渴望安全”（凯恩斯语），满足渴望的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战后从华盛顿到布拉格的统治体系的社会安全网。由凯恩斯从其美国新用法中改用的“社会安全”一词，成为旨在防止回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的预防性机构的通用简称。
今天，20世纪看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们被扫入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无限生产力的新的主叙事中。像早期的关于无限改善的叙事，全球化的故事综合了一种价值判断性的口头禅（增长就是好）和关于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经挥之不去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人类选择。全球经济竞争和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动态，已经成为时代的幻觉。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指出过的：别无选择。
我们应当警惕这些主张。“全球化”是战后几十年所热衷的、对技术和理性管理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更新版。像原版一样，它暗暗地将政治排除在选择的领域之外：经济关系的制度，如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曾经宣称的那样，是由自然制订的。一旦它们被判别出来，并且正确地理解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按照它们的原则来生活。
但是，认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会导致财富的平均化——全球化的更为自由主义的崇尚者这样为全球化作辩护——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确实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实际上却加剧了。此外，持续的经济扩张本身既不能保证平等，又不能保证繁荣；它甚至不是经济发展的可靠来源。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印度200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8美元）仍然只略微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整体计算，印度比古巴和墨西哥还要低七十多位，更别提和完全发达的经济之间的差距了。至于现代化，尽管热情地、颇得赞赏地参与着高科技工业和服务的全球化经济，印度的4亿工人中只有130万人是为“新经济”工作。至少可以这么说，全球化的好处要花格外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
此外，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会顺利走向政治自由。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的开放，只是将工业生产从高工资地区转向了低工资地区。此外，像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某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它还是、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低人权”国家。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保持了低工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这样——同时还压制着与中国竞争的那些国家内的工人的人权。资本主义没有能使广大群众的处境更加解放，而是加剧了他们所受的压迫。
至于认为全球化会削弱政府、促进由大规模跨国公司支配着国际经济决策的公司市场国家的兴起：2008年的危机表明这是一个海市蜃楼。当银行倒闭时，当失业率显著上升时，当需要大规模的纠正措施时，“公司市场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还是只有我们从18世纪以来就知道的那个国家，我们仅有的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相对失色，民族国家准备重新夺回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经历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的人民，会回到只有领土国家才能提供的政治象征、法律资源和物理屏障之中。在很多国家中这些已经在发生：看看美国政治中日渐强烈的保护主义的吸引力，波及西欧的“反移民”政党的风行，无处不在的“墙”“屏障”和“考试”的呼声。
国际资金流动仍然避开了国内的政治监管。但是，工资、工时、养老金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来说重要的一切，仍然是在地方范围内进行着协商和争论。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危机，国家会被期待着更果断地解决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作为站在个人和像银行或跨国公司那样的非国家机构之间的唯一组织，作为占据跨国机构和地方利益之间区隔的唯一监管单位，领土国家的政治重要性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在德国，安杰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静悄悄地从他们短暂的市场热情，退却到了更得民心的对社会市场国家的认同.——把它当作对过度的全球化金融的保险，是很说明问题的。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与直觉相悖。全球化的许诺——更广义地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律和规章的国际化——肯定是植根在超越传统国家的前景中了吧？我们据说正走向一个合作的跨国时 4ee3." >代，在这个时代，由领土定义的政治单位之间固有的冲突会被历史束之高?99liｂ?阁。
但是，正像社会的中介组织——政党、工会、宪法和法律——阻碍了国王和暴君的权力，国家本身现在也可能会成为处在没有权力、没有保障的公民，和没有反应、不负责任的公司或国际机构之间的主要的“中介组织”。而国家，或者至少是民主国家，在其公民眼中维持着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只有国家对他们负责，他们也对国家负责。
