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完全呈现一片悲惨荒芜景象。当时的新闻照片和记录影片揭示了大量可怜而且无助的平民在轰炸后破碎的城市和荒凉的乡间跋涉。孤儿们愁苦地流浪，衣衫褴褛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瓦砾中拾荒。被驱逐出境的人剃光脑袋，集中营囚徒穿着带条纹的衣裤，饥病交迫，目光呆滞地张望着镜头。甚至连电车也好像被炮弹击中过，在损坏的轨道上，凭着时来时停的电流艰难地行进。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似乎疲惫不堪，由于失去支撑而精疲力竭，值得注意的唯一例外是营养良好的盟军占领部队。
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这同一块大陆在随后的岁月里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那么就必须对这幅景象做细致描绘。然而它传递的是德国战败后欧洲状况的根本事实。欧洲人感到绝望，他们的确疲惫不堪了——不过一切都事出有因。欧洲的战争开始于1939年9月希特勒侵占波兰，结束于德国在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它将平民和士兵都裹挟在内。
的确，在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里，从法国到乌克兰，从挪威到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平民的经历。正式的军事战斗只限于冲突的开端和末尾。在这两端之间，这场战争是占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而在其中，由士兵们、冲锋队员们和警察们控制着日常生活和千百万囚徒的生存。在有些国家里，占领持续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给一切地方带来了恐惧和剥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几乎是全世界的经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自始至终卷入的国家（英国、德国）经历了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开始得更早，从1938年10月纳粹占领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希特勒战败后，战争仍未结束，因为（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内战在德国出局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
当然，战争的占领在欧洲并非史无前例。完全不是。民间还保留着对德国17世纪30年战争的记忆，在那场战争中，外国雇佣军占领土地，使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怖之中，300年后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中还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老祖母们还用拿破仑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的经历使他们印象尤深。这部分地是由于纳粹对待屈服的人们的态度非常特别。
先前的占领军——17世纪占领德国的瑞典人，1815年后占领法国的普鲁士人——剥削当地物资，侮辱和屠杀当地平民只是偶尔为之。但是1939年后，陷入德国统治之手的各国人民或者必须为第三帝国服务，或者被列入灭绝计划。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遇到了新问题。欧洲各国在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里，习惯于为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约束或奴役当地人。它们也只是使用拷打、残害或大规模屠杀来迫使受害者服从。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这些做法在欧洲人自己中间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至少在布格河与普鲁特河以西的地区。
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欧洲国家的整体力量第一次被动员起来，主要目的是征服和剥削其他欧洲人。为了作战取胜，英国剥夺和洗劫它自己的资源：到战争末期，大不列颠为战争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然而纳粹德国为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利用了大量掠夺受害国家的经济而得来的财富（这同1805年以后拿破仑的做法非常相像，只不过其效率之高使拿破仑难以望其项背）。挪威、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尤其是法国，很不情愿地为德国的战争付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矿山、工厂、农庄、铁路完全服从德国的需求，它们的人民被迫为德国的战时生产而工作：起初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后来在德国本土。1944年9月，在德国有748.7万名外国人，组成德国21%的劳动力，而他们大多数是被迫的。
纳粹分子尽可能长时间地享用受害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他们很成功，直到1944年，德国平民自己才感受到战时限制和物资短缺的压力。但到此时，军事冲突已经向他们逼近了，起先是盟军的轰炸，接着是盟军部队同时从东、西两面向德国推进。正是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年，在相对短时间里苏联军队向西进攻，才发生了最严重的实质性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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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要衡量战争造成的冲击力，不是根据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业损益，或者国民资产净值，而是根据他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处地区能目睹的破坏程度。如果我们想理解在1945年引起观察家们注意的凄凉绝望景象背后的创伤，就必须从这些情况着手。
幸存的欧洲城市和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很少有不受创伤的。根据非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凭着幸运，欧洲有几座著名城市——罗马、威尼斯、布拉格、巴黎、牛津——这些古代和近代初期的中心，从未被当作攻击目标。但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德国轰炸机炸平了鹿特丹，进而摧毁了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纳粹德国的国防军在先后经过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侵略途中消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城镇。整个伦敦中部地区，即著名的东区码头周边的穷人区，在战争过程中成为纳粹空军闪电战的受害者。
但是最大的物质损害是西方盟军在1944年和1945年史无前例的轰炸，以及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布拉格的不屈不挠的进军造成的。美国空军摧毁了法国沿海城镇鲁瓦扬、勒阿弗尔和卡昂。英国和美国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将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德累斯顿等几十座德国城市化为废墟。在东欧，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在战争结束时被毁面积达80%；乌克兰的基辅沦为灰烬；而波兰首都华沙却在1944年秋天德国军队溃退时，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系统地被放火或炸毁。当欧洲战事结束时——在1945年5月的最后14天里，柏林承受了苏联红军4万吨炮弹——德国首都大部分沦为瓦砾和扭曲金属物的冒烟废墟。它的75%建筑物不复存在。
有照片为证，变成废墟的城市是惨遭蹂躏的最明显证据，它们成为对战争之悲惨的普遍视觉速记。由于大多数破坏的都是房屋和公寓，结果使无数人流离失所（估计有2 500万苏联人，2 000万德国人——其中仅汉堡一地就有50万），遍地瓦砾堆的城市景象最直接地提醒人们，这场战争才刚刚结束。但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在西欧，交通和运输遭到严重破坏。法国在战前有1.2万个火车头，而到德国投降时，只有2 800个还能使用。许多道路、铁轨和桥梁都被炸毁——有撤退的德国人炸的，也有盟军进攻时或法国抵抗力量炸的。2/3的法国商船沉没海底。仅在1944年至1945年，法国就失去了50万所住宅。
但是法国人——同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由于德国人炸堤放水，损失了21.9万公顷土地，到1945年时，战前的铁路、公路、运河运输线仅存40%）、丹麦人、挪威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战前资产损失了14%），甚至意大利人一样——相对说来还算幸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战争的真正恐怖之处却在更远的东面。纳粹对西欧人还算客气，只要能够剥削他们就行，而西欧人回敬的是尽量少打扰或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德国占领军冷酷无情，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游击队——尤其在希腊、南斯拉夫和乌克兰——不屈不挠同他们战斗，哪怕是毫无希望的战斗。
德国占领东欧造成的物质后果，苏联的反攻，游击队的斗争，这些都与西欧的战争经历完全不同。在苏联，7万个村庄、1 700个城镇毁于战火，同时损失的还有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在希腊，全国活跃的远洋海轮损失了2/3，它的1/3森林被烧毁，1 000个村庄被消灭。与此同时，德国的政策是根据军事需要来确定对其占领成本的赔款，而不是对付由此引起极大的通货膨胀的能力。
南斯拉夫损失了25%的葡萄园，50%的各类家畜，60%的全国道路，75%的农田和铁路桥，战前房屋的1/5，本来就有限的工业财富的1/3，以及战前人口的10%。在波兰，3/4的标准铁路无法使用，1/6的农场不能再耕种。全国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瘫痪（尽管完全毁坏的城市只有华沙）。
然而这些数字即便再重大，也只体现了一部分画面：整个大地变得阴森可怖。欧洲人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尽管可怕，但是同人的损失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据估计，1939年至1945年，3 650万欧洲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相当于战争爆发时法国的总人口），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几年里自然死亡的人数，也不包括当时及后来由于战争而未能怀胎出生的孩子。
总体上的死亡人数大得惊人（这里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日本、美国或其他非欧洲国家的人）。它使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相形见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冲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了这么多人。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属于非战斗人员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1 900万，或者说占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平民死亡人数都超过军人。只有在英国和德国的死亡人数中，军人比平民多得多。
对苏联领土上平民死亡人数的估计数字各不相同。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超过1 600万人（大约是苏联军队牺牲人数的两倍，军人仅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就牺牲了7.8万名）。在战前的波兰版图上，平民死亡人数达500万；南斯拉夫是140万；希腊是43万；法国是35万；匈牙利是27万；荷兰是20.4万人；罗马尼亚是20万。在这些死亡的平民中，尤其在波兰、荷兰和匈牙利的统计数字中，犹太人占约570万，还要加上22.1万吉卜赛人（罗姆人）。
平民死亡的原因包括从敖德萨到巴尔干半岛的死亡集中营和刑场上的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等等引起的；枪杀和烧死人质——由德国国防军、红军和各种游击队执行的；报复性屠杀平民；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东部战线和从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到次年5月希特勒死亡期间的西欧，在田野和城市里由于轰炸、炮火和步兵战斗造成的结果；精心策划的扫射逃亡军团；在战时工厂与俘虏营里由于奴役劳动而劳累致死。
军队的最大死亡人数在苏联，据信死亡860万男女武装人员；德国伤亡人员400万；意大利海陆空军人损失40万；罗马尼亚阵亡军人大约是30万，大多数牺牲在苏联战场上对轴心国军队的作战中。然而同各国的人口相比，军人阵亡损失最大的是奥地利、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以军人和平民合计死亡人数而论，波兰、南斯拉夫、苏联和希腊最惨。波兰损失了约1/3的战前人口，这是纳粹精心完成的毁灭性目标。
南斯拉夫失去战前人口的1/8，苏联失去1/11，希腊失去1/14。从比对的角度看，德国损失率为1/15；法国1/77；英国1/125。
苏联损失的人口中尤其包括战俘。在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大约550万名苏联士兵，其中3/4是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初7个月里俘虏的。其中330万因饥饿、寒冷、虐待而死于德国集中营里——1941年至1945年，苏联士兵死于德国战俘营里的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各国士兵总人数。1941年9月，德国人攻占基辅，俘虏75万名苏联士兵，其中只有2.2万人活到德国战败的日子。而苏联人俘虏了350万人（大多数是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大多数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这些数字而言，毫不奇怪，战后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遭受极其缺少男人之苦。在苏联，女性人数比男性多2 000万，这一人口不平衡现象要经过不止一代人才能纠正。当时苏联农村经济倚重女性来承担每一种劳动：不仅缺男人，而且几乎没有马。在南斯拉夫，由于德国人的报复行为，15岁以上的男人均遭枪决，致使许多村庄根本没有成年男子。在德国本身，1918年出生的男人中，2/3未能活过希特勒的战争：我们掌握有一个社区——柏林郊区特雷普托——的详细数据：到1946年2月，在19岁至21岁的成年人中间，女性有1105人，男性只有181人。
妇女的这种过分表现造成了许多后果，尤其是在战后德国。德国男性的卑屈和失势地位——从希特勒气焰万丈的军队里的超人堕落为一队衣衫褴褛的迟归战俘，茫然不知所措地遇到了一代严峻冷酷的女人，她们被迫学会没有男人的生存，靠自己解决问题——这并非虚构（德国总理葛哈德·施罗德就是战后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的千千万万德国儿童之一）。雷纳·法斯宾德在他导演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里甚为有效地使用了这类战后德国妇女的性格形象，同名女主人公将她漂亮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精力当作优势，毫不理睬她母亲恳求她不要做任何“可能对灵魂有害”的事情的劝告。但是影片中的玛利亚挑起重担，面对下一代人充满愤恨的幻灭情绪；而实际生活中1945年的德国妇女面对的却是许多更直接的困难。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军队向西挺进到中欧和东普鲁士，几百万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先行逃走。英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个场面：“苏联红军一进来，灾难就降临这个地区了，现代欧洲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根据现存的一切证据来判断，在苏联红军最初经过之地，相当多的地方，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无一存活……苏联人……将当地人口横扫干净，自从亚细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还有的话）和任何年龄的妇女。据诊所和医生报告，在苏联军队到达维也纳后的3个星期内，这座城市里有8.7万名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被强奸的妇女人数还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德国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这一周内。这两个数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们还不包括苏联军队向奥地利进军和横跨波兰西部、进入德国的途中，乡村和城镇妇女被侵犯的未统计人数。
苏联红军的行为几乎已不是秘密。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军里的亲密战友、坚定的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这件事。据德热拉斯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德热拉斯自己作为一名作家，难道不知人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难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经历血与火、死亡威胁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或弄一点小事情？”
斯大林回答问题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对的。苏联军队没有休假制度。许多步兵和坦克兵一连战斗了可怕的3年，跨过苏联西部，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们的进军路上，目睹和听到德国军队暴行的无数罪证。德国国防军起先骄横地进军到伏尔加河、莫斯科城边、列宁格勒，后来在艰难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杀，他们确实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战俘，虐待平民，虐待游击队员，并且破坏一切东西，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
当苏联红军最终到达欧洲中部时，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方的对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后悔让俄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变得更明显。当德国士兵在东欧发泄兽欲和大规模屠杀时，德国本土仍然很繁荣，在战争进行到很晚之前，德国平民很少意识到战争的物质代价。战时的德国是一个城镇遍布、到处实现电气化、衣食无虞、商店里消费品充足、妇女和儿童营养良好的社会。在苏联士兵看来，这一切同他们自己惨遭蹂躏的故乡简直是天渊之别。德国人对俄国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女人就是战利品。在指挥官们的默许下，苏联红军放松了纪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国土地上的平民实施报复。
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路上，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抢夺“战利品”（这种说法曾经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国女人受害最深。1945年到1946年，在苏占区生下了15万至20万“俄国娃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统计过的流产，其结果是许多妇女同她们不想要的胎儿一起死去。幸存下来的婴儿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孤儿：这是战争造成的人类流浪者。
仅在柏林一地，到1945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万名孤儿；荷兰有6万；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南斯拉夫可能有30万。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800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500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1945年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800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556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800卡路里）。在荷兰1944-1945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推荐的每日配给量；16万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1940-1941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2445卡路里，1943年每人每日摄入2078卡路里，而1945-1946年降低到1412卡路里。但这只是平均数。1945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860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区甚至更糟。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买得起。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1945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1945年7月，柏林爆发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1945年10月报告说，联邦德国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1945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1023例伤寒，2193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1945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1/5的人患了肺结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于1946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1944-1945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1945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接近1938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国家（state）政策，而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1939年至1941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Baltic）地区向东驱逐了100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引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约12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13.6万人，来自罗马尼亚的20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代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1939年到1943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合力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3 000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民族流离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1945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
从东欧来了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支多达2.4万人的哥萨克士兵和家属的队伍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10万多克罗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队的愤怒报复。
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1945年时纳粹移民的最大群体。对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社会经历，其中包括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至德国的28万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如失业的荷兰人，1939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
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1944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200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幸存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1946年7月到9月间，63 387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在1945年发生的事，以及此后至少一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史无前例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迁移的活动。这部分地是由于“自愿的”种族分离的结果：例如，犹太人幸存者离开不安全的、不想再居住的波兰，或意大利人离开伊斯的利亚半岛，不愿生活在南斯拉夫统治下。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曾同占领军合作过（居住在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匈牙利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时居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苏联西部的乌克兰人等等），他们在德国国防军撤退时一起逃离，以免受到当地多数民族或正在挺进的苏联红军的报复，从此不再回去。他们的离境可能并不是地方当局和法律命令或武力胁迫，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但是其他地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官方政策就已经生效。德国人当然早已用迁移和屠杀犹太人来开始执行这项政策了，并且大规模地驱逐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人。从1939年到1943年，在德国庇护下，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穿越有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新边境线，来回往返。苏联当局反过来策划了一系列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的强迫性人口置换；100万波兰人从现在归属乌克兰西部的家园逃走或被驱逐，而50万乌克兰人在1944年10月至1946年6月间离开波兰，回到苏联。在几个月的过程中，曾经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变成了两个明显单一民族的领土。
保加利亚将16万土耳其人遣返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2月同匈牙利的协议，将斯洛伐克境内多瑙河以北的匈牙利社群12万人换回了同等数目的生活在匈牙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这种迁移还发生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南斯拉夫南部40万人迁到北方，填补60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撤走后的空缺。我们不准备讨论与此相关的人口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德国人。
在任何情况下，在东欧的德国人都可能逃往西欧：到1945年，他们不受其家族已经定居几百年的那些国家的欢迎。当地人都真心希望惩罚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以报复战争与占领对他们的劫掠与蹂躏。战后各国都利用了这种情绪，于是，住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西部的德语社群就知道自己注定有厄运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早在1942年，英国就私下里答应捷克的要求，即在战后迁走在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口，次年，苏联人和美国人也一致同意了。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斯颁布命令，“我们决定在共和国境内一劳永逸地解决日耳曼问题。”
日耳曼人（以及匈牙利人和其他“叛国者”）的财产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1945年6月，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同年8月2日，他们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资格。将近300万日耳曼人，其中大多数住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在此后的18个月内被驱赶回德国。在驱逐过程中，有大约26.7万人死去。1930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日耳曼人占人口总数的29%，但到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他们只占1.8%了。
匈牙利驱逐了62.3万名日耳曼人，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名日耳曼人，南斯拉夫驱逐了大约50万名日耳曼人，波兰驱逐了130万名日耳曼人。但是人数最多的日耳曼难民却来自德国本土的前东部地区：西利西亚、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美国、英国、苏联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达成协议，在条约第8条里，三国政府“认可日耳曼人口，或者说是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日耳曼人都应该承担迁移责任”。这不仅认可了既成事实，也正式承认了波兰边境线西移后产生的影响。约700万德国人现在被划入了波兰境内，波兰官方（和苏联占领军）希望赶走他们——部分原因是部分东部国土被苏联吞并，需要将失去土地的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安置在西部新获得的土地上。
其结果是法律上承认的一种新现实。东欧强制清除了它的日耳曼人口：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保证过的，他归还“东普鲁士给它所从属的斯拉夫民族”。在《波茨坦公告》中，同意“所发生的任何迁移都应以有序的、人道的方式来执行”，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震惊于对待日耳曼人社群的方式。《纽约时报》记者安妮·欧海尔·麦考米克记录了她在1946年10月23日的印象：“这一重新定居的规模，以及其中发生的状况，皆为史上所罕见。亲眼目睹其恐怖情形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历史将施之以可怕的报应。”
历史并未施以报应。事实上，1 300万被驱逐的人非常成功地定居并融入了联邦德国社会，但是记忆犹存，在巴伐利亚（许多人移居在此），该话题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在当时的人听来，把驱逐这些日耳曼人描述成“反人类的罪行”也许有些刺耳，因为仅仅在几个月前，以这同一群日耳曼人的名义犯下的规模大得多的罪行刚刚大白于天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活着，存在着，而被他们所害的人——首先是犹太人——却大多数都死了，不存在了。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的美国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在几十年后写道：在战后驱逐和战时人口灭绝之间有一条关键的区别，“战时的驱逐者们伴送被驱逐者，以保证将他们关入聚居地，然后杀害他们，或者逼迫他们做苦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划定和调整边界，但是居住在各国边境的人口总体上还留在原地。
1945年后所发生的情形正相反：边界线大多不动，而人口却迁移了。西方的决策者们有一种感觉，即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和约》的少数条款是失败的，而试图重订条约又会是一种错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立即想到要迁移人口。倘若中欧和东欧幸存的少数民族不能有效地受到国际保护，那么最好是将他们遣送到更能容纳他们的地方去。“种族清理”的说法尚未存在，但是事实肯定已经发生——而这完全不会引起总体上的反对或遇到难堪。
例外的情况频繁地发生在波兰。波兰版图的调整——东部边境6.9万平方英里割给苏联，得到的补偿是从德国划给的奥得河——尼斯河以东4万平方英里相当好的土地，这件与波兰、乌克兰和德国的土地相关的重大事情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但是在1945年的情势下，这一点非同寻常，而且应当理解为斯大林在沿苏联西面边界强行做领土总体调整策略的一部分：从罗马尼亚收复比萨拉比亚，分别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鲁塞尼亚，将一些巴尔干国家并入苏联，保留了战争期间从芬兰夺来的卡累利阿半岛。
苏联边界的西面几乎没有变化。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地区收回了一片狭长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从匈牙利（由于它是战败的轴心国，所以它无法拒绝）获得了布拉迪斯拉发对面多瑙河右岸的3个村庄；铁托可以掌握位于的里雅斯特周围和威尼西亚朱利亚的原意大利一部分领土，这是他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占领的。其余在1938年至1945年间用武力占据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国家，由此恢复了原来状况。
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上述结果导致出现了一个由种族成分上更加一致化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苏联当然仍是多民族的帝国。南斯拉夫未改变其种族复合性质，尽管各种族在战争期间互相血战。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仍然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及数不胜数的——也许几百万——吉卜赛人。但是波兰——尽管在1938年时波兰民族人口只占68%——在1946年时，波兰民族在其总人口中却占了压倒性多数。德国境内几乎全是德国人（不计难民和移置人口）；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日耳曼人占22%，匈牙利人占5%，喀尔巴阡乌克兰人占3%，犹太人占1.5%，而现在几乎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战争中幸存的5.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中，除1.6万名以外，其余全在1950年离开了。欧洲的古代大流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和黑海周围，意大利人进入达尔马提亚，匈牙利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波兰人进入伏尔尼西亚（乌克兰）、立陶宛和布科维纳，日耳曼人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莱茵河到伏尔加河的地区，而犹太人到处散居——现在无效了，消失了，一个新的、“更有条有理的”欧洲正在诞生。
对大多数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的最初安排——将他们集合起来，为他们建立营地，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帮助——都是由占领德国的盟军，尤其是美国军队承担的。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部等凡有难民聚集的地方，唯有盟军才是管理当局。只有军队才拥有物资和具备组织能力，来管理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难民。这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先前从未负责过的事情，仅在几个星期前，他们负担的还只是同德国国防军作战。正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最高指挥官）在1945年10月8日，针对责难军队管理难民和集中营幸存者一事，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做出回答的报告中所说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确实是没能达到标准，但是我要指出，整支军队面临的复杂问题是要从战斗向大规模遣返做调整，而现阶段平稳状态下的特殊问题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一旦收容营建立起来，实施照顾和最终遣返或重新安排几百万被迫流落异国者的责任就越来越多地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肩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9日的华盛顿会议。未来的联合国44个成员国代表出席该会，讨论战后的各种可能需要。从此以后，善后救济总署在处理战后紧急状况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个机构在1945年6月至1947年6月间花费了100亿美元，这笔资金几乎全由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提供。许多援助资金直接流向在东欧的前同盟国——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还有用于管理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移置人口。在前轴心国的几个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且所得不多。
到1945年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为被移置者和难民设立了227个收容营和救济中心，在邻国奥地利又设立了25个，在法国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设立了若干个。到1947年6月，西欧有762个这样的单位，其中大多数设在联邦德国地区。到1945年9月，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军其他机构照顾和遣返的被解放的联合国平民（即不包括前轴心国的公民）总数达到679.5万人——在此之上还应该增加苏联当局管辖下的700万人和几百万被移置的德国人。就民族而言，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苏联：释放的俘虏和先前的强迫劳工。其次是200万法国人（战俘、劳工和被驱逐出境者），160万波兰人、70万意大利人、35万捷克人、30多万荷兰人、30万比利时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数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食物供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南斯拉夫：若没有这个机构的贡献，更多的人会死于1945年至1947年。在波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帮助解决的食物消费量达到其战前水平的60%，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有80%之多。在德国和奥地利，它同国际难民组织（IRO）共同负责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国际难民组织的规章由194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确认。
国际难民组织的资金大部分也由西方盟国提供。在它的第一年（1947）预算中，美国负担46%，1949年上升至60%；英国承担15%，法国承担4%。由于在强迫遣返问题上西方盟国同苏联之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国际难民组织总是被苏联（后来则是苏联集团）看作纯粹是西方的工具，因此它的服务仅限于西方占领军控制地区的难民。再者，由于它致力于为难民的需要服务，所以德国的被移置者也被排除在它的善举之外。
被移置者（有时假定他们有一处家园可去）和难民（被划分为无家可归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在那几年里成为众多微妙差异之一。人们受到的区别对待，取决于他们究竟是战时同盟国的各民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等等），还是先前的敌对国家各民族（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等）。在确定优先遣返哪些难民时，这种区别尤其突出。首先得到处理和遣返的是联合国下属各国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人，然后是联合国各国的被作为战俘的人，再后是联合国各国被迫流落异国者（很多人是强迫劳工），再接下来是意大利的被移置者，最后才是前敌对国家的各民族的人。德国人不被考虑，而且只由当地吸纳。
遣送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或意大利公民回国的事情相对比较直截了当，而唯一的障碍是运输问题：确定谁有权到什么地方去，并且找到足够的火车来运送他们。到1945年6月18日，120万法国人中除了4.05万人外，其余全在德国投降后一个月内回到法国。意大利人不得不等候时间长一些，原因是作为前敌对国家的人，而且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协调计划来遣返它的公民。但是到1947年，他们毕竟也全都回家了。然而在东欧，遇到了两个重大的复杂问题。东欧的有些被迫流落异国者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有国籍的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供他们回去。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不想回去。这个问题起初使西方各国当政者颇为困惑。根据1945年5月在德国哈雷签署的协议，苏联的前战俘和其他公民都返回祖国，并且假定他们都是愿意这样做的。只有一条例外：西方盟国并不承认斯大林在战时将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做法，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移置营里，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选择回东欧，也可以在西方寻找新的家园。
然而不仅是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愿意回去。一大批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公民也选择宁可留在德国的临时安置营里，也不愿意回国。就苏联公民而言，不愿回国的原因是害怕对任何一个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的人的报复，哪怕他这段时间是在俘虏营里。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克罗地亚人，等等，则是不愿意回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哪怕在名义上还不是共产党执政：许多人不愿意回国的原因是害怕由于真实的或强加的战争罪行而受到惩罚，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希望逃到西方后生活得更好一些。
在整个1945年和1946年，西方各国当局从总体上宁可无视这种感情，责成苏联和东欧各国公民回国，有时还采用武力逼迫。苏联官员积极地从德国收容营集拢自己的人民，但是东欧难民竭力让迷惑不解的法国、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他们不想回“家”，愿意留在德国——任何地方都行。他们往往不会成功：1945年至1947年间，227.2万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
于是发生了绝望挣扎的可怕场面，尤其是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作为从未成为过苏联公民的俄国移民、乌克兰游击队员，还有其他许多人，被英国或美国军队强行——有时确实毫不夸张——送过边界，推入等候在那里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内卫部队（NKVD）之手。
一旦到了苏联，他们就同成千上万其他各类遣返的苏联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先前被当作敌人而被红军驱逐的人归在一起。到1953年，总共有550万苏联人被遣返。1/5的人最后或被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还有许多人被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被送进劳改营。
强制遣送的工作直到1947年才停止，随着冷战开始，西方各国将从苏联集团来的被移置者当作“政治”难民（布拉格于1948年2月发生共产党政变，当时仍留在德国和奥地利的5万名捷克人立即获得了这种身份）。总计有150万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苏联人和犹太人因此成功地抵制了遣返。他们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一起，构成了留在联邦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被移置者的绝大多数。1951年的“欧洲人权会议”承认对这类冠以“被移置的外国人”之名的人加以保护，最终保证他们不被遣返受惩。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将变成什么人？他 4eec." >们本身无疑是难民或被移置者。用热奈（即Ja Flanner，詹妮特·弗莱纳的笔名）在1948年10月的《纽约客》上的话来说，“（被迫流落异国者们）除了祖国，愿意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但是谁愿意接受他们？西欧各国缺少劳动力，并且正在经济和物质的重建过程中，起初十分愿意引进某几类不要祖国的人。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尤其需要矿工、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力。1946年至1947年，比利时安排2.2万名被迫流落异国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到瓦洛尼亚矿井工作。法国安排3.8万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英国也以这种方式接受8.6万人，包括波兰军队的许多退伍军人和参加过“流动冲锋队哈利奇尼亚分部”的乌克兰人。
接受的标准很简单——西欧各国感兴趣的是强壮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符合这类条件的波罗的海各国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不管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单身妇女作为体力劳动者或家务劳动者是受欢迎的——但是加拿大劳工部在1948年拒绝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姑娘或妇女申请加拿大家务工作的移民资格。谁也不要年长者、孤儿、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所以从总体上来说，难民们并不受欢迎——战后美国和西欧的民意测验表明，对他们的苦境很少有人同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希望看到移民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
犹太人的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各国当局起初对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一视同仁，将他们关进德国的安置营，与许多先前屠杀他们的人关在一起。但是在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应该给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内一切犹太人被迫流落异国者提供不同的待遇：杜鲁门在一份报告中下令关注此事，指出此前的混合收容营地和中心“明显不现实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拒绝承认犹太人本身的遭遇，是……对先前野蛮地屠杀他们的人熟视无睹”。到1945年9月底，美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受到了区别照顾。
关于遣送犹太人去东欧的事情，从一开始起就行不通。苏联、波兰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毫无让他们回去的兴趣。犹太人在西方也并不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或有资格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所以足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留在了德国。只有在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才解决了欧洲犹太人“安置”的难题。从1948年到1951年，33.2万名犹太人离开欧洲去以色列，他们有的是从在德国的国际难民组织的收容中心出发，有的是从罗马尼亚、波兰等地出发，因为当时他们仍留在那些国家。另外还有16.5万名犹太人最终去了法国、英国、北美和南美。
他们在那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余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会合，另外还加上1947年至194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新一代的政治难民。在这3年里，美国接受了40万人，另外在1953年至1957年又接受了18.5万人。加拿大接受的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总数达15.7万人，澳大利亚接受了18.2万人（其中6万多波兰人，3.6万波罗的海各国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项成就的规模。有些人（主要是某几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种族的人）由于波茨坦协议未能覆盖他们的情况而被遗忘。但是经受了先前6年战争恐怖而满目疮痍、苦难贫困的并且早已预示了冷战的分裂的欧洲，在战后6年里，盟国军管政府和联合国的民事机构史无前例地、成功地遣返、汇合或重新安置了几百万处在绝望中的人们，将他们安置在欧洲各地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到1951年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由新建立的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取代时，有17.7万人离开欧洲的被迫流落异国者收容营——其中大多数人年迈体弱，因为无人需要他们。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伦沃德的最后一个收容营于1957年关闭。
欧洲被迫流落异国者和难民不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地区性战争和内战。欧洲在1934年至1949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的、在现存各国境内的血腥内战。在许多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外国占领——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人——会用新的暴力手段推动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政治格局和矛盾，并使其合法化。占领者们当然不是中立的。他们的典型方式是派军队在被占领国家里加入一方，对付共同的敌人。按照这种方式，曾经在和平时代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某种政治倾向或某个少数民族就能够利用局势的改变，来解决当地的宿怨。德国人尤其乐于鼓动和利用这类情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挑起分裂以便更容易实现征服，而且能减少麻烦、在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降低统治成本：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者来替他们做事。
自从1945年以后，“合作者”这一名称具有明显贬义的道德内涵。但是比起简单的战后定义，战时的分裂和附属关系，给所谓的“合作”与“抵抗”带来更为复杂、含混的当地含义。所以，在被占领的比利时，说佛莱芒语的人重犯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犯过的错误，他们受到“自治”的诱惑，认为自己有机会从说法语的贵族治国的比利时独立出去，于是就欢迎德国人统治。德国人在比利时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打出对立的种族这张牌，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佛莱芒族的比利时战俘在1940年敌对状态停止时就被释放，而说法语的瓦龙族人却在整个战争时期被关押在战俘营里。
法国、比利时、挪威确实都抵抗德国，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当纳粹企图逼迫年轻人去德国充当劳工时，许多人逃往森林区，这种选择的危险性比较小。但是直到占领时期行将结束，积极抵抗的人数才开始超过那些出于信仰、谋权或私利而同纳粹合作的人数——在法国，据估计，完全投入的男女人数两边大致相等，各自最多是16万至17万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却是对方：德国人大多不在场。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1943年7月的宫廷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时，法西斯分子掌权已经20年了。或许由于这一原因，当地人对法西斯政权很少抵抗；大多数积极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流亡在外。1943年9月以后，这个国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边的“战友”，德国人占领的北部被撕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墨索里尼的“萨洛共和国”傀儡政权；另一部分是虽小但是十分勇敢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他们同盟军配合，有时得到挺进的盟军的支持。
一方是占多数的持右翼思想的意大利人，一方是边缘化的、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凶残的恐怖主义团体，在1943-1945年间，双方阵营的这种难解难分的较量是货真价实的内战，投入两边的意大利人都相当多。作为残暴占领军的合作者，萨洛的法西斯分子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民众基础，但当时他们所能获得的国内支持却不容忽视，并不明显逊色于他们最咄咄逼人的对手，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别。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现实中是意大利人内部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的记忆很容易地被隔断了。
