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战后欧洲史3·大衰退（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plate.pic/plate_352075_1.jpg" />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1971年 杀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必要的。 ——格里·亚当斯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 这是铅一般沉重的时刻——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 ——艾米莉·狄金森 朋克可能是为文化理论家们发明的——事实的确部分如此。 ——罗伯特·休伊森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喧嚣平静下来以前，造就这份喧嚣的独特环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有史以来最昌盛的10年的最后3年里，战后的经济繁荣热潮结束了。西欧的“辉煌三十年”被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所替代，同时还伴随着大范围的工人失业和社会不满。60年代的大部分激进分子如同他们的追随者一样，放弃了“革命”，转而为自己的工作前景担忧。一些人选择用暴力对抗的方式；它们造成的损害和由这些行为导致的政府应对措施，引发了一些恐慌言论，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失控”。这种恐慌感被证明是夸大了的：西欧各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显示出了超出旁观者想象的应变力。但是，不可能再回到“一战”后最初几十年的乐观或幻想中了。 当两种外部打击使西欧经济几近停滞时，经济滑坡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美国废除固定汇率制度。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比价标准的美元，从此以后将随着其他货币的汇率浮动。而促成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背上的沉重军事负担，以及不断增长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赤字。与美元挂钩的是金本位制，华盛顿政府越来越担心国外的美元持有者（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消耗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 美元自由浮动的决策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理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昂贵的拉锯战，并为此付出了举借外债的代价，已经不可能期望继续维持固定而又不断被高估的汇率。但是，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一枚炸弹。如果美元的汇率出现浮动，必将导致欧洲货币的汇率浮动，那么战后精心构建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问题。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希望它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网络，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之后几个月的混乱，两次接踵而来的美元贬值，以及1972年英国的英镑“浮动”（推迟带来了英国银本位制度这个古老而又不堪重负的角色的结束藏书网），1973年3月，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浮动汇率制。显而易见，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会是通货膨胀。由于1971年8月美国采取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欧洲政府不得不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允许放宽信贷、放任国内物价上涨和国内货币贬值，以遏制必定出现的经济滑坡。 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受控制的“符合凯恩斯理论的”通货膨胀会是成功的——除了在联邦德国，因为自古以来德国人对物价上涨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与排斥。但是美国退出固定汇率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刺激了货币投机，而国际浮动汇率协定对此是无力限制的，这又破坏了各国政府为操纵本国利率和维持本国货币价值所做的努力。货币贬值了。随着货币的贬值，进口货物的成本相应增加：1971-1973年，世界非燃料商品价格上涨了70%，食品价格上涨了100%。就是在这种已经很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经济遭遇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历上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进攻，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家在24小时内宣布削减石油开采量；因不满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10天后又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同时将石油价格提高70%。第四次中东战争于10月25日以埃及和叙利亚的停火而告终，但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不满并没有随之消除。12月23日，阿拉伯产油国联合起来再次提高油价，使其上升到1973年初的两倍多。 为了了解这些变故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回顾一下石油价格的变化尤其重要。与其他几乎所有现代工业经济依靠的初级商品不同，石油价格在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当中几乎保持不变。一桶沙特阿拉伯的轻原油在1955年的价格是1.93美元，到1971年1月上涨到2.18美元。去除那些年的货币通货膨胀因素，油价实际上是下降的。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并不希望其成员国将石油储备当作政治武器。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了依赖这一充足而又廉价的石油产品——它同时又是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石油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不断稳步增加。1950年，西欧能源消耗总量中的83%是固体燃料（绝大部分是煤和焦炭），只有8.5%是石油。到1970年，使用固体燃料和石油的比例分别是29%和60%。1973年，意大利能源需求的75%依赖进口石油；而葡萄牙则达到80%。英国曾因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而一度自给自足，但它的石油开采也只是于1971年才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欧出现了消费热潮，上百万辆新的汽车开上马路，它们的动力供应既不能依靠煤，也不能依靠电，尽管那时——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可以使用核能发电，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大陆对廉价石油的需求和依赖。 至此，进口燃料的价格是以美元的固定汇率来定价的。因此，变化浮动的汇率和石油价格上涨变成空前的不稳定因素。在此之前的20年时间里，物价和工资的上涨是稳定而温和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仍然可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非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1961-1969年稳定在3.1%，1969-1973年是6.4%，1973-1979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11.9%。这只是整体数据，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稍有不同：1973-1979年，联邦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4.7%，而瑞典是联邦德国的两倍。法国在那些年当中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0.7%，意大利是16.1%，而西班牙则超过了18%。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5.6%，但是在最糟糕的年份（1975年）却超过了24%。 此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但是这对于经历过50年代和60年代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人民来说，的确是新的体验——对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伴随着1979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伊朗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造成了石油市场的恐慌，石油价格从1979年12月到1980年5月上涨了1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使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而痛苦的生活。在过去，通货膨胀与增长相关联，通常是由于增长过快。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通货紧缩：由于过于刚性的货币以及政府和人民长期的消费能力不够，导致物价和工资水平下降。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人们在传统的模式中似乎找不到解释现实的答案。 相反，西欧国家开始经历所谓的“滞胀”：在出现经济滑坡的同时，工资和物价出现膨胀。现在来回顾这种情况，不会像当时那样令人惊奇。到1970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生产行业的移民潮已经结束；不再能吸收到“闲散人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100%就业仍然是欧洲主要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标准。到1971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3.6%，法国的失业率只有2.6%。但是，这意味着有组织的、习惯于以优势地位和雇主们讨价还价的工人们现在面对的是雇主们的利润率开始缩水。 自从1971年以来，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工人代表们要求提高工资并获得其他经济方面的补偿。即便在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实际的工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利润不断下降，不再有新的投资。战后经济复苏激发的投资热情一点点被通货膨胀或者失业所吞噬。由于中东危机，欧洲的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并存。 对比过去的经济繁荣，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更显得糟糕。参照历史标准进行比较，该时期西欧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不是特别低，处于英国的1.5%和挪威的4.9%之间，实际上比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13-195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1.3%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差别却很明显：从1950-1970年，法国的年均增长率是5%，联邦德国将近6%，即使是英国也维持了超过3%的年均增长率。与其说不正常的是70年代，不如说是50和60年代。 然而，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着针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出口竞争压力不断加剧、进口商品（不仅仅是石油）的价格不断提高，更是雪上加霜。失业率开始稳步而无情地上升。到7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占全部劳动力的7%，意大利为8%，英国为9%。比利时、丹麦等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失业率比30年代的联邦德国相似，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问题更严重。 经济衰退的一个即时后果就是对各种“外国”工人的冷遇。虽然对制成品的需求锐减，但是官方公布的联邦德国失业率（在1970年接近为0）却没有达到8%，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失业的工人并不是德国人，因此不被官方统计在内。例如，当奥迪公司和宝马公司在1974年和1975年大裁员时，首先被解雇的便是“外来工人”。失业的宝马公司员工中有4/5都不是德国公民。1975年，联邦政府永久性关闭在北非、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征募劳工办事处。联邦委员会在1977年的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条款第1条”中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联邦议会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做回国准备”。 很多外来工人，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确回到了自己的国家。1975年，29万名移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德国，去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同年，20万西班牙人回国找工作；而意大利的移入国内者人数首次超过移居外国者人数，很快在希腊和葡萄牙也出现这种情况。70年代中期，将近30多万移居外国的南斯拉夫人不得不回到巴尔干半岛，但是那里的就业状况并不比在德国或者法国乐观。北欧的就业危机转嫁到了地中海地区。同时，法国严格限制阿尔及利亚以及它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人民入境，英国也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排斥南亚次大陆的有移民倾向的人。 结构性失业、上涨的石油进口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下降的出口，导致了席卷西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危机。即便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和出口业领头羊的联邦德国，也没能幸免。在1973年一年之内，它的贸易支付由94.8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变成了6.9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英国国家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到1976年12月，开始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以至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９ｌｉｂ?IMF）出面为其做担保。其他国家也好不了多少。1974年，法国的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而且此种状况持续了近10年。意大利和英国一样，不得不在1977年4月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对于英国实行的一些不受欢迎的国内政策，它的领导人将其归咎于“国际力量”。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同通货膨胀本身，预算不足和支付赤字并不是生来有害的。在30年代，它代表了“通过自身的消费”摆脱经济不景气的一种似非而是的办法。但是在70年代，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已经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压得不堪重负。正如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沮丧地对他的同僚们所说：“我们曾经认为自己可以摆脱经济萧条的困境……我坦率地告诉你，现在这种可能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能指望通过放宽贸易政策来解救自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做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最近一轮的“肯尼迪回合贸易谈判”已经将工业税率调到了历史低点。如果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将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重新引入竞争保护的压力。 20世纪70年代的决策者们面临的选择具有更加复杂的因素。环境和时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政府的软弱改良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西欧进行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几年前曾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浓烟工业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如果钢铁工人、矿工、汽车制造工人和纺织厂工人都开始失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期性的地方经济低迷，也不仅仅是石油危机的附带后果。古老的西欧制造业经济正在消失。 尽管多年来决策者们一直试图忽视这些迹象，证据是无可争议的。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采煤业达到最高产量以后，煤矿工人的人数一直稳定下降：在比利时南部桑布尔-默兹山谷矿区，1955年的煤炭开采量为2 050万吨，1968年下降到只有600万吨，而10年之后的开采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1955-1985年间，比利时有10万名矿工失业；与采矿业相关的各种相关贸易也相应受到影响。英国的采矿业损失更大，经历的时间也更长。在1947年，英国自称拥有958个煤矿；然而45年之后只剩下50个了。采矿业工人的人数从71.8万下降到4.3万，其中大部分都流失在1975-1985年这10年期间。 作为欧洲工业另一个主要行业的钢铁行业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因为钢铁不像煤炭那么容易被其他产品替代，所以对它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工业生产的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钢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而生产成本较高的欧洲钢铁产品市场受到的冲击较大。从1974-1986年，英国有16.6万名钢铁工人失业（尽管在1986年，英国的主要钢铁生产商——英国钢铁公司取得了近10年来的首次盈利）。造船业、汽车业和纺织业都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影响。在英国最大的纺织品和化工联合企业考陶尔兹公司在1977-1983年间裁员50%。 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几乎所有传统行业的失业率骤增。在1973年之前，煤炭、钢铁等行业开始进行改革；之后扩展到化工、纺织、造纸和消费品行业。欧洲所有国家都元气大伤：1973-1981年间，在小工程公司和汽车制造企业集聚的英国西部内陆，有1/4的工人失业。在法国西北部的洛林工业区，有28%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同年，联邦德国纽伦堡的产业工人失业率更高达42%。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自从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转换为自动化生产后，3年之内工作岗位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总共是16.5万个）。20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产业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40%，但是25年之后，这个比例下降到1/7。 在过去，规模如此庞大、速度如此之快的经济转变必将导致极大的社会创伤以及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好在有政府的福利政策——也许还包括当时人民政治热情的低迷——没有太多的示威抗议，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民怨，但这并非说它们是不存在的。1969-1975年间，西欧的产业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静坐、罢工和向政府请愿等活动，活动遍及西班牙（1973-1975年，西班牙产业工人的罢工达到150万个工作日）和英国，英国煤矿工人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举行了两次大罢工，迫使紧张的保守党政府推迟几年关闭主要煤矿，甚至同意给所有工人都提高津贴。 采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许是当时最著名和最绝望的有组织的抗议者，但他们并不是最具有斗争精神的。传统行业的工人人数不断下降，抗议力量由工会运动转向服务行业联盟组织的运动，而且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意大利，随着共产党领导的传统行业的成员不断减少，教师和公务员组织的规模和战斗力量不断增强。老的工会对工人失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绝大部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尽可能避免公开的冲突。好斗的协会组织，法国的“工人力量”，英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全国协会”、“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和“科技与管理人员协会”，斗志昂扬地继承了青年人和失业者的事业。 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对就业和工资保障的强烈要求，欧洲领导人最初参照了过去的经验。他们与英国和法国强势的工会代表们协商通货膨胀中工资的解决办法。在意大利，工资和物价与按照标定指数系统的相同比率挂钩，称之为工资指数等级系统，自1975年开始实施。不景气的行业——特别是钢铁行业——由国家接管，与战后首轮国有化的做法类似：在英国，通过1977年制订的“钢铁计划”，统一规定钢铁价格，取消了价格竞争，挽救了整个行业；在法国，洛林地区破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和国家的工业中心重新组合成为由政府给予保障的国有联合公司。在联邦德国，联邦政府也参考类似形式，鼓励私人企业合并而不是国家控股，同样达到了企业联盟的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鲁尔煤矿控股公司的产煤量占到鲁尔地区产煤总量的95%。 通过直接的工资补贴（支付一定金额给雇主，使其不解雇富余的工人）以保留工人的工作岗位，以及制定限制第三世界国家产品输入本国的保护措施，法国和英国的国内纺织行业得以存活了下来。在联邦德国，波恩政府采取措施，工人们实行半日工作制，减少了80%的工资成本。瑞典政府则直接资助虽不赢利但政治敏感性高的造船业。 各国对付经济萧条的对策各不相同。法国政府采取了微观经济干预措施，确定各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给予它们合同、资金和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英国财政部继续宏观经济调控的老传统，采取调整税收、利率和再补贴等方面的措施。令人惊奇的是政策方面的变化很少。德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意大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英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起初本能地听取了战后多数人的呼吁：尽可能消除失业，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失业人员转换工作岗位，为不景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提供现金补贴等。 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确信，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程度已经大于大规模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失业给人和政治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制度来缓解。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只有通过对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定一些国际协定，以代替美国政府抛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2年，欧共体原六国开始构筑“蛇形浮动汇率制”，规定缩小欧共体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只允许波动1.125%，总波幅为2.25%。这个波动幅度比欧共体以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少一半。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先加入“蛇形浮动汇率制”，但是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政府由于无力或者不愿顶住国内货币贬值的压力，都被迫宣布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让他们的货币自由浮动。法国也曾经两度加入和退出“蛇形浮动汇率制”。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状况。 1978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呼吁建立一种更严格的制度以取代“蛇形浮动汇率制”，这就是“欧洲货币体系”（EMS）。每一成员国的货币都以欧洲货币单位（ECU）定出一个固定汇率，共同对美元浮动。由于马克既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又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最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人们便常常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与马克汇率的波动，作为中央银行干预的标志。成员国要致力于控制国内经济以维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位置。这是德国首次在金融方面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德国马克至少在欧洲已经取代了美元。 有些国家没有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特别是英国，因为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正确地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将阻碍英国采取通货再膨胀政策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而加入的国家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作为“必须的解决办法”，欧洲货币体系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或者是欧盟委员会和几年之后的欧元的职能）：它可能迫使政府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政府可把这归罪于外国人制定的条款和规矩。事实上，这是新安排的真正长远意义所在。他们在及时消除通货膨胀问题上并不是很成功（尽管也做了一些），但是却成功地剥夺了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内政策上的主动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也许还不能完全看到。在过去，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硬钱”策略，坚守金本位制或者不愿意降低利率，那么它必须对它的选民们有所交代。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状况是，无论是英国政府、瑞典政府还是意大利政府，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失业问题，或者持续下降的工业生产值问题，或者通货膨胀导致的工资增长，它们都只能无望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例，或者事先协商好的欧洲内部汇率的威力，并逃避责任。此举在战术上的受益是明显的，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欧洲国家不能解决就业、高工资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其成员国必将觉得遭到背叛而变得非常愤怒。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政府领导人的本能反应是缓和蓝领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害最深，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有先例证明他们最有可能激发全社会范围的抗议。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反对者却不是他们。赋税沉重的中产阶级——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白领雇员、小商人和个体户——在重压和忧虑之下，迅速转化为对政府的反抗者。 毕竟，现代福利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中产阶级。当20世纪70年代的战后体系开始解体时，由于通货膨胀蔓延，由于以税收补贴衰退的工业，也由于因为预算和财政限制而减少甚至取消社会公共服务，他们觉得利益受到威胁，甚至感觉上当受骗。如同过去一样，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高税收而导致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感受最深刻。 中产阶级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难“管理”的。20世纪70年代广泛流传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的民主党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首先，20世纪60年代破除旧习的革新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原先看起来是令人好奇的，甚至是兴奋的、充满信心的日子，现在却越来越像不稳定和无政府状态的预兆。接踵而来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带来了更多的焦虑，然而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 的确，欧洲政府领导人表现出了对时局的失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大众担心的根源——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些政治家身上可以发现他们坚持自己的缺点带来的好处。70年代中期，时任倒霉的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哀叹着充斥在欧洲大陆的数以亿计的欧洲美元，“那些不愿露面的人不断地将自由资金像原子云一样积聚到欧洲市场，以规避国家政府的管制”。这正是他们的杰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罗德的政党正是因为对手——保守党成员——无力消除公众的不满，而在1974年成为执政党，但是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即被指责为无能。 在英国，甚至有些传言涉及民主机构应对现代危机的能力低下，涉及媒体对冷漠的局外人或非政治专家与“社团主义者”合并给政府带来利益的推测。在那些年里，英国一部分高级政治人物就像戴高乐（在1968年5月）一样，认为同警察和军队领导人会见是一条谨慎的措施，以确保一旦发生公众骚乱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在从来不怀疑议会制合法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低地国家，世界金融体系的混乱、战后经济明显的衰退以及传统选民的不满，都给战后容易自信的一代人带来困扰。 在这些模糊而活跃的疑虑和幻象背后，存在着非常真实而又在那时看来是一触即发的危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国内冲突并不多，公开的暴力事件也很少。在东欧、欧洲的殖民地地区、整个亚洲、非洲和南美地区，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斗争和谋杀不断升级，从朝鲜到刚果有上百万的士兵和平民被杀。美国本土也发生了三次政治暗杀和不止一次的暴力流血事件。但是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却平和安定。 欧洲警察也殴打或枪杀平民，但是通常只是针对外国人，所谓的深肤色的人。除了偶尔与共产党的示威者发生冲突，西欧的军队很少被政府召集起来镇压暴力反抗，即便是有暴力事件，也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为。按照两次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标准衡量，欧洲的城市是相当安全的，这一点经常被评论员用来强调和对比欧洲社会的井然有序和美国城市疯狂而冷漠的个人主义。至于60年代的学生暴动者，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欧洲的青年人可能会参与革命，但大部分是出于展示或炫耀自我。“巷战者”的实际危害性很小。 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途突然一片黑暗。如同东欧在前苏联入侵布拉格之后，在苏联政党领导人兄弟般友爱的拥抱下几乎窒息，西欧也逐步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挑战并不是来自传统的左翼。可以确定的是，苏联政府对这些年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优势非常高兴：水门事件和西贡“沦陷”决定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然而苏联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中东危机中没有受到损害。但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英译本问世而在1974年2月被强行驱逐出苏联，之后几年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以及所谓越南“船民”遭遇等，都导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破灭。 除了一些非常边缘化的例子，右翼复兴的可能性也不大。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社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选举的得票率从来不曾超过6.8%，它在任何场合都从不关心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一个合法政党。联邦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太注重外部形象，而与比利时、法国或者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一样，他们在选举方面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而言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的代表，他们在西欧都没有前途。国内和平的真正威胁来自其他方面。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社会面临两个严峻的考验。一个是病态的，源自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但是它以很现代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在北爱尔兰的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科西嘉岛等等，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转变成暴力反抗。这对欧洲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比利时佛兰德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意大利上阿迪杰（即以前的南蒂罗尔）的讲德语的“奥地利人”长期以来不满他们的被“征服”，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如胡写乱画、示威、袭击、投炸弹甚至损毁投票箱等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是，到1970年，南蒂罗尔问题通过建立双语自治区的方式解决了，除了最偏激的批评家，大家皆大欢喜；尽管佛兰德斯的“弗兰芒人民联盟”和“弗兰芒团”的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从法语区的瓦龙独立出来的最终目标，然而佛兰德斯的前景和影响深远的使比利时联邦化的立法，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要求：佛兰德斯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从被社会遗弃者的报复运动，转变为因讲荷兰语的纳税人不愿资助失业的瓦龙钢铁工人（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而导致的反抗。但是，巴斯克人和阿尔斯特天主教徒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乡村地区总是令元首佛朗哥特别忿怒：一方面是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与共和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巴斯克独树一帜，这与根深蒂固的国家集权意识和西班牙军队的自我约束观念背道而驰。在佛朗哥执政期间，一切具有巴斯克特色的东西都遭到压制：语言、习俗、政见等等。和他自己的极权本能相悖的是，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甚至赋予纳瓦拉（该地区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远不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强）权利、特权和独立的立法权，他的目的很简单，仅仅是为了向邻近的巴斯克证明他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佛朗哥的统治激发了现代巴斯克人的恐怖行动，尽管他们的发言人和拥护者总是声称这缘于他们更深的、破灭的独立梦想。埃塔（ETA，即“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成立于1958年12月，旨在领导武装斗争，争取巴斯克的独立。它从早期的地下组织发展起来——后来提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思想和理论——与国外类似的组织建立联络，那些组织为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培训、避难所以及出版物：德国的巴德迈因霍夫集团、爱尔兰共和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法国的秘密军队组织（OAS）等等都在其中。 埃塔以及它的支持者、成立于1978年的独立政党“埃里·巴塔苏纳党”的战略是直接的武装暴力行为：关于巴斯克归属西班牙的问题，它提出的条件高到令政府无法忍受。但是，像爱尔兰共和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埃塔也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用佛朗哥自己很喜欢的方式，天主教徒和恪守道德的埃塔激进分子袭击的目标不仅仅是西班牙警察（第一个受害者于1968年6月被杀）、温和的巴斯克警察和名人，还包括本地“西班牙式的”颓废的标志：电影院、酒吧、迪斯科舞厅、毒品贩子等等。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埃塔的活动遭到严厉的镇压，但是政府越是镇压，他们的活动越猖獗：20世纪70年代初，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末期，驻扎在巴斯克的西班牙武装警察达到全国警察总人数的1/4。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埃塔组织于1973年12月20日在马德里暗杀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仅仅9个月之后，他们又在首都实施炸弹袭击，导致12名平民死亡。1975年9月，在佛朗哥去世前不久，5名埃塔成员被处死，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转机。 埃塔组织和它的支持者希望获得完全的独立。按照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之后的宪法规定（参见本书卷三第3章），通过1979年全体公民投票决议，巴斯克地区得到的只是自治区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满足于地区自治及语言和文化自我表达的温和同情者的支持，愤怒的埃塔组织加紧了炸弹袭击和暗杀等恐怖行动。在1979-1980年，该组织杀害了181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34人被杀害。但是尽管这样，西班牙的民主政治根基还很脆弱，埃塔和它的政治同盟们也没能把他们的恐怖运动转变为政治优势：他们曾鼓动一小撮右翼军官以法律、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名义阻止1981年2月的议会会议，结果以惨败收场。 埃塔的影响力之所以有限，是因为除了其疯狂杀人造成了广泛而又非常恐怖的后果外，还因为大部分巴斯克人的身份。的确，很多“巴斯克人”并不是真正的巴斯克人。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经济改革，以及国内外大量移民的涌入所造成的巨大变化，是老一代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狂热的青年追随者们感受不到的。到80年代中期，在巴斯克地区，父辈是巴斯克人的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祖辈是巴斯克人的就更少。许多人把埃塔和埃里·巴塔苏纳党当作他们幸福生活的一个威胁。 由于埃塔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现实脱节，使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极端。借用乔治·桑塔亚那对“狂热”一词的定义来说就是：忘记了目标，再加倍努力。埃塔组织通过犯罪和敲诈勒索获得有限的资金，它的运作日益受到限制，只能在法国西南的巴斯克边境活动，偶尔去杀死一名政客或乡村警察，但是它毕竟生存了下来。然而，它在煽动巴斯克人支持政治独立的情感和威胁西班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埃塔最大的“成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恐怖活动促使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同意“反恐怖主义解放组织”非法进入法国，以铲除埃塔组织，在1983-1987年期间，26名埃塔组织成员被杀。冈萨雷斯的这一决定，多年之后才被公之于众（参见本书卷四第4章），给西班牙佛朗哥之后的早期民主立宪制投下了阴影；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算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有争议性的温和回应。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在方法和对外宣布的一些目标上与埃塔类似。正如埃塔寻求巴斯克地区摆脱政府统治从而脱离西班牙，爱尔兰共和军也寻求北爱尔兰地区不受政府统治从而独立于英国，并且统一北爱尔兰的6个省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但是，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既然独立的爱尔兰是早已存在的，分裂者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给支持者们提供一个实际的国家目标。在另一方面，北爱尔兰的社群不止一个，两者之间的差别由来已久。 像法属阿尔及利亚一样，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既是一个残留的殖民地，又是英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22年，当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爱尔兰地区，将它交还给爱尔兰人时，它有足够的理由把岛上的6个郡保留下来。这些郡的绝大多数新教徒对英国王室非常忠诚，不愿意接受爱尔兰共和国的统治，也不愿意融入一个由主教支配的半神权政治的共和国。不管他们在公共场合说些什么，新组成的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们并非总是不愿放弃巨大而且团结的新教徒社区。但是对于爱尔兰的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而言，对他们的放弃就意味着是一种背叛。在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下，他们继续要求统一整个爱尔兰岛——如果需要的话，会采取暴力的形式。 这种状况大致维持了40年。到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都柏林政府的官方姿态和联邦德国波恩政府的态度相似：愿意接受国家的重新统一，但同时希望统一的日子无限期地推迟。同时，继任的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选择尽可能对阿尔斯特的动荡局势视而不见，那儿占多数的新教徒通过不公正立宪、政治代言制、对雇主的宗派性施压，以及垄断例如公务员、法官，特别是警察等重要职位的渠道，控制了当地的天主教徒。 如果说英国本土的政治家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保守党依靠“统一党”人士（可追溯到19世纪主张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运动）来争取至关重要的议会席位。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让阿尔斯特成为英国领土完整的一部分。而工党与贝尔法斯特强大的造船业工会和联合行业工会组织一直关系密切，那里的新教徒长期以来享受着优厚待遇。 最新的观察资料显示：北爱尔兰派别林立，情况非常复杂。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在公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出生到死亡，贯穿在教育、居住、婚姻、就业和娱乐等。这种矛盾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和18世纪。在局外人看来，与此相关的争执和胜利也许具有荒谬的仪式性，然而这背后的历史都是真实的。但是，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尽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它的政治理论，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绝不是常规意义上的阶级区别。双方都有工人和牧师——在更小范围内还包括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业人员。 而且，很多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对立即摆脱都柏林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迫切的愿望。在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仍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北部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英国大部分地区要低，但还是要高出爱尔兰的平均水平。甚至对天主教徒来说，阿尔斯特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同时，新教徒坚定地与英国保持一致。这种情感并没有得到英国其他地区的回应，他们对北爱尔兰考虑甚少。20世纪60年代末，像英国其他地区一样，阿尔斯特的传统工业开始衰退，英国政府的决策者很清楚，广大新教徒蓝领工人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尽管这样，还远远不能认为几十年以来英国政府对阿尔斯特问题不予关注。 爱尔兰共和军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政治派别，它公开指责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因为它并没有彻底实现将爱尔兰变为一个特别的、激进和统一的国度的期望。然而，爱尔兰共和军观念模糊的、不合时宜的理论对年轻一代士兵毫无吸引力（包括在贝尔法斯特出生的17岁的格雷·亚当斯，他于1965年入伍），他们对行动的兴趣大过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且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秘密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大部分从德里和贝尔法斯特招募而来，加入到席卷北部的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潮流中，向位于斯托蒙特城堡的阿尔斯特政府要求迟迟未到的天主教徒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政府的不妥协和警察的暴力镇压。 接下来的30年里笼罩北爱尔兰——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英国——公众生活的“阴影”是德里的街头战争，它伴随着1969年7月传统的“学徒游行”，高调纪念281年前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的失败。面对不断升级的公开暴力和天主教领导人要求伦敦干预的呼吁，英国政府派出军队行使这6个郡的警察职能。派出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在英国本土招募的，他们没有严格的党派背景，因而不像当地警察那么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出现也凸现了新成立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核心愿望：作为在爱尔兰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整个爱尔兰岛的第一步，英国政府和它的部队必须撤离阿尔斯特。 英国军队没有撤离。他们该怎样离开也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建立社区间的相互信任、各省自主管理的各种尝试，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相互怀疑和对峙。天主教徒即使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极端武装分子，也早就怀疑阿尔斯特新教徒领导关于分享权力和公民平等的诺言。后者总是不愿意对占少数的天主教徒做出实质性让步，他们现在真正开始害怕这些不妥协的新教徒武装分子。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军队的介入，这个地区的公开内战将更加严重。 英国政府因此被拖下水。起初，伦敦政府对来自天主教的改革压力持同情态度，但是，1971年2月一名英国士兵被杀后，伦敦政府就出台了不经审判便可以拘禁的条令，形势迅速恶化。1972年1月是一个“血腥星期天”，英国伞兵在德里大街上向人群开枪，打死了13人。同年，在阿尔斯特，146名安全部队队员和321名平民被杀，将近5 000人受伤。由于新一代的殉道者和对手的固执，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组织的活动持续了30年，在此期间，阿尔斯特和英国大陆大量的士兵和平民被枪杀、被炸死或致残。试图暗杀英国首相的事件不止一次地发生。当时即使英国政府希望与阿尔斯特划清界限（许多大陆选民都希望这样），他们也做不到。1973年3月的公民投票以及后来的民意测验显示，占压倒性多数的阿尔斯特人民希望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系。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并没有使爱尔兰得到统一。它没能将英国人赶出阿尔斯特，也没有动摇英国的政权，尽管谋杀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的事件（特别是蒙巴顿勋爵，他是前印度总督，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教父）改变了公众对爱尔兰海两岸局势的看法。但是爱尔兰人的“麻烦”将英国人民的黑暗生活推进到更加水深火热的地步，给当时“失控的政府”的论调火上浇油，同时也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的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时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和开始觉醒的新教准军事部队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以确定合法解决方案，英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乐意让步，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有1 800人在战争中丧生，20%的阿尔斯特家庭有人在战争中受伤或者被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欧洲其他“病态、反常”就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它们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个自称“愤怒旅”的组织代表没有议会席位的失业者，于1971年在伦敦周围放置了炸弹。瑞士的汝拉地区讲法语的分裂主义者模仿爱尔兰共和军的战略，在1974年因抗议被强制合并到（讲德语的）伯尔尼州而发生暴动。在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地区的布里克斯顿，暴动的人群纷纷与警察发生冲突，争夺“闲人免进的”城市贫民窟的控制权。 如同我所指出的，这样的抗议和行动是政治上的病态：不管它们的形式有多么极端，它们的目标是相似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功利性的。他们尝试要获得些什么，而且根据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如果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停止行动。埃塔、爱尔兰共和军和他们的模仿者们是恐怖主义组织，但他们不是没有理性的。为了保住他们的目标，哪怕只是一部分，大部分组织都以在适当的时候与对手谈判而告终。但是，这种思维对再一次发起暴力的领导者来说没有半点儿影响。 在西欧的大部分地方，20世纪60年代无处不在的激进理论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但在比较特别的两个国家，可自圆其说的激进主义促成了一小部分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醉心于改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始“揭示”西方民主政治中强制性宽容的“真实面目”。他们推断，如果大力施压于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议会政府，那么它将被剥掉合法的掩护，露出真面目。面对压迫者的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将在阶级斗争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它迄今同自己的利益“异化”，成为对形势“错误认识”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给了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恐怖主义组织太多，同时也太少的理据。大部分青年男女投身到恐怖组织，不管他们多么熟悉暴力合法性的词汇，却很少有人做归纳和总结。他们是恐怖主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联邦德国，投入到给他们灌输对联邦共和国仇恨情绪的情感能量，比投入到19世纪激进主义滥用的修辞里的更深、更阴暗。摧毁父辈的安全和稳定体系，是更加广泛的怀疑论的极端表达。所以，“革命恐怖”在德国和意大利采用它最危险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 议会外政治和直接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早在1968年4月就在德国出现了，当时4名青年激进分子——包括安德里亚斯·巴德尔和古德龙·恩斯林——因涉嫌在法兰克福两个百货大楼纵火而被捕。两年后，巴德尔在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策划和领导的武装袭击的帮助下从监狱逃跑。迈因霍夫和巴德尔发表“城市游击队宣言”，宣布组建“红军旅”（缩写为RAF），他们的目标是用武力推翻联邦共和国。这个首字母缩写词RAF是特意选择的：正如英国的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纳粹分子，人们俗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也将用炸弹和子弹迫使英国政府投降。 在1970-1978年，红军旅及其分支机构采取或有意、或随机的恐怖行动策略，杀害士兵、警察和商人，抢银行，绑架主流政治家。在那些年里，在这类恐怖活动中，他们除了杀死28人、打伤93人，还绑架了162名人质，抢劫30多家银行——这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活动经费，另一方面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在成立初期，他们还将驻扎在德国的美国陆军基地作为目标，杀死、打伤一些美国士兵，尤以1972年春末为甚。 在恐怖活动最猖獗的1977年，红军旅绑架并杀死了戴姆勒-奔驰公司董事长、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刺杀了联邦德国联邦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尤尔根·蓬托。不过，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迈因霍夫于1972年被捕后，于1976年5月在斯图加特的监狱里自杀。尽管有传言说她是被政府处死的，但是很显然她是上吊身亡。1972年，巴德尔在法兰克福的一次交战中被抓，并被判终身监禁，他于1977年10月18日在狱中自杀。同一天，古德龙·恩斯林和另外一名恐怖分子也双双在狱中自杀。他们的地下组织一直维持到80年代，但是恐怖活动减少了很多：1981年8月，他们对驻扎在联邦德国拉姆施坦因的美国空军总部实施炸弹袭击；9月，他们又试图刺杀美国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结果却失败了。 由于德国的地下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它取得的战绩只能根据它破坏德国的公众生活和共和国机构的程度来衡量。从这方面来看，它显然是失败的。当时最著名的政府打击行为是197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的《禁止从事公共职业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从事危害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不得承担公共职务，它的目的显然是将左、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者排除在政府敏感职位之外。在一个早已与公众利益一致的文化背景下，它当然激起了对审查及其更恶劣后果的恐慌；但是这还不是那些批评家们所担心的独裁统治的前奏，也不是他们希望的极限。 左翼恐怖主义分子或复兴的新纳粹右翼分子在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制造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0多人受伤，但这都没有造成联邦共和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尽管他们的确煽动了保守派政治家限制公民自由和“加强”秩序。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守法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对“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广泛同情。 当地人民同情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对德国失去的往昔的怀旧之情不断增长。人们觉得德国似乎“被双重剥夺了”：被纳粹分子剥夺了值得尊敬的“有用的”过去；被联邦共和国剥夺了美国监管人强加给德国的虚假的自我形象。用电影导演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在“精神上被剥夺和被放逐了……我们生活在没有家乡、没有‘故土’的国家”。明显带着德国极端左翼恐怖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者以美国占领军、多民族融合以及“国际性”资本主义秩序为目标，敲响了警钟，如同恐怖主义分子宣称的：德国人成了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被其他国家操纵的牺牲品。 同样是在这些年，大量探讨这个国家充满疑问的历史和身份的电影、演讲、著作、电视节目和公共评论蜂拥而出。正如红军旅——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所宣称的“对法西斯主义开战”那样，联邦德国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也为了掌控真正的德国传统而斗争。与西贝尔伯格同为电影导演的艾德加·赖兹导演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16小时的小型电视连续剧：《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它讲述了居住在莱茵兰-巴拉丁州的亨斯吕克乡村的一家人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成员的叙述，回顾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当时德国的当代史。 在赖兹的电影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是沐浴着浓浓晚霞的甜蜜回忆，即使纳粹猖獗时期也不能打破那段美好时光的回忆。另一方面，战后联邦共和国的美国化遭到了愤怒而冷漠的鄙弃：它的重物质利益而轻国家价值，它对历史传统的破坏，都被描述为对个人价值和社会的强烈腐蚀。如同在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的女主角“玛利亚”为成为牺牲品的德国履行义务，但是很显然，《故土，一部德国编年史》却相当怀旧，甚至蔑视和憎恨外国价值，渴望“深沉的德国人”迷失灵魂的回归。 赖兹如同西贝尔伯格和其他导演，对1979年首次在德国电视台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公开表示蔑视。如果要描写德国的过去，不论有多么痛苦，应该是由德国人自己来做。赖兹写道：“最极端的剥夺过程是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剥夺。美国人通过《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对德国的过去运用“商业审美”的方式，是控制德国历史的美国做派。德国导演和艺术家为反对美国的粗劣作品而进行的斗争，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赖兹和法斯宾德都是《德国之秋》的导演之一。它集纪录片、影片片段和人物专访为一体，拍摄于1978年，涵盖了1977年秋天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被绑架和被谋杀，以及后来巴德尔和恩斯林的自杀。这部影片因对恐怖主义同情的语言而引人注目。通过细心的剪接，联邦共和国传承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族特征。“资本主义”、“利润制”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同样应该受到谴责，也都无可辩解，恐怖主义以现代反抗者的面貌出现：现代的安提戈涅们凭良知反抗政治压迫。 《德国之秋》运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它像当代其他德国电影一样，把联邦德国描述成一个像纳粹主义极权的国家，只是在镇压和暴力程度上（还没有揭露过）有所不同。一个当时仍然被关在监狱的、有点儿悔改之意的恐怖分子豪斯特·马勒对着镜头解释说，1967年发生的国会反对派的反抗，是本该在1945年发生而没有发生的“反法西斯革命”。地下青年激进分子进行着反抗德国纳粹恶魔的真正斗争——虽然采用的是引人注目的纳粹似的方式，这是马勒无法解释的一个矛盾。 《德国之秋》中对纳粹主义的暗示，在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恐怖行动的告白书中已经变成了明示。如同哲学家戴特勒夫·哈特曼在1985年所言：“我们可以从金钱、技术和纳粹帝国主义新秩序的消亡这三者明显的联系中了解……（怎样）揭开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新秩序’上的摧毁文明的技术的面纱。”就是这种很容易产生的思想变化——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而德国人是这两者的牺牲品的想法——有助于解释德国激进左翼分子对犹太人问题上明显的麻木不仁态度。 1972年9月5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袭击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并且杀害了11名运动员和1名德国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杀手得到了当地左翼激进分子的援助（虽然当时德国的极端派政治家们不明白为什么极右翼分子也很乐意提供援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和欧洲恐怖主义集团早就建立了联系——恩斯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曾经同时与巴勒斯坦游击队、巴斯克人、意大利人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等一起接受过“培训”。