如果全球化的矛盾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暮年、全球统治的凌晨，这些问题都会不成为问题。但是，我们难道那么肯定全球化是必由之路吗？经济国际化在初期就带来国家政治的失色？这也不会是我们第一次在这方面出错。我们到现在已经学会了，政治仍然是民族国家性的，即使经济不是；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明即使是在健康的民主国家中，拙劣的政治选择通常会战胜“理性的”经济计算。
思考国家
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一点儿或是坏一点儿，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如果我们当真要见证国家的回归，对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保障和资源的更强的需求，那么，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所能够做的事情。过去半个世纪混合经济的成功，使得年轻一代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消除征税、规章和全面干预的国家这些“障碍”。贬低公共部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默认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必要的规模的反应。这些挑战不是任何私人雇主或私人产业能够控制的，更不用说处理和解决。能够指望私营部门的，顶多是为了保护某些特定职业或保护某些受到偏袒的部门进行短期游说——这仅仅是对那些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病症和效率低下的处方。
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门徒们转向国家来应对市场的缺陷。不能指望“自然”发生的事物——恰恰相反，本来就是市场的自然运作才制造了“社会问题”——必须通过计划、管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相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过去30年间缩小了公有制和干预的规模，今天却发现我们自己在以大萧条时的那种规模实施事实上的国家行为。对毫无限制的金融市场，和对这么多人造成损失的少数人荒唐得不成比例的获利的反对，迫使政府四处出击。但是，从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失败而恭贺自己，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干预，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思考国家。毕竟，国家总是和我们同在。在最倾向于贬低国家在个人事务中的作用的美国，华盛顿支持甚至补贴了选定的市场参与者：铁路巨头、小麦农场主、汽车制造商、飞机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其他种种。不管美国人盲目相信着的是什么，他们的政府总是插手在经济中的。将美国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却是人们相信的恰恰相反的情形。
政府反而被诋毁成经济功能障碍的根源。到90年代时，这个修辞比喻在爱尔兰、波兰、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以及英国被广泛模仿：传统观念是尽可能地把公共部门局限在公共管理和安全功能上。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敌人，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当代的共和党，就这样有效地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布的观点，他曾不厌其烦地宣称“未来属于伟大的管理型国家，在那里官员管理，警察维护秩序”。
..t>面对这个有力的负面谎言，我们如何描述国家的正当地位呢？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我们应当比左派更能承认这一点：过分强大的政府曾经造成，现在仍肯定造成真正的危害。有两个合理的担忧。
第一个是强迫。政治自由主要并不在于让国家完全不管你：没有任何现代管理机构能够或者应当无视其全体成员。自由更多是体现在我们有权不同意国家的目标，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反对和目的而不必担心惩罚。这比它听起来要更复杂：即使是意图良好的国家和政府面对大多数人的愿望，遭到公司、社区或个人的顽抗时也不会乐意。效率不能被引证来为严重的不平等辩护，也不能假借社会公正的名义用效率来压制反对意见。如果效率的代价是这样，那么，自由，比住在一个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高效的国家都要好。
反对积极国家的第二个理由是国家有可能把事情搞砸。而当国家犯错误时，它犯的往往是极大规模的错误：英国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育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很睿智地描写过他所称的“地方知识”的好处。一个社会越多变、越复杂，顶端上的人对底层的现实一无所知的机会就越大。他写道，“……大体上我们对一个复杂的运作秩序可能的了解”是有限的。国家代表公众进行干预的长处，必须永远参照这个简单的真理来进行权衡。
这个反对不同于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的反对，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所有自上而下的计划。但是，计划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达到经济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公共行动的好处，也必须和压制个人知识和创造性的危险放在一起权衡。结论根据情况各有不同，不应当教条主义地预先决定。
20世纪中叶有一种未被普遍接受但肯定是相当流行的假想，即认为国家可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假想。现在，我们需要从一个相反的观念中解放自己，即认为国家必定永远是最坏的选择。
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国家不仅可能甚至应当干预的思想，绝不是对保守主义者的诅咒：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经济竞争（他指的是市场）和“……一个社会服务的广泛体系”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只要这些服务组织设计的形式不会在广泛的领域里使竞争无效”。
