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战后欧洲史2·繁荣与革命（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plate.pic/plate_352066_1.jpg" />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从1945年到1953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1919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年7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控制，总有一天会由强国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仍然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联邦德国（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中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民主德国［东德］和它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5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弗朗斯拒绝利用这个问题换取美国的信任，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结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联邦德国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法国人对此态度犹豫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是明摆着很不满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后10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撤消盟国高级委员会那天，苏联宣布成立“华沙条约”国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结成联盟，为了“友谊、合作和互助”，接受统一指挥。莫斯科废止了和英、法缔结的战时结盟条约，别无选择地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其纳入华沙条约。虽然“德国问题”并未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双方都整个地融入了各自的国际联盟，使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决的难题，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来替代。 此刻，德国近期的问题解决了，双方都迫切地去面对那些次要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欧洲严格奉行他们自己的“和平共处”方针，和美国一起将可能引起未来冲突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在宣布“华沙条约”的第二天，四大国签署了《奥地利立国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将成为独立国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约组织，也不加入华沙条约，可以自由选择道路。但在辩论立国条约时，奥地利议会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内容。四国的占领军准备撤军——虽然苏联早就从其奥地利东部占领区内攫取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却还要求得到最后的1磅肉：要求奥地利再付给苏联1.5亿美元，“买下”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南面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了协议，结束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僵局。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从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协议：的里雅斯特市留归意大利，但其周边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外围地区应该返归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协约和那些年里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阿尔伯托·塔奇亚尼的话说，《的里雅斯特协约》“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它是最终条款”。 在处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缓和”情绪，它使那些关于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协约的制定成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内瓦（自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召开的峰会为标志，它接受了16个新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打破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东西方敌对的死结。除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艾登之间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外，日内瓦会议上解决的最重要议题是还留在苏联手里的1万名德国战俘的命运。作为对1955年9月阿登纳出访莫斯科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回馈，苏联领导人同意遣送这些人回德国：当年遣返了9 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国。此时，德国西邻的一些小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波恩达成了最后的协议。1955年，丹麦就少数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一年后比利时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卢森堡大公国直到1959年才和德国达成协议，而荷兰则等到了1960年才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言而喻，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欧洲战争的罪行、遭受的惩罚及带来的后果。 这些安慰性的进展是在重大的国际军备竞赛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吊诡式的现象——虽然当时两大强国正在全副武装为最终的热核战争做准备，但是欧洲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在成形——它实际上并不像其表面显现的那么怪异。美国和苏联越来越重视对核武器的战略思考，以及洲际导弹及其运载问题，这就把欧洲各国从它们在资源舞台上无法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解脱了出来，尽管中欧最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战区。因此，这些年里西欧经历的冷战和美国甚至苏联所感受的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美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 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 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 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联邦德国；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组织即将“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欧洲战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成为西方联盟的防卫策略之一。为了让苏联相信西方联盟可能真的对其开火，他们想废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约组织委员会上解释说：“面对目前存在的威胁，美国认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对于捍卫北约地区的安全是关键性的。总之，这些武器现在都应当被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 北约组织的核武器化和欧洲大陆的稳定并非事出巧合。同样在苏联看来，中欧和西欧的常规战争已经逐步丧失了他们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也正在储备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当时只有5枚，但到了50年代末就已经制造了约1 700枚核武器。但苏联强调的重点是要提高核武器的发射能力，不是射向欧洲战场，而是要跨过大洋，与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本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德国设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的“导弹差距”说，这个神话成了苏联宣传攻势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大家还公认苏联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这同样是个神话。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早了20年，赫鲁晓夫及其高层官员们就已经凭直觉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即今天的布基纳法索。施密特曾用此语形容苏联除了导弹一穷二白）。但是苏联在增强导弹能力上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苏联第一次成功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57年8月，比美国早5个月。接下来，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再次证实了苏联的实力（令美国非常恐惧）。 弹道式武器——可以从苏联内陆发射核武器弹头瞄准美国的洲际导弹——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独具魅力。它们比常规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鲁晓夫在保持重工业和军事方面发展的同时，转移其他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结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减少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一点双方都将体会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在形式上看来更加趋于好战——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并想要使用它们，这一假象看起来很重要——但事实上却使战争进一步遭到了制约。 对美国人来说，核武器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从欧洲事务的纠纷中抽身而出，他们的卷入早已背离了建国领袖们最初的美好愿望。欧洲的核武器化是解决此事的一种途径。今后将没有必要让大批美军士兵长期驻守在欧洲的腹地了——政治家们和军事战略家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欧洲能够实现自我防卫，一旦苏联发动袭击的话，美军会坚决保证支持欧洲实行大规模的核武器还击。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反复重申，美国在欧洲驻军一向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给我们的海外友人们带来信心和安全感”。 美国一直未能实现从欧洲撤军的原因很多。在全欧洲的集体要求下，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时，美国一直在想法促成欧洲集体指挥下的核震慑能力。但英国和法国都不太喜欢这一想法。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原则上都反对核武器。1952年8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颗钚弹；14个月后，英国王家空军装备了第一颗原子弹。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把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转换到核震慑上来：实际上，英国的敦促在说服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拥有核装备发射能力的美国轰炸机在英国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法国人也有一项原子武器计划，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斯的认可，但是法国独立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欧洲防务组织；法国人尤其怀疑美国人可能会让德国获得发射核武器权。美国人不太情愿承认他们驻守在欧洲是责无旁贷的，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欧洲盟友们所乐意听到的话。 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桩事件是柏林问题。由于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遭到了失败，使德国前首都有点儿像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东、西柏林之间通过电话线和其他穿越各个占领区的交通网络继续保持着联系。同时，柏林也是东欧得以进入西欧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国人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意角落涌向东柏林，沿着和西柏林相连接的公路或铁路线，从苏联占领区进入西方盟军占领区，直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区。只要能够顺利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就自动成为联邦德国公民。 然而这样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危险。那些逃亡者只能携带一些力所能及带走的东西。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那些民主德国的年轻人铤而走险。从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约有280万到300万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柏林来到了联邦德国，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6%。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这些男男女女曾经是民主德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为了躲避1952年农村集体化的农民和经历了1953年6月那场残酷的压迫后逃离民主德国的工人。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民主德国政府十分尴尬，给它处理公共关系带来了灾难。1959年12月，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字斟句酌地对莫斯科说：“目前柏林开放的现状，确切地说，这座城市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受管制的边界线，让人们对两边做出草率的比较。很不幸，这种比较对民主德国并非有利。”柏林的这种状况既然可以为莫斯科所利用，当然也能为他人所利用——这座城市成了冷战中重要的情报通讯站和间谍中心；到1961年为止，那里大约有70家不同的情报机构，也正是在柏林这里，苏联的间谍机构取得了一些最辉煌的战绩。 不管怎样，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把德国东部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无法继续对大批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漠然视之。并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国际上对柏林的直接关注，在该城市的地位问题上造成了长达3年之久的国际危机，从而伤害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苏联开始重新担忧美国人这次有可能计划采用核武器来武装联邦德国的同伴。看来这点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多虑——毕竟很多西欧人也都有过这种想法。因此，赫鲁晓夫开始利用柏林——这座俄罗斯人原本毫无兴趣的城市——作为一种压力来阻碍波恩的核武器化，因为他们对波恩还是非常在乎的。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公众演说，对西方列强宣称： 帝国主义分子们使德国问题变成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长久根源。联邦德国统治者在尽其所能地煽动军事激情以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讲话、联邦德国防御力量的原子弹装备和各种军事操练，都明确表明了联邦德国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是时候了，波茨坦公约的各签约国应该放弃对柏林剩余地区的占领权，从而提供可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一切正常化。苏联本身将把控制在苏联各机构手中的权力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这次挑衅的公开目标是要美国人放弃柏林，并允许它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两周后，这一愿望显得更为迫切，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方各国下定决心在6个月内撤离柏林。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集体承诺捍卫西欧的可信度就将遭受严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对核武器的呼声将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高涨。然而，即使西方列强坚持暂时逗留在柏林，苏联也会有可能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西方同意不给波恩任何核武器。 西方领导人拒绝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宣称苏联自己违背了波茨坦公约：在达成最后协约前就把东柏林纳入了民主德国政府体系。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尝试。在1959年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长会谈失败之后，他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主张，先是在1960年，接着又在1961年6月，即必须结束西方军事力量对柏林的占领。否则，苏联将单方面撤离柏林，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让西方和独立的民主德国去谈判其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机逐步激化，外交形势紧张，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像潮水般移居国外。 1961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下达了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上届高峰会议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举行的，但当时因苏联击落了美国空军飞行员盖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而被取消了，美国很不情愿地承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高空间谍活动（最初曾全盘否认说对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到本年底还未见结果的话，他将“清洗”西方在柏林的权力。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一样，采取的是强硬路线，坚称西方国家永不背信弃义。华盛顿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约行使权力，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用来支持驻守在德国的美军。但在非正式场合，美国却显得比较圆通。美国人和他们的联邦德国同伴不一样，接受了民主德国国家存在的这一事实，理解苏联对阿登纳，尤其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最近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调子。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德国局势向前发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所说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在今后50年里囿于这一小块地方”。出于同样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向赫鲁晓夫保证说美国并不想“因此而剥夺苏联与东欧之间的联系”：这暗示着承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以及原德国所属现归波兰的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领土。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民主德国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一劳永逸。1961年8月19日，东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筑横穿整座城市的分离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草草砌完了整座墙，使它足以阻止柏林东西两端的日常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这道墙又进行了加固和抬高。接着又安装了探照灯和带刺的铁丝网，并配备了岗哨；那些紧挨着墙壁的建筑物上的门窗先是被封闭，后来又用砖堵死。街道和广场被一分为二，两边的跨城交通联络要么得服从封锁政策，要么被完全中断。柏林建了“柏林墙”。 西方盟国当真害怕了。1961年10月，连着三天，苏联和美国的坦克车互相对峙在划分各自地界的关检口——这是他们之间仅剩的最后联系之一——民主德国政府以此来考验西方列强的意愿，来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拥有进入东部地区的入境权，是否遵守四大强国之间的协约。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私底下，许多西方领导人对柏林墙的出现都大大松了口气。3年来，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国际对抗的爆发点，其局势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建立一道横跨柏林的高墙这一结局远比引发一场战争好多了——不管在公众场合是怎么宣传的，那些西方政治家当中几乎没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们的士兵“献身为柏林而战”。迪安·腊斯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悄悄地观察到，柏林墙很管用：“用实实在在话来说，它能使柏林问题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民主德国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它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 我们注意到，莫斯科其实从未打算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建立庇护国，但却殚精竭虑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个弱小而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以此作为第二解决方案。反过来，民主德国共产党人却一直在心里有一半担心着苏联宗主国将来有一天会出卖他们。因而这道柏林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慰藉，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在建起障碍墙后拒绝继续施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感到了失望。对波恩而言，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担心美国人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华盛顿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们说，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这堵高墙树立起来之后，美国人就明显地默认了这一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虑。因此，柏林墙建立后，华盛顿方面反复承诺，说美国决不放弃他们的占领区，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国共有25万名士兵驻守在欧洲，显然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整个过渡期间都驻守在那里。 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欧洲事务的危机区了。虽然时隔10年才达成了正式协议，决定了通道问题，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争端了，西柏林也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甚至连苏联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奇怪的是，西方对此并没有一眼看透。当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及其顾问们都确信，赫鲁晓夫正在精心策划复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达到他在德国的长期目标。这一点他们早就从1948-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杜鲁门和艾奇逊曾把入侵朝鲜看作苏联寻求越过德国分界线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们也把这次古巴安装导弹事件看作苏联胁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着棋子。古巴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10天里，美国领导人每一小时都在重新考虑西柏林问题，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赫鲁晓夫在这座分裂的城市中预先谋划好的对抗行动采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对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解释说：“不用我指明，您也应该明白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９9ｌiｂ?系。” 问题是，肯尼迪对苏联最近的胆大妄为和宣传之词过于当真，他对美苏关系的理解都围绕着柏林问题来展开了。这就进一步戏剧性地推动了古巴危机，并使之在表面上显露出重要性，导致10月19日肯尼迪对他的顾问们私底下说道：“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古巴，也包括柏林。我们认识到了柏林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些天来导致这件事令人进退维谷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答案会更容易些。”3天前，当古巴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概括说：“我也认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在里面。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想知道赫鲁晓夫先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完全出于理性。” 然而赫鲁晓夫事后得知，对柏林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在欧洲，苏联确实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超强的优势实力，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在任一时间占领西柏林（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发誓说，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西柏林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鲁晓夫可不想为了德国而冒核战争之风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鲁晓夫及其盟国对柏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砌一堵柏林墙。” 撇开柏林和古巴，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惊人的速度着手解决第一次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会谈，最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10月10日开始生效，对欧洲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大部分原因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公开目标，而是在于它隐含的“潜在内容”。 两大强国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国和联邦德国之手，这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正目的所在。许诺建立一个无核化的德国，只是莫斯科为折中地解决柏林问题所寻求的权宜之计；这也是美国为了达成此目的而宁愿在波恩招人嫌恶的原因所在。联邦德国的公民对德国核武器装备遭否决一事多少有些心怀怨恨，就像他们接受柏林被分裂这一现实一样，这是他们想要继续使美国在当地驻军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该条约明显标志着苏联战略重点的转变：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各大陆。 欧洲冷战开始进入稳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热”，而且所有情势远远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掌控范围，反而使得西欧人确信常规战争的爆发似乎早已过时。在1953-1963年间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在其他地方，战争永远都是解决争端的途径）。假如战争来临的话，那些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超级大国们也就必须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得把它归结为某一方的判断失误。在那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缓和这些结局。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同样的事实有利于激起一场运动，紧急呼吁核裁军。1958年2月17日，英国伦敦有人发起了要求核裁军的运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传统的英国激进派表示不满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倾向的非暴力派，他们首先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是针对苏联人或美国人（英国两大政党都一致确信英国有必要独立拥有核威慑力，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导弹和潜艇，英国的炸弹永远不会击中目标）。 1962年，在核裁军运动高峰时期，居然有15万名该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年度游行，抗议在奥尔德马斯顿举办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成立大会。然而，和在联邦德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那些相同性质的核裁军运动一样，英国的这场运动到了60年代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关联；要想获得证据申明欧洲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新的议题取代了核裁军，被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苏联原来的反原子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也开始不再关注即将来临的核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体民众”。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欧人如果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是赞成核裁军的：1963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意大利人尤其欢迎废止一切核武器。法国人还不是完全的废除派，而德国人和英国人则分为两派，然而他们当中还是以反核者明显居多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关于裁军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欧洲的核武器问题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名义上）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机构需要寻求核武器装备。 意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20世纪50年代欧洲政治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它所看到的变动，而是它没有看到的变化。战后欧洲那些自治民主国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惊奇——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发动战争，那些年长的领导者们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条都是“不做试验”。尽管背离了大众的期待，西欧的政治气温还是从过去40年来的高热期降温了。虽然公众仍对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的灾难记忆犹新，大多数欧洲人却轻松地远离了全民运动型的政治。选民（有许多地方的选民中首次出现了妇女）主要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个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意大利的变化尤其惊人。和欧洲的其他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不同的是，意大利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尚待完善，但却将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一状态。这一成果可不小，意大利曾是一个从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存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引起争议。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里，这批人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意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后，战时曾在那不勒斯驻守过的英国军官诺尔曼·路易斯对那不勒斯随处可见的送水人大为诧异，“和庞贝古城湿壁画中所表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墨索里尼时期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罚流放到此的一名来自皮埃蒙特的医生卡罗·列维在《基督驻足埃勃利》（初版于1945年）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经典地再现了意大利南部贫瘠高原上的边远乡村生活。南部非但没有什么变化，还很穷困。1954年的一份议会调研揭示85%的意大利贫困家庭都居住在罗马以南。在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们在伦巴第的同行所挣的一半。假设当年意大利人均收入为100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则为174，而在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仅为52。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分裂状态：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从1943年9月起，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德国人的统治和政治反抗，接着又遭遇了盟军对一些激进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在西方盟军到来后就很快结束了战争。意大利南部地区沿袭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和行政体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将军未经流血事件就成功发动了政变，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间早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差异外，现在的南北部意大利人之间又多了一层对战争的不同记忆。 战后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意大利政府只好对该国令人伤透脑筋的“南部问题”采取新的措施。1950年8月，意大利国会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开辟了用国家财富救助贫困的南部地区的渠道。设立基金这种做法本身并无新颖之处，罗马试图改变南部贫困和无助状况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具有改革意识的乔万尼·乔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意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移民，而这一做法早在意大利进入现代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无论如何，比起以前的计划来说，基金意味着对南部更多的资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为这更适用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政治机制。 共和国的国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倒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官僚人员，罗马的任务是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这对多数意大利公民来说是唯一的救助途径。通过各种中介公司和控股机构——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业重建局、国家社保局和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碳氢局——意大利的大型经济部门或由国家拥有，或由国家控股：能源、交通、机械工程、化学，尤其还有食品工业。 无论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战略有多么失策（部分根源在于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运动），它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却十分清晰。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复兴公司（IRI）雇用了21.6万工人，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些分支部门，更是雇用了几十万人员。基金会支持的合同工劳务——道路建设、城镇住房建设和乡村灌溉系统工程——以及国家补贴建设的新工厂和商业服务业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来源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本身雇用大量人员：到50年代中期，每5名公务员中就有近3名来自南部地区，虽然该地区总人数还不到整个国家人口数的1/3。 这些就业安排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共和国沿袭了原先的统一国家的做法，对此坐视不理。谁掌控意大利国家大权，谁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权。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无论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有多狂热，首要的目标都只是为了争夺国家大权，借此途径获得拥有某种特权和恩惠之权柄。一旦这些权柄已稳操在手并得以运作，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徒及其后继者们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技巧就变得无人匹敌。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党先后两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选票（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选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过联合中间派的其他小党派，他们一直顺利执政，直到1963年，他们才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各小党派共享执政大权。除了按传统来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区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来自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亚，以及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些小镇居民投基督教民主党一票，并非出于忠心，而是一种效劳，这一传统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些一次次当选的南部小镇市政厅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们和国会议员们，靠的是向人们许诺说，他们会拥有电力和室内管道，会提供农业按揭、修缮道路、开办学校和工厂，并提供就业——由于该党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地重复这些许诺。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和联邦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各基督教民主党很相似。它缺少意识形态根基。当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后任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梵蒂冈教权定期会晤，在立法的提议或支持方面从不违逆梵蒂冈之意；教会对自1861年以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反教会的世俗主义心存报复，战后的意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这种报复的契机。但天主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远远低于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认定的程度。控制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战后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内务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 基督教民主党及时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会救济体系，使之成为意大利国家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其他政党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和地区，比较著名的是“红色”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周边地区，共产党供养着他们的支持者并施惠于他们的救济对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拥有者。要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强调市政管理的正当性和诚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一派腐败，而且和黑手党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瓜葛，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腐败几乎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利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南部大城市执政的社会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的副产品。 意大利式的政府并不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但是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地区的公众和市民活动事实上都被划分给各个政治家族。所有的工业都成了基督教民主党“殖民地”。对报业、广播业及后来的电视业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分管，它们偶尔也会给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旧派反教会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贴。所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优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给当地、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从工会到体育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被分别划归给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等各派去掌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体制总体来说是种浪费，不利于个体创新和提高财政效率。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下文详述）并非得益于该体制，而是在摒弃它之后才产生的。 然而，战后意大利的稳定才是促成国家经济发展和后来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不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多么似非而是，这种稳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组织分布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长久地赞同某一政党或政纲，而按比例来选举议员的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所产生出的议会，也分裂为立法时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战后的共和国宪法直到1956年才由宪法法院裁定，而争论已久的地方自治则在时隔14年后才在议会中付诸投票表决。 同样由于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意大利实际上是由那些非经选举而产生的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中央政府和许多半官方的机构。这些明显属于非民主的产物，导致历史学家们多少有点儿鄙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巧取豪夺的行为到处泛滥，一心只为基督教民主党一党垄断制牟利。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庇护伞下，面对传统沿袭下来的困难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大利整个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超常的灵活适应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麦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公众道德和体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但是，和过去意大利举国贫困的状态相比，或者和原来经常比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奥地利做比较。两国都曾和德国并肩作战，战后都相应地承受了许多损失（意大利向苏联、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赔付了总计3.6亿美元）。和意大利一样，奥地利也曾是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很难从它的最近历史中重获战后复兴。奥地利两大政治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对于1918年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出现的、被斩头去尾的奥地利国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稽之作。在他们看来，旧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德语区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加入德国，成立一个联合体，而且假如《凡尔赛条约》中有关自决权这一条款能一直生效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奥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各城市中心区的工人阶级的强劲支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执政期内，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阿尔卑斯山区和天主教辖区——都投基督教社会党的票，这个来自外省的保守党反对一切变革，并且怀疑一切外来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基督教社会党并不带有泛日耳曼的情结，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运动也没有什么同情心；1934年，右翼发起的政变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堡垒和奥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纳粹入侵，奥地利一直处在教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受天主教政党的独断统治。 战后共和国留给奥地利的是并不愉快的首次实行民主的经历。基督教社会党（后更名为奥地利人民党）不无骄傲地鼓吹他们曾在1938年反对德国接管；但对于4年前独力摧毁奥地利民主一事，他们却缄口不谈。社会党人（现在称作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宣称自己两次成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内战之害，第二次是受纳粹之害。但是同他们先前热切盼望同德国合并之事相比，所谓受害，简直不值得一提。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博士是奥地利凭1955年“立国条约”建立起来的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还在主张奥地利同德国合并。 所以这两个政党都有意将过去遗忘——从战后奥地利对“去纳粹化”的最初尝试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党在奥地利是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而人民党靠阿尔卑斯山区乡村和小镇的选民们支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几乎被一分为二：在1949年的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比社会党多12.3万张；1953年社会党得票比人民党多3.7万张；1956年人民党以多12.6万张选票获胜；1959年社会党比人民党多2.5万张选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盘，在425万余张选票中，人民党比社会党多6.4万票。 这些独特的险胜结果使人回忆起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共和国大选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奥地利和社会党的奥地利因此面临着重蹈覆辙，议会政治蜕变为一场文化内战。即使借助于第三党——人民党，它令人难堪地依靠了前纳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数在每一次大选中都逐步下跌——奥地利的两大政党都无法期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项有争议的立法都会引起痛苦的会议。对奥地利民主前途的预测，看来非常渺茫。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但战后奥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尽力避免了战前导致其国家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奥地利不得不这样做——由于1945年后同德国合并已不可能，它的各个政治派别就必须寻找一条共存之路。奥地利领导阶层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长久协作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消除可能的对抗。在政治上，两大政党同意联合执政，从1947年到1966年，奥地利一直实行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大联合”执政。政府各部也经过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党担任总理，则社会党担任外交部长，等等。 在公共行政方面，奥地利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责任分工制。战后奥地利的公共行政管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大部分媒体和从银行到采伐在内的主要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层次的工作都由两大政党之一提出候选人，由双方认同后就任。一段时期以内，这种“各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奥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条庇护和受惠链，他们通过协商、互惠或互换来最终解决争端。通过仲裁而非冲突来解决劳动纠纷，双头政府通过两党合作、共享福利待遇这种体制来消除矛盾。那些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大联合政府得以掩盖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并在实际上求得一致，以构建这个国家的公正平等。 不可避免的是，奥地利社会中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职业的工匠、孤立的农民等等，一切诸如此类的由于其行业或思想不合时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配和社会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也会因要顾及该党成员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对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冲突的压力往往战胜了地方的私利。这种新求得的中立，被热心地采用作奥地利的国家标志，取代了过去那段好争斗的历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会党”、“基督教”——从而使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后政治）的联合政府和协同执政的理念开始界定了奥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来，奥地利这种解决政治不稳定的途径与意大利的社会变动大相径庭；毕竟意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将共产党和天主教分离了开来，这种反差很难体现“后意识形态”。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亚蒂及其政党的独特性是他们在战后几十年来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并加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有损共产党革命先锋的形象。而且，意大利也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来分配福利、安排就业，虽然这种制度严重地偏袒了单方面的利益。 如果说意大利的这种政治稳定是付出了惨重的公共腐败的代价的话，那么相比而言，奥地利求得稳定的代价虽不明显，但却同样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戏称战后的奥地利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剧”，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失去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纳粹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犹太居民，而这些人正是知识精英层和国际公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1945年该城被解放时，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犹太人。1955年苏联撤军时，维也纳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声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实际上，对许多游客来说，奥地利走出其多事的历史阴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单调乏味却又令人宽慰的特性。 然而，在这个逐渐繁荣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平静的外表背后，奥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败。和意大利一样，它以全民族的忘却为代价赢来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至少可以吹嘘曾经举国抵抗德国的占领，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过类似的抵抗经历。并且和联邦德国人民不同的是，至少在公开场合，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被强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过怎样的罪行。有趣的是，奥地利和民主德国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机构的官僚独断性质上相同。从地理意义来说，两国都是在地缘上多变的国家，它们在战后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只不过奥地利在实践过程中更为成功罢了。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左翼和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不愿意陷入政治不稳定，不愿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西欧问题的明显轨迹。在各种社会结构中，随处可见意大利或奥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公众的政治运动热情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高点开始不断降温：在瑞典，从1939年到1962年（战争结束时短期成为一大亮点的）五一节徽章的年销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后来在新一代人的热情追捧下销量才有所回升。 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不同的结构性的社群（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来统管大部分活动。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荷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仅祷词不同，而且还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他们甚至投票给不同的政党，阅读不同的报纸，听自己的广播（后来又收看不同的电视频道）。1959年，在荷兰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学；95%的荷兰天主教农民参加天主教农民联盟。天主教徒自己组织旅行、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团的保障，死后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在比利时，讲荷兰语的北部居民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龙人的日常生活也终生有别，虽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在比利时，社会群体不仅按照语言而且还按照政治观点来严格划分：有天主教团体和社会党团体，天主教报纸和社会党报纸，天主教广播电台和社会党广播电台，分别服务于各自的荷兰语和法语民众。确切地说，两大社团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倾向去鼓吹公有化。 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对早期好争吵的内部派别的记忆，促使人们跨越社群的分立，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极端运动，特别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就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和纳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声遭到了玷污；总的来说，战争淡化了人们既定的政治党派的身份，但并没有减弱与之相关的社群服务。在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政党的一支——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和荷兰天主教人民党——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在政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60年后期。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天主教各党派在名义上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实际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党，其作用是保护天主教群体的利益，掌控着从国家到各城市、各阶层的统治权，并通过制定国家规划来实现广泛的社会选民的需求。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敌对党派——荷兰的工党和比利时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更接近于北欧模式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运动，而不像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后者更具有激进的传统，经常有反教会的言论，在和天主教的权力斗争中（和分赃方面）很少显露出不安。 正是这种战后自我维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义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明显的混合，构建了低地国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时，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兰芒分裂主义者同列昂·德格莱伊的法西斯主义派相互争斗，危及议会政府，自6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又经历过一次新的、更加扩大分裂的族群之间的斗争。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们（以及当地天主教统治集团），他们的统治曾在1945年短期内受到过威胁，通过大幅度提高福利并且实施其他各种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权。从而使种族社群得以生存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落伍过时的前政治时代的做法，正好延续到为激烈的经济转型时期提供了文化和体制上的稳定因素。 战后欧洲政治稳定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现在看起来最不足为奇。到1955年加入北约组织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已充分准备步入经济复兴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国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东西两大阵营的许多观察者都大跌眼镜。康拉德·阿登纳引导联邦德国安全地渡过了新纳粹主义和亲苏的中立主义相夹持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和谴责，却在西方联盟中间安全着陆。 战后德国在体制建设上力避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政府权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权和服务经费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相当于在19世纪时期并入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独立公国。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州，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对一些旧的区划做归并或分割。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对冲突转移或者包容冲突的关注促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会市场”的立法目的是要减少劳动纠纷和经济争论政治化的危险。根据1951年的《共同决议法》，煤炭和钢铁这些重工业行业的大公司必须在监事会中含有雇员代表，这一做法后来又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小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活跃于各经济部门；虽然原则上反对国有化的垄断做法，但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治理下的国家拥有或掌控了40%的煤铁生产，2/3的发电厂，3/4的铝制造业，并且关键的是，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银行。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不利于自由市场。如果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阿登纳执政时期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长——掌权的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完全变个样。然而，按照基督民主党的计划方案，出于社会总体原则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受制约的市场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了有效调解。工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在大部分问题上能相互合作——这些年来经济蛋糕飞速增大，大多数需求都得到了有效处理，避免了许多矛盾冲突。 自1949年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顺利执政；1963年康拉德·阿登纳以87岁高龄离职前，他一直掌管着波恩政府的事务。以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所以能够多年称雄政坛，原因诸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原来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地区现在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天主教徒就占据了联邦德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基础，并以此来确保自己作为少数派联盟在阿登纳政府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牢记当年教会成了俾斯麦文化斗争靶子的威廉帝国时期的状况；他告诫自己谨防从新的势力平衡中过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险重新挑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教会曾有过明显的不光彩的记录之后。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寻求途径，力图使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全民性的而非单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选举工具，强调基督民主党在普遍范围内的社会吸引力。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是到了1957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结果以高出对手50%的选票获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大政党之间通常会确保在全国大选中赢得44%左右的选票）联手获胜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它吸引了大量的选民。和低地国家的同僚一样，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赢得了当地一个保守的忠实教徒社团的选票。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然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比如说，在许多小镇和乡村社区中，当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家会联合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控制并审查电影节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具有广泛性。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基础。他们获得了来自乡村和城镇、来自劳资双方的选票。当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专权掌控国家之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已经掌控了一切。在经济政策、社会服务和福利以及尤为敏感的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分裂、众多德国流亡者的前途问题上，阿登纳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始终以大众保护伞的姿态坚守阵地，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德国政治文化的新起点。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表面看来，社会民主党原来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失去了向来属于他们的德国东部和北部社会党人的选票。然而，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也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 另一方面，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国国会说了一句名言，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唯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着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里，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日子，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影响了寿命。然而，身体瘦弱、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新的欧洲大国的大权。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共产党，对它丝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坚信非军事化的德国将会获得安宁，从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这种环境才对社会党人有利。他彻底反对阿登纳倒向西方盟国一边，明显地反对让德国永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会党看来，恢复一个主权的、统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要比任何国际纠纷都重要。 阿登纳热切地谋划西欧一体化，这一计划引起了舒马赫的特别注意。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势力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问题在于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联邦德国的首次大选中，社会党将它关于民族化和社会保障的传统党纲同德国统一与中立的主张结合起来，受到人们尊重，获得了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少了42.4万张选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紧跟西方联盟，形成了早期的欧洲联盟计划，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预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败，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1961年和1965年大选中改进了做法，为自己赢得了1966年“大”联合组阁的胜利，这是当时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自魏玛时代以来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次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阿登纳的大部分政策，他们反而在漫不经心之间促进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历来表现欠佳（1947年大选中只有5.7%的选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社会民主党从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独掌大权，并且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切年轻、激进的反对派入党。一旦它同基督民主党一起执政，并且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极左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在议会之外给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激进分子留下了空间。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必担心会出现新的纳粹分子，因为国家基本法明确规定严厉取缔这一类政党。然而，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百万先前拥护纳粹分子的选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化进入不同的主流政党之中。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种选民：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驱赶过来的日耳曼种族的人。在总数约1 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柏林向西涌入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从德国东部又涌入了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联邦德国。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农场主、小店主、商人和回归者的人数太多，不容忽视，作为日耳曼种族人，他们的公民权和难民权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确保护。