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战后欧洲史4·新欧洲 旧欧洲（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plate.pic/plate_352083_1.jpg" /> 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11月28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新联盟：它是“非中央集权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公然反对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赢得大选，最终倾斜了天平。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日趋绝望，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开始准备政变。于是在莫斯科酝酿的政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国大使就警告戈尔巴乔夫说有这样的阴谋，但已经没用了。 政变的时间就定在了戈尔巴乔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的假期之行——和当年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的情形一样，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南方疗养，他的同事们在莫斯科搞突然袭击，赶他出局。发生在1991年的政变的策划者们试图恢复苏联的统治。“8月17日，紧急委员会”要求戈尔巴乔夫交出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拒绝之后，“紧急委员会”于8月19日声明，总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由“紧急委员会”代为执行。苏联副总统根纳迪·雅纳耶夫签署了旨在弹劾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并声明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无能为力，实际上成为了克里米亚南部海角那座黑海别墅中的囚徒，但政变策划者们也好不了多少。首先，为了让另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取代现有领导，他们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和事实上的戒严令，这显示了苏联的传统结构已经被破坏得多么严重。而策划者们也缺少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关键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不支持克留奇可夫。对于政变策划者反对的是什么，这毋庸置疑，他们却没有能够清楚地表明支持谁。 另外，策划者们的所为，无意间为苏联以往所犯的错误勾勒出一幅讽刺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们言辞缓慢、木讷，无法与时俱进，他们的时钟俨然定格在了30年前。这些人过去就隐藏在克里姆林宫里，避开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远远地出现在公开的仪式上。现在他们被迫出现在电视上，对记者们解释，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而公众也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官方社会主义的昏聩面容。 就在此时，鲍里斯·叶利钦抓住了机会。他利用3周之前美国总统出访苏联之机，和乔治·布什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的接管只是非法的军事政变，并且冲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罗斯的总部指挥着人们包围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挡坦克。与此同时，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叶利钦参加了各国首脑的会谈，其中一位首脑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从孤立的阴谋家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抵抗不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与军队的冲突导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变的领导者失去了主动权——此刻也丧失了勇气。他们没有军队的广泛支援，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他们时时刻刻在失去关键的法宝：恐惧。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被克里姆林宫事态的发展吓倒，反而更加大胆了。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紧跟着宣布独立。8月21日，政变的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普戈（内务部部长，前拉脱维亚克格勃首脑）自杀，叶利钦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惫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心急如焚地飞回莫斯科。 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产党的发言人才公开谴责他们同事的叛变行为，而这时政变的策划者已经被捕入狱。叶利钦就是利用了共产党致命的犹豫，在俄罗斯联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在公开露面时看上去晕头转向，很明显在把握事态发展方面行动迟缓。他不愿意称赞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俄罗斯人的胜利，他向公众谈论改革，并且强调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会继续革新和推动改革，等等。 这种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们普遍假设（而且希望）在政变流产之后，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是在苏联却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目标是在重复时代的错误，而且对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却又懵懂无知。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欢迎的起义——并非支持改革者和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俄罗斯议会上，示威者们向姗姗来迟的戈尔巴乔夫大喊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犯罪企业”。他们制定的宪法，甚至连自己的政府部长们都企图推翻掉。戈尔巴乔夫明白了这一点，他毁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这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戈尔巴乔夫也一样。 当然，前总书记仍然还是苏联的总统，然而联盟的问题却直接成了问题，失败的政变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继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之后相继宣布独立。它们多数是在戈尔巴乔夫归来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时候宣布独立的。紧随着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塞拜疆的盖达尔·阿利夫、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等等，都狡猾地脱离了他们长期从属的共产党，他们在新国家中为自己重新谋得首脑地位，使当地共产党的资产迅速地国有化。 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只能面对现实，承认新诞生的国家，并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种联合体的形式来归拢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新宪法”。与此同时，就在几百米以外，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到了11月，叶利钦已经在俄罗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罗斯的财政及经济活动。苏联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资源。 至此，苏联的核心机构或者落到了独立国家的手中，或者已经不复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废除。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时，多数独立共和国都拒绝签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举行的会议中，西部各共和国缺席了。最后，在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们——苏维埃帝国的核心斯拉夫国家——在明斯克附近会晤，并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解散苏联。为了取代苏联，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听到这些消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愤怒地谴责道，这是“非法的”、“危险的”。但是人们不再关心苏联总统的意见了。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什么也管不了了。9天之后的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他们同意（或者毋宁说是戈尔巴乔夫让步了）正式解散苏联：苏联的各个部门、使馆、军队都交由俄罗斯控制，其领土根据国际法由俄罗斯共和国继承。 24个小时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1991年圣诞节那天，飘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的苏联国旗变成了俄罗斯国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卸下了他的职务。48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搬出了他的办公室，叶利钦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引用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是苏联把它建立起来的”。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在卫星国的共产党执政者身上，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依靠了红军的庇护，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在帝国本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的社会不真实，可是列宁的国家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产物。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积极宣扬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但是——而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消失。与其说苏联解体，不如说它只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后继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仍掌握在老练的共产党官员手中，他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复制和实施他们迄今作为苏维埃管理者而铸就的制度和权威。在后继的各个共和国里大多数并没有“向民主过渡”，那种过渡——即使真的来了——也为时晚矣。苏联国内大多数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种专制国家政权并没有完全废黜，也没有萎缩。从外部看来貌似一场剧烈的变革，其实内部却并非如此。 再者，那些顺利蜕变为民族国家总统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们有理由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没有领地需要保护，他们只能回到破旧的机关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裁减的。他们缺乏继续战斗的意志，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只剩下鲍里斯·叶利钦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代表的却是新生的“俄罗斯”。 我们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繁荣来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解体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复苏造成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个特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更像它们西面的邻居。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自己设计的产物——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复合体。在新成立的独立国家里，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公民有理由懊悔，因为他们失去了“帝国”的保护，从而在新环境中显得很矛盾。 它们也不是孤独军奋战，布什总统在1991年8月1日访问基辅时，曾公开向乌克兰人建议让乌克兰留在苏联里面。他说“有一些人敦促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或支持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做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我们将维护与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在苏联总统处于岌岌可危之时的支持，并不等于是对苏联制度的认可，这个国家气数已尽。 美国总统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提醒人们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局限性。忘掉美国那些载入历史的沾沾自喜的记载吧！华盛顿并没有“推倒”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它是自己将自己搞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乌克兰的听众们无视布什的忠告，而在几个月以后以压倒性多数票的结果永远退出苏联，那并不是突发的爱国热情所致。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甚至格鲁吉亚，它们的独立也不完全是为了民族自决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国的坚实基础，却是一种脆弱的民生基础。 苏联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同样如此真实发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平静离婚”波澜不兴。初看起来，这将是教科书上出现的由于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隙而让种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泄的例子，是以民族复兴形式出现的“历史回归”。当地的许多主角也是这么宣传的。但若仔细观察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这一事实再次说明，这样的解释对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小国来说还存在着局限性。 这里当然不缺少可供回忆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区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构成捷克国土的历史疆域——不仅明显地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而且在中欧的工业化时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捷克人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而且相当繁荣。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欧洲大陆辉煌的美学胜地之一，在1914年的时候，那里是视觉艺术和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由于布达佩斯对它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使它缺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历史——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们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农村的讲斯拉夫语的农民。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说起来不是偶然现象——这座本地区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离维也纳东面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关注，而且人们对这里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称它为“普莱斯堡”，匈牙利人称它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时，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带着勉强态度附着其内，它才以布拉迪斯拉法的名称成为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 以一般的区域性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机构强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权力和有影响的要职。斯洛伐克只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贫穷省份。这个国家里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听从拥护纳粹的分离主义分子，而相同的冲动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万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党的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区纳入“受保护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建立起一个由约瑟夫·蒂索神甫领导的独裁的、教权主义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尸身”中诞生了。 根据这样的事实，你要了解曾经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战时“独立”史却不容易。战后，斯洛伐克记载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名誉扫地，包括斯洛伐克将战前人口为14万的犹太人全部驱逐进死亡集中营，以及它对纳粹恩主的直接依赖关系。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不满。的确，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人们当时准备的公审中对那些清洗对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看到了鼓励温和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好处。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来越滋长的布拉迪斯拉法情绪（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包含两个明确区分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之春”谈论和实施的一切重大创新中，这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化”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名堂。此前一直将斯洛伐克当作天主教农村性质的敌对地区来对待的共产党当局，现在对斯洛伐克有点偏爱了。（参见本书卷二第6章） 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或者毋宁说，那里缺少大量集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有了它的优势。同先进的西部省份相比，此地汽车和电视机比较少，通信设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国媒体支持的、以布拉格为根基的激进分子和反对派更顺从地接受了外族的压迫。相应地，他们在70年代的压迫和清洗中也较少受难。现在该轮到捷克人面对官方不喜欢的结果了。 记住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见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也是因他们之间已存在几十年的相互的不适感造成的逻辑结果：人们无法忘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压制和剥削。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从他们历时3年的分裂直到最后共产主义的结束，每一次的民意测试都显示，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欢某种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形式。这并非说明政治等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从一开始起，广泛一致的意见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联邦，分开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坚定地、非常公开地表明应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个国家里。 从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哈维尔的“公民论坛”党保证了一半的选票，剩下的选票在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较复杂：“公民论坛”的姐妹组织——“公众反暴力”虽然以最大组织的面目出现，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选票都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手中。新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3.9%的选票，在联邦大会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只有不到1/7的选民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主张按种族分割国家的政党。 在1991年间，“公民论坛”开始瓦解。一个建立在以共产主义为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颇受欢迎的领导人哈维尔带领下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共产主义消失了；哈维尔去做了共和国的总统，明显地超越了政治冲突。同僚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凸显出来，由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他自称撒切尔信徒）带领下的自由市场派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1991年4月，随着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公民论坛”分裂了，而克劳斯领导的（主导性的）一派演变成了“公民民主党”。 克劳斯决心使国家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在捷克确实有一批拥护这一目标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削减国有部门几乎没有兴趣。和捷克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落后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这些“企业”的产品不再受市场的保护，也不可能吸引外资或私人来投资。在布拉格某些商界与政界人士的眼里，斯洛伐克是一个继承来的沉重负担。 同时，由于相似的原因，“公众反暴力”组织也分裂了。这个派别中此时最有实权的公众人物是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他曾是一名拳击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虽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后他却比别人更适应地度过了民主政治面对的险境。在6月份的竞选之后，他在斯洛伐克全国议会中组阁，但他那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却导致了他的阵营的分裂。麦恰尔被一个天主教的政治家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取代。麦恰尔离开了公众反暴力组织，组织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希望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联邦宪法——这是双方大多数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选择。但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其政党的选区，麦恰尔诉诸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而他在此之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从未表现过如此大的兴趣。他对听众们说：斯洛伐克人受到了全面威胁——从捷克的私有化计划、匈牙利的分离主义到进入欧洲的前景。他们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说他们的生计）正处于危难关头。 由于麦恰尔的这些言论，也由于他虽然媚俗却颇具公众领袖气质的风格，他领导的新党在1992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获得了斯洛伐克将近40%的选票。与此同时，在捷克地区，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新“公民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克劳斯现在出任捷克地区的总理，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自治地区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却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们看到国家分裂并不会悲伤难过。现在只有联邦总统一个人坚持宪法规定的形式，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理想。 但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不再如从前那般受拥戴了——所以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有影响力了。第一次作为总统正式出访时，他没有去布拉迪斯拉法，而是去了德国。从化解两国之间长久的积怨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国家需要和西欧交朋友。但是从斯洛伐克人的感受来看，这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哈维尔的部下对他也并非忠心耿耿，1991年3月，他的发言人米哈伊尔·赞托夫斯基宣称：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产主义者和“那些怀念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黄金时代的人们”手中。 赞托夫斯基的说法并非全错，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愿望。哈维尔及他的同仁们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见者一样，往往并不是为斯洛伐克的前途着想。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爱国的沙文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主权，说得难听点是怀念战时的傀儡政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斯既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偏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关心斯洛伐克的历史。他像麦恰尔一样，是个实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在各自地区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确实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条约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然而，他们是否能达成一致却是另外一回事。麦恰尔要求真正拥有主权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应该有发行货币和借贷的权力，推迟私有化，恢复共产主义时代的补贴制，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令克劳斯感到厌烦。他正竭力完成强行开放自由市场的计划。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间举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克劳斯对麦恰尔的要求感到惊讶和苦恼，但这些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麦恰尔就这个问题做过许多演讲。实际上，正是克劳斯操纵着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而并非其他道路。 结果，即使斯洛伐克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大多数代表们满足于批准一部国家条约，给这个国家的每一半完全的自主权和在联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随着谈判的拖延，克劳斯事实上在告诉斯洛伐克的会谈者们：既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最好停止这些无谓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满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困境——许多情况不符合他们的判断。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一周过后，克劳斯和麦恰尔同意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们的国家，后者仍然有点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两个共和国以分立的形式再现，由克劳斯和麦恰尔分别担任各自的总理。瓦茨拉夫·哈维尔努力想把国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来越孤立无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完全无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却在短期内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这两个伙伴的分离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在后共产主义初期的10年里都没有繁荣起来。克劳斯的“休克疗法”和麦恰尔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方法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方法不同。斯洛伐克人尽管开始后悔他们与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之间的调情关系，但由于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怀念明显也淡薄了，所以克劳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种操纵过程，捷克右翼带来的是它宣布不会追求的东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党人捞到了比他们期望中更多的好处；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悔意也未持续多久。如同苏联的解体一样，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生出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机器并没有受到威胁：它们只不过是复制了一遍。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机缘和环境情势的产物。它也是人为的。若是由别人来操纵——1990年和1992年的竞选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染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苏联的先例，以及巴尔干诸国展示的事件，使得这个中欧小国的两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由于分歧而解体显得似乎没有实际上那么荒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双方共同认可的联邦国家协议的话——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维持几年的话——那么，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发生在临近的波斯尼亚血淋淋的大屠杀也会集中他们的思想，这就会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计较于他们之间的争吵了。 第2章 清算 如果欧洲再次出现战争，一定会是巴尔干某个该死愚蠢的东西引发的。 ——奥托·冯·俾斯麦 看来这些充满仇恨的农民好像迫不及待希望别人入侵他们的国家，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对方互相残杀。 ——米洛万·德热拉斯《战争年代》，1977年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1年6月 共产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余波。 ——亚当·米奇尼克 真理总是具体的。 ——G·W·黑格尔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解体和同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的大灾难相比有天壤之别。1991年到1999年间，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惨遭种族杀戮、侵略或荼毒，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飘零。1945年以来，在一个西方激进者认为是模范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和内战。追根溯源，外国评论家已经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典型解释。 一种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并为欧美政治家在公开陈述中采用的观点认为，巴尔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一口充满神秘争吵和宿仇的大锅。南斯拉夫受到了“诅咒”。用一句广为引用的妙语来说，它由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个字母表组成，这些都由单一政党掌控。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很简单：盖子打开了，大锅爆炸了。 根据这个说法，“多年的”冲突，正如德·萨勒伯里侯爵在1791年描述的那样，是欧洲“未经修饰的极端行径”，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情况。危险的深仇大恨被不公和复仇的记忆驱使，占据了整个民族。正如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1992年9月所言：“除非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决定停止互相残杀，否则外人对此一筹莫展。” 在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中，一些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巴尔干悲剧的始作俑者是外人。由于外部干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前南斯拉夫领土在过去200多年里被人利用，受人占领、分割、盘剥。分到这杯羹的国家有土耳其、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这个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根源不在于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而在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所以说，正是外国强权的不负责任的干涉，才加剧了当地的困境，例如，若不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1991年“超前地”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波斯尼亚人就不会步其后尘，贝尔格莱德也就不会被入侵，而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看待对巴尔干历史的两种解读——尽管这两种看法明显水火不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令人印象深刻：两者都弱化或忽视南斯拉夫人自己扮演的角色，要么简单认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要么认为他们任人操纵的牺牲品，或是别人错误的牺牲品。当然，在前南斯拉夫的山脉下埋葬了许多历史，还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局外人的确对这个国家的悲剧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当地罪恶横行不负责任的默许形成的。然而，南斯拉夫的分裂——正如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解体——是人为，而非天命。对南斯拉夫悲剧最该负责任的人并不在波恩或是别国的首都，而是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 当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80年87岁去世的时候，他重新集结的南斯拉夫有了真实的存在。它的加盟共和国存在于一个联邦制国家中，总统职权通过全部6个共和国和2个在塞尔维亚中间的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的代表行使。不同地区的历史迥异。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天主教为主，一度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尼亚也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但是时间要短一些。这个国家的南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好几个世纪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 但这些历史差异，尽管足够真实，并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进一步加剧，却在随后几十年里淡化。经济变化把到目前为止还与世隔绝的农村人口带到了像武科瓦和莫斯塔尔这样的城镇里，这样的接触有时让人感到不安；但同样的变化也加速了跨越陈旧社会和种族界限的融合。 这样，尽管共产主义博爱团结的神话要求对战时的记忆和分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历史教科书小心翼翼地对这个国家过去的共同历史上充斥的血腥内战避而不谈——这样的官方沉默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战后崛起的一代受到鼓励，把自己当作“南斯拉夫人”而不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而许多人，尤其是受到更好教育的、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再对他们族中先人或英勇的或困苦的历史感兴趣。到1981年为止，在波斯尼亚充满大都市气息的首都萨拉热窝，20%的人口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波斯尼亚一直是南斯拉夫种族成分最为混杂的区域，但也许还不是最典型的。在整个国家的版图上，种族交织混杂。1991年居住在克罗地亚的58万塞族人大约占那个共和国人口的12%。波斯尼亚当年人口中44%为穆斯林，31%为塞族人，17%为克罗地亚人。即便是小小的黑山共和国，也是黑山人、塞族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就更不用说那些选择告诉普查人员他们是“南斯拉夫人”的人了。在种族混居地区的居民，对他们朋友或邻居的国籍或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跨族婚姻越来越普遍。 的确，南斯拉夫境内“种族的”错误界限从来就没有被很好界定过。语言上的差别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语言大不相同。马其顿人说马其顿语（其实就是保加利亚语，只不过略有不同），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所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之间差别的确很小。塞族人使用西里尔字母表，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是用拉丁字母表；但除了一些文学和学术术语不同，还有偶尔出现的拼写不同和字母e的发音（在“Iékavian”中或克罗地亚语形式发“ye”，在“Ekavian”或塞尔维亚语变体中发“e”）不同外，这两种“语言”是一致的。还有，黑山人书写（像塞族人那样）用西里尔字母表，但口语却类似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用的是“Iékavian”方式，波斯尼亚的塞族居民也是这样。只有塞尔维亚当地原住民使用“Ekavian”这种变体——波斯尼亚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于1992年后，在从波斯尼亚划出来的地区中试图向他们的波斯尼亚塞族同胞强制推行官方的“塞尔维亚语”（即“Ekavian”）的时候，遭..遇了绝大多数人的对抗。
//..plate.pic/plate_352084_1.jpg" /> 1945-1991年的南斯拉夫 于是1974年被认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官方语言的“克罗地亚”语——这是应一群萨格勒布知识分子起草的《语言宣言》的要求而宣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身份的标签：让克罗地亚人可以抗议铁托对一切在他的联邦内的民族主义言论的压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迷恋于保护和重申“纯正”塞尔维亚语的某些塞尔维亚作家身上。可以看似公平地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单一全国性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形成反差，方言的用法千差万别，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倾向于使用一个共同的“正确”形式——在前南斯拉夫，事实上正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使用可以互换使用的单一语言，然而少数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通过强调自恋主义的细小差别来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被大作文章的宗教差异也一样有误导作用。比如说，天主教克族人和东正教塞族人之间的差异在早先几个世纪中，或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罗地亚的法西斯分子舞动天主教作为反对塞族人和犹太人的武器时，这种差异的作用明显重要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宗教日渐式微，只有在乡村，宗教和对应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一定地位。许多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人鲜有相似之处（绝对不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穆斯林，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敌人并不在意这一事实）。这样，尽管毫无疑问，旧日的奥斯曼习惯于通过宗教来确定民族——主要是在南部的斯拉夫人中夸大东正教地位的做法留下了它的印迹，但是这样的证据也已经越来越削弱了。 尽管南斯拉夫的老一辈人继续持有早先时候的偏见——后来的克族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是出了名的偏向基督教而厌恶穆斯林，塞族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都不喜欢——也许这是近年唯一普遍性的针对生活在南部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歧视，这种歧视遭到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谴责，认为这种歧视是可耻的、没有出息的。这些情绪在塞尔维亚最为强烈。 之所以如此，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人是这个国家人口增长最快的一族。尽管在1931年，阿族人在南斯拉夫人口中仅占3.6%，到了1948年，由于战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加入，已经达到7.9%。到1991年，172.8万的人口数字，占了塞尔维亚（包括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总人口（但不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人口）的将近16.6%。大多数南斯拉夫的阿族公民居住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自治区，他们占到当地人口的82%，大大超过了19.4万塞族人的数量，尽管如此，还是塞族人享受了更好的工作、住房和其他社会特权。 科索沃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人进犯的战场，对塞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有其历史意义。1389年，塞尔维亚人在这个战场上历史性地战败。于是一些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认为当地阿族人的主导地位从人口统计学上说是棘手的，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有挑衅意味的。而且，由于塞族人被穆斯林取而代之，不再是在邻近的波斯尼亚共和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相比之下这一点就尤为突出。看起来塞族人输给了迄今为止一直对铁托的联邦里平等地严格推行政策的做法表现出顺从态度的少数民族。科索沃于是成为一个潜在爆发的火药库，原因只是隐隐地与“古老的”巴尔干宿仇相关：正如60年代安德烈·马尔罗精明地向一位去法国的南斯拉夫访客指出的：“科索沃是你们在奥尔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如果说塞族对阿族的嫌恶建立在相邻性和不安全感上，在南斯拉夫的北端，人们对软弱无能的南方人越来越讨厌，而且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这种情绪不是建立在民族问题上，而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上。就像在意大利那样，在南斯拉夫也一样，更繁荣的北部越来越憎恨贫穷的南方人，似乎南方人的生活是靠他们更有生产力的同胞的接济才能维持的。南斯拉夫的贫富反差变得极为显著，而且和地缘相关，这就带上了挑衅意味。 尽管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都在全国人口中比重相当，各占8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小小的斯洛文尼亚负担了南斯拉夫产品总出口量的29%，而马其顿仅占4%，科索沃占1%。从南斯拉夫的官方数据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倍于塞尔维亚，3倍于波斯尼亚，8倍于科索沃。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洛文尼亚，1988年文盲率低于1%，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是11%，科索沃则是18%。到80年代末，斯洛文尼亚婴儿出生死亡率为11‰，波斯尼亚是16‰。但在塞尔维亚是22‰，马其顿是45‰，科索沃是52‰。 这些数字说明斯洛文尼亚以及（程度更次一等的）克罗地亚已经接近于欧洲较不发达国家之列，而科索沃、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更接近部分亚洲地区或拉丁美洲。倘若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他们共同的南斯拉夫家园内变得越来越不安分，那么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或语言情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或是种族独立发展自身利益原则的重现，而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可以不用考虑住在他们南面生活水平不好的南斯拉夫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就能过得好得多。 铁托的个人权威和他对严肃批评的猛烈压制，使许多非常不同的见解远离公众视线。但他死后情况迅速恶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西欧蓬勃发展，吸走了南斯拉夫的劳力，送回了大量硬通货的汇款，那时南方人口过多而就业不足就不那么成问题。然而从70年代末开始，南斯拉夫经济开始放开。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欠下了对西方的巨额债务，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反应是继续借来国外资金，而在贝尔格莱德，他们是不停地印刷自己的钞票。在整个80年代，这个国家进入持续高通胀时期。到1989年，年通胀率高达1240 %，并且不断上升。 政府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犯下经济错误，但其后果被人感觉到并且最遭人嫉恨却是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相信撇开联邦首都当权者的腐败和裙带主义，让他们自主发展经济，就会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在其本族的塞尔维亚共产党联盟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周围有一小群共产党官员，通过鼓动并操纵塞族民族情感，努力在铁托死后的政治真空中谋求权力。对这些人的做法与日俱增的恐惧，加重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上述想法。 米洛舍维奇的行为在那些年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共产党人通过调用18世纪普鲁士的荣耀来求得好感；而在邻邦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族共产主义”被四处展示已达数年之久。1986年，米洛舍维奇炫耀性地欢迎来自塞尔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的爱国备忘录，或在次年访问科索沃，对塞族和阿族的“民族主义”的抱怨表示同情，他的算盘和当时其他东欧领导人并没多大不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执政党迅速衰败时，爱国主义提供了保住权力的另一种选择。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这种求助于民族主义唤起民族记忆的做法还只是冒着在外国人中间引发焦虑的危险，但是在南斯拉夫，代价会在国内偿付。1988年，米洛舍维奇想进一步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内巩固他的地位，开始公开鼓励民族主义集会，并且在集会时公开展示战时的契特尼游击队徽章。这在40年来还是第一次，这些徽章提醒人们回忆曾经遭受铁托压制的过去。这种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尤其是要在克罗地亚人中间制造真正的忧虑。 民族主义是米洛舍维奇确保自己控制塞尔维亚的方法——这在1989年5月他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时得到了证明。但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塞尔维亚对整个南斯拉夫的影响，他需要对联邦制本身进行改革。这种精心安排的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影响力的平衡，先是由铁托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力，后来是由轮换担任总统职务的办法来实现的。 通过强制推行对塞尔维亚自己宪法的修正案，他将到那时为止还保持自治的科索沃和普里什蒂纳省“吸收”进塞尔维亚——同时允许他们在联邦内部各共和国总统职位中保有两个席位。此后，塞尔维亚能保证在任何争端中得到联邦投票的8票中的4票（塞尔维亚，科索沃，伏伊伏丁那，顺从的、亲塞尔维亚的黑山共和国）支持。既然米洛舍维奇的目标是缔造一个塞族领导下的更加一元化的国家，这自然会遭到另外4个共和国的反对，联邦政府制度在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尤其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视角出发，事情的发展导致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既然他们不再能指望通过一个功能紊乱的联邦政府来推进或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的唯一希望只能是远离贝尔格莱德，在必要时宣布完全的独立。 为什么到了1989年底，事情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在别的地方，共产主义的出路是“民主”：从俄罗斯到捷克共和国的政党官员和官僚，在几个月内就把自己从原先唯唯诺诺的人转变成圆滑的多元政党政治的实践者。生存取决于调整个人的忠诚外表，使传统政党同自由政治的文化一致起来。不管这种转变在许多个人身上多么难办，但是它的确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别无选择。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若再打出“阶级”这张牌便不会再有权威性，内部也没有几个民族可以成为猎物：根据一套新的公众分类——“私有化”或“公民社会”或“民主化”（或者囊括了这三者的“欧洲”概念）占据了政治新地形的主要部分。 但是南斯拉夫不一样。正因为它的多种族人口如此交相混杂（并且没经历过类似几十年前使波兰和匈牙利改头换面的种族屠杀和人口变迁），这个国家为擅长煽动民心的政治家（比如米洛舍维奇，或他的克族对等人物弗拉尼奥·图季曼）提供了大量机会。在围绕着新的政治体制退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出一张在欧洲其他地方再也得不到的种族牌——用这张牌取代对民主的关注。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者乌克兰、斯洛文尼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客们可以求助于国家独立，作为走出共产主义过往岁月的出路——同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新民主政体——而不用过度担心民族主义少数派的存在。但在南斯拉夫，联邦瓦解成各个加盟共和国，会使一个或几个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在别人的国家里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斯洛文尼亚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的就觉得不得不亦步亦趋。简言之，南斯拉夫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有如7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同僚在凡尔赛未能解决的问题一样。 正如很多人预见到的，催化剂正是科索沃。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反对政府虐待的示威和抗议总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的抗议行动。他们的机构被关闭，领导人被驱散，尤其是在1989年3月实施宵禁以来，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被严格管制而受到困扰。塞族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剥夺了已经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底层的阿族人所有自治权和参政权——通过米洛舍维奇1989年6月为庆祝“科索沃战役”600周年而访问这个省份，一系列事件被大大地强调了。 米洛舍维奇对大约10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向当地塞族人保证他们会再一次“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重获民族和精神的完整……到目前为止，由于他们的领导人、政治家们和他们的奴性心理，（塞族人）面对自己和他人都问心有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在这里，我们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我们要说这一切不能再是这样了”。几个月后，在警方和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的血腥冲突后，贝尔格莱德关闭了科索沃省议会，把这个地区置于政府直辖之下。 在这个国家最南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接影响到北部共和国的决策。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对阿族人的困境最多只是同情，而他们更直接地关心的是塞族独裁主义的抬头。1990年4月，在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尽管选民的多数仍然喜欢留在南斯拉夫联邦，但是他们支持对联邦现状持公开批评意见的非共产党的反对党候选人。5月，在相邻的克罗地亚，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票，政党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接手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发人深省的是，“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1990年12月——在米洛舍维奇授意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领导层未经授权，就攫取了南斯拉夫联盟用于支付联邦雇员和国企工人欠薪和奖金的全部提款权中的一半。占全部人口8%却贡献四分之一联邦收入的斯洛文尼亚人对此尤为愤慨。1991年1月，斯洛文尼亚议会宣布，他们要退出联邦财政系统，并宣布共和国独立，不过尽管他们做出声明，实际上并未开始采取任何分裂的行动。一个月之内，克罗地亚议会也做出类似举动（在斯科普里的马其顿议会也照办不误）。 这些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起初并不明朗。在克罗地亚东南部，尤其是在克拉伊纳这个长期存在的塞族边疆定居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已经和克族警方发生冲突，他们向贝尔格莱德的政府求救，反抗他们的“乌斯达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名称）压迫者。但是由于斯洛文尼亚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距离，以及塞族人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中人数不足5万，使人感到有希望策划一个和平的退出。国外的看法各异：华盛顿尽管由于塞族在科索沃采取的行动，而延缓一切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但还是公开反对任何分裂行动。 几周后，正在基辅等待布什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6月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他向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保证美国会支持“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但到那时为止，“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贝克发表讲话5天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控制了他们的边界，在公民压倒性的支持下和几位欧洲重要领导人的默许和赞同下，开始单方面退出联邦。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向新的斯洛文尼亚边界进发。南斯拉夫内战一触即发。 或许，我们可以说南斯拉夫的系列战争一触即发，因为后来一共打了5场。1991年，南斯拉夫对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随后军队撤退，允许分裂分子在和平中离开。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得多的战争，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和反叛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叛者得到“南斯拉夫”（实际上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支持。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年初，在联合国调停下达成了不稳定的停火协议。1992年3月，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投票争取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对新国家宣战，开始构建一个塞族共和国，并且再次得到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他们包围了几个波斯尼亚城镇，尤其是首都萨拉热窝。 与此同时，1993年1月，波斯尼亚的克族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另一场内战爆发，一部分克族人试图在克族占统治地位的黑塞哥维纳建立一个暂时的小国家。最后，这些冲突刚告结束（尽管由于萨格勒布再次成功夺下3年前输给塞族军队的克拉伊纳，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火于1995年重燃，此时这些冲突并未结束），科索沃境内缘起科索沃问题的战争又爆发了：米洛舍维奇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之后，1999年春天，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向科索沃，而北约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进攻，阻止了米洛舍维奇毁灭或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企图。 在这一切冲突中，既有内在动因，也有外因作用。正如我们所见，促成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国内因素。