不过，国家服务要怎么样设计不良，才会导致竞争“无效”呢？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这取决于何种服务，以及我们要求竞争有多有效。迈克尔·欧克肖特认为无效或扭曲的竞争是有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他提议：“竞争不能被用作控制手段的工程，必须转移成公共操作。”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本质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凯恩斯典型地走得更远。他在1926年写道，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将政府的议程与非议程区别开来……”。当然，这里的议程依追求它的人的政治而定。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将自己局限在消除贫困、极端不平等和弱势之中。保守主义会将议程局限为制定保护井然有序的竞争性市场的立法。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国家需要一个议程，并且需要有一种执行这个议程的方式。
那么，认为我们要么有良好的社会服务国家，要么有高效率、促进增长的市场，但是二者不能兼得的当代观念呢？对此，哈耶克的奥地利同胞卡尔·波普尔有话可说：“自由市场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国家不干预，那么，其他如垄断、信托、工会等等半政治机构就有可能干预，将市场的自由变为虚幻。”这个自相矛盾是关键。市场总是有被过于强大的参与者扭曲的危险，其行为最终会迫使政府施行干预以便保护自己的运行。
从长远来看，市场是自己最坏的敌人。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英勇而最终成功地将美国的资本主义拉回正轨，最激烈的反对者却是最终的受益人。不过，尽管市场的失败可能是灾难性的，市场的成功在政治上也一样危险。国家的任务不仅是在一个管制不足的经济垮台时收拾残局，它还要抑制无节制的收益的影响。毕竟，很多西方工业国家在爱德华社会改革时代都做得非常出色：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发展很快，财富翻番。但是，发展所得的分配很不合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原因，导致了对改革和管制的诉求。
有一些项目，是国家能够完成，而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单独完成的。因此，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在花园周围修一条小路，但他却很难修建一条通到另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他也不会花这个钱去修，因为他永远也无法收回利益。这不是新闻。读过亚当·斯密的 href='8735/im'>《国富论》的人都熟知这一点，亚当·斯密在书中写道，一个社会需要某些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的“利润永远不可能偿还任何个人或少量个人的成本”。
即使我们中间最利他的人也不可能单独行动。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如“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一类的自愿组合来.追求公共利益。假设一批人被召集到一起，同意修建和维护一个游乐场，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使用，但这个场地又在村子中间，对所有人都开放。即使这些好心的人能够在他们自己中间筹集足够的款项来完成这个项目，问题还是会出现。
他们怎么防止白蹭的人不出钱就享受他们的努力带来的好处呢？在场地周围修建栅栏，只把它留给自己用？把它租出去？但这样一来，游乐场就变成私营的了。公共利益如果要继续维持公共所有，就必须由公共资金来提供。市场能够做得更好吗？为什么某个人不能修建一个私人游乐场，然后收费？要是来的人足够多，他可以把价格降低到每个人都能承受的程度，再从这项设施中获益。这里的问题是市场不能满足所有的经济学家所称的“选择需求”：每个个人为了他不太经常使用的、想使用的时候是现成的设施而愿意支付的金钱数额。
我们都想在我们村里有像样的游乐场，就像我们都想要通往邻近城市的良好的铁路服务，出售我们所需货物的商店，位置方便的邮电局，等等。但是，能够让我们——包括我们中间的免费享用者——为这些东西付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税收。没有人想出一个比税收更好的将个人愿望聚集为集体利益的方式。
接下来似乎会发生的是，轮到实际立法时，“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作用。我们不能期待仅靠做对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事情，就能够促进集体利益，生活中这样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当市场和私人利益这么明显地不能一同促进集体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何时干预。
铁路：案例分析
（火）车站……可以这么说，不是周围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就像它们的招牌上印着的城市名称一样，带着这座城市个性的本质。
——马赛尔·普鲁斯特
想象一个经典的火车站：比如说，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或者巴黎的德欧莱雅村火车站，孟买的戏剧化的维多利亚总站，或柏林的宏伟的中央火车站。在这些现代生活的大教堂里，私营部门有它的地位：报摊或咖啡吧没有理由一定要由政府来经营。任何记得英国铁路咖啡馆里塑料包着的干巴巴的三明治的人，都会痛快承认，这个领域里的竞争应当得到鼓励。
但你不能靠竞争来开火车。铁路，像农业或邮政一样，都既是经济活动，又是关键的公共利益。此外，你不能像超级市场货架上摆放两种黄油那样，通过把两列火车放在铁轨上、等着看它们谁运行得更好而使铁路系统更有效率。乘客们不会根据外观、舒适程度和价格，选择登上两列同时出发的火车中的哪一列。他们登上开来的火车。铁路是自然的垄断。
这并不是说铁路不能被私有化。在很多地方，铁路都被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往往不好。我们想象一下，政府批准西夫韦公司（Safeway）得到从波士顿到普罗维登斯，或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之间地区的五年的超级市场销售垄断权。政府还要保证西夫韦的经营不亏损。最后，西夫韦得到大量书面批示：销售什么，销售的价格范围，营业的时间和日期。