在东欧，事情更加复杂。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趁德国人到来之际，根据战前分裂主义党派酝酿已久的计划，建立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德国人不想在波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北面——在波罗的海各国，甚至在芬兰——德国国防军起初受到欢迎，被当作除了苏联的占领和并吞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乌克兰人在1941年以后尤其卖力地利用德国的占领，以保证他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独立，而在加利西亚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土地上，发生了乌克兰人和波兰游击队之间的血腥战争，双方各自受到反纳粹的游击队和反苏联的游击队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意识形态战争、群体内部冲突、为政治独立而战等等目的之间的精确差别已经失去了意义：至少对于当地居民——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成为牺牲品的人们——而言毫无意义。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或者与德国国防军、苏联红军分别并肩作战，或者反对它们，以及互相残杀，都因时、因地而异。在波兰，这种冲突（1944年以后转变为反对共产党国家的游击战）在1945年至1948年间夺走了大约3万人的生命。在苏联占领的乌克兰，最后一个游击队司令罗曼·舒克赫维奇于1950年在利维夫被杀，但是断断续续的反苏活动在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又持续了几年。
但是在巴尔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表现为内战，而且本身特别充满血腥气。在南斯拉夫，传统的称呼“合作者”和“抵抗者”的含义特别模糊。契特尼
游击队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是什么人？爱国者？抵抗者？合作者？让人们投入战斗的缘由是什么？抵抗（德国、意大利）占领者？报复南斯拉夫内战中的国内敌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社群之战？拥护或者反对共产主义目标？对许多人来说，实际上的动机不止一种。
于是，克罗地亚傀儡国家的由安特·帕凡立克领导的“乌斯达莎”政权屠杀塞尔维亚人（20多万人）和穆斯林。但是，米哈依洛维奇的保王党游击队（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屠杀穆斯林。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有时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而同德国军队合作。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目标尽管是从南斯拉夫赶走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也花费时间和资源来首先摧毁契特尼游击队——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他们能力所及的目标。米洛万·德热拉斯曾在铁托游击队和切特尼分子之间的战斗中亲身扮演过英雄角色，10年后，他已对这种战斗感到幻灭，作为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和抵抗运动的一名真实见证人，他写道：“在一片饥饿的、流血的、受奴役的土地上，双方军队都长时间在6 000英尺高的危岩沟壑艰难攀爬，为的是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或者去消灭一小群同胞（往往还是邻居）。我想到的是，我们以往全部理论和愿景中工人和农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再往南面，希腊像南斯拉夫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入侵、占领、抵抗、报复、内战的循环，最后高峰是1944年12月共产党人同得到保王党支持的英国军队在雅典的5周冲突，在此之后，于1945年2月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到1946年又爆发了战斗，接着又持续了3年多，结果是共产党人从北部山区的根据地败退。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抵抗，比起更加出名的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来，无疑更有成效——仅在1943年至1944年，使6 000名德国士兵伤亡——但是它给希腊人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共产党游击队和以雅典为基地、得到西方支持的国王政府都使村庄陷入恐怖之中，摧毁了交通，在以后几十年里使国家分裂。当1949年9月战事结束时，10%的人口无家可归。希腊的内战不像南斯拉夫和乌克兰那样带有许多复杂的种族问题
，但是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损失更重。
战后欧洲的这些内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简言之，这些内战意味着欧洲在1945年德国人撤退后，并未结束战争。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但是这些年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做出了别的事。纳粹的占领和后来苏联的占领不仅残暴，而且损害了欧洲的组织结构，这种状况是绝无仅有的。用一句套话来描述，它们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战争——转化为社会革命。
首先，系列性的外国军队占领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法国的维希政府——就像约瑟夫·蒂索神甫的斯拉夫国或帕凡立克在萨格勒布的乌斯达莎政府一样——名义上是自治的，实际上是希特勒的附庸代表，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在荷兰和波希米亚，市一级地方当局合作者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动性，但只是根据德国主子的愿望来避免任何冲突。在更东面的地方，纳粹和后来的苏联人用自己的人和国家机器取代原先存在的制度，除非有些地方能适合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造成地方分裂，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野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有在那些曾经同纳粹结盟的国家——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真正保持地方独立，由自己来统治，这种情形至少维持到1944年。
除了德国和苏联的心脏地区，欧洲大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少被占领两次：首先是被敌人占领，后来被解放它们的军队占领。有一些国家——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希腊、南斯拉夫——都在5年内被占领了3次。每一次占领都摧毁先前的政府，使权威丧失，精英降格。某些地方的结果则是扫除殆尽，一切旧日的等级体制都名声败坏，它们的代表人物都妥协了。例如在希腊，战前的独裁者迈塔克萨斯清除了旧议会阶级。德国人推翻了迈塔克萨斯。然后轮到德国人被赶走，凡是同德国人合作者都名誉扫地。
最富于戏剧性变化的，或许当数旧日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被清除。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破坏的不仅是德国本身。它给中欧许多城镇和城市带来重大的社会后果，犹太人曾经在那里组成了当地的专业人士阶级：医生、律师、商人、教授。后来往往还是在这些地方，当地资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也被赶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其结果是使社会景观起了彻底变化——波兰人、波罗的海各国人、乌克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等等，都有机会升迁到被赶走的人留下的职业（以及房屋）。
这一平衡过程，即中欧和东欧的当地居民取代了被驱逐的少数民族，是希特勒对欧洲社会历史做出的最长久的贡献。德国人的计划是毁灭犹太人和波兰、苏联西部的当地知识分子，将其余的斯拉夫各族人口降为新的奴隶，将土地和政府转移到重新定居在那里的德国人手中。但是随着红军到达，驱逐了德国人，新的情势又一边倒地调整到苏联人更加真实的激进化计划下。
此中的一个原因是，占领岁月不仅迅速地用血腥的强迫手段使社会激荡，也使合法国家的法律和生活习惯完全被涤除。如果认为德国人占领欧洲大陆的时代是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来监督和平与秩序的时代，那是错误的。即使在波兰，被占领的土地上实行的是最全面的警察统治和钳制，而它的社会仍然在无视新的统治者而运行：波兰人自己组织了一个相应的地下世界，其中有报社、学校、文化活动、福利服务、经济交换，甚至有一支军队——这一切都是德国人禁止的，是在法律之外运作的，也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的。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在被占领的欧洲要过正常生活，就意味着违法：首先是违反了占领者的法律（宵禁、外出规定、种族法等），同时也违反了传统的法律与规范。大多数普通人无法直接获得农产品，就只有去黑市或非法交换才能养家糊口。盗窃——无论是盗窃国家、盗窃市民还是洗劫犹太人商店——现象十分广泛，以致在许多人眼里已经不是罪行。事实上，宪兵们、警察们和市长们代表占领者，为占领者服务，由于他们自己也同占领军一起有组织地犯罪，挑选一部分平民作为牺牲品，致使一些重罪变化为抵抗行动（尽管往往是在解放后的回顾中才发现的）。
暴力首先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的最终权威总是在极端情况下，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和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来实现意志。但是在被占领的欧洲，权威是一种毫无阻力地只用武力的功能。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游击队和军队竞争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在某一块土地上发号施令的能力。在希腊、蒙特内格罗和波兰东部地区的较远区域，现代国家的权威从来就不很牢固，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就是如此。
暴力催生了犬儒主义。作为占领军，纳粹和苏联人促成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他们不光反对那种对先前政权或国家的过时权威的忠诚，而且也反对任何一种人际礼貌或纽带的意识。从总体上来看，他们是成功的。假如统治者用权力残酷地、无法无天地对待你的邻居——因为他是犹太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或少数民族，或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者根本不用任何明显的理由——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尊重他呢？再进一步就是给你的邻居制造麻烦来抢先谋求当局的赞许，这就必须审慎了。
在整个被德国占领（甚至是未占领）的欧洲，直到战争结束，秘密告发、个人指控、流言蜚语等等满天飞。1940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挪威、荷兰和法国发生了数字惊人的向冲锋队、盖世太保、当地警察的告发事件。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是为了得到奖金或物质报酬。在苏联统治下的情况也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至1941年波兰东部的苏占区——那种雅各宾专政式的鼓励告发者，那种怀疑别人不忠诚的（法国）革命习惯，愈演愈烈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
简言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每一个他人。人们怀疑别人的动机，就轻易地以某种假定的叛变或有害行为之罪名而谴责他们。他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面的保护，因为掌权者往往是最无法无天的。在1939年至1945年间，大多数欧洲人根本没有公民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权利。国家不再坚持法律和正义，相反，希特勒的“新秩序”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掠夺者。纳粹对待生命的态度无疑是出名的恶劣，但他们对待财产的态度，可能在事实上就是他们企图在战后重塑世界模式的最重要的实际态度。
在德国的占领下，财产权最多只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洲犹太人完全被剥夺金钱、物品、住房、店铺和商行。他们的财产被纳粹、合作者及其盟友瓜分，剩余的也只能听凭当地人洗劫和偷窃。然而被没收财产的远远不止是犹太人。财产的拥有“权”是脆弱的，常常毫无意义，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意、兴趣或冲动念头。
在这一系列剧烈的、被迫的财产易手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受害者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店铺、公寓会被当地人侵占；他们的工具、家具、衣物会被新的主人没收或窃取。这个过程在从敖德萨到波罗的海地区“屠杀区”里上演最烈，然而它在到处发生——巴黎或布拉格的幸存者们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时，往往发现自己的家被战时“占屋者”占据，而这些占屋者居然还很生气地宣布他们有权占据，拒绝离开。因此，几十万名普通的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法国人等等变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同谋者，哪怕仅仅是从中得到好处。
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工厂、汽车、土地、机器和产品成品都被新的统治者出于利益而无偿剥夺，其借口是一概国有化。尤其在中欧和东欧，纳粹出于战时经济需要，接管了可观的私人股份和很多金融机构。这种剧烈变故很少有先例。1931年后，这些地区灾难性地转向闭关自守，紧接着是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控制，而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国有企业扩展得相当厉害，目的是预防德国的经济渗透。国家指导的经济在东欧并不是从1945年才开始的。
战后从波兰到南斯拉夫的日耳曼人口移置，彻底完成了从德国自己驱逐犹太人开始的人口转移。苏台德地区、西利西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的许多日耳曼种族的人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当这些土地被国家没收，用于重新分配时，影响是巨大的。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人及其合作者手里夺回的物品和财产占国民财富的1/4，仅仅农田重新分配这一项，直接受益的农民、农?9９ｌｉｂ.业工人及其家庭人数就超过30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只能形容为革命。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它们代表了一种彻底的断裂、一种同过去的明显决裂，而且代表了为将来实现更大变革的一种准备。
在解放了的西欧，需要重新分配的德国人拥有的财产很少，战争也并未作为大灾变而影响到更远的东方。但那里的问题同样在于，组织起来的当局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法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当地政府并未获得自身的荣名。相反，它们总体上对占领者惟命是从。1941年，德国只用806名官员就管住了占领下的挪威。纳粹统治法国，只用了1 500名自己人。他们信心十足地依赖由他们指定的（除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职员之外）法国警察和宪兵，而德国人只用自己的6 000名警察和宪兵，就确保了一个有3 500万人口的国家来服从他们。在荷兰的情况也一样。在战后的一份证词中，派驻阿姆斯特丹的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称：“在警察部门和其他部门，主要支持德国军队的是荷兰警察。若没有他们，德国的占领任务还不能完成其1/10。”相比之下，在南斯拉夫，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部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
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别之一。另一种差别是纳粹自己如何对待被占领的国家。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人，都屈从了，并且受到剥削。但是除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各种抵抗者之外，他们总体上被允许自行其是。其结果是，西欧各国被解放的人民想象着回到过去的日子。事实上，由于纳粹统治这段插曲，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议会民主都显得不那么糟糕了——政治多元主义和法治的至少一种激进替代方式被希特勒成功地摧毁了。西欧大陆疲惫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一个符合规范的国家里恢复正常生活的外表。
在西欧新近解放的国家里，情势的确很糟糕。而在中欧，按照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委员会的约翰·J·麦克罗伊的话来说，那里是“经济、社会、政治全都垮了……其程度史无前例；除非回顾罗马帝国垮台的情形”。麦克罗伊所说的是德国，盟军政府不得不从零开始来建设一切：法律、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交通、政府管理。不过他们至少掌握许多资源来做这些事。而东欧的情况却更糟。
因此正是希特勒至少像斯大林一样，使欧洲大陆分裂。中欧（指哈布斯堡帝国的土地，旧日奥斯曼帝国的北方疆土，甚至包括俄国沙皇在最西边的领土）的历史总是同西欧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一定是种类差别。1939年之前，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波罗的海各国人都可能心怀妒忌地看待比较幸运的法国或低地国家的居民。但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奋起为自己争取同样的繁荣和稳定。罗马尼亚人的梦想是要同巴黎一样。捷克1937年的经济超过了它的邻居奥地利，可以同比利时竞争。
战争改变了一切。在易北河东面，苏联人和他们在各地的代表继承了一块次大陆，那里发生的事情都早已同过去决裂。凡是未被彻底推翻的事物，也都遭到了无法挽回的破坏。逃出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几个流亡政府可以从伦敦回去了，并有希望重新成为它们在1940年被迫放弃的合法政府。但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甚至布拉格的旧日统治者没有希望了：它们的世界被纳粹改变一切的暴力所涤荡。剩下的问题只是要决定新秩序的政治样式，必须用它来取代无法恢复的往昔。
第2章 惩罚
在战争中长大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信他们的爱国责任就是去欺骗，去说谎，去开设黑市，去怀疑，去榨取：5年的经历使这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保尔-昂利·斯帕克（比利时外交大臣）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某些人在我们寻求建设的世界里不会有一个位置。
——西蒙娜·德·波伏瓦
应该做出并且执行严厉、公正的判决，国家的荣誉要求这样做，最大的卖国贼也罪有应得。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要求严惩约瑟夫·蒂索神甫的决议，1946年11月
为了使被解放的欧洲各国政府合法化，宣布它们是合适地组成的国家的权威，它们首先必须处置遗留下来的臭名昭著的战时政府。纳粹和他们的朋友已被打败，然而从其罪行规模来看，这明显不够。倘若战后政府的合法性只依靠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胜利，那么它们自己比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又好在哪里呢？重要的是界定法西斯政权的罪恶，并相应地惩处它们。在此背后有着很好的法律和政治理由。但是惩恶的愿望也表达出一种深层的需要。对于大多数欧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是一场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战争，而是一场日益落魄的战斗，男男女女们在战斗过程中被出卖，受屈辱，被迫每天做一些小小的罪孽行为，自我贬黜，每一个人都丢失了一些东西，而许多人丢失了一切。
再者，在许多方面同仍然鲜活的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5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很多事情不但令人有负罪感，而且令人感到窘迫。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欧洲人被动地经历了这场战争——被一帮外国人打败和占领，又被另一帮人解放。民族集体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是打击侵略者的武装游击队抵抗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抵抗活动的证据最为罕见的西欧，抵抗组织的神话却最被看重。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或乌克兰，大批真正的游击队员公开地既对占领军作战，又互相厮杀，这就在大局问题上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在解放了的波兰，苏联当局不同意公开赞扬武装游击队员，因为后者在感情上既反对纳粹，又反对共产党。在战后的南斯拉夫，有些抵抗者比另一些更加名副其实——至少在铁托元帅和他手下的胜利了的共产主义战士眼中是如此。在希腊和在乌克兰一样，1945年的地方当局围剿、关押或扼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一名武装游击队员。
简言之，“抵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含糊的范畴，在某些地方只是一个杜撰名词。但是“合作”则是另一回事。“合作者”到处可以被识别、受憎恶。这些男女或与占领者共事，或同占领者上床，占领者在他们的命运中打上纳粹或法西斯分子的印记，他们以战争为掩饰，趁机追逐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他们有的人在宗教或民族或语言方面是少数派，所以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早就既被人鄙视也使人害怕了；虽说“合作”在法律定义上先前并未写为明确的罪行，但是合作者们总可以被理由充足地指控为叛国——一种完全符合严惩条件的真实罪行。
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合作者的惩罚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事 5b9e." >实上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执行，其形式或者是个人行为，或者是根据地下抵抗组织的命令。然而在德国军队撤退和盟军政府建立有效控制之间的空档期，普遍仇恨和个人报仇行为往往带上政治机会或经济利益的色彩，导致一个短暂但又血腥的创记录的循环。在法国，“法外司法”程序处死了大约1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死于武装抵抗组织的独立团体之手，其名为“爱国者卫队”，他们追捕可疑的合作者，夺走后者的财产，而且往往将他们枪杀。
以这种方式被草率处死的人中，大约有1/3是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前被杀的，其余大多数人在此后4个月里法国土地上发生战事时成为牺牲品。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考虑到4年被占领和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在法国引起互相仇恨和怀疑的程度，这个数字还算是低的；无人对报复行为感到惊奇——用年迈的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利奥的话来说，“共和主义者重新执政之前，法国首先需要经过一场血的洗礼。”
在意大利出现的也是同一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报复行为和非官方的惩罚（尤其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和伦巴第地区）导致死亡人数接近1.5万人，而且还断断续续地至少持续了3年多。在西欧的其他地方，流血报复的程度要低得多——在比利时，以这种方式用私刑处决的男女人数为大约265名，在荷兰不到100名。然而，其他各种形式的报复则到处存在。对妇女的指控（说法语的玩世不恭的人们早已将她们称为“卧式合作者”）相当普遍：荷兰陪占领者睡觉的女人被裸体涂上柏油、黏上羽毛；在法国到处可以看到的场面是在公共广场上将她们剥光衣裳、剃光头发。这类事情往往发生在当地被从占领者手中解放的日子或此后很短的时间里。
妇女常常被其他妇女指控为结交德国人，这一点发人深省。许多指控中包含着某些事实：提供性服务，以换取食物或衣物，或得到这样那样的个人帮助，而这对女人及其家庭是绝望困境中的一条出路，而且往往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指控之普遍，以及报复与惩罚时的快感，都提醒男人和女人们：被占领的经历首先是一种屈辱。让-保罗·萨特后来用确切的性术语来形容“合作”是一种对占领者权力的“依从”，而在不止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里，描写的合作者要么是女人，要么是柔弱的（“女气的”）男人，她（他）们被条顿族统治者的阳刚魅力勾引。对失足的女人施行毁灭性的复仇，是克服个人或集体毫无力量的不愉快记忆的一种方式。
在被解放了的东欧，暴力惩罚的无政府行为也很普遍，但形式不同。德国人曾在西欧积极地寻找合作者，但是在其占领的斯拉夫土地上，他们直接用武力统治。他们为时持久地鼓励的唯一合作对象是当地的分裂分子，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也只要他们为德国的目的服务。结果，德国人一旦撤离东欧，立即受到惩罚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少数民族。苏联军队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并不制止报复。相反，立即报复（有些完全是刻不容缓）的措施是进一步将当地的精英和政治家赶走，因为他们会妨碍苏联在战后的目标。例如在保加利亚，新组织起来的“祖国阵线”鼓励以非官方形式报复各种种族的战时合作者，从整体上对“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提出指控，谴责被怀疑为同情西方的任何人。
在波兰，普遍复仇的主要目标往往是犹太人——在被解放的波兰，1945年的前4个月杀死150名犹太人。到1946年4月，这个数字接近1 200名。小规模的袭击与1946年5月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9月发生在托波尔恰尼地区）和匈牙利的昆玛达拉斯，但是最严重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于1946年7月4日发生在凯尔采（波兰），42名犹太人被杀，而在传闻有一名当地儿童被绑架和杀死做祭品之后，更多的犹太人遭到伤害。这些行为被当作是对合作者的惩罚，因为在许多波兰人（包括先前的反纳粹游击队员）眼里，犹太人被怀疑是同情苏联占领军的。
在苏联占领的东欧，或在南斯拉夫，最初几个月的“未经官方授权的”清洗和屠杀中，确切的死亡人数无从知道。不过，各地不受约束地算账报复的活动持续得并不太久。这不符合脆弱的新政府的利益，它们不仅不会普遍允许武装群体横扫乡村，任意逮捕、拷打和杀人，反而会明确地制止。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宣布控制军队和司法机关，树立正统权威。若谁被逮捕、被指控在占领期间犯有罪行，那么这是相关的权威机构的职责。若有举行审判，则应该在法治之下举行。若需流血，那么这是整个国家的事情。一旦新的当权者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情况就转变了，当权者会解除从前的游击队的武装，强化他们自己警察的权力，抑制对粗暴惩罪和集体报复的普遍要求。
至少在西欧和中欧，令人惊异的是无意解除抵抗者的武装。在被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狂热中发生的谋杀等罪行，当权者视而不见：比利时临时政府对在该国宣布解放的官方日子之后41天里以“抵抗运动”名义所犯的各种罪行实行大赦。然而，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重建的新政府机构应当担负起惩治犯罪的任务。
这里就产生了问题。谁是“合作者”？他们同谁合作，怀有什么目的？除了明确的谋杀或盗窃案，什么是“合作者”罪行？总有人要为国家遭受的苦难付出代价，但是对苦难作何种定义、谁又必须对此负责？各国之间对这些复杂难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是总的难题却是一个普遍问题：此前6年里欧洲经历的事情实属史无前例。
首先，针对与德国人合作者行为的法律必须是有追溯效力的——在1939年之前，“与占领者合作”的罪名闻所未闻。以前也有过多次战争，期间占领军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上寻求并取得人们的合作与支持，但是除了一些特殊例子外，例如1914-1918年德国占领下的比利时佛莱芒民族，这种行为不被当作罪行，而被看作是战争附带的破坏。
前文已经指出，符合现存法律概念而可称作合作的罪行只有叛国罪。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的许多合作者——无论他们的具体行为是什么——都受到审判，被控触犯1939年刑法第75条“通敌罪”。但是在法国法庭受审的男男女女们往往不是替纳粹效力，而是替维希政府效力，而维希政府又是法国人领导和执政的，名义上还是战前法兰西国家的合法继承者。同样地，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希米亚保护国、墨索里尼的萨洛社会共和国、伊昂·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战时的匈牙利，这些地方的合作者可以，而且确实在辩护时宣称，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工作或合作。
至于高级警察或政府官员，他们的明显罪行是通过受傀儡政府雇佣而为纳粹的利益服务，上述辩护就显得破绽百出。但是对于地位较低的人，更无须说那成千上万名被指控在这些政府里或同政府合作的商行里受雇的人，这种辩护就显得真假难辨了。例如，某人1940年5月以后是某个政党成员，而这个政党在战前的国会里是合法的，但他接着在占领时期同德国人合作，那么对此人的指控是否正确？
法国、比利时、挪威的流亡政府试图以颁布战时法令警告要在战后严惩，来预先解决这些难题。但这些法令旨在阻止人们同纳粹合作，它们并未提出更加广义的法律与公正的问题。首先，它们无法解决预先权衡个人和集体责任关系的问题。作为1944-1945年的政治利益平衡的基础，战争罪与合作罪被一股脑儿地加到了事先确定的群体头上：如某些政党、军事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成员。但这种做法仍然放过了许多被强烈要求加以惩罚的个人，而某些仅仅因为消极或怯懦犯罪的人却被绳之以法，最为严重的是，它会招致某种形式的集体诉讼，这是大多数欧洲法学家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接受审判的都是个人，其结果因时、因地而差异甚大。许多男女被不公正地挑选出来受惩罚。更多的人完全逃过了惩罚。有许多诉讼程序不合规则，很可笑，而政府、执政者和法官的各种动机——出于个人利益、政治算计或感情原因——也远非无可指责。这是一种不完美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评价标志着欧洲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罪行审判，以及相关的社会净化行动时，始终需要想到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在1945年的情势下，应当指出的是，法治是完全重新建立的——毕竟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整个欧洲大陆在寻求对如此大规模的新的罪行下定义，并且要将罪犯纳入适用的公正法律。
各国之间受惩罚的人数和惩罚的规模差距非常之大。挪威人口只有300万，光是拥护纳粹的合作者组织成员中就有5.5万人受审判，还有其他4万人受审；被判刑入狱的有1.7万名男女，判死刑的有30人，其中执行死刑的是25人。
其他地方的比例都没有这么高。在荷兰，20万人受到调查，将近一半人入狱，其中有些人的罪行是行纳粹礼；1.75万名公务员失去工作（但是在商业界、教育界和专业人员中间几乎无人丢掉饭碗）；154人被判死刑，被处决的是40人。在邻国比利时，被判处死刑的人更多（2 940人），但处决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只有242人）。荷兰关进监狱的合作者罪犯不久后大多数被宣布大赦；比利时将罪犯关押的时间更长些，而先前犯有严重罪行的合作者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公民权。佛莱芒居民的情况与战后长期以来的迷思相反，他们被当作惩罚目标的人数与人口比例大不相称，但是通过对战时“新秩序”政府支持者（大多数是佛莱芒族人）的有效压制，战前的比利时精英——天主教徒、社会党人、自由派人士——重建了他们对佛兰德和瓦洛尼亚等地方的控制。
挪威、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合法政府曾经流亡，而法国的许多人认为维希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两者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在丹麦，实质上并未有过合作罪。然而在战后审判时，每10万名丹麦人里就有374人被判入狱。在法国，战时的合作者比比皆是，就从这一点来看，惩罚相当轻。既然国家本身就是合作者，那么用同样罪名来指控地位低微的公民，就显得粗率，而且会造成很大的分裂——更因为在法国担任对合作者审判的法官中有3/4的人自己就曾受“合作国家”的雇佣。在这种情形下，每10万人中只有94人——占人口总数不到0.1%——因战争期间的罪刑被判入狱。入狱的3.8万人里，大部分人在1947年的部分大赦时，除了1 500人仍被关押外，其余都被释放了。
1944-1951年间，法国官方法庭宣判6 763人死刑（其中3 910人系缺席审判），原因是叛国以及相关罪行。在这些判决中，只有791人被处决。法国合作者被判处的主要惩罚是1944年8月26日巴黎刚解放时开始使用的“国民降级”（national degradation），詹妮特·弗莱纳（Ja Flanner）讽刺地形容说：“国民降级的内容包括剥夺法国人认为是好的一切事情——例如，无权佩带战争勋章；无权当律师、公证人、公立学校教师、法官，甚至证人；无权掌管出版公司、广播或电影公司；最主要是无权担任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董事。”
4.9723万名法国男女受到这种惩罚。1.1万多名公务员（占国家雇员1.3%，但比在维希政权下失业的3.5万人要少得多）被解职或调离，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在6年后重又恢复权利。总之，人所共知的清洗涉及35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无人因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罪而受惩罚。这些责任就像其他各种战争罪行一样，只归咎于德国人。
出于许多原因，意大利的藏书网经历很特别。虽然它先前是轴心国，但是盟军政府授权它自行审判和清洗——毕竟它于1943年9月转向了。但是，“谁”应该为“什么”原因受审判的问题相当模糊。在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合作者的罪名是“法西斯主义”，而在意大利，这一术语的含义太宽泛、太含糊。意大利从1922年到1943年一直由国内法西斯主义者统治，这个国家最初由自己的一位元帅彼特罗·巴道格利奥（Pietro Badoglio）从墨索里尼的统治下解放，而巴道格利奥建立的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府里就有很多人是前法西斯分子。
唯一明显地可以惩罚的法西斯罪，是1943年9月8日（德国入侵）后同敌方合作。结果大多数被起诉的人都在被德国占领的北部地区，他们同在加尔达湖畔城市萨洛建立的傀儡政府有关联。流传于1944年的一份颇具嘲讽意味的调查表“你是否曾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关键只在于“萨洛”法西斯分子和“非萨洛”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区别。对前者的制裁，依据的是国内立法大会1944年通过的第159号法令，定义为“虽然不属于犯罪，但被确定为违反严肃规范和政治体面而特别严重的行为”。
这
藏书网份世所罕见的法案旨在摆脱困境，即如何起诉受公认的国家政府雇佣而有此行为的男女。但是1944年9月组成的高级法庭要审判比较重要的囚犯，法庭的法官和律师们自己却多数是前法西斯分子，为惩罚合作政府里一般雇员而设立的特别巡回审判庭的组成人员情况也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过程在全国民众中很难获得尊重。
毋庸置疑，其结果无人满意。到1946年2月，39.4万名政府雇员受到调查，而被解雇的只有1 580名。大多数受调查询问的人都宣称自己下水是“豹猫主义”（gattopardismo），争辩说他们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时故意玩弄两面派手法——说到底，是因为公务员必须加入法西斯主义党。既然许多执行询问的人很容易地坐到了询问桌的另一边，他们肯定会同情这种辩护词。在高度公开化地审判几名高级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之后，本应对政府和行政机关实行的清洗就结束了。
指定执行清洗任务的高级委员会于1946年3月关门，3个月后，即宣布了大赦，其中还包括撤消5年以下的判刑。实际上，1944-1945年间被清洗的每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市长、中级官员都恢复了工作或免交罚款，而将近5万名因法西斯活动而被判刑入狱的意大利人也只在狱中度过很短的时光。
最多只有50人因有罪而被法律判处死刑，但不包括1945年7月17日在斯基奥监狱里被游击队处死的55名法西斯分子。
在冷战期间，意大利可疑地、毫无痛苦地从轴心国转变为民主同盟国，这常常被归因于外国（美国）的压力，以及梵蒂冈的政治影响。实际情况还要复杂。教皇庇护十二世同法西斯分子关系热络，他对纳粹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罪行视而不见，但是，天主教会无疑很轻松地脱身了。教会的确施加了压力。而英美军事当局在试图重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正常生活时，当然不愿意驱除妥协了的统治者。从总体上看，凡在左翼抵抗运动及其政治代表掌权的地区，实行对法西斯分子的清洗是比较有效的。
然而，正是51岁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在战后担任联合政府司法部长时，起草了1946年6月的大赦令。经过20年流亡、多年在共产国际担任高级官员的陶里亚蒂不会幻想欧洲战争之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1944年3月，他从莫斯科回到意大利，在萨莱诺宣布，意大利共产党将致力于民族统一和议会民主——这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感到困惑不解。
意大利几百万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都同法西斯主义合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陶里亚蒂看到，将整个民族推到内战边缘是毫无好处的——或者毋宁说是会处于早已发生的长期持续内战中。努力重建秩序和正常生活，将法西斯时代抛弃，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谋求权力，这样要好得多。再者，从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级人物的立场出发，陶里亚蒂的战略眼光超越了意大利边界，他牢牢记住应当将希腊发生的情况作为一种警示。
在希腊的官员和商界精英中，很多人都是被占领时期的合作者，然而在战后清洗的不是右翼，而是左派。这种情况很独特，但是有启发意义。1944-1945年的希腊内战使英国人相信，只有在雅典坚定地重建一个保守政权，才能使这个虽小但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的国家稳定下来。在这个国家里，革命的左派摆出要夺取政权的架势，那么，如果清洗或威胁到曾经同意大利人或德国人合作的商人或政客，就会带上激进的意味了。
于是，对爱琴海和巴尔干南部地区稳定的威胁因素立即从德国军队变为在山区隐蔽很深的希腊共产党人及其游击队同盟者。很少有人由于战时同轴心国合作而受到严惩，反而是左翼人士被任意地颁布死刑。左翼游击队浴血奋战抵抗希特勒，共产党游击队试图推翻战后的希腊政府（实际上左翼和共产党往往是同一批人），由于雅典政府在这两者之间不做一以贯之的区别，所以在此后几年里，受到审判和入狱的都是战时的抵抗者，而不是通敌合作者——而且在往后几十年里，左翼被排除在民权生活之外：甚至他们的子女和孙辈都要付出代价，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还不能在庞大的国家机关里就业。
希腊的清洗和审判就这样公然具有政治目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西欧比之更规范的起诉也是如此。作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而引起的任何司法程序都带有政治目的。在法国审判皮埃尔·拉伐尔和菲利普·贝当，或者在意大利审判警察头子彼得罗·卡鲁索时，这种心态很难说能导致合乎规范的司法程序。在许多这类战后审判和清洗中，屠杀、流血、复仇和政治算计都起了关键作用。当我们考察中欧和东欧在战后的官方惩罚时，应当记住这个关键问题。
在苏联红军控制的土地上，无疑在斯大林和苏联当局看来，对合作者、法西斯分子、德国人的审判或其他惩罚一向是，而且首先是一种方式，可以用来清除当地阻碍苏联统治其政治和社会的力量。铁托的南斯拉夫也是如此。许多人被指控犯有法西斯重罪，而他们的主要罪行或者只是属于错误的民族群体或社会群体
.９９lib.，或者是加入了不恰当的宗教团体或政党，或者只是当地群体看不惯的或有恶名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清洗、剥夺土地、驱逐、判刑、处死刑等等，目的都在于消灭无罪的政治对手，这在社会与政治的转型过程中是阶段性的特点。但是他们也将目标对准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战犯。
因此，铁托在攻击克罗地亚天主教会时，也起诉了臭名昭著的萨格勒布红衣主教阿罗伊·斯特皮纳克，因为斯特皮纳克替克罗地亚乌斯达莎恐怖政权最严重的罪行辩护，而他可以自我庆幸的是于1960年在床上死去之前只被软禁了14年。巴尔干地区契特尼游击队首领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受审判并于1946年7月被处决。由于他的缘故，几万人死于南斯拉夫解放后的两年。他们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报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无论是契特尼分子、乌斯达莎恐怖分子、斯洛文尼亚白卫军，还是多莫布朗齐（Domobranci）武装分子，在任何法律制度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必然会被判重刑。
南斯拉夫处决和驱逐了许多匈牙利族人，原因是他们曾在1942年1月间匈牙利对伏依伏丁那实施军事屠杀中所起的坏作用，他们的土地被分给了支持新政权的非匈牙利族人。这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行动，但是许多受害者确实是罪有应得。
南斯拉夫是一个特别混乱的例子。在它北面，匈牙利战后的人民法庭确实在1944年一开始就审查真正的战犯，特别是道姆埃·茨托亚伊和弗朗茨·萨拉西的亲德政权中的活跃分子。在匈牙利，受谴责的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的比例不会超过战后比利时或荷兰的罪犯人数——他们无疑犯了严重罪行，包括制订和执行德国的计划，将几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围捕并送到他们的死亡之地去。直到后来，匈牙利当局才增加了“破坏罪”和“阴谋罪”等种类，它的明显目的是将范围更广的反对派和倾向于反对共产党接管的人一网打尽。
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5年5月19日总统令而建立的特别人民法庭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普通人中的“叛国者、合作分子、法西斯分子”发布了713份死刑判决，741份终身监禁判决，19 888份有期徒刑判决。所使用的语言充满着苏联的法律提法，无疑预示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怕的未来。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期间，确实有叛国者、合作者和法西斯分子，其中的蒂索神甫于1947年4月18日上了绞架。蒂索等人是否受到公正的判决——他们在当时的氛围下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并不比像皮埃尔·拉伐尔那样的人差。战后捷克的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先入之见，用“反国家罪”这样含糊而有问题的类型词来特别针对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实施集体惩罚。然而在那几年里，法国的司法也处于同样状况，或许能拿出的理由还更少些。
在先前被占领过的欧洲，要判断战后的审判和反法西斯的清洗是否成功，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当时判决的形式颇受非议——凡是战争尚未结束时或一个国家刚被解放时受到审判的人，所受的惩罚要比后来受审判的人更重。结果，1945年被判刑的罪行较轻的人，比起第二年或再后来才被送上法庭的合作者主要人物来，所判的刑期反而更长。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比例很高的（95%）死刑判决被执行，因为有一条规定，囚犯在审判结束两小时内就要执行；在别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逃过了立即执行，就有可能得到减刑。
当时的死刑判决相当频繁，而且很少遭到反对：战争时期对生命价值的轻视，使这些判决看起来不像在正常情况之下那么极端——而且理由更充分。在某些地方造成更大伤害而且可能最终破坏整个司法程序价值的，是公开表现出来的那种惩罚情况不一致，更不用说做出其中许多判决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自己的战时记录就有污点，或者更坏。战时因效忠而白纸黑字留下记录的作家和新闻记者的结果更惨。高度公开地审判著名知识分子——例如1945年1月在巴黎审判罗贝尔·勃拉西拉克（Robert Brasillach）——引起了像阿尔贝·加缪这样的真正抵抗者的抗议，加缪认为，由于某人的观点而判死刑和处决是既不公正又很轻率的，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可怕。
相比之下，从被占领中获得利益的商人和高官却几乎没有遭罪，至少在西欧是如此。在意大利，同盟国坚持认为，可以放过菲亚特汽车公司的维托里奥·伐莱塔，尽管他同法西斯当局的勾结早已臭名远扬。意大利其他企业家只要表明过去曾经反对过墨索里尼在萨洛的社会共和国，就可以逃过一劫——他们确实也曾常常反对这个共和国，而原因恰恰是它太“社会”了。在法国，对经济合作者的起诉由于采取国有化措施而落空，例如雷诺汽车厂的国有化就是因为路易·雷诺为德国发动战争做出很大贡献而采取的惩罚措施。而各处的小企业家、小银行家和小官员，曾经帮助过占领政权、建设“大西洋墙”（the “Atlantic Wall”）来抵制法国、向德国军队提供军需品等等，都保留不动，让他们为后继的民主政权提供同样的服务，保障社会的延续和稳定。
这种妥协或许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由于战争的破坏，民众士气普遍低落，这就意味着无论保留下来的是什么，都是为建设未来所需要的基石。在刚解放的那几个月里，各国临时政府都几乎缺乏帮助。若要向饥饿的民众提供食物、衣物和燃料，那么经济界、金融界和实业界精英们的无条件（对此还应该感激）的合作确系至关重要。经济界的清洗会破坏生产，甚至造成经济瘫痪。
但是这样做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严重损伤人们对解放的幻想和希望。早在1944年12月27日，那不勒斯作家古利埃尔墨·齐亚尼尼在《大众报》（L'Uomo Qualunque，同名的新意大利政党机关报）上写的文章，表达的正是这种致命的幻灭情绪：“我就是那个人，碰到一位前领导人，问他：‘你怎么竟然会成为清除别人的人？’……我就是那个人，四处环顾，说道：‘这些都是法西斯分子的方法和制度。’我正是那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任何人。”
正如我们所知，意大利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案例。但是像齐亚尼尼那样的人们的情绪在1945年末的欧洲十分普遍，而且迅速地导致情绪的变换。在前不久被德国占领过的土地上，大多数人希望将一切归咎于刚刚过去的历史，惩罚那些案情异乎寻常、或惩罚后能使人心理得到满足的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将令人不舒服不愉快的事情丢掉，使破碎的日子能够过下去。当时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乐意责备同胞们的最严重罪行。由于这些原因，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德国人必须负全部责任。
这种非常普遍的观点确实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最终应该只归罪于德国，甚至连奥地利也被饶恕了。根据1943年的一份同盟国协议，奥地利被正式宣布为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受到了与德国不同的对待。这一情况，应当注意到温斯顿·丘吉尔的观点，他认为纳粹的根源在普鲁士，他那一代人的观点纠结于普鲁士的崛起在19世纪的后1/3时间里对欧洲稳定造成的威胁。但是这种观点也符合其他同盟国的口味——由于奥地利的中枢地理位置及其对中欧政治前景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将它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分开，看来还是比较明智的。
无论如何，假如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合作者不受到惩罚、它的正常生活不得到恢复，奥地利就很难被当作是另一个受德国占领的国家。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名纳粹分子：在战争末期，奥地利仍有53.6万在册的纳粹党员；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服务。在冲锋队里和集中营管理人员中，奥地利人的比例都很大。纳粹同情者渗透在奥地利公共生活和高层次文化圈里——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令人惊愕地轻易脱身了。13万奥地利人受到战争罪行调查，其中2.3万受审判，但在被判决的1.36万人中，只有43人被判死刑，而执行处决的却只有30人。大约7万名公务员被解雇。占领奥地利的4个同盟国在1946年秋季同意让奥地利人从此开始自己处理罪犯，实行“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
。教育界尤其迅速地“去纳粹化”：小学教师被解雇2 943人，中学教师被解雇477人，而大学教授被解雇的只有27人——尽管许多资深的学术界人士都是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
1947年，奥地利当局通过了一项法律，将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作“程度高”和“程度低”的区分。后者50万人在第二年就被大赦，并且恢复了选举权。前者——总数大约4.2万人——将在1956年全部大赦。在此之后，奥地利人完全忘却了他们曾同希特勒勾结。轻易忘却，其原因之一是奥地利自从同纳粹主义调情才开始显山露水；而忘记历史却是符合当地所有人的利益的，可以掩饰他们的近期历史：保守的人民党（其前身是战前的基督教社会党）用尽一切理由来证明该党以及奥地利是“非日耳曼”的，以便转移对他们与1934年建立的合作政权同流合污的注意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反纳粹性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曾经无论如何要抹掉1933年前号召同德国合并的记录。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政党都感兴趣于安抚和奉承前纳粹党徒，为的是争取他们的选票，因为多数选民的投票会影响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再有一点是因为冷战已经开始，造成了新的政治格局。
在德国，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算计。但是德国民众自己的命运还没有得到一个说法。在1943年10月30日的同一份《莫斯科公告》里，奥地利投靠纳粹的罪责被赦免了，而同盟国却警告德国人说，他们应该对战争罪行负责。他们的确是负责了。在1945年至1947年的一系列审判中，驻德国的同盟国占领军起诉纳粹及其合作者的战争罪、反人类罪、谋杀罪，以及为追求纳粹的目标而犯下的其他各种一般罪行。
在这些起诉中，最出名的是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间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领导人的审判，然而还有其他许多次要审判：美、英、法军事法庭在它们各自占领德国的地区审判纳粹低级领导人，他们同苏联一起将纳粹分子转送到其他国家——主要是波兰和法国——在纳粹分子犯下罪行的地方举行审判。“战争罪行审判”的计划在同盟国占领德国期间一直在进行：在西方占领区，5 000多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但其中只有不到800人被判处死刑，而最终处决的只有486人——在德国人呼吁从宽处理的喧嚷声中，最后一名罪犯于1951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处决。
尽管纽伦堡审判认定纳粹党是一个犯罪组织，但是，德国人仅仅因为是纳粹分子而受到惩罚却几乎是毫无疑义的。纳粹分子人数太多，反对将他们看作集体犯罪的声浪也甚嚣尘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清楚以这种方式认定几百万人有罪之后该怎么办。不过，纳粹党领导人的罪责却是清楚的，而对他们可能面对的命运也决没有任何怀疑。纽伦堡审判中的美国检察官之一、接下来一系列审判的主要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说：“太多的人认为他们受到第三帝国领导人不公允的伤害，所以想在判决时考虑到这点。”
从对德国战争罪行的审判一开始，就是教育与司法并重。纽伦堡审判的主要审讯情况在德国电台每天广播两次，它公布的证据在全国的学校、电影院和再教育中心用来教育人们。但是，这些审判并非总能显示出以儆效尤的意义。在最初几场审判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时，许多人完全逃脱了惩罚。他们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审判制度之便，反诘和羞辱证人与集中营幸存者。在吕纳堡审判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管理人员时（1945年9月17日至11月17日），正是一名英国的辩护律师做了成功的辩护，结果45名被告中有15名被撤诉。
因此就很难知道对纳粹的审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德国和德国人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再教育。许多人认为它们代表的当然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事情不过如此。然而它们也是对犯下明显罪行的真正罪犯的真正审判，它们为以后几十年里的国际司法提供了重大的先例。就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最想迅速地忘却罪行的时候，1945年至1948年的审判和调查（当时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已经解散）记录下了无数份文件和证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国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个人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或国家目的而犯下的罪行，无论怎样辩护，都是个人的责任，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所谓“执行命令”并不能作为遁词。
但是同盟国在惩罚德国战争罪行时，有两个无法避免的缺点。苏联检察官和苏联法官的出场，被德国和东欧的许多评论家指责为证明了他们的虚伪。苏联红军的行为以及苏联在它“解放了的”地方的所作所为都不是秘密——这些行为在当时比在后来更多地流传着。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屠杀，在许多人头脑里还记忆犹新。让苏联人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来审判纳粹——有时审判的罪行是他们自己也犯过的——使纽伦堡一系列审判贬低了价值，使审判看上去完全是一种针对德国的报复行动。用乔治·凯南的话来说，“这种审判唯一能传递的意思是，说到底，当这类罪行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某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所犯下的时，是正当的，可以原谅的，而由另一个政府在另一些情况下所犯下时，则是不正当的，不可饶恕的，应当受到死刑惩罚。”
苏联人出现在纽伦堡，是因为在战时他们属于同盟国，也因为在打败希特勒的战斗中，苏联红军的卓越贡献。但是审判的第二个缺点却是司法程序的性质中固有的。恰恰是因为从希特勒本人开始，纳粹领导人的罪责是被小心翼翼地确定为完全个人的，所以许多德国人都感到有权认为其余人全都是无罪的，作为集体的德国人，像别人一样，都是纳粹主义的被动受害者。纳粹分子的罪行可以说成是“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引用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半个世纪后说的话），然而几乎无人真正赞同说，这些罪行是由德国人犯下的。
美国人尤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领区启动了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其目的是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废除纳粹党，粉碎它的根基，播下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组织了一群心理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他们的任务是要研究明白，为什么德国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英国人也承担起同样的项目，但是他们心存怀疑，拥有的研究资料也很少。法国人对这件事无甚兴趣。但是苏联人立即赞同，于是各种积极的“去纳粹化”措施成为同盟国占领当局能够达成协议的为数不多的议题之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对于任何行动一致、旨在从德国生活中根除纳粹主义的计划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1945年的情势下这种计划