但是，只有德国人做得更过分：1976年6月，当4名持枪的歹徒（2名德国人、2名阿拉伯人）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飞往乌干达恩德培的班机时，德国人负责核实乘客的身份，并且把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隔开来。 如果德国人歧视犹太人的行为并没有彻底使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在他们的同情者面前丢脸，那是因为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共鸣：受害者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罪犯是美国资本主义者而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例如，美国人现在对越南人的所作所为是“战争犯罪”。在联邦德国有一种“新爱国主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和他们同党最初的暴力反叛直指父辈的日耳曼优越感，但是发现他们自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到指责。作为联邦德国左翼恐怖主义创建者中少数幸存者之一的豪斯特·马勒，在30年之后，转而成为极右翼分子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当代意大利恐怖主义与德国的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区别。它也是从60年代的仿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自当时大学里的抗议活动。自称“红色旅”的左翼恐怖主义地下组织在1970年10月首次进入公众视线，他们散发传单，宣扬与德国“红军旅”非常相似的政治纲领。像巴德尔、迈因霍夫等领导人一样，“红色旅”的领导者也非常年轻（最著名的是雷纳托·库尔奇奥，他在1970年时年仅29岁），大部分都是学生出身，他们自愿投身于地下武装斗争。 但是意大利与德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从一开始起，意大利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就非常强调他们与所谓的“工人”的关系；在北部某些工业城市，特别是米兰，极端左翼分子的确有一小部分追随者。与以一小撮犯罪分子为中心而集聚起来的德国恐怖主义组织不同，构成意大利极端左翼组织的有：合法的政党、城市游击队组织、小规模的武装政治匪徒等等，它们在成员和目标方面都相互重叠。 这些团伙和派别是欧洲主流左翼组织派系林立历史的微缩复制品。在20世纪70年代，每一次暴力行动之后，都有当时仍不出名的组织声称对其负责，通常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派别或者该组织分离出来的派别。除了恐怖分子本身，还有一大堆松散的、半公开的恐怖活动和刊物，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说教式的“理论”声称要为恐怖战略提供舆论支持。这些各色各样团伙、网络组织、刊物等的名字都是对别人拙劣的模仿：除了“红色旅”，还有“持续斗争”、“工人力量”、“前线”和“工人自治”、“工人先锋派”、“无产阶级武装核心”和“革命武装核心”、“共产主义斗争兵团”、“共产主义斗争联盟”、“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等，不一而足。 如果说这份名单再现了数千名学生及其追随者在叛逆的工人运动中宣扬社会革命的欲望，那么他们为引起公众注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影响也自然不可低估。库尔奇奥、他的同伴玛拉·卡戈尔和朋友们过着浪漫的、神话传奇般的、革命强盗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著名的拉丁美洲革命游击队形象），但是他们的危害的确是罄竹难书。在1970-1981年，意大利每年都会发生谋杀、致残、绑架、袭击和各式各样社会暴力行为。在这10年当中，有3名政治家、9名地方官员、65名警察和大约300名其他人员被杀害。 在成立初期，红色旅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行动大部分仅限于绑架和偶尔枪杀工厂经理和小商人——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老板的仆从”，这反映了他们对工厂里的直接民主的最初兴趣。但是到7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暗杀。首先针对右翼政治家，然后是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采取的策略是“揭开”资产阶级合法性的“面具”，迫使国家进行暴力镇压，从而使大众观点出现两极分化。 在最初几年里，虽然攻击的声势越来越强，但直到1978年，红色旅仍然未能成功地煽动起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1978年3月16日，他们绑架了一名最有名的人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前任总理和外交部长阿尔多·莫罗。绑架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基督教民主党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在共产党人和他的本党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下，甚至拒绝考虑绑匪提出的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来交换莫罗的生命。虽然面临意大利各党派上上下下的一致谴责，以及罗马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释放人质的呼吁，恐怖分子依然不留情面。5月10日，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里，人们发现了莫罗的尸体。 莫罗事件显然暴露了意大利政府的无能——内务部长在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就提出辞职。尽管有长达8年的反恐立法和全国范围搜捕，警察对地下恐怖主义的打击却明显是失败的。这同时反衬出红色旅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和大城市进行政治谋杀的成功是巨大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秩序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距离莫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周的时间，红色旅杀死了热那亚反恐部队的头目；1978年10月，又暗杀了国家司法部刑事司的司长。两周之后，“共产主义斗争兵团”暗杀了一名高级检察官。 不过，红色旅也开始为它对政府的挑战付出代价。意大利共产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红色旅重拳出击，他们公开表明的态度现在家喻户晓，那就是不管恐怖分子在60年代领导的受人欢迎的运动扎根于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到70年代，他们已经超出了极端政治派别的范畴。他们就是犯罪分子，同样应该被绳之以法。那些给他们提供理论保护的人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也许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979年4月，帕多瓦大学的讲师托尼·奈格里和“工人自治运动”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密谋武装叛乱国家罪。 奈格里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现在仍然如此）说，既非秘密的，也没有武力的激进“自治运动”不应该与非法的秘密组织相提并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刚好与红色旅预期和追求的“资产阶级秩序”背道而驰。不过，对于奈格里暴力袭击帕多瓦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指控，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大规模非法”、“不断内战”和需要组织“武装”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等口号在受人尊敬的学术圈广泛传播——在奈格里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里亦是如此。在莫罗被绑架和谋杀一年之后，奈格里亲自写下文章，以庆祝“敌人的灭亡”：“敌人的痛苦对我没有影响：无产阶级的正义有着自我肯定的活力和合理的审判能力。” 政治暴力有“自我肯定的活力”的观点在意大利历史上并不陌生。当然，奈格里所肯定的和红色旅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所实践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鼓吹的“暴力清除能力”并无区别。在德国是那样，在意大利也是那样：极左翼分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恨让它重新回到反民主右翼的“无产阶级”暴力的轨道上。到1980年，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和右翼恐怖分子在目标和方式上都开始变得无法区分。实际上，红色旅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为意大利“沉重岁月”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在那些年里，地下的反共和国的右翼分子重新露面（犯下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罪行，1980年8月，他们炸毁了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意大利南部地区蒙佐乔诺，黑手党在与地方官员、警察和当地政治家的斗争中，也采取了更具有侵略性的恐怖主义战略。 但是，新法西斯恐怖行动的重现和黑手党暴力活动的复苏，显示和加剧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他们的承诺也许是正确的，被左翼恐怖分子解释为是他们自己成功的标志。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是通过搅乱正常的公众生活秩序，使其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从而破坏国家稳定。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极端右翼分子可以从恰恰是他们想要颠覆的力量中寻求一些保护和协作。隐蔽的右翼阴谋组织网络已经渗透到了警察、银行团体和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掌控着对法官、检察官和记者的谋杀。 意大利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那些年能保存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1977-1982年，国家受到极端右翼、极端左翼和犯罪分子为所欲为的暴力袭击。同样是在这些年里，黑手党和其他犯罪团伙谋杀警察局长、政治家、检察官、法官和记者，有时候几乎根本不受任何惩罚。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极端右翼分子，他们更有组织性，而且离国家的首都更近，“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德国的红军旅一样，利用了群众对激进思想的广泛同情。正统的共产党人正确地看到，这种盗用革命传统来作为恐怖分子主要资产、赢得主流左派信任的行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征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当地共产党自己也不知道，“红色旅”和“红军旅”，如同动机相似但效率低下的比利时“共产主义战斗”、法国的“直接行动”，甚至其他地方更小的组织，它们的部分资金资助是由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提供的。这些资金并非用来部署某个统一的战略。出钱资助只是根据一种普遍原则——我们敌人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无论它多么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类承诺产生了意外的后果：这些年西欧左翼恐怖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功绩是，它将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残留的对革命的幻想完全抹掉了。 所有左翼的主流政治团体，特别是共产党，被约束在主流地位，远离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一方面是对他们和其他人面临威胁的自然回应，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代表人物是地下组织最轻视的目标之一；但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沉重岁月”让人们联想起自由民主制度是多么脆弱，这个教训在头脑发热的60年代经常被忽视。多年来在西欧的心脏地带发生了多次的所谓革命颠覆活动，它们的实际结果并不是像恐怖分子们计划和期望的那样，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却使各党派的政治家们聚集到相对安全的中间立场中来。 20世纪70年代是整个20世纪人们精神上最沮丧的10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可能缘于本章所述及的社会环境：急速而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大范围的政治暴力，引发人们感叹欧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要过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大多数年轻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去改变社会现状，而是如何能找到一份工作：追求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吸引力已让步于个人物质需求的困扰。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怎样保全个人利益比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变化也是对前10年社会令人如醉如痴地放纵生活的回应。才刚开始沉浸于空前的活力爆发和音乐、时尚、电影等艺术创新中的欧洲人，现在开始从容地思考享受这狂欢盛宴所付出的代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会像当时的“头脑简单”那样很快就过时：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到；只要做到的就一定能拥有；犯罪——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审美的——本来就是有魅力和创造力的。如果说60年代的特征是天真、自以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新生事物，而所有新生事物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70年代的特征就是愤世嫉俗、幻想破灭和期望下降。 阿尔贝·加缪在 href='9805/im'>《堕落》中写道：“庸俗的时代产生空虚的预言家。”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这个时代绝望地意识到，在伟大的希望和抱负离去之后，只剩下令人窒息而又难以置信的陈旧思想在老调重弹。很显然，这是一个“大势已去”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如同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那时所意识到的：“带有连字符号的前缀post-（后）的使用意味着（一种）生活在有裂缝的时代的感觉。”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战后”、“后帝国”、最近的“后工业”——即使它意味着将来的不确定，这个前缀有自己的用意。而当它用于思想范畴时，例如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以及最难懂的“后现代主义的”，就给本已困惑的时代增添了更多的疑虑。 60年代的社会文化是理性的。虽然有少量的吸毒者和乌托邦式的狂欢，但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想，如同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是熟悉而又条理清楚的，只是有点儿“臃肿”。同时，它具有惊人的群体性质：和“工人”、“农民”、“黑人”以及其他群体一样，学生也被认为拥有相同的利益和兴趣，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立。60年代的社会事业，不管有多么荒谬，设定了个人和阶级、阶级和社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几个世纪前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在形式或内容上或多或少都有几分熟悉。 70年代的文化传统由集体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如同人类学取代哲学成为60年代的原始学科，现在心理学又取代了人类学。在60年代，“错误意识”的概念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用于解释工人和其他人将自己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想法通过歪曲和变形，就构成了左翼恐怖主义的核心前提。但是在政治性不那么强的团体里，它也信奉奇特的“后世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背景语言用于弗洛伊德的话题，即所谓的“后弗洛伊德”。它强调需要解放的是个人主体，而不是社会阶级。 如同在北美，西欧也出现了“解放论”的理论家，其目标是将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幻想而不是社会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性问题上的体现形式——社会压迫和性压迫互相关联的想法——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是某种社会背景下的陈词滥调了。但是马尔库塞或者威廉·赖希显然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继承者，后者的思想是通过解放个体寻求整体改革。另一方面，雅克·拉康，或者是当代女权运动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和安妮·莱克勒克的信徒在某些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在另一些方面则雄心勃勃。他们不太关心传统的社会革命事业（女权主义者将其正确地定义为由男人领导，并且主要是为了男人自己的政治运动）。相反，他们试图削弱曾经是其基础的人类主体概念。 这样的思考包含着两个广泛流传的假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非常流行。第一个假设是，正如大部分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社会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权力不是存在于对自然和人类资源的控制，而是存在于对知识的掌握：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关于人本身的知识，而且首要的是关于知识本身是如何产生和合法化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的掌握依赖于掌握的知识量，以及控制其他人对危险“知识”的掌握，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在那个时候，对人类这种状况的描述与米歇尔·福柯的作品有着广泛而正确的联系。尽管福柯偶尔流露出蒙昧主义，他在内心里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早期作品与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紧密，他认为，要把工人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首先要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经济的自私自利性。简而言之，人们应该用主人翁的知识来替代革命的知识。用前些年非常流行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人们该反抗统治阶级的“霸权”。 第二个假设是，那些希望更强烈地抓住知识潮流的人会走得更远。这是一种诱人的做法，他坚持要颠覆的不仅仅是旧有的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是确定性的可能性本身。对于所有起源于社会而有助于政治的行为、观点和知识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判断和评价的理念应该独立于形成这些判断和评价的个人，而在某些领域里，它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参与者（及其明显保守的）社会立场的表现和表达。 原则上，所有判断和信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重新分析。即使批评型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这样“被定位”。用欧洲最有影响的新社会学知识的代表、法国社会学教授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教授话语”只不过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一部分人”的表达。这种带欺骗性的、具有破坏作用的定位知识和观点的方法，并不能揭示如何判断一种“话语”比另一种更真实：一个需通过将“真理”看作社会定位范畴来解决的难题——一个很快就开始在很多地方流行的姿态。这种发展状况的结果自然是对一切理性的社会论点越来越怀疑。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79年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状况”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时代气息”。文章中的观点很明确：“我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法国这些主流知识分子通常受到德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在过去这几十年中经常发生。意大利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曾经观察到：从拿破仑时期以来，除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任何其他外国影响都不能渗透到法国。他在1957年这样写是有道理的，20年之后依然如此。然而，如果说是先辈的人道主义意识能力吸引了马克思和黑格尔，那么，缺少自信的70年代人却被更隐晦的德国思想所迷惑。米歇尔·福柯的极端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尼采思想的改写。其他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特别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从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寻找对人类原动力及其解构性的批判，以及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认知人类主体及其文本素材的问题。 对于研究海德格尔或者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他的历史实在论对国际事务专业的学生很有吸引力）的专家而言，这种兴趣形式颇有些奇怪。毕竟，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与纳粹主义是一致的。显然，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他接受了由纳粹党人资助的学术机构。但是在批判盲目乐观的进步假设、在质疑启蒙的理性主义及其政治和认知副产品的基础等方面重新燃起的兴趣，在20世纪初海德格尔式对现代性和技术进步的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醒悟的怀疑论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密切关系，使海德格尔等人可以澄清他们早期的联系。 当德国哲学穿过巴黎的社会思想、进入英国的文化批评的时候，它们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读者来说都很熟悉。它本身的困难词汇使人们很难读懂和理解，因而对新一代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那时因大学扩招而招聘的年轻教师大部分都是60年代毕业的学生，是在那些年的时尚和辩论中培养起来的。但是，尽管在此之前10年里，欧洲的大学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大理论——有关社会的、国家的、语言的、历史的、革命的——但流传到下一代的首先就是这些理论。“文化理论”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研讨会代替了几年前还控制着激进学术辩论的传统学科分界线。“难度”开始成为知识分子严肃性的衡量尺度。在对“1968年思想”传统的反省中，法国作家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尖锐地总结道：“60年代思想家最伟大的成就是让他们的读者相信：凡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伟大的。” 由于大学里现成的听众，像拉康和德里达这样新近被奉为名人的理论家们将语言的无规律性和悖论性提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给文本和政治分析提供了无限灵活的模板。在一些学术机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旧理论顺利融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再是经济范畴和政治机构的尴尬附属品，而重生为“文化批评”。再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击败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如同那时的英国文化研究的首席发言人史都华·豪尔在1976年所说的：“‘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失’的观点被更复杂的现实所替代，因为一个阶级内不同的阶层在做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后来的几年里，豪尔自己承认他的“‘中心’一度被各种各样难度很高的理论主题所占据”。不过实际上，这种自恋的蒙昧主义在当时十分盛行，它远离现实生活，在无意识中也成了枯萎乏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见证人。而且，它绝不是那些年文化损耗的唯一症状。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光彩夺目的创意，也退化成了不自然的艺术技巧。1974年，导演过《巴黎属于我们》（1960）和《修女》（1966）的聪明而富于创意的导演雅克·里维特导演了《塞丽娜和朱利乘船旅行记》，这部193分钟的片子是典型的法国新浪潮电演，缺乏情节，充斥着程式化的模仿（尽管不是有意如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艺术理论化代替了艺术本身。 如果说60年代的传统之一是高端文化主张，那么另一个与之相对的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相对单纯的摇滚音乐逐渐被“深谙媒体喜好的”流行乐队替代，后者的一惯手段是将前辈形成的风格做延伸和降格处理。就像流行浪漫小说和通俗小报为了商业利益而投靠大众文化一样，70年代产生的“朋克”摇滚也是以争夺流行音乐的市场为目的。它以“反文化”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寄生于主流文化，通常因唯利是图而使用暴力形象和极端语言。 “朋克”摇滚乐队公然使用具有政治性的语言，以1976年“性手枪”乐队轰动一时的“英国的无政府状态”为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伤感情绪。不过朋克乐队的政治性如同他们的音乐一样，只是单向度的，他们的音乐通常都局限于三个和音和一个拍子之内，依靠音量来产生效果。像“红军旅”一样，“性手枪”乐队和其他朋克乐队首先期望的是引起震动。甚至他们惊世骇俗的外表和举止也充满了讽刺和低俗：“还记得‘60年代’吗？”他们似乎在说，“那么，不管喜不喜欢，我们没有被淘汰”。现在，音乐颠覆了包括谴责“霸权”的愤怒的歌曲，他们假冒的政治内容掩饰了音乐形式元气大伤的现实。 无论他们的政治和音乐有多么虚伪，至少朋克时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是真实的，这是一段诚实的经历。他们那些不断发展的不敬态度以各种粗俗、伤感而又无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目的：对过去的历史、政府、公众人物和公众事物都是如此。在体现巧智的时候，这种对浮华世界和传统的嘲笑，可以从20年前就出现的、醒悟的英国青年讽刺作家那里得到暗示：戏剧评论专栏“边缘之外”、英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节目“就是那样的一周”、周报《侦探》。随着电视观众的大幅增加和国家审查制度的弱化，《巨蟒》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创造了大量的闹剧，下流、世俗的解说词和讽刺性的政治笑话，最后在尖锐的政治卡通片《吉尔瑞和格鲁山克》中以混合形式达到极致。摇滚音乐和新兴滑稽表演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部巨蟒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和“齐柏林飞船”乐队资助的《巨蟒与圣杯》（1974），以及由“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赞助的《布莱恩的一生》（1979）。 贬低公众人物的地位的风格，给类似“模仿秀”或者法国的“稚拙秀”等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这些节目中，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轮流地被拿来嘲笑和奚落（现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还是这样），这种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喜剧演员替代作家和艺术家而成为那个年代的智慧英雄：80年代初，当法国学生被问到谁是他们最崇拜的社会名人时，年长的评论员震惊地得知，让-保罗·萨特已经被科吕什所代替。科吕什是一个下流的、偶尔放肆的电视喜剧演员，他揶揄地承认自己是通过竞选总统而得到了现在的声望。 然而，播放通俗流行文化中尖酸刻薄的滑稽模仿作品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也给幽默作家和滑稽演员提供了原材料。得到最广泛赞扬的滑稽节目也许是始于1970年的每年一度的“欧洲之梦歌唱大赛”。这档节目用电视同步传送多个国家的新技术的商业行为，在70年代中期吸引了上亿观众。在“欧洲之梦歌唱大赛”中，整个欧洲大陆的拙劣的、不知名的歌手们的表演让观众过目即忘。在观念和制作方面极其陈旧，以至于与滑稽模仿作品无异。它早该在15年之前就过时了。但正是出于那种原因，它预示着一些新东西的到来。 “欧洲之梦歌唱大赛”的狂热，提升和赞美了没有前途的陈旧表演形式和一群无能的表演者，这种狂热反映了一度沉静和内省的怀旧文化。如果说朋克、后现代主义和滑稽模仿作品是幻灭时代迷茫的结果，那么“向后”则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的流行乐队“从前”夸耀地穿戴着20世纪30年代的服装，这也是一种从“奶奶裙”到“新浪漫主义”的新爱德华七世时代发式的短暂的服饰复兴——后者在30年间重复了两次。在服装和音乐（以及建筑）方面，旧风格复兴的诱惑与不自信的心理混合和搭配在一起，替代了革新。70年代自我质疑的麻烦时代是向后看的，而不是朝前看的。“自由博爱新时代”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拼凑混搭的季节。 第2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我堕过胎。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其他342名女性），1971年4月5日 用不了一代人的时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要么会与莫斯科决裂，要么萎缩到不值一提。 ——丹尼斯·希利，1957年 在此条约下，除了先前赌光的东西以外，毫无损失。 ——维利·勃兰特总理，1970年8月 当两国希望增进友好时，他们通常会寻求那些最为一致的陈词滥调。 ——蒂莫西·加顿·阿什 20世纪70年代，西欧的政治图景开始呈现分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坛主流一直分为两大政治“家族”：左翼和右翼；各自内部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1945年以来，两翼有所靠拢，但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1970年的欧洲选民们所面临的政治选择，即便在他们的祖父辈看来，也是似曾相识的。 欧洲政党之所以存活时间长，得益于选民生态惊人的连贯性。在英国，选择工党还是保守党，或者在联邦德国，选择社会民主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与其说体现了选民们在具体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不如说是对各自政党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偏好使然。在大多数地方，这只是一种旷日持久、跨越几代的选举习惯的延续，起决定作用的是选民的社会阶级、宗教信仰或地域位置，而非政党的竞选纲要。人们像父辈那样投票，选择对象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工作领域和收入状况。 然而，在表面的延续性之下，欧洲选民的政治社会状况正在经历一场结构上的转换。白人男性工人阶级这个投票群体，通常作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基石，正在萎缩和分裂。与之相仿，“理想——典型性”的保守派选民，老年女性教徒，也不再铁定成为基督教民主党或保守党的选民核心。就其坚持的程度而言，这些传统选民已不再是选举主体了。原因何在？ 首先，战后几十年间，社会变迁和地理迁移已经冲淡了原先固有的社会阶级划分，甚至到了难以辨别的程度。法国西部乡村或意大利威尼托区小镇里的基督教选民团、比利时南部或英格兰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大本营，如今都已分崩离析。人们不再像其父母一样定居一处，还频繁更换工作。因此，无须奇怪，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这些变化也开始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倾向上，尽管起初还很缓慢。 其次，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繁荣与社会改革，已经有效地耗尽了各传统政党的纲领和愿景。正是它们的成功，使得左右翼的温和派都无法提出合理可信的议案，尤其经过60年代洪水泛滥般的自由改革之后。国家的制度本身无可争议，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亦如此。可做的就只剩下劳资关系的调整、反住房歧视和雇佣歧视的立法、教育设施的扩展完备，诸如此类。它们都是严肃的公共事务，却几乎不属于重大的政治辩论。 再次，现在出现了新型的政治组织。少数族群，在其迁居的欧洲当地，往往不受白人工人阶级社团的欢迎，也就无法一直受邀参与当地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反映了这种受排斥的生活状况。 最后，一些旧日的政治文化全然陌生的话题，已由60年代政治家引入了公共讨论。“新左派”也许缺乏纲领，但从来不缺少主题。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了新的选民。而对性和性活动的着迷，很自然地导向了性政治；在传统激进党派中居于次要地位的女性和隐形的同性恋群体，如今已作为合法的历史主体浮出了水面，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主张。特别是，随着不少地方法定选举年龄降至18岁，青年和他们的参政积极性都已移向了中心舞台。 这一时期的繁荣促使人们将注意力从生产转向消费，从生存必需品转向生活质量。在60年代的热潮中，极少有人费神思虑繁荣带来的道德困境——它的受惠者们正忙着享受那幸运的果实呢。可是数年后，许多青年，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欧和北欧青年，开始把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的商业至上和物质财富看成一笔沉重的遗产，只会带来庸俗的商品和错误的价值观。现代性的代价，至少在其主要受益人眼里，开始显得过高了；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经历的那个“失落的世界”却魅力大增。 显然，对这种文化不满而造成的政治化是活动家们的典型成果，他们的家庭或许曾一度活跃于比较传统的政党，对于那套政治策略了然于胸。因而，政治逻辑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其要旨依然是围绕一项立法纲领，动员那些观点相近的人们，来敦促国家使之生效。有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前提。迄今为止，在欧洲，政治上的支持者是由大型选举团体在投票中的亲密关系形成的，这些团体由阶级或职业构成，通过一套共同的、遗传的，而且往往相当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扭结在一起。政策远不如忠诚来得重要。 不过，谋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单议题”政党和运动出现了，其支持阵营取决于共同关注点的多种组合：这些关注点通常聚焦单一，偶尔也有异想天开的点子。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散装啤酒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中产阶级压力集团成立于1971年，旨在反对当时倾向气态的、均质的“罐装”啤酒的趋势（以及这类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现代化”酒吧）。他们依据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型企业吞并了手工酿造产业，出于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纵着啤酒消费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诱使消费者异化了自己的味蕾。 “散装啤酒运动”巧妙地将经济分析、关爱环境、美学偏见和纯粹怀旧杂糅在一起，预示了其后很多单议题活动家的网络，还有不久后追随者甚众的布尔乔亚-波西米亚人群对昂贵的“本真”的追求风尚。在英国，这种风尚可追溯至长期以来对素食、“本真”的建筑材料和布料等的热烈追求——通常与社会主义团体和步行者俱乐部的活动相重合，是左翼对于保守派热衷的狩猎、射击和钓鱼的回应。在欧洲大陆，左翼文化和右翼文化之间的对立则反映了另外一种历史。英国的《美食指南》是由费边派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创立和编辑的，并且一开始就在烹饪界前沿引发了阶级之争；而法国的《米其林指南》却始终是单纯的商业企业，尽管它们的读者群基本相同。但是，这项独特的单议题运动的魅力有些过时，更别提参与者的投入之深与激情目标之浅之间产生的失衡，这些都使得它必定显得有点儿古怪好笑。 不过，其他单议题政治党派就一点儿也不古怪了，其中大多数如同“散装啤酒运动”一样，是由中产阶级组织并为自身服务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70年代初出现了好几个抗议性政党，有名的如芬兰的农村党（即后来的真正芬兰人党），摩根斯·格里斯特鲁普的丹麦进步党和安德斯·朗格领导的挪威进步党。这些政党起初都只是积极致力于减税——1973年成立的挪威进步党，最初就叫“安德斯·朗格的要求大力减税、减费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政党”，党纲就是用一页纸重申名称里的要求。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也许比较特别，别处的税率都没它高，公共服务也没它贵。当然，别处的单议题政党也没格里斯特鲁普的政党干得出色，它在1973年丹麦全国大选中赢得了15.9％的支持率。但是反税党并非新鲜事物，它模仿皮埃尔·布亚德的“商人手艺人保护联盟”。后者成立于1953年，旨在保护小商人小店主免遭税收和超级市场的冲击，并因在1956年的法国选举中获得12％的支持率而煊赫一时。但布亚德领导的运动也是个特例。1970年后出现的大多数抗议性政党都颇持久。挪威进步党在1/4个世纪后的1997年，赢得了成立至今最高的支持率（15.3%）。 反税党像战争期间的那些农业反对党一样，基本上是被动的、消极的。它们反对令人讨厌的变化，对政府的最大要求是去掉那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其他的单议题运动则会对政府、法律或制度提出更为积极的要求。其关注面相当广泛，从通过教育来改革监狱、精神病院的医疗服务，到食品安全、社区服务、城市环境的改进和文化设施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全都“反对一致通过”，不愿将自己的支持者局限在任何传统的政治选民团体之中，而且都乐意，且必然尝试以另类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 其中有三大新政治团体：妇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组织与和平运动，因其规模和持久的影响力而意义显著。显而易见，妇女运动是最具多样性和深远影响的。除了两性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外，女性还有些要求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儿童保育、薪酬平等、离婚、堕胎、避孕、家庭暴力，这些议题此时刚刚开始进入欧洲的立法视野之中。 另外，还有激进派女性团体所强调的同性恋（女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女性主义者日益关注的色情文艺问题。后者极好地说明了政治上的道德新格局：在老自由派和新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直到最近才被审查制度松了绑。可还不到10年，它又成了众矢之的，这回是妇女团体协同作战，而它们通常是由激进女性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就此结盟、共同领导的。 从一开始起，欧洲的妇女运动就是一个多重兴趣和目标交叉的混合体。1950年，联邦德国有1/4的已婚女性外出工作，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1/2；在意大利，1972-1980年的150万新增劳动力中，就有125万是女性。截至90年代中期，除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各国，女性占了总劳动力（官方统计）中的40％强。许多女性新劳力干的是兼职，或者从事初级文员工作，享受不到充分的福利。兼职工作的弹性特点很对打工母亲的胃口，但是在70年代的经济困境下，报酬较少又很不稳定的兼职亦于事无补。因此，在各种要求当中，西方大多数女性雇员早先提出的同工同酬、工作场所应提供育儿设施，就一直居于首要位置。 上班（和不上班）的女性都日益希求在育儿方面得到更多帮助，然而她们却未必想生更多的孩子。事实上，随着经济的繁荣，她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出外工作，想少生些孩子，或者至少在生育上有更多话语权。自20世纪初就产生了获取避孕信息和避孕工具的需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顶点之后的10年间，这种需求更是大增。法国的“母亲联盟”成立于1956年，迫切要求获得避孕权；4年后“法国家庭计划运动”继而起之，名称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心态的转变。 在解放的60年代对各种形式的性自由的吁求压力下，各国放松了对避孕的法律控制（东欧某些国家除外，比如罗马尼亚的全国性“人口繁殖战略”仍然禁止避孕）。到了70年代初，除去一些偏远农村和天主教对当地人口仍保有道德权威的地方，西欧国家已经普遍接受避孕。不过，即使在城镇，这一新自由造福最大的还是中产阶级妇女；对于很多工人阶级已婚妇女和绝大部分未婚女性来说，控制生育的主要方法还是沿袭已久的形式：堕胎。 因此，对堕胎法律约束的改革要求成为新女性政治的主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政治主张与不关心政治的普通女性的需要，在此构成了少有的交叉点。有目共睹的是，在英国，1967年开始免除堕胎刑事责任。但在其他不少地方，堕胎依然是一种犯罪：在意大利，它意味着5年的牢狱之灾。不过，无论是否合法，堕胎已经成为千百万女性的一种生活经验。仅在1973年的小国拉脱维亚，3.4万例婴儿诞生的同时，就有6万例堕胎。在那些堕胎尚不合法的地区，堕胎宿命地背负了法律和医疗的双重风险，因而总能让女性跨越阶级、年龄和政治派别的界限，团结在一起。 1971年4月5日，法国的《新观察者》周刊刊登了一份由343名女性联名签署的请愿书，声明她们全都堕过胎，所以犯了法，由此呼吁修订刑法典。签名者都是名人，其中包括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弗朗索瓦兹·萨冈，演员凯瑟琳·德纳芙、让娜·莫罗和玛丽-弗朗斯·皮希尔，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伊维特·胡迪和吉赛拉·阿里米，真是名流荟萃。紧随着1968年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运动，一些不出名但斗志旺盛的活动家们也都加入了她们的活动。虽然在此前一年就有300多名女性因堕胎而获罪，法国政府还是谨慎地保持了克制，没有起诉公开信中的签名人。 这封请愿信是由成立于1970年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发起的；行动引起的政治轰动效应促使阿里米和德·波伏瓦一起成立了名为“选择”的政治组织，致力于推翻堕胎禁令。1973年1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承认，法国法律已落后于公众观念的进步。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仅在1972-1973年，就有3.5万多名法国女性跑到英国去做合法的堕胎。蓬皮杜的继任者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指示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律修订案；1975年1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在法国堕胎（在怀孕10周期间）合法。 整个西欧妇女界都对法国的案例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意大利，新成立的“意大利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与小规模的“激进党”联手发起了一份含有8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更改禁止堕胎的法律条文，并在1976年4月得到了5万名女性罗马大游行的声援。1975年，一份姗姗来迟的新“家庭法规”才取代了原来的法西斯主义条款；3年后，意大利国会终于通过投票表决，宣布堕胎合法化——当天正是1978年5月29日，距离发现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刚好3周。 在1981年5月的一次全民投票表决中，该决议间接地得到了认可。当时意大利人同时否决了两项提案：一项是要求进一步放宽现有的合法堕胎的条件，另一项则是由刚成立的“保护生命运动”组织提出的，希望重新将堕胎定罪。如果说意大利的改革步伐有些落后于英法，那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天主教教会的反对，更主要的原因，是很多意大利女性主义者已在各种国会权力以外的“自治”左翼运动中初经历练（具有启示意味的是，1971年第一份“女权战斗宣言”的核心议题是要求家务有偿化，这是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巨大工厂的旧“工人社会观”在家庭领域的惯性延伸）。所以，在利用现有政治机构以达到目的方面，她们的动作有些迟缓。 在西班牙，法国式策略得到了更直接的借用，并且由于旧政权垮台而释放的能量而加速实行。1976年1月，佛朗哥死后不到两个月，西班牙出现了第一次女性主义示威活动。两年后，通奸行为被免罪，避孕合法化。1979年，1 000名女性，其中包括许多社会名流，在公开声明上签字，宣布她们曾因堕胎而违法。这不禁让人想起，在佛朗哥统治下，西班牙曾经成为拥有欧洲最高的非法堕胎率的国家之一，堪比那些同样是威权主义的、鼓励生育、严禁任何形式的人口控制的东欧国家。不过，即使在后佛朗哥时代，反对堕胎法律改革的文化压力依然强大；1985年5月，西班牙议会最终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提案，但仅限定适用于强奸、胎儿畸形和母体濒危三种情况。 争取堕胎权的成功战斗，与离婚权的取得一起，构成了近年来女性政治团体的主要成果。千百万女性的生存状况因之而获得极大的改善。自主堕胎和有效易行的避孕，不但大大降低了许多女性，特别是贫困女性的死亡危险，还使工作女性得以选择晚育，历史性地将生头胎的时间推迟到了育龄的后期。 新生人口因此持续下降。1960-1996年，西班牙女性的生育率下跌了将近60％；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荷兰紧随其后。在70年代改革后的数年里，除爱尔兰以外的西欧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不足以更新前一代。在1960年以来的30年间，英国每年的生育率从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71个孩子下降到1.84个；法国从2.73个跌至1.73个。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只肯生一个孩子，甚至干脆不生。若没有非婚生人口，出生率还会更低：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非婚生人口在每年新增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奥地利是24％，英国是28％，法国是29％，瑞典是52％。 随着经济发展变缓、妇女解放运动放慢，欧洲的人口统计情况正在变化，这为福利国家的未来敲响了警钟。然而，女性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能完全体现在政治本身。没有出现“女性的政党”，从而有效地指挥大批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在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女性依然是少数派。 事实证明，在推选女性候选人上，左翼通常比右翼更开明。但并非到处如此。在比利时和法国，多年来属于中右翼的基督教政党，就比它们的社会党对手更乐于向忠实的选民推荐女性候选人。不过，能对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未来前景做出最佳预言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理。1975-1990年，芬兰国会中的女性席位从23％升至39％；瑞典从21％升至38％；挪威从16％升至36％；丹麦从16％升至33％。而在南欧，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国会里，1990年女性议员只占了1/12。在英国下议院，女性比例不过7％；而在法国的国民议会里，这一数字仅为6％。 环境保护主义者不分男女，在转化情绪为选举政治方面更为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环境保护主义”（一个始自30年代的新词）的确称得上是个新起点：它集中表达了中产阶级对核电站和急速发展的城市化、高速公路以及污染的恐惧。欧洲的绿色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它在60年代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分不开的：衣着考究的周末“勒德分子”身穿石洗的自然纤维衣物，在本能与兴趣之间权衡。对一个更“自然”的世界的向往和对一种“本真”的个人政治的追求，都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而源自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对早期工业化带来的破坏的惊骇，这是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的。20世纪初，左翼和右翼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俱乐部、素食餐馆、“漂鸟”运动和步行爱好者，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接纳了解放和回归的梦想。 德国人怀念独一无二的日耳曼风景，怀念舒尔茨山和法耳茨地区的山脉与河流，还有故乡；法国民族主义者梦想“法兰西深处”的和谐乡村，纯然未经城市和国际化的污染；英国人幻想永恒的和睦田园，布莱克诗中的失落的耶路撒冷。没有比这种感同身受更为人们所乐于承认的了。几十年来，左翼一直对共产党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越了西欧而满怀钦佩，但是从70年代起，它也和右翼一样，开始对发展、对生产力和现代性的间接代价有些不安了。 因此，现代的环境保护主义革命具备了双重好处：它打破了近来那种无情的万能灵药式方案；它还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虽被人遗忘，但又古老得让人安心。环境保护主义（如同和平主义）的兴起往往也唤醒了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但是它们面目和善。西柏林的“另类派”，还有奥地利的反核能抗议者——后者在1978年赢得了公民投票，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实施温滕多夫核电站的计划——是决不会自命为民族主义者甚至爱国者的。可是他们对于当地遭受的污染之愤怒（与之对其他地方经受类似破坏的相对冷漠）却表明了相反的态度。早期绿色运动表现出的“邻避”（别在我的后院）品格，不禁让人想起先前的模式。 所以，当日趋年迈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还有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的由“1968年后”激进分子组成的民主政府都大力推行同一环境控制政策时，也并不显得矛盾。萨拉查对“物质主义”充满怀疑，决心牢牢守住20世纪，就此而言，他堪称一名真正的生态主义爱好者——通过简单地把国民经济保持在惊人的停滞状态，他达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假以天年，萨拉查一定会赞赏1971年法国示威者的成就——他们封锁了一处规划建设于法国中南部平原上拉尔扎克的军事基地。 拉尔扎克的象征意义——由一群环保主义者奋起保卫原始草原免受法国政府集合军队的侵扰——是巨大的，且不限于法国本土：这个感人的胜利，与其说是为了当地高地丘陵里的绵羊，不如说是为了那群显然来自外地的牧羊人。年轻的激进分子中有不少刚从巴黎或里昂赶来，体验在“法兰西深处”的蛮荒海岸当农夫的感觉。毫无疑问，战斗前线已经转移，至少在西欧是如此。 当然，在东欧，初级生产无限制的信念和政府补偿行为的缺失，使得环境任由官方污染滥用。当奥地利政府屈从于国内的反对，打算放弃核能利用时，她的共产党邻居正毫无悔意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建核反应堆，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沿多瑙河下游筑造大坝，或者在波兰专门建设的钢铁城“新胡塔”区北部一带，稳步地提高产量，加重空气污染。但不管怎样，对于剧烈的工业污染所造成的道德和人文代价，以及环境的恶化，东欧集团还是有所察觉的。 因而，富于讽刺性的是，“1968年后”在布拉格上台的胡萨克政权的冷漠态度。为了满足国内发电的需要，它情愿把共有的多瑙河边境践踏个够，这惹恼了政治上较为沉默的匈牙利人，对抗情绪大涨。尽管在先前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加布奇科沃——纳吉马罗斯大坝”工程的合建计划，竟然成了匈牙利国内反对布达佩斯政府的导火索，也成为两个“兄弟般的”邻国之间关系的一大障碍。 在捷克斯洛伐克，对科技现代性素来抱有的恶感，特别经由哲学家扬·帕托斯卡和瓦克拉夫·贝罗拉德斯基的作品，传递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后者自1970年后流亡意大利时开始写作，他的新海德格尔式的冥思以地下印刷品的形式回流到祖国。那种人类要彻底征服自然的观念——启蒙主义运动的目标——也许是要付出过高代价的。对此，冷战双方通过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都已熟知，尤其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麦克斯·霍克海默合著、1944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根据海德格尔式的曲解——暗示着共产主义本身是西欧的非法进口物，为无穷的物质进步这一自大的幻觉所吸引——以这些思考为基础，形成了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并在70年代浮出水面。它把伦理学的异议和生态学的批评结合起来，领导者是帕托斯卡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是贝罗拉德斯基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如果时机适宜，相同的环保主义批评论是可以在东欧和西欧各种新式的抗议活动之间充当桥梁的。但在70年代初，双方都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西欧方面也是如此，他们更关心铁幕后的对手存在的状况或问题。西欧的环保主义者更是大力引导自己的选民关注国际政治，只要无碍于他们的核心目标即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 “生态学”候选人首次在英法的地区选举中亮相，是在1973年。同年，联邦德国的农夫代表大会成立，是为绿党的先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刺激下，联邦德国的环保运动迅速转向主流政治。在第一个10年里，绿党获得了农民、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城市无业者的支持，并通过静坐、示威游行和行使公民优先权等途径，终于在1979年突破性地为自己的代表在两个州议会赢得了席位。4年后，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警醒下，他们在1983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数从56.8万张一路飙升到216.5万张（5.6%的支持率），首次在联邦议会获取了席位（27席）。至1985年，绿党已经进入主要的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管理黑森州（当时由年轻的绿党政治家约斯卡·菲舍尔出任黑森州环境与能源部长）。 尽管在奥地利，尤其是法国，绿党纷纷起而效之，但德国绿党的成功还一时难以得到复制。联邦德国人民似乎与众不同。近年来，他们逐渐反对起那些自己在战后曾赖以复兴的东西：从1966年至1981年，对“科技”及其成就持乐观态度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从72％跌至30％。联邦德国绿党还从本国实行的按比例分配议席制度中获益，该制度使得小党派也能进入州议会和联邦议会。不过，在议会制度差不多的意大利，环保主义者却经营惨淡：至1987年，意大利绿党获得的选票不到100万，只拿到630个议席中的13个。比利时的两个生态主义政党（一个说法语，一个说佛兰芒语）都得到了稳步发展：自从1981年首次参选获得4.8％支持率后，这一数字逐步增长，1987年超过了7.1％。至于英国，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不利于小党派或边缘地位政党的，选举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像环保主义这样的单议题政党（又如和平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的前景受到了现存政治势力宽泛范围的限制——既然社会民主党或者农业党都有类似的主张，那又何必在绿党身上“浪费”一张选票呢？例如，环保主义在挪威也赢得了在德国那样广泛的支持。早在1970年，工党政府打算开发位于北极圈马多拉的北欧最大瀑布，以利用水力发电时，就激起了全国性的普遍愤慨，环保政党应运而生。但是，无论是马多拉事件，还是后来的反核电抗议，都没有演变成独立的政治运动：抗议和妥协，都是在同现有政权主体的协商后完成的。 瑞典绿党干得稍微出色一些，他们总算在1988年进入了国会；在芬兰，最初是1987年有一名环保主义者以个人身份赢得了选举，次年才成立环保政党“绿色联盟”（也许这不足为奇，相比略微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和北部，芬兰绿党在发达的、城市化的、“雅皮”风行的南部更得人心）。不过，瑞典和芬兰都比较特别，和平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残障人士等单议题活动家们，都确信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文化大环境的同情和共鸣，因而不惜冒着分流支持者的风险脱离主流政治，且同时既不会危及政权主体，也无碍于自身的前途。 正如我们所见，一次危机事件、丑闻事件或不受欢迎的提案往往催生出单议题政党：围绕着1984年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在东部海恩堡的湿地建设水电厂的方案，环保主义者应声而起，与之进行了艰苦对峙，还在某种程度上发展成了一支全国性力量。在社会党人领导的联合政府与环保主义者的持续对峙中，绿党声势大涨：这次事件不仅以政府取消计划而告终，还为绿党争取到了一大批觉醒的社会党选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支持。 单议题政党和运动的繁衍及其逐步为主流公共生活所吸纳，对传统政党特别是左翼敲响了警钟。西欧的共产党，随着无产阶级选民的逐步流失而不断被削弱，并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名誉大损，已变得极度脆弱。领导法国共产党的是一群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没能真正震动他们，使之与苏联保持距离，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更不用说了。先天的保守，加之不信任任何它所无法征服和控制的思想或个人，导致法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从1946年战后巅峰期的28％，到1977年的18.6％，此后更是一蹶不振，到80年代已跌至10％以下。 意大利共产党的表现就好多了。与法国共产党几乎平庸无才、毫无吸引力的高层（这一点法共也酷似其亦步亦趋的苏联典范）相比，意共幸运地拥有从帕米罗·陶里亚蒂到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任意共总书记，1984年以62岁的年龄早逝）一系列才智超群且极具魅力的领袖。和其他共产党组织一样，法共和意共都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从1971-1990年，从苏联代表处那里，法国共产党接受了5 000万美元，意大利共产党接受了4 700万美元。但是，意大利人至少还是对苏联异乎寻常的行动，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举，公开表示了反对。 1973年，贝林格决定，将他领导的意共纳入意大利民主保卫阵营之中，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一方面加强了意共的（相对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放弃它的彻底反基督教民主党的立场。1973年震惊世界的智利政变在这次转变上起了部分作用，贝林格等共产党知识分子由此相信，即使共产党赢得了国会的大部分席位，也会受到美国或其在意大利军事、商业和宗教领域中的同伙的阻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政府。不过，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这也是对右翼和左翼恐怖组织威胁到意大利民主的一种反应，后者将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政府一并视为仇敌。.. 这些变化在竞选结果上立竿见影。支持意共的选民稳步增长，从1958年的670万票到1972年的900万票，4年后更是达到了顶峰。在1976年6月的选举中，意共赢得了1 260万选票和228个国会议席。它的34.4％的支持率，仅落后于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4个百分点，也只比后者少34个议席而已。这是西欧共产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佳绩。意共通过努力，切实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体制内”的政党，甚至（就像亨利·基辛格等外国观察者所担心的）可以成为备选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开创的新道路，以及法国共产党为效仿其成功（而非理念）所做出的不够有效的尝试，促成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该词是在1975年11月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共产党会议上发明的，并经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桑提亚哥·卡里约写于1977年的文章《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而正式传播开来。西班牙共产党当时刚刚结束几十年的地下状态，领袖们急切希望为其树立民主的声望。像意大利的同志一样，他们懂得，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途径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仅与当时的苏联保持距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他们共同的昔日列宁时代划清界限。 历史证明，“欧洲共产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它对知识分子和学院派的吸引力比对选民更大，前者误把这次理论衰竭的症状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复兴。如果西欧的共产党希望摆脱历史的负担，重新自我定义为左翼民主运动的一派，那么，它们还需要抛弃诸如“无产阶级专政”之类浮夸的教条，这些玩意儿早就葬身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幻灭的大火之中了。它们还应当公开鲜明地割断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而这一点即使是贝林格与卡里约也未能做到。 无论各国共产党发言人如何努力，欧洲共产主义终究是一个矛盾体。正如列宁所想要的，臣服于莫斯科是任何共产党的第一个身份标签。西欧的共产党一直受到苏联的制约，直到后者自身解散。就算他们自己不这样认为，选民们可都是这么看的。在意大利，意共尽管再也没能达到1976年创下的辉煌，但它在某些地区成功地树立了独立自主的本土政党的形象，也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拥护者。但是在其他国家，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率却在持续下滑。“欧洲共产主义”的发明者西班牙共产党在1982年的选举中得票率跌到了可怜的4％。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坐镇莫斯科时，的确希望欧洲共产党能够在.本土获取自己的地盘，为此他刻意保持了与西欧的距离。苏联的这一举动，作为其国际关系“先缓后取”策略的副产品，对于潜在的共产党改革家却效用甚微。此后，苏联领导人虽然以继续提供资金等多种形式表示支持，但他们对西欧共产党的兴趣越来越小，因为后者的政治影响力实在有限，而且似乎不可能在可预计的将来夺取到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却另当别论。于是在国家分裂形势下面临严峻考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确实引起了苏联的极大兴趣。 