显然，没有哪个有自尊的连锁超级市场会接受这个提议，也没有哪个理智的政治家会提出这个提议。但是，事实上，这正是90年代中期以来私营公司在英国运行火车的条款：它综合了垄断的市场控制、国家干预和道德风险的最坏因素。当然，超级市场这个类比很荒唐，因为杂货店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很有道理。但是，铁路公司在一套现存的铁轨中的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应当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
传统上用来证明私人企业优于公共服务的关于效率的论据，在公共交通这个特例上不适用。公共交通的矛盾之处，简单说就是它运行得越好，就越可能更没有“效率”。因而，为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快速公共汽车服务、避开只有少数几个退休人员上车的偏僻乡村的私营公司，可以为其业主赚取更多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效率的。但是，某个机构——国家或地方市政——还是要为那些退休人员提供不能盈利的、“没有效率的”地方服务。
没有这样一种服务，当然可能会有短期的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对广大社区的长远损害会抵消这些好处，这些损害很难量化，但毫无疑问是确实存在的：英国公共汽车服务私有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可以预见的是，除了有过剩需求的伦敦，“竞争性”公共汽车的后果是服务减少；摊派到公共部门的成本增加；价格急剧上升到市场能够承受的最高点，以及快速公共汽车的诱人利润。
火车像汽车一样，首先是一项社会服务。如果只是在伦敦到爱丁堡之间、巴黎到马赛之间、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提供忙碌的快车，那么，差不多所有人都能够经营盈利的铁路线。但是，那些通往人们只是偶尔才坐火车的地方的铁路线呢？没有哪个个人会筹集到足够的钱，来支付极少情况下使用的服务所需的经济成本。只有集体——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类型的经济学家眼中，这其中所需的补贴永远会显得没有效率：拆了铁轨，让每个人开自己的车不是更便宜吗？
1996年，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前最后一年，英国铁路在欧洲铁路系统中公共补贴最低。那一年，法国在为其铁路计划人均21英镑的投资额；意大利为33英镑；英国只有9英镑。此外，在那几年间，英国财政部要求从它在英国东海岸主线的电气化投资中获得10%的利润回报——这个利率比要求高速公路的回报率要高得多。这些对比，很精确地反映在了各国不同的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
这些对比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铁路系统只有以极大的亏损才能私有化，因为其基础设施如此薄弱：如果没有高价保证，没有什么收购者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英国财政部在国有的铁路系统上，或者是美国政府在国有的美国国铁上的吝啬投资，（正确地）说明了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管理完善的交通系统。反过来，虽然有些传统上私有的铁路系统资金充足、提供（事实上，被要求提供）一流的公共服务——我想到瑞士的地方铁路——大部分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方是美国和英国，另一方是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它们之间的投资对比，表明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长期以来一直将他们的铁路当作社会提供的服务。将火车开进偏僻地区，不管成本投入如何无效率，却能够维持地方社区。它通过提供公路交通之外的选择而减少环境破坏。即使是为最小的社区而建的火车站及其设施，都是一个社会的共有向往的象征和标志。
我在上文建议，为偏远地区提供铁路服务有社会意义，尽管它在经济上“低效率”。但是，当然这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造成了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效率和低效率？成本显然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靠印刷纸币来支付我们所要的公共服务。即使是最和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必须接受做出选择的需要。但是，在不同的互相冲突的优先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成本不光是一种，还有机会成本——我们决策错误时失去的东西。
60年代初，英国政府接受了理查德·比钦博士（Richard Beeg）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以节约和效率的名义关掉了全国34%的铁路系统。40年后，我们可以衡量这个灾难性的决定的真正代价：修筑公路和鼓励汽车使用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被剥夺了互相之间及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交往的千百个城镇村庄所造成的危害；好几十年后当其价值重新上升之后重建、更新或者重新开通废弃了的路段和线路所花费的巨额代价。那么，比钦博士的建议又有多大效率呢？
避免将来重犯这种错误的唯一途径，是重新考虑我们用来衡量各种成本时使用的标准：除经济外，还有社会、环境、人文、美学、文化的标准。正是在这方面，一般的公共交通尤其是铁路的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经验教训。公共交通并非仅仅是另一种服务而已，铁路也不仅仅是将人们从甲地运送到乙地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它们在19世纪初的出现，和现代社会与服务国家的出现恰恰同步；它们各自的命运是互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自从火车发明以后，旅行就成了现代化的象征和符号：火车和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及飞机一起，在艺术和商业中被当成了一个社会站在最前沿的证据。不过，大部分情况下，用某种特定的交通方式当作新颖性和时代性的象征，都是很短暂的。自行车只是“时新”了一会儿，在19世纪9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摩托车对法西斯分子和“聪明的年轻人”（Bright Young Things）而言是“新奇”的（至今仍然是容易引起共鸣的“复古流行”）。汽车（像飞机一样）在爱德华时代那10年里是“新奇”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短暂地新奇了一阵子；从那以后，它们代表着很多东西：可靠、繁荣、炫耀性消费、自由，但是不是“现代化”本身。