但正是仓促而至的德国以及随后而来的欧洲国家对这两个新生国家的承认促成了他们的正式存在，对他们的友人也好，敌人也好，这个事实不容动摇。由于独立的克罗地亚现在存在了，贝尔格莱德广播电视歇斯底里的宣传开始利用新国家内塞族人的恐慌情绪，激发战时大屠杀的记忆，催促塞族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乌斯达莎”邻居。 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数量多得多，一个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独立的波斯尼亚的前途引发了类似的焦虑。波斯尼亚独立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战前的各个共和国中，波斯尼亚是最为团结的，而它星罗棋布于领土各处的各个社区一旦因为武力而分裂，将会带来巨大损失；在米洛舍维奇崛起之前，它的少数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表述过政体分立的愿望。然而一旦它的北方邻国分而治之，这个问题又有了讨论的余地。 1991年以后，比起在米洛舍维奇的剩下的南斯拉夫当中身处少数民族地位，波斯 5c3c." >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必然更喜欢主权独立，于是他们在1992年2月底的全民公决中表达了这一意愿。然而，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已经连续数月听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说教，这些宣传攻势不仅有关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大屠杀的，还有关于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圣战，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与其在由萨拉热窝统治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还不如和塞尔维亚保持统一或至少拥有自己的自治区。一旦波斯尼亚（或不如说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或克族领导人——因为塞族人同时抵制了全民公决和议会投票）在1992年3月宣布独立，它的命运就尘埃落定。4月，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宣布成立塞族共和国，南斯拉夫军队开拔进来，帮助他们保卫领土和“清场”。 东欧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过40的人——沉痛地抱怨他们失去的物质上的安全感、便宜的食宿和各种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渴望回到共产主义。一位50岁的俄罗斯退休军事工程师和她拿着养老金的丈夫每月依靠448美元度日，她在2003年对外国记者解释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好过，确保有个美好稳定的未来，物价便宜，但与此同时，我们能拥有过去没有的自由。” 对拉脱维亚人来说，回到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尤其是农民坚信他们的日子在苏维埃时期更好些。他们也许是对的，不光因为他们是农民。在革命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人非常喜欢看电影。到1997年，拉脱维亚人看电影的比例下降了90%。各处的情况都如此，保加利亚下降了93%，罗马尼亚下降了94%，俄罗斯下降了96%。有意思的是，同期波兰只下降了77%，捷克共和国只下降了71%，匈牙利只下降了51%，斯洛文尼亚几乎没有下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富裕程度和看电影的直接关系，证实了一项保加利亚对当地电影院上座率下降调查得出的解释：自从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有更多的好电影可以选择……然而人们不再买得起电影票。 在此情况下，东欧艰难的不彻底的经济转型引发了约翰逊的观察评论，即认为尽管经济转型没完成好，能看到他们在努力实现转型，就已经够让人吃惊了。同样适用于这个评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在维也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前共产主义社会有任何关于真正的政治自由的记忆，各国的许多批评家都对未来实行多元政治的可能表示悲观。如果资本主义没有法律限制，直接堕落成偷窃行为，那么，如果没有公认的、能被理解的公众言辞和政治竞争的界限——恐怕民主将冒着沦为竞争性煽情的风险。 这种恐惧不是没有缘由的。通过将权力、信息、主动性和责任集中在政党国家手中，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个不仅个人互相猜忌、对任何官方声明或承诺将信将疑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缺乏个人或集体主动意识，缺乏任何可供做出知情的公众选择的基础。在后苏维埃国家中，最重要的新闻导向来自提供确凿信息的报纸——莫斯科的《事实与争鸣》，基辅的《事>?.实》，这绝非偶然。 年纪大一些的人对转换到一个开放社会是最难应付的。年轻一代有获得信息的较好渠道——从外国电视广播或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但尽管这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年轻选民越来越国际化，甚至越来越老于世故，这也使他们和父母或祖父母之间有了分歧。在国家独立10年后对年轻斯洛伐克人的调查，证明了年轻人和长辈之间明显的鸿沟。年轻人对1989年前发生的往事知之甚少，也概无联系；相反，他们抱怨在“后共产主义”的斯洛伐克的美丽新世界里，他们的父母飘忽不定，而且十分无助：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能提供建议。 代沟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政治后果，事实证明，凡是年纪大一些或者比较穷困的选民，往往都容易被对新的自由共识提供怀旧的或是极端民族主义选择的政党打动。可以预料的是，这个问题在前苏联的某些地方最为糟糕，那里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最严重，民主是闻所未闻的东西。由于贫困潦倒，缺乏安全感，痛恨一小撮招摇的新贵富豪，俄罗斯和乌克兰上了年纪的——还有没那么上年纪的——选民们尤其容易受独裁政治家的吸引。因此，尽管在“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很容易创建模范宪法和民主政党，但要锻造一个有甄别力的选民群体，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处的初期选举倾向于自由派或中间偏右的联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人促成了旧政体的倒台；但经济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绪带来的反冲力往往对前共产党人有利，现在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 旧日的政要显贵的转型不像外界的观察者眼里那么古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比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与民主的共同之处要多：可以说，二者有共同的政治“句法”——而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姑且不论其他，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传统民族主义者有一个公敌——资本主义，或“西方”——而他们的继承人会擅长操控广为人知、令人羡慕的人人平等主义（“至少在过去那时我们人人都很穷苦”），进而将“后共产主义”的悲哀归罪于外来干涉。 于是，像科尔内留·瓦迪姆·图多尔的崛起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此人是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手下有名的擅长溜须拍马的文人，早在从民族共产主义转型到极端民族主义之前，他就致力于撰写对“近卫团”的荣光歌功颂德的赞美诗。1991年，在移民们的金钱支持下，他创立了“大罗马尼亚党”，其政治纲领包括了民族主义怀旧情绪，攻击匈牙利少数民族，还有得到公开支持的反犹太主义。在2000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1/3罗马尼亚选民选择支持图多尔，票数超过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前共产党官员伊昂·伊利埃斯库。 即使当民族主义政客开始成为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者——正如俄罗斯名为“Pamyat”（意为“记忆”）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他们舒舒服服地滑进对苏维埃过去共生互惠的同情中，将一种无法公开表达的民族主义的愤懑之情和对苏维埃遗产和它的丰碑的怀旧之情融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将爱国的漂亮话和对苏维埃式的独裁主义失去的世界表示遗憾结合在一起，这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的新民族主义者受到欢迎的原因——在波兰90年代末兴起的各式农民政党和“民粹派”政党中也有类似人物，著名的有安捷依·莱佩尔的广受支持的“自卫党”。 尽管循环再生的共产党员们到处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结盟，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俄罗斯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不足为奇的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位在不肯改悔的旧式俄罗斯仇外基础上建立个人竞选魅力的新的火爆公众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屈辱的民族。”不管这句话有多少局限性，苏联也曾是世界上的泱泱大国：幅员辽阔，文化璀璨，是俄罗斯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和延伸。它的解体对老一辈俄罗斯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痛恨苏联军方，由于北约将俄罗斯“远东”吞并了，而国家无力阻止。重获国际“尊重”的愿望驱动了莫斯科当局的许多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职权的性质使然，也是因为普京可以获得的广泛支持，尽管（或因为）他的国内政策越来越狭隘偏执。 出于明显原因，中欧的俄罗斯前帝国的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怀旧。但即使是共产主义失去的世界在民主德国也有些吸引力，到了90年代中期，那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旅游、电子媒体和言论自由，1989年前的生活更好。在其他国家，甚至连旧日共产主义时代的媒体节目都引起了某种喜爱之情——2004年，捷克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泽曼少校》的重播，这是70年代初的侦探系列节目，它的剧本几乎就是1968年后“正常化”的宣传。 只有在捷克共和国（还有法国和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还公开保留它的名字。但在每一个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概1/5选民支持有同比性的“反某某”的政党：反美，反欧盟，反西方，反私有化……或更常见的是反对上述一切。尤其在巴尔干人中间，“反美主义”或“反欧主义”就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代号，这给不能公开对旧日表达怀念的前共产党员以外衣，让他们在经过掩饰的公开声明中表达相同的观点。 这些抗议的选票，间接地说明不可避免的共识约束了政治主流：这个地区只有唯一可能的将来，那就是在西方，在欧盟，在全球市场，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出现。就这些目标而言，相互竞争的各主要政党之间差别很小，他们全部通过批评他们政敌的“失败了的”政策，然后自己又接着实施一个惊人相似的计划。中欧和东欧的结果都是一种新的公共政策的“生硬”语言——“民主”、“市场”、“预算赤字”、“增长”、“竞争”——对大多数公民而言，这些概念都没有意义，也无关紧要。 想要表达抗议或痛苦的选民就这样被拖向边缘。90年代初，观察者们在“后共产主义”欧洲见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边缘政党及其擅长煽动情绪的领导人的崛起，认为他们是反民主的危险的力量，是一个落后的、被时间扭曲和束缚了半个世纪的地区里的倒退现象。然而在最近几年，奥地利的尤尔格·海德尔、法国的让-玛丽·勒庞，还有和他们非常接近的从挪威到瑞士的领导人的成功，已经倾向于稀释西欧评论俨然以恩人自居的语气。复旧现象是不管边界的。 政治民主的成功，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奋力使之实现的知识分子看来，它的结果是模糊不清的。其中某些人（像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直通过新闻界保持有影响的话语。另外一些人（像匈牙利的雅诺斯·基斯）从原本知识分子出身转向议会政治（基斯是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最后还是在公众的视线中度过喧嚣的几年后，回到了学术生活。但大多数早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并没有成功变身为“后共产主义”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除了做做过渡性质的有名无实的领导，还有许多人努力过，但也令人悲哀地证明是不合适的。瓦克拉夫·哈维尔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即使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 正如埃德蒙·伯克很不屑地评论早一代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最好的也只是纸上谈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几十年混乱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全无准备。他们对一般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剧烈地下降也一样全无准备。地位下降的原因是阅读习惯的改变，年轻一代离开了传统观点的指引。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一度很有影响的期刊已经令人悲哀地边缘化了。 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的《文学评论》是在巴黎由68年一代的波兰流放者出版的、广受崇敬的文学期刊，它在1989年前，在维护波兰文化的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现在，在它被解放的祖国的首都成功地创办后，挣扎着保有1万名读者。《新文学》是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捷克文化周刊，也一样困难重重，到了1994年，发行量不到1.5万份。这些数字如果按比例摊派到人头上，对多数西方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期刊的出版商而言，并不是那么不值一提；但在中欧，它们日益边缘化的地位代表着文化的重点发生了令人悲伤的转移。 这些知识分子的式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大受好评的强调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他们认为需要建立重视道德的文明社会，来填补个人和国家之间缺乏方向的空间；然而他们的看法被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实务压倒。在短短几年间，中欧的“文明社会”成为一个古旧的观念，只有几个外国社会学家对此感兴趣。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发生了十分相似的情况（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战时抵抗力量的道德高调被驱散，首先被战后重建事业取代，随后被冷战取代。然而，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作家在那些年里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这要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活动），但是他们的匈牙利和波兰同行就不那么走运了。 那些的确成功地跃入公众民主生活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技术官僚”——律师或经济学家——这些人在1989年之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默默无闻。到当时为止，他们没做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他们现在向芸芸众生的同胞提供了一个更让人放心的模式。瓦茨拉夫·克劳斯于2003年接替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他在总统演讲中很直率地表明了这一点：“我有一点像你们。我过去既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既不是某党派的追随者，也不是个道学先生。我出现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你：你缺乏勇气，你问心有愧。” 这里所指的“问心有愧”，提出的是关于报应这个麻烦的问题——人们在过去共产主义时代里如果做过什么事，那么他们现在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有的话）。这就证明了，几乎任何一个后共产党政权都会带来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不仅在道德化的知识分子中间，而且在其他人中间都一致认为，在苏维埃时代犯下的政治罪行应该昭告天下，而犯罪的人应该被惩罚。除非关于共产主义的过去得到公开承认，已是困难重重的、向自由的过渡就会难上加难：旧政权的辩护者们会洗刷罪行，人们就会忘记1989年究竟意义何在。 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都超过40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50年，在苏联本身是70年。政党国家对权力实行垄断。它的法律、它的机构、它的警察成为国家中唯一的当权派。回顾过去，谁能说共产党不是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当然被外国政府当作合法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国际法庭或审判庭宣布共产主义是非法政体。那么，怎能因为某人过去遵守共产主义的法律或为共产主义国家工作而惩罚他呢？ 何况，最早呼吁对共产主义暴政还以颜色的人当中，一些非常显眼的人自己的出处就让人怀疑——在90年代初混乱的情绪中，反共和某种对被共产主义者们取代的政体的怀旧混杂交织。要将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它之前的法西斯统治者分开来，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有理智的人承认，应该区别对待斯大林时代：要惩罚50年代那些参与政变、公审（为宣传目的而举行的对政治反对派等的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和迫害的人为时已晚，而且他们的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 人们觉得这样的事最好留给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翻阅档案，可以出于后代的利益而考虑把事情处理好。然而，关于后斯大林的几十年，已有广泛共识，对最惊人的罪行和罪犯应有一些公开反思，例如：共谋推翻“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刺杀波皮鲁兹科神父负有责任的波兰警察（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下令射杀任何企图翻越柏林墙之人的民主德国当局，等等。 但是仍然有两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处理前共产党党员和警官？如果他们没受到明确指控，他们应为自己过去的行动遭受什么惩罚吗？允许他们作为警察、政治家，甚至总理参与公众活动么？为什么不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竟积极参与了推翻自己政权的活动。但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如果要对这些人的公民权或政治权利加以限制，那么限制的有效期是多长？所应牵涉的政要显贵应该包括哪些人？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和在战后占领德国的想要实施“去纳粹化”计划的盟军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除了一点不同：1989年后，做决定的不是占领军，而是直接相关的各方。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复杂，随着时间流逝而出现。共产党政权不仅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不情愿接受领导的公民；他们还鼓励人们加入对自己的压迫——通过同安全机关合作，报告自己同事、邻居、熟人、朋友和其他有关系的人的活动和想法。这种地下特工和线人网络的规模，各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到处都有。 结果是整个社会都被怀疑——谁在某个时间不会为警方或政府工作，哪怕在不经意间？出于同样原因，很难区分仅仅由于懦弱或甚至是保护自己家人的目的，做出贪图金钱或别的利益而同警方或政府合作的事。如果拒绝向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报告的话，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你孩子的将来。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灰色面纱就这样落在很多孤立无助的个人的选择上。回头看，谁——除了几个英勇的、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能够安然通过评判？而令人惊讶的是，同样是在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许多人——其中有名的有亚当·米奇尼克——最积极地反对以任何方式惩罚他们的同胞。 尽管这些困难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都很普遍，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处理的方式。在没有真正转变的国家——共产党人及其朋友仍然当权，只不过换了新名称，而且有了新近洗过（像洗钱一样）的“西方化”日程——过去尘封如故。在俄罗斯，正如在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惩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提出过，旧政权的高级官员静悄悄地又官复原职：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统治下，共产主义时代的“强力部门”（包括检察官、警察、军队或安全部人员）占据了超过半数的总统非正式内阁。 另一方面，在德国发现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令举国震惊。除了8.5万名全职人员外，全国还有大约6万名“非正式合作者”，11万名固定线人，还有超过50万的“兼职”线人，许多人甚至无从知道自己被归入这一类人。丈夫监视妻子，教授告发学生，教士检举教徒。前民主德国有600万份居民档案，占人口1/3。整个社会实际上被渗透，被分裂，被污染，这些都是它自己任命的保卫者惹的祸。 为了使互相恐惧、互相猜忌的沸腾情绪缓和，1991年12月，联邦政府任命由前路德教会教士约阿西姆·高克领导下的委员会监管政党的档案，防止对其滥用。个人可以确认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档案”，然后，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过来阅读这个档案。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有时是带来了破坏性的家庭后果——是谁告发了他们，但这材料并不是对全部公众开放的。这是一种笨拙的妥协，但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非常成功：截至1996年，一共有114.5万民众申请阅读他们的档案。覆水难收，没有办法复原人类造成的破坏，但由于信任高克委员会不会滥用职权，它控制的信息几乎从来没有被用来提升政治优势。 正是由于担心利用这样的信息，在东欧其他地方禁止了类似的程序。在波兰，使政敌蒙羞的常用做法就是指责他们过去（和旧政权）的合作——在2000年，甚至是列赫·瓦文萨也被指控和前特务机关合作，尽管这个指控从来没有生效。一位“后共产主义”的内政部长甚至威胁要将他所有和前政体合作过而因此褪去光环的政敌名单全部公之于众；正是由于担忧出现如此的行为，米奇尼克等人倾向于将共产主义的过去一笔勾销，向前看。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在2001年甚至反对审讯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当时78岁）。时间回到70年代，那时这位总统下令向罢工的工人开枪。1989年，最近记忆中的军事法及其余波，使旧事重提并评估罪责显得不明智；到了可以安全地这么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溜走，大众的注意力已转到别的地方，于是，迟到的、回顾性的伸张正义看起来更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 拉脱维亚规定，任何被记录和克格勃有瓜葛的人将被禁止从事公职长达10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拉脱维亚公民重获自由，他们学习德国的榜样，可以阅读自己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档案；但内容只有在一个人寻求司法职位时才公之于众。在保加利亚，新政府学习维希政府之后的法国，建立法庭，拥有权威，对那些做下和前政府相关的坏事的人施以“公民权降级”的处罚。 在匈牙利，共产党在交出权力的过渡阶段的和善方式，使人觉得很难清算或惩处它早先的罪行——尤其因为在卡达尔之后的匈牙利，争论的主要焦点当然是1956年，一个对大多数人很快就成为古老历史的时期。在邻近的罗马尼亚，那里最近真的有很多理由要实行报复，要建立一个当地版的高克委员会的努力，几年来一直遭到失败，因为受到“后共产主义”政治精英的坚决反对：他们中间的那些知情人（从总统伊利埃斯库开始）肯定会被任何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活动有关的严肃盘问牵连其中。最后，一所“国家‘安全’档案研究学院”创立，但它永远比不上德国原创的权威性。 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解决和共产主义的过去达成妥协的问题能使人人都满意，或达到完全的公平。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解决方式引发了超越国界的争议。在这里，斯大林主义比别的地方来得迟，持续得也更长久些，而对“正常化”的丑恶记忆还很鲜活。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捷克地区也比别的东欧地区更加扎实。最后，举国对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948年和1968年后一系列抵抗暴政的明显失败感到不舒服。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整个国家——在它最不妥协的国内批评家看来——问心有愧。瓦茨拉夫·克劳斯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1990年制订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项“后共产主义”立法旨在抚慰1948年至1989年之间被非法审判的人，最后付出1亿欧元作为补偿——几乎没有引发争议。但紧接而来的是一部“清洗法”（1996年该法重新获得5年有效期，并且在21世纪初到期时，再度延长有效时间），它的目的是审查一切公务官员和即将成为公务官员的人，看他们是否与旧制度的安全机构有关。但是，这个貌似有理的目标造成广泛的滥用机会。后来得知，许多在旧时秘密警察线人名单上的名字只不过是“候选人”罢了：旧政权想要强迫就范的男男女女。他们包括几个最有名的捷克作家，有些人甚至并不住在国内。 秘密警察的名单很快进入报界，由政客们和议员候选人发布，并且借此大作文章，希望借此羞辱他们的政敌。在这场诽谤政敌的硝烟中，甚至哈维尔也被指为一度要被警方搜罗到间谍网中的候选人。然而，正如某些评论家警告的那样，这份警方秘密名单虽然极大扩展了他们想要招募的人员的数据，但却对那些从事征召工作的警员的身份几乎保持缄默。在每日出版的《人民报》上刊登的一幅卡通，描绘了两个男人在布拉格议会大厦前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不担心遭到清算，我不是告密者，我只是指挥员。” 清算并不是刑事诉讼程序，但是也确实给它的许多受害者带来尴尬，他们被不公正地“点名和羞辱”。更严重的是，也许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种公开使用的政治工具。它也造成了旧的“公民论坛”联盟的分裂——长期坚持立场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哈维尔）反对新法律，而克劳斯则热情地支持这个法律，认为这是一种“澄清谁的立场是什么”的方法（而且让以前批评他的人——有些是改革派共产党员——感到难堪）。值得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麦恰尔同样反对关于“清算”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被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成是同前秘密警察有瓜葛——尽管从前他为了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独立，曾经充分利用警方档案的信息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对地说来，《清算法》在生效的头12年里基本上没有造成直接破坏。这项法律运用于申请证明自己清白的30万人：其中大约9 000人没有通过，这个数字与1968年后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失去工作或被从党内清算出去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这项立法更持久的影响是它遗留的苦涩滋味，它普遍地造成了捷克社会对“天鹅绒革命”如此结束的方式的愤世嫉俗情绪。看来，捷克共和国中的“清算”与其说是关于如何诚实地对待逐渐淡出的过去，还不如说是关于如何使逐渐登堂入室的精英合法化。 1993年7月，捷克议会采纳了《关于共产党政权的非法性以及反共产党政权的法案》，事实上宣布共产党为犯罪组织。这样就从理论上把千百万前共产党成员变成了犯人，但是它的实际影响是纯理论上的，并未采取实质行动。这项法案并不是要羞辱共产主义，并使推翻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化，而只是用来将一种超然的怀疑强加给民众。在这项法案通过的10年后，民意测验显示1/5选民拥护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这个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政党，党员有16万名。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欧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 ——让·莫奈 用爱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总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们的各种咄咄逼人的表现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绝大多数人的相对富裕和1 1%的永久性人口失业率，该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组合现象呢？ ——比阿特丽斯·韦伯，1925年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绪不仅限于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同样具有摆脱中央统治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承担偏远省份贫困人口的责任。从西班牙到英国，西欧已确立的各国领土遭受大范围的行政分权，虽然这些区域在表面上仍然维持民族国家的形式。 我们在本书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欧某些地区的离心倾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宪法中已经给予承认。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公共机构和统治机构。1983年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使加泰罗尼亚语迅速成为具“支配地位的授课语言”；10年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稚园和学前班内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亚西班牙语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轻人还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未达到民族独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实力，其他地区的确也望尘莫及。1993年，作为西班牙7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其中超过1/4的外资直奔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又投资在其富庶的省会城市巴塞罗那；该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国内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罗尼亚获得独立，毫无疑问它将迈入欧洲大陆富庶国之列。 导致加泰罗尼亚人萌生独立意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对国家财政部的巨额资助。这项资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地区性补偿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省、纳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样，加泰罗尼亚也同样从“西班牙”这个大整体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对传统意义上民族名义的利用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 （无论是帝国的光辉、军队的荣耀，还是西班牙国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对传统和天赋权力等豪言壮语已经没有兴趣了。 事实上，和上一代“后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一样，西班牙人是严厉禁止“谈论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区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没有受到极权组织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区性身份曾经是旧政权最钟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向民主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这个例子中，自治、分裂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很明显，巴斯克的“埃塔”组织由此走上一条危险之路 （他们甚至还策划了1995年刺杀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此外，600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时，巴斯克地区的老工业区却日渐衰弱。巴斯克地区普遍存在失业问题，收入水平比加泰罗尼亚地区低，只在国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没能利用上述条件，那么多半是由于该地区200万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会说巴斯克本地语）。所以居民们对分裂活动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独立，更多人选择已受法律保护的地区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党内部，大部分成员也持相同看法，选择地区自治。对于“埃里·巴塔苏纳党”这个“埃塔”组织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选票正在流向温和自治党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党。到20世纪末，埃里·巴塔苏纳党已经成为包括对政府当局不满的绿党人士、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全球化论者的多元在野党。 如果说，推动西班牙民族国家分裂的是对过去的记忆，那么在意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对现状不满引起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地区位于北部偏远地方：该地区的人们对自己被迫接受意大利人这个身份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因为战争原因，而非自愿认可意大利人身份）。和意大利语相比，当地人更喜欢说法语、德语或者斯洛文尼亚语。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区协议的颁布使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瓦莱达奥斯塔自治区位于阿尔卑斯西北部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位于邻近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则在种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后成为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正如我们在上阿迪杰地区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也从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地区性补助和其他帮助中获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边境地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政治视线：它们成为这个区域化大陆里的区域性地区。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区分裂主义却更具威胁性。1970年之后，按照战后宪法的规定，意大利在原有5个自治省（3个边境地区、撒丁岛、西西里）的基础上被细分为15个区。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区、翁布里亚地区或者艾米利亚，这些地区都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一样，因为历史特殊性而产生强烈的独立愿望，虽然几十年前这些地区非常明显的语言差异已经慢慢减弱，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的新自治区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虚构单元。虽然这些地区吹捧自己选出来的议会和领导人，并且招募了很多官员，但是这些地区单位既不能克服他们的意大利人身份，也无法与中央政府切断政治上、首先是财政上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区的存在，倒是提醒意大利人：富庶的北部与靠救济的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持续的差别，同时也为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仇恨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解释。 这种结果至少在意大利导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富裕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皮埃蒙特区和伦巴第区的工业化城镇、博洛尼亚省及其腹地的富裕农场和小型企业）明显比意大利其他地区富裕，与别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第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而位于意大利“靴子”地形的“脚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区，其人均生产总值是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6％。80年代梅索兹阿诺的贫穷率是意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方面已经可以和法国或者英国相比，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地区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过巨额财政汇款来弥补。 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伦巴第联盟（之后改称“北方联盟”）开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们认为意大利“南部地区”依靠北部财富占了太多便宜的共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北方联盟党创始人和主席翁贝托·博西的意见，解决方式是剥夺罗马的财政权力，将北方地区从其余地区中分离开来，最终保证伦巴第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立，同时让那些贫穷的“寄生”地区自食其力。这与加泰罗尼亚（或者斯洛文尼亚，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下的捷克共和国）何其相似。 在90年代的大选中，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联盟党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以及前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的国家联盟党的联合获得的。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后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贫穷的意大利南部人民，而这些人正是北方联盟党非常鄙视的。虽然两党相互敌视，联盟党领导人博西的支持者们仍心存幻想，但是意大利不存在严重的分裂问题，也没有哪个省会独立。 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实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并且漫不经心地着手将某些机构和资源分给各省。在法国新建立的各个地区单位中，不光是阿尔萨斯或者法国的巴斯克各地区有兴趣切断它们同巴黎的联系，而不管它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岛基于真正意义的语言独特性和历史独特性而掀起了一场民族脱离运动，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科西嘉岛只要独立于大陆，就能繁荣。但是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对暴力（和解决家族之间的宿怨）感兴趣，就像“埃塔”组织一样，所以始终只限于吸引少数人。 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大肆谈论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优点时，在法国即使是最轻微的骚动，也会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对新雅各宾派的突然涌现出来的普遍敌视。此外，法国那些特征最为迥异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从高速铁路干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内部投资的税收优惠，都来自法国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欧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无几，这部分支持者大多数是60年代那个时代的狂热退潮之后仍然于心不甘的、上了年纪的好斗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周围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等富裕的地区即使只靠自己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关于独立的记忆却尘封已久，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复这种记忆。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凯尔特人虽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伦敦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民族复兴。在威尔士，这种复兴意识体现在文化形式上，威尔士人在教育和媒体方面加强了语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义政党“威尔士民族党”领导人所说的，只有在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北威尔士，人们才要求完全独立，实际上也只有在那些地方，要求独立的呼声才找得到共鸣。威尔士的南部城市与英格兰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联系，与全国工会组织、工党、自由党都有完善的政治联系，所以他们对主张建立小国家的威尔士民族独立分子一直非常地警惕。 所以，虽然威尔士民族党候选人在1974年的全国大选中首次实现突破，并且之后一直存在并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该党从来没能使民族独立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3月参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尔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议会，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20年后，威尔士终于开始实施分权制，但促成这个结果的不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托尼·布莱尔第一任期内工党新政府的行政重组计划——在推行这项计划时，精明的布莱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赋予加的夫新威尔士议会的有限权利同样会落入现在正行使着它们的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手里。 结果，威尔士国民大会虽然拥有大量象征性权力，但是几乎没有实权，它们只是在表面上满足了民族分裂者们对于认同威尔士最高权力的需求。毕竟，威尔士从1536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起就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尔士王室的后裔。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威尔士的复兴已经足够，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威尔士全面民族意识的复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威尔士公众生活表面之下的愤怒和仇恨出于经济上的苦恼，而非民族独立的野心。假如有两个选择，一是威尔士独立，二是必须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但恢复受工业化破坏的矿区、城镇、港口以及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很少会有威尔士人犹豫不决。 苏格兰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苏格兰同样因为老工业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立于70年代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他们的威尔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单一目标”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突破——该党在议会中重新获得11个席位——此成绩已超过保守党，并对传统的工党大本营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威尔士人不同，苏格兰公民真正赞成权力下放；虽然他们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力，并且无可置疑地在为一个国家说话。即使苏格兰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为自己说话，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无疑是以一个独特和分离的民族的身份在说话。 苏格兰民族主义从两处受益，一是幸运地发现北海油田和天然气（它为阿伯丁和东北部地区带来财富）；二是从欧盟委员会的地区政策中受益，这使苏格兰行政官员和商人能够绕开伦敦，与布鲁塞尔总部建立直接联系。苏格兰虽然在1707年的《统一法》中加入了英国，但是它一直保持了一定距离。与其说它的自我意识建立在语言或宗教的区别之上（尽管这些区别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大部分苏格兰人身上已经变得模糊），不如说建立在优越感和怨愤的奇异组合之上。 正如很多现代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出自爱尔兰人之手，一些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自同样使用英语的苏格兰人，从大卫·休谟到亚当·斯密，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后来的一些名人，其实都是苏格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爱丁堡是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纪早期英国工党运动的激进中心；而且苏格兰的商人、经理和移民都担负着建设、开发和管理英格兰帝国的大部分领地。此外，苏格兰一直坚称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即使在伦敦的集权统治下，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统。 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建议，特别是在欧盟这个大集体中，苏格兰绝对不会是最小、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否大部分苏格兰人在确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实质性独立后还希望走得更远，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苏格兰仍然依赖英格兰；所以到90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引擎会很快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移民的后代是否属实，那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仅仅隔着50英里不到的海峡，但是两个民族在意识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鸿沟。苏格兰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抵抗和排斥英格兰人的那种欲望，而北爱尔兰新教的民族爱国精神则来自强烈留在“联盟”内部的决心。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在于双方极端分子有着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又相同的目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希望将不列颠当局从北爱尔兰赶出去，成立重新统一的、独立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而新教统一党成员以及他们的准军事志愿者则将目标定在压制“天主教徒”并且继续保持与伦敦历时300年之久的联系。（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临时共和军和统一党能够最终达成妥协，这不是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不够有决心，而是双方都受到压力。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中，外国势力纷纷介入，所以，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北爱尔兰暴行和反暴行，不仅使当地的人们失去对号称是他们的代表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伦敦、都柏林、华盛顿都以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双方至少能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 但是，1998年4月签订的《耶稣受难日协定》是否能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仍然不是很明朗。双方勉强签订的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协议是在多方努力下达成的——爱尔兰和英国的两国首相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努力；爱尔兰自治政府议会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派的担保；结束新教秘密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双方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及长期的政府间会议，用以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实施，多方力量的善意举措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作为爱尔兰百年战争的停战协议似乎支撑不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领导起义的年长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执政。 此外，爱尔兰共和国自身在90年代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所以现在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形象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后民族时代的欧洲繁荣中，通过鼓励多元文化和推行低税收，年轻的都柏林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对它来说，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分裂主义观点是另一个时代的怪异老古董，就像伦敦人眼中的执迷于帝国统一梦想的“奥兰治社”——另一个时代的怪异遗物。 对于熟悉西欧大国早期历史的人而言，在西欧的大国里实施“准民族特殊论”的新政治，似乎是对19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颠覆。即使在与众不同的现代欧洲，这一模式的例外之处还是证实了以下规则：德国作为前苏联的最大的欧洲西邻，其分裂势力并未苏醒。这不是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纳粹德国战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国了。 无论德国是直接以古代邦国为基础（例如巴伐利亚），还是将曾经独立的公国和共和国重新组成地域联合（例如巴登——符腾堡，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现代德国在很多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面都实行相当程度的财政和行政自治：教育、文化、环境、旅游和当地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在有限范围内，以地区界定的身份政治对德国人也许比较有吸引力（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也许的确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区发挥了替代治理作用。 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最集中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出现在西欧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欧洲最小国家比利时。它的国土面积与威尔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过邻国荷兰，但是这个西欧国家的党派林立状况却能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状况相比。比利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分裂主义浪潮消退后，西欧的民族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到20世纪90年代，瓦龙尼亚的城镇和其他区域都陷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衰退中。采煤、炼钢、石板制造、冶金业、纺织生产这些传统的比利时工业财富的摇篮实际上已经消失：比利时的煤产量从1961年的每年2 10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年产量少于200万吨。欧洲曾经利润最高的工业区，只剩下位于列日省北部默兹河流域的旧煤矿区，此外还有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一些设备落后陈旧的煤矿。该地区先前大部分的采煤工、炼钢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都靠双语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业收入较高的北方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佛兰德斯民族分裂分子看来是如此）。 佛兰德斯经济繁荣。1947年，佛兰德斯有2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但是50年之后，操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人中，靠土地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3％不到。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佛兰德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谷，佛兰德斯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其速度是瓦龙尼亚的两倍。由于没有老旧工业和工人失业问题的羁绊，像安特卫普和根特这样的省份随着服务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繁荣。它们的发展还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从米兰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带。在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多（人口比例为3∶2），前者比后者的人均收入高。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更具优越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导致北方佛兰德斯人强烈要求与其新的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plate.pic/plate_352085_1.jpg" /> 2005年的比利时 简言之，比利时具有欧洲一切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构成要素，如古老的地域区分，历史悠久且似乎无法克服的语言鸿沟（虽然很多说荷兰语的居民至少会一点法语，但是大部分瓦龙尼亚人不说荷兰语），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况加剧。更为复杂的是：在比利时短暂的历史中，生活在贫穷的居住区的佛兰德斯农民一直受到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语的瓦龙尼亚城市同胞们的控制。佛兰德斯民族主义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对强制使用法语的憎恨，说法语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垄断，说法语的上层精英阶层在文化和政治权威等各个方面的霸权。 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在传统上一直将自己视作与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类似（为此甚至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希望渺茫时同占领者合作，希望能从纳粹的版图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角色逆转：佛兰德人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不再是贫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种形象，而是斯洛文尼亚形象（或者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称呼——伦巴第）——一个落伍的、体制运转不灵的、充满变数的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受压制的按语言划分的少数民族；受挫折的经济地区——此时都已交织成佛兰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势力，其程度之深，即使旧有的不公正能够一扫而空，并且北方荷兰语省份能赢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务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然而记忆中的憎恨和受蔑视也会很容易地变成新的顾虑，这种顾虑不仅会加剧比利时公共政策争论的激烈程度，还会产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务本身也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中在“语言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60年代——当时距离荷兰语正式被官方承认，被允许在佛兰德斯的学校、法庭和当地政府中使用已经整整50年，同时从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开始，也已经过去40年了——当时讲荷兰语的学生在位于荷兰语区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省的鲁汶大学反对说法语的教授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喊着“瓦龙人滚出去！”的口号，在学校游行。最后，学生们达到了目的，学校被一分为二，那些说法语的教师只好跑到南部说法语的布拉班特——瓦龙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鲁汶大学（不久后，图书馆也被一分为二，其图书馆资源也重新分配，这对双方都不利）。 发生在鲁汶大学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之后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同一时期学生相互呼应的盲目而狭隘的爱国运动）导致政府下台，并直接导致之后30年一系列宪法条款的修改（共计7条）。虽然温和的政治家们希望以此满足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时的机构重组在后者看来只是他们实现最终决裂的一步。最后，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在解除比利时单一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却越走越近了。 其结果就是导致拜占庭式的复杂局面。比利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佛兰德斯、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首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会（除了全国议会以外）。此外，这里还有3个正式的“社群”机构：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德语区大致包括6.5万居住在瓦龙尼亚靠近德国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居民）。这些聚居区同样也有自己的议会机构。 这3个地区和语言社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龙尼亚也有说德语的居民，在佛兰德斯同样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小城镇（或者城镇的部分地区是说法语的）。这些地区存在的特权、让步政策和保护措施都成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这两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实际上只使用一种语言。虽然布鲁塞尔至少有85%的人是说法语的，但是它的官方语言是双语。 除了地区和语言社区之外，比利时又分为10个省（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各5个）。这些省份同样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宪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边倒倾向：或者是倒向地区（比如在城市化、环境、经济、公共建设、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语言社群（比如教育、语言、文化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 由此带来的麻烦颇为滑稽。比如，语言原则上（也是宪法上）现在要求所有的国家政府机构，无论它们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在部长人选上实现荷兰语和法语的平衡，同时，总理必须能使用双语（因此总理人选非常典型地就来自佛兰德斯地区）。在宪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样要求语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语种轮流更换任期。在布鲁塞尔地区，由4名行政官员一起（可以自己选择语言）决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处理佛兰德斯区或者说法语地区的事务，他们会两两分开坐。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比利时不再是一个（甚至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不平衡的、权力互相重叠的一个政权。组建比利时政府是困难的：它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多党协商，需要在民族、地区、语言社群、省份和当地的政党联盟之间实现“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语言群体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实现合作。当政府形成时，它是缺乏主动权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权力（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仅剩的职责之一）实际上也掌握在地区手里，因为对于当代比利时来说，大部分外交即外贸协定，都是掌握在地区手里的特权。