1969年，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在联邦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持政。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它首次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挤到了在野党的位置。勃兰特此前已在基辛格的大联合政府中担任了3年的外交部长，从那时起，他就与自己的智囊团头目埃贡·巴尔密切合作，开始构思德国外交政策的新路线，通过新的途径来建立德国与“东方政策”——苏维埃集团的联系。 当时，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受阿登纳的理念的支配。这种理念是：新的联邦政权应通过西欧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应当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登纳宣称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了德国，同时拒绝承认与民主德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苏联例外。他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在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和布达佩斯设立了贸易代表机构；但直到1967年，勃兰特促成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才第一次真正打破了阿登纳的原则；一年后，联邦德国又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阿登纳始终坚持认为，德国的分裂和它东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应当在中欧形势缓和或军事撤离之前予以解决。但是，1961年美国反对联邦德国参加柏林墙建造竞赛，表示不愿因敞开柏林边界而担负战争风险；1966年10月，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确认，不再允许本国的外交政策因为未来德国统一的原则而受到制约。这一信息十分明确：若要实现目标，新一代德国外交官就不能再坚持把“德国问题”的解决作为缓和的前提，而应该把原来考虑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 维利·勃兰特之所以敢于承担打破联邦德国政界惯例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任过西柏林的市长。事实上，“东方政策”最热心的拥护者中有好些都是柏林前市长——勃兰特本人，后来的联邦总统理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有继勃兰特之后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汉斯-约申·沃格尔，而这并非巧合。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克服欧洲的分裂并不会给西欧盟国带来任何麻烦——西方对于华约条约国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极接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联邦德国想打破中欧的政治僵局，那他们就只有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与东方当局交涉。 由于这些思虑一直萦绕心间，于是勃兰特和巴尔设计出了自己接近东方的方式，以实现巴尔所称的“通过接触寻求改变”。目标是“越过雅尔塔（条约）”，途径是多重接触——外交的、公共机构的和个人的；在不引起国内外不安的情况下，达到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和欧洲内部的关系“正常化”。借这种典型的修辞学发明，勃兰特不动声色地摒弃了联邦德国政府原本在民主德国的非法性和不通过谈判寻求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自此以后，联邦德国政府一直肯定德国人民的基本团结，但民主德国的真实存在也应得到承认：“一个德国，两个政府。” 在1970-1974年间，勃兰特与其外交部长、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藏书网尔协商并签署了一系列主要的外交协议：1970年与莫斯科和华沙分别签订协议，承认战后两德之间及德国与波兰之间边界的事实存在和神圣不可侵犯（“现存的边界线……将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并提出“在欧洲现存的政治条件的基础上”建立德国与其东部各邻国的新关系；1971年签订的关于柏林的四组协议，其中苏联同意不做任何单边性的改变，并为对方的越界活动提供便利，随后又与民主德国签订了《基本条约》，1973年经联邦德国联邦议会批准，其中联邦德国方面表示继续承认任何从民主德国移至联邦德国的居民的完全公民身份，放弃长期以来联邦德国作为全体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声明；与布拉格签署条约；1974年5月与民主德国互派“永久性代表”。 凭借这些成就，还有其后访问华沙时在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满怀歉意的下跪壮举，维利·勃兰特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他也大获全胜。在1972年选举中，他带领的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联邦议会的第一大党。尽管避开了联邦德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边界和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并未完成、《雅尔塔协定》划定的边界不合法理，必须保持关于1937年12月以来德国边界一贯性的合法构想”等主张，勃兰特在国内还是大受欢迎。而且不仅是在联邦德国：勃兰特于1970年作为联邦德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民主德国，来到埃尔福特市时，受到了热烈的掌声欢迎。 勃兰特在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下台后，其继任者们——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从未偏离“东方政策”的总路线，不仅在公开外交上孜孜以求，还与民主德国开展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多重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便于个人来往，理顺关系，减轻对联邦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并从整体上使联邦德国与东部邻国的邦交“正常化”。应当承认，历史正如勃兰特在签署完承认战后德国边界的《莫斯科条约》时说的：“在此条约下，除了不久前赌光的东西以外，毫无损失。” “东方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考虑到，若要成功实行他们的宏图大计，一定要争取三方力量的支持。要向西欧保证德国并非投向了东方。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获知《莫斯科条约》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英国发出鼓励性的提议——当下，为了牵制不太听话的德国人以维持平衡，英国在欧盟的地位越发重要了。最终法国得到了德国人的安抚，后者承诺联邦德国与西欧的联系会比以往更加牢固（就像后来蓬皮杜的继任者也得到德国人的保证，许诺20年后统一的德国一定加入欧洲共同货币流通体系）。不过，巴黎和华盛顿仍议论纷纷，正如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在1973年所言，在描述一个“变化的世界”时，“关于东西方问题的传统策略”正在失去效用，但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日。 “东方政策”的第二类拥护者是分裂后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给很多德国人带来了实惠。两德之间的接触和沟通发展迅速。1969年，双方仅通过50万次电话；20年后已变成约4 000万次。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次数，1970年的数字尚不得而知，到1988年已达到一年1 000万次。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人已经可以自由地向联邦德国打电话；民主德国政府甚至把电缆铺到了德累斯顿附近的“无影谷”（因当地的地形阻挡了联邦德国的电视信号而得名），满以为只要民主德国的人们在家里看得到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就不会打算移民去联邦德国了。这些做法，还包括隔离家庭的重聚、向联邦德国释放政治犯等措施，都有助于提高“东方政策”的声誉，也体现了共产党对联邦德国的“稳定”和“无意外”政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 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尤其乐于看到这些发展。1973年9月，联合国承认并接纳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视其为独立国家；此后一年内，民主德国获得了80个国家的外交承认，包括美国。与联邦德国政府的变化形成反讽的是，民主德国自己的领导人不再提到“德国”，而是开始日益自信地自许为一个独特、正统的“德语”国家，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前途。他们强调，民主德国不仅根源于“好的”、反法西斯的德意志民族，同时还是普鲁士的土地和遗产的继承者。虽然在1968年的民主德国宪法中，提到了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但这句话在1974年的宪法修订版上却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坚定不移地拥护苏联”的誓言。 民主德国对“东方政策”感兴趣，还有更加直接的和利益上的因素。自从1963年起，民主德国一直把政治犯“贩卖”给联邦德国政府去换钱，价钱视对象的“价值”和资格而定。到1977年，为了从民主德国监狱弄出一个犯人，联邦德国需要支付将近9.6万德国马克。新政策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隔离家庭团圆的制度化：为此柏林的潘科区政府额外收取每人4 500德国马克（大便宜——1983年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要收每人8 000德国马克才放境内的德国人出国）。有人估算，截至1989年，通过释放3.4万个犯人、允许2 000名儿童回到父母身边，和“调节”25万个家庭的团聚，民主德国政府一共榨取了联邦德国将近30亿德国马克。 在事情发展进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统一”问题真的从德国的政治议程上消失了。固然，诚如勃兰特所言，分裂国家的重新统一依然是联邦德国的“生活的谎言”，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意外实现统一的前几年，重新统一已不再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5％的联邦德国人认为统一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自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数字再没超过1％。 联邦德国政府新路线的第三方支持者，自然是苏联。从1970年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协商，到近20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联邦德国围绕与东方关系“正常化”所做的一切规划，都通过了莫斯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话来说，“当然，德苏关系处于‘东方政策’的中心地位”。其实，一旦联邦德国人和俄国人就波兰新边界的永久性达成共识（双方尊重长期形成的欧洲实际，但没人问过波兰人的意见），同时联邦德国政府同意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联邦德国人就和俄罗斯人就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1973年5月，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为首位出访联邦德国的苏共领导人来到波恩时，竟然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一起，温情地回忆起“二战”中两人的共同经历——施密特很容易便想到前者曾“不分昼夜，为打败希特勒而战，为德国而战”。维利·勃兰特自始至终反对德意志第三帝国，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冷静地评述道：“要是把对战争的回忆交换一下，虚假和真实的谎言彼此非常接近。”回忆或许是虚幻的，而共同利益则足够真实。 多年来苏联一直迫切希望，自己的战后成果和欧洲的新边界能够得到西欧方面的官方承认，最好是通过正式的和平大会。西方同盟，尤其是美国，则始终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越雷池半步，特别是保持“德国问题”悬而不决。不过既然德国人自己在向东部邻国表示主动，西方的位置也必然随之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望实现他们的愿望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与莫斯科开展谈判方面，态度较之前任更加开放，可能对苏联政权的性质也没那么寝食不安。就像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解释的，不应等到苏联内部改革才去缓和国际关系。这正是他们制定的与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之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于是，1971年12月，北约组织的部长们相聚布鲁塞尔，原则上同意参加欧洲安全大会。不到一年，筹备会议已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1973年7月，还是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正式会议召开了。35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与会，只有阿尔巴尼亚拒绝参加。在其后的两年里，与会国提出协议，草拟条约，提议通过“建立信任”方式来改善东西关系等。1975年8月，《赫尔辛基协定》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得到签署。 从表面上看来，苏联是该协定的主要受益者。在最后的议定书中，“原则一”规定：“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独立自主以及主权固有和包含的一切权利，特别是各国的司法公正和领土完整的权利。”而且，在“原则六”中，参与国保证“对于各国内部事务，或本国权限以内的外部事务，无论与其关系如何，其他参与国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干涉，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理应心满意足了。现在，不但战后欧洲的政治分界线得到了正式的和公开的接受，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附属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受到了官方的承认；西方集团更是第一次表示禁绝所有“针对任何其他参与国的武力干涉或胁迫”。当然，北约组织或美国实际入侵苏维埃集团的可能性一直微乎其微。事实上，1948年以来真正实施过武力干涉的唯一国家，就是苏联自己，而且还实施了两次。 《赫尔辛基协定》中的这些条款，包括“原则四”中确认的“参与国将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所强调的，恰恰表现出莫斯科方面特有的不安全感。有了与联邦德国签订的系列条约和《赫尔辛基协定》对《波茨坦公告》所做的回顾性重申，苏联终于如愿以偿、高枕无忧了。反过来，会议的西方参与国似乎只得到了一些无可非议的形式上的条款：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合作与交流，同心协力去解决重大的和未来的分歧，等等。 在有“第三个篮子”之称的赫尔辛基原则中，除了国家权利以外，还包含了对个人及种群权利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原则七”（“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和“原则八”（“各民族权利平等，独立自主”）之中。绝大多数政治领袖在签署这些条款时都漫不经心——铁幕两边都把它们当作民主的“橱窗展示”，用来应对国内意见的标准操作流程，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依据“原则四”和“原则六”，外人无权干涉签署国的内部事务。正如一名捷克知识分子在当时愤愤不平地指出的，《赫尔辛基协定》其实只是重复了“Cuius Regio，Eius Religio”（拉丁语：统治者的宗教即国教）。在各自的辖区内，统治者们再次达成一致，随心所欲地处置各自的国民。 事情并没朝协定写的那样发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中的大多数原则和约定，只不过是把现存的国际格局包装得漂亮了些。但是，“原则七”不仅规定了签署国应“尊重人权和包括思想、良知、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还要求全部35国“提高和鼓励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的权利和自由的有效履行”，并“承认和尊重个体依从内心意愿所表达和实践的宗教或信仰，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这份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看上去冗长而无甚效力的清单引发了“赫尔辛基权利”运动。就在此项等待甚久的国际协定签订后的一年间，苏联领导层便发现，国内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小集团、俱乐部、协会、机构和个人，就是要求政府严格遵守这一协定。就像最后议定书上写的，各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在本协定中提出的各项国际性声明和协议”，这一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几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本来，勃列日涅夫指望亨利·基辛格和他那些死心眼儿的接班人严守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互不干涉”条款，这没错；可惜他从来没想到（其实基辛格也一样），对于其后那些乌托邦式的段落条文，别人竟然也会一样当真。 从短期来看，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政府可以毫不费力地压制任何代表个人或集体权利的声音：1977年，乌克兰“赫尔辛基权利”集团的领导人们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然而，当年在《赫尔辛基协定》中，共产党领导人为证明自身政权的国际合法性而强调的东西，如今又反过来让他们大伤脑筋了：通过援引莫斯科自己刚刚许下的承诺，（国内外的）批评者们就可以向苏联政权施加舆论压力了。政府对这种反对派的武装镇压非但无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弄巧成拙地公开承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就这样疏忽大意地打开了自身防线的一道缺口，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竟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第3章 过渡时期 回顾往事，我们最大的一桩错误就是允许选举继续进行。我们的垮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奥特洛·萨赖瓦德·德·卡瓦略将军 西班牙是问题的所在，而欧洲是解决的办法。 ——奥尔特加·加塞特 欧洲不光是各种物质结果，它还是精神。欧洲是一种精神状态。 ——雅克·德洛尔 大国之间的这些交易长期存在，大陆东西分界也从未消失过，北欧各国国内与国际的风云变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各国，问题主要是在国内。70年代初以前，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一直处于欧洲的边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尽管在冷战时期它们共同效忠于“西方”（葡萄牙与希腊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三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却各有千秋。其经济严重依赖在国外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国内汇款以及增长中的旅游业，因而与欧洲南部边缘的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或土耳其相似。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同东欧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仿。 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都由独裁者统治，这种情况在拉美比在西欧更加常见。战后几十年间的政治改革似乎忽略了这三个国家。葡萄牙于1932-1970年间由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在西班牙，佛朗哥将军于1936年发动军事政变，并且从1939年开始直至1975年去世，他一直统治该国，其间无人敢挑战其地位。在这两个国家，来自另一时代的等级制度因此而固定下来。在希腊，一个军事小集团于1967年推翻了国王和议会，自此这个上校集团统治了该国。这段动荡的历史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在它的影响下，三个国家的前景一片黯淡。 希腊的近代史和西班牙一样，受到内战的严重影响。在战后的两年间，希腊共产党对其控制下的村庄实行恐怖统治，以至于过后很久人们仍然心怀恐惧，并把左翼激进派和压制与暴行联系在一起。1949年10月共产党人放弃斗争后，轮到左翼分子遭受持久的压迫。战时的游击队员（包括许多在战争初期参加抵抗德国入侵的战斗者）被迫流亡海外，长达几十年。那些仍留在国内的人则被禁止在公共部门就业，直至70年代，其子女甚至孙辈也不能幸免。在迈克罗尼索斯岛臭名昭著的监狱中，共产党人被长期囚禁，并受到虐待。 但是，不管这与冷战时期的情景多么相符，希腊国内的政治斗争一直有其明显的地方特点。1949年3月，在斯大林与铁托斗争的高潮时期，奴性十足的亲莫斯科派希腊共产党曾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无线电台发表声明，赞成马其顿独立。这样做的本意是通过鼓励南斯拉夫领土分割来削弱铁托的力量，不料却并未奏效。相反，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希腊共产党的信任，因为此举暗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导致北部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马其顿地区实现自治，使希腊分崩离析。 希腊人之所以如此在意这一点，是因为希腊的民族主义特别缺乏保障，即便以地区标准衡量也是如此。由于希腊战后的藏书网保守派政治家时时刻刻对先前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统治者保持警惕，防范与其发生冲突，而且从1940年以来一直与阿尔巴尼亚处于交战状态（直至1985年情况才有所改观），甚至不愿承认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接壤的地区存在着庞大的斯拉夫社区，因此他们选择了“秩序”与“稳定”，而不是“民主”或战后“妥协”。综合旧的国内因素与新的国际派别划分，希腊国王与其军队和大臣们选择了与西方站在一起，把西方国家看作在一个动荡的地区里最可靠的同盟者。 他们的忠心得到了很好的补偿。1947年2月，《巴黎条约》迫使意大利将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雅典。在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后，希腊成为美国援助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它于1952年被批准加入北约组织，其军队也接受了从部署到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援助。这些军队后来也确实起了关键性作用。英国本来打算赠予希腊一支非政治性的陆军和现代警察部队，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相反，希腊军队经过8年战争后，以永不妥协的反共主义者、保王主义者和非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对北约和美国同盟者的忠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本国政治制度或规约的认同。 事实上，希腊军官就像传统的西班牙军官一样，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守护神是他们自己，而不是那些他们曾宣誓捍卫的短命的宪法文件。在战后希腊的政治生活中，军队从一开始起就十分活跃：在50年代初的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希腊阵线党”就是由亚历山大·帕帕戈斯元帅领导的，他曾在内战中担任政府军的指挥官。直至1963年，军人还十分乐意地支持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卡拉曼利斯曾经领导更名后的希腊阵线党（现称“民族激进派联盟”）在1956年、1958年和1961年的大选中获胜，尽管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胜利后被怀疑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卡拉曼利斯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持反共态度，他甚至对军队也没有显示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出生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并且从内心深处是反斯拉夫的。他出身农民家庭，信仰东正教，本能地具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特点，很适合代表他的祖国。在美国外交官和本国官员等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人，他无意实施平民对军队的监督，也无意过于详细地调查愈传愈盛的高层人物中反议会的网络和阴谋。在卡拉曼利斯的领导下，希腊社会保持了稳定，但是经济停滞不前，腐败现象严重。 然而在1963年5月，左翼议员格里戈里斯·兰姆布拉基斯博士在泰萨洛尼基市的一次和平集会上演讲时遇袭，5天后身亡。这件事为左派造就了一位烈士，也催生了希腊的和平运动。而当局处事可疑，对这起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不想追查到底，这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怀疑。过了6个月，卡拉曼利斯在大选中以微弱之差输给了乔治·帕潘德里欧领导的、代表日益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中间派联盟。在下一年的新一轮选举中，帕潘德里欧的政党及其同盟者表现得更加出色，以绝对多数选票获胜，所占比例从42%上升到52.7％。 新的议会多数派要求调查1961年大选被人操纵的情况，议会与年轻的国王康斯坦丁之间的紧张局面逐渐升级。国王在政治上对保守派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右翼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要求解除帕潘德里欧的职务。帕潘德里欧最终出于无奈，只好辞职，随后相继有几任临时首相上台，但是谁都未能得到稳定的议会大多数的支持。这时有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军官被指控与帕潘德里欧之子安德里亚斯密谋，使议会与王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967年3月，他们中间有21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到这个时候，希腊议会政府已经徒有其名了。保守派分子与军官们隐晦地警告人们，共产主义在全国的影响正在扩大。国王不愿与多数派的中间派联盟合作，说他们依靠极左派的选票，而反对派的民族激进派联盟拒绝支持成立临时代理政府。最后在1967年4月，民族激进派联盟组成了少数派政府，直至国王解散了议会，号召举行新的选举。 公众对议会陷入的僵局感到失望，他们普遍感觉国王从中扮演了过分偏袒一方的角色，这一切都表明即将到来的选举将会进一步偏向左翼。由于这个原因，加上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威胁”论不断地被提起，希腊的民主制不健全，以及执政者不称职，以此为借口，军队内部存在已久的右翼军官集团于4月21日夺取了政权。 在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上校的领导下，雅典等城市的街道一时间布满了坦克和伞兵，军队逮捕了政治家﹑记者﹑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等公众人物，夺取了所有的要塞，并宣布自己为国家的拯救者。他们解释说，“民主将得以修复”。国王康斯坦丁尽管对这些阴谋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被动地同意并命令他们宣誓就职。8个月后，国王试探性地组织了反政变，失败后携家人逃往罗马，他的离开并未让国人感到惋惜。这个军人集团任命了一位摄政者——帕帕多普洛斯被任命为首相。 上校的这次政变是一篇经典的政治宣言。帕帕多普洛斯及其同僚以暴力起家，惯于实行压制，他们上任后解雇了近一千名公务员，囚禁或驱逐９９ｌiｂ?t>了左翼和中间派的政治家。在他们执政的7年间，希腊与世隔绝，令人窒息。上校们反对现代性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他们审查报刊，宣布罢工为非法，禁止现代音乐和迷你裙，还禁止研究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甚至连社会学、俄语、保加利亚语的研究也遭到禁止。他们虽然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家长式统治，对外表形象极为关注。在军政权统治下，留长发遭到禁止，宫廷侍卫和其他礼仪官员的制服也被换成了华丽俗气的“传统”服饰。尤其是首都雅典，更是给人以军管式的整齐划一的感觉。 军事政变对希腊经济的影响好坏参半。旅游业没有受到影响。即便有旅游者出于政治觉悟而对军人掌权的希腊进行抵制，还是会有人对它趋之若鹜，因为希腊旅游胜地虽然各种规章多得令人窒息，但毕竟价格低廉。政变之前10年才出现的国外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自1964年以来年平均增幅为6%）都未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正如西班牙一样，低工资（依靠对工人反抗的镇压）和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之上的政权，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有利环境。这些大多出身农民的上校们最初甚至获得了农村地区的广泛支持，尤其在1968年他们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之后。 但是上校们身上自给自足的农民本性，使他们更加倾向于恢复旧式的进口替代制度——低效的本地制造商生产的低质产品，在与国外厂商的竞争中受到保护。这种做法最终注定要使政权与本国城市中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虽然他们几年前看到争吵不休的政客们被赶下台时备感舒心，但现在他们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显然更为重要。而即便是以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上校们也只能算是平庸之辈，他们面对未来毫无准备：既没有计划如何让希腊融入正在兴起并日益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也没有关于如何恢复平民统治的计划。 再者，该政权虽然在国内还算稳固，在国外却日渐孤立。1969年12月，“欧洲委员会”全票通过将希腊赶出该组织；两个月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终止了与军政权的一切谈判。更无耻的是，该政权的基础只有武力。因此，在解决塞浦路斯历史遗留问题时，它在境外使用武力而遭到灭亡也就十分正常了。 塞浦路斯岛自1571年以后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后由英国控制，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英国单方面吞并。它位于地中海东部较远处，靠近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虽然远离希腊大陆和边远的希腊诸岛，但是岛上居民大多数都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并且倾向于与希腊统一。占岛上人口18%左右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自然反对这种安排，并且得到了安卡拉当局的全力支持。就这样，塞浦路斯一方面有英国竭力要其摆脱帝国遗产，另一方面要面对由来已久的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立，其命运在整个50年代都悬而未决，令人不安。 由于“合并”计划（即与希腊统一的计划）遭到否定，岛上大多数赞成统一的领导人勉强同意独立。1960年英国允许塞浦路斯独立，只保留了某些过境权和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军基地。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主权和宪法由英国、土耳其和希腊共同保障，由希腊、土耳其两族组成联合政府，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任总统。大主教曾被伦敦以武装暴力恐怖分子的名义流放，而今受到尊敬，成为希腊族塞浦路斯人的雄心的“合理”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毗邻而居，气氛紧张，社区间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均自称是塞浦路斯岛上各自同胞的保护者，而且偶尔会威胁说要进行干涉，但出于谨慎和国际压力，都没有这样做，即使在1963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遭到袭击，次年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时也没有出兵。尽管希腊人几乎垄断了塞浦路斯所有的公共部门岗位和有权力的职位（其情形大致相当于在阿尔斯特占人口大多数的清教徒把天主教徒排挤出有特权和权力的部门），或许正因如此，塞浦路斯看上去比较稳定。但是尽管塞浦路斯不再有危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问题”。 因此，在1973年，当雅典学生（起初是在法学院，后来在理工专科学校）首次公开反对上校们的统治，令他们尴尬不已时，希腊军政权的反应是转移公众视线，试图通过重提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来挽回公众支持。强硬派的伊奥安尼德斯将军在理工院校学生示威游行后，取代帕帕多普洛斯成为军政权首领，他与乔治·格里瓦斯等希腊——塞浦路斯民族主义者合谋推翻马卡里奥斯，将塞浦路斯与希腊统一。1974年7月15日，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与一批精心挑选的希腊军官袭击了总统府，驱逐了马卡里奥斯，设置了傀儡政府以期待雅典直接实行统治。马卡里奥斯逃往国外。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入侵塞浦路斯，以保护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利益，并且很快于7月20日付诸行动。一周之内，该岛2/5的领土就在土耳其的掌握之中了。希腊军政府面对比他们强大许多的土耳其军队，既无力阻止，又无法做出回应，显得相当无助：一会儿命令部队全体动员，一会儿又下令取消动员。由于这次行动令国家蒙羞，遂使国内群情激愤，希腊的独裁者们只得求助于日渐衰老的卡拉曼利斯，邀请他结束巴黎的流放生涯，回国归政。7月24日，这位前首相回到了雅典，开始带领希腊回归平民统治。 这次过渡完成得相当轻松。卡拉曼利斯的“新民主党”在1974年11月大选中一举获胜，并在3年后再次奏响凯歌。1975年6月通过了新宪法，尽管反对派各党在开始时反对加强共和国总统的权力（1980年后卡拉曼利斯一直位居总统）。希腊民主政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具有了与欧洲相似的特征，它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划分为中右翼（新民主党）和中左翼（由已故的乔治·帕潘德里欧之子、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安德里亚斯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希腊能够平稳地向民主社会过渡，要部分地归功于卡拉曼利斯的技巧。他一方面能与自己的过去诀别，另一方面又能给公众以成熟老练、游刃有余、前后一致的印象。他没有重建已经失去民心的中间派联盟，而是组建了新的政党。对众叛亲离的君主制的去留，他号召在1974年12月进行了全民投票。当69.2%的投票者要求将其废除时，他监督建立了共和国。为了避免疏远军人，他拒绝了清洗军队的要求。相反，他让那些比较愿妥协的高级军官提前退休，而对愿意效忠新政府的人予以奖励和提拔。 在废除了君主制，军队也实现中立之后，卡拉曼利斯不得不来处理尚未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愿再重提“合并”问题，但他们同时也不能公开忽视岛上土耳其人的存在，即使在1974年12月马卡里奥斯回国后，他们也未能这样做。卡拉曼利斯随后将希腊撤出了北约军事组织达6年，以抗议北约另一成员国（土耳其）的行径。尽管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还是赢得了国内包括左翼和右翼都在内的广泛赞同。1975年2月，塞岛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尽管至今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以此为标志，再加上北爱琴海地区领土问题外交争端时有发生，希——土关系进入冰封时期。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联合国的外交家和律师们都曾试图解决塞岛的划分问题，但都毫无结果，该岛也因此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希腊政治家们也可以就此放下担子，暂时不管塞岛问题（尽管他们迫于国内政治因素，要对其命运继续表示关注），而去关心其他更有前途的事务。1975年6月，在上校们落马后不到一年，希腊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81年1月1日，希腊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这令布鲁塞尔欧共体总部的许多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是“希望”战胜了“智慧”。 与希腊不同，葡萄牙在近代没有经历过哪怕是最初级的民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是倒退的，即使以1932年他上台之初通行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事实上，吹毛求疵的教权主义、混合的制度、落后的农村这三者汇合，使葡萄牙像极了1934年后的奥地利。难怪战后的葡萄牙得到了怀念维希政府的退休法国人的垂青——“法兰西行动党”颜面丢尽的党魁夏尔·莫拉斯深受萨拉查崇敬，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直至1952年去世。 在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国民总体生活水平更像当今的非洲而不是欧洲大陆：1960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土耳其是219美元，美国是1 453美元）。富人的确富有，而婴儿死亡率为欧洲最高，32%的人口是文盲。萨拉查这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数年的经济学家，不但不为葡萄牙的落后感到不安，反认为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当听说在葡属安哥拉境内发现石油时，他仅评论说这是一个“遗憾”。 萨拉查像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一样，着迷于避免债务，煞费苦心地平衡每年的预算。他是个狂热的商业主义者，建立起了数量惊人的黄金储备，并且注意避免把它用于投资或进口。结果使国家陷入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北方小型家庭农场和更靠近南部的大庄园中劳动。由于没有本地资本为国内工业提供资金，而国外投资者又明显不受欢迎，葡萄牙大多依靠出口或再出口初级商品，其中包括自己的国民。 直到1970年去世，萨拉查一直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不仅使葡萄牙免受20世纪毁灭性的国外战争之苦，还带领国家避开了掠夺性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大灾祸。而事实上，他已让自己的臣民备受其苦：物质上的不平等和为盈利而进行的剥削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而且这个位于里斯本的独裁政府压制一切独立观点和首创精神。1969年，只有18%的成年人口有资格投票选举。 由于国内缺乏反对党，萨拉查的唯一阻力来自军队，这是全国唯一的独立机构。葡萄牙军人收入菲薄——萨拉查不是支付有限的军人工资，而是积极鼓励宦囊羞涩的军官们迎娶有钱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姐。军官们尽管不情愿，并在1947年和1958年分别有过一次徒劳无功、轻而易举地被镇压的政变，但是直至1961年，他们对这个政权至少还是忠诚的。陆军或海军中倾向于改革的低级军官虽然对军队的毫无生气感到厌烦，但是又缺乏同盟者或群众基础。 所有这一切在1961年得到了改变，这一年新德里强行吞并了葡萄牙在印度本土的领地果阿，非洲的殖民地安哥拉也爆发了武装叛乱。失去果阿固然是国家的耻辱，但相比之下，非洲的叛乱更为严重。葡属的非洲各“省份”（他们自己这样称呼），较大的有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非的佛得角群岛和东南非的莫桑比克。其中安哥拉不到600万人口中有近50万欧洲殖民者，其重要性远远大于其他几“省”。它境内尚未开发的丰富的物质资源，比如铁、钻石和新发现的近海石油，使得萨拉查不愿意外商前来投资（典型的如美国“海湾石油公司”）。在60年代，这块领土对葡萄牙本土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里也发生了公开的叛乱。为了摧毁风起云涌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1967年里斯本实施了“反叛乱”战略，将人口重新安置到可以控制的大村落中：截至1974年，100多万农民被搬迁。这一计划并未瓦解叛乱，尽管它对安哥拉社会和农村99ｌｉb?经济贻害无穷。不过，此举确实离间了前去执行这一计划的士兵：既包括把参加殖民地军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手段的宦囊羞涩的军官，也包括不情愿被派去镇压叛军的普通士兵。 在安哥拉，叛乱者划分为不同派系，葡萄牙军队至少还可以暂时控制他们，而在别处，情况逐渐难以维持。在莫桑比克，6万名葡军士兵为保护仅1万名欧洲殖民者忙得不可开交；在几内亚和佛得角，充满魅力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在游击战中以1万兵力牵制了葡军3万人，使他们徒劳无功。到20世纪70年代初，非洲战事每年消耗掉这个欧洲最穷国家的年国防预算的一半。每4个到入伍年龄的葡萄牙男性中就有1个要应征到非洲服役，并且在1976年之后，最低服役限度为4年。到1973年，他们中有1.1万人阵亡。按人口比例来说，死亡率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还要高出许多。 葡萄牙为保卫其殖民地付出了昂贵而又血腥的代价，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对此军人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们还有别的理由感到沮丧。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把国人的视线从海外的不幸中转移开，萨拉查选定的接班人马切罗·卡埃塔诺放松了信贷限制，从国外大举借债而且鼓励进口。再加上在国外工作的葡萄牙人的汇款，1970年至1973年间，葡萄牙经历了短暂的消费繁荣。但好景不长，石油危机引发了不断的通货膨胀，公共部门的工资开始被物价远远地抛在后面。 葡萄牙多年来首次遭遇了罢工。首都周围贫民区的居民中，有许多是刚刚从赤贫的阿连特霍地区搬来，他们不但要忍受地方性的贫穷，还要眼看着附近里斯本炫耀性财富急剧增长。由于非选举产生的技术专家、官员指挥的政府不受欢迎，军队越来越痛恨代表它在遥远的土地上进行“肮脏的战争”，他们的不满而今在国内得到广泛响应。低级军官满腹苦水，通货膨胀使他们本来不高的收入缩水，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是正在兴起的一代商人，统治者的无能让他们苦恼不堪，他们明白国家的希望在欧洲而不是非洲。 1974年4月25日，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成员把卡埃塔诺和他的同事赶下台，宣布成立以民主化、非殖民地化和经济改革为目标的临时政府。这次政变（就像1926年年轻军官们发表檄文首次拥立萨拉查上台一样）没有遇到多大阻力，旧政权的领导者们被允许流亡——先是到马德拉群岛，然后到巴西。前葡萄牙军队副参谋长、1968至1972年几内亚总督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被同僚任命为军事集团首领。秘密警察被废除，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新闻自由得以恢复，葡萄牙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领袖结束流亡回国，他们的组织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得到法律认可。 这次革命处处受到极大的欢迎。斯皮诺拉把中立派和社会主义者都纳入临时内阁中，7月，他公开宣布了给予非洲殖民地完全自决权的计划。一年之内，这些殖民地全部独立，印度尼西亚乘机控制了葡属东帝汶。非殖民地化的过程相当混乱。几内亚和莫桑比克的游击队对斯皮诺拉让他们先放下武器的要求置之不理，安哥拉局势则恶化为内战。但是从葡萄牙的角度看，优点是前后过程相当迅速。它还加速了在葡军撤退、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生暴力冲突后约75万名欧洲人返回葡萄牙。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相对保守的葡萄牙北部地区安顿下来，在未来数年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这些飞快的变化令斯皮诺拉感到不安，他的保守本能与更为年轻的同事们越来越激进的做法产生抵触，他于1974年9月辞去职务。在接下来的14个月中，葡萄牙走向全面的社会变革。在军官和武装部队运动和阿尔瓦罗·肯哈尔领导的坚定的“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热情支持下，银行和主要工业实现国有化，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进行，特别是在南部产粮区阿连特霍，那里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仍在大地主，尤其是不在当地的大地主手中。 国有化在城镇中受到欢迎，南部地区的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集体化——最初是由当地佃农和体力劳动者在共产党及其盟友的动员下“自发”进行的土地占有和夺取。共产党不愧为暗中反对旧政权的一支组织最严密、行动最有效的队伍。但同样的做法在中部和北部却显然不受欢迎，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已经被细分为若干小块，归家庭私有。以农村和小镇为主的北部盛行天主教（现在仍然如此），1972年平均每500人就有1名教士。中南部地区教士和平民的比例为1︰4500，在南部更远一些的地方比例更低。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和农民领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和集体化运动遭到了人口众多的北部地区的强烈反对。 实质上，1974年葡萄牙革命者在重复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土地改革激进分子所犯的错误：他们试图将适合南部社会条件的集体主义土地改革强加于北部土地私有、效率更高的小农身上，最终把后者变成了敌人。在1975年4月立宪会议选举中，共产党只赢得了12.5%的选票。中间偏右的党派战绩稍好，但大赢家是“葡萄牙社会党”。该党两年前由马里奥·索瑞兹在流亡中建立，他以“要社会主义，不要独裁”为口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竞选，赢得了38% 的选票。 “武装部队运动”和共产党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肯哈尔公开承认，如果通过议会获得权利的道路走行不通，他们或许会采用其他办法——正如他在1975年6月对一位意大利记者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可能拥有你们西欧那样的民主……葡萄牙不会成为一个有民主、自由和垄断的国家。它不允许这些东西存在”。从4月到11月，局势越来越紧张。国外评论家警告说，共产党即将发动政变，而葡萄牙的北约盟国和西欧贸易伙伴也许诺，一旦发生马克思主义革命，他们将介入并提供援助。 事态在年末发展到了关键性阶段。11月8日，里斯本立宪会议被建筑工人包围，在两周的时间里，传言说即将成立“里斯本公社”，甚至将爆发南北内战。11月25日，有几队激进士兵试图暴动。起初他们还有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支持，但后来当武装部队中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左翼军官本身都反对起义时，就连肯哈尔也妥协了。正如“武装部队运动”有些领导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1975年4月的选举结果已经提前使革命军官们的目标失去了民心：左派可以实现议会民主，或实现革命“过渡”，但不可能两者都实现。 1976年2月，葡萄牙军队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平民当局，尽管在政变后两年他们仍然有效控制着全国。国家将按照1976年4月通过的宪法得到治理，这部宪法在措词和目标上仍然反映了1974年后的政治气氛，它使葡萄牙致力于“通过创造让工人阶级民主地行使权力的条件，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当月的立法选举中，尽管选票数略有下降，社会主义者又一次领先，马里奥·索瑞兹组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葡萄牙民主的前景仍然堪忧。维利·勃兰特只是许多赞同这一观点的当代观察家之一，他们在索瑞兹身上看到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克伦斯基不自觉地充当了非民主势力的掩护，一旦机会适合，他们就会将他撤换掉。然而索瑞兹却幸存了下来，而且不止如此。军队仍然局限在军营中，其政治作用越来越不重要。共产党的得票数上升了——1976年上升到了14.6%，3年后又上升到19%，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恶化，而且索瑞兹的温和政策挫伤了党内的左派，他曾许诺他们会在社会主义的葡萄牙消灭资本主义，但前提是左派要放弃起义的企图。 1977年，议会通过了一部农业改革法，肯定了不久前进行的土地集体化，但是把这种做法局限在南部，而且限制了从当前所有者手中没收土地的数量。这一做法消灭了农村冲突的危险，也避免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是短期内却不能改善民主葡萄牙所继承的一团糟的经济状况。由于没有了来自前殖民地的廉价原料（而且没有了殖民地提供的垄断市场，其出口产品在别处毫无竞争力），不能像过去一样向西欧输出非熟练工人，而且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限制，要平衡预算，厉行节约，葡萄牙遭遇了连续几年的失业和消费不足。 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根据1976年宪法规定，由非选举产生的军人代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具有否决权。在1980年一年中，它否决了23项立法，其中包括由当年选举产生的中间偏右派政府所做的将国内银行非国有化的计划。但是，议会在随后的两年中修改宪法，削减行政权力（1982年把“革命委员会”也废除了），并悄悄去掉了宪法的原来文字中强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对此他们也并未表示反对。 在随后的20年中，社会党与其对手、由阿尼巴尔·卡瓦科·席尔瓦领导的中间派“社会民主党”将交换位置。早已放弃反资本主义言论的马里奥·索瑞兹本人在1986年升至总统，是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以西欧的标准看葡萄牙，它仍然十分贫穷，这要感谢萨拉查，是他留下的永久遗产泽被后世。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葡萄牙既避免了“白色恐怖”，也避免了“红色恐怖”。共产党虽然在南部农村和里斯本郊外工业区仍然受欢迎，在日渐老去、直至1992年才退位的肯哈尔领导下依然坚定地坚持着强硬路线，但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被永远地削弱了。被遣返的殖民者从未成功地组织过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的极右党。在这种环境中，民主葡萄牙的出现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对一个比方说在1970年从法国一路看到西班牙的游客来说，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的差距似乎太大了。佛朗哥长达30年之久的统治，加重了西班牙近两个世纪以来经历的社会落后和文化孤立的痛苦，他的独裁政权似乎比当初更加与当代欧洲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第一眼看去，西班牙似乎与60年代擦肩而过了：苛刻的审查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来约束民众的着装和举止、无处不在的警察，还有对待政治批评者的严酷刑法，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块时间停滞的土地，历史的时钟永远地停在了1939年。 但是，如果就近看的话，你会发现西班牙——至少在北部地区和城市中——其实正在快速地发展。佛朗哥的确是一个严苛的、真正反革命的独裁者，但与邻居萨拉查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经济现实主义者。1959年，西班牙放弃了20多年来的闭关自守，在一群教士的鼓动下，通过了“国家稳定计划”，旨在平抑地方性通货膨胀，开放西班牙，允许投资和贸易。这一计划最初对经济的冲击是严酷的：贬值货币、削减预算、冻结信用、限制工资——所有这些都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得到了执行。这些做法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迫使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到国外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私有部门自此受到了社团主义规章和长期进口替代政策的保护，拥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关税得到削减，西班牙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经合组织”准成员（佛朗哥1962年甚至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没有成功）。佛朗哥推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机是合适的。在战后欧洲经济繁荣阶段的初期，西班牙对国内经济采取保护政策，规避竞争，而现在对国外贸易开放得正是时候。从1961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农业劳动力所占百分比（1950年是50%）急剧下降，并且从南部、西部移向北部，转向工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截至1971年，全国只有1/5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到60年代中期，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西班牙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 佛朗哥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被过分夸大。西班牙没有帝国的遗留影响，因此也无须为非殖民地化付出经济或社会的代价。60年代流入西班牙的外币，大多不是来自国产商品的出口，而是来自在国外务工的西班牙人往国内的汇款，或者北欧度假者的消费。总之，西班牙的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繁荣兴旺的副产品。除去巴塞罗那、布拉瓦海岸、巴斯克等部分地区和（现代化程度稍差一些的）马德里，该国的交通、教育、医疗与服务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即使在1973年，该国的总体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爱尔兰，不到欧共体国家的平均值的一半。 不过，即便是有限的经济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也十分重大。在有电视之前，西班牙人或许大都未受到其他国家60年代文化冲击的影响，但是由于实施“国家稳定计划”而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和对经济的扰乱，引起了劳动者的广泛不满。从60年代晚期开始，一直到佛朗哥去世，工人罢工、资方停工、示威、集体谈判和工会抗议成为西班牙社会生活的一种固定特色。这个政权固执地反对一切政治让步，但是当有如此众多的外国游客到来时（1966年达1 730万人次，到佛朗哥去世前一年，上升至3 400万人次），它就不好在公众面前显得过于压制一切了。 西班牙当局也无法忽视日益壮大的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能力与技巧。因此，他们被迫承认了事实上已经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重工业区的工人运动。加上由公共部门的职员、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正在扩大中的白领阶层组成的非正式工会，截至佛朗哥去世，这个由工人和职员代表组成的半地下网络可能经过了近10年的组织和经验才得以建成。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反抗活动被严格限制在生活必需品问题上。在最后的几年里，佛朗哥政权就像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政权一样，依靠的不是公开的暴力镇压，而是一种强制的被动接受，一种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去政治化。1956年以来，学生中的反抗者一直在谋求更大的校园自主权，以及对道德规范和其他限制的放宽，政府允许他们在极其严格的范围内组织反抗；他们甚至得到了政权集团内部一些批评家的同情，包括那些有意改革的天主教徒、受挫的“社会长枪党党员”等。但是，政府严格禁止他们对别的阶级主动表示同情，或是与其他部门联合，比如说与罢工的矿工联合。这种做法也被用于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成年人。 事实上，一切纯粹的政治观点都受到严格限制，独立的政党也遭到禁止。直至1967年，这个国家甚至还没有一部宪法，已经存在的那些权利和程序也大都是做给西方伙伴看的。作为被暂时取消的君主国的“摄政者”，佛朗哥选定年轻的胡安·卡洛斯——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孙子——在适当的时候接替他，但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君主国问题在西班牙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是教会，虽然在许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西班牙在传统上是基督教文明反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堡垒，这是小学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天主教本身（不像天主教社团中的现代化“秘密僧侣”那样）被排挤到了权力之外，这与政权创立之初10年间所提倡的新十字军“国家天主教教义”精神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1968年6月，佛朗哥屈服于当代现实，首次承认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允许西班牙人在自己选择的教堂里公开做礼拜。但在那时，宗教本身却已经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一个在60年代初有8 000名神学院学生的国家，12年后只剩下不到2 000名。1966年至1975年间，全国1/3的耶稣会修士离开了修道会。 国家对军队也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佛朗哥本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十分清楚疏远军队会有什么危险。这支军队继承了保卫国家、保卫传统价值观的过强的责任感。在战后的几年中，西班牙陆军受到了宠爱和奉承。它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每年都要在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庆祝，而在内战中的失败也在1959年9月完工的、排场十足的阵亡将士谷里得到了纪念。军衔与勋章数量增加了：到这届政府灭亡时，共有300名将军，军官与其他军阶的比率为1︰11，为欧洲之最。1967年，“国家公共机构法”正式规定军队负责保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卫“公共机构系统”。 但实际上，军队已经变得多余。佛朗哥几十年来都在保护自己的军队不参加国外战争和殖民地战争。与法国或葡萄牙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耻辱的失败或被迫撤退。西班牙没有面临过军事威胁，国内安全由警察来负责，宪兵和特殊部队只用来对付恐怖分子——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而军队主要被用于仪式典礼，成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惯例。军队的保守派传统日益表现为热情地希望君主国复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认同感在后来向民主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国家事务由一群受严格限制的律师、信仰天主教的教授、公务员实行管理，他们中许多人对政策鼓励的公司表示出积极的兴趣。但是由于国家禁止提出正式的政治反对意见，所以是从这些统治阶层圈子内部——而不是其领导者仍在流亡的知识阶层——在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国外的批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榜样的刺激下，产生了改革的设想和变革的压力。 佛朗哥在1975年11月20日去世，时年82岁。他直到临终都不肯认真考虑自由化或移交权力的问题，这样做，即便对支持他的人来说，他也没有价值了。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同情年初曾要求取消对新闻界和政治集会的限制的示威者。因此，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是由佛朗哥自己任命的官员和部长来操作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渡既迅速又成功。在告别佛朗哥主义、向民主过渡的最初阶段，西班牙赞成民主改革的传统力量——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扮演了配角。 佛朗哥死后两天，胡安·卡洛斯加冕为国王。最初，他在内阁中保留了佛朗哥的最后一任总理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和他的同僚，以此向军队和其他人保证不会同过去突然决裂。但是在1976年4月，阿里亚斯取缔了刚刚成立的、尚未批准的左派政党的联盟——“民主协调组织”，逮捕了其领导人，从而受到国王的冷遇。两个月之内，国王就撤掉了阿里亚斯，换上了自己的一个部长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 44岁的苏亚雷斯是一个典型的佛朗哥时代后期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他曾担任过一年由元首佛朗哥创立的长枪党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事实证明，选择苏亚雷斯是精明之举。他组建了新的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而且开始说服佛朗哥集团接受关于政治改革的全民复决投票，实际上就是说服他们批准引入普遍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佛朗哥的老近卫军被一个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打乱了阵脚，同意进行全民复决投票。1976年12月15日，投票结果是94% 的人赞成改革。 1977年2月，苏亚雷斯授权西班牙最古老的政治组织西班牙社会党回国。当时该党由来自塞维尔市的年轻的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领导，他从20岁出头时就开始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同时，工会也变得合法化，并且获得了罢工权。4月1日，苏亚雷斯禁止并解散了他曾经领导的民族运动组织；一周后，他又宣布桑提亚哥·卡里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与他们的葡萄牙同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承诺在向议会民主过渡时期的种种限制下运行。 为了制定新宪法，1977年6月进行了立宪会议代表选举。这次选举是自1936年以来在西班牙的第一次。得票数最多的是苏亚雷斯领导的民主中间派联盟，赢得了议会165个席位；处于第二位的是冈萨雷斯的社会党，占121个席位，其他角逐者仅合占67个席位。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亚雷斯的胜利让保守派们（他们大多数投了他的票）放下心来，不会突然转向左派。由于没有取得明显的大多数席位，这就迫使他与左派代表合作。左派因此也就承担了起草新宪法的部分责任。 这部宪法（在1978年12月的第二次全民复决投票中得到了充分确认）总体来讲相当传统。西班牙将成为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将没有官方宗教（尽管在仔细斟酌后向教会让步，承认天主教是一个“社会现实”）；法定选民年龄下降到18岁；死刑被废除。但会议将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有权自治写进了新宪法，这一点可以看作与它的近期历史的重大决裂。 宪法第二条肯定了“全体西班牙人共同的、不可分割的栖息地西班牙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但接着又“承认并保证境内各民族和地区自治和各自团结一致的权利”。接下来的自治法承认了在迄今为止极端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存在古已有之的语言多样性和地域性情感；他们还承认了加泰罗尼亚在人口数字方面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以及在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都存在的强烈的自治情绪。但是，一部分西班牙人被赋予的东西不可能不让其他人也拥有。在4年内，西班牙将被分成17个自主管理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旗帜和首府。