铁路则不同。到19世纪40年代，火车已经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因而它对从特纳到莫奈的“现代主义”画家都有吸引力。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伟大的穿越全国的快车时代，火车仍旧扮演着这一角色。1900年以后，电气化列车是现代诗人和图形艺术家的偶像；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印象主义招贴上，没有比新的流线型超级客车更超现代的了。日本的新干线和法国的高速列车，就是今天的技术巫术和时速190公里的高舒适度的标志。
火车好像总是很现代的，尽管它们偶尔从视线中消失一阵；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没有高效铁路系统的国家在关键方面是“落后”的。早期主干路的加油“站”（原文如此）是今日描述或回忆时抒发怀旧感情的对象，但是，它已经系统地被功能上改进了的种类所代替，原来的形式只是在美好的记忆中留存。飞机场一般（而且烦人地）在美学和功能上部分过时后还存在着，但是，没有人希望为了飞机场本身来保留它，更不会觉得1930年或1960年修建的飞机场会有用或者有趣。
但是，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一个半世纪以前修建的火车站，如巴黎的德欧莱雅村火车站（1852年）、伦敦的帕丁顿车站（1854年）、布达佩斯的凯莱蒂车站（1884年）、苏黎世的中央火车站（1893年），它们不仅引发感情，而且从美学上看还赏心悦目，也还能运行。最重要的一点，它们还在以当初建成时的方式运行。这当然首先证实了它们的设计和建造质量，同时也证实了它们的长远价值。它们不会“过时”。
车站不是现代生活的附属物、组成部分或其副产品。就像它们所点缀着的铁路一样，车站是现代世界本身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从米兰到孟买的伟大铁路总站突然消失，对这些城市的地形和日常生活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改变。没有地铁，伦敦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居住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工党政府企图将地铁私有化这一令人羞耻的失败，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整个现代国家持有的态度。纽约的生命线就在它的摇摇欲坠但是无法替代的地铁系统上。
我们轻易地假设现代化的决定性特征是个人：一个无法减小的主体，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没有束缚的自我，一个没有束缚的公民。人们认为这个独立的个人优于前现代世界的依赖性的、恭恭敬敬的臣民。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个人主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行话，但不管是好是坏，它谈及的是无线时代互相连接起来的隔绝。但是，现代生活真正独特的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社会。更确切地说，公民社会，（或者像19世纪曾经有过的）小资社会。
铁路仍然是公民社会必要和自然的伴生物。它们是以个人获益为目的的集体项目。没有一致协议，就近些年来说，没有共同开支，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们通过设计为个人和集体提供实际的好处。这是市场和全球化都无法取得的成就，除非是快乐的粗心大意。铁路并不总关心环境的——尽管就总污染成本而言，蒸汽机车比它的内燃机竞争者的危害要小一些——但从它们投入使用伊始，火车就已经而且也必须对社会做出反应。这也是它们为什么不能赚钱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放弃铁路，或者将它们交给私营部门，为了它们的缘故而回避集体责任，那么，我们将失去一个极有价值的实际资产，其替代或恢复的代价将会高昂得无法承受。如果我们抛弃火车站，就像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做的那样，破坏性地毁掉尤斯顿车站、蒙帕纳斯火车站，甚至，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那么，我们就是在抛弃我们对如何过一种有信心的公民生活的记忆。玛格丽特·撒切尔专门强调从不坐火车旅行，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看不到在火车上花费我们的公共资源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加入了封闭式小区，除了私人汽车以外，不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往返于各个社区。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封闭式个人，不知道如何为了共同利益来共享公共空间。这一损失的意义，将会大大超过某一种交通系统在其他交通系统之中的衰落或消亡。它将意味着我们毁灭了现代生活本身。
恐惧的政治
人们所宣称的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一种嵌合体。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保障就没有自由；反过来，只有一个被自由公民控制的国家，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合理的保障。
——卡尔·波普尔