//..plate.pic/plate_352085_2.jpg" /> 从欧共体到欧盟：1957-2003年的欧盟 宪法本身的巨大变革和机构改革一样是复杂的政治。佛兰德斯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压力，想从他们制造的变革的新机会中获取利益。当弗兰芒集团成为战时民主主义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成为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北部某些荷兰语区的重要政党时，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荷兰语政党为赢得竞争，决定接受分裂立场。 同样，在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操法语的主流政党的政客们采用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佛兰德斯的瓦龙尼亚选民。结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按语言和社群两条线划出分水岭：在比利时，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于1968年）、自由党（成立于1972年）和社会党（始于1978年）都一式两份，分别对应不同语言社群。这种做法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 540e." >后果，由于政客们都只忙于自己的政党，各社群之间的不和状况就加剧了。 比利时为安抚语言和地区的分裂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是经济代价。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西欧的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偶然，要知道，重复每一种服务、每一笔贷款、每一笔经济补助、签署每一份协议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按照比例将公共经费（包括欧盟拨款）分拨给各社群“骨干”代理人的惯例现在被应用到语言社群的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部长、部长秘书、他们的工作人员、预算和朋友，但只有在比利时，它们各自从属于某个语言区。 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外形上已经发生改变。走在乡间路上，旅行者若是没有留意用荷兰语或法语刻着“比利时”一词的不显眼路标，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绝不会错过彩色的标语牌告诉他们所进省份的信息（例如列日省或者西佛兰德斯省），有时，他也会看到信息栏（用荷兰语或者法语写的，但不是两种语言皆有）上告诉游客在佛兰德斯或者是在瓦龙尼亚的信息，但次数要少得多。传统的做法似乎已经颠倒了：比利时的国际边界只是一种形式，但其内部边界的区分却是真实存在并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为什么比利时没有分裂呢？ 比利时仍然没有分裂的原因有三点，从广义上讲，这三个因素同样适合解释所有西欧国家为什么会坚持统一。首先，随着宪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分裂主义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社会和政治网络，用以代替民族国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时的年轻一代不容易受到党派亲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对这样的事实也还需要慢慢接受。 常规宗教活动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传统政党影响力减弱，对新“比利时人”来说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来到比利时。和新巴斯克人一样，这些人对老掉牙的分裂主义者的议事日程毫无兴趣。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佛兰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区或者语言的问题放在心上。 其次，比利时很富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希望共有财产的想法来从事分裂活动，而比利时比较幸运，人们生活平静安逸，物质条件优越。比利时国泰民安（即使国内不是那么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梦想有朝一日另一个“佛兰德斯奇迹”创造同样的财富，减少政治上由于语言问题产生的仇恨。这种结论同样适用加泰罗尼亚甚至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发现，他们的论点会因为异乎寻常的富裕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而慢慢变得毫无说服力。 最后，比利时和其他内部搞分裂的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虽然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佛兰德斯或者苏格兰如果最后还能惬意地留在比利时或者英联邦，不是因为以前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在这些国家不够强烈，恰恰相反，加泰罗尼亚比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的自治愿望更强烈，佛兰德斯人与瓦龙尼亚人之间的鸿沟远比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要深，甚至也比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鸿沟要深。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西欧各国不再是靠独揽大权就可以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团体，它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另外一种机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向完整的欧盟迈进的正式机制由1987年的《欧洲一体化法案》开始启动，但是真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却是冷战的结束。1992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的12个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一项突破，类似目标在几十年前已在原则上通过。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同一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颁布，它和5年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都使欧盟成员之间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机构和财政框架。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条约是建立欧洲的单一货币。出于对统一后德国的顾虑，法国希望通过让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而将联邦德国紧紧捆绑在“西方世界”，同时还希望通过欧盟网罗密布的各项法律，将一系列的限制扩大到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协议之中。而德国则坚持要求欧元必须是德国马克的翻版：和德国马克一样，欧元必须有一个由中央银行家们组成的自治监管会，必须服从德国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低通胀，紧缩银根，赤字最小化。德国欧盟谈判专家们对“地中海俱乐部”成员中具有铺张浪费倾向的国家（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谨慎，因此对新货币的成员资格设置苛刻条件，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对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政府行为实行处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像奥德修斯一样，被绑在欧元这根桅杆上，置选民和政治家们关于银根松动和公共开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顾。但旨在保证新欧元与德国马克一样低通胀的条款，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一些相对贫穷的成员国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公共政策，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件更合乎人意，欧盟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府进行现金奖励，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贿赂”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财政部长们，允诺如果他们在条约上签字，就可以保证在欧盟内部大大增加结构性基金。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表明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迈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某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德国认为，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认为可以通过该条款阻止机构融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有3种重大的附带影响。第一种影响是未能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急剧膨胀。在条约的限制性条款下，显而易见（至少是法国的意图），刚摆脱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很脆弱，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很难按照条例在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下进行操作，而这类规章是欧盟现有各成员国以及新成员国必须强制执行的）。 相反，作为一种弥补，布鲁塞尔总部建议波兰、匈牙利和它们的邻国尽早取得北约成员国地位：作为对它们的过渡性奖赏。北约的这种扩张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请国欢迎的原因。当然其实际意义要模糊得多（这不像对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那么真实和立竿见影）。但是，因为美国支持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的扩张，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后都正式加入了北约。 第二种影响是对欧洲的公共意识产生了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激起各国对欧盟模棱两可的工作机制和匿名官僚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兴趣。虽然这个条约在每个国家都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虽然在法国只有50.1%的得票率），但是将国内议事日程置于欧盟框架之下，在一开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对声。在过去的40年里，新的大陆体系的制度和规则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几个小城镇静静地制定并签署，既没有征求公众意愿，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这种日子现在似乎要结束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第三种影响，是它至少在西欧为即将来临的一体化扫清了道路，当然还没有为整个欧洲扫清道路。冷战结束，欧盟通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决议，为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剩下的成员清除了障碍。瑞典、芬兰、奥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场的制约（对芬兰而言，原本是为了保持和苏联良好的关系），提出正式申请，它们对被排除在欧洲之外日益感到紧张。 由于新提出申请的3个国家不仅政局稳定，国土面积狭小（三国人口之和，只有德国人口的1/4），并且非常富裕，入盟谈判在3个月内便告完成。其余两个申请国挪威和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与两国商界精英对入盟兴致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两国公民仍对加入欧盟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在超国家联盟中失去自治权和主动权，同时对于加入欧元区是否能带来益处仍然持怀疑态度。 1994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欧盟问题上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表明瑞典人心里存在着相同的疑虑，只有52.3%的人投了赞成票，即使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实现的（10年后，当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公投，建议放弃克朗引入欧元时，遭到惨败，与此相类似的是，丹麦政府也曾在2000年9月举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议题，也遭到同样结果）。佩尔·加尔顿——瑞典的绿党领导人、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加入欧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议会决定将这个独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集团内某个省的日子，这是将瑞典从一个立法机关变成比顾问团稍好一点的机构。”
//..plate.pic/plate_352085_3.jpg" /> 鲍里斯·叶利钦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1991年。叶利钦在总统任职期间的丑闻无法掩盖他的成功。他在理解时局和适应时局方面，特别是在俄罗斯帝国苏醒时让民族国家重新屹立方面比戈尔巴乔夫更敏锐。
//..plate.pic/plate_352085_4.jpg" /> 莫斯科第一个“麦当劳”配送中心，1990年1月1日。西方商品和现金大量涌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真空地带。但是缺乏管理的经济很快就被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控制，他们很快变得非常富有，这是盗贼统治的资本主义。
//..plate.pic/plate_352085_5.jpg" /> 1991年9月（乌克兰独立一周后），示威者在基辅举着受内务人民委员会之害者照片。乌克兰人尤其牢记苏联的镇压，由斯大林造成的群体性饥荒无异于种族灭绝。
//..plate.pic/plate_352085_6.jpg" /> 在布加勒斯特的吉卜赛人，1996年。大约有500万吉卜赛人居住在欧洲，而在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至少有200万，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歧视和虐待（或者是像英国那样，根本不允许入境）。
//..plate.pic/plate_352085_7.jpg" /> 白俄罗斯的明斯克，1999年：儿童肿瘤医院。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中，3万人死亡，1/4的白俄罗斯人受感染。切尔诺贝利事故不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核灾难，但却是最严重的一次。
//..plate.pic/plate_352085_8.jpg" /> 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1997年10月。苏联的工业政策加剧了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的负面功能，和贝加尔湖污染事件一样，咸海的消失不仅是生态灾难，而且是对未来欠下了巨债。
//..plate.pic/plate_352085_9.jpg" /> 布加勒斯特，2002年12月。这个罗马尼亚妇女标价800美元，东欧色情交易达到相当猖獗的程度，犯罪组织从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地区诱拐或绑架女孩到西欧和巴尔干从事卖淫活动。
//..plate.pic/plate_352085_10.jpg" /> 在等待加入欧盟时，匈牙利先加入北约，并很快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虽然是不情愿的）。1997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北约的摊位上赫然挂着这样的标语：“在北约大门口”。
//..plate.pic/plate_352085_11.jpg" /> 1989年6月，塞尔维亚人纪念“科索沃战争”600周年：这是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反对土耳其入侵的最后据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执意煽动人民的历史仇恨情绪，允诺塞尔维亚人捍卫“民族和精神的完整性”。
//..plate.pic/plate_352085_12.jpg" /> 1995年6月，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牺牲者。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人员站在旁边，塞族不法分子仍然在拉特科·姆拉迪奇的领导下，将7 400名波斯尼亚男人和男孩赶出村庄，开枪扫射。
//..plate.pic/plate_352085_13.jpg" />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1999年3月21日。作为南斯拉夫战争的最后一步棋，米洛舍维奇希望通过武力阻止阿族分裂。但这一公然的种族清洗政策遭到北约武装力量的干涉，这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军事干预。
//..plate.pic/plate_352085_14.jpg" /> 土耳其——小亚细亚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度过了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节日”。图中，加入欧盟的支持者挥动土耳其和欧盟旗帜，迎接埃尔多安总理。他在确定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开始日期后，于2004年12月返回安卡拉。
//..plate.pic/plate_352085_15.jpg" /> 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国，在2005年5月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洲宪法”提案。一部分法国人担心欧洲的约束力不够，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欧洲的制约过多。很多国家担心自己变得太欧洲化，特别是土耳其。
//..plate.pic/plate_352085_16.jpg" /> 尤尔格·海德尔，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领导人。尽管遭受了几次失败，海德尔还是成功地将自己和奥地利纳粹党的历史区别开来，同时攻击其余政党和“外来暴民”。图中标题的意思是，“他没有欺骗你！”
//..plate.pic/plate_352085_17.jpg" /> “投丹麦人民党一票！”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和她的“丹麦人民党”在2001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的选票。即使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新的民粹主义也使主流政党通过限制避难权和外国人的权力来体现政党的“强硬”态度。
//..plate.pic/plate_352085_18.jpg" /> 托尼·布莱尔介于欧洲“模式”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这和他努力在欧盟、伦敦和（与英国关系特殊的）美国之间处理三角关系一样。如果有机会，很多英国人更愿意选择欧洲大陆的医疗保障制度。
//..plate.pic/plate_352085_19.jpg" /> 2000年2月，摩洛哥人在阿尔梅里亚的安达卢西亚城抗议西班牙的种族主义。当西欧大部分国家越来越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时，种族偏见和紧张局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欧盟边境的一些地中海国家。
//..plate.pic/plate_352085_20.jpg" /> 佛罗伦萨，1997年，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前的索马里人。到2000年，欧盟大约有1 500万穆斯林。伊斯兰教是欧盟发展最快的宗教——这是基督教欧洲帝国历史上的一项具有讽刺意义的遗产。
//..plate.pic/plate_352085_21.jpg" /> 雅克·希拉克在纪念1942年巴黎屠杀1.3万名犹太人的仪式上。值得称道的是，希拉克是第一位承认法国在种族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统：他宣布该周年纪念日为“法国人悲痛和永怀羞耻日”。
//..plate.pic/plate_352085_22.jpg" /> 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日上讲话。战后初期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在德国等地成为欧洲的正式纪念日。 很多北欧人和加尔顿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时投赞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为了不错过共同市场带来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欧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界和商界精英们，他们也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经济的和政治的代价的：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如果决议没有通过，对国家而言不会是个彻底的灾难。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不涉及新的货币一体化议程）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需。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却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欧洲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在指望着布鲁塞尔。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旧体制优于新体制，千万不能误以为真，而转变的代价是值得的：欧洲就是你的未来。 但是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欧洲计划就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欧洲民族都开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加入欧共体，最终加入欧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政府体制”并同意成员国条款的欧洲国家的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在职能上又是排外的。作为融入“欧洲大家庭”的交换条件，每一项强加于新成员国的新协议和条约都使欧盟的准入条件复杂化；这些规章制度无异于筑起越来越高的篱笆，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国家和人民关在门外。因此，《申根协议》（1985年）对缔约国的公民来说是个福音，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穿越主权国家的边境。但对于申根俱乐部之外国家的公民而言，他们不得不排起长队（名副其实的长队）等待入境。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下的欧洲是个极其排外的政治区域，它严格实行单一货币，坚持所有成员国融合在统一体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欧洲行动惯例的萌芽形式。条约不会阻碍北欧诸国和奥地利等国加入欧盟，但对东欧国家却设置令人生畏的障碍。让新成员国忠于欧盟的宪章条款才能把它们迎进大本营，这说明欧盟实际上希望将这些国家尽可能拒在门外。 欧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即使是申请国中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或者是捷克共和国，它们也比任何一个欧盟老成员国贫穷，事实上大部分申请国的确都非常贫穷。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寿命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寿命低8岁；而拉脱维亚则低11岁。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情况稍好一些，它有3 800万居民——与现在的成员国一样的条款加入欧盟，那么欧盟在补贴、地区性援助、基础设施资金和转账等方面肯定会超过预算。1994年1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欧的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和老成员国一样的条件入盟，那么每年仅在结构性基金上的开支就将超过300亿马克。 人们普遍担心，中欧国家的入盟会激起欧盟会费中贡献最多的那些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欧盟还不得不期待它们做出更多捐助：这些国家里面有荷兰和英国，但最突出的是德国。无论如何，东欧的那些受援国都无法执行现存的欧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但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计划。 除了昂贵的入盟代价，新的申请国还会带来麻烦。它们的法律制度或者容易滋生腐败，或者功能不健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未经审查，货币不稳定，边境管理漏洞百出。人们担心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在西欧寻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国内接受微薄的工资，这种状况会诱使国外投资者将目光从欧盟旧成员国转移到这些国家。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会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有一种说法是：西欧将会“人口超限”。这正好印证了很久以前赫尔德认为东欧“野蛮民族”将遍及西欧的担心。没有人会怀疑欧盟可以为东欧国家带来奇迹，但是东欧又可以为欧盟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些顾虑，西欧人犹豫了。1989年后，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欧盟应该尽快吸纳所有东欧国家，作为反对民族主义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热烈支持欧盟早日扩大（考虑到扩大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为英国梦寐以求的泛欧洲自由贸易区），而真正开始支配欧盟的是法国的策略。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应是建立一个松散的“欧洲联邦”：一种无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极少涉及物质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员联盟。之后几年，法国外交官发现这项建议缺少支持，为失去“和平协作”迈向欧盟的机会而惋惜。但这种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策略，即可以将新获得解放的东欧各国圈进虚假的“欧洲共同体”内，而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真正的欧盟阵营之外。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拒绝加入的原因（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一段时期内是爱丽舍宫不欢迎的人）。 相反，东欧和西欧国家在之后几年中关系一直停留在双边交换和贸易协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而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严格遵守“联合”地位，再无别的深入联系。但是，1991年苏东剧变和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风险上；1993年，在西欧国家于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在原则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东欧和中欧各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让那些与布鲁塞尔总部和西方各成员国打交道的准成员国减轻挫折感，用波兰总理汉纳·苏霍茨卡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失望”。事实上，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在之后10年中一直耐心等待，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希望从态度勉强的西欧合作者那里寻求坚定的承诺。它们允诺按照欧盟成员国标准制定国内宪法的事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抓住机会让欧盟的外交谈判官员们感觉到让它们加入欧盟的迫切性。 但是西欧关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欧各国专注于推行新的单一货币和旨在实现机构整合的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实施。德国对为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付出的代价和困难越来越感到焦虑，同时，南斯拉夫剧变（从一开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不可低估“后共产主义”问题带来的风险性）也让政治家们全心关注这些问题了。 杰出的知识分子们曾经是时事政治的精确气压计，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几年前，“中欧”被西方评论员们重新发现，像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们的同伴们，在巴黎、纽约等城市都是社论版和高雅杂志的宠儿。但是历史匆匆而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奇迹般摆脱专制的历史已经成为褪色的记忆，只有游客和商人还留有记忆。人们更容易在萨拉热窝找到伯纳德-昂利·利维和苏珊·桑塔格。中欧短暂的名声已烟消云散，带着这样的名声，它们开始加速融入西欧的进程。在公共场合，布鲁塞尔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欧盟在条件“成熟”时向东部扩张，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比较坦率。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在90年代中期评论说，“这里没有人真正地认真对待欧盟的扩大”。 但是扩大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规定，欧盟没有剥夺任何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东欧国家的申请：1994年匈牙利和波兰，1995年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1996年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1989年就递交了申请，还有土耳其（它的申请从1987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就这样，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加入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申请之列。所有的申请国现在都在拥挤的候见厅等待欧盟的关注。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原先的《罗马条约》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门的辅助性条款，以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目标，强制执行欧盟在发展公民权利上的纲领，以及在就业、健康、环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建设，加强统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方面，统一货币于1999年正式生效；欧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机构的力量后，完成为期10年的内部整合。“欧盟扩大”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推迟的借口。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曾希望限制入盟谈判，以便“简化”事务，像斯洛文尼亚或者匈牙利这些小国，与欧盟边界邻近，同时经济相对现代化，这对欧盟的机构组织和预算带来的挑战并不算大。但是欧盟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将波兰或者罗马尼亚晾在一边，会让这些国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险境地。所以从1998年开始，和塞浦路斯一起，欧盟正式开始审批这10个国家的申请流程。马耳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请之列，但是土耳其却被搁置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扩大是一个自我的动态过程，虽然老欧盟成员国仍然顾虑重重，而且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也缺乏普遍兴趣。但是扩大欧盟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首先是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申请国的成员：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一年后考虑剩下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虽然波兰经济不发达，但出于其国土面积和重要性的考虑，它仍然排在优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则降到第二考虑行列，主要是对该国由麦恰尔领导的独裁政权造成的经济停滞和贿赂丑闻的回应，作为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例子。 之后是为期5年密集的、有时激烈的谈判。为使各申请国的公共机构、法律规章、行为规范和公共服务设施符合欧盟的最低标准，“布鲁塞尔”总部官员会突然访问所有的申请国首都，安排大量顾问，提供各类咨询意见、建议、先例、各种纲领和指导性意见。而申请国则尽力抵制，确保本国能在自由出入欧盟市场的前提下，保护国内市场，使其不被西欧其他国家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务吞没。 这种努力的确是不对等的。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而这些准成员国除了能承诺良好的表现外，做不出任何贡献。鉴于这种情况，欧盟和各新成员国达成一些限制性特权协议——其中就涉及敏感问题，例如购买国外土地的临时性限制协议——虽然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它们不得不接受欧盟对它们在货物出口方面，尤其是人口输出上的大量限制。 针对可能的人口流动的夸张性预测（欧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西欧国家的边境完全开放，10个东欧国家每年将有33.5万人次涌入西欧各国），大部分西欧成员国坚持在东欧向西欧的移民问题上采取配额限制，对10年来欧盟的各项宣言和条约的精神视若无物。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强行将上述严格限制延长两年，并保留延长至5年的权力。比利时、意大利、希腊也紧跟效仿。只有英国和爱尔兰宣布它们遵守欧盟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声明给予东欧各国打工者的福利补助将实行最低标准。 东欧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其他福利也受严格限制。根据欧盟2003年的过渡性报告，这一方面是担心“受援国能否吸纳和高效利用欧盟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给予的后期拨款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欧盟扩大的开支，使西欧各生产国面临的竞争最小化。东欧各国农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与西欧农民相同的农业补助（到那时，大部分农民很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破产）。 当谈判结束，所有条款获得通过，欧盟长达9.7万页的“欧盟规章”按照要求被写进申请国的政府规章，真正的“扩大”反而让人有点失望。在15年漫长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请国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10年前它们能获准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或许会很激动。无论怎样，融入西欧后，很多实际利益已经大打折扣，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廉价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在90年代投入巨资，从1989年到2003年，在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1 170亿美元。 到21世纪初，外国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扩张即将到来。一旦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与波兰或者爱沙尼亚做生意或是在境内投资自然变得容易。而反过来，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国家销售更多产品，如波兰希望在加入欧盟3年内，对欧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这是相对落后的结果。一旦进入欧盟，东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将开始向西欧各国看齐，同印度、墨西哥等国相比成本优势就会失去。至少在制造业，利润率将开始下降。
//..plate.pic/plate_352085_23.jpg" /> “不断扩张的欧盟？2004年的欧盟” 同时，由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使东欧国家在即将加入欧盟的时候，仍然与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员国，人均GDP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69％；捷克共和国是欧盟的59％；匈牙利是欧盟的54％。波兰是欧盟的41％，而在拉脱维亚这个最贫穷的新成员国，其人均GDP仅及欧盟的33％。即使新成员国以每年2％的增长速度，即以比现在的成员国更快的速度发展，斯洛文尼亚也需要整整21年才能赶上法国。而拉脱维亚赶上其他成员国的时间就需要75年。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对面临的困难不抱什么幻想。当捷克人在2000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现状时，30％的被调查者认为“5年之内”，30％的人回答“10年之内”，另外30％的人回答“15年或者更久”，还有10％的人回答“永远不会”。 虽然在受惠国里存在着各种怀疑理由，但是欧盟大爆炸似的扩大是真实存在的。当2003年4月在雅典正式签署入盟协议，并于2004年5月正式生效后，欧盟这一次使它的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搁置，它们有望于2007年加入欧盟）。欧盟人口增加了20％（但是经济增长减少了5％），土地几乎连成一片。之前的“欧洲”边境在最近的1989年也只不过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但是现在它已经延伸到前苏联领地。 在21世纪的黎明，欧盟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些是旧问题，一些是新问题，还有一些是欧盟本身的问题。经济问题也许最常见，却是众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无论是否有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仍然对农民进行大量倾斜性投资。欧盟40％的财政预算（在2004年是520亿美元）继续作为政治意图的“农业支持补偿”，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帮助的、高度机械化的法国或者西班牙。 即使在降低农业补助和减少共同农业项目上已经达成协议，估计农业价格补助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会占欧盟总开支的1/3，这对欧盟的预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问题不是欧盟贫穷，正相反，欧盟成员国的财富和资源总和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欧盟的财政预算如果用2003年布鲁塞尔单独报告中的话说，是“历史遗迹”了。 半个世纪之前，欧盟作为海关联盟——可算一个“共同市场”——只是统一外部关税。它的开支形式是由关税谈判协议、价格、补贴和支持来推动并实行限制的。多年来，它的雄心已经扩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领域，在布鲁塞尔等地，它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 传统的政府在募集资金、满足预期开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欧盟本身却没有税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税率的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销售税（增值税），以及每个成员国交纳国民总收入GNI的1.24%的会费。所以欧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并且因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同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大部分成员国是欧盟的财政预算的受援国，而不是捐助国。2004年欧盟东扩后，19个欧盟成员国从布鲁塞尔得到的资助要高于它们所交的欧盟会费。欧盟日常开支的维持实际上出自6个捐助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但是，这6个国家在2003年都提出减少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由原来的1.24%下降到1％。 即使与最小的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结构基金、价格补贴和欧盟自身的高额管理费用上，所以无论对捐助国还是对受惠国的利益来讲，都是一种永久性的制约。欧盟的经济杠杆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员基本赞成的大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开放内部边境，或者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的非限制政策——欧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少数成员国无法真正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仅仅是一国不同意，特别是某个主要的捐助国），政策就会中断：数十年来，统一关税和减少农业补贴一样，一直搁在议事日程上。 有时候，欧盟也会走回头路。20年来，布鲁塞尔致力于推动取消对特惠产品国的国家补助，而欧盟的单一市场委员（荷兰人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在2004年6月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法、德两国为了保护本国农场，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和布鲁塞尔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委员们不同，法、德两国无法忽视本国的纳税选民。 欧盟的这些矛盾在推行欧元时遇到的困难中可见一斑。单一货币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需要用一种单一货币代替各国的不同货币，这个过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马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这个过程惊人地顺利，并且没有造成痛苦——当然这是以协调国内经济政策为前提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险和实际运行中的风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坚持那项有名的《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 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公共债务降低到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任何未能通过此类考验的国家将受制裁，其中就有欧盟强制执行的巨额罚款。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欧元区的各国政府不放宽财政保护政策，不任意超出财政预算而使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为维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而承受巨大压力。 让人惊讶的是，曾经被认为会挥霍浪费的南部国家相当自律。一名驻西班牙的观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资格”成为欧元成员国，不仅是因为幸运，还因为西班牙自身的优点，经济增长使西班牙能在1999年欧元引入时，及时降低国家的公共债务。连意大利也通过了德国人的测试（很多意大利人怀疑这项规定是为了把他们拦在欧元区外），当然意大利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而且一次性出售国家财产。到2003年，欧元区包括了爱尔兰和希腊，共有12个国家。 但是，正如很多怀疑论者预测的，根据“通用规则”制定的单一货币很快就显露弊端。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保持相对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货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欧元区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经济远远落在后面，它们本来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口，而这些活动在传统上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让通货“贬值”来实现的。 因为葡萄牙政府不被允许再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必须根据《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就面临巨额罚款。此时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应当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经济衰退。这项政策并未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说在加入新货币的条款上没有违约，到2003年，里斯本已经成功地将政府债务降到GDP的59.4%，年赤字率降为2.8%，勉强符合官方规定。 但是第二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几乎达到4.1%，而德国疲软的经济最终为合并付出了代价——赤字高达3.9%，负债率达到近65％。考虑到德、法各自的经济实力，两国未能遵守自身的规章制度，这对整个欧盟协议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处罚议程时，法国和德国都发表声明，认为“临时性”赤字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它们无意支付赔款，甚至也不能承诺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欧盟的小成员国（如希腊和匈牙利）是通过一些牺牲，经过努力，才符合公约条款的规定的，而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则担心新货币的稳定性，这些国家都高呼法、德违反规定，但也从中得到教训。《欧盟增长和稳定公约》颁布不到10年就已经失效。如果欧元国在本国财政预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欧元将会遭受多大损失还不清楚。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而在于体制僵硬的、似乎不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它坚持完全独立，仍然在从事70年代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战斗。 欧元面临的困难，显示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更大的缺点：极其庞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统。问题主要在于原先的观念上，让·莫奈和他的继承者故意避开实践，更多地去构想民主或者联邦体制。因此，他们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欧盟现代化的方案建设：传承圣西门主义的构想，实施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发展经济的策略，并且由专家和官员们去具体实施该策略，同时极少考虑受惠者的意愿。这一方案的提议和倡导者们大部分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复杂的技术性方面，而出现的其他问题都被推延到以后解决。 到20世纪90年代，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欧盟仍然在数十年前的线路上行进。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下管理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国部长制定的日程和决议。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于1979年由直接选举产生，慢慢扩大了其监管职责（在最初的《罗马条约》中，它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咨询上），但是没有动议权。 在布鲁塞尔，存有争议的议案通常由专家和公务员决定。可能对宪法或者国家利益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由欧盟各部长经过仔细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现复杂的妥协性结果或者高价交易。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几个核心成员国（例如英国、德国，尤其是法国）并不总是得偿所愿，但是它们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通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协商方式。它与1776年北美各个独立的州的情况不同，独立州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在英国的周围，其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与英国相同。这种方式也不同于瑞士联邦，虽然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做比较：瑞士的多重主权，行政区划和各地方权利与特权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政治网络，瑞士的这种情形更像法国1789年前（假如没有国王时）的情况。 相反，欧盟各成员国仍然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在过去一直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让步和妥协逐渐积累了一套权力和立法议案，它们既没有说明这些协议背后有哪些原则，也没有说明这些共同的承诺可以坚持多久。“布鲁塞尔”是个模糊的行政实体的匿名总部，它既不贯彻民主，也不实施极权——它通过所有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来实行管理。从一开始起，它就作为一项积极的事业，以正面进步的形象示人——欧共体或者欧盟致力于为各成员国创造福祉，同时又不减损其独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目标能否继续作为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让人担心的不是欧盟制度体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而是它不可能将25个成员国结合在一起。至今，欧盟部长会议主席的任期每6个月轮流一次，每个国家轮流主持两年一次的欧洲会议——这种制度一直不受专任部长们的欢迎。以这种方式从里斯本到卢布尔雅那等25个不同的国家首都之间轮流，显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现50名欧盟委员（每个成员国两名）后，或者说出现欧洲理事会后，六国决策机制就渐渐地停止运行了，这种体制对12个国家来说已经很麻烦了，更不用说是15个国家了，欧洲理事会代表25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2000年12月的尼斯会议充分暴露了欧洲一体化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会议表面上是为欧盟扩大打好基础，并为欧盟委员会部长们设计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该制度以成员国的人口为重要指标，同时仍然希望确保大部分决议能够通过——但会议在既激烈又尴尬的讨价还价中结束。法国坚持与德国势均力敌（尽管人口相差200万），而西班牙和波兰被授予观察员地位，两国希望通过向欧盟中权力最大国出让支持票，以期在将来的欧盟中获得更多的投票影响力。 为了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欧洲各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罗德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尼斯会议上的混乱场面证明先前忽视宪法精确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通过引进新体制，尼斯会议直接产生了“欧盟制宪大会”：这是一种未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授权为扩大后的“欧洲”建立一种实际的管理制度，同时人们希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释。经过法国人的大量游说（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由年迈自负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欧盟制宪大会主席一职。 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欧盟制宪大会提交了一份高于草案但远不及宪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尔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与杰斐逊一类的前辈的简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议会通过的传统方式宪法提案的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明（既没有对各国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义，也没有对权力分配做出声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从这方面来讲，欧盟宪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文本内容经过讨论后，被采纳为2004年的《欧盟宪法条约》，的确为欧盟事务的实际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蓝图：改善共同防御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体系，简化和统一欧盟法律，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议会权威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的正式权力做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说明。 首先，宪法提案应该本着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头重脚轻状态的目的，并且能够设计出一种欧洲理事会内部运行的投票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协商后，能让所有的成员国以及各国人民接受。新提案在一些难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还很不确定，但是在税收和防御等这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毕竟还是一致同意保留以往戴高乐主义的国民否决机制（虽然英国实施否决权表示反对，但其他国家还是松了口气）。毫无疑问，在所有认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权柄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结论那样，“欧洲”是为满足“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位一体”的实际目的而准备的。我们可以一直在假定欧洲宪法需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认可，这曾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现在欧盟至少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时间到了2004年，让许多观察者惊奇的是，欧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管理25个很难处理的成员国的实际困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没有站在欧洲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盟制宪大会和形形色色的条约，还是欧盟委员会及其各类报告和规章，以及已经开始运作的旨在教育欧洲公众认识欧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贵出版物和网页都没有做到。 如果说建立新“欧洲”公共机构的技术官僚们傲慢无礼地忽视欧洲民意，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反思其工党同事执迷于政党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规则方面，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对“根本性谬论”的假设，即认为“机构扩大可以让政党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它造成的后果现在终于变得明朗了：欧盟正遭受着严重的“民主缺失”。 欧洲议会的每次直选，选民人数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当国家大选和欧洲大选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被动员参加当地和全国大选的选民顺便也参加欧洲大选。否则，选民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法国的投票率从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国的投票率从66％下降到43％，而荷兰的投票率则从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 选民们对本国政治表现出的兴趣程度，对比他们日益对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的漠不关心，两者差别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也就是欧盟扩大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英国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选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葡萄牙下降了24个百分点，芬兰下降了39个百分点，奥地利下降了42个百分点，瑞典下降了43个百分点 （瑞典本国大选的投票率为80％，而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只有37％）。 