不只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会被承认是独立的，加利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加那利人、瓦伦西亚人、纳瓦拉人等也一样。 但是，新宪法规定马德里继续负责国防、司法和外交，这是一个尤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让人难以接受的妥协。上文已经讲述过，“埃塔”组织在新宪法讨论阶段的几个月内，故意加强了针对政治家和士兵的暴力和暗杀活动，希望借此能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应，从而阻止使他们每况愈下的民主进程。 在1981年，他们有可能取得成功。1月29日，对经济发展的不满达到最高峰（见下文），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都开始尝试分离主义的地方自治，苏亚雷斯在本党派的胁迫下辞职。他所在的党痛恨的不是他的失败（1979年按照新宪法举行的大选中，民主中间派联盟又一次获胜），而是他的成就，还有他独断专行的作风。在另一位民主中间派联盟政治家卡尔沃·索特洛接替他之前，巴斯克地区各省爆发了大罢工。这样，在右翼批评家看来，民主西班牙不仅无人领导，而且到了崩溃边缘。 2月23日，国民卫队陆军中校安东尼奥·特赫罗·莫林·莫利纳用武力控制了议会。经过协调，巴伦西亚军区司令员哈伊梅·米兰斯·德·博斯克将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国王解散议会，任命一个军事政府。尽管现在看来，特赫罗和米兰斯·德·博斯克的做法显得颇有戏剧性而且笨手笨脚，却是有传统和先例可循的。而且议会本身或各政党及其支持者，也对政变的发生束手无策。军队是否持同情态度还很难说。 决定事态最终结果并塑造日后西班牙历史的，是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阴谋者要求的断然拒绝和他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地捍卫宪法，并毫不含糊地宣布他和王权都与新兴的追求民主的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年轻的国王的勇气或许令事态双方都同样吃惊，因为此前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认为自己是被已故独裁者任命的国王；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和议会政治不可挽回地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缺乏一种凝聚力量的制度或符号，那些怀念旧政权的警察、士兵等等都避开了起义或恢复原状的想法，转而投身于支持曼纽尔·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这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致力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抗击“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 特赫罗的做法让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任，议会当初就应该趁机削减军队预算，并且通过一项早就应该通过的法案，将离婚合法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大多数人都被夹在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右翼和刚刚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前者不满于变革速度之快，对区域自治也感到不安，而新西班牙公共道德的松懈也让他们感到愤懑。后者一方面对宪法事宜公开妥协，另一方面又针对难以控制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摆出一副激进面孔。 就像葡萄牙一样，这次政治过渡恰逢经济困难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追究佛朗哥时代最后几届政府的责任。在1970年至1976年间，这几届政府为了换取公众支持而增加公共开支和公共部门就业岗位，补贴能源消耗，抑制物价，同时增加工资，几乎不考虑这样做的长远影响。这种漠然态度的后果在1977年开始显现：大选时，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国库（在佛朗哥政权的递减税政策下空虚已久）接近干涸，失业率长期呈上升趋势。据估计，1973年至1982年间，全国失去就业岗位180万个。 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时期一样，西班牙民主建设时期恰逢经济衰退，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和经过政府补贴的物价恶化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因此很多人议论说，西班牙正在走阿根廷的路。如果这一点能够得以避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7年10月在《蒙科洛协议》上签字的那些人。该协议是经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的第一个，在协议中，政治家、工人领袖和雇主都同意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改革：贬值货币、制定收入政策、控制政府开支，以及对庞大而又浪费严重的公共部门实行结构性改革。 《蒙科洛协议》和后来的其他协议（最后一个签署于1984年）并没有创造奇迹。部分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国家的收支平衡危机持续恶化；许多较小的公司倒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一齐上涨，引发了罢工浪潮以及左翼工会和共产党内部的痛苦分裂——他们都不再愿意分担民主过渡的社会代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协议，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肯定还会更加严重。 1982年10月的选举正值经济困难最高峰时期，社会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大多数席位，费利佩·冈萨雷斯上台，出任首相，并且将要留在这个位置上14年。苏亚雷斯的中间派民主党——它曾经带领国家摆脱佛朗哥主义——几乎被从议会中排除，只赢得了两个席位。共产党只赢得了4个席位，这是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导致桑提亚哥·卡里约辞职。从此以后，西班牙政治将按照西欧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不断围绕中左翼和中右翼进行重组。在这里，中右翼是指弗拉伽领导的人民联盟（1989年更名为“人民党”），他们在选举中令人惊讶地获得了26.5%的选票。 社会党以平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为纲领参加竞选，承诺保护工人的工作和消费能力，使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但一旦掌权，冈萨雷斯坚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来又逐步实行私有化），并于1986年在西班牙是否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的公民复决投票中击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此刻他赞成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 这种方向性的改变并没有为冈萨雷斯赢得守旧的社会主义者的好感，这个政党在他的带领下，离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越来越远。但是他的核心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对内战没有记忆的青年男女，并且公开宣称，他的目标是带领西班牙战胜落后（争论已久的“落后”问题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半岛），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说，旧的左倾意识形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冈萨雷斯判断，西班牙的未来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欧洲。1986年1月1日，西班牙与葡萄牙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和出人意料的发展，是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向民主的过渡。截至80年代初，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不仅实现了向议会民主的和平转变：而且这3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几年前还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张旗鼓地反对资本主义——现在都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实质上以中间派的立场执政。萨拉查和佛朗哥政权不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且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而新一代政治家们在努力争夺年轻的“摩登”选民的拥戴。 其中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一是已经提到过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远远落后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它的政治状态。佛朗哥统治的最后10年间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和地理的流动性，意味着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和期望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远非仍然透过1936-1956年间的状况去看待西班牙的外界观察者所认为的那样。地中海沿岸欧洲的年轻人并不觉得难以适应这种在离他们较远的北方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事实上，他们在政治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学着适应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从上个时代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说辞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也不为忠于过去的行为所感动。过渡完成以后去里斯本或马德里的游客往往对这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从不提起最近的过去，不管涉及的是政治还是文化。 社会现实不容许20世纪30年代重现，导演阿伦·雷奈在1966年的电影《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未卜先知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叙述了悲伤的挽歌式故事，讲述的是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员迭戈（由杰出的演员伊夫·蒙当扮演）偷偷地从巴黎回到了马德里，勇敢地携带了“工人起义”所需的颠覆性文献和计划，虽然他知道起义永远不会发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他试图告诉梦想复兴1936年希望的巴黎共产党领导人，“西班牙已经变成了浪漫左派的聚集点，成了一个用来欺骗过去战争中老兵的谎言。现在每年有1400万游客在那里度假。世界的现实在抗拒我们”。电影的编剧是豪尔赫·塞布伦，这也并非偶然，他本人几十年来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间谍，后来因为对该党不正视现实、一味怀念过去感到失望而离开。 到了80年代初，西班牙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停留在近期的历史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表现在对旧的公共行为准则大张旗鼓地拒绝：在语言上、着装上，特别是性观念上。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脍炙人口的电影就是一种对50年来发霉的独裁统治的自觉反抗，是新的反主流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些电影运用独特的视角和存在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一群在充斥着性的环境中感到迷惘的年轻女子。在1980年的电影《佩比、卢西、邦及不出众的姑娘们》（出品于西班牙首次自由选举后仅3年）里，剧中人心照不宣地对“大选”和“正在吞噬我们的色情战争”大笑不已。 两年后，在《激情迷宫》中，训练营里出来的恐怖分子和色情狂互相说着淫秽笑话，还一度争论“他们快乐的小恋情”和“国家的未来”孰先孰后的问题。他的电影故事背景一部比一部更浮华，城市外景地也越来越时尚。到1988年，以电影《崩溃边缘的女人》为标志，阿尔莫多瓦以电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对一个拼命弥补失去的时光、忙乱而又带有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的概括。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文化或政治领域的激进分子和革新者的努力，而是多亏了来自旧政权的保守派政治家。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阿道弗·苏亚雷斯就像几年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他们帮助摧毁的那个体系的典型人物。卡拉曼利斯确实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处于流亡中；但他也与任何人一样是无可指摘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思想偏执。而且，他对受到玷污的1961年希腊选举负直接责任，主要是那次选举使战后的政治体系名誉扫地，使军队执掌了大权。 但正是他们带给选民的这种信任感，使他们能够摧毁自己曾经忠诚服务过的独裁制度。接下来又都由社会主义者——索瑞兹、冈萨雷斯、帕潘德里欧——继任。这些继任者们也都曾令人信服地向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过，说他们的激进主义信念不可动摇，但随后又为环境所迫，实行温和的、经常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这种过渡，用一位西班牙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是“要求佛朗哥主义者假装自己从来不是佛朗哥主义者，左翼妥协者假装自己仍然坚持左派原则”。 所以，时代环境迫使很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放弃坚持已久的原则立场。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弥漫着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就是审时度势地背叛诺言，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忘却某些记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一代会有那种怀疑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而那些忠诚地、无怨无悔地坚持过去的追求的人，从共产主义者到长枪党党员，都很快被发生的事情甩在后面。如果不考虑现实，即便始终如一也没用。 最终，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毫不费力地加入或重新加入了“西方”，尽管它们对自己采取政治孤立的方针，但是它们的外交政策却始终能够与北约或欧共体国家兼容甚至联合。冷战的传统，加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视，促进了多元民主国家和军事或教权独裁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北美人和西欧人在经过多年与独裁国家的伙伴共同开会、谈判、制订计划，或者仅仅是跟他们做生意之后，早已不会再动辄为马德里、雅典或里斯本的国内事务大动肝火。 因此，对大多数旁观者，包括许多它们本国的批评家来说，令人不快的南欧政权与其说是在道德上破产了，倒不如说是在制度上落后于时代了。当然，它们的经济在本质上还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的，并且早已融入国际市场，以获取金钱、商品和劳动力。即使是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辨认的一部分——尽管是在错误的一端。新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班牙，不仅在衣着打扮上，而且连理想抱负都在效仿法国、意大利或英国的经理人、商人、工程师、政治家和公务员。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社会尽管还很落后，但也已经属于它们现在渴望以平等身份加入的那个世界，而从独裁统治的过渡，首先得益于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他们中的那些曾经坚决地往后看的精英人物，现在已经在往北看。地理似乎战胜了历史。 在1973至1986年间，欧共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行动和扩张，一位历史学家曾称之为“一系列不规则的大爆炸”。庇护者戴高乐去世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想法不必再因他的不赞成而被束之高阁，而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的战略意义使他烦恼不堪（上文已讲到），他明确表示欢迎英国加入欧共体。1972年1月，在布鲁塞尔，欧共体正式批准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挪威加入，一年后生效。 英国申请成功，当归功于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唯一的一位毫不含糊地热情赞同把国家的命运同欧洲大陆邻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领袖。1974年工党重新执政时，号召全国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进行复决投票，结果是1 730万票赞成，840万票反对。但即便是希思也无法使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感觉”自己是欧洲人，左翼和右翼各有相当一部分投票者继续怀疑“加入欧洲”的好处。而挪威人则明确认为，如果他们不加入，生活反而会更好。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全国54%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相反，他们选择与欧共体签订有限自由贸易协定。这次投票结果在22年后以几乎相同的票数得到了确认。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在后来的几年中受到争议，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刚刚出现的与欧共体加强联合的计划，并且要求欧共体退还英国“过多支付”的公共预算。但在70年代，伦敦有自己的问题，而且尽管加入欧共体导致了通货膨胀，但是贸易区的交易在当时能为英国提供1/3国内投资，伦敦为此感到宽慰。新的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是在1979年。在此之前，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大会的成员是由各国立法机构选举产生的，但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在英国，可以想见投票人数很少，只有31.6%；但那时在别处也不是特别高——在法国，只有3/5的选民愿意投票，在荷兰则人数更少。 “北方三国”对欧共体的追随，相对显得问题较少，不管是新成员还是原有成员。爱尔兰贫穷但是面积小，而丹麦和英国富有，因此也就成为公共预算的纯粹贡献国。正如下一轮成功扩张一样，当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已改称“欧盟”的欧共体时，新成员的加入增加了扩张中的欧盟的财力和影响，却并未显著增加其费用，也不必在敏感领域与已有成员竞争。来自南方的新成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希腊像爱尔兰一样穷而且小，所以它的农业对法国农民构不成威胁。因此，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东正教具有官方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公证结婚直到1992年才得到允许——但并没有激烈的争论阻止它加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人都支持它加入。但是对葡萄牙，尤其是西班牙的加入问题，法国提出强烈反对，因为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还有其他农产品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生产和销售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地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农民会与法国生产者形成激烈竞争。 因此，西班牙和葡萄牙用了9年时间才得以加入欧共体（而希腊的申请在不到6年就获得了通过），在此期间，法国历来的良好形象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落千丈。到1983年，在一系列用词尖刻的谈判过程中，有2/3的时间里，只有39% 的西班牙人对法国持“正面”看法，这是走向共同未来的一个不祥的开端。一部分问题在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欧共体将向法国农民进一步增加支持性拨款，以作为对巴黎的赔偿；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为欧共体增加了5 800万人，这些人多数很贫穷，因此也就有资格享受布鲁塞尔资助的各种计划和补贴。 事实上，随着这3个贫穷农业国的加入，共同农业基金背上了新的沉重负担——法国已不再是该基金的主要受益国。因此需要经过仔细谈判，达成各种协定，来补偿法国的“损失”。新成员国的劣势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而且他们的出口产品被允许平等地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由法国强加给他们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所带来的损失，欧共体也给予了补偿。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享受的“地中海综合计划”——事实上是区域性补贴，尽管名称上不是——在1981年时就没有提供给希腊，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因此才要求将他的国家也包括进去，甚至以“如果遭拒绝，就退出欧共体”相威胁，终获批准。 因此，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欧共体才有了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形象，仿佛是一个制度化的牲畜交易市场，其成员国以政治上与之结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当然，这些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之外做得也不错（虽然不及法国），西班牙谈判家变得非常擅长摆出保卫本国财政优势的姿态。但真正发了大财的是雅典：尽管它在80年代初落后于欧共体的其他国家（至1990年就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共体内最贫困的国家），但是以其成员身份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事实上，正因为希腊如此贫穷——至1990年，欧共体内部最穷的地区有一半是在希腊——它才会有这样大的起色。对雅典来说，加入欧共体等于接受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仅在1985至1989年间，希腊接受了欧共体基金的79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其比例高于其他任何成员国。只要没有其他穷国在排队等候，如此慷慨的财富再分配——这是要希腊默许欧共体各种决策的代价——仍然是欧共体的缴费大国（主要是联邦德国）可以承受的。但是由于德国统一花费高昂，又有一批东欧的穷国将要申请加入欧共体，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加入后几年间，欧共体的慷慨做法被证明是会造成负担而且备受争议的。 欧共体规模越大，就越难管理。政府间的部长委员会所要求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造成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各种决策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同意。有一项关于矿泉水的定义和标准的指令，用了11年时间才从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被送出来。必须采取措施了。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就是：欧洲的“计划”需要把目的和干劲儿融合起来。早在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就是一系列不定期举行的、旨在“重新启动欧洲”的会议中最早的一个，而法国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在1975-1981年之间的私人友谊有利于这项日程。 但是，消极的经济融合——消除关税和贸易限制、补贴处于劣势的地区和部门——要比达成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标准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现金周转，经济合作只会给各方带来净利润；而任何以欧洲一体化或调整为目的的政治行动都会潜在地威胁国家自治，并且限制各国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主动性。只有当强国的强势领导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意朝着某个共同目标合作时，变化才会发生。 因此，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促使了欧盟的诞生。德斯坦和施密特还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计划、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单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德国马克被用来逐步代替美元，成为欧洲银行家和市场的稳定参照货币。几年后，欧元代替了各国货币，成为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尽管从形式上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各国的货币体系。因此，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最终出现，是对经济问题的实用性反应的结果，而非朝着既定的欧洲共同目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 但是，通过说服众多观察者——尤其是当时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济复苏与繁荣不再可能仅靠一国之力实现，西欧国家成功的货币合做出人意料地成为通往其他形式的合作的台阶。在基本上没有重要选区反对的情况下，欧共体各国首脑和政府于1983年签订了《庄重宣言》，致力于进一步的欧洲联合。这种联合的具体轮廓是在协商《单一欧洲法案》的过程中敲定的，法案于1985年12月由欧洲议会批准，1987年7月生效。 《单一欧洲法案》是对原先《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要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欧共体和欧洲政治合作应以共同致力于脚踏实地迈向欧洲统一为目标”。仅仅通过把“欧共体”换成“欧盟”，12个成员国的首脑就在原则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法案的签字者却避免或推迟了一切真正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欧盟农业预算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他们还小心翼翼地绕过缺乏防务和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一尴尬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冷战”高峰时期，在几十英里开外的东部重大发展即将开始时，欧盟成员国却坚决地专注于内部事务，关心的是欧盟尽管有3亿多人口，却仍然主要是关于共同市场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确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要有目的地向着真正的、单一的内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这是将于1992年实施的目标）迈进，而且决定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实行“有效多数票”制——提出“有效”的问题，是因为较大的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坚持保留阻止对它们的国家利益有害的建议的权力。这些是真正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单一市场得到了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绿党”的赞同，尽管他们各有各的原因。这些变化促进了未来10年间真正的经济一体化。 13年来，欧盟成员国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瑞典、奥地利等国家也即将申请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共同体若要做出任何决定，就必须取消欧洲委员会的国家否决权制度。欧盟规模越大，对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来说就越有吸引力，甚至让他们觉得无法规避。但是，对成员国公民来说，近年来欧盟最重要的特点不是它的管理方式（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是其领导人为进一步一体化所做的努力，而是出入金库的钱的数目，以及这笔钱是如何花出去的。 按原先的《罗马条约》，只有一个机构有特别权限认定各成员国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然后将共同体现金分发过去，那就是在意大利倡议下成立的欧洲投资银行。但一代人之后，以现金补贴、直接援助、发放启动资金和采取其他投资鼓励形式进行的地区性开支，已成为布鲁塞尔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欧共体掌握下的最有影响力的杠杆。 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各成员国国内的地方主义政治和成员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欧洲各国仍然是统一的，由中央统一管理，很少考虑地区多样性或地方传统。 只有1948年的意大利新宪法承认了地区权威，但即便如此，在它控制下的有限的地方政府，在1/4世纪以来仍然形同虚设。但就是在地方要求自治成为整个欧洲的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后，欧共体出于自身原因，设立了地区资金体系，以1975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设立为第一步。 在布鲁塞尔官员看来，“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和其他所谓“结构性资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应对欧共体内部经济落后和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单一欧洲法案》明确指出的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战后欧共体前进的方向。每批新成员国的加入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就必须对这种不平衡给予关注和赔偿。意大利南部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唯一的贫困地区。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英国部分地区（阿尔斯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西部）、希腊与葡萄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南部、中部与西北部地区都很贫穷，要赶上其他地区，需要大量补贴和中央援助的再分配。 1982年，欧共体成员国的年收入若以100计的话，丹麦（最富裕的成员国）是126，而希腊只有44。至1989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葡萄牙的两倍多（在美国，穷州和富州的差距只有它们的2/3）。而且这只是国家平均值的比较，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即便富国也有需要帮助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时，其靠近北极的地区就是。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完全依赖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拨款维持生活，而他们现在也有了向布鲁塞尔申请援助的资格。为了纠正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瑞典的法斯特波顿在地理上的不便和市场的畸形状态，以便使其不再依赖援助，布鲁塞尔的机构分发给它们大量现金。这无疑给当地带来了利益，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开销巨大、臃肿、有时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 欧洲开支巨大的地区资金援助项目的第二个动机是使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能够绕过成员国中不肯合作的中央政府，直接与地区合作。为了这两个目的，到本世纪末，各种“结构性”和“聚合性”基金要占到整个欧盟总开支的35%。这一战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各地区的地方主义情绪一直在增长（或复苏）。1968年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加强地区之间的亲密联系为新的政治信条，试图恢复并使用法国西南部古老的奥克语。与布列塔尼的激进分子一样，他们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裂主义分子、苏格兰和佛兰芒民族主义者、意大利北部分裂分子等等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共同反对马德里、巴黎、伦敦或罗马的“苛政”。 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政治分为许多互相交叉的亚文化类型，有历史的、语言的、宗教的，寻求自主、自治甚至是完全的民族独立。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被迫资助本国贫穷地区的富裕省份；另一类是历史上长期贫穷的，或刚刚被削减工业生产能力的、对反应冷淡的政治家感到愤怒的地区。前一类别的地区有加泰罗尼亚、伦巴第、比利时的佛兰德、联邦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截至1990年，这个大区与巴黎大区合在一起，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40%）。第二类有安达卢西亚、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讲法语的瓦龙大区和其他许多地区。 这两类地区都将从欧洲地区政策中获益。加泰罗尼亚、巴登-符滕堡等富裕地区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学会了如何代表本地区进行游说、争取投资，或是使欧共体政策有利于地区而不是国家机构。贫穷地区的政治代表也同样迅速地学会了操纵布鲁塞尔的拨款和援助，用以增加自己在当地的人气，并借此迫使无奈的都柏林或伦敦当局鼓励甚至补充布鲁塞尔的慷慨援助。这样的安排于各方都适合：欧洲金库可能会花费几百万元的库存来补贴爱尔兰西部人口稀少地区的旅游业，或者同意税收优惠，以吸引投资者到洛林或格拉斯哥等人员长期失业的地区；但即便是出于自我利益考虑，受惠者也正在成为忠诚的“欧洲人”。爱尔兰用这种方法，成功更新或改造了相当一部分破烂的运输及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不仅爱尔兰，其他较穷的边缘化成员国也受惠于此。 《单一欧洲法案》把欧共体的权力延伸到了许多政策领域：环境、雇用方式、地方的研发行为。这些领域是欧共体以前从未涉足过的，而一旦涉足，就意味着要把布鲁塞尔的资金分发到地方机构。欧洲这种逐渐的“地区化”助长了官僚主义，而且开销不菲。举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小例子：处于与奥地利北部接壤处的意大利的阿尔托阿迪杰-南蒂罗尔地区，1975年被布鲁塞尔正式归入“山区”（一个没有争议的称呼）类；13年后，它正式宣布，超过90%的地区为“农村”（任何普通的旅行者都看不出来），或者用布鲁塞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5-b类目标地区”。这种双重身份使阿尔托阿迪杰省有资格申请的项目有：环境保护基金、支持农业的拨款、加强职业教育的拨款、鼓励传统手工艺品的拨款、改善生活条件以保持人口数量的拨款。 结果，在1993年至1999年间，小小的阿尔托阿迪杰省就接受了总计达9 600万埃居的拨款（价值大致相当于2005年同等数量的欧元）。在欧洲结构性资助的所谓“第三个时期”（计划从2000年至2006年间实施），又有5 700万欧元被分发给这个省支配。按照“第二类目标”的规定，这些钱只能用于为居住在“完全”山区或“农村”地区的居民谋福利。1990年以来，该省首府布尔扎诺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指导当地居民如何获益于“欧洲”和欧洲资源。1995年以来，该省还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事处（与邻省特兰提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区共用）。布尔扎诺所在省的官方网站（提供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拉地诺语以及各种罗曼斯语的方言版本）满腔热情地表达对欧洲的好感，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果，在南蒂罗尔省等地方，不管代价是否昂贵，“自下而上”的欧洲大陆一体化似乎确实行得通。当1985年发起成立“欧洲地区委员会”（后改称“大会”）时，该会已有107个成员，还有更多地区即将加入。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的欧洲已经开始明朗化了。地方主义曾经是积习难改的语言学家或怀旧的民俗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现在有了另外的“准国家”身份：它取代了国家，而且更加合法化，因为它得到了布鲁塞尔，甚至是本国首都（尽管明显缺乏热情）的正式许可。 欧共体的公民也许不像几十年前一样明显地分为“意大利人”、“英国人”或“西班牙人”，但他们未必就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尽管“欧洲”的标签、选举、公共机构呈扩散之势。像下层灌木一样繁茂的各种事务处、媒体、公共机构、代表和基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却几乎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原因之一也许正是分配和监督赠款使用情况的欧盟官方分支机构的大量存在：本已很复杂的现代国家政府机器，及其各部门、委员会、理事会，现在又加了上层（布鲁塞尔）和下层（省或地区），机构规模增加了2倍甚至3倍。 这不仅会造成规模空前的官僚主义，而且大量可利用的资金还会诱发和助长腐败。在许多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申请资金而夸大甚至捏造当地的需求，因此而造成了地方滥用权力、贪赃枉法，这些行为虽然逃过了欧盟官员的眼睛，但这样做会使他们的事业丧失信用，致使将来连受益者也不再相信他们。尽人皆知，欧盟放手让遥远的、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务员进行决策，而且有大量传言说各地区在政治上互开方便之门、投机倒把，所以最近几年“欧洲”虽然成就不小，但名声欠佳。 本以为在管理得较好的国家里已经克服了的地方政治的常见弊端——任命制、腐败、操纵——如今又在整个大陆重现。偶尔出现“欧洲丑闻”时，公共责任就会被国内政客小心翼翼地转嫁到一群隐形的“欧洲官僚”身上，因为这些人不必为坏名声付出政治代价。同时，欧共体日渐膨胀的预算得到受惠者和提倡者的鼎力维护，理由是这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和睦化”，或者这是应得的补偿（其预算由欧共体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支撑）。 总之，“欧洲”逐渐代表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正如挑剔的批评家（尤其是英国人）高兴地坚持认为的那样。几十年来，依靠纯技术手段来促进大陆统一的努力，现在明显具有了政治色彩，但这种努力又缺乏一种名分，不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从事的传统政治事业一样名正言顺。只要“欧洲”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其经济战略就仍会以50年代的精心设计与雄心为基础。至于政治，欧洲委员会宣言中体现出的自信的、干涉主义的语调，以及欧盟专家莅临遥远地区时体现出的权威感和手中拿着的翻开的支票簿，都表明了一种牢牢扎根于60年代初社会民主鼎盛时期的管理风格。 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建设“欧洲”的男男女女们努力超越国家政治的种种弊端，精神可嘉，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仍然思想褊狭。他们在当代最伟大的跨国成就，即1985年6月签署的《申根协定》中就暴露了这一缺陷。根据这一协定，法国、联邦德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同意废除共同边界，成立共同的护照控制体系。自此以后，从德国去法国就像长久以来来往于比利时跟荷兰之间一样轻而易举。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申根协定》的参与国要全力保证与非参与国之间最苛刻的签证和海关制度。比如说，法国要为自德国入境的人开放，那么他们必须首先确保德国人在过境者穿越他们边境时已经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开放某些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内部边境的同时，该条约坚决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边界。文明的欧洲人之间可以互相跨越边界，但绝不能给外部的“野蛮人”这种自由。
//..plate.pic/plate_352077_1.jpg" /> 1970年，葡萄牙工人到达法国。到1973年为止，外国人占法国劳动力的11%。在联邦德国有大约300万名“客籍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欧洲的“经济奇迹”极大地依靠了这些移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寄回家的汇款。
//..plate.pic/plate_352077_2.jpg" /> 1972年通缉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布告（左上角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亚斯·巴德尔）。该组织系德国议会外激进分子集团，后转为恐怖组织，目的是“撕下”联邦共和国的“面纱”，揭示“布雷顿森林新秩序”的文雅的扼杀技术。
//..plate.pic/plate_352077_3.jpg" /> 1982年，“埃塔”即“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成员。由于富裕的当地人口（很多来自西班牙其他地区）不为“独立的巴斯克”幻景所动，“埃塔”日益孤立，备感沮丧，在整个80年代，“埃塔”杀手平均每年杀害34人。
//..plate.pic/plate_352077_4.jpg" /> “…… 我找到了一块大石头往士兵身上扔……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会去弄一枝枪……”（贝尔法斯特儿歌，流行于1976年前后）。爱尔兰共和军、清教徒和英国军队之间长达30年的冲突使大约2 000人丧生。
//..plate.pic/plate_352077_5.jpg" /> 被指控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的63名“红色旅”成员在1982年4月开庭审讯日。在意大利，左翼恐怖分子强调他们与无产阶级的（虚幻的）联系，但构成更大威胁的（杀人更多的）是右翼恐怖分子。
//..plate.pic/plate_352077_6.jpg" /> 1974年，意大利妇女示威要求改革离婚法。战后西欧福利方面的立法主要惠及有工作的人和家庭。而妇女特别关心的问题——堕胎、避孕及离婚——北欧60年代才有立法，其他地方则要到70年代才出现。
//..plate.pic/plate_352077_7.jpg" /> 1971年10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他选定的接班人胡安·卡洛斯王子。佛朗哥（1975年去世）如果活着的话，会对这个门生很失望：胡安·卡洛斯作为国王，挫败了1981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并成为民主西班牙忠诚的、受欢迎的捍卫者。
//..plate.pic/plate_352077_8.jpg" /> 1975年4月，葡萄牙第一次议会选举。现在回想起来，地中海沿岸国家向议会民主的过渡似乎是顺利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当时，左翼和右翼各有许多人希望不是这样，他们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和失望）。
//..plate.pic/plate_352077_9.jpg" /> 1970年3月，维利·勃兰特总理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第一次两德谈话期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紧张气氛，开启了交流。但在有些人看来，联邦德国似乎是在将共产主义邻国合法化，甚至是在支持他们。
//..plate.pic/plate_352077_10.jpg" /> “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巴。”玛格丽特·撒切尔能够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将巨额预算返还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会诱惑、恫吓英国选民，就连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老练的愤世嫉俗者也愿意俯首。
//..plate.pic/plate_352077_11.jpg" />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首访波兰。教皇并不是单枪匹马打倒了共产主义，尽管有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是这样。但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失去民心这件事情上，他的确功不可没。
//..plate.pic/plate_352077_12.jpg" /> 1984年，亚当·米奇尼克在格但斯克市。米奇尼克是东欧最勇敢、最有独到见解的共产主义批评者之一。尤其有影响力的是，他强调非暴力，强调要从内部腐蚀共产主义政权，而不是试图与其正面冲突或将其推翻。
//..plate.pic/plate_352077_13.jpg" /> 1987年4月，布拉格，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陶醉在民众过分的敬仰中。这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在国内从来没有像在较远的西边国家那样受欢迎过；但是他在国外的成功感激励他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也许并不是他的初衷。
//..plate.pic/plate_352077_14.jpg" /> 1989年11月，民主德国难民乘坐一列封闭列车，经布拉格驶向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列宁乘坐封闭列车穿过德国开始，因此以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公民送往西方是完全合适的。
//..plate.pic/plate_352077_15.jpg" /> 1989年11月24日，布拉格，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与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项任命杜布切克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计划很快就流产了：1989年的人们选择了哈维尔。
//..plate.pic/plate_352077_16.jpg" /> 1989年11月，布拉格。即使是“天鹅绒革命”，序幕也是血腥的。但是除去罗马尼亚，其他国家1989年的过渡却少有严重暴力。
//..plate.pic/plate_352077_17.jpg" /> 列宁雕像，匈牙利，1990。 第4章 新现实主义 世上并无所谓“社会”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户户人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 法国人民开始渐渐明白，是商业创造了财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并确立了法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弗朗索瓦·密特朗 在密特朗试验的尾声，法国左翼势力表现出空前的思想匮乏、灰心丧气和孤立无援。 ——唐纳德·萨松 每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观念的转变为序曲的。欧洲20世纪80年代的几场巨变也不例外。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将战后数十年以来西欧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渐渐蚕食，导致了传统保守政党的消亡，一些原本无人问津的问题反倒成了大众讨论的焦点。关于冷战的两大阵营的政治争论，摒弃了以前几十年来陈旧的思维定势，并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无论前景如何，新现实主义悄然诞生了。 在这种观念巨变中，首当其冲的是一直笼罩整个战后时期直至今天的社会民主共识，以及它的重要的学术支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社会开始渐渐察觉到其国家福利体制成功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现已步入中年，政府的统计学家早已在提醒社会重视这一代人将来的退休金供给问题。由于退休年龄大范围提前，这一问题日益显现出它将对政府预算造成的压力。以60-64岁男性人群为例，在联邦德国，在1960年，他们当中有72%仍在从事全职工作；但是20年后，该年龄段的男性人群中bbr>..只有44%在职。在荷兰，这一比例从以前的81%下降到58%。 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乃是欧洲历史上有记载的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代人，用不了几年，他们便不再向国库缴纳税收，相反会开始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是以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方式直接占用财政支出，有的是通过增加对政府支持的医疗及社会服务的需要，对财政造成间接压力，这一压力与前者相比不分伯仲。此外，这一代人比前人的生活条件都更为优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寿命会更长。考虑到这一点，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救济支出造成的成本将日益增长，截至1980年，在西欧各国，事业保障金支出一直是政府预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上种种担忧波及甚广，而且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战后福利国家理论的成立有两个暗含的假设前提：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增加）将持续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水平发展；二是出生率将一直大大高于退休人员比例，从而为社会提供新一代纳税人做好准备，以确保他们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金。这两种假设现在都成了问题，但是这两者对人口的错误统计造成的错误更大。到80年代初，西欧的人口置换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只有在希腊和爱尔兰才符合或超过要求。在联邦德国，这个数字只有1.4。在意大利，不久还会进一步下降：1950年，26.1%的意大利人（每4个人中有不止1个）在14岁以下；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20%，即1/5。到1990年，降到15%，接近1/7。 在繁荣的西欧，似乎在20年后不会有足够的人来支付账单。可靠的避孕手段、越来越多的妇女出门工作都难辞其咎，甚至连繁荣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的根源。结果是使付钱的人面对更高的费用。某些地方（尤其是法国）养老金的成本和国民保险准备金早已成为就业者的沉重负担，这是在高就业率时代的认真思考。但是，更直接关注的事情是国家银行的直接费用：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府债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1977年，瑞典国民生产的1/3用于社会性开支，这种预算性开支要么靠赤字，要么靠提高选民——就业的工人、公务员、专业人士——的赋税来平衡，而社会民主党至今还是靠这些人来达成共识的。.９9ｌib. 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依赖的是已被普遍接受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这一理论想当然地认为，经济计划、赤字财政和零失业率究其本质而言是理想的选择，而且三者互利共存，持续发展。相关评论提出了两点争议：第一点很简单，即西欧各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是不可持续的；第二点是，无论可持续与否，国家干预总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点在战后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受到危机困扰、经济停滞不前的英国尤为紧迫。 这些批评家坚持认为，国家与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影响分离，且分离越远越好。国家不应占有生产资料，不应进行资源配置，不应实行或鼓励垄断，也不应控制价格和收入。根据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当前由国家支配的大多数服务行业——金融、住房、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行业——若改为私营部门，以上各项费用就不再（错误地）归为公共支出，而是由市民用其收入自行支付，那么这些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即使运行最为完善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处理数据，从而得出积极有效的政策。他们要做的本应是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得出正确结论，而事实上他们却总是在扭曲信息。 这些观点并非首次提出。它们是“前凯恩斯”时期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的灵丹妙药，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之后的经济专家们还会常常在哈耶克及其美国信徒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中读到这些观点。然而，由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由需求带动的经济繁荣的影响，上述观点被普遍认为是政治上缺乏远见和经济的无政府主义而遭到废弃（至少在欧洲情况如此）。但是，自1973年以来，自由市场理论家又再次出现，他们十分自信，大张旗鼓地指责地方经济的衰退，抨击伴随“大政府”而来的不幸，指出税收这只手已失灵、税收带来的国家活力和动力已不复存在。在许多国家，这种雄辩的策略颇能迷惑那些年轻选民，因为他们在半个世纪前自由主义理论占统治地位时还未出生，未能亲身体验自由主义带来的不利后果。只有在英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得以控制政策制定，从而得以根本转变该国的政治文化。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国家中，是在英国发生了这种转变，因为尽管英国的经济受到高度控制，但在欧洲诸国中却算得上是“计划性”最少的一个。尽管英国政府不断操纵价格机制和财政“信号”，但在英国经济生活中，唯一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便是1945年后由工党政府首次出台的国有化政策。即使是在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控制分配和交换”并入政党的方针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党领导人也仅是说说而已，很少付诸行动。 英国作为福利型国家的关键并不是在于“集体主义”经济，而在于该国统一化的社会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是在20世纪初由凯恩斯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改革中而牢固确立的。大多数英国选民，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并不在意国家是否发展计划经济和推行国有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医疗免费、公共教育免费以及公共交通补贴。而这些措施在英国不尽完善，因为英国公共服务缺乏资金、公共养老金不足、住房条件差，这样建立起的福利国家，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别国低，但它们被视为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无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对这种社会产品的低效性抨击得多猛烈，它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英国现代的保守党领导人，从温斯顿·丘吉尔到爱德华·希思，都积极拥护英国的“社会契约论”，就像工党中凯恩斯学派“社会主义者”一样满怀热情，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间立场（毕竟丘吉尔早在1943年3月就说过，“对任何国家来说，没有比给婴儿喂牛奶更明智的投资了”）。1970年，爱德华·希思曾在伦敦附近的塞尔斯登公园召集一帮自由市场主义拥护者，讨论下一届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的建议不温不火，而希思也只是十分含糊地略微表达了对它们的好感，但此举还是为他招来了劈头盖脸的嘲笑和谴责。他们指责希思寻求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原始主义丛林经济，于是“塞尔斯登人”希思匆忙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如果说英国这一政治共识在之后的10年中渐渐瓦解，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遇到障碍，而是由于历任政府均未能制定并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英国的经济悲剧源于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当、地区性工人工资纠纷和分工纠纷。从这一点出发，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努力消除英国工业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与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相一致的计划经济。这在英国被称为“价格和收入政策”，是别具特色的经验主义最低纲领。 他们都失败了。工党政府没能重新设置工业秩序，原因是它在产业工会中的主要支持者们更喜欢19世纪风格的在工厂车间里的对抗，这样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他们不喜欢在唐宁街谈判后签订的契约在未来数年内对他们的约束。以1970-1974年的爱德华·希思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党，由于英国某些部门的工人阶级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不愿与托利党政府做出任何妥协，更难以取得成绩。因此，当希思首相在1973年提出关闭部分亏损的煤矿，试图通过法律限制工会发动工人暴动的权利（这一权利首先由工党政府制定，几年前又由其废除）时，遭到了一连串罢工热潮，希思政府也遭到重创。希思提出由竞选来定夺，他自称“国家的经营者”，却以极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哈罗德·威尔逊，一个行事谨慎、不轻言辩护的工党党人。 只有在1976至1979年由威尔逊首相的继承人、工党的詹姆斯·卡拉汉执政期间，新政策才开始出现。当时国内形势令人绝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的一项贷款又遇到了苛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下，卡拉汉和当时的财政大臣（令人尊敬的丹尼斯·希利）决定放弃战后英国政府一直视为灵丹妙药的方针政策。他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改组计划，该计划承认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必然存在；通过在保护技术工人权益的同时，允许但不鼓励少数自发的、无组织的兼职雇员的存在，因为这种做法能减少社会转移支出和劳动成本；不惜以经济发展艰难、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着手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支出。 然而，工党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执行过上述措施。工党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始终坚持其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的各种福利制度。甚至是在他们严密策划、试图秘密进行一系列前人无法通过立法公开进行的改革期间，他们的基本立场也没有动摇过。但是，他们的策略失败了：工党非但没能因其取得的成绩而受到好评，反而失去了许多支持者。到1977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160万人，并且还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工党政府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第二年，也就是在英国历史上有名的1978年至1979年间的“不满的冬天”，英国各大工会出于愤怒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政府抗议，罢工范围甚广，以至于连垃圾和尸体都无人处理。 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本人却显得无动于衷：在回应记者提出的关于工业部门日益严重的动荡局面的问题时，他轻松地宣布说，大家无须担心。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新闻标题诞生了：“危机？什么危机？”正是这一讽刺性的标题“帮助”他在来年春天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9年大选中，工党一直在声明，工党政府从未因为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而引起社会危机——事实恰恰相反——新任保守党女领导人则坚信，由于英国社会混乱不安，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的政策。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为缩减预算，她废除在学校免费供应牛奶的政策。正是这一决定（尽管是无奈之举）给她带来了“牛奶贼玛吉·撒切尔”的绰号，并首次预示了她未来政治生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个决定为撒切尔夫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阻碍她的发展——她努力挽回负面形象的精神，不仅没有招致同事的不满，反而成为她的魅力之一。因此在英国，她以教育部长而闻名，直到1975年她击败保守党内多位资深人物，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毫无疑问，她魅力十足。确实，在欧洲和美国，私下表示认为撒切尔夫人性感迷人的政治家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此有所了解，曾形容她有着“卡利古拉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的嘴唇”。她的强硬手腕比得上丘吉尔以来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同时她也懂得使用温婉的说服策略。1979年至1990年间，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硬攻势和温和战略并用，一次次说服广大英国选民和她一起进行政治革命。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的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过。 但最能代表撒切尔主义的实质的是“打破国家干预”。英国所谓的“不可统治性”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即政治阶层已失去控制能力，他们不但无力制定经济政策，甚至对工厂和社会秩序也束手无策，到70年代末，关于这个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担忧重重。工党一直被指责无力掌控经济，在“不满的冬天”之后，更被斥为毫无执政能力。他们在1979年的竞选中，在大力宣扬其发展经济的实力和合理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努力营造值得信任的领导人形象，以迎合社会的需要。