振兴国家的理由，并不单来自它作为一个集体工程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紧迫的考虑因素。我们进入了恐惧的时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分。当然有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恐惧，但是，更潜在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况下输给他人的恐惧，担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和常规失去控制的恐惧。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担心不仅我们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权的人也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
我们在西方的人度过了长期的稳定阶段，沉浸在经济无限发展的幻觉之中。但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在经济上会很不安全。我们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个时候都对我们的集体目标、环境健康或我们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信心。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会继承什么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再能够幻想它一定会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
希望我们不再重复30年代的错误的最好理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不论我们对过去回顾得多么不足，我们也不可能忽视过去教给我们的所有教训。我们更可能会犯我们自己从未犯过的错误，并且带来有害的政治后果。事实上，大概是好运气，而不是明智的判断，才保护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后者的伤害。但是，我们如果就这样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是不明智的。
2008年，43％的美国选民支持萨拉·?佩林成为为美国副总统——离世界上最有权的政治职务只有一步之遥。就像荷兰煽动家们利用本地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或者法国政治家们利用对法国“身份认同”被稀释的恐慌一样，佩林之流只会从显然无法控制的改变所引起的混乱和焦虑中获利。
熟悉减少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描述和对付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的危险时，感到更舒服一些：恐怖主义者、移民、失业或犯罪。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不安全的真正根源是那些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确定的东西：剧烈的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和环境影响；帝国的衰落及随之而来的“小战争”；面临对本地有破坏性影响的遥远动荡时的集体政治无能。这些都是沙文主义政治家最善于利用的威胁，正因为它们极易导致愤怒和羞辱。
社会的暴露程度越高，国家越弱，错误地对“市场”抱有的信心越高，政治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一代人已经被培养起来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这不仅是目的本身，而且还是老政权所犯所有错误的反面。虽然“偷盗资本主义”（kleptocapitalism）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替了出了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时代生存下来，很可能会对脆弱的民主机构提出艰巨的挑战。
东欧的年轻人被误导着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非此即彼地互相排斥的——这是他们和美国共和党都相信的教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附和了共产主义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由此证明了在那些传统依旧得到很大的暗中支持的国家，回到极权主义很有诱惑性。
北美人和西欧人都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自由实践和民主形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预测性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即使正义可能也不如治理能力和街头秩序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我们就会得到。但是，首要的是，我们要安全。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
这些观念，即使是对最完善的民主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共信任的强大机构，或者由资金完备的公共部门提供的可靠服务，平常百姓就会去寻找私营的替代品。即使是在世俗的西方，作为信仰、社区和学说的宗教也可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复兴。外来者，不管是如何界定的，都会被当作威胁、敌人和挑战。就像过去那样，稳定的许诺有和保护的舒适合并的危险。除非左派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否则，我们看到选民回应做出这些承诺的人时就不应当吃惊了。
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我们的祖辈对付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办法。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新政”和“伟大社会”，都是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的反应。西方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自由机构的完全崩溃、民主共识的全面解体。但是，我们所知的“二战”，或者前南斯拉夫，表明任何社会都很容易堕入那种毫无限制的暴行和暴力的霍布斯式噩梦。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必须深深理解，即使是基础最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很容易动摇。坦率地说，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未来，它将会是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民主主义。