这种现象太过普遍，因此不可能归咎于地方环境。此外，对于欧盟的未来造成更为严重影响的是，在新加入的东欧国家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现象，虽然这是它们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中，匈牙利的投票率与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下降了31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最近的一次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是70％，而选民们费心去参加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兰，20%的欧洲大选投票率比2001年国家大选的投票率减少了26％，这是共产主义政权下台后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新欧洲人”和“旧欧洲人”一样，对欧洲事务的态度非常冷漠呢？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事务对他们没有多少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欧盟或者欧元区问题上举行过全民投票（有些国家虽然将议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过了，也是以极微弱多数通过）。所以，欧盟不是所有的欧洲公民“拥有”的，它与一般的民主机制不同。 此外，在欧洲公众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盟机构中的欧盟议员是最不重要的，实质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任命的欧洲理事会和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欧洲部长会议手里，简而言之，国家大选才是做出重要选择的时刻。为什么当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头手风琴师身上时，你还浪费时间在表演杂技的猴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欧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鲁塞尔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们现在拥有实权。从黄瓜的形状到颜色，从人们所持护照上的用词等等，任何事务都由布鲁塞尔总部决定。它可以给予（从牛奶补助到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现金，解雇员工的权力，甚至是奶酪上贴的标签）。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的各个国民政府发现，将不得人心的法律、税收，以及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但又默认的经济政策归咎于欧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些情况下，欧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从冷淡变成敌意，变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由“那里”制定的，其结果对我们“这里”的人不利，但“我们”都没有决定权——这种偏见大部分都是由不负责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造成的。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选民的兴趣急剧下降，很多人的确不辞辛苦地赶来投票，但是他们的票却是投给反对欧盟的竞选者的。 在西欧，“欧盟扩大”本身触发了反冲力。在英国，憎恶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国民族党”获得了21％的投票率，它们保证要使英国与“欧洲”分开，预防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涌进英国。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的表现也都和过去的行为类似，只不过现在要成功得多。 在法国，让-玛丽·勒庞的“民族阵线党”也持类似立场，但是法国在欧盟扩大上的很多疑虑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法国政界一直反对欧盟扩大，以防止法国的影响力下降，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们的外交代表都尽力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后拖延。公众也对这种情绪予以回应：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4个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法国民众对新成员国的到来表示“未准备好”，而有55％的人则反对和新成员国融为一体（与整个欧盟35％的反对率形成对比）。 但是对欧盟的反感同样也在东欧出现。在捷克共和国，人民民主党——它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立场相同，对欧盟及其“过于强大”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显然是2004年大选的赢家，赢得捷克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的38％。在邻国波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事实上比执政的中左联盟表现得更好（如果考虑几个月前的欧洲大选中只有刚超过一半的波兰选民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情况也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总而言之，加入欧盟的确是一件好事。从共同市场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对欧盟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英国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任职期间“和谐”欧洲的热情劲过去之后。加入欧盟后，可以在欧盟任何国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学习，这对年轻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还有不少好处。相对而言，所谓的“社会”因素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还不到欧洲地区GNP的1％。但是从80年代末以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却明显地重新分配预算，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并稳步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这在实际上取代了前几代人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 近年来，欧洲公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法庭。“欧洲法院”建于1952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是在《巴黎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刚开始时，它只实施立宪任务，确保欧共体立法（“共同体法律”）阐释清晰，能同时在各成员国以一致方式实施。但是在20世纪末，欧洲法院的法官（主要来自各个成员国）授权解决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审理来自下一级法庭决定或者是反对成员国政府的决议。欧洲法院事实上已经具有泛欧洲上诉法院的许多特点和权力。 欧洲法院的这个例子说明，欧盟的机构如果以间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现，会有不少优点。即使是在原先欧洲最“核心”的国家中，也很少有律师或者立法者会在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们本国法律的权威性。同样，如果将一个“欧洲议案”清晰化，仔细描述欧盟的目标和机构，并将此方案在西欧各国分别投票，那么很显然这种方案是会被否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欧洲的理念的优点恰恰在于其含糊性。比如“增长”和“和平”——这两个词都与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紧密相连，“欧洲”的概念非常亲切，不会招致反对。早在70年代，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最先开始轻描淡写地谈论“欧盟”时，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曾经问他的同事爱德华·巴拉迪尔（后来的法国总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巴拉迪尔回答道，“没什么意味。不过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则放弃使用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用来避免原则上的争议”。 当然，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欧盟立法方针的精确性，导致了欧盟民主的缺失：对欧洲人来说，关心一个定义模糊但同时似乎还影响到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欧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欧盟作为一种间接的政府体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毕竟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性的特点。决议和法律也许可以在跨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但是必须通过国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强迫机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须通过公约执行——欧盟没有税收官，也没有警察。所以，欧盟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妥协方式：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 最后一点，因为欧盟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制能够阻止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攻击，所以它的存在从某种方式上来说是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通过战争才能赢得政治上和领土上优势的方式，已经让战胜国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当然，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这个教训。若是欧洲内部再打第三次战争，就会是末日的灾难，就会彻底毁灭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至少在战后初期还不能保证。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欧盟的精英们和各种机构互相交织和相互依赖的现状，使武装冲突尽管绝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变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为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家向往的目标——这是它们摆脱历史的一条逃离路线，也是对未来政策的一种保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面临巴尔干战争时，会显得那么愚蠢而且无用？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耻辱提醒我们，欧盟的优点不能掩盖其缺点。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虽可以将4.5亿人口组成一个单一有松散组织且较少意见分歧的共同体，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公民们仍对自己的国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他们遵守本国法律，说本国语言，在本国纳税，而欧盟却没有决定权或强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几十年来，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论坛上提高和维护自身利益与别国展开竞争方面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利益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些经济保护主义条款。在美国出口商减税或者美国限制欧洲产品进口等事情上，欧洲的经济部长们和贸易代表们是同美国对抗的。 更具争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农业补贴的农民的利益，欧盟也在同高关税作斗争。比如欧盟对像糖类这样的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从而损害了非洲和中美洲农民的利益。但是当欧盟的各成员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地方发生经济纠纷时，就会乐于把责任推给欧盟，而自己却保持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的那种重大特点。 欧盟没有军队。部分地说来，这是一种历史偶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西欧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在1950年8月的欧洲理事会咨询大会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甚至提出设立欧洲军事部长一说）。但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建议的破产（参见本书卷二第1章），以及联邦德国并入北约，结束了一代人的这种想法——西欧舒适地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帝国时代结束，西欧各国都减少了防御开支。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军事开支就进入了新低。在80年代末，北约各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均预算已经下降到GNP的3.4%。到2003年，丹麦在国防上的开支只有GNP的1.6%，意大利是1.5%，西班牙只有1.4%。只有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庞大，但它们的开支也没有超过5％（从历史标准来看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2000年已经宣布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但是欧洲没有哪一支武装力量在“欧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将来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尽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存在好几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签订之后，它的职能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复制（所以其权威性就下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只对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负责。无论是对外关系委员还是高级代表，都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派遣武装力量、谈论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国部长发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几十年前问过一个讽刺性的问题——“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这些限制（比如欧盟虽然面积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大国）反而提升了它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在这一方面，至少欧盟确实与瑞士相像，成为国际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决问题和社会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国家”策略的模板：与其说这是一个机构网络或者一种法律体系，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套价值观，即“欧洲价值观”，这体现在新的《欧盟基本权力宪章》中。 如果这个新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在20世纪末处于压力之下，这不是因为已有的民族国家对欧洲的观念历来是错误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着超出它们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其中大部分与那个被通称为全球化的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化毫无神秘之处。它并不算史无前例，至少19世纪末新兴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一个世纪后因特网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以及解除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改变一样剧烈。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末在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进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1914年之前，也没有什么新意——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一贯以符合强权者和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时候。 但是从欧洲来看，世界经济中的新转型在以下重要领域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当时很多国家拥有、运作或调控大型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新税收为政府开支提供了保障，急剧增加的政府开支部分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而更多的则用于满足已经成为政府职责的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 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国际化是紧随欧洲私营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出现的，也为以后的国际化浪潮提供了动力（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欧洲国家现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大部分西欧国家，最后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过程继续受到1987年《单一欧洲条约》的支持，它为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做了准备。通过合并、占有和生产国际化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公司和企业开始实现全球化运作。 货币的成倍增加和转移方式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借贷的总和是3 240亿美元；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5万亿，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8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资金流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看来，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实行食物配给一样陈旧。而1992年9月的“金融风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先是英国，然后是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由于无法阻止私人投机商和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两国的货币被迫贬值。 这场全球经济中的变革，其优点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资金不再受到国与国、汇率制度或者本地货币的制约，只要有需要，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可以预见其利润），到1990年，外国人已拥有德国34％的债务。但是这场变革也有弊端：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制造商们的利润率受到管理者和高技能工人的高薪成本的限制，现在，这些欧洲制造商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而且还在国外寻找适应性更强、更廉价的劳动力。 德国、英国和法国发现，直接将工厂设在国外，在巴西、尼日利亚或者罗马尼亚进行产品生产安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市场，比以前从贫穷的国家引进廉价劳动力要高效得多。这进一步加速了西欧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加剧了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问题，增加了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费用。 当位于法国摩泽尔的克勒兹瓦尔镇的最后一个煤矿在2004年关闭时，没有人认为矿工们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泽尔省的失业率一直在10%上下波动。再往北，与比利时交界的采矿小镇，其失业率是15％。整个法国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1980年以来，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较落后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欧而增加的相对优势，在向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西班牙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处于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全国有44％低于25岁的劳动力失业。 失业问题不是个新问题。即使是拥有完善的福利网络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失业对个人和社区的经济影响不能和内战的破坏力相比（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但它与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经济混乱发生在物质富足时期，其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虽然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说伦敦或者巴塞罗那，其影响非常显著。因为距离缩短，电脑和电子媒体实现了交流速度的增加，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并且大量地向所有人传输。 正是这种贫穷和富裕、风险和繁荣、大众贫穷与私人富有之间的显著差异，才使得欧洲人对无法规范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很多欧洲人是自己哀叹的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过去，这种感情（加上来自工会和利己主义政客的压力）也许会让人们选择后退到某种程度的有限保护主义。 但是现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国，统一工会在公众舆论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国有公司对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阻止公司私营，比如战后实行国有的电力巨头法国电力公司，其雇员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工会“法国总工会”成员。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即使欧洲能源市场都摆脱了政府管制，但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法国总工会这个曾经的蓝领协会龙头，与它的前身相比，实力也大不如以前，整个法国工会运动从1980年以来就失去了2/3的会员，并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者其他地区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经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四等级”体系。它的上层是新职业阶层——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经常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联系，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然后是第二等级，也就是传统雇员的核心层级，他们分布在工厂、服务业或者是公众部门，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许多传统利益和其他物质保证。 第三等级由小型企业和服务业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从业人员、裁缝、电器修理人员和类似人员，大部分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充当（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这3个等级的后面还必须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南欧灰色经济”。在意大利，从制鞋到纺织乃至零部件制造经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生产和分配的，据估算，在1997年，“非正式”部门所做的贡献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22％；但是在一些地区，如偏北地区的布拉加镇，“非正式”工人占当地劳动力的45％。 接着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级：雇佣工人，他们无法既享受传统熟练工种的长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利益标准。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数最终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令人满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业人员算在内，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因为他们工资低，从事没有奖金的兼职工作或者是签订受国家政策支持和保护的固定合同。 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开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于国家的福利保障，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区，1 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400万名儿童。1/6的人依靠收入补助和家庭信贷计划而维持在贫困线之上。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欧曾彻底消失的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又一次上升：仅在伦敦地区，撒切尔时代的无家可归者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经达到8万。英国首都离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相隔不远的几英里处，已经开始与维多利亚时期臭名昭著的“流浪者的伦敦”相似起来。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摆脱贫困，包括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的那样，在工业时代末，将出现临时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属于“非工人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属于边缘，然而在本质上却属于现代生活的核心层。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下层阶级不仅仅是由贫困和失业 （或者是待业）决定的，而越来越多的是由种族决定的：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如果考虑到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是当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那么20世纪末的欧洲的穷人就是跨种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描述）。相隔短短20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莱塞斯特区这样使用双语的多种族小镇，很多人会惊讶不已。1998年，在伦敦市区的公立中学里，白人孩子只占了一小部分。９9lｉb?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了。如果说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欧洲白种人（和北美人）完成，那么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从街道清洁工到儿童保育员，现在不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第二等级”的欧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数民族”——经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种——来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工作许可证。根据官方数据，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年至2002年净增长了70万人；但是实际的数字还要高。 移民虽然在西欧一再受到阻止和严格控制，但它仍然是个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年在伦敦市区生活的孩子中，有1/3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南斯拉夫战争使这样的避难者人数激增；不过也有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的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没有正式记录。 德国的避难设施是（并且仍然是）欧洲最慷慨的，但是一般来说，移民要拿到公民资格仍然是很困难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来的难民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经济难民”（比如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类似人员“淹没”，人们对“欧盟扩大”缺少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建筑业中存在大量无证波兰工人。但问题不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欧国家，而是它们东面的国家。1992年，波兰本国有29万“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国家；只有1 000万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万寻求避难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还不是难以忍受，这些国家与他们的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是速度很慢。中欧和其他“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了。 于是，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月工资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这个平均数字还是有误导性质的，因为在它的首都基希讷乌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没有多大改变：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或者很多处于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在西欧寻找工作。结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轻妇女，最后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里，他们由船只经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运送到西欧，情况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人，而最糟糕的，并且也是大多数，妇女移民通常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行政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罗曼人（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文化的熔炉的最底端。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难发现的，和早些年从欧洲边缘地区过来的白人移民一样，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她们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挤的外来移民）是非常容易发现的。这个新下层阶级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们的“生存机会”排挤出来的：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安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社会服务和交通设施。2004年，由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外来移民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社会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沦落为贫民窟。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不是由肤色而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来区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现在的欧盟里，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做礼拜仪式。犹太教徒的人数较少，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英国和匈牙利的人数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还有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意大利和中欧等地方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法国（大部分来自北非）和德国（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约有200万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众多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总共达到1 500万人。 在穆斯林区有着很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公共学校里应该如何规定宗教特色的着装和标志？政府在鼓励（或阻止）独立文化组织方面该起怎样的作用？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多元文化组织的发展（以利于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或者说当局是否应该推动文化融合的进程？法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各种宗教标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国的人们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详见本书卷四第4章）。 随着新一代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会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紧张气氛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类问题将被认为是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频频出现在就移民和收容问题引发的争论中。在这些排外主义团体中，一部分扎根于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麦人民党或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擅长激发“反移民”情绪。 无论是像“英国民族党”那样攻击“少数民族”，或是像法兰西“民族阵线党”的让-玛丽·勒庞那样抨击“移民者”（在德国，移民更多地被称为“外国人”或者“异族”），近年来，那些极右翼党派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评。一方面，经济缓慢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给很多工薪阶层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经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机构已无法通过各种阶级旗号来控制这种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国共产党势力极强的地区，法兰西民族阵线能屡战告捷，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移民中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同国民一起分享社会福利，在对东方劳工敞开大门后，本土的工作机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民粹党的蛊惑家们指责说“船已满载”（或者说，他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国境的控制，即对所谓的“世界利益”和“布鲁塞尔官僚”彻底让步），他们承诺将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国人”，让白人公民恢复原来地位，让外来者待在自己的国家。 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现在的仇视外族运动可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是在90年代初，德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因仇视外族和少数民族而引发的犯罪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批评者们的广泛关注。君特·格拉斯就严厉指责联邦德国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冷漠无情，以及对“不合时宜”的统一的盲目热情，他认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们该对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国那些颓败的工业小镇，因为那里的人民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最为强烈）负责。 但是，即便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众对新右翼势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尤尔格·海德尔的带领下，邻国的奥地利自由党（其前身是战后出现的“独立者联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纳粹成分）在民意测验中脱颖而出。该党派宣传自己代表着广大未能从两大党派双赢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国的“罪犯”、“瘾君子”和其他“外国暴民”威胁的本国民众的利益。 为了防止触犯法律，海德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带上纳粹主义爱国色彩的行为。大部分奥地利人（和让-玛丽·勒庞一样）只是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偏见——比如当公共生活中有什么事令其不快时，他们会点某些人的名，而后者恰好是犹太人。海德尔及其追随者对于战胜欧盟等新对手充满了信心，他曾说“奥地利人应该对欧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任何国际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1986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海德尔的自由党赢得了9.7％的选票。4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在1994年10月的大选中，它获得的选票高达23％，仅仅落后人民党4个百分点，而后者在战后执政长达25年，而且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的多个农业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尔在原本忠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虑到（根据1995年的民意调查）1/3的奥地利人都认同海德尔的观点，认为“外籍劳工”和其他外来者在奥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样的结果是一点也不会让人惊讶的。 在20世纪末期，海德尔的影响达到顶峰。在199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27％的选票，成功地把人民党挤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与第一大党社会党的选票差距也缩小到29万张。2000年2月，在奥地利的欧洲盟友们略显夸张的担忧中，人民党组建了一个与自由党合作（不包括海德尔自己）的联合政府。奥地利新总理沃尔夫冈·舒瑟尔做了一个精确的估算：自由党发起的是一场抗议运动，是一个反“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迎合了“利益受损和被欺骗的普通民众”（援引自皮埃尔·布亚德，民粹派人士）。一旦进入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自由党就会忙于处理各种公务杂事，还得对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担责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了10.1％的选票（而人民党的得票率则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欧洲大选中，海德尔的自由党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 奥地利南部卡林西亚州州长尤尔格·海德尔从崭露头角到势力衰微，显示出排外政党的发展轨迹。在荷兰，2002年，“富图因特别党”因为领袖的遇刺，赢得了17%的支持率，跻身荷兰执政党之列，结果在之后的选举中，仅得到5%的微弱支持，国会席位也从42席锐减至8席。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状态，北方联盟趁机入主政府。 在丹麦，1995年还默默无闻的丹麦人民党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2001年前已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派。人民党从未执政，而且始终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主席皮娅·克亚斯伽尔德以此集结影响力，渐成气候。丹麦两大党派——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关于政治避难和对外国居民的法律的强硬度上打压对方。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后曾这样宣称：“现在政府是我们的。”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敢在这些问题上“手软”，即便是势力较小的但对政策能施加影响的英国民族党，也能在新工党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以往处于边缘的小党，近期最好的表现仅仅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争取到7%的选民。在那里，孟加拉人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4年后，该党在奥尔德姆的两个区获得11 643张选票（占14%）。奥尔德姆从前是兰开夏郡的磨坊小镇，在选举前不久还爆发过种族动乱。 以上的数据跟欧洲大陆的发展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英国民族党距离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民意测验表明了全国上下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极右翼能够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施压，使他进一步收紧英国原本就不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选的民愿：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席位的新工党政府和近1 100万选民，本就该对一个新纳粹主义小党做此回应。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吸引了4.8万选民，是总票数的2‰，只比“魔怪狂欢发疯党”多了4万张选票。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景象。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选中有270万选民支持；二是具备善于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集中愤怒和政治歧视的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实际上，在当年密特朗总统将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引入国民阵线前，极右势力从未如此风光过。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旨在带领国民阵线取得国会的成功，从而分裂并削弱法国主流的保守党派。 450万选民在1995年的大选中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当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年4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480万，以17%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将时运不济的左翼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国主流政客们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平息让-玛丽·勒庞的担忧，并承诺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压制他的魅力，但同时容忍他的语言或者计划（“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其余人都应当遣送回国）。 勒庞同旧传统的极右翼政治关系密切，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布亚德主义（主张用减税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参加过带有极右色彩的组织，出语谨慎地为维希政权和贝当政权辩护，他的行动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同党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法西斯的念旧那么简单。当然，皮姆·福图因和克亚斯伽尔德也不属此列，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保持国家传统上政治宽容的意愿，尽管面临着宗教狂热和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威胁。 奥地利的自由党不是纳粹运动，尤尔格·海德尔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卖弄地强调自己生于战后的事实。他出生于1950年，反复提醒民众关于战后出生一代的天时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领导的瑞士人民党在2003年的一项反移民、反欧盟的投票中，夺得28%的支持率，与他类似的是，尤尔格·海德尔的部分成功归因于其先锋姿态，在全国以传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现，掩盖了其民族主义者之实。这一招对年轻的选民异常奏效，一时间，自由党成为奥地利最受30岁以下选民青睐的政党。 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法国的移民来自南方，奥地利的移民则来自东面，那两个地区都曾经是这两个帝国的占领地）的恐惧和仇恨已经取代了反犹主义，成为维系右翼派别的纽带。但新的反对党也从别处获利：一身清白。他们没有上台执过政，未受到90年代初困扰欧洲政坛的腐败问题的毒害。腐败问题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波兰或者（首先是）俄国（在这些国家里，尚可以认为腐败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间接代价），还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腹地。 在意大利，据传基督教民主党与银行家、承包商、城市老板、政府雇员相处甚好，也获得了可观利益，而且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意大利黑手党新一代头目开始勇敢地打破在公众生活中几十年来的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的米兰丑闻案让意大利社会党先倒台了。社会党名声扫地，前任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斯。 但是，社会党的丑闻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丑闻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动，更是让两个政党声名狼藉，他们在两代人4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整个政治网络被颠覆。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前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土崩瓦解——但是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最终得益的只有前酒吧歌手品行不端的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而不是继续深化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清扫运动。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政治生涯的结束则是因为另一类型的丑闻。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报》和《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年轻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冈萨雷斯政府参与1983-1987年镇压巴斯克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政府允许和鼓励敢死队在“埃塔”活动范围内的西班牙境内和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实行绑架、拷问和暗杀行动（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考虑到“埃塔”是个声名狼藉的恐怖组织，对该组织的镇压活动还不至于使魅力非凡的冈萨雷斯失去民心（由于佛朗哥政权晚期公众普遍愤世嫉俗的情绪，冈萨雷斯的很多同辈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显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没有揭发渎职和有权势人物的话（他的社会党同事一直在宣扬，在这之后的意大利还出现很多例子），公众对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状况就不会如此担忧。 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比利时），90年代频繁的丑闻丑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机构和道德的脆弱，但更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实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政治——包括职员、广告、顾问——的成本都很昂贵。在欧洲，政党的公共经费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只有在大选期间才有常务开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在过去，政治家们就会求助于他们的赞助人——政党成员、工会（左翼）、私人企业家和私人企业。但是这些资源快穷尽了：党员人数减少，工会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政党关注经济事务，所以那些公司和私人都觉得不必要向任何一个政党慷慨捐助。 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政党普遍开始或多或少地找寻吸引资金的出路。废除控制和商业全球化，使政治家们发现周围有更多的资金。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英国的新工党一样，法国的戴高乐党和社会党在过去的20年里用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募集资金，或者是通过出让利益，或者仅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赞助人倾斜。 在比利时，事态走得更远。在众多丑闻中，只需一件，即所谓的“达索——奥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政府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定购了46架直升飞机，并让法国达索公司改装16架F-16战斗机。其他的竞标者都空手而回，这种事本身并不罕见，关键是三个国家的卷入使该事件带有泛欧洲的色彩。 后来就披露出比利时（当时执政的）社会党在两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快，得知太多内幕的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科尔斯于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个停车场被杀；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热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时前总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交易发生时任外交部长，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党收受贿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尔是一名军官，也深陷其中，于1995年神秘死亡。 如果这是个典型的比利时故事（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比利时人没有生活，但并不是没有腐败”），也许是因为宪法权威的重复和力量削弱不仅导致政府监管失力，而且还使包括刑事司法体制在内的政府机关近乎瘫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在其他国家，鲜有个人贿赂的证据（大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出于维护政党利益），但是这也导致一些政府显要被迫结束任期，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冈萨雷斯，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和基督教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还包括德国前总理、两德统一英雄赫尔穆特·科尔，他因拒绝透露自己政党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公职的保护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长期间，其政党卷入渎职和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波中）肯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的耻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选中，选民人数的减少当然预示人们对公众事务普遍失去兴趣；但是在几十年前不断上升的弃权票和政治辩论减少的现象里，早就可以看出类似倾向。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党力量的崛起，而是他们从1989年以来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却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欠佳的政绩。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欧洲人也许已经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个欧洲政府体系的核心中，有一点是大多数激进的反对派不敢攻击而且可以让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诚的。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欧盟，尽管它有很多方面的优点；也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太抽象，太朦胧，而且往往只是一种向往的目标；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规（几十年来在西方一直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年轻一代中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可）。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对具体操作的某个方面深表怀疑），是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模式”。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我们的确智慧过人，所以能洞悉我们的时代；因为知道它的不足之处和优势所在，因为聪慧，我们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们不要毫无目的地一味凝视渺茫的前方，要保持头脑冷静，稍稍环顾四周，看看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 ——托马斯·卡莱尔 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卡雷尔·恰佩克 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了，苏联分崩离析，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还有整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地理形态。45年来——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没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的意外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被一扫而空。回顾战后的几十年，欧洲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战后这几十年看成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长期两极化）开端的话，战后这几十年其实就是延续始于1914年欧洲内战的尾声，从阿道夫·希特勒战败，到最后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尽事宜之间的40年空白期。 随着1945-1989年这段历史的逝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美好。战后西欧“经济奇迹”令人欢欣鼓舞，它让该地区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间失去的世界贸易和生产的舞台。其经济增长率堪比19世纪末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绝不是当代人所幻想的突飞猛进，一片欣欣向荣。 冷战是战后复苏的原因而非障碍。就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样，苏联帝国的阴影在震慑欧洲的同时，也让幸存的欧洲残余力量团结起来。当东欧国家解体时，西欧繁荣起来：西欧免于承担帮助曾经是古老大陆帝国的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义务；并且有美国军事大伞的保护，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不过，在东欧国家看来，这向来都是井蛙之见。随着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不复存在。 与此相反，作茧自缚却又洋洋得意的战后西欧——有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可靠的外部联盟和众多的内部盟国——突然显得脆弱起来，一方面需要回应它东边的未来“欧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边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之间也不再是那种不言自明的依附关系。在描绘欧洲共同的未来时，西欧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欧洲大陆的大步向东迈进，他们必然会回归到欧洲共同的过去。 1945-1989年这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300年来，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是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特征在1913-1945年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大约有6 000万欧洲人死于战争和国家发动的杀戮。