在联邦德国早期，比起其他德国人来，他们更加缺少适当的栖身之所，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投票选举中表现更加强烈，在一切问题中，他们最突出的政治意愿是：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集团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或者实在拿不回来的话，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 href='9111/im'>《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最后，由于那些恶意“歪曲了的”战后宣传普遍让人深信不疑，它故意夸大了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在联邦共和国早期，有某些迹象表明，这些伤感情绪会成为影响德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阻力。在1949年的大选中，就有48个议会议席——3倍于共产党得到的议席，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席大致相当——落入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右翼各党派之手。那些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的难民立刻成立了“回归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团体”：在1950年石勒苏因格——荷尔斯泰因的地方选举中（这里曾是纳粹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这一“团体”赢得了23%的选票。第二年，在邻近的下萨克森州，一个性质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获得了11%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绝不可小觑，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而是在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谴责苏联和西方联盟，尤其是针对由于波茨坦公告而引发的那些问题。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 href='/article/7425.htm'>《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德国的独裁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一切似乎证实了战后德国正在患着一场集体失忆症，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德国人并非如此健忘，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记忆。在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官方主张采取这样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是在这样一种系列性的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就被逐步释放，回归平民生活。与此同时，罪行最严重的战犯，包括那些在东欧地区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的总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压下才开始对被起诉者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雷特达成协议，对幸存的犹太人多年来的损失做出赔偿，总金额达1 000多亿德国马克。为达成这项协议，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联邦德国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德国可以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赔偿。其他人抱有两种观点，一种（约占被调查者的2/5）认为只有那些“犯下过什么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一种（21%）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人本身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部分责任”。1953年3月18日在德国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辩论，德国共产党反对，自由民主党弃权，基督教社会联盟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为了通过这项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曾不止一次利用国际上害怕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推动联邦德国的盟友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希望德国在欧洲防务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该谴责德国的行为或者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它们想阻止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的话，那么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关于民主德国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它们也看清了德国的民意所向。因此，它们允许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偏离，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即坚持认为只有他才能斡旋于它们之间，这也是一种尽可能稳妥的选择，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国内困境的话，他需要外国的让步。1951年1月，连艾森豪威尔都宣布阿登纳把魏玛和纳粹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因为阿登纳说：“德国士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地、光荣地作战。”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阿登纳的言行并没有拉近他和他的对话者们的距离，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在达成协议前，波恩坚持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肯加入文明国家的群体，好像联邦德国反而是在给获胜的西方盟国面子。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一旦公开表示愤怒，或者它们有可能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就会立刻扭转政治局势，以利于自己——他会提醒德国选民说德国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德国国内支持重整军备的呼声并没有多么强大，在战败后仅11年即1956年重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军队“联邦国防军”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热情关注。甚至阿登纳本人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他而言并无多少真诚在内地坚称他正在回应国际方面的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取得的成绩之一是，它说服了许多联邦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们的国家就可以重新统一，可以获得安定。50年代初，超过1/3的成人投票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将近50%的人希望联邦共和国在任何战争中宣布中立。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要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联邦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乐老谋深算地竭力利用时机、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联邦德国想获得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把这种“同情”转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然而，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密谋将他赶下台，以表达他们对北约组织的忠心。而在所有人当中，戴高乐本人对德国人并不抱有任何幻想。6个月前，在汉堡，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评论说：“要是他们真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胆敢为了法国人提供的这一机会而和华盛顿翻脸。此外，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的联邦德国狂热地接受美国的一切；在这些年里，美国大兵藏书网驻守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国民众对美军的军事装备、军事基地、护航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现金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这些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大部分美军（和英军）士兵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随着被西方（而非苏联）“解救”后那种释怀的感觉逐步消退，其他各种情绪就浮现了出来。战后盟军占领后那段时期内百姓生活的艰苦，和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在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冒险。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现代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及“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而处在西方联盟东部边缘的德国的逐渐崛起，在潜意识里会令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曾经自封的角色，认为它可以担当起欧洲的文化堡垒，对抗亚洲的苏联集团各国。 此外，联邦德国的美国化进程，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和德国民众现行的经过净化的思想与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愿望出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产怀旧片。这些所谓的“国产”影片，通常以德国南部的某个山区景色为背景，以爱情、忠贞和群体为情节特征，服装体现了时代和地区特色。这些高度流行的娱乐片毫不掩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往往是纳粹时期电影的忠实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例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这些影片的导演如汉斯·德珀早在纳粹时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轻些的如鲁道尔夫·勋德勒等又是前者们一手培养的。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绿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乐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开了》（1953）、《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1954）、《忠实的轻骑兵》（1954）、《欢乐的村庄》（1955）、《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1955）、《来自黑森林的罗琦》（1956），等等，好几十部诸如此类的影片，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命运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 德国国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邦共和国早期那种乡村的、保守主义的气息，那种一心想置身世外的愿望。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可能也是促成德军解甲复员的因素之一。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联邦德国家庭中1/3的户主是离异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从苏联释放后回归的战俘计算在内，还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1960年，联邦共和国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126∶100。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事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许多女性单身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的私人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通过精心思考，领导者采用了一些新的公共目标来取代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那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来说，这种转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荣的机会。根据英国工党政治家休·达尔登的说法，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却无能力的”国家。于是事实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联邦德国人民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整个国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联邦德国人民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联邦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联邦德国的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饥寒交迫。” 哈贝马斯后来致力于对“宪政爱国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民族情感才会合适地、谨慎地激励他的国民奋发向上。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源于1953年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最初提出了纳粹主义“内在的伟大性质”。当时这次事件是孤立的，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但是树立了一个标志，成为后来10年间引起对海德格尔激烈质疑的起源。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玛利亚的一切社会关系、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舒适生活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她为迎接丈夫归来而准备的那所焕然一新、装备齐全的房子上。然而，正当他们即将重温幸福婚姻旧梦之时，他们的世俗财富却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瞬间灰飞烟灭：在他们全套现代化装备的厨房间，一只煤气开关爆裂了。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欢呼着联邦德国赢得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对于法斯宾德和下一代对联邦德国极为不满的愤怒青年来说，在新的欧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德国，虽然具有了新的品质：繁荣、妥协、政治安定、默许不再唤醒本国早已沉睡的过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掩盖掉以往的过失。它们是披着伪装新衣的旧疾。 第2章 幻想破灭 东印度群岛丢了，大家都输了。 ——荷兰谚语，被广泛引用于20世纪40年代 整个大陆风向已变。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非洲人的）意识正在觉醒，这是一个政治事实。 ——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演话，1960年2月3日 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帝国，却还没有找到新的角色。> ——迪恩·艾奇逊在西点军校的讲话，1962年12月5日 我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发起强攻，想占领我国首都，明显地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我军正在抵抗。政府仍在执政。我谨对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做此公告。 ——伊姆雷·纳吉在匈牙利电台的广播，1956年11月4日凌晨5点2分 依靠外来军队教训本国人民，那是大错特错。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956年1 1月1 1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欧各族人民本身已难以自治，民不聊生，但却还在统治着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在欧洲殖民地本土的精英们看来，这些悖论并没有不合时宜，但却结出了恶果。对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而言，他们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地区和美洲拥有的殖民地和帝国资产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可以弥补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灾难性战争损失和屈辱；他们宣称那场战争中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是国家资产。一旦丧失了这些遥远的领地，缺少了来自这些殖民地的供给和人力资源，英法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会比实际上蒙受更大的不利。 对英国来说，状况尤为明显。任何一名战后长大的英国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把“英国”、“不列颠”和“英帝国”看成近义词。小学生的世界地图上显示的英国占领了红红的一大片领域；历史教科书尤其着重描述了英国征服印度和非洲的历史；新闻影片、广播报道、报纸、画报、儿童故事书、喜剧、体育赛事、饼干桶、水果罐头的标签、肉店橱窗上的告示，无处不在提醒人们，在这个海上帝国的中心，英国拥有多么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那些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城市、河流和政客们的名字也都和大英帝国本土上的名字一样耳熟。 英国人失去的“第一个”帝国是北美。而后来的那些帝国即便不是“心不在焉状态下的产物”，至少也完全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它受到了一小群农场主和牧场主阶层的拥护和捍卫，它在警力、服务业和管理上耗费了巨资；和法国在北非的统治区一样，例如在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地区。这些“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南非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形式上依然正式效忠于女王，在感情上依附于英国，并且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以及军备力量除了在名义上，都计入英国的国有资产。这些地区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物质财富上，而是在于其战略意义。英国在非洲东部占有的资产，首先被认为是帝国主要资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英国统治的其他地区和中东的港口、阿拉伯半岛一带和印度洋地区：当时还包括后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内的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 所有的欧洲帝国在领地上都呈现出一种星罗棋布的随意性片断性（除了英国通向印度的海陆通道），忽视对物流和经济收益应有的持续性关注。西班牙早就丧失了部分帝国领地，先是输给英国，再后来是由于当地居住者要求独立，最近则是因为美国势力的崛起，这时断时续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美情绪。如今只剩下了1956年至1968年间佛朗哥（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想要放弃的在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的一些飞地。 但是欧洲仍然控制着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要么直接受帝国首都的统治，招聘那些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人执掌当地人组阁的政府，要么就是由那些完全听命于欧洲宗主国派遣在当地的统治者执政。战后欧洲政治家们只认识这些人，因而大多对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崛起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情绪知之甚微（也许印度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低估了印度当地民族运动的规模和决心）。 因而，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帝国都没有预见到他们即将丧失自己在海外的财富和影响力。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考证，1939年在一次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青年学生组织的讨论会上，他们都觉得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还是件很遥远的事情。6年后，这个世界就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强势的和弱势的、富有的和贫穷的，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近期似乎根本没法逾越。即使到了1960年，全世界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之时，全球70%的总产量和80%的工业生产的经济附加值还是来自西欧和北美。 不起眼的葡萄牙在所有欧洲帝国中是最小、最穷的一个以极低的代价从它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掠夺原材料，这些也为葡萄牙的出口创造了垄断市场，使它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因此，莫桑比克为葡萄牙商品市场种植棉花，而不顾本国人口的粮食之需，这一不合理的做法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但却不断导致了当地人长年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时有动乱发生，而且葡萄牙本国军事政变不断，但是尽可能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步伐。 即使欧洲各国没有了他们的殖民帝国也还能继续维持，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那些殖民地本身离开了外来统治势力的支持，自己能够立足。甚至那些拥护自治和欧洲海外殖民地独立的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也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很多年。值得提醒的是，时至1951年，英国外交大臣、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还把非洲殖民地的独立比作“给一个10岁的孩子一把碰簧锁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滑膛枪”。 然而，世界大战给殖民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远远超出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理解。战争期间，英国丧失了它在东亚的领地，被日本人所抢占；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收回了这些地区，但却严重破坏了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实力。1942年2月，新加坡的英国人向日军投降，这是英帝国在亚洲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令英国人一直无法释怀。虽然英军成功地保住了缅甸，从而保护印度未沦入日军之手，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从此永远破灭了。1945年以后，在亚洲的殖民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放弃传统的领土主张的压力。 对荷兰而言，作为该地区最老的殖民势力，其最终结局更是使它痛苦难忘。荷兰属下的东印度殖民地以及为发展殖民地而组建的贸易公司，是荷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直接关联着它的黄金时代，也是荷兰商业、航海业繁荣的象征。尤其是到了战后那些暗淡、贫困的日子里，人们都在猜测，东印度的那些原材料，尤其是橡胶，将成为荷兰经济复兴的救星。然而，在日本战败后的两年里，荷兰再次被卷入了战争：荷兰控制的东南亚一带（今印度尼西亚）牵制住了荷兰14万人的军队（包括职业军人、应征入伍者和志愿者），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又激起了荷兰帝国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各殖民地的佩服和竞相效仿。 接踵而来的4年游击战给荷兰带来了3 000多名军民伤亡。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革命，是1945年11月17日由印尼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单方面宣布的，最终于1949年12月在海牙会议上得到了荷兰当局（和泪流满面的朱莉安娜女王）的承认。一大群欧洲人被逐步遣散回“家”（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出生在东印度，根本就没有到过荷兰）。到1957年末，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禁止荷兰商人入境，这时被遣返回国的荷兰人已经达到了好几万。 非殖民化的进程对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荷兰公众产生了痛苦的影响。许多前殖民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向政府施压，将荷兰未能在日本战败后的间歇期内重夺殖民政权一事归咎于左翼，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良政神话”。另一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们（占有绝对人数）在经历了一场无人喝彩的殖民战争后，只想着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认为，这场军事胜利只是联合国坚持用谈判来移交权力而极力促成的，而这一切很快就会湮没在国人的记忆空洞中。 从长远来看，荷兰被迫从殖民地撤离，反而使荷兰人越来越滋长“欧洲”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荷兰不可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尤其是它周边的大国。失去印度尼西亚及时提醒了荷兰，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小而易受侵犯的欧洲小国。出于自身需要，荷兰改变了策略，成了促进欧洲经济和后来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热切拥护者。然而，这一进程的实现并不顺畅，荷兰全体民众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实现情感的大转移。截至1951年春，战后荷兰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开支主要还不是针对欧洲防务（尽管荷兰已经加入了《布鲁塞尔条约》和北约），而是为了保有原来的殖民地。渐渐地，带着一丝强忍的遗憾，荷兰政治家们放弃了他们一向优先考虑的要务，开始全神贯注于欧洲的事务。 西欧所有的殖民强国和前殖民强国的情况也都大致相同。美国学者在对西方其他国家展示华盛顿方面的经验和先见时，有时会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这一显著特征。在美国，冷战是它的大事，其表现主要反映在它的内政外交优先事务和言论上。但在海牙、伦敦和巴黎，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疲于应付那些遥远的、越来越难统治的殖民地的游击战，消耗巨大。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令人头痛的大事不是防范野心勃勃的莫斯科，而是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在有些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 和英国一样，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世界的再分割中，法兰西帝国从同盟国手中夺得了亚洲和非洲的统治权，获利丰厚。而1945年后，解放后的法兰西再次获得了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统治，还拥有非洲下撒哈拉一带的一大片土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的所有权。但是，法兰西皇冠上的“宝石”是印度支那，还有那些早期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地中海北非沿岸地区：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殖民地的标示比英国教科书含糊：也许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是共和制国家，帝国的统治在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显示；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在早期征服的土地早就被讲英语的统治者接管了。到了1950年，还有数百万法国男女记得发生在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埃及、苏丹和上尼罗河地区的控制权时遭到了惨败。谈起法兰西帝国，对法国人来讲是事关成败的事。 另一方面，法国的学龄儿童一直被灌输说，“法兰西”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体，法国文化的特点是它的公开性。从西贡到达喀尔的小学都教“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并且宣称——哪怕只是从原则上——自身与法国文化浑然融于一体的品质，这在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统治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只有在法国，帝国当局会把大量拥有的殖民地看成法国行政区划的延伸而非外邦。因而“阿尔及利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归由法国的三大部门掌管（然而，在当地却只有欧洲人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荷兰一样，它们视为珍宝的东南亚殖民地都落入了日本手中。但法国的殖民地丢失得稍微晚些，1945年3月，法属印度支那还在维希政府的托管之中，无论如何比起法国本土1940年的惨败所遭受的苦难要好得多。法国在欧洲遭遇的耻辱使它更注重它的海外帝国的象征意义：在法国人自己看来，要说法国还没有被彻底退化成“一堆无依无靠、毫无希望的细胞质”的话（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评语），那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大国的持续声誉，这一点非常重要。 通过1944年2月初的布拉柴维尔会议，戴高乐再次确立了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在法属非洲赤道地区的首都，在比利时所属刚果界河对面，自由法兰西的领袖对法国殖民地的未来前景做出了很有特色的表述： 在法属非洲，以及所有生活在插有我国国旗的土地上的人们，只有依赖本土获得道义和物质的利益，通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并参与自我管理，这才算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法国有义务实现这一切。 实际上和往常一样，戴高乐说话含糊不清，也许那是故意的。但是他也明确提到了殖民地的解放和最终自治。恰逢时势。法国公众舆论对殖民地的改革并不反感——安德烈·纪德在《刚果之行》（1927）中严厉痛斥过强制劳动这一奴役行为，唤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对欧洲在中非所犯罪行的觉醒——而美国人也一直在不断发出反对殖民统治的声音。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曾赞同对欠发达的欧洲殖民地国家实行全球化统治，并且尽早让其他国家实行自治。 关于贫困而孤立的、讲法语的非洲地区，改革派的言论毫无价值，尤其是在法国自己也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时候。而东南亚的情况则不同。1945年9月2日，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因为年轻时参加了1920年12月在图尔的会议，因此他也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宣布越南独立。英军在两周内赶到了南部城市西贡，法军也在一个月后赶赴当地。由于越南北部先前还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在1946年2月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基于这样的因素，巴黎当局公开召开了民族主义代表会议，商讨越南自治或独立之事。但是到了1946年6月1日，法国上将、当地全权代表梯也利·德·阿冈利厄单方面宣布交趾支那（该国南部）从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北部分离出来，破坏了法国政府试图妥协的精心努力，宣告了与胡志明之间政府商谈的破裂。同年秋，法国轰炸海防港，民族主义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进攻法国人盘踞的河内，第一次越南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一直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权威，结果却导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胡志明赢得了法国国内左翼的双倍支持，他被看作一名争取国家独立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士，并且这两种特质相互交织，不仅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一部分，还塑就了他的国际形象。对大部分法国选民而言，把年轻人送到印度支那去为一场“肮脏的战争”而送死毫无意义，而让河内来接管并不比支持法国在1949年3月选定的无能的新“皇帝”保大更差劲。 另一方面，法国军官团还想继续在越南挣扎；在那里，就像后来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国的军事遗产（或者保留下来的一切）似乎正面临危机，法国最高司令部有必要证明这一点。然而，如果没有重大的外力援助的话，法国经济已经再也无法维持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这种长期战争的消耗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得到了美国的资助，起初，华盛顿的援助是间接的：提供贷款和帮助，使法国能调动大量资源来打击越南人，从事这场耗资越来越大、得胜希望却越来越小的战争。实际上，美国曾保证战后法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法国却将其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了战争。 从1950年开始，美国采取了比较直接的援助方式。同年7月起（离朝鲜战争爆发仅1个月），美国大量增加了对驻东南亚法军的军事援助。在同意支持那份遭受厄运的欧洲防务计划和同意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组织成员之前，法国曾讨价还价：它得到的回报（在华盛顿知情人士看来，就是允许美国保护它）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无论是金钱还是其他方面，法国是最依赖美国支持的一个国家。 到了1954年，华盛顿开始叫停，无论法国如何越来越拼命地乞求，美国拒绝从空中救援法国必败无疑的奠边府之战。经过长达8年毫无结果的浴血苦战，华盛顿方面清楚地意识到，法国不仅没有希望重建其在印度支那的政权，而且他们也不是胡志明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对手。在美国人看来，法国白白耗费了他们的钱财，这项投资正变得越来越冒险。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宣布投降，法国要求停火，这时已经没有人对此觉得惊讶了。 法属印度支那的溃败，宣告了最后一个想要保有该地区的联合政府的倒台。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士继任当上了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法国在谈判后于1954年7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两个独立的实体——越南“北部”和“南部”，它们的政治关系和体制将由以后的选举来决定。然而，这些选举从未实行过，维持法国原先殖民地南半部的负担就由美国来独自承担了。 法国人对失去印度支那并不难过。与荷兰不同的是，法国人拥有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久，尽管美国为第一次越南战争支付了款项（当时法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毕竟是法国士兵在作战伤亡。尤其是法国右翼政治家对孟德斯-弗朗斯及其前任们大加指责，怨他们没有对战争做出更有效的规划，但又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因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窃喜能把越南扔掉。只有法国空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职业军官团才一直心怀悲戚。一些年轻的军官，主要是那些第一次参加抵抗运动或在“自由法兰西”服役的军官们，因为在那里养成了独立判断政治问题的习惯，所以渐渐产生了一种很不成熟但又充满危险的怨恨情绪。他们再次嘀咕说，战场上的法国军队遭到了巴黎政治主子们的虐待。 失去印度支那后，法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发动了起义，这离日内瓦条约的签订仅仅过了14周。但长期以来，北非就是法国人关注的中心。自从1830年法国人首次踏上当今属于阿尔及利亚的这块土地，这里就成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更大野心的一部分，更远还可以追溯到控制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撒哈拉非洲。由于在东部受到英国的阻挠，法国转而首先取得了地中海西岸，并且穿越撒哈拉，进入了非洲中西部地区。 除了早已占领的魁北克和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外，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是有大批欧洲人定居的永久殖民地中法国人拥有的唯一殖民地。但当地欧洲人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法国人的后裔，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其他国家人的后裔。即便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也拥有部分西班牙人、部分法国人的血统，而他的法国祖先也是最近才移民到当地的。法国人口过剩的现象早就成了历史，和俄罗斯、波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甚至还有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已经好几代都没有移民进入了。法国人并不是天生的殖民者。 此外，要是说在法国之外还有法国存在的话，那就是指阿尔及利亚了。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证，阿尔及利亚在技术层面上属于法国的一个行政区，受法国的管制。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另一块海外殖民地北爱尔兰，它在体制上也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对于久已在那里定居的社群来说，依附于帝国心脏地区的心理远比帝国都市的大多数人更甚。在少数欧洲人看来，阿尔及利亚终有一天会独立（并由阿拉伯人来统治，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占绝对多数）这一想法简直匪夷所思。 相应地，长期以来，法国政治家也尽量避免考虑此事。除了莱昂·布鲁姆1936年领导的短命的“人民阵线”外，历届法国政府都未曾对法属北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予以重视。温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如费哈特·阿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法国政界和知识界广为人知。但却没有人能够料到巴黎当局会这么快就同意他们采取温和至极的自我统治或“地方自治”的要求。此外，阿拉伯人的领导层最初很乐观，认为希特勒的垮台会促进他们盼望已久的改革进程。因此，1943年2月10日，紧随着盟军登陆北非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小心翼翼地强调了他们忠诚于1789年的理想、对他们“所接受和培养的法国和西方文化”的至深情感。 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解放的法国政府根本就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感情。这种冷漠态度导致了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东部卡比地区的起义，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接下来的10年里，巴黎方面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日积月累，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被压抑的愤怒之情和期望被遏制之怨，积聚到了爆发的顶点，终于在1954年11月1日爆发成一场有组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动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温和的、亲法的老一代人的策略嗤之以鼻。民族解放阵线的目标不是要实现“地方自治”和改良，而是要获得独立，这一目标是历届法国政府所没有料到的。结果又造成了长达8年的内战，伤亡惨重。 法国政府提出了改良的建议，但为时已晚。在1956年3月，盖依·莫雷领导新的社会党政府，认可了邻近的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这是殖民势力在非洲大陆上首次让步。但是当莫雷到达阿尔及尔时，一群当地的欧洲居民就朝他扔掷烂水果。巴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暗中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决不放弃自己的要求，而当地的欧洲人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防卫委员会的领导下，拒绝同阿拉伯邻居们妥协。法国的策略是在施压并使当地居民接受政治改革并共享权力之前，要先用武力解决掉民族解放阵线。 在对付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中，法国军队也遭遇了消耗战的痛苦。双方都不断采用威胁恫吓、严刑拷打、蓄意谋杀以及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拉伯人暗杀事件和1956年12月欧洲人的报复行动之后，莫雷的政治代表罗贝尔·拉科斯特授权法国伞兵上校雅克·马苏，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任意消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到1957年9月，马苏取得了成功，镇压了一次大罢工，并在阿尔及尔的战役中消灭了起义者。阿拉伯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法国的声誉也无可挽回地遭到了玷污。在巴黎长久以来的心目中，欧洲人都是怀疑对象。 1958年2月，法国空军轰炸位于突尼斯边境的萨奇特市，他们怀疑那个小镇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基地，这令费利克斯·盖拉德的新成立的政府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国际舆论大哗，英美两国“善意的部门”提出帮助解决阿尔及利亚纠纷。这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心里越来越引起恐慌，担心巴黎会弃他们于不顾。巴黎和阿尔及尔的军警们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同情这些居民。盖拉德政府于4月15日宣布解散，这已经是11个月里法国的第三届政府了。10天后，阿尔及尔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示威活动，要求永久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要求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这些集会组织者成立了一个“公安委员会”，挑衅性地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同一机构名称。 5月15日，皮埃尔·弗姆兰领导的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宣誓就职仅48小时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司令罗洛·萨兰将军就在阿尔及尔的讲坛上，面对欢呼的人群，大喊戴高乐的名字。戴高乐本人自从离开公共生活后，一直默不吭声地居住在法国东部的科伦贝乡村老家。在重回公众视线后，5月19日，他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时，武装分子已经控制了科西嘉岛，巴黎谣言四起，据说即将被伞兵占领。5月28日，弗姆兰辞职，勒内·科蒂总统召请戴高乐重组政府。戴高乐当仁不让，毫不迟疑地于6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第二天就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全票通过。他第一步就直飞阿尔及利亚，6月4日，面对热烈欢呼的士兵和满怀感激的欧洲人，他含义不明地宣称：“Je vous ai pris.”（我早就了解你们。） 这位新任的法国总理确实早就了解他的阿尔及利亚支持者们，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们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救星：在1958年9月公民复决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获得80%的选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得票率却高达96%。戴高乐众多优点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他坚持秩序和立法。这位自由法兰西的英雄人物、维希政府的严厉抨击者，这位自1944年8月以来使法国恢复名誉的人，绝对不是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朋友（这些起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贝当的追随者），更不会站在加入起义的思想自由的年轻军官这边。他很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国政府的权威。他的下一个相关目标才是解决已经极大地危害到法国政府权威的阿尔及利亚冲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事情就很明显了，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存在着摩擦。国际舆论日渐倾向于同情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它的独立要求。英国正在同意它的非洲殖民地取得独立。甚至连比利时都最终于1960年6月放弃了刚果（虽然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戴高乐所了解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很快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他早就成立了“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将那些前法属殖民地组成“共同体”的第一步。在撒哈拉以南，那些由接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们所执掌的国家立即得到了正式独立的允诺，因为他们实在都很弱小，根本无法自立，因而在未来几十年内必定会完全依赖于法国。1959年9月，在执政一年后，法国总统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获得“自决权”的建议。 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和定居者都觉得这是即将被“出卖”的证据，被激怒的人们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反抗。其中有阴谋、有政变、也有谈论革命。1960年1月，阿尔及尔筑起了街道堡垒，“彻底的爱国者们”见到法国宪兵就开枪射击。然而，在戴高乐的坚决镇压下，那些动摇了的高层官员出于谨慎，纷纷从阿尔及利亚辞职离去（包括马苏及其上司莫里斯·夏勒将军），这次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局势还是不稳定，在1961年4月又演变成了一场由新成立的“秘密军队组织”发起的军事起义，但还是失败了。这些谋反者们并没有扳倒戴高乐。戴高乐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那是“一小撮退休将军们发布的一份军事宣言”。这次政变，令法国军队的士气和（仅存的）国际形象大受损伤。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有儿子远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父母们，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大得人心的事，从法国的利益出发，应该越快越好！ 戴高乐向来是个务实的人，他开始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地点定在日内瓦湖区的温泉疗养胜地埃维昂。最初几轮谈判是在1960年6月和1961年的6-7月间，但是没有找到共同基础。1962年3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比较成功。只经过10天的讨论，双方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在经历了将近8年的连续战火后，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19日宣布停火。根据埃维昂协议的条款规定，戴高乐于7月1日星期日举行了一次公民复决投票，法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从此摆脱了自己脖子上的阿尔及利亚这道枷锁。两天后，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并未到此终结。“秘密军队组织”这一地下组织已经羽翼渐丰，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法属阿尔及利亚，这一招失败后，就严惩那些“背叛”他们事业的人。仅在1962年2月，“秘密军队组织”的特工和炸弹袭击就杀死了553人。虽然在巴黎郊外小克拉马镇暗中伏击总统座车险些得逞，但针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和戴高乐的公开暗杀行动也都未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好几年里，法国受到了顽固的恐怖分子不断的疯狂威胁。法国情报机构最终剿灭了“秘密军队组织”，但是人们总是对此记忆犹存。 同时，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却被迫流亡到法国避难。这些在欧洲的“黑脚杆”主要定居在法国南部。第一代移民都对法国当局心怀怨恨，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害得他们背井离乡，失去了原来的财产和工作。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中有些人去了以色列，还有许多人和之前的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构成了西欧最大的犹太人（最主要是西班牙裔犹太人）社群。许多阿拉伯人也离开了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怕会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压专制，还有一些，主要是那些曾经同法国人一起工作过，或者是为法国军警当局服务过的雇员——那些被称为“鹰犬”的人——为躲避得胜的民族主义者而逃到了法国，以免沦为民族主义者早就宣誓过的报复对象。但许多人还是难逃被捕和惨遭报复的命运，即使是那些安全逃到法国的人，也并没有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法国政府的感激或认可之辞，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法国急于忘却它的阿尔及利亚之痛。1962年《埃维昂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生活中近50年来的战争和对战争的担忧。人们精疲力竭，厌倦了各种危机，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谣言和阴谋。第四共和国仅存在了12个年头。无爱无怨，从一开始起就缺少一种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维希政府的遗疾，令战后的法国立法者们一直不愿意加强总统的权力。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和选举制度的削弱。议会和选举制度倾向于维护多党利益，从而导致了合作政府的不稳定，对社会的变化缺少预见，却造成了政见分歧。来自法国西南部内地的圣泽黑的一名书商皮埃尔·布雅德发起成立了欧洲史上第一个单一目标的反对党，要保护那些“被剥夺的、受欺骗的、受侮辱的和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1956年全民大选中，反对现行制度的52名“布雅德主义者”赢得了议会的席位。 但是，重要的是，战后法兰西第一届政府是被它的殖民战争拖累的。就像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一样，第四共和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在1955年12月到1957年12月间，尽管经济稳步增长，法国还是失去了2/3的货币储备，外汇管制、浮动汇率（和后来几十年苏联集团的运作相比而言）、外债、财政赤字和连年通货膨胀，都得归咎于毫无胜算的、军费开支无度的殖民战争，这场战争从1947年打到1954年，又从1955年开始继续进行下去。历届政府面对这样的难关，不是分裂就是垮台。在法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经历了长达4年被占领的屈辱后，接下来的10年里，即使不是士兵们心怀不满，第四共和国也备感压力，难于应对这样的挑战。然而，它还是坚持得够久，真是令人惊讶。 夏尔·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在体制设计上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大大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势力，总统行政权得到了大幅度强化：宪法赋予总统相当的控制权，并且让他拥有制定政策的主动权；总统对总理拥有绝对支配权，并可以任意任命和罢免总理。在成功解决阿尔及利亚冲突之后，戴高乐建议今后的共和国总统应当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迄今那种间接地由国民议会产生的方式），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提案于1962年10月28日经公民复决投票得以通过。受惠于他的体制、个人经历和个性，以及法国人的善于取舍，如今的法国总统拥有了比世界上其他所有通过自由选举而当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更多的权力。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戴高乐乐于将大部分日常事务交由他的总理去做。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法国于1958年12月27日发行了新版法郎，这一举措对稳定备受困扰的法国金融做出了直接贡献，从此拉开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的序幕。作为政界名流，戴高乐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天生的激进者，从不惧怕变化：正如他年轻时在关于军队改革的论文《未来之军队》中所写的，“只有不断更新，才能持久”。因此，法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城镇规划、国家指导下的工业投资等许多重大项目的改造，都是在他执政期间构思和开始的，这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和戴高乐追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其他举措一样，特别是马尔罗雄心勃勃地计划修缮所有的法国历史公共建筑物，所有这些举措，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更远大的政治目标：为了再现法国的辉煌。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一样（除此之外他俩截然不同），戴高乐明白，经济稳定和现代化是重现民族辉煌的强大武器。至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一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 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品位和国家的政治需要。戴高乐早就对法国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十分敏感——认为后来从英美盟军手里受到的屈辱更要远甚于1940年从德国敌人那里受到的屈辱。他绝对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他作为贫困法国的发言人所受到的极大冷落和令人难堪的孤立处境。鉴于对当时军事现实的了解，对1940年7月在克尔比海英国击沉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地中海舰队一事，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内心和法国同胞们一样感受到的痛苦，但这次行动的象征意味使他一样地怨恨悲痛。 在对待华盛顿的态度方面，戴高乐更有理由持暧昧态度，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美国一直和战时的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完全超出了应有的情理和谨慎。法国未能参加战时的盟军谈判，这使得戴高乐后来可以玩世不恭地否认法国应承担雅尔塔协议的责任，而先前他曾私下答应过此事。毕竟还是过去的记忆伤害了他，令他痛苦。但最大的屈辱却发生在战争胜利之后。在讨论决定德国的重大问题时，法国被彻底排除在外。英美之间的共享情报从来都不会透露给法国（因为它被确认为是最危险的泄露者）。该“俱乐部”中也没有法国，从而前所未有地使法国被排斥在国际军事讨论之外。 更糟糕的是，在亚洲的殖民战争中，法国一直完全依赖于美国。1956年10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袭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却施压令英国撤退，这令法国大为光火却又无从发作。一年后，即1957年11月，法国外交官满腔怒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和美国的军火运进突尼斯，而完全不顾法国的担忧：这些武器可能最终会落到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者手中。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后不久，北约组织的美国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就粗暴地告诉戴高乐本人，说他无权得知美国在法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的具体情况。 这就是戴高乐就任总统后在外交政策上所处的背景。他对美国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从核武器到作为储币而占有特殊国际地位的美元，美国都处于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中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并不值得信赖，这一点至少可以预料。重要的是不要依赖于华盛顿，不能像法国在印度支那和后来在苏伊士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那样。法国必须尽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戴高乐对英国的态度则更复杂。 和许多观察家一样，这位法国总统合理地、正确地估计大不列颠会努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维持一种折中的地位。而且如果被迫选择的话，伦敦会舍弃它的欧洲邻居而倾向于它的大西洋盟友。这一点在1962年12月得到了铁的证明，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肯尼迪总统在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会晤，达成了一份协议，接受美国提供为英国装备的用潜艇发射的北极星核导弹（这一多边军事力量合作将英国的核武器有效地纳入了美国掌控中）。 戴高乐怒火冲天。在出发去拿骚之前，麦克米伦曾经在兰布莱和戴高乐有过会谈，却没有对法国总统透露过任何消息。于是，拿骚协议在当时成了又一个背着法国炮制的“英美”计划。更令人进一步感到羞辱的是，在未跟法国协商的情况下，法国也被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配备同样的北极星导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法国反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如果英国想成为美国的卫星国的话，那就随它好了。但它不能同时拥有“欧洲的”身份。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戴高乐转向了波恩，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份象征性的、毫无实质性内容的条约。 通过和莱茵河对岸的宿敌联合而弥补在英美那里受到的压力伤害，这个想法对法国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6月，法国外交官雅克·塞杜就给他的政治老板写过一封密信：“和德国人一起来统治欧洲要胜过与他们为敌……法德修好可以使我们尽快摆脱英美的钳制。”1940年支持贝当政府的那些保守派外交官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在1963年的情境下，和德国签约并没有多少实际区别。法国无意脱离西方联盟，戴高乐丝毫没打算加入德国在战后重建东部的安定的计划。 1963年的条约和新的法德共同管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决心转向欧洲。对夏尔·戴高乐而言，20世纪的教训是，法国只有投身于欧洲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为法国的目标而服务，法国才能回到过去的辉煌。殖民地正在逐渐消亡，英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过去几十年里的失败和损失令法国别无选择，如果它还想恢复一些过去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正如当时英美联手迫使法国放弃苏伊士时，阿登纳安慰法国总理盖伊·莫雷时所说的：“欧洲将成为你的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英帝国的衰弱和法国的衰弱大相径庭。英国的殖民地势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英帝国和苏联一样，虽然遭受重创，但完整地保留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基本食物主要都靠帝国种植生产（和法国不一样，法国食物主要靠自给自足，它那大部分热带殖民地生产的是不同的产品），而且在某些战场上，尤其是北非，共同体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英军人数。而且我们看到，比起他们的法国同伴而言，英国本土居民更加关心帝国的安危，伦敦比巴黎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繁荣源于它是帝国赖以生存的港口、商品交易、制造业和金融中心。1948年的英国广播电台员工手册提醒播音员要注意他们那些重要的非基督徒海外听众时写道：“任何对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等不敬，更不用说是贬抑性的言词……都可能引起极度冒犯，都应一概避免。” 但1945年以后，英国并没有实际指望能保有帝国的遗产。国家的资源供应紧张，毫无办法，帝国甚至连维持印度这一在经济和战略上占有优势的地区都觉得不划算：1913年英国向印度次大陆的出口占英国总产量的1/8，“二战”后只占8.3%，甚至还在逐年减少。无论如何，几乎人人都明显感到了压力：印度的独立是不容抗拒的。根据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案而创立的英联邦，其构建者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殖民地的加速独立，因而为那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提供一个框架，使它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效忠并听命于英王陛下，同时又免受英帝国的不当统治。但如今，它却成了原来那些殖民地的束缚者，那些仍属于英联邦而今已独立的国家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感情而努力压制着自己。 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取得了独立。第二年，锡兰也独立了。整个独立的过程都充满了流血事件——在消灭种族的斗争中，上百万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惨遭屠杀，接着，又是人口交换——但撤退中的殖民势力本身并未遭殃。然而，毗邻的马来西亚地区爆发的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却令英国政府于1948年6月宣布整个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这一禁令直到12年后起义彻底失败才宣告解禁。但总体来说，除了从印度及其邻国撤退了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及行政人员外，英国从南亚的撤退不仅比预期中的有序，而且也没有遭遇多少痛苦。 在中东，情况更为复杂。在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在虽然不光彩但却（在英国看来）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大不列颠放弃了它的权利。英国一撤离，该地区就陷入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争夺战。在英美都对当地石油感兴趣的伊拉克，美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埃及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原来并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有悖常理的是，英国却遭遇了戏剧性的、尖锐的反殖民运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国首次感受到了国际性的耻辱，这意味着并加速了帝国走向衰落——那是法国早就习以为常的事了。 出于后来那些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英国对埃及的兴趣直接源于保有印度的重要地位。1882年，英军首次占领开罗，时隔由巴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管的苏伊士运河开通13年。“一战”前埃及虽然名义上不是但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位英国居民在统治（大部分时期是由令人敬畏的克罗默勋爵在统治）。1914年到1922年，埃及成了英国的受保护国，1923年后取得了独立。两国关系一直维持稳定状态，并于1936年正式签署了一份条约。但1952年10月在开罗成立的军人领导的新政府，推翻了埃及法老的统治，正式废除了该条约。因害怕由此失去具有战略优势的这条水路，英国重新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域。 两年后，起义的军官之一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台执政，他施加压力要求英军撤出埃及。英国藏书网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需要和埃及合作。英国越来越依赖廉价的石油，它得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进口并支付英镑。一旦这种供应中断，或者阿拉伯人拒收英镑，英国将不得不动用它珍贵的储备货币来购买外汇从别处进口石油。此外，当时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在1953年2月曾建议英国内阁：“可以通过武力维持军事占领，但在埃及问题上，如果没有当地劳力来支撑的话，埃及的基地就失去了价值。” 因而，1954年10月伦敦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军将于1956年撤出苏伊士英军基地，但双方达成谅解，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该地区受其他国家的威胁，英军将重新在埃及“活动”。条约很快付诸实施，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名英军按时撤离了苏伊士。然而，当时的纳赛尔上校本人却卷入了权力斗争的麻烦中，他早已于1954年11月宣布自己担任埃及总统。在从亚洲到非洲之间新成立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他可是一位杰出的大玩家，在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严厉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该地区阿拉伯人激进分子眼里，他更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导师。他正在设法吸引苏联人的注意，1955年9月埃及宣布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批武器交易。 到了1956年，英国越来越感觉到纳赛尔构成了威胁：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行事激进如暴君，处于激流中却又逆向而行；另一方面是他现在成了他人的楷模。艾登及其高参们不断地把他和希特勒做比较，把他看成一个难以摆平的威胁人物。法国人也有同感，他们恨纳赛尔并不是因为他对苏伊士运河及他和苏联集团的交好对法国构成了威胁，而是他对法国在北非的臣民们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力。美国也不太喜欢这位埃及总统。1956年7月18日在南斯拉夫和铁托的一次会谈中，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起签发了一项“不结盟”联合声明，明确表态埃及将保持独立而不会与任何西方国家结盟。美国马上予以报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19日取缔了先前于1955年11月关于美国资助在尼罗河上建立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协议。一周后，即7月26日，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化。 西方国家的最初反应是结成联合阵线：由英、美、法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如期举行，并于8月23日起草了一份“计划”，派遣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齐斯去约见纳赛尔。但纳赛尔拒不接见。那些伦敦会议的参与者只好再次开会，从9月19日一直开到9月21日，最后商定要成立一个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同时，英法宣称它们将把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争议提交联合国商讨。 在对纳赛尔的行动做出反应这点上，英国特别注意美国的反应并与其保持一致。英国对美国仍欠有巨额债务，需支付大笔贷款利息，1955年英镑支付带来的压力甚至使英国想寻求暂时的豁免偿付。英国一直怀疑美国在该地区暗藏野心：它认为华盛顿正在构思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那也是美国发言人不断热衷于发出反殖民主义论调以博得当地精英人物好感的原因所在。但总体来说，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作为冷战动力的朝鲜战争掩盖了20世纪40年代两国之间的互相怨恨，英国觉得可以在英国的国际利益和承诺方面依赖美国。因此，虽然艾森豪威尔亲口说他们都非常担忧纳赛尔及其带来的威胁，但英国领导人还是想当然地认为一旦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美国人是会支持他们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1955年刚接替年老的丘吉尔）出发了，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埃及问题。不管在公众面前如何表现，英法都对联合国及其烦琐的程序失去了耐心，它们并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虽然因纳赛尔的行动而引起的各种会议和国际计划正在召开和讨论中，但英国政府却开始和法国进行私下协谈，计划联合出兵入侵埃及。10月21日，这项计划又新增加了以色列，它参加了英法在塞弗尔举行的高层机密协商会。以色列的目标很明确：1949年2月，埃及和以色列的边界宣布停火，但双方都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因而双方为边界之争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埃及于1951年7月封锁了阿卡巴海湾，限制了以色列的贸易及行动自由，因而耶路撒冷方面决定要撤销这一封锁。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纳赛尔而确保其在西奈和周边地区的土地及安全。 在塞弗尔，这些阴谋家达成了共识。以色列负责袭击西奈的埃及军队并向前推进，进而占领整个半岛，包括其西侧的苏伊士运河。英法将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军，然后借着不相干的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名义，偷袭埃及：先空袭，再从海上打击。它们将占领运河，以证明埃及没有能力公平、有效地管理这一重要资源，从而恢复过去的状况，最后再摧毁纳赛尔。这一计划实行了严格保密，在英国，只有艾登和4位内阁高级部长知道这一协约。这份协约经过10月21日至24日三天的酝酿，最后在塞弗尔签订。 一开始，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10月29日，（由于苏联的反对）在安理会未能就苏伊士问题达成有效决议两周后，也就是塞弗尔会议一周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西奈。几乎同时，英国船舰从马耳他基地向东行驶。第二天，即10月30日，英法投票反对联合国要求以色列撤军的提议，并对以色列和埃及下达了最后通牒，狡猾地号召双方停止战争并接受英美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区。第二天，英法空军开始空袭埃及空军基地。48小时后，以色列完成了对西奈和加沙的占领，完全不顾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埃及出于自救，击沉了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有效封锁了航线。两天后，即11月5日，英法地面部队开始登陆埃及。 这时，阴谋才得以暴露。11月6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华盛顿政府对英法的欺骗行为大为恼火，对其联合行动谎言背后的真实目的非常痛恨：英法公然违背了1950年《华盛顿三国共同宣言》的内容和精神，这一宣言要求在阿以冲突中，英、法、美一起反抗侵略者。美国开始在明里暗里对英国施加大量的压力迫使其停止侵略埃及，甚至威胁说要对英镑实行“釜底抽薪”的做法。一方面震惊于美国竟然站在如此直接反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担心英国无法经受住大量的英镑流失，艾登稍有迟疑后，不得不采取屈服的措施。11月7日，即英国伞兵首次在塞得港登陆两天后，英法两国军队宣布停火。同一天，联合国向埃及派驻维和部队。纳赛尔于11月12日接受了这一决定，证实了埃及主权不容侵犯。三天后，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埃及并于12月4日进入西奈。 同时，英法军队宣布撤离苏伊士，并于12月22日完成了撤军。在这次危机中，英国的英镑和美元储备共损失了2.79亿美元，但后来得到了美国允诺的财政资助（从美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相当于5 000万美元的贷款限额）；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批准了一项对英国约计5 614.7万美元的贷款，附加另外的一笔7 38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公开保证它可以在阿卡巴海湾和蒂朗海峡右侧安全通行后，以色列军队也于1957年3月的第一周内撤离了加沙。英法完全撤离一周后，苏伊士运河开始清理河道，并于1957年4月10日重新通航。它还是留在了埃及手里。 在苏伊士大灾难中，每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人虽然在武器上还得依靠法国，但却清楚地看到，以后还得尽可能地站在华盛顿这边以谋得自己的利益。这些在美国总统1957年1月宣布“艾森豪威尔令”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条总统令声称美国将出兵镇压“国际共产党”对中东地区的侵略。在不结盟国家中，纳赛尔的地位通过击败旧殖民势力而得到进一步巩固。正如法国人所担心的，他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及他们的支持者中所具备的道德影响力及其榜样作用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法国在埃及的失败预示着它在阿尔及利亚将遇到更大的麻烦。 