因此，第一个任务是提醒我们记住自己20世纪的成就，以及不顾后果急于拆除它们而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听起来不像为未来计划一个伟大的激进冒险那样令人兴奋，它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就像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所说的，过去比将来的照明度要好一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左派有值得保存的东西。为什么不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主义一直都在保存有价值的过去。1647年10月，在英国内战的高潮时期的普特尼辩论中，陆军上校托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h）有个著名的警告：“英国最贫穷的人也有一份生活，就像最伟大的人一样……每一个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人，首先应当依据他本人的意愿，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政府之下……”雷恩斯伯勒并不是指出某种梦幻般的平均主义的未来，他是在唤起人们普遍拥有的信念，即英国人的权利被盗窃了，必须重新收回。
同样的，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激进派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驱使：经济生活是有道德法则的，而这些道德法则受到了新世界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践踏。正是这种失落感——和它引发的革命激情——点燃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能量。左派一直是有些东西可以保存的。
我们认为我们从20世纪改革的伟大时代继承而来的机构、立法、服务和权利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时候提醒我们：这一切在迟至1929年还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是一场规模和影响都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幸运的受益人。我们有很多值得捍卫的东西。
此外，“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份值得..
尊敬的遗产。在法国，世纪之初，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号召他的同志们支持被百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推向破产的小店主和技术工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向前进入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它首先是对无助的和面临经济灭绝的威胁的人的保护。
我们一般不会把“左派”和审慎联系起来。在西方文化的政治想象中，“左派”意味着激进、毁灭和革新。但是，实际上，进步机构和审慎精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民主左派常常是受一种失落感激励：有时候是理想化了的过去，有时候是被私利无情践踏了的精神利益。正是空谈理论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才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极其乐观地信奉着所有经济变化都是变好。
正是右派才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派冲动，以一个全球计划的名义去毁灭和创新。从伊拉克战争，到一厢情愿地解散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到长达几十年的放松金融管制，从撒切尔和里根到布什和布莱尔的政治右派，抛弃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温和主义的结合，后者曾经很好地为从迪斯雷利到希思、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服务过。
伯纳德·威廉姆斯曾经观察到，宽容的最好理由是“……没有宽容所表现出来的邪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年轻人很难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上升到正当的叙事——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更好的本能理论化的话——那么至少让我们回忆一下因为抛弃了它们而付出的有案可查的代价。
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是谦虚——这种政治品质的优点被过高估计了。我们需要少为过去的缺点道歉，更坚定地谈论我们的成就。这些成就总是有所欠缺，我们不应为此不安。如果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有学到，至少我们应当憧憬这一点：答案越完美，其后果就越可怕。
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应当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可能也是我们应当寻求的目标。其他人用了过去30年时间系统地瓦解和破坏它们的稳定：这应当使我们比现在更加愤怒。它应当使我们忧虑，即使仅仅是因为审慎的缘故：我们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拆毁我们的前人们辛辛苦苦地筑起的堤防呢？我们那么肯定再也不会有洪水了吗？
抛弃一个世纪的劳动，就是既背叛我们的前人，又背叛了我们的后代。承诺社会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为我们自己勾画的未来；这听起来很悦耳，但却会误导。但是，这又会回到不足信的谎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它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别的选择。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