而在1945-1989年，欧洲大陆没有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两代欧洲人至今都难以想象，和平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包”给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在国内却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严厉的检查制度，强加的匮乏和强行管制，但偶尔也会爆发公开冲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冲突，1956年的布达佩斯冲突，1968年的布拉格冲突，1968-1981年在波兰零散发生的冲突，以及在随后的军事管制下发生的一些冲突。因而战后几十年的东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不过还是有说明作用的）。与过去相比，东欧也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平静时期，尽管是无意而为的。 随着新世界秩序（或混乱）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很快成了人们的回忆。这个时代能否让人怀念，能否让人感到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于何时何地。铁幕两边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1946-1951年间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会饱含感情地回顾“他们”那10年的美好记忆，并认为它意义非同一般，尽管这有点夸张。在西方，与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们的父辈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物质保障心怀感激。 但在对于60年代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眼中，逐渐老去的一代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他们自我中心式的自夸令人反感。而许多在共产主义下度过一生的年长者所记得的，不仅仅是铁饭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费和希望的破灭更让他们记忆犹新。铁幕两侧的双方要从20世纪的瓦砾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和平、繁荣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们先前乐观的信念却永远消失了。 维也纳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前，曾写到对已经逝去的1914年前的欧洲的渴望，并表达了对“在信心时代尾声已不再年轻的人们”的同情。60年后，即20世纪末，几乎一切都已恢复或重建，但唯独茨威格那一代欧洲人带到20世纪的信心永远无法完全重建：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经历战争的欧洲人在想起巴黎“美丽时代”时，或许会低声抱怨“要是……该多好”；人们每每想起欧洲所经历的持续30年的灾难，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 简而言之，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错误答案。西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战争灾难。西欧是这样做的：把近代历史全然抛在一边，扼要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生产逐步增长、对外贸易稳步扩大，然后冠以“欧洲”之名。然而，1989年后，繁荣的“后政治”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并不一致赞成放弃“茧壳”。1993年，雅契克·库伦在为波兰杂志《政治》撰文时推测说“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对旧世界秩序和苏联还是很怀旧的”，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但“旧世界秩序”——人们熟悉的过去40年的停滞不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未卜的前途，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近来曾经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又一次变得复杂难懂了。到了20世纪末，在欧亚大陆西部海角的5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集体质疑他们的身份。谁是欧洲人？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分析“欧洲”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收获。“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且历史久远，有些概念还颇负盛名。在各种会议和条约中反复重申某一欧洲“概念”，虽然表示今天大多数欧洲人属于欧盟，但是通过欧盟还只能了解到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变迁、调整和移民时期，欧洲人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样性。也只有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并绘制出他们共同的轮廓，划定他们是否具有欧洲身份和欧洲经历的分界线之后，才能去描述21世纪初期欧洲人的共同特点。 .99lｉb.“绘制”一词需慎用，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边界一直都处于轻微变动中的地方。罗马和拜占庭，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欧洲这些古代帝国的边界和后来的政治分界线密切吻合，这表明了真实的连续性：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欧洲和斯拉夫民族统治下的欧洲相通的地方，对此我们和诸如11世纪不来梅的作家亚当一样地熟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统治下的边界从波兰延伸至塞尔维亚，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况并无二致；易北河把欧洲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如果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员按照这种方法思考的话，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会陌生。 这些设定已久的边界线是否能够引导我们去探寻欧洲，总是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8世纪前，数百年里大多数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讲德语。但对于开化的奥地利人，“亚洲”一词在向东驶出维也纳的联邦公路上就出现了。1787年，当莫扎特从维也纳行进，通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在描述说，他正跨越东方边界。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这一堵墙就像地图上的分界线一样，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国家的，之前是统一在不同的帝国之下。知道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大陆的外部标志并非边境线，而是不确定的边界区域——有争议的边界地区（marches，英语），罗马帝国的长城（limes，法语），军事边界（Milit?rgrenze，德语），地区（krajina，捷克语）。皇家征服区和殖民地，虽然在地形测量上并非总是毫厘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界限森严。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区域，其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阵地保卫者。在这里，熟悉的世界到此为止，未开化的人被拒之门外。 这些边境地区经常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地理标志也具有迷惑性。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神话中都是以欧洲（或者基督教）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稍微看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对的。无独有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竞争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样，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持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南部边界构成文明欧洲的外部防御线。 这种争执不下的状况，恰恰表明了欧洲的外部边界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感兴趣的政党意义非凡，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这部分边界归于本国的紧迫性。身处欧洲有一种安全感：它是一种避难和包容的保证，至少是一种承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身份。作为一个边界国家，作为一个欧洲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和保卫者，它既脆弱又让人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被欧洲排斥和遗忘的感觉，加上苏联的统治，对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奇耻大辱的原因。 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对版图，还不如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相互关联。20世纪末，来自摩尔多瓦、乌克兰或者亚美尼亚的作家和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有“欧洲属性”，这并非基于历史或版图的考虑（似乎有道理，也许没道理），准确地来讲是基于对历史和版图的保卫。总之，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这些像后帝国孤儿一样的国家在寻找另一个“帝国”首都：布鲁塞尔。 这些外围国家渴望从新欧洲的包容中得到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欧洲排斥在外，他们能承担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在21世纪初的几年，甚至连最普通的游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欧洲排斥的种种迹象。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欧洲一些像乌克兰的塞尔诺维茨和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一样的城市里，曾是国际和欧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尽。周围的乡村呈现出一片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状态——路是土路，车是马车，饮水来自户外水井，脚上穿的是毡靴，四周一片寂静，夜空一片漆黑。认同欧洲，不是认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坏了的历史，而是认同欧洲共同的未来，不管它的希望多么渺茫。 担心被欧洲遗弃的不限于欧洲大陆外围国家，从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的角度看，他们罗马尼亚西部的邻居算是受到了历史的眷顾。不像摩尔多瓦，如果它们不是加入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西方会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因而确保了成为欧洲一员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处于被欧洲遗弃的危险之中的是罗马尼亚自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同事们终于开始反对他，他们写信控诉领袖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欧洲分裂出去：“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你已经开始改变乡村地区，但是你没有能力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去。”同年，罗马尼亚年迈的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这样描写他所出生的国家：“即将永远离开欧洲，这意味着远离历史。”这种担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1972年，齐奥兰在回顾本国令人忧郁的历史时，对罗马尼亚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应是：“让我最沮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看着它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和其他的一切。” 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欧洲把他们看作局外人（当从整体上看时）。他们一边保护性地声称自己有原本欧洲的特点（在文学、建筑、地貌等方面）；一边又承认他们的事业没有希望，会逃往西方。在东欧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反应都很明显。2001年7月，当罗马尼亚前总理纳斯塔塞在为法国《世界报》的读者描述罗马尼亚人带给欧洲的“附加价值”的时候，因非法穿越波兰——德国边界而被捕的外国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罗马尼亚人。21世纪初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去“欧洲”。 这种成为别人中心的边缘的感觉，成为二流欧洲国家的感觉，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他们几乎都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所预见要形成的小国家区域内，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角到马塔潘角。但这种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近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语言上、文化上也曾处于边缘化。诗人爱德温·缪尔童年时期，于1901年从奥克尼群岛迁到格拉斯哥，他这样描述这次搬迁：150年的历史在两天的旅程中一掠而过。这种情愫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边缘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岛、爱尔兰岛、北苏格兰岛和拉普兰在内的高地和岛屿彼此之间和与自身过去的共同点要多于它们与欧洲中心繁荣的大都会地区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把国家边境作为分界线和边界也是靠不住的。波罗的海国家议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成立于1992年，它涵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3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德国、波兰、俄罗斯（从1995年起，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坚持下，冰岛也加入了进来，尽管这公然违背了地理邻近原则）。这种具有象征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贸易关系的做法，受到曾经是汉莎同盟（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的城市（例如汉堡市和吕贝克市）的欣赏，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急于把自己置于重建的（这是西方的口吻）波罗的海共同区域的中心位置，并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和近代历史。 对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来说，波罗的海的意义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来，从旅游业挣外汇的前景诱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视南部的定位：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加利西亚”首都的化身，并以此在旅游市场推广。慕尼黑和维也纳虽然都在为跨界工业投资而竞争，但它们却发现了一份共同的阿尔卑斯山遗产，这得益于南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蒂罗尔之间边界的消失。 很显然，地区文化差异很重要，但是经济差距更重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近几十年来，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劳动，转变为高工资收入的经济模式，在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更北方的老工业区。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埃米利亚——罗曼尼亚、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山地区和法兰西岛、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特区。 尽管东欧集团的绝对贫困水平和经济劣势仍是最高的，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样，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意大利，他们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旧远远落后于蓬勃发展的北方：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南部的失业率是佛罗伦萨北部的3倍，而南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事实上比20世纪50年代还要大。 英国同样如此，富裕的东南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扩大。当然，伦敦是迅速发展了。虽然不属于欧元区，但英国首都仍是欧洲大陆无可挑战的金融中心，并呈现出一副光鲜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城市显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纪一样破旧不堪。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伦敦到处都是年轻的职业人士，对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20世纪末的伦敦似乎有重返60年代多姿多彩光辉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尔政府把英国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颠”。 但是光鲜如薄纸。在这个欧洲最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公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中小学教师、警察，这些曾经为大都市新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人再也买不起他们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安居之所，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着欧洲最拥挤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贵又破旧的轨道交通。在大伦敦区外围以外，它的触角已延伸到偏远的东南部乡村地区，这里出现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区差异。 20世纪末，英格兰10个行政区中只有3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60％。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2000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较低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均衡，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民主德国加入统一的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 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森州和梅克伦堡州的。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2004年，前联邦德国的失业率是8.5%，而前民主德国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在萨克森州的议会夺回了12个议席。 在德国把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参见下文）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美好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 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民族差异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生活方式。 另一个例外是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欧盟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由于本国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向往国外，加上后撒切尔时代费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们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其费用之低，有时候还不及小酒馆的一顿午餐，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不见得比父辈好，但是21世纪的新一代的英国人在欧洲人当中，他们如果称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了。英国人普遍蔑视、不信任欧洲的公共机构或雄心抱负，而英国人又想在欧洲的这些地方欢度时光、购物消费，这两种现象并存所形成的种种讽刺，在观察家们看来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是复杂难懂、奇异古怪的。 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用不着学习外语，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英语。欧洲其他地方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如上文提到的），这很快成了欧洲的首要身份标签、个人社会地位和集体文化力的衡量标准。在丹麦或者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几乎没有外国人讲的单一语言，成了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正在用英语学习，而丹麦地方小镇上银行的大多数年轻职员必须达到用英语顺畅处理事务的水平。和很多欧洲小国家一样，在丹麦和荷兰，学生和银行职员通过收看没有配音的英语电视节目，他们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了，至少是能被动地使用。 在瑞士，凡是达到中学学历的，通常都会掌握三四种地方语言。但是当他们和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时，还是用英语（非母语）更容易也更熟练。同样，在比利时，很少看到瓦龙人或佛兰芒人能用对方的语言很舒畅地进行交流，双方都会很自然地把英语作为通用的交流媒介。 有些国家，政府出面要求学习地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在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在欧洲，都知道他们是“E一代”）出于责任去学习地方语言，但是在自由时间里仍讲英语，以显示青少年的叛逆、愤世嫉俗和文明的个人兴趣。失败、落寞的是本国的民族语言，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它们在本地早已式微，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未来。当英语成为交流媒介的默认选择时，主要语言只好退居二线了。西班牙语曾经是显赫的欧洲通用语，现在却和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一样，已不再广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们所学；西?９９ｌiｂ?班牙语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以保留，还多亏了西班牙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西班牙语作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几千万美洲人的通用语言，它的国际地位还是安全的。葡萄牙语也如此，至少是独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语。 德语在欧洲语言联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几何时，凡是参加国际科学或学术团体的人都必须能用德语阅读。德语和法语一起，曾是文明欧洲的通用语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时，在日常生活中，从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语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语更广泛。然而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国人被驱逐出去，然后苏联人来了，中欧和东欧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语。城市里老一代人虽然还继续阅读德文、说德语，但只是偶尔使用。在特兰西瓦尼亚偏僻的德语社区和别的地方，德语已经沦为边缘语言，实际使用频率非常有限，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俄语，或在教授俄语。 一旦把俄语和苏联入侵联系起来，俄语的吸引力就会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和俄语很相近，他们学习俄语还是很容易的。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居民，学习俄语纯属被迫，大多数人并未努力去掌握这种语言，而用俄语口头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说。在社会主义大厦倒塌后的几年里，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所造成的一个矛盾的的后果日渐清晰：曾被侵占过的国家都不再学习德语和俄语。在这些被苏联和德国长期侵占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种外语最重要。在1989年后的东欧，要想成为“欧洲人”，必须讲英语，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即使在以德语为母语的奥地利、瑞士或者德国，德语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从德语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比如荷兰语，也因此受到牵连，而不再被人们广泛地学习和使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为此悲伤毫无意义。在90年代，像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大公司，也不得不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德国的政治家和企业老总因为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交圈中应对自如而令人刮目相看。 法语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作为最普通的日常语言，自从王室贵族统治结束后，法语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法国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区的居民——区区几百万人口——把法语当作母语，况且他们多数是以方言的形式讲法语。这种方言受到了法兰西学院官方人士的鄙视。按照严格的统计数据，和德语或俄语相比，法语早已沦落在欧洲语言圈的边缘了。 但自从拉丁语衰落之后，法语就成了国际都市精英的语言，因此也是最著名的欧洲通用语言。然而在20世纪初，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语教学作为牛津大学现代语言教学大纲的一部分时，不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反对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凡是能进这所大学的学生，其法语都已经很流利了。到了20世纪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馆，很多人仍旧广泛地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话。而笔者也可以保证，直到1970年，可以保证法语仍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从巴塞罗那到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到30年时间，这一切都变了。到2000年，法语不再是确定的国际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们之间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国、爱尔兰、罗马尼亚，法语才作为第一外语被推荐给中小学生，其他人则都在学习英语。在前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学校，法语甚至连第二外语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语。在存在多种通用语言的国度里讲法语的人——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讲法语的团体，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还使用法语；但是在法语的故乡——欧洲，法语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能也是无可挽救的。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早期曾将法语定为它的官方语言，在该委员会中，母语是法语的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应用的优势，但是如今这里的情形也不同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加入——这些来自伦敦的、临时调任的公务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还不如说是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讲德语的团体的扩张（多亏了德国统一和奥地利的入盟），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沉默；再有就是来自东欧的未来的新成员。尽管有同声传译（覆盖25个成员国之间420种可能的语言组合），但是对于希望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成员国来说，在欧盟3种核心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语现在正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法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政府不会为了确保自己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转而使用英语。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学习英语，并且为使用英语还去国外旅游，法国官方的立场仍是毅然决然地防御。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导致该国语言的衰落；而英国却免遭此难，因为美国人讲的也是英语。这是一种令法国人尴尬的巧合。 面对法语地位降低的种种迹象，法国人最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其他人还继续讲法语：正如总统乔治·蓬皮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的：“如果法语不再是欧洲的主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本身将不再是完整的欧洲。”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选择了“围困精神”：如果在法国以外没有人再讲法语的话，那法语至少在法国本土应该有绝对的垄断。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兰·芬克尔克罗、让·杜图尔、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莱尔在内的250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国本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使用法语，由法国投资拍摄的电影要用法语，等等。他们还告诫说，若不这样做的话，“英国佬们”就要让我们都说英语或者“美语”了。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国政府都不会通过立法来强制使用法语。社会党文化部部长凯瑟琳·塔斯卡曾断言：“在国际组织中，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我们城市的墙上，一场为法语进行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两年后，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继承了这一主张，并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张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法语的衰落，而且还有英语的霸权，而后者最为重要。如果法国人学习英语之外的别的语言，哪怕是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好些：“当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去深入理解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俄语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在任何年龄都能学会的贫乏的英语呢？”杜邦曾这样质问。 杜邦把英语轻蔑地称为“商业英语”，而正是这“商业英语”正在取代法语的地位（法语是“最重要的资本，是法国人民尊严的象征”）。但是当杜邦瞄准他的靶子——英语时，英语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像米歇尔·塞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预见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其街头的德语名称还不及现如今英语名称多，但是在电影、各种电视秀、电视电脑游戏、互联网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对法语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即使用法国俚语进行手机通话，其中也充斥着舶来语或改编过的词汇。 法律试图强制法国人之间相互讲法语，这或许是可以的，虽然大多是在被违反时才被重视。但当外国学者、商人、智囊团成员、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国时，也要求他们用法语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别人用法语表达的想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他们会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带到别的地方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现实才被了解，而大多数（当然绝对不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纪欧洲的残酷现实：新欧洲的精英们，无论他们是谁，过去未讲法语，将来也不会讲法语了——“欧洲”不再受法国的掌控。 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末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割、不和、决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大陆分裂较深的现代历史和相互重叠的团体、身份、历史的多样性。欧洲人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凭借这种“长期亲密联盟”，欧洲人把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开明的领导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盟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结成联盟以后产生的、比以往更密集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包括桥梁、隧道、公路、火车和渡口在内的欧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被新建或扩建，其变化之大让人难以辨认。现在欧洲人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铁路系统（饱受诟病的英国铁路系统除外）。 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相对较短，与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欢迎，所以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就是曾经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欧盟的强力支持下，合作铺设一条延长的、改良的高速铁路，从马德里到罗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计划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向东横穿中欧。即使在永远不会赞成法国高速列车、德国城际快车和意大利欧洲之星列车的地区和国家，欧洲人现在也可以通行全欧洲大陆了——不一定比一个世纪前快，但是障碍比以前少多了。 和在19世纪时一样，欧洲铁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铁路服务的城镇和地区为代价的，这是冒着失去市场和人口的危险，也冒着落后于比他们更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危险而进行的改革。但现在也有一个广阔的高速公路网——除了前苏联、南巴尔干、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穷困的省份，大部分欧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车。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这些变化让人们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在别的地方购物、娱乐的远景不远了——费用并不总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欧洲的年轻家庭想在马尔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麦）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莱堡（德国）和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或者从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到维也纳（奥地利）。这让曾经平淡无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复苏了，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 由于移动性越来越强，现在欧洲人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旅游、交流，但是有些欧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两个半世纪以前，伏尔泰曾经把欧洲人分为“主动去了解”和“等着被了解”两类，这种区别延续至今。权力、繁荣和各种机构在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角落里聚集。心理上的欧洲版图——欧洲人头脑里的版图——有一个由“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地处边缘，如瑞典）形成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宪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价值观被视为次要的但是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典范：找回过去的、真正的自我。 人们期待着东欧人去了解西欧。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西欧人去了解东欧了，但是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并不只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卖他们的劳动或者身体。20世纪末，某些东欧城市作为重新被发现的、迷失的中欧前哨的吸引力已经消失殆尽之后，它们又重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瞄准机会的市场，如廉价而花哨的度假胜地，接待来自西欧的低档次的旅游团。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国“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带简单行李去度周末，花费不大，英国人可以在此饮酒作乐，花天酒地，享受廉价的性服务。塔林和布拉格这样的名声并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机构报告说，曾经满足于旅游景点黑泽或者更近些时候的旅游热点本迪铎的游客们，现在对于东欧异国情调的款待可谓是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当然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欧洲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对他们而言仍有异国情调。1991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名为《文化报》的周报对保加利亚人对于哪国的文化感到最亲近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18％的人回答“法国的”，11％的人回答“德国的”（15％的人回答“美国的”），只有1.3％的人承认对“英国文化”有亲近感。 尽管统一带来创痛，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仍旧是德国：在人口和工业产值上德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它才是“核心欧洲”的核心，从阿登纳到施罗德每一位总理都坚持这样认为。德国还是唯一一个对以前的分割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多亏了两德统一、移民和联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区的面积目前是巴黎面积的6倍——这是欧盟两个领袖成员国相对地位的象征。德国主导欧洲经济，它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有2/3的净收入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德国人是欧盟中最忠诚的居民。德国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建议建造国家间的“快速通道”，用于欧洲完全一体化，实现联邦欧洲，但对它的合作者们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 如果德国是最“了解”欧洲——将伏尔泰所说的比喻继续深化——的国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另外两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最应该一直坚持被“了解”，这也没什么不合适。和德国一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欧洲事务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许多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也变得和欧洲的日耳曼族群同病相怜：作为专制政权的弃儿，他们背井离乡，沦落为其他民族的国家中不受待见的弱小少数民族，成了帝国退潮后的渣滓。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有1亿多俄罗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东欧的独立国家里。 但是相似点到此为止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俄罗斯忙于应付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叛乱，而由于新诞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阻隔，加之其越来越不自由的国内政治，它与欧洲渐行渐远。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与“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它们。不管怎样，与加入欧盟相比，俄罗斯当局更感兴趣的是铺设管道，向欧盟出售天然气。很多俄罗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并不是本能地认为他们是欧洲人：当他们去西方国家旅游时，（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说“去欧洲”。 不过，300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喜欢“插手”欧洲事务的国家，这一遗产被继承下来了。拉脱维亚银行是俄罗斯商人接管的目标。2003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总统因被怀疑与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而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波罗的海的飞地，继续要求俄罗斯货物和军需运输可以从立陶宛无条件地通行，并且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经过这个国家去欧盟旅游。由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的商业企业洗出来的黑钱，从伦敦和法国里维埃拉的地产市场流出去。 从短时间来看，俄罗斯居于欧洲边缘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并不是威胁。俄罗斯军队忙着别的事，而且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军队已破旧不堪。俄罗斯人的健康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男性寿命急剧减少，国际机构有一段时间一直警告说，肺结核正在俄罗斯复苏，俄罗斯处于艾滋病蔓延的边缘，但为其操心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与欧洲比邻，它幅员辽阔，化石燃料储存无人可及，就这一件事实，就不可避免地给能源匮乏的欧洲大陆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波兰在2004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和95％的石油是来自俄罗斯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和俄罗斯人期望从欧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参与欧洲内部事务，不管是在北约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管理，或者是贸易协议的制定（包括双边协议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协议），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在场时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有损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原则问题。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欧洲历史完全是循环发生的。21世纪如同18世纪：俄罗斯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民族”，吉本所描述的“斯基泰人的蛮荒”。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欧洲西方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魅力无穷又令其极度反感；既令其赞叹不已又无名怨恨。俄罗斯统治者和人民对外界的评论始终极度敏感，而同时又表明对所有国外的批评和干涉都持怀疑态度。俄罗斯是历史和地理遗留给欧洲的一个邻居，欧洲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接纳它。 这一情况对于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将近700年历史的土耳其人是欧洲的“异类”，之前这一角色被阿拉伯人占据500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土耳其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罗马尼亚长期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齐奥兰就沮丧不已）；人们经常说起基督教欧洲被多次从土耳其伊斯兰的虎口中“拯救”下来——不管是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大门口，还是在1571年的“勒庞多战役”中。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东方问题”——即如何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怎样解决从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下衍生出来的领土问题——是对欧洲外交官们最紧迫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土耳其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爱夸耀的、非宗教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切都把东方问题从欧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土耳其从巴尔干和阿拉伯人的中东脱了身，这却遗留下了一张复杂的冲突网，同时也留下了能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抉择。不管怎样，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横跨苏联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这一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从西方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相反，在冷战期间，安卡拉成了西方联盟的调解员，成了北约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队。美国在土耳其建立导弹和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闭线的一部分，来包围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边境。西方各国政府不仅向土耳其提供丰富的援助资金，而且对其不稳定的独裁政权（经常是军事政变的结果）和颜悦色、不加指责，对其滥用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该国在远东的库尔德人，占它的总人口的1/5）。与此同时，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余乡村人口一样，土耳其“外籍劳工”为了寻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会重新在新欧洲弥漫。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独特的位置呈现出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抗中，土耳其不再是边防前哨和屏障国家了。相反，它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同两方都有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国，7 000万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长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别正统，但是随着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兴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们已经世俗化的父母，他们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遗产中寻根问祖。人们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阿塔土尔克那样无情地强制实行的非宗教国家，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过教育的商务精英们生活在面积不大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他们很认同西方的服装、文化和习惯。和其他有理想的东欧人一样，他们把欧洲——包括欧洲的价值观、欧洲的机构、欧洲的市场和职业生涯——看作自己唯一可能的未来，也看作他们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的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逃脱历史，进入“欧洲”。而且，有着传统影响的军官团也有这一目标，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阿塔土尔克的非宗教国家的梦想，并且对土耳其公众生活中悄然发生的伊斯兰化也曾公开表示过愤怒。 然而，欧洲，或至少是布鲁塞尔，还是犹豫不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多年悬而未决。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小心谨慎：土耳其的监狱、对待国内批评者的态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经济法典，这些只是有待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与欧洲伙伴之间的严格的贸易关系。欧盟高级委员如奥地利的弗朗茨·费什勒曾公开对该国的长期民主信心表示怀疑。然后还有现实困难，作为成员国，土耳其将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欧盟成员国，也是最穷的，其繁荣的西部边缘和广袤的、贫穷的东部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即使加入欧盟，众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涌向欧洲，寻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资。这些对国家移民政策和欧盟的预算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能忽视的。 但真正的障碍还在别的地方。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那欧盟将会有外部边界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比邻。从地理上讲，它把“欧洲”延伸到了离摩苏尔100英里以内的地方，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安全隐患。并且，欧洲边界延伸得越远，包括2004年宪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内的很多人就越会觉得欧盟应该明确声明bbr>..，是什么在界定他们共同的家园。这反过来已经促使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更不用提罗马的波兰教皇了——在新欧洲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们，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这样做并不成功。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于1994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不是曾经提醒他的观众们吗？——“欧盟是建立在一大套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风俗习惯、制度和基督教。”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土耳其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基督徒），属于“准欧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可能去强调自己欧洲身份的非宗教、宽容和自由的特点。他们还越来越急于把欧洲价值和标准作为杠杆，来对抗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反动影响，这一目标也是很多欧洲成员国一直赞成的。 2003年，尽管在欧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议会最终取消了对库尔德文化生活以及人们发表政治意见的长期限制，布鲁塞尔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表演的漫长的、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步也开始强行加价了。对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的土耳其国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对曾经是帝国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现在已降至在欧洲大门口恳求，纠缠那些曾是土耳其附属国的国家来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持续增长的宗教情绪不仅能够促使本国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获得选举胜利，而且还鼓励国家议会又一次就把通奸作为犯罪的提议进行辩论。 布鲁塞尔直率地警告它，这绝对会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欧盟的申请。作为对该警告的回应，上述提议被放弃，而欧盟最终也于2004年12月同意开启与安卡拉的入盟谈判。然而，危害还是出现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对者——其中很多是来自德国、法国以及地处希腊或保加利亚周边的国家——能够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适当性。2004年即将离职的荷兰籍欧盟委员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告诫说，要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倾向。继续顺利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扩展事务委员君特·弗尔休根承认，他并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时，将来拒绝土耳其入盟或将其进一步搁置的代价，是对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为欧洲脆弱边缘的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伤害。东方问题又回来了。 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与其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当然，东南欧部分地方的历史教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教育，也是让人担心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历史在现在被用于公共事务。当然，这在独裁社会里并不新鲜，但欧洲自称是“后独裁”社会，政府对知识不再实行垄断，历史也不再因为政治而被轻易篡改。 绝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被篡改。在欧洲，对历史的威胁不在于为了不真实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历史，而在于怀旧——这个历史知识的天然属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公众对历史日益升温的迷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它封存在内部的并非最近的记忆，而是失去的记忆：历史不再是启迪、教化现实的镜子，而成了展示一个与当今有区别的注解。电视上的历史（无论是以讲述的形式，还是表演的形式，主题公园里的历史，博物馆里的历史），所有这些强调的都不是人们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而是把人们与历史隔离。“现在”已被描绘成一个“历史”的孤儿，而不是它的继承人，这就切断了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也切断了与我们失去的世界的联系。 在东欧，虽然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在，但怀旧还是直接引起了对逝去的社会主义的遗憾。2003年，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革命时装”展，展品包括靴子、内衣、礼服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结束只有14年的那个世界，但是已经让人流连忘返。展览吸引了很多老人，这些劣质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们最近的回忆。而参观者们的反响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喜爱甚至遗憾，这让馆长大为吃惊。 民主德国人的怀旧病在德国家喻户晓，也同样是忘却的记忆。借用米拉波对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治下的普鲁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掌握政权的间谍组织。但在回忆中，它却在激发人们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们的旧服饰赞美不已时，德国人却对电影《再见，列宁》趋之若鹜，该电影对埃里希·昂纳克时代生活的物质匮乏、教条主义和普遍的荒谬性进行明显的嘲讽，但由于观众对那个时代的主题抱有某种同情，而它的突然终结又令他们非常不知所措，影片的嘲讽效果大打折扣。 同其他中欧人一样，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对满目疮痍的家园进行重建的经历。为挽救遗失的历史碎片而产生的有选择性的怀旧颇具意义。1984年，艾德加·赖兹的《故乡：德国的历史》在电视台播出时，平均每集有900万联邦德国人观看，这绝非偶然。这种对怀旧的着迷在20世纪最后几年同样席卷了西欧的其他国家，它进而导致了遗产行业、纪念馆、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兴起，而人们却很难解释这种对怀旧着迷的现象。 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1995年所描绘的“历史神话的伟大时代”并非史无前例。霍布斯鲍姆自己曾就民族时代之初19世纪欧洲的“传统的创造”写过精彩的文章，爱德温·缪尔（1941年在苏格兰著有《彭斯与司各特》）把这种人造文化解释为“虚假民族的虚假诗人”。