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订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间派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转变，她的回应是：“你们若要转变，随你们的便，首相不变。”）她欣然接受了苏联人给她的“铁娘子”的称号；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阿根廷军事集团，到英国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她挫败了一连串对手，得意洋洋；在欧共体诸位领导人面前，她挥舞着手提袋，愤怒地高呼“还我们钱来”。以上种种，表明她早期的政治资本正是她顽固的作风和永不妥协的处事方式，这也正是她的批评家对她表示愤怒的缘由。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即使不关心撒切尔政治方针的人，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欣赏撒切尔夫人本人的。英国又一次被“统治”了。 确实，玛格丽特·撒切尔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并亲自主持实现了英国社会的复苏，成绩斐然，但又有些令人泄气。在管理方面，她是一个本能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为确保她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执行，她不断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减地方政府的预算（1986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废除英国的大都市政府，将管理权力收归中央，而欧洲其他国家此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则是地方分权）。教育政策和地方经济计划改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于首相不再像往常一样依靠广大高级公务员，而主要依靠其少数几个亲信，所以政府部长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直觉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不能相信政府机构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们（这一怀疑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同教育界和司法部门的公务员一样，都更倾向于传统的家长式统治。英国政治向来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玛格丽特·撒切尔出身于下层中产阶级，代表新富裕起来的一批商人，并未受到政府中贵族统治阶级的青睐，因此她用“利益”来对付“情感”。她对传统和旧惯例的无情批判令老一辈托利党人瞠目：在私有化热潮中，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指责她出卖“家产”。她的保守党前辈爱德华·希思曾愤怒地将一个腐败的英国商人的广为人知的所作所为称作“资本主义的无法接受的脸”，因为他本人十分反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策。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动于衷。 这场撒切尔主义变革使国家得到了巩固，也改善了市场规划，同时又让国家和市场之间脱离了紧密联系。撒切尔通过立法限制工会领袖发动工人罢工的权利，并通过法庭切实地.实施这些法律，从而永久性取缔了英国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在1984年至1985年间，由于撒切尔政府颁布政策，关闭非营利煤矿、停止对煤矿业的政府补贴，遭到了全国矿业工会的激烈反抗，引起了一场颇具代表性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撒切尔态度坚决，彻底平息了这批穷途末路的工业无产者的抗议。 这些矿工缺乏正确领导，对他们的事业毫无信心，他们的罢工之所以得以持续，与其说是出于精心部署，不如说是出于绝望。爱德华·希思没能完成的使命（这是后来的工党政府领导人努力回避的难题），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做到了，凭这一点巩固了她的统治。正如这场罢工中，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企图暗杀撒切尔夫人未遂，反而增加了她的威信。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幸运地遇到了无能的对手，对手允许她自诩为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除了初期的1979-1981年间的短期经济下滑，英国经济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淘汰了一批亏损企业，提高了产业竞争力，重组了产业联盟，企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利润显著增长。出售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收入补充了国库库存。这并未包括在撒切尔夫人制订的1979年计划之内，私有化本身原本也并没如此多地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毕竟是工党政府在1976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份。但是到1983年，清算国有和国营资产所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促成了撒切尔夫人未来10年的政治资本：“解放”生产者，同时“解放”消费者。 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划入了私有化的范围。首先是小企业、小团体（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私有化，政府在这些小企业、小团体拥有部分或绝大部分的股份。之后紧接着便是“天然”垄断行业，例如电信业、能源、航空业，它们的私有化以1984年出售英国电信集团公司为开端。政府还出售了大量国有的战后公共住房股份：起先是出售给现在的房屋居住者，后来又出售给所有的人。在1984-1991年间，仅英国一个国家的私有化的资产金额（按价值计算）就占世界总量的1/3。 尽管国有部分明显减少，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曾承诺“国家不再是人民的负担”，但与10年前的数字（42.5%）相比，1988年英国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基本没变（41.7%），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支付巨大数目的失业救济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1977年卡拉汉执政期间，失业人数曾达到160万，从而导致政府垮台，成为一时的“丑闻”，而到1985年，失业人数已达325万，这一数字在撒切尔的任期内一直是欧洲最高的。 许多生产率低下（而且以前大多接受政府补贴）的行业的工人，例如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造船工人，他们失业后便再也找不到工作，只有终生靠政府救济生活。如果他们以前的雇主通过私有化将公司转变成盈利的私有企业而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钢铁行业尤为常见），公司重新盈利与其说是私有化创造的奇迹，不如说是撒切尔政府通过失业救济将过剩劳动力的成本“社会化”，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关于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问题，多年来，公共部门占有许多重要的经济资产，但从不考虑加以投资利用、更新换代。这些行业自己紧缺资金，它们受到的来自竞争和消费者的压力很有限，他们的管理者已被官僚主义和政治干预腐蚀。在撒切尔夫人的努力下，英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务市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选择多了（尽管耗时较长，多样化的选择也不尽完善），价格竞争也更加激烈。当她的继承人约翰·梅杰将英国排除在欧盟条约的“社会章节”之外时，雅克·德洛尔指责他将英国变成了“外资的投资天堂”。对于这一“罪名”，撒切尔夫人更当之无愧，而且她还会欣然接受。 作为一个经济体，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英国遭受的是彻底垮台，造成了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轻视国有资源，进而消除国有资源，宣扬个人主义，对一切不可量化的资产表示不满，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这些举措对英国的公共生活体制造成了严重伤害。市民变成了股东，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变成了资产和所有权的关系。从公交公司到电力公司，随着它们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市场化了。 如果真是像撒切尔夫人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所谓‘社会’之物”，那么人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重视社会产品。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铁娘子”一直很推崇美国模式，但之后撒切尔主义统治下的英国渐渐表现出的更多是这种模式不良的一面。仍由国家掌控的服务部门资源紧缺，但在那些已经“被释放出来的”经济部门，财富却大量积聚，这一现象在伦敦金融城尤为明显。1986年，英国政府开始放开金融市场，并让其加入到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去，引发了一场金融“大爆炸”。在这场“大爆炸”中，伦敦金融城的投资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聚敛了大量财富，公共部门领域严重遭到忽视。随着贫困人口日益增加，轻微违法犯罪现象日趋频繁。私人富裕的实现常常伴随着公众贫穷。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威信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撒切尔主义”拥护者们曾被幽默地讽刺为是一批30岁左右、生活在伦敦东郊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受过的教育不多，却享受高额报酬，物质生活丰富（享有房子、汽车，还能出国旅游，持有公共基金，并制订了私人养老金计划）。这些是他们父辈梦寐以求却从未享受过的，因此，他们的生活可算得上是进入了撒切尔特色的个人主义社会。但尽管是在所谓的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和家人仍要依赖国家为其提供许多重要服务：义务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补贴。因此，当撒切尔夫人及其继承人约翰·梅杰暗示政府有意实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私有化或是国家教育开始收费，公共支持便瞬间蒸发了。放弃支持的那些人正是新富裕起来的，但基础仍很薄弱的撒切尔主义的首批拥护者。 撒切尔夫人离任5年后，约翰·梅杰成功实现了铁路服务的私有化。保守党又一次受到鼓舞，对公共资产私有化的利润前景充满信心；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梅杰需要找出可以私有化的东西，让大众看到私有化的好处。私有化是保守党唯一的计划，而那时所有可供私有化的部分几乎都已被撒切尔夫人转化完毕。但是，私有化过程中不规范、不合法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是一连串明显可以避免的火车车祸——不仅导致了两年后保守党政府的下台，而且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私有化进程，同时回过头来批判了极端化了的撒切尔主义本身。 玛格丽特·撒切尔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中就包括她自己所在的保守党。当这位铁娘子结束对保守党的领导时，保守党这个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天生”的执政党已经没有了计划，没有了领袖，在大多数人眼中，保守党也失去了灵魂。对一位带领她的政党连续3次获得大选成功、执政长达近12年的女士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苛刻的。但这个评价确实指明了重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执政是独裁统治。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人民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的意愿，而我则是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在重大事件上，凡有人与她政见不同，便会遭到孤立，受到排挤。 不用说，保守党内的老一辈政治家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撒切尔的势力一旦强大，他们便遭到了排挤。她的许多保守党同时代人也都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清楚地记得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分裂和阶级斗争的悄然兴起。撒切尔夫人是个激进主义者，一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她鄙视妥协。在她眼中，合乎时宜的阶级斗争正是政治的内容所在。与她的目标相比，她那些常常是突发奇想而制定出来的政策是第二位的；而这些政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的行事风格。撒切尔主义主要是关于如何执政，而非具体做些什么。她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面对的是撒切尔主义之后萧条的社会，他们没有政策、没有目标、没有自己的风格，十分不幸。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玛格丽特·撒切尔毁了保守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挽救了工党，使工党获得新生。当然，从短期来看，她无情地打击了她的工党对手。其实，要不是工党领袖们如此无能，撒切尔夫人也不会取得她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在1979年时，尽管工党领袖深知他们面临的处境，但他们既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动荡不断。工党好战的、集中的党风使其在看待问题上和撒切尔夫人很相似，却是从不同的立场。英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选择保护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国家调控，要么选择开放性市场、自由竞争、私有资源以及最小限度的公有产品和服务。人们再次面对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都要归功于铁娘子。 工党中的传统分子向来态度温和，他们和保守党中的传统分子一样，满怀绝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为代表，退出了工党，自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新成立的党派存在时间很短，后来与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党合并。但大多数人尽管忐忑不安，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他们怀有的悲观主义有理有据。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聪明睿智、魅力十足，却缺乏政治头脑。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厚颜无耻地推出一项与时代不符的竞选计划，不仅企图推翻撒切尔主义，还企图否定以前的工党政府曾做出的让步。英国可能会退出国际经济舞台（并且从此不再坚定不移地追随盟国美国）。不会再有私有化、开放市场、“欧洲化”或其他外国特色的计划。他们这些左翼英格兰小市民企图躲在封闭经济的围墙中，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指责，一意孤行?99lｉｂ.，以最终建立起新耶路撒冷。 工党的国会议员都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议员将工党1983年的竞选宣言简洁地概括成“历史上最长的自杀遗书”，事实证明这一描述是很有预见性的。在福兰克群岛战争中，撒切尔夫人利用“爱国主义精神”统一全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再一次展示了她摆脱困境的超凡才能。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她以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1983年大选胜利。工党失去了300多万选民，失掉了议会中的160个席位。在这次大选中，工党仅获得27.6%的选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工党取得的最差成绩。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是否恰好是英国人民所需要的，这一点至今仍不明朗（保守党的得票率并未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民不想要工党提出的计划。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的、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1996年，工党改名为“新”工党，一年后，它的未来领袖托尼·布莱尔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废除了颇具争议的第四条党纲，解除了工党的国有化的义务。1997年，工党终于全面打败筋疲力尽的保守党，再次掌权，这时的工党已经不再提起关于反对撒切尔主义革命的话。新工党在竞选中努力争取“易动摇的”保守党支持者这一小部分人，猛烈抨击高税收、腐败和低效率，这些正是上一时代撒切尔夫人精选的攻击目标。 如果说托尼·布莱尔和他的同僚也都选择谨慎地对待撒切尔执政的时期，对其避而不谈，那绝不是巧合。布莱尔的成功主要依靠撒切尔夫人（现在是女勋爵）的三重遗产。第一，撒切尔夫人使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公共部分的激进政策改为“正常化”，并代之以“私有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布莱尔所大力赞扬的。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夫人彻底打败了老一代工党，为新一代工党成员改革工党创造了条件，布莱尔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人改革的成果。第三，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撒切尔夫人毫不容许反对意见，她冷酷无情，这一作风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使保守党失去了广大选民的信任。 托尼·布莱尔紧跟撒切尔的路线，也接过了她的许多偏见，但是不像她那样生硬粗暴。他像她一样，强烈地讨厌陈旧的政治语言。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要避免一切关于“阶级”的话题，使这种老式的社会范畴在新工党的语言里以“种族”或“性别”来取而代之。布莱尔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几乎不能容忍非中央化的决策或者内部的反对意见。他也像她一样，宁可让身边都是私营业主。而新工党虽然仍旧模糊地对“社会”负责，但是布莱尔的领导层就像撒切尔一派的核心原则一样，对“国家”始终本能地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核心社会商品需要郑重考虑之外，其他方面就不再保证能听到同情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人指出，撒切尔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环境情势总会推动英国走向“撒切尔式的”方向：战后的社会契约早已枯竭。或许是吧。但是即使回顾起来，也很难说有谁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扮演了掘墓人的角色。应该承认，她操作这场变革的规模是很大的，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任何一个人，若他在1978年的英国睡着了，20年后醒来，他们的国家确实会变 5f97." >得很陌生了，完全不像它旧日的模样，而且与欧洲其他国家也相当不同。 在这些年里，法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着一些相同的结果。然而在英国，战后共识的核心命题是由右派的革命粉碎的，而在法国，却是非共产主义的“左派”的复兴和转型打破了它的政治模型。多年来，法国政治一直因为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戴高乐主义者的相互平行和对立而受到束缚。共产党和戴高乐主义者都与他们下级的伙伴们一起，忠实地具体化和扩展了一种奇特的法国式政治效忠的传统，这种政治效忠是由区域、职业和宗教决定的。 严谨而且刻板的法国政治社会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未受到损坏，但是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受60年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影响而使它陷入重围。左翼再也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的集体选择，右翼也不能指望戴高乐本人和他的光环了，戴高乐于1970年去世。法国的政治保守性的最基本措施——保守的投票者倾向于奉行天主教——正在受到破坏，公众信奉宗教的人数下降，因为法国村庄里和小城市的教堂的教区居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都被吸引到大都市去了。 但是更加深刻的变化也正在它的进程之中。传统的法国社会和旧有的生活方式被饱含感情地描述成多种多样的说法——“源远流长的法国”、“甜美的法国”、“美好的老法国”、“永恒的法国”，等等。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社会正在从眼前消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子女们迁徙到城市，不断地使法国农村变得日益干涸，人口越来越少。复兴的国民经济影响着工作、旅游方式、一个新的城市居民阶层休闲时光的转变。几十年来长满了野草、积满灰尘的道路和铁路经过重建，重新规划，或者完全被一种全新的全国交通网代替，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投资而逐渐变得陈旧的市镇和城市也在变得拥挤和充满活力。 法国人对这种变化速度并不总是感到舒服，于是出现了一些政治运动，抗议社会生活的加速化、都市化、城市的发展和乡村人口的减少。60年代的遗产之一，即人们重新对本地和区域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似乎威胁着法国本身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们的国家似乎正在因为现代化而突然变得四分五裂。但是，国家高居在冲突之上。在英国，一个囊括一切的国家和一个低效率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不屑一顾——在许多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法国，是国家政权本身掌握着这个国家经济复兴的关键。经理们是这个国家里知识分子的精英，规划者们把自己看成不受国家短暂的意识形态激情和社会动荡的影响的无私的公仆。法国政治在谁会掌权和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目的等问题上使国家令人不愉快地造成分裂，但是，在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问题上却有着明显讲究实际的共识。 自1958年至1969年，法国由夏尔·戴高乐统治。这位总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传统风格，以及他公开宣称不关心经济规划细节的态度，都没能阻碍变化的发生。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为适应这位具有领袖魅力的军事独裁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半独裁式的宪法的伪装下，法国开始了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混乱现象，于是引发了1968年的抗议。究其原因，是守旧的家长式权威与不稳定的社会变化的混合导致了这些抗议的发生。 戴高乐的反对者和批评者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将军获得和行使权力的“不民主的方式”。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65年发表的小册子里称之为“永远的政变”。但是，这种实际上不受限制的总统权力的资源和诱惑，对来自各个政治领域的后继者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这种与众不同的直接选举总统的体制，给全国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投下了阴影，候选人的个人政治技巧和性格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党派必然是围绕这些候选人而重组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生畏的密特朗胜出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对于他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来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候选人。他出生于法国西南部一个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态度右倾的法律系学生，而且是那个年代里一些最激进的反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维希傀儡政府里担任低级雇员，后来又适时地改变了他的效忠对象，为的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在战后取得人们的信任。他的议会生涯和内阁生涯是在中左派的许多小党派内部度过的，这些小党派没有一个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想。 在1965年的大选中，即使是在左派政党的支持下，他没有成功地当选为总统，而他也绝不是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他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直到1969年，旧的社会党内部分裂，而且在1968年的大选中失利，密特朗才开始着手策划他在社会党复兴中的角色。他在1971年发起了接管运动，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密特朗为领导的新社会党，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被招募来为他服务。 密特朗和使法国社会主义自豪的残余遗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这个政党需要密特朗，他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表现良好，保证了27%的注册投票者的支持（其中包括东部和西部的许多保守派分子），迫使戴高乐进入最后一轮选举，这些情况都显示出他是个竞选的赢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密特朗的竞选徽章和照片就卖得很好。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电视化政治、个人化政治的新时代，正像圣艾蒂安的市长米歇尔·杜拉弗在1971年沮丧地说的那样：“法国只生活在对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期望中。”密特朗将会是左翼的王牌。 反过来说，密特朗也需要社会党人。他曾经任职于第四共和国的政府，所以他的名声因其妥协和丑闻而受到很大影响，他缺少一个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位杰出的机会主义者既利用社会党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忠实的左派分子，同时又能够避免接触旧左派所负担的那些沉重的教条包袱。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生来是、毫无疑问到死也会是基督教徒，但是同时……”用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他也许想说他生来是，而且到死也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同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种便利的结合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党派原来想象的都好。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工党进入最后的衰落时期，而法国的社会党却站在巨大成功的边缘。法国左翼多数党再次复兴有两个并存的障碍：其一，是戴高乐个人的影响力；其二，是许多投票者害怕左翼的政府将会被共产党人控制。到1970年的时候，戴高乐已经去世了，不到10年，共产党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前者与密特朗没有直接关系，但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功劳。 密特朗承认这种必然逻辑，他缺乏真正的社会党人前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细态度。起初他使新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1972年，在一个措词含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他与共产党人结成了一个选举联盟。到1977年选举的时候，共产党——自1945年以来一直主导左翼的政党——已经比密特朗的社会党落后了10%的票数，到那个时候，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才意识到，把共产党的命运与密特朗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社会党联系在一起是个错误。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欧洲共产主义”普遍的乐观主义影响。但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表现在1965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改进。作为已经统一的左翼的候选人，他只以很少的票数之差输给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那个时候，密特朗已经筑成了一个极好的选举机器，把社会党的主张变成了一种全面的社会运动，吸引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天主教徒、妇女、农民和小店主。在这之前，所有这些人都对社会党怀有敌意。他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1981年的春天，在全法国范围内，巨大的竞选宣传牌以“软焦点”的形象展示密特朗的肖像，背景是永恒的乡村田园景色，向选民承诺“平静的力量”，这种背景曾在贝当时代的宣传牌上出现过并受到青睐。 与此同时，共产党变得软弱无力。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使法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票数也一落千丈。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天空里固定不变的明星了：它的威望同它的票数一起瓦解了，甚至在巴黎工业区的“红色地带”——从20世纪中叶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那里占主导地位——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决定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出于自信，但更多的是由于愈来愈意识到有必要让共产党摆脱它的社会党伙伴的有毒的怀抱。 在1981年总统竞选的第一轮选举里，两位保守党的候选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年轻的雅克·希拉克的总票数超过了密特朗和马歇（后者仅赢得了12.2%的选票）。但是在双方阵营得票领先者密特朗获得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环境保护论者，甚至是平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票数翻了一倍多，击败了吉斯卡尔，成为欧洲第一位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社会党人国家元首。他立刻解散了议会，并且召集了立法的选举，他的政党痛击了共产党和右翼，在国民议会里为自己赢得了绝对多数。至此，社会党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法国。 迎接社会党的胜利的自发庆祝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在街上手舞足蹈的成千上万名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这是“盛大的夜晚”，是革命的前夕，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的开端。仅以选举数据而论，可以说是个奇怪的现象。就像在过去的选举中的跌宕一样，密特朗的成就立即被拿来与1936年4月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或者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做比较。1981年的法国大选并未经历彻底的力量重新配置，尽管事实上在1981年的最初一轮投票中，密特朗实际上遭遇过比他在早期1965年和1974年竞选总统时更糟的情况。 造成这种不同结果的是左翼选民在这一次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他们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在密特朗身后联合起来，而不是固守宗派的偏执，与此同时，右翼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1981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给希拉克的人中，16%的人在第二轮中投给了密特朗，而不是重新选举即将卸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是希拉克阵营里的戴高乐主义派的支持者们非常讨厌的人。如果右翼没有这样分裂，就不会有密特朗总统，没有接下来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大获全胜，也没有了带着巨大期望的“盛大的夜晚”。 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事情有赖于1981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在回顾选举过程的时候，密特朗自己也明白，他在1981年的成绩是为了使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权交替过程“正常化”，使社会党有可能被当作政府的正常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1981年密特朗的支持者来说，情况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使将来的权力交替正常化，而是现在马上就抓住权力并且利用权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领袖很有希望进行巨大的变革，不仅会努力扫除吉斯卡尔年代的腐败和厌倦，还会努力扫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长期排除在法国政局之外的法国社会党斗士一直做着革命的美梦。 左翼在法国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行使权力了。确实，它在行使权力时总是受到同盟伙伴、不合作的银行家、外汇兑换危机、国际紧急事件和一长串别的理由的阻碍，最终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失败。在1981年，这些因素似乎都不适用了，也没有了后退的理由，此外，控制国家政权与实现革命性的变革相结合是如此深深地印在法国激进的政治文化中，以至于仅仅是赢得选举这个事实就被当作一场将要到来的社会对抗的象征。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法国左翼把真正的变化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同起来，有人曾充满热忱地将其与1871年，甚至1791年做比较。密特朗在竞选中所说的话并没有让他的追随者中比较忠心的那一部分人想到别的方面。为了“欺骗”共产党和他自己党派中的左翼，密特朗盗走了它们的革命外衣。他的竞选唤起了对他的期望，现在是他实现这种期望的时候了。 因此，密特朗的时代是以一个富有野心和激进的时间表开始的：道德的提升、迟到的社会改革（其中取消死刑的意义最为重大），混合着一个变幻不定的“反资本主义”立法的计划。工资有所提升，退休年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了。但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分是史无前例的国有化进程表。在任职期间的最初几年中，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新社会党政府把以下企业纳入国家的控制——有36家银行、2家大的贷款公司、5家法国最大的工业公司（包括汤姆逊——布朗特这家法国电器和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商），还有法国大型钢铁集团与齐诺尔公司和萨西洛尔公司。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没有提前制订好的经济策略。曾经有过讨论，提出通过注入政府资金来激活正在放慢的法国经济，但这不是一个新主意，也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早在70年代中期，希拉克总理曾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同样搞过类似的计划，想以需求为导向来实现增长。1981-1982年的国有化以及相伴随的汇率控制的主要功能，就象征着这个新政权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并且以此来证实1981年的选举是真正地改变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变换了政府的人员。 实际上，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明白，比如说，国有银行只有获准“完全自主的决策和行动”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就取消了调整的和社会再分配的目标，这些目标原本是用来证实他们一开始的接管就是正当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妥协阐释了密特朗改革面临的更广泛的阻力。一年来，这个新政府大胆地向法国和世界展示了它激进的一面。一开始时，这一点颇有说服力。根据密特朗的亲密顾问雅克·阿达利的记录，美国官员们（他们总是关注着这种倒退现象）声称，法国和苏联的经济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对法国来说，1982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意味着强加了汇率控制，还强加了一整套规则，把这个国家与它的商业伙伴们断绝开来，把经济放在自给自足的基本点上。把法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脱离出来或许本来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1977年，仅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市场资本化就相当于整个“巴黎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两倍。意义更重大的事实是，这样的动向可以导致法国同欧共体产生隔阂，甚至从欧共体中分裂出来，由于它们之间在关税、市场、流通货币联盟方面都是达成过共识的，更不用提实施一个统一市场的计划，那么法国的状况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对会员国开放的特权。 这些考虑好像引起了密特朗的重视。毫无疑问，铁证如山，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恐慌，还有迹象表明货币、贵重物品还有人们正越来越急切地移往国外，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1982年6月12日，这位总统决定进行180度的大转弯。密特朗拒绝了更加激进的议员的建议，他授权他的政府冻结价格和工资达4个月之久；减少公众支出（在前些年总体有所增加）；增加税收；优先对付通货膨胀（而不是印刷纸币，尽管他被催促这样做）。这实际上是采纳了保守经济学家雷蒙·巴尔的经济策略，根据他的从没实施过的1977年“计划”，本可以提前给法国引进一剂撒切尔主义药方，而且毫不犹豫地抛弃“通往社会主义的法国道路”的一切可能。 这位总统的共产党盟友和他的一些社会党同事都非常震惊，但是他们原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密特朗这位实用主义至上的人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如果法国考虑到底是选择继续呆在西方经济（和政治）的轨道上，还是把自己抛到一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并不一定能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上，那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总是把过去必须做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做的，又适时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名主要的“欧洲主义者”。法国通过欧洲的统一，而不是去和它对抗，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不与资本主义对抗，会创建一个出众的国家。 到1984年，密特朗已经撤掉了他政府内的4位共产党部长。他公开声称“混合”经济的优点，任命一位年轻的技术官僚洛朗·法比尤斯担任总理，把经济事务、金融、预算的管理权交给雅克·德洛尔，并且指示他要稳定法国经济。在那一年4月份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密特朗甚至号召实现“美国式”的法国现代化。 密特朗让法国站到了他这一边。1983年，他自己的社会党里只有23%的人为他没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惋惜。他们是否想让他带着这么大的热情去“现代化”倒不一定，不过他确实是搞过现代化的。密特朗没有明确地放弃那些争议比较少的早期改革，比如分散行政权力，监督社会保障、保证妇女的工作权利、实行期待已久的司法改革。他在很长的任期（他在两个7年的总统任期后于1995年退休，次年于80岁时去世）的其余时间里都致力于在审美观和实际效用上都很成问题的、代价昂贵的公众工作，重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能力，并且监督将他最近刚刚纳入公共控制的许多服务业和产业重新回到私人手中。 最先推动法国庞大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是在1986年选举中获胜的、在议会里成为多数派的保守分子。但是，后继的几届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追求同样的目标。确实，密特朗执政晚期的社会党政府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活力的私有化倡导者。仿照着英国公开销售证券的模式，第一批卖到私人手中的资产是一些大银行和法国电视台一台（即法国三大国家电视频道之一），接下来是公有控股公司、保险行业、化学和药业大公司，以及石油工业巨头道达尔和埃尔夫。 但是与撒切尔夫人和她的继承者们不同，法国对卖掉公共事业（或者像雷诺汽车公司这样的“战略性”公司）是非常谨慎的（1985年，国家的一大笔拨款刚把雷诺公司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在市场上就像在花园里一样，法国人对没有计划的增长持怀疑态度。他们宁愿保留一定的干预能力，主要是通过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家掌握之中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法国，私有化本身很显然就是一种受到管理和调节的事情。控股的做法被很小心地引导到国家依赖的企业和商业上，而国际投资者多年来一直被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以法国的标准看来，这些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使这个国家重新和欧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保持了一致。 现在或许是谈谈私有化浪潮的适当的时机，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冲破了西欧海岸，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了整个大陆。这些情况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从1977年起，英国石油公司就逐渐地卖掉了；联邦德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通过发行公共股份来与普罗伊萨格化学联合公司分离，几年之后，它卖掉了在大众汽车的股份；甚至连奥地利也在20世纪50年代卖掉了它在两个国有银行中的40%股份，1972年又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可观的资产。 但是这些还只是零星的情况，而且本身都是注重实效的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事情却非常不同，政府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第一种压力来自技术方面，尤其是电信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加速发展正在破坏旧的“天然”的垄断。如果政府不能让无线电波或货币的运转供它专用的话，“拥有”它们也就没多大的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使政府保留了某些部门，比如说一个公共电视频道或是邮局，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种压力是，政府出于短期的经济需要，被迫卖掉公共资产。通货膨胀、1979-1980年的石油危机、巨大的年度赤字和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给政府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财政部长把卖掉公有资产看作双重有利的事情。国家将会甩掉亏损的工业和服务业，筹集的钱又可以帮助平衡预算，尽管是一次性的。即使某一项工业或服务业继续保留部分国有制（国家一般会保留私有买者不想要的无利可图的部分），从出售股份得来的国库现金也会被应用于将来的投资。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许多公有部门的经理甚至也成了这次部分出售的热心分子。他们对于把他们的利润拿出去帮助改善国家预算短缺的做法一直心怀怨恨。 欧洲各国在公有制和公有控制权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公有工业部门最少，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最多。除了卫生和社会服务业，各国在80年代初由国家直接雇用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联邦德国是15%，意大利是28%，奥地利是接近1/3。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公有的部分被组建成大型工业控股公司，其中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是最大的一家。 在其他方面，国家的利益经由“国家投资银行”和“工业保障基金”的过滤，在荷兰或比利时则是性质相同的“国家投资协会”。仅钢铁工业就有多种支持方式：在英国，财政部通常将国有企业债务一笔勾销；法国政府提供低利率贷款，并通过政治干涉手段，为国内生产商提供同国外生产商竞争的优势。联邦德国私营钢铁企业的生产商得到的是直接的现金资助。 不同国家的悬殊情况，导致欧洲的私有化形式自然相差迥异。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导致撤销国家的管理制度，市场自由主义化，引入新的金融手段促进部分或全部私营化企业的股份销售或再销售。在联邦德国，主要出口部门已经被私人占有（汽车、机械工程、化工、电子公司）。阻碍效率和竞争力的不是国家控制，而是昂贵的固定成本和劳动力市场规则。在德国的私有化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托伊汉德公司，这是一家为处理前民主德国国有企业而建于1990年的国有公司。 在意大利，私有化道路的绊脚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政党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国家企业和公有控股公司，以公?９９lｉb?共合同、吸收进政府部门或自己掌控的权力机构的方法，来奖励同伙，贿赂支持者。但是，尽管有如此强大的障碍，意大利的私有企业在这一时期依然稳定增长，尤其是员工在100人以下的制造业公司，这种公司在意大利比在英国、法国、德国要多得多。 1976年，宪法法庭已经结束了对国有电台电视台网的垄断。几年后，仍在一家公有控股公司庇护下的“阿尔发罗密欧公司”被“移交”给了菲亚特汽车公司。在6年内，主要的控股公司（包括IRI、INA、ENI和ENEL）自身都被改造成为合资的公有企业。它们本身没有价值。正相反，工业复兴公司在1984年为其50万名员工每人每年损失450万里拉。但是，它们可以在自己掌握并列入私有化日程的公司内部发行可转化为股份的债权。 但是，在刚从独裁统治下浮现的国家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以佛朗哥下台后的西班牙为例，它的公共部门实际上反而扩大了。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组成部分的公共开支在逐渐上升，因为自1976年到1982年，政府部门里的中间派沿用旧政府的策略，仅仅通过将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转移到国有部门来，以避免社会冲突。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形式的国有化也备受工人、业主、国家政客和地方当局的喜爱。在任何情况下，在削减公有部门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是，它所体现的福利社会耗资过大，难以维持，但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做法在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都行不通。那里没有什么需要拆除的福利国家。 然而，即使西班牙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达不到欧洲的水准，但其公共部门——尽管承担着被西班牙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并备受宠幸的青春期所抛弃的负担，但仍然不堪重负。1976年，仅国家工业部门就负责对747家工业公司（大多数无盈利）的投资和对另外379家公司的控制。若西班牙想要偿还能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私有化和撤销管理的办法。正如在法国，发起这一进程，在1987年引入个人退休基金，并于两年后废除国家电视垄断的，都是社会党政府。 在后革命时代的葡萄牙，宪法第85条和1977年后续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私营企业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邮政电讯业、电力生产和分配、石油精炼和军事工业等产业。1983年，马里奥·索瑞兹的社会党政府寻找途径，采取灵活方针，允许私有部门同国有部门在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并批准钢铁、石油、化工和武器产业成立股份合资企业。但要使其余受保护的部门开放到有限竞争的程度，也还有待时日。 地中海地区就像几年后的“后共产主义”中欧一样，若不是欧共体和欧盟的影响，放弃国家控制的速度可能会更慢。1979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货币汇率过早地产生了约束。密特朗政府开始出售公共资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货币市场，因此将法郎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协商一致的水平上。但布鲁塞尔的主要平衡手段是它的种种法规，而起草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为了运作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单一的欧洲市场要求所有的公私企业一律遵守国内的、最终遵守国际的公开竞争的准则。这样便不会有对哪个“冠军”国家的偏爱，也不会在竞争合同或顾客时，对公有或公共控股企业私下里提供补贴或其他好处。 无论在实施时这些规章如何被回避，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便迫使国有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要与私有公司毫无异处，这就没有理由维持国家在处理双方事务中的干预。在欧共体所有成员国中，意大利的反应最典型：1990年，意大利采用新规章，与单一欧洲法案的相关条款相符合，要求（除对国家实施任务时执行国家垄断必不可少的公司或企业外）一切国有企业在一切交易中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这一条款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使得各国政府既能适应欧洲的规范，又能对地方压力保持敏感。 尽管在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兴奋地讨论日益增加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欧洲的“私有化热”带来的变化或许并没有比它的支持者许诺或期待的多。批评者们曾经警告说，结果并不会是更多的竞争，而仅仅是从公有的集中型经济到私有领域的转化，而事实正是如此。法国许多大型的私有公司得益于复杂的跨股权安排，模仿以前公有企业的做法，例如，它们垄断整个部门，对它们的小“股票拥有者”的要求不做任何反应，就像以前在公有行政部门管理下对纳税人或消费者的态度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和增加的竞争对国有部门本身的规模几乎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经在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看到，国家的范围实际上扩大了。在其他地方也一样。1974-1990年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者享受的份额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性私有企业的失业状况）：德国从13%增加到15.1%，意大利从13.4%增加到15.5%，丹麦从22.2%增加到30.5%。然而，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即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包括金融、教育、医学和运输业），而不是制造业。 经济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福利社会的垮台，更不是其第三产业的衰退，尽管这不是理论家们的期望。但是，它确实表明了从公有到私有企业在资源及主动性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已远远超过谁拥有工厂或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该有多少规则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观察他们的国家，而政府当局在他们的事务上起着不容置疑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已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它背后的前提，即最积极的国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已经大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若没有对这一假设的积累不断的阐明，那么无论是撒切尔主义还是密特朗“铁面”，都将成为不可能。 第5章 无权者的权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我谈论权利，是因为只要有了权利，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神灯表演。 ——卡兹米尔兹·布兰迪斯 极权主义社会是整个现代文明扭曲的反映。 ——瓦茨拉夫·哈维尔. 和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给人的压力相比，国家机器给人的压力实在算不得什么。 ——切斯瓦夫·米沃什 “社会民主政治时期”在西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出于实用考虑而相信公有制，以及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原则，还包括对整个时代面貌的感知。那个时代影响了众多潜在的批评者，压制他们达几十年之久。对于刚刚逝去的欧洲历史，这种共识里夹杂着对大萧条的记忆、民主世界与法西斯的斗争、福利国家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及铁幕两边许多人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它是20世纪的元叙事。当它的核心观念开始腐蚀和崩溃时，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批公有制公司，还有整个政治文化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就是1973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巴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W·L·韦伯在《卫报》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他写道：“活在现世而不知道此书，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承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并无新意，那就是“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野蛮的骗局，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役和大屠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专制。 索尔仁尼琴自己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许多受害者、幸存者、旁观者、学者也写过。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在已有的证据上又添加了几百页的细节和数据，不过，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作为一部见证作品，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有明显的高明之处。那些作品包括：叶芙盖妮娅·金斯伯格于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玛格丽特·布伯-纽曼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1957年以德语首次出版），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对自己不当信仰的纠错式叙述（1955年问世），甚至还包括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维克托·谢尔盖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 可是，抓准时机非常重要。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影响遭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西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是如此），普遍的愿望是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暴风乌云的一线亮色，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暗淡。国家社会主义自1917年于俄国滥觞以来，已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无论“反对共产主义”真实的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都置人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是未看到“大局”，是在否认民主福利国家（无论福利如何不足）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不济）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如此，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像哈耶克等人那样，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用意虽好，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而且最重要的，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那就是撕碎了20世纪的路线图。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比如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和以赛亚·伯林都坚持认为，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和以集体主义神话的名义建立起来的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可是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声附和在冷战中所效忠的政党，并为之服务。 因此，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义的大众（特别是60年代的大众）意见相冲突。知道真相之后，讥笑去世已久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大林是一回事，而承认错误不在其人而在体制，又是另一回事。更进一步说，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他在写给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词批评道：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在此之前，科瓦考夫斯基针对1968年事件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但是，到了1973年，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单单一些事件本身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当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以法语出版时，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提醒读者说，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任何人翻炒此事的动机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然而，“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在苏联入侵布拉格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慢慢流出中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听起来就是真的了，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而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尤其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不久，柬埔寨的种族屠杀、越南逃难“船民”受到的广为人知的创伤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欧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离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出版只有3个月的时候，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现在，连这些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优越性。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但另一边更坏，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国有化、集中计划以及进步的社会工程都是同一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如果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伤害。就20世纪历史而言，不仅由于经济原因，甚或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开始是集中计划，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但是后来，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相当正常，因为正是知识分子首先热衷于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正如捷克作家叶尔利·格鲁沙在1984年所写的：“是我们（作家）美化了现代国家。”也正如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所指出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专制统治的实施需要知识分子的协作配合。因此，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才导致了随后的雪崩性后果，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疏远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比较正常的。