对美国来说，苏伊士事件既提醒了美国它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对莫雷及艾登自以为美国总会提供援助的做法心怀不满。他们都对英法很恼火：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这次秘密计划在构思上有误、在出征中又执行不当，还因为它们选择的时机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的时间和苏联占领匈牙利几乎发生在同时。由于英法如此公然为了某块地区的帝国统治权而狡施计谋去对付一个阿拉伯国家，从而将世界注意力从苏联入侵其他国家并摧毁其政府上转移了开来。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落伍的做法，它们完全是在将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西方联盟的整体利益之上。 更糟糕的是，它们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宣传资料。苏联并没有参与这场苏伊士危机，但在11月5日，却威胁英、法和以色列，假如它们不停火的话，它将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这种威胁当然对于整个事态的发展作用甚微。而且赫鲁晓夫及其同伴们也并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但一旦允许莫斯科哪怕只是象征性地扮演保护弱者的角色，英法就会使得苏联首次获得参与权，这正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苏联所乐意并兴致勃勃地扮演着的角色。由于苏伊士危机的爆发，冷战的分裂主义和论调也被根植到了中东和非洲大陆。 对苏伊士危机的失算，使英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针对纳赛尔所策划的整个阴谋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会被揭露出来，但许多人还是心存怀疑。几周后，安东尼·艾登被迫辞职，满怀羞辱，因为他所实行的军事战略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不予支持。虽然执政的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哈罗德·麦克米伦曾不愿参与出征苏伊士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轻松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却被迫急速改进外交政策以重获好感。 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进来。 和阿尔及利亚独立带来的苦难，或1960年比利时放弃刚果后导致的灾难性结局相比，英帝国的瓦解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和平。但也有例外。在东部，尤其是非洲南部，比起在西非，帝国的解散表现得更有争议。1960年在开普顿的一次著名讲话中，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南非人民说道：“风向已经变了，正在吹遍这块大陆，而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非洲的）正在觉醒是一个政治事实。”他并不期望受到友好接待，而且也未得到欢迎。为了维护自1948年来就强制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白人们于1961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脱离英联邦。4年后，在邻近的南罗得西亚，白人殖民者单方面宣布独立和自治。以后许多年里，这两个国家中占少数人口的统治者都成功地推行暴政，打压那些反对他们种族政策的人。 但是非洲南部比较特别。在其他地方，如东非，占相对优势的白人殖民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一旦明了英国政府既无力也无兴趣来加强殖民统治、镇压大多数人的反抗，这些欧洲殖民者就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相安无事。那些反抗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尚不明显，当时英军曾在肯尼亚发动了一场残忍、阴暗又不光彩地挑动当地白人抗击茅茅人运动的战争。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从1956年11月的事件中最后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宣布英军将从各种基地、港口、贸易中心、输油港和其他帝国时代为了保有苏伊士东部而建的机构中永远撤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天然港口亚丁港。英国再也无力假装可以影响和左右大洋彼岸的世界了。渐渐地，英国本身也坦然接受了这一结果。正如亚当·史密斯早就预见到的，1776年在大英帝国的初期阶段，放弃“帝国那华而不实的马车”是控制债务并使国家根据那平庸的现状来设计、规划它的未来的“最好的办法。” 苏伊士事件的第二个教训是：对英国绝大多数机构而言，那就是英国也不能犯站在美国对立面与其争论之错。这并不是说今后这两个国家总得意见一致——比如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英国更倾向于对苏联做出让步，而这导致了1957年到1961年间英美关系的冷淡。但在任何情况下，华盛顿都不可信任、不会支持它的友人这一说法，又使得哈罗德·麦克米伦站到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法国同时代人戴高乐的对立面。不管内心有多少顾虑、不管它对美国的行动有多么不解，英国政府今后是铁定矢志忠于美国了。只有这样，它才能指望影响到美国的决定并在必要时保证美国会扶持英国一把。这种战略上的再次结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具有重大含义。 英国社会感受到了苏伊士危机带来的延续性影响。大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十分乐观。1951年保守党当选上台以及第一次显示出的经济繁荣的征兆，驱散了战后早期的平等主义阴霾。在女王新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沐浴在怡然自得的秋后难得小阳春般的阳光下。英国人在殖民地导游的正确导引下，第一个征服珠穆朗玛峰的（1953），并且首次以低于4分钟的成绩跑完了1英里（1954）。而且整个国家都时刻记得，正是英国人分裂了原子，发明了雷达，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设计出了涡轮式直升机引擎，等等，不胜枚举。 那些年代的辉煌——多少有些过誉地号称是一个“新的伊丽莎白年代”——在有关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最受欢迎的关于英国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影片如喜剧片《古纳维芙》（1953）和《家庭医生》（1954）描述了生机勃勃、年轻富有而又充满自信的英格兰南部的景象。除了背景和人物都不灰暗且没有受过压迫的迹象外，其他的一切都沿袭了传统：剧中人物个个都青春亮丽、受过教育、薄有资产、言辞得体、受人敬重。那时的英国宫廷还仍然接受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子（这一明显落伍过时且荒唐可笑的礼仪最终被女王于1958年正式取缔）；保守党议员中1/5来自伊顿公学；1955年的大学里，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并不比1925年的高多少。 除了善意的社会喜剧外，英国电影院也纷纷推出了大量的战争片：《木马》（1952）、《无情的大海》（1953）、《轰炸鲁尔水坝记》（或译《敌后大爆破》）（1954）、《小艇英雄》（1955）、《普拉塔河口的战役》（1956）。这些影片都根据“二战”中的英国英雄事迹改编或创作而成（其中尤以海战为重），令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值得他们自豪的人和事，有点儿妄自尊大。要是缺了辉煌的战役，那他们就会杜撰英国的战争神话，浓墨重彩地描绘那种跨越阶级的或占领时期的同志之爱。当涉及暗示有社会压力或阶级差异时，往往会出现一种老于都市世故的妙语或令人怀疑的论调，而不会出现冲突或发怒。只有在查尔斯·克里奇顿的《熏衣草山的乌合之众》这部伊灵喜剧中最尖锐的一部喜剧里，才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的评论，这是一种布雅德主义（poujadism）在英国的变体：反映了那些身处当中的温驯小人物们的怨恨与梦想。 然而，从1956年起，调子开始明显阴暗了起来。战争片如《克瓦依河大桥》（1957）或《敦克尔刻》（1958）就带着一种质疑的低调，似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自信正在瓦解。到了1960年，完全按过去模式拍摄的战争片《击沉俾斯麦号军舰》更是显得出奇地过时，与现时口味格格不入。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开创了新风，这部剧本于1956年在伦敦首演，两年后又被忠实地搬上了银幕，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充满了愤怒与幻想破灭的戏剧中，主角吉米·波特一直在他所处的社会和婚姻中苦苦挣扎，既无法放弃，又无力改变。他谩骂他妻子艾莉森的资产阶级背景。而她，反过来，又陷入了她那易怒的工人阶级丈夫和日亦衰老的前殖民者父亲之间，而她的父亲则对现在的世界感到迷茫而无法理解，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像艾莉森警告他时所说的：“你受伤害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杰米受伤害是因为一切还是老样子，而你们又都无法面对这一切。” 这种对苏伊士危机爆发时英国人心态的分析虽然说不上惊人地细致入微，但却很真实。《愤怒的回顾》登陆电影院的同时还上映了大量表现同样情绪的影片，大部分改编自50年代后半期的小说或剧本：《顶楼的房间》（1959）、《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孤独的长跑者》（1962）、 href='7006/im'>《如此之爱》（1962）、《运动生涯》（1963）。50年代初的电影不是由那些仪容端庄、操一口标准伦敦音调的中产阶级演员来担纲扮演——如肯尼斯·莫勒、迪尔克·鲍贾德、约翰·格雷逊、瑞克斯·哈里逊、格奥弗雷·吉尼——就是由那些可爱的伦敦“派”的犹太演员来扮演（如西德尼·詹姆斯、阿尔菲·巴斯、西德尼·泰菲勒和彼得·赛勒斯）。后来的电影，所谓的“厨房——水槽剧”则一味地描述日常生活，造就了另一批新星，如汤姆·康特纳、阿尔伯特·芬妮、理查德·哈里斯、阿兰·白德斯。他们是一批典型的在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环境中成长的人，操一口与环境相称的口音和语言。他们所代表的英格兰充斥着分裂、痛苦、世俗、敌意和坚硬，幻想已破裂。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影片中，其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妇女都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影片中只有白人。 如果说帝国之梦想在苏伊士危机中遭遇了破灭的话，那么英国中产阶级那种岛民固有的自信心却早就遭到了围攻。1956年的灾难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1950年，就在伦敦“这块圣土上”，在板球运动的老家，英国国家板球队首次败于西印度群岛板球队，标志着英国的衰退；3年后，即1953年，在国家体育馆，英格兰足球队又输得一塌糊涂，颜面尽失，以出人意料的3∶6负于毫不起眼的匈牙利队。在这两项由英国人传遍世界的体育运动中，英国再也不是老大了。 这些非政治性运动的失败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和打击更为深远，因为这些年来英国社会一直在避开政治。苏伊士危机中持反对意见的英国工党，根本无法利用艾登的失败来扭转局势，因为选民们再不会通过政党政治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经历。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人对消费和享乐越来越感兴趣。他们的宗教信仰热情也开始衰退，从而对与之相关的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都兴味索然。哈罗德·麦克米伦，一位带有自由倾向的保守党政治家，一位以爱德华式的乡村绅士面目出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对外宣扬取消殖民主义，对内则激励和平与繁荣政策。年长些的选民们都对此结局满心欢喜，只是年轻人们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帝国从各殖民地的撤离加强了英国人对国家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之心。失去了帝国往日的荣耀，现在的英联邦国家成了为英国提供食物的巨大来源。多亏了英联邦的优惠策略（即英联邦各国家之间享有关税优惠），英联邦国家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构成了英国所有进口产值的1/3。但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比例在其总出口量中却逐年下降，而更多地转向了欧洲（1965年，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首次与英联邦之间的贸易持平）。苏伊士危机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都把它看作英国衰败的标记，它们重新调整了对外贸易的对象和政策，转向了美国、亚洲以及后来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而对英国来说，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却不大可能为英国提供一个全新的未来前景，更不可能帮助它赶上时代潮流。反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恰恰表明了英国的衰落和无助。因此，它的文化和教育都针对着欧洲大陆，倒并不是说它是出于本能。对许多英国政治家及其他人来说——而不仅对麦克米兰本人——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多多少少，他们国家的未来在海峡对岸。除了欧洲之外，大不列颠现在还能指望谁来帮助它恢复昔日的世界地位呢？ 一些理想主义者提出的“欧洲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遇了阻碍。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否决了建立欧洲军队的提议，从而阻碍了一切有关加强欧洲之间合作的会谈。地区之间制定了一些以比荷卢协约为模本的地方性条约，如1954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之间订立的“流动人口共同劳力市场”条约，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要议程。倡导欧洲合作者于1955年春宣布成立了欧洲原子能机构，但它和煤钢共同体一样，是由法国最先倡议的，它的成功也主要在于这一机构范围狭小且便于技术管理。因此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前景仍抱怀疑态度，倒也情有可原。 再一次重新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得主要归功于比、荷、卢等国家，它们曾从跨疆界的统一合作中获益匪浅，却并没有淡化本国的个性特征。这就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如著名的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至少在目前，要寻求政治或军事统一是不可行的。到了195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人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军事领域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很显然，重点应当放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上，在这一领域可以实现本国的利益和各国的合作而又不侵犯传统的民族感情。斯帕克和他的荷兰同伴一起，于1955年6月在麦西拿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商对策。 参加麦西拿会议的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还有一位英国（低级）“观察员”。斯帕克及其同伙们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关税联盟、贸易合作和其他跨国合作的提议，尽力避免伤及英、法两国的自尊。法国抱着警惕的热情，而英国则坚决地怀疑这一切。麦西拿会议后，斯帕克在一次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会议上继续谈起这项计划，旨在坚定地寻求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一个“共同的市场”。1955年11月，英国退出，表现出对他们一直心存怀疑的所谓欧洲共同体的警觉。 然而，法国却决定冒险一试。1956年3月斯帕克委员会再次强烈推荐成立“共同市场”时，法国表示赞成。英国观察家们还是犹疑不决。他们也深知不加入这一组织可能遭遇的风险，正如在斯帕克推荐之前英国政府委员会私下观测后所指示的：“一旦麦西拿会议的权力机构在脱离英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那就意味着德国获得了欧洲的霸权。”要不是担心这一点，而且亲英的斯帕克又在极力主张，并且国际英镑体制在几个月前的苏伊士危机中又显得过于疲软的话，英国政府可能还不会冒险和“欧洲人”站在一起共命运。1957年3月25日，根据在罗马签订的和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掌控原子能的欧洲原子能机构），并于1958年1月1日起生效。新成立的欧共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共有6个7年前原属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 完全有必要重申《罗马条约》的重要性。对多数人而言，它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意愿。它的签约国都列出了一份时刻表，计划着要减免关税和促进和谐发展，以达到最终调整货币并实现自由商品、货币和劳力兑换的目标。《罗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框架并为以后制定和加强这些规则而设计出一套程序。根据条约第177条，各国可以提交诉讼至欧洲仲裁法庭以获得终审权。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倒是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并不强大，反倒可以说十分微弱。1956年斯帕克在报告中强调：“欧洲这一世界制造业的巨头，曾经从其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量重要资源，如今正面临着外在地位衰弱、影响力衰减的局面，它在分裂中失去了进步的能力。”正是因为英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才拒绝加入欧共体。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部分战略目标是为了抵抗正在日益强大的美国势力，从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资金以便在未来几十年间进入华盛顿政策圈内，这一目标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新成立的欧共体得完全依靠美国的安全防护，离开了美国的保护，它的成员国根本没法投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不用说什么共同防务了。 然而，也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对这一新的提议感到满意。在法国，许多保守党代表（包括戴高乐主义者）投票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汇率制，而有些社会党人和激进的左派（包括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则反对成立因没有英国参加而显得令人不踏实的“欧洲小团体”。在德国，阿登纳自己的经济部长，热切主张自由贸易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对新商业主义者的“关税联盟”提出批评，认为它会损害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限制了贸易往来并损害了价格体系。在艾哈德看来，欧共体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宏大经济体”。一位学者曾敏锐地观察到，情况有可能变得完全两样：“要是艾哈德统治德国的话，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英德自由贸易组织，在农业上称霸世界，这样一种经济上排外的作用会最终迫使法国加盟进来。”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如实发生。而欧共体的最终成形也有它的逻辑可循。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和联邦德国进行贸易，欧洲经济复苏越来越依赖于联邦德国的市场和产品。此外，战后欧洲各国正忙于各自的经济事务：通过计划、法规和制订增长目标并抵消其他各种力量之间的势力抗衡。但出口的增长、从旧产业转向新产业中的资源转向、对农业和交通等行业发展的扶持等等，这一切都需要跨国合作。没有一个西欧国家的经济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这样一种为实现共同体利益而合作的大趋势是受到了各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驱动，而并不是舒曼煤钢共同体的目标之一，这一权力机构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制定过相关的经济政策。1939年以前，这种保护和增强地方利益的想法曾使欧洲国家各自为政，如今却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及障碍的排除，成了推动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比如，荷兰对欧共体可能对外征收的高额关税并不高兴，认为那会引起当地价格膨胀，和它的邻国比利时一样，它也因英国未加入这一组织而感到担忧。但它们也不敢冒险断绝与它们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德国人的心思则比较复杂。作为欧洲主要出口大国的德国，在和西欧的自由贸易中获利日增——主要是因为德国制造商失去了在东欧的重要市场，也没有以前的殖民地可供剥削利用。在艾哈德看来，为保护关税而限制了6个国家的欧洲关税联盟并不是德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和英国人一样，他和许多德国人期待着一种更广阔、更自由的欧洲贸易的到来。但为了遵守外交政策的原则，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差异有多么不同，阿登纳将不会和法国断交。另外，还有农业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农民大多产能低下，生产的食物还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结果导致了贫穷、移民和乡村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那个饥荒年代里，所有的计划都用来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农夫们尽量多生产。为了减少对以美元为主导的进口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的依赖，政策的重点放在了鼓励多产而非提高效率上。农民们不用担心会出现战前的价格紧缩：直到1951年，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政策保护和政府的价格支撑下，欧洲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可以说，40年代对农民来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到了50年代，虽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已流向了城市新兴行业，但农产品产量还是在不断增加：欧洲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高产。而且他们也从公众的永久福利中不断得利。 在法国，这一怪异的状况表现得尤为突出。1950年，法国还完全是一个食品进口大国。但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国的农产品出口就开始飙升。1949-1956年，法国的黄油产量上升了76%；1949到1957年奶酪出口上升了116%。同时期的大麦和玉米种植分别增长了348%和815%。法国现在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有剩余。跨度从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三个现代化计划，仍倾向于肉类、牛奶、奶酪、糖和小麦生产（在法国北部和巴黎盆地盛产主要粮食的地区，影响法国农业生产的辛迪加势力最强）。同时，法国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在法国公众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村选票——努力维持着支撑价格并寻求着食品的出口市场。 这在法国决心加入欧共体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利益兴趣主要在于它可以优先进入海外尤其是德国（或英国）的肉类、奶类和谷物产品市场。这和它的欧洲同伴所允诺的持续的价格支撑以及同意全部购买法国剩余农产品的许诺一起，成为说服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的重要原因。作为交换，法国对德国非农产品打开了国内市场。法国通过向欧共体成员国转嫁国内农产品而大大减轻了巴黎政府的负担，这一对农业的承诺长期以来已成了耗资巨大（并且快引起政策崩盘）的重负，法国早已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欧共体著名的共同农业政策诞生的背景，它最早提出是在1962年，经过了近10年的商谈才于1970年正式产生。由于欧洲固定价格的上涨，所有的欧洲粮食产品都因价格太高而在世界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由于都得受制于同样的价格机制，高效的荷兰奶业企业联合集团并不见得比小型、低产的德国农场好多少。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这一问题，欧共体花费了大量精力设计实践方案和制定规则。他们为所有的农产品制定了目标价格。欧共体的对外关税将使进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到这一水准——这完全是根据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最高价格和最低效生产者的水准而制定的。 因此，欧共体每年都得以低于“目标”价5%——7%的价格买空它所有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然后以低于欧洲价的价格贴补卖给共同市场外的国家，以清空多余的农产品。这种事实证明非常低效的交易流程实际上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政治交易。为了维持生计，德国的小农场往往需要大量的补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场经营成本并不很高，但却没有人敢叫他们限制生产，更不会要求他们为他们的产品定个市价。相反，每个国家都对农民有求必应，把产品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城市消费者和所有纳税人头上。 共同农业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前所未闻的。19世纪末欧洲的谷物关税和它非常相似，主要针对的是从北美进口的廉价粮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高峰时期，曾有过多次尝试通过购买剩余产品或出钱让农民少生产的方式来抬升农产品价格的做法。在1938年德国和法国之间再也无法完成的一项协约中，德国曾许诺将从法国进口农产品，而法国则对德国开放国内化学、机械工程类产品的市场。（战时在被占领后的巴黎曾举办过一次“欧洲的法国”展，强调了法国丰富的农产品，并认为法国加入希特勒的新欧洲后将进一步获益。） 现代农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保护。即使在美国，从1947年到1967年，它的对外关税降低了90%，却还是（并且仍在）小心地将农业排除在这些自由贸易之外。从一开始，农产品就被故意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当然，欧共体也不例外。但共同农业政策带来的后果却也明显有悖常理。随着欧洲生产者效率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高收入保障使他们得以投资最好的装备，使用最好的化肥），供远大于求，尤其是在那些受政策保护的商品领域：法国大农业主尤其偏好于谷物和牲畜，而对意大利南部生产的水果、橄榄和蔬菜却毫不关心。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粮食价格的下跌，欧共体的粮价显得高得离谱。共同粮食政策宣布后的几年里，欧洲的玉米和牛肉价格是世界价格的200%，而欧洲的黄油价格则高达400%。到1970年，共同粮食政策雇用了共同市场4/5的行政人员，农业占据了预算的70%，这对一些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说，真是一种怪异的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承受这样一种荒唐的政策，但是通过把重担整个地转嫁给共同体，并将它与共同市场的更广泛的目标联结在一起，每个国家都至少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只有那些城市贫民（和非欧共体农民）没有从共同农业政策中获利，但前者还是至少从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 这一时期，当然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加入欧共体。共同市场宣布成立一年后，英国仍在试图阻止出现一个超国家范围的欧洲集团，提议将欧共体扩展为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包括欧共体成员国、其他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在内。可想而知，戴高乐拒绝了这一提议。作为回应并在英国的带动下，一些国家于1959年11月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多是些繁荣、次要却热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如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葡萄牙、英国以及后来加入的爱尔兰、冰岛和芬兰。除葡萄牙外，它们的农业生产虽然规模很小却很高效，并且以世界市场为主。 由于上述原因，而且它们又和英国关系密切（尤其是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它们对欧共体而言意义不大。但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却成了（并仍然是）一个少数派的组织，成了对布鲁塞尔派缺陷的一大对抗而非一种真正的替代品。它只是制成品的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还是得自我定价。一些小的成员国，如奥地利、瑞士或瑞典，可以在此找到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市场并吸引大批游客，得以繁荣本国经济。其他如丹麦等国则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出售它们的肉类和奶制品。 但英国本身需要一个更大的工业出口市场，它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阿尔卑斯山区国家的市场还太小，满足不了它的胃口。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虽然还在希望能够影响欧共体的政策，但却认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最终正式决定于1961年7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时离伦敦鄙夷地拒绝参加麦西拿会谈已隔了6年。爱尔兰和丹麦在经济上和英国关系极为密切，也跟随英国申请加入了欧共体。是否会批准英国的申请加入还不确定，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仍然希望英国能够加入进来，但是他们对英国能否接受《罗马条约》的核心目标却有理由心存怀疑。但事情仍属悬而未决，众所周知，戴高乐曾于1963年1月公开反对英国的加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一些事情真相正在逐步被揭示出来，直至此时仍受轻视的欧洲社会拒绝英国的加盟，这令麦克米伦非常绝望，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白费了。我们的内外政策都毁了。” 英国别无他法，只好再试一次。他们于1967年5月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6个月后却再次遭到了心存报复、态度冷静的法国总统的投票否决。最后，在1970年，戴高乐退休并过世后，英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终于顺利加入了欧共体（部分原因是随着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不断下跌，英国不再坚持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各国保证和非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第三方贸易优先权）。但是到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最终加入欧共体的时候，欧共体早已定型，它们再也无法像英国的领导人以前一厢情愿地想对它施加影响力了。 欧共体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宰，波恩掌管着财政大权，而巴黎主持政策。联邦德国希望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后的几十年里阿登纳及其后继者们却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毫无怨言，忠于法国这位盟友，这让英国大感意外。法国的农场则通过贴补和转型实现了“欧洲化”，而不用花丧失主权的代价。后者一直是法国外交战略的首要考虑点，早在1955年麦西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安托万·比南就明确宣布了法国的目标：跨国行政管理机构固然不错，但应当听命于各国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在欧共体的最初10年里，戴高乐可以对其他成员国吹胡子瞪眼睛。根据最初的《罗马条约》，所有的主要决策（除吸纳新成员外）都应当在成员国内部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多数投票赞成的方式才可决定。但是，通过1956年6月撤离政府间的会谈，并迫使其他领导人同意根据法国的要求调整农业资金，法国总统一直束缚着欧共体的运行。经过长达6个月的僵持后，其他国家开始屈服；1966年1月，他们很不情愿地一致同意，今后部长级会议将不再通过多数投票的方式施压。这是第一次违背了原来的《罗马条约》，也是法国赤裸裸权力欲望的一次重要表现。 但欧共体早期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令人瞩目。1968年，欧共体就取消了内部关税，提前实现了原定计划。同期内6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了3倍。农业劳动力降低了约4%，而在20世纪60年代，每个劳动者的农产品产量却年递增8.1%。到第一个10年快结束时，虽然还处在戴高乐的阴影之下，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却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排队申请加入。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那代价很高的自我服务式关税联盟、由集权当局和一位非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官直接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的做法，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好处。实际上，这种按法国的命令形成的保护性条约和间接性补贴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组织体系的精神和体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共体的管理制度完全是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传统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最终，法国人对早期欧共体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新“欧洲”，它被指责为在次大陆使各个民族国家再次产生了一切最坏的特征：似乎为西欧复兴而付出的代价总是太高，有可能引起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危险。尽管增长势头喜人，但欧共体的世界实在太小。在某些方面，它在人数和地域上甚至比法国或荷兰以前在海外的殖民地还要小得多。但这在当时对大多数西欧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他们还没什么选择余地。但一旦时机来临的话，它将导致产生一种狭隘的“欧洲”观，这对它的未来发展很不利。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去世，预示着在他那批神经紧张的继承者中间将引发一场权力之争。起初，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首先表现出一副唯一继承人的架势。正因如此，他的同事们密谋准备于同年7月将他暗杀，中间经过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期执政2个月后，在斯大林内部圈子里名气并不大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被确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多少带有点儿讽刺意味：贝利亚虽然患有精神错乱，但他一直是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主张实行当时还不具备正式名称的“非斯大林化”。从斯大林去世到他自己被捕的这段短时期内，他还一直在谴责所谓的“医生的阴谋”，并且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一些犯人，甚至还在那些卫星国推行改革，这令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很是迷惑。 虽然新的领导层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却越来越以赫鲁晓夫为主，他们除了继续走贝利亚鼓吹的路线外，别无选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年里，苏联一直陷于压迫和贫穷交迫的境地，到处都是抗议和要求变革的呼声。1953年和1954年，在西伯利亚的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和坎格尔的劳改营里发生了暴乱，克里姆林宫出动了大量的坦克、飞机和人数众多的军队，才平息了这些动乱。但一旦恢复“秩序”后，赫鲁晓夫又恢复贝利亚的策略。在1953-1956年间，从古拉格劳改营释放了约500万名犯人。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1953年的柏林动乱中（参见第六章），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5月、6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掉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第二年出台的赫鲁晓夫的策略分四个方面。第一，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他需要稳定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第二，莫斯科开始构建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桥梁，最早是和南斯拉夫，在经过长达7年的对峙局面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元帅访问南斯拉夫（离签署《奥地利立国公约》仅隔了一个月），以便重修苏——南旧好。第三，莫斯科开始鼓励其卫星国的共产党改革，允许谨慎批判老派斯大林捍卫者们所犯下的“错误”，重新安置一些当时的受害者，结束一系列的公审、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迈向了有控制的改革的第四步（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最后一步）：划清同斯大林的界线。这一步是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走出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那现在为人熟知的“秘密报告”，严厉批判总书记所犯下的罪行、错误和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这次报告带有神话般的基调，但却不可夸大它的划时代意义。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一位列宁主义者，并且至少和他的共产党领袖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阴险狡猾的目标，承认并细述斯大林的行为，但是把一切责任又都推到斯大林本人身上。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就是通过将一切指责和责任推卸到已死的“约大叔”身上，同时确保共产主义事业继续下去。 2月25日发表的报告在篇幅和言辞上都完全按传统的样式进行。它是对一批党内精英所做的发言，而且发言本身仅限于描述斯大林在“背离”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所犯的错误。独裁者被指责为“忽视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独断专行。因而他的下级同事（自1930年初以来，赫鲁晓夫也归入了此列）可以被免除罪责，不用为他的罪行及更严重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为了维护并加强列宁、列宁式的政府体制和斯大林的后继者的纯洁地位，赫鲁晓夫经过精心思考，冒着一定的风险，罗列了斯大林个人失误的细节（从而使听众中那些唯唯诺诺的老干部们感到震惊和感情上的伤害）。 这次秘密报告达到了它的目标，至少在苏共内部是如此。它和斯大林时代坚决划清了界线，承认了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灾难，并且继续表明这一切都和现任的共产党领导无关。于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他相对自由地腾出手来改革苏联经济，并可以放宽对恐怖机构的控制。老一代斯大林主义者被边缘化了——在6月铁托回访莫斯科的前夕，莫洛托夫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赫鲁晓夫的同代人以及那些年轻些的共产党员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这些人和参与斯大林罪行的赫鲁晓夫一样，都是有罪的，因此，他们根本无权来否定斯大林的主张和败坏他的名誉。这场控制严格的“非斯大林化”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处。 然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无法保密，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虽然在苏联，这份秘密报告直到1988年官方才准许公开发表，但事发后几天之内，西方情报机构就风闻了这份报告。西方各国共产党也得知了这一报告，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动机还并不知情。结果，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贬损斯大林的传闻天下皆知，令人激动不已。对共产党人而言，贬损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做法令人迷惑而且担忧，但也是一种解脱。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共产党人今后将不再需要寻找借口或否认他们批评斯大林的大胆指责了。西方各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同情斯大林的人开始退党和转向，但也有一些人仍然坚守着他们的信念。 赫鲁晓夫公开抛弃斯大林主义的言行在东欧激起了强烈反响。分析苏联领导人最近和铁托的重修旧好、4月18日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诋毁之言，人们觉得莫斯科今后似乎将寻求一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放弃了作为控制手段之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现在，至少让人觉得，苏联将首次开诚布公地发言了。正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在1956年4月布拉格的一次作家大会上所解释的：“一次又一次，在这种大会上我们被告知，作家要讲真话。这就是说这些年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讲真话……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梦魇终于被祓除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历史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过去的恐怖记忆犹新，而且莫斯科那边又有传言说将发起新的政治行动。非斯大林化在邻国波兰则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响。6月间，波兰军队奉命开赴西部的波兹南市，镇压了一场因工资和劳动指标的争议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这和3年前柏林的那场动乱很相似）。然而，这在整个秋季反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个国家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并没有被彻底苏联化，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战后的大清洗中幸存了下来，受到的破坏并不严重。 1956年10月，由于害怕对公众情绪失去控制，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撤销苏联元帅康斯坦蒂·罗科索夫斯基的波兰国防部长一职，并将其逐出政治局。同时选举符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以取代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性变化：哥穆尔卡几年前还被关禁在狱，几乎难逃公审的厄运。在波兰公众眼里，他代表了一种波兰共产主义的“民族性”，他的当选被普遍理解成是共产党为了维持民族性而采取的一种对莫斯科更高权力的暗中对抗。 那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对此事件的看法。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另外3名高官于10月19日突然飞抵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任，禁止驱逐罗科索夫斯基，并想重新控制波兰。为确保对方明白他们的意图，赫鲁晓夫同时命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但在机场柏油碎石路上，在与哥穆尔卡的激烈争辩中，赫鲁晓夫得出了结论，认为与其强加于人并引起激烈冲突，还不如接受波兰共产党的新状况，从而使苏联在波兰的利益得到最大实现。而哥穆尔卡则向苏联人保证，他能够恢复控制局势，无意放弃权力，但不会使波兰退出《华沙条约》，也不会要求苏联从波兰撤军。 考虑到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的悬殊实力，波兰新的领导人却成功转移了一场国家灾难，实在令人惊奇。但赫鲁晓夫却认清了他的对话者，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后，他对苏联政治局解释说，苏联驻华沙大使波诺马连科“完全错误估计了哥穆尔卡”。共产党控制波兰的代价只是一些人事变动，放松了波兰公众的生活，但哥穆尔卡是一位坚定的党员，他不愿意把权力拱手放到街头或落到共产党的政敌手里。同时，他也是一位务实的人：如果他没法平息波兰动乱的话，那么就只能让位给苏联红军了。哥穆尔卡认识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消除苏联的地域影响力和政治垄断。 “波兰的十月”最终得以化险为夷，纯属偶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华沙差点儿再次被苏联占领。然而，匈牙利的情况却不一样，这在最初表现得并不明显。早在1953年7月，匈牙利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就被一位一心改革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所取代（他是由莫斯科提名的）。纳吉和哥穆尔卡一样，早年曾遭受过清洗并被关入狱，因此对他的国家刚刚经历过的恐怖时期和暴政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作为党的领导人，他的首次行动就是在贝利亚的支持下，推行自由化政策：关闭拘留营和劳改营，允许农民自愿离开集体农庄。从总体上更多地鼓励农业生产，而放弃不切实际的工业目标。1953年6月28日的匈牙利共产党秘密决议很有特色地表述说：“错误的经济政策揭示出一种自我吹嘘之象，充满了风险。只要强制发展重工业，就总是预见到有一部分资源和原材料无法得到。” 在莫斯科看来，纳吉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接班人。1949年9月，他曾批判过马迪亚斯·拉科西的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并且他也是匈牙利政治局成员中仅有的两名反对处死拉兹罗·拉吉克的人之一。这件事以及他对农村集体化的批判，导致他被逐出党的领导层，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纳吉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态度”，未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选择他是符合逻辑的。在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经济都曾遭受斯大林蹂躏过的国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拉科西统治下，从1948年到1953年间，约有480名公众人物被处死，这还不包括拉吉克和其他共 4ea7." >产党牺牲者在内；同一时期，（在总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竟有15万人被关进了监狱。 纳吉一直执政到1955年春。那时候，拉科西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一批中坚分子正在暗中给这位同事制造麻烦，趁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北约组织扩张的威胁、邻国奥地利将要变成独立的中立国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莫斯科，说纳吉不值得信赖，他无法坚决控制局面。苏共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了纳吉的“右倾背离”，他被赶下了台（后来又被开除出党），而拉科西和他的朋友们则得以重掌布达佩斯的大权。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8个月前，这种从改革中倒退的做法，预示了在诋毁斯大林名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是多么缺少计划，扰乱了共产党的平稳执政。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下了台的“纳吉集团”在匈牙利共产党中形成了一股非正式的反对派，即“改革”派，这在战后共产主义中还属首次。与此同时，又轮到了拉科西来吸引莫斯科的嫌恶目光了。众所周知，赫鲁晓夫正在急切地想重续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拉科西在先前反铁托的那阵疯狂运动中曾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匈牙利的公审中，尤其是对拉吉克的审判中，特别指控了拉吉克等人的“铁托主义”，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在这场运动中，匈牙利共产党被指派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而且党的领导层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积极而热切。 因而，这时的拉科西就陷入了尴尬境地，成了苏联计划中不合时宜的障碍物。1956年6月，随着苏联——南斯拉夫高层领导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似乎继续在布达佩斯保留这样一位与过去不光彩的日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而又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况且他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顽固正在激起匈牙利民众的公开抗议。尽管拉科西费尽心机，在1956年3月撰稿，在匈牙利报纸上起劲地批判贝利亚在匈牙利警察中的追随者尉加伯·佩特，紧跟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论调，并庆贺得以“揭露”这种迫害无辜者的罪行，但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56年7月17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最后一次把拉科西赶下了台。 苏联提拔了厄尔诺·格罗顶替拉科西的位置，这位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毋庸置疑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次苏联选错了人，格罗既无能力领导变革，又无法镇压变革。10月6日，对贝尔格莱德来说尤其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布达佩斯当局允许公众重新安葬拉兹罗·拉吉克及其在公审中牺牲的同伴。拉吉克公审中的幸存者贝拉·萨兹在墓前演讲道： 被以捏造的罪名处决的拉兹罗·拉吉克在一处不知名的墓地里躺了七年。然而他的死对匈牙利人民和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警示。从他棺木旁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仅仅是在向死者表示敬意，他们是在热切希望并决心埋葬掉一整个时代。过去那种无法无天、独裁专政、道德腐朽的不光彩的年代，应当被永远埋葬掉；匈牙利实践者们在执政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和个人崇拜，充满了危险，更应当被永远禁止。 拉吉克的命运在激起人们同情心的同时，又夹杂着某种讽刺意味，这个人自己也曾将许多无辜的（非共产党）受害者送上了绞架。但不管是否带有嘲讽意味，重葬拉吉克却引发了匈牙利的火星。 1956年10月16日，匈牙利外省城市塞格德的大学生们组织了“匈牙利学生团”，它独立于官方的共产党学生组织。一周之内，学生组织遍及全国，到10月22日，以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学生系统阐述的“十六点”声明为高潮。学生们要求实行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改革、获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言论权，取消各种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对生活的禁令和规定。但是，他们还要求伊姆雷·纳吉当总理、审判拉科西及其同伙的罪行，以及要求苏联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土。这就预兆着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第二天，10月23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议会广场上示威，坚持他们的要求。政府一开始是禁止，后来又允许了这次示威。当天下午，示威还在继续，格罗通过当晚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开始发表讲话，指责这次集会及其组织者。一小时后，愤怒的示威者打碎了矗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雕像，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攻击人群，匈牙利中央委员会连夜召开会议。第二天早上8点13分，宣布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 如果党的领导层指望通过纳吉的回归来平息这场事端的话，那他们是盘算错了。纳吉本人也急于恢复秩序：他上台后1小时内就宣布了宵禁法。在和苏斯洛夫与米高扬的谈话中（米高扬当天就从莫斯科直飞而来），纳吉和匈牙利的其他新的领导人却坚持认为有必要和示威者对话。在10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雅努什·卡达尔向苏联人汇报时解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分辨出谁是忠诚的大众，他们因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而疏远了党；谁是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纳吉政府希望孤立的人。?９9ｌib. 卡达尔的明确表态可能说服了苏联领导人，但这不是匈牙利的真实情况。一时之间，全国各地自发地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工人团体和革命者“全国委员会”。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反击和私刑泛滥。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层不顾一些党员的劝告，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场动乱是一次民主革命，而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从而失去了拉拢对方的机会。10月28日，在首次示威爆发仅一个星期后，纳吉才在广播中建议停止武装冲突，承认最近的抗议活动是合法的、具有革命性的，许诺废除令人鄙视的秘密警察，并宣布苏军即将从布达佩斯撤离。 苏联领导人虽心存疑虑，但还是认可了匈牙利领导层的新路线。苏斯洛夫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的当天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把这次让步看作党为了控制群众运动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估计。两天后，即10月30日，在共产党的布达佩斯总部遭袭并造成24名楼层保卫者遇难后，伊姆雷·纳吉再次发表广播讲话。这一次，他宣称他的政府从此以后是建立在“1945年新成立的各党之间民主合作”基础上的。换句话说，纳吉正在成立一个多党政府。纳吉不是与反对派对立，而是将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在民众运动的基础上。他的演讲结束语说，要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匈牙利，他甚至明确地省略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这可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公开要求莫斯科从布达佩斯直至匈牙利全国各地“开始撤走苏军”。 纳吉的赌博得到了共产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他深信可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能摆脱苏联的干涉所造成的难以启齿的威胁。但是他放弃了主动权。民众起义委员会、政治党派和新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到处充满了反抗苏联的情绪，还不时提到1848-1849年沙皇俄国对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最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正在对纳吉失去信心。10月31日下午，纳吉宣布他正在商谈匈牙利决定退出《华沙条约》之时，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被注定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早就想好了，就像先前的波兰一样，一旦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失控的话，他们就会插手此事。只是一开始他们还并不想做此打算。直到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仍宣称，关于苏军撤离匈牙利一事，他们愿意和匈牙利领导层“进行适当的谈判”。然而，即使他们已做出了这一让步，还是得到报告说（罗马尼亚的）蒂米索拉的学生示威活动以及“含有敌对情绪的”保加利亚知识界都同情匈牙利动乱。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似乎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的传染效应的开始，因此他们决定采取新的措施。 于是在赫鲁晓夫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原来定于第二天进行撤军谈判的议程。因为“帝国主义者”可能将这次撤军看作苏联软弱的证据之一。因此相反，苏联现在正“不得不首先恢复匈牙利的秩序”。苏联驻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部队被立即调派前往匈牙利边境。得知这一行动后，匈牙利总理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并通告他，为表示对苏联军队新动作的抗议，匈牙利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当晚，11月1日19点50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匈牙利从此以后将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并请求联合国承认其新地位。这一宣言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广泛赞同；曾在动乱之初就举行大罢工的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马上积极回应，号召工人复工。纳吉此举最终赢得了大多数曾对他产生过怀疑的匈牙利人的支持。 就在纳吉发表历史性讲话的那天晚上，雅努什·卡达尔却秘密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赫鲁晓夫说服了他，说苏联将支持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新政府。不管怎样，苏联红军将进入匈牙利维持秩序，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匈牙利人才能有幸与之合作。赫鲁晓夫坚持说苏联现在意识到7月份让格罗重新上台是犯了个大错，这就打消了卡达尔心中残存的会背叛纳吉和匈牙利人民的顾虑。一旦控制了布达佩斯的局势，他们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赫鲁晓夫动身前往布加勒斯特会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领导人，共商干涉匈牙利事宜（一个低一级的代表团曾在前一天会见过波兰领导人）。这时，纳吉还在继续抗议苏联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11月2日，他请求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出面调停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并寻求西方社会承认匈牙利的中立地位。 第二天，即11月3日，纳吉政府与苏军领导就撤军问题开始（或者说自认为是开始了）谈判。但当晚匈牙利谈判团一回到苏军驻匈牙利特克尔总部，就立刻遭到了逮捕。没过多久，在11月4日凌晨4点，苏联坦克进攻布达佩斯，一小时后，苏联占领了匈牙利东部地区，并广播宣称已经推翻了纳吉政府并成立了新政府。纳吉立刻做出回应，亲自发表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号召匈牙利人民一起抗击入侵者。然后他和他的亲密同事们就逃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他们在那里被允许避难。 军事战绩不言而喻：尽管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苏联军队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占领了布达佩斯，而后于11月7日，雅努什·卡达尔宣誓就职。由于卡达尔并不想直接攻击一些工人委员会，这使得它们得以多存在了一个月，一些零星的罢工运动一直延续到1957年：根据1956年11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匈牙利的煤矿产量下降了10%。但一个月后，新政府就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执政。1月5日，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并开始了严厉的镇压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2 700名匈牙利人在斗争中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最后一批人被处死刑是在1961年）。总计约有2.2万匈牙利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许多人被判长达5年以上的徒刑）。另有1.3万人被关进了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或处在严密监视下，直到1963年3月才宣布全国大赦。 估计约有20万人——占总人口的2%以上——在苏联占领后逃离了匈牙利，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许多人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精英，他们来自布达佩斯和城市化的匈牙利西部。他们定居在美国（约有8万匈牙利难民）、奥地利、英国、西德、瑞士、法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纳吉和他的同伴们命运未卜。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过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1月22日被骗离开了那里，立即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逮捕，并被送进了罗马尼亚的监狱。 卡达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置他以前的朋友和同志。为了避免引起国际舆论的抗议，针对那些参加巷战的年轻工人、士兵的报复行动尽量都在暗中进行；尽管如此，国际上还是要求对那些杰出人物如作家约瑟夫·加利和古拉·奥伯索夫斯基等从宽处理。纳吉本人的命运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1957年4月，卡达尔和他的同事决定把纳吉及其“同谋犯”一起引渡回匈牙利接受审判，但这一程序一直被他们自己耽搁到了1958年6月，甚至到了那时候一切都还处在严格保密中。1958年6月15日，这些被告都被指控犯有挑动反革命的罪行，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和阿帕德·冈茨（后来共产党下台之后当上了匈牙利总统）被判终身监禁。还有两位——约瑟夫·齐拉吉和格沙·罗松齐在审判前就在狱中被杀了。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米克洛斯·吉姆斯于1958年6月16日凌晨被处死。 匈牙利暴乱，这场在苏联帝国一个小小边远地方发生的短暂而毫无希望的动乱，对国际事务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首先，它从客观上给西方外交家们上了一课。直到那时，美国官方虽然知道无法使东欧卫星国摆脱苏联的控制，但是还在不断地鼓励它们的“反抗精神”。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第174号文件（1953年12月）所言“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适当时机下解放那些卫星国家”，美国采取了一些秘密活动和外交支持。但后来根据1956年的动乱而于7月份起草的一份机密文件却强调：“美国不打算依靠战争来消灭苏联在其卫星国的统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政策”）。 其实，自从1953年的柏林动乱被镇压后，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苏联在它的“地盘”上是不可动摇的。“不干涉”成了西方对东欧的唯一战略。但是匈牙利的造反者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真诚地希望能得到西方的支持，受到了美国毫不妥协的公开论调的鼓励，“欧洲自由之声”移民广播节目也鼓励匈牙利人拿起武器，并许诺他们会立刻得到外援。一旦这种支持并不兑现，失败的造反者们自然就幻想破灭，感到痛苦。 即使西方各国政府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当时的情状也并非好时机。就在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代表正在塞夫勒同以色列人举行密谈。此时法国已经陷入了北非困境之中：10月27日，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在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法国代表的一份高度机密备忘录中解释说：“在关于匈牙利问题上起草的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中，必须注意不要包含任何会影响到我国在阿尔及利亚行动的措施……我们尤其反对组织调查委员会。”4天后，为答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要求伦敦直接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侵略匈牙利一事，英国外交部长塞尔文·洛伊德写给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也如出一辙：“我本人认为传递这一信息的时机尚未成熟。” 10月28日，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现在在埃及这件事情上焦头烂额了。”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3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问心无愧。 于是，苏联领导人看准并且抓住了时机。在共产党眼里，真正的威胁并不是纳吉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是放宽审查制。即使匈牙利宣布中立，这在莫斯科看来也只不过是具有“挑衅性”，还不足以就此推翻纳吉的统治。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的是匈牙利共产党居然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党的领导作用”（这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十分小心、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这种背离苏联实践的做法，会小事变大，导致民族分裂，使各地共产党遭到失败。这也是其他各卫星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立即听从赫鲁晓夫的决策，主张推翻纳吉的原因所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2日的会议上，表示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这种感情毫无疑问发自肺腑，十分真实。 连铁托也最终承认，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的垮台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瓦解，树立了一种危险的榜样。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一开始曾把匈牙利的变化看作非斯大林化的进一步证明。但到了10月底，布达佩斯事态的进程改变了他的想法：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有相似情况，在他的国家里，在伏伊伏丁那地区住着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多，而且一旦受到传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使铁托感到很不安。11月2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不辞辛劳地飞抵铁托在亚得里亚海上的疗养地，简要地告知了他将出兵的情况，铁托表现出了忧虑，但表示理解。他最关心的是匈牙利即将组成的傀儡政府中有没有拉科西和其他未经改造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很高兴地让他放宽了心。 然而，仅仅两天后，铁托就为纳吉及其15名政府成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避难场所，这让赫鲁晓夫明显感到不快。南斯拉夫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在匈牙利危机爆发的高潮时期所做的，并且假设了苏联人对制造烈士不感兴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表示了不满，接下来在卡达尔本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却绑架了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等人，这样一来，铁托落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公开场合，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继续表示赞同卡达尔的新政府；但私底下他却毫不掩饰他对整个事态发展的不满。 苏联任意干涉共产党兄弟国家内政的一贯做法，并没有拉近苏联对南斯拉夫的领导关系。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再次恶化，南斯拉夫政府主动提出要和西方国家、和亚洲的不结盟国家修好。铁托对苏联入侵匈牙利一事一直抱着复杂的态度。和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对恢复了共产党的秩序表示释然，但认为，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而且引人非议。 其他地方的反应总体来说要明朗得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一泄露开来，就标志着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与更新还可能继续存在，通过牺牲斯大林本人来保护人们对列宁的革命纯洁性的幻想，赫鲁晓夫为他的党员们及跟随他们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种可以执着坚守的神话。但布达佩斯发生的绝望的巷战却驱散了人们对这种苏联“改革”新模式的一切幻想。苏联再次毫不含糊地揭示出它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坦克炮筒而不是其他东西上的。剩下的就是诡辩了。西方各国共产党开始大伤元气。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间约有40万党员退党。在匈牙利危机最高峰时期，陶里亚蒂曾向苏联领导人解释说：“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趋势令我们党内的思想净化工作变得十分困难，而且要想得到领导层的共识也变得很难。” 意大利的情况和法国、英国等地方的情况一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党员们纷纷退党。他们和左翼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样，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改革前景所吸引，并对匈牙利革命本身感兴趣——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学生运动，等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是在苏联集团的共产党的执政下，也可以接受新的方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正是这些协会组织的崛起（而非纳吉恢复各政党的地位）意味着开始真正兴起了以民主反对独裁，以自由反对暴政，并且有可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自由的相互并存。用当时在巴黎从事秘密工作的西班牙年轻共产党员豪尔赫·塞布伦后来的话说：“秘密报告让我们松了口气；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从理性沉睡中清醒过来的机会。”匈牙利被占领后，这种希望就破灭了。 一些西方观察者们还试图为苏联的干涉寻找正当的理由，或者至少想为它做解释，接受了共产党的官方声明，说纳吉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或者说他被清扫出局了。特别是萨特坚持认为匈牙利动乱明显具有“极右性质”。但不管布达佩斯或其他地方的起义者有何动机——这在当时众说纷纭，难以辨明——引起国外观察者们更深印象的并不是匈牙利的动乱，而是苏联的镇压。40年来，西方左翼一直看着苏联，原谅甚至敬重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把它看作为获得革命的自信心和历史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莫斯科正是他们政治幻想的一面悦人的镜子。1956年11月，这面镜子破碎了。 在1957年9月8日，匈牙利作家伊斯特凡·毕波在备忘录中写道：“在摧灭匈牙利革命中，苏联给那些为共产主义增添力量的‘同路人’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知识界运动等等）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打击。”他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旦失去了奇特的吸引力，布达佩斯事件所揭示出的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平庸之才，使苏联共产主义在许多西方同情者和敬佩者眼中失去了魅力。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臭气”，前共产党人如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主张把“鼻子转向别处”。1956年后，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在阴暗的工厂和荒废的集体农庄里，已经找不到历史的秘密了，它们躲在了其他更怪异的领域里。一批未经改造过的列宁主义辩护者们还在死守着过去，人数却在逐渐消退；从柏林到巴黎，一代新生的西方进步势力正在从欧洲之外那个还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所正在追求的抱负和发生的动乱中寻求慰藉和榜样。 在东欧，人们的幻想也破灭了。10月31日，一位驻布达佩斯的英国外交官报告第一轮战斗高峰时说道：“匈牙利人民居然能忍受并击退那种残暴的猛烈进攻，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宽恕。”其实，不是只有匈牙利人的心中牢记着苏联的坦克。罗马尼亚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表示支持他们的匈牙利邻居；民主德国的知识分子因谴责苏联的行为而遭到逮捕和审判；在苏联，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让迄今忠诚的年轻共产党人如列昂尼德·普列希切看清了真相。在布达佩斯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如罗马尼亚的保尔·戈马和民主德国的沃尔夫冈·哈里希。 当然，在东欧，情况有所不同，声名扫地的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们没法把目光转向遥远地区，那里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再也不能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信念。虽然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却还必须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经历了1956年的事件后，东欧人久已累积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在非斯大林化的时候曾重新燃起过的信心，都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的救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发、还有对重新恢复公审受害者名誉的迟疑，这些都暗示着共产党内部也有可能播下了复兴和解放的种子，匈牙利事件后，“玩世不恭地顺从”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好处。