根本就行不通。美军司令卢修斯·克雷将军说：“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地发现合格的德国人，他们未曾以某种方式附从或协助过纳粹政权……看来往往只有一种人符合要求……即职业公务员……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用我们的定义来说）只是名义上参加了纳粹党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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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奥地利：盟军占领的地区
克雷并未夸大其辞。1945年5月8日，当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德国有800万名纳粹分子。在波恩，112名医生中有102人曾经是纳粹党员。在沦为废墟的城市科隆，城市水务管理局的21名专家的技术知识在重建给水、排水和防止疾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间有18人曾经是纳粹党员。战后德国的民政、公共卫生、城市重建和私人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由这些人来承担，尽管他们还必须在盟国的监管之下。在处理德国问题时，要将他们排除在纳粹分子之外，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在德国的3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填写完成1 600万份调查表，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完成的。那里的美军当局列出350万名德国人（约占这个地区总人口的1/4）作为“可以起诉的案件”，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被带上法庭。这份名单是1946年3月在同盟国的监管下，由德国人负责确定的。德国平民都必须去参观集中营，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纪录影片。纳粹教师被清除，德国与奥地利图书馆藏书：盟军占领的地区重新整顿，新闻报纸的发行由盟军直接控制，重新分配给被证明是真正反纳粹的新的出版者和主编们。
对于这些措施，甚至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1946年5月5日，后来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乌珀塔尔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反对“去纳粹化”的措施，要求让“纳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两个月后，在对他新组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去纳粹化”的持续时间太长了，而且毫无益处。阿登纳是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他认为，让德国人来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正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根深蒂固，这位未来的总理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允许甚至鼓励沉默，是更明智之举。
他的话并非全错。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战后的种种困难——食物短缺、住房短缺，等等——而不知道在被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那些受害者的苦难。他们 5b9e." >实际上倾向于将自己看成受害者，所以认为审判也好，对纳粹行为的愤怒也好，都是胜利的同盟国对一个已被废除的政权的报复。
除了少数例外尚可尊重，德国战后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而这个国家的主要部分——自由职业者、法官、公务员——是态度最折中的一部分人。
调查活动就这样受到了嘲弄。它尽可能地洗刷可疑分子的劣迹，帮他们获得良好证书（所谓“帕西尔”证书，得名于一种洗衣皂的牌子）。再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让德国人去看纪录影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让他们看过电影后引起思考了。多年以后，作家斯蒂芬·赫姆林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电影院的场面，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不幸的人们——我也在其中——既伤感又麻木。他们对被什么事情触动和‘了解你自己’都不感兴趣。”
随着冷战的到来，西方盟国放弃了“去纳粹化”的努力。很清楚，这种努力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巴伐利亚，到1946年时，半数中学教师被解雇，但只过了两年就全部复职了。1949年，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1年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汉斯·格劳伯克是阿登纳总理在整个50年代的主要助手，但他曾负责为希特勒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提供官方解释。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警察总监威廉·豪瑟在战时担任党卫军中尉，对白俄罗斯的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行政部门以外的情况也一样。大学和法律界受到“去纳粹化”的影响最小，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同情早已臭名远扬。商人们也轻易逃过了关。弗里德利希·弗立克在1947年被定为战犯，波恩当局于3年之后就释放了他，让他恢复先前作为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要股东的名誉和地位。工业集团企业法尔本和克虏伯的有罪的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为难。1952年，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分公司重新召集了纳粹年代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美国管辖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约翰·麦克罗伊替他们轻判或减刑了。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1/3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1/3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联邦德国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1/3，达到37%。而且在同一年（1952年），25%联邦德国人承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在苏联占领区，对待纳粹遗产的方式略有不同。尽管苏联的法官和律师们也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他们在东欧“去纳粹化”中主要强调对纳粹分子实行集体惩罚，并且从一切生活领域中消除纳粹主义。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抱幻想。后来担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沃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国家战败后仅过6个星期，就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德国人民的悲剧是出于一种事实，即他们服从了一群罪犯……德国工人阶级和从事生产的人们在历史面前失败了。”
这是阿登纳或大多数联邦德国政客不愿意承认的，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但是乌布利希像他们听命的苏联当局一样，与其说是对惩罚纳粹罪行、不如说是对保证共产党在德国掌权和消灭资本主义感兴趣。结果，虽然在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比在西方更深入，但是“去纳粹化”的基础是对纳粹主义的两种歪曲理解：其一与共产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其二则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苏联的官方说法都认为，纳粹主义纯粹是法西斯主义，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在危机时刻的产物。因其如此，苏联当局对纳粹主义的明显的种族主义一面及其种族灭绝的结果几乎不加注意，相反却集中精力抓捕和剥夺商人、有才华的官员、教师，等等，认为他们?９9liｂ.推进了背后支撑希特勒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利益。苏联以这种方式来拆毁德国的纳粹主义传统，同斯大林在中欧和东欧其他地方推行的社会转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苏联对前纳粹分子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源于自身的弱势。共产党员在被管制的德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团体——他们坐着红军的行李列车到达，但是并不能使自己赢得选民。除了暴力和选举骗局，他们唯一的政治前景只能依靠诉诸精心算计的自我利益。在东欧和南欧，共产党的方法是驱逐日耳曼种族的人，将日耳曼人空出来的农场、工商企业和公寓分给新来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而自己则以保护人自居。这显然不是德国本身的选择。在1945年末的大选中，奥地利共产党错误地拒绝了少数纳粹分子和前纳粹党员起潜在关键作用的支持。因其如此，共产主义在战后奥地利的前景就黯淡了。柏林接受了这一教训。德国共产党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对几百万前纳粹党员提供了服务和保护。
教条的和算计的两种观点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事们当然相信，实行社会经济的转型，是从德国清除纳粹主义的一条有效道路：他们对个人责任或道德再教育不感兴趣。但是他们也懂得，纳粹主义不光是一种对天真的德国无产阶级施行的诡计。德国工人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失职。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正确地施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很容易使它适应共产主义的各种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民主德国当局就像联邦德国当局一样，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假如不是同前纳粹分子，他们还能同谁一起管理这个国家？
因此，一方面，苏联占领军当局解除了大批前纳粹分子的工作职务——到1948年4月是52万人——并且任命“反法西斯分子”进入苏占区的行政管理岗位。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主动鼓励前纳粹分子妥协，加入他们的队伍，只要这些纳粹分子的记录不是太公开。毫不奇怪，他们非常成功。前纳粹分子们非常高兴地用将自己的命运扔给胜利者的办法来抛弃自己的过去。作为党员、地方行政官员、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证明自己能完全一致地顺应共产党国家的各种需要。
毕竟新的制度非常像他们以前曾经知道的制度：共产党人简单地接管了纳粹的机构，例如“劳工阵线”或居民街区管理处，给它们起了新名称，委派了新长官。但是前纳粹分子们对新情况的适应也出自他们面对胁迫时的脆弱性。苏联当局充分准备好同先前的敌人共谋，隐瞒民主德国纳粹主义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德国的资本主义和纳粹传统只限于联邦德国地区，而未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工人、农民和反法西斯英雄们的土地——然而他们早就知道实情，而且纳粹的档案也证明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是出于需要罢了。各种各样的黑市商人、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前纳粹分子因此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也都需要满足自己的每一种物质刺激。
到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校长们有半数以上是前纳粹党员，10年后，议员中前纳粹党员超过10%。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接管的不仅是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和实务，而且也接收了成千上万名盖世太保的雇员和密探。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牺牲品往往被一个统一的罪名指控为“纳粹战犯”，逮捕他们的人是前纳粹警察，审判他们的人是前纳粹法官，而看守他们的卫兵，也是新政权统统接收过来的纳粹时代监狱和集中营里的前纳粹卫兵。
民主德国的个人和机构轻易地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地方或许只是规模问题。意大利战时抵抗运动中隐藏的各类前法西斯分子人数众多，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态度可能出于某种事实，即它的许多潜在支持者都曾向法西斯主义妥协过。在战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公开地引诱前法西斯箭十字组织成员，甚至还会向他们提供帮助，阻止归还犹太人的财产。战时在伦敦，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弗拉多·克莱孟蒂斯和欧仁·洛贝尔是苏联间谍从战前捷克法西斯主义政党里悄悄招募来的，而10年后在公开审讯中，他们的证词将会被用来对付苏联间谍。
人们对纳粹或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视而不见，反而将其用于战后政治目的，这样做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在奥地利，前法西斯分子往往受到西方当局的青睐，允许他们从事新闻或其他各种敏感的职业：他们同战前奥地利的极权主义政府合作过，由于纳粹入侵，也由于他们对左派的憎恶是完全可信的，而且越来越可以被利用，所以他们的罪责不再被提起。在意大利东北部边疆地区，同盟国军事政府保护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南斯拉夫通缉的，而西方的情报机构却到处招募有经验的和消息灵通的前纳粹分子——包括绰号“米兰屠夫”的盖世太保官员克劳斯·巴比——以备将来所用：大多是用来对付为苏联服务的前纳粹分子，因为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人辨认出来。
1944年9月20日，康拉德·阿登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会里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如此谈及“去纳粹化”和纳粹遗留人员：“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信许多人愿意为并不重的罪行赎罪，所以决定，凡是可以这样做的，都应该将过去忘掉。”很多德国人无疑从内心深处拥护这种说法。如果说“去纳粹化”流产了，那是因为出于政治目的，德国人已经自发地在1945年5月8日将自己“去纳粹化”了。
并非只有德国人是这样。意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日报在希特勒死去的那天就发出了相似的号召，宣布“我们有权遗忘！”“尽早忘却！”在东欧那些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情——他们遭受的事情和自作自受的事情——需要忘却的国家里，共产党最有力的呼吁是许诺造成一个革命性的新开端。在整个欧洲，都有一种强烈的弃旧履新的意向，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伊索克拉底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一起来治理，就当它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相信短期的记忆，寻求可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神话——德国的反纳粹战士、法国的抵抗运动战士、波兰的受害者——是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看到的最重要的现象。就其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使铁托元帅、夏尔·戴高乐或康拉德·阿登纳等人能向他们的同胞提供一种貌似有利的，甚至很自豪的自我评价，以致鼓舞国家恢复元气。甚至连民主德国也宣布自己有一种高贵的起点、一种虚构的传统：像神话故事般地、大多是编造出来的关于1945年4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共产党“起义”。这类说法使一些被动地遭受战争苦难的国家（例如荷兰）可以抛开他们曾经妥协的历史记录，使另一些其积极行动被证明是被误导的国家（例如克罗地亚）可以掩埋一段互相争斗的英雄主义的污点历史。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被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在1945年的情势下，在一块布满疮痍的大陆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真的死去并埋葬了，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大量的、有选择的集体失忆，尤其是在德国。然而在当时，首先是在德国，的确有许多事情是需要忘却的。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战争本身造就一场无声的革命，铺平了通向新型的按计划建立秩序的道路。
——卡尔·曼海姆
普遍的观点认为，为了完成重建任务，应当采用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
——约瑟夫·熊彼特
我们回到英国，许多人对它很失望……无人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它变成我们想要的英国。
——温妮·怀特豪斯夫人（保罗·爱迪生《战争现已结束》）
要想补救，就要打破恶性循环，使欧洲人恢复对自己国家、对整个欧洲经济前途的信心。
——乔治·C·马歇尔
欧洲遭灾，其规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战争改变了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1939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无稽之谈。年轻人和激进派自然持这种观点，老一辈睿智的观察者们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法国解放时他已经54岁，看问题异常精确：“在大灾变中，承载着失败的重压，人们思想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将1940年的灾难看成是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在每一个领域都失败了。”
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问题并非从1940年才开始。每一个地方的反法西斯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战时的占领者及其当地代理人战斗，而且也在向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作战，他们对祖国经受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正是这些政界人士、银行家、商人和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自己的祖国拖入了灾难，他们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夯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英国有一本小册子痛斥保守党在1940年之前鼓吹绥靖政策的行径，责备这些人是“有罪之人”。为战后变革而设计的战时计划就将这些人和他们的制度当作批评目标。
因此，每一个地方的抵抗运动都明显带着革命性质。这一点天生符合逻辑。否定一个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使人自然“梦想革命会从擦干净的地方开始”（伊泰罗·卡尔维诺语）。正如我们所见，在欧洲许多地方，这块记事板的确已经擦干净了。但即便在西欧，也普遍地期待戏剧性的、迅速的社会转型：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阻碍道路？
从战时的抵抗运动战士们来看，战后政治会是他们战时斗争的延续，很自然地投射和扩展他们的秘密存在。很多在战时投身于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其他公共生活的形式：在1924年以后的意大利，在30年代初开始的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大多数国家，在1940年以后欧洲大陆上被占领的每一个地方，不知有正常的政治。各种政党都遭禁止，选举制度受到严格控制或被废除。要想反对威权，鼓吹社会变革甚至政治改革，就意味着违法。
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政治就是同抵抗有关——抵抗威权，抵抗社会或经济结构状态，抵抗过去。法国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战后成为一家著名杂志主编的作家克劳德·波尔岱在他的回忆录《不确定的历险》里准确地描绘了这种心态。他写道：“抵抗运动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战斗者’，具备这个词所含的每一种意义，同人斗，也同社会制度斗。从抵抗法西斯主义，到抵抗战后试图倒退回30年代的错误，看来只是跨出了很自然的一步。从中产生了很奇怪的乐观主义情绪，许多观察者在刚刚解放时就做出了断言。尽管到处陷入贫困——的确也是由于贫困——肯定会出现新的、更好的事物。1945年11月，意大利《社会》周刊的编辑们写道：‘我们谁也认不出自己的过去，似乎觉得它无法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受到一种麻木不仁意识的控制，凭直觉去寻求方向。事实使我们无能为力。”
希特勒失败后，激进变革的主要障碍不是反动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同独裁者一起被清除，而是合法的流亡政府，它们多数在伦敦坐观战争，谋划回归。它们认为自己同国内的抵抗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同盟者的关系，而是一
个麻烦问题：需要将这些粗心的年轻人解除武装，让他们回到平民生活，将公共事务交到充分清除了合作者与叛国者的政治阶级手里。若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或者被盟军无限期地占领。
战时的各种抵抗组织在1944年至1945年组织起各种政治派别，它们对流亡政府的回归持怀疑态度。在它们看来，政客们、官员们、大臣们逃离了被占领的祖国，他们负有双重责任：战前的错误和战时的逃跑。在法国和挪威，1930年选出的议员被他们自己在1940年的行为证明是不合格的。在比利时和荷兰，议员们在那复杂的5年里不在场，回归的政府无法理解国内的苦难和在纳粹占领下公众情绪发生的变化。在中欧和东欧，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其余国家先前的政府都由于苏联红军的到达而变得无足轻重了（而它们有时却迟钝到感觉不到这一点）。
回归的各国政府都很愿意在政策问题上妥协——尤其在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方面，这在下文再谈及。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戴高乐等人主张的“有序的转型”。由于这也是东欧和西欧的同盟国占领军的选择，所以抵抗运动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在东欧（除南斯拉夫以外），由苏联人决定战后政府的组建，一切行动都听苏联人的指挥。在西欧，过渡政府掌权后就举行了新的大选。在任何情况下，抵抗运动组织都被劝说并最后被迫交出武器，解散组织。
回顾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对这种制度复辟的现状几乎没有任何抵制。在波兰和苏联的一些西部地区，游击队武装组织又生存了几年，但它们都是民族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特别组织。在挪威、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组织都和平地融入了战后的政治党派和联盟，没有出现公开的抗议。在比利时，1944年11月，命令战时抵抗组织在两个星期内交出武器。这引起了11月25日在布鲁塞尔的大规模抗议集会，警察开了枪，伤及45人。但是这类事件并不多见。
更为典型的是，20万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成功地合并进了正规军，他们的组织“法兰西国内武装力量”未藏书网表达任何抗议便解散了。
苏联人从战略角度考虑，竭力支持解散抵抗运动组织，赞成在西欧（并且名义上也在东欧）恢复议会政府。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和意大利的帕米罗·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袖在使他们的（有时是茫然失措的）追随者们走向和平合作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许多人愿意相信，抵抗运动的能量和雄心到现在应该纳入民族复兴的政治目的了。
有时候，在抵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联系还继续存在着——例如，荷兰社会在结束了几百年来天主教与新教的教派分裂后，在战时又开始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战后成立“抵抗运动党”的计划却到处都失败了。它在意大利最接近成功，1945年6月，费鲁乔·帕利当上总理，他保证过，他的“行动党”会追随抵抗运动的精神和目标。然而帕利不是政客，当他在6个月后下台时，政权就明确无疑地落到了传统党派的手中。法国的戴高乐是一位比较出色的政治策略家，但是他也（在帕利下台后1个月）放弃了职位，不想将他在战时的雄心纳入议会的日常事务——因此无意在重建法兰西共和国的延续性中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功。
大多数欧洲人在战争刚结束时，不想受一个新的、抵抗者兄弟团体的统治，却发现自己受到左翼和以中左翼政客们的联合统治，这是他们在30年代的“人民阵线”中已经熟悉了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在那几年里，战前的政党唯有在战时建立了反法西斯信誉的，或者，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唯有（至少暂时）能符合新政权对这种信誉的要求——才能继续正常运作。在实际情况中，这意味着就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一小批自由派或激进派团体。这些政党和团体同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成了战后最初几年里的参政党派，它们带来了“人民阵线”时代的许多政策和人员。
现有的各左翼政党因其在战时从事抵抗运动而斩获颇丰：尤其在法国，共产党将其战时所得（有时颇为夸张）转为政治资本，而且使冷漠的观察家们甚至也相信他们独特的道德立场——正如1944年12月詹妮特·弗莱纳所形容的，他们是“抵抗运动的杰出英雄”。所以战后欧洲各国政府的改革计划应和并且重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未竟事业，也就并无特别令人奇怪之处了。
有经验的政党政客在1945年之后毫不费力地排挤了战时的积极分子，这是因为后者虽然共同反对法西斯，也都有普遍的改革愿望，但是抵抗组织及其继承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目标相当模糊。意大利的“行动党”意图废除君主制度，使大型资本和工业国有化，改革农业。法兰西民族抵抗委员会的“行动纲领”中，虽然没有国王可供打倒，但其勃勃雄心同样没有精确地落到实处。抵抗组织一向太专注于战斗，或者只为了生存，所以对战后的立法都未做过详细的计划。
但是，抵抗者们显得软弱无能，首先是因为缺乏经验。在众多地下组织中，只有共产党具备实际政治知识，而且除了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组织都还不够成熟。但是共产党特别不愿意被具体计划的内容束缚手脚，因为那些具体内容可能造成同未来战略上的同盟者分道扬镳。于是，抵抗组织除了宏观内容的意向和泛泛的一般问题之外，对于战后制订的计划并未留下多大意见——即便如此，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944年8月指出的，是“匆匆忙忙地写出了异想天开的计划”，尽管他在其他方面还都抱着同情态度。
然而，在一件事情上，各方都达成了一致——无论抵抗者还是政客都一样：“要制订计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灾难——1918年之后失去的机会；1929年股市崩溃后紧接着的大萧条；失业造成的浪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不公正、低效率，导致许多人倾向于极权主义；傲慢的统治阶级精英无耻的冷漠；一个不成熟的政治阶级的无能——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完全无法将社会组织得更好。如果要实行民主，如果想恢复它的魅力，那么就必须制订计划。
有时候，有人会提出，这种对制订计划的信念（它像是欧洲战后的一种政治宗教）来自苏联的榜样：计划经济明显地避免了资本主义欧洲的痼疾，挺住了纳粹的进攻，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完全是靠了一系列具体的五年计划。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在战后的西欧和中欧，只有共产党人相信苏联式的计划（但他们对此所知甚少），他们甚至不懂这类计划如何才能用于他们当地的环境。苏联人沉溺于数字目标、生产配额和中央指令，除了少数在当时的西欧鼓吹计划的人之外，其余的人对这一切都十分陌生。这些鼓吹者们——而且他们也是各式各样的——依靠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
计划与制订计划的时髦流行，早在1945年以前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大萧条时期，从匈牙利到大不列颠，支持各种计划经济的呼声就已纷纷出现。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尤其在奥地利、在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中间）来自较早的社会主义传统，但是更多的思想源自1914年前的自由派改良主义。这种思想认为，19世纪的“照管”型国家已经过时，因为它的注意范围仅限于国家安全与维持治安。即使只为了深谋远虑地防止政治动乱，国家也有必要介入经济事务，调整不平衡现象，消除无效率现象，校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1914年前，这类改良主义的计划主要强调限制累进税，保护劳工，有时还包括数目有限地垄断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崩溃和战争的逼近，对制订计划的要求显得愈加迫切，而且显得雄心勃勃。法国和德国的年轻的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公务员中间广泛流传各种关于国家计划的建议方案，主张国家应该积极介入对经济领域的支持、阻止、援助，如果有必要，就监管主要的经济部门。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想要成为计划者的人及其支持者们苦恼地徘徊在政治边缘。老一辈的政客们对他们的呼吁装聋作哑：保守的右派和中间派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令人厌恶的；而社会主义左派则普遍认为，只有革命后的社会才能合理地计划它的经济事务。只有到那种时候，资本主义才会自食恶果，最终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崩溃。双方都认为，那种以为有谁可以“计划”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纯属荒唐。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们受到挫折，于是常常被极右派和极权政党所吸引，并且明显地发现与这些政党的道路更合拍。
所以并非出于偶然，奥斯瓦尔德·莫斯莱同英国工党的一些成员在苦于无法应对大萧条时，转向了法西斯主义。比利时的汉德立克·德·曼也无法说服他的社会主义同事们相信他的“计划”的可行性，就开始制订了更极权化的解决方案。在法国，社会党的一批最辉煌的年轻领袖对其政党未能富有想象力地应对经济危机而深感失望，遂分离出去组织新的派别。这类人中间有不少人最后成了法西斯主义者。
1940年以前，法国和英国的墨索里尼啦啦队员们钦羡地看着他通过国家领导的计划，并且对所有各个经济部门都建立了保护伞式的机制，成功地克服了意大利的经济缺点。希特勒“新秩序”的执行者艾尔伯特·斯皮尔的经济监管与调整计划在国外受到很多人佩服。1943年9月，斯皮尔同维希政府工业生产部长让·皮歇洛纳一起，根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计划主义”的思想，制订了一套降低关税的制度，为后来几年里欧洲贸易关系和法德经济合作做了准确的预案。1933年，一批敏锐地提出制订政策新方向的年轻思想家和政治家成立了“青年欧洲”会社，其中有后来的比利时国务活动家、热衷于欧洲事务的保尔-昂利·斯帕克，他与全欧洲思想相同的同时代人（包括后来在战时成为在巴黎的纳粹主政者奥托·阿贝茨）就加强国家作用的观点交换了意见。
简言之，“制订计划”的历史十分复杂。许多鼓吹者最初获得公务员和工商企业领导者的经验，是在战时的占领政府里——在法国、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意大利了。英国未被占领，但是战争引发并培养了当时相当抽象的政府“计划”观念。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战争，首先使英国的政府处于经济生活的中心。1940年5月的《紧急权力法》授权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而监管任何人做任何事，控制任何财产，指令任何工厂完成它选定的任何一项国家目的。英国战后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传记作者肯尼思·哈利斯说：“国家计划和国家所有制在1945年至1951年那段时期，是工党实施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组织战时总动员的结果。”
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因此成了异端的、边际化的、往往争议很大的经济计划观念同战后主流经济政策之间的桥梁。然而这种妥协的传承很少冲击对制订计划的吁求——无论它同极右派还是极左派、同占领还是战争发生联系，计划却十分明显地与两次大战之间名声不佳的政治没有联系，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赞同。计划真正涉及的是对国家的信任问题。在许多国家里，它反映出一种基础深厚的意识由于战争的经历而进一步强化，认为在缺乏任何一种调整与分配的机构时，只有国家处于个人需求与经济匮乏之间。但是，当时提出国家干预的那种热心主张，未能顾及绝望情绪和个人利益。1945年英国的戏剧性般混乱的大选中，工党击败了丘吉尔的保守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许诺非常符合同时代人的情绪：现在所需要的是“良好计划的、良好建设的城市、公园、运动场地、住房、学校、工厂、商店”。
人们极大地相信政府有能力（不仅仅是有责任）出于集体目的和目标，通过动员和指挥人民和资源，来解决一些大规模的问题。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明显地对社会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然而关于“一种良好计划的经济意味着一个更富裕、更公平、更有规则的社会”的思想有非常广泛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当时在西欧各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在1945年11月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们说：“在欧洲没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亦即私有企业；或者说，相信美国生活方式的是一群失败的人，他们的前途不会比1688年以后的英国激进分子们好到哪里去。”泰勒一向夸大其辞，而从长远来看，他想错了，（然而谁又不是呢？）如果他知道当时占领德国的美国当政者中有许多人都是“罗斯福新政支持者”（New Dealers），热心主张计划经济，他可能会觉得惊奇。但在当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什么是“计划”？这个词是误导的。主张计划的人都相信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中强化的国家作用。除此以外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它们通常都是国家政治传统的产儿。在英国，事实上很少发生过“计划”，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国家所有制作为其本身的目标来实行“控制”——控制工业、社会服务与经济服务。因此，国有化（主要是矿藏、铁路、商品运输和公用事业）和对医疗服务的规定是1945年之后工党纲领的核心。简言之，经济的“统制高地”被接管了。但是仅此而已。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留下的制度——它造成大部分经济领域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在战后大多未被触动。变化的只是政党的政治色彩，它们控制公司和国有机构，以权力为基础，从工业、金融业中获益。在联邦德国，1948年后的经济大部分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是在工厂管理、劳资关系、雇用和分配条件等方面都有详尽的、共同协定的细则。在荷兰，中央政府的计划对于使用私有企业做出了各式各样预先规定的法令。
以政府开支或公共服务部门雇员人数来衡量，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公共部门发展得很迅速。但只有在法国，国家计划的理论热情才真正转化为实际事物。像英国一样，战后法国政府推行国有化：航空运输、银行、32家保险公司、公用事业、矿产、军火工业、飞机制造业、巨型的雷诺汽车集团公司（其收归国有，是对其所有者曾在战时为德国发动战争出力的惩罚）。法国总体生产能力的1/5在1946年5月属国家所有。
与此同时，在1945年12月4日，让·莫奈向戴高乐总统提交了他的《工业设施现代化计划》。一个月后，成立了以莫奈为首的“计划总署”。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莫奈为各门工业（采矿、电力、运输、建筑材料、钢铁与农业机械，后来又增加了石油、化工、化肥、船运、合成纤维）设立了“现代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递交了各种建议和部门计划。仅在其创办后的一年，到1947年1月，“计划总署”的第一份国家计划就由法国内阁毫无争议地批准了。
莫奈的计划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位非凡之人的作品。
但这首先要归因于一种政治文化，即早已形成的主张用政府法令来实行极权式决策和建立共识的倾向。在这种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法国成为第一个全心全意地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当作公共政策的西方国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设想是法国获得德国的原材料和市场，因此它的成功故事成为战后10年法国阐释其同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充满了许多虚假起点、限制和挫折的故事。
第一个“莫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针对法国战后危机的应急措施。到后来它才扩展内容，以适应“马歇尔计划”的条款。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显示了战后法国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法国的计划从未超出“指标式”：它向来只设定目标，却不制定生产配额。在这一方面，它同苏联的计划大不一样，后者的本质特点（也是主要缺陷）是坚持按部门、按商品来武断地、严格地规定产量数字。“莫奈计划”只限于向政府提供战略和平衡手段，以便积极地培养某些经批准的目标。在当时，这是一种特别具有原创性的做法。
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6月，贝内斯总统用它来指导和协调大规模公共部门的国有化，它的某些特征和目标同莫奈很相像。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产党执政之前的一年里，交通运输部门的93%雇员和工业部门的78%雇员早已为国家工作。银行、矿产、保险公司、主要的公用事业、钢铁厂和化工厂、食品加工业，以及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已经被政府接管：2119家企业的总产量占全国制造业总产量的75%左右。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有化与国家经济计划开始顺利地推动了共产党接管，并且表现出这是大多数选民真正的政策选择——1949年2月，在共产党执政仅一年后，“计划委员会”经过调整，改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职权范围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里，大规模的国有化（例如1946年1月波兰《国有化法》批准的）是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推行的。但在这一方面，也有共产党执政前的根源：早在1936年，战前波兰共和国极权政府就在由中央指导制订计划的早期制度下，提出一项“四年投资计划”。
欧洲大陆战后制订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投资。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巨大的投资，政府计划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国家的有限资源投放到哪里？谁来花钱？在东欧，重点不可避免地放在基础设施的开销上——公路、铁路、工厂、公用事业。但这样一来，留给食品与住房方面就非常少了，而留给医药、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就更少；留给非关键性的消费品的则是零。这种经费支出的格局本身不会讨任何选民喜欢，尤其是在那些早已长期遭受物质被剥夺的国家里，所以毫不奇怪，在可怕的短缺条件下，这种计划或迟或早几乎总是伴随着极权统治和警察国家。
但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英国人不得不把“节衣缩食”的那些年看作经济复兴的代价。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长时间的私人资本市场，一切主要的投资都由公共资金投入——第一个“莫奈计划”偏向于将资本投向主要的一些工业产业，牺牲国内消费、住房和公共服务，其原因就在此。这样做的政治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到1947年，法国像意大利一样，受到罢工、暴力游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共产党及其工会的威胁。刻意忽略消费品生产部门，将稀缺的国民生产资源投入少数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这些都具有长远的经济意义，然而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策略。
计划经济理论直接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战后经济复苏的成功策略应该防止回到经济停滞、萧条、贸易保护主义，而且首要的问题是防止失业。创建现代欧洲福利国家就是基于这些考虑。根据40年代的传统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的政治两极分化直接产生于经济萧条及其社会代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因社会普遍绝望、贫富差异巨大而兴旺起来。若要恢复民主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的状况”问题。用一百年前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如果某件事没有完成，那么终有一天它会自行完成，而且行事方式让谁都不愉快。”
但是，“福利国家”——社会计划——不止是一种预防政治动乱的措施。今天，我们对种族、优生学和“退化”等概念感到不安，却因此忽视了它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众思想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不止是纳粹分子。到1945年，欧洲两代医生、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和政治评论家都投入了广泛的争论，他们辩论关于“人种健康”、人口增长、环境与职业福利、公共政策，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进和保障。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公民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是一个共同利益的问题，所以也是国家职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结果是，1945年以前就已广泛传播各种不成熟的福利预案，尽管它们的水平和范围都相当不同。德国是典型的最先进的国家，它早已于1883年至1889年间在俾斯麦领导下，将退休金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计划制度化了。但是其他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开始做到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英国的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就引进了初步的国民保险和退休金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英国（1919年）和法国（1920年）就立即设立了卫生部。
强制性的失业保障首先于1911年在英国实行，并且在意大利（1919年）、奥地利（1920年）、爱尔兰（1923年）、波兰（1924年）、保加利亚（1925年）、德国和南斯拉夫（1927年）、挪威（1938年）形成制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意外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计划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生效了，东欧所有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建立了国民退休金制度。在增加生育率——1918年后，在战争中严重损失人口的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的计划中，家庭津贴成为关键因素，这一制度最先在比利时（1930年）推行，随后是法国（1932年）、匈牙利和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但是这些办法（甚至包括纳粹的办法）都不代表全面的福利制度。它们都是逐步积累的专项改革，每一项措施都只涉及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是对先前制订的计划中显示的缺点做改进。例如，英国推行的各式各样的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福利程度极其有限，而且只适用于在工作的人（不包括妻子们和需要赡养的其他家庭成员）。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失业救济者的资格取决于一种“财力测试”（Mea）。这种测试根据19世纪的“贫民救济法”原则中的“最低资格”条件，要求申请公共援助的人证明他真实的赤贫状况，以符合资格。没有哪个地方认可国家有责任保证向所有的公民提供一整套服务，无论他们是男是女，就业或无业，年老或年幼。
正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促成了立法与社会规定（哪怕只是在战争年代过后解决寡妇、孤儿、残疾人、失业者问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现代国家的职责和民众对它的期望。这种变化在英国最明显，梅纳德·凯恩斯正确地预见了战后“渴望社会的和个人的保障”。但在每一个地方，（用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的话来说）“战争与福利牵手并行”。在一部分国家里，关于营养与医疗的规定在战争期间确实得到了改进：动员男男女女投入战争总动员，意味着更多地发现他们的状况，并且尽一切必要手段来保证他们提高生产力。
1945年以后的福利国家之间的情况相当不同，这取决于它们能提供多少资源，以及获得资金的途径。但是可以指出它们的某些共同点。关于社会服务的规定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娱乐地点、国家补贴的公共交通、改革对艺术与文化的资助制度，还有国家介入的各种直接利益。社会保险主要是由国家提供保险——针对疾病、失业、意外事故和老年的保险。战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提供或资助这些保险，有的国家做得比较好一些。
这些计划在涉及如何支付新的公共经费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别。有些国家通过收税来提供免费的或高补贴的照顾和服务——这就是英国选择的制度，它反映出当时对国家垄断方式的选择。另外一些国家根据社会共同决定的资格标准向公民发放现金福利，让受益者自己选择购买服务。在法国和一些较小的国家里，希望公民们支付某些种类的医疗经费前期款，然后向国家领回他们付出的大部分钱。
这些差别反映了国家财政与会计的不同制度，但是它们对于基本的策略选择是有意义的。从孤立的角度看，社会保险无论有多慷慨，在原则上都不是政治上的激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最保守的政府也都比较早地采纳了这种制度。然而全面福利制度本质上就是再分配制度。它们的普遍特点和运作的规模都要求将资源——通常是通过税收获得的——从特权阶级转到生活贫困的阶级。因此福利国家本身就担负了一种激进的责任，而欧洲福利国家在1945年以后的不同情形，所反映的不仅是制度性的计划，而且也是政治性的考虑。
例如在东欧，1948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从总体上一般并不赞同普遍福利制度——它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它们可以凭权力任意重新分配资源，而不用为公共服务花费稀缺的国有资金。例如，农民由于政治原因而经常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安排之外。在西欧，只有6个国家——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在1945年以后采用强制性的、普遍的失业保险。对志愿者计划的补贴在荷兰维持到1949年，在法国维持到1967年，在瑞士一直坚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建立已久的地方和团体的失业保障可能超过了普遍实行的保险制度的发展，因为对保险制度的需求已经降低了。在两次大战之间失业问题特别严重的国家——英国或比利时——里，福利开支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完全就业或接近完全就业。在就业问题并不严重的地方——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福利开支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对优先性项目如何平衡的考虑。
虽说瑞典和挪威（而不是丹麦）在社会服务方面率先做到了比较广的福利涵盖面，联邦德国也保留了从先前的政权继承来的福利制度（包括纳粹时代鼓励高生育率的计划），但是只有英国才付出了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建设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这一点，部分地反映了英国工党的独特立场，直接地促成了工党在1945年7月大选中获胜，而且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不一样，能使它的整个竞选纲领成为立法内容，而不受联合执政伙伴的限制。不过，它也出自相当明显的英国改良主义的传统。
战后英国制订社会法规的基础是一份相当出色的报道，其作者是威廉·贝弗利奇爵士，出版于1942年11月，并且立即成为畅销书。贝弗利奇生于1879年，父亲是英国派驻印度的帝国法官。他具有英国爱德华王朝自由党改良派的那种敏感与雄心。他的报告一度成为对英国社会在1939年以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控诉，并且成为战争一旦结束后的彻底改革政策的模板。即使是保守党也不敢反对该报告中的核心建议，因此它变成了战后工党纲领中那些最受欢迎、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内容的道德基础。
贝弗利奇就战后福利法规提出了4条设想，这4条为下一代人考虑的设想后来都成为英国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当有一种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一份足够的国家养老金，一份家庭补贴，以及尽量做到充分就业。最后一条本身是一种福利法规，但它支撑着其他一切，因为他确认在正常情况下，战后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应该有一份领薪水的正式工作。根据这条设想，可以为失业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制订慷慨的法规，因为这些附丽的支付是依靠征收所得税，而且随着总体就业人数的扩大，可以使税收不断增加。
实际内容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将没有个人医疗保险的无职业妇女也包括在内了。造成屈辱地位和社会依赖的旧的“贫民救济法/财产测试”被废除了——福利国家的公民很少有（根据推测的）时候会需要公共援助，而现在他们根据权利就有资格享受。医疗和牙医服务是免费提供的，普遍实行养老金制度，采用了家庭津贴制度（从第二个孩子起，每星期补贴5-25英镑）。为这些制度立法的议会主要法案于1946年11月得到国王同意，“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法案”（即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于1948年7月5日写进了法律。
英国的“福利国家”既完成了早先的一轮改革（根源于19世纪中期的“工厂法案”），又是一次真正彻底改革的开始。乔治·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中描写的英国，同20年后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回答诘问者时说的那句出名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之间作对比，可谓是对“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和相伴随的对社会保险、维持收入、就业的规定献上了颂辞。今天回顾战后最初的一批改革者们的错误判断，要想贬低甚至否定他们的成就，那是太容易了。几年之后，“全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多普适性的规定证明了其开支难以维持；在这些年里，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未能保持；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很明显，某些根本性的关于保险的计算和假设，包括对永久性充分就业的乐观预测，都是目光短浅的，甚至更糟。但是在战后的英国长大的任何人（例如笔者）完全有理由感激这个福利国家。
全欧洲大陆战后一代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除英国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始终将全面的社会保险覆盖到如此慷慨的规模。由于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欧洲人吃得更多而且（大多数人）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住房和衣服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比以前有了保障。当大多数欧洲人被问起他们对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务的看法时，他们差不多总是首先谈到国家在战后向他们提供的保险与养老金规定的安全性，这并非偶然。即使在瑞士这个福利标准处于欧洲最低的国家，1948年12月的“联邦老年与幸存者保障法案”也被许多公民认为是他们国家的最优秀政绩之一。
福利国家的代价并不低。对于那些尚未从30年代经济萧条和战争摧毁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它们的代价更是非常可观。法国在1938年时用于社会服务的成本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在1949年时要承担8.2%，即增加了64%之多。在英国，1949年仅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项（也就是说，不包括除社会保障以外的各种服务与设施的公共项目）就占到全部公共开支的将近17%，比起1938年严格控制国家金融时的水平来，增加了50%。即使在意大利这个穷得多的国家里，政府也努力避免社会保障的高成本，其方法是将服务与设施转给私人经济部门或工作单位，而政府在社会服务上的开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938年的3.3%上升到1949年的5.2%。
欧洲人为何愿意在保险和其他长期福利项目上花这么多钱，何况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物资仍然到处短缺？其首要原因恰恰是由于时世确实艰难，战后的福利制度对某些最低限度的公正或者公平是一种保障。这不是许多人在战时抵抗运动中梦想的精神革命或社会革命，但是它为摆脱战前几年里的绝望与玩世不恭态度而跨出了第一步。