200年前在巴黎的知识界和政界，这一宏大叙事就已首次出现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凯斯特勒所称的“西方文明闪光的明镜”了，但是法国思想家们仍然特别喜欢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西班牙、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作家、评论家们在那些年里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尽管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怖威胁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英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衰落也不大关心，因此也就没有欧洲大陆新近产生的那种情绪。与此相反，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在法国，共产党所得选票日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因此，本国的往事和事例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急于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异常迅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匆忙，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思曼和伯纳德-昂利·利维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格鲁克思曼广受好评的文章《论大思想家》出版于1977年3月，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雷蒙·阿隆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知识分子的鸦片》。利维的《有人脸的野蛮人》比格鲁克思曼的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但文中所写，法国读者无不可见于阿尔贝·加缪的 href='9806/im'>《反抗者》。但是，尽管加缪的文章于1951年问世时，让-保罗·萨特对其评价非常尖刻，认为不值一提，利维和格鲁克思曼的文章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时代变了。 法国国内知识界的这场大地震具有明显的犯上性质。表面上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走了严重的弯路，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战后法国等国知识界的统领人物的。这些人物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达阵线后面，朝着胜利者欢呼，同时礼貌地把目光从其受害者身上移开。萨特是这些人物里最著名的，这些年来却受到了冷遇，甚至在他1980年去世之前，还因为曾经先后为苏联共产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辩护而使自己的创造性遗产背负了污名。 巴黎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代牵涉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报复了。1978年，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首次以法语出版，由此开始，法国主流社会不断地吸收了“盎格鲁——美利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法国知识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同年，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福海具有开创性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解析了“革命式教义问答”。几十年来，法国人就是通过“革命式教义问答”来学习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的。 据福海分析，在这种“革命式教义问答”里面，法国革命成了现代性的最早契机。这种冲突使法国分裂为左右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属于哪一派别，表面上看是由对立者的阶级出身决定的。这一理论建立在19世纪初的自由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社会改造观点这两大支柱之上。按福海的话说，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尤其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已经溯及既往地污染了其整个传统。在有目的地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造这一道德剧里面，苏联是推定的革命继承者。按福海的话说，法国革命“死”了。 福海的作品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作者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政治学未获得成功是一回事，这总是可以解释为时运不济或时过境迁之类。可是，假如人们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宏大叙事”，假如理性、必然性在历史中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依照国家命令改造社会时所牺牲的性命、浪费的资源，以及20世纪强制命令进行乌托邦式的激进的试验所犯的错误和所引起的失败，就不能辩证地解释为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出的错误的步伐。相反，这些就都成了批评者所一直指责的：损失、浪费、失败、罪行。 福海和年龄比他小一些的同代人都反对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活动。福海等人坚持认为，不存在制约人类行为进程的“元叙事”，因而也就没法证明一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是合理的，这些公共政策和行为打着将来可能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旗号，却造成了现实的苦难。鸡蛋碎了，还可以做出可口的蛋卷，但人心碎了，就无法借其改进社会。事后看来，以此来总结几十年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执可能显得相当苍白无力，但正因如此，才清楚地显出了变化程度之剧烈。 帕斯卡坚信上帝，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在埃里克·侯麦1969年拍摄的“道德故事”剧《慕德家的一夜》中，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和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辩论。回想起来，令人瞩目的不是辩论本身（年纪稍长、还记得欧洲大陆60年代往事的人，会觉得这场辩论的内容非常熟悉），而是人们对待这场辩论的认真程度，这些人不仅包括银幕上的主角，还包括当代观众。10年之后，即使这部电影还在，这个话题却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了。求助于历史来为令人不快的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从道德角度来看就开始显得非常幼稚乃至无情了。加缪在许多年前就指出：“对历史负责就可以使人不用对人类负责。” 自从这种不相信历史（以及历史学）的新情绪产生以来，西欧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非常不愉快的10年。他们惴惴不安，心里清楚伟大的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分崩离析预示着，那些喋喋不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将来不会很妙。过去提出那些历史方案和主宰叙事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他们自己现在也遭到了漠视，这令他们颇为难堪。1986年9月，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私下对一名法国记者袒露心迹时就曾哀叹，孜孜不倦地为大众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很差。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要说现在还有什么伟大事业的话，那就是保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时，选择自我否定。以赛亚·伯林曾经把这称作“以可怕的德国方式来摆脱道德抉择的重压”。这种说法对德国人来说有些苛刻，虽然这一想法根源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历史必然性的圣殿上贬低自己的欧洲人绝不只有德国人。这种说法指向了欧洲政治学说正在出现的真空：假如没有剩下伟大的事业，假如进步传统已走到穷途末路，假如历史或必然性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引起对行为、政策和制度的保护，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宏大的时代难题呢？ 对于撒切尔式的激进人士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私人利益的延伸，市场对于他们而言是判定价值与结果的必要的、充分的标准。对于欧洲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而言，那个时代也并不特别令其感到厌烦。对于这些人而言，处理人事的善恶标准仍然是宗教准则和社会习俗。60年代的文化大地震只是略微地给这些准则和习俗造成了危害，但并没有消除他们。进步的左派仍然在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他们急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让左派集体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政治语言，确切地说，是一门重新发现的非常古老的语言。右派（亦即自由派）的语言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每一部欧洲宪法，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讨论权利”一点儿也不时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在有关战后安排的辩论中起了关键作用。参加“凡尔赛和会”的有关各方在迫使几大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绝大多数都大张旗鼓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那些都是集体权利，即国家权利、民族权利和少数派权利。 况且，集体决定的权利并没有令人高兴的记载。只要民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通常是领土争端），很明显，最终获得优势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武力而不是法律。这很令人沮丧。在一国内部，少数派的权利得不到保护，面对力量强大得多的邻国的要求，弱国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回顾业已落空了的“凡尔赛和会藏书网”所带来的希望，1945年战争的战胜国得出结论，重新划分地理板块（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是一个尽管痛苦但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好地为集体利益服务。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至于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在一个由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里，在司法管辖上将不再被特殊对待，而是被看作迫害或不公正行为的个体受害者。 因此，战后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教训。即使人们是因为共同身份（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而遭受到迫害，那么受害的也只是个人。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就是寻求把人们当作有个体权利的个人来保护的。已经并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各种有关人权、种族灭绝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对大众情绪的影响越来越深：他们把18世纪盎格鲁——美利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和20世纪中期对国家义务的强调结合了起来。强调国家义务是为了使更多的要求，无论大小，都能得到满足：从生命权到广告真相的知情权以及其他更多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国际安全和合作会议”在欧洲召开（于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共同推动了用法律语言把个人权利写入现实政治。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权利的议论在偏左派的欧洲知识分子中受到冷遇。他们附和马克思著名的论断，认为“所谓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将其加以摈弃。在进步圈子里，表达“自由”、“权利”以及其他与“一般意义的人”有关的抽象概念的词汇，只有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形容词修饰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正因为此，1969年属于“法国社会主义联合党”左翼的一群知识分子（当时由米歇尔·罗卡尔和皮埃尔·孟德斯-弗朗士领导）批评自己的政党支持布拉格的改革派。他们宣称，后者“自愿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自由、正义、进步、普遍无记名投票权等等）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许多偏左翼的评论家尽管政治信仰相当温和，可是避免提到“权利”、“自由”，以免显得天真幼稚。在东欧，共产党改革派人士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这样的语言。在他们那种情况下，那些词汇在官方的语言里已含有贬义。 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地见于西欧政坛各类人士的演讲和作品中，使用起来毫无限制。一位意大利观察家1977年说道，这是左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公开讨论“未打折扣”的自由这一理念和理想，而“没有将它神秘化或者丑化”。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马上就会转化为政治现实，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工党和社会党都在苦苦地挣扎，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将对手的方案非法据为己有来掩盖自己的贫乏。但是他们开始向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词汇敞开大门，这使得西欧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东欧正在发生变化的有关政治对立的语言，能够跨过界线进行交流，而且正当及时，因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重要变化现在就在“铁幕”的东边发生着。 1975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了一封《致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公开信》，其中主要是写给欧洲共产党人的，呼吁支持不同政见，反对压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不同政见，然而对共产主义改革的幻想一时还很难根除。可是姆莱纳尔已经属于少数派，他既相信社会主义，又相信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西方人士，这让苏维埃阵营内部的大多数批评者感到困惑不解。 那些批评者当时还没有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来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是不认同这个词的），但他们多数已经脱离了政权，摒弃了政权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术语。在1968年事件之后，这种术语以及那些机械地包含于其中的词，例如“和平”、“平等”、“兄弟般友好”，听起来就特别虚假，在那些曾经将此类话当真的60年代的活跃分子听来尤其如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学生、学者、记者、剧作家和作家，他们曾是镇压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古斯塔夫·胡萨克的领导下，正确地算出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改善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意见，同时大力压制不同的意见，禁止谈论近期刚刚发生的事情。 政权的反对者被迫转入地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失业的教授和作家去做锅炉工，的确如此），几乎不能再和压迫者进行政治辩论了。相反，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终止了早年的修正主义辩论，心甘情愿地接受环境，有意支持那些“非政治”的主题。由于《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权利”成为其中可以经常谈论的主题。 在形式上，所有苏维埃阵营的宪法都很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赫尔辛基达成了包括相当具体的补充权利的一揽子协议，这些协议给共产主义制度内部的批评者提供了战略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指出，意义不在于要求不曾有的一些权利，这只能招致进一步镇压，而在于要求得到业已经政府承认并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权利，这样在迫使共产党进行招架的时候，就使得“反对”带上了一层温和而且几乎保守的面貌。 认真看待“社会主义”法律的文字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不仅仅是一种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难堪的手段。在封闭社会里，一切都是政治，因此前述的策略和手段遭到了杜绝。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权利”在“沉默的70年代”笼罩于东欧的厚重的悲观气氛中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权利”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对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正式见证了拥有权利的个人的存在。人们彼此互相拥有权利，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权利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应保持的距离。 正如匈牙利年轻的理论家米克洛斯·哈拉扎梯所承认的，权利运动（“人权运动”）说明，纠正共产主义的缺陷需要的不是一种更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公民（即中产阶级）社会的宪法立法或者宪法修订。颠倒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安排，寻求用中产阶级社会代替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们觉得很具有讽刺意味。不过，正如哈拉扎梯的匈牙利同事米哈利·瓦依达解释的，和他们国家过去令人不能忍受的对公民的专制统治比较起来，中产阶级社会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地位。 重新修订公民社会的宪法这一说法含义模糊，只是道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东欧反对派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这一努力的意义在于，承认在1968年之后，尝试改革“党国一体”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真切地希望（苏联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布拉格的胡萨克或柏林的昂纳克承认“谈论权利”是合理的，会认真对待宪法。在理论上谈论权利恰好说明了实际上没有权利，恰好提醒了国内外的观察家，这些社会实际上是多么没有自由。新的反对派并没有与共产党当局纠缠，而是故意越过了他们进行讨论。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例如哈拉兹梯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来说，这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脱离年轻时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亚当·米奇尼克出版于1976年的论文《新进化论》为波兰反对派设计了未来的战略。对于那些从来不曾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感兴趣的人，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来说，这种转变就轻松得多。哈维尔是布拉格一个富商的儿子，他的家庭财产1948年后被共产党政府剥夺。哈维尔没有表现出同时代人那种蓬勃的革命热情，在1968年之后的改革运动中也不积极。哈维尔和共产党当局一直有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从来不是因为政治见解。 在70年代和80年代，哈维尔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受到骚扰和逮捕，并最终被投进了监狱，由此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还是绝对与政治无关的。他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派争论，甚至也不是说出真相，尽管在一个靠着撒谎执政的政权里，说出真相非常重要。他写道，当时那种情形，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否则就只有妥协。“成立政治组织行为本身并不是把真实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反而是使人开始了一项政治游戏。” 哈维尔1984年在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了捷克斯洛伐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该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于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决方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哈维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在当今世界，这些方法可能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运用，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哈维尔所处的境遇不是没有先例，即使在不久以前也是如此。鲁德维克·瓦楚里克196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甚至就曾向他的同事们推荐过类似的“假装”策略。他说：“装装公民的样子吧……假装我们已经成人，法律上已经能够独立，讲话要像那个样子。”不过，在60年代乐观一些的气氛中，瓦楚里克还可以希望当权者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变通。到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重要的不再是建议政府如何执政，而是通过实例建议国民如何生活。 在70年代那种环境下，认为东欧的知识分子可以“建议国民”如何行事这一看法可能显得很有野心。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能够提什么建议，甚至彼此之间也不能提，更不用说对全国同胞提什么建议了。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工业中心的情况和民意，与农民的隔绝就更加严重了。用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伊万·泽兰尼和乔治·康拉德的话说，共产主义这一政治制度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争取权力的道路”。实际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过去中欧将人们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法（这种分类更适于匈牙利、波兰这样的贵族社会，而不大适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平民社会，但是1948年以后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人为地做了这样的划分）又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了。 首先弥合这条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波兰发生了一系列罢工，抗议食品价格飞涨。当局予以严厉回击，在工业城市乌尔苏斯和拉多姆，许多工人遭到了痛打和逮捕。几年前，工人和知识分子互不关心对方的抗议运动，此时，雅契克·库伦与几个同事特意对此做出反应，于1976年9月宣布成立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KOR以及几个月后成立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ROPCiO）的目标就是揭露对工人公民自由的侵犯，在法律上帮助他们进行自卫，组成一条统一战线。3年后的1979年12月，作为KOR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天主教徒，有一些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什么都不是）后来负责起草公布了《工人权利宪章》。 因此，社会冲突导致产生了波兰公民自治群体（更确切地说，确认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在与波兰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环境更加令人沮丧，公民自治群体的产生源于一个法律上的机缘。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载于一家联邦德国的报纸上，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能实施捷克斯洛伐克宪法、《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最终法案》以及联合国的政治、民事、经济及文化公约中有关人权的条款。上述法律布拉格业已签署，并且还将“赫尔辛基120法令”正式纳入《捷克法典》。 在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称自己为“松散、非正式、开放的群众团体……希望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以求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对人权和民权的尊重，出于此愿望而联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七七宪章》不是一个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常设机构，“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敌对行动的基础”。做出这种约定，意图是将他们的行为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七七宪章》永远是一小群勇敢的人缔造的，他们不代表别人，只代表自己：在原始文件上签名的有243人，在后来10年里仅有1 621人（全国人口是1 500万）加入进来。宪章的首批发言人有哈维尔、伊利·哈耶克（杜布契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顶尖的哲学家、年老的扬·帕托斯卡。这些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在大众眼里，既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对他们的宣言做出狂怒的反应，认为它是“一部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蛊惑人心、恶语伤人的作品”。对每个在宪章上签名的人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逐字不差地用50年代盛行的3种说法来描述就是：“叛徒败类”、“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和代表”、“破落的政治家和国际冒险家”。对签名人的报复和恐吓随即展开，包括将他们解雇，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入学，吊销驾驶执照，剥夺公民身份，迫使他们流亡，遭逮捕、审判以及监禁。 在《七七宪章》上签名的众人遭到了严厉处罚，新一代年轻的音乐人（著名的摇滚乐组合“宇宙塑胶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报复迫害，这促使支持他们的“保卫遭受不公正迫害者委员会”（VONS）于1978年4月成立，该委员会的目标与KOR大致相同。对这一新成立的组织，布拉格当局的反应是将该委员会领导人中的6人（包括哈维尔）予以逮捕，并在第二年以颠覆政府罪对他们进行审判。1979年10月，这些人被判监禁，刑期不等，多者5年。 1968年之后，各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除外）在实践中都采取了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的做法。他们甚至不再假装寻求真正得到国民的忠心，只要求人民表面上装出顺从的样子。和VONS和KOR一样，《七七宪章》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本国公民中因此而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玩世不恭的漠然态度。哈维尔特别强调，需要让政府不再满足于看到民众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随意地贬低自己的这种现状。他写道，如不这样，当局可以料想每个公民的外表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一主题在哈维尔的经典名篇《无权者的权力》中已得到阐释，书中以一位蔬菜水果店的店主为例，写他习惯性地在商店的橱窗里挂上了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中，有些较好地适应了消除公众的冷漠和恐惧情绪这一努力。本书第15章里提到的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当局自己的统计，1982年在斯洛伐克，总长3 500英里的河流中，45%已遭到污染，达到危险的程度。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80%的井水已不能供人饮用，这主要是由于在东部的集体农场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含毒、庄稼歉收，就像苏联黑土区曾经历过的那样。 到80年代早期，由于在工业和能源生产方面使用褐煤（因其价格很便宜），波希米亚北部遭受了欧洲最严重的空气污染。这个地区发电量为735亿千瓦，其中640亿千瓦产自燃烧这种含硫量高的燃料的电厂。结果，到1983年，捷克地区大约35%的树林死亡或濒于死亡，1/3的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甚至不能用作工业用水。在布拉格本地，政府不得不设立一所专门医院，医治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儿童。在一篇名叫《圣诞节的阴谋》的短篇小说里，伊凡·克里玛描写了从这家捷克医院走出来到街上的情景：“阴暗、冰冷的雾气里充满了煤烟、硫磺的味道和易怒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污染的是国家，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因此污染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隐含着政治含义：难以保护环境的原因是没有人对采取预防措施感兴趣。只有一贯施行有效的行政制裁，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改善，而这又得来自于首先鼓励浪费的同一行政当局。如果有工厂的经理、农场的场长不够明智，甘愿冒完不成“定额”的风险，自发地采取控制污染的措施，那他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对环境就是有偏见的，这一点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1969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地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被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波兰，像在匈牙利一样，问题在于往往需要做自我审查。为了保证能够让观众、读者见到作品，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学者们预计有些地方可能会遭到官方的反对，因此就总想着要改编作品，修饰或回避某个观点。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文化艺术的社会里，做出这些调整所取得的职业上乃至物质上的益处是不容小觑的，但道德上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或许会伤到自尊。海涅在150年前就已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海涅的这席话肯定会立刻得到许多东欧知识分子的认可。 这是部分共谋的一种。另一种是沉默。沉默就是把事情放在心里，而不是在嘴上，奉行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心灵》中所写的“阳奉阴违”。真正大胆表达出自己想法的那些人，将自己作品的原始复写本在私下里非法地流传。这些真正的作品面临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惨淡前景，他们的观点和艺术只能限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的遭际至多也就是某捷克知识分子所称的“自慰”。后者曾闷闷不乐地将在同一群两千个知识分子中流传禁书称为自慰，因为那些人写的也是禁书。 而且，勇气本身并不能保证质量。地下作品表现出来的叛逆和对立情绪经常是危险的，所以也给它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其重要性有时候被夸大的光环（尤其是在西方的崇拜者中）。原创的激进思想在苏维埃阵营这一渐渐腐烂的混合肥料堆里真的可能会鲜花怒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作品是共产主义“恶之花”最好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作品过去未能出版，并不保证它就是质量好。世上不存在“审查女神”（乔治·斯坦纳语）。并不会因为政府当局不喜欢你，就意味着你很有才。 因此，一旦进入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使曾经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名声都得大打折扣。1989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匈牙利的乔治·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康拉德在80年代写了几篇文章，谈论“反政治”，非常张狂，因此而广受膜拜。另外一些人，比如民主德国小说家克里丝塔·沃尔夫心里就很明白，正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做一名作家非常困难，这才给他们提供了题材，也提供了一些力量（还有社会声望）。也正因如此，许多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甘愿放弃移民和流亡的机会。他们认为，受到迫害但具有重要的影响，要比享受自由却变得无关紧要更好。 近些年来，害怕变得无关紧要的想法导致了另一种顾虑的产生，即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快“回归”欧洲。就像对待审查制度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知识分子，事实上主要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西部省份的一些作家。过去苏联的政令导致这些省份非常落后，经济非常不发达，令人痛心。怀有这种情绪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流亡巴黎，在巴黎写作。在他看来，中欧（一个地理名词，为了清楚地证明昆德拉的观点而重新启用）的悲剧就在于受到了外来的、属于亚洲的独裁者统治。 在昆德拉的祖国，欣赏他的人不多。他选择流亡国外，又获得了成功，这令他的许多同辈感到憎恶。那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选择放弃流亡，也选择放弃了成功的机会。不过，他的写作主题和大多数人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写给西方读者的作品。他批评西方的读者忽略并无视在自己的东面还有一个“另类”西方存在。早在20世纪50年代，米沃什就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假设就战后波兰诗歌写一本书，其中一章在写到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时，得好好讽刺戏谑他们一番。” 昆德拉对国民采取类似于《七七宪章》这样的主动行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捷克面临的处境只是一个老问题的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国家的身份和命运究竟如何？在这个区域，弱小的国家和民族时刻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他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外从事反对派活动的重点，应该在于使这个问题引起国际关注，而不是浪费时间，试图去改变莫斯科“拜占庭”式的帝国，更何况中欧还是“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反映了西方的命运”。哈维尔对此深表赞同：“共产主义是历史举起给西方看的一面阴暗的镜子。” 像米奇尼克这样的波兰人不使用“中欧”这样的词汇，也不大谈论“重返欧洲”，部分原因是波兰人不像捷克人，波兰人追求的是实现更切近、更可及的目标。这不是说波兰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不想有朝一日能分享新成立的欧共体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说他们不想把社会主义失败的神话换成欧洲成功的神话，只不过是他们有着更为切近的目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论。 民主德国也有自己需要关注的事情。勃兰特及其继任者奉行的“东方政策”的悖论之一，就是通过把大笔的硬通货转入东欧，以及不断地对民主德国表示承认、关注和支持，联邦德国领导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排除了民主德国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包括改革污染严重而且早已过时的工业。通过“架设沟通桥梁”、缔结姊妹城市、向对方表示好感以及与批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意见保持距离，波恩的政治家们使民主德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政权非常稳固和安全。 而且，联邦德国“赎买”出民主德国的政治对立分子和政治犯，使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失去了一些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民主德国一样，在西方有一个孪生姊妹，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对于民主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离开民主德国的诱惑就一直存在。在这些人关心的权利中，“迁移权”非常典型地位列名单之首。但是民主德国当局的许多“圈内”批评者既不愿抛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抛弃旧有的观念。事实上，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是唯一继续允许有非正式对立派乃至党内对立派存在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最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从左派的立场攻击共产党当局。捷克作家伊利·佩利康曾辛辣地写道，这些人所采取的姿态使得他们在东欧的其他地方默默无闻、毫不相干。 正因如此，鲁道夫·巴赫罗以《另一种选择》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该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批评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巴赫罗本人在经受多年的迫害之后，于1979年被驱逐到了联邦德国。比巴赫罗年长的共产党人罗伯特·哈弗曼在那些年里由于代理民歌手沃尔夫·比尔曼（1976年被驱逐出境）的事务而遭到审判和罚款。哈弗曼严厉地批评了执政党，不是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而是指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指责他们鼓励大众消费和私人拥有消费品。民主德国哲学界领袖沃尔夫冈·哈里希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政府当局“官僚”作风日炽。他同样大力反对“消费主义虚幻的东西”，认为让人民接受再教育、反对这些虚幻的东西，是执政党的任务。 在民主德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主要集中在教会，即新教的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波兰也是这样。权利、自由等新的提法是与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由于与唯一幸存的先于社会主义产生的机构有关而得到了加强（在波兰也是如此）。由于教会的影响，在东欧的反对派中“和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在东欧其他国家，西方的“反战分子”和要求核裁军的积极分子受到了相当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无非是因为天真无知、没有头脑，所以成为苏联操纵下的工具。例如，瓦克拉夫·哈维尔就认为，80年代早期西欧不断高涨的反战运动是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最好方式。他说，在国家政权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国度，“和平”不可以选择。在现有条件下，和平和裁军会让西欧获得自由和独立，却会让东欧受到苏联的统治。把“和平”问题和要求拥有权利、自由分开是错误的。或者像亚当·米奇尼克说的：“减少战争危险的唯一条件就是充分尊重人权。” 但是在民主德国国内，和平运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毫无疑问，这有一部分归因于联邦德国。不过，也有其他原因。民主德国既没有历史，又没有民族同一性，它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可以说和平（至少是“和平共处”）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民主德国同时又是军事化程度最高、最穷兵黩武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学校1977年就有了“国防学”课程，民主德国的青年运动组织准军事化程度非常高，即使按照苏联的标准也是如此。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爆发。反对派运动以和平和裁军问题为焦点，在对它的支持力量中，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1962年，民主德国当局规定，年龄在18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都必须服18个月的兵役，不过两年后，又增加了一条免除条款：由于道德原因，希望能够免除兵役的人员可以加入名为预备役的另类劳动营。虽然加入后者被证明可能会在后半生造成残疾，但是它的存在就说明民主德国承认了出于良知反对服兵役的事实及其合法性。到1980年，从预备役劳动营中走出的民主德国人民数以千计，这些人组成了潜在的庞大的和平主义者网络。 因此，当1980年路德教会牧师向早期的和平主义者提供支持和庇护时，就能够比较大胆地去做，而没有招致政府的反对。然后，初生的和平运动就从教堂扩展到了大学，人们不仅呼吁裁军，而且还要求拥有不受阻碍地发出这些呼吁的权利，这是必然的。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后来终于能够与本阵营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对话，并赶上他们的步伐。 罗马尼亚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宪章》一出现，罗马尼亚作家保尔·戈马以及另外七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就写信勇敢地表示支持。他们立即遭到了镇压。但是除此以外，罗马尼亚就像过去一样悄无声息，时间长达30年。戈马被迫流亡他乡，他做过的事情也没人再做。对此，西方应该负一定责任。即使《七七宪章》或类似于波兰的“团结工会”（参见本书卷三第6章）这样的组织在罗马尼亚出现，也不大可能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要求过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让罗马尼亚自由发展”。 即使在苏联，也允许某些知识分子享有严格限制的自由。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一直享有一些特权。生物学家若列斯·梅德维杰夫在20世纪60年代揭露李森科的著作，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读者中长期流传。梅德维杰夫先是受到了干扰，后来被剥夺了公民权。1973年，他在英国定居。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对当局持批评态度）却还能保持自由身，只是后来他公开反对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令当局不能忍受。萨哈罗夫令当局尴尬，不得不管，但他又极为重要，不能将其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叶琳娜·波纳尔被内部放逐到了十分闭塞的高尔基市。 不过，萨哈罗夫一直坚持说，他向来呼吁苏联说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说清楚对批评者的迫害，而不是寻求它是如何被推翻的。这种态度使他的立场介于老一代的共产党改革派和中欧新兴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间。其他不太突出并且公开宣称反对苏联的人士受到的处置就要严厉得多。诗人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与其他几百人一起被诊断患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在一所监狱精神病院待了3年。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中最为出名，他在苏联监狱、劳动营和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2个春秋。此后，由于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给他治疗，他才于1976年被用来交换智利共产党人路易斯·戈瓦兰。 除了类似的偶尔为某个人表示抗议，以及为了苏联犹太人有移民的权利而统一行动之外，西方对苏联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得可怜，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比对诸如波兰乃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反对派运动的关注要少得多。1983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终于开始批评苏联对人滥加诊断（这种缓慢拖拉的作风让人感到可耻）。直到此时，苏联才从世界精神病学协会退出。 要不是由于外界因素的推动，苏联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绝不会照着东欧别国知识分子的样子去做，无论后者是多么小心谨慎。斯大林进行镇压所引起的恐惧就像阴沉的棺罩，在他死后，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长达30年。即使没有人实际提到这种恐惧，除了那些最大胆、最直率的批评者之外，大家都刻意不去超越苏联划定的合法的主题和语言的范围。大家都认为苏联还是会存在下去的，这是很合情理的。像安德烈·阿玛里克这样的作家有预见性，但是不典型。阿玛里克的作品《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于1970年首次在西方出版，10年后以增订版的形式再版。与其设立在周边的几个傀儡政权相反，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存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苏联国民的记忆，并且看起来还相当稳固。 中欧知识分子反对派运动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很小。大家对此并不吃惊：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新产生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业已纠正了的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还包括对权力运作的事实的清楚认识。而且，要求于人们的也有限：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论勇敢》一文中就颇令人信服地写道，对于那些辛苦度日的普通大众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有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当局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为看起来没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那样做“不够英雄，但很现实”。 知识分子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在圈内，而不是广大的大众：在有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暗地校正自己以前的狂热言行。况且，他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就是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特权在他们中相当高效地代代相传，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这并不总是能让人民群众喜欢他们。就像在过去他们为现在所反对的政权辩护一样，那时他们只是一小撮，只代表自己。 乔治·康拉德略带说教地写道：“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着将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赶下来，以便自己能取而代之。”当他如此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在当时、当地能够做成那样的事情。以此来理解严峻的生活现实就构成了反对派运动坚持非暴力的背景：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对政府当局时采取消极态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民主德国，路德派教会在反对派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波兰，对于米奇尼克等人来说，这种态度防止了危险而无谓的冒险，既实用又合乎道德。 新的反对运动的成就在其他方面。欧洲东部和西部一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愤世嫉俗的时代，60年代的精力已经耗尽，60年代的政治理想从道德方面来看已经没有了可信度，为公共利益而忙碌让位于为私利而斤斤计较。哈维尔等人讨论权利，关注“公民社会”这一相当模糊的概念，不断谈论中欧在过去和现在保持沉默，可以说是在公众场合进行毫无羞耻的说教。他们通过这些手段，逐渐建立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以代替被共产主义损毁的公共空间。 经济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不大谈论的，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工业增长，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正如我们在本书卷二第6章所看到的，经济曾是老一代改革派知识分子重点关注的：这向共产党当局反映了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印证了所有的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展开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1956年至1968年是修正主义的10年，在这期间，有些反对派运动得到允许。对于这些反对派运动来说，批评意见以对经济改革的推荐意见的面目出现也是新近才有的。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阵营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们要认真看待从内部进行经济改革的前景就很难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体系经过几十年不恰当的滥用，已经瓦解。1973年以来，东欧各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远远落后于已经有所下降的西欧各国。此后，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石油产量丰富的苏联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反弹。除此以外，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以及80年代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陷入难以逾越的不利境地。1963年，经互会成员国的国际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12%，到了1979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了9%，并且还在迅速下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商品质量上无法与西方各工业国竞争。除了苏联之外，它们销往西方的原材料也不能有持续供应，因此它们甚至连与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都没有。经互会的封闭体系阻碍了其成员国加入西欧和关贸总协定等新的贸易网络。经济既不与国际物价水平接轨，又不冒激怒国内消费者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76年波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到了此时，导致共产党国家经济大幅衰退的问题是它们身上所独9９ｌｉｂ.有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低效率。由于顽固坚持第一产业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高效型生产的机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使西方各国的经济得到了改造。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依赖于相对过时的经济活动模式，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鲁尔，或者19世纪末的曼彻斯特。 捷克斯洛伐克铁矿资源极为有限，然而到了1981年，捷克斯洛伐克却成了世界第三大（人均）钢铁出口国。糟糕到底的是，民主德国还在计划不断扩大落后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如果有别的选择，没有人愿意买捷克的钢铁、民主德国的机械，除非有很高的价格补贴。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亏损的。实际上，苏联式的国家在减损物品的价值：他们进口的或从地下挖出的原料比用这些原料生产出来的成品更值钱。 甚至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苏联式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经互会内部选择匈牙利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同样，在20世纪80年指派民主德国生产电脑。但是民主德国生产的电脑不仅不可靠，而且也已过时，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使产能不足。到1989年，民主德国（人口1600万）电脑产量只有奥地利（人口750万）的1/5，而作为电脑生产国，奥地利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优势”严格来说只是相对的：民主德国在花费数百万马克生产没有人要的商品，相对质优价廉的同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买到。 所有这些问题的责任都主要应该归于集中计划的内在缺陷。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有40个部门负责经济的不同分支领域，另外还有27个各自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数字指标的关注恶名昭著，以至于达到了自嘲的地步。蒂莫西·加顿·阿什举了“（民主德国）普伦茨劳堡区人民经济计划”为例。据该计划称，“图书馆的藏书量要从35万册增加到45万册，借阅量要增加108.2%”。 固定价格体系不能弄清商品的实际成本，不能对需求做出反应，也不能适应资源条件的限制。各级官员都害怕冒险和革新，唯恐短期内会减少总产量。这些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上进心：众所周知，由于勃列日涅夫喜欢保持“干部的稳定”（1971年之后所使用的口号），因此不管干部多么无能，职位都非常稳固。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工厂的干部和经理们花费大量精力向上级隐瞒原材料和劳动储备。浪费和短缺因此而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这种体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不仅助长了生产停滞和低效之风，而且还导致了贪污腐败之风不断。没有财产往往导致更多的腐败现象产生，而不是更少，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现象之一。权力、职位和特权不是直接可以买来的，相反是以提供庇护和接受庇护这一互相强化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权利被阿谀奉承所代替，阿谀奉承相应地又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升迁作为报偿。为了实现哪怕是一般的合法目标，人们都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细微或腐败的方式徇私枉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那些年里，愤世嫉俗的人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拖拉机厂和生产卡车的汽车厂不愿意生产足够的零配件，因为制造大型机器更容易达到“标准”，结果一旦这些机器坏了，就找不到替换的零配件。官方数据只公布某个领域生产的各种机器总量，而不公布还有多少台机器仍然能够工作。工人们当然更加清楚。 可以用一句很流行的笑话来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契约：“你们假装工作，我们假装付你们工资。”这样的安排对许多工人，特别是对那些非熟练工人有利。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却很小。作为回报，工人们就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民主德国官方的《政治小辞典》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消失了。”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讽刺的意味。 到1980年的时候，典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中相对高效的只有高科技国防工业以及所谓的“第二经济”——商品和服务业黑市。这种第二经济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它的存在证明了官方经济是多么糟糕，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到了80年代初，据估计，在匈牙利有8.4万个私下开展业务的从业人员，满足了国内几乎60%的服务需求，业务范围>从修理管道业到娼妓业。 除此以外，农民在私下也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一些公共资源（例如砖头、铜线、印刷模板等等）也“挪给”私营企业里的工人使用。由此可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就像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两种并存的经济。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性质的：只有把那些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肯定的活动和需求导入私有领域，共产党国家才能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第二经济又要依赖于官方经济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要依赖于公共领域的低效率。这保证了第二经济能够获得市场，并且可以人为地提高价值和利润。 经济停滞本身就有力地反驳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经济停滞假使没有使人们产生反对意见，也一定使人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于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怖和镇压都不再影响生活了，但生活却是灰暗乏味的。成年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喝的酒越来越多。在那些年里，苏联每年人均烈性酒消费量翻了两番，因此他们的寿命也短了。共产党国家里的公共建筑不仅没有艺术吸引力，而且品质低劣、令人不适，忠实地反映了这种专制制度的不堪。一位布达佩斯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指着一排排肮脏灰暗的住宅楼对笔者说：“我们就住在那些楼房里，冬冷夏热，典型的共产主义式建筑。” 此处就像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住房很便宜（在苏联，房租平均只占一般家庭预算的4%），因为经济不是由价格调整的，而是由稀缺性调整的。这对政府来说是有好处的，将稀缺商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可以使人们继续忠于政府。但共产党领导人大都十分清楚，这样做也有重大的风险。到60年代末，事情已很清楚，光靠“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不再能够使人们依附于政府当局，自此以后，执政的共产党人选择将国民当作消费者，选择用物资丰裕的现在代替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他们是有意识地做出了这一选择。捷克的强硬路线者瓦西尔·比拉克曾经在1968年协助苏联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家。1970年10月，他曾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里说：“（1948年）我们在商店橱窗里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人们尚能接受。那时候的历史时代不同，人们的兴奋心情也不同。如今，我们不能再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了。如今商店的橱窗里必须摆满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 那时，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受到鼓励，这和赫鲁晓夫1959年与尼克松展开的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不同。当时，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保证，在可见的将来，共产主义就将超过资本主义。比拉克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一样，对此不抱幻想。只要提供的商品能够让消费者高兴，哪怕共产主义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资本主义，他也就满足了。1971年，民主德国的埃 91cc." >里希·昂纳克接替无人哀悼的沃尔特·乌布利希，担任共产党领导人。同样，他也希望能为民主德国公民带来某些经济成就，只要稍稍类似于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就行。 这种策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至少以消费品零售额来看是如此。汽车和电视机是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销售数量都有了稳定的增长。在波兰，1975年至1989年间，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增长了4倍。到80年代末，匈牙利每10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捷克斯洛伐克也差不多是这一水平。如果顾客不在意质量和款式的优劣，也不在意选择余地有限，他们通常都能在国有商店或“私营”市场找到心仪的商品。但是在苏联，这种“可选的”商品就很难找到，而且相对要贵一些。 生活基本必需品也是如此。