但是在20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对民族历史创造性的再想象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 “历史即怀旧”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发出最强音，并非偶然。法国和英国以高傲帝国的身份进入20世纪后，两国都在战争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逐渐丢失了领土和资源。昔日作为全球帝国的自信和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未卜的前途。法国人或英国人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风光不再。是否要成为热情的“欧洲人”，对于比利时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阴影的国家倒容易得多。但对沐浴在伟大和光荣的记忆里的国家而言，“欧洲”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转换：它是一种妥协，而非选择。 从社会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英国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怀旧了。为获得“美与历史”的场地和建筑，劳工部长休·达尔登设立了“国家土地基金”，并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一大批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的财产——公园、城堡、宫殿和“杰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拥有，他们将这些祖传遗产赠与国家，以此换得巨额财政减免。 从50年代到70年代，让人重获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战争题材的电影、古装戏、服饰的形式得到再现。从男阿飞到多毛的面部装饰，爱德华国王时代的风尚再度流行，就是这股潮流的特点。它在1977年达到顶峰，人们举办街头舞会和摄影展，举国上下都在祈祷重回昔日美好时光，人们就是以这种自觉的“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庆祝女王登基25周年。但是，80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之后，这种元素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在那10年间，回首40年代，甚至回首1913年，大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能从别人的赞誉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是这种感觉现在一扫而空。 在那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让人无法回顾它的近代史，除非是无意地讽刺它对历史的否认，或是将其作为一种被清洗干净的、无实质内容的“遗产”。这种对历史的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古老的教育机构的不安全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所大学在布莱尔新政府的平等机会主义的氛围中被迫宣扬“反精英主义”，这对它们可谓奇耻大辱。这种否认还体现在一些文化机构的奇异的自我否定上，例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沦落到了要不断讨好、招揽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馆的一流咖啡馆”了。 民族遗产已经公然演变成了一个商业计划，即“遗产行业”，由“民族遗产部”这个新政府部门负责筹划和经营。这个新部门于1992年由保守党政府设立，这与原本工党起草的计划是一致的，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合并成“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是重大的——遗产不是政党工程。历史不再被滥用或用以自肥，它已被净化并被赋予了愉悦的面孔。 地处已被废弃的南约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矿业中心，但在“后撒切尔”时代，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镇中心的精华部分已不复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车库包围的华丽的商业步行街。残存下来的仅有镇礼堂和几幢相邻的建筑，他们是代表19世纪巴恩斯利荣誉的建筑遗产，是指引游客的伪古代、“老式”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当地书店现在专门把介绍本地历史的书籍销售给本地居民（巴恩斯利当时不在已开发的任何旅游路线上），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黄金时代》或《古唐开斯特的回忆》一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能让人勾起对刚刚逝去的、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回忆。 2001年，距巴恩斯利仅几英里之遥，靠近欧格里夫村，“欧格里夫暴力冲突”在电视上重播。1984年6月，在此地，罢工矿工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也是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冲突的标志。此后，大量矿工失业，有些失业矿工（为挣钱）穿着“特定时期”的服装重新演出了这场冲突。这种对著名暴力冲突的演出是英国既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本该一直享有“遗产”待遇的欧格里夫是正在进行中的加速历史化的例证。毕竟，在距南部仅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内斯比发生的内战，过了300年以后英国人才考虑重新演绎；而欧格里夫冲突发生之后仅17年即被搬上荧屏。 巴恩斯利镇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非常出名，在该书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冲突中失业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威根码头自身历经70年的变迁，现在不仅是一个码头（奥威尔曾对它未能列入遗产名单而发表过著名的评论），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还树有路标，以鼓励人们来此地参观。清澈的运河旁，已建成名为“历史之路”的博物馆，以及名为“奥威尔在威根码头”的很普通的现代酒馆，出售汉堡和薯条。奥威尔笔下可怕的北部贫民窟的确是不复存在了——不仅从地面上消失了，而且还被本地人遗忘了。《1930-1970年的威根记忆》是一本在博物馆打折出售的指南书，书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图片，有端庄的女售货员和精巧的但已被遗忘的商店。但对于吸引奥威尔来到威根，并为当地带来意义不明的声望的矿坑和矿工，书中并未提到只言片语。 享受遗产待遇的不仅仅是北部地区。在英国中西部制陶地区，游客和当地的小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18世纪陶器制作商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如何制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们寻找有关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这个地区为何被称为“黑色乡村”的证据（奥威尔曾经描述过，甚至白雪都因为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而变成黑色），但却无功而返。很多事物本来的面貌已被过去的（或现在的）面貌所取代，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现实存在的英国铁路是一桩公认的国家丑闻，但截至2000年，大不列颠所拥有的蒸汽机铁路和蒸汽铁路博物馆的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整个欧洲此类博物馆有120个，而英国就占了91个之多。大部分火车都不再上路运营了，即便是那些能够上路的，也满不在乎地试图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为参观约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车”的夏季游客受邀乘坐托马斯蒸汽机火车，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线去参观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在当代英国，历史和小说结合得天衣无缝。工业、贫困和阶级冲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刻的社会对比差距被否认或和谐。即使是最近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也只能在怀旧的电影作品中看到。这种全民族的记忆的大删除，是英国新政治精英们的标志性的成就。依靠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新工党成功地废弃了历史，而英国繁荣的遗产行业却适时地变成了“历史”。 英国人种植和培育“遗忘花园”，在援引历史的同时又竭尽全力否定历史这种能力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对民族遗产的着迷可与英国一较高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国，对确认和保护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物品和场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开始于对逝去的1914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怀旧的农业展览，并且在维希政权做出努力，用过去理想化的乡村取代当时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后，又得到了加速发展。 战后，在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对民族历史和地方历史保护中，累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有形的教育，即作为当代一种长久的、对民族独特历史（在痛苦不堪和动荡不安的世纪之后）的警醒。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确切地说是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引发评论的已经不是昔日的荣耀——或者说是昔日的悲剧——的延续，而是它的中断。过去——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农民，过去的语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过去，从维希政府到阿尔及尔——对未来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经历了人口变迁和两代人的社会地理变动，曾经毫无断裂的法兰西历史似乎注定要在民族的整体记忆中消失。 对记忆消失的焦虑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遗产、大量由公众支持的遗迹和由国家贴上“遗产”标签的人工制品越来越多。1988年，依据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长雅克·朗的要求，法国文化遗产中受官方保护的项目名录急剧扩大，而以前该名录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桥或位于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垒”。 雅克·朗和他的继任者所采取的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的新“遗址”中，位于巴黎热马普码头有着碎块状外墙的“北方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并特别声明是向马塞尔·卡内于1938年拍摄的经典电影表达怀旧式的敬意。但是卡内的拍摄全部是在摄影棚进行的。对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外观）的保护，依据个人好恶，可以被看作一种微妙的法国式“后现代”讽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乱真的做法下出现的、注定虚假的事物的表现。 密特朗个人对国家遗产的突出贡献，与其说是保护遗产或对遗产分类，还不如说是在现实中制造了遗产。自路易十四以来，还没有别的统治者在其任期内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建筑和典礼。密特朗在任14年的政绩，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纪念堂、庄严的就职典礼、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还体现在通过巨大的努力，确保了总统自身在国家遗产中的位置：从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伟的凯旋门出发，到卢浮宫优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狱旁边盛气凌人的现代主义歌剧院，再到塞纳河南岸饱受争议的新国家图书馆。 在密特朗忙于简洁优雅的纪念碑式建筑、让国民真实地记住了自己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国家正在隔断与祖宗的联系，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促使一位杰出的巴黎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中的地方》，该丛书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个部分，共7卷，长达5 600页，在1984-1992年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旨在辨认和阐明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方和范围：名称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现在是或曾经是法国的工程和象征，包括从大教堂到美食烹饪，从国土到语言，从计划中的城镇到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版图。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与这本书相媲美，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诺拉的《记忆中的地方》一方面记录了全体法国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自信，那就是人们坚信800年的历史留给法国的是少有的集体遗产，并且将它以这种方式来回忆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该书还表明了一种焦虑感，担心这些集体的、共同经历的标志即将永远被人们遗忘。 这既是怀旧，也是不安。担心总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对法国人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委婉提示——起初是标志，然后是名字——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兰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沃日奥葡萄园的葡萄树、圣维多利亚山或者凡尔登战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偶遇这些名字的普通游客想不起来它们原本的含义，也唤不起他们打算唤起的感情，法国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英国的遗产行业表明了它迷恋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怀旧是真的，而它所纪念的“过去”却是赝品（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怀旧）。相比较而言，法国人对其精神遗产的迷恋还是有一些文化真实性的。“法国”总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现自己，比如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各种“玛丽安娜”的形象和化身。法国人用大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象征形式，集中表现对失去的法国本性的遗憾，这样做倒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法国。如果它们被放错了地方，或者不再让他人共享，法国就不成其法国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所说的“没有荣耀，法国就不成其法国”的含义。 这类假设是政客、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信仰派别的人们的共识，这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让成千上万的法国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国特质的存在，而这种特质在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国人慢慢淡忘。在诺拉的这本大部头的书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筑、基督教的实践和标志——浓墨重彩，占据主要地位，关于“犹太人”只有简短的一个章节，而且大多作为被同化、排斥或迫害的对象出现的，而对“穆斯林”却只字未提。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疏忽。法国人的记忆殿堂里没有为伊斯兰教预留位置，如果事后再创造出一个位置来，这将与这个项目的目标背道而驰。“疏忽”不过是表明了法国与它的邻国一样，很难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欧洲人。肩负起草欧洲宪法任务的“欧洲大会”的105个代表无一不具有欧洲背景。从葡萄牙人到波兰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或者更准确地讲，这是原来信奉基督教的人们的欧洲。虽然欧洲基督教分支众多，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会，但真正实践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在20世纪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占全世界总数的60％，但实际信仰人数也一直在下降，这种状况与修道院地处偏僻的乡村落后地区以及老龄化不无关系。在法国，仅1/7的成年人承认会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这个数字甚至会更低。甚至在波兰，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全体公民对曾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的道德训词越发是充耳不闻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堕胎合法化。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广泛视为“外国人”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年轻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极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乡随俗，安特卫普、马赛、莱斯特的年轻男女叫嚷着说，他们既认同比利时或法国或英国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认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样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但更多时候是对上一代人的妥协态度的一种抗议。 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当局的反应也因地方传统和环境而异，只有法国国民大会凭借世俗共和主义的正义热情，以494∶36的投票结果，选择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但此项启动于2004年2月、以薄纱（信仰穆斯林的女性头饰）为目标的举措，应该放在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种族偏见正在被极右派转变成一种政治利益；欧洲的反犹主义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 在大西洋彼岸，反犹主义已经成为对欧洲怀有恐惧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学者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主义复辟了欧洲的黑暗历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甚至将欧洲再次出现反犹主义表述为“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最后阶段？”美国驻欧盟大使洛克威尔·施纳贝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特殊集会上告诉美国的犹太问题委员会说，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势发展”。 这是很具有煽动性的言辞，而且是被深深误导了。在当今欧洲，人们还感觉不到反犹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欧洲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中东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卫星转播，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电视台经常播放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报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区的年轻人被所见所闻激怒，同时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当局鼓励要把他们当地的犹太邻居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待的刺激，他们开始攻击他们的犹太邻居：在犹太社区建筑物上涂鸦，亵渎他们的公墓，向学校和犹太教会堂投递炸弹，甚至还有袭击犹太青少年或犹太家庭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前几年，对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攻击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的规模，或者是其种族主义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所固有的种族对立的特性。这与过去欧洲出现的反犹情形不同：对于因为情绪不满而要寻找替罪羊的人们而言，犹太人不再是选择的目标。事实上，犹太人远非最受歧视的种族。2004年1月进行的一次法国民意测验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虽然有10％的人承认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不喜欢“北非人”的比例更高，达到23％。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攻击，包括对来自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塞内加尔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攻击，要比对犹太人的攻击多得多。在有些城市，这种种族攻击甚至在当地蔚然成风。 新型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一面是，当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受害人时，这次的凶手却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德国，在德国复活的极右势力没有费心去区分德国的移民，即犹太人和其他“非德国人”。显而易见，德国是个特例。在其他国家，当局更担心的不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的复兴，而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与社会日益格格不入。 美国仍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遥远的挑战、异端和敌人，这一点可以从它提高安全等级并且抢先发动战争得到说明。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法国，中东危机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内问题。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和失败情绪转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愤怒的、沮丧的同胞们身上，这种转移不足为奇——毕竟它是另一种帝国遗产。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在社会的某个部门，当商业法则表现出最糟糕的情形时，集体行动和公众积极参与精神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免费医疗服务的建立就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奥纳林·贝文 我们希望诺基亚公司的员工感觉到，我们都是合伙人，而不是老板和雇主。也许这只是一种欧洲式的工作方式，但对于我们来说，它确实管用。 ——约玛·奥利拉（诺基亚总裁） 欧洲人想要保证将来的生活没有风险，他们已经吃过了太多这样的苦头。 ——阿尔封斯·凡尔普拉茨（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1996年 当你还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你适合去美国。 但当你上了一定的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 ——对匈牙利商人的民意调查，2004年 如果不带热诚或愤怒的情绪来观察，那么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雷蒙·阿隆 20世纪末，欧洲形势迅速变得复杂多样：其地缘、国家和联盟组成的格局瞬息万变，欧洲大陆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前景和心态对比鲜明，欧洲大陆内外通讯和交流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五花八门的错误划分使得原本清晰的民族或社会分野变得模糊不清，对过去的评判和对未来的预测仍无定论。这些都让人们更加难以认清何为集体经验。20世纪末的欧洲缺乏19世纪末所具有的同质性，这一点我们从人们对上一个世纪末充满自信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到。 虽然如此，但在各行各业仍能察觉到，一种显著的欧洲特征在形成。对于高雅文化尤其是表演艺术，国家依然积极扶持，至少西欧国家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博物馆、画廊、歌剧院、乐团和芭蕾舞团每年的开支都完全来自于公共基金的慷慨拨款。“后撒切尔”时期的英国被误认为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外，它通过国家发行的彩票减缓了财政部在文化扶持方面的一些经济负担。发行彩票只不过是另一种募集公共资金的方式，和传统的资金征收方式相比，甚至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倒退。 这方面（所需）的公共基金数额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禁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无限制地支付这样庞大的开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对这样一大笔的开支心存疑虑，因为通常一座德国影院或剧院支出的80%以上都来自公共补贴。然而，这一水平上的文化又代表各个地区所处的地位和门面，事关重大，所以柏林尽管经济停止不前，财政亏空，但仍不惜重金资助三座专用的歌剧院：德国歌剧院（前西德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前东德歌剧院）和喜剧歌剧院，其他还有柏林室内乐团及交响乐团。这些歌剧院和乐团都耗资巨大。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弗莱堡维尔茨堡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也都一直在扶持许多国际一流的芭蕾或歌剧团，每年都承担着演职人员们的薪水、各类保险金和国家津贴。截至2003年底，德国总共有61.5万人被国家认定为全职的文艺工作者。 法国也一样，就连偏远的城镇，艺术（尤其是剧院艺术）都很盛行。这里主要是得益于文化部提供的政府基金，这些基金分配到地方直接对艺术进行资助。密特朗总统除了建造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之外，对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和法国戏剧院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其数额之大是路易十四以来无人能比的。此外，还投巨资建立地方博物馆、地方艺术中心、地方剧院公司，以及全国性的电影院网络，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和推广现代电影。 然而在德国，高雅艺术具有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特征（德累斯顿歌剧舞剧院的指挥是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杰列维扬科，获得授权演出的舞蹈作品出自美国艺术家威廉·福赛斯之手，热情洋溢的观众却是德国人）。相比较而言，法国出资扶持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展示本国丰富的艺术遗产——法国文化的精粹。高雅艺术在法国一向被公认为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所以在法国学校的课程中尤其强调法国戏剧的这一准则。简·布朗这位伦敦的女校长曾在1993年禁止学生观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因为这场戏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用她的话就是“荒淫无耻的两性间的”故事）。她的做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法德两国对文化的公共投资规模最为引人注目，其实欧洲每个国家都是支持艺术的主要的——通常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在“文化”这个公共生活里最不重要的领域中，既不是欧盟，也不是其他私营企业，而是国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几乎是唯一的扶持者。就连在东欧国家（老一辈人仍清楚记得国家完全控制文化生活时所带来的恶果），依靠贫困不堪的公共财政拨款来扶持，仍是应付市场的致命冲击的唯一办法。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表演艺术虽然值得关注，但远没有达到令人振奋的程度，通常在技巧上来看颇有才华，但几乎都表现得一贯谨慎保守。任何在维也纳或者布达佩斯看过《魔笛》演出的人，几乎能看出这样的反差。然而在欧洲共产主义失败之后，虽然出现了大量低成本的实验作品——索非亚尤其成了后现代新奇的编舞和演出实验的温床，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许多一流的音乐家、舞蹈家甚至演员都去了西欧。加入欧洲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偏远之地。 另外一个原因是欧洲高雅艺术的观众现在都来自欧洲各国：大城市里的国立剧团的演出，拥有的国际观众越来越多。各个国家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欣然打算跨国界和跨语言去进行交流，正如（去其他国家）追求衣服穿着或事业生涯一样，他们有时间、有办法去自由追求娱乐和艺术熏陶。对一场戏剧、一次展出或一场舞剧的评论通常会出现在多家媒体的报纸上。一个城市里一场成功的演出，比如在伦敦或者阿姆斯特丹，常常可能会吸引远至巴黎、苏黎世或米兰的观众前来。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新观众是否不只是穿着考究、真正精通高雅艺术，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节，例如一年一度的奥地利萨尔茨堡文化节和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定期举行的巡回演出，仍然吸引着一批老观众。这些观众不仅对演出的内容耳熟能详，而且也熟悉社交礼仪规范。但是总的趋势却是要不遗余力地在年轻观众中间普及传统作品（他们对经典作品和原作的语言通常是不大懂的），或者委托制作一些给新一代的观众看的创新的、浅显易懂的作品。 对于那些推崇时新歌剧的人来说，“新潮”的歌舞团和后现代的艺术表演都表明了欧洲文化场景的转变：朝气蓬勃、勇于创新、无视传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还深受大众欢迎。如此转变，倒是适合这个十分依赖公众支持、必须取悦广大观众的行业（的发展）。然而在批评者看来，伦敦的新的艺术场景（所谓“英伦艺术”）和法兰克福备受争议的威廉·福赛斯的芭蕾、巴黎不定期上演的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荒诞歌剧一样，证实了他们的悲观预言，即这种艺术“越多越糟”。 由此看来，欧洲“高雅”文化之前曾经只是为了迎合它的恩主心目中传统的共同标准，现在却在利用一批新观众群的文化不安全感。这批人对文化糟粕和精华没有足够的把握去辨认究竟，但他们却对时尚的东西顶礼膜拜。其实并不像文化悲观主义者一贯宣称的那样，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至少从莫里哀时代起，未受过教育的暴发户的焦虑一直都被用来作为文学和戏剧作品讽刺的主题。所不同的是，这一文化转型是全欧性的。从巴塞罗那到布达佩斯，观众群的结构现在都惊人地一致，舞台剧目也面目相同。对于批评家来说，这种现象完全证明了艺术和它们的顾客之间的恶性循环关系：为欧洲垃圾作品制造出了欧洲崇拜。 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欧洲联盟是否使其人民变得更加具有世界性，还是仅仅是把各自的狭隘性混合在了一起，这不只是《法兰克福汇报》和《金融时报》艺术版关注的问题。《法兰克福汇报》、《金融时报》、《世界报》，还有地位稍低的意大利的《共和报》，现在都是真正的全欧性的报纸，通常在欧洲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然而，大规模发行的小版面报纸因为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它们在各处的发行量都在下滑，英国下滑的幅度最大，西班牙下滑的幅度最小，民族传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同流行的报纸杂志关系紧密（在这一方面英国又是例外，在英国国内，大众媒体煽动并利用了本国人民的恐欧情绪）。在东欧和西班牙，免费报刊杂志的长期缺失，意味着很多人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人统统错过了报纸时代，他们直接从前文字时代过渡到了电子媒体时代。 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如今对欧洲人来说是信息、思想和文化（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主要来源。电视和报纸一样，是和英国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媒体。英国的电视观众人数在欧洲占据首位，其次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东欧国家。虽然面临着地面商业电视台和卫星（转播）频道电视台的竞争，但传统的国有电视台仍然拥有数目相当巨大的观众群体。它们还极力效仿日报媒体的做法，急剧减少自己的国外新闻覆盖率。 因此，20世纪末的欧洲电视体现着一种奇特悖论。各国电视上播出的娱乐节目没有什么差别，引进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真人秀”、游戏节目等内容在欧洲各地都能看得到。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些被引进的节目是否配了音（比如意大利）、添加了字幕或是仍保留原版语言（这种情况在一些多语种并存的小国家里越来越多）。电视节目的播出风格，例如新闻播报，非常相像，很多都是从美国地方新闻播报那里借鉴来的。 另一方面，电视又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甚至狭隘封闭的媒体。因此，意大利电视一定是意大利式的，从它那过时的杂耍秀、生涩的访谈秀，到那些长相出众的著名主持人、拍摄衣着暴露的年轻女人时所采用的特殊镜头视角（都体现着它的意大利风格）。相邻的奥地利地方制作的脱口秀则体现着一种道德严肃性，剩下的几乎被德国的节目所垄断，但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瑞士（比利时也是如此），全国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并用不同的语言播报不同的事件，而且各个地区电视的运作方式也迥然各异。 正像批评家所严厉指出的那样，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和自己的商业对手竞争过程中，已经摒弃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和早期作为英国道德仲裁者及仁慈教育者的理想。但尽管立场保守（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英伦特色。你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拿BBC播出的节目和法国有线电视2台、法国电视1台相类似的节目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对学术热点或是政治热点也好，对当局或当权者也罢，它们的态度和半个世纪前一样，仍各有特点。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大部分的集体活动和公共组织都日益衰败，但唯有电视是人民大众普遍拥有的，它极其高效地发挥着加强民族特色的作用，同时又使彼此高度缺乏了解。 除了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电视台很少会对邻国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且现在甚至比以前电视的初始阶段时还要封闭。在那个时候，因为对技术的着迷和对邻国的好奇，电视台拍摄了很多外国城镇、海景的纪录片和实况转播等等。但是现在对大部分观众来说，欧洲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了，当然，麻烦不断、贫困不堪的东南欧除外。旅游和欧洲电视的其他节目早已“面向世界”了，它们的注意力已经投向了欧洲之外更远的地方，完全忽略了欧洲内部的其他地方，这样一来，那些属于观众原本应该熟悉的土地，现在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一些重大的公共场面，如法国的帝国风格公开葬礼，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或挪威的王家婚礼和丧葬仪式，“后共产主义”时期各国国内的纪念活动、总统致歉，等等，都只能算是地区性的事件，仅在本国内的各电视台向国民播报，其他国家关注的人很少。在欧洲，地方性的选举结果，除非具有重大意义或跨洲影响力，才会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上播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对邻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这种对欧洲选举的出奇的淡漠态度不只是来源于对布鲁塞尔（欧共体和北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呕心沥血的工作所持有的那份怀疑和不满，它是大部分欧洲人身上那种非欧洲精神自然生成的副产品。 不过，全欧洲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体育运动。有一个卫星电视频道“欧洲体育”，专门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转播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从爱沙尼亚到葡萄牙，每个国家的电视台都在体育赛事播出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即便这些赛事很多都是欧洲范围的，甚至经常没有本地方或本国参加，他们也愿意转播。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人们对观赏性的体育比赛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参与运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在地中海地区的3个国家里，人们都对面向大众创办并深受大众欢迎的体育日报有强烈的需求，例如法国的《队报》、西班牙的《马卡报》和意大利的《体育报》等。 尽管许多国家以自己国家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而自豪，如捷克的冰球、立陶宛和克罗地亚的篮球、环法自行车赛和英国一年一度的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但以欧洲大陆而论，这些赛事虽然有时也能够吸引几百万的观众，但毕竟是小众赛事（环法自行车赛是唯一的现场观众人数在最近几十年来真正地不断增加的体育赛事），西班牙的斗牛比赛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增加收入的文化遗产产业而得到复兴，但对年轻的西班牙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就连英国传统的夏季运动板球也滑落到了娱乐的地位，尽管英国也曾做过大量的努力，力图使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观赏性，但最终它也只能成为一个没有商业性利益的仅供娱乐的糟糕的5天比赛。要说真正把整个欧洲连在一起的，还是足球。 这种情况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足球，但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足球运动员只限于在自己本国内踢球。观众也只能观看本国的足球联赛。相对来说并不很频繁的国际足球赛，在一些地区被人们带有情绪地看作战争历史的重新上演。那时候，英国和德国之间，或者是德国和荷兰之间（波兰和俄国很少比赛）比赛的队员，没有谁会想到以后有《罗马条约》的签订，以及“关系更加密切的联盟”。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欧洲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在场下也没有什么接触。1957年，威尔士的中锋队员约翰·查尔斯以闻所未闻的高价6.7万英镑从利兹联队转到都灵的尤文图斯队，这一历史性事件在当时成了英国和意大利两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的足球俱乐部里还几乎不大能看到外国队员的身影。只有在意大利，具有开创精神的足球俱乐部经理们已经开始四处猎取有天分的球员。50年代战绩辉煌的皇家马德里队对自己拥有像匈牙利人费朗茨·普斯卡什这样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确实感到非常自豪，但他几乎没有代表性。这位匈牙利的前国家足球队队长，是在苏联驻军匈牙利之后，从布达佩斯来到西班牙的，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国籍。那时他和其他匈牙利球员一样，在国外鲜为人知。转折点出现在1953年11月，他带领匈牙利队在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比赛，对手英格兰队的一个队员说：“看那个小胖子，我们要杀了他。”结果匈牙利队以6∶3大获全胜，这是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被打败。 这一代人之后，尤文图斯队、利兹联队、皇家马德里队等几乎所有欧洲的主要足球俱乐部都拥有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员。一个来自斯洛伐克或挪威的天才球员，以前只能在捷克的科西策地方或者挪威的特隆赫姆地方拼搏，偶尔在自己的国家队里露一露脸。但现在他们却有机会加入大的球队，在英国的纽卡斯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赢得出场机会和经验，同时还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2005年，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就来自瑞典。阿森纳队——英国顶尖的足球队——在21世纪初是由一个法国人执教的。北伦敦俱乐部一线队的球员分别来自法国、瑞士、德国、瑞典、丹麦、冰岛、爱尔兰、荷兰、西班牙、巴西、科特迪瓦和美国，当然还有一些来自来英国国内。运动员、经理包括观众，都让足球成了不分国界的运动。诸如曼彻斯特联队等先进的俱乐部，利用自己辉煌成绩，将自我形象做了重新包装，这一行动无论是在近到英国的兰开夏，还是远至拉脱维亚的商业市场，在宣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这样一批足球明星，他们未必是最有才华的，但是却爱大肆炫耀自己出众的容貌、美丽的妻子和绯闻缠身的私生活，从而使自己能在欧洲公众生活和专门报道影视新星和小贵族的大众娱乐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卫·贝克汉姆这位球技一般但十分擅长自我推广的英国足球队员在2003年从曼彻斯特联队转到皇家马德里队，这件事一时成了欧盟各国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在第二年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中，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痛失了两个点球，使英格兰队丢尽脸面，提早退出比赛，但他这种尴尬的表现丝毫也没有影响球迷们对他的热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格兰队后来离开比赛，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的电视观众对接下来的那些小国家之间（葡萄牙、荷兰、希腊、捷克）比赛的兴趣，尽管其中没有英格兰队。虽说国际比赛场上群情激昂，彩旗挥舞，队员们如狼似虎，观众竞唱国歌，但是人们对观看任何一场比赛的着迷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到了那一年夏天在葡萄牙的赛事最高峰时期，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赛的转播仅在英国国内就吸引了2 500万观众。欧洲杯的官方网站Euro.点击率多达4 000万次，对赛事日程的网页浏览量达5亿次之多。 足球运动深受大众欢迎，自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一种业余运动，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除了一个球以外，它不需要其他任何设备。任何人随处都能想玩就玩，不像网球、游泳、体操，要有一定经济收入的人才能玩，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还缺少那些必需的公共设施。无论你身材高大与否，对参加比赛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而且这种运动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性。足球运动在过去一直都是低收入的职业，是工业城镇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的一种选择。但是现在，它竟然成了穷小子获得成功过富人生活，得到很多利益的一条捷径。 而且，不管这些运动员多有才华、多受人欢迎，任何一个运动员个人必然还是自己球队的一分子。他们不可能像法国那位一直没有成功的自行车运动员雷蒙·波利多一样，成为一种得不到回报的民族热情的象征。足球也太过于直接，无法像美国的棒球那样被赋予太多的寓意。足球不像北美的职业团体运动，它是面向所有人的（甚至包括每一个女人）。总之，足球是一种非常有欧洲特色的运动。 足球作为欧洲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有时它甚至不仅取代了战争，而且也取代了政治，所以它在报纸上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就连政界人士也对这些运动场上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尊重，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政治在欧洲失去了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以前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话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帝国主义和革命者）的消失，并不等于说公共政策的特殊热点话题就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不再使公众舆论产生分歧。然而，你要是还想用传统的政治观点来描述当前的政治选择和联盟，就要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传统的两个政治极端——极左和极右——现在经常联系在一起，来反对外部势力，对抗他们共同害怕的欧洲统一趋势。反资本主义居然演变成了反全球化主义，仿佛严格意义上的“国内”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破坏性不强的一种势力，但反资本主义对于持本土保护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和国际主义的激进派都有吸引力。至于政治上的中间势力中右派与中左派政党之间的原有差异已基本消失殆尽。比如，从广泛的当代问题来看，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新戴高乐主义者们之间观点的共同之处，远远比和他们各自的相同意识形态的前辈们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欧洲的政治形势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仍然保留了用“左”和“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的传统，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模糊不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时代变迁的隙缝中幸存的传统派政党，其成员和投票人数也正在与日递减。与此相仿的还有另一个同样脆弱的群体，即“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末，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还有巴黎，就曾经有过知识分子踊跃参与政治的第一次热潮，其主要人物有西奥多·赫茨尔、卡尔·克劳斯、莱昂·布鲁姆等。但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欧洲，这些人的后继者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经迅速被边缘化了。 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日渐式微，有诸多原因。（在英国，这类知识分子偶有出现也通常是流亡的副产品，例如阿瑟·凯斯特勒和以赛亚·伯林。）对于马克思主义、极权主义、人权、经济转型等等在中欧和东欧地区使政治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的热点事物，现在的年轻一代毫无兴趣。像哈维尔这些上了年纪的道德学家，以及一度在政治界被尊奉为英雄的米尼奇克，都必将成为无人愿意重温的历史。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把美国人对纯粹物质产品的狂热追求描述为“让东欧的知识分子生气的现象”。现在他的这一说法越来越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国民了。 在西欧，知识分子能起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德国和法国的有品位的出版物的读者仍然定期读君特·格拉斯或者雷吉斯·德布雷的激情的政治演说，但是知识分子的激励却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把人们引向何处。虽然仍有很多值得道德学家们谴责的罪恶，但要动员起自己的追随者们来，他们缺少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战争，就连专制制度和极刑都已经从这块大陆上被消除了。堕胎、避孕几乎普遍存在了，同性恋也被允许并自由公开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掠夺，不管是全球范围的还是部分地区的，都在思想界燃起火焰。但是，既然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周密计划，这一场争论比较适合思想库的智囊们，而不是哲学家。 欧洲知识分子唯一能把自己的道德真诚和确立普遍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领域，就是外交事务，这样就不用考虑本国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大量需要妥协的因素，同时，是非对错、生老病死的问题仍然关系重大。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东欧和西欧的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地尽力去捍卫正义。像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克尔克罗就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克罗地亚的事业。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法国和奥地利，当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借夸大的甚至莫须有的罪名进犯塞尔维亚时，他们强烈谴责了这样的罪恶行径。根据一般性原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内政的干涉，他们进一步扩展了20年前发起的关于人权的争论，争论的重点是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但即便是在南斯拉夫危难之际，知识分子也没有重归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巴黎，伯纳德-昂利·利维有幸被邀请去爱丽舍宫做总统顾问，但这就和托尼·布莱尔偶尔会宴邀自己喜欢的某些英国记者和作家一样，这些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而精心设计的舞台似的表演，并没有影响到政治家们政策的制定。法国、英国乃至它们的任何一个盟友，都不会因为受知识分子们的压力所迫，而在任何方面改变自己的政治计划。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以前那样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了，这在2003年北约组织分裂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一年欧洲民众（和某些欧洲政界人士不同）都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件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过于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然而对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也有对立的声音存在，尽管这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所发出的，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和组织起来。一些法国作家，仍然是利维、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等，拒绝谴责华盛顿，部分原因是担心太过于直接和明确地反对美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站在美国反对“激进的伊斯兰”立场上，对美国也很理解。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曾经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诸如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思曼等人，都呼吁人们支持华盛顿对伊拉克的政策，他们在自己早期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中进一步试图说明，在各处为了维护人权而执行的“自由的干涉主义”从普遍原则上来说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还认为美国一贯都是反对政治罪恶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先锋。他们已经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美国总统有他们的理由执行其外交政策，但是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原本那些听众抛弃，遭到孤立。 米奇尼克和格鲁克斯曼观点的不合时宜，并没有妨碍这些观点对人们的影响。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2003年5月31日，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这两个欧洲最有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战后我们的复兴：欧洲的重生》的文章，他们认为，美国的新的危险的道路给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让欧洲国家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共有的身份特征，找回他们共有的启蒙价值，形成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特殊的地位。 与此同时，西欧其他一些同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也相继发表类似的文章，其中有在《共和国报》上发表文章的安伯托·艾柯，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的艾柯的同仁、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迪摩，在《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的德国艺术学院院长、瑞士人阿道夫·穆希格，在《国家报》发表文章的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还有在《南德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如果是在20世纪任何时候，如此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在这样有名的报纸上，有这么一大批的知名人士发表文章，将可能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宣言和行动都将可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引起不小的波澜。 然而，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动的这场运动虽然明确地表达了许多欧洲人的共同心声，但还是无人理会。各家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也未被支持者运用。谁都没有敦促这些作者拿起他们的笔继续战斗。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及后来的西班牙，无疑都基本同意这些文章所述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哪个政府愿意邀请德里达和艾柯教授去做他们的政治顾问。这样一场运动最终渐渐地平息了。在德雷夫斯事件的100年之后，让-保罗·萨特完美典型的50年之后，欧洲范围内重要的知识分子们发出了呼吁，但是没有人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后，欧美之间的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混乱状态。从冷战的结束上就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人愿意看到北约组织解散或被放弃，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却没有什么意义，而它的将来目标也不明朗。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北约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军官极其憎恨和欧洲军官共同指挥战争，他们觉得欧洲军队的指挥官缩头缩尾，在实际行动上几乎无法给美军以有力的支持。 首先，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北约组织被美国的反应逼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布什总统强硬的、仓促的单边主义政策让其北约盟国迟迟不愿意伸出援手，美国又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现在这些事实都使得美国被视为对世界和平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亚于它声称要发动无限制的战争来打击的“恐怖”对象。 为了在美国的欧洲同盟军中加进楔子，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2003年春声称，欧洲已经分为“旧欧洲——新欧洲”。但是这种新旧欧洲的划分方法丝毫也不能解释欧洲的内部分化形势，而且完全误导了它的对象。只有在波兰，美国才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尊重。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新欧洲也好，旧欧洲也好，美国对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政策都非常不得人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匈牙利和捷克私下表示，他们是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施加压力下才签了这份联合声明的，为此他们非常不悦，也感到遗憾。一年之后，阿斯纳尔本人也在大选中失利而下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使西班牙参加了入侵伊拉克的联盟。但是在欧美苦心经营多年试图联合之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还以这样的方法来分裂欧洲，这不禁让人感叹：现在的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麻烦。 北约的建立是为了弥补西欧在没有美国帮助时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欧洲政府一直无法形成自己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才使北约一直在起作用。从1993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起，虽然它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和修正仍然不明朗，但欧盟至少已经承认了自己需要这样一种共同的对外安全政策。欧洲在10年间已建立了一支接近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可用来完成干预别国内政和维和的目的。在法国的敦促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达成一项协议，打算建立一支自主防御的军队，这支军队可能不受北约的限制而独立行动并被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这显然让美国大为不快。 但是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隔阂还远不止在军事方面，甚至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欧盟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给美国国会以及个别的美国企业施加压力，使他们遵守欧洲的规章制度，否则会把它们挤出欧洲的市场。这一进步引起了很多美国议员和商人的注意。欧洲不仅走出了美国的阴影，甚至还可以说是欧美关系出现了逆转。2000年，欧洲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达到9 000亿美元（而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额是6 500亿美元），美国国内吸引的外来资金有70%来自欧洲，而且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已拥有相当多美国的标志性企业，像布鲁克斯兄弟公司、蓝登书屋、肯特烟草公司、潘佐尔公司、鸟之眼公司、洛杉矶多杰斯棒球队，等等。 经济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还算是一个紧密的整体。真正能够把这两个大洲分开的却是日渐增长的价值观上的分歧。用《世界报》上的话来说，就是“跨大西洋的这两个大洲的价值观正在粉碎”。从欧洲来看，美国，这个在冷战过程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熟悉的国家，现在开始变得有点儿异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真挚的宗教感情——这在最近他们“重生”的总统身上可以反映出来——对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也不可理解了（他们那些更加虔诚的穆斯林也许可以理解邻居）。