正因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现在平静了，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常态，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适时地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首先是在匈牙利。在匈牙利，紧随着对1956年的起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惩罚性的报复后，卡达尔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后政治化的”共产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共产党专政的政府，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享有一种虽然受到了严格控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真实的生产和消费自由。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信仰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信仰他们的领导人了，但却没有人表示对党有丝毫的反对。他们的沉默被看作一种默认。 由此带来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保证了匈牙利的稳定；而对匈牙利的记忆至少在后来的10年间又确保了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稳定。但这一切都是付出代价后才换来的。对大多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激进、向前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也曾是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部分原因所在。而现在，它只是成了必须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这并不是说它将维持不了多久，1956年以后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苏联统治制度将不久于世。事实上，在1956年事件以前，人们对苏联的统治都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1956年11月以后，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本国一样，开始逐步走向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停滞不前、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 在许多方面，苏联人也将为此而付出代价。1956年的事件标志着列宁及其继承人曾经如此成功地培育出的革命神话的失败和破灭。正如鲍里斯·叶利钦许多年后在1992年11月的匈牙利议会上演讲时所说的：“1956年的悲剧……是苏联统治者永远无法抹灭的一块污点。”然而，比起苏联人施加给那些受害者的苦难，这又算得了什么。33年后，即在1989年6月16日，在庆贺布达佩斯获得自由的纪念会上，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参加了另一场隆重的重葬仪式：这次是为了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事们。在纳吉墓地上，有一位年轻的发言者维克多·奥尔班——未来的国家总理——对集会的群众说道：“这是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直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笔债带来的负担，从而走出我们被迫陷入的小亚细亚死胡同。老实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6年已经剥夺了今天年轻人的未来。” 第3章 繁华年代 实话实说，我们的大多数民众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好日子。 ——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年7月20日 整个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力不断上升、加上通货膨胀，加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高压的广告和营销手段，加上大众传媒，加上文化的民主和创造大众的思想，而我的名字就是“容易受广告左右的大众”。 ——J·B·普利斯特莱 看看这些人！原始人！ 他们从哪里来？ 卢卡尼亚。 它在什么地方？ 一直下到底！ ——《罗科和他的兄弟们》，卢齐诺·维斯康蒂导演，1960年 我们要去那儿，阳光灿烂， 我们要去那儿，海水湛蓝。 在电影中，我们早已见识， 现在亲自看看，是否属实。 ——克立夫·理查德《夏日假期》，1959年 生活在美国人的时代，真是糟透了——当然，除非你是美国人。 ——吉米·波特在《愤怒的回顾》中，1956年 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出版了一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里法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报告，书名起得不错：《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西欧，自希特勒战败以后的30年里，确实算得上“辉煌”。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在经历了长达40年之久的战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西欧大陆的经济早已失去了原先的雄厚基础，但仅仅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它就开始仿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方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就摇摇晃晃地从废墟上站起来，蹒跚地进入了欧洲的繁荣时代，令人大吃一惊，并且多少有些令人诧异。 战后西欧的经济发展史被认为是完全背离了先前几十年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派所强调的保护主义和紧缩政策均遭到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自由贸易。政府不但没有缩减开支与预算，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支出。几乎到处都在进行对基础设施和机械制造方面的长期投资，公私兼有；一些老工厂和旧设备或者更新，或者替换，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国际贸易大幅度上升；那些有了工作的年轻一代不仅有需要而且也有能力来消费各种各样的产品。 战后的经济“繁荣”在时间的到来上，各地略有不同：最早是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稍后是法国和意大利；而且各国在税收、公共支出和投资重点上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修筑或改善公路、铁路、房屋、工厂。有些国家还故意抑制居民消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岁月里都经历过（委婉地说来是）贫困时期。当然，这些国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们的起点：越是富有的国家，其改变的速度越慢、程度越小。 此外，欧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也都在稳步增长。GDP和GN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与福利的一种新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的人均国民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为6.5%，意大利为5.3%，法国为3.5%。与过去几十年的表现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率令人赞叹：1913-1950年间，德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0.4%，意大利是0.6%，法国0.7%。即使是在1870年以后威廉二世帝国统治的几十年繁荣时期里，德国经济也只是保持在平均1.8%的年增长率。 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但西欧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同寻常地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总之，从1950年到1973年，德国的实际人均GDP翻了3倍多。法国人均GDP上升了1.5倍。意大利经济虽然底子更弱，但却发展得更快。那些历史上的穷国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从1950年到1973年，奥地利人均GDP从3 731美元上升到了11 308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比价换算）；西班牙的人均GDP则从2 379美元上升到8 739美元。从1950到1970年间，荷兰经济以每年3.5%的幅度增长，与过去40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其增速是原来的7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得归功于持续增长的海外贸易，它的增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总出口量。仅仅通过排除国际贸易障碍这一招，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战后西欧各国政府走出了以前几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联邦德国就是主要受益者，仅仅10年时间，它在世界出口制造品中占有的份额从1950年的7.3%上升到了19.3%，使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它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地位。 1950年后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6倍。就连法国这样一个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中一直维持10%左右份额的国家，也从全球不断激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这些年来都获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条件明显有利于它们这一边，因为从那些非西方世界进口的原材料和食物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在和“第三世界”长达30年的不公平贸易特权中，这些西方国家简直就是获得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 然而，西欧经济的繁荣最主要体现在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欧洲统一体。早在《罗马条约》之前，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那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往来就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1958年联邦德国出口量（按价值估算）的29%都是销往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有30%销往欧洲其他国家。在签订《罗马条约》之前，比利时的出口中早已有44%销往欧共体成员国。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后才正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它们也早就融入了这一贸易网络：1971年，即在奥地利正式加入欧共体20年之前，它就从欧共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中进口了约占它本国进口总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并没有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正在实际形成中的体制。 战后欧洲经济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950年到198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力比过去80年间提高了3倍：每小时生产的GDP增速甚至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考虑到就业人数的增加，这说明生产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劳动关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竞争的结果：过去30年来的政治动乱、大规模失业、投资不足以及人们身体上遭受的伤害等等，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自1945年以来处在一种历史的低起点。即使没有当代人那种对现代化的兴趣，也缺少技术上的革新，西欧的经济发展也还是会有进步。 但是在生产力稳步提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深层的、永久性的工作性质的转变。194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和东欧还主要都是乡村，并且不管怎么说还处于落后状态。1950年，南斯拉 592b." >夫和罗马尼亚的成人就业者中4/5是农民。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和波兰，每2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从事农业生产；意大利是每5个人中有2个务农。奥地利每3个就业者中有1个人在农场劳作，法国则是近3/10的就业者在从事这种或那种农业生产。即使在联邦德国，就业者中也有2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5%，还有相对比例小一些的比利时（13%），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地推动它们进入了后农业社会。 在接下来的30年里，大量的欧洲人抛弃了土地，开始进入城镇工作，使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77年，意大利的农业生产人数仅占16%；在东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农业生产人数从1951年的52%猛跌到1971年的20%。奥地利全国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则降到了12%，法国是9.7%，西德是6.8%。即使在西班牙，到了1977年，其农业生产人数也只占20%。在比利时（3.3%）和英国（2.7%），在统计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的话）农民所占的已经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生产和乳制品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尤其是在像丹麦和荷兰这样的国家里，黄油、奶酪和肉制品现在藏书网成了出口盈利产品，成了国内经济的主要支柱。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意大利，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27.5%降到了1960年的1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包括政府部门的雇员）获利最多，许多原先的农民及其子女享受到了这一优势。在某些地方，如意大利、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有法国，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直接从农业国跃变成了以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实质上跨过了工业阶段。而英国、比利时为了实现工业化，几乎耗费了百年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阿尔卑斯山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占据了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职于通讯、交通、银行、公共管理等行业。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也紧跟其后。 相反，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欧国家，原先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现在转入了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低的工矿业和制造业。在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50年代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严重下滑。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比利时、法国、西德和英国煤、铁矿产量的逐步减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产量却正在逐步增加。共产党重点强调原材料开采和初级产品加工的策略最初确实促进了总产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短期内，共产党在经济上侧重工业生产的要求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而不仅仅是对许多西方观察家而言），然而，这却对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 仅仅农业生产下降这一项就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乡村到城镇、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伴随着英国再次步入百年前的崛起。实际情况是，英国并没有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来转向从事低收入的制造或服务行业，因此，也就不可能通过一下子从所谓的落后状态向高效率迅速转型而获利，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英国的表现要相对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甚或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出于同样原因，这几十年来，荷兰也远比它的邻居、工业化的比利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这主要得益于“一次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尚未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很难估量政府和计划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们根本就显得多余。比如，意大利北部的“新兴”经济大多得益于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以以前那些季节性农业人员为主要的家庭雇工——管理费用低，投资也不大，几乎无需纳税。到1971年止，该国劳动力的80%受雇于人数不到100人，甚至远远不足100人的企业。除了对财政、区划、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不闻不问外，意大利中央政府对维持这些企业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也并不明显。 但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在规划那些由个人力量或私人投资无法完成的大型项目方面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长期以来，欧洲的非政府资本基金一直少之又少，而在50年代末以前，来自美国的私人投资也还未开始取代原先的马歇尔计划或军事援助。在意大利，由世界银行大笔贷款的南部重建项目，一开始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生产——开垦土地、建设道路，铺设下水道、构建高架路，等等。后来，这项投资转而支持开建新工厂。它以贷款、资助和优惠税收的方式吸引那些愿意到南部去投资的私人企业。这一方式有效地将60%的国有资产转为向地方的投资，直接促进了南部地区的新投资建设。1957年后的几十年里，在半岛的南部1/3地方，建立了12个经济“发展区”和30个经济“发展中心”。 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国家项目一样，南部重建项目也毫无成效，而且发生了很多腐败现象。这项计划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落入了沿海地区手中；它所引进的新兴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因而并未能提供什么就业机会。该地区在农业改革初期形成的许多小型、“独立”农场还是在依赖国家扶植，使得意大利的南部成了一块享受半永久福利待遇的地区。但不管怎么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部地区的人均消费却翻了一番，当地的收入以年均4%的比例在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电气化的进程也正在完成之中——这里可是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属于欧洲最孤立、最落后的地区。以北部工业起飞的速度来看，令人震惊的并不是重建计划未能在罗马以南地区创造出经济奇迹，而是这一地区居然也能跟上发展的脚步——这是由于南部的工人们努力所致。仅此看来，罗马政府还是有些值得称赞之处。 在其他地区，政府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却不容忽视。在法国，国家仅限于人们所说的“指示性计划”，利用权力杠杆来调配资源到指定的地区、指定的行业甚至是指定的产品中去，并且有意识地补偿那些战前几十年里由于马尔萨斯式的投资不足而造成的落后状态。在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货币法规和限制国际资本流动阻碍了外来的竞争力量，这使得政府官员完全有能力对国内投资实施相当有效的控制。由于通过短期海外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自由权受到了限制，法国和其他地区的那些银行家和私人借贷者只好转而投资国内。 在联邦德国，人们脑海中还存留着两次大战之间的那种冲突和不稳定之感（政治上和金钱上都有），比起法国和意大利同行而言，波恩政府在对经济行为的规划和指导方面显得不那么积极，但却更加紧密地关注于避免引起或尽量平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劳资双方。他们尤其鼓励并支持通过协商和制定“社会合约”来降低工人罢工或工资通胀的风险。因而，私人企业（以及它们协作的或拥有的银行）更倾向于为未来做投资规划，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对员工工资的长期限定。在联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那些相对顺从的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通过就业保障、低通货膨胀，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从高累进税率中征得的资金来支撑的综合性全面公共福利服务而得到了补偿。 在英国，政府更直接地干预经济。1945-1951年间工党政府从事的国有化项目完全由后继的保守党政府来接替掌控。但两党都坚决不制订长期的经济计划，也不过分干预劳资关系。它以“需求——管理”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通过操纵利率和尽量缩小税收面，来鼓励存款或消费。这些都还只是短期策略。这些年来，英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防止重新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可怕的失业率。 那时的整个西欧，政府、雇主、工人同心协力地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政府支出居高，税收累进，工资增长受到限制。众所周知，这些在战争中和战后形成的目标早就赢得了广泛的共识，以符合计划经济的需要并形成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因此，它们是政府政策和集体意愿的产物。然而，为创造这一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具备的便利条件，却远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掌控的范围。欧洲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了欧洲经济奇迹出现及其后来所引起的社会、文化动乱的导火索。 过去，欧洲曾有过多次人口剧增的经历，最近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中期。但这些都未导致人口的持续增长，一来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无法供养太多的人口，二来是因为战争和疾病，还有就是那些新增人口中，尤其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纷纷移居海外。到了20世纪，原本以为随着前几十年欧洲出生率上升而有可能增加的人口，却因战争和移民等因素而一直维持在低于原先估计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整一代男性成年人的大批死亡，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内战纷扰、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西欧部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低点。在英国，每1 000个人中的新生儿比例仅为15.3，比利时是15.4，奥地利12.8。1939年法国每1 000人中新生儿比例为14.6，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9年、1929年，以及后来从1935年到1944年间的每一年，人口死亡率都远远高于出生率。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全国人口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欧洲的地中海其他地区到维也纳以东，人口出生率要高一些，有时甚至高达西欧的两倍。然而，不断上升的婴儿死亡率及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口高死亡率，使得那里的人口总数并不显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造成的人口灾难中，战后出现的婴儿潮才显得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从1950到1970年，英国人口上升了13%，意大利上升了17%。这些年来，联邦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也上升了28%，瑞典上升了29%，荷兰更是高达35%。其中，有些国家当地人口的增长是因为大量移民所导致的（如大量原殖民地居民回归荷兰，民主德国的人民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难民拥向联邦德国）。但对法国而言，外来的影响力并不大，从战后1946年的首次人口统计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人口增长几乎达到30%，成了该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欧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到处都是儿童和青年，这一景象在当时的街头比比皆是。经过40年的空档之后，欧洲再次焕发出了青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生育高峰出现在1947到1949年：1949年法国出生的新生儿人数达到86.9万，而在1939年仅有61.2万。到了1960年，荷兰、爱尔兰、芬兰人口中30%的人数年龄不到15岁。1967年，法国1/3的人口年龄不足20岁。战后不仅出生了上百万的婴儿，而且他们的存活率之高也是史无前例的。 多亏了不断改善的营养摄入、不断提高的居住条件和医疗水平，这几十年来，西欧出生后不足1岁的新生儿死亡率急剧下跌。在比利时，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53.4%下降到了1970年的21.1%，而且这一变化主要出现在1950-1960年的10年间。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从63.8%降到了29.6%，法国从52.0%降到了18.2%。老年人也越来越长寿，至少在西欧，同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也稳步下降。东欧的婴儿存活率也有所上升，与以前的高死亡率相比好了许多：在南斯拉夫，新生儿死亡率从1950年的11.86%降到了1970年的5.52%。在苏联本土，该比例从1950年的8.1%降到了1970年的2.5%，但它内部各共和国之间有差异。但是比起西方国家来，共产党国家的生育率却下跌得很快，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因死亡率（尤其是男性）的不断上升而变得更为糟糕。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生育率的复苏，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解释归结于乐观主义精神加免费牛奶的供应。在1913年到1945年长时间人口低谷时期，为弥补长期以来男性短缺的问题，各国政府曾通过鼓吹爱国主义、制定家庭“法规”和其他立法，提供住房、就业、社保等补偿途径来极力鼓励生育，但却不起作用。而现在，即使是在战后经济增长能够转化为就业保障和消费型经济之前，由于社会的和平、安宁以及政府的政策鼓励，足以使整个社会很快就实现了1940年之前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宣传所无法达到的目标。 那些解甲归田的士兵们、重回故土的战俘和政治流放犯们，在供给和分配制度偏向有孩子的夫妻、给每一个孩子发放现金补贴这一政策鼓励下，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结婚成家。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初，西欧各国政府能够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还不只是希望和社会安全：他们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整个30年代，西欧的平均失业率为7.5%（英国是11.5%）。到了50年代，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失业率都低于3%。到60年代中期，欧洲的平均失业率只有1.5%。自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全面就业状态，在许多部门还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 但除了组织劳动力的优势以外，（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工会不是本身弱小就是不愿意行使它们的权力。这也是两次大战期间留下的后遗症：那些战斗性的政治工会再也没能从大萧条的冲击和法西斯压迫的阴影下完全恢复。在充当全国性的谈判方而重新获得尊重之时，工会代表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往往选择同雇主合作，而不是利用劳动力短缺之机来获得直接利益。1955年，当法国首份生产协议因汽车工人代表与国有化的汽车制造商雷诺发生冲突而搁浅时，就显示出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于工人对工资收入的要求，而是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第3个带薪休假周。 西欧过去的蓝领工会现在之所以不再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持续性力量，即男性技术工人正在逐渐减少。煤矿、钢铁、纺织和其他19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行业的用工需求正在萎缩，虽然这一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日益明显。第三产业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中大多数职位需要的是女性雇员。有些行业，例如纺织生产和家政服务业，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女性的天下。但是，战后所有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少得可怜。女性劳动力不再只从事女仆或纺织女工的工作。相反，越来越多的年长女性（通常是已婚妇女）开始在商店、写字楼和其他一些低收入行业尤其是护士、教师行业就业。到了1961年，英国就业劳动力中有1/3是女性，而且就业女性中有2/3从事神职或秘书工作。甚至在意大利这样一个年长妇女按传统不会正式就业的国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就业劳动力中妇女也占了27%。 在繁华的欧洲西北部地区，因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加强，导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拥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那些男人们（还有为数较少的妇女、儿童）放弃了乡村生活而迁往城市、迁往本国更发达的地区。在西班牙，1950年之后的20年间，100多万居民从安达卢西亚迁往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到了1970年，有160万出生在安达卢西亚的西班牙人居住在外地，其中仅巴塞罗那一地就有71.2万安达卢西亚人居住。在葡萄牙，大量居民离开了贫穷的阿连特如地区，前往里斯本。在意大利，从1955年到1971年，估计有900万人从本国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这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并不仅仅局限在地中海地区。1950年到1961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百万青年涌向联邦德国，也许是为了寻求政治自由，但是前往西方也是为了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就此看来，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之间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和1945年后的10年里由中部和北部乡村迁往城市的25万名瑞典人也差别不大。这种迁移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收入，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为了逃离艰苦、孤独和无聊的乡村生活，摆脱农村传统旧习的束缚。这种迁移给那些留在当地的人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可耕的土地增多了，他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了。 第二种移民方式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当然，欧洲人移民并不是件新鲜事。然而，从1870年到1926年，就有1 500万意大利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和阿根廷。同一时期，另有几百万名希腊人、波兰人、犹太人和其他人也开始了移民，甚至还有上一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小批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矿工、农民不断拥入法国；而20世纪3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难民为了躲避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逃往西方。但欧洲内部的移民，尤其是为寻找工作而移民他国的，却一直是个例外。 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跨越边界的劳工输出活动。根据1946年6月的一份合约，成千上万的意大利青年工人被集体护送到瓦洛尼亚的矿区工作，以报答比利时对意大利的供煤支持。然而，到了50年代，欧洲西北部地区的经济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婴儿潮”一代还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已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当德国经济步入加速发展后，波恩政府被迫从国外市场寻找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1956年，阿登纳总理来到了罗马，同意为愿意前往德国工作的意大利劳工免费提供交通费，并向意大利官方寻求合作，借道阿尔卑斯山向德国输送意大利南部的失业工人。接下来的10年里，波恩当局不仅和意大利，而且还和希腊、西班牙（1960）、土耳其（1961）、摩洛哥（1963）、葡萄牙（1964）、突尼斯（1964）、南斯拉夫（1968）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鼓励外国（“客籍”）工人在德国就业，双方都懂得，严格说来这只是暂时性的：他们最终将回到原籍。就像在瑞典工作的芬兰季节性工人和在英国就业的爱尔兰人一样，这些绝大多数年龄还不足25岁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或山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什么技术经验（虽然有些人为了找工作而经过“技术扫盲”）。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所得收入，对支持他们所离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离开甚至缓解了当地的就业竞争和住房压力。1973年，这些劳务输出者的汇款额占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在希腊、葡萄牙和南斯拉夫出口收入中都占到了50%。 这些移动人口对于人口统计的影响也十分重大。虽然在官方看来这些移民只是“临时性的”，但他们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即使重回故里，他们也要等到许多年后退了休才会回去。1945年到1970年，有700万意大利人离开了家乡。1950年到1970年，约有1/4的希腊劳动力前往国外寻找工作；在移民潮达到最高峰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每年有11.7万希腊人背井离乡。据估算，从1961年到1974年，有150万葡萄牙工人在国外就业，这是葡萄牙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大迁移，让葡萄牙本国只剩下了310万的劳动力。对一个总人口数在1950年只有833万的国家来说，这些数据太富有戏剧性了。那些想在巴黎和其他地区谋得家政服务工作的年轻女性移民，则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尤其显著的影响，还好来自葡萄牙殖民地佛得角群岛及非洲的移民略微缓冲了这些乡村地区年轻劳力的不足。在葡萄牙北部乡村地区的大城市沙布加尔，移民使得当地人口从1950年的43 513人在30年后的1980年下降到了19 174人。 而那些“输入”人口的国家在经济上都受益匪浅。到1964年，外国工人（主要是意大利人）占到了瑞士劳动力的1/4，该国的旅游业主要依赖廉价的季节性工人：雇用起来方便又可以随时解雇。在联邦德国，1973年高峰时期有280万外国务工者，主要从事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他们占到了全国劳动力的1/8。在法国，当年登记在册的外国工人有230万，占到了总就业人数的11%。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女性，其中又以葡萄牙籍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她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充当厨师、清洁工、宾馆接待员和婴儿保姆。 这些男男女女中绝大部分人都未获得永久居住权，而且他们也不能享受工会和雇主为当地雇工所签订的协议中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及退休金。因此，对雇用他们的雇主及接纳他们的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认可，也构不成长期的成本支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身在德国的“客籍工人们”依然处在入境时的地位和工资水平。他们尽力维持生计，而把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乡：不管他们所挣得的马克或法郎是多么少，但比起他们在老家农村可能挣得的钱却要远远超出很多倍。他们的处境很像弗朗科·布鲁萨提在1973年的影片《面包和巧克力》中那位孤身一人在卢塞恩当餐馆侍者，而且略显滑稽的意大利人。 到了1973年，仅西德就有将近500万名意大利人、53.5万名南斯拉夫人和60.5万名土耳其人。德国人和瑞士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外国人。大多数欧洲人都不习惯生活在这么多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当中。他们还算比较理智地容忍了这一切，只是偶尔会对这些外国劳工所在的社区抱有一定的偏见并偶有针对外国工人群体的暴力冲突发生，好在这些外来人口都住得离当地人比较远，往往居住在大城市周边环境恶劣的郊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他们并没有构成任何经济上的威胁；而且至少这些来自葡萄牙、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基督徒们在身体上和文化上都属于“可同化的”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们肤色不黑，也不是穆斯林；还有一点，那就是大家都清楚，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去。 然而，上述体谅之情并不适用于引进的第三种劳动力，即那些来自欧洲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地移民。起初这种类型的移民人数并不多。那些从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前帝国辖区内重回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许多人都是白人专业人士或退休了的农民。即使到1969年，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有60万人，少于居住在当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即使在英国，政府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鼓励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入境，从事火车、公共汽车行业和市政服务，移民人数也并不惊人。根据1951年的人口调查，英国居民中只有1.5万人来自西印度群岛（大部分是巴巴多斯人），其中4 000人居住在伦敦。到了1959年，每年移居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大约在1.6万人左右。来自英联邦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更少，1959年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仅有3 000人。在后来几年里，移民人数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极不情愿地接纳了受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驱逐出境的东非亚裔居民，但到1976年为止，英国人口中“非白人”人数也仅有185万，只占总人口的3%，而且其中40%的人都是在英国当地出生的。 当然，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这些人是棕色、黑色人种——而且作为英联邦公民，他们在帝国宗主国内享有假定的永久居住权，并最终享有公民权。早在1958年，伦敦西部爆发的种族动乱就提醒英国政府，它早期允许“过多”移民入境的做法给历来的白人社会埋下了危险。因此，虽然对那些身无一技的移民来说，经济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但就总体来说却无足轻重，因而英国政府首先对非欧洲移民采取了许多控制手段。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首次采用了“工作签证”法，并严格控制非白人移民入境英国。接下来1968年的法律更是对上述这些情况严加限制，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英国人者方可获得英国公民权；1971年的法律更是公开针对非白人移民，严格限制那些早已移民英国者的亲属入境。 出台这些法律的动机纯粹是为了争取在今后20年内结束非欧洲移民进入英国的历史。因此，在英国人口中非白人比例的上升只能主要来自英国国内非洲人、加勒比海人和南亚人口的高出生率。另一方面，通过严格限制黑人和亚洲人移民英国，反而可以相应地..为那些早已获得移民资格入境英国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1965年的《种族关系法》废除了在公共场合的歧视令，引入对工作歧视方面的弥补方案，并开始处罚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11年后接着出台的法律终于彻底废除了所有种族歧视，并成立了一个“种族平等委员会”。在某些方面，那些非欧洲的英国新移民（以及后来法国的新移民），比起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找到工作的欧洲二等公民要来得更为幸运。英国女房东们再也没法贴出“严禁黑人、爱尔兰人和狗入内”的牌子了；但瑞士公园里却还留着一些“严禁狗和意大利人入内”的告示，一直延续了好些年。 在欧洲北部，那些外来务工者及外国居民一直被故意维持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荷兰政府鼓励那些西班牙、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后来又包括土耳其、摩洛哥和苏里南）工人从事纺织业、采矿业和造船业的工作。而一旦这些旧企业关门倒闭的话，失去工作的正是这些工人，但却通常没有任何的保险或社会保障机制来保障他们及其家人不受失业影响。1965年联邦德国颁布的《外国人法》中包含了1938年纳粹首次公布的“对外国人员警令”。外国工人都被描述为临时居住人员，是由于当局的怜悯才留下的。然而，到了1974年，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不再需要很多移民工人，他们就变成了永久性居民。就在那一年，联邦德国出生的儿童中有17.3%来自这些“外国人”家庭。 这些移民造成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总的来说，这些迁居人口的总数高达4 000万人，他们或者在国内迁居，或者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海外来到欧洲。如果缺少了这种脆弱而又大多无组织发起的廉价却又大量的移民，欧洲的繁荣也许就不会出现。战后欧洲各国和私营企业老板们因往往无须支付全额的社会成本，而从这些顺从的廉价劳动力身上稳稳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经济繁荣开始消退，需要解雇多余劳动力的时刻来临之时，最先遭殃的就是那些移民和流动劳动力。 和其他人一样，这些新来的工人们不仅制造产品，他们还购买产品。这可是件新事物。根据史料记载，欧洲大部分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曾拥有四种东西：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以物易物或交换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几乎总是从认可的制造者那里必须用现金购买来的少量物品。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城镇，但欧洲的许多乡村却还保留着传统的经济模式，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最大的开支预算往往是衣服和食物，这两样和住房一起占据了一个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大多数人都不会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购物或“消费”，他们仅仅维持着基本生活。直到20世纪中叶，对绝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可支配性收入”只是一种用词自相矛盾的说法。到1950年，西欧的普通家庭一半的现金支出都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用以购买食物、饮料和烟草。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这一支出比例明显更高。一旦把衣服和房租都算在内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剩余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非必需品了。 对下一代人来说，一切都变了。在1953年以后的20年里，西德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实质性工资收入增长了近3倍。意大利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更高。这些年里，英国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也将近翻了一番。1965年，在英国的居民消费中，衣物和食品仅占31%；到了1980年，北欧和西欧的全部衣食消费平均只占总消费的不到1/4。 人们手上有了余钱而且也乐意消费。1950年，西德的零售业仅售出了90万双女用尼龙长丝袜（这在战后几年里曾被看作“奢侈品”的象征）。4年后，即1953年，年销售量达到5 800万双。对更传统些的商品而言，这场消费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产品的包装方式与销售规模。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急剧增强，开始出现了超级市场。荷兰在1961年曾以拥有7家超级市场而自豪，10年后却拥有了520家大型超市。同样的10年里，邻国比利时的超级市场数从19家上升到456家，法国从49家上升到1 833家。 大型超市得以存在的理由是，购物者（大多数为家庭主妇）可以更便利地在一次购物时，在同一个地方购买到想买的或者说是被诱惑而忍不住想买的所有商品，他们会消费得更多。但同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们回家后，得有东西来装置她们的食物，于是冰箱就应运而生，而且需求量不断上升。1957年，大多数西欧家庭还没有冰箱（各国家庭拥有的比例不同，联邦德国是12%，意大利只有2%）。这倒并不是因为技术上还未跟上，而是供电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挪威的部分乡村及意大利南部及高地外，西欧已经全部实现了供电服务）：家庭主妇们外出一次就足够有钱购买那些易坏的食品，并且可以把它们带回家，但却还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冰箱这样的大额开销。 因此，到了1974年，比起其他相关变化而言，在许多地方拥有冰箱反倒成了件不值得谈论的事情：在比利时和英国，82%的家庭拥有冰箱；法国是88%；荷兰和联邦德国是93%。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94%的家庭都拥有冰箱，占有率排名欧洲第一。事实上，意大利成了欧洲最大的冰箱及其他“白色家电”生产商。1951年，意大利的工厂仅生产了1.85万台冰箱；20年后，它的产量一年内就达到了524.7万台，几乎和美国一样多，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还多。 和家用冰箱一样，洗衣机在这些年里也开始面世。洗衣机的发明也是为了减轻那些新近变得富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并刺激她们扩大购物范围。然而，比起冰箱而言，洗衣机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才赢得了青睐：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半以上的家庭还没有普及自来水供应；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的用电管制，使得同一家庭无法同时满足两大件电器的用电需求。甚至到了1972年，当时大多数西欧家庭都装备了室内马桶，安装了全部的管道设施，但却只有2/3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其每10年的拥有量在稳步上升但却很缓慢。对那些真正最需要它的穷困大家庭来说，许多年来，他们还是买不起洗衣机。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洗衣机就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洗碗机一样，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向往装备的商品。 洗衣机和冰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就像玩具、衣服一样，它们都是比以往更大规模地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投资上升和持续高涨的需求，产品价格逐步下降：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往往有些落后的国家，在1948-1955年婴儿潮时代的初期，玩具的产量也增长了3.5倍。但这种新近就业的几百万人的消费者圈子，其最重要性的影响不在于家庭内部，而是在于外部世界。使欧洲繁荣的最大举措就是家庭用车带来的革命。 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汽车还是件奢侈品，在许多地方很少见到。即使大城市，它也是近来才出现的新东西。许多人都不会为了游玩而长途跋涉，他们一般都乘坐火车、电车、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去上班或上学。20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除出租车外）只有8.9万辆私车，每31.4万人才拥有一辆私车。1951年，法国平均12个家庭拥有一辆私车。只有在英国，拥有私家车才是大规模现象：1950年共有225.8万辆私车。但在地理分布上却极为不均：伦敦登记有1/4的私车总量，而英国许多乡村地区和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一样，并没有汽车。即便如此，许多伦敦市民也没有汽车，成千上万的市场商贩、街头小贩和其他人还得依靠马车来工作。 接下来的20年里，汽车拥有量开始剧增。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的汽车增长，因战争和战后的短缺而中止了，但从1950年到1980年，它的汽车拥有量却每隔10年增长一倍。英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1950年的225万辆上升到1964年的800万辆，到60年代末更是上升到了1 150万辆。在战争爆发初期，意大利私人拥有的汽车量是27万辆，到1950年达到了34.2万辆（比大伦敦区一个地方所拥有的量还少），1960年上升到了200万辆，1965年是550万辆，1970年超过了1 000万辆，1975年约有1 500万辆，平均每7个居民就拥有2辆车。在法国，50年代，汽车拥有量从不足200万辆上升到了近600万辆，到60年代，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50年代末，出现了停车计时收费器，最早是在英国，后来在60年代传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 欧洲人之所以购买私家车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倒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更多的余钱，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之后，那种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恰逢有那么多的汽车可供购买。早在1939年前，欧洲的一些汽车制造商（德国的保时捷、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英国的名爵）就预见到经济大萧条后会出现私人汽车购买力上升的现象，开始考虑设计一种新型的家用车，该车在功能上和20年前亨利·福特的T型轿车相似：性能可靠，大批生产，价格适宜。战争的爆发推延了这些新款车型的上市，但到了50年代初，他们开始用前所未有的数量大批安装新型生产线。 西欧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种当地产的占主导地位的车型，但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惊人地相似。大众甲壳虫，雷诺4CV型，菲亚特500型和600型，奥斯汀A30型，迷你名爵都属于小型、双门型家庭用车：价廉、省油且维修简便。它们的外部框架轻薄质差，引擎小而动力不足（设计上以尽量少耗油为主），配置上又把附件装置等降到了最低限度。大众、雷诺和菲亚特都是后置引擎、后置发动型汽车，这样可以使驾驶座前面的空间用来放置少量行李和电池、备用轮胎、曲柄把手以及工具等物品。 引擎前置的名爵，和它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福特大众型车一样（该车产权归美国拥有，但却是由英国伦敦附近的达根翰地区的福特工厂生产制造，在英国国内市场销售），在设计上要显得档次略高一些，而且后来又衍生出了四门式车型，在款式上更加符合这些年来英国越发繁荣的时代。法国的雪铁龙尤以其2CV型汽车最为显眼（最初市场定位在那些想用来取代牛车的农民身上），它有4扇门，车顶和座位都可以移动，引擎动力相当于一辆中型摩托车。除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外，20世纪50年代的小型汽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尽量使西欧每个家庭都能够买得起、买得到汽车。 随着战后欧洲交通运输革命的发展，几年以后，汽车的市场供应再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了（这一情况在东欧一直延续到1989年）。因此，一时之间出现了自行车、摩托车、翻斗摩托车充斥市场的现象。翻斗摩托车其实是那些买不起汽车或暂时无法买到汽车的家庭用来替代汽车的代用品。小型摩托车也开始出场了。在法国，特别是在意大利，1949年11月13日在罗马还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小型摩托车拉力赛，引起了后来销售市场的火爆，因为这种车既便捷又价格公道，象征着城里人的自由与活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尤其是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几乎出现在了当时每一部意大利拍摄的或有关意大利场景的影片中。 60年代初期，汽车在西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从铁路到公路、从公共到私人的交通运行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铁路网曾在长度和使用量上达到高峰期，而现在却因亏损而缩减了运营，拆除了长达几千英里的铁轨。英国铁路1946年的营运量是9.1亿人次，接近历史最高点，但之后却开始逐年滑坡。在西欧其他国家，铁路运输状况要好很多，在那些铁路网络密集、人口众多而面积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铁路运营量还确实在增长，但增速却远远落后于公路运营量。 有史以来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的人数也开始下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开车去上班。1948年到1962年间，在英国人口拥挤的首都，由于通勤者改开汽车而使得乘坐伦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以及地铁的总人次数从每年39.55亿下降到了24.85亿。人们不顾欧洲的道路设施有多么明显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除德国以外，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各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改造升级国家公路网的重要举措。许多个人，尤其是家庭，都在越来越多地开车自由出行，去那些新建的位于城市边缘的超级大型市场购物，尤其是去周末短途游，或在一年一度的节假日里外出游玩。 外出游玩对欧洲人来说并不新鲜，尽管此前，这种娱乐方式最早仅限于贵族阶层，后来又只限于那些家境较好的，在文化层面上更有抱负的中产阶级享有。但是，和所有其他经济产业一样，“旅游业”9９ｌｉb?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大萧条时期也遭受了挫折。1913年瑞士旅游业发达时期曾提供过2 190万人次的食宿服务，但直到50年代中期，它才又恢复到这样的业绩。然而，当这一切到来之时，20世纪50年代的旅游业的兴旺又有所不同了。它提供并鼓励私人驾车出游，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带薪休假：到1960年，大部分欧洲大陆的雇员都可以依法享有两周的带薪休假（挪威、瑞典、丹麦、法国为三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外出度假。 休闲旅行正在变成大众旅游。长途客运公司开始繁荣了起来，它们把工人、农民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大型海边度假扩展到了国内游、国际游这一商业服务范围。一些新兴的航空业企业家，如英国的弗雷迪·雷克就购买了一批战争剩余的达科他涡轮螺旋桨式飞机，为那些新开辟的暑期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胜地旅游提供包机服务。战前就深受那些经济上并不十分富裕的度假者和户外活动爱好者喜爱的野营，在50年代末也变成了一项主要的旅游产业，催生了一大批海滨、田园宿营地，兴起了大量出售野营装备的商场，大量的导游指南手册和服装专卖店。原来那些位于欧洲北部和西部海滨、乡村的古老的度假胜地，现在又开始兴旺起来了。一些新发现（或重新被发现）的景点，通过那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和广泛流传的神秘描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过去只是那些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贵族绅士们冬天用来隐居的静谧的法国里利维拉地区，在一部新生代的影片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诱人形象，在阳光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乐趣：1956年，在罗热·瓦蒂姆导演的影片《上帝创造女人》中，他为新星碧姬·芭铎“创造”了一座新的展示场：圣·特洛佩。 虽然对来自英国或德国的旅游者来说，按当时的汇率把英镑或德国马克兑换成低价的法郎或里拉的话，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的海滨、山区费用并不昂贵，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前往圣·特洛佩或瑞士度假。相比而言，在自己本国内的海滨度假，费用要便宜得多了，因而特别受到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的追捧。曾在1936年于斯凯涅斯创建了自己的首家游乐场的加拿大人比利·布特林，到了20世纪50年代继续在工业发达的英格兰海边很策略地建立了许多可以容纳一大家子人共同度假的假日营地，打出了“既便宜又开心”的招牌，挣得了一大笔财富，被一位批评家在回忆中嘲笑地贬为“一夜食宿型的沃尔玛”。但布特林的度假营在当时却深受大众欢迎，成了后来法国梅德俱乐部的鼻祖，这种集体娱乐的方式深受后来更具大都市特色的一代人的青睐，甚至还吸引了一批“上流人士”（或按布特林的叫法是“有身份者”）。 在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新开了一些更具探险性的度假地，游客可以根据新兴的全包式的旅游公司团体预订，选择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供应膳宿的或条件适中的海边宾馆。这些地方都是驱车可以到达的。几百万家庭，人人身着夏日休闲装（这种衣服本身也是一种新产品，是一种炫耀财富的新象征），挤进他们的菲亚特、雷诺、大众和名爵车中，沿着早期为旅游设计的、明显运输能力不足的狭窄道路，前往遥远的海边。他们往往挤在同一天上路，因为官方规定的假期大都集中在8月份的几周之内。 结果就无法预料地造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可怕的交通堵塞，而且一年比一年拥挤的状况愈演愈烈。他们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沿主干道而行：西南向的A303公路从伦敦通向康沃尔郡；6号、7号国道从巴黎通往地中海海滨；9号国道从巴黎通向西班牙边境（法国前往西班牙的游客从1955年的几千人上升到了1962年的300万，两年后又增加到了700万人——法国法郎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一直流通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戴高乐重新估定法郎价值之后）。德国游客沿着中世纪商路往南，拥向奥地利的提洛尔，然后再穿越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许多人会继续向前，进入南斯拉夫这个和西班牙一样在这些年里才对外开放旅游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外国游客到1973年就达到了170万。10年后，这个欧洲唯一一个对外旅游开放的共产党国家一年的外来游客量达到近万人次（这得归功于亚得里亚湾长长的海岸线价廉景美）。 其实人们早就明白，大规模的旅游业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但却明显可以帮助实现利益的再分配。因为大批富裕的北方游客拥入迄今还处在贫困之中的地中海地区后，就为当地的建筑工人、厨师、侍者、旅馆打扫房间的女工、出租车司机、妓女、门童、机场地勤等等人员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第一次得以在本国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季节性工作，不用再为此而漂泊异国。他们再不用移居到经济发达的北部国家，就可以在自己国内从事这样的经济服务了。 国外游也许并不能开阔眼界：某个外国景点越是受大众欢迎，其引人之处就越快地受他人仿效——除了气候之外，其他各种实质性的东西都可以仿效一致。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旅游业的大规模发展，依靠的是使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游客们尽可能地感受到舒适，在一大群乡村人的包围下，他们觉得新奇、陌生而又出乎意外。但是，这种一年一度仅为出门远行，并借助新型交通工具如私家车和班机的旅游，为那些至今仍处在闭塞环境中的几百万男男女女（尤其是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 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欧洲人来说，他们获得信息、观点和娱乐的主要来源还是无线电广播。人们从广播中收听新闻，要是一个国家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话，那也多是基于人们的听闻而不是通过亲眼目睹或阅读所得。在这一时期，欧洲每个国家的广播电台都由政府管制（在法国，国家广播网在半夜就会结束广播）。广播电台、中转台和波段都需要许可证才能经营，并且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而少量的、通常安装在船上或岛上转播国外广播的电台，往往被俗称为“海盗”广播。 战前就广泛拥有的收音机到了1960年更是普及：1960年苏联每5人就拥有一台收音机，法国、奥地利和瑞士是每4人一台，斯堪的纳维亚和东德是每3人一台。事实上，几乎家家都有收音机。大多数家用收音机还是那种体积庞大、笨拙难看的无线电设备，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式样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改进。通常是一家一台，安装在起居室或厨房间的显要位置，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必听无疑。甚至连汽车收音机在这方面也变化不大：一家人在一起旅行，一起听收音机，往往由父母来决定收听什么样的电台节目。那时候的无线电广播是一种很自然地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媒体，在内容和社会形式上都鼓励并维持着传统标准。 晶体管改变了这一切。1958年，晶体管收音机还很少见，比如，在整个法国也只有26万台。但3年后，即1961年，法国人拥有了225万台晶体管收音机。到了1968年，法国9/10的人都拥有了收音机，其中2/3是便携式收音机。十几岁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和父母们坐在一起收听那些按成人口味播放的新闻或戏剧了，这些节目往往都是在晚餐后“家庭节目时间”播出。他们现在可以收听自己的节目，例如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向伙伴致敬”、英国BBC的“流行采编”等节目。收音机的个人化促生了特定目标的节目制作；当国家广播系统落后于这一改编的步伐时，那些“外围的”电台一下子抓住了这一机遇，例如卢森堡广播电台、蒙特卡洛广播电台、安道尔广播电台通过跨越国界并在商业广告的经济支持下，开始合法广播节目。 靠干电池供电的晶体管收音机既轻巧又便于携带，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正在变得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因而经常出现在旅游者光顾的沙滩或公园里。但收音机还只是一种听觉媒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视觉需求。对年长些的人来说，收音机还是一种提供信息、启智和娱乐的首要渠道。在共产党国家里，无论收音机数量多么不足，但它同样是接触“自由欧洲之声”、“美国之音”，尤其是“BBC全球广播”播出的未经审查的新闻和观点的唯一途径。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主要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流行音乐，而其余一切节目他们都从电视中来收看。 在欧洲，电视服务出现得比较缓慢，有些地方甚至非常晚。英国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了定期播放电视，许多人都收看到了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电视现场直播。到1958年，经授权许可的电视台比广播台还多：早在1960年以前，全国的家用电视机达到了1 000万台。相比之下，法国在1953年6月还曾以拥有6万台电视机而沾沾自喜（当时联邦德国已拥有20万台，而美国则有1 500万台）；甚至到了1960年，法国也只有1/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英国按同等人口比例是1/5。在意大利，这一数字还要小一些。 但是在60年代里，几乎到处都是电视机：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适中，即使是最普通家庭也日渐将它当作一种必备的家庭用具。到了1970年，西欧平均每4人就拥有一台电视机，英国的拥有量更高，而爱尔兰则较少。这段时期，在有些国家如法国、荷兰、爱尔兰、意大利（欧洲最大的电视机、冰箱生产国），一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比拥有一部电话机还普遍，但根据后来的标准来看的话，当时他们的使用率并不高：意大利75%的成年人每周收看电视的时间不足13小时。民主德国2/3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电冰箱）；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该国人民早在1954年就可以收看到芬兰的电视了）的家庭拥有率略低于民主德国。 电视的影响作用比较复杂。它起初的一些节目题材并不是为了创新：国有化的电视频道要求所播节目的内容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应当同时适合成年人和儿童，从而对节目内容有严格的规定。1955年，英国最早出现商业电视，但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直到1970年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才允许开播私营电视频道。早期几十年的电视节目大都传统而无新意、沉闷乏味，充满监护的意味：它被用来肯定而不是去破坏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在意大利，1954-1956年担任“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总裁的费利伯托·加拉教导员工说，他们的节目“不应当破坏家庭制度”，不应当“在观念、姿态或对具体事物的描述上可能诱发人们的本能”。 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可选性，大多数地方只有1个或至多2个频道，而且播出时间仅限于下午和晚上那几个小时。然而，电视还是对社会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边远社群的孤立和闭塞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同样的经验和共同的视觉文化。人们不再通过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众庆典来区分何为“法国式的”，何为“德国式的”或“荷兰式的”，而是通过电视所投射到每个家庭时，人们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对国家形象做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意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为共同热爱观看“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播出的体育运动和各种“秀”节目的一群，而不是一个已统一了百年之久的民族国家。 最重要的是，电视把国家政治直接摆到了家庭层面。在电视出现以前，在巴黎、波恩、罗马或伦敦，政治是精英人士的事情，是由那些在广播电台中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在报纸上毫无生气的照片、在短暂而又公式化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中一闪而过的、相距遥远的领导人所从事的行业。而现在，时间跨度还不到20年，那些政治领导人就不得不在电视上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出现：要能够在大众面前表现得权威而自信、高雅而自如，还要热情而有亲和力——这种表演功夫对许多欧洲政治家来说都还未准备好，表现得远远比不上他们的美国同行们。许多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些年轻又善于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家们却尝到了甜头，得益巨大。正如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爱德华·希思在回忆录中对其对手、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利用媒体获胜后所做的恰如其分的评论：电视“可以被那些善于合理操纵它的骗子公开滥用。今后10年将会证实这一点”。 作为一种视觉媒体，电视对电影构成了直接挑战。它不仅提供可供选择的娱乐节目，而且可以供人们在家里直接收看除新片以外的各种故事影片，免除了人们必须外出之烦。从1946年到1958年，英国电影院损失了56%的观众。在欧洲其他地方，这一数字减少得比较缓慢，但迟早会明显下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还是经常光顾电影院，尤其是在意大利，那里的观众人数一直维持着相当的数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但即使到那时候，意大利人仍然不仅定期（通常每周）光顾电影院，而且还拍摄影片：50年代中期，罗马的电影业雇用的人数在所有的行业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建筑业，不仅制作了由许多明星拍摄的经典影片，还出产了（赢利更多的）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的电影，由那些美女皇后们和昙花一现的童星扮演，走的是“肉体优势”路线。 最终，意大利制片业和电影观众一起衰退了。欧洲的制片人因缺乏好莱坞那样的资源而毫无希望同美国影片在规模及“产品价值”上竞争，只得局限于不断拍摄一些有关“普通生活”的片子，无论是“新浪潮”影片还是厨房水槽片和家庭喜剧片，都是如此。欧洲电影业从社会活动降格到了一种艺术形式。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比，当时的人们自动地拥向当地电影院，饥不择片，而他们现在只去观看某部令他们感兴趣的影片。如果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管“放”什么片子，那他们就会转而从电视里面去看。 电视虽然是一种“年轻的”媒体，却对老年观众有特别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它最初由政府控制、在文化上显得特别谨慎的那些年里。以前收听广播或外出上电影院的成年男女转而待在家里观看电视节目。那些商业性体育比赛，尤其是传统观赏型运动如足球和赛狗等，受到了很大影响：一来是因为它们的观众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娱乐选择，更加方便而且又更加舒服；二来是因为不久电视也开始播放体育比赛了，通常时间往往选在周末。只有年轻人才会大批外出，但他们的娱乐兴趣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开始感受到了婴儿潮带来的全面的商业影响力。首先涌现出了大量为初生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和儿童设计的产品：婴儿车、婴儿床、纸尿片、婴儿食品、童装、体育用品、书籍、游戏机和玩具。然后又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校和教育服务机构，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的市场：校服、课桌、教材、教学设备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种教育产品。但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却是成人：父母、亲戚、学校管理者和中央政府。在1957年前后，欧洲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年轻人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的现象。 在此之前，年轻人还并不是一组明显的消费者群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年轻人”。在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除非他们离开学校并工作了，才能算是年轻的成人。处于两者中间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新群体是根据年龄而非社会地位来归类的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有可能会代表一个明显的消费群体，这种想法在几年前还匪夷所思。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永远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任何一个年轻人独立挣得的钱都应当属于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应当被用来支付家庭集体的开销。 但随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大多数家庭都能够仅靠主要收入者的工资就能维持生计并过得更好了，要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的话，那生活就更加富足了。如果子女14岁离开学校（这是近些年来西欧年轻人离校的普遍年龄），但还住在家里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仅仅是打半工的话，父母也不会再指望他们每到星期五就自动上交薪水。到了1965年，在法国，62%的16-24岁的年轻人都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却自己保管自己的收入，自己随心所欲地花销。 新一代青少年的消费能力最明显、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业上。早在婴儿潮这代人自己发现迷你裙和长头发之前，他们的上一代——那些在战争年代而非战后出生的人——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街头团伙中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他们身着皮革或仿麂皮的黑色紧身衣，裁剪得线条分明又隐隐带着挑衅意味，例如黑夹克（法国）、阿飞装（德国、奥地利）或怪样皮衣（瑞典），就像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那帮穿着花哨、热衷于摇滚乐的男阿飞一样，装出一副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儿像马龙·白兰度（《野性骑手》），也有点儿像詹姆斯·迪恩（《无因的反抗》）。