1979年3月，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消费者必须工作12.5小时，才能买得起普通一篮子的基本食品（香肠、牛奶、鸡蛋、土豆、蔬菜、茶、啤酒等等）；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在伦敦需要工作21.4小时，而在莫斯科尽管有高额补贴，购买同样一篮子食品却需要工作42.3小时。如果不以卢布、克朗或福林计算，而以付出的时间和工夫计算，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累人。 要是以能否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要来界定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整个经济都是以大量生产工业机械和原材料为目标的，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除了食品之外，共产党国家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生产食品的效率也不高。苏联很早以前就是纯粮食进口国，单从1970年至1982年，其食品进口就增加了两倍）。绕过这道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国外进口消费品，但这需要支付硬通货，而硬通货又只能通过出口获得。然而，除了苏联的石油之外，世界市场几乎不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除非大幅打折销售，而且许多情况下，即使大幅打折，也销售不掉。 西方当然乐于帮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银行家都乐意贷款给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因为苏联红军是稳定的可靠保障，也因为共产党官员虚报产量和资源到了令人信服的地步。仅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硬通货债务就增加了12倍。由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盖莱克及其同僚大量引进得到补贴的西方商品，为农民提供代价高昂的新的社会保险，将食品价格固定在1965年的水平，波兰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 000%。 一旦如此高额的借贷启动，就很难得到控制。1976年，盖莱克政府给食品涨价，引发了愤怒和暴乱，于是又迅速取消了涨价。波兰当局转而选择继续借贷：从1977年至1980年，波兰外借贷款限额的1/3被用于补贴国内消费。布拉格的共产党经济学家建议逐步停止补贴，引入实际价格，但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害怕这种倒退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相反，领导人们宁愿增加债务。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一样，脆弱的东欧小国又开始向西方借钱，以支撑其封闭的经济，同时又不需要选择艰难的方法。 匈牙利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纳密斯在几年以后对这种情况大多予以承认。匈牙利向波恩借10亿德国马克的贷款，1987年10月得到了批准。联邦德国政治家形容此贷款致力于推进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但实际上贷款是如此分配的：“我们将贷款的2/3用于偿还利息，剩下1/3用于进口消费品，以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到1986年，匈牙利官方的经常账户赤字每年达到14亿美元。从1971年至1980年，波兰硬通货债务从10亿美元上升到205亿美元，后来的情况更糟。根据其自身的计算，民主德国在最后几年将60%以上的年出口所得用于偿还西方债务的利息（西方已经非常慷慨地将利息打折）。南斯拉夫一直是受到青睐的客户（从1950年直到1964年底，美国支付了贝尔格莱德年度赤字的3/5），根据其提供的官方数据，它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以及备用贷款安排，而那些数据和现实却没有一点儿关系。 整体来看，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1971年为61亿美元，1980年就增长到了661亿美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95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将负担转嫁到长期受苦的国民身上，从而付清了外债。要不是匈牙利在70年代允许一定范围的自由定价，前述数字可能会更高。但是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仅依靠贷款，而且是在拖延时日。它迟早是要做出痛苦而且导致社会分裂的经济调整的。 此后不到几年，民主德国间谍组织头目马尔库斯·沃尔夫曾宣称，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民主德国“不行”。这样认为的当然不止他一人。匈牙利经济学家塔马斯·鲍尔和同时代的波兰人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就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像纸牌搭造的房子，非常脆弱。然而，只要资本家愿意为共产主义提供资金，共产主义就能存在下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经济停滞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语）使许多人产生了幻觉，这还不仅仅限于苏联国内。1978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就当真认定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比英国高。这时，波将金大公一定是在遥远的墓地里微笑。 不过，有些东西是西方银行家忽略了的，共产党人却对此十分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不仅被推迟，而且毫无可能。正如阿玛里克在《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所预言的，共产党的精英们“认为与变革政局的痛苦历程比较起来，现行政权的弊端要轻一些”。即使对完全局域性的、效率低下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革，也会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后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部署并不是用自治区方式，而是构成了这一政治体制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欧的卫星国全都由日益衰老、保守的随波逐流者统治着，这不是偶然的。在现实主义的新时期，华沙的爱德华·盖莱克（生于1913年）、布拉格的古斯塔夫·胡萨克（生于1913年）、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生于1912年）、布达佩斯的雅努什·卡达尔（生于1912年）以及索菲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生于1911年）都是最讲现实的。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生于1908年）和贝尔格莱德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1892年）就更不用提了。这些人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一样，都很守旧，也都已经衰老。他们不愿意放弃职位，他们一心只想终老于位子上。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7次获得“列宁勋章”，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曾获“列宁和平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自1977年以来，还担任了国家元首。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存在着功能性的障碍，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它的命运。索尔仁尼琴1971年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本人缺席，由他人代读）就令人鼓舞地断言，“一旦谎言散去，令人厌恶的暴力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然后，业已衰退的暴力就会崩溃”。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苏联的暴行很久以前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其1979年给阿富汗带来灾难的侵略暴行也会暴露在人们面前，在1968年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主义的谎言也逐渐被驱散了。 然而，这一制度还没有崩溃。列宁为欧洲历史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在于绑架了欧洲激进主义的离心的政治传统，通过革新的垄断控制系统将其纳入政权，并且毫不迟疑地将它聚拢在一处，有力地将其保留在一处。共产主义制度可能会在外围无限期地腐蚀下去，但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中心区域。在共产主义消亡的整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反对派运动在布拉格和华沙蓬勃发展开来，而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结尾。然而，一种新的领导阶层在莫斯科本地出现，这才是结尾阶段的开始。 第6章 旧秩序的终结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年3月 对糟糕的政府而言，它开始改革自身之日，就是最为危险之时。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没有伤害或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动荡的意图。 ——海因里希·温德伦（联邦德国的两德关系部部长） 历史经验表明，共产党有时也会迫于形势而采取理性措施，并同意妥协。 ——亚当·米奇尼克 国民们，你们的政府已经回归你们了。 ——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就职演说，1990年1月1日 通常认为，苏东易帜的故事始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克拉科夫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拉被选为教皇，成为第一位当选教皇的波兰人，即约翰·保罗二世。他的当选在教众中引起的热望，在现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部分天主教徒认为他会是个比较激进的教皇，因为他虽然年轻（1978年当选教皇时仅58岁，而在被任命为克拉科夫大主教时仅30多岁），但早已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力充沛、魅力非凡，是完成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保罗六世遗愿的合适人选，能够将教会带入新时代。而且，他更像一位神父，而不是教廷的官僚。 同时，沃依蒂拉在神学原则上有毫不妥协的坚定性，以及因为有在共产党国家做神父和高级教士的经验，而且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绝对忠诚，这些都让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人士颇感安慰。他这个人尽管素来背负“有思想的教皇”的声名，尽管对于知识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争论持开放态度，但对于教会的敌人是绝不会妥协的。与信仰教义部权威的负责人、红衣主教约瑟夫·拉青格一样，他早年对改革一度热情高涨，但在看到约翰二十三世因改革造成的极端后果后，惊悚之下不禁也有所收敛。在成为教皇之时，早已身为主管领导的他在教义上也更趋于稳重了。 沃依蒂拉非比寻常的坚定信仰和卓尔不群的教皇风格，也可以从他的波兰人身份和早年不幸生活中找到部分答案。他8岁丧母（3年后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埃德蒙；他没有姐妹，父亲作为他唯一幸存的亲人，在他19岁时于战争中丧生）后，父亲将他带到了卡尔瓦利亚·泽布日多夫斯卡的圣马利亚教堂，他也在日后的岁月中多次前往朝拜。该教堂与琴斯托霍瓦一样，是现代波兰重要的圣母马利亚朝拜中心之一。15岁时，沃依蒂拉就已经成了家乡瓦多维采圣母马利亚联谊会主席。这是他对圣母马利亚崇拜的一种早期体现，而这种崇拜则坚定了他对婚姻和堕胎的看法。 这位新教皇对基督教的看法，从波兰天主教那种独特的救世主风格中可以找到根源。在他的眼中，现代波兰就是真正宗教真理的东线前沿，它不仅饱受战火的洗礼，而且这块土地及其人民正是上帝选中的一面旗帜和一柄利剑，向东可以对抗无神论，向西则可以同唯物质论斗争。这种观念，再加上他的长期履职地克拉科夫与西方神学和政治主流相互隔绝的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倾向于采取教区观念、有时候还采取令人不安的波兰式基督教观念。 但这也同样解释了他对祖国具有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热情。他的几位前任都来自罗马，是大都市人，因而默许现代性、世俗宗教观和妥协，但他从一开始起就与这种观念决裂了。他的一系列国际亮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大型露天广场演出设计上用心良苦，而且在声光和时机的拿捏上也很有火候。这一切都表明，这位教皇是一位强势教皇，是要将自己的信仰推行到全世界的，要推行到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要推行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而最重要的，是要推行到波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波兰共产党非常清楚，天主教这种从妥协到反抗的转变，会对波兰本国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挑战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占波兰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天主教徒，非常虔诚；而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教皇这个人本身。但他们却束手无策，若禁止教皇造访波兰并发表讲话，只能适得其反，徒增其魅力，让其数百万信徒更加远离自己。即使在1983年6月已经实行戒严以后，教皇重返波兰，并在华沙的圣约翰大教堂中对自己的“同胞们”就他们的“失望与耻辱、他们的苦难与被剥夺的自由”发表讲话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们也只能站在一旁洗耳恭听。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他对如坐针毡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波兰必须在欧洲国家之间、必须在东西方之间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由于库伦领导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的出现，反对派知识界人士和工人领袖们展开了远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合作。作为对谨慎出现的“自由”（即合法）工会组织的回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领袖们于1979年12月起草了《工人权利宪章》。在《工人权利宪章》的众多要求中，有的要求成立自治的、无党派的工会组织，有的要求罢工的权利。官方的反应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逮捕知识界活跃分子和开除犯事的工人。而在这些被开除的工人中，就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工列赫·瓦文萨和其他14名格但斯克电机厂的员工。 半隐蔽的工人权利运动能否延续下去，形势变得模糊了起来。但教皇最近的一次到访却给他们壮了胆，使他们觉得当局因为害怕国际上的反对，所以不太愿意使用暴力措施，只是他们现在的活跃分子网络规模还很小，也极为危险。但是，导致民众对他们大规模支持的原因，却是共产党于1980年7月1日宣布立即提高肉价，试图以此来解决经济困难。这已经是10年中的第三次了。 在此决定宣布后第二天，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己为“罢工信息机构”。在随后的3周时间内，抗议罢工从1976年爆发抗议活动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扩展到了全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并于8月2日抵达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该厂工人占领造船厂，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为瓦文萨。瓦文萨于1980年8月14日登上造船厂墙头，也登上了全国罢工运动的领导位置。 当局的本能反应是逮捕主犯，孤立罢工工人。此举失败后，又选择了争取时间、离间反对派人士的办法。政治局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派出代表到格但斯克与“有理性的”工人领袖谈判。甚至连库伦、米奇尼克和其他保卫工人委员会领袖也被短时间拘押问话。但是历史学家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和天主教律师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等学者赶到格但斯克，帮助工人谈判，而工人们也要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言人作为代表：这当然主要是指声望日隆的瓦文萨。 当局被迫采取温和态度。9月1日，警方释放了所有在押人员。两周后，波兰国务委员会正式让步，同意了罢工者们的主要要求，即组织和注册自由的工人联合会。在8周时间内，遍布波兰境内的所有非正式的罢工网络和特别的联合会组织都组织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对于这一组织的存在，当局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1980年11月10日，团结工会成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得到官方注册的独立工会，估计拥有1 000万会员。在次年9月举行的全国团结工会成立代表大会上，瓦文萨当选为主席。 1980年11月到1981年12月的波兰，到处是激动、不安和拘禁。那些对历史记忆犹新的顾问们非常担心会对蒙羞受辱的共产党领导人造成刺激，给后者造成报复的机会，他们时刻提醒瓦文萨要谨慎。这是一次“需要自我克制的革命”。由于不能忘却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先例，库伦不断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时刻念叨要团结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地位”。任何人都不想给华沙和莫斯科当局派出坦克进行干预的借口。 自我克制的努力没有白费，但也并非一劳永逸。裁军和对外政策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由团结工会公开讨论的。后者讨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卫工人委员会业已确立的策略，即“实践社会”：与天主教会建立联系（米奇尼克对此特别感兴趣，决心打破波兰左派人士传统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与重新焕发出活力的天主教领导层形成同盟），组织地方工会及工厂委员会，致力于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我管理和社会权利（后一概念是从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劳工组织”借来的词汇）。 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即使是谨慎到如此地步的“非政治性”策略，也注定会与不愿真正放权的党发生冲突。另外，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由于新组成工会的工人们举行集会、抗议和罢工来表达自己的要求，整个1981年的工业生产都在下滑。在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看来，国家在漂泊，方向难以确定，政权也在逐渐失控。对邻国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妙的先例。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们尽管已经竭尽谨慎之能事，但它注定要勾起人们心中那个匈牙利事件和布达佩斯之春的梦魇。 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取代失势的盖莱克，由国防部长升任总理。后又于同年10月接替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他得到了军方的坚定支持，苏联领导人也鼓励他对逐渐出轨的波兰采取强有力措施。于是，他便迅速出手，以终止双方都知道无法永久维持下去的局面。1981年12月13日，也就是美苏核裁军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当口，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波兰实行戒严。此举明显有预阻苏联干涉的意图。团结工会领导人和智囊们悉数被捕入狱（虽然团结工会本身直到次年才被取缔，并从此转入“地下”）。 1989年以后，回头审视当时的情形，团结工会的崛起就仿佛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射出的一阵排枪。但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还可以有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它是自1970年以来，工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压制工人运动和经济管理无能而掀起的一系列抗议浪潮的最后一组日益高亢的强音。玩世不恭、管理无方、论资排辈、草菅人命、物价高涨、抗议罢工，以及随之引发的镇压、地方工会的自发涌现、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切，像极了民权社会重生过程中那一幕幕场景，也像极了安德尔泽伊·瓦依达的两部电影《石人》（1977）和《铁人》（1981）。这两部作品以电影的笔法，动人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的波兰那种被出卖的错觉和重生的希望。 但除此之外，这两部电影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了，它们没有预测到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米奇尼克、库伦等人坚持认为，在实行戒严之前、之后，尽管共产主义日渐从内部、并自下而上地受到侵蚀，但却也不会被推翻。公开的对抗只能导致灾难的后果。这一点，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过。的确，戒严令（直到1983年7月才撤销）以及随后宣布的“战争状态”，等于承认了当局方面的某种失败——还没有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被逼到这步田地，连米奇尼克本人也将其称为“极权国家的一场灾难”（他同时也承认这是“独立社会的一次严重倒退”）。但共产主义就是关于权力，权力不在华沙，而在莫斯科。在共产主义解体这出大戏中，波兰事件尽管可称为令人激动的序曲，却远不是主戏。真正的演出并不在这里。 在波兰的镇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系日渐冷却的过程。这在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冷战”，但其作用却不应被夸大。尽管勃列日涅夫和里根都曾一度指责对方搞阴谋，甚至计划发动核战争，但苏美双方都不曾有此企图。在达成《赫尔辛基协议》后，似乎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认识到冷战的终结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的情形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都很适合，而美国现在的角色，与1815年击败拿破仑后数十年中沙皇俄国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有这样一个大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国家敢来场革命，从而打破现状。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中。为恢复其敏感的南部边境的稳定，在该地区恢复一个听话的政府，苏联在外长安德烈依·葛罗米柯的鼓动下，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导致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苏联集团同样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对美国还以颜色），并导致卡特总统公开修正“我对苏联最终目的的个人意见”（1980年1月1日《纽约时报》）的看法。这一入侵也促使西方领导人在两周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欧洲增加部署108枚潘兴Ⅱ式导弹和464枚巡航导弹。这一部署同时也是对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新一代SS20中程导弹的回应。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已在提速。 对于核弹的威力，任何人都不会有错觉，尤其是那些自己的国家在核战中首当其冲的西欧国家领导人们。其实作为作战工具，这样的武器与长矛形成了鲜明对比，恐怕是唯一的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武器。它们的作用，正是用来摆着不用的。但是，作为阻止战争的装置，核武库还是有其用途的，前提是对手相信你有可能最终使用核武器。不管怎么说，面对当时拥有50个陆军装甲师、1.6万辆坦克、2.6万辆战车和4 000架战机的华沙条约集团，除了核武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西欧。 这就是为什么卡拉汉和撒切尔夫人两任英国首相、历任联邦德国总理以及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领导人都欢迎部署新式战术导弹，并下令在本国部署。新近对西方联盟倍感兴趣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此更是特别热心。1983年1月，他在德国国会大厦做过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演讲，让联邦德国人深深地感觉到他想抓住最新式的美国导弹的那种强烈意愿，这让在座之人稍感意外。 在一切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或者说是出于大多数参与国的意愿，“新”的冷战开启了一种恐怖前景。在西欧，它引起了一场反对核武器的和平运动，新一代“绿党”活动家的加盟壮大了和平运动的力量。在英国，热情洋溢的、行动果断的女权主义者们，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们集合了朋友的力量，动用了各种关系，发起了一场持久的对格林汉康曼巡航导弹基地的包围和抗议，此举颇令长期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感到迷惑。 阻力最大的是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左翼对新型导弹投了反对票之后，该党总理施密特被迫下台。而在基督教民主党的科尔继任总理时，这一提案又被批准了，导弹也部署了。在中欧建立一个去核化中立区的想法，在很多德国人中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加之联邦德国绿党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显赫人士也在为民主德国抵制核武器的呼吁推波助澜。在1983年10月波恩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上，前总理勃兰特敦促30万同情的群众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单方面解除新型导弹。那场反对在联邦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所谓《克雷菲尔德呼吁书》总共收集到270万个签名。 但即使在政界圈内，入侵阿富汗和波兰“战争状态”都没有在西欧引起与此相似的反应。不错，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戒严后，施密特的第一反应是于1982年2月向华沙派出一位高规格的个人代表，以帮助波兰摆脱“孤立”境地。而对于“反战分子”来说，让他们头疼的不是华沙的镇压，反而是来自华盛顿的好战论调。尽管北约在决定部署新型导弹的同时，也提出进行谈判以削减此类武器（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但换了新总统的美国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策略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好战的论调终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当里根要求“让波兰自主自决”的时候，当他于1983年3月宣称莫斯科为“邪恶帝国”的时候，他面对的只是国内听众。毕竟，启动核裁军谈判的是这位总统，提出只要苏联拆除自己的导弹美国也将撤回中程导弹的也是这位总统。但此时的美国，确实在启动一项新的重大军备计划。1981年8月，里根宣布美国将储备中子弹。MX导弹由于违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于1982年11月被宣布放弃，但5个月后就被战略防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所取代。苏联对此表示抗议，抗议的理由很可信，即该计划违反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对阿富汗和中美洲官方的军事援助和暗中的支持，都一直在稳步加强。1985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上升了6%。在和平时期，这一涨幅是史无前例的。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第二次冷战以及美国公开的战争叫嚣，无疑加剧了苏联这个早已年久失修、机能失调的体系。苏联曾建立过一个军事机器，这个军事机器击败了希特勒，占领了半个欧洲，并在与西方武器的一一比拼中不落下风。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其高峰时期，苏联30%——40%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开支，这一数字是美国的4倍到5倍。众多的苏联专家早已看出，这样的负担国家是不可能无期限承受下去的。时间一长，这个由几代人付出的军备欠账单的收款时间就要到了。 但至少从短期来看，外交关系的紧张在帮助支撑着这个政权。苏联也许就是个面积有整整一个大陆那么大的“波将金”村，用德国总理施密特那灰暗的笔调来描述，就是“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但它的确有导弹，而且这些导弹给了他的主人地位与尊严。再者，垂垂老矣的苏联领导人们，尤其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都没把美国的威胁当儿戏。他们与华盛顿同行一样，都认为对方阴谋率先发动核战争。里根的强硬态度，尤其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使得老迈的苏联领导层更加不可能考虑妥协。 但苏联领导人面临的真正的军事两难困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喀布尔。这场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时间上正好与卡特总统在任后期体现出的对苏联战备野心的暗合，却并没有为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与自由世界作斗争的新战线。其实，将它的起因说成是国内忧虑情绪的体现才更为合理。1979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苏联中亚地区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在哈萨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几个毗邻阿富汗的加盟共和国，197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25%以上。在此后的10年中，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几乎一倍，而同期乌克兰只增长了4%。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少数民族的威胁。正如健康状况不佳的勃列日涅夫于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上所承认的那样，国家仍有“民族问题”需要处理。 要是占领阿富汗后，能够在喀布尔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友好的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次双重的成功。它一方面可能重新确立莫斯科在中东日见衰落的存在，另一方面可以向梦想独立的新一代苏联穆斯林们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然，苏联在阿富汗遭到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他们的将军们不仅忽视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重复了很多美国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忘掉了80年前沙皇俄国自己在同一地区犯下的错误。苏联在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是灾难性的，只起到了相反的结果，激起了由外国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和宗教激进分子永不妥协的强烈反抗。帝国自身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处理”好，反而有火上浇油之嫌：喀布尔由苏联扶持的马克思主义当局对莫斯科在穆斯林世界及国内外的地位作用甚微。 一言以蔽之，阿富汗是苏联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对整整一代苏军士兵的创伤，要在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至90年代初，每5名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据估计有1人确认有酗酒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很多士兵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滑向了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早在此之前，苏联领导人就已经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除了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以外，在阿富汗山区长达10年的摩擦式战争成了苏联长久的国际性耻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红军要在境外部署兵力已经不可能了。后来，政治局成员伊戈尔·利加乔夫对美国记者瑞姆尼克承认道，自阿富汗战争之后，在东欧用兵的问题就想都不用再想了。 这个事实的背后，无疑显示出苏联已经脆弱到了一定程度，就连一次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冲击都已经承受不起，尽管这次战争失败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就像80年代初日益加速的军备竞赛一样，一场战争的失利也不足以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因为恐惧、惯性和统治国家那批老人的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也许还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这个因素不是因为有对冲力量，也不是因为有持不同政见运动。无论在苏联本身还是在其附庸国，这些因素都是没有的。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事业的指导性前提，是其对历史规律及集团利益的信仰，用这种信仰来抑制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恰恰是，其最终的命运也将由人的命运来决定。1982年11月10日，时年76岁、重病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最终离开了这个已如幽灵一样的国家。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68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仅仅1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他就死去了，总书记职位由72岁的契尔年科接过。契尔年科身体更糟，在1984年2月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甚至连悼词都无法念完。13个月之后，他也死了。 三位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老共产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那些对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起源有着第一手记忆的、身体和事业都遭受过斯大林打击的老一辈党的领导人正在逐渐逝去。他们继承了一个集权专制的官僚主义老人政治体制，并监督着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首要目的，就是关注其自身的存亡：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年龄幼小的那个时代，不死于非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从此以后，领导国家的将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也并不是一定会远离专制主义，但却别无选择地必须去解决腐败、停滞以及从头到脚渗透到苏联体系中的效率低下的问题。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9９ｌiｂ?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由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豪尔赫·塞布伦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1988年6月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选择。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对1985-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2月15日撤出。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服的“诸民族”，并划拨给它们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离心力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儿，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儿（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有意义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400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圣公会成员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比如新闻审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比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而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绝不像其前任们那样仅仅是一个党务干部。 但他对自己在干些什么却根本没有什么洞察力。要是有，他自己一定会被吓得不轻。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比他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理解，党内的强硬派都痛恨戈尔巴乔夫，都热烈赞成1988年3月13日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人》报上那篇著名的书信。信中，列宁格勒一名中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愤怒地（事后证明，她完全有理由愤怒）警告说，新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把国家引向倒退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给予过激进的改革者无条件的支持，反倒是后者对前者明显的优柔寡断越来越感到沮丧。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弱点，为了使事件处于控制状态下，他总是感觉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占据中间派立场。对新观点他给予鼓励，但当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敦促他走得更远一点儿时，他又溜回党内保守派的怀抱之中。他的这种摇摆不定、不愿按设计的改革逻辑推进的迹象，以及坚持认为改革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走得太快的态度，都让他早期的崇拜者们有一种被涮了的感觉。 麻烦在于，由于放弃了党的权力垄断和主导性，戈尔巴乔夫也同样等量地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被迫缔结战术同盟，并在他人的各种极端立场之中寻找平衡。对于民主派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做法虽不舒服，却也并不陌生。但在已经习惯了70年专政统治的国民眼中，这种伎俩只会让戈尔巴乔夫显得很软弱。从1989年开初几个月起，这位苏联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一路下滑。到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民众支持率只剩区区21个百分点了。 于是，他还没有从权力的位置上下来，就早已决定性地从荣誉的位置上下来了。但这只是在国内。在其他地方，“戈尔巴乔夫热”却正在掀起高潮。他更加频繁地出访，所到之地，都受到西欧政治家们的热情迎接，受到热情人群的欢呼。1988年末，戈氏热烈的追捧者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冷战“结束了”。从东欧看，下此断言似乎让人觉得还有些为时过早。但就算在东欧，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在东欧那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痛苦虽然也被人们注意到，但与他发出的那些外交声明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其中最广为报道的，就是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先是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接着又向听众建议说“自由选择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这已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夫原则”的抛弃，而是莫斯科再也不会用武力将自己版本的“社会主义”强加在东欧兄弟国家之上的承诺。戈尔巴乔夫正在承认的，而且立即被理解为已经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卫星国的人民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走自己的路了，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其他什么道路。东欧即将重新走进历史。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丝毫改善，而且由于镇压行动导致的国际谴责，波兰领导人再也无法通过继续借债来让自己摆脱困境了。事实上，他们面临的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试图解决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选择更少了。 另外，反对力量虽然被定了罪，却没有蒸发，秘密出版仍在进行中，演讲、讨论及舞台表演也没有停止。团结工会本身虽被禁止，却维持了事实上的存在，尤其是当其最著名的代言人瓦文萨于1982年11月结束拘禁获释（并于次年缺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当局也不敢冒险拒绝教皇于1983年6月的回访。自此之后，教会更加活跃地参加到地下及半官方活动之中。 政治警察倾向于进行镇压，并且干下了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1984年，为杀一儆百，他们策划逮捕并杀害了一名很受欢迎的神父泽西·波皮鲁兹科，罪名是“破坏民心”。但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知道，这种挑衅和对抗行为已经不起作用了。波皮鲁兹科的葬礼吸引了多达35万名群众。这一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反对力量，反而彰显了民众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程度，不管它是不是合法组织。社会是决不会顺从的，而国家也因日益绝望而孤注一掷。到80年代中期，波兰正在快速进入这两者的对抗状态。 党的领导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提议“进行改革”（在华沙如是，在莫斯科亦如是）。1986年已经担任国家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释放了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的其他领导人，并通过新设立的“经济改革部”制定了一份温和的经济改革方案。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吸引外资，以填补此时已经接近400亿美元的国债。1987年，政府竟问波兰民众喜欢哪种类型的经济“改革”，此举算得上是对民主的一种奇怪默许。摆在波兰人民面前的问题是：“你们愿意面包涨价50%、汽油涨价100%，还是汽油涨价60%、面包涨价100%？”不出意料，公众的答复大体上是“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198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到1987年时，波兰局势最引人注意的方面，就是波兰党及其各部门完全无助的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处理自己的权力垄断面临的可见威胁，而是滑落到了去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的境地。米奇尼克等人10年前提出的“反社会”理论正在成为实际上的权威，并且掌握了主导权。1986年以后，反对派内部争论得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如何教育社会争取自由，而是与政府的交锋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目的是什么。 以莱舍克·巴尔采洛维茨为首的华沙计划与统计学院的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着手在为摆脱中央计划之后的自主私营经济（即市场经济）制订计划。在一些“非官方”波兰人中间、在海外，人们广泛地讨论着这些计划和其他一些建议。但政治“现实主义”和1980-1981年间的“自我克制”的目标仍然在起作用，因为对抗和暴力正是党内强硬派的拿手好戏，因而被小心而且成功地避免了。对话是一回事，但是“冒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难预料的是，波兰党最后垮台的契机，是另一次经济“改革”的企图。或者说得客气点儿，是削减国家再也无力承受的债务的企图。1987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约25%，1988年又上涨了60%。在1970年、1976年和后来1980年出现过的景象，现在又再次出现了：暴涨的物价激起了一轮罢工浪潮，在1988年春夏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形成了大规模的堵塞交通和占领工厂的情况。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杠杆可以撬动工人的力量，共产党当局要么放弃涨价，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或者双管齐下。现在，他们有了第三种选择——请工人们自己的领袖来帮忙。1988年8月，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斯沙克催促瓦文萨（一位未得到承认的组织的未得到承认的领袖，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与自己会谈，以结束这个国家的工人抗议活动。瓦文萨一开始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 瓦文萨对罢工者的号召力是不成问题的（毕竟1981年以来，这几年团结工会的道德权威增长了不少），但引发罢工的原因却不会消失：通货膨胀已经接近每年1 000%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团结工会与政府进行了一些零星的非正式接触，激起了更加响亮的呼吁“改革”的声音。当局在无助地摇摆，时而做出姿态，时而进行威胁：撤换部长、拒绝谈判计划、承诺经济改革以及威胁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就这样，公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了。 1988年12月18日——不知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征兆，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做的那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演讲的一周之后——华沙成立了“市民委员会”，计划与政府进行全面谈判。雅鲁泽尔斯基看上去已经别无选择，最终只好默认客观存在，并强迫仍然心有不甘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谈判。1989年2月6日，共产党终于正式承认团结工会为谈判伙伴，并与其代表召开了“圆桌”会谈。谈判持续到4月5日（巧的是，这一天正好又是苏联一次重大事情，即公开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后的一周），各方同意独立工会合法化、进行广泛的经济立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新的国会。 事后回顾这一事件，可以说圆桌会议以谈判的方式终结了波兰的共产主义。至少对于部分谈判者来说，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但谁也料不到的是，结局竟来得这么快。计划于6月4日举行的选举虽说会允许前所未有的真正选择，但其本意还是为了确立共产党的多数派地位：国家参议会的选举是真正而开放的，但在议会选举中，半数席位已经预留给了共产党官员候选人。而且，政府把选举日期定得这么早，也是希望能够因对手缺乏组织与经验而占点儿便宜。 结果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在米奇尼克的临时《选举日报》的支持下，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以及议会中所有允许公开竞选的席位。同时，在“预留”给共产党候选人的席位中，仅有两人得到要求的50%以上的选票，有资格当选。在这种全面溃败和史无前例的公开耻辱面前，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可以选择不承认投票，再次实行戒严，或者接受失败，放弃权力。 然而，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私下跟雅鲁泽尔斯基说得很明白，选举必须有效。雅鲁泽尔斯基的第一个想法是邀请团结工会与自己组成联合政府，好有个体面的妥协，但却遭到回绝。相反，经过数周进一步谈判和共产党屡次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而失败后，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向时势低头。1989年9月12日，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被批准为波兰战后第一位非共产党籍总理（尽管共产党仍然保留了对几个关键部长职位的控制）。 接着，团结工会又下出了一手精明的政治妙棋。他们在议会内的成员同时投票，选举雅鲁泽尔斯基担任国家元首，有效地将共产党温和派纳入了随之而来的过渡进程，并缓解了他们的尴尬。第二个月，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宣布了实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一计划是放在稳定计划中提出的，即所谓的“马佐维耶茨基计划”，于12月28日被议会批准。第二天，波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款终于从宪法中删除了。还不到4周，即1990年1月27日，波兰共产党连自己也解散了。 我们不能被波兰共产党垮台前最后几个月的狼狈而蒙蔽了眼睛，而应该看到在此之前漫长而缓慢的积累过程。1989年这台大戏的大多数演员，雅鲁泽尔斯基、基斯沙克、瓦文萨、米奇尼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等，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很多年了。波兰在1981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和相对自由，之后是戒严，然后迎来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压抑和半容忍带来的痛苦，最后，又经历了一次10年前经历过的经济危机。相对于天主教会的强大力量、团结工会在全国上下获得的广泛支持和长期以来波兰人民对共产党统治者的不满，共产党能够抓牢政权，维持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当它最终垮台时都让人觉得有点儿意外。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 波兰实行戒严引发的后果，表明了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也有不足的地方。镇压手段使得反对力量在变得更团结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谨慎。而在匈牙利，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谨慎。当局连续20年实行的容忍政策，已经模糊了官方对不同政见给予宽恕的准确界限。毕竟，匈牙利是希尔顿于1976年12月掀开铁幕开办酒店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是葛培理在80年代曾三次而不仅是一次公开访问过的国家，也是在同一个10年中有两位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副总统老布什访问过、并暗示过很喜欢的国家。到1988年为止的10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有着美好的形象。 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反对党的力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走向公开。伪装与计谋似乎压倒了勇气，特别是对于那些还记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在卡达尔治下的匈牙利，生活虽然单调了点儿，却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正如前一章所述，官方经济在试验过多种改革方式与实行“新经济机制”后，与波兰相比也只是半斤八两。可以肯定的是，“黑市”经济（或称“平行经济”）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可以过上比邻国更高水准的生活。但是匈牙利社会统计学家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国家正经历着收入、健康和住房条件方面的严重不公平现象，社会流动性和福利水平实际上也落后于西方。此外，超长的工作时间（很多人不得不做两到三份工作）、过高的酗酒比例、精神障碍等，再加上东欧最高的自杀率，都长时间折磨着匈牙利人。 这些都是不满的充足理由。但是，却没有产生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独立的组织浮出了水面，但基本上都限于环境问题和抗议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默默同情的政策是可靠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对1987年成立的、带有明显民族主义性质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持容忍态度。匈牙利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也是1972年版宪法的正式定义。虽说1985年的选举第一次允许不同的多党派参加，而且也有几个官方同意的独立人士当选，但不同政见和批评基本上还都控制在执政党内部。但到1988年时，重大变化出现了。 变化的催化剂，是年轻的一代“改革派”共产党员们对垂垂老矣的党的领导层的顽固感到失望，并对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进行的改革公开表示出热情。在1988年5月专门为此问题举行的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他们成功地搬开了76岁的卡达尔，并以总理卡罗利·格罗斯取而代之。这次党内政变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际后果仅限于一项旨在加强市场力量的经济节俭运动，但它却有着重大的象征力量。 自1956年起，卡达尔就一直统治匈牙利，而且他在那次镇压中起过主要作用。尽管他的国际形象很不错，但是对匈牙利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一官方谎言的化身，即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反革命”。而且，他还是30年前那场围绕伊姆雷·纳吉进行的无声阴谋的活化身，最终导致了纳吉被绑架，并被秘密审判、处决和埋葬。因此，卡达尔的靠边站，似乎暗示着匈牙利公众生活中出现了某种根本的变化。后来，当卡达尔的继任者不仅允许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青年民主党，而且于1988年11月正式允许独立政党出现时，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印证。 198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党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承认自由集会的权利，正式批准向多党制“过渡”，并于4月份正式抛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更重要的时刻还在后面。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们心照不宣地承认，如果不对历史进行清算，就没有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希望。于是，他们宣布有意发掘出令人不得安生的纳吉的遗体，重新安葬。同时，伊姆雷·波茨盖依等政治局中的改革派也说服了同事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1956年事件，并给事件重新正式定性：即官方的定性不再是“反革命事件”，而成了一次“反抗有辱民族的寡头统治的民众起义”。 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党内事件，与众多被害死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低估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象征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对失败的承认，承认了党及其领导人编造了一个谎言、宣传了这个谎言，并将它强加给了人们。 3个星期后，卡达尔去世了。同一天，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给纳吉全面平反。这一天，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也随着卡达尔一道死去了。剩下的，只不过是给它办个死亡手续而已。党的“领导地位”废除了，多党选举已定于次年3月举行，10月7日，共产党（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过再一次洗礼，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23日，仍由原共产党执政时当选的共产党代表占压倒多数的议会再次投票更名。这次，他们是给国家更名，更改为简单的匈牙利共和国。 1989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由内部发动的、向真正的多党制过渡的共产党政权。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和晚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1989年的事件都是以自己为参照的，但匈牙利的演变却在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德国。 如果从外部观察的话，民主德国似乎是共产党政权中最不容易击破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会让它倒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民主德国的物质环境，尤其是城市，有些俗气和过时，但是它的安全警察无所不在也是有名的，而且柏林墙也是一种道德和美学上的耻辱，但人们普遍相信民主德国经济要比其社会主义邻国们好得多。当198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自豪地宣称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10个国家之一时，有人听到贵宾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一声重重的鼻音。别的不说，民主德国政权在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观察家都相信昂纳克的话。 民主德国最狂热的崇拜者在联邦德国。西欧国家的“东方政策”在消除紧张和促进两德人员和经济交流方面的明显成功，使得几乎整个政治集团都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德国能够永远延续下去。联邦德国要员们不仅鼓励民主德国领导人们产生幻觉，甚至鼓励自己也产生幻觉。只要不停地说“东方政策”具有缓和与东方关系的效果，他们就会笃信不疑。 满脑子“和平”、“稳定”和“秩序”概念的联邦德国人最终都赞同了与之做生意的民主德国政治家的观点。1982年1月，一位显赫的社会民主党员埃贡·巴尔在听到波兰宣布实行戒严的消息后，立即解释道，为了和平，德国人已经放弃了民族统一的要求，波兰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最最重要的名义”放弃争取自由的权利。5年后，著名作家彼得·本德尔在一次关于“欧洲中部”的社会民主党论坛上颇为自豪地断言：“在对缓和关系的欲望上，我们与贝尔格莱德、斯德哥尔摩以及与华沙和东柏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巴黎和伦敦的共同点更多。” 若干年后，人们渐渐得知，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们不止一次对来访的民主德国高层人士做过秘密却明显的妥协性表态。1987年，布容·英格霍姆称赞民主德国的政策为“历史性的”。次年，他的同事奥斯卡·拉封丹许诺将尽一切努力打压联邦德国支持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向对方说：“社会民主党人会避免一切可能导致那些持不同政见力量得到增强的事件。”正如1984年10月苏联给民主德国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很多此前我们传达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观点都已经被他们接受了”。 也许，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也以几乎同样的热情相信这些幻觉。自1982年起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在发展与民主德国的良好关系方面，与他的对手一样热心。198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他与昂纳克举行了会谈。第二年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两人再次举行了会谈，并就文化交流和边界排雷问题达成了协议。1987年9月，昂纳克成了第一位访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领导人。同时，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持续增加（但却从来没有对民主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提供过任何援助）。 民主德国有联邦德国的资助，可以感到激动；有莫斯科的支持，可以充满信心；还有西方可以转嫁持不同政见者，这样的民主德国政权本可以永远维持下去。而且，它也确实显示出对变革的免疫力：1987年6月，民主德国有示威者反对柏林墙，并为遥远的戈尔巴乔夫唱赞歌，但是很快就被驱散了。1988年1月，有示威者纪念1919年被杀害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打着卢森堡自己的话做标语：“自由也是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自由”。政府毫不犹豫地逮捕并驱散了100多人。1988年9月，昂纳克在访问莫斯科时，当众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只不过一直努力回避回家后也实施改革的问题。 民主德国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局势变化，仍然在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熟悉的方式，在选票上做假。1989年5月民主德国市镇选举的官方结果是98.85%支持政府候选人，操纵的结果太过明显，因而激起了全国牧师、环保组织甚至执政党内批评人士的抗议。对此，政治局刻意置若罔闻。但现在，民主德国人民有了一种选择。他们不必再接受现状，也不必冒被捕或逃亡到西方的危险。1989年5月2日，在给匈牙利自己对运动和表达思想实行松绑的过程中，布达佩斯当局拆除了该国西部的电网，虽然边界本身仍然处于正常的关闭状态。 民主德国的人民开始蜂拥进入匈牙利。到1989年7月1日，已有约2.5万人到那边去“度假”了。数以千计的人也跟了出来，很多人到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寻求暂时避难。少数人则越过仍处于关闭中的奥匈边境，边境警卫也不加阻拦，但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匈牙利。到9月初，进入匈牙利等待的民主德国公民已经达到6万人。9月10日，当匈牙利外长居拉·霍恩在一档匈牙利电视新闻节目上被问及，如果这些人启程向西，政府会如何应对时，他回答说：“我们将让他们穿过，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猜想奥地利人会让他们进入。”