美国人对于随身携带包括全装备的半自动来复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的偏爱，让美国人的生活变得危机四伏、杂乱无章。同时，对于欧洲绝大多数的观察家们来说，极刑的滥用似乎也正在让美国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另外，华盛顿政府越来越不把国际公约放在眼里，它在对全球变暖问题到国际法等所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事件中扮演着几乎狂热的角色。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大西洋两岸的隔阂在很久之前就已形成。但这个新政府越加严厉的态度让许多欧洲的评论家们坚信他们一向保留的怀疑：这不只是在一些零零散散的政治事件上的分歧。这些分歧越加证明了大西洋两岸的最基本的文化对抗性。 这种认为美国在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或者低等的，或者带有威胁性的——想法并非首次出现。在1983年，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就曾经发出警告说，广为流传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就代表着美国文化对法国甚至对欧洲文化的严重威胁。9年之后，当 href='/article/9113.htm'>《侏罗纪公园》在巴黎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他的保守派后任之一在信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欧洲迪斯尼”于1992年春天开张时，来自巴黎的激进人士、电影导演亚里安·莫努什金更进一步警告说，这座娱乐公园就证明了“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上势利倾向、不安全情绪的细微变化，以及某种大国沙文主义式的怀旧情绪的集中体现（在法国和在其他各处都一样）。在盟军反攻50周年纪念日，意大利前法西斯民族联盟党领袖詹弗兰科·菲尼在意大利日报《新闻报》上说：“如果我认为美国文化的登陆让欧洲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文化身份的话，希望不会被误解成是在为法西斯辩护。” 21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在欧洲越来越普遍，并开始从文化和政治的领域向欧洲社会生活深处进一步发展。现代欧洲反美情绪的蔓延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时期，甚至也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平运动高涨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西洋两岸关系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在2004年，有3/5的欧洲人（在欧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里，这样认为的人很多，众所周知的有西班牙、斯洛伐克，更明显的还有土耳其等）都认为美国对这个世界的强势领导“很不理想”。 这种情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对比尔·克林顿的感情来说，欧洲人对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及他个人都普遍十分反感。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欧洲人也对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大为恼火，可是他们对于东南亚战争的不满还不至于普遍转变成为对整个美国和所有美国人的反感，40年之后，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情绪（尤其是英国人民，他们强烈反对他们的首相积极和美国结盟的立场）：美国正在误入歧途，或者如许多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它一直都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实际上，以前所谓的欧洲“非美国式”的特质，正在迅速成为欧洲人自我身份认同中最普遍的因素。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正在——或者说是应该努力地使一切都与美国不同。1998年11月，专门报道文化艺术的法德艺术电视台台长杰罗姆·克莱蒙特警告说，“欧洲的创造力”是防止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唯一壁垒，他还特意指出，“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布拉格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城市：不受限制的市场恣意发展，并且受到利润的无限诱惑。 布拉格在“后共产主义”之初与东欧其他地方一样，无疑被认为是罪恶地向往美国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物质上的富有。从塔林到卢布尔雅那，凡是访问过东欧这些大城市的人，无一不会注意到那些富有活力的新贵们——穿着考究的年轻男女。他们乘坐昂贵的汽车，匆忙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约会中，购买奢侈品，享受着克莱蒙特所描述的那个噩梦中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但是即便是东欧人，也正在和美国模式撇清关系，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和他们的欧洲新联盟保持一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反感，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来看，美国的道路看来不再是他们的选择了。 极端的反美情绪在东欧仍然算不上主流，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这种情绪只是一种间接的、政治上可接受的对民族的共产主义表示怀念的方式，就像在过去一样，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有用的替代品。但是即便是一些中间派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的制度和措施视为激励自己的精神之源和自己效仿的对象了。长期以来，美国都好像是另一个时代——是欧洲的未来。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当然，许多年轻人仍然梦想到美国去。但是正如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工作多年的匈牙利人对采访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适合单身的年轻人来的地方，但当你上了一定年纪，你还是应该回到欧洲去。 21世纪的欧洲是中年人和不愿冒险的人的乐园，而美国则是适合年轻人和喜欢冒险的人的生活场所，这种形象的说法甚为流行，尤其是美国人自身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欧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20个国家中，除日本之外，其余全部在欧洲。许多欧洲国家的婴儿出生率都远远低于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腊、波兰、德国和瑞典，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1.4个孩子。在东欧的部分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接近1.1个孩子，是世界上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国家。以此推算，到2040年，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将减少1/5，甚至还不止。 似乎没有一种传统办法能够解决欧洲国家已经初现端倪的人口危机。贫穷如摩尔多瓦，富有如丹麦，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天主教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轻人（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未结婚的）过了30岁还经常和父母住在一起。但在信奉路德教派的国家瑞典，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充足的国家资助的子女抚养金和产假。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比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平均拥有的孩子稍微多一点，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都大同小异。若没有从欧洲以外迅速涌进来的移民的话，欧洲人口还要少，这些移民相比较来说更愿意生育。1960年在德国，外来人口生育的孩子占这一年总的婴儿出生人数的1.3%。4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 实际上，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千禧年伊始，美国新生儿的出生率就已经低于其人口死亡率了。但不同之处在于，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的数量相当大，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成年人，所以美国总的人口出生率在将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要远远超过欧洲国家，虽然在今后几十年里欧美都将要面临支付大量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义务，但相对来讲，欧洲的福利制度覆盖面较广，所以它面临的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欧洲人显然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有一天（什么时候说不定）没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撑这样一个愈加庞大的退休人群的话，欧洲将会怎样？现在这些不用纳税的退休人群寿命比过去要长，这对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一种非常严峻的考验。一个办法是削减退休福利，另一个办法就是抬高享受退休福利的门槛，比如说推迟人们的退休年龄..。第三种选择就是从目前正在工作的纳税人的口袋里收取更多的税额。第四种办法，只有英国真正考虑过（不过那时也是三心二意的），就是效仿美国，鼓励甚至强制人们向私人保险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所有这些解决办法都有可能在社会上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按照欧洲福利国家自由市场的许多批评者们的观点，欧洲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藏书网并不是人口危机，而是经济上的僵化，并不是没有（或者将会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而是有太多试图保障人民有权享有工作和收入的法律存在，这些法律、法规甚至也保障有权享有越来越高的失业补贴和收入，致使大家缺乏工作动力。如果这种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现象得到了解决，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愿意投身到劳动大军中去，那么在职纳税人的负担将会减轻，欧洲僵化症方能彻底根除。 这一针对欧洲僵化症的诊断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太过片面。无疑，战后经济繁荣高峰时期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现在成了政府的巨大包袱。在德国，一个失业工人在失业后的32个月内可以领取他最后一周工资的60%（如果他有孩子，就是67%），32个月之后他们仍然可以无限期地领取最后一周工资的53%（或57%），这样的福利制度最终是否会导致人们懒惰，目前尚无定论，但它确实需要相当大数目的财政支付能力。此外，还有一系列旨在保证在岗职工利益制度的建立，让欧洲很多国家的企业主（尤其是法国）很难解雇他们的全职职工，他们因此经常不愿意轻易招聘员工，这势必也是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虽然欧洲的福利制度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显得相对保守和缺乏弹性，但这并不说明欧洲的经济效率低下。2003年，从每个小时的工作效率来看，瑞士、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经济效率都和美国不相上下，爱尔兰、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比美国的经济效率还要高。如果说美国总体上的经济效率相比更高的话，比如美国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拥有更多的金钱，那是因为美国在职人数比率比欧洲高，他们比欧洲人工作的时间更长（2000年人年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个小时），他们享受的假期比欧洲人要少得多，也短得多。 英国人每年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3天，法国是25天，瑞士30天以上，然而美国人的带薪假期却连这一半还不到，这还要看他们住在哪里。欧洲人能够特意选择少工作、少赚钱但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欧洲人高额的纳税制度（在很多英裔美国人看来，这是对经济增长和革新的又一个障碍）给他们带来的是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或者几乎算是免费的）医疗保障服务、提前退休、范围相当宽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保障。在整个中学教育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接受的教育要好。欧洲人过得更有保障——正因如此，他们也更长寿、更健康（尽管他们花的钱要少得多），贫困人数所占比率也更低。 这就是“欧洲社会模式”，无疑，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但是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种模式所承诺的工作上的保障、高昂税额和庞大的社会支付，好似政府和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根据每年一度的欧洲参数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认为贫穷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无能。调查还显示，如果高税收是为了平衡贫富差距的话，他们宁愿支付。 可想而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的观点也很普遍。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想法也一样流行。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国际性的一致看法，那就是：国家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市场或不幸事件的痛苦折磨。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把职工当成是生产中不必要的一个单位。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应该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经济增长固然是件好事，但不能为了它就不惜一切代价。 欧洲模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类型：北欧模式、莱茵兰模式和天主教模式（Catholic）等等，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分类。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不是一种分散的体制或经济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特殊制度。有时候在一些文献和法律中这样阐述过，它应该说是社会权利平等、人民团结、集体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它对现代国家来说是适合的，也是可能的，总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意大利和瑞典，但最后形成的社会一致意见，是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团结。20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打算对国家福利支付制度进行一些变革，正如10年之前戴高乐主义者执政的政府要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样，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人不断进行尝试，想在保障社会稳定的欧洲模式和富有弹性的美国经济模式之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中一些人曾在美国的商学院或公司待过，这些人对缺乏灵活性的欧洲经济环境非常不满，力劝政府官员们引进流水作业线的做法，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法国所谓的效仿美国派，开始让左派摒弃其反资本主义情结，保留其社会道德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税收的抑制作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也开始讨论起来（即便往往意见不一）。右派开始认识到福利问题的重要性，左派现在也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好处。 试图把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和要找一个能够代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政治的核心——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时的争论——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并非巧合。在20世纪末的一段短时期内，这个结果被称作“第三条道路”，从表面上来看，它是把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热情和对社会结果以及集体利益的应有的考虑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几乎不算是一种全新的做法，从本质上来说，它和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别无二致。但是政治，尤其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学，讲的就是一种形式。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形式，后来被克林顿政府成功地借鉴到它的由左派和右派搭建的三角政治中，又被布莱尔政府更进一步地实践，他们的实践对政治观察家们起到了迷惑性的作用。 当然，布莱尔有其独有的天时和地利方面的优势。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把政治的标杆大幅向右移动，而布莱尔之前的工党领袖们则完成了消灭党内老左派的艰巨任务。因此，在“后撒切尔时代”的环境中，只需对建立分配良好的公共服务之愿望表示肯定，布莱尔就能为自己博得“进步”和“支持欧洲道路”之名。同时，他还不断宣传自己对私有化的构想和对适合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的政治追求，这样的论调就让他自己被完全放置到“亲美”阵营中。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一定要让英国投入欧洲的怀抱，同时还坚持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欧盟单一市场中欧洲法制和财政上的统一的限制。 在政治理论停滞不前几十年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出现，既是对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困境的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又是在观念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欧洲大陆上对这一条道路的推崇者们，无视自己历史上那些“第三条道路”破产的事实，即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而欣然从之。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1985-1995）下，欧洲委员会不断地出台法令，用已近失传的费边式的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引导欧洲。布鲁塞尔也似乎很需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这令人振奋的故事，使欧盟处在制度的缺席和规则的过度这两者之间摇摆。 随着布莱尔做出灾难性的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和个人名誉卷入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他的新貌政治也即将走到尽头——此举让国外观察家们清楚地看到，新工党之所以采用第三条道路，是因为英国不愿选择欧洲或美国的道路。事实证明，和美国一样，英国穷人的数量正在大幅上升，而欧盟其他国家的贫困率即便增长，幅度也很小，这严重削弱了英国模式的吸引力。但第三条道路的生命周期注定不会很长。它的名字本身暗含了两个极端的存在——极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现在两者都已不复存在（前者甚至一直不过是理论上的想象）。戏剧化的理论（或言论）上的突破已经过时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私有化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曾一度引起了对公共部门范围和合理性的广泛讨论，引发了对社会民主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公共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目的是否合理的质疑。然而到2004年，私有化成了注重实效的做法。在东欧，要成为欧盟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完全同意布鲁塞尔对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公共部门的抨击。在法国或意大利，变卖公有资产现在成了既能在短期内减少年度财政赤字，又能和欧元区政策保持一致的两全之策。 即便是托尼·布莱尔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计划，从成本效益核算出发，给国家预算带来了一定的附加好处（例如他所大力提倡的伦敦地铁半私有化，在医疗服务系统引进竞争机制，等等），这些做法所引起的关于社会原则的争论层面也不过是后来对其客观结果的一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莱尔对民众的吸引力消失了（这一点从2005年5月他的第三次大选选票严重减少就能看得出来），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做法，例如减少政府开支、决定退出欧洲社会宪章、减少企业税额、利用各种手段来鼓励内部投资，等等，但英国的生产效率仍然止步不前，用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来计算，它还是赶不上那些“体制僵化”、受制度束缚的欧盟其他国家。 再者，新工党原本打算通过把债务转嫁到私人企业，来规避即将到来的欧洲国家入不敷出的公共养老规划带来的风险，但是这样的计划在自信地宣告实施后，不到10年就破产了。和美国一样，在英国，企业把养老基金投放到动荡起伏的股票市场之后，就很难实现对它们的员工们的长期承诺了，尤其是和依赖公共福利资金的人数一样多的员工们现在比过去的寿命要长得多。显然，如果国家不重新收回并把支付养老金的企业的赤字补上的话，许多人都将无法享受到全部的企业福利。“第三条道路”看上去简直和飞牌赌输赢的游戏毫无区别。 21世纪初，欧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甚至不是“美国式”或“欧洲式”的问题，因为人民的心里都十分明显地倾向于欧洲。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疑问，一个在1945年的历史中就已经被提上日程的疑问，这个疑问悄无声息地、坚持不懈地驱赶走了其他曾经吸引欧洲人民的诉求，位居前列。那就是：对于这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种未来？他们有未来吗？ 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自治自理，和邻国除了一个共同的边界之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的单一的民族国家了。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丹麦人，甚至英国人，如今都是欧洲人。几百万的印度锡克教徒、孟加拉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塞内加尔人，等等，也都加入了欧洲人的行列。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所属的国家都加入了——或者想加入欧盟，所以他们现在自然也就应该算是欧洲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单一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商，其成员国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唯一的权力来源。 如今的社会固定生产要素（诸如能源、矿产、农田，甚至地理位置）等硬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比不上教育、研究和投资等软件方面的有利政策时，欧盟在其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市场的构成中，国家的作用——用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劳动关系和商业行为——总是非常重要，现在这样的法律和法规由欧盟来制定；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也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货币本身来发挥着一种近似垄断的权力。唯一留给成员国自己实施的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因为英国一再坚持要保留这样的权力。 但是人们是生活在社群中而不是生活在市场中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社群或自愿或被迫（多数时候是后者）聚集成群，成为国家。在经历了1914-1945年的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的欧洲人都觉得国家的建立是各民族的头等大事：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大事表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比什么都迫切的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样的一种需求也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强大公共权力的质疑、对个人权威的期望和取消限制个人能动性政策的要求。而且在超级大国的时代，欧洲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因此越来越显得可有可无。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2001年以来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国家似乎又开始显得举足轻重起来。 早期的现代国家有两种功能紧密相关：征税和发动战争。欧盟并非一个国家，它既不征税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用了很长时间，它才获得了初步的军事能力，更不用说制定对外政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反感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他们要防御的唯一潜在敌人已经转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了。 2001年“9·11”事件后，为欧洲前途而开的这张“后民族”时代的处方，其局限性暴露无遗。传统的欧洲国家毕竟不仅仅对外作战，还要维护国内和平。就像霍布斯在很久以前认识到的那样，这就赋予了国家鲜明的、不可代替的合法地位。最近几年，非武装平民的暴力政治冲突在一些国家时有发生（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重要性——它的警察、军队、情报机关和司法机构——永远存在。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国家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是对大部分民众的安全非常重要的保证。 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没有什么能够证明布鲁塞尔（欧盟）将要或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负担起这样的责任。从这样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是本国公民重要的合法代表，尽管欧盟也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权力，但在这方面却不能和国家相提并论。欧洲人可以享受到越过自己的政府首领直接向欧洲法官申诉的权力，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明白，德国或英国的国家法庭为何会如此乐意接受斯特拉斯堡或者卢森堡的判决，但是当要想解决枪支、炸弹造成的问题时，责任（因此也是权力）就一定在伦敦或柏林。试想如果一个欧洲的公民房子被炸弹炸毁了，他到底会怎么办？难道会给欧盟的官员打电话吗？ 合法性来自能力——例如，各自为战和超联邦制的比利时政府，有时似乎不能保证公民的安全，因此它的合法地位就受到质疑。尽管政府职能源于军事力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并不止于此。只要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跨国的实体，它就负担着保障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下一代人的教育等等责任，这个国家专享的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在20世纪的历程中，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对其公民的福利、安全和生活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在最近几年里，它又卸掉了监管公民道德的职责，以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经济上的职责，可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 合法性也来自领土。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述，从领土方面来看，欧盟如同原始猛兽，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虽然它的法律和制度是有地域性的，其公民可以对自己的地方和对全欧洲进行投票，但却不能够相互在别人国家的选举中投票。和自己的出生地或居住地所在国家的内部事务相比，人们在欧洲范围的日常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微乎其微，这样看来，欧盟的地域影响力就看不出来了。其实，欧盟的确是一个能够提供经济或其他服务的组织，但是这就把它的公民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是“由一群被动的人组织的、由陌生人掌管的一个实体”。这就很容易激起一些负面的比较，把它和民主时代以前的西班牙和波兰等国家，或者和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静止的政治文化相比较，欧盟就显得虽然野心勃勃但毫无成功希望。 公民身份、民主、权利与义务是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有着公民踊跃参与政治的传统的国家里。公民亲自参与政治相当重要：参与到你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个国家之中。即便是在一个有着高速火车和实时的电子通讯时代，你仍然不知道在葡萄牙的玻因布拉市或者波兰的热舒夫市之类的地区怎样才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为了保留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欧洲人怎样从有利的意义上参与政务，他们把可预见的将来寄希望于里斯本或者华沙，而不是布鲁塞尔。如今世界上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或者由集权形式领导，或者采用绝对的离散体制，而人们对联邦首都及其全部工作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这绝非偶然。 表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2005年，欧盟没有取代传统的边界意义上的国家，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不可能取代。在希特勒失败60年后，多重身份、主权和边界一起界定了欧洲及其历史，这些因素自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环环相扣。所谓新的、外面的观察家们很难理解的现象，就是一个人既是法国人又是欧洲人，或者既是加泰罗尼亚人又是欧洲人——抑或是既有阿拉伯特色又是欧洲人的可能性。 有特色的民族和国家并未消失，正如这个世界还没有统一成为“美国模式”一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展现出了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和对市场与国家问题上视角的多重性，所以说，欧洲也喜欢民族和传统。我们误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民族”或“后国家”的世界，是因为太过于注重全球化的经济进程，因而误认为相似的、跨民族的发展模式也一定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效。单从生产和贸易过程来看，欧洲实际上已形成了跨民族的连贯区域。但是如果从权力、政治合法性或者文化亲和力方面来看，欧洲仍然和过去一样，是由离散的国家组成的。民族主义起起伏伏，但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 想一想在20世纪的上半叶欧洲人相互之间的行为，这就相当明显了。如果要从1945年的历史碎片来看的话，那就不可能预期未来了。实际上，欧洲多灾多难的各民族，它们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制度在欧洲大陆30年战争中产生的复兴，将可能会被看成是比集体创造了一个跨国的联盟组织更有成就。后者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被排到欧洲的大事议程上来了，甚至还可以说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它的建立。然而，从总体来看，不用说匈牙利和立陶宛，就连德国、波兰或者是法国的复苏，在那个时候看来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预料到的——实际上就在几十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21世纪初欧洲居然成了国际美德的模范：在一系列道德和国际关系制度方面，它被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的人们标举为效仿的典范。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选择美国模式的幻灭而产生的反响。但是它却赢来了良好的声誉，并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在去除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和动荡之后，欧洲崭新的形象是否能够顺利地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民怎样对他们中间和他们之外的非欧洲人做出反应。在21世纪之初纷扰频仍的年代，这依旧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早在170多年前的民族主义时代之初，德国诗人海涅对两种集体精神做出了清楚的划分： 我们（德国人）被要求爱国，所以我们就爱国，我们做我们的统治者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绝不是法国人所说的爱国主义，虽然和他们所说的那种情绪有着同样的名称。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意味着他的心是热情的，这种热情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和辽阔，能使人不仅仅爱自己的亲人，还爱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文明世界。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意味着他的心灵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德国人憎恨所有外来的东西，更不想成为一个属于世界的公民，也不想成为欧洲的一员，他只想成为一个狭隘的德国人。 当然，如今法国和德国不再是批评家们的矛头所指了，但是海涅对两种爱国主义的划分非常直接地道出了当代欧洲的状况。如果新兴的欧洲倾向于德国式的选择，“像冷空气中的皮革一样凝固收缩”成一种防御性的狭隘主义——2005年春的法国和荷兰的国民公投就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多数人都明确拒绝接受提交表决的欧洲“宪法”——那么将会错过大好的机会，欧盟将不会超越其作为组织机构的功能。它最多只能是其成员国自身利益的总和，还有就是在最高层面上共同拥有一个代理机构。 但是，如果欧洲的爱国主义能够突破自我的局限，像海涅所说的理想的法国式爱国主义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整个文明世界，那么更多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跌落到深渊，这个古老大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而又不明确的过程。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过去——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勒内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带上了这样的政治意义，“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一项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骤（既包括真正动手之前，也包括之后）：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场。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 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12.6万犹太人中，仅有4 500人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14万犹太人，其中11万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5 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共有7.6万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3%。再往东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万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 450人。 重返家园的犹太幸存者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在多年的反犹思想宣传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本地居民不仅将自己的战争苦难怪在犹太人头上，而且显然因为工作、财产和住所被自己夺走的犹太人的归来感到沮丧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第四行政区，几百名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一名被流放的犹太人要求归还他（被剥夺）的住宅。在被驱散之前，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乱，示威人群大声高喊“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毫无疑问，受人敬重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伯列尔·马塞尔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几个月后，他毫无窘迫地在《基督见证人》杂志中如此写道：“那些犹太人过分地自以为是”，他们恨不得“接手一切”。 难怪后来的法国政府部长西蒙娜·韦伊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归来之后写道：“我们曾经觉得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受重视，毕竟我们的人数那么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幸存的抵抗者在流放归来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视为拯救祖国荣誉的英雄。然而，因为人种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驱逐的犹太人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无论如何，戴高乐（与丘吉尔一样）令人不解地无视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难者的人种特殊性，宁愿把纳粹主义理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纽伦堡审判的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门松始终对“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愿意使用“反和平罪”这一术语。而在审判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的事实。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及“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但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上则被称为“为法国而死”。 比利时的天主教各党派在战后第一次议会的会议上反对给予“仅因种族原因被拘留的犹太人”任何补偿，暗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黑市交易商。事实上，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剥夺战后援助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95%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都属于外籍或者无国籍人士，战后通过的一项法律条款规定：除非参加过抵抗组织，否则留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将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时当局将无法提供比利时公民身份证明的犹太幸存者笼统地归类为“德国”国籍。这个措施从理论上消除了所有战时的“种族”区分，但它也将幸存的犹太人推向“实为通敌外侨”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而且也被剥夺了财产（直到1947年才被归还）。这些法律措施随后所带来的好处是这些犹太人能够永久性返回德国，因为他们不再会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 在荷兰，根据荷兰抵抗报纸《自由荷兰》的报道，当地市民与市政领导人欣然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返回荷兰，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们自取其辱的行为感到吃惊。作为返回犹太人中的一员，丽塔·库普曼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你们很多人回来了，你们不在这里才让人高兴呢——挨饿的滋味是多么难受！”事实上，荷兰人在1944年至1945年“饥饿的冬天”期间吃尽了苦头，很多犹太人被驱逐之后，空出来的房屋成为木头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来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战时荷兰政府同纳粹合作，积极辨认和围捕犹太人，但战后的政府当局却自认为良心清白，没有义务给予犹太人任何特别的补偿。恰恰相反，他们还为自己拒绝以种族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区分荷兰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从而将失踪的犹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无行迹的历史尘烟之中。在50年代，身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兰首相们甚至委婉地否决了为筹建奥斯威辛国际纪念碑捐款的提议，指责该提议为“共产主义宣传”。 在东欧，承认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说要对此做出补偿了。在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东欧犹太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维托德·库拉的非犹太裔波兰人从罗兹坐火车到弗罗茨瓦夫，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犹太家庭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意识不到现在的波兰犹太人不能开车，不愿冒险乘火车，不敢让孩子参加学校郊游；他不能去边远地区，宁愿呆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临之后出去散步显然很不明智。在受尽6年之久的折磨之后，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气在这种氛围里继续生活下去。” 在德国战败之后，很多居住在东欧的犹太人继续采取他们战时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邻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最好的情况是能融入到战后的社会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仅是东欧如此，在法国，尽管新法律禁止发表战前的公众反犹言论，维希政权时期的遗风却仍然存在。为后一代人所忌讳的话题并没有被禁止，为后人所不齿的行为也仍然广为流行。就像在30年代那样，左派分子也不免要插上一脚。1948年，共产党的国会议员阿瑟·拉梅特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莱昂·布鲁姆、朱尔斯·莫奇、雷内·迈尔等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身上，试图凸显他们与自己党内国会议员的不同出处，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法国名字。”（这种言论其实既失体面，又与事实不符。）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选择，要么离开（一旦以色列建国成功，他们可以去那里，或者去在1940年打开国门的美国），要么保持缄默，并且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渴望去说出真相，并为之作证。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他是被一种“纯粹的、病态的诉说责任感”驱使着，写下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的。然而莱维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具有启示意义。1946年他将记录在奥斯威辛的亲身监禁经历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交付给当时最前卫的意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最终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莱维书中对自己所遭迫害和幸存经历的描述，是以一位犹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经历开头的，这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全国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报告文学不相符合。 《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转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仅仅印刷了2 500本。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被遗弃在佛罗伦萨的一间仓库里，尽毁于20年后的一场大水灾中。莱维的回忆录一直到了1959年才在英国得到出版，但只卖出了几百本（该书的美国版本《奥斯威辛幸存录》也直到20年后才开始畅销）。法国最知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在很长时间里都拒绝购买任何一本莱维著作的出版权，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和影响力才在法国得到认可。与他著作中的主题一样，由于无人愿意去倾听，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到了1955年，他意识到谈论集中营已经成为了一种“卑鄙”的行为：“你得冒着人们指责你靠受难者身份吃饭，或者指责你有暴露癖的风险。”另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朱丽安娜·特德斯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过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为意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难，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里的经历……他们那时总是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是在英国，公众也不会去讨论大屠杀问题。布痕瓦尔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监禁法国人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着拥有组织严密的委员会的共产党政治犯。与此相似，战后的英国具有标志性的纳粹集中营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卑尔根——贝尔森（被英国军队解放）；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电影院开始公映战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却没有被特别地指明为犹太人。战后的英国犹太人也往往倾向于保持他们一贯低调的形象，将往事深埋在心底。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杰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顾在英国的童年生活时说：“尽管在家里讨论大屠杀时可以无话不说，但在其他场所他们却是讳莫如深。我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父亲在沙漠里与德国山地守军的战斗经历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对自己父亲的经历感到难以启齿。直到不久前他们都还是默默无闻。从抑制到痴迷，英国公众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转变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或波兰。以奥地利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行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东部前线折磨和残杀犹太人的残忍和狂热程度，没有哪支部队能出其右，但是，冷战的异常环境使得他们成了“我们的”纳粹。在此，我对莱斯大学的丹尼尔·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但是还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战争的起因怪在犹太人头上以外，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无关，并且非常反感把蒙难的犹太人列为头等大事。 “大屠杀”远非是人们所要忘却的全部：“战争过后的那些丰年里……欧洲人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语）。几百万欧洲人在战争中与法西斯当局和占领军妥协，勾结战时特务机构和统治者，受尽不为人知的羞辱，历经物质上的困难和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远离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这段历史。”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索后来所称的“维希综合征”，指的就是人们数十年来一直难以接受那场战争的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试图尘封那段历史，或者为了维持战后脆弱的社会关系而改写历史。而这种“维希综合征”绝非法国所仅有的。 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均形成了各自的“维希综合征”。例如，在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在战俘营，意大利人都备尝艰辛，这就转移了公众对意大利人给其他民族——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的注意力。荷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故事将在数十年内维持着国家的自我形象，荷兰人尤为如此，他们重视自己国家的反抗形象，但却尽其所能忘掉这样的事实：2.3万荷兰人曾经自愿加入党卫军，组成了西欧最大的纳粹分遣队。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年前后，超过两成的挪威军官志愿加入了维德孔·吉斯林的新纳粹“民族统一党”。尽管解放运动、抵抗组织和流亡者，甚至连敦刻尔克勇敢的大撤退或1944年的华沙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美化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杀却对此“毫无用处”。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９9ｌｉb.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联邦德国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年代末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联邦德国人把战后盟军占领的时期视为“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正如1946年一些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德国人甩掉了希特勒这个包袱：他们把“元首”当作替罪羊献给全世界，从而逃避了惩罚和道义上的谴责。人们对于希特勒所造成的后果确实有着极大的怨恨——但也只是因为他给德国人带来了灾难，与他和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无关。这些年来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将枪口对准犹太人，似乎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而不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在1952年的一次调查中，将近四成的联邦德国成年人毫不迟疑地告诉调查专家：德国“最好”不要有犹太人居住。 由于附近相对缺乏警醒纳粹暴行的纪念场所，人们对此问题的类似看法有增无减。纳粹煞费心机地挑选了远离“旧帝国”的地点来修建主要的死亡集中营，这不是说地理位置的远近本身决定了人们敏感的程度，事实上“达豪”是慕尼黑的一个郊区，离市中心也就是一趟电车的路程，当地人也并没有因为它近在咫尺而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巴伐利亚议会于1948年1月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将“达豪集中营”遗址改建成一座“劳改营”，也就是针对“游手好闲，反社会分子”所设立的强制性劳工营。就像汉娜·阿伦特在1950年访问德国后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无动于衷的现象随处可见，但这很难说是他们有意不去哀悼，还是缺乏真情。”1955年，法兰克福法院宣布豁免一位名叫彼得斯的医生。他曾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为纳粹党卫军提供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毒气曾用于屠杀流亡者”而免予起诉。 然而，在欧洲，唯独德国人无法否认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可以不去谈论这件事，可以坚持说自己也受了苦，可以将责任推给“一小撮”纳粹分子，但却难辞其咎，把种族灭绝的罪行推到别人头上。就算是阿登纳本人，在公众面前也从不发表除了对犹太人“受害者”表示同情以外的言论，也没有指证过那些迫害者的身份，最终也不得不与以色列签订了赔款条约。尽管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是作为同胞的意大利人均对普里莫·莱维的回忆录毫无兴趣，但 href='1535/im'>《安妮日记》（虽然此书的内容来源比其他书更加公开）在1960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70万本，成为德国历史上销量最大的平装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德军在东部前线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的调查尽管来得太迟，但它所促成的一系列审判成为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导火线。这些审判始于1958年对战时乌尔姆“干预小组”成员的诉讼，随后阿道夫·艾希曼锒铛入狱并受到起诉，之后以1963年12月和1965年8月间在法兰克福对审判奥斯威辛守卫的审判告终。这些审判过程也是集中营幸存者战后得以公开他们悲惨经历的首次机遇。同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针对谋杀案件的20年“法定时效”也得到了延长（尽管没有被取消）。 这种气氛上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50年代末所出现的一系列反犹主义破坏活动，以及日益明显的德国年轻一代对“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无所知。德国年轻一代的父母不会告诉他们有关“第三帝国”的任何事情，而他们的老师也绝口不谈。从1962年起，联邦德国有10个地区公开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包括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所有历史，从此这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康拉德·阿登纳原先的战后预测也因此而被推翻：德国的民主状况要求人们记住而不是忘记纳粹主义。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将“战争罪行”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新一代的德国人接受教育，认识到纳粹暴行的本质和恶劣性。而《明星周刊》和《快报》之流的杂志也无法再像50年代那样淡化集中营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为“好纳粹分子”歌功颂德。在某种程度上，德国民众也逐渐意识到德国的近代史是多么野蛮和无耻。 但是这种改变也不应该被夸大。在60年代，联邦德国的总理（基辛格）和联邦总统（汉斯·吕布克）职务均由前纳粹分子担任，这与青年时事评论员（参见本书卷二第5章）所指出的那个波恩共和国政府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在道出纳粹的真相与承认德国人应须承担的集体责任方面，两者大不相同，大多数的政界人物至今对此仍旧保持沉默。此外，在1967年，有32%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若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将步入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尽管这个比例（其中德国的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低于1955年的48%，但仍然让人感到难以心安。 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的转变时期。持续了6天的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社区纪念馆下跪，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杀，以及最后1979年1月德国播出《大屠杀》的电视连续短剧，这一系列事件将犹太人和他们遭受的灾难推到了德国公共议程的台前。其中，《大屠杀》系列片的影响显然最为重大。作为最纯粹的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大屠杀》（如本书卷三第1章所述）情节简单，大部分角色不够真实，叙事的安排纯粹是为了产生最大的情感效应，因此遭到了从艾德加·赖兹到克劳德·朗兹曼等人的恶评和痛骂，被指责为由德国历史改编而成的美国肥皂剧，它把一些本来难以启齿、令人费解的事情变得庸俗而简单。 但这些局限性恰恰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这部系列片连续4个晚上在德国国家电视台播出，据估计有2 000万之多的德国人收看了该剧——远远超出了成年人数量的一半。该剧的上映与对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前卫兵的审讯恰好形成巧合，提醒观看的德国人此事还未了结。此剧对公众的影响超乎寻常。6个月后，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投票废除了针对谋杀案件的时效条例（应该被记录在案的是：投反对票的所有人中，后来当选为总理的赫尔默特·科尔赫然在列）。从此以后，德国人了解“浩劫”主题的深刻程度处在欧洲人的前列，他们活跃于全世界的最前沿，督促公众对于他们国家的暴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在1968年，总共才有471个学校团体访问了达豪集中营，而到了70年代末，每年的访问数量就远远超过了5 000个。 了解并公开承认40年前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做所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如后来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所示，要把它写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却仍然是个两难的棘手的问题。坚持将希特勒本人及其所发起的运动和他的罪行看作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观点在包括迄今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内的一些保守学者看来，始终是不适宜的。他们坚持认为：要了解纳粹主义，就必须将它放在它的时代和空间背景之中。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以及它后来那些更为怪诞的形式，首先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响应：他们追随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模仿后者所创立的部分模式，甚至模仿了他们的恐吓手法。诺尔特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这种观点进行辩解，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减轻纳粹的罪行，但如果缺少布尔什维克这个前提，就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现在是到了把“大屠杀”置于更为广阔的现代种族屠杀范畴去重新审视纳粹时代的时候了。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先对诺尔特做出了回应。像恩森斯伯格、君特·格拉斯以及“怀疑的一代”的其他成员一样，哈贝马斯的岁数足以让他将纳粹主义铭记在心，因此他强烈怀疑任何“界定”德国罪责的企图。胡说八道！哈贝马斯如此回答道，纳粹主义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定位”或“历史背景化”——这种念头正是任何一名德国人都无法轻易接受的诱惑。