然而，这些人除了偶尔会挑起暴力争端外——最严重的是在英国，那帮身着皮夹克的街头小混混会攻击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主要的威胁是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服装挑战了上一代人的“得体”意识。他们看上去与众不同。 身着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表示独立甚至反抗的方式。而且这也是一种全新的变化，以前的那些年轻人根本就别无选择，只好穿和父母辈一样的衣服。然而，从经济角度而言，这还不是构成十几岁青少年消费习惯最重要的变化所在：年轻人确实在衣服上花销巨大，然而，他们更大的花销是在音乐上，远远超过了服装花费。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一定的商业和文化基础上，“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流行音乐”自动地互相交融。和美洲一样，现在欧洲人的家庭预算中已经可以把青少年的开销也包括在内了，这些获得自由权的少年们有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一张唱片。 1948年发明了密纹唱片。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向市场上推出了每分钟45转的“单张”唱片，每面刻一首歌。在美国，唱片销量从1955年的2.77亿美元上升到了1959年的6亿美元，一开始，欧洲大陆的销售量比美国差远了，但也还是在上升。英国年轻人最初都迷上了美国流行音乐，而对欧洲大陆同时代的音乐并不感兴趣。1956年的影片《昼夜摇滚》，掀起了一场流行音乐的盛行之风，涌现出了比尔·哈利、彗星组合和浅碟合唱团这样的摇滚明星。即使借用了摇滚乐这样的载体，这部电影本身其实还是乏善可陈，倒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哈利主唱）震撼了英国的青少年一代。 那些原本对爵士乐毫无兴趣的、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们，一下子迷上了具有革命性的美国（接下来是英国）流行音乐：激情洋溢、曲调优美、平易近人、性感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这些音乐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愤怒之情，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即使是有些性感之音，也都被唱片制造商、销售经理和广播电台的执行总监们捂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这是因为最初的流行音乐革命只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现象：它虽然没有伴随着60年代的文化转型，但却是它的先驱。结果，这往往成了官方评论家的批评对象。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当地监察委员会禁映《昼夜摇滚》，一如他们早期对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主演的更优秀的摇滚乐作品《狱中猫王》的态度。 威尔士斯旺西市的市政厅父老们认为英国的噪音爵士乐演奏者罗尼·东尼根很“不合时宜”。50年代末英国摇滚歌手、温和又充满活力的汤米·斯梯尔，在普次茅斯就被勒令禁止在安息日演唱。一心模仿美国摇滚歌星吉恩·文森特或埃迪·科奇兰，并获得一定成功的法国摇滚歌星约翰尼·哈雷蒂在1960年发行的首张唱片，激怒了法国知识界的一代保守主义分子。回想起来，当时西欧那些家长、教师、牧师、专家、政客等人对摇滚乐的过激反应，显得多么奇特而又不合理。因为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哈利、东尼根、斯梯尔和哈雷蒂等人就会无可救药地过时，并沦为无辜的历史遗迹。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欧洲青少年并不想改变世界。他们成长在一个安定而又适度富裕的环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想显得与众不同而已，他们不断旅行，玩流行乐，购买各式用品，完全反映出他们喜爱的歌手和他们收听的节目里流行音乐唱片节目播音员的举止和趣味。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离革命还差得远呢，只是处于边缘状态而已。比起他们的父母辈，他们这代人更是广告业的目标人群，他们追求着、伴随着、刺激了商业消费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出来，品种繁多，前所未有。市场上充斥着形形色色、不同尺寸、不同色彩的汽车、衣服、童车、包装食品和洗衣粉。 广告业在欧洲由来已久。报纸（尤其是1890年以后畅销的报纸）通常都刊登广告。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意大利人就对路边的广告牌和灯箱广告并不陌生；20世纪中期去法国的旅行者也早就熟谙那些乡村农舍旁和城区里高高竖起的广告牌，邀人品饮圣拉斐尔和杜博尼酒。在整个欧洲的电影院里，商业广告的短歌和照片一直就伴随着新闻短片的播放，成了影院的第二大特征。然而，这种传统的商业广告并没有对产品市场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划分，在年龄层次和品位特色上也没有做出市场细分。相比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消费者的偏好成了市场调研的重要内容；广告在战前的欧洲相对来说商机很少，如今却起了显著的作用。 此外，早期英国商业电视台的广告如清洁产品和早餐麦片等，针对的都是家庭主妇和儿童，而蒙特卡洛等地方的电台插播广告则瞄准了“青年一代”的市场。青少年的非理性消费构成了一块巨大的、回报丰厚的、尚未触及的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广告商蜂拥而至，抢占先机，例如烟草、烈酒、机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价格适中的时装、鞋子、化妆品、护发品、珠宝、杂志、唱片、录放机、收音机，等等。英国的商业零售广告开支从1951年度的1.02亿英镑上升到了1978年的25亿英镑。 在法国，在关键的1959年到1962年，杂志上刊登的针对青少年的广告上升了4倍。对许多人来说，广告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还是离他们很遥远：1957年法国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青少年都抱怨无法按自己的需求得到向往的娱乐消费、梦想中的假期和自己的交通工具。但这项民意调查却也显示出，这些年轻人都早已认为他们有权享有这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把这些东西仅仅当作遥不可及的幻想。同年，在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一群中产阶级活动家，因受困于自发商业广告和众多商业产品销售的烦扰，在欧洲出版了第一本消费者购物指南。有意义的是，他们为其取名为《哪一样？》而非《什么》。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就像英国小说家J·B·普利斯特莱1955年所描述的，是“易受广告影响的社会大众”。而对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观察家而言，非常简单，这就是“美国化”：全欧洲都全盘接受现代美国的实践和抱负。虽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彻底同过去脱离了，但事实上却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欧洲一直在经历着“美国化”——而他们在思想上却很担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式的生产线、“泰勒式的”工作效率和精彩的美国电影、美国时尚就开始流行一时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知识界早就哀叹，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美国现代化世界是“灵魂空洞”的；在不受限制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到处泛滥的、以毫无根基的纽约大都市为代表的“大杂烩”面前，纳粹和共产党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并保护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 然而，欧洲人的想象基础还只是遍布西欧各处的美国大兵的活生生的例子，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美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美国人讲的是英语，在那些年里，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这种语言。欧洲的学校并不教授美国的历史和地理，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一小部分人来说，他们也不熟悉美国的作家；除了少数特权人物外，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大众来说更是一个谜。几乎没有人会耗费巨资、长途跋涉前往美国旅行。去过美国的只有那些（为数并不多的）有钱人，那些由马歇尔计划资金援助的、精心挑选出来的工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员，以及几千名交流学生——其中有些1900年后移居美国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在晚年又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岛和希腊群岛。由于许多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会有一些朋友或亲戚已经去了美国，所以有可能的话，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愿意前往那里，因此东欧人比起西欧人来，同美国的关系要相对地更密切一些。 当然，美国政府和各式私人机构——例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向来在努力缩小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美国议会和富布赖特基金会学者向海外文化投资的伟大时代。这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48年到1955年，共有约1.2万德国人被送往美国进行为期超过1个月的访问交流。整整一代联邦德国人民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路德维希·艾哈德就曾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制造品”。 然而，重要的是指出，这种受美国影响并仿效美国的做法并没有直接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干预。1950年，美国占有西方资本总市场3/5的总量和产量，却几乎没有越过大西洋直接流入欧洲。1945年后的投资首先来自美国政府。1956年，美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资额只有41.5亿美元左右。后来，从1960年开始（尤其是在英国），这一数字开始大幅度上升，到1970年达到了245.2亿美元。到了这一时期，许多有忧患意识的出版物开始引起轰动，提醒大家注意美国经济权力的上升，最著名的是1967年J-J·塞尔文·施瑞伯的文章《美国的挑战》。 在欧洲，人们感受更深的并不是美国经济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和杠杆作用，而是它对美国和欧洲同样产生的消费革命的影响。欧洲人现在也开始能够得到那些早已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各式新奇商品：电话机、大型家用电器、电视机、照相机、清洁用品、包装食品、廉价的花哨衣服、汽车及其配件等等。这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是一种象征着富裕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来说，“美国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积极进取。它虽然抽象，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代表：它巨大而开放，繁荣又充满着青春活力。 前文早已提到过，“美国化”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流行音乐上，虽然这本身也不是什么新花样：早在1903年，维也纳就上演过“散拍乐”（ragtime，一种早期爵士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舞蹈乐队、爵士乐团就一直在到处巡回演出。而且它也不只是一种单方面的音乐输出：大多数现代流行音乐都吸收了海外音乐和当地音乐的一些类型，是一种混合型音乐。在英国上演的“美国”音乐就和在法国、德国的“美国”音乐有着细微的差别。尤其是法国人的鉴赏趣味受到了那些为躲避国内歧视而前往巴黎的黑人表演艺术家的影响，这也造成了法国文化观念中认为“美国”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形象的理由。 到20世纪50年代，通过电影这一媒体，美国的榜样对欧洲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观众可以几乎毫无限制地看到所有好莱坞输出的片子，到了50年代下半期，美国每年向市场投入大约500部影片，其中投向欧洲市场的总计约有450部影片。当然，美国影片也受到了语言不通的影响（虽然在某些地方，尤其是意大利，当地人也会为这些影片重新配音）。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某个年龄层以上的人宁愿选择观看国产片。但他们的子女的想法却不一样。年轻观众越来越喜欢美国故事片，这些影片通常都由那些逃离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欧洲导演所执导。 当代批评家们担心美国流行文化中那种墨守成规的自鸣得意和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播的那种或明或暗的政治信息，会对欧洲青年一代的意识产生腐蚀或潜移默化。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欧洲青年过滤掉了美国主流电影所宣传的内容，并没有像20年前他们父辈所做的那样妒忌荧屏上所描述的“美好生活”，而是对美国式浪漫故事与日常生活的矫揉造作与天真烂漫发出大笑。然而，他们却极度关注演员们往往是颠覆性的表演风格。 收音机、咖啡馆、酒吧和舞厅里经常播放美国影片中的音乐。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美国叛逆青年的肢体语言，成了欧洲同龄人津津乐道的时尚话题。欧洲的年轻人开始在穿着打扮上也趋于“美国化”，1963年5月，“正宗李维牌”牛仔裤首次在巴黎跳蚤市场出售时，一下子就脱销了。美国青年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没有阶级标志（至少在得到高端服装设计师们青睐之前一直如此，而且即使到了这一步，当时的差别也只体现在面料上，而并不代表社会等级）。实际上，这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喜爱的牛仔裤，属于传统服装风格的“降级”发展，却完全是真正的工作服在服装领域“升级”的结果。而且，它们显得如此青春洋溢，和那些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影片中仿制而来的服装样式一样，年长的人们是不会喜欢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牛仔裤和摩托车、可口可乐、大波浪发型（男女都一样）及流行明星们一起，风靡了整个西欧地区（但他们所炫耀的影片和各种产品却一直无法向东蔓延）这也是整个美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美国电影的固定主题——科幻故事片、侦探片和西部片——和风格都被欧洲人吸收了。千百万联邦德国人从当地那些并未去过美国的作家所写的平装本小说中了解到了牛仔的生活；仅在联邦德国，1960年德语版的“西部”小说一年就能卖出9 100万册。在欧洲，继比利时儿童侦探“丁丁”之后，最受欢迎的又一卡通人物“幸运卢克”也同样来自比利时，这位运气不好却有魅力的牛仔每周都会出现在法语和荷兰语喜剧片中。真也罢，假也罢，美国正在成为各类轻松娱乐节目的自然背景。 美国对欧洲青年产生的影响更直接地加深了人们早已哀叹的“代沟”。长辈们一边看着，一边却在遗憾：欧洲各地的年轻人都乐于在谈话中渲染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美国色彩。有一项研究估计说，在6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报纸上，这种“崇美主义”出现的次数增加了14倍。1964年，法国批评家雷内·埃蒂昂布勒在他出版的《你会讲法式英语吗？》（Parlez vous Franglais ?）一书中调侃地（现在看来是预言性地）指出了讲英语对法语所造成的污染性破坏。 反对崇美主义——对“美国文明及其所有现象”表现出原则性的怀疑与厌恶——在文化精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影响使这种反对崇美主义的思想传播得更为广泛。文化保守主义者、法国作家安德烈·齐格飞1954年的作品《美国场景》重新引发了所有人的怨恨和一些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关于反犹主义的辩论。他同意文化激进分子让-保罗·萨特（或几十年后英国的哈罗德·品特）的观点：美国人是一群歇斯底里的清教徒，偏执于科技和标准化，墨守成规，富于创造性思维。其实，引起这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本身的变化太快，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欧洲青少年将他们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看作自己的未来，而他们的父辈却在责怪美国给欧洲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曾经认为欧洲这块大陆拥有自己的同一性、自己的权威、自己价值观，不受现代性与大众社会诱惑的影响，但这一切其实原本就不存在。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1964年3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舒适和安逸。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plate.pic/plate_352068_1.jpg" /> 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某集体农庄。“赫先生”自诩为农业专家，其实他的实验往往以灾难性的惨败告终。但他在非斯大林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尤以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最为著名）却无可估量，虽然其结果超出了他的预料。
//..plate.pic/plate_352068_2.jpg" /> 1956年11月1日，伊姆雷·纳吉（中）上诉联合国。在注定失败的匈牙利动乱中，纳吉为自己所起的作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苏联付出了更高代价，令它的追随者们幻想破灭。
//..plate.pic/plate_352068_3.jpg" /> 1961年8月19日，构砌柏林墙。虽然西方政府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苏联决策下，通过在被其占领的柏林砌上一堵壁垒来把城市一分为二，从而解决了不断复发的柏林危机，西方也无甚遗憾。
//..plate.pic/plate_352068_4.jpg" /> 《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8），电影导演雷纳·法斯宾德尖锐地剖析了战后联邦德国存在的弊病。对年轻一代评论家来说，联邦德国沉湎于繁荣、政治上解散军备及集体遗忘过去历史的做法是一种假面具，实质上还是犯了过去的弊病。
//..plate.pic/plate_352068_5.jpg" /> “所有的德国人都和总理一起焦急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都。”实际上，（来自天主教莱茵地区的）康拉德·阿登纳从心底里讨厌普鲁士式的柏林。但他还是利用柏林的分裂作为杠杆以求得西方盟友的让步。
//..plate.pic/plate_352068_6.jpg" /> 1949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的前一天，荷兰派来的历任总督的画像被搬出雅加达宫。失去“印尼群岛”给荷兰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现在它只好退缩回欧洲，地位大跌。
//..plate.pic/plate_352068_7.jpg" /> 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后，越盟军队押送法国士兵进入关押地。法国羞辱地在越南被逐出境，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灾难，尤其是法国军队不得不从北非剩下的占领区撤退。
//..plate.pic/plate_352068_8.jpg" /> 1956年12月，埃及人民要求英法撤军。苏伊士危机成了战后欧洲的转折点，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撤离，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了英法两国的政治轨道。
//..plate.pic/plate_352068_9.jpg" /> OAS（秘密军队组织）掀起了一场血腥报复的恐怖行动，针对那些它认为是要对失去阿尔及利亚担责的人们。它尤其憎恨戴高乐，认为他背叛了事业（注意图中那断裂的洛林十字架，那是戴高乐主义者的标志）。
//..plate.pic/plate_352068_10.jpg" /> “终我一生，我都对法国抱有一种理想。”1958年5月的一场实际政变中，夏尔·戴高乐夺得了权力。他使法国重新出现在世界事务中，并使他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比以往更稳定。
//..plate.pic/plate_352068_11.jpg" /> 图片上标：“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未找到自己的角色。”——迪恩·艾奇逊先生，肯尼迪总统的顾问 图片下标：“呃，请问，我可以扮演两条后腿吗？” 1962年，迪恩·艾奇逊就英国失去帝国地位后所处尴尬境地而讲的著名俏皮话，激发了卡通画家维奇的灵感，他描述出了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卑躬屈膝地和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的耻辱形象，时隔40年后，这一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沮丧。
//..plate.pic/plate_352068_12.jpg" /> 1960年7月，刚果的欧洲人逃往坦桑尼亚。比利时从殖民帝国领地的撤离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可耻的失败：经过几十年的剥削后，比利时于1960年放弃了刚果，他们仅留下了30名刚果的大学毕业生来填塞那4 000个高级行政职位。
//..plate.pic/plate_352068_13.jpg" /> 1968年8月的布拉格。“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自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如果它仍还是共产党的话，却不可自由偏离这些原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苏联的占领扑灭了“布拉格之春”。
//..plate.pic/plate_352068_14.jpg" /> 战后欧洲各地“清除贫民窟”行动和城市规划，引领了兴建一大批高层公寓大楼，但并不受居民的欢迎，尤其是这些大楼容易提早破败和倒塌。格拉斯哥在建中的“莫斯高楼”很富有代表性。
//..plate.pic/plate_352068_15.jpg" /> 现代性的象征（1）：1959年9月在布尔诺交易会上展出的捷克生产的塔特拉603型轿车。苏联集团生产的汽车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共产党国家内部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它们设计得很差劲，并且仅供极少数特权人物使用。然而它们却经久耐用。
//..plate.pic/plate_352068_16.jpg" /> 现代化的象征（2）：1960年，伦敦3位女士在窥视一辆豪华轿车的内部。虽然对许多西欧家庭来说，现在已经可以买得起现代化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冰箱、洗衣机，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财富、阶级和特权的差异。豪华轿车一般都配有专职私人司机。
//..plate.pic/plate_352068_17.jpg" /> 《上帝创造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度假者喜欢上了阳光下的欢乐享受。芭铎还留在因她而成名的法国蓝色海岸，而她的许多朋友们却因忍受不了蜂拥而至的旅游大众而纷纷逃离该地。
//..plate.pic/plate_352068_18.jpg" /> 1955年7月，伦敦大象城堡电影院旁的社会青年。20世纪50年代，介于大萧条时代出生的父母辈和即将出现的战后婴儿潮之间出生的所谓“迷失的一代”缺乏娱乐休闲设施。许多人参加了街头暴力帮派，例如法国的“黑夹克帮”，而德国和瑞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plate.pic/plate_352068_19.jpg" /> 披头士确实很有成就。40年后，他们仍然是且也许是唯一让全世界的人们常常提起的20世纪60年代人的标志。而且他们创作的音乐也确实不错，虽然其灵魂人物约翰·列侬还算不上是“欧洲文明史上的关键人物”（肯尼斯·泰南语）。
//..plate.pic/plate_352068_20.jpg" /> 1968年，巴黎学生占领了巴黎大学。除了高举象征马克思主义的镰刀斧头旗并在旗的顶端贴上毛泽东、斯大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画像外，1968年的造反者们并不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大多数学生也并不十分严肃。正如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时所说的，我们只是“喜欢革命”（丹尼·科恩-班迪特）。
//..plate.pic/plate_352068_21.jpg" /> 1969年9月25日，汽车厂和轮胎厂的工人们在圣卡罗的都灵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在意大利和法国，群众大罢工和工人们的抗议比起转瞬即逝的大学激进主义运动来，对政府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威胁。 附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德国到处都是孩子。长远看来，也许德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这种想法令人不安。 ——扫罗·帕多瓦，1945 当然，要是我们连续输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话，债务就会一笔勾销，而不是背负近3 000万英镑的债务，就会被免除一切海外义务，也不用驻军海外，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和德国人一样富裕了。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53年和1954年英国财政大臣R·A·巴特勒几次讲话中庆贺的英国经济的繁荣和富强，只是随着德国经济奔腾前进中带动欧洲经济之船队前行时，在英国岸边撞击出的最后浪花而已。回想起来，1954年成了英国的幻想中最后一个辉煌之夏。99ｌib? ——艾伦·密尔瓦德 战后西欧历史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联邦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反差。德国的一代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战败国命运：城市被毁、货币失效、男劳力不是战死就是被关押在战俘营中，交通和服务业基础设施都被彻底摧毁了。而英国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明显得胜的欧洲国家。除却遭受的轰炸和人员伤亡外，英国整个国家的结构如公路、铁路、船坞、工矿企业都在战争中完整地幸存了下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就开始欣欣向荣，成了欧洲经济的动力，而英国却发展滞后，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各国。到1958年，西德经济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在许多观察家眼中，英国正在成为欧洲的病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带有嘲讽意义的命运，究其原因，具有教育意义。5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产生的背景在于其“30年代”的复兴计划。纳粹在通讯、军备、车辆制造、光学、化学和轻型发动机产业及有色金属方面的投资，原本是一种战争经济，但却在20年后见效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就根植于艾尔伯特·斯皮尔的政策之中，实际上，战后爬上高位的联邦德国商界年轻经理和政界规划者原先都是在希特勒手下起步的；他们为联邦德国各委员会、规划局和公司所提供的政策和实践都是些受到过纳粹官僚首肯的项目。 德国商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并未受损。20世纪50年代初期，制造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批发商又都恢复了运营，为如饥似渴的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连德国马克的不断升值也未能阻碍德国经济的发展，它降低了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却没有限制国外对德国产品的需求量，这些德国产品都是价值很高、技术先进的物品，它们靠的是品质而非价格取胜。何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要是瑞典人、法国人或荷兰人的公司想要购买某种发动机产品或工具时，他们除了从德国购买外，别无他选，所以只好以卖方价格买进。 通过对新的高效率生产方式的持续投资，以及依靠员工的顺从，德国的企业得以维持较低的成本。联邦德国确实得益于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从民主德国逃离过来的年轻而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半熟练的机械维修师和装配流水线生产工人，还有来自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普通劳动力。所有这些人都因工作稳定、每周可以得到硬通货工资而心怀感激，就像那些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优良传统而不会反抗的老一辈德国工人一样，他们也不会惹是生非。 通过介绍一个行业就可以了解当时的大概情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汽车制造业就因其引擎质量和生产的可靠性而赢得了声望。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和慕尼黑的宝马几乎垄断了高档车的市场，先是在国内，之后又不断销往海外。波恩政府毫不羞涩地公开支持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一如当年纳粹的做法，向它们提供早期优惠贷款进行扶植，并鼓励银行业同企业联姻，向德国公司提供现金投资。 大众汽车公司早在1945年就完成了基本建设。和战后联邦德国许多其他产业一样，大众公司从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对其产品的不断需求——的一切好处中获益，根本没有遭遇过竞争的损失，也没有消耗什么研发成本、改进工具成本。该公司在1939年前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它曾为纳粹、战争及军事占领出了大力，盟军政府之所以器重它，也是因为早在大战前它的生产能力就已确立，因而无需进一步投资就可以投入生产了。因此，一旦市场开始大量需求小型家庭用车，大众甲壳虫型汽车就不会碰到国内竞争对手，即使售价固定且低廉，它还是能够盈利，这可得感谢纳粹政府使它没有旧债一身轻。 英国也有这样的“国?家牵头产业”——由莫里斯、奥斯汀之类的独立的汽车生产商合并而成的英国汽车公司（BMC），但英国汽车公司后来又并入了利兰汽车公司，专门生产英国利兰车（BL）。到了1980年，利兰汽车公司就专营英国特色的汽车产品，打出了这样的广告：“挥动旗帜——买辆奥斯汀·莫里斯吧！”和德国制造商一样，英国汽车生产商也越来越关注海外市场。然而结局却完全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英国政府都敦促英国汽车公司尽量向海外销售汽车（却无法对在英国的美国福特汽车及通用汽车等分公司施加任何影响）——竭力争取外汇收入，以抵消国家欠下的巨额战争债务。（政府制订的官方出口目标是到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生产的汽车出口量要占到其总产量的75%。）公司为了快速提高产量，相应地甚至故意地忽视了质量管理。起初，英国汽车的劣质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英国公司垄断了市场：英国国内和欧洲市场的订单远远超过了汽车的可供应量。而欧洲大陆的生产厂商在产量上根本不是英国的竞争对手：1949年英国生产的客车量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和。然而，一旦形成了质量差、服务差的坏名声，也就覆水难收了。随着各国汽车的大量上市，可供选择的种类多了，欧洲人就不再购买英国汽车。 当英国人决定将汽车产业升级，并使生产线改进现代化设备时，英国的汽车公司却无法像德国那bbr>样从银行获得资金投资和贷款。它们无法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来补缺（不像意大利的菲亚特和法国的雷诺）。然而，在伦敦的政治压力下，为了服从当地政府的决策并安抚当地的政客和工会组织，它们又不得不在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地区建立工厂和分销中心。即使后来放弃了这种非理性经济策略，加强了措施，英国的汽车产业仍然遭到了彻底分化，毫无希望：1968年，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所辖的是60家不同的工厂。 英国各届政府的政策造成生产厂商消极怠工。战后，政府按照各个生产厂家在战前的市场份额，来给它们配给极少量的钢铁，导致按过去的经济模式发展的主要生产部门受到冻结，而新的部门也受到致命伤害，哪怕它们是具有潜在高效率的企业。供应保障不到位，虚假性的过高需求，以及政治上的压力，等等，这种种经济发展上的低效无能，一并导致了英国汽车产业走向破产。到了1970年，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厂商开始占领了英国人的市场，并在质量和价格上击败了英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英国加入欧共体，以及英国最后一些受保护的市场因英国撤消了原有自治领和殖民地而消失，这些都最终摧毁了英国的独立汽车工业。1975年，英国唯一独立产权的利兰大众型汽车生产厂商倒闭，从而不得不通过国有化的途径来摆脱困境。几年后，它原先利润丰厚的那几块沦为宝马（BMW）的收购对象。 英国自主汽车业的衰败与最终消亡，大体上可以代表英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历程。英国的经济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糟糕：1951年英国还是欧洲的主要生产制造中心，总产量是德国和法国之和的两倍。英国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经济发展虽然比其他国家缓慢，但还是在增长阶段。 然而，它主要遭遇了两大致命性的打击：一个是历史的不幸所造成的，另一个是它自己造成的。 英国无处不在的支付危机，主要源于6年来对德、对日作战所累积欠下的巨额债务，此外还有为支撑战后有效的防御系统而增加的巨额开支（1955年占到了国民收入的8.2%，而德国这方面的支出还不到此数字的一半）。20世纪50年代仍是世界主要贸易支付单位的英镑价值被高估，这使得英国很难向海外卖出足够的产品，以弥补它对美元的长期赤字。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食物和大量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在历史上英国完全依靠英帝国和英联邦统辖下的特权市场保护来弥补这一结构性劣势。 而这种对遥远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在战后早期欧洲其他国家努力挣扎着复兴之初所表现出的优势，到了欧洲，尤其是欧共体地区一旦起飞，就变成了英国的一大劣势。在不受保护的海外市场上，英国根本无法和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竞争，而英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出口产品也越来越比不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了。1950年，英国出口产品总值占世界总量的25%，20年后，它只占到10.8%。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它的份额，而它原先的那些传统供应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非洲殖民地，也开始纷纷转向其他市场。 就某种程度而言，英国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英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低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制造业就以低效而著称，只是借着过去的成功而行。这倒并不是说英国定的物价太高，而是恰恰相反。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讥讽过英国战后的经济前景：“该国的每小时工资是（大约）2镑，美国每小时为5镑……即使英国制造商出名的低效率也很少（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在各大行业都将对自己有利的初始成本差异消耗殆尽，尽管他们在某些重要行业的确做到了这点……可获得的统计数据显示，如果我们从未生产过某种产品，那么我们在成本上自然让全世界望尘莫及了。” 还有，劳动力也是一个问题。英国工厂里就业的男人（和一些女人），他们都按传统加入了成百上千种由来已久的行会：英国的利兰汽车公司在1968年就一共有246个不同的工会组织，管理层事无巨细都得分别和各工会协商解决工作效率和工资问题。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年代。事实上在这些年里，保证充分就业成了每届英国政府的头等社会目标。为避免重新陷入20世纪30年代人员闲置和机器折旧的灾难，充分就业的决心就比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高效率来得更重要。工会——尤其是那些当地的工会代表和工厂车间的管事——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以后都显得更加有权有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罢工——这既是劳方的战斗，又是资方无能的标志——在英国工业生活中普遍存在。 即使英国工会领导仿效德国的做法，温和地处理工厂的各种关系，并限制工资用以促进投资、保障安全和刺激经济增长，大多数工人也不会愿意上钩。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来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就准确地指出，英国的经济忧患在于投资不足，缺少革新，劳工懒怠而资方又过于平庸。然而，一旦当政后，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制止这样的衰败。德国工业从纳粹手里和战争中继承了一切变革所带来的优点，而英国那些缺乏竞争的老工业却因袭了呆滞，深深地害怕任何变革。 战后几十年里，纺织厂、矿业公司、造船厂、钢铁厂和轻型发动机厂都面临着重建，需要重添设备，然而，英国工厂的资方选择容忍工会，而不是指责劳动效率差的实际状况，他们宁可陷入投资减少、研发受限制、低工资、客户萎缩的恶性循环，也不愿冒险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结果尚不明显。凯恩斯曾经说过：“如果出于可悲的地理判断失误，美国空军（现已为时太晚，不可能指望从敌人手里得到太多了）沿>着东北海岸和兰开夏郡（正好当时只有工厂主们坐在那里，而没有别人）空袭每一座工厂的话，那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们重新变成一张生机勃勃的白纸，而这对于成功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资方也继承了这样的管理无能和惰性，但公共投资和进取性的指示计划弥补了这些不足。但是英国政府却仅限于集体讨价还价、要求管理和劝告。对于一个在1945年后经济迅速走向国有化轨道、1970年47%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来自国有化部门的国家来说，这种警告看起来显得匪夷所思。英国政府虽然将大部分的交通、医疗、教育和通讯部门都国有化了，但却从不自夸全国总体战略的雄心；经济发展只是按自己的方式达到实际目的。直到后来那一代崇尚自由市场的改革者和激烈地反对国有化的保守党首相手里，才开始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解决英国经济发展的迟滞问题。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那种针对英国政府对“旧”经济调节不当的指责也落到了摇摇欲坠的德国经济身上。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政府的重要任务不是做个人早已在做的事，将它们做得好一点儿或者差一点儿；而是要做目前根本还未做过的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6年 挑战不会来自美国……来自联邦德国或法国；挑战来自那些好不容易才最终能够收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物质成果的国家，无论他们可能错到什么地步——而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根本的方面都是错误的。 ——安奈林·贝文，1959年 我们的国家代表着民主和适当的疏导。 ——约翰·贝杰曼 我要把教堂的窗户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向外看，而人们可以向里面看。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照片就是真相。电影就是每秒24帧照片的真相。 ——让-吕克·戈达尔 20世纪60年代是欧洲国家达到顶峰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各国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总是在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妥协游走：公民刚刚获得的现代权利被保家卫国的旧义务所抵消。但是自1945年起，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以社会公益和经济策略相互交织为特征，而政府的角色也转变为服务于国民，而非相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欧各福利国家包揽一切的雄心壮志会失去部分吸引力——不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再能兑现他们的诺言：失业、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经济减速等众多掣肘，使得政府兑现不了当初承诺的一半。国际资本市场和现代电子通讯的转型削弱了政府计划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的合法性本身已经遭到破坏：国内公共部门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僵化和无能，而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失灵和政治镇压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但所有这些尚未到来。在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巅峰年代，行政机关仍然保有广泛的权威性，其可信度也没有受到质疑，因而可以获得显著的共识。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总是比不受限制的市场要做得好：它不仅仅能够行使公正、保卫国土，或分配物品和服务，而且还设计和实行能产生社会凝聚力、提升道德支持和增强文化活力的策略。有人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开明的、自利的和商品及观念上的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主张当时被欧洲主流政界和学术界认为是前凯恩斯时代有趣的残留：往好处看是没有吸取大萧条的教训，往坏处看可能会导致冲突和遮遮掩掩地诉诸最根本的人类本能。 如此看来，国家是一件好东西，有诸多的好处。1950年至1973年间，法国的政府支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7.6%上升到38.8%，联邦德国从30.4%上升到42%，英国从34.2%上升到41.5%，荷兰从26.8%上升到45.5%——这一时期国内生产要比以往和后来的任何时候增长得快。巨额增长的政府支出中绝大多数花在了保险、退休金、医疗、教育和住房上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和瑞典仅用于社会保障一项，1973年占国民收入比例就比1950年上涨了250%；而挪威甚至翻了3倍。只有瑞士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占战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低一些（直到1980年才达到30%）；但即使这样，与1938年仅6.8%的占有率相比，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历史上，无处不强化公共部门的重要性。但是国家介入的性质有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避开直接拥有实业（除公共交通和通讯领域），而喜欢间接控制；他们常常通过名义上的自治机构，比如意大利业务涉及各个领域的工业复兴公司（IRI），是该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公司。（见本书卷二第1章） 像工业复兴公司（IRI）那样的大集团不仅服务于他们的员工和消费者，还有各种政治党派、工会、社会服务机构，甚至教堂。对于上述团体和机构，大集团不仅施予恩惠，也同时扩大它们的影响。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囊括”了从村庄到首都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占据了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控制或资助的一系列产品领域：运输、电子媒体、银行、能源、工程和化学产业、建筑业、食品生产等。除该党派之外，其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在官僚机构里找到稳定工作的无土地农民成千上万的子孙。意大利战争孤儿收留机构为每70个孤儿雇用12名员工，每年80%的预算都花费在员工的工资和管理上。 同样地，比利时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公司允许布鲁塞尔中央政府缓和本地的民怨，对那些为不同地区和语种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人群提供服务和工作岗位，大笔投资基础设施，从而安抚他们。法国战后的国有化奠定了一张产生长期影响和庇护的网络。法国电力公司（EDF）是该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同时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根据最初的战后法规所签订的协议，法国电力公司（EDF）每年1%的营业额将汇入由当时法国总工会（CGT）控制的一个社会基金中。由该基金支付的假期和其他福利（还不包括基金会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代表着法国总工会（CGT）对其大恩主——法国共产党的回报，这种杠杆式的回报在经济上合算，政治上也意义重大。 这么一来，国家通过无数种方式推动了商业、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对数以百万计男女的就业和报酬负责，使他们因此以专业人士或官僚的身份从中获得了既得利益。从英国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们，与毕业于法国大学院的同龄人一样，不去私营部门找工作，也几乎不涉足工商业，而是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法律、国家垄断行业或政府服务部门寻找就业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利时60%的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公共服务或政府资助的社会部门的职位。欧洲国家由此打造了一个它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独一无二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就业的良性循环，其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国家在公开目标方面存在的原则差异可能会引起左派和右派、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社会党和保守党等等的争吵和对立，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从国家提供的机遇中获得收入和影响力。对国家作为计划者、协调者、促进者、仲裁者、提供者、关怀者和守护者的作用的普遍信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分野。福利国家号称是社会主义的，但其实远不是。这一点上，正如西欧各国所展现的那样，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后意识形态的东西。 然而，在战后欧洲的一般共识中，有一种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独特见解。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0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抛弃。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即使刻意与马克思及其忠实追随者保持距离，也总是保有这样一种信念，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而社会主义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都更优越。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终结，也不认为其有智慧以自己的政治行动来加速资本主义的终结。经历了几十年的大萧条、分裂和独裁，社会民主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其任务是运用国家资源来清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病态和无制约的市场经济运作，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乌托邦。 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并不总像后来的事情所显示的那样诱惑性急的年轻人，但是它对于1914年以来经历了几十年可怕生活的男男女女具有天生的吸引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某些西欧国家的人民眼里，社会民主已经不再是政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再明确不过的了。1945年至1964年间，丹麦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选票从33%上升到42%；而同一时期挪威工党赢得43%到48%的选票；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战后在大选中的选票从未低于45%，在1968年甚至超过了50%。 上述投票数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数据本身——奥地利社会党有时几乎也做得一样好，而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艾德礼的工党也获得了48.8%的选票（虽然保守党得票总数略低，但获得了较多的国会席位）。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所体现的同一性。年复一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确保了本国2/5以上的选票，其结果是连续几十年掌控政府，虽然其间也偶尔联合较小的、顺从的合作伙伴，但通常单独掌权。从1945年至1968年，10届丹麦政府中有8届由社会民主党主宰；同一时期5届挪威政府中也有3届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瑞典更是4届政府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政府人事也有一贯性：挪威的埃纳尔·基哈德森领导了两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总共执政14年；而瑞典的泰奇·厄兰德首相同时领导他的政党和国家长达23年，从1946年直至1969年。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继承了某些优势。这些国家都很小，同根同源，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帝国主义野心，从多年以前开始它们就是立宪君主国家。1849年的丹麦宪法纳入了有限议会、广度新闻和宗教自由的内容。瑞典（同时也是挪威）1809年宪法确立了近代政治体制，包括代表比例制和具有示范作用的监察专员制度——后者后来被全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采用——而且为政党政治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直到1975年这一体制还在起作用。 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来贫穷——这个地区拥有森林、农场、渔场和少数初级工业，其中大部分位于瑞典。瑞典和挪威的劳工关系长期以来矛盾不断——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两国的罢工频率是世界上最高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个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了很长时间。 1932-1933年间，1/3的瑞典劳动力失业；而挪威和丹麦40%的成年劳动力没有工作——这一数字与英国、魏玛时期的德国或美国各工业州失业率最高的几年不相上下。瑞典的这一危机导致了暴力冲突，最著名的是1931年军队镇压瑞典阿达伦纸厂罢工工人（这一事件被瑞典导演波·维德伯格记录于电影《阿达伦1931年》中）。 如果说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瑞典——在两次大战之间没有走欧洲其他经济萧条国家的老路，那么大部分应当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它们早先与德国和其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共有的激进教条和革命抱负；并于20世纪30年代时开始倾向劳资双方历史性的相互妥协。1938年在盐湖浴场（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小镇）瑞典劳资双方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1945年后在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新组合主义伙伴关系提供了先期经验，但这一切在战前除了在法西斯支持下之外无人预料到。 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欢迎这种妥协态度，因为他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选民不抱有幻想，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却把这批选民当作核心支持者。如果社会民主党只单独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选票，或者甚至联合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里的改革派，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还是永远占少数，他们的政治前景依靠该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此，社会民主党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并没有像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那样，因为马克思关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评论和列宁对“富农”的嫌恶，本能地对农村反感而受到创伤，而这恰恰是许多欧洲左派人士的特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和南欧痛苦而贫穷的农民们形成了一批盲目地支持纳粹、法西斯和单一问题农民民粹主义者的选举力量。而在北欧，同样深受苦难的农场主、伐木工人、佃农和渔夫们却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这在丹麦尤为重要，那儿的商业化耕作方式普遍、高效但规模不大），这样就模糊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私有生产和集体目标、“落后”农村和“现代化”城镇之间的社会主义差别，这种差别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选举中会是灾难性的。 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绿”联合阵营（最初是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后来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却成了一种模式。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形式。 1945年后发展起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两项社会协定：订立双方分别是雇主和雇员、劳工和农民。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颇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反映了上述起源，强调了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广泛的社会权利、同等报酬、由差距很大的累进税率支付的统一费率福利金，等等。如此一来，上述福利国家就明显地与典型的欧洲大陆版本形成显著对比：在后者，国家把收入转化给或者归还给家庭和个人，让他们用现金的方式支付所谓的政府补贴的因私服务（特别是保险和医疗）。但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制度除了教育于1914年之前已经得到了普及和统包，从未被突然间同时构想和实施过——这种制度是逐步出现的。医疗保障尤其拖在最后：丹麦的全民医疗保障到1971年才完成，比北海对岸的英国人艾纳林·贝文创立的国家医疗服务整整晚了23年。 而且，局外人看来单一的北欧福利制度，其实根据不同的国家而各不相同。丹麦最没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这不仅由于它主要依靠海外市场销售其农产品（尤其是奶制品和猪肉）而使该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和政治发展更敏感，还因为该国的技术劳动力大多是按传统手工艺为基础的组织来划分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丹麦更接近英国而非挪威；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往往不得不仿效英国政府，以便通过物价和工资来控制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英国的标准衡量，这一政策成功了；但以更高要求的斯堪的纳维亚尺度衡量，丹麦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表现总显得有点儿问题。 除冰岛外，挪威是北欧社会中最小也是种族最纯的国家，它也备受战争创伤。而且，即使在海岸线外石油资源发现之前，挪威的形势也与众不同。作为冷战的前沿国家，挪威承担了比面积少得可怜的丹麦和中立国瑞士更多的军费开支；挪威也是北欧最狭长的国家，低于400万的稀少人口却要分布在欧洲最长的1 752公里的海岸线上。许多偏远的城镇和村庄祖祖辈辈到现在都依靠打鱼为生。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其他党派领导，奥斯陆政府一定要把国家的资源运用于社会和社区事业中：补贴从中央拨到地方，用于运输、通讯、教育、提供专家和服务，尤其是用于居住在北极圈北部的平民，而这种补贴是挪威民族国家的生命源泉。 瑞典也很特别，虽然它的特点在以后一直被认可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瑞典人口相当于挪威和丹麦两国的总和（仅大斯德哥尔摩一处就相当于挪威45%的人口），至今仍是半岛上最富有、工业化最彻底的国家。到1973年，其铁矿产量相当于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总和，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在造纸业方面，木浆和航运业领先世界。当挪威社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辛苦地为贫穷的本国组织、定量和分配有限的资源时，瑞典却早已于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儿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人民共同的利益，将对财富和服务进行平均分配。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瑞典，私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运作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英国工人运动自1918年起，就把其核心的原则和纲领建立在对国有制优点的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上，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非常乐意把资本和主动权下放到私有业主手里。英国的不列颠汽车公司成为政府集中分配资源的孤立无助绝望的试验品，而瑞典没有仿效它；对于沃尔沃、萨博和其他一些私有企业，瑞典政府全部让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工业资本在“社会主义”的瑞典比西欧任何国家都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政府从来不干涉私有财富的积累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即使是挪威，经过了15年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治理，国家直接拥有的或者国家运营的经济部门实际上比基督教民主党统治的西德规模还要小。但上述两个国家，加上丹麦和芬兰，政府确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逐步地、无情地对私人收益课以重税、并为了大众的福利而重新分配。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看来，结局最有说服力。到1970年时，以人均购买力为标准，瑞典（同芬兰一样）是全球四个经济强国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和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人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也许这一点会让三代以前贫穷闭塞的北欧农民感到非常惊讶）。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为北欧公民带来了令人满意生活，政府提供的教育、福利、医疗、保险、退休和休闲服务以及相关设施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连美国和瑞士也比不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冰冻的北欧”发展如同神话：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模式或许不会被其他国家那么容易效仿，但它确实受到广泛的钦佩和羡慕。 无论是谁，只要是从易卜生、蒙克到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中来熟悉北欧文化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自我拷问的、轻度的忧郁本质，这些年来，这种特质被理解为沮丧、酗酒和高自杀率的倾向。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类问题印证了保守派人士批评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的观点，他们认为太多的经济保障和集中化使得人民道德瘫痪，并产生诸多问题。于是外界不断有传言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倾向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及在电影中）脱光衣服或者与完全陌生的人做爱，而且这种说法流传非常之广。一些观察家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由于向人民提供一切，而没有任何禁令，因此导致了精神问题。 如果这就是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最坏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原谅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可以一路笑着走向银行（或者一路抱怨着）。然而批评家认为：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确实有其不利的一面。20世纪初对于国家有能力把社会治理得更好的信心现在已经转变成诸多形式：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政治就像是英国福利社会的费边主义改革主张，天生对各式社会工程抱着无边的迷恋。从让国家调节工资、支出、就业和信息到让它试图干涉个人生活只有一步之遥。 优生学作为一门种族优化的“科学”，超越了例如素食主义和散漫思想那样的爱德华时代的时尚（尽管优生学也往往迎合了同样这些人）。各种不同政见的思想家都喜欢优生学，它尤其与善意的社会改革者的雄心壮志相吻合。如果某人的社会目的是从整体上改善人类的状况，那为什么拒绝现代科学提供的种种机会，而一直去做小修小补的改善呢？为什么我们不把防止或消除有缺陷的人类状况扩展到防止或消除有缺点的人类呢？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要求用科学手段来操控社会或人种的计划广为流传，而且深受尊重；只不过由于纳粹的“卫生”雄心始于合成人体测量室而终结于毒气室，才使优生学在战后欧洲各处名声极坏。不然的话，它将会是一种受到广泛赞许的假设。 但是，当它在多年以后出现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各国政府至少没有舍弃对优生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兴趣，即“人种卫生”。1934年至1976年间，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这些国家都相继实施了绝育计划。在这些年里，大约有6 000名丹麦人、4万挪威人和6万瑞典人（90%为妇女）为“卫生”目的，即“提高人口质量”，做了绝育手术。作为这些计划背后的知识界推动力——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人种生物学研究所，创立于1921年优生学最流行之时，直到55年后这个研究所才被撤消。 这段伤心历史所叙述的社会民主政治状况，如果有，也是模糊的，因为非社会主义和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差。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合法性和大多数胸无疑虑的公民所赋予国家的权威性和主动性，使得政府可以对貌似共同利益的事务采取自由行动，而缺少明显的监管。监察员似乎从未想过调查不属于纳税公民因而不享受权利的群体所受的虐待。把累进税率和父亲假与强制干预“不健全”公民的生殖能力划开界限的做法，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某些社会民主党政府里也不完全明朗。这至少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所上的道德课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清晰，特别（或许还不是出于偶然）是在瑞典这类过去被普遍认为有集体良知的国家里。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最接近理想的社会民主模式的国家是位于西欧边缘的另一个中立小国奥地利。确实，奥地利所具有的表面相似性被许多观察家指为“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像瑞典和挪威一样，占奥地利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土的贫穷农村，已经转变成我们看得到的繁荣、稳定、政治安定的一块绿洲，一个由国家提供福利的国度。奥地利为了避免重新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公开冲突的状态，也签署了一份事实协定，协定双方是社会党和保守的人民党。但是相似性却不复存在。 奥地利确实是“社会的”（曾经是除芬兰之外西欧民主国家中最大的国有化区域），但它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政体。直到1970年，该国才有了一个战后社会党政府首脑，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任奥地利总理。奥地利虽然多年来制定了许多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同的社会服务措施和公共政策，例如儿童保育、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和退休金、家庭救济、全民医疗和教育、示范性的国家资助的交通事业，但是把奥地利与瑞典区别开来的，是其根据政治倾向而在就业、影响力、优惠政策和基金等领域进行近乎全民式的分配。奥地利这种为根据政治选择来稳定市场而使用资源的做法与社会理想无关，却和对以往创伤的记忆有关。一想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经历，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就更加对稳定本国脆弱的民主政治感兴趣，而不是使其社会政策革命化。藏书网 同其他政党一样，事实证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擅长忘记过去，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从激进的改革中消除怀旧情绪要花相对更长一些时间。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到1959年，党代表大会才在巴特哥德斯堡重新设立其长远目标和具体目的。新通过的《党纲》中坦率地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欧洲的天主教道德规范、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不打算宣称拥有绝对真理。”《党纲》还声明，国家应当“约束自己，仅限于参与间接影响经济的办法”。商品和就业的自由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极权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摧毁的是自由”。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识在两个国家的态度中产生了明显对比：比利时工党在随后的1960年决定重新确认该党在1894年成立时的党章，要求生产资料集体化；而1960年英国工党拒绝了其改革派领袖休·盖茨凯尔的建议，没有删除1918年工党纲领第四条中公有制公平分配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与比利时、英国上述行为的对比可以通过其晚近的经历来解释：对刚刚过去的破坏性抗争的痛苦记忆，和国界线对面近在咫尺的极权威胁，促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妥协的种种好处上，就像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 英国的工党没有这类可怕的梦魇要驱赶。在这一点上，它也和比利时、荷兰的工党一样，从一开始起，就是被工会成员的利益（和钞票）所驱动的，其根源是劳工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它不太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也更加盲目。如果被问到，工党的发言人会乐意赞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总体目标；但工党自身的利益更实际、更加狭隘。恰恰是因为英国（或至少是英语）政治文化的内在稳定性，也由于长期奠定（虽然正在缩小）的工人阶级基础，工党才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德语福利国家采取的改革措施兴趣不大。 相反，英国式的妥协以控制需求的财政政策和成本很高的普通社会供应为特征，它得到大幅度累进税率和大型国有化部门的支持，是在动荡的、前所未有地历史对抗的产业关系背景下产生的。除工党所强调的国有化的固有好处，上述特定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守党和自由党主流派的大力支持。如果说之前所受的冲击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一定是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重现大规模失业之必要性的跨党派广泛认同。 即使在工党做了13年反对党之后，其新党魁哈罗德·威尔逊于1964年率领工党重新登上了权力宝座、并热切地谈论“技术革命白热化”时代时，还是几乎没有改变什么。威尔逊在1964年大选中的险胜（以多4票当选）使他不愿意冒政治风险，而且即使两年以后的选举中工党赢得选票更多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工党在经济或社会政策上有任何激进的转向。威尔逊本人继承了费边的理论和凯恩斯的实践相结合的艾德礼——贝弗利奇传统，对经济（或政治）的革新毫无兴趣。像大多数形形色色的英国政治家那样，他从本质上是传统的、务实的，但在公共事务方面带着傲慢的短视目光，他曾说过，“对于政治来说，一周是段很长的时间”。 不过，除了所有相关党派一致否认自己采取的是社会民主政策，英国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英国左派（和当时许多政治上的中间派和中右派）首先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目标。战前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生活是贝弗利奇改革和1945年工党以压倒多数当选的原因。工党当时承诺它能够解放经济、维护报酬和服务的公平分配，同样的承诺也帮助1951年保守党上台并长期执政。英国人接受了累进税率，欢迎全民医疗，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而是因为直觉地感到它们更公正。 同样地，带有严重倒退色彩的英国福利和服务机制的统一费率（富裕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从中受惠颇多）也得到广泛接受，因为它看起来很平等，即便只是表面的平等。20世纪60年代工党政府一项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学教育不按智力分班和废除重点学校的入学考试制度这两件事，这一项被1945年以后艾德礼政府长期有意忽略的工党承诺，推出后受到了大家欢迎，与其说这是因为这项变革内在的好处，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看起来“反精英”，因此“公平”。这就说明了1970年威尔逊卸任后为什么保守党仍然推行教育改革，而不顾各方面警告说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后果可能违背初衷。 工党依靠工会的支持，延迟了各类工业改革，许多人（包括工党的一些领导人）都知道改革来得太晚了。当英国的产业关系彼时仍处于工厂里对抗与冲突的困境，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奥地利或荷兰按熟练程度计件和计工资一类的争端几乎闻所未闻。工党的大臣们企图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但都劳而无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从来没有效仿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成果。 而且，英国福利制度的普遍性特点虽然比法国或意大利早二三十年采用，但是英国即使在物质平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也非常有限：直到1967年，80%的英国个人财富还掌握在10%的人口手中。战后最初30年重新分配政策的唯一效果就是从收入最高的10%人口手中把收入和资产转移到了在其之下的40%人口手中，而垫底的50%人口在保障和福利方面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没有提高。 如果对西欧福利国家的时代做一番全面审视，我们必然发现其中预示着以后几十年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诸如1957年《西德社会安全改革法案》一类的立法提案将会成为人口增长、经济环境变化后财政预算上不可承受之重；该法案保证工人的养老金依他们退休时的工资而定，也同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挂钩。我们事后总结瑞典的社会民主政治，可以清楚地看到。急剧拉平收入会减少私人储蓄，遏制未来的投资。政府换届和统一费率的社会费用征缴使得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人获益，即使当时这一点也很明显：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会牢牢把握机会去争取一系列新的特权。 无论这种国家制度是由谁引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家长式的天主教徒，抑或是谨小慎微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欧洲的“保姆国家”也都真的取得了成果。以保护社会、经济的核心纲领为起点，福利国家向着权利、福利、社会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制度迈进，而且在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中几乎不产生任何政治成本。即使是实际受益的官僚和白领所组成的自私自利阶层，他们的创造活动也不是没有优点的：常受中伤的“中下层阶级”农场主在民主政体的制度下得到好处，也像农民一样成了既得利益者；当然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样也有好处，因为这类政党必定注意到这一方面。但对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却不好，它们遇到的麻烦更多一些。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早已引起注意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个人保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加注重教育以及社会的高度灵活性。当西欧人开始倾向于不固守他们的出生地、职业、收入级别和社会阶级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自动地囿于认同父辈的政治派别和社会从属关系。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满足于获得经济保障，不想卷入政治运动及其产生的危机；他们的孩子——60年代人口更多的那一代，只知道有和平、政治稳定和福利国家，并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国家对其公民就业和福利问题影响力日益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公民在道德和观点上的权威性逐步削弱。当时并不认为这两者相矛盾。支持欧洲福利国家的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人士认为，原则上政府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人民的经济和医疗福利、不去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康乐，同时坚决认为不应该干涉民众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事务（诸如宗教信仰和性、艺术品位和判断等等）的观点和实践。德国或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对于其国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关注仍然是合法的，他们不太愿意做这种区分，尽管他们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去适应这一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整个西欧的公共权力（部分地除斯堪的纳维亚外）仍然对个人事务和公民的观点进行坚决的、强制性的控制。