其次，西欧的福利国家不会在政治上造成分裂。它们是总体意图上的社会再分配（有些人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但完全不是革命——它们并不“压榨富人”。相反，虽然穷人感觉到最大的直接利益，但是真正长期的得益者是专业人士和商业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先前并无资格享受同工作有关的健康保险、事业救济或退休金，反而在战前还需要从私人部门为这些服务和利益付钱。现在他们完全有资格免费或用低成本获得这些利益。获得国家提供给孩子们的免费的或补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使工薪的专业人士和白领阶级生活质量更好，有更多可供支配的收入。欧洲福利国家不会使各个社会阶级相互分裂、敌对，相反地要使他们比以前任何时bbr>..候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维护和保卫它的共同利益。
但是，支撑国家资助的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基础，是普遍地意识到，这些福利要符合政府本身的任务。战后的欧洲各国都是“社会的”国家，对它的公民福利暗负着（而在宪法上是明显的）责任。它有责任不仅是造就一个严格规范的、安全的和繁荣的国家，而且还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用范围很广的指标来衡量。至于事实上能否符合所有这些要求，那是另一回事。
明显可证的是，像瑞典这样富裕、单一民族、人口少的国家，比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的理想。然而贫困国家至少也像富裕国家一样，相信国家——或许还更相信一些，因为在这些地方，只有国家才能向人民群众提供希望，拯救他们。在经历过大萧条、被占领和内战之后，国家作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表，是使团体和社会得到凝聚和团结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今天的许多评论家倾向于将国家所有制和依赖国家看作是欧洲的一个问题，认为从上到下的拯救是时代的幻想。但是对于1945年那一代人来说，政治自由和国家行政机构的理性的、公平的分配功能之间某种可行的平衡，应该是走出深渊的唯一一条有意义的道路。
1945年以后的变革紧迫性远远超过了建立福利制度的迫切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是一个紧凑的改革时代，在此期间，许多长期以来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二连三地被提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业改革，当时的许多消息灵通人士都认为这是欧洲最迫切的难题。昔日的重负仍然沉重地压在欧洲大陆的农业身上。只有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阿尔卑斯地区和法国的几个地区才有可能承认农民是一个兴旺的、独立的阶级。占欧洲主导地位的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和债务之中。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量最好的可耕地，尤其是牧场，仍然掌握在人数较少的富裕地主手里，他们常常回避或者在许多情况下固执地反对改善他们的土地、佃户或工人的状况。另一个因素是，相对于手工业产品价格而言，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不断恶化，其原因是从美国和英联邦自治领进口廉价谷物和肉类。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农民整整三代人的生活状况无止境地下滑。希腊、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国家、中欧和东欧的许多人移民去美国和阿根廷等地方。留在家园的人们往往会相信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主张。因此在战后，人们（尤其是左派）普遍相信法西斯主义尤其对绝望的农民有吸引力，法西斯主义的任何一次死灰复燃都会从农村开始。所以，农业问题带有双重意义：如何改进农民的经济前途，由此来使他们摆脱极权政治的诱惑。
第一个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来尝试使其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已经到处展开——它的目的是重新分配土地拥有权，降低“无效分租”的数字，使农民有更好的机会有效地生产更多的商品。但是这些改革都未达到目的——部分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农产品价格甚至比1914年以前下跌得更快，新近“独立地”拥有土地的农民们事实上比以前更脆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尝试改革农业。在1945年3月的罗马尼亚土地改革中，从“富农”和“战争罪犯”手里没收10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那时多达60万名贫困或无土地的农民。在匈牙利，两次大战之间由霍尔西将军主政的政府阻止任何实质性的土地重新分配。战后根据联合政府于1944年12月制订的“塞格德计划”
，全国1/3的土地面积从先前的地主手里剥夺出来。战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于同一年制订了相似的计划，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重新分配了大批土地——主要是从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手里夺来的农田。从1944年到1947年，东欧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土地拥有者阶级，他们的土地是新政府分给的。几年后，仍然是这批小土地拥有者，轮到他们在共产党政权的指令下加入合作化运动。但是与此同时，在波兰、东普鲁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土地贵族阶级和大农场主阶级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在西欧，只有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堪比东面发生的戏剧性变化。1950年，在巴西利卡塔、阿布鲁齐、西西里的土地被夺取和占领后，横扫一切的改革法规宣布，在整个西西里和南方地区重新分配地产。但是大大地忙乱一通之后，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重新分配的大部分旧日的大庄园土地缺水、缺路、缺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西里重新分配的7.4万公顷土地中，95%是“边缘”式贫瘠土地，不适宜耕种。分得土地的穷困农民既无钱，又无处贷款；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产一筹莫展。意大利的土地改革失败了。他们的庄严目标，解决“南方问题”，要到10年之后才解决，而在那时也只是部分解决：南方多余的农民放弃了土地，在意大利“奇迹”年代到兴旺发展的北方城市去寻找工作。
意大利南部是一个难以解决问题的案例。而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佃农的法定权利使他们有动力在自己拥有的小块土地上投资，而富有创新意义的贷款制度和农业银行使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国家补贴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助于扭转几十年来下跌的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尽可能扩大生产，并且以固定的最低价格来保证收购他们的产量。同时，战后的城市里前所未有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比较穷的农村地区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从而使需要养活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范围更广的政治改革间接地面临着农业问题的政治方面。其中有许多带有宪法性质，需要再度完成1918年的未竟事业。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1946年6月，意大利通过投票变为共和国，但是票数相差并不太大（1270万人投票赞成废除君主制，1070万人赞成保留君主制），而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分裂，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却由于这一结果而更加恶化：南部除了巴西利卡塔地区外，以压倒多数将赞成票投给了国王（在那不勒斯是4∶1）。
相反希腊人却在1946年投票赞成保留他们的君主制。比利时人也保留了君主制，但是驱逐了在位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作为对他同纳粹分子合作的惩罚。这一决定是在1950年处于压力之下，违背略占多数的人口的意愿而做出的，明显地将这个国家按社群和语言分裂开来：讲法语的瓦龙人投票赞成驱逐国王，而72%讲荷兰语的弗莱芒人表示宁可让国王留下。法国没有君王，不用将战时的屈辱记忆归罪于他，而只需要于1946年投票，用一个数字上的后继者来取代名誉扫地的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的宪法像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一样，意图尽可能消除任何极权的或专制独裁的风险——但是这种强烈的愿望不可能独自成功。
临时会议或立宪会议宣布了这些战后的政体，提出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复决，对公共机构的改革举行投票表决，这些都对左派有利。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后的表现都很出色。在1946年的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获得了19%选票；法国共产党在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选中获得28.6%选票，这是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获得全国38%选票（在捷克地区是40%）。在其他地方的自由投票中，共产党的得票情况没这么好，但是比他们先前的情况好，在比利时是13%，在英国是0.4%。
西欧共产党的最初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们同各个社会党的联盟，这些政党中的大多数在1947年以前不愿意脱离在抵抗运动中重组的人民阵线式的同盟。在战后最初的选举中，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的得票数同共产党差不多，而在比利时
却比共产党高出许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他政党，在1945年到194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获得38%至41%的选票。
即便如此，在英国和北欧国家之外，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老左派”也决难独自掌权。在西欧，平衡总是由一头新的动物——基督教民主党——来掌握，它在许多情况下居控制地位。天主教政党在欧洲也是熟面孔——它们在荷兰和比利时早已兴旺。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都有一个“天主教中心党”，而奥地利政治中的保守派早就同（天主教的）人民党紧密相连。甚至连“基督教民主”本身也并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根源在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改良主义和天主教政治中心运动，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年代里试图发展，但未成功。然而到1945年后，情况完全两样了，变得对它们有利。
首先，这些政党——尤其是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法国的人民共和运动党——现在几乎都控制了天主教的选票。在1945年的欧洲，这一点仍然事关重大：天主教的投票仍然非常保守，尤其是在天主教活动程度很高的地区里对社会问题的投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传统的天主教选民很少投社会党的票，也几乎从来不投共产党的票。然而作为战后时代的独特现象，保守的天主教徒们在许多国家里往往不做其他选择，只投票给基督教民主党，而不计较后者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改良主义倾向，因为传统保守的各右翼政党要么是私底下活动，要么就是公开遭禁。甚至连非天主教的各个保守派也都日益转向基督教民主党，以遏制“马克思主义”左派。
其次，出于相关原因，基督教民主党主要得益于妇女们的投票——在1952年，大约2/3虔诚的法国天主教妇女投票给人民共和运动党。毫无疑问，这是教堂布道起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政党对妇女产生的魅力大部分是由于它们的纲领。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即便最当地化的言辞中，也还留有暴动起义的意味，相比之下，基督教民主党的著名人物——法国的莫里斯·舒曼和乔治·比铎，意大利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和联邦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总是强调和解与稳定。
基督教民主党避开以阶级为基础的主张，强调社会和道德改良。在具体问题上，它坚持家庭的重要性，这条基督教的教义连同它的重大政策细节能得到民众的受拥护，是因为在当时，单亲家庭、无家可归者、赤贫家庭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此，基督教民主政党很理想地出来强调战后现状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方面：渴望稳定与安全，期待复兴，不要传统的右翼主张，对国家充满希望——因为同上一代传统的天主教政治家相比，基督教民主政党的领袖们，以及比他们激进的年轻追随者们，都想动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不是主张集体主义的左派，而是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以十分希望现代国家可以适应各种以仁慈来调停的非社会主义形式。
其结果是在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在之后很多年里几乎都控制了政治权力。在法国——由于两次殖民战争的不利后果，随后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掌权——人民共和运动党运作得不大顺利。但即便如此，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权力的决定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例如外交部）里执掌实权。倾向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天主教党派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连续掌权超过一个世代，在奥地利掌权一直到1970年。
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人：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还要早5年出生，丘吉尔生于1874年。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传记作家的少见多怪。在1945年时，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失去了两代潜在的领导人：第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第二代或受法西斯主义诱惑，或死于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帮凶之手。人才短缺现象造成这些年里的年轻一代政治家们普遍显得资质平庸——只有帕米罗·陶里亚蒂是个例外（在此之前的20年里，他大多数时间充当莫斯科的政治代表）。莱昂·布鲁姆在被维希政府关押，又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他的特殊魅力不仅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也因为他的年龄（他出生于1872年）。
初看起来也许很奇怪，战后欧洲复兴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几十年前成熟并进入政界的人来完成的。丘吉尔进入议会是在1901年，他总是自称“维多利亚时代之子”。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人，生于1883年。但这毕竟不是十分让人惊奇的。第一，这些老人在30年动乱中生活过来，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未受创伤，这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的稀有价值增强了公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第二，他们都来自著名的欧洲社会改革那一代人，在1880年至1910年间成熟——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布鲁姆、艾德礼）、自由派（贝弗利奇或后来的意大利总统、生于1874年的路易奇·埃诺第）或进步的天主教派（德·加斯佩利、阿登纳）。他们的本性和兴趣非常吻合战后的时代情绪。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批重建西欧的老人代表了一种延续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尚是求新、求现代化。议会和民主被许多人（不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看作是颓废的、滞后的、腐败的，在许多方面不足以担当现代国家的任务。战争与占领驱散了这类倘若不是知识分子的也必是选民们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和平之光下，立宪民主的笨拙妥协产生了一种新的魅力。1945年的大多数人渴望社会进步与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又重新认可稳定而又熟悉的政治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政治化、激进化的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结果却相反：内心深处渴望正常化。
国务活动家们的经验可以超越纷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回溯到1914年以前那个更平稳、更自信的时代，因此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凭着他们个人的延续经历，他们能够促成从以往过热的政治向即将到来的社会迅速转型的艰难过度。无论他们的政党“标签”是什么，欧洲这些年长的国务活动家们在1945年时都是对可能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的务实者。这种对两次大战之间过分自信的政治教条保持个人距离的态度，忠实地反映出他们的选民们的心态。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正在开始。
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稳定与社会改革的前景，首先完全取决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国家计划和政治领导都不可能避开1945年欧洲人面对的极大任务。战争对经济的最明显冲击是房屋设备。伦敦大都市地区有350万幢房屋被毁，其破坏程度超过了1666年大火造成的灾难。华沙90%的住房被毁。1945年的布达佩斯只有27%的住房建筑可以居住。德国40%、英国30%、法国20%的住房消失了。意大利损毁了120万户住房，大多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战争刚结束的时代，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最明显的战争后果——在联邦德国和英国，住房短缺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正如在战后伦敦住房展览会上的一位妇女所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渴望有一幢房子。我最大的野心是有四堵墙和一个屋顶。”
遭到明显破坏的第二个方面是交通运输——商船，铁路，机车和车厢，道路，运河，电车轨道。从巴黎到入海口的塞纳河上没有桥，莱茵河上只剩下一座桥还可以通行。结果，煤矿和工厂即使生产出了必需的产品，也无法运输——欧洲的许多煤矿从1945年12月起就恢复生产了，然而维也纳仍然没有煤。
触目可见的破坏达到了最坏的程度：许多国家看上去好像都被捣毁砸烂得毫无希望修复。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里，国民经济即使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表现不佳的情况相比，也显得停滞或萎缩了。但是战争并不全部是一种经济灾难——相反，在某些经济部门，它反而可以成为对迅速增长的一种有力刺激。由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崛起成为无可置疑的商业和技术领头人，很像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地位。
实际上盟国的调查研究者们很快就明白，抵抗希特勒的战争造成的经济方面毁灭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来完全不是最初所想的那样，即便连德国本身也一样。轰炸所付出的人员代价，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并不像鼓吹破坏结果的人所想的那么大。直到1944年5月，德国被毁的工厂只有20%多一点儿；甚至在鲁尔工业区这个盟军轰炸最集中的地方，工厂和机器仍有2/3完好无损。其他地方，例如捷克，工业和农业在德国占领期间繁荣起来，实质上未受损害，斯洛伐克像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一样，在战争期间加速了工业化，事实上情况比以前好得多。
许多遭破坏情况的性质带有戏剧化的偏向性，人和地方都可怕地遭了难，而工厂和产品却逃过了劫难，1945年以后的几个核心经济部门出人意料的迅速复苏做出了贡献。机械工业在战争期间繁荣起来。英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和美国）全都比战争开始时生产出了更多的机床。意大利遭到破坏而严重受损的只有飞机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它的机械制造企业位于北部，因此远离了在意大利发生的战斗，运行得相当好（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它们的战时产量和投资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任何损害的补偿。至于造就了联邦德国经济繁荣的机床工业，其战争损毁的设备只有6.5%。
当然，在某些国家里，战争根本没有造成损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战争毫不相干。相反，欧洲的多数中立国都密切地（虽然是间接地）卷入了希特勒的战争。德国倚重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在战时供应锰。葡萄牙殖民地出产的钨经过里斯本运往德国。德国战时所需要的生铁，有40%由瑞典供应（用瑞典船运往德国港口）。这一切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这些黄金都由德国偷自受害者而来，其支付渠道在瑞士。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1941年至1942年间，瑞士军火工业的60%、光学工业的50%、机械产量的40%是替德国生产的，获得的报酬是黄金。布尔-奥利康轻武器公司直到1945年4月还在出售冲锋枪给纳粹德国国防军。人所共知，日耳曼帝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储存在瑞士的黄金相当于16.38亿瑞士法郎。也正是瑞士当局，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要求德国在护照上标明持有者是否犹太人，以便限制不欢迎的人入境。
瑞士当局在为自己辩护时，声称有充分理由同纳粹保持友好关系。虽然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推迟了1940年6月入侵瑞士的计划，但它从未放弃过；比利时与荷兰的经历可怕地提醒了它，脆弱的中立国家凡是阻碍希特勒的，等待着它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出于同样的原因，瑞典人也同希特勒合作，因为他们历来靠德国供应煤。多年来，瑞典一直向德国出售生铁——即使在战前，德国进口的生铁有一半通过波罗的海运来，而瑞典出口的生铁的3/4是给德国的。无论怎么说，瑞典的中立一向是倒向德国的，因其出于恐惧俄国的野心。同纳粹的合作——在巴巴罗莎行动开始时，允许纳粹德国国防军1.47万士兵通过，以及德国士兵休假时取道挪威回家，同时推迟对瑞典铁矿工人的征兵，以保证正常运送生铁到德国——可以说并非只出于惯例。
战争结束后，瑞士（而不是瑞典人）从一开始起就是国际上怀疑和厌恶的对象，因为它帮助德国发动战争。根据1946年5月的“华盛顿协议”，限它提供2.5亿瑞士法郎，“自愿”捐献给欧洲重建工作，作为对与日耳曼帝国银行从瑞士银行转账相关的一切赔偿要求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到那时，瑞士早已恢复了它那公正理财的名声，成为繁荣之地：它的银行赢利极大，它的农场和机械工业开始向需求极大的欧洲市场供应食品和机械制品。
战前，瑞士和瑞典都不算特别繁荣——它们实际上繁荣的只有乡村地区。但是它们在战争过程中所走的路是能够持久的：这两个国家现今在欧洲位居前列，稳坐了40年。在其他地方，复苏的道路颇多崎岖。然而，即使在东欧，经济的基础设施至少以显著的速度得到了修补。尽管在纳粹德国国防军撤退和红军反攻时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的桥梁、道路、铁路和城市都已重建。到1947年，中欧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机车车辆都已达到或超过了它们的战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凡是受战争破坏较少的地方，这一复苏的过程比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时间短。然而，即使是在波兰，经济的恢复也相当迅速——部分原因是它新近从德国夺来的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那里有许多工业城镇和工厂。
在西欧，物质上的损毁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复——从总体上看，比利时恢复得最快，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稍慢一些，最慢的是荷兰，那里破坏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农场、堤岸、道路、运河和人口，而且都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的。比利时人受益于安特卫普的独特地位，到战争结束时，它是欧洲唯一未经多大触动的港口城市。再说盟国军队高度集结在比利时，经济上源源不断地稳步流进硬通货，长期专门投入煤、水泥、金属半成品，这些都是对重建工作至关重要的。
对比之下，挪威的情况相当差。半个国家的重要渔船和商船船队都已在战争中失去。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撤退途中有意破坏，挪威1945年的工业生产只达到它在1938年水平的75%，国家的资本总额失去了将近1/5。在后来几年里，痛苦的挪威仍然对同瑞典的反差念念不忘。不过，连挪威也在1946年底修复了它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网络；而在1947年，西欧其余国家和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复苏不再受到燃料短缺和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妨碍。
然而根据当时观察家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德国的复苏能力。这要归功于当地的人们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唯一目标是重建破碎的国家。希特勒死时，德国的铁路只有10%还可以运行，整个国家真可谓是停滞不前了。一年后，在1946年6月，全德国铁路的93%都已重新开通，还重建了800座桥梁。1945年5月，德国的煤产量只到1939年产量的1/10；一年之后，产量翻了5倍。1945年4月，随美国军队进驻联邦德国的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认为像亚琛这样被夷为平地的城市肯定需要20年才能修复。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已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轮胎厂和纺织厂重新开张、经济生活重又开始的情况。
造成德国最初复苏的原因之一是，一旦重建了工人的住房，运输网络回归正常，工业就即刻开始生产出商品来。在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躲过了战时轰炸和战后洗劫，到1948年，该厂已经有能力生产出全联邦德国制造的一半汽车。德国的福特汽车分公司工厂大部分未受损失。由于战时的投资，到1945年时，德国1/3的工业设备都只使用了不到5年，而1939年时，这样的设备只有9%。战时德国投资最多的一些工业——光学、化学、轻型机械、汽车、有色金属——恰恰都是为50年代的繁荣打基础的工业门类。到1947年初，阻碍德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已经主要不是战争的破坏了，而是原材料等的缺乏——以及首要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还不确定。
1947年是关键的一年，欧洲大陆的命运悬此一线。到了这个时候，欧洲人已经花费时间修补与重建，或者在长期的复苏过程中努力建设制度性的基础。在盟军取得胜利后的最初18个月里，整个欧洲大陆的情绪，从开始为可以展望和平前景和新的开端而感到轻松，转变为面对仍然沉重的任务而冷漠地承受和越来越失望。在1947年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地还没有做出最艰难的决策，而它们又不能在时间上拖得太久。
首要的问题是食物供应，这个根本的困难还未克服。除了瑞典和瑞士，到处都缺少食物。奥地利只有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天开始供应食品和物资，才在此后的12个月里免于饥饿。在德国的英占区，卡路里供应的标准从1946年中期规定的成人每人每天1 500，到1947年初降为1 050。意大利在1945年和1946年连续两年忍受饥饿，到1947年春天，食品供应的平均水平在整个西欧属于最低。法国1946年的民意测验中，“食物”、“面包”、“肉类”连续不断地超过其他一切，成为公众最大的意见。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西欧不再像以往传统方式那样依赖东欧谷仓。因为东欧人也吃不饱。1945年，由于错误的土地改革措施，加上气候恶劣，罗马尼亚农业歉收。从瓦拉几亚西部到摩尔达维亚，到乌克兰西部和苏联的伏尔加地区中部，农业歉收和旱灾导致1946年秋天接近饥荒的程度。救援机构描述说，一周岁的儿童体重只有3公斤，他们收回的报告称有吃人肉现象。在阿尔巴尼亚的救助人员形容那里的情况“不幸得可怕”。
接踵而来的是1947年严酷的冬天，这是1880年以来最坏的天气。运河冰封，道路接连几个星期不能通行，结冰使整个铁路系统瘫痪。刚刚出现曙光的战后复苏又因难以承受灾害而陷入停顿。煤仍然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想方设法也无法解决。工业生产下降了——钢产量刚开始恢复，旋即又比前两年下跌40%。雪融化时，欧洲许多地方被洪水淹没。几个月后，在1947年6月，欧洲大陆又经受了气象记录中最炎热、最干旱的夏天。显然在一些地方会造成连续第三年的歉收：农业收成甚至比歉收的上一年还下跌1/3。从美国进口煤（1947年进口3 400万吨）部分地缓解了缺煤现象。食品也可以向美国或英联邦自治领购买。但所有这些进口都必须用硬通货（通常是美元）支付。
欧洲1947年危机背后有两种结构性的困难。其一是欧洲经济中会因为缺少了德国而造成影响。战前德国是中欧、东欧大部分国家（以及荷兰、比利时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市场（例如，直到1939年，德国购买了希腊38%的出口商品，并向希腊提供1/3左右的进口商品）。法国钢铁生产需要的煤主要来自德国。然而在政治前途未定之前，德国经济（其复苏的全部潜力）仍然冻结着，结果阻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
第二个困难不是同德国而是同美国有关，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牵连。1938年，英国进口的机器以价值而论，44%从美国进口，25%从德国进口。1947年，65%从美国进口，而从德国进口的仅3%。在欧洲其他国家，情形也相仿。这就造成了对美国商品需求的极大上升，而具有讽刺意味地表明欧洲在增加经济活动——而要买美国的产品或材料，则又需要用美元支付。欧洲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没有硬通货，他们就既无法买进食品来解除几百万人的饥饿，又无法进口原材料和机器来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
美元危机很严重。1947年，英国的国债从1939年以来增加了4倍，由于进口的将近一半购自美国，致使现金迅速流出。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进口国，每年对美国的支付赤字达到20.49亿美元。其余欧洲国家大多数甚至没有可用于贸易的美元。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在1947年8月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其邻国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创了历史纪录，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到最严重时，纸币10万彭格
值1美元——这意味着当1946年8月用福林取代彭格时，匈牙利全国流通纸币的币值是1彭格相当于1美分的1/1000。
在德国，没有流通的货币。黑市兴起，香烟成为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营地里，教师们的工资是每星期5包香烟。在柏林，一条美国香烟的价值从60美元到165美元不等，这就给美国占领军士兵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大肆地从事香烟配给倒买倒卖活动：在盟军占领的最初4个月里，驻柏林的美国士兵寄回家的钱比他们领的工资多出1 100万美元。在布伦瑞克，600支香烟可以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德国像在意大利一样是必需品，这在维托里奥·德·西卡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
欧洲危机的严重程度没有逃过美国人的眼睛。下文还将叙述，无论有无苏联的合作，这都是他们要提出一个解决德国问题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消息灵通人士如总统顾问乔治·凯南等人的看法，1947年春天的欧洲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西欧人原先指望能迅速复苏、回到正常的经济状况，这时都灰心丧气，而失望的德国人和中欧各国人面对意料之外的生存危机，都只能诉诸共产主义，否则就有跌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共产主义确实具有吸引力。虽然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还有芬兰和冰岛的共产党）在1947年5月以前仍然参加联合政府，但是它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民众集会，能够鼓动人民的愤怒，从政府的失败中获取威信。共产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成功，再加上红军战无不胜的氛围，使意大利（或法国、捷克）的“社会主义道路”显得真实有理而且很吸引人。1947年，法国共产党有90.7万人。意大利共产党有225万人，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甚至在丹麦和挪威，每8名选民中就有1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吸引。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盟军当局害怕民众对纳粹主义好日子的怀旧，再加上对“去纳粹化”计划的反感、食品短缺、普遍发生犯罪现象，会使他们倒向新纳粹，甚至倒向苏联。
西欧各国或许可以庆幸，1947年春天的各国共产党仍然在追求1944年所采取的温和的、民主的道路。在法国，莫里斯·多列士仍然在敦促煤矿工人“加紧生产”。在意大利，英国大使形容陶里亚蒂用温和姿态影响他那些“头脑发热”的社会主义盟友们。斯大林出于他自己的原因，还未鼓励他在中欧和西欧的许多支持者利用民众的愤怒和沮丧。但即便如此，内战和革命幽灵已经离得不太远了。在比利时，盟军观察家们将社会政治的紧张气氛描述得很严重，并且将希腊和意大利等列为“不稳定”国家。
法国1947年冬天的经济困难早已导致民众对战后新的共和国表示失望。1947年7月1日的法国民意调查中，被调查者的92%认为法国的状况“糟糕或相当糟糕”。英国劳工大臣休·达尔登针对战后最初几年的热情泄气情况，在日记里吐露说：“充满信心的早晨决不会再来临。”法国社会主义者、国民经济部部长安德烈·菲利普在1947年4月的一次发言中，更夸张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受到总体上的经济与金融大灾难的威胁。”
到处弥漫着这种失望感和灾难临头的感觉。1947年3月，詹妮特·弗莱纳从巴黎发出的报道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巴黎有一种十分明显的、越来越严重的抑郁气氛，或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仿佛法国人或者全体欧洲人都在期待发生什么事，或者更不好的是，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正如她在几个月前指出的，欧洲大陆正在慢慢地进入一个新的冰河时期。乔治·凯南会同意这种观点。6个星期后，他在一份“政策制订人员”的文件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或者若要这么说，那也只是间接的。欧洲抑郁情绪的真正根源是战争的后果，凯南将此诊断为“身心活力的根本枯竭”。欧洲面对的障碍看来太大，战后最初爆发出来的希望和重建的信心现在都消失了。对美国国会制订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交》杂志主编汉密尔顿·费什在1947年7月对欧洲形势有如下印象：
所有的东西都太少，用于运送人们准时上班的火车、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都太少，更不用说供休息日乘坐了；做面包用的不掺杂的面粉太少，即便如此，提供给繁重体力劳动者的面包还不足以提供能量；给报纸提供的纸张太少，所以对世界新闻只能报道个大概；种田的种子太少，给种子提供养分的肥料也太少；能住人的房屋太少，窗框上需要镶的玻璃不够；制鞋的皮革、织衣的羊毛、厨用的煤气、做尿布用的棉布、做果酱用的糖、油煎用的脂油、婴儿喝的牛奶、洗衣用的肥皂，统统都太少了。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当时充满着抑郁和沮丧气氛，但是1945年至1947年的战后最初复苏、改革和计划毕竟为欧洲未来的福祉打下了基础。毋庸置疑，西欧的1947年至少可谓是整个大陆复苏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一点根本就不明显。情况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途未卜的战后形势，好像促使欧洲走到了衰落的终点。在康拉德·阿登纳等许多人看来，欧洲大混乱的规模甚至比1918年更厉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家们的思想上还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先例造成的最大错觉，确实害怕最坏的事情会发生。若做最好的打算，他们估计欧洲要经受几十年的贫困挣扎。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们预计他们的国家至少要过20年才能恢复元气。1945年10月，夏尔·戴高乐用绝对的口气对法国人说，法国若要复兴，还需要25年“发疯一样地工作”。
但是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按照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欧洲大陆会重新陷入内战、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局面。当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于1947年4月28日从在莫斯科举行的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回来时，他对苏联不愿意合作解决德国问题表示失望，并且为他目睹西欧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况感到信心动摇，他自己脑子里很清楚，应该做出一些重大事情，并且要快。而且从巴黎、罗马、柏林等地方的那种屈从的、失败的心态来判断，这决定性的一步要华盛顿来走。
马歇尔制订了“欧洲复兴计划”，接下来同他的顾问班子讨论了几个星期后，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作了著名的公开演讲。他的这项重大计划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并非毫无根据。从战争结束到宣布马歇尔计划，美国早已向欧洲借出了几十亿美元的贷款。主要受益者是英国（得到44亿美元贷款）和法国（得到19亿美元贷款），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被排除在外——意大利到1947年中期，贷款已经超过5.13亿美元，还有波兰（2.51亿美元）、丹麦（2.72亿美元）、希腊（1.61亿美元）等许多国家也都向美国借了债。
但是这些贷款都用于填补漏洞和应急。迄此时期，美国的援助还不是用于重建或长期投资，而是用于重要的物资供应、服务和修补漏洞。再者，贷款（尤其是向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贷款）都是附带一系列条件的。日本一投降，杜鲁门总统就立刻轻率地取消了战时的“租借”协议，此举引起梅纳德·凯恩斯在1945年8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醒美国政府，说英国正面临着一场“经济上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恩斯成功地通过谈判，同美国签订了实质性的贷款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根据租借协议不再能得到的美元，以济购买商品之急。然而美国的条件苛刻得脱离实际——特别是要英国放弃对海外自治领的帝国统治，放弃对贸易的控制，并且使英镑完全可自由兑换。其结果正如凯恩斯等人预见的，造成了英镑多次挤兑中的第一次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迅速消失，甚至在下一年里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
美国与法国之间于1946年5月在华盛顿谈判的贷款条件，其苛刻程度只是略轻一些而已。法国除了勾销一笔战时22.5亿的贷款外，还得到几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作为回报，巴黎答应放弃保护性的进口份额制，允许美国和其他外国产品更自由地进入。就像英国的贷款一样，签订这一协议的部分目的是推进美国的国际自由贸易计划，实行公开的、稳定的货币兑换，使国际合作关系更紧密。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笔钱在一年之内很快用完，唯一的中期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厌恶（大多数是左派的意见）美国对法国经济实力的盘剥。
然后，到1947年春，华盛顿的双边解决欧洲经济困境的方法明显地失败了。1947年，欧洲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47.42亿美元，是1946年数字的两倍多。若像后来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增长过程中的打嗝”的话，那么欧洲已经接近于噎住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做出反应时，形容它为“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当然他并没有说错。马歇尔的建议明确地否定了过去的运作方式。首先，在某些框架性的条件之外，留给欧洲人的是选择要不要得到美国援助，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是美国顾问们和专家们却要在资金管理方面做主。其次，援助资金必须覆盖多年，因此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复兴和发展计划，而不是一种救灾经费。
第三，数目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美国一共贷出大约130亿美元，比美国先前的海外援助总数还多。其中，就绝对数字而论，英国和法国得到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贷款，然而，相对地说来，意大利和一些得到贷款较少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奥地利在“欧洲复兴计划”第一年（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里的全国收入的14%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这些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以现金而论，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来算是1 000亿美元左右，但是比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时占1948年至195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按21世纪开始时的美元价值来算，马歇尔计划大约值2010亿美元。
紧接着马歇尔的演讲之后，根据贝文的提议，英国、法国、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巴黎会晤，考虑三国作何种反应。7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退出。两天以后，英国和法国正式邀请22个欧洲国家的代表（西班牙和苏联除外）来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月12日，16个欧洲国家参与讨论。这16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爱尔兰、冰岛、奥地利和葡萄牙——都将最终成为受益国。但是，尽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起初显示过兴趣外，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最后加入“欧洲复兴计划”，也未曾从马歇尔计划中拿过1美元。
在此，值得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含义。贷款仅限于给西方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作为荣誉性质的欧洲人），这一事实无疑使杜鲁门更容易保证在下一年里让国会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但到那个时候，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国会十分愿意相信，马歇尔计划能从经济上阻碍苏联的扩张。在1947年6月，通过了新的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向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加区别地提供援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怀疑美国的动机——马歇尔提出的条件同封闭式的苏联经济很不相容——但是他们的感受在当时还未形成集团的东欧其他地方并未被广泛认同。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党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接受了法国和英国于7月4日发出的联合邀请。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被召到莫斯科，初次受指示去参加巴黎会议。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很清楚：利用他在巴黎露面的机会，表明“不能接受英、法计划，防止达成一致决议，然后离开会议，并且尽可能多地带走其他国家的会议代表”。
4天后，斯大林做了重新考虑。哥特瓦尔德被告知，要拒绝他的国家接受的参加巴黎会议的邀请。斯大林会见了包括马萨里克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说：“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关系到（捷克）同苏联之间友谊的根本问题。如果你去巴黎，你就表明想同一种旨在孤立苏联的行动合作。”次日，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明确宣布，它不派代表团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若去参加，就会构成一种直接针对苏联以及我们的其他盟国的行动。因此政府一致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何让步？他们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早已被共产党接管，苏联红军严密注视着，所以别无选择地遵从苏联的“指导”。但是红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很长时间，共产党还未控制政权。然而斯大林一表示不悦，马萨里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屈服了。假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坚持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他们就会得到公民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包括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支持，使斯大林更难于强加他的意志。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决定投入苏联怀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明确无疑地为7个月后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政变铺平了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脱离马歇尔援助计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难。同样地，强加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选择”也是如此，而且首先对于苏联本身或许也是不利的。斯大林决定置身于“欧洲复兴计划”之外，这是他最大的战略错误。无论美国人的私心做何种计谋，既然他们许诺援助所有的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将东欧包括在“欧洲复兴计划”之内，而其将来的结果会无法估量。相反地，援助若局限于西欧，则标志着欧洲大陆的两半部分分道扬镳。
马歇尔援助从一开始起就带着自我节制的意图。正如马歇尔本人在哈佛演讲中定下的调子，其目标是要“打破恶性循环，恢复欧洲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信心”。它不是单纯地提供现金援助，而是提出，根据每一个加入国在4年计
..划里制订的每一年需求为基础，向欧洲各国免费提供商品。这些商品在每一个国家售出后，会产生当地货币中所谓的“对等基金”，以供根据华盛顿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之用。一些国家用这基金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将其转化为自己国家的储备金，以期用于将来的外币兑换之需。
这种非同一般的提供援助的方式带有创新含义。马歇尔计划要欧洲各国政府预先做计划，计算未来的投资需求。它要求各国政府不仅同美国而且在相互之间也要谈判和协商，因为计划中所指的贸易与货币兑换旨在尽快地从双边走向多边。它限定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合作，制订生产计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条件。而它首先要阻止的是回到阻碍两次大战之间经济状态的各种情形：生产力不足，造成相互破坏的贸易保护主义，终使贸易衰落。
虽然马歇尔计划的美国管理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让欧洲人自己去负责决定援助的程度和其分配的方式。欧洲政客们在早先的双边贷款谈判中对美国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早已习以为常，此番却为之惊奇。他们被弄糊涂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连美国人自己对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也意见分歧。“新政”方式的理想主义者们（他们在战后美国政府里人数不少）发现有机会按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建欧洲，强调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工业生产力、经济增长、劳资合作。
于是，由马歇尔计划资助的“生产力使命”使成千上万名经理人、技师和工会活动家到美国去，学习美国的企业方式——仅法国就在1948年至1952年间去了5 000名（占其总数的1/4）。1951年3月至7月间，有145个“生产力学习团”抵达美国——大多数团组的成员（很少有女性）都从未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欧洲复兴计划”资金渠道而于1948年成立）里热衷于“新政”的人敦促他们的欧洲伙伴，实施更自由的贸易、国际合作和国家之间的整合。
应该说，美国的这些驱动政策所取得的即时成功却相当有限。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制订计划者还未准备好思考国际经济整合的大项目。在这一方面，马歇尔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最大成绩或许当推1949年12月提议并于一年后成立的“欧洲支付联盟”。它的有限目标是在欧洲各国货币之间建立一种借方与贷方之间的结算机构，来促进欧洲贸易“多边化”。它的设计思路是克服风险，即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可能试图储备亟需的美元，造成的结果是限制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最终对每一方都没有好处。
欧洲各国利用国际结算银行作为代理人，来保证信贷途径符合它们的贸易需求。于是，它们可以不必用光稀缺的美元，而能够通过欧洲内部信贷转让来履行责任。一切的问题都不在于你同谁做生意，而在于用欧洲各国货币来达到借贷的全面平衡。到“欧洲支付联盟”于1958年完成使命时，它不仅悄悄地为欧洲内部贸易的稳步扩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达到了相互有利的合作——应该指出，其资金的筹措是靠了大量注入美元来填满最初的信贷池塘。
然而从比较传统的美国观点来看，自由贸易及其参与者的利益本身就是“欧洲复兴计划”希望充分达到的目标和正当的理由。美国在30年代的贸易和出口衰落中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未曾努力让别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自由关税体制和货币自由兑换的重要性。就像英国自由党在1914年以前的时代热心于自由贸易一样，美国人呼吁不限制商品流通也并不完全是无私的。
但是，这种自私自利也是说得很明显的。毕竟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希望帮助恢复的欧洲，要能够而且愿意在世界市场上同我们竞争，正是为了这一条原因，它将有能力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在少数情况下会有即刻的好处：在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他们得到的保证是，一切从美国运出的实际货物都使用美国拥有的货船，由美国“劳联——产联”的码头工人装运。但这只是直接的、即时的利益的偶然例子。杜勒斯所说的话大多是对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有利的是，恢复了它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不是将欧洲降格为帝国的附庸。
当然，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即使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白，欧洲在1947年面临一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一部分内容是复苏或衰败，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以及欧洲人是否会对自己的命运失去控制，欧洲内部30年血腥冲突是否仍然无法使它避免厄运，即落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外部大国之手。苏联十分乐意等待看到这种前景——正如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的，1947年的欧洲被恐惧笼罩着，准备让它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进斯大林手中。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欧洲的脆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机会。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西欧经济有可能崩溃，结果使政权落到共产主义分子手里。”