纳粹的罪行，也就是德国的罪行，乃是独一无二的，其范围之广，野心之大，罪恶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诺尔特所理解的纳粹主义背景化，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对德国罪责的盲目相对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然而，毫不妥协的哈贝马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以比较和背景化为学科根基的历史学家们）的长期坚持。针对“大屠杀”问题的讨论在德国公众中初见活跃，并最终于90年代达到最高潮：官方大量举办对历史劣迹表示忏悔的展示活动，而德国人则沉浸于如作家皮特·施奈德所说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厌憎”情绪中。但是，这种状态却无法维持长久。让新一代的每一个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中，要求他们为德国所犯下的罕见罪行担负责任，并将它作为衡量自己国籍的尺度，这是最基本的但却极难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悼念和认错的第一步是要克服“当地人自私”的错觉，整个过程经常需要两代人和数十年的时间。《大屠杀》在德国播出仅两个月后，奥地利也开始播出这部电视片，但其影响却根本无法与在德国的情况相提并论。一直到80年代中期，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揭露曾经供职于战时残暴占领了南斯拉夫的纳粹国防军，（一些）奥地利人才开始了对本国纳粹历史做虽严肃却仍然不够充分的审查。当然，在瓦尔德海姆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国际社会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背景不闻不问，这使得奥地利人怀疑世人是以一种独特的高标准来看待他们的。毕竟，奥地利曾经选过一位犹太人（社会党人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总理，这可不是德国人所能做到的。 然而，没有人对奥地利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由于总体而言他们没有因近代史感到不安，将近四成的奥地利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帮凶，并且有43%的奥地利人认为纳粹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恰好证明了他们和其他人共同的偏见。与奥地利接壤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邻国瑞士则不同，在1945年之后的40年里，瑞士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战时的档案。瑞士人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但这个事实却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中，这个国家还被刻画成一座安全的避风港，热情接待任何一名能够抵埠的难民。瑞士人为自己清白的良心而得意洋洋，愉快地享受着来自全世界的、令人羡慕的敬意。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瑞士人只不过接纳了2.8万犹太人——在战前则仅有7 000名。战时难民被拒绝授予劳工证，因此只好依靠政府从犹太富人身上征收而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直到了1994年6月，伯尔尼政府才公开承认：瑞士当年（1938年10月）为了控制犹太人入境，要求对所有的德国犹太人护照加盖“J”字母印记的做法，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种族歧视”。如果这就是瑞士丑行的极致，那也不必过于大惊小怪。虽然伦敦和华盛顿从未真正要求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标识，但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英美两国的记录难以令它们感到自豪。但是，瑞士人的所作所为却远甚于此。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官方调查中，人们痛心地发现瑞士除了做尽掠夺黄金的勾当，在战时极力帮助德军为虎作伥之外（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瑞士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意识地大量窃取属于犹太账户持有者或者由于亲人遇害而提出索赔的犹太客户的钱财。在1996年第一次得以公开的与波兰共产主义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中，伯尔尼政府甚至把遇难的犹太人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华沙新政权，而作为回报，波兰对被共产党接管的瑞士银行和产业做了补偿。一旦类似的证据开始呈现，这个国家毫无污点的闪光形象便崩溃了，无论数目多大的赔偿金（是在不甚情愿的情况下答应支付的）、偿付金和“受难者基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使之恢复。德国的《时代周报》在1996年9月13日的社论中提到瑞士终于被“大屠杀”“长长的阴影”笼罩，并为此击掌称好，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由于几乎所有荷兰人都被认为参与了“抵抗运动”，并且尽了全力去阻止德军的计划，他们给人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战时印象，但这个形象在更早的时候就受到了源于荷兰本土的质疑和打击。在60年代中期，官方发行了多卷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释了荷兰在战时的细节过程，其中包含了驱逐事件，但涉及犹太人灾难中的受难者、过程，特别是起因等等细节问题时，却只是谨慎地一笔带过。不管怎样，人们几乎没怎么读过那套书。但在1965年4月，荷兰历史学家雅各布·普利瑟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荷兰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完整历史—— href='3887/im'>《灭顶之灾》，仅在1965年就卖出了10万册，并且激起了公众对该主题的浓厚兴趣。大量的电视纪录片，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侵略的节目也蜂拥而至。其中有一部题为《侵占》的节目热播了20多年。接着，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在1965年，荷兰政府首次提出为奥斯威辛纪念馆捐款——尽管长达7年之后，荷兰才最终同意为幸存的犹太流亡者发放抚恤金，而早在1947年，蒙难的反抗人士和其他纳粹受害者就得以享受这种补偿了。藏书网 荷兰与德国的情况相同，引起犹太人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兴趣的是以色列和60年代初德国举行的审判。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荷兰的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对近代史产生了好奇心，并且对他们所听到的或者自己的属于“沉默的一代”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们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60年代的社会变化促使官方打破了对那段侵略史的沉默：在荷兰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流行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破除使得当时还很保守的社会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随之引起了人们对其他惯例和文化常理的怀疑。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大屠杀”的核心读物 href='1535/im'>《安妮日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最终背叛安妮和她的家人的是他们的荷兰邻居，而不是德国人。 到了20世纪末，1940年到1945年间的历史阶段成了被研究得最彻底的荷兰断代史。荷兰人曾经协助德国人辨认、逮捕、驱逐和处死他们的犹太裔同胞，这个事实早在60年代就众所周知，但一直过了很久，其影响才得以全面呈现：直到1995年，荷兰女王贝特蕾丝在访问以色列途中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荷兰犹太人身上的惨剧，荷兰女王也成了荷兰首位有此表示的国家元首。在90年代中期，全副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曾面对塞尔维亚民兵在斯雷布列尼察围捕和屠杀7 000名穆斯林民众时无动于衷，任由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到了那个时刻，荷兰人才彻底被历史教训触及痛处。荷兰人终于展开了一场姗姗来迟的全国性辩论，讨论荷兰为了一贯的秩序、合作和顺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荷兰人可以像比利时人、挪威人、意大利人（1943年9月之后），以及大部分被侵略的东欧国家的人们那样为自己辩解，说尽管个别官僚、警察之类的人与占领军的合作那么可耻，但主导力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德国人。但事实并非如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在某些地方，这种说法只有一半属于事实，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或者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的匈牙利这样的地方，当地的绥靖政府为了牟取私利而从事非法勾当。但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除了一个特例之外，均没有深得人心的地方政权或者合法的国家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没有当地人的协助，德国人是无法像在挪威、比利时或荷兰等占领区那样肆意妄为的（在丹麦，民众没有助纣为虐，犹太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但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发布命令的都是德国人。 当然，法国是特例。维希政权与纳粹狼狈为奸，并在纳粹计划尤其是“最终方案”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构成了法国备受折磨但却从未完整的战争回忆，也正是这段回忆，让战后欧洲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问题上做出的所有让步和努力为之失色。这并非是因为法国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是因为法国的作用最为重要。正如本书所述，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还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它的这一地位比第二帝国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成就不仅让法国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使它成为西欧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正是法国，或者说法国的政治家、法国的体制和利益，促使欧洲依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在法国能够直面历史之前，新的欧洲将会一直被笼罩在谎言的阴影之下。 “维希”问题解释起来并不困难。贝当元帅的政权于1940年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推上了执政舞台，它因此成为唯一称得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前民主制度连贯性（尽管有多么虚假）的战时政权。至少在1942年底之前，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把维希政权和它的政治机构看作是法国合法的权力机构。对于德国人来说，要管理像法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成立一个花费不菲的战时占领机构，维希政权的存在则是方便至极，这样他们就再也无需为此操心，同时还能从这样的政权手中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例如默认战败、“战争赔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等，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维希政权所做的，不仅仅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适应战败这个事实，省了德国人管理法国的麻烦。在贝当和他的总理皮埃尔·拉法尔的授意下，法国在没有任何德国压力的情况下率先展开了与纳粹合作的计划，也就是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通过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案”。法国当局还做出自行围捕法国犹太人（首当其冲的是许多生于国外的犹太人）的决定，以此满足纳粹业已开始的“最终方案”所要求的数额。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政府充分显示了行政上的独立自主，以至于大部分被逐的法国犹太人在到达奥斯威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外国士兵的影子，直到他们到达德朗塞的铁路调车场（法国北部）后，才由德国人接管。直到移交之前，整件事都是法国人在操控着。 在法国解放后，贝当和他的同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但却极少有人提起贝当政府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战后的法国政府则更是缄口不提。法国人不只是成功地把“维希政府”挤到民族历史的角落里，将它封存起来，而且根本就没有把维希政府和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维希政权背叛了法国。卖国贼犯了叛国和战争罪行。但“反人类罪”这个字眼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判决词上。它只与德国人有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英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发现，60年代针对维希时期的法国学术文献——尽管没有多大价值——对“犹太人”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维希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贝当政权到底属于“法西斯”还是“反动派”，以及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共和国历史的延续还是断裂。仍然有一批具有威望的历史学家认为贝当政权这个“盾牌”替法国挡住了“波兰化”的冲击，听上去就像是希特勒要把东方曾经历过的蹂躏施加在他征服的西方诸国上。不管是在史学研究中，还是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任何质疑法国所谓的全国性英勇抵抗运动的行为仍然无法获得支持。 在那些年里，法国当局对海外日渐转变的态度所做出的唯一让步发生于1964年12月，国民议会将“反人类罪”的范畴（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首次给予定性）写入法国法律，并宣布该类罪行不可宽恕。但这与“维希政权”同样无关。它只不过是对当时正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所做出的回应，意在为将来对在法国领土上直接参与纳粹种族灭绝阴谋的任何个人的审判提供方便。至于这离法国官方考虑重新审视法国的“集体责任”还有多遥远，则在1969年逐渐明朗——法国政府在那一年禁止法国电视台播放马塞尔·欧富尔斯拍摄的电影《痛苦和愤怒》。 欧富尔斯的电影是一部根据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采访对象访谈录拍成的纪录片，与战时被占领的法国中部城市克莱蒙费朗有关。影片以战争年代泛滥的受贿和日常的通敌活动为主题，与大屠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很少涉及维希政府。欧富尔斯的目的在于探究战后为了自身利益而虚构的英雄事迹背后的真相。但即便是这样的影片，对于戴高乐执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当局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不仅仅是当局这么认为。两年后，该影片最终解禁，但公映该片的是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而不是国家电视台。据悉，一位中年妇女走出电影院后做了以下评论：“可耻！但你能期待什么？欧富尔斯不就是犹太人吗？” 值得注意的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情况是，在更加忠实地研究法国战时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的是外国历史学家，其中两位分别是德国的埃伯哈德·杰克尔和美国的罗伯特·佩克斯通。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之间，首次利用来源于德国的资料揭示法国故意低估维希罪行的严重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学者都无法轻松对待的主题，因为即使已经解放了30年之久，整个法国的情感神经仍然非常敏感。即便是到了1976年，当获知一次纪念法国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的展览的细节之后，“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其做出某些改变，因为名单上列出的名字“无法得到法国人适当的共鸣”。 在那些年里，类似的事情在法国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源于受伤的自尊，而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近至1939年，法国还一直是主要的世界强国。但在短短的30年里，它却遭受了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备受凌辱的侵略，两次尴尬的殖民地撤退，以及一次近乎政变的政权更替。这个“伟大的国家”自1914年以来就累积了如此之多的损失和羞辱，以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弥补国家荣誉的意识，不光彩的甚至更加糟糕的历史篇章最好能埋进记忆的深坑里。毕竟，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国人所要迫切忘却的一部分历史而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谈论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更不用说，法军在那里的施虐了。与维希政权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戴高乐的离职对这种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新一代的法国人对国家荣誉少有兴趣，对法国近代史也没有情感投入。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法国人对大屠杀的了解有所增加，对大屠杀也变得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戴高乐——这位法国总统在1967年11月27日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引发了人们的义愤：由于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胜利，法国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将犹太人称作“一个自信而又傲慢的民族”。1985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了名为《浩劫》的纪录片，尽管几乎只涉及犹太人在东方的灭绝经历，但或许正是因此，它对法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战时统治者对在该国领土上受到驱逐的犹太人的命运应该担负绝大部分责任。尽管法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外国同行的启发下，也在试图证实这一点，但官方的态度却从未转变过。从乔治·蓬皮杜（自1969年至1974年间任总统）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为1974年至1981年），再到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为1981年至1995年），官方的态度一直保持一致：不管维希政权做过什么，或者在其统治下发生过什么，是维希政权自己的事情。维希政权的问题存在于法国，但可能只是某些法国人的行为所致。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史上一段独裁专制的插曲。换言之，维希不属于“法国”，因此法国公众的良心是清白的。 密特朗总统（生于1916年）是最后一位在成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有特别的原因保持这种虚伪的个性。作为一名前维希政府公务员，密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掩饰自己履历中的不足和隐晦之处，并且将那些隐晦之处设想为人皆有之的生活经历，从而取得后来的政治成就的。他在公共场合竭力避开任何与维希政权相关的话题。当他开始愿意对大屠杀发表一些笼统的看法时，不管是在1982年的耶路撒冷，还是在国内纪念1942年被围捕的12 884名巴黎犹太人50周年纪念会上，他从未发表过认为法国在某件事上有过罪孽的看法。 这个禁忌是由密特朗本人实施并身体力行地遵守的，而且毫无疑问，也将被他带入坟墓。这一禁忌最终被一系列的审判打破（这类事情的结果往往如此）。在1994年，藏匿了将近50年之久的保尔·杜维埃被抓捕归案，并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作为维希政府秘密警察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他于1944年6月在里昂附近杀害了7名犹太人。杜维埃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只不过是维希政权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一名与克劳斯·巴尔比（1987年被捕并被审判的里昂盖世太保头目）狼狈为奸的通敌者而已。但杜维埃的受审，加上浮出水面的证据，证明了维希政府与盖世太保的合作关系及其在驱逐、屠杀犹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审判，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对雷内·布斯凯（维希政府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的起诉。布斯凯曾于1942年亲自与德国当局协商递交犹太人事宜，他的受审本来为法国提供了一次直面维希政权真相的机遇，并且不仅仅是维希政权。布斯凯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法国安然无恙地生活了数十年，其原因在于得到了包括戴高乐本人在内的高官的庇护。但就在他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却在1993年被一个“疯子”颇为“及时”地刺杀了。 随着杜埃尔的定罪和布斯凯的消失，法国的司法部门终于鼓起勇气去指控、逮捕和审判另外一名重要人物——莫里斯·帕彭。此人曾经是戴高乐手下的一名政府部长，也是巴黎的警察局长，在战时曾被任命为波尔多行政区的秘书长。这纯粹是个官僚岗位，帕彭在贝当政府任职时期的节制，使得他战后顺利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且官运亨通。然而，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曾经授权逮捕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并在遣送犹太人到巴黎并驱逐出境一事上负有直接责任。这在现行的法国法律中被定性为“反人类罪”，帕彭正是因此在1997年被推上了被告席。 帕彭在审讯中令人惊诧地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和懊悔之情。对他的审判持续了6个月，并没有找出有关于他本人之外的新证据。当然，这个审判足足迟到了50年：来得太迟，以致无法惩罚虽罪行累累却已年至八旬的帕彭，无法为被他迫害致死的受难者报仇雪恨，无法拯救他的国家的名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拒绝以专业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他们坚持宣称自己的任务是重述和解释50年前法国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用来审判罪犯。虽然如此，这次审判还是起到了示范作用。它最终证明了从戴高乐到密特朗每一个人所精心划分的“维希”和“法国”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帕彭是一个法国人，他先后效力于维希政权和共和国政府：两届政府均对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但却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此外，帕彭并不是个例，他和他的个人档案确实并无显著之处。就像很多人那样，他所需要做的仅是签署对从未谋面因此也不会在乎的那些人的处决命令。帕彭案（还有布斯凯案）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在于，为何法国政府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揪出了就在他们中间的罪犯，还有就是，为何一直到了世纪之末才最终打破沉默。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讨得法国政界和国家媒体的欢喜。但是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个时代的终结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也许才是最贴切的。 只要密特朗还未下台，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公开谈论被侵略的历史耻辱的化身。当密特朗下台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他的继任者雅克·希拉克在法国解放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年仅11岁。希拉克上台不到数周时间，在第53个巴黎犹太人被围捕纪念日上，也就是密特朗一直保持慎言的同一个场合中，希拉克总统打破了50年的禁忌，首次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国家参与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10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3月15日，希拉克的政府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在新建于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开幕仪式上庄重宣布：“法国曾经是这个罪行中的帮凶。她将永远背负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到了20世纪末，大屠杀似乎已经成为西欧人身份和记忆问题的焦点。当然，仍有个别历史修正主义者和组织在寻找否认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证据（尽管他们更多是活跃在北美地区）。这些人仅仅是流离在极端主义的政治边缘，他们对种族屠杀在技术可能性上的否认，也恰好凸显了纳粹暴行的罪恶。然而，为了弥补过去，如今欧洲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损失所举办的认罪、教育和纪念活动随处可见，这确实带来了其他风险。 首先，反抗情绪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的。在民族负罪感的重压下，甚至连德国主流的政治家也会不时地发泄一下自己沮丧的情绪。早在1969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就曾在公众面前流露出这样的看法：“一个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民族，有权利不再去提‘奥斯威辛’。”政治家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在21世纪初，一种迅速扩散的渴望情绪，也许更能显示即将到来的文化转变：公众在关注犹太受害者多年之后，重提德国本身所受苦难的问题。 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马丁·瓦尔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同辈，一位在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今开始讨论另一个“还未触及的过去”：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问题，而是鲜为人知的德国近代史的另一面。他们质问道：为何多年之后我们还不能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焚烧的德国城市？在希特勒时代，起码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几年，德国人过着远非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可怕的生活。尽管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难道是因为我们更应该讨论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吗？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数十年之久，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序、一种习惯。联邦德国是全世界最爱公开表示热爱犹太人的国家，可.９9lｉｂ.我们（德国人）还要提心吊胆多久？关于“盟军罪行”的新书的销量巨大，它们讲述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对汉堡的焚烧，还有战时德国难民船只的沉没（君特·格拉斯2002年所著《蟹行》一书的主题）。 其次，欧洲官方近来在描述欧洲历史时突出了大屠杀的重要性，这可能带来另一种误读。真正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1939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并不像义愤填膺的后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许多欧洲人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犹太邻居的命运视而不见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沉浸于自己难以抑制的、难以承受的历史负罪感中，而是因为——除了少数高层纳粹分子以外的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是针对犹太人的战争。甚至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仅仅是一个更具野心的种族清洗和重置计划的一部分。 带着半个世纪之后的认识和情感来解读40年代，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它却将反犹思想推向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而改写了历史。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如何去解释欧洲那些年所发生过的一切呢？然而，这样也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轻松了。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大多数法国人民接受了维希政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迫害犹太人，而是因为它使他们抱有幻想：既能维持安稳、正常的生活，又能把损失降到最小。这个政权如何对待犹太人，只与它的冷漠本质有关，犹太人本身就无足轻重。在其他被占领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这种冷漠也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道德状况严峻的一种体现，也许今天的我们会为此感到震惊。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欧洲各国还有一些民众，他们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并尽了全力去唤醒他们麻木不仁的同胞。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忽视了这种冷漠的存在，认为大多数欧洲人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歼灭战”，一场灭绝式的战争）与犹太人所经历的并无两样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的记忆涂上另一层不真实的色彩。在今天看来，“奥斯维辛”是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件。可当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当时的东欧，情况也同样并非如此。东欧人直到1989年才扔掉了共产党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所做的解释的重负。对于他们而言，20世纪末的西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投入隐藏着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较之西欧世界，1945年后的东欧需要记住和忘却的要多很多。犹太人更多集中在欧洲的东半部，因此遭到屠杀的也更多。大多数的屠杀行径发生于这一地区，同样参与其中的当地人也更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战后的东欧政府也更着力于消除公众对“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于东欧的战争暴行和由此带来的恐怖并不是遭到了忽视，恰恰相反，它们在官方的宣传中被反复提起，也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只不过问题在于这部分历史对犹太人只字不提。 在民主德国，为纳粹主义负责的重担完全推给了希特勒的联邦德国继任者们，他们向苏联而不是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在民主德国的教科书中，希特勒被塑造成了资本巨鳄的工具，为了追求巨额的商业利润而发动战争，占领别国领土。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50年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纪念的不是德国的受害者，而是1 100万名“为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而牺牲的战士”。在民主德国领土上曾经有过的集中营——著名的有布痕瓦尔德和萨克逊豪森——曾一度被改作政治犯的“特别隔离室”。多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已经被改造成了纪念馆，它的导游手册使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对失利战争的报复，对所有抵抗者的残忍迫害”等字眼来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同样一本手册里，在奥斯威辛那个决定生死的分岔口的照片下引用了德国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为了消灭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资产阶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这样的文字直到民主德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才被删去。 这样的例子在共产主义的欧洲可以说随处可见。在波兰，想要否认或者掩盖位于特列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的灭绝营里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集中营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断逼近的苏联红军迫使德军在逃之夭夭之前，煞费力气地清除了残存的痕迹。而保留有集中营遗迹的地方，如距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几公里远的奥斯威辛，则被回顾历史的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奥斯威辛，估计有150万人惨遭杀害，其中93%是犹太人，但战后共产党建立的纪念馆却只按照国籍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字，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等等。波兰的中小学生排队浏览那些令人震惊的图片，参观过陈列着的一堆堆鞋子、头发和眼镜，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大多数是犹太人的遗物。 的确，人们曾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原址上，缅怀过那里发生过的生生死死。然而，发生于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起义，却被一年后的波兰人的华沙起义挤到波兰人的记忆之外。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波兰，没人会否认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波兰落在苏联的控制中，加之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欢迎甚至协助过共产党接管波兰，这两种原因使得波兰人对德国占领时的记忆变得模糊。无论如何，波兰人自己蒙受的战争苦难冲淡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抵触，而这个“苦难比较”问题将会在数十年内毒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种并列比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时宜的。300万波兰人（非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虽然低于乌克兰部分地区或犹太人的死亡率，但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可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又的确有所不同。对于波兰人来说，要在德国的占领之下生存下来是艰难的，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你在德国的统治下可能幸免于难，但在原则上你是必死无疑的。 人们庄重地悼念了那些曾生活在纳粹傀儡政权下的受害者，却极少注意到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被标明了国籍（“匈牙利”），尤其是社会身份（“工人”），可他们身上的种族以及宗教信仰特征却被有意回避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参见本书卷一第6章），人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贴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标签，以此教育后人，但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设法涂掉了刻在布拉格犹太人会馆墙上的“大屠杀”中犹太人遇难者的姓名。 在改写这一地区的当代史时，战后的共产党政府当然不会忘记利用人们深远持久的反犹情绪，这也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要竭力掩盖相关证据的原因之一（70年代波兰国内禁止提及任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反犹思想言论）。如果说相比之下东欧人对犹太人的困境不够关注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冷漠无情，或者只顾自己的生存，而是因为苦难和不公足以让他们生活在新的怨恨和记忆中。 在1945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驱逐、囚禁、虚假公审和“正常化运动”，让苏维埃集团里的每个人要么自身受到了损失，要么就是导致他人受损。曾经从受害的犹太人和被逐的德国人那里没收过的公寓、店铺和其他财产，往往几年后又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再次没收，使得1989年后解决历史赔偿的问题遥遥无期。那些在共产党掌权时期受损的人应该得到补偿吗？如果补偿，那么谁有权获得这些补偿？是那些战后（1945年）才得到财产但仅仅几年后再次失去的人？还是那些在1938年到1945年间被夺去了生意和住所的人的继承人？以哪个时间为准？1938年？1939年？还是1941年？每一个日期不仅牵涉在政治上敏感的、对国家合法性和种族合法性的定义问题，还牵涉道德上孰优孰劣的问题。 同时，共产主义本身有着特有的内部历史问题。那些请求苏联坦克阻挠1956年匈牙利改革的人，或者要为镇压1968年“布拉格之春”负责的人，是否应该为这些罪行受到指控？许多身受1989年剧变之苦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一些前共产党领导人也在受害者之列。那么，哪些人值得后人的关注呢？是默默无闻的斯洛文尼亚人，还是被收缴了土地的匈牙利农民？或是那些曾经驱逐过他们却在几年后也成了受害者的共产党干部？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更为重要？谁说了算呢？ 共产党的垮台随之引发了种种苦涩的回忆。关于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争论只是整个事情的一方面（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改写历史来摆脱共产主义的历史阴影。曾经公认的真理如今彻底失去了权威，似乎成了公开的谎言。可这种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风险。在1989年以前，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为“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认为“反法西斯主义”也是共产党的谎言的话，那么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来看待所有至今被指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重新成为主流。在东欧共产党倒台之后，就有不少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动议，表彰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或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地区的类似人物。他们直到最近还被痛斥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和纳粹的帮凶，如今却可以因战时的英雄主义而立碑了（罗马尼亚议会甚至为安东内斯库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也随着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辞一道消失了。如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红军和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新近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对其国家独立主权的单方面破坏。波兰人在1995年4月最终促使俄方承认卡廷森林里被杀的2.3万名波兰军官的确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国防军。此后，波兰人要求苏联档案向波兰调查官全面公开。直到2005年5月，波兰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无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记忆仍然还是人们心头的一道伤疤。 然而，俄罗斯人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在苏联的卫星国看来，苏联版本的当代史显然是荒谬的，但许多俄罗斯人却认为它说出了不少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军民，从数目上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红军确实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救了东欧一大片地区，而希特勒的落败也的确让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在1998年后，许多俄罗斯人震惊地发现，昔日的兄弟国家显然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逃脱出德国的魔掌，完全是因为苏联红军做出的牺牲。 但除了这几点以外，俄罗斯人的记忆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产生了两个民间组织，各自宣扬彼此截然对立的针对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理论。刊物《纪念》于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创办，目的是为了获取苏联历史的真相并将之公之于众。它的成员注重于人权侵害，坚持承认历史、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两年创立的《回忆》同样致力于重现历史、尊重历史。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回忆》的创立者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种完善后的俄罗斯历史：删去其中的苏联“谎言”，但同时不受与俄罗斯传统不符的思想，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短短几年之内，《回忆》就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阵地，它以俄罗斯被忽视和“被诋毁”的历史为武器，抵御来自“世界主义者”的挑战和干涉。 大打“迫害史”这张政治牌，成了维系前苏联核心国及其成员国的最后纽带，即便它们各自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对低估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损失的国际社会，他们都感到愤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千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战后沦为新政权的受害者，承受了无休止的压迫，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 然而，想要对共产主义的过去历史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亦即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解读为一以贯之的独裁史和罪行史，是对外来者或集权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完全记录，这样做也有其他的风险。首先，这样的历史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完全抹杀了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里人们发自内心的参与热情和投入的积极性。其次，新东正教对当代政治也有所影响。如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国家的东欧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他们过去历史的阴暗面里；如果东欧的历史从1939年以来（对于俄国说来，则是从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话，那么这一整个时期就成了其民族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同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的维希政权相差无几，但持续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也更加可怕。最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关于1942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纪录片，原因是剧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片断。 随着“后共产主义”东欧修改记忆的风潮的兴起，对比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实上，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支持这类比较了。而在西欧，这种并置比较的做法还存有争议。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直接比较并不是争议所在，因为很少有人质疑这两位独裁者乖戾专横的本性。然而，将斯大林前后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归为一类的建议，将给西方自身的历史带来不安的因素，并且不仅是对德国而言。对于许多西欧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命运前进过程中失败的衍生物。但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20世纪威权主义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区的成功应用，也应当如此为人们所铭记。欧洲各国也许能统一起来，然而欧洲人们的记忆深处却仍有隔阂。 让欧洲头疼的历史记忆问题，西方的解决办法一直是牢记它们，更确切地说，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从斯德哥尔摩到布鲁塞尔，西欧冒出了各种为纳粹主义压迫下的受难者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和展览馆。正如我们所见，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遗址修补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还有一些致力于公开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开放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它结合了两个现有的场馆——“无名犹太烈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还同时拥有一面石墙，上面刻有7.6万名从法国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做法，同时也吸取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耶路撒冷“雅德法西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但规模要小得多。的确，绝大多数此类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来纪念“大屠杀”的，而于2005年10月10日在柏林开放的那座纪念馆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批新近开放的纪念馆所承载的信息的清晰度，与前一代那些纪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紧邻勃兰登堡门，占地1.9万平方米，非常壮观。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为所有在欧洲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馆”，其用词远非泛指普通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奥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轻人现在可以选择为国家赞助的“纪念服务”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在其中主要的几座大屠杀馆内实习或担任导游，以此代替兵役（“纪念服务”，设立于1991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已经拥有充足的机会来正视他们可怕的过去。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时提醒他的听众时说的那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些记忆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然而在其他地方，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在波兰，新建立的“民族纪念研究院”想方设法鼓励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然而波兰政府对曾经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公开道歉，激起了波兰民众的强烈反对。更令人遗憾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英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列赫·瓦文萨对2000年出版的《邻居们》一书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这种反对情绪的集中代表。《邻居们》是美国历史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波兰邻居屠杀的情况做出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瓦文萨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抱怨道：“格罗斯”这个人显然是要在波兰人和犹太人间散播不和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想凭这本书赚钱的犹太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将犹太人的受迫害历史融入当代历史记忆中的难度，在匈牙利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2001年，维克多·奥尔班政府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一年的4月16日举行纪念活动（同时也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达佩斯建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周年纪念日）。3年后，奥尔班的继任者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揭幕。这座纪念馆位于布达佩斯市，原先用于拘禁犹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座大屠杀纪念中心门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游人在参观展厅或翻看资料，而且以外国人居多。与此同时，大批的匈牙利人涌向了城市另一边的“恐怖博物馆”。 “恐怖博物馆”（“恐怖之屋”），顾名思义，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着从1944年到1989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博物馆中的时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对成千上万的参观学童和其他参观者而言，“恐怖博物馆”所呈现的匈牙利历史，对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间掌权的弗朗茨·萨拉西的“箭十字党”暴徒政权和战后成立的政权之间并不做任何区别。而且，展示“箭十字党”党徒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残害6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行的展厅只有3个。而这栋巨大建筑的多数空间全被用于分门别类地、带有根本偏见而详尽地展示战后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种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无特别隐晦之处。但除此之外，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陈列内容显然表明了博物馆馆长们的观点：战后政权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纳粹政权。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匈牙利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在匈牙利后来的立法里，这种信息表达得更加明显。其法律禁止在公开场合出现任何与匈牙利不民主的历史有关的标志：不仅包括纳粹十字标志和“箭十字”标志，还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另一些标志。匈牙利并没有对这两个标志所代表的不同政权做出区分，而用匈牙利总理欧邦在2002年1月24日为布达佩斯恐怖博物馆揭幕时的话来说，匈牙利仅仅是“关上了令人厌恶的20世纪的门”。 但那一扇门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如同中欧和东欧的其余国家，匈牙利仍然为欠下的前债所困扰。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责任、承认对其造成伤害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却在质询自身责任的时候明显迟缓起来。自从赢得独立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没有起诉过它们国内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战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及反共产主义抵抗力量纪念馆”于1997年在锡盖特成立（部分资助来自“欧洲议会”）。尽管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承认其国家参与了“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是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铁卫团积极分子，其他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分子列在纪念名单之列。他们摇身一变，反成了遭到共产主义迫害的烈士。 东欧的评论家们可以举出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难者崇拜”的思想，来支持他们所坚持的主张。他们评论道，我们正从胜利者的历史走向受难者的历史。那么好，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讨论下去，其逻辑就是：即便纳粹主义和另一些主义出于截然不同的意图——即便根据雷蒙·阿隆的理论，“一种丑恶的哲学，和一种可以给出丑恶解读的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对它们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安慰微乎其微。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以此推理，对于那些遭受惩罚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劳改营同纳粹的集中营都是一样的。 与此相似，现代国际法学和政治措辞中对“权利”（以及对践踏人权做出赔偿）的强调，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没能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根据。一些德国保守党人从国际社会对“种族清洗”的谴责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国团体的索赔事宜——这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所受的苦难就显得那么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对波兰人所做的，还是最近米洛舍维奇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所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到了21世纪初，社会名流圈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纪念馆，即一所“反驱逐纪念中心”，用来纪念所有的遭受种族清洗的受难者。 新近这种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异，因此在纪念它们时应该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激起了来自最后一位仍然健在的华沙犹太人起义领导者——马瑞克·埃德尔曼的猛烈反驳。2003年，当他在反对建立那个纪念中心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好一个纪念！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吗？就因为他们没有了房子？背井离乡当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犹太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房子，而且还有所有的亲人。遭受驱逐是苦难的一种，可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埃德尔曼的反应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过度沉浸于纪念仪式，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这样做会带来种种风险。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记忆和经历从理论上讲是无穷尽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来铭记过去，把回忆的责任留给了他人，这也是一种遏制过去甚至是遗忘过去的方式。只要在我们身边仍有人因为亲身感受而确切地记得过去，这也许并不成问题。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81岁的豪尔赫·塞布伦在提醒那些幸存者时所说的那样，“对过去的积极的回忆正在逐渐关闭”。 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可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波兰人——对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记忆，他们仍旧理不出头绪。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自从它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的20年里，西班牙对国内战争的惨痛记忆一直讳莫如深。对于那场战争及其后果的公众讨论，直到现在才得以展开。而德国唯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对罪恶的铭记——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是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纪念方式都会显得单薄无力。这种罪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在回忆时都很难冷静地想象那段历史，这也使得对它的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否认都成了可能。由于不可能被真实地记录，这种罪行注定要以不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种挑战面前，回忆本身也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过去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 译者目录 卷四 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索引） 王晨 （重99ｌib?版校订） 冯智强、陈敬岩 （第1章） 薛初晴 （第2章） 张小丽 （第3章） 张忠魁 （第4章） 庄彩云 （第5章）藏书网 宋柯 （跋） 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 91cd." >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9９ｌiｂ?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 5e76."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href='9833/im'>《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href='9832/im'>《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99lｉｂ.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