同性恋做爱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非法的，并会受到长期监禁的惩罚。在许多国家的艺术作品里也不准出现同性恋题材。堕胎在大部分国家里是非法的，甚至从理论上来说避孕在某些天主教国家也是犯法的，虽然在实际上可以得到谅解。离婚在任何地方都很困难，在一些地方甚至决不可能。西欧的许多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又要部分地排除在外），政府机构仍然负责审查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电台和电视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政府垄断的，对节目内容有严格规定，不大允许出现异议和“不敬”。即使在1955年就有了商业电视台的英国，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电台、电视台有责任遵照国家指令，在播放娱乐、广告节目的同时节目还要包含“启迪意义和丰富信息”。 审查制度与税收一样都是由战争推动的。英国和法国一系列最严厉地限制行为和言论的政策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入的，而且从未废止过。在其他地方，例如意大利、联邦德国和被它们占领的一些国家，战后的法规沿用了遗留的法西斯法律，当地的民主立法者还想适当地加以保留。到1960年还在起作用的最带压制性的“道德”机构很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明显的例外也许是英国的张伯伦勋爵负责预审戏剧的办公室，其中的戏剧审查官和副审查官两个职位在1738年初就设立了）。当然这条审查规则的除外特例便是天主教教会。 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会议在公开反动的教皇庇护九世支持下举行，从此天主教教会便以囊括一切、坚定不变的教条主义观点看待其自身的职责，认为自己是所有信徒的道德守护人。恰恰由于天主教逐渐被挤出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梵蒂冈就在其他方面对其信徒提出了不容更改的要求。事实上，教皇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尤吉尼奥·帕切利有争议的长期在位不仅维护了天主教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正式地把教会带回了政治领域。 从当时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密切联系、对纳粹模棱两可的回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独裁者的热情，可以看到帕切利教权的反动政治立场。他在位期间，对其国内民主政治也采取了不妥协的方针。特别是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就是灵魂有问题，甚至可能更糟。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比利时或荷兰，当地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体系也按照严格的指令，要求教徒只能投天主教政党的票。直到1967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9年，一位荷兰主教才敢对公众建议，荷兰的天主教徒可以为非天主教党派投票，而没有被逐出教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天主教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持不妥协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问题包括家庭、道德行为或不合适的书籍与电影。但年轻一点儿的教徒和新一代的教士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不安地感到，梵蒂冈对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独断和顽固不化是个时代错误，也是欠考量的。在1900年时，大多数的意大利婚姻大约维持20年，通常以一方的去世而告终。但到70年代中期，婚姻往往超过35年，要求离婚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的出现从人口统计学上也削弱了反对避孕的态度，孤立了那些持不妥协态度的教会首脑。西欧每个地方的弥撒出席率都很低。不管是什么原因——原来顺从的村民在地域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妇女的政治解放，福利国家里天主教慈善组织和教区学校的重要性日益减弱——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就像洞察力非凡的天主教首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问题不能诉诸传统和权威来解决，也不能像20世纪40年代晚期那样挑起反共浪潮来实行压制。 帕切利死后，他的继任约翰二十三世召集了一次新的梵蒂冈大会，倾听这些困难，提出目前教会应当采取的态度和做法。这次会议史称第二届梵蒂冈大会，时间为1962年10月11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改变了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和语言（实际上，在日常教会活动中不再使用拉丁语，对此，少数死守传统的天主教徒感到难以理解，并且十分愤怒），更重要的是教会对现代生活的两难做出了反应。在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声明中，清楚表明了天主教会不再害怕变化和挑战，不再与自由民主政治、混合经济、现代科学、理性思想，甚至是世俗政治为敌。教会审慎地迈出的第一步尝试是与其他基督教教派和解，并且通过重新解释长期以来所说的犹太人造成了耶稣之死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大程度）认可教会有义务不鼓励反对犹太人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再被视作独裁统治的支持力量；相反地，在亚洲、非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它们至少看起来像是与对手的立场一致。 在天主教自己的改革派中间也不完全赞同这些转变，一位参加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的克拉科夫年轻教士后来成为教皇，他以恢复天主教不可妥协的道德权威性和影响力为己任。第二届大会也没有扭转欧洲天主教徒教会活动衰落的现状：即便在意大利，弥撒的出席率也从1956年全体天主教徒的69%下滑到12年后的48%。但是，既然欧洲宗教的衰退并非只限于天主教信仰，那么这种现状恐怕也不是天主教会能控制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真正获得的成果至少是推动和批准了欧洲大陆政治和教会的最终分离。 教皇庇护十二世死后，没有哪一个教皇，而且几乎没有哪一个主教会有胆量威胁教徒说，如果他们不正确投票将会后果严重；并且，曾经出现在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教士阶层与天主教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又被撬开了。即使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尽管当地的教士阶层享有非同寻常的待遇和特权，梵蒂冈第二届大会也造成了急剧的变化。虽然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班牙领导人才禁止非天主教信仰及活动的一切公开声明和表现，但他还是于1966年被迫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其他基督教派别的存在，而天主教仍然享有特权；随后的4年里又批准了基督教信仰的绝对自由。通过在西班牙成功地游说天主教晚到的“政教分离”政策，而为佛朗哥有生之年的统治和教会带来一线曙光，梵蒂冈的教廷至少部分避免了西班牙天主教会因为长期地、劳神地与“古老政权”相联系而产生的后果。 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所熟知的这一“文化分裂”，发生于政治和宗教之间、天主教同它的晚近历史之间，对“60年代”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梵蒂冈的改革思维肯定有其局限性，因为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第二届大会背后的策略动力不是接受激进的变革，而是阻止它。几年以后，当大家为堕胎和离婚的权利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如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神职人员激烈地投反对票，即便结果不成功。但是即使在这一类敏感问题上，教会也并没有死不松口，而它的反对也不再会冒分裂社会的风险。在一个稳步走向“后宗教的”社会里，教会接受了它的降格地位，并且尽可能做得好一点儿。 在非天主教的社会里，即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荷兰的一部分和少数德语区的西欧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公民从传统的道德权威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进行得必然更加分散，而事实上运动一旦来临便非常剧烈，这种转型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仍然禁止公民赌博，禁止阅读和观看前人认为“淫秽”和政治上敏感的事物，不支持（更不用说参与）同性恋行为，禁止本人或给他人堕胎，离婚会遭遇巨大困难并且受到公众鄙视。如果公民犯了谋杀等一些大罪，就会被绞死。 然而从1959年起，这类枷锁被解除了。随着那一年《淫秽出版物法案》的颁布，开始执行成人文学作品免审制度，一本成人书刊如果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科学、文学、艺术或学习”，就可以免予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自此以后，出版商和作者可以借助作品的整体价值，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同时还可以在法庭辩护时借助“专家”的意见。1960年10月，著名的 href='2089/im'>《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一案中，检察官起诉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这本D·H·劳伦斯创作的淫秽小说的未删节版，除此之外，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查泰莱”一案引起了英国人特别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原本违禁的章节可以堂而皇之地公诸于众，还因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来源于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情爱。当案件的检察官问一个证人是否会让他的“妻子或女仆”读这本小说时，证人回答说，“妻子或女仆”读这本书不会给他带来丝毫麻烦，但是他绝不会让这本书落到猎场看守人手里。 由于召集了35名专家到场作证辩护，企鹅出版社被宣告无罪；英国正统体制的道德权威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同一年，赌博在英国也合法化了。4年后，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废除了死刑；在出色的改革派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领导下，工党于1967年引入了政府出资的家庭计划诊所，修改了同性恋法律，并使堕胎合法化，第二年又废除了戏剧审查制度。1969年，工党又颁布了《离婚法案》，这项法案对婚姻制度实施彻底改革的程度实际上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58对夫妻中只有1对离婚，而40年以后，每3对夫妻就有1对离婚。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自由化改革被整个欧洲西北部所仿效，虽然在时间上先后都迟了些。联邦德国在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于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进行了相似的改革。这次改革与其说受到法律和先例的限制，不如说被其联合的党派所挟制——主要是经济上开放但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的自由民主党人。法国要废除死刑，不得不等到1981年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执政，但那儿的堕胎和离婚法律也像意大利一样，早在70年代初期就重新修订过了。总而言之，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60年代”的解放运动直到70年代才在欧洲真正来临。但是，一旦法律上的变革到位，其社会后果也就接踵而至：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离婚率1970年至1985年间翻了可怕的3倍！ 公共权威在道德和私人关系方面名声日渐降低，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民族文化事务中角色的式微。实情正好相反。西欧广泛的时代共识是：只有国家才有足够资源服务于民众的文化需求，如果让公民个人或者社区来做则缺乏方法和决心。只有运作良好的公共权威才有责任给予大众食物、住房、就业乃至文化滋养。在这一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想法相似，两者都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思想，而现在他们手中的资源要比以前多得多。60年代的审美反叛几乎没有改变——新的（“反”）文化运动与旧文化所要求和获得的资助是一样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政府文化资助的美好时代。自1947年起，英国工党政府就在地方税上增加了6便士，以支付地方上的艺术创新，如剧院、爱乐乐团、地方歌剧等等项目，拉开了60年代艺术委员会的序幕，这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补贴各类地方的和中央的艺术节、艺术机构和艺术教育。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没有这么乐善好施，它的补贴主要针 5bf9." >对传统的、有声望的高雅文化场所，如博物馆、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等等，还有政府垄断的电台和电视台。但戴高乐重新掌权，任用安德烈·马尔罗做文化部长后，法国的文化现状变了。 法国政府在文化活动中长期扮演文化艺术保护人的角色，但马尔罗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他的角色。按照传统习惯，法国宫廷及其共和国接替者把他们的权力和荷包总是使用在巴黎（或凡尔赛），以吸引艺术家和艺术，使得国家的其他地方艺术干涸。现在中央政府愿意将钱补贴给外省的表演者和演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节和剧院开始在法国的外省生根发芽，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让·维拉尔执导的阿维侬夏季戏剧节，始于1947年；但当维拉尔的作品在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戏剧的改革和更新中起主要作用时，这个戏剧节却落荒而逃。许多法国一流的演员，如让娜·莫罗、玛丽亚·卡萨雷斯、杰拉尔·菲利浦，都在阿维侬工作过。就是在阿维侬和其他一些看来不太可能的地方，例如圣艾蒂安、图卢兹、雷恩和科尔马，法国艺术复兴开始了。 马尔罗对外省文化生活的鼓励当然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动机。即使是维拉尔自己的作品，在反对偶像崇拜方面也是典型巴黎式的：关键不在于把文化带到各个地区去，而在于打破主流剧院的陈规——“把生活带回剧院、带进群体艺术……让它再次自由呼吸、从阁楼和画室里面解放出来、使建筑和剧诗结合在一起”——这些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好像更加容易做到，但必须拥有中央政府的资金和文化部的支持。在一个真正的非中央集权的国家，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则刚好相反——文化和艺术是地方政策和地区利益的直接结果。 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战后几十年里德国在艺术上的公共花费急剧增长。由于联邦德国的文化和教育事务控制在联邦的州政府手里，而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却重复得惊人。每个州和大多数最重要的市镇都有一个歌剧团、一个乐团和诸多的音乐厅、一个舞蹈团、享受补贴的剧院和各种艺术团体。有一项统计表明，两德统一时，联邦德国地方上有225家剧院，它们预算的50%——70%都由州政府或市政府资助。这种制度在法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而对德国来说，近代历史上产生了小侯国、大公国和教会的封地，其中许多地方都保留了专职的宫廷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定期委托创作的新作品。 这一做法的好处很大。经历了纳粹统治后的联邦德国虽然在文化上缺乏信心，但政府慷慨资助的文化机构却成了各类艺术家的圣地。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柏林交响乐团、科隆歌剧院以及几十个较小的机构（曼海姆国家大剧院、威斯巴登国家剧院等等）为成千上万名舞蹈家、音乐家、演员、舞蹈指导、剧场技师和办公室职员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失业福利、医疗保障及养老金）。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来自国外，包括美国。这些外国艺术家极大地受惠于欧洲繁荣的文化场景，其受惠程度不比当地为那些得到不同的补贴来观看或聆听他们演出的观众差。 就像“60年代”的景况直到70年代初才在许多地方真正来临一样，50年代的文化一成不变的映象——沉静、乏味、荒芜、停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神话。在《愤怒的回顾》一剧中，剧作家奥斯本通过剧中人吉米·波特之口，斥责战后繁荣和自满中蕴含的虚假成分；毫无疑问，优雅背后的虚伪直到50年代末，在许多观察家、尤其是青年感到极端丧气后才被赶走。然而50年代还是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那些有新意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戏剧、文学和电影中，许多作品拥有比后来的作品更长久的影响。在权力和政治声望中失去的东西，西欧各国政府现在从艺术中补了回来。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晚期是欧洲“高雅艺术”的小阳春时光，形势是那么异乎寻常地有利：“欧洲质量”（这儿的着重引号还没有以后几十年里所产生的贬义）第一次由大规模的公共资金支持，这时的大众尚未对之提出“易懂”、“明白”和“有意义”的要求。 随着1953年3月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次上演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欧洲的剧院进入了现代主义的黄金时代。在海峡对面，伦敦王家宫廷剧院的英格兰舞台剧团采用了贝克特和东德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并上演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阿诺德·威斯克的表演作品，所有这些戏剧都把极简主义风格和鄙视现实的审美态度融合在戏剧技巧中，这样的艺术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是很难出现的。甚至连英国主流剧院也开始更加冒险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晚期，英国一代出色的戏剧界翘楚（奥利维尔、吉尔古德、理查森、雷德格雷夫、金纳斯）与大学里（大部分从剑桥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表演家们及著名的创新派导演和制片人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彼得·布鲁克、彼得·霍尔和乔纳森·米勒。 英国于1946年最初提出建立国家大剧院，它正式建成于1962年，当时任命劳伦斯·奥利维尔为建院总监、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作为他的顾问和助理，剧院在伦敦南岸正式落成于1976年。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起，国家大剧院是英国新兴戏剧的主要赞助人和演出场所，同时又是慷慨的英国艺术委员会的主要受惠者。应当注意的是，这不表示戏剧成了当时较受欢迎的娱乐形式。相反，当音乐厅一走下坡路，剧院也落到了二流地步，虽然表面上看来戏剧题材挺无产阶级的。剧作家们可能会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然而看戏的却是中产阶级。 就像贝克特和他的作品很容易进入英国一样，英国的戏剧和戏剧界的主要人物也在国外过得非常舒适：彼得·布鲁克在伦敦以他的莎士比亚作品（最出名的是《仲夏夜之梦》）成名后，在法国永久定居了下来，轻松地跨越了审美和语言的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可以谈论“欧洲”戏剧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其素材是有争议的、描述当代欧洲主题的戏剧。罗尔夫·霍赫胡特的《代表》1963年第一次在德国上演后不久即在英国演出，这部作品攻击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他接下来的那部作品 href='2292/im'>《士兵》（1967）又把矛头指向了丘吉尔，指责他战争期间轰炸德国城市，所以英国最初是禁止这部戏上演的。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艺术又被“新浪潮”的作家和电影导演横扫，他们结束了传统戏剧的叙事，而把注意力转向了性、青年、政治和异化，预示了许多应该由60年代人考虑的问题，以此作为自己的成就。5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西欧小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随波逐流的人》（1951）、阿尔贝·加缪的 href='9805/im'>《堕落》（1956）、君特·格拉斯的 href='1588/im'>《铁皮鼓》（1959），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比后来的作品要新颖和勇敢得多。即使是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作品 href='1488/im'>《你好，忧愁》（1953）或者科林·威尔逊的《外人》（1956）中的那种刚过青春期的青年人专心致志、自恋式的描述（威尔逊的作品里不止一次地暗示对威权主义蔑视人类的厌恶），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原创性的。上述小说创作时作者分别为18岁和24岁，其题材及其成功预示了60年代的“青年革命”，却比后者整整提早了10年。９９lｉｂ?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和60年代初，尽管影院的上座率明显下降，欧洲电影却赢得了艺术性和创新性的长久美誉。西欧的电影从大众娱乐中升华（或摒弃出来）为高雅文化，可能与之有一定关系。当然欧洲电影业的振兴不是由观众需求推动的；如果让观众做决定，法国影院会仍然被牢牢限制在50年代初“高质量”的古装戏剧上，德国影院只能继续放映黑森林背景下的浪漫“故乡”电影，而英国的观众会津津有味地欣赏战争电影和越来越具挑逗意味的轻喜剧。在任何欧洲国家，大部分观众还是会非常喜欢美国的通俗电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欧洲观众对美国电影的热衷，尤其对40年代晚期那种朴实无华的“黑色电影”风格的喜爱，才引起了一群新生代法国电影编导者的电影革命。出于对前辈的陈腐主题和洛可可装饰风格的绝望，1958年一批年轻的法国人借用了法国影评人皮埃尔·比亚尔的文章《新浪潮》的名字，拉开了法国重新制作电影的序幕：首先从理论上，尔后从实践上。这一理论在新刊物《电影手册》上已有预示，其核心概念是“导演即作者”：比如说，对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影评人所赞赏的是作品体现的“主体性”，即一种在制片厂的工作中设法让他们拍摄的电影具有他们自己的“符号”。出于同样原因，新生代法国电影人也先是挑战，然后抛弃诸如让·维果和让·雷诺阿等上一代法国导演的作品。 上述一切都揭示了一种直觉的良好品味，但是其所处的理论氛围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兴趣——事实上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小圈子之外，人们通常理解不了。但是路易斯·马勒、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罗尔、雅克·里维特、埃里克·侯麦、阿涅斯·瓦尔达，尤其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等人的实践改变了电影的面貌。在1958年至1965年间，法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制作能力惊人。马勒于1958年执导了《通向断头台的升降机》和《移情记》，1960年《地铁里的莎姬》，1961年《私生活》和1963年的 href='/article/7652.htm'>《鬼火》。戈达尔也分别执导了 href='/article/11295.htm'>《筋疲力尽》（1960）、《女人就是女人》（1961）、《随心所欲》（1962）、《法外之徒》（1964）和《阿尔法维耶》（1965）。同一时期夏布罗尔的作品包括《俊男塞吉》（1958）、《两次?旅行》（1959）、《女仆》（1960）和《恶眼》（1962）。 里维特的作品更有趣，创作时间也晚一点儿。像瓦尔达（这些年里以作品《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和《幸福》最出名）一样，里维特也堕入了自我放纵；而这一辈新浪潮电影人中年纪最大的埃里克·侯麦就不同，他后来以悲伤的“道德故事”而举世闻名，其中的第一、第二部电影《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职业》都是1963年拍摄的。到最后却是无与伦比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铸成了“新浪潮”艺术的风格和影响。特吕弗首先是因为在一系列电影中起用让-皮埃尔·利奥德扮演安托万·德瓦奈（一个特吕弗自传式的“主角”）而享有声誉，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四百击》（1959）、《二十岁的爱情》（1962）和《被偷的吻》（1968）；特吕弗不仅是法国电影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也是其中最稳定、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的许多独立题材影片，如《朱尔与吉姆》（1962）、《柔肤》（1964）、《华氏451度》（1966）和《最后一班地铁》（1980），是电影史上的艺术经典。 新浪潮运动优秀导演的力量之一是，虽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知识分子的宣言，而不是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娱乐（《电影手册》的投稿人频繁地提及他们得益于“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电影一样地娱乐大众（没人会说看特吕弗或马勒制作的电影就像看油漆慢慢干掉那样无聊，就像人们对戈达尔和里维特的作品私下里议论的那样）。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和视觉上的易懂性相结合，对外国的仿效者才有重要意义。对于阿伦·雷奈的作品 href='1227/im'>《广岛之恋》的回应，也暗示了法国电影已经成为国际上道德辩论的首选载体。 所以，当26个年轻德国电影导演1962年在奥伯豪森集会，宣布“传统德国电影的崩溃”和他们要“创造新的德国特征的电影……以从这个产业的成规中、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其实公开承认了法国电影对自己的影响。1957年，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手册》里的著名论文《论伯格曼的电影》中赞扬伯格曼这位瑞典“作者”是“欧洲电影界最有原创能力的制片人”；同样地，爱德加·赖兹和他的德国同事就像西欧和拉丁美洲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从戈达尔及其朋友身上得到启发。 特吕弗、戈达尔等人年轻时喜欢黑白片，是因为这些影片没有“虚伪”。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评论家艳羡法国导演自己对美国现实主义的重复演绎是出于他们的精妙和知识分子的世故：他们能够独特地使小人物赋予令人敬畏的文化意义。在埃里克·侯麦的《我在慕德家的一夜》（1969）中，由让-路易斯·特林提格南特扮演的外省哲学教授让-路易斯在慕德（法国费边社成员）家的沙发上度过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慕德是让-路易斯一个熟人的女朋友，聪明而又有魅力。天主教徒让-路易斯在当时那种情景所暗示的道德规范中挣扎，为该不该与女主人发生一夜情而烦恼，他不时地与一位共产党同事交换一些感想。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让-路易斯回了家。 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或英国的导演会去拍这样一部电影，更不可能使它发行。但对于新一代的欧裔美国知识分子来说，侯麦的电影抓住了所有要素——世故、厌世、巧智、影射、成熟和欧洲人对法国电影的看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电影虽然在国外发行范围很广，却达不到相同的影响。一些比较成功的影片自我意识太强，将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塑造成为富有而性感的新形象，通过索菲娅·罗兰的肉感特征和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浪子回头的喜剧角色来传达：比如《意大利式离婚》（1961）和《意大利式结婚》（1964）。 马斯特洛亚尼第一次扮演回头浪子的角色是在一部由费德里科·费利尼执导的、比较严肃的影片《甜蜜的生活》（1960）中，但是总体上调子比较灰暗。费利尼本人在与特吕弗、戈达尔相同的许多圈子里忠实地仿效他们，尤其是《812》（1963）和《鬼迷朱丽叶》（1965）。当时老一代的天才导演还没有退出舞台：维托里奥·德·西卡执导了《万劫余生情海恨》（1962），和费利尼共同执导了改编自萨特剧本的《三艳嬉春》（1962），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末还导演了《费尼兹花园》，但是他们的作品再也不能像4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那样拥有政治和美学的影响，尽管德·西卡与新现实主义一直联系紧密。更有影响的人是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他的作品 href='/article/8835.htm'>《奇遇》（1960）、 href='2321/im'>《蚀》（1962）和《红色沙漠》（1964）都起用了莫妮卡·维提，安东尼奥尼敏锐的电影艺术风格和无法吸引人的、愤世嫉俗的回头浪子角色，要早于60年代晚期电影艺术中出现的疏远而淡漠的世界，安东尼奥尼自己也自觉地沉迷于其作品《春光乍泄》中。 意大利电影缺少法国（或瑞典）电影那样有魅力的知识性，但是它们富于自己的风格。恰恰是这种欧式风格，以“多样化”平衡了艺术家的自信、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和有教养的才智，使得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的欧洲大陆电影独具特色。到50年代末，西欧不仅从经济萧条和战争创伤中恢复了过来，还再次成了吸引雄心勃勃的世故之人的好地方。虽然纽约有钱，也许还有现代艺术，但美国仍然被认为有点儿嫩，即便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也是如此。约翰·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他的魅力部分地在于他在华盛顿办公场所显示出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概，俨然一个“肯尼迪王朝”。这个“肯尼迪王朝”要归功于他妻子那欧洲背景的、大陆式的自我展示。 杰奎琳·肯尼迪把欧洲风格引入了白宫，这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欧洲化“设计”空前繁荣，并且被认可为地位和质量的标志。如果商品、创意或者某个人被贴上了欧洲的标签，就意味着与众不同，当然价格也更高昂。这个发展过程其实刚过去不久。我们坚信，“巴黎产品”至少从18世纪末晚期开始，长期列入奢侈品交易的行列；而瑞士手表已经享有几十年的声誉。德国汽车工艺事实上要比其他国家的好，意大利设计的服装、比利时的巧克力、法国的厨具和丹麦的家具毫无疑问是各自领域中最好的——但这种观念在上一代人看来几乎是可笑的。 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这是英国19世纪工业至高无上地位的遗产。英国国内的货物、汽车、工具或武器长期以来被外国市场看重。但是除了男士服装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制造商几乎在每一个商品领域里都成功地破坏了自己的地位，到60年代末，英国零售商给人的鲜明形象就是低质量的“时髦”货，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一市场被无情地开发了。 欧洲商业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产品和它们的国家一样，是各自不同的。意大利的轿车，如菲亚特、阿尔法罗米欧和蓝旗亚，因为以次充好、性能不可靠而臭名远扬，但这并不影响意大利在国外市场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比如皮具、高级女装，甚至低一档的白色家电。对于德国服装和食品，国际市场从来没有任何需求，也应该如此。但到1965年，任何一件用德国机床做出来的或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在英国或美国的橱窗里想开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在许多产品领域里赢得了高质量的美誉，但即使在那里，市场的情况也明显地变化多端。外国的富人们在家里高档风格的瑞士家具或丹麦家具，即便它们的结构有点儿脆弱，因为它们非常“现代”。但是这些消费者同时会对瑞典的沃尔沃汽车感兴趣，虽然看上去外观不美，但却给人坚固的感觉。“风格”和“价值”这两种特性被称为识别“欧洲”产品的标签，而在美国通常相反。 巴黎仍然是高档女式时装之都。但是意大利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不受原料定额供应的限制（不像法国和英国），早就是法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早在1952年，就在圣雷默市举办了第一次国际男士时装节。然而无论法国多么时尚、创新，其高级女装（从克里斯汀·迪奥到伊芙·圣罗兰）风格还是非常传统的：直到1960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杂志编辑和专栏作家还把出席年度时装发布会所戴的帽子和手套穿到工作场所。只要中产阶级妇女在着装方面还跟着一小部分巴黎的设计师和时装屋的风向标走，那么后者的地位（和利润）还是牢靠的。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的妇女像男士一样，不再把戴正式的帽子、穿剪裁得体的外套或者晚装作为日常生活。大众服装市场既追随上层也跟从下层的时尚。欧洲作为时尚和优雅之都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欧洲的未来存在于更加多姿多彩的时尚风格中，其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甚至是亚洲借鉴而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上意大利人尤为擅长。对于服装及其理念，巴黎主宰着欧洲市场，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将来的服装之都却在别处。 1955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文化自由大会，雷蒙·阿隆提出大会的议题是“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当时，他的一些听众认为这个提法有点儿为时过早，毕竟在铁幕对面和其他一些地方，意识形态都看上去很活跃、而且很得势。但是阿隆有自己的观点。在那些年里，西欧国家越来越与任何一种主义的事业相分离；并且我们也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缓和了旧的政治仇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人来直接关心国家的政策和开支，但是他们也不会淡忘应当由谁来控制国家。看来西欧人抵达这块繁荣而和平的“阳光普照下的辽阔高地”（丘吉尔语）比预计早了点儿：在欧洲这个地方，政治向政府让步，而政府又越来越限于行政事务。 然而，我们可以预见保姆国家（即使是后意识形态的保姆国家）制度的后果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知道还有不同的生存环境而成长起来的公民而言，国家有责任兑现诺言，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做好，就是它的错误。通过一群仁爱的执政者来使公共事务明显地惯例化，也不能保障那些对公共事务十分冷漠的民众会关心政府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至少阿隆的预测没有说中。因此，正是这一代人在他们父辈向往的社会民主政治天堂里长大，才会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感到最生气和憎恶。这一悖论所孕育的征兆在公共规划和公共建筑领域内可以明确地看到：因为这个领域内，冷战双方国家都极其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时出现的人口增长和迅速城市化，对城市规划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东欧，即使许多城市的中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被摧毁或半废弃，还有2 000万人口在战后20年里从农村移居城镇和城市。到1970年，立陶宛半数的人口住在镇上；而20年之前只有28%。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在解放至1970年的一段时间里下降了50%，大批人口从农村拥向城市：1948-1970年间，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人口长了一倍，居民从28万人增长到56.6万人；同样地，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内从36.8万人上升到了74.6万人。 布加勒斯特从1950年至1970年间，从88.6万人增长到了147.5万人；索非亚从43.5万人上升至87.7万人；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的人口从1959年的50.9万人上升到了两年后的90.7万人。造成这些城市（从柏林到斯大林格勒）人口增长的原因在于苏联时代的住房政策：苏联建造了成千上万幢式样相同的灰色或棕色的水泥公寓楼，它们价格低廉、结构简陋，没有显著的建筑风格特征，也一点儿没有美学思想（或公共设施的样子）。 在一些没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内地城市（如布拉格），或者根据以前的计划重建的城市（如华沙和列宁格勒），大部分新建筑位于城市边缘，形成了一长串延伸到农村的郊区宿舍。其他地方，比如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新的贫民窟却位于城市中心。这是由于小镇和村庄没有能力吸纳成千上万无家可归之人，这些人以前是农民，后来做了矿工和钢铁工人，而城市的中心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所以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的聚居地，不复有老镇残存的优雅。集体农庄的工人不得不进入农业城镇生活，这一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发明，后来又由齐奥塞斯库来完善之。一些新型的公共建筑，如技术学校、文化站和党组织办公室，都一板一眼地模仿了苏联的建筑：有时呈现出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但总是空间过大、很少吸引人。 强制性的工业化、农村集体化和对私人需求的批评和蔑视，是导致共产主义城镇规划变成灾难的原因。但西欧的“城市之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在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大量农村人口的拥入造成城市资源相对紧张。大雅典地区的人口从1951年138.9万人上升到1971年的254万人；而同一时期的米兰则从126万人上升到了172.4万人；巴塞罗那从128万人上升至178.5万人。在所有这些地方，就像是意大利北部的小镇和伦敦、巴黎、马德里等大城市的快速扩张的郊区，城市规划者忙都忙不过来。与在共产主义城市中办公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设计建造出大片面目相同的住宅，位置不是在被战争夷为平地或重新改造过的城市中心地带，就是在城市边缘的绿色田野上。特别是米兰和巴塞罗那，当第一代南方移民于60年代从破烂的小镇搬往高层公寓大楼时，其结果让人联想起苏维埃时代的灰房子，而且他们还遇到了进一步的困难：好多人因为租不起离他们上班地点很近的房子，所以不得不每天忍受公交不足而带来的长途奔波之苦；也有人开着新买的车上班，结果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 然而，这些年西欧城市建筑形式的丑陋不应当只归因于人口压力。这种“新野兽主义”（建筑评论家雷纳·班汉起的绰号）的出现不是由于偶然或疏忽。在联邦德国，重建的许多大城市极其缺乏想象力和眼光；在伦敦，伦敦市政议会的建设部门竟然把大批的住宅项目承包给了阿尔顿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位于罗埃汉普顿，专门营造咄咄逼人的、直线风格的、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勒·柯布西耶式的建筑。这些建筑的丑陋外表似乎是精心设计、故意造成的。米兰那座可怕的维拉斯科摩天大楼由一家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的私人集团于1957年至1960年间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具有当时那种典型的、咄咄逼人的超现代主义风格，意欲表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1959年3月，法国建筑委员会同意了蒙巴纳斯大厦的设计，他们在报告里总结说：“巴黎再也不能迷失于过去了。在将来的日子里，巴黎必须经历巨大的转变。” 其结果不仅仅是蒙巴纳斯大厦（或是像它生下来的孩子，丑陋的拉德芳斯建筑区），而且有一系列的新镇迅速出现：超高密度的住宅街区（它们被特指为“大集中”）位于大巴黎区的边缘，人们被剥夺了就业和享受当地服务的机会。这些小镇中最早、也是最出名的是位于巴黎北面的萨尔塞尔，它的居住人口从1954年的8 000人一直扩展到7年后的3.5万人。从社会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这个小镇没有根基，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专门用于工人住宅的郊区相似（尤其与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边上的拉兹迪奈相似），远远背离了法国当地建筑设计或城市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种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其他生活领域里被万分赞赏的欧洲“风格”在这儿没有任何迹象。确实，欧洲的传统在这儿被刻意地避开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更甚——的建筑，是有意识地反历史的；它们从建筑规模和建筑材料上（最喜欢用钢铁、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来背离过去的建筑设计。这样一来，建筑作品就不再有必要比以前的更富有想象力：相反，这种几十年来改变了诸多欧洲城镇面目的“城市再开发”计划被视作一个巨大机遇而让人念念不忘。 在英国等地方，城市“规划”最多作为一种修修补补的策略：政府没有哪项长期战略会纳入住房、服务、就业或者休闲等问题（几乎所有的新兴小镇或住宅区都没有电影院，更遑论运动设施或足够的公共交通）。政府的目的是消灭贫民窟，并快速、低成本地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在1964年至1974年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384幢公寓大楼拔地而起，其中许多大楼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将会废弃。伦敦东头最抢眼的建筑“罗纳角”公寓大楼在1968年发生了自行坍塌事件。 公共建筑也不见得怎么好。蓬皮杜艺术中心（20世纪60年代设计，直到1977年1月才对外开放）像它西面的巴黎地下购物中心（Les Halles）一样，本该为巴黎市中心展示各色流行文化资源，但在较长时间内它跟周围的街区和传统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伦敦大学新建的教育学院上，这座建筑位于旧布卢姆斯伯里区中心的伍伯恩广场，它招摇过市，用伦敦历史学家罗伊·波特的话来说，简直“丑陋至极”。还有，伦敦南岸建筑群素以提供各类无价的表演艺术和艺术服务而闻名，但是其可怕的、低矮的标高，乱七八糟的小巷和满是裂纹的混凝土立面，老是令人沮丧，印证了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杂乱无趣的市容”一说。 即使我们承认两次大战和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后，确实存在着一种渴求崭新的、脱离过去的事物的愿望，我们还是不清楚为什么战后欧洲的政治家和规划者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这好像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周围的新环境很难看：居住在大型住宅区、高楼公寓和新兴小镇上的人们从来就不喜欢这些房子，并且他们对每一个来询问的人明确表明否定态度。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许不会理解，他们设计的住宅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会成为社会上流浪汉和暴徒的滋生地，但居民们十分清楚。即使是欧洲电影，几年前还在拍摄关于老城和老城生活的爱情、怀旧题材，现在也转向关心现代大都市冷淡、困苦的非人性化题材。戈达尔、安东尼奥尼一类导演在拍摄俗丽的新兴市区和工业化环境题材的电影时感受到了感官上的愉悦，如《阿尔法城》（1965）和《红色沙漠》（1964）。 深受战后建筑打破旧传统之害的是火车站；火车站被历来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细的艺术成就的体现，同时它本身往往也是一座重要的建筑丰碑。美国的火车站也一样遭受灾难（许多人仍然记得1966年拆除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事，它见证了官方流氓主义时代的开始）；但至少美国城市规划者至少还有理由——在轿车和飞机的夹击下，铁路旅行的前景实在比较黯淡。但是在人口拥挤、面积相对较小的欧洲大陆，铁路交通的未来从来就不是大问题。欧洲拆除的火车站被缺乏风格的、毫无吸引力的大厦所取代，而它们行使的不过是同一种功能。如果要去拆除伦敦的尤斯顿车站、巴黎的蒙帕那斯火车站和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这在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在美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大规模拆除城市建筑、全欧洲要求与过去割裂，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废墟一步跃入极端现代化，被自己证明得到了报应（感谢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经济不景气，为此公、私预算都被削减，从而使翻新旧建筑得以暂停一段时间）。早在1958年，大批城市改革巅峰到来之前，就有一批保护主义者在英国发起成立了“维多利亚协会”。作为典型的英国志愿者组织，“维多利亚协会”致力于寻找和保护英国受威胁的建筑文化遗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整个西欧受其影响，出现了一张类似组织的网络，推动居民、学术机构和政治家们与之呼应、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损失。虽说他们对于保护某一块区域或某一幢建筑而言已经太晚了，但是他们至少设法保护了尚未被破坏的一些建筑，比如位于米兰科尔索马金塔大街上的展览中心，除了70年代早期已经被拆掉的部分，所有能够反映17世纪城市孤儿院面貌的建筑元素，如正立面和内部回廊，都被保存了下来。 在欧洲城市的有形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真的是非常可怕的20年。那些年里对城市建筑的伤害是出于无知，但在“辉煌的30年”的经济发展光环下，这一点没有完全被认识到，为此付出的代价就像在上一个世纪的工业城市化过程中一样。虽然在以后几十年里也做了一些弥补（例如法国对现代化的规划和对道路等交通运输网络的大力投资，显著地提高了边缘郊区的生活质量），但是被破坏的建筑再也无法挽回。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对于为扩张城市的野蛮行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追悔莫及。 20世纪60年代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之一是，被无情地“更新”和重建的城市景观被居住其间的这一代年轻人深深地嫌恶。他们的房屋、街道、咖啡馆、工厂、办公室、学院和大学可能非常现代、无比“簇新”。但除了极特别的建筑，大部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丑陋的、没有灵魂的、沉闷的、野蛮的，而且用流行的话来说是“异化”的。如此一来，出现下列情况就很正常：当欧洲实行仁慈服务的那些福利国家那些吃得好、住得好，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们长大后反对这个“制度”时，第一幢正式宣告爆破的建筑是位于一所没有灵魂的大学“分部校区”中的预制混凝土宿舍，原因是它正好位于人口过多的巴黎郊区，那里充斥着高楼街区，而且交通堵塞。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性交开始于1963年，在 href='2089/im'>《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和披头士出第一张激光唱盘之间。 ——菲利普·拉金 革命——我们如此热爱它。 ——丹尼尔·科恩-本第特 后悔了的资产阶级起而反叛沾沾自喜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象之一。 ——以赛亚·伯林爵士 现在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拍你们的马屁，但我不会，亲爱的各位。你们一副被宠坏的小杂种的嘴脸，我恨你们，就像恨你们的父亲一样……昨天你们在朱利亚山谷殴打警察时，我对警察充满同情，因为他们是穷苦人的儿子。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968年6月 我们追随的不是杜布切克。我们追随的是毛泽东。 ——意大利学生口号，1968年 具有伟大文化意义的时刻，一般是在做历史回顾时才为人所认识。而20世纪60年代却不同：那一代人对于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重要性了如指掌，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套用“谁人”乐队的歌词，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一代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倒不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自我陶醉，但可以想见这也造成了一些视角上的扭曲。对于现代欧洲而言，20世纪60年代确确实实是现代欧洲有着非凡结果的10年，但并不是当时看上去非同小可的事情样样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那些自我陶醉、反对偶像崇拜的冲动，不管是在服装样式还是思潮方面，都犹如昙花一现；相反地，那些政治上或是公共事务领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尽管在60年代末已初露端倪，但直到多年以后才看到效果。同样，60年代的政治版图也容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总在最出名的地方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社会的冲击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似乎欧洲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年纪16岁至24岁之间的学生人群超过了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在早些年，这样的人口爆炸早已对国家的食品供应造成了严重压力；即使可以让所有人糊口，他们的就业也会是大问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高度繁荣的时期，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饭穿衣住房，甚至也不是年轻人的就业，而是如何教育他们。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欧洲多数孩子在小学教育完成后便离开学校，年龄通常在12岁至14岁之间。在很多地方，19世纪末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并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共产党掌权前的东欧国家里的在家孩子一般会在春天、夏天或初秋时节辍学。中等教育仍是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专享的特权。在战后的意大利，完成了中等教育的人不到全部人口的5%。 展望未来的学生人数，同时也作为较大范围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战后欧洲各国的政府都开始了一系列的重大教育改革。在英国，离校年龄在1947年提高到15岁（到1972年提高到了16岁）。在意大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多数孩子事实上在11岁就离校，而在1962年，这个年龄提高到了14岁。1959-1969年的10年间，意大利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儿童数量增加了一倍。在法国，1950年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是区区3.2万人。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5倍多，在1970年，中学毕业生人数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数的20％。 这些教育变革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性。一直在多数欧洲社群划在两类人中间的文化分界线从此消失：一类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在学会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背出民族历史大纲后便离开了学校；另一类人是十七八岁才离开学校，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中学毕业文凭，尔后继续专业训练或开始工作的少数特权阶层。那些语法学校，如法国公立中学和德国高等中学，则更是统治阶级的保留地。这些昔日将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孩子们拒之门外的经典课目，现在却向所有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的青年群体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并完成中等教育，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和他们的父母所知的世界出现了断层。 这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代沟本身也成了事实上的社会革命，尽管它的后果尚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当成千上万的孩童拥入匆忙建成的中学，给不同时期建造的教育机构造成了物力、财力上的巨大压力，规划者们早已开始发愁：这些变化对于大学——曾只为更少数的精英保留的大学——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1960年以前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得以一窥中学校园，那么更少有人怀有上大学的梦想。在19世纪，一些传统的大学曾有过些许扩展，高等学校的数量——主要是技术学校——也有所增加，但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仍只向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这些家庭不需要孩子在18岁以前自己挣钱，并且有钱支付从中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当然也有向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开放的奖学金，但除了第三法兰西共和国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令人景仰的追求卓越、平等的学校，很少再有哪些奖学金够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更不用说可用以补偿收入上的损失。 尽管上一辈改革者有着极好的意图，牛津、剑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洛尼亚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古老学府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49年瑞典共有1.5万名大学生，比利时有2万名。整个西班牙总共只有5万名大学生，是人口为4 900万的英国所有大学生总数的两倍不到。那一年，法国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13万。但是，欧洲的中等教育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很快就将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的扩展。变革迫在眉睫。 首先，欧洲需要大大增加大学的数量。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多数国家只是继承了一些零散的大学，小小的、古老的、相互独立的院校，每年仅能收纳数百名新生，通常坐落在偏僻市镇，那里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公共基础设施。其讲堂、实验室、图书馆和宿舍（如果有的话）都很难再容纳额外的数千名年轻人。 欧洲典型的一些大学城，如帕多瓦、蒙彼利埃、波恩、鲁汶、弗莱堡、剑桥、乌普萨拉等等，都是幅员狭小且远离都市（几个世纪以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选择了这些地方）。只有巴黎大学是个例外，但只是个特例。欧洲的大多数大学缺乏美国大学意义上的那种校园（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大学，尤其是牛津和剑桥，明显地属于例外），它们完全融入周围的都市环境：学生们在市镇里居住，依赖于城市居民提供住宿和各种服务。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学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大学几乎没有自己的任何物质资源。他们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城市或国家。 如果欧洲的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以适应逐渐经过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庞大的人口数量，这一举措必须来自中心地区。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边远城市和农村市镇外围的“绿地”上建造新的大学，比如英国的科尔切斯特和兰卡斯特，丹麦的奥尔胡斯。当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来临时，这些新的大学，尽管其建筑乏善可陈，至少已经建好，足以解决日益增加的入学需求，同时也为数量日增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教师职位。 英国的教育规划者并未通过开设新的大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是把他们纳入了古老的精英体系中。英国的大学因此保留了接受或是拒绝学生入学的权利：只有那些在全国中学毕业考试中获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才有望进入大学，并且各大学有权自由选择志愿入校的学生，同时只接受它能容纳的学生数。英国的大学生一直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1968年仍不足该年龄段人口的6％），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但对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来说，这个体系运转平稳，并使他们不会遇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欧洲大陆，高等教育在朝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程中没有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参加并通过了全国性的中学毕业考试，你自动获得进大学的资格。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这一制度都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因为总人数少，大学不必担心学生人数过多无法负担。不管怎样，欧洲大陆大多数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仍沿袭固有的松散风气。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教授们对着讲堂中一帮不知姓甚名谁的学生正儿八经地讲课，而学生们也丝毫没有必须及时完成学业的压力。对他们而言，进大学既是一种受教育的方式，也是经历一次社交成人仪式。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规划者都决定扩展现有的大学，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学。同时他们也没有设置新的预选障碍或制度。相反，也是出于很好的理由，他们往往尽力去去除那些残余的预选制度——1965年，意大利教育部废除了所有大学入学考试及既定的专业招生人数限额。曾经是一项特权的高等教育现在成为了一种普遍享有的权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68年，意大利的巴里大学历史上能容纳约5 000人，却面临着消化3万多名学生的压力。同年，那不勒斯大学有5万名学生，而罗马大学有6万名。仅此三所大学所接收的学生总数就超过了18年前意大利全部学生人数的总和。很多学生一直未能毕业。 到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每7个年轻人中有1个在上大学（10年前为每20人中有1个）。在比利时，这个数字为每6个人中有1个。在西德，1950年时总共有10.8万名学生，当时传统的大学已经开始人满为患，而到60年代末已接近40万人。在法国，到196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1956年公立中学学生的人数。欧洲各地学生的人数远远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而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在迅速下降。图书馆、宿舍、教室、食堂，到处都拥挤不堪，条件也相当恶劣（即使新建学校也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建学校尤其如此）。战后各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尽管各方面都有大量增加，但更多的是集中在中小学建设、设备和教师的配备上。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对的，这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由选举政治所决定的。但它需要付出代价。 在此有必要提醒：即使在1968年，欧洲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是学生（这一细节容易被这一时期的记载所忽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农民、工人、没有技术或是从偏远省份或国外来的移民。在这些并非学生的年轻人中间，大多数人所经历的60年代必然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有很多事件都是在大学内外发生的。这些人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不能从他们的学生同龄人那里来推断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年轻人们倒是有着鲜明的、共有的文化。 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榜样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尽管每个国家的青年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志和习俗，以及本土独有的特点（1963年6月22日巴黎民族广场举行的兄弟节是法国60年代青年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其他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这一时代的很多流行文化样式却以前所未有的轻松跨越了一条又一条国界线。大众文化必定会成为国际性的。某种潮流（音乐或是时装）在英语国家——往往就在英国——开始，然后再向南、向东，借助着日益视觉化（因此也更容易跨越国界）的文化流行开来，只是偶尔会因为当地的一些不同趋势，或更多时候是由于政治干预而受到阻碍。 新潮事物首先面向手头阔绰的年轻人，即欧洲白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买得起唱片、音乐会门票、鞋子、衣服，还可以消费时髦的化妆和发型。但这些新潮事物的表现却又完全跨越了寻常的界限。当时最为成功的音乐人——披头士及其模仿者——把美国布鲁斯吉他音乐（多为黑人所演奏）的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直接拼合在一起。这种极具独创性的组合不久便成为了欧洲年轻一代本土的、跨国界的文化。 流行音乐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其形式更加重要。60年代的人们对风格尤为关注。有人会说这毫不稀奇。但是由风格直接替代了内容，这可能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特之处。60年代的流行音乐对曲调、对表演的方式无比关注，而歌词却往往平淡乏味，外国人听起来最多是一知半解。在奥地利，演奏或是听英美流行乐曲让经历了希特勒时代的父母们大惊失色，就像脸上挨了一巴掌。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邻国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这些音乐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反叛心理。 如果说60年代的主流音乐文化似乎都与性有关——至少在它短期内转向毒品和政治之前——这其实也是风格问题。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离开父母的时间也比以前更早。而避孕药也比以前更为安全、易用、合法。电影和文学中的裸体、滥交等表现也更为常见，至少在西北欧是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年长的一代相信的有关性的种种禁锢已经全然崩溃，而他们的孩子也乐于让他们面对这种梦魇。 事实上，60年代的“性革命”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如此——的幻觉而已。据我们所知，多数年轻的欧洲人的性兴趣和性行为并没有像当时的人喜欢宣称的那样发生了迅速、激进的变化。当时的调查证据表明，甚至当时学生的性生活与他们前面几代人的也并无太大不同。60年代人的性解放的生活态度一般会被拿来与50年代的相比，而50年代经常被（有些不公地）描述成有良好道德风尚、情感收敛的年代。但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是19世纪末颓废的欧洲，或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黎“风流社会”相比，“时髦的60年代”实在是相当平淡的了。 为了强调风格，60年代的人异常执着地追求外表上的独特。服装、发式、化妆，还有当时所谓的“时尚配件”都成为一代人的关键的政治性标签。伦敦是这类潮流的发源地：欧洲在服装、音乐、摄影、模特、广告甚至流行杂志方面的品位，无不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考虑到英国早已有了设计单调、建筑破烂的名声，成为欧洲时尚风潮的发源地似乎绝无可能，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思潮对于传统秩序的逆反。事实证明它的生命力是短暂的。但是昙花一现的“时髦的伦敦”——《时代周刊》在1966年4月给它的称号——为这一时代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光亮。 到1967年为止，英国的首都有超过两千家商店自称为“时装商店”。多数都厚着脸皮模仿了卡尔纳比街沿街服装店的风格。卡尔纳比街长期以来是男同性恋者的聚集场所，现在被改造成了吸引同性恋和异性恋者的“新潮”时尚中心。在巴黎，“新男士”时装精品屋，第一家模仿服装裁剪革命的法国时装店，1965年4月13日在古戏街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一连串模仿其风格的时装店开业，全部被冠以时髦的英国风味的名字，像“迪恩”（Dean）、“特温蒂”（Twenty）、“卡的夫”（Cardiff）等。 卡尔纳比街风格在整个西欧被克隆（只有在意大利的影响不甚明显）。它的特点是颜色鲜艳、剪裁贴身，不分性别，不适合30岁以上人士穿着。“新男士”出售的红色紧身灯心绒裤和黑色紧身衬衣成为之后3年巴黎街头游行示威者的正规服装，而且被四处抄袭。与60年代的其他事物一样，这些服装出自男人之手、为男人所设计，但年轻女性也可以穿，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穿了。这甚至影响到了巴黎主流的时装设计公司；从1965年起，巴黎的女式时装店制作的宽松裤子多过了裙子。 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帽子的产量。可以看到，作为最主要的帽子市场的青少年市场，发式代替了帽子成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传统的帽子只限于在为“年长者”举行的正式场合上戴。但帽子并没有就此消失。在服装裁剪变革的第二阶段，式样活泼、使用原色的“新潮服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继承而来）被更“严肃”的外套所代替，这与音乐上的变化类似。年轻人的服装裁剪和营销都更强调其灵感源自“无产阶级”和“激进分子”：不仅仅是蓝色牛仔裤和“工作衬衣”，还有靴子、深色夹克以及皮制“列宁”帽（或是毡帽的变种，令人想起19世纪匈牙利起义者所戴的“科苏特”式的帽子）。这种更带有政治自觉意识的时装在英国并没有真正流行，但在60年代末，这种服装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极端分子和他们的学生追随者们的半正式制服。 与这两种流行时装风格都重合的是嬉皮士们类似吉卜赛人穿的带有很多垂饰的服装。与源于欧洲的“卡尔纳比街”和“街头斗士”风格不同，嬉皮风格——其明显的原始风格中体现的非西方、“反文化”、无性别的主张里依稀有些“乌托邦情调”——是美国舶来品。它的商业效用显而易见，因此很多顺应60年代中期的紧身服装潮流出现的商店很快就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商品。他们甚至有段时间尝试贩卖“毛式服装”。肥大的外套、尖尖的领角，配以随处可见的“无产阶级”帽子，“毛式服装”将三种风格的不同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特别如果配以毛泽东的革命红宝书就更是如此。但是尽管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人》中有一群法国学生努力研究毛泽东并以他为榜样的情节，“毛式服装”一直只是少数人的欣赏对象，甚至在“毛泽东主义者”当中也是如此。 反文化的政治及其一些象征在1967年后风头渐劲，因为与被浪漫化的“第三世界”游击队活动有关联。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欧洲也从未真正造成大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被切·格瓦拉身后被西方青少年奉为烈士、犹如耶稣的传奇误导：60年代的欧洲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即使是“嬉皮运动”，也并未真正越过大西洋，至多不过是冲刷了英国和荷兰的海岸，以比别处更严重的毒品问题的形式留下了一些残迹，以及一张非常独特、经久不衰的唱片。 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唯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20世纪60年代是理论的伟大时代。有必要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这里的理论当然不是指当时在生化、天文、物理或基因学上的那些创造性突破，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同时也不是指欧洲社会思潮的复兴：20世纪中期没有产生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穆勒、韦伯或涂尔干那样的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也不是指哲学：当时最广为人知的西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卡尔·雅斯贝斯、马丁·海德格尔、贝内德托·克罗齐、莫里斯·梅洛-庞蒂、让-保罗·萨特——当时不是死了、老了，就是 5df2." >已经改做别的事情，而东欧的思想领袖，如杨·帕托斯卡和莱谢克·科瓦考夫斯基在其国门之外仍鲜为人知。至于在1934年前曾一度蜚声中欧的一帮有朝气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理论家，大部分幸存者都已永久移居到了美国、英国或是大洋洲，在那些地方分别在各自的领域成为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的核心人物。 “理论”一词的时髦用法是另外一番含义，主要是指“拷问”（一个当代艺术新术语）学术领域的方法和目的：首先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同时也包括人文科学，甚至在后来也包括了实验科学。在大学迅速扩大的年代，各种期刊、杂志和讲师们迫切搜罗“本子”，各种“理论”都有市场——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知识的改进而产生的，而是被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催生的。 在理论革命的前沿是历史学科和其他更“软”的社会科学学科。欧洲对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从上一代就开始复苏：《经济史评论》和《经济、社会、文明年鉴》都创刊于1929年，其修正的思想在刊名中已有体现。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小组”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刊物《历史与现实》，受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影响而成立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专业，还有稍后的在联邦德国的贝勒菲尔德大学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学派。 以上这些组织和机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一定是破除偶像的；事实上，尽管一般来说质量上乘，这些研究采取的往往是常规方法论。但这些研究显然是解析性的、自我意识很强烈的，通常是采取非教条的但明确是左倾的立场。他们的历史研究从社会理论出发，强调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目的不仅仅是叙述，甚至不只是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而是为了揭示更深层的涵义。这类历史学著作似乎是使历史和现实相连接，使学术性的思考和介入当代现实相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在很多时候是去误读）这些研究。 尽管有这些政治意义在里面，但历史学是一门特别不适合于做高度理论思考的学科：理论越深入，历史越后退。尽管60年代有一两个领先的历史学家也在年老时成为了学术偶像，但没有一个人——不管他的学术观点如何具有颠覆性——成为文化巨人。其他学科的情况稍好、或者说稍差，则按名人的观点而不同。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表征理论：它所描述的社会代码，或“符号”，并不与某些特定的人、地方或事件相联系，而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相联系，因此它就不必受经验的检验，或被证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证明结构主义是错误的。它的断言带有打破传统信仰的雄心，加上它防止产生矛盾的特点，为它赢得了广大的追随者。无论什么事物，一切都可以以各种“结构”的组合来解释，就像皮埃尔·布列兹将他作的一首曲子起名为“结构”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应用性结构主义：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当然还有文学上的结构主义。因此通常是那些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勇气又有天生的自我推销能力的人，他们有幸进入学术界的聚光灯下，继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就像电视成为大众媒体一样。如果换作早些时候，米歇尔·福柯可能会像50年前的昂利·柏格森一样，成为沙龙的宠儿、巴黎讲座圈的明星。但《词与物》在1966年发行头4个月便销售2万册，福柯可谓一夜成名。 福柯本人坚决摈弃“结构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像阿尔贝·加缪一直坚称他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为何物。但是福柯至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怎么认为的并不重要。“结构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过去或现在貌似颠覆性的叙述的简称，传统的线性的解释方式和范畴都已动摇，它们的种种假设也备受置疑。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者”缩小甚至否认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和个人主动性的作用。 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歇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的确忽视了变化和转变，或者将其最小化了。特别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60年代的活力并不在于理解这个世界。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称的（此文系他年仅26岁时所写，近年来被人引用颇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至于如何改变世界，只有一种伟大理论是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宏伟大业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元叙事既可以解释一切、又可以让人类采取行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大业。 欧洲在60年代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思潮可以与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兴趣联系起来理解。正如让-保罗·萨特1960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写到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坚定信念并不被普遍认同，但是凡涉及政治领域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所有希望认识世界的人都必须非常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政治遗产。萨特的同时代人雷蒙·阿隆，同时也是萨特曾经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对手，便是一个终身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阿隆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主导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世俗宗教（尽管对此他感到遗憾和迷惑不解）。 