美国的一个专门小组——国防部与海军部的协调委员会在1947年4月21日的报告中更完整地解释了这个观点：“重要的是使一些地区仍然保留在友好的手中，这些地区拥有或保护着金属、石油等自然资源，含有战略意义或占有战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工业潜力，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或者出于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能使美国在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更大背景，在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和安全程度都下降的地方，美国的利益同脆弱患病的欧洲次大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欧洲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深知内情者，主要是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里地位对应的乔治·比铎，他们对这一点都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欧洲复兴计划”本身所包含的欧洲内部利益，当然也包括如何实施，在各国之间歧见甚大。在比利时，美国的援助或许是最不紧迫需要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会使政府将投资放在传统的工厂和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部门（例如煤矿），而不计其长期成本。
但是在大多数地方，马歇尔计划如愿执行。在此计划的第一年里，对意大利的援助大部分用于急需进口的煤和谷物，还有像纺织业这样在苦苦挣扎的部门。然而在此之后，意大利相应的资金中90%用于直接投资——工程技术、能源、农业和交通运输网。实际上，在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下，意大利40年代末的经济计划很像东欧国家，故意不考虑消费品，食品消费维持在战前的低水平，资源转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几乎成了好事多磨：美国观察家们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徒劳无益地想说服意大利政府建立更先进的税制，缓解它那种严酷的方式，降低贮备，以免引起衰退。在德国也同在意大利一样，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设计者想看到的是让社会与经济政策更加倾向于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而且必须摆脱那些传统的主张通货紧缩的政策。
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大多是为“设计者们”的目标服务的。正像莫奈的同僚之一皮埃尔·乌利后来承认的：“我们用美国人来迫使法国政府做我们认定需要做的事，”不理睬美国人的自由化愿望，但是积极地响应美国关于投资与现代化的建议。“欧洲复兴计划”的美元——1948至1949年度的130万美元和此后3年追加的160万美元——在马歇尔计划时代，根据莫奈的计划，几乎支撑了法国公共投资的50%，若没有这些援助，法国就难以维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法国，马歇尔计划受到最多人的批评。在50年代中期，法国成年人只有1/3承认听说过马歇尔计划，而其中竟有64%的人宣称它对法国是“坏事”！
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相对比较可怜的形象，部分地反映出法国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成功，或许对他们来说还是最大的成功。
在奥地利，当地的共产党人——受到仍占据着奥地利东部地区的苏联军队的支持——并不注意美国人及其援助的声望；后者让人们口中有食，这才是最大的事情。希腊的情况更清晰。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扩展到希腊，在残酷的内战情形下，它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划出了界线。根据“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对希腊的6.49亿美元帮助难民和饥饿者摆脱了饥饿和疾病：仅靠骡队运输，就使几千户农民家庭从生死线上活了下来。1950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为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提供了帮助。
“欧洲复兴计划”到底有多大成功？西欧明明白白地复苏了，而这恰恰发生在马歇尔计划时期（1948-1951）。到1949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首次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根据同样标准，荷兰于1948年、奥地利和意大利于1949年、希腊和联邦德国于1950年也都达到了复苏。而在战时被占领的国家里，只有比利时、丹麦和挪威迅速复苏（于1947年）。在1947年至1951年间，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0%。
简而言之，“欧洲复兴计划”在复苏中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美元信贷。贷款消除了贸易赤字，保障了大规模进口急需的原材料，因此使西欧度过了1947年中期的危机。1949年至1951年，欧洲人消费的小麦有4/5来自美元区国家。若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就不知道燃料短缺、食品短缺、棉花短缺、其他各种商品稀缺等等能否以政治上可接受的代价得到克服。因为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经济肯定也能继续增长，但只能通过克制内需、砍掉新建立的社会服务、进一步降低当地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
大多数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心里明白，所以不愿意冒这种风险。1947年，西欧各国的联合政府都被套牢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在事后看问题，就能清楚地看到，马歇尔计划“仅仅”打破了由于重新产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僵局，华盛顿的新方法克服了“暂时的”美元匮乏。然而在1947年，谁也无法知道46亿美元的缺口是“暂时的”。在那时，谁又能够保证那个僵局不会像咆哮的激流一样横扫脆弱的欧洲民主制度？即使“欧洲复兴计划”只不过是买到了时间，那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贡献，因为时间恰恰是欧洲显得很缺乏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经济项目，但是它扭转了政治危机。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长期助益，就比较难评估了。一些观察家感到很失望，因为美国未能成功地说服欧洲人按照他们最初的希望，圆满地合作，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无论按照何种合作的惯例和制度，如果说欧洲人获得了什么的话，他们最终获得的都只是间接地受益于美国的努力。但是考虑到欧洲的近期历史情况，任何朝着这个方向的行动都代表着进步；而马歇尔计划的诱惑至少迫使互相猜忌的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协调他们的反应，而最终得到更多的成果。《泰晤士报》说得大致差不多，它的1949年1月3日社论指出，“将去年的合作努力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领域强烈的民族主义做比较，就完全可以认为，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真正的助益是在心理方面。事实上也可以说，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人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受。它帮助他们决然抛弃了沙文主义思想、精神沮丧和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使协调的经济决策显得正常，而不是异常。它使30年代的“向邻居乞讨”式的贸易和金融活动初看起来显得很轻率，再看时感到毫无必要，最后觉得荒唐。
若不是马歇尔计划作为欧洲“美国化”蓝图而出现，就不可能有上述的好处。相反，战后欧洲人由于意识到他们卑微地依靠美国人的援助和保护，所以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强烈压力都必然在政治上引起反面结果。华盛顿允许欧洲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的折中方案和自己的经验来制订政策，在复苏计划中避免单一僵化方法，事实上至少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已经预先考虑了对西欧一体化的某些期望。
“欧洲复兴计划”并未落空。西欧能从美国的帮助中受益，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就确立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和（除近几年例外的）稳定政策。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欧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且会绝对坚持这样做。正如英国外交官奥利佛·弗兰克斯所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将美元放在欧洲人手里，去购买复苏的工具。”其余的一切——可兑换的货币，良好的劳工关系，平衡的预算，自由化的贸易——就要依靠欧洲人自己了。
但是，明显可对比的不是美国人的希望和欧洲的实际情况，而是1945年同1918年对比。两个战后时代非同寻常地相像的方面之多，超过了我们现在能回忆的。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早已鼓励欧洲人采用美国的生产技术和劳工关系。在20年代，许多美国观察家看到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投资拯救了欧洲。同样也是在20年代，欧洲人眼光越过大西洋，寻求对他们自己的前途和目前实际援助的指导。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提供贷款，不提供资助；而这些都几乎总是通过私人投资市场来提供的，所以它们带着价格标签，通常还是短期贷款。当大萧条时期开始时，美国人就收回贷款，由此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对这一方面做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1945年至1947年的最初摇摆之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先前（战后初期时代）的错误。马歇尔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做的一切，而且也在于它要小心回避的方面。
但是欧洲还有一个问题，使“欧洲复兴计划”既无法解决又无法回避它，而其余一切事情都取决于它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德国问题”。若德国不能复苏，法国的计划就等于零。例如，法国要用马歇尔计划中的对应资金在洛林建造新的大型炼钢厂，但是，若没有德国供应的煤，这一计划就毫无用处。马歇尔计划中的贷款用来购买德国的煤，这很好；但是，若德国没有煤，那怎么办？1948年春天，德国的工业产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英国花费前所未有的巨款（仅在1947年就是3.17亿美元），只是为了维持它在德国西北部的占领区里孤立无援的德国民众，那么英国的经济也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如果德国不购买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的产品，那么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经济就会垂死凋敝。
根据马歇尔计划的逻辑，要求解除一切对联邦德国生产与产量的限制，以使联邦德国可以再次对欧洲经济做出关键性的贡献。所以从一开始起，国务卿马歇尔就清楚地说，他的计划意味着终止法国对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的希望——毕竟这一要点是使德国得到发展和整合，而不是使德国人成为依赖别人的贱民。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20世纪20年代的悲剧性事件——回顾起来，徒劳无益地想从疲惫衰竭的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直接地导致了法国的不安全，导致希特勒的崛起——美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就很清楚，马歇尔计划仅仅是更大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法国和德国从中都一样地可以看到实际的、永久的利益。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战后解决“德国问题”，这对欧洲的未来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莫斯科还是巴黎、伦敦或华盛顿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这一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件从整体上更加有争议的事情了。
第4章 难以安定
若非身处当时，很难想象战后那几年的欧洲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于德国复兴的恐惧，而其政治方向是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今后不再发生，这些都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
毫无疑问，除了希腊以外，巴尔干半岛各国都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而我却无法阻止它。对波兰我也束手无策。
——温斯顿·丘吉尔，1945年1月
（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但是言词朴实——要么“是”，要么“不”，然而只有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他。
——克莱门特·艾德礼论斯大林
五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
——让-保罗·萨特
“只有当你和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俄国人交谈过了，你才能够真正理解欧洲人对于德国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国人才是德国好人。”美国随军心理学家索尔·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记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这一观察对于理解战后欧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重点是要击败德国，因此在战争进行期间，其他要考虑的事情全都被搁置一边。
战时同盟国的首要考虑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国人和英国人日益担心斯大林可能会和希特勒单独媾和，尤其是苏联收复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后。斯大林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认为西方同盟国延迟开辟（西线）第二战场是一种战略手段，目的是在开辟战场前让苏联做出更多牺牲以从中牟利。双方都参照战前的绥靖主义和有关盟约，认为对方不可信赖；他们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捆绑在一起。
这种互相之间的担忧，很能说明战争期间三大同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和谅解。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签订了确定只有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欧洲战争的协议。11个月以后，在德黑兰，“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原则上达成协议：战后分割德国，恢复波兰和苏联之间所谓的“寇松线”
，承认铁托对南斯拉夫的统治，承认苏联拥有通向波罗的海的原东普鲁士港口哥尼斯堡。
显然，斯大林是这些协议的受益者。但鉴于红军在参与对希特勒的战斗中越来越重要，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出于同样原因，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份额协议”，他只是让出了后者早晚会抓获的利益。这份条约由丘吉尔仓促起草，传给桌子对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蓝色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大大的勾”，英国和苏联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共同享有对战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权（各50%）；苏联拥有对罗马尼亚90%、对保加利亚75%的控制权，而英国则拥有对希腊90%的控制权。
关于这项秘密“交易”，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关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百分比分割只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的争议之点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正如我们所见，这项交易主要靠协议双方共同遵守。第三，从条约中所涉及的那些国家来考虑，无论这份条约本身有多么残忍，但其实它并不是非常重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中欧政治中，“雅尔塔”成了西方背信弃义的同义词，因为当时的西方同盟国出卖了波兰和另外一些位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小国家。
但是雅尔塔会议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国都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创造条件以确保自由了的人们可以行使其（民主）权利，三大同盟国将齐心协力帮助那些获得自由的欧洲国家以及原附属于轴心国的欧洲卫星小国的人民……”成立议会制政府，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自由选举，等等。被禁锢国家的代言人义愤填膺地向西方哭诉的是苏联在对待上述承诺时玩世不恭的态度。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一切其实早在德黑兰和其他会议上就已经达成了一致。
雅尔塔会议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尤其是罗斯福，成了他自己错觉的受害者。因为在当时，斯大林其实已经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不再需要经过任何西方国家的允诺。这一点，英国倒是理解得非常准确。根据纳粹和苏联在1939年和1940年间签订的秘密条约，那些割让给苏联的东欧国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苏联手中：雅尔塔会议期间（1945年2月4日——11日），苏联用货车带向西行、准备接管战后波兰的波兰共产党“卢布林委员会”其实早在华沙会议
上就已经被正式任命了。
事实上，正因为事情实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尔塔会议推脱了一项真正重要的议题——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虽然经过了努力尝试，但西方领袖们还是无法从斯大林那里占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为答谢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会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慷慨些。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打败希特勒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同盟国在寻求斯大林的协助，而非后者要答谢前者。当时必须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并且设想以后还要苏联同日本作战），中欧的问题可以等到和平后再谈。若非如此，1944年8月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对岸坐观华沙那一场毫无希望的起义中德军屠杀20万波兰民众一事，将可能遭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更强烈的谴责。
斯大林说波兰地下组织“保家军”是“一帮贪权的冒险家和罪犯”，对此西方领袖们有可能不认同，但他们肯定不愿意由此引起他们的主要军事同盟者的敌意，这时距离诺曼底登陆的发起进攻日才过了六周。对当时的波兰而言，这违背了战争的目的——毕竟，由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已经对德宣战了。但对西方同盟国来说，让斯大林自由掌控东欧是不言而喻的事。战争的重点是击败德国。
直到战争结束，这项目标仍然是一种首要的推动力。1945年4月，德国其实早已全面战败，只是名义上还未投降。在战后处置德国的问题上，罗斯福还是宣称，“我们的态度有待研究，最后决定尚需推延。”采取这种姿态，理由十足——敏锐的观察者们早就注意到，寻求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相当困难，有必要尽可能继续保持战时各方组织成立的反德联盟。这样的实际结果是，战后欧洲的态势，并没有以已经签订的战时协议和条约为首要依据，而是以德军投降时各国占领军所占领的地方来划分势力范围。当莫洛托夫质疑用心良苦的《欧洲解放宣言》时，斯大林解释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重要的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
1944年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北部，欧洲东南部的战争得以宣告结束。到1945年5月，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红军解放并再次占领了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军队穿过普鲁士进入了萨克森。在西部，英美正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对德激战，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先苏联一步抵达柏林，但却被华盛顿方面阻止了。丘吉尔很希望西方国家能率先入驻柏林，但是罗斯福却更明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关注着士兵伤亡（前一个冬天在比利时阿登高地的巴齐战役中，美军士兵伤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总数的1/5），而斯大林正在对德国首都虎视眈眈。
最后，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军率先进驻了离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亚西部的比尔森地区，但随后不久又转交给了苏联红军）划定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比原来在战时预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将欧洲划分为“东欧”和“西欧”。顺便说一句：无论巴顿将军还是蒙哥马利元帅如何努力施压，最后结局并没有什么重大变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亚斯特这座中欧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国民解放军和英国第八军两军对峙，划下了真正意义上的冷战第一条分界线。
当然，“官方”的冷战开始还有待时日，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开始显露了。只要德国这个敌人还存在，那么关于苏联和它的战时同盟者之间的深刻分歧和敌意就容易淡忘些，但总归还是存在着。4年来面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生死存亡的合作，并无法消除相互间几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实上，在欧洲，冷战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
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得很明显，在1920年，她就开始了与新苏维埃政权的拼死一战；在英国，丘吉尔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威望部分地应该归功于英国国内对于20年代早期的“红色恐惧症”和他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张；在法国，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国入侵前这段时间里，右翼党派主要的国内议题就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斯大林和弗朗哥不约而同地鼓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本国，斯大林的政治独裁和针对党内批评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苏联的共谋者阴谋反苏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国际斗争处于西方民主和苏联极权主义之间的间歇期，这场战斗虽然形式模糊，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改变，因双方都受到欧洲大陆的中心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威胁。
是德国让苏联和西方国家在1941年走到了一起，正如它在1914年以前的成功所为。然而这一联盟早已命中注定。1918-1934年苏联关于中欧和西欧的策略——分裂左翼势力，怂恿颠覆和暴动——导致形成了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性排斥和敌意。虽然苏联国内当时发生了一些审讯和大屠杀事件，但四年来处于内部混乱和意见分歧的“人民阵线”联盟对于消除这种印象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1939年8月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及来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伙肢解了他们共同邻国的武装，严重损害了“人民阵线”联盟期间舆论宣传的影响。只是因为1941-1945年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勇行为、纳粹分子史无前例的滔天罪行，才帮助消除了这些早期的不良记忆。
然而，对苏联人来说，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西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17年之前。1917-1921年，西方军队介入了俄国内战；在接下来的15年里，国际机构排斥苏联，使它无法参与国际事务；苏联怀疑，若非万不得已，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宁可倾向于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会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凭直觉认为，假如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了各自利益而发生毁灭性的冲突，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很可能会对此漠然，袖手旁观——所有这些有根有据的怀疑，大大加剧了他们的憎恨。虽然战时同盟已经建立，击败德国这一共同目标也已明确，但各方相互间不信任的程度还是令人相当震惊：据披露，战争期间东西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涉及高度机密的情报交流。
因此这种政治态势就很明确了：战时同盟并不齐心和接下来的欧洲分裂，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某种赤裸裸的自身私利和憎恨造成的。它们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二战”前，英美一方和苏联一方之间，一向关系紧张。所不同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以绝对优势来独自掌控欧洲大陆。此外，法、德的存在也使双方都未能遂愿。随着1940年法国的蒙羞和5年后德国的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接踵而来的冷战虽然不是不可避免，但却完全有可能继续发生。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了各自无法调和的目标和需求，最终导致了冷战。
在欧洲，由于德国的侵略，终于使美国第一次成为欧洲的一股强势力量。即使那些被战绩显赫的苏联红军所吸引的国家，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1945年春，美国拥有了世界制造业1/2的生产能力，粮食过剩，国际金融储备充裕。为对付德国及其盟国，美国投入了1 200万人的兵力，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美国舰队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舰队加起来的总和。美国将如何使用她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方面采取了不作为态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究竟想要什么呢？
就德国而言——美国85%的兵力都是用来对付德国的——美国参战的初衷是严峻的。罗斯福去世两周后，1945年4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一份编号为JCS1067的报告。根据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其他人的回忆，报告指明：
应当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残忍的战争、纳粹的拼死抵抗，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混乱和苦难，于此种种，德国人咎由自取。占领德国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放德国，而是要让它意识到自己是战败国、是敌国。或者用摩根索自己的话来讲：“最最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次德国是战败国。”
简而言之，关键是要避免再犯《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个大错：没有让德国人深刻体会到，正是他们的罪行程度之严重，才使复仇女神降临。这一点可以从1945年政策制定者的回想中看出。美国介入德国问题的最初动机是解除德国武装、粉碎纳粹主义、削弱其工业化——剥夺德国的军事、经济资源，对民众实行再教育。这项政策执行得不错，至少部分如此：德国国防军正式解散了（1946年8月20日）；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美军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内实施了“去纳粹化”计划；对德国工业产能和产出都实行了严格限制，根据1946年3月实施的“战后（德国）经济平衡计划”，钢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
但是，“摩根索计划”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批评。如果使（受美国控制的）德国沦为前工业化状态，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战前德国最富饶的土地大多数已经到了苏联手里，其余的又转让给了波兰。此外，联邦德国到处充斥着那些既无土地又无食物的难民。对城市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可能会使德国衰竭，而德国将无法完成其自给和重建。这样一副重担将由那些胜利的占领者来肩负！他们迟早会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德国人自己，届时又不得不让德国人重新发展经济。
考虑到这些，原来的美国“强硬”派批评家又补充了一条：强制性地迫使德国人意识到他们的战败固然不错，但还得让他们看到一些美好未来的希望，否则的话，结果恐怕还是会重蹈覆辙：一个充满怨恨、心怀耻辱的民族将会落入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手里。1946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曾当面对杜鲁门解释说：“或者是报复，或者是和平，你只能选择一样。”如果说美国的对德政策随着利益天平越来越倒向“和平”一面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美苏关系的恶化引起的。
华盛顿内部有一小圈人从一开始就看出，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将会导致冲突，而若明确地划分势力范围，这对解决战后问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案。这是乔治·凯南的观点。1945年1月26日，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苏联）做一个明白而又得体的妥协呢？——真实地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欧洲——我们自己不去碰苏联的地盘，苏联也不要来碰我们的地盘？……不管留给我们的行动范围有多大，至少我们可以……在一种安定、有尊严的基础上，在战后开始重新生活。”
6周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佛莱尔·哈里曼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做出了悲观的、毫不掩饰地对抗的反应：“随着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进逼，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苏联的统治策略，除非我们愿意接受20世纪的蛮族入侵欧洲……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这个问题，历史将把下一代人经历的时代描述为苏联时代。”
关于如何对付苏联，哈里曼和凯南意见完全相左，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其他美国领导人的态度就乐观多了，至少在1945年春是如此。另一位美国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凯南信件的收信者，认为战后安定要依靠有原则的民族自决和强国合作。波伦认识到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还应寻求苏联的合作，他和战后的国务卿杰姆斯·巴恩内斯等人对同盟军占领原轴心国及其卫星国抱有信心，根据雅尔塔会议上的规定，这些国家享有自由选举权。然而，在实际观察中，他们看到苏联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名义下滥用职权，尤其是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目标的不可调和性，转而赞同凯南的观点：对这些分管地区应该采取强权政治。
最初的乐观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大众普遍认为斯大林没有兴趣去挑起争端和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6年6月亲自对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说的：“我认为红军不会发动战争。现在的武力冲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想要的几乎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话有点道理：斯大林并不想和美国交战（认为苏联想和以前的同盟国展开充分合作，虽然这一结论后来并没有站住脚）。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对苏联实行开放交流，寻求解决共同问题，这对美国而言，其冒险性微乎其微。
战后初期，美国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帮助筹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真诚地希望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颁布了《联合国宪章》，1946年1月召开了首届联合国大会。但对当时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就是涉及金融和经济组织与协议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和世界）危机的根源是由战争期间的经济灾难造成的。除非货币之间可以互相流通兑换，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的增长共同获利，否则的话，将重蹈1931年9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体制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其主要精神是梅纳德·凯恩斯领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寻求替代战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方案：以某种相对灵活、紧缩的方式取代金本位，但它又必须比浮动汇率下的货币体制更坚挺可靠。凯恩斯强调，不管将来新的货币体制采取什么模式，它可以效仿一家国际银行，其作用相当于某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国内经济的管理：在促进和简化外汇交易的同时，保持汇率稳定。
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协议的核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是为了“便于扩展和平衡国际贸易”（协议第一条）。参照联合国安理会形式而成立的最早的总理事会代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会上提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最后在1947年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同意相互之间减免关税，规范贸易，制定解决违约和纠纷的程序。所有这些，与原来贸易中的“重商主义”方式截然不同，它旨在等待时机成熟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开放性贸易时代。
隐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目标和机构中的，还有一项是要成立“世界银行”：这也意味着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对各国的国家事务进行外部干预。此外，货币变得可以通兑，这是使以同美元的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商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重重困难：英法两国强烈抵制兑换权，英国是因为战后经济的衰弱以及想保护它的“英镑区”
，法国则是长久以来一直迷恋它那“坚挺的法郎”，期望对不同地区不同产品采用不同的汇率，这是一种已逝的辉煌年代的新柯尔贝尔式的做法。10年以后，法郎和英镑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才实现了货币的完全自由通兑（1959年5月德国马克、1960年1月意大利里拉也先后加入了该体系）。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参与者们曾预计全球化的国际通兑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能完成，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由于冷战的到来（或者说，事实上由于马歇尔计划）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换句话说，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制度而制定的这些合作计划和组织被高度地理想化了，它假设了一个可以产生共赢的、安定的国际合作年代。一开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倡议的金融体制，苏联态度诚恳，它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筹资者。也许美国人（和一些英国人）都太天真了，认为苏联——或实际上法国——的决策者们会同意。他们没有事先征询苏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任何意见就草拟了这些计划，因此碰到了障碍。
此外，他们还真切地希望，通过国际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共同利益，将会克服各国之间的传统差异和政治上的不信任。因而，当1946年初苏联断然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财政部非常尴尬；为了解释斯大林的真实动机，1946年2月22日夜里，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那封著名的长电报，首次郑重告知美国政府：美苏之间即将产生对抗。
除凯南外，其他美国外交决策者对此完全不知情。不仅仅是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威尔和沃尔特·李普曼，他们听说苏联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行动后，都觉得不可置信。至少在1946年下半年以前，许多美国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确实认为自己和苏联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还在继续下去。甚至连罗马尼亚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后来他成了本国政治公审中的牺牲品）也在1946年夏签订《巴黎和平公约》时，大为震惊地感叹：那些“美国佬疯了。他们给苏联人那么多，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期望”。
但是，美国政策可不仅仅是无知而已。1945年以后，美国极力想尽早从欧洲抽身而出，因此它热切地实施可以无需美国亲临或监控的可行方案，这也就能够为人所理解了。今天对美国战后这项想法知道并理解的人不多，但在当时，这一点对于美国的谋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解释说，美国希望对德国（和欧洲）的占领最多不超过两年。
杜鲁门要完成这项行动，受到的压力很大。突然中止租借协议是削弱对欧洲经济、军事总体承诺的一部分。1945-1947年，美国国防预算缩减了5/6。欧洲战事结束时，美国在那里拥有陆军97个师，到1947年中期，只剩下了12个，其中大部分师都是编制未满并且只是执行行政任务。其余都早就回国或复员了。这比较迎合美国选民的意志，1945年10月仅有7%的选民认为海外事务较国内事务严峻。但这却对美国的欧洲同盟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他们十分害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孤立主义重新出现。他们只对了一半，英国知道，如果1945年苏联入侵西欧，美国的策略是立即撤回到边缘地带，如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地区。
即使已在削减对欧洲的军事责任，美国外交官们还是在采取倾斜政策。还是那位原先对战时协作和苏联的好心抱有信心的国务卿巴恩内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试图安抚他的德国听众：“只要德国需要占领军，美国军队就会加入进来。”这很难说是一项对欧洲防御的明确承诺，但它可能是由杜鲁门6月份的一封信引起的（“我受够了对俄国佬的骄宠！”），反映了美国对与苏联共事过程中产生的困难越来越恼怒。
不只是德国人需要安抚——英国人尤其想弄清楚美国为什么摆明了想急于逃离欧洲这块累赘之地。英国在华盛顿并非受到人人欢迎。1946年4月12日，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除了语言和文学传统上的共同之处外，大英帝国和共产主义苏联一样，和我们之间毫无共性。”当然，华莱士以对共产党“手软”而著称，但他对美国卷入英国和欧洲事务的厌恶却在政界广受欢迎。1946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勒顿镇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华尔街日报》刻薄地评论说：“公众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富勒顿演说之反应强有力地证明，美国勿需任何联盟，或和任何国家之间的任何类似联盟的东西。”
不管是华莱士的讲话还是《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丘吉尔对此都并不感到惊讶。早在1943年，他就仔细估量过罗斯福要清除大英帝国的梦想了——实际上有好几次罗斯福似乎考虑过战后削弱英国，容纳苏联。1944-1947年间，美国的策略如下：与斯大林达成欧洲大陆协议；给英国施压，迫使其放弃在海外的帝国控制权，拥护开放性贸易和英镑自由通兑；尽快从欧洲撤军。有关这些，只有第二条实现了，第三条由于第一条的不可行而随之失败了。
英国的观点则迥然不同。1944年，内阁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列出了与苏联谈判中需要牢记的4个首要方面：（1）中东石油问题；（2）地中海地区；（3）“重要的海上交通”；（4）维持和保护英国的工业强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没有一条是直接涉及欧洲大陆的——除了第二条，它解释了英国对希腊的保证。如果说英国领导人在对斯大林的交涉中抱有戒心，那其实是预见到了未来苏联向中亚和近东的进军，而非害怕它对中欧的计划。
鉴于英国在东亚、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优势，上述几点就显得有意义了。当涉及欧洲问题时，大英帝国的战略幻想（不光是华盛顿的一些人早已有这种说法）就比它的同盟国美国讲究实际得多了。伦敦方面认为，战争是为了击败德国，如果相应的代价是让苏联得以霸占东欧，那也是势之所趋。英国依然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对待欧洲问题：引用外交部威廉·斯特兰爵士的话来说，“由苏联来统治东欧比由德国来统治西欧强多了。”
斯特兰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943年。到了1945年，苏联的统治范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扩大，英国领导人和他们的美国同仁们一样无法再乐观了。1945年2月，苏联操纵了布加勒斯特政变，接着又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施以高压，很显然，这些国家为苏联的霸权付出了高昂代价。但英国并不打算改善这些地区的状况，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对美国国务卿巴恩内斯说：“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必须准备好以欺诈对付欺诈。”
对于苏联有可能控制东欧——到1944年末，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英国并不真正害怕，它担心的是苏联可能会将衰落、怨愤的德国也纳入它的范围内，从此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1944年秋的英国参谋长会议得出结论，认为很有必要划分德国，并占领其西部。在此情况下，1945年3月英国财政部的一封机密报告总结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不再通盘解决德国问题，而应当将西方占领的德国地区完全纳入西欧经济。英国总参谋部长艾伦·布鲁克在1944年7月27日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德国已不再是欧洲的霸主了。苏联才是……它……15年后必将成为主要威胁。因此，要栽培德国，将它培养成熟并纳入西欧联盟。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所谓苏、英、美神圣同盟的面纱下进行。”
4年后发生的情况大致如此。在所有的同盟国大国中，只有英国猜对了甚至找到了对最终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英国既无权力、又确实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结果强加于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已明显地不再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手了。在与德国的史诗般战斗中，英国已经筋疲力尽，连作为一个大国的起码体面都无力维护了。从1945年欧洲胜利日到1947年春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兵力从巅峰时的男女总共550万人服役削减到了仅110万人。1947年秋，为了节约燃油，它甚至被迫取消了海军演习。美国大使威廉·克莱顿充满同情地说道：“英国人差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他们指望通过我们的帮助或其他什么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和统治。”
在此情形下，英国只担心美国会退缩，而不担忧苏联的攻击，也就情有可原了——英国的政策基础是估计苏联可能采取战争以外的其他形式进攻欧洲——而美国则会退却。执政的英国工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对美国的退缩感到高兴，他们寄希望于战后成立中立性质的欧洲防务联盟。但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可不这么幻想，在给他的伙伴、工党成员芬纳·布罗克韦的信中，他解释说：
（工党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将自己创建成为欧洲第三种力量。想法不错，毋庸置疑。但是在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基础来看，时机尚未成熟。欧洲现在的剩余力量本身还不足以抵抗苏联。必须以一种世界力量才能对抗另一种世界力量……假如没有美国的力量去阻止，苏联将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横扫欧洲。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但你们却没理由忽视这一点。
但是，美国值得信赖吗？英国外交官们并没有忘记1937年的《中立条约》。他们当然也理解美国在海外问题上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跟英国早年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从18世纪中叶到1914年英国向法国派遣远征军期间，英国就一直倾向于委托别人参战，而自己不用维持正规军队，这样可以避免长期介入大陆纠纷，所以在欧洲地区不常年驻军。在过去的欧洲战场上，海战方面可以依靠西班牙、荷兰、瑞士、瑞典、普鲁士，当然还有俄罗斯作为盟友。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因此，1947年1月，英国决定继续其原子武器项目的研究。但是这一决策的重要性要到未来才能显现。在战后初期状况下，英国最大的希望还是鼓励美国继续参与欧洲事务（这意味着通过谈判来公开拥护美国的信念），同时在现实可行的情况下和苏联合作。只要对德国复仇主义的害怕处于首要位置，这项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然而到了1947年初，这项政策就开始瓦解了。虽然尚未明了苏联是否会成为一种真正的、事实上存在的危险（直到1947年12月，贝文仍然认为，比之将来复兴的德国，苏联的威胁要小一些），但德国的窘境的确使他明显感到非常痛苦：由于政治讨论悬而未决，德国经济停滞，英国在它的占领区投入了巨大财力，今后恐怕维持不久了。不管苏联同意与否，德国经济要复苏。于是，英国迫切希望对过去做一了结——自始至终，英国和德国两次长期交战，虽艰难获胜，却收获甚微——并且寻求解决大陆危机的权宜之计，以便让一切从新开始。
如若情况好转，英国也许会退回到不列颠群岛，同时他们猜测美国也想撤兵回美洲，而将西欧的安全问题留给他们原来的保护者——法国。在1938年以前，英国战略思考的基石是：作为欧洲大陆的最大军事强国，法国值得依赖，它可以抗衡在中欧野心勃勃的德国和将来有可能对东欧造成威胁的苏联。法国的这一欧洲大国形象，在慕尼黑会议上发生了动摇，但出了东欧各国大使馆的门，在一般人心目中它还没有破裂。令整个欧洲大为震惊的是，1940年5月和6月，德国装甲部队跨过墨滋河，穿过皮卡迪，大肆杀戮，法国大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接下来的6个星期令人痛苦难忘，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主要参照关系永远改变了。法国的强权地位，甚至大国地位，从此消失了。虽然在后来几十年里，戴高乐一直竭力争取，但还是一去不复返了。1940年6月的溃败，导致了接下来4年里忍辱含羞、低声下气的被占领生活，贝当元帅的维希政权沦为德国的傀儡。无论他们在公众场合如何表态，法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对他们的国家状况心知肚明却又束手无策。正如1944年巴黎解放一周后，法国内部的一份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假如来一个第三次攻 51fb." >击，下一代法国人又投降的话，那真是令人害怕……法国将会永远屈服了！”
那是私下里说的话。面对公众，战后法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政客们坚持要求，承认其作为同盟国成员而应享有的胜利者荣誉，作为世界大国应享有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地位。这种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尚能维持，因为它比较符合其他大国之间的表面意愿。苏联需要一个西方战略盟友来和它共同抵制英美；英国希望复兴后的法国可以取代它在欧洲的责任，从而减轻大不列颠在欧洲大陆的负担；甚至美国也同意在高层领导方面给予巴黎一席之地，它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好处——虽然不多。因此，法国获得了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加入了对越南和柏林的联合军事管理，（在英国的坚持下）还得以从原美国对德国西南部的占领区里分得一杯羹，这块法军占领地毗邻法国边境，并且正好在苏联前线的西边。
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反而引起了这一已经受屈辱的民族更大的羞辱感。法国最初的回应就表现得敏感而棘手。在同盟国对德管理委员会上，对于最后通过“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决定，它不是坚决阻挠就是投反对票，理由是当时法国没有参加。在处理被迫流落异国者问题时，法国各外省政府最初拒绝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同盟军政府的合作，理由是法国难民和被迫流落异国者的安置和管理应当采取独立的、完全法国式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战后法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层决策圈子之外。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值得信赖（请记住，1920年美国撤离欧洲，1940年7月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击毁了法国舰队）；但他们联合起来则更不值得信赖——戴高乐的感伤尤其强烈，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战时他客居伦敦期间的屈辱地位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眼里对他的轻蔑。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和伦敦可以对与其切身相关的事务作做出决定，而法国却毫无能力施加影响。
和不列颠一样，法国也是一大帝国，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在占领进程中，法国渐渐失去了对它的殖民地的控制。无论如何，除了在非洲和东南亚拥有大量资产外，法国首先是并将仍然是一个欧洲的强国。和英国不同的是，法国现在被间接地卷入了苏联在亚洲的行动或即将到来的中东危机中。正由于法国现在在衰退，因而在它的视野中，欧洲就显得突出了。巴黎也确实有理由关注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外交在东欧地区曾经非常活跃，但现在法国对东欧的影响结束了：1938年10月，那位被炮火吓坏了的爱德华·贝内斯留下一句名言：他“在历史面前犯的大错……是忠于法国”，他的这种幻灭情绪在这个地区具有广泛的普遍性。
现在法国的注意力放在了——事实上是集中在了——德国身上。这也情有可原：1814至1940年间，法国国土曾五次遭受德国入侵和占领，最近的三次还记忆犹新。法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土流失，财富遭掠，人员伤亡，苦难重重。1918年以后，为未能建立起一种联盟体制来控制并遏制德国的复兴和复仇，法国外交部一直无法释怀。因此，希特勒战败后，他们的首要考虑就是确保这样的错误不再发生。
如此一来，法国对待德国问题的最初立场就很明朗，它直接借鉴了1918-1924年的教训：如此种种，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企图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计划，只是这次依赖的军事对象不同而已。法国决策者想要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并削弱德国经济：禁止生产一切军需产品和相关军需设备，做出战争赔偿（包括德国工人要在法国境内进行义务劳动），重新配置农产品、木材、煤炭，运走机械设备。鲁尔区、萨尔州和部分莱茵河地区的矿区从德国划分出来，其资源和产品均归法国处置。
如果实施这一计划，那么多年后德国将被毁掉：还好这项目标只被认可了一半（在法国，那是一项很有政治吸引力的计划）。但是这项计划有利于法国恢复元气，它占有了德国的大量重要资源——实际上，莫内计划尤其看中自由支配德国的煤炭资源，因为缺少了它，法国的钢铁业就无以为继了。到1938年，法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约40%的煤和焦炭需要从国外购买。到了1944年，法国国内的煤炭产量下滑到只有1938年的一半都不到。整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到了1946年，虽然国内煤炭产量恢复到了1938年的水平，但法国1 000万吨的煤炭进口量还是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离开了德国的煤和焦炭，战后法国的经济复兴计划将注定夭折。