通往西方之门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在72小时内，大约2.2万名民主德国人就已越境而过。 民主德国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因为匈方的举动违反了一条各国共产党政府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即不能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兄弟国家人民的逃亡通道。但布达佩斯当局只是简单地坚持说，受《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约束，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接下来的3周中，民主德国当局面临着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数以万计的同胞们通过新的出口弃国他去。 为控制事态，民主德国统治者向在民主德国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中避难的人们提出，给他们开辟一条通过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通道，然后可以乘坐密封的火车前往联邦德国。但此举无疑是给丢尽颜面的政府再添一道新的耻辱：当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时，数以千计的当地人夹道欢呼，报以羡慕的目光。据估计，当火车在德累斯顿短暂停留时，有5 000人爬了上去，在警察殴打他们时发生了暴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世界媒体的眼皮底下。 当局的狼狈相使批评者的胆子大了起来。匈牙利开放边界后的第二天，一群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在东柏林成立了“新论坛”。几天后，另一个公民运动“今日民主”也成立了。两个组织都敦促民主德国实行民主改革。10月2日，星期一，万余人在莱比锡举行示威，表达对昂纳克拒绝改革的不满，这是自不幸的1953年柏林起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集会。77岁的昂纳克不为所动。9月份，他宣称“试图移民的民主德国人民是受到了诱惑、许诺和威胁的讹诈，想要放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对于那些再也不能无视面临的大规模挑战的年轻同行们，领导层显得是那么的无助：就像被冻住了一样。10月7日，为纪念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并发表了讲话。他向面无表情的主人指出：“生活总是惩罚那些拖拖拉拉的人。”他的这句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昂纳克表示对目前的现状感到满意。 在苏联领导人来访的鼓励下——还不用说国外局势的发展的鼓励——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开始定期举行示威和“守夜”，要求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到来后的第二周，时间已经固定为星期一的莱比锡集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万人。集会的人群宣称：“我们就是人民！”并呼吁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到了下一周，人数又增加了。昂纳克越来越生气，开始提议用武力镇压任何反对的迹象。 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似乎最后占据了昂纳克在党内的批评者的思维。10月18日，在埃贡·克伦茨的领导下，昂纳克的一些同事发动政变，将这位执政18年的老人赶下了台。克伦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同时也寻求戈氏的支持，并返回柏林准备进行谨慎的民主德国改革。但已经太晚了。在莱比锡最近一次集会上，参加者估计已达到30万人，要求实行改革。11月4日，50万名民主德国人聚集柏林，要求立即实施改革。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界，仅仅48小时之内，就有3万人逃亡。 这时，当局才真的慌了。11月5日，民主德国政府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部稍稍自由一些的有关旅行的法案，但立即被批评者们拒绝了，他们认为这种法案极其可怜、根本不够。于是，民主德国内阁戏剧性地提出辞职，随后政治局也辞职了。次日晚间，即11月9日，也就是凯泽绑架案和克里斯托纳赫周年纪念日，克伦茨提出了一项新的旅行法，以图阻止目前的逃亡现象。在由德国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君特·沙博夫斯基解释说新的条款立即生效，允许到国外旅游可以不提前通知，并允许穿过边境进入联邦德国。换言之，柏林墙打开了。 广播还没有结束，人们就已经涌上大街，向边境进发。几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涌入西柏林：有的人一去不返，有的人只是过去看看。第二天早晨，世界变了。每个人都看到，柏林墙永远地打破了，一去不复返了。4周后，横跨东联邦德国边境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1989年圣诞节假期间，240万民主德国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6）访问了联邦德国。这肯定不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初衷。沙博夫斯基日后解释道，当局丝毫想不到打开柏林墙会导致民主德国的垮台。相反，他们把此举视作“稳定”的开始。 民主德国领导人们犹犹豫豫打开边界的决定，只不过是希望打开一个安全阀门，也许还会获得一点儿民众好感。而最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改革”计划。毕竟，打开柏林墙的原因与一代人之前修建并关闭柏林墙的原因大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阻止人口失血。1961年，这一孤注一掷的策略成功了。而1989年，也多少起了点儿作用。因为，一旦相信返回后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永远留在西柏林或移民到联邦德国的人少得令人称奇。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的代价，并不是民主德国政权垮台的全部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还要办理最后一个手续，一个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手续。12月1日，民主德国议会以420票对0票（5票弃权）决定从民主德国宪法中删除那条宣称国家“由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条款。4天后，政治局再次辞职，格雷戈尔·居希当选为新的领导人，党的名称也正式变更为民主社会党。老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昂纳克和克伦茨，都被逐出党外。与“新论坛”（这是一般人公认的、最明显的反对派组织）代表之间的圆桌（又是圆桌）会谈也开始了，并制定了自由选举的时间表。 但在由德累斯顿的党的首领汉斯·莫德罗领导的最新的（也是最后一个）民主德国政府开始起草“党的行动计划”之前，并非它所有的行动和意图都与事态无关。毕竟，民主德国有一个其他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选择：没有“西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西波兰”，所以它们就无法起到榜样作用。革命目标正在发生变化：1989年10月，莱比锡的示威者们呼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We are the people）。到了1990年1月，人群呼喊的口号发生了一点儿微妙的变化，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one people）。 因为德国共产主义的终结，会带来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终结。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再叙述。到1990年1月时，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走出社会主义（更不用提“改革”社会主义了），而是变成了走进联邦德国。1989年秋那些推翻民主德国的人心中的希望究竟是什么，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共产党（如匈牙利）还是反对党（如波兰）都不能完全左右事件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在认识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但是，那些聪明智慧的批评者们也快不到哪儿去。 11月28日，史蒂芬·海姆、克里丝塔·沃尔夫等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一道呼吁“为了我们这片土地”，试图拯救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并抵制被海姆称之为西方的“闪闪发光的垃圾”的东西。“新论坛”的领导者巴贝尔·保利甚至把柏林墙的开放说成是“不幸的”，因为这样“改革”提前上演，各政党和选民都还没做好准备，就要面对匆匆而至的选举。像众多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邦德国的崇拜者了），保利及其同事们仍然一心设想一种改革式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没有秘密警察，也没有执政党，但同时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吃人成性、唯利是图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后来的事件表明，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它与昂纳克回归前斯大林时代那种一切服从上级的幻想一脉相承。于是“新论坛”批评它在政治上离题太远，而“新论坛”的领导人们更是整天抱怨群众的鼠目寸光。 如此看来，1989年德国的剧变或许是那一年里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而且确实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暴动。共产主义在相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终结，虽说也和民主德国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间，但走的却是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党的领导都是强硬和压制型的，而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在布拉格和东柏林都不受欢迎。但除了这一点相同以外，其他的就都不一样了。 与匈牙利一样，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也建立在一个被偷窃的历史的沉默记忆之上，不是那么十分踏实。但匈牙利的卡达尔及其领导下的党却部分成功地与斯大林的遗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去这么做。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以及随后的“正常化”，是1969年上台的古斯塔夫·胡萨克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即使在现年75岁的胡萨克于1987年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但继续留任总统一职）后，接替他的也只不过是米洛什·雅克什而已。后者的确要年轻一些，但他扮演过的最重要角色，却是70年代初的几次大规模清洗。 在把全面控制维持到最后一刻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确实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天主教会（即使不说斯洛伐克，至少在捷克，天主教永远都只是一个小角色）还是知识界反对派，都没有在社会上赢得过什么支持。由于几次残酷而有效的成功清洗，该国从剧作家到历史学家，再到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不仅已经从工作职务上被撤除了，而且从公众视线中也被抹掉了。1989年以前，国内最敢于说话的那些对共产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开始，全都是境内开花境外香。在上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就连“七七宪章”这个哈维尔自己创办的公民组织，从1 500万人口中也仅仅收集到不足2 000个签名。 当然了，人们总是担心公开批评政权会有危险。但必须指出的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如何不满。像东欧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70年代初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经被特意转轨到生产基本消费品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只是基本消费品。虽然不太明显，但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确实在某些方面模仿西方消费型社会，比如在电视节目和大众休闲娱乐方面。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是单调的，环境在日益恶化，年轻人对无处不在而又吹毛求疵的当局也相当反感。但只要不与政权直接对抗，只要口头上对政府的宣传口头上表示赞同，人们还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任何迹象的不同政见，政府的盖子都是捂得很紧的，手腕也很残酷。在布拉格等地，1988年8月上街抗议被入侵20周年的人都被捕了。一些非官方人士想在布拉格举办一次“东方——西方”研讨会，也被取消了。1989年1月，在扬·帕拉赫于温切斯拉斯广场自杀20周年纪念日当天，哈维尔和其他13名“七七宪章”活跃分子被捕入狱（但与前些年哈维尔所受的虐待不同，5月份他就被释放了。因为此时的哈维尔已经是一名国际知名人士，对其虐待只能让监禁他的人难堪）。 整个1989年春、夏两季，非正式的网络和组织在全国各地涌现，希望模仿邻国局势：先是1988年12月成立的“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随后是1989年5月的“布拉格母亲”抗议活动，然后是6月份于布拉迪斯拉法出现的环保抗议活动。这些民众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很容易控制，翻不起什么大浪，不会对警察和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但到了8月，也就是马佐维耶茨基正在华沙敲定政府计划、匈牙利边界马上就要门户洞开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突然到处都是示威者，人们再一次走了出来，纪念对布拉格之春的颠覆。 但是这一次，捷克警察采取了坚决的克制态度。雅克什政府已经决定稍微变一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认可了莫斯科的转变态度，但在其统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算计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一次重大群众示威时，即10月28日纪念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集会上（自1948年后，官方历来不纪念这一日子），当局为什么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但是，公众对共产党政府仍然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即使是11月15日宣布到西方旅行不再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之举，也只不过是对其他国家局势变化的战略性仿效而已，并不是被迫做出的让步。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上明显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以及外部有效反对势力的缺失（夏季的示威活动没有共同认可的目标，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导者来将人们的不满转变为某种计划），才使得后来发生的事件乃是一桩策划好的阴谋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具有了某种可信性：这是一次政府及警察内部潜在的改革派人物把衰落的党向着捷克改革方向推动的企图。 这听上去真是奇谈怪论，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1月17日，警察批准学生队伍穿过内城，去纪念另一个黑色的日子，即纳粹杀害学生扬·奥普莱塔尔50周年。但当游行的学生开始呼喊反共口号时，警察出手了，他们驱散人群，并且暴打那些被分离开来的人。后来，警察甚至鼓励关于有一名学生被害（就像奥普莱塔尔被害事件的重演）的传言。这在事后被证明纯属谎言，但却不难预料，这样的谣言有在学生中激起愤怒的效果。此后48小时内，数以万计的学生动员了起来，他们占领了学校，大量人群聚集到街上示威。但在这时，警察却只是站在一旁观望。 如果这是阴谋的话，那肯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1月17日的事件及后来发生的情况，确实搞倒了共产党的新斯大林领导班子：不到一周，雅克什就带领整个常委会辞职了。但继任者们根本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而且被事态的发展过快搞晕了头。11月19日，一直处于实际软禁状态的哈维尔从北部波希米亚农村回到了动乱中的首都。那里，共产党正飞快地丧失权力，但却没有人去从他们手中把它接过来。 哈维尔自己先在布拉格剧院中安顿好（这一举动很恰当），随后与“七七宪章”的朋友们组成了“公民论坛”。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网络，它在几天内就从一个供人论辩的协会发展成了一个民众运动，然后再演变为影子政府。这个“公民论坛”讨论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著名成员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但大部分是外面大街上正在加快发展的事态进程。“论坛”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要那些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后果负责的人辞职。 11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总辞职后第二天，布拉格的莱特纳体育场外聚集了50万人。他们不是为了提出什么特别的改革要求，而是在经过20年高压下的沉默后，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让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当晚，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对哈维尔做了史无前例的采访。第二天，他在温切斯拉斯广场对25万名群众发表了演讲。这个广场，也正是共产党总理拉迪斯拉夫·艾达梅克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年的讲坛。 到了这个地步，刚刚浮出水面的“公民论坛”领导人们已经清楚，自己已经在身不由己地发动一场革命。为了指明方向，同时也为了找点儿什么话来对外面聚集的群众说一说，一个由历史学家彼得·皮特哈尔特领导的小组起草了《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它简述了论坛的总目标，成了1989年男男女女们的情绪指南和首先该做什么事的行动指南。“我们需要什么？”原则问道。一、一个法治国家；二、自由选举；三、社会公平；四、洁净的环境；五、受教育的人民；六、繁荣；七、回归欧洲。 这些各种政治诉求的杂合物，以及文化和环境理念，特别是对“欧洲”的渴求，都是具有典型的捷克特色的，也是《七七宪章》对此前数十年来各种要求的体现。但在11月那些个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民众论坛行动原则》很好地把握了群众的那种很实际、理想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情绪。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演变之中，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情绪被公认是最乐观的。这就是加速度的效果。 对示威的学生进行镇压后不到一个星期，党的领导成员辞职了。一周后，“公民论坛”和“公共反暴力组织”合法化，并开始与政府谈判。在“公民讲坛”的温和要求下，联邦议会于11月2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删除了那条作为一切根源的保证的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此时，作为妥协，艾达梅克政府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在已经长久占领大街的、规模庞大的、意志坚强的群众的支持下，“公民论坛”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想再忽视国外的情况已经不可能了。不仅他们在民主德国领导层的同事们已于12月3日被驱逐，戈尔巴乔夫已经在马耳他与布什总统共进晚餐，就连华沙条约各国也准备公开谴责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了。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丧失了领导资格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胡萨克集团的其他成员，包括总理艾达梅克在内，也辞职了。 经过两天“圆桌”会议（这是那一年最短的一次圆桌会议）的商谈，“公民论坛”的领导人终于同意入阁。总理仍是一位党员，即斯洛伐克人马里安·卡尔法，但大多数部长都不是共产党员了，这是自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七七宪章”派、5周前还是司炉工的伊利·丁斯特贝尔出任外长，来自“公共反暴力组织”的天主教律师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出任新闻部长，此前默默无闻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斯入主财政部。新政府于12月10日对胡萨克总统宣誓就职，尔后胡萨克立即辞职了。 沉沦20年的杜布切克重新出山，使得他当选并接替胡萨克出任总统成为可能。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以延续1968年被中断的梦想；另一方面，可以抚慰共产党人受伤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平息警察和其他组织内部的强硬派。但是，他一开口对公民讲话，就立刻让人觉得他是那么尴尬，那么与时代不合拍。他的用词、他的风格，甚至他的手势，都属于完完全全的60年代的共产党改革派。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满口讲的是要重建一种更加善良、更加温和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法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他一开始是一件老古董，后来干脆变成了一件让人看着心烦的不相干的东西。 作为平衡，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即议长），总统的职位则落到了哈维尔头上。仅仅5周前，这样的想法还曾是那么不可理喻，以致当布拉格街头欢呼的人群首次提议让他当总统时，他还委婉地拒绝了。但到12月7日时，这位剧作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由他来接受这一职位，才是帮助国家走出共产主义的最佳途径。1989年12月28日，过去只不过在立法程序中充当橡皮图章角色，同时也曾把哈维尔等人判处若干年监禁的共产党议会，把他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0年元旦，这位新总统宣布对1.6万名政治犯实行大赦。第二天，就连政治警察也被解散了。 捷克斯洛伐克能够惊险但成功地以和平方式退出共产主义，完成所谓的“天鹅绒革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像在波兰一样，把知识界的反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对过去失败的记忆和避免直接对抗的决心。同理，斯洛伐克起领导作用的民众组织把自己命名为“公共反暴力组织”是有其原因的。就像民主德国一样，执政党已经完全破产的暴露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进行武装自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之外了。 但同样重要的是哈维尔的作用。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出现过有如此威望的公众人物。尽管大多数可行的意见甚至“公民论坛”的政治策略，都在他不在时就已经出台了，但能够掌握并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同事前进而同时又能够把群众的期望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人，正是哈维尔。他本人以及他向公众发出的呼吁的影响力，是再怎么大书特书都不过分的，他后来甚至渐渐被人们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独立的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哈维尔也像后者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现在已被广泛看作民族的拯救者。1989年12月的一幅布拉格学生海报，用近乎宗教的语言把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描绘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也许这种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却是非常合适的。 把哈维尔摆上这一神坛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却矢志不改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履历，更有他显著的非政治化人格。同胞们对哈维尔的推崇，其中有他专注于戏剧艺术的原因，而且这是一种重要的原因。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哈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评论说，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使得他能够把一个被噤声的民族的情感清晰地表达出来：“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开过口，那么他们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费迪南·卡蒙的诗句，1989年12月16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只有哈维尔才能架起一座桥梁，引导人们走过横亘在诱人的平等谎言和自由市场令人不安的事实之间的千沟万壑。（人们怀疑过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诱惑。但哈维尔与财长克劳斯是不同的，后者才会受这种诱惑。）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座桥梁十分重要。除了它是东欧各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很多方面最具有西方特点这个原因之外，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唯一的一个具有显著平等主义和左倾政治文化的国家。毕竟，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早在1946年的自由选举中几乎每五人中就有两个人选择共产党的国家。尽管实行了40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外加20年让人感到死亡的“正常化”，上述政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仍然没有泯灭：1990年6月举行的首次后共产党选举中，14%的选民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规模可观的核心共产党支持者的存在，加上规模更大的对现状不满、但并没有达到需要抗议的程度的非政治化公民的存在，才使得瓦楚里克等持不同政见者敢于质疑立即进行重大变革的合理性。历史似乎总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过不去：从1938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从来没有收回过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于是，当1989年11月人们自己终于抓住一次可以主动做点儿什么的契机时，随之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似乎就让人觉得结果太过理想，因而是不可信的。这就是那种警察搞阴谋和人为地制造危机的论调的根源，就好像捷克斯洛伐克人连起码的信心都没有，以至于倒共运动必定得来自共产党人自己似的。这种怀疑一切的思想肯定是放错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浮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11月17日捷克警察只不过是行为过头而已，并没有什么“阴谋”要逼迫执政集团出手。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罗马尼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似乎很清楚在1989年12月时，执政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内确有一小部分人认识到，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以武力将齐奥塞斯库周围的统治核心赶下台。当然，罗马尼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共产主义卫星国中最具有西方特色的国家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就是最具有“东方特色”的国家。在齐奥塞斯库的领导下，共产主义已经从全面的列宁主义退化成了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 与50年代的乔治乌-德治的独裁相比，齐奥塞斯库的统治外表上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暴政的迹象。但是，罕见的几次公开抗议的蛛丝马迹，都被强烈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如1977年8月的丘河矿山罢工，以及10年后的布拉索夫红星拖拉机厂罢工。此外，齐奥塞斯库之所以能够维持，不仅是靠恐吓人民，更是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丘河矿山罢工的领头人物投入监狱（并将主要领导人杀害）8个月后，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作为卡特总统的客人访问了美国。通过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这种手段（我们已经看过他如何回避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了），齐奥塞斯库给自己争取到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和国际声望，尤其是在“新”冷战初期的80年代。由于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乐于批评苏联人（并派体操运动员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保持缄默。 但是为了齐奥塞斯库这种特殊的地位，罗马尼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66年，为了增加人口以满足这种传统的罗马尼亚式梦想，他禁止年龄40岁以下、子女不足4人的妇女堕胎。1986年时，更把这一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5岁。1984年，妇女的结婚年龄下限降低到了15岁。为防止堕胎，每月对育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即使是少之又少的获批准堕胎，也只能在有党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位医生所在地区出生率下降，他的工资也将被降低。 人口没有增长，但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却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非法堕胎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段得到广泛采用，但条件之危险令人震惊。在1966年法律实施后的23年中，至少造成1万名妇女死亡。婴儿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1985年以后的新生儿都必须等到存活4周以后才上报官方登记：共产党对知情权的控制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5‰，另有10万名以上的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如此的国家悲剧的背景，使人为造成的落后经济已从温饱型下滑到贫困型。80年代初，为提高国际地位，齐奥塞斯库决定偿还罗马尼亚的巨额外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个国际资本机构十分高兴，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极尽赞美之能事，并给布加勒斯特开出了完整的偿还外债时间表。为偿清向西方债主的债款，齐奥塞斯库对国内消费施加了无情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别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者都毫无节制地向外借贷，丰富国内货架，以讨好本国人民。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却大大地不同，将所有能够生产的商品通通出口。在家里，罗马尼亚人只能使用40瓦的灯泡（如果有电的话），这样，能源就可以出口到意大利和德国。肉、糖、面粉、黄油、鸡蛋等很多商品都定量配给。为提高生产，甚至在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向公共劳力分派强制性生产指标。 汽油的使用更是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在1986年，甚至还实施了一个养马计划，以代替机动车。马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而收割庄稼时则用镰刀。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现象：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系统地造成的短缺物质的集中控制之上的，而在罗马尼亚，建立在对不需要的工业硬件进行过度投资基础上的经济，成功地转变成了建立在工业时代以前那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经济。 齐奥塞斯库的政策有着某种残忍的逻辑。罗马尼亚确实偿清了外债，但代价是自己的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几年，除了这种疯狂的经济措施之外，他的统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为了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控制，也为了给农民增加压力，以增产出口食品，政府提出并施行了一项农村“系统化”计划。全国的1.3万个村庄中的一半（是从少数民族区域中按非正常比例选出的）被强制夷为平地，其居民被迁入558个“农业镇”之中。要是齐奥塞斯库还有时间把这一计划执行下去，那么这个国家所剩无几的社会组织也将被破坏殆尽。 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日益严重的夸大狂心理推动着这一农业“体系化”计划的执行。在他的统治下，列宁时代那种控制、中央化以及对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计划的冲动已经不过瘾了，已经发展成了要与斯大林的野心一较高下，甚至要超过他的迷恋。这种偏执狂的冲动，它的永恒的实际体现，乃是这个国家的首都。一个规模上超越尼禄帝国的庞大计划连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只是后来因为1989年12月政变，这个“改造”布加勒斯特的计划才流产了。但已经进行的部分，已经足够把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刻进这座城市当前的布局之中，再也抹不掉了。在该市中心，一块面积相当于威尼斯那样大的古城区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为腾出空间修建“人民宫”和一条5公里长、150米宽的社会主义胜利大道，共有4万多幢建筑物以及几十座教堂和纪念碑已经被拆除。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个门面。在白光闪闪的大道正门后面，映入眼窝的仍然是熟悉的景象，是肮脏、冷酷和用预制砖建成的街区。而且那个门面本身，也是那么整齐划一，让人觉得压抑、羞辱和无情，正好做了极权统治最直观最完整的化身。那座由25岁的建筑师安卡·佩特莱斯库作为齐奥塞斯库个人宫殿设计的“人民宫”，即使按其同类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丑陋，丑陋得难以言述，丑陋得独一无二。怪诞、残酷而又品位低俗，唯一的特点就是大（是凡尔赛宫规模的3倍……）。其正前方是一片半圆形空地，可以容纳50万人。而它的接待处，则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这座齐奥塞斯库的宫殿曾经是（而且今天仍然是）那种不受节制的暴政的魔鬼般地准确的体现。这宫殿，就是罗马尼亚对极权政府都市化运动做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年是在残暴和滑稽的交错中不安地度过的。到处都是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的妻子的像，对他的赞美被写成诗歌传唱，其语言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从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中稍稍挑出几个，应该有下面这些：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目光远大、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齐奥塞斯库那些马屁精同僚们对此是何等想法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在1989年11月，当他在67次起立欢呼中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并傲慢地宣布不会进行改革时，其中一些人开始清楚地觉得他是多么可靠了：他遥远得就不可触及，不仅已经高高凌驾于时代情感之上，而且已经凌驾于臣民们那种绝望的情绪之上了。但是，只要他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 因此，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就再合适不过了。1989年12月，秘密警察想搞掉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的一位广受群众爱戴的匈牙利族新教牧师拉兹洛·托克斯。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饱受歧视和压制的匈牙利族人，受到邻国匈牙利局势的鼓舞，更因在国内不断受到屈辱而对齐奥塞斯库恨之入骨。于是，当罗马尼亚政府把托克斯当成迫害目标时，托克斯就成了他们的象征和愤怒的焦点。12月15日，教众围在他藏身的教堂周围，日夜守护他，给他支持。 第二天，守夜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反政府的示威。政府出动警察向人群开枪。夸大其词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所谓“大屠杀”的报道，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也从蒂米索瓦拉扩散到了布加勒斯特。为了平息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正在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齐奥塞斯库返回国内。12月21日，他出现在党的总部大楼的一处阳台上，想发表讲话谴责“一小撮动乱分子”，但立刻在质问面前被震惊得陷入了沉默。第二天，他再次试图对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但仍然没有成功。于是，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乘直升机逃离了党的总部大楼。 此时此际，权力的天平已经飞快地远离了现政权。一开始，军队似乎是支持这位独裁者的，他们占领首都的街道，并向试图夺取国家电视台的示威者开枪。但从12月22日起，在夺取了电视大楼的“全国解放阵线”的指挥下，军队掉转枪口，与装备精良的秘密警察对峙。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获、逮捕并草草审判。在被判定犯有“危害国家罪”后，二人于1989年圣诞节被匆匆处决。 “全国解放阵线”改组为临时执政委员会，将国家更名为简单的“罗马尼亚”，并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伊昂·伊利埃斯库为总统。伊利埃斯库像阵线内的其他同事一样，也曾是共产党员，几年前与齐奥塞斯库决裂。他曾于学生时代与戈尔巴乔夫认识，因此勉强算得上是一名“改革派”。但他领导“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的真正资格，是他能够控制武装力量，特别是最后几个顽固分子，于12月27日放弃抵抗的秘密警察。的确，除了在1990年1月3日下令重建政党外，这位新总统基本没有撤除原政权的任何机构。 后来的事件显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国家机器令人惊异地没有做任何变动，只是剔除了齐奥塞斯库家人及其被控有罪的死党。那些宣称在抗议活动和12月的战斗中有数千人死亡的说法被证明太夸张了，真正的死亡人数接近100人。而且后来证实，尽管在蒂米索瓦拉、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都有大量勇敢而热情的群众，真正的战斗只是在伊利埃斯库周围的“现实主义者”和齐奥塞斯库周围的原卫兵之间进行的。前者的胜利保证了罗马尼亚能够顺利地走出共产主义，而且确实顺利得令人有点儿怀疑。 齐奥塞斯库晚期的荒诞行为被一扫而光，但警察、官僚机构和党基本保留完好。很多机构名称改了（其中秘密警察被取消了），但不改的是它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行为：3月19日，在特尔古穆列什，有人策划对当地匈牙利少数民族发动攻击，造成8人死亡，约300人受伤，伊利埃斯库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暴乱。此外，在1990年5月，他领导的“全国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已经事先许诺不与他们竞争）、他本人也正式连任总统之后，他毫不犹豫地用大巴运来大量矿工，殴打抗议学生，造成21名抗议者死亡，约650人受伤。罗马尼亚的路还很漫长。 罗马尼亚式的“宫廷政变”的本质，在其南面显得更为突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隆重地将78岁高龄的托多尔·日夫科夫请下了权力宝座。他于1954年起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集团里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已经以具有保加利亚特色的风格，为追随着俄国的榜样而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80年代初，他推出了“新经济机制”以提高生产力；1987年3月，他又在莫斯科的带领下，承诺终止官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向全世界证明保加利亚能够走上自己的改革之路。 但由于保加利亚经济接二连三地失败，而且因为莫斯科局势的日渐明朗化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日益不稳定性，迫使日夫科夫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来寻找其合法性：民族主义。保加利亚境内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占到了约90万）于是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因为土耳其人民族特色鲜明，信奉不同的宗教，而且不幸的是，他们是记忆犹新的、遭人痛恨的奥斯曼统治的后人和象征。于是，在邻国南斯拉夫发生过的一幕，现在又在保加利亚重演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党的独裁政府，将民族偏见的怒火发泄到了无助的国内牺牲品身上。 1984年，官方宣布，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其实根本不是土耳其人，而是被迫改变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现在应该恢复他们的固有身份了。穆斯林习俗（比如割礼）将被限制，并视同犯罪；在广播、出版和教育中禁止使用土耳其语；而其他最犯忌讳（也最让人痛恨）的举措，是要求所有使用土耳其语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从此以后必须使用地道的“保加利亚”姓名。这些规定的后藏书网果是一场灾难。土耳其人进行了强烈抵抗，并且继而在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对。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和欧洲法院受到谴责。 同时，日夫科夫在国外的共产党寡头伙伴们也与他拉开了距离。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孤立状况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邻国南斯拉夫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在失控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稍有些不安。1989年夏，约30万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使得这一问题严重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这是保加利亚政权在公共关系方面的一场灾难，同时还是一场经济灾难，因为国家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当10月26日警察对聚集在索菲亚公园的一群环保人士做出过激举动——由于来自《生态公报》的活动分子传阅请愿书而被逮捕和殴打——的时候，以外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为首的改革派决定行动了。11月10日（正巧是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他们将倒霉的日夫科夫赶下了台。 下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释放政治犯；政党开禁；删除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举行圆桌会议计划自由选举；原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然后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原来的共产党轻松赢得选举（其中有关选举作弊的指责流传甚广）。 在保加利亚，政治上的反对派是先见其形，再闻其声。与罗马尼亚一样，也有传言说，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为达到目的而捏造的。但是，产生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至少，保加利亚成功地避免了南斯拉夫即将遭遇的悲剧：12月29日，在愤怒的民族主义抗议者的压力下，穆斯林和土耳其人被给予了同等权利。到1991年为止，一个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的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得到了足够的选举支持，在全国议会中形成了平衡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1989年轰然倒下？我们不能沉浸在事后的聪明中沾沾自喜，不管其诱惑力有多大。尽管欧洲共产主义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弊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它崩溃的时间和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泡沫破灭的容易程度揭示出，这些政权原本就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脆弱。这一点，使人们在看待其早期历史时会有新的感悟。但无论是不是错觉，欧洲共产主义都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再延续几年呢？ 答案之一是“多米诺理论”。一旦某个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倒台，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相信，部分是因为它宣称自己代表了某种需要，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是现代画卷上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旦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再真实，比如说在波兰团结工会就明显把历史倒转了过来。那么，在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还会继续有人相信呢？别人的事例在某种平衡中占有多重的分量，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实际上并不是其传染性：所有的革命都是这样传播的，即以事例累积的方式腐蚀掉已建政权的合法性。1848年、1919年以及1968年所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不同的，只不过是1968年的事件的调子低一些。1989年的新奇之处纯粹就在于整个进程的速度。甚至在1989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的波茨盖依和民主德国的克伦茨都还曾兴高采烈地猜想可以控制住局面，可以把各自版本的改革搞成。对此，他们的对手们也都倾向于同意，并继续在其中寻找某种妥协。上溯到1980年时，米奇尼克曾写道：“混合型社会是有可能的，即国家组织的集权形式与社会机构的民主形式将会共存。”而到了1989年仲夏之际，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望别的什么了。 传媒的作用是一个新的因素。尤其是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德国人，他们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自己的革命。对布拉格民众来说，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重播11月17日的事件，已经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即时政治教育，向千家万户传送着这样两条信息：“他们已无能为力”和“我们做到了”。于是，对新闻的控制和垄断这一共产主义的致命财产，就这样丧失了。对于孤独的恐惧——那种无法知道别人是否跟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这样永远地烟消云散了。甚至在罗马尼亚，占领国家电视台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将齐奥塞斯库的可怕命运拍摄下来向全国观众播放，决不会是没有效果的。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新鲜。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电台和邮局都是首先要夺取的目标，从都柏林到巴塞罗纳无一例外。但最快的是电视。 1989年诸多事件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平静。当然，罗马尼亚是个例外。但考虑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这应该不是个意外。但意外的是，无论是在蒂米什瓦拉，还是在布加勒斯特，流血的规模都要比每个人担心的小得多。这一点，电视同样也起着部分作用。当全国民众——还不用说国际社会很多人——都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共产党政权下不了手了。如此这般处于注视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丧失，也极大地限制了可供做出的选择。 对暴力的厌恶是1989年的众多参与者的一个共同点。即使按最近的几次暴乱来衡量，他们也是成分五花八门的一群人。也许各地成分相互之间稍有不同，但这些“人民”的典型构成，包括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知识分子、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天主教活跃分子、工会人员、和平主义者、顽固守旧的托派分子等等。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他们力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恰恰形成了一种由市民和政治组织构成的非正式组合，因而是对一党制国家尤其憎恨的。 至少有一条明显的断裂线（一条将自由民主人士和民粹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断裂线）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可以将一些人区别开来。比如说，将马佐维耶茨基和瓦文萨区别开来，或者将以雅诺斯·基斯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匈牙利的左倾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论坛”中的顽固派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1989年的这些民众在年龄上也有一个明显的断代特点。知识分子反对派中那些老成的领导者，与党内那些对政权的批评者往往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但对于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他们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段不能也不该复活的过去。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其创始理念来说，是一个仅对30岁以下的人开放的政党，因为它是按照自己年仅26岁的领袖维克多·奥尔班的形象来设计的。 杜布切克那一代人的记忆和愿景并没有被他们的子孙所分享，后者对回忆1968年或者拯救民主德国“好的”方面并没有多大兴趣。年轻一代对与统治者辩论并不感兴趣，对给他们提供一种不同的激进的统治方法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自下而上地出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革命会像一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家评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像是一场嘉年华。同样，这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用暴力进行惩罚不感兴趣。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障碍，它早就成了一个离题万里的枝节问题。 在人们普遍用来表达1989年的目标的用词中，这一点体现得最清楚。“回归欧洲”这一主题并不新鲜。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这块大陆的东边一半就一直是在寻求欧洲的认可与承认；“西”欧才是那个认识自己的欧洲，所谓承认就是要热切地获得西欧的认可。自从来了苏联集团，这一部分欧洲的已被连根切断的意识，就成了知识界持不同政见人士和整个地区反对派人士的主调。 近年来，东欧人那种失去欧洲身份的哀痛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西欧出了一些新事物：这就是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联盟”。这种身份是建立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价值观念之上的，也是东欧人极力认同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的自由等等。谈论起“欧洲”时，已经少了以往的空洞论调，因而成了年轻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它已经不再是对古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失去的文化的哀痛，而是已经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和可以达成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已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了“欧洲”。 这决不只是玩弄辞藻。老一辈共产党干部们虽然可以令人信服地（而且确实做到了）把“资本主义”抽取出来破坏掉，但他们却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代替“欧洲”，因为这一概念代表的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规范。有的时候，这一思想反映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有的时候则反映在“公民社会”中。但无论用什么词，“欧洲”都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代表未来——这是它坚持不懈打了60年的王牌——而是代表过去了。 自然，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想法的。大量在1989年很活跃也很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人士，也许考虑的就是“波兰”或“匈牙利”，而不是什么欧洲。而且与别人相比，他们有些人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兴趣会小一些。群众各自首要考虑的东西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挑动群众情感时，“回归欧洲”这一概念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要比在罗马尼亚管用，因为在罗马尼亚，人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打倒独裁者并把食物摆到餐桌上。1989年时，某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1989年9月马佐维耶茨基组建第一届政府时，就发表过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称要“寻找自己的路德维希·艾哈德”），但是，其他人则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的民众基础之上。后一类人以哈维尔为代表。 这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要再过一些时间才会体现出来。但此时，似乎该探讨一下美国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了。东欧人，特别是东柏林人，对美国牵制苏联的作用非常了解。同样，他们也明白西欧政治家与里根等美国政治家的细微差别。前者只要共产主义不来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而后者则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邪恶帝国”。团结工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而且一旦美国看清柏林等地方的抗议者有可能胜利，那么给予的官方支持最多的也是美国。 但却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说（有时人们确有这种想法），东欧被奴役的人们渴望变成……美国的奴隶，更不能说是美国的鼓励和支持加速或促成了这一解放。在1989年这场大戏中，美国的角色小得令人惊奇，至少是在既成事实之前作用甚微。而且，美国的“自由市场”这一社会模式本身，也只是偶尔出现在群众和发言人的口中，成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里的人而言，所谓“解放”不意味着向往那种毫无约束的经济竞争，更不意味着要失去免费的社会公益服务、有保障的就业形势、低房价或任何其他共产主义的附带福利。按照东方的想象，这些正是“欧洲”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即它那种富足而又同时安全、自由而又不失保护的前景。你完全可以拿上一块社会主义的蛋糕，在自由中去吃。 这样的欧洲之梦预示着未来是会有人要失望的，但当时基本没什么人看到这一点。在另一种模式的市场方面，美国的生活方式只有少数人喜欢。而且美国尽管在全球都有影响，但毕竟远在天边，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却近在眼前。东欧的卫星国全都是那个设在莫斯科的帝国的殖民地，因此，1989年的大变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各国本土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斯洛伐克的天主教组织、波兰的摇滚乐团或是其他地方的自由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上面所说的程度。而最后的分析，应该来谈谈莫斯科了。 在“解放”那诱人的余晖下，很多东欧人贬低了莫斯科的作用，以便突出自己的成就。1992年1月，“民主论坛”的姚哲夫·安塔尔，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提及西方对中欧人民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时的英雄作用缺乏认可时，大倒苦水说：“这种有爱却得不到回报的状况必须停止了，因为我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我们自己完成了战斗而没有放一枪，而且我们为他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安塔尔这番苦痛的言辞固然让听众很受用，却忽略了1989年的一个根本的事实：如果真是东欧人民、知识分子还有工会领导人们“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原因很简单，是戈尔巴乔夫让他们赢得的。 1989年7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对与会人员说，苏联不会阻挡东欧的改革之路：那“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1989年7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东方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保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不受外来干涉。5个月之后，在离马耳他海岸不远处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战舰特等舱中，他向布什总统保证说，不会使用武力来帮助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维持政权。这种立场是毫不含糊的。正如1988年米奇尼克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自己外交政策成功的囚徒”。一旦一位帝国元首如此这般公开表示不会、也不能牢牢抓住外围殖民国家，而且还因此受到了天下人的赞扬，那么它的殖民地就失去了，同时失去的，还有自己固有的合作者。剩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崩溃的方式和方向而已。 这些合作者们自己当然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1988年7月到1989年7月间，匈牙利共产党中的主要改革派成员格罗斯和纳密斯共分别4次造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他们的同事雷兹索·尼尔斯也曾于1989年7月7日，即卡达尔死后的第二天，在布加勒斯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过。从这个日期来看，前两个人的使命明显是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过任何主动行为加速或鼓励1989年的变化，他只是站在一旁观望。1849年时，俄国的干预曾决定过当年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革命的命运；而1989年时俄国的退席则帮助这些国家取得成功。 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还不仅是放手让这些殖民地国家离去。他表示的不干预，决定性地打击了这些卫星国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真实根源：莫斯科武力干涉的承诺（或威胁）。没有了这种威胁，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一丝不挂了。从经济上说，他们也许还可以再勉强支撑上几年。但即使是经济上，苏联撤出的后果也是一种决定性的打击：一旦莫斯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对出口给经互会成员国的商品要价（就像1990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对帝国的补贴有着沉重依赖性的国家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揭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让共产主义在东欧垮台，是为了拯救俄国自己的共产主义，就像斯大林建立这些卫星国，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西部边境，是同一个道理。从战术上说，戈尔巴乔夫严重失算了。还不到两年，东欧的教训就在他自己的国家降临到了这位东欧地区的解放者身上。但是从战略上说，他取得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地域帝国如此迅速地、体面地并且以这么少的流血代价而放弃过自己的领地。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对1989年事件直接负责——这不是他规划的，他只不过朦朦胧胧地领悟了它的长远意义。但是，他却是这一切发生和加速的原因。这是一场戈尔巴乔夫的革命。 译者目录 卷三藏书网 大衰退（1971—198９９lｉｂ?9） 林骧华 （全书统校，重版校订） 王晨 （重版校订） 司建国 （第1章） 胡荣 （第2章） 张守柱 （第3章）. 孙钦美、陈先奎 （第4章） 张欧 （第5章） 杨万斌 （第6章） 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bbr>.99ｌｉｂ. href='9833/im'>《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href='9832/im'>《沉疴遍地》藏书网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