在1956年和1968年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活动中止”的状态存活并繁荣着：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因1956年的种种事件的披露而名声扫地；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在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如在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联邦德国和低地国家），势头渐弱，就是像意大利，在竭力使自己与莫斯科划清界限。由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所体现在历史和政治主张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大多失去信誉，特别是在其仍维持统治的疆域更是如此。甚至那些在西方国家将选票投向共产党的人对它也表现得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脱离了后者的道德沉船，对它们普遍给予了思想上、学术上的关注。自从其创始人去世以来，早在1914年前的小政党中间就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和分离出来的各种派别，纷纷自称是“真正的”继承人。这其中有少数派别，例如英国社会党，仍然存在且仍在夸耀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声称只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而19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运动、圈子、俱乐部、社团等组织，多数都在1900-1910年间被总体目标相同的社会党或工党所吸收而联合起来。现代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争端的根源都在于其后列宁主义所带来的分裂。 苏联早期的派系斗争，导致产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们所持的学说。尽管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被斯大林主义的刺客所暗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件事）25年后，他的政党在每一个末遭明令禁止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些党通常规模较小，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由一个颇具领袖魅力的集权领导人带领、决定他们的理论和策略。他们的策略以“打入内部”为特色：从较大的左翼团体内部（党派、工会或学术团体）内部夺权，或是将这些团体的政治行动和政治联盟推向托洛茨基理论的方向。 外人很难将托洛茨基党以及与他们所属的短命的第四国际（“工人国际”）和共产党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效忠于列宁主义，只是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血腥的权力斗争而分道扬镳。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区别，即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不断革命”，指责正统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局限在一个国家，而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流产。但在其他方面，唯一的显著区别就是斯大林主义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败北。 当99liｂ?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败，托洛茨基后来的追随者才对它趋之若鹜。过去或许不堪回首，但他们认为，苏联革命被反动官僚们所利用，就好比1794年的“热月政变”终结了雅各宾派的统治，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分析可以帮他们在以后夺取胜利。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曾短暂地拥有过权力——他毕竟在苏联政权成立的早期起过关键作用，对后来苏联路线的偏离也负一定责任。对于那些政治上毫无经验的新一代，真正有魅力的失败者是欧洲那些失败的共产主义领袖、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人们。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这个在1919年1月注定失败的柏林革命中被德国自由军团士兵暗杀的波兰犹太人被重新发掘出来；还有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扼要提及有别于正统派共产主义对历史和文学的解释，不久便被迫公开表示放弃这些观点；此外更有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作了一系列出色的、未能发表的有关政治革命和意大利历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就。他从1926年入狱，直到1937年4月死于狱中，时年46岁。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三个人的著作以各种语言版本大量出版或再版。他们相互之间并无多少共同点，即使有，那也都是否定的：他们都不曾执掌过权力（除了卢卡契，他曾于1919年3月至8月在布达佩斯的贝拉·孔所领导的短命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部长）；他们都曾一度反对列宁的做法（罗莎·卢森堡甚至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就反对）；而且他们三人都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正统派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阴影下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 卢森堡、卢卡契、葛兰西等等被遗忘的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与葛兰西年纪相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科尔施，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家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他们伴随着马克思本人的重新被发掘而再现于世。事实上，一个全新的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近年来为人们所重新关注的关键因素。“旧的”马克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的马克思，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新实证主义著作预见并授权实施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这个马克思不应为他后期著作的应用直接负责，他无疑是与那些应用有关联的。不管是为共产党或是社会民主党所用，它们代表的是“旧的”左派。 从1956年开始自称的“新”左派寻找的是新的文本——在马克思年轻时期的著作中、在形而上的论文中、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笔记里（当时马克思刚过19岁，还只是一个倾向于黑格尔派历史观点、带着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哲学家）找到了它们。马克思自己觉得其中一些著作不宜发表；确实，1848年革命失败的后果使他坚决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政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关注这两个领域。 因此，马克思早期的很多著作甚至在学者中都不为人熟知。这些著作于1932年在莫斯科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第一次完整出版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这些著作的重新关注，尤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30年后。突然间，人们可以抛掉传统的西方左派沉重肮脏的包袱而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似乎关注的都是极为现代的问题：如何改变“异化了的”意识，把人类从对自身真实状态和能力的无知中解放出来；如何逆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秩序，使人处在自身存在的中心；简言之，如何改变世界。 在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这种对于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出版的文本的坚持，是非常不严肃的。但同时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这些文本、去随意解读马克思，那么共产党领导的权威（也包括托洛茨基派的权威）就将覆没，而当时所理解的主流的革命政治观点也将覆没。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发动了反击。路易·阿尔都塞（法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享有国际名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师）通过声称在“年轻的”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和“成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为自己赢得了专业上的名声和短暂的知名度。他认为，只有后期的著作才是科学的，因此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做古怪的结构主义解说的基础之上。它对当时追求“理论”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与其晦涩的诡辩力量成正比（老一辈的学者们对此很是冷淡）。但它所声称的权威性是非常清楚的：他坚持说，只有一种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在法国，阿尔都塞的光环随着他所鼓吹支持的党的衰落而褪去，时至今日，只有英语国家学术界外围的学者才对他的晦涩理论有些兴趣。 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预见到这个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可以很容易地被改变成顺应当代的趣味和时尚。马克思这样一个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工业社会的非人性因素的抱怨，很容易适应反对后工业时代西欧“强压下的忍耐”的现代抗议。自由、繁荣的西方明显地具有的无限灵活性、其如同海绵般地化解激情和差异的能力，都激怒了对它的批判者们。他们坚称，压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不可能自行消失。这种压迫如果没有在大街上表现出来，那么必定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事实上它进入了人们的灵魂，而首先是他们的身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后来落脚在南加州。在那里，他巧妙地把旧的认识论和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将这些思潮合并，给人以新的启发。他这样解释：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实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这样对年轻马克思愈加牵强的解读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是那些读马尔库塞著作的少数人，而且随着它的广泛流行，还有更多的人掌握了这种语言和论证的大致过程。 老一辈的左派人物对强调性满足是一种极端目的的说法是相当反感的。关于自由社会的自由性爱一说并不是什么新思想，19世纪初的一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曾鼓吹过，而且在苏联成立之初，对道德方面明显地也相当宽松，但欧洲激进主义的主流传统是道德品行端正。老左派们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在文化上也从未脱离主流或冒险持有开放的性观念，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波希米亚人、美学家、艺术家一流的作派，往往带有个人主义甚至是政治反革命的倾向。 但是，不管它们是如何令人发窘，性与政治的组合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不止一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努力指出，这种强调把个人私欲放在集体斗争之上的新倾向，只在客观上是反动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此，比利时环境因素论者哈伍尔·范内哲姆在1967年这样写道：“这个世界让人去抓住种种令人喜不自禁的享乐，我们能失去的只有无聊。”现在来看，很难确定当时的这些口号究竟是巧智、无知、抑或仅是愤世嫉俗。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当时的现状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新左派对马克思的篡改，其真正的颠覆性含义不在这里。共产党人和其他人都可以不理睬性解放的言论，甚至对年轻一代的反权威美学观，他们对卧室、教室和商店有自我管理权的要求也可以置之不理——所有这些，他们可能都大意地认为不过是自然秩序短暂地受到扰乱罢了。真正对他们造成严重困扰的，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外国的一些革命实践的倾向，而那些革命实践是无法由任何既定的范畴和权威来解释的。 欧洲历史上的左派的核心主张是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即蓝领产业工人阶级。事实上，对共产党而言，它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这种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城市工人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这是意识形态左派的明显特征，由此他们与其他愿望良好的自由主义或者天主教派的社会改革者们相分离。工人阶级的选票，特别是男性工人的选票，是英国工党、荷兰和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和中欧那些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除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大部分的劳工阶层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仰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但是传统的左翼党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阶层的选票，因此与他们有着深切的认同感。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逐渐消失。在西欧的发达国家，矿工、钢铁工人、造船工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各类手工操作者都在大量退休。在随后到来的服务业时代，他们的位置被完全不同的一些劳动者所代替。 对于传统的左派而言，令人焦虑的是：工会成员和党员以及会费都主要来自这一群体。但是尽管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人数开始下降这一事实在当时的社会调查中已有广泛报道，老左派们仍在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基础”。尤其是共产党，更是毫不妥协：革命的阶级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党能够代表、提升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正确的结果，那就是革命，即俄国在50年前实行的革命。 但对所有并不接受这一欧洲史版本的人而言，无产阶级不再是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唯一载体。在当今越来越多人所称的“第三世界”，有着各种另类因素：北非和中东的反对殖民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黑人激进分子（不是真正的第三世界，但与之非常相像），以及从中美洲到中国南海各国的游击队员。再加上“学生”甚至还有年轻人，这些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且容易发动的群体，他们的革命期望要比那些繁荣的西方国家里稳重而满足的工人大众大得多。在1956年以后，年轻的西欧激进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洲东部的令人沮丧的共产主义实录移开，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寻求灵感。 这种对外国的新兴趣，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励，一部分是因为欧洲自己的幻想破灭，转而将其投射到其他国家。这种关注很少以对当地的了解为基础，尽管当时产生了专注于“农民研究”主题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古巴和中国的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各种优点而且成就非凡的，而这些在欧洲都无处可觅、令人失望。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家玛利亚-安东尼埃塔·马乔基抒情诗般地比较了当代欧洲的悲惨形势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后的乌托邦，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巅峰时期：“在中国，人们身上没有任何在商品社会里个人所发生的异化和神经错乱迹象。中国人的世界是紧密的、健全的、绝对完整的。”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发生的农民革命，对于当时的西欧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更有另外一种迷人的特点：暴力性。当然，在向东飞行几个小时的苏联和其卫星国并不缺乏暴力，但是那是国家的、正统派共产主义的暴力。第三世界的起义的暴力是寻求解放的暴力。萨特在他给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穷苦人》一书法文版所写序言中对此做了有名的解释：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暴力是“人类为了重新创造自己……杀死一个欧洲人等于是一石两鸟：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死了，另一个得到了自由；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脚下所踩着的是本民族的土壤”。 这种自我否定的、对外国模式的推崇在欧洲并不新鲜——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就曾提到，它对18世纪法国革命前的知识分子颇具吸引力，而且当年苏联革命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同出此源。但在20世纪60年代，远东或是远南地区的榜样被高举着，让欧洲来学习。米兰和柏林的激进学生受到鼓舞，要学习东方的成功策略。1968年，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契克将毛泽东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进行创造性的整合，敦促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一次“穿越体制的长征”。 在保守的长者们看来，这种对于外国模式的盲目推崇，表明了旧欧洲所拥有的令人尊敬的革命法则已经被胡乱堆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巴别塔，全无章法。意大利学生们提出，在新的服务型经济下，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中心，因此学生是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滥用到了极点。但至少他们还遵循着辩证法，还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以内。几年后，当一家名为《裸体的国王》的米兰学生报纸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青年们，吉米·亨德里克斯将我们联合在一起”时，辩证法就蜕变成了滑稽剧。正如批评他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60年代的年轻人们根本就是闹着玩儿的。 然而，60年代仍是意义非凡的10年。从玻利维亚到东南亚，第三世界处在动荡之中。“第二世界”的苏联只是在表面上局势稳定，但已维持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即将看到的。至于西方的主要国家，被暗杀和种族骚乱所摇撼，同时在越南发动了全面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60年代中期逐步上升，在1968年达到顶峰。欧洲人在“越战”问题上观点没有分歧，各个政治派别都坚决反对“越战”，因此“越战”成为发动整个欧洲反美运动的催化剂，甚至连英国也包括在内：英国整个10年里规模最大的游行就明确是为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举行的。1968年，“声援越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学生组织起来，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到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气愤地要求结束越战，而英国的工党政府则漫不经心地支持着这一行动。 当时如此众多的争端和要求都与政治而不是经济有关，这也说明了60年代的奇特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公众活动家们的社会背景。和1848年的革命类似，60年代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但是尽管当时很多参加者都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人们对时局的不满中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的。尽管战后几十年的繁荣还没有到头，西欧的失业率处在历史最低点，但西欧新一轮的劳工争端在60年代初已经预示了即将出现的麻烦问题。 在这些罢工事件以及1968-1969年的罢工事件背后，是人们对于随着战后增长减慢后日益缩水的实际工资的不满，但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工作状况特别是雇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除了在奥地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情况不同之外，欧洲工厂和办公室里的劳资关系相当糟糕。在米兰、伯明翰或巴黎工业区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车间里，充满仇恨的、好斗的工人们受到强硬、专横的雇主们的严密监视，双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在西欧很多地方“工业关系”一词的意义根本就无法成立。 在服务行业和专业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法国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和原子能委员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从记者到工程师，技术人员们个个都咬牙切齿。传统的权威、纪律和称呼（甚至还有穿着打扮）都不再能和快速的社会文化变革相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管理都是从上至下，根本不听下面的意见。管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管束、羞辱或是开除员工。员工通常得不到尊重，意见也没有人听。于是，要让工人拥有更多主动权、更多专业上的自主权，甚至要求“自我管理”的呼声四起。 从1936年发生人民阵线占领工厂事件以来，有些事在欧洲的产业冲突中没有受到很多注意。它们之所以不太受到工会和政党的关注，是因为焦点只集中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更传统、更容易控制的要求上。但是这些要求与学生激进分子的言论大致吻合（后者与工厂里的那些好斗分子在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学生激进分子对于过度拥挤、管理混乱的大学也是牢骚满腹被排除在决策和权力之外的感觉，反映了60年代的另一维度，而其涵义在当时并没被充分觉察到。正因为有由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组成的两轮全民公决的选举制度，法国的政治生活才在60年代中期合成一个围绕两大政治阵营的选区和议会而相互组合的稳定体系，一个政治阵营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另一个是由中间分子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右翼。按照各方心照不宣的协议，较小的政党和边缘组织不是被迫和四大组织之一融合，就是被从主流政治圈中排挤出局。 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同样的事情也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从1963年开始，意大利一个广阔的中间派和左翼联盟占据了国家政治的大多数空间，而将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分子排除在外。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1966年起就被一个由基督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盟”所统治，它和自由民主党一起主宰了国会。这种结构保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连续性，但也因此造成了在这西欧的三个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激进的反对派不止被边缘化，而是被彻底排除出了议会。如新左派在一段时间里所坚称的：“体制”似乎完全被“别人”掌控了。出于一种必然性，激进的学生们自称为“议会外”反对派，从而使政治延伸到了街头。 人们最熟悉的同时也是短命的例子发生在1968年春的法国。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其震撼力，以及发生在巴黎街头的暴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任何持久的效应。“五月风暴”起始于1967年秋天巴黎西郊的一个沉闷的街区农泰尔，它也是古老的巴黎大学一个匆忙建起的新校区。农泰尔校区的学生宿舍长期以来已成为正式学生、“地下”激进分子和一小撮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流动家园，租金没人支付，男女宿舍间还有很多晚间的活动往来，尽管官方对此严令禁止。双方的摩擦由来已久。1966年1月，在巴黎南部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端之后，一个新上任的主任施行了在当时称得上是激进的做法：21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宿舍里接待异性，而21岁以下者只要有父母书面同意也可以如此。这种自由化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 农泰尔校方一直不愿严格执法，以免挑起事端，但在1968年1月，他们将一个违法居住的人驱逐出校区，并威胁要处分一个正式学生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因为他侮辱了一位来访的政府部长。青年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来到农泰尔，为一座新落成的体育设施剪彩。一个名叫科恩-本第特的当地学生狂怒地质问，为什么教育部对宿舍争端（他的说法是“性问题”）不闻不问。部长回击了这一挑衅，建议科恩-本第特如果有性问题，他应当跳进这个崭新的游泳池冷静一下。这位有德国血统的学生科恩-本第特回答说：“以前的希特勒青年团都是像你这么说话的。”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游行。到了3月22日，随着袭击巴黎市中心的美国捷运公司大厦的学生激进分子被捕，一场运动随即形成，科恩-本第特是领袖之一。两周以后，更多的学生与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农泰尔校区被关闭，运动和行动转移到了巴黎市中心区的巴黎大学本部古老的楼群中。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触发了“五月风暴”的都是些狭隘的、明显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以免此后数周里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言语和野心勃勃的计划误导我们。在5月10日至11日和24日至25日夜间，学生们占领了巴藏书网黎大学，并且在学校附近的街道设置街垒，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团代表，还有历史悠久的学生和讲师联合会职员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论，尽管耳熟，却掩盖了一种实质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清除和羞辱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对此充满蔑视的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次闹剧，而不是革命。它具有传统法国革命的所有象征物——武装游行者，街垒，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楼房和街口的占领，政治要求和反要求——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出身，事实上，很多人本身就属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轻蔑地称他们为“爸爸的儿子们”。当他们在街头列阵与法国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作对时，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姑妈、奶奶从舒适的资产阶级公寓楼的窗口向他们投以蔑视的目光。 戴高乐主义者、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很快地采取了解决麻烦问题的措施。在最初的对抗之后，他不顾来自政党内部和政府的批评，撤走了警察，让学生事实上控制了学校和周围的街区。蓬皮杜和戴高乐总统都对名声大振的学生运动深感棘手。但是，尽管最一开始在短时间内使他们大吃了一惊，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威胁。时机一到，就会有警察到来——特别是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都是贫穷的外省农民的儿子，让他们去砸破养尊处优的巴黎特权阶级年轻人的脑袋，他们绝不会手软，可以依靠他们恢复秩序。但是让蓬皮杜担心的事远比这件事情严重。 学生的骚乱和占领学校引发了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罢工和占领工作场所事件。到5月底，法国已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比如，最先的一些抗议活动是法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们发起的，针对他们的政治领导对报道学生运动，特别是报道防暴警察的过度暴力行径的禁令。但是当大罢工蔓延开来，从图卢兹的飞机制造厂到电力和石化工业，甚至到了巴黎市区边缘巨型的雷诺工厂时，很明显，制造危险的就不仅仅是几千名躁动的学生了。 这些罢工、静坐、占领办公室和伴随着发生的游行示威，是现代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运动，涉及面比1936年6月的抗议运动范围更广。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很难确定地说那些抗议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开始时不知所措：当工会组织者试图接手雷诺罢工时，他们被大声喝止；政府、工会和雇主们达成的协议被雷诺的工人们断然拒绝，尽管协议答应要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并给予更多的协商机会。 成千上万名罢工者与学生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不管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抱怨的理由，他们首先都是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他们并不是想要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这些在他们的小册子和宣言、演讲里都有明确的表述。这对于当局来说是好消息，因为这就降低了罢工的情绪，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政治目标上移开，但它也指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面对的社会病症。 法国社会繁荣而安定，一些保守的评论家认定抗议的浪潮并不是出于不满，而不过是出于无聊。但是那些不满确确实实存在着，而且不仅仅是在那些工作条件一贯不尽如人意的像雷诺地区的工厂，实际上到处都是如此。第五共和国已经按长期习惯将法国权力集中到一处、集中在几个机构手中。很多人都认为，法国只是由一小群巴黎精英，一群社交上排他的、文化优越的、傲慢的、等级分明的、难以接近的人所掌管着，事实上也是如此。甚至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种情况令人窒息。 年迈的戴高乐本人自1958年后第一次没能理解事件的发展态势。他最初的反应是发表了一次效果不佳的电视演说，然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去访问了驻扎在德国的法军部队，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希望确认这支部队的忠诚程度，在需要的时候能用得上。但这些情况在当时无人知晓。当他在第二年全民公决时，试图利用他所认为的反对集权的民族情绪，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分散法国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权力的措施时，遭到了绝对的、大失脸面的挫败。他就此辞职退出政坛，回到了乡下的家中，几个月后在那儿去世。 与此同时，蓬皮杜等待学生示威运动过去的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学生静坐和不断升温的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些本该有更好判断的学生领袖和少数资深政治领袖（包括前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和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当局毫无用处，因此权力应由其他人来掌握。这种言辞是危险而愚蠢的。正如当时雷蒙·阿隆所说，“驱逐一个民选总统与驱逐一个国王是两回事。”戴高乐和蓬皮杜迅速地利用了左派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国家正受到共产主义政变的威胁。这明显是假的。法共在1968年除了对学生激进分子冷嘲热讽，以及试图对工人运动保持影响力之外，并没有一贯的战略。要夺取政权显然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想象力之外的。在5月底，戴高乐突然宣布实行选举，号召法国人在合法政府和革命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开始选举活动，右翼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比两周前的学生示威规模远为浩大。5月30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上香榭丽舍大道，驳斥左翼声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说法。警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了大学的大楼、工厂和办公室。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当权的戴高乐政党大获全胜，选票比之前增加了1/5强，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学生们开始休假。 法国的“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这显然是一次实时在全球电视观众眼前展开的一次革命，其领袖们是一群风度迷人、口齿伶俐的翩翩少年，带领着法国青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没有女性。在当时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女孩子们醒目地骑在她们的男朋友的肩头，但她们充其量不过是学生大军中的“步兵辅助部队”。1968年的青年动乱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而对性别歧视却并不关心。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不管是更加民主的学术环境、结束道德监察，或者仅仅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都是可及的。而且他们尽管拳头紧握、满口革命言辞，但并不具备实际的威胁性。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尽管具有神秘意味，令人不安，但只是给学生们的行动增添了一重光环：他们意外地触动了社会怨恨的爆发，但后人认为是他们预见甚至制造了这种爆发。 总的来说，与其他地方的和法国历史上的革命动荡相比，法国“五月风暴”和平得出奇。当时发生了大量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另外，在5月24日的“路障之夜”过后，有一些学生和警察受伤住院，但双方都相当克制。没有一个学生于1968年5月遇害；共和国的政治代表也没有遭到袭击，它的体制也从未受到任何严厉的责难，只有革命的发源之地——法国高等教育体制遭受到持久的内部破坏，信誉大受影响，但并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改革。 1968年的激进分子模仿以往革命的风格和道具的程度，到了漫画般夸张的地步——毕竟他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但他们放弃重复以往的暴力。因此，法国1968年的“心理剧”（雷蒙·阿隆语）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神话，几乎立即成为怀旧的对象，一种时髦的斗争，它让生命、能量、自由等种种力量与同时代人的麻木、无聊做斗争。一些在“五月风暴”中突出的、受到大众推崇的人物从此走上了常规的政治生涯：阿兰·克礼文，当年魅力四射的托洛茨基派的学生领袖，在40年后的今天年纪已经60有余，是法国最老的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之一。在“五月风暴”中被驱逐出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则成了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委员，后来更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绿党代表。 但正由于1968年5月社会情绪的基调是非政治性的，一代人过去之后，法国有关“五月风暴”的畅销书都不是什么分析历史的严肃作品，更不是庄重的时代宣言，而不过是当代涂鸦和口号的汇集。脱胎于墙头涂鸦、布告栏和城市街道，这些充满巧智慧的“一句话文学”鼓励年轻人去做爱、寻找乐趣、嘲弄权威，总的说来就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顺便改变世界。就像口号里说的：Sous le pavé, la plage（铺路石底下是沙滩）。1968年5月的口号发明者们从来没有请读者们去干任何严重伤害别人的事，甚至对戴高乐的攻击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老朽、障碍，而不是一个政敌。他们表达了一种烦躁和失望，但也明显地有一点儿愤怒。这场革命没有牺牲者，这就最终意味着它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 意大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尽管在学生运动的言辞方面有一些表面的共同点。首先，意大利的冲突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60年代的上半期，由南往北的人口大迁移在米兰、都灵和其他的北方工业城镇产生了交通、服务、教育，特别是住房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问题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比其他地方来得都晚，跳出农业社会的过渡要远为突然。 因此，第一代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加上对现代性的不满情绪，两者重叠，产生了冲突。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其中有很多妇女——从未被吸纳到工业化的北方那些历史悠久、由男性熟练工人所组成的工会。在历时已久的劳资紧张关系之上，现在又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多重争端。菲亚特汽车制造厂和倍耐力橡胶公司里的熟练工人有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他们在工作时间、工资差别、纪律措施等方面的管理决策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而那些非熟练工人只支持其中的一些目标，但反对另一些目标。他们主要反对的一点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计件工作指标、超强度的大规模机械化流水线，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 意大利的战后经济变化是由几百个小型工程、纺织和化工公司，而在这些公司里，大多数员工对老板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和体制上的反对能力。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福利国家仍然相当粗糙，一直要到下一个10年才逐渐成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60年代的社会动乱），很多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庭仍不能享有工作场所的权利或得到家庭福利（1968年3月发生过一次全国性大罢工，要求建立综合性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政党和左派工会能解决的。相反，他们当时主要的担心是老的劳工组织被这种新的、不受约束的工人力量所稀释。当女性半熟练工人向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寻求支持、希望降低工作强度时，工会做出的反应是劝说她们去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此情况下，意大利社会矛盾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已有的左派组织，而是几个非正式的“议会外”左派组织。他们的领袖——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自治的学术界理论家，以及学生组织的发言人——很快认识到工厂里新的不满情绪的源泉，迅速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组织。再者，大学本身的情况也完全相仿。那里同样存在着一股新增的、未经组织的力量（即大量的第一代学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同样也有一帮长期以来拥有掌握决策权的旧式精英人物压在学生头上，在学生的工作量、考试、成绩和惩罚措施等方面恣意妄为。 从这一角度看，大中学校的管理者、那些成立已久的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和工厂车间一样，都是现实中的既得“客观”利益的受益者。意大利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这一事实并不妨碍这样的推理——作为知识的制造者和消费者，他们自视代表着比传统的无产阶级力量对权力和权威更大的威胁。在新左翼的思想中，一个组织的社会根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制度和权威结构的能力。讲堂和机械车间一样是开始活动的好地方。 在那些年里，意大利激进的政治形态变化多端，米兰的一所中学里流传的以下一系列要求对此有很好的反映。它宣称，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控制直至最终消灭分数制和不及格制度，由此取消学校对学生的选拔制度；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和得到有所保障的奖学金的权利；有集会自由；应该有晨间集会；老师应对学生负责；驱逐所有反动、专制的教师；自下而上地决定课程安排”。 6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一轮抗议活动和破坏行动在1968年的都灵展开，当时学生反对将学校的一部分（理科科系）搬到郊区，这恰巧与当时正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地区展开的抗议活动遥相呼应。与之同时的另一件事是在1968年3月，罗马大学学生暴动，抗议议会有关大学改革的议案，后罗马大学被关闭。但与法国学生运动不同，意大利学生运动组织者对于学术制度改革的兴趣并不强，他们更把自己看作与工人运动一体，就如他们组织的名称（例如“工人先锋队”、“工人权力”）所表明的。 劳工争端最早开始于倍耐力公司在米兰的几家工厂，从1968年9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11月（政府强制倍耐力公司接受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为止。对于学生抗议者来说，这是来自业界的类似行动，对他们是一种鼓励。1969年的罢工运动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年轻的意大利激进分子所产生的动员力量和政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前一年在法国的短短一个月的抗议活动。那一年“火热的秋天”，小规模的工人组织进行了多次自发罢工和占领行为，要求有权参与工厂的管理。这促使意大利一代学生理论家及其追随者认定，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正确的策略。工人自治作为策略和目标，是通向未来之路。学校和工厂的改革不仅无法达到，而且也不理想。妥协就意味着失败。 为什么“非官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会有如此转变仍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通常采取传统的低调、随和策略的意大利共产党被指责在他们的“系统”内做手脚，寻求稳定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被左翼的批评家指责为“客观上的反革命”。而意大利政治制度本身就很腐败，而且似乎使变革难以渗透：在1968年的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选票都得到了增加，其他政党则处境很糟。但是尽管这一情况也许可以解释议会外左派的不满，它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人为何转而动用暴力。 “毛泽东主义”——或者说无论如何，那种对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完全迷恋——在意大利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普遍。接受了毛泽东主义的各种政党、团体和杂志——从它们坚持使用“马列主义”这一形容词（以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受鄙视的官方共产党）即可分辨出来——在这些年里相继出现。它们受到中国“红卫兵”的启发，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利益的一致性。罗马和波洛尼亚的学生理论家们甚至模仿北京的教条主义者的论调，把学科划分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希腊语和拉丁语）、“纯粹意识形态”（例如历史学）和“间接意识形态”（物理、化学、数学）。 这种靠推断来产生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工人主义教条的结合，表现在《不断斗争》杂志和它的派别中。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个刊名就是对它的宗旨的概括。《不断斗争》创刊于1969年秋，当时早已有充分迹象表明它的行动即将转为暴力。在1968年6月的都灵学生示威中有这样的口号：“反对工厂里的社会和平！”“暴力统治的地方必须使用暴力！”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学、工厂的示威游行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暴力既是语言上的（“国家不要改，要砸！”），也是实质上的。当时意大利学生运动中传唱最广的歌曲就是《暴力》，真是贴切至极。 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1969年4月24日，他们在米兰贸易市场和铁路中央车站埋下了炸弹。8个月以后，在倍耐力公司的冲突得到解决、罢工结束之后，米兰喷泉广场的农业银行被炸飞。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几年“紧张策略”开始了。 人们可以指责60年代意大利的激进分子遗忘了国家的近期历史。但是在联邦德国，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61年，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知道是纳粹导致了战争和失败，但它真正糟糕的一些方面一直无人提起。那一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在法兰克福所举行的所谓“奥斯威辛审判”，终于迟到地将纳粹政权的邪恶行径带到德国公众的视线之内。在法兰克福，273名证人证明德国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所涉人员远远超过了被诉的23人（22名党卫军和1名集中营狱卒）。1967年，亚历山大·米茨切里希和玛格丽特·米茨切里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研究著作《无力哀悼》，指出尽管西德官方对纳粹所犯罪行承认不讳，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个人对此真正地承担责任。 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热衷于这种观点。一些有名气的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例如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尤尔根·哈贝马斯、罗尔夫·霍赫胡特、艾德加·赖兹等，都出生于1927年至1932年间，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作品集中在纳粹主义及人们对它的回避态度上。但是一群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战后几年出生的一代，对此的态度更为尖锐。他们对之前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验，他们透过失败的棱镜看德国的过错，认为这与其说是纳粹主义的过错，不如说是波恩共和国的过错。因此，对鲁迪·杜契克（生于1940年）、皮特·施奈德（生于1940年）、古德龙·恩斯林（生于1940年）或是更年轻一些的安德里亚斯·巴德尔（生于1943年）和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而言，联邦德国战后的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才是个问题。不带政治色彩、消费主义的、在美国保护壳下的联邦共和国不仅不完美，而且患有健忘症：之前它与其西方的主子串通一气，试图否认德国的历史，将历史埋葬在商品和反共宣传中。甚至连它的宪法内容都不够真实，正如法斯宾德所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被判给西部占领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赢得的。” 德国60年代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指责波恩共和国掩盖共和国建国一代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很多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的德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在学校里，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有关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知识（对魏玛时期也不甚了了）。如皮特·施奈德等人后来解释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空白基础上建立的真空里：即使在家里——事实上，正是在家里——也没人会去提“它”。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联邦德国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了自大和虚伪。首先可以证明的例子是《明镜周刊》事件。在1962年，这一德国主要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系列调查联邦德国国防政策的文章，暗示阿登纳手下的巴伐利亚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有一些不当行为。在阿登纳的授意和施特劳斯的命令下，政府袭击了报社，逮捕了出版人，大肆搜查了办公室。这种滥用警力以压制不利报道的无耻行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即使是十分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发文称“这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耻辱，因为没有了出版自由，没有了不可分离的出版自由，民主就无法存活”。 4年以后，在1966年12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选择了前纳粹分子库尔特-盖奥尔格·基辛格来继任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总理职位。这位新总理是交纳过12年党费的纳粹党人，因此他被选为总理的事实，被很多人认为无疑是表明波恩共和国毫不悔改的、玩世不恭态度的表现。如果政府首脑对自己曾经支持希特勒长达12年之久的事实不感到羞耻，那么当新纳粹主义组织再次在边缘政治中抬头时，谁还能把西德的忏悔和对于自由价值的承诺当回事呢？正如格拉斯在新纳粹主义抬头时给基辛格的一封公开信中所说的： 如果你在总理的职位上仍然不肯丢弃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将如何才能反对那个在20年前死去、现在又以新民主党的形式复活的政党呢？ 从1966年至1969年，基辛格担任政府首脑为时3年。在那几年里，德国的议会外左派（这是他们自称的）向大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年令社会党学生会振臂而起的一些问题，如今在西欧大陆各国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遥不可及的教授，枯燥乏味的教学。但是那些年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联邦德国所特有的。最活跃的校园莫过于柏林自由大学（建立于1948年，以替代被圈入共产党占领区的历史悠久的洪堡大学），很多学生都去了那里，以躲避征兵。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学生抗议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表现了对联邦共和国的谴责，同时也表现了对其前身——纳粹的谴责。随着反“越战”情绪的升温，这种将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加以谴责的对象扩展到联邦德国的军事教父——美国。在少数激进分子口中，美国一直被称为“法西斯”，现在则成了更多人的敌人。确实，谴责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罪行几乎代替了对德国自身的战争罪行的讨论。在彼得·魏斯1968年的剧作《越南话语》中，明确地将美国与纳粹相提并论。 如果美国比希特勒政体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US=SS（美国=党卫军），那么把德国等同于越南也只不过是一步之遥了：两个国家都被外国占领者分割，都孤立无援地陷于其他民族之间造成的冲突。这样的提法使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蔑视波恩共和国目前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联盟及其以往与法西斯的勾结。更糟糕的是，它使左派激进分子得以重提当年的说法：德国人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种论调一向与极右势力的观点一致。 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对“奥斯威辛一代”——60年代的德国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同屠杀犹太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确实，他们同父母一样，一提到“犹太人问题”就感到心里极不舒服。他们宁可把这个问题放在“法西斯理论”课上去讨论，把纳粹的种族主义倾向模糊化，转而强调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以此来进一步讨论华盛顿和波恩。真正的“国家的镇压工具”是波恩的那些帝国主义走狗，其受害者是那些反对美国“越战”的人士。在这样的奇怪逻辑下，流行畅销的《图片报》（其前身是《先锋报》）对学生的政治活动采取尖刻的批评态度，把学生描绘成新“犹太人”，而纳粹集中营则成了对帝国主义罪恶的贴切比喻。在1966年，达豪的墙头被激进分子们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威辛。” 德国的议会外的左派因此与它的根基——反纳粹的主流——失去了联系。因为维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与基辛格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前投身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火冒三丈，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边缘。他们的组织比欧洲其他地方的60年代的运动更明确地反对西方，特意选择了第三世界的名字，当然会包括“毛主义者”，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卡勒罗人”一类的名字。这种对反西方的强调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有意识地追求异国特点的、相当怪异的反文化，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60年代的文化混乱中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明显的德国变种，它把性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激进分子组织（也包括奥地利，至少是维也纳）追随马尔库塞、埃利希·弗洛姆、威廉·赖希等等20世纪德国研究性和政治压迫关系的理论家，为裸体、自由性爱和反权威主义的儿童培养大唱赞歌。他们随意地将希特勒的性官能症大加宣传，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另外，在一些团体中还出现了一种怪异而且恐怖的类比，将希特勒造成的犹太人受害者与60年代的年轻人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父母在性压抑的政府压迫下的牺牲品。 “一号公社”是一个毛主义小团体，它积极推动以性乱作为解放的途径。他们在1966年流传这样一张自画像式的照片：7个裸体男女手脚张开贴在墙上，注解是“光墙上的光身毛主义者”。照片后来于1967年6月在《镜报》上刊登。突出裸体的设计，显然是为了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集中营里无助的裸体囚徒。看，照片说：先前有希特勒的受害者，现在有叛逆的毛主义赤身露体的革命者。如果德国人能够正视我们的身体所表达的真理，那他们也就能够正视其他的真理了。 这一“启示”——认为年轻人的乱性将迫使老一代人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对希特勒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持同样态度——使社会党学生会领袖鲁迪·杜契克（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传统的左派道德家的角色）站出来，将“公社分子”斥之为“神经病”。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本着好斗的、无政府的自恋，为了逗弄和震动资产阶级，而随意地将大屠杀和性暴露癖联系起来的做法，并非没有结果。“一号公社”的一名成员曾骄傲地声称他的性高潮比越南更具有革命意义，后来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的游击队训练营里再次露面。从自我沉迷到暴力的路，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短。 1967年6月，在柏林反对伊朗国王的示威活动中，警察开枪打死一个名叫本诺·奥内佐格的学生。杜契克宣称奥内佐格之死是一次“政治谋杀”，号召民众群起讨伐。几天之内，联邦德国各地共有10万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几天后，一向批评波恩政府的著名批评家哈贝马斯警告杜契克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这是在玩火。他提醒社会党学生会说，“法西斯左派”与右派一样致命。那些动辄提到“潜在的暴动”与和平的波恩政权的“抑制着的宽容”的人，以及那些刻意用真正的暴力事件来挑动政府进行镇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次年的3月，随着激进的学生领袖们反复号召对抗波恩“政权”，而政府又威胁要对西柏林和其他地区的暴力挑衅行为进行报复，哈贝马斯（还有格拉斯、瓦尔泽、恩森斯伯格和霍赫胡特也随后加入）再次劝说学生和政府双方尊重共和国的法律，呼吁采取民主理性手段。4月份，杜契克本人为他所鼓吹的暴力冲突付出了代价，1968年4月11日，他在柏林被一名新纳粹分子枪击身亡。接着便是一连几个星期的暴动日子，仅柏林一地就死了两人，伤了400多人。基辛格政府通过了紧急法令（以384票对100票通过，其中得到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授权波恩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令实行统治，因此引发普遍恐惧心理，认为波恩的共和国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像35年前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德国学生政治中日渐趋于暴力的边缘组织，像社会党学生会中的激进派别“K小组”和“自治会”，很明显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们通常都是“马列主义派”（即“毛主义”一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暗中接受民主德国或莫斯科的财力支援，尽管这一点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德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左派与正统派共产主义保持着区别，后者在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但是像联邦德国的许多左派（其实不仅仅是左派）一样，激进分子们与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生在当时的民主德国，或是他们的德国祖先被赶往的更东面的一些地方，像东普鲁士、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毫不奇怪，他们父辈对于失去的在德国往昔的种种的怀念，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留下了影子，向往着东面一个更好的德国。民主德国，尽管（或是由于）其压制的、实行审查制度的威权体制，对于彻头彻尾的年轻激进分子而言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的一切都与波恩政府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 因此，激进分子们对联邦共和国的“虚伪”的憎恨，使他们很少会怀疑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人的说法，称他们正视德国历史，清除他们过去的法西斯德国。再者，将联邦德国同北大西洋公约国组织绑在一起、并将反共产主义当作其政治内容的核心，这本身也成为新左派的打击目标，特别是在“越战”的年月里更是如此，这就说明了新左派的“反反共”态度。强调“共产主义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资本主义罪行的视线。正如丹尼尔·科恩-本第特在巴黎时所说，共产党人或许是“斯大林主义的坏人”，但是自由民主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此德国左派对华沙和布拉格的普遍抱怨充耳不闻。联邦德国20世纪60年代的脸，就像整个西欧一样，坚决地转向自己内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相当有局限性的：如果西方的青年人把视线投向外国，那也是因为外国的形象完全不受任何熟悉事物或信息的那种令人愤怒的限制。 60年代的西方人对于距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很近的各种外国文化所知甚少。1968年春，捷克改革运动正进行到高潮，鲁迪·杜契克到布拉格做了一次友好访问，他在那里坚称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是真正的敌人，让当地学生大吃一惊。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他们当时的目标。 第6章 尘埃落定 革命是指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统治的行为。它常伴随着政治权力危机和高压统治手段的衰弱。这也是革命并不一定非要动用武力的原因所在。 ——雅契克·库伦、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给党的一封公开信》，1965年3月 每个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要想保持党性，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8年8月3日 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 ——兹丹纳克·姆莱纳尔 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 ——保罗·麦卡特尼 20世纪60年代，苏联集团内部的经历必然和西方所经历的完全不同。1956年以后的非斯大林化激起要求变革的呼声，和西方在苏伊士危机后要求非殖民化的呼声一样，越来越大。然而，对匈牙利动乱的摧毁，表明这种改革只有从一开始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进展。这反过来也提醒了人们，共产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莫斯科当局，一切都得按照苏联领导人的心情和政策来做定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以前决定着欧洲东半球的历史命运。 赫鲁晓夫那一代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国际阶级斗争还存在。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把对过去苏联革命历史的理想化投射到了拉丁美洲的动荡上，令他采取了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了1962年古巴危机，并且害得自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苏联和中国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出现在1960年，使莫斯科的左翼批评家们看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毛泽东主义”，这不仅仅是争夺地缘政治的先机；本质上，它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世界革命”的思想之争。在这表面现象之下，莫斯科那些后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反而令苏联处于一种矛盾地位。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发源地，他们不断地在苏联内部及其卫星国煽动性地宣扬他们的理想抱负，坚称绝不能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又不断地讨好西方势力以求得共存，还不断地讨好本国公民。 在赫鲁晓夫统治的年代，苏联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从1959年开始，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再是苏联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版本。实行恐怖统治的年代结束了，但是产生恐怖的机构和做法还存在：古拉格劳改局还在，几万名政治犯还在劳改营遭受折磨或被流放，其中有一半是乌克兰人。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废除了斯大林颁布的禁止劳工流动法，缩短了法定工作时间，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推出了生育产假，并在全国推行了养老金计划（1965年后这一计划扩大到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总之，苏联以及那些比它更先进的卫星国，至少在形式上变成了萌芽中的福利国家。 然而，赫鲁晓夫许诺生产更多剩余粮食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也是他的同伴们在1964年10月抛弃他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垦“荒”作业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冲走50万吨的表层土壤，而那些原来丰收的农田现在却又因为种植牧草而遭到彻底破坏。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地的腐败双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粮食上交份额，竟然逼迫集体农庄的农民买断了当地商店的所有粮食供应。有些外省城市爆发了粮食骚乱（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尔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于1963年农业歉收，苏联不得不从西方进口粮食。 而同时，那些受赫鲁晓夫鼓励而零星地存在的私有化小型农场取得的成功却使人尴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私人耕种的农场以占地3%的比例，生产出了苏联1/3的粮食总产量。到了1965年，苏联人的粮食消费中2/3的土豆和3/4的鸡蛋都来自这些私营农场。和波兰、匈牙利一样，苏联“社会主义”的生存依靠的却是内部这些非法的“资本主义”经济，对此它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只是兴之所至地想弥补不健全的体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一半是出于真心想要取消中央制定经济决策的做法，或者允许那些实际上存在的私有化生产的合法化，但是他们冒犯了那些拥护旧制度的强硬路线者。其实，赫鲁晓夫及其后任勃列日涅夫实施的自由化并没有对苏联体制赖以生存的权力网和官员任命权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的确，正是因为苏联集团内部的经济改善总是得服从于政治优先原则，才使得这些改革收效甚微。 文化改革又是另一种状况。列宁往往更担心的是人们针对他个人的批评而不是针对他的原则，他的后继者也一样。知识界的反对意见，无论是否会在党内外引起更大的回应，这对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之后，在苏联及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人们广泛的乐观态度，认为以后苏联会放松审查制度，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网开一面，接受那些谨慎的不同意见或批评意见（就在同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将小说手稿 href='2096/im'>《日瓦戈医生》投往文学期刊《新世界》，却遭到了退稿）。但克里姆林宫很快就开始担忧文化领域产生的放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3年里，赫鲁晓夫多次发表咄咄逼人的公开讲话，捍卫艺术领域里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威胁那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人，如果他们继续地哪怕只是以回顾形式来诋毁它，也会遭到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在1959年，苏联当局压制东正教牧师和浸礼会教徒，而自从斯大林去世后，当局曾经允许给予这种形式的文化偏离以一定的自由。 然而，如果不算上他的同事们的话，赫鲁晓夫本身就是个令人难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中国和苏联的分裂程度（11月，苏联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阿尔巴尼亚是北京在欧洲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苏联开始以新面孔出现在那些国外追随者面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犹豫。196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省乡村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准许出版了他那部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并且以暗示手法批评顺从态度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投稿。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晚期虽然态度相对地比较宽容，但并没有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即使到了最“解冻”的时期，索尼仁尼琴的一些后期作品也一直未能被批准出版。然而，和以前相比，20世纪60年代初期还算是一个文学自由，可以谨慎地从事文化实验的时期。但到了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后，一切都变了。这些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策划者们迁怒于他政策上的失败和专制独裁的做法，尤其是他的反复无常令他们坐立不安。第一书记本人也许十分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是旁人却很有可能被他那表面的宽容所误导。这样就可能会出错。 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层控制政局几个月后，就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年9月，两位年轻作家安德雷·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遭到了逮捕。他们两人分别以艾勃拉姆·德尔兹和尼古拉·阿扎克的化名将手稿偷送到西方，出版了许多小说。德尔兹，即西尼亚夫斯基，还在国外发表了一篇批评苏联当代文学的短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6年2月举行了对这两人的审判。由于苏联尚无律法明文规定禁止在国外出版作品，当局只得宣称作品内容本身即是他们反苏活动的罪证。这两人被判有罪并被送往劳改营：西尼亚夫斯基被判7年监禁（虽然6年后就获释了），达尼尔被判了5年。 虽然媒体发起的污蔑这两人的运动引起了公众对他们命运的关注，但是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审判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只有几位被允许进入审讯室的人把审讯过程秘密记录了下来，并且整理成文，一年后，这些审讯记录以俄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出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呼吁，要求释放这两人。这次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在斯大林的粗暴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其所（虚构的）作品内容而被逮捕入狱。即使他们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编造物证，过去的知识分子们也往往是因其行为而非言辞而受到指控。 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相对宽松的政策相比，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的处置在苏联本国引起了出人意料的抗议，由此引发了几十年来对苏联政府表示不满的各种运动：在这两人被捕的那一年，出现了许多“私人出版物”，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地下出版物，涌现出了许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苏联圈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初就是以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案件抗议者的身份出现的。当时年仅25岁的学生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就因为在普希金广场组织示威游行，捍卫公民权并要求言论自由，而于1967年遭到了逮捕。早在1963年，他就曾被克格勃逮捕过，罪名是私藏反苏的文学作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如今，他因“反苏活动”罪被判刑3年，送进了劳改营。 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事件及其引起的反响，很明显地显示出了苏联的情势：哪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哪些还没有。若非按历史自身的标准来看，苏联的政权是不可动摇的、压制性的和僵化的。1956年，海市蜃楼般的幻想已经消失了。那些可以针对历史讲实话、可以在未来进行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已消逝了。对赫鲁晓夫年代抱有的幻想也已破灭。不管苏联政权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西方列强面前，它在国内正经历着经济发展停滞、道德腐败的现状，星光暗淡，前途未明。 然而，在苏联集团的东欧卫星国中，改革的前景却显得比较明朗。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种悖论。毕竟，如果连苏联公民在面对后斯大林时代的专政时也都束手无策的话，那么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居民就显得更加无助了：他们不仅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本国的领导层也完全服从于苏联帝国首都的权威。1956年11月的布达佩斯事件已经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做了最恰当的诠释。此外，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遭受公审的那些受害者们，时隔10多年后，却还在狱中受罪。 但是，东欧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的苏联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成了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统治方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影响下，共产主义甚至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对苏联西面国家的人们来说，他们对苏联占领和武力接管的事还记忆犹新。