然而，法国的计划中有许多漏洞。首先，它与25年前凯恩斯对法国政策提出的异议相抵触。如果德国的资源对法国自身的复兴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摧毁德国资源就没什么意思了。其次，根本就没有办法强迫德国人为法国效力，因为在德国国内，生活条件低劣而又看不到得以改善的希望。20世纪40年代，战后德国反对外来压迫的全民抵制情绪，比起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要实施法国对战后德国的计划，最重要的阻力是，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它的西方同盟者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一种大意的疏忽。法国同样还得完全仰仗这些同盟者，才能保证安全，并得以恢复活力。在次要问题上——例如与德国的萨尔州之间的海关和货币联盟，1947年法国曾提出自己的方式——西方同盟国可能会接受法国的要求。但是关于德国的未来这一核心问题，法国对于英美的决策却丝毫没有影响力。
法国和苏联的关系略有不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和俄国或盟或友，在公众心里，法国人对俄国的感情比较特殊，战后的民意测验不断地揭示，法国十分同情苏联。1945年2月，民意测验显示，被问及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帮助法国复兴时，25%的法国人认为是苏联，另有24%的人认为是美国。德国战败后，法国外交家们曾指望，出于天然的共同利益，即害怕德国，怀疑英美，希望苏联能长久地支持法国实现外交目标。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把苏联称为“俄国”，这是有更大的历史原因的：1944年12月，他前往莫斯科，商谈一项意义不大的、防止德国侵略复发的《法苏条约》。这位法国领导人高兴地发现，他和斯大林的见面，可以媲美400年前弗朗索瓦一世与苏莱曼大帝的会晤，差别只是“16世纪的法国还没有穆斯林组织”。
然而，斯大林可没有法国式的幻想。他对于作为一种对抗势力来协助法国抵消英美的外交重压不感兴趣。但直到1947年4月，在同盟国外交部长们的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支持乔治·比铎分裂莱茵河地区、控制鲁尔工业区的提议，法国才最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法国政府还在梦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毫无可能的独立政策。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关于煤炭、法国钢铁和农产品市场的谈判也流产了。1947年末，法国国防部长还秘密建议法国可以采取国际中立的立场，与美国和苏联达成防范性的谅解或协议，以防止两国中任意一方对法国挑起进攻。
最终，法国放弃了这些幻想，在1947年回到了它和西方伙伴们的现实之中。原因有三：第一，法国的对德战略失败了，它既没能肢解德国，也没有得到赔偿。法国无权实施它的德国计划，也没有其他人去采纳它的方案。第二，1947年年中，法国陷入了可怕的经济危机。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正如我们所见）也急需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复苏。前者是间接的，但显然得依赖于法国同意对后者的战略。
第三，也是决定性的一点，法国政客们和法国民众的思想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苏联对马歇尔援助的拒绝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详见下一章）的建立，使得强有力的法国共产党从一个不显眼的政府联盟者变为对法国内外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如此一来，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法国可能会走向内战。在这段时间里，巴黎多少有点儿恐惧战争的爆发，又新愁旧虑不断，既担忧德国的复仇主义，又害怕苏联的随时入侵。
在这样的情境下，加上遭到了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法国极不情愿地转向了西方。1947年4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问及美国是否“可以信赖法国”时，外交部长比铎回答道：“可以”——但需要时间，并且条件是如果法国可以避免内战的话。可以理解，马歇尔当时对此并没有太在意，11个月后，他描述说比铎“惊恐不安”。马歇尔认为法国对德国威胁的事先担忧“背时而不切实际”。
马歇尔关于法国害怕德国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缺少对法国近期历史的同情心。法国议会通过了1948年英美对联邦德国的计划，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虽然当时的投票情况势均力敌，297票对289票险胜。法国实在别无选择，但它心里明白。如果他们要经济复苏，并且得到英美在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保护，来抵抗德国复兴或苏联的扩张，那他们就必须赞同——尤其是现在的法国已经深深陷入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里，损失惨重，急切需要美国支援。
美国和英国可以担保法国不受德国军事复兴的威胁，而美国的政策可以保证实现德国的经济复苏。但这些都无法解决法国长久以来的尴尬处境——如何保证法国在德国早已享有的物质和资源方面的特权。如果这些目标通过武力或合并都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德国问题“欧洲化”。这就又像比铎在1948年1月所说的那样：“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必须将这作为一个目标……建议同盟国和德国人自己都要将德国纳入欧洲整体……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为经济上繁荣但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德国注入延续和活力。”
总之，如果无法摧毁德国的话，那就将她融入欧洲体系，使她不再对别人造成军事伤害，却给经济带来好处。1948年以前，要是说法国领导人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没有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只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是一个万不得已才选择的最佳方案。只有在最后放弃“法式”方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采取“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法国领导人花了3年时间才接受了这一方案。那3年里，法国人实际上不得不和他们300年来的历史做斗争和妥协。就结局而言，这可绝不是一项小成绩。
1945年，苏联的情况正好和法国相反。20年来，苏联一直被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现在它开始重新露面了。苏联人口的恢复，红军取得的胜利，还要补充的是，纳粹的占领使得原本最反对苏联的国家也开始转向了，这些都给斯大林带来了声誉和影响力，无论是在政界舆论中还是在街谈巷议里。
这种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魅力建立在权利诱惑的基础上。苏联确实强大：除却德国入侵的最初6个月里的巨大损失外——当时红军损失了400万兵力，8 000架战斗机和1.7万辆坦克——1945年，苏联军队恢复到拥有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到1946年，仅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苏联的常规驻军就达到了约160万人。斯大林直接或间接（如在南斯拉夫）控制了欧洲东部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若不是被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抢先一步，斯大林差点就长驱直入德国北部，进军到丹麦边境。
西方将领们都清楚，如果斯大林下令的话，根本无法阻止红军直捣大西洋。可以肯定的是，美军和英军在战略轰炸能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并且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点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之前，他就早已知道了。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想苏联拥有原子弹——那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要苏联控制德国东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拥有铀矿。几年后，20万东欧人将在这些矿区为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而劳作。
原子弹虽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使斯大林比先前更加怀疑美国的动机，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苏联的军备计划。这些计划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政治规划和目标，后来成为苏联和俄罗斯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中，首先是领土目标：斯大林想收复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两年后和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丢失的土地。通过1939年和1940年与希特勒的秘密会谈及协约，他已经收复了一部分失地。至于其余的失地，却是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丢失的，而苏联红军在向柏林挺进的途中乘机重新占领了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以这种方式占领和并吞了比萨拉比亚地区（从罗马尼亚手里）、布科维纳（从罗马尼亚手里）、下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西乌克兰（从波兰手里）、芬兰东部，而3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的被并吞，与其说是与法西斯敌人之间令人作呕的交易，还不如说是战争胜利一页上的污点。
在这一地区的版图扩大对苏联来说有着双重意义。它结束了被人歧视的地位。对斯大林来说比较重要，他现在已经成了欧亚大陆一个庞大集团的领导人，苏联在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坚持要求设立否决制，这标志着苏联获得了新的权力。此外，土地代表的不仅仅是名声，最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安全。从苏联角度考虑，在西部拥有一块地带，这一大片地区就可以有效地防范德国对俄罗斯的入侵，安全意义非同小可。在雅尔塔会议上，后来又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明确地坚持要求，介于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这些地区，如果不能全部并入苏联国土的话，也应该成为由“没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政府来统治。
对最后这句话的解释，可谓争议颇多。但在1945年，英美两国并不想就此问题和斯大林起争执。在感觉上，苏联有优先权来解释他们认为合适的安全保障，就像最初同意莫斯科有权从原轴心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获得赔偿、战利品、劳力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现在回顾起来，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和经济掠夺似乎是苏联对欧洲东部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一步，当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但在当时，并非每一个人都明显觉察——西方观察者们甚至还觉得莫斯科最初采取的战后姿态比较熟悉和传统，可以让人得到鼓舞。
因为曾有先例。
总之，若不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认真分析它的主张和雄心，就无法理解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但在有些时候，比如说1945-1947年，即使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无所知，只要参照以前沙皇们的政策，也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毕竟，是彼得大帝教会了俄国人如何通过“保护”邻国来实现统治的战略。凯瑟琳女皇又将帝国疆土向南部和西南部延伸。最重要的是，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帝国的势
..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
1815年的维也纳议会——和1945年情况相仿——在打败拿破仑一世以后，那些取得胜利的、相互猜忌的联盟者汇聚一堂，商讨重新构建欧洲大陆的平衡。当时亚历山大的意图十分明显。各小国的利益完全让步于各个大国。由于英国只对海外利益感兴趣，而欧洲大陆又没有可以和俄国抗争的其他势力，沙皇成了当时划分战后欧洲大陆的仲裁者。当地人民的反抗被看作是对此项安排的威胁并遭到了相关势力的镇压。俄国的安全在沙皇统治下的各地区得到了保护——从此不让任何西方军队随意到达莫斯科——随着这一条款的奏效，那些占领军被迫向新体制妥协。
1945年的一切都是在苏联的预谋下进行的。如果亚历山大和他的大臣们假如能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伊凡·马伊斯基1944年11月写的政策备忘录，肯定会觉得它无懈可击：“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状况是战后欧洲只有一种强大的大陆势力——苏联；只有一种强大的海上势力——英国。”当然，130年过去了，情况早就不同了：1945年的斯大林比亚历山大更关注中亚和近东地区（虽然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在那些地区也很活跃）；相反，苏联战略家们并没有像沙皇那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君士坦丁堡、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但是政策的延续性远远超过了差异性。在沙祖诺夫（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俄国外交大臣）的规划中，它们似乎又被联结到了一起，他设想未来东欧是一个众多弱势小国的组合体，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依附于伟大的俄国。
根据沙皇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斯大林明显补充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切实希望看到欧洲经济的崩溃——通过两次大战之间的先例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推断——面对萎缩的世界市场，英美两大帝国成了主要的竞争者，他夸大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由此他不仅演绎出更加动荡的时期即将来临——因此苏联必有所获——而且“分裂”西方联盟也确实可行：尤其是中东问题，可能还借助德国问题。这也是他不急于达成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斯大林认为对他来说，时机有利。
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觉得更安全。相反，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防卫并小心翼翼地心存怀疑，正如乔治·凯南在1946年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对世界局势神经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演说，宣称苏联将恢复到战前对工业化、战备等的重视，提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再次明确地重申，今后只有当苏联需要的时候才会和西方合作。
这些说法并无新意：斯大林又回到了1921年前，后来是从1927年到建立“人民阵线”之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强硬”路线。布尔什维克政权一直不很稳固——毕竟，它生来就只是处于逆境中的少数派的政变，又处在极不受同情的大环境里——和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需要在国内外制造威胁和敌人。此外，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如果1941年德国再早一个月入侵苏联（按照希特勒的原先计划），苏联很可能就垮掉了。和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一样，但理由可能更充分些，苏联领导人一直受困于“突然袭击”的多虑症，担心他们新赢得的地位受到挑战。俄国人（有甚于法国人）几十年来不断把德国看作是主要威胁。
那么，斯大林想要什么呢？他预测到了与西方的关系即将冷却下来，他想充分利用手里的资本和西方的弱势，无疑这是对的。但却无法表明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有其他一些明确的战略。研究苏联占领后的战后民主德国史的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总结说：“苏联人只是被该地区的具体事件所驱使，他们没有预先的计划或思想意识上的考虑。”这不仅适用于解释民主德国事件，它也符合我们对斯大林总体思路的理解。
苏联人并不打算在近期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从1945年6月到1947年末，红军在编人数从1136.5万减少到了287.4万——削减的比例和美英两国大致相当（虽然战场上还保留了相当多装备精良的摩托化师）。当然，苏联的预谋在其西方同时代人眼里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认为斯大林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者的人们也无法完全肯定。不管怎样，莫洛托夫倒是陈述了一件事实，他在自传里说，苏联倾向于利用有利形势而非冒险去实施他们的计划：“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可能的话，我们会采取进攻手段；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等待。”
斯大林本人以反对冒险而著称，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对西方未能对其尽快并进一步..实施“包容政策”感到遗憾的原因。但这些年来没有人想要再打一场战争，而斯大林也很快被说服了放弃扰乱巴黎或罗马的企图（因为他在那些地方并无驻军），人人都意识到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在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人毫不掩饰地拒不理睬英国和美国的意愿，对当地人的意愿更是不屑一顾。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有点模棱两可，苏联红军早就从此地撤军了。
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他在执行莫斯科谈判的决议方面倒是很守信用的。他和他的同事们假设西方同盟理解苏联计划占领和控制“他们的”半个欧洲，他们倾向于把西方对苏联占领区行为的抗议看作形式主义，或者说一次小小的民主宣传。但是他们觉得在要求东欧的独立和自治问题上，西方却咬文嚼字地过于认真了，苏联领导层对此大光其火。这一点从1945年2月莫洛托夫评论西方干预波兰前途的话里可以捕捉到：“我们不知道比利时、法国和希腊等国的政府是
如何组建的。没有人问过我们，然而我们要说，我们不喜欢这些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模式。我们未加干预，只因为那是在英美两国的军事占领区。”
人人都盼望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像上次那样，签订一项包罗万象的《和平条约》。事实上，1946年在巴黎确实签署了5项单独的条约。这些条约解决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意大利的领土等等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挪威问题，挪威从技术角度来说仍然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直到1951年。
最后，那些大国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冲突而达成了一致意见，完全不顾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署了接受苏联统治的条约），这些条约有多么重要。
至于德国问题，那就完全不同了。尤其对苏联人来说，德国问题举足轻重。战争是由德国引起的，和平问题也主要牵涉到德国。苏联人脑子里萦绕着的德国复仇主义阴影并不比法国人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波茨坦会晤时（1945年7月17到8月2日，期间在英国大选中，工党获胜后，艾德礼取代了丘吉尔），达成了共识，将德国从东欧分离出来，对德国的行政再分割是为了占领的需要，以及实现“民主化”、“去纳粹化”和“非卡特尔化”的目标。然而在这些总体上的共同意向之外，困难还是产生了。
虽然当时一致同意将德国经济当作一个单独的单位，但也允许苏联有权从德国的苏占区自由支配和获取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通过从民主德国提供的粮食和原材料供给中，他们相当于从西方占领区又获得了10%的额外补偿。但由于对德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采取了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些协约也带来了矛盾。关于赔偿问题，一开始就引起了分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一样）：俄国人（和法国人）想得到赔偿，苏联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德国兵工厂，并搬走了他们的设备，也不管是否获得其他占领国的认可。
关于德国和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一直没有最后结论。甚至连实施民主化的共同基础这一具体问题，在执行过程中也都遭遇了许多实际困难。结果，同盟国领袖们一致认可了差异的存在，并暂时延缓决定，指派他们的外交部长们稍后就此事另约时间再行会谈。从而开始了所有同盟国外交部长们长达两年时间的会谈——分别代表苏联、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政府：第一次会谈是在波茨坦会议后的两个月，地点是伦敦；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的12月，地点也是在伦敦。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就战后德国问题做出最后决议，并为同盟国和德国、奥地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做好准备。也正是在这些会谈中——尤其明显的是在1947年3月和4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针对德国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变得更清晰了。
英、美的战略部署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谨慎的考虑。如果在德国的西方占领区里的德国人老是处于战败、贫困、并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的话，他们迟早会重新投入纳粹的怀抱——或者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所以在英美两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工作重点早就转向了重新构建民事和政治机构，并赋予德国人管理其国内事务的责任。这给了新的德国政治家们比较多的优势，远比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预期的要多，因此他们立刻就开始充分利用它——宣称除非问题得到改善，并且占领者们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否则他们将无法对德国未来在政治上是否效忠负责。
对西方联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柏林和民主德国地区的苏联占领区内，共产党的占领政策还没有想到要去赢得不满的德国人的感情和选票。不管在满怀仇恨的德国人眼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多么不受欢迎，后一种选择（投靠共产主义）只会更糟糕：如果斯大林真心诚意希望德国保持统一的话，就像他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那么苏联的策略实在是选择得不怎么样。从一开始起，斯大林并未征得同盟国的同意，就在他的占领区内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大肆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尽其所能，无情地榨取德国资源、拆走他们所抓到的一切东西。
斯大林也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共产党还从未考虑过，除了武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对德国，甚至只是对苏联占领区的统治。1946年10月20日柏林市的选举显示，共产党候选人的得票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这样一来，苏联的政策明显地强硬起来。但在这一阶段，西方占领者自己也身陷困境。到1946年7月为止，为养活英军占领区（德国西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当地人口，通过向美国借贷的方式，英国已被迫进口了11.2万吨小麦和5万吨土豆。
英国从德国最多得到了2 900万美元的战后赔偿，但为了维持占领区的供给，每年却要支出8 000万美元。这里的差额只能由纳税人来承担支付，英国政府甚至被迫在国内对面包实行了配给制（这种权宜之计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被采用过）。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登认为，英国是在“给予德国人赔偿”。美国人没有遭遇同样的经济困难，他们的占领区遭受的战争损失不大，但是他们的情况看来也同样荒唐——尤其是美国军队很不满意，因为供养上百万饥荒的德国人的开支要从他们的军事预算中支付。乔治·凯南注意到：“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让我们对德国的一部分独立承担起了责任，德国的这一地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经济自给，由于战争以及德国战败被占领后，这一地区要实现经济自足的可能性更是渺小。在我们同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时候，我们对如何恢复这一被占领区的经济还没有任何计划，因此期望以后可以通过国际协约来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再加上德国对苏联拆运走工厂设备这一举措怨恨日深，美国军事长官克雷将军注意到苏联政府并未对《波茨坦公告》中的有关协议践约，于是在1946年5月单方面暂停了从美占区向苏联（或其他地区）提供赔偿。两个月后，英国也开始效仿这一做法。这只是标志着分裂的开始。法国也和苏联一样，一直想得到战后赔偿，而所有四大同盟国仍然在遵循1946年签订的“产业规划水平”协议，照此协议，德国的生活水准应该被压制在欧洲（不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的平均标准线以下。此外，1946年5月的英国内阁会议考虑到欧洲安全问题，仍然不情愿将德国正式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但明摆的情况是，四大占领国并不想达成一致意见。1946年10月，纽伦堡审判主案结束后，《巴黎和约》的各条款也在11月定了下来，战时结成的同盟国除了负有对德国的共同责任外，相互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矛盾最终上升为军事力量的对比。1946年末，英美达成统一，将他们的占领区经济合并为一个所谓的“双占区”；但这还并不意味着是对德国的划分，更不是标志着要把“双占区”纳入西方范畴。相反，3个月后，即在1947年2月，法国和英国大张旗鼓地签署了《敦刻尔克条约》，双方约定共同抵抗未来德国的任何侵略行为。1947年初，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仍然态度乐观，认为不管采取哪种方法解决德国经济难题，都没必要分裂德国。至少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还是一致的。
真正的分裂是从1947年春开始的，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3月10日到4月24日），会上重提了寻求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和平协议。这次会上双方的裂痕开始明显了。美英两国决定重建联邦德国经济，期望德国可以实现自给并有助于欧洲总体经济的复苏。苏联代表想从德国西部地区获得赔偿，因此希望根据最初在波茨坦所设想的一样（虽然比较模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行政、经济实体。但是，现在西方同盟国不再想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脱对德国西部的人口负担——这同时本身也是出于政治考虑——只要当时的军事力量是不对称的，还可以将这个国家实际上转交到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驻德国的美国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K·墨菲指出：“是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真正拉下了铁幕。”恩斯特·贝文甚至在抵达莫斯科以前就早已放弃了正式的希望，认为关于德国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对马歇尔（和比铎）来说这是一个做出定义的时刻。无疑，这对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来说也一样。到了下一次四国外交部长们在巴黎会晤时，从6月27日到7月2日，他们讨论了马歇尔突然提出的新计划，美国和英国早就一致同意（5月23日）允许德国参加新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这拉开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筹备期序幕。
从此以后，事情迅速向前发展。双方不再寻求或做出任何妥协：美国和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苏联和德国单方面签订和约，并为预先阻止这一切而同意延缓和妥协，但最后认为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决定不再把这一结果考虑在内。8月份，他们单方面提高了双占区的产能（引起苏联和法国的一片批评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那份报告JCS1067（即“摩根索计划”）被JCS1779取代，它正式指出了美国的新目标：与德国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联合，鼓励德国政府自治。尤其对美国人来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了。
在伦敦，外交部长们——莫洛托夫、贝文、马歇尔和比铎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从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这是一次奇怪的聚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已破裂。西方联盟之间一直致力于西欧复兴的独立计划；而早在两个月之前，斯大林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国内事务中采取不调和路线，并且对那些加入了苏联统治集团的、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实行严厉看管。这些部长们就像过去一样，讨论了要在西方联盟的控制下筹建一个德国人政府的前景，并讨论了可以达成最终和约的一些其他条款。但关于如何管理德国并未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对德国的未来也没有做任何规划，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预先安排下一次会议。
相反，英、法、美三国却继续就德国的未来问题展开了三方会谈，地点又一次设在伦敦，时间是1948年2月23日。正好也就在那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功发动了政变，标志着斯大林明确放弃了他的早期战略，开始认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受布拉格政变的影响，法国和英国将他们的《敦刻尔克条约》扩展成为3月27日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一起纳入共同防卫体系。
现在已经消除了一切障碍，西方领导人和伦敦会议迅
..速同意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联邦德国，并制定规划，要为联邦德国建立一个最终的政府（这一计划得到了法国代表的赞成，作为交换，他们暂时同意将萨尔从德国分离出来，并建议成立独立的权力机构监管鲁尔地区的工业）。这些计划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无疑地遭到了驻柏林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抗议（他忘记了苏联自己早就多次违背了那些同样的精神）。
3月10日，索科洛夫斯基谴责这项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强加于德国民众的，完全否定了德国人表达自己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和机会。他重申了苏联的看法，认为西方列强在干预德国东部问题时，滥用了他们在柏林的权力——该地区应该属于苏联占领区。10天以后，即3月20日，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痛斥西方联盟的“单方面行为”，“欺骗了联邦德国人民，损害了和平国家的利益，违背了热爱和平的德国人民的意志——他们追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和民主”。随后他愤然拂袖而去，其他苏联代表也跟着退出了会场。接下来的会议日期一直未定。同盟国之间对德国的共同占领就此宣告结束：两周不到，即4月1日，柏林的苏联军政府开始干涉联邦德国和西方联盟在柏林占领区之间的道路交通问题。欧洲大陆真正的冷战开始了。
不用再质问，通过上述叙述就可以明了“谁发动了冷战？”就冷战是因德国而起这一点来看，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个分裂的国家，所以各方都可能选择让德国统一。1945年5月，还没有人会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深感不满。一些德国政治家，最著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纳，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还得感激国家的分裂：假如德国继续保持四国占领局面或实现统一的话，一个来自边远西部天主教莱茵地区、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客将不大可能在政坛上脱颖而出。
阿登纳并没有将德国的分裂当作他的政治目标，不管私底下他是多么欢迎这一结果。在联邦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政敌是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舒马赫，一位来自西普鲁士的新教徒、一位孜孜不倦地主张德国统一的鼓吹者。与阿登纳相反，舒马赫宁愿德国成为中立国，也不愿意看到现在德国分裂的局面——这看起来是斯大林所许诺的。当时的舒马赫在德国更受大众欢迎，这成了阿登纳不得不谨慎行事、并将德国分裂的责任推卸到占领军身上的原因所在。
到了1948年，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并非不乐意看到德国出现分裂，面积较大的德国西部现在主要控制在美国人手中。虽然有一些人曾经预测到了这一结局，如乔治·凯南（早在1945年，他就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引导美占德国区成为……一个繁荣、安全、优秀的独立体，这样就不会受到东部的威胁”），但他们还只是少数派。美国人和斯大林一样，这些年来一直在临时凑合，没有计划。有时候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有些重要决定和宣言，例如著名的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加速并促成了斯大林从妥协到严厉的态度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欧洲的分裂责任在于华盛顿政府的麻木不仁，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它那早已预谋好的不退让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此事而言，杜鲁门主义对苏联谋略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作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上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们反抗来自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的占领企图，这是美国的政策。”这也是对伦敦政府因1947年2月的英国经济危机而无力再继续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一事的直接回应。美国将转而扮演英国的角色。杜鲁门因此寻求美国国会的批准，为其海外援助计划增加40亿美元的预算：为确保获得这笔资金，他在申请中列举了共产党的活动引发的危机。
美国国会对他的讲话很重视，但莫斯科方面却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对土耳其和希腊——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很感兴趣。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范围不应该受到杜鲁门哗众取宠表演的影响。相反，他继续认为和西方阵营的分裂对未来是件好事，美国肯承担以前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责任就是个标志和先兆。不管是什么导致了斯大林对东欧的策略性思考，那肯定不是由美国国内政治说法的变化而引起的。
导致德国和欧洲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年来斯大林自己的过错。在中欧，他曾想选择让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衰弱和中立，但是在1945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不肯妥协的僵持和冲突战略中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假如斯大林的愿望是想看着德国腐朽下去，并让德国人怨恨而又无助地最后求助于他的话，那斯大林的算盘就完全打错了——虽然在联邦德国占领区的同盟国政府曾经担忧他有可能计谋得逞。由此看来，欧洲冷战的不可避免是由苏联独裁者的个人性格和他领导的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实际情况是，德国就在斯大林的脚下，这一点他的敌人们都清楚：“问题是我们在玩火，却又没有工具去扑灭它”，1948年2月13日马歇尔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了如此描述。苏联要做的只是接受马歇尔计划，并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莫斯科曾经本着良好的信念，寻求建立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德国。在1947年，这有可能会迅速改变欧洲力量均衡中的优势。无论马歇尔、贝文和他们的顾问们对这一行动如何考虑对策，他们将无力阻止这一切。这一战略计谋远比斯大林无法让西方信任这一点来得高超。就像迪恩·艾奇逊在另一场合所说的：“我们比对手们来得幸运！”
回顾过去，多少有点讽刺性的是，为了削弱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过于强大的势力，各方展开了一场死伤无数的大战，战后的胜利者们却又对击垮战后德国这一巨人的安排意见不一，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只能在他们内部将其瓜分。很显然，先是英国，接着是美国，然后是法国，最后是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是不断地争论协议条款，然后公之于众。这样做虽然让人感觉不佳但却行之有效。用英国驻德国占领区的情报官员诺尔·安南的话说：“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自己却和希特勒的自觉追随者们沆瀣一气，这想起来确实令人憎恶。但是对西方而言，最好的希望还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建立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第5章 冷战来临
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吧，这对想要一统天下的俄国君主来说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的马其顿。他们还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想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关于建立欧洲秩序这一想法，不是说要人为地创建一个德国，而是势在必行。
——鲍尔·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安东尼·艾登，1952年1月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米洛万·德热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所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的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结果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演变成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观点也很清晰——早在共产党占领东欧以前，他就告诉过德热拉斯。苏联参战的目的是击败德国，重振雄风，确保苏联在西部边防的安全。无论将来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区不应该悬而未决。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之间这块南北纵向的地区上，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国政府虽然不值一提，但对苏联是一致敌对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直对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苏联会对他们入侵。在斯大林看来，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在那些事先还未并入苏联范围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并且不会威胁苏联安全的政府。
但要保证这一结局的实现，就必须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苏联一样，这从一开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图。他的目标看来非常直截了当：像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这些国家里的旧贵族早已名誉扫地，若想将他们清除掉，除旧布新，这并不太难。在许多地方，苏联占领者起初是作为解放者、作为变革和改革的先锋而受到欢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外，苏联对西方邻国的内部事务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动。即使在那些共产党占有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他们对苏联的认可以及1927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执的影响，将他们自身推到了东欧政治的边缘。苏联后来的一些做法，他们对在莫斯科避难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监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们的弱势——对波兰领导人事件的处理，差点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的灭亡。
1945年2月，当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迪亚斯·拉科西从莫斯科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尚可以依赖大约4 000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根据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的自述，近2 000万民众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产党员。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见好：1944年9月只有大约8 000名共产党。只有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区，在那里共产党作为胜利的游击队抵抗组织保存了下来，共产主义这才得以代表了基层大众。
一方面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还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斯大林从30年代人们熟悉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实际经验中想出了最初的战略：赞成他们成立“阵线”政府，结成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联合阵线，排除和惩罚旧政权及其支持者，谨慎地、“民主”地实行改革，而非实施革命。到战争结束或刚结束后不久，东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实上，控制比政策来得更重要。在东欧的每一个联合政府——“祖国战线”、“联合统一政府”、“反法西斯团体联盟”——里，共产党都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断、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权力，由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百万农民的忠心。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机遇巧合。共产党还进入了重要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地区行政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
相反，东欧的共产党并不急于要求获得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的职务，而通常把这些职务让给同他们联合的党派，例如社会党、农业党或自由党。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性质——共产党只在其中占有少数地位——有助于安抚西方观察者。当地百姓可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预先小心防范——1945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上升到了80万——但在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策略还是相当令人心安地温和的。除了土地集体化外，共产党一直在敦促给无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充公外，共产党并没有强制实行资产公有制或国有化——它要求得并不多，甚至比同它联合的党派要求的还少。也几乎没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目标。
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民主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国家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1945年11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或小土地拥有者党派的代表所击败。
结果，共产党转向采用施加压力的措施，伴随着公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那些竞争对手遭到了诬蔑、威胁、殴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样的对待，被监禁甚至枪杀。“人民”民兵助长了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共产党发言人将此归咎于政治批评家们。那些弱小或不受欢迎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成了公众辱骂的目标，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同伴忍受着这种辱骂。因此，在保加利亚，早在1946年夏，农业联盟党的22名常务委员中就有7人、80名委员>?中有35人被监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农业党记者库内夫，控诉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真正的罪犯的姿态称保加利亚政府是政治和经济的梦想狂”。
农业党、自由党和其他主流党派轻而易举地成了众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情绪之名，最后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大、最复杂的一项障碍是当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一直参与了共产党的改革。在中欧和东欧，很难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或其同谋——他们也曾经和共产党一样遭到了压迫。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东欧，只要存在着工人阶级，他们就在传统上忠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因而，当共产党无法轻易打败社会党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加入他们的方式。
或者毋宁说，这是在让社会党加入共产党。这是共产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项策略。1918-1921年间，列宁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欧洲的社会党，将激进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进新成立的共产党，并谴责社会党的残余部分为反革命，让他们遭到历史的淘汰。但当各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处于少数派地位时，莫斯科改变了策略，转向了同（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的计划——当然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管下。在当时东欧已经获得解放的氛围下，这种建议在许多社会党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敏感。
甚至在西欧，一些有左倾思想的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成员也被共产党吸引，受邀请合并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压力难以抵抗。在苏占德国区首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会议上）共产党决定联合比他们大得多的社会党“同盟者”。这次合并以两个月后“社会统一党”的诞生而初战告捷（在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党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产党”的名字，这是这些合并的特征之一）。事实证明，在苏占德国区，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对这次合并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在新党派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德国新政府中，他们被授予了极高的权位。那些抗议或反对成立新党的社会党成员遭到了谴责、驱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里，这些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罗马尼亚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亚在8月份，波兰在12月份。那时，社会党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们消失之前，已经早就不是在本国政治领域内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国一样，那些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原社会党人获得了一些空头衔。原来的社会党人阿尔帕德·萨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
东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西方的社会党经常鼓励它们与共产党合并，这要么是天真地认为，只要那样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么寄希望于缓冲共产党的行动。直到1947年，东欧那些独立的社会党（即拒绝和共产党同志们合作的社会党）才被阻止加入国际社会党组织，因为它们对“进步”力量联盟来说是一种障碍。同时，它们在国内又遭受着屈辱和暴力。即使他们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境况也未见好转——1948年2月在罗马尼亚两个党派“联合”的议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谴责她的前社会党同事，说他们蓄意破坏体制，对反动政府奴颜婢膝，“恶意中伤”苏维埃。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一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这些对苏联最初接管东欧之情况的描述，展现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普遍进程。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将民族差异性考虑在内。共产党想要通过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来确保安全，这看起来是斯大林的意愿，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点却是在权力而非合法性上。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对司法和政治的顾虑却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选举的胜利会为其开脱后，它甚至不惜牺牲外部的同情。
此外，各国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曾经是苏联的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共产党势力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和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关系明显，正好处于苏联版图的外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前第三国际的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谁要是在选举中不投共产党的票，谁就被认作是叛徒。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议会465个席位中，共产党的对手们还是赢得了101席。但反对派早已注定要失败——占领区的红军及其当地同盟者公开消灭反对势力的唯一障碍是，他们需要和西方同盟国合作签订关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来确保英美认可共产党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在保加利亚的合法权威。