那些卫星国的共产党人纯粹成了莫斯科的傀儡，在当地缺少威信，这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对当地民众的感情和利益需求尤为敏感。 尤其在1956年到1968年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内部，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决非出于反共产党，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针对萨特在1956年提出的匈牙利革命具有“右翼精神”这一论断，匈牙利流亡学者弗朗索瓦·费吉托回复说，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站在右翼一边。他们是“凡尔赛分子”。“我们仍然是左翼分子，忠实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传统。”费吉托坚称，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分子的这种诚意代表了后来12年里东欧知识分子的反对意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谴责共产主义，更不在于要推翻它；相反，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一切会错得如此离谱，而且还应当在共产主义本身范围内提出另一种选择。 这就是“修正主义”：1957年5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波兰领导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首先根据当时情景提出了这一说法，用来形容那些知识分子中持批评意见的人。在1956年前，这些“修正主义者”在许多场合下都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兰最有名的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他们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过去的忠诚，而是在接下来的12年间，按斯洛伐克作家米兰·西迈斯卡的说法是：“一直企图在蓝图中挑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限。 对东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拙劣模仿，而苏联是对社会主义变革事业的一种永久性挑战。但和西欧新左派不同的是，东欧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还继续和共产党在一起，而且经常是在共产党内部活动。当然，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出于需要，但更主要的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从更长远来看，这种联系将会孤立这些年来的共产党改革，甚至败坏改革的名声，尤其是在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越来越倾向于向西欧同龄人看齐的年轻一代眼里，他们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现在而非斯大林式的过去。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东欧这段修正主义时期，为作家、电影制片人、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一些人打开了一小扇得以看见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机会之窗。 在波兰，天主教会提供了最重要的批评空间，为那些批评者们提供了庇护，尤其著名的是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一些杂志。这在哥穆尔卡统治的年代，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天主教神学家们为了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而找到了共同基础，这成了两者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结盟的雏形。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只有在共产党内部论坛上才能安全发表这些批评性言论。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这一领域成了发表最“有益”的批评的合适地带。 其原因之一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据称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旦斯大林过世后，获得解放了的经济政策就成了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的舞台。另一原因是当时东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十分器重马克思主义，他们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看成实行认真改革的重要理论起点。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的解释却很简单：欧洲各个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正在开始出现严重失修的迹象。 东欧共产党国家经济的失败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只能勉强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在苏联，甚至往往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断地、重复地、大规模地生产最基本的工业产品，而并不生产那些需求量在不断增长的商品——主要消费品不是供应量不足，就是质量太差。此外，由于执行的分销制度和销售渠道的原因，这些商品的供应渠道并不通畅，经常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造成严重短缺，例如销售环节上的瓶颈问题、瞒报赢利、腐败，还有大量的浪费，尤其是在食品和其他一些易耗品方面。 在战后10年里，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共产主义效率低下问题部分地被掩盖着。但到了60年代初，随着赫鲁晓夫宣称共产主义将“战胜”西方，并正式宣布现在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后，这种靠激励来修复战争创伤或增加生产的做法，却再也无法弥补共产党的说法与日常生活拮据之间的鸿沟了。而对那些阴谋破坏者——例如富农、资本家、犹太人、间谍或对西方“感兴趣者”——的指控，是因为他们蓄意破坏共产主义前进道路，这类事件在某些地方还时有耳闻，他们迎来的却是恐怖的时代：这是一个继赫鲁晓夫之后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都急于把它抛在身后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问题必定出在共产党的经济制度本身。 在匈牙利，自称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他们不采用“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因为它带有贬义）根基很深。1961年，雅努什·卡达尔宣布说，共产党国家认为，今后一切不积极反对的人都将被看作赞成者，所以在卡达尔执政期间，人们才敢第一次感到对共产党的经济实践发表批评是安全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们认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是一种错误。他们还非常谨慎地意识到，苏联过分强调大规模开采和生产初级工业产品的做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他们虽然话不多，却认为东欧照搬苏联强制工业化、废除私有财产的做法已构成了一场灾难。更激进的是，他们还开始寻求途径，使共产主义经济能融合价格指数和其他刺激市场的因素，一起形成一套促进财产和生产集体化的机制。 60年代发生在东欧的有关经济改革的争论，不得不注意走好每一步。一些党的领导人在承认过去发生的技术性错误方面表现得非常实际（或焦虑），甚至连新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在也在灾难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到半途中，即1961年就放弃了强调重工业的做法。然而，要去承认中央计划制或财产集体化的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那些改革派经济学家们，例如奥塔·西克或匈牙利的雅诺什·科尔奈，都在寻求给“第三条道路”做出定义：在这种混合经济中，公共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地位不再不容商榷，而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局部自主权和价格信号，并放松了控制。毕竟这些经济学论点是无可辩驳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将陷于停滞和贫困状态——正如科尔奈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会“再度产生短缺”。 在匈牙利，卡达尔确实对那些批评家们说的话做出了回应，采取了一项真正的改革措施：在1968年正式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赋予集体农庄相当大的自主权，不仅允许还积极鼓励并支持私有土地，打破了一些垄断行业；一些商品根据国际市场来定价，并允许其价格根据多种汇率变化而上下浮动。批准建立私人零售店。进行这项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倒并不是为了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经济制度之间建立一种可行的中间路线，而是为了在政策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毫不减弱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促进市场活动（借此希望在引导消费者满意的情况下促进繁荣）。 回想起来，很明显当时这些改革家们是在自欺欺人地认为，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会真实地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但这也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经济分析存在着缺陷，而是因为他们天真地误解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制度。对共产党领导层来说，重要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些经济改革家的理论将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话，那么共产党国家的中央集权将会受到削弱。但面对那样的选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往往会趋于选择经济的非正常化运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政权首先都对稳定更感兴趣。因而出现了三种形式的经济模式。第一种是“卡达尔主义”，它并不适宜于其他国家照搬，因为这是匈牙利领导人自己想出来应付克里姆林宫的策略，为的是让苏联当局相信，并不存在什么匈牙利的“模式”，这只是为了解决当地困难而采取的有限而且实际的解决办法而已。确实，匈牙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卡达尔老是玩世不恭地在渴望着的匈牙利同胞们面前答应他们去繁华的西方世界旅游，作为对他们行为良好的一种奖赏，这真是对共产党统治失败的默认。现在，整个匈牙利都由一个“新阶级”在统治，在为这个“新阶级”服务，正如南斯拉夫反对派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在1957年的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中所称呼的那样：这些由官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们，首先关心的最实际问题就是中饱私囊，并确保自己的生存。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但也绝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压迫状态。 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这座“防御营地中最好的兵营”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妒忌，但只引起了短暂的仿效跟风。第二种模式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明显地更为独特。这倒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设法避开了它的邻国们所碰到的问题。苏联的卫星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许多障碍，对南斯拉夫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而它那悬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存状态更是一种历史偶然性造成的结果，而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铁托在决策上采取了一些非中央集权制的做法，而且允许工厂和工人们从事“自治”实验。 这些革新既是因为天生的种族和地缘上的分野，也是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在这样一个联邦国家里，组成联邦的各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除了对过去的不幸有着共同的对抗性记忆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统一发号施令更会显得让人回到了战前的状况。该国艰难的地势也更需要各地方的创造性；并且多亏了与斯大林之间的决裂，铁托可以根据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行事，而不用再被迫按苏联本国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重复其每一个错误。正是这些因素——而不是像这些年来西方仰慕者们所相信的是铁托那富有创新意义的另一种社会主义蓝图——构建了南斯拉夫的模式。 但南斯拉夫还是与众不同：它对批评者们毫不留情，例如德热拉斯等人就是因为不赞成铁托的正统观点而付出了代价。但它却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在总体上处理得非常灵活（这还得感谢西方的援助）。南斯拉夫散文作家杜勃拉芙卡·乌格雷西茨在描写逝去的青春年代南斯拉夫时，不无怀旧地写道，映入她脑海中的是一些“真正的‘去皱霜’、塑料计算器、第一条尼龙内裤……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这些廉价消费品的清单，也许根本不大可能会出现在保加利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例如，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第一次的里雅斯特之行”。南斯拉夫人并不富有，也不自由，但他们也并没有被禁闭在封闭的制度中。“铁托主义”压迫人，但却并不压抑人。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重要。 第三条走向稳定的道路是“民族斯大林主义”。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择，这个封闭、贫穷的国家完全受当地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专制独裁、偏执多疑而又大权独揽。但这也是愈演愈烈的罗马尼亚模式。尼基塔·赫鲁晓夫非常讨厌罗马尼亚（这种情绪在他那一代俄罗斯人中非常普遍），只让它在国际共产党的劳动分工中担任农业角色。然而，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沦落到只能为更繁荣、更先进的共产党国家提供原材料和食物的地步。 在匈牙利事件中，罗马尼亚扮演了监狱的角色；在1958年，它又保障了苏联军队安全撤离罗马尼亚地区，后来又逐步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起）的领导下，罗马尼亚逐渐退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甚至拒绝《华沙条约》国在当地的军事演习。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动向铁托示好（铁托和《华沙条约》之间纯属官方之间而非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1963年，德治甚至向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大献殷勤，他们利用西欧供给的金钱和机器来保障罗马尼亚的新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建设。罗马尼亚一直在不断加强同西方打交道，而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却在下降；在罗马尼亚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70%降到了10年后的40%。 这种鼓吹“罗马尼亚第一”的战略在国内广受欢迎。实际上，这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其执政中明显的非罗马尼亚根源的缺陷，因而裹以民族主义面目示人。从德治开始，齐奥塞斯库更是进一步采取了这样的手段。但是，这一策略在国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在欧洲的代理人，它只能引起那些怀旧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完全沉迷于毛泽东思想者的注意。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国际上却令人惊奇地树立了积极的形象。仅仅通过疏远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共产党人就赢得了西方崇拜者的仰慕，真是不可思议。1966年8月号的《经济学家》称齐奥塞斯库为“东欧的戴高乐”。 而戴高乐本人在1968年5月出访布加勒斯特后注意到，虽然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但却很适应罗马尼亚的情况：“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政权很有用，它可以让人们行动起来，把事情办成功。”毫无疑问，戴高乐说对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西方国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特别凶恶和高压：自从1958年它疏远苏联后，德治和齐奥塞斯库更加自由行事，再也不必去附和赫鲁晓夫时代的非斯大林化和改革政策。和其他卫星国不同的是，罗马尼亚决不容忍内部的反对意见。20世纪60年代布加勒斯特那些受自己的社会排挤的知识分子们，无权参与国内事务的争论（也没有什么争论），只好满足于阅读那些来自巴黎的最新出版的新小说派作品，并通过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法国文化中而间接获得乐趣，因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尼亚人老是标榜自己和法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 西方各国政府并没有抨击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反而给予他们各种鼓励。在罗马尼亚投了否决苏联的票并与之决裂后，它于1967年1月正式承认了联邦德国，它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热络了：1969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出访布加勒斯特，成了第一位到访共产党国家的美国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民族共产主义得到了回报——“他也许是个共产党人，但他是我们的共产党人”。罗马尼亚成了华沙条约成员国中首个加入关贸总协定（1971年）、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1972年）的国家，接受了欧共体的贸易优惠政策（1973年），并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 西方外交官们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罗马尼亚反对苏联独裁统治当作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铁托：稳定、顺从，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权力而不是国际争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铁托和齐奥塞斯库就像卡达尔和民主德国的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样，成功地绕过了60年代的暗礁。他们至少在和莫斯科保持妥协时，用自己的方式保障了自己在本国内的权威，而华沙和布拉格的共产党领导人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1956年，波兰为达到和平处理动乱的目的而付出了代价。基督教机构和基督教作家们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获准存在，但是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却受到了严格限制。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根深蒂固地坚持保守主义态度，尽管他们成功地逃脱了斯大林时期的暴力大清洗。由于一直担心1956年的动乱会再次出现，党的领导人把任何对党的政策的批评都看作对党的政治垄断的直接威胁。这在“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愤怒，他们不仅对党的统治深感不满，还对失去转向革新的机会、对未完成的“波兰十月革命”感到十分沮丧。 1964年夏，华沙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雅契克·库伦和卡勒尔·莫泽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学术性批评论文。他们的论文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无可指摘，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却还是未能幸免被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开除，并在官方圈子内被指责为是在宣扬反党言论。对此，他们做出了回应，于1965年3月向华沙大学党支部递交了一封《给党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现在的官僚、专制政府只关注那些统治精英们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对其他大众的利益不闻不顾，在对贫穷的工人大众的服务和统治上却完全无能，但是审查一切评论和批评。库伦和莫泽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说，波兰的唯一希望在于一场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真正的革命，要实现新闻自由，并取缔政治警察。 递交《公开信》后的第二天，这两个人就遭到了逮捕，并被指控犯了鼓动推翻国家的罪行。1965年7月19日，他们分别被判入狱3年和3年半。当局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里所使用的毫无瑕疵的马克思主义言词，它所引用来指出政府经济表现无能的有效社会数据，以及它所号召的要工人阶级用革命来取代现行官僚专政的提法，都是十分敏感的。（而新托洛茨基派的支援行动也根本无助于解救这两位作者。）也许最重要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库伦-莫泽列夫斯基信中呼吁的那种将知识分子的调查分析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相联合的可能性。 库伦-莫泽列夫斯基案件在大学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场对两个学生的秘密审判使不少人感到震惊，许多人不仅要求释放这两名学生，还要求公布他们的《公开信》和先前的研究论文。年长的学者们也参与了进来。华沙大学哲学教授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在第二年亦即1956年10月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体会议十周年的庆典上，对历史研究所的学生们做了演讲。他说，波兰的10月错失了良机。10年后的波兰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做主、政府低效无能和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党已经脱离了民族，对库伦、莫泽列夫斯基的压迫证明了这一点，而他们所提出的批评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党和国家都在衰退。 虽然华沙大学的同事们都勇敢地站出来，坚称科瓦考夫斯基是一位国际认可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还是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被开除出党。22位知名的波兰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给中央委员会，为“科瓦考夫斯基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到了1967年春，愚笨的波兰领导者被来自左翼的批评激怒，由此造?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华沙大学成了学生动乱的中心，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保护受迫害的教授们。 华沙大学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在1968年1月又发生了新的转折。自1967年11月末以来，华沙大学剧院一直在上演一出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写的剧本《先人祭》。该剧虽然创作于1832年，但它所描绘的19世纪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具有当代危险性，显然该剧生动地吸引了卷入事件的参与者。1月底，共产党当局宣布取消该剧的演出。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几百名学生游行前往位于波兰首都的密茨凯维奇纪念碑，谴责审查制度，要求“自由演出权”。其中两名学生，亨利克·兹拉耶弗和亚当·米奇尼克向法国《世界报》驻华沙的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之后这篇报道在“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广播了出来，结果米奇尼克和他的同伴立刻被学校开除了。 由此引发了学生组织向波兰议会的请愿潮，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做出了同情学生的决议，科瓦考夫斯基等著名教授、作家们都发表了为学生辩护的言论。有一位作家公开抨击党执行的文化政策是“聋子专政”。3月8日，华沙大学的学生们集会，抗议开除米奇尼克和兹拉耶弗一事，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散。3天后，这件事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活动，华沙大学学生罢课。党内那些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开始预言党已失去了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警告莫斯科，要注意波兰出现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修正主义”的危险。 哥穆尔卡政府坚决反击，采用暴力手段残酷地镇压了罢课和紧接着的抗议示威活动，激起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内阁两名高级部长辞职，以示抗议。华沙大学又开除了34名学生和6位教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在内）。接着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参见下文），政府当局逮捕了一些为抗议苏联入侵而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们，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从1968年9月到1969年5月，通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审判，华沙、弗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罗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被判处了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参与秘密组织”、“散发反对国家的出版物”等等。像亚当·米奇尼克、扬·利廷斯基、芭芭拉·托鲁尼茨耶克这些早就积极参与学生先前的抗议示威活动的人被处以重刑。 在1967年到1969年间，波兰那些被逮捕、开除和监禁的学生、教授中，犹太人极不相称地占了很大比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早在1956年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后，波兰党里的保守派势力（新斯大林主义者）就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他所推行的，即便是有限的自由化政策。在内务部长米奇斯拉夫·莫查尔的领导下，党内的反对派们联手制造了这起反犹事件。 自斯大林去世后到1967年，虽然在东欧和苏联本国内部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共产党的官方言论绝口不提这个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去了西方或以色列。那些留在原地的许多犹太人也都尽可能地在斯大林对犹太人进行大迫害运动的后期逃离了。然而，在波兰、（尤其是）匈牙利，还存在着重要的犹太人社区；但其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按犹太方式生活，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人而言，通常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出于慎重考虑，认为还是不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为好。 尤其在波兰，在人数相当多的党员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员，还有些人是教授和专业人士，许多人都对他们的犹太出身非常漠然，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波兰人也和他们一样并不重视这一点。然而，一旦有人想在党内夺权或在民众中蛊惑民心的话，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必然会成为诱人的靶子。所缺少的只是机会。然而1967年6月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六日战争”及时地提供了这一时机。苏联对阿拉伯人的支持，更是为公开批评以色列、批判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正当理由。 因而，哥穆尔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谴责了那些在最近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混为一谈：“我想宣布，只要波兰犹太裔公民愿意，我们就不应当阻止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我们的立场就是，每个波兰公民都应当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人民的波兰……让那些自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人、那些不顾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当的结论吧。我们不想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第五纵队。”将犹太人看作波兰的第五纵队的说法，通过广播、电视传到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耳朵里。它传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不管哥穆尔卡表达的是否其本人的意愿，或是否只是在为过去10年来的政策失败寻找替罪羔羊，或者仅仅是预见到了莫查尔正在蓄意推翻他，而他本人已下定了决心要战胜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这些已经永远无人知晓了。但他所下的决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波兰当局在整个波兰尤其是在党内和学术机构内，掀起了一场蔑视犹太人的浪潮。党内官员开始散播言论，暗示经济短缺等问题都是那些犹太裔党员们造成的。在那些一心为波兰国家利益着想的“好”党员和那些心思在别处的其他（犹太）党员之间，公开地划分了界线。 1968年，那些被逮捕或被开除的犹太裔学生家长、亲戚们本人也都被逐出了官场，解除学术职务。检察官们尤其关注出庭的学生和教授们的名字和出身，这和20世纪50年代斯兰斯基案和其他公审案很是相似，但在共产主义的波兰却还是头一遭。在反犹主义狂热的高潮时期，各家报纸都直接按照《纽伦堡法》所制定的标准来为犹太人定论，也许，执政党里的斯大林主义派系的这种做法毫不令人惊奇。 犹太人现在被请出了波兰国门。许多人由此而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留在波兰的3万名犹太人中，约有2万人于1968-1969年间离开了波兰，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年轻人，包括正在狱中服刑的米奇尼克和他的同学们。这场动乱的受益者是莫查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他们接管了党内和政府部门里犹太人留下的空缺。而受损害的除了波兰的犹太人外，还有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它们失去了一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包括科瓦考夫斯基，他不仅本人是犹太人，而且还娶了位犹太妻子）。哥穆尔卡意识到自己所激发的这一切变化时，已为时过晚矣，两年后他自己也被赶下了台。而波兰本国的国际声誉又一次地，并且在以后多年里一直不可避免地和虐待犹太少数民族连在了一起。 波兰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可以相对轻松地孤立并破坏学生的示威抗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地将知识分子及其不满同其他国民分离了开来，反犹主义自然对这种策略的成功起到了作用。对此，学生们自己或许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尤其在华沙大学，波兰共产党高官们那些享有特权的子女们，在抗议和示威活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对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正如他们的对手、新斯大林主义者们很快就指出的：华沙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们根本不关心工人大众的面包和黄油问题。反过来，那些波兰民众有意对起诉犹太人和学生的事件无动于衷，尤其是对那些犹太学生更是毫不关心。 两年后，即1970年，波兰政府将食品价格提高了30%，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用罢工来表示抗议，结果得到的回应是竟然无人愿意支持罢工。然而这些年来的教训是，倘若波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想要向党挑战的话，他们就必须抛弃相互之间的冷漠，结成一种政治联盟。尤其对亚当·米奇尼克和雅契克·库伦自己他们来说，更是会好好吸取这一教训，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在这一方面1968年的波兰事件至少有一种积极的后果，尽管是推迟了的。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20世纪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处于一种混杂状态，正痛苦地经历着从民族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向改革的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50年代的公审和清洗运动在布拉格到来得比较晚，而产生的影响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深远、更长久。这里既没有老派的斯大林主义精英，也没有捷克的哥穆尔卡或卡达尔。旧政权的捍卫者们仍然当道在位。为调查斯兰斯基案及其他公审案件，专门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第一个是在1955年到1957年，第二个则从1962年到1963年。成立这两个委员会的背后目的，多少承认了政府近期所犯下的罪行，但它却并不会由此而放松现在的统治权。 这个目标在短期内达到了。斯大林式公审的那些受害者都获释并恢复了原职，其中许多案件还是在那些起诉他们的同一批政治家、同一批法官、检察官和审讯者的要求下获得了重申。原先的犯人们又重新恢复了党籍，获得了一些金钱赔偿，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例如一辆轿车），而且有些人还归还了原来的公寓。他们的妻子重新找到了工作，孩子们也得以重返校园。除了遭受了过去这些实际上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外，共产党和它在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还在继续执政，丝毫未受影响。 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一样，在决定跟随赫鲁晓夫的榜样来批判苏联的独裁专制之前，第一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一直等待了好多年，以观察政治风向的变化。捷克所经历过的斯大林式的恐怖时期是如此的极端，历历在目，以至于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情愿承认他们所犯下的任何“错误”，以免贬损1956年波兰动乱或匈牙利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斯大林化就尽可能地故意拖延时日，连矗立在高处俯瞰布拉格的斯大林塑像和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法那座仿制的小雕像也都在1962年10月前一直未被触动过。 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导致了比其他地方的革命更重大的后果。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比起其他听命于苏联统治的国家而言，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恐怖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通常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犹太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社会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他阶级人人每况愈下的社会运动，这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地区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显著特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非职业性高等教育机构里，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从1938年的10%上升到了1956年的31%，到了1963年更是接近了40%。在苏联统治的欧洲国家中，60年代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一个国家。 因此，共产党领导人确实想按1960年宪法所宣布的，促进捷克斯洛伐克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却付出了发展停滞的代价，即使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一代价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在1962年12月的第十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当局决定“调整国民经济”以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接受并允许少量不可避免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以激活处于停滞不前的经济现状。然而，由奥塔·西克和共产党内另外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让工人享有一部分工厂利润以刺激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只要求他们完成国家制定的计划或规定，却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反对，最终在4年后的第十三届党代表大会上才得以通过。 此时此刻，正如领导层一向担忧的：公开恢复名誉，小心翼翼地承认斯大林的错误，期待哪怕是最温和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合并在一起，都已经引起人们对共产党束缚公众生活的强烈质疑。1963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可能并没有得到基层劳动者的普遍欢迎；但对那些作家、教师、制片人和哲学家而言，放松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意味着能够迎来一种新的前景，可以让人大肆批评，可以有许多希望和期待。 1963年在利贝雷茨，作家们举行了纪念弗朗茨·卡夫卡的大会。在此之前，卡夫卡一直是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卡夫卡作为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却用德语写作，因此会勾起人们对波希米亚失去的历史的记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中都深刻地预见到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令人尴尬。因此，允许讨论卡夫卡就预示着今后的公众讨论将变得更加自由：从讨论被禁的作家到议论那些被害的领导人，这仅仅是跨出了一小步。1963年4月，重新恢复了名誉的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诺伏梅斯?基在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充满敬意地提到了他的“同志和朋友”克莱孟蒂斯——斯兰斯基公审案中的一名受害作家。现在，虽然人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以“修正了的”的语言来谈及这一切，但那种想要谈论过去历史的欲望却开始变成了中心话题：1963年，青年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布拉格文学期刊《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谨慎地批评了捷克文学中斯大林主义导致的“背离”现象，提出文学有必要说出真相。 在那些年里，捷克斯洛伐克人相对的自由化思想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一种迟来的回应。虽然在勃列日涅夫政变后，莫斯科方面改变了调子，但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复兴却在继续展开，只是偶尔受到审查或压力。在外国人眼里，最显著的迹象就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影片，而这些片子所小心涉及的主题在几年前肯定会被禁止，例如伊利·门泽尔导演的《被严密监视的火车》（1966年），就很温柔地揭露了战争时期共产党抵抗纳粹的核心神话。这部影片原作者之一是约瑟夫·史考沃雷茨基（他写的小说《懦夫们》主题也很相似，极为谨慎地勾勒出了大致轮廓，在几年前就为他赢得了声誉）。但是那些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昆德拉在内，这些年里还兼写电影剧本。 1966年，路德维克·瓦楚里克出版了小说《斧子》，以虚构手法叙述了他父亲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儿子的幻灭收场。1967年，另一位作家拉迪斯拉斯·穆纳斯科则借着小说的形式，尖锐地抨击诺沃提尼和共产党的术语，书名却一目了然：《权力的滋味》。同年，昆德拉也出版了 href='2129/im'>《玩笑》一书，以新的存在主义的手法和自传体小说的形式，揭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的生活。那些年里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现在成了知识分子们的批评靶子，在1967年夏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瓦楚里克、诗人兼剧作家帕维尔·科胡特、青年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攻击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追求物质享受、道德败坏。他们呼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要求国家再次恢复到从前处于自由欧洲的中心的“正常”地位。 对捷克斯洛伐克现任领导人的影射攻击，显然是针对了所有的人。如今看来，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早就在略带担忧地关注着布拉格的时局了：勃列日涅夫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华沙条约》国家中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不值得信赖的分子了。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布拉格城堡中那些年老的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对坚持党的路线力不从心。如果他们不坚决镇压1967年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派的话，那倒不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尝试，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两种束缚：其一是若要继续推行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按照匈牙利的路线，适度开放并允许一些反对意见的存在；其二是现在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些难题。 “捷克和斯洛伐克”（它原先的国名）一向是一个艰难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要比西北部的捷克人穷困且更乡村化。1918年脱离匈牙利统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多民族之间爆发的内战中，斯洛伐克人一直矛盾不断，民族关系很差，而且又没有得到过布拉格的善待。因此，斯洛伐克许多政治领袖都对1939年的国家分裂表示欢迎，在纳粹支持下，他们建立了以布拉迪斯拉法为首都的“独立的”傀儡国家。反而是那些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城镇居民中占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捷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选举中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那些天主教斯洛伐克人不是保持漠然就是反对共产党。 同样，在共产党执政下，斯洛伐克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了共产党清洗的对象，被指控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阴谋反对共产党（或者两罪兼具）。那一小批幸存下来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也和捷克犹太人一样遭到了迫害。然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人数并不多，而且他们一直孤立于社会之外。大多数斯洛伐克人都很贫穷，而且都在乡村劳动。对他们来说，战后最初10年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利益和好处。与捷克人相比，他们决不会对命运感到不满。 然而，1960年以后该国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社会主义”宪法比以前的宪法更不关注当地人的主动权或意见，并且还收回了战后斯洛伐克重建国家时的自治权。对大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更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停滞（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是苏联集团的国家中最慢的一个），导致斯洛伐克中部的重工业发展受到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的打击。 1967年1月，在党内专家的建议下，诺沃提尼开始推行预定的经济改革。在布拉迪斯拉法，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决策非集中化”和增加地方自主权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当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与利润相挂钩的工资激励制度——并没有经过仔细考虑，因此对斯洛伐克效率低下的工厂里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们毫无吸引力。但诺沃提尼完全出于本能地抵制了一切使党放松控制权的改革，所以他鼓励对提出的建议做修改，目标是加强中央计划体制。这不仅暗中破坏了西克等党内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更是远离了斯洛伐克人的观点。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自己开始在内部讨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以及同布拉格那些年老的共产党政府官员们合作的困难。这些想法得到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的斯洛伐克清洁工、建筑工人、教师和店员们的响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微，而且一直被捷克的主流社会忽视。也有人开始谈论被遗忘已久的战前屈辱和斯大林式的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大清洗。 与此同时，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发生动乱的迹象。1967年10月31日，布拉格科技大学的一群学生们在斯特拉霍夫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切断他们寝室里的电源。然而，他们要求“多一点儿光！”的呼声正可以解释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困难。后来被称为“斯特拉霍夫事件”的这次示威遭到了警察局高效、残暴的镇压；但这更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暗示着共产党国家也无法避免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学生运动。 诺沃提尼和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面对如此挑战也束手无策。由于缺少反犹的机会，他只得求助于勃列日涅夫来对付当地对他的批评。然而在1967年12月，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抵达布拉格时，却只是含糊其辞地称赞说，他所看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所做的一切都很恰当：“那是你的事情。”诺沃提尼的同事们立刻抓住了时机：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一位新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这位新人还很年轻（只有47岁，比诺沃提尼小16岁），来自共产党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过去3年里，他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将会既支持改革，又安抚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台1个月后，党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经济改革计划。杜布切克纯朴而毫不做作的作风更是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而他那毋庸置疑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在当时更是让正在焦急地关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安心。 要说杜布切克的动机在观察者眼里并不明朗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何去何从。起初，这种含糊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各种不同的派别都在竞争想要获得他的支持，为他提供强手的力量。在他当选几个星期后，布拉格举行了公众集会，要求取消审查制，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真正深入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的大清洗案，并要求追究诺沃提尼身边的那些老近卫军的责任（诺沃提尼虽被取消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地位，但他还在担任国家总统一职）。杜布切克积极顺应这波民众潮流，批准放松审查制度，并开始在党内和军队内清洗诺沃提尼派。 3月22日，诺沃提尼极不情愿地辞去了总统一职，一周后由路德维奇·斯沃博达将军接替总统职位。又过了5天，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项《行动纲领》，宣布斯洛伐克人享有平等地位和自治权；恢复过去那些受害者的名誉，并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民主化”。此时，共产党正式批准纲领中所宣称的要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人性化社会主义”。经过一段时期后（文件中称需要10年过渡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允许成立其他党派，和它一起参加真正的竞选。这些想法并非原创，但经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官方机构公开宣布，却引发了政治地震。“布拉格之春”开始了。 1968年春夏，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要以当时的三种幻想来定局。第一种是在杜布切克上台后，尤其是颁布了《行动纲领》之后，全国都在传闻和议论说，“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计划中也可以包容自由和改革。现在看来，当时所认为的1968年的学生、作家及共产党改革家们正在“真正”地寻求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追求“人性化社会主义”的热情仅仅是一种妥协论调或习惯性的表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相反，当时存在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制度媲美，它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集体目标，这种思想对捷克学生们的吸引力，一点儿都不亚于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们的吸引力。 诺沃提尼那一代人的并不可信赖的斯大林主义和杜布切克时代新的理想主义之间，划上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后者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尤其得到了共产党员们的欢迎。正如伊利·佩利康在关于捷克政治审判的第三份调查报告（1968年受杜布切克委托调查，但在他下台后即被废止）的“前言”中所声称的：“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极大的声誉，人民群众自发地宣称他们拥护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儿夸张，但是并没有太脱离当时的实际舆论情况。因此，这就导致了第二种幻想。 既然人们相信共产党可以从历史中拯救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就假设他们可以进行改革而不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权。4月18日，组建了以奥德里奇·泽尔尼克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真心拥戴和支持，并举行了庆祝游行（尤其是在传统的五一节庆祝会上），它确实在公众表达意愿方面放松了一切形式上的管制。6月26日正式废除了对新闻和媒体的审查制度。同一天，还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国家，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同组成（这是后来经过镇压后，杜布切克所有改革中唯一保存下来的成果，于1968年10月28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然而，在放松对一切意见的控制后，接着，共产党领导层却在行动的逻辑方面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什么还要等上10年再实现自由而公开的选举呢？既然取消了审查制度，又为何保留对媒体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呢？6月27日，捷克的一些刊物刊登了鲁德维克·瓦楚里克一份“两千词”的宣言书，向“工人、农民、官员、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呼吁重建政党，成立公民委员会，来保卫并促进改革事业，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抓住时机脱离共产党控制以推动更多变革的建议。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瓦楚里克警告说：共产党内的反动分子将会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斗争，甚至称可能会“利用外国势力来干涉我们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让人民来加强党内改革者的力量，迫使他们加快改革步伐。 杜布切克驳回了瓦楚里克的宣言书，不同意宣言书中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它的独断统治权的说法。作为一名毕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会同意这种重大的、本质上的转变（“资产阶级多元化”），而且并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这样做。在杜布切克看来，如果要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本质的话，那么共产党本身就是可以促进这种激进变革的唯一恰当的载体。共产党得到群众的拥护越多，就越可以更安全地推行更多的变革。然而，正如瓦楚里克宣言书中所明确而残酷地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受拥护及可信赖度将越来越取决于它所推行的改革意愿，而这终将导致它失去权力。如今，在共产党国家和开放社会之间所存在的错误路线已完全显露无遗了。 而这些事情反过来又在1968年夏天将全国的关注引向了最危险的第三种幻想：杜布切克深信他能控制住莫斯科，他可以说服苏联同志们放心，不用担心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可以从新近赢得民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那里，从重新恢复信心的社会主义改革计划中得到想要的一切。杜布切克之所以会做出这样致命的判断，实在是因为捷克的改革家们完全错误地解读了1956年的教训。他们认为，伊姆雷·纳吉错在脱离了《华沙条约》并宣布了匈牙利的中立。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坚持留在《华沙条约》内，毫不含糊地与莫斯科结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就会让他们自行其是。 然而到了1968年，苏联更担忧的是共产党会失去控制权，而不是军事安全。早在3月21日苏联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佩特罗·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坏榜样的传染性，他报告说，来自布拉格的谣言对乌克兰青年的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样在3月，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议上也向他们的苏联同伴们发出了类似的告诫（内乱缠身的哥穆尔卡对布拉格公众舆论批评波兰反犹主义一事尤为光火）。让布拉格蒙在鼓里的是，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说起过必要的话将采取“具体军事措施”；4月份，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秘密授权起草了一份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计划——“多瑙河行动”的第一份草案。 随着布拉格自由化的每前进一步，莫斯科方面就变得越来越不安。杜布切克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5月4日到5月5日，他和其他捷克共产党人访问莫斯科，东欧集团的领导人们亮出了一张抱怨和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的抗议书。然而，杜布切克还在继续坚持认为，共产党仍然在掌控一切，不管捷克斯洛伐克的言论有多么自由，整个国家还是毫无疑问地和兄弟国家站在一起。但是现在，捷克军队是否还效忠于党却是个问题，而且不受审查的捷克新闻界正在发表反对苏联的文章。那些访问布拉格的苏联学生可以读到、听到一些在自己国家一直被禁止发表的言论。布拉格成了向西方敞开的一扇窗户。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们决定以兄弟之情联名写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警告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危险，并列举了一些应采取的对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重要利益。”两星期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苏——捷边界上的蒂萨河畔切尔诺会晤，杜布切克再次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并使他相信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推行改革而损害党的地位，而是正在扩大它的公众支持率。 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信服，反而更加怀疑杜布切克的计划。《华沙条约》组织宣布将在靠近捷克边境处举行军事演习。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法召开的一次华沙条约国成员会议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勃列日涅夫提出，今后所有的指令全都得以他的名义签发：“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可以在它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但若还是共产党，就不得任意背离这些原则……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削弱任何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它们不会对此漠然视之。” 这一宣言虽略带掩饰，但却断言克里姆林宫有权采取防卫措施，消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杜布切克应该歇手了。然而，他却对此束手无策，只好继续坚称他的国内改革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任何威胁。8月13日，在和多疑的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会谈中，杜布切克费尽心机解释说，他正在努力压制公众对苏联的舆论批评，但“这种事件并不是只通过上面的直接指令就能解决的”。要是他得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团中他的5名同事早在8月3日就私下里递交给苏联一封密信，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秩序已经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请求苏联出兵实施军事干涉的话，也许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8月18日，苏联才最终正式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大愿意——从直觉上感到，无论多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胜，但后面的余震却可能导致许多麻烦——但此时此刻已势在必行了。苏联领导人预计到，即将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可能会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明显得胜，而他们现在正切实地害怕捷克的例子会在周边邻国中产生影响力。正如格列奇科在决定入侵前召集苏联军事领导人会议时所告知他们的，“即使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实施。”其实，苏联领导人心中十分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这倒并不是因为当时华盛顿方面正全力以赴地在打越南战争。仅仅5个星期前，华盛顿和莫斯科刚刚联合签订了《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美国还不想为了这几百万迷失了方向的捷克人的利益而破坏这样的成果。因此，1968年8月21日，来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苏联的50万名华沙条约国士兵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这次入侵遭遇了一些消极抵抗，尤其是在布拉格引发了许多次群众的上街抗议，但在捷克政府的紧急请求下，他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遭到镇压。苏联领导人对这些不友好的接待略感惊讶，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他们的坦克会受到广泛的欢迎。他们首先逮捕了杜布切克和他那些位居领导层的同伴们，之后又用飞机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并迫使他们签下一份协议，要他们放弃原来的部分计划并同意苏联占领捷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方面就可以装出一种姿态，承认这些改革家们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并至少暂时同意他们继续执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切都会显得很轻率。 此外，对布拉格改革的镇压——号称为“使之正常化”——的进程几乎正在同时进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被取消了，重新实行了审查制度，并禁止谈论有关执行《行动纲领》的一切话题。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军事强占布拉格这种专制统治大为支持。这不仅仅是安德罗波夫和谢列斯特的愿望，而且很明显也是民主德国的沃尔特·乌布里希、保加利亚的托多尔·日夫科夫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等人的心愿。然而，勃列日涅夫却选择让杜布切克继续执政了几个月，继续在该国实行联邦制（目的是要将主要要求已获满足的斯洛伐克人从激进的捷克人中分裂出来）以静观事态的发展，同时继续维持《华沙条约》的现状。 学生们偶尔还会为了捍卫改革而举行一些示威活动，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工业城镇，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模仿1956年匈牙利模式的工人委员会（在顶峰时期，即1969年1月，这些委员会宣称代表了全国1/6的劳动者，但在斯洛伐克，它的力量却很薄弱）。然而，查理大学一位年仅20岁的学生扬·帕拉赫，却为了抗议苏联的侵占及其之后的行为，而在布拉格的温切斯拉斯广场上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自焚以示抗议。3天后，即1969年1月19日，帕拉赫因烧伤抢救无效而身亡。1月25日，为他而举行的葬礼成了举国哀悼的一种方式：为了帕拉赫和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的民主。 人们又一次上街举行了民主大游行（这一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冰球赛中击败苏联后），克里姆林宫就利用这次机会剥夺了杜布切克的权力，并于1969年4月17日挑选他以前的同事古斯塔夫·胡萨克替代了他。胡萨克是斯洛伐克人，而且以前曾是公审案的受害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曾因“民族主义”罪而被判入狱），他成了可以肃清改革异端而又不会被指责为回到斯大林时期统治的理想人选。捷克斯洛伐克接下来所遭受的压制，比过去显得温和了些，但却更加高效。政府未使用公开审判的方式，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内部一切“不可靠”的人物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其中被驱逐的人中9/10都是捷克人）。那些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活跃或突出的男男女女都被接受“约谈”，要求他们签订声明，弃绝过去的言行，并且不再参与杜布切克的改革。大多数人签了字。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被剥夺了工作，并连带他们的子女和亲属，遭到了社会的遗弃。然而，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这些年来在党内外占据了显眼位置的那些人物：记者、电视台播音员、杂文作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学生领袖。 整个共产党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抗议性的涟漪。1968年8月25日，在红场上举行的抗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活动中，参加者里面有巴威尔·李维诺夫（斯大林时期的外交部长之孙）和拉丽莎·达尼尔（被关押的苏联小说家之妻）。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欧各国军队都被误导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以免受到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入侵，但他们后来都悄悄地撤离了，他bbr>们的可靠性——尤其是占领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军队——非常令人值得怀疑。在波兰，对布拉格的镇压一方面激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统治当局对此进行彻底镇压的力度。1969年4月，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位犹太女学生伊利娅·利普斯引火自焚，以唤起人们对苏联处置杜布切克行为的警醒。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本身，还有苏联集团中原来最亲苏的一些国家，现在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一种抑郁的默然状态。 但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受到控制的。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自主权，任何背离共产党专政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与此相比，在国内外不受欢迎只是为求得稳定而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1968年后，在莫斯科再次表示若有必要将不惜以武力相待的“态度”下，苏联统治区那些国家获得了稳定局势。然而，1968年的真实教训，首先对捷克人而言，对其他一切人来说也必然如此，共产主义再也不可能继续成为大众的共识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的历史教训也都如此。 在布拉格，对改革运动的破坏令其元气大伤，只留下痛苦的回味。许多最热心的整肃者仅在几个月前还都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最积极拥护者。共产党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写道：“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这种从杜布切克开始，然后是共产党内部，最后又弥漫到整个社会，在苏联君主和各地的仆从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顺从，不仅仅是一种蒙羞（简直可以和12年前的匈牙利相媲美），它给改革年代本身的理想和希望投上了一种起反作用的令人怀疑之光。 许多年后，姆莱纳尔回忆起1968年8月21日苏联红军士兵闯入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会议，每个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守着一名士兵时的情景时，他说：“此情此景下，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都一下子退到了底。但同时，你又会直接联系到好像正有一支枪指着你的后背。”正是这种联系，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更明显地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历史出现了转折点。 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可以被改革，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错误转变，但仍可以被纠正，而民主多元化的核心理想仍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结构并存的幻想，在1968年8月21日的坦克声中被碾碎，再也无法复原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他制订的“行动纲领”不是一种开始，而是一种结束。那些改革家或激进分子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执政党会实现他们的抱负或采纳他们的计划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开始蹒跚而行，依靠着不太可能的外来借贷的支撑和苏联人的刺刀来维持：直到1989年整个体系才最终崩散。其实，共产主义的灵魂早在20年前即1968年8月的布拉格就已失去了。 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地悲惨谢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驱散了新左派的论调和计划——对后工业时代的异化以及对现代生活缺少精神质量的强调说法将迅速地被淘汰，而代之为一种新的对工作和薪水的关注。在东欧，60年代的情况是你再也无法在“体制”内工作了；而在西方，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铁幕的双方都抛开了幻想。只有那些铁了心要游离于政治共识之外的真正的激进主义者——那些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和拉丁美洲暗中活动的人——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暴力和犯罪活动。 从短期来看，60年代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微乎其微。18岁的成年人获得了选举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处。大学尝试将设施升级，改进课程，更多地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这些都取得了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到处都能获得更为便捷的离婚、流产、避孕途径，在言论和行动上，大部分人们不再限制性行为。1970年5月，通过《劳工法》，意大利工人们赢得了不受任意解雇的保护权。总之，这些变化构成了欧洲社会的文化转型；但在1968年生活在标语和行动中的那代人眼中，它们根本就不算什么“革命”。 事实上，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 然而，如果说60年代的逝去最终并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悼念的东西或几乎没什么永恒的纪念丰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从70年代初看来，它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如此包罗万象，而又如此正常。在70年代初，欧洲一直由那些年长者控制着，并且看上去也是在为这些年长者服务。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还是在媒体或政治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0年里，这些年长者（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相继过世。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在有些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这种社会转变非常激烈。而在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如英国，这种转变经历了好多年才得以实现，而且它的方向只有后来在回顾中才能完全得到肯定。 也许是出于自我幻想，人们认为60年代是政治意识高涨的年代：“人人”（或者至少每个在校读书，并且受到激进思想吸引的，小于25岁的年轻人）都会上街，受到某种事业的召唤。革命事业的降温以及后来几十年里取消了的群众运动，现在回顾起来，都说明了对那整整10年里狂热的政治运动只让人产生一种失败情绪。然而，在某些重要方面，60年代实际上从相反角度来看是重大的10年：这是一个欧洲大陆东西两部分人都开始明确远离意识形态政治的契机。 因此，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与标志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倒反而在现在看来成了它最后的绝唱。在东欧，“修正主义”的插曲及其悲剧性的收场，从实践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幻想。在西欧，那些马克思主义和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远远脱离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它们无法在未来胜任那些公开、严肃的辩论。1945年，极右派妄称自己为合法的政治表现的载体。到了1970年，轮到极左派来效仿他们了。欧洲长达18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政治终于落下了帷幕。 译者目录 卷 4e8c." >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99ｌib. 林骧华 （全书 7edf." >统校，重版校订）.9９ｌｉb? 王晨 （重版校订） 唐敏 （第1-3章，第5-6章） 梁薇 （第4章） 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href='9833/im'>《论欧洲》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