一旦签署了和约，共产党就意识到等待不会有结果，各种事件该发生的还是会按时间顺序陆续发生。1947年6月5日，美国参议院不顾驻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心，正式认可了《巴黎和约》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的条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亚反共产党的政客、农业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于不愿意跟随绝大多数识时务的农业党人，他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祖国阵线）。对他的审判从8月5日持续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正式生效，4天后，美国对索非亚政府给予外交认可。96小时后执行了对佩特科夫的处决，对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国官方表态后才公布。通过司法程序杀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再也不惧怕任何绊脚石了。苏联将军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红军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时说道：“我们没有权利不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努力消灭这个可怜虫。”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还要低微。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亲俄罗斯情结，使共产党可以利用。
虽然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保证过会归还其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1940年在胁迫下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这两块地方早就并入了苏联，他也不愿意归还与保加利亚接壤的罗马尼亚东南地区的南多布罗加。结果，在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这一重要地区，完全受束缚于苏联提出的对当时还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土地要求。
更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表现得不像罗马尼亚人，至少不符合罗马尼亚的传统标准。安娜·鲍克是犹太人，埃米尔·鲍德纳拉斯是乌克兰人，瓦西尔·卢卡有着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由于老是被看作外来人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完全得仰仗苏联军队。他们得以在本国内生存，不是依靠大选获胜——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实际目标——而是依靠他们神速地、高效地占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并消灭“历史上的”敌对党派。对这一任务，他们执行起来得心应手：早在1948年3月，他们的政府就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罗马尼亚的情况和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装甲部队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盖格区的种族压迫的动乱）一样，颠覆和暴力并不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第二次世.９9lｉb?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位于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途；在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向西面实现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兰，亲苏的当地政府通过公众选择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与巴尔干半岛各国不同的是，波兰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轴心国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曾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在东、西战线；波兰人对战后前途充满了希望。
正如后来所示，那些期望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波兰共产党的“卢布林委员会”经苏联授权成立于1944年7月，这样苏联就可以在抵达华沙时就拥有一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政府来掌控大权。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没什么群众基础，只得到了当地尤其是年轻人的些许支持，他们强调和苏联“友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范德国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土（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忧虑），可以实现民族交换政策，例如波兰可以清除剩余的乌克兰少数民族，而东欧各地的波兰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边界内重新定居下来。这些想法有助于处
藏书网于民族边缘化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犹太裔的）获得机会，融入波兰民族甚至它的政治传统中去。
然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它的支持者们遭到了威胁，它的领导者们遭到了攻击，它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和抨击。在1947年1月，波兰的议会选举完全被操纵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农民党只得到10%的选票。
9个月后，米科拉伊奇克为保性命，逃离了波兰。以后的几年里，战时的“内卫军”（Home Army）剩余力量仍以游击队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于事无补，毫无希望。
苏联对于波兰的政治斗争如此感兴趣，导致波兰人在战时——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幻想看来更加虚幻而不切实际。而匈牙利关于“走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信念倒并不完全是幻想。战后莫斯科对匈牙利的主要兴趣在于构建一条将来红军可以通向西方、进入奥地利（或者是后来意图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当地共产党人需要广泛支持，他们的苏联顾问们就会很乐意上演“民主”策略，并且乐此不疲。
但是事实证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达佩斯，共产党也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农党”（在匈牙利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农业党）尽管被看作是反动派甚至是法西斯党，却稳稳占据了1945年11月全国大选的绝对优势。后来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其领导人安娜·凯斯里拒不相信共产党会在选举上弄虚作假），共产党成功驱逐了议会里小农党的一些议员，并在1947年2月起诉他们阴谋造反，指控他们的领导人贝拉·科瓦茨是反对红军的间谍（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56年得以回国）。在1947年8月新一轮的选举中，虽然共产党人、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厚颜无耻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产党还是只保住了22%的选票，尽管小农党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和它的东欧邻国汇聚到了一起。在接下来的1949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了95.6%的选票。
回顾往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要实现东欧民主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中欧和东欧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民主或自由传统。在欧洲的这些地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各国政府一直充斥着腐败、威权主义，甚至嗜好谋杀。旧的统治阶层充满腐朽气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当权阶级极其官僚，正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人又将被招募为共产党国家的行政干部。借着“社会主义”的调子，从落后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向共产党的“大众民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而易举。因此，历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或匈牙利转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极大地削弱了反共产党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才对苏联的恐怖势力感到害怕。毕竟，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格劳斯在共产党日报《人道报》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苏联的保护难道不是既防止了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的民族独立吗？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丘吉尔注意到：“总有一天，德国人会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现在苏联自命为罗马尼亚和波兰新边界的捍卫者，更不用说那些驱逐了德国人之后重新分配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其他土地了。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也表明了苏联红军势力的无所不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第37军系由1944年9月占领罗马尼亚的红军派遣，一直驻守在保加利亚，直到1947年《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止。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驻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后又再次驻守），在罗马尼亚驻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整40年的统治一直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苏联军队还经常在波兰境内通行自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并不想离开这片欧洲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也因此把它们的前途和苏联这一强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明显的例外。许多捷克人欢迎苏联人来做解放者。由于慕尼黑条约，他们对西方势力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依赖伦敦的爱德华·贝内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个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确表态的政府。1943年12月，贝内斯对莫洛托夫如此解释他的处境：“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会在言行上都配合苏联政府代表。”虽然贝内斯不一定像他的导师、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那么警惕投入俄罗斯人或者说是苏联人怀抱的危险性，但他也不是一个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1938年前它寻求和巴黎关系亲近一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身处中欧、易受攻击的弱小国家，它需要保护者。
因此，虽然身处“东”欧国家，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最具有西欧特点——它在历史上就具备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战后则实行西方倾向的社会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一地区在1945年以后苏联的最亲密同盟，虽然由于苏联的土地“调整”使它丧失了最东部的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鲁塞尼亚。那也是贝内斯在东欧和东南欧众多的战时流亡政府总理中唯一得以班师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年4月，他重组班子，联合了7名共产党人和其他4个党派的11位部长。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捷克共产党真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那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爱戴，获得了84.9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0%）。他们并没有依靠红军，1945年11月红军就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以外交机构的形式在布拉格还是保留了一些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在一种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满忧虑的气氛中举行了，共产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区赢得了40.2%的选票，在大部分农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区获得了31%的选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党表现更佳，它获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1/3的民众的欢迎。
捷克共产党预计能继续获胜，因而他们一开始就对马歇尔援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招募新人为未来投票做准备——党员人数从1945年5月的5万人左右上升到1946年4月的122万人，到1948年1月达到131万人（全国人口只有1 200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党利用恩惠和压力等手段来确保选票的可能性。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门，并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预测到1948年的选举结果后，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通过“捷克式的道路”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东欧其他国家相当不同。
哥特瓦尔德确信不需要苏联帮助，就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胜，这一点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1947年秋，斯大林都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驱逐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这引起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赖苏联），战后，贝内斯政府把重点放在了经济规划、国有化和努力工作上，这使得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国记者将这种精神和苏联早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联想起来。早在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政府和独揽大权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栏里就一直张贴着斯大林的画像，把他的画像和贝内斯总统的画像挂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总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
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布拉格政变唤醒了西欧社会党人对东欧政治生活现实的认识。1948年2月29日，年迈的莱昂·布鲁姆在法国社会党报纸《大众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批评西欧社会党未能站出来对东欧同志们的遭遇大胆说话。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如果说斯大林在策动布拉格政变时未曾料想到这些后果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他老是通过苏联集团来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举足轻重。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同一时期的德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苏联的政策由原来的阻碍与反对迅速地转向了同它的前盟友之间的公开对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个时代的风格，转变了策略。这一转变，总的来说是表现了斯大林因无法如其所愿地控制欧洲和德国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南斯拉夫与日俱增的恼怒。
1947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地位很独特。和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力量上台执政，既没有依靠当地同盟，也没有借助外来支援。当然，英国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对契特尼游击队的资助，而转向支持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于南斯拉夫的金钱资助（4.15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72%的资金来自于美国。但对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抵抗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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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美军解放拉瓦尔镇的几小时后，一名法国妇女因被指控犯有与德国占领军“卧式合作”而被剪掉头发，游街示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成千上万名妇女因同样原因遭此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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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在基辅，德国士兵以战犯罪名被公开处以绞刑。对于战后实行的审判和处决，无论当时苏联的动机有多复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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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德国战败后不久，一个小男孩路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营外的乡间路边堆放着成百上千被关押者的尸体。和战后许多德国成年人一样，小男孩扭头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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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南斯拉夫契特尼（民族主义）战时抵抗运动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军事法庭上。对共产党游击队来说，契特尼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和外国侵略者一样严重。战后，铁托对他们实行了无情镇压。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8日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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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的严冬，伦敦妇女排长队等候购煤。燃料供应十分紧缺，大多数妇女不得不等候整天以获得每周的配额。那些婴儿手推车为运煤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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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6日救济金首发日，一位母亲携带孩子们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领取家庭救济金。战后欧洲的福利机制促进了正式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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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援助（1）：1949年2月3日，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首批食糖从加勒比海地区运抵伦敦码头。工党的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左）、马歇尔计划代表埃尔默·霍尔姆格林（中）到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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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援助（2）：1949年圣诞节的雅典，希腊孤儿们领取用“马歇尔计划面粉”制作的面包。即便在贫困的希腊，马歇尔计划振奋人心的作用和物质捐助一样，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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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援助（3）：“世界人民不想再受战争之苦。”——约瑟夫·斯大林（和鸡蛋一起递送的步枪上裹着的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请注意：苏联在西方的支持者们正在一面法文旗帜下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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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5日，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的文切斯拉斯广场集会，倾听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成立新政府。请注意观众的不同表情流露——共产党政变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而是受到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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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铁托的画像装点在布拉格的一座大楼外墙。1948年春，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是恼恨铁托不听话：他搞个人崇拜，并且越来越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独裁权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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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一架美国飞机在柏林的藤珀尔霍夫机场着陆。对柏林长达11个月的封锁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失误：它驱散了德国人的中立幻想，促使西方联盟进驻柏林，加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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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大叔”在莫斯科的一个接待站，1949年。“（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言词朴实——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然而只有当他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相信他。”——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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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成立大会。从左至右：迪恩·艾奇逊，美国国务卿，“遏制”政策的主要幕后人；厄内斯特·贝文，战后英国外交大臣，首倡建立大西洋联盟者；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建议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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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17日的民主德国动乱，首次标志着在苏联集团内部，人们可能会“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布莱希特荒唐地提出）“感动大众，另选一个”的建议还未一试，就已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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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3日，拉兹洛·拉吉克（中）在受审判的最后一天。身为内政部长，拉吉克对许多无辜者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他本人的审判和处决使他成为后几代人心中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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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52年，苏联的古拉格岛上的劳改犯。那一年是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达到第二个巅峰期的年头，170万犯人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另有80万人在移居地服劳役，275.3万人遭到“特别安置”。“一般的”苦刑期长达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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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6月23日，让-保罗·萨特在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欣赏善本图书。这些年里萨特对共产主义的沉迷主要来自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反美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玷污了他的国际声誉，并有损其战后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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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雷蒙·阿隆（左）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在没有自由的时代，阿隆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政见往往不被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在政治上没有善恶之选，只有好恶之争。”
在胜利的鼓舞下，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走东欧其他被解放国家的那种联合政府之路，他们立刻消灭了所有的敌人。1945年11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者们明确无疑地面对着一种选择：或者是铁托的“人民阵线”……或者是一只公然贴着“反对派”标记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引进了一套直接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铁托推行这套制度时变本加厉，他大肆逮捕、监禁和处死他的反对者，同时强制实行土地的集体化。而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还在小心翼翼地树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来南斯拉夫正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强硬前沿。
从表面上看来，南斯拉夫的激进主义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对苏联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还很热络。苏联毫不吝惜对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的溢美之词，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将南斯拉夫树立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作为回报，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一切场合表达他们对苏联的敬重，他们自认为是把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进巴尔干半岛的典范。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说：“我们人人都在精神上倾向于苏联。要不是由于它那种傲慢大国式的忠诚标准，每个人都会继续忠于它。”
但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投入总是太过热情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斯大林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革命的兴趣更大：应该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党的战略，由莫斯科来决定何时采取稳健路线、何时采取激进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不应当只是一种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会效仿苏联，但他们想要跳出苏联的掌心，就会遭到批评。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铁托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他树立东南欧共产党标准的雄心方面，这位前游击队将军跑到了苏联战略的前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胜利：他正变得比国王还像国王。
斯大林虽然早在1945年1月就对“缺乏经验的”铁托很恼怒，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铁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还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树立为与苏联革命相抗争的模式，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不和随着地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开始显现上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开始孕育野心，其实这早就根植于巴尔干的历史中，想要吞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部分地区，将南斯拉夫扩大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邦”。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颇有吸引力——在索非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眼里，这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很有意义，并觉得这将进一步摆脱小国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斯大林自己一开始也并不反对谈论巴尔干联邦。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心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号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还在公开谈论这一前景。但是这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东南欧纳入共同联邦的诱人计划还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对此早就心存怀疑，当地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共同合作的基础刚有眉目，马上就显现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区霸权。斯大林很可能马上会给铁托扣上一顶帽子，说他有野心。其二，显得非常严重的是，在西方，铁托正在给斯大林制造麻烦。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因此，铁托煽动和鼓励希腊的叛乱，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的介入，希腊错综复杂的局面早就会自己得到和平解决
——而且铁托本人也会由于受到排斥，而进一步被踢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圈子。但是铁托不光在南巴尔干半岛上使斯大林尴尬，他同时也激起了英美两国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半岛，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国签订《意大利和约》的障碍：1947年9月《和约》最后签署时，的里雅斯特地区一直悬而未定，同盟国军队仍然驻防在该地区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紧邻的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铁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愿分得这一地区，但斯大林宁愿维持这一地区的未定现状（这样苏联就可以享有明显有利条件，得以在奥地利东部屯兵，当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驻军）。
铁托将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主张和游击革命的狂热相结合，这越来越使斯大林觉得尴尬。根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史》所说，1945年5月之后，在西方军事圈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根本瞧不上意大利东北端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乐意看到意大利共产党被他们的共产党邻国不讨人喜欢的区域野心所为难。
由于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对南斯拉夫的恼怒就激化了。虽然保加利亚首都火车站上贴满了铁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诟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治国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会议上，奴颜婢膝、满腔忠诚的拉科西还向斯大林汇报了铁托对他的私人的赞扬之辞，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满意。铁托已经不仅仅是给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外交尴尬，他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惹麻烦。
在外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成形于苏联，并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挥。但在斯大林眼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从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除了在中国以外，莫斯科确实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然而在战争期间，它失去了这种控制权——以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为标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在欧洲，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苏联扶植就上台执政的党派，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虽然表示继续对莫斯科效忠，却是一天一天靠着自己逐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建议和指令。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不知情。就像捷克共产党，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指导更少，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国或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联合执政方式，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党内目标时，并不觉得那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变了。1947年5月，担任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人被逐出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寄希望于他领导的共产党能重新加入联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还称那些提倡反对派全部出局的人为“冒险家”。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很显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在日丹诺夫发信给多列士的几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东欧邻国及其卫星国签订了商务协议，以此作为一致对抗马歇尔计划的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打击在该地区的对苏联影响力的威胁。布拉格、巴黎、罗马所追求的并且此时被斯大林默认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诺夫所宣布的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所代替，转而退向对抗战略。
为了执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兰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会议。除苏联外，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接替共产国际负责“协调”国际间共产党的活动，加强莫斯科和它的各卫星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但这次会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际上只开过3次会，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标是重新建立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热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都迅速转向对抗战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各种活动——在东欧还上升到夺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开会，宣告正式开始针对他们先前的同盟者社会党的诋毁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向稍微晚了点，但在194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也采用了“新路线”，它的焦点是“为和平而战”。结果西欧共产党遭遇了重重灾难——他们被推到了国内事务的边缘。在意大利，损失更重。由于梵蒂冈和美国大使馆站在反共这一方，大肆干预，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遭到失败。
但是没有关系。在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理论中，西方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只是处于次要的、搞破坏者的地位。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论在当时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绊脚石，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财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树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表现出的纡尊降贵的姿态，令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耿耿于怀：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各地共产党无不拍手称快，谴责“铁托党的叛变”，无需苏联的任何鼓励，他们就大肆辱骂和嘲讽那些失宠的巴尔干同志们。
其实，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裂痕最早公开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谴责巴尔干联邦这一想法引起，苏联由此取消了贸易谈判，接着又在下一个月召回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顾问和民事顾问。虽然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沟通和指责，双方都宣称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堪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有被制服。但当时他和他的国家实际上比表象看起来还要弱。若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铁托很有可能难以逃脱苏联对他的经济制裁和苏联干预所构成的颇有实效性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贸易都是和苏联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年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它的攻击步步紧逼。在善于使用修饰词的列宁式的辱骂语汇里，铁托成了“犹大铁托及其煽动者”、“泛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新沙皇”。他的追随者们被骂为“无耻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战争与死亡营里的害人的先驱、阴险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孝子贤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贬为“一帮间谍、煽动者和刽子手”，“一群啃着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的资本而吠叫、受美国牵制的狗”。
铁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击时，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巅峰状态的那几年。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清洗和公开审判，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确实看出了铁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害怕他可能会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或他们的政权产生腐蚀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坚持强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正面临危险，并且提醒人们，这些正是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须强调要对苏联和斯大林效忠，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或“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义的第二轮冰河时代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不辞辛劳地想在东欧渗入或再次渗入他的权力的话，那他将要付出相当代价，因为他正在失去在德国获得的先机。
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国在伦敦开会，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6月18日宣布发行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三天后就开始流通（这些纸币是在美国秘密印制后，再由美国军队护送运回法兰克福）。同时开始回收旧的帝国马克，允许居民按1∶1的比率兑换手里40%的旧马克，其余的旧币换新币则要按10∶1的比率兑换。虽然新货币一开始不受欢迎（因为导致了储蓄受损、物价上涨，这让许多居民无法购买东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商店里摆满了货物，农民和商人愿意按照一种可靠的兑换率，以固定价格售货。
6月23日，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也发行了新货币——民主德国马克，并切断了连接柏林和联邦德国的铁路线（三周后又关闭了运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军事政府阻止了苏联向西柏林输送民主德国新货币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柏林城是处在四国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从此就一直没有落入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范围。随着苏联军队对进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的加强，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利用空运为它们自己的占领区保障供给。6月26日，第一架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的藤珀尔霍夫空军基地。
对柏林的空运一直延续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共空运了约230万吨食物，一共起飞了27.75万架次飞机，牺牲了73名盟军飞行员。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弃该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无任何文字保证西方同盟国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这正是斯大林的真实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来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西方盟国不仅继续紧紧抓住柏林不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
怪，而西柏林人在无限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接着是布拉格政变，反而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继续实施他们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他们使得分别设立德国的设想越来越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认同。1949年4月，法国加入了“双占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经济体，拥有4 900万居民（而苏占区只有1 700万人口）。
和斯大林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一样，封锁柏林也只是一项临时决定，而根本没有经过如何进逼的深思熟虑（虽然当时西方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无可指摘）。斯大林并不想为了柏林而发动战争。
相应地，由于封锁失败，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开表示要解除封锁，以换取延缓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西方盟国根本就无意让步，但同意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因此5月12日，苏联取消了封锁政策，但仅仅换来了一次定于5月23日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
这次会议如期召开并持续了一个月，但如前所料，却并未达成任何共同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恰恰是在联邦德国议会刚在波恩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基本法》之后；一周后，作为回应，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民主德国政府的计划，正式成立时间是10月7日。
6月20日，会议中断了，联邦德国的军政府转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虽然西方盟国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并在必要时可以恢复直接行使权力，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紧随着基督民主党在8月份大选中的胜利，康拉德·阿登纳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
柏林危机导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结果。第一，它直接导致成立了两个德国，4年前没有一个同盟国会料到是这一结局。对西方各大国来说，这成了一项吸引人而又很现实的目标；实际上，鉴于德国统一后可能产生的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人会急吼吼地盼望它发生。正如9年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答复夏尔·戴高乐总统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有何想法时所说的：“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一贯支持重新统一。那样说，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对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认识到既无法在德国人的效忠问题上和西方同盟国竞争，又没法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国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柏林危机使美国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欧洲展示了它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的成就——正是贝文成功地敦促美国对柏林的空投。当时杜鲁门被马歇尔和克雷将军（美军驻柏林司令官）说动了，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法国是所有卷入柏林危机的国家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因为从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间，它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民议会中各党派的统治优势均不明显。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柏林危机直接使西方的军事预算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西方想保护德国不受苏联侵犯，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有一定实力才行。柏林危机刚出现时，美国曾经在英国部署了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群，当时美国拥有56颗原子弹。但华盛顿政府对如何使用这些原子弹并没有明确政策（杜鲁门本人尤其不愿意使用它们），而且万一苏联领先的话，美国在欧洲战略上仍然考虑从欧洲大陆撤兵。
军事上的重新考虑是由捷克的政变引起的。捷克政变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高度危险期，关于战争的议论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克雷将军都感受到了这种到处蔓延的恐惧：“几个月来，根据逻辑分析，我原以为并且认定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战争。但最近几周里，我感觉到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一时之间无法描述，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剧烈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立法，欧洲各盟国之间也于1948年3月17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捆绑在一起达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因为当时欧洲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了无法面对苏联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以前一样易受侵略：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德克·斯迪克在回忆时说的，“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只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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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与东欧
英国首先向华盛顿提出新的方案。在1948年1月22日的议会发言中，贝文提出让英国和它的大陆邻国之间组成共同防御战略，成立一个“西欧联盟”，这样一来，英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再脱离欧洲大陆国家了——这与英国原来的思路大相径庭，意义重大。这一西欧联盟根据《布鲁塞尔条约》正式宣告成立，但贝文在3月11日给马歇尔的口信中解释说：只有把安全范围扩大到将北大西洋作为整体统一考虑，这样的组织才会确有实效——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深表同意，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对挪威大力施压，要求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贝文的敦促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卫条约。1948年7月6日，也就是开始柏林空运后的第十天，时值南斯拉夫刚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些会谈内容对其他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做了公开。其中，法国又一次对英美背着它私下里安排世界局势非常不满。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都签名加入了该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还鲜有人预测到美国会加入欧洲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情愿认同这项公约的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一成员国遭袭击时，其他成员国须提供援助）。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有关大西洋的公约，而非欧美之间的联盟，因此经过长达3个月的讨论后，这一公约仅得到了国会层面的通过。事实上，迪恩·艾奇逊在参议院代表政府发表意见时，小心翼翼地坚持认为，美国实质上不会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正是美国的意图。如果说美国现在已经第一次卷入欧洲联盟的话，那也是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认识和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一样：它有助于欧洲人对自己感觉好一些，并能料理自己的事务——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自我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军事平衡：在驻扎西欧的14个师里，美国只有两个师。西欧盟国仍以12∶2的优势遥遥领先。1949年，美国三军参谋长预测，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莱茵河地区的有效防卫体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但在欧洲人眼里，情况完全两样。美国人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但欧洲人却认为“比起以前只是纸上承诺的一鳞半爪，这次确实更重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同事如是说。或许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话好说。至少，英国还是一个岛国。但法国却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堪一击：既抵抗不了原来的德国人，又抵抗不了现在的苏联人。
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举双手欢迎：这将有助于把抵抗苏联的防御线比目前更进一步向东推进——正如查尔斯·波伦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前的好几个月里就说过的，“（法国人）的微薄信心只在于一个事实，即不管美国军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毕竟挡在了法国和红军中间”。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在防止德国的复仇方面增强安全感。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保护，使内心深处还牢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法国也同意联邦德国建立国家。
法国因此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承诺，保护它不受德国复苏之害，这是它在前三年里一直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荷兰和比利时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看到了对未来德国复仇主义的阻碍。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获得对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从而抵制共产党的批评。英国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的公约看成是把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而杜鲁门政府则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宣称，这是为了建立起防止苏联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英国后来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否则它将毫无意义。他们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公约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和马歇尔计划（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布鲁塞尔条约》）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了战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一种分享信息并在国防、安全、贸易和货币制度及其他许多领域里合作的意愿。毕竟，要在和平时期实现一个完全联盟化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是闻所未闻而脱离实际的。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国人和西欧人立刻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朝鲜的事情要么能扭转局面，要么就是一个序幕，下一步可能就会是德国了——这种推论又由于乌布利希的话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不负责任地吹嘘说，接下来联邦德国就要垮台了。8个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导致美国军事专家夸大事实地认为苏联正在准备战争；但即便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通过第68号文件（提交于1950年4月7日）关于增加预算的请求，只是同意对朝鲜宣战。
关于欧洲战争要爆发的危险被极度地夸大了，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大林正在考虑有可能的话进攻南斯拉夫，而非联邦德国——但由于面对西方的军备重整而放弃了这一打算。和西方国家误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目的一样，斯大林也错误估计了美国，他的情报部门准确提供了美国军事装备迅速升级的信息，以为他们对他的东欧地盘有进攻计划。但当时对这些假设和错误估计并不清楚，所以政客们和将军们只好尽可能地依赖有限的情报和先例来做出判断。
西欧的军事重整确实规模较大。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亿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国国防开支已经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占4.7%。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美国盟友们响应华盛顿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自从1946年稳步削减以来，到了1951-1952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长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的重整军备时期还要快。法国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防开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上升到了战后最高峰。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联邦德国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联邦德国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用于军队装备、武器储备、军事布署和部队供给，联邦德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短短一年内就减少了65%。都灵的菲亚特集团拿到了美国的第一批合同，生产支持地面部队的喷气式飞机（出于政治原因，这批合同由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出面敦促华盛顿政府而得以完成）。
但是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英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福利等公共事业的开支来弥补国防需求，这一选择使得执政的工党内部分裂，导致它在1951年大选中的失败。在西欧，由于政府部门开支过大激发了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法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消费品物价上涨了40%。刚刚开始享受到马歇尔援助而获益的西欧人，肯定不愿意长期支持战争经济。1951年美国颁布的《共同安全法》认识到了这一点，它立即废除了马歇尔计划，而开始转向军事援助计划。到1951年末，美国总计向西欧提供军事援助近50亿美元。
为了从心理上提高欧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充当了军事援助的角色，凭借看起来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国经济资源，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欧洲，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盟军司令部和行政机构。此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含糊地成了一个联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军事策划者们所说的“继续捍卫”欧洲安全：也就是说，在德国中部同苏联红军对峙。为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在此后的两年内，至少要新编96个师的兵力。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德国人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滋长中立情绪。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联邦德国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欧洲联盟，这一概念并不新颖。19世纪时，曾在中欧和西欧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联盟，它们当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偶尔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讨论，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各不同地区的统 4e00." >一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加强了这种想法，而不是消弭这种乐观的展望。正如法国国务活动家、欧洲条约及其蓝图的积极规划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坚持认为的：克服宿怨，想欧洲人所想、说欧洲人所说、感欧洲人所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1924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勒·纪德联合欧洲其他签约者，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3年后，英国外交次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令他“大吃一惊”。
老实说，令人奇怪的是，大战反而使得法国和德国相互间更加依赖。随着战后分裂的瓦解，巴黎放弃了强制德国赔偿的努力，在1926年9月，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区（当时仍是自治区）签署了国际《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防止生产能力过剩。虽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钢铁条约》，但它只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卡特尔。但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当然从中看到了未来跨国联动的雏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钢铁条约》也没能躲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作为其结果的大萧条。但它进一步证实了1919年法国钢铁大王们所看到的事实：法国的钢铁业，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区的回归而规模翻了一番，现在却得完全依赖从德国进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寻求长期合作的基础。这一状况在德国人眼里也很明显，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和贝当就支付和运输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很少有人料到，当时德国以战争形式迫使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的这一法德“合作”体制，会成为新的“欧洲”经济秩序的萌芽。
因此，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后被“自由法兰西”组织处死的皮埃尔·普谢构想出一个战后欧洲秩序，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整个大陆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普谢的想法得到了艾尔伯特·斯皮尔等人的认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种拿破仑式的大陆体制的升级，从而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大陆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曾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困苦。
真正使得这些计划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以共享泛欧洲利益的形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某一国家的私利考虑。他们是“欧洲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绝望中认为可以从纳粹统治下获得好处的国家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纳粹们也显然对欧洲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综合处理——拆除边界、没收财产、整合交通网络，等等——使得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欧洲从它的过去和敌意中解放出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击败纳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乔治·凯南对迪恩·艾奇逊坦白说，他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德国在西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所产生的忧虑，“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只在于那是希特勒个人的。”
凯南只是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公开场合，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对战时的“新秩序”说一句好话，凯南完全低估了它所产生的低效率和不诚信。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当然还在继续——比如，和1943年一样，战后的让·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荣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形成……一个‘欧洲实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许多热心“欧洲统一体运动”的人们在丘吉尔的怂恿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早期很有影响力的倡导某种形式的欧洲合并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安东尼·艾登：“我必须承认，我的主要考虑都放在欧洲方面，在恢复欧洲的荣耀上……如果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使得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都蒙暗的话，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国家会在‘欧洲委员会’的名义下，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起来。”但战后的政治环境对实现这样的理想来说并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欧洲对话的论坛，这一建议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体运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由这一建议而产生的“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并于当年8月召开首次会议，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在它们北面的几个小邻国却行动积极。早在大战结束前，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就签署了《比荷卢协定》，取消关税壁垒，寻求三国之间劳力、资本和服务的最终自由流动。1948年1月1日实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接着又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法国、意大利之间进行了多次漫谈，商讨扩大合作范围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些“小欧洲”制订了一半的计划一碰到德国问题就被搁浅了。
1947年7月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谈判结束时，人人都同意“德国经济应当纳入欧洲经济整体，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总体生活水平”。问题是如何纳入呢？联邦德国即使在1949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了马歇尔计划要求提供的机械生产和被盟军占领外——而这两点也都是临时性的——大多数西欧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荷兰一直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1939年以前，荷兰48%的“看不见的”收入都来自德国通过荷兰港口和水路的贸易——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兰人对德国人态度“友善”，荷兰希望经济复苏后的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处于弱势，这点对荷兰很重要。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时人赞同。除非德国势力受到大不列颠的介入而实行抗衡，否则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与德国合作。
1948-1949年的国际事件打开了这一死结。随着布拉格政变、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柏林遭封锁、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乔治·比铎和罗贝尔·舒曼等法国国务活动家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德路线。应当成立一个把鲁尔和莱茵地区包括在内的联邦德国政治实体——只是把弱小的萨尔州暂时排斥在德国主体之外了，因为萨尔州出产的煤不适合炼焦炭。如何才能使得这一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资源既能纳入、又能促进法国的利益呢？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联邦德国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联邦德国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卷一第3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一个联合的高管机构管理，这一机构具备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允许它们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议远远不止是一个钢和煤的卡特尔，它已差不多是欧洲一体化的蓝图，代表了一种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问题从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扰着法国。在舒曼的计划中，高管机构有权鼓励竞争、制定价格政策、引导投资、代表成员国操作买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从纯粹的德国土地上掌控鲁尔和德国的其他重要资源。它以欧洲方式解决了一个——这一个——法国问题。
罗贝尔·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这一“计划”，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逊。英国事先并不知情。法国外交部对此满心喜悦：这是首次对英美抛开巴黎制定决策的小小报复之一。这些决策中最近发生的一件是：就在8个月前，英国单方面将英镑贬值30%，事先只通知了美国，而使得欧洲国家被迫跟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重新开始的经济私利和欧洲各国之间缺少沟通带来的风险，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德国政府立即对莫奈的计划表示欢迎，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康拉德·阿登纳高兴地对舒曼说，“法国政府的这一计划考虑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于瘫痪，现在的计划对建设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动。”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对助手们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和其他独立国家平起平坐——并且，如阿登纳所愿，从现在起就和西方联盟绑在一起。
德国人最先认可舒曼计划。接着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荷兰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英国而加入。但英国拒绝了舒曼计划的邀请，而英国若不加入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加入就成了问题。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签订《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只有6个西欧国家签署。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对当时颇受关注的这一共同体的前途作一评论。1951年在条约上签字的所有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主要成员国的三位主要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纳、罗贝尔·舒曼——均来自于他们国家的边缘地区：德·加斯佩利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特兰提诺，阿登纳来自莱茵区，舒曼来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特兰提诺属于奥匈帝国，他本人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舒曼成长的洛林区曾并入德意志帝国。和阿登纳一样，他在年轻时加入了天主教社团——事实上10年前莱茵地区的人们仍还属于这些同样的社群。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个人都用德语交谈，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对于他们三人，同样地对于来自讲双语的卢森堡的同事、来自双语和二元文化并存的比利时的同事、还有荷兰人来说，欧洲合作计划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对克服文明危机做出了一大贡献，这种危机在他们青年时代曾将欧洲世界搞得摇摇欲坠。由于均来自本国的边缘区域，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国界也一直在变换，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们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权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直到此时才发现，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它们的主权就遭到了轻视和践踏，它们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主权好丢失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社会团结和集体责任，这使他们对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国“高管机构”来行使权力这一理念感觉贴心。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经济杠杆，因为高管机构从未真正行使过莫奈所设想的权力。相反，和那几年里的其他许许多多国际机构改革一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在心理空间上为欧洲的发展提供恢复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纳在10年后对麦克米伦解释时所言，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组织（因而，在他眼里，英国置身事外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尽管这是莫奈的梦想，但它在签署的时候却体现了西欧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这是一辆在经济伪装下的政治大车，一项克服法德之间敌意的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出的那些问题开始得到了自我解决。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长。1949年联邦德国和欧洲的贸易平衡基于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后，即1950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因为联邦德国国内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来促进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51年又出现了贸易顺差，并在后来保持了好多年，这得感谢联邦德国成批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951年末，联邦德国的出口水平增长达到了1948年的6倍，联邦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实际上，到了50年代末，西欧已经饱受煤供应过剩之苦。在这当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起了多大作用，这有点令人怀疑——使得联邦德国工业机器高速运转的是朝鲜，而非舒曼。但是说到底，这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比它所宣称的作用小——如果说法国组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他们继续怀疑的联邦德国，如果说欧洲经济繁荣和高管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不大，而它们对竞争、就业和价格的影响甚微——那么，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加入呢？既然它很重视，为什么又离得远远的？
英国并不反对建立欧洲关税同盟——至少他们很赞成让其他各国的欧洲人建立这种形式。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机构这一组织要被赋予超国家的执行权，哪怕只是指导产品生产和两种商品间的价格而已。伦敦政府对此早有体会——1948年，贝文和工党内阁商讨美国提出的在将来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他主要考虑的是“各国代表团必须拥有有效控制权……以防秘书长（或‘独立的’主席）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各成员国必须服从组织下达的指示，这应该不成问题”。
英国不愿交出任何国家权力，这与莫奈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明显地格格不入。英国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大陆想楔入英国事务的苗头，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险性。贝文对艾奇逊解释英国拒绝加入的理由时说：“这样重大的事情，风险也大，我们可不能盲目赞同。我确信换了美国处在这样的境况，也会这样考虑的。”或者，他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跟他的助手们如此解释对欧洲委员会的担忧：“如果你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会跳出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来。”
英国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涉及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方面，看起来比它的欧洲大陆邻国健康多了。1947年英国出口总值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当时西欧各国的贸易主要在其内部进行，而英国则在全世界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到了1950年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1913年的还要少很多。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还有英联邦国家。1950年，英联邦范围扩大到了非洲、南亚和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大多数仍然掌控在英国手里。从马来半岛到黄金海岸（加纳）的殖民地是摇钱树，提供了大量金钱以维持伦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镑平衡”。英联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英联邦（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称其为帝国）都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或者说在当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让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体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从现存状态的其他发展方向中剥离开来，这明显太过无耻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美国特有的优越感，后者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分裂出去的。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遭灾、忍受并最终战胜苦难的无言的优越感，使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同时也塑造了战后英国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在其历史上首次以明显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并且，如前所述，通过大范围的国有化进程和社会改革，在宪法里明确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福利国家。政府的大多数改革受到了欢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和喜好上改进极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B·普里斯特利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君主国，这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战后英国的国内政策主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和必要的机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以前各届政府逐步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围绕着急需解决的公共事业开支再度展开辩论——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养老金，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人们为国家近年来所做牺牲的最好补偿，但它也表明英国大多数选民（还有许多英国议员）对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及为赢得对德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1945年的英国濒临破产边缘。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动员兵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1945年，在2 150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 000万名男女在编或服役，差点就耗尽了国家的有限资源。温斯顿·丘吉尔又竭尽所能，向美国借债，并拍卖英国的海外资产，以维持货币和物资流通。战时的财政大臣曾说，这些年眼看着“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倍，它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
这引起了战后英国周期性的货币危机，因为必须努力偿付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债务，而国内收入又在锐减。那也是马歇尔计划在英国未对工业投资和现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对等资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来偿还国家巨债了。换作任何一个欧洲其他的中等国家，处在战后英国这种困境下，都将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由于英国还负有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责任，因而问题就更显严重了。
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为维持大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就在剧烈上升中。1934-1938年间，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开支是每年600万英镑。而在1947年，仅军费开支一项，政府预算就达2.09亿英镑。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各国相应地提高国防开支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就遍布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舰队，同时还在“中国基地”拥有常驻军。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拥有常备的120支皇家空军中队，在香港、马来半岛、波斯湾、北非、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联邦德国和英国国内，都拥有部队或供养着部分常驻军。此外，英国的巨资还耗费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领事和情报机构以及殖民地的公务开支上，这本身就是一副官僚、行政的重担，尽管新近印度的独立已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英国唯一的解困办法是自我节制，面对这前所未有的自愿拮据生活——这种贫穷催生了这些年来广为赞誉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胜不败的大不列颠看起来比整个欧洲以往任何战败的、被侵略或掠夺过的国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阴沉而又坚定。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编辑、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证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一半空置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酸……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闲逛度日，百无聊赖。
这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为了增加出口（由此获得大量外汇收入），几乎所有的东西要么按配给供应，要么根本就买不到：肉、糖、衣服、汽车、汽油、出国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时，连面包也实行了配给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这在战争期间都未发生过。1949年11月5日，英国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庆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不得不重新实施许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紧了腰带，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英国战后的街景倒是让苏联集团各国的人民比较熟悉——一位英国主妇回忆说，那些年里，“买什么都要排队，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卖什么……你就加入了排队队伍，因为你知道那里肯定是有东西在卖”。
事实证明，英国人虽然被剥夺了权利，但他们特别能忍耐——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至少，这对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公平——虽然对配给和管制的恼怒在加剧，一些工党的大臣们产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长制情绪（主要是财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大选中重新上台。这种“别无选择，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态度，使得英国战后那一代人变得“谨慎、谦逊，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生活时这样描述，这和他们后来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实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矿区退休的工会领导人山姆·华生在回忆1950年的工党年会时说：“消除了贫穷，解决了温饱，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在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英国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但也是一个福利社会，我们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会”。作为战后立法的结果，对收入和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对国有财富的占有率从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业的做法与战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来，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乐观前景。1946-1948年，15万英国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随其后。但从1951年开始，似乎这种紧缩的年代快要结束了，国家正在乐观地筹备“不列颠的节日”庆典，纪念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胜利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的前身）100周年。
这些感想在汉弗莱·詹宁斯1951年拍摄的英国纪录片《家庭写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片名本身也揭示了这一国家的显著特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记录片制片人根本不会想到起这样的名字。这部片子是对英国特性的礼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近年的战争中再度的苦难与辉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弥漫着的一种淡淡的孤芳自赏的骄傲。该片主要侧重科技与进步、构想与工作，并不涉及英国的邻国和盟友。它所展现的1951年的英国和1940年的英国实际上如出一辙：形单影只。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这还不算是最后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国（以及在英国人看来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势力的加盟，西欧这个“小欧洲”最后错误地落到了法国手里。法国人确实承担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英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起“欧洲”自己的形象，并最终仿照法国惯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机构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未能加盟深表遗憾，但英国却不觉得遗憾。欧洲许多政要都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英国能够加盟。比利时的欧洲政治家保尔-昂利·斯帕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道义上的领袖地位——是你们的，只要你们开口。”莫奈后来回顾旧事时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国的权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战时，如果它选择加入的话，那么情况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10年之后，英国确实会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战后的欧洲，10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届时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
第6章 卷入旋涡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里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因此有必要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 href='2096/im'>《日瓦戈医生》
我在集中营里碰到许多人，他们总想把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对斯大林的宗教狂热式的崇拜联系起来。
——伊芙吉尼亚·金斯堡《旋涡之旅》
斯大林主义就是要消灭人的本性，那才是事实真相，无论诡辩家们怎么说，不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如何撒谎。必须消灭人的本性，才能将共产党的戒律根植于灵魂深处。
——亚历山大·瓦特
他们先把人绞死，然后再审判他。
——莫里哀《浦尔叟雅克先生》
1945年后，在西方观察家眼里，苏联咄咄逼人。红军徒步行军，将武器和供给抛在牲口拉的大车上；禁止士兵请假，稍一犹豫，就毫不容情：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 7593人因“懦弱”而被处决。稍作休整后，苏联就胜过和击败了纳粹巨人，给了不可一世的德国军事力量以重重一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见证了布尔什维克取得的成就，这对它的敌友都一样。斯大林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战前的行为大多被遗忘了。所谓成王败寇，斯大林深谙此道。
但是，苏联为胜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胜利者中——其实在所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无论胜负——苏联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经济灾难的国家。可估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惊人，此后几十年都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捷克共产党员、1950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兹德内克·姆莱纳尔回忆说，当时的首都陷入了“贫穷和落后的困境……成了一座木头房子的大村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情况更糟糕。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道路、桥梁和铁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粮食产量还不到1929年的水平，也远远低于沙皇和平统治最后时期的水平。苏联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马、牛、猪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杀。曾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人为严重饥荒的乌克兰，还未来得及恢复元气，却又面临着另一场——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饥荒。
战争年代，苏联人民过着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以及长期以来主要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使战时的苏联变成了一架令人惊奇的高效的战争机器，无法关注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只能为全面战争作准备。战争年代滋生了一大批党内官僚阶级——勃列日涅夫一代——随着国防工业的丰产，他们也功成名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们也就按照脑子里固有的模式来管理这个国家。万古长青的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比喻，现在在真枪实弹中得到了验证，值得骄傲。苏维埃政权又得到了一块新的神圣丰碑：伟大的卫国战争。
纳粹的侵略和蹂躏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苏联发起的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为了共同的目标和民族利益，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战中，斯大林鼓励俄罗斯人民自发表达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许暂时将党的利益搁置一边。这一点也表明苏联强调自己植根于过去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这使斯大林在战后突然进入中欧。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斯大林在欧洲最最想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过在西欧取胜来获得经济利益。中欧的各个小国，从波兰到保加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生活在德国主宰的阴影下：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及外国资本的来源。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奴关系，德国通过战争竭尽其能地榨取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资源。1945年以后，自然而然地轮到苏联来接管原来德国人占领的地方，肆意剥削东欧的经济资源。
作为补偿，苏联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争赔偿。这些赔偿，和德国苏占区一样，实际上根本不足以补偿苏联的损失，但它们代表了赔偿国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到1948年，罗马尼亚对苏联的赔偿占到国内总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对于那些并没有和苏联作战的国家，斯大林索取的也并不见少，只是采取了“兄弟般的”态度而非惩罚性的手段。
据估算，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从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剥削所得远远超出了它的占领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间，保加利亚和波兰，尤其是后者，与它们对苏联的贸易和供给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这样一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陌生。由此看来，苏联和它占领的西面国家之间是一种传统的“帝国”关系（只是在苏联这个案例上，帝国中心比隶属它的边缘区更加贫穷落后）。
和其他帝国开创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坚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区重建和苏联相同的政府和社会。1939年至1941年间，斯大林在波兰东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罗的海各国（随着他们从纳粹手里重新夺回占领权），又重新开始着手按照苏联模式重塑东欧；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每个小国家重写苏联历史，重建苏联体制并进行苏联模式的实践。
按照一位学者比较得体的措辞来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变成了“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各国都仿效苏联模式建立政体（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亚，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兰）。每个国家都进行经济“改革”并实施“五年计划”，以保持在机制和实践方面都和苏联一致。各个国家都按苏联的模式成了警察国家，并且它们都由一个共产党机构执政，这个共产党机构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实际上）听命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
斯大林要在他的卫星国里复制苏联社会，这一动机非常简单。战后东欧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这就使共产党轻而易举地走上了权力之路，但并不能保证当地人会支持苏联政策。他们不选择纳粹，而是选择了共产党，或某种形式的民主党派，至于哪个党派更受欢迎，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统治的实践经验。即使是苏联所说的防止德国复仇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吸引力也会黯淡消失。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属邻国对他忠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种办法。首先，共产党必须保证大权独揽。根据1949年8月的匈牙利宪法，应先取得并保持“领导地位”，消灭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共产党是社会行动的唯一动力，是实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来源——通过控制法庭来实现。由于和独揽大权的机构密不可分，并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指示，当地共产党和他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成了苏联统治的最直接的杠杆。
其次，共产党国家对经济决策也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一些国家是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处于乡村和贫穷状态。波兰和匈牙利在战前就拥有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制定了保护自我、防止德国经济渗透的战略。其他一些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的财产和商业绝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商业发达，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则和苏联本身差不多。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采取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来对付大萧条；但是，如前文所述，战争期间有些工业区，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区，确实得益于德国对军工生产的投资。
尽管有这种种差异，共产党执政后立即就在这整个地区内强制实现了同一种经济体制。首先，和列宁主义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概念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所有制，而不是社会关系，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和工业等行业中原本属于私人拥有的大型企业。接着，国家对所有雇用人数超过50人的公司进行接管、课税或排挤。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雇用员工超过20人的小公司几乎绝迹。同一时期，匈牙利83%的工业归国家所有，波兰是84%，罗马尼亚为85%，保加利亚更是高达98%。
在东欧，剥夺中产阶级手中财富的现成途径是货币改革。这种剥夺现金存款的做法对农民和商人来说都非常有效，这种巧取豪夺比国家强迫课税更为先进。罗马尼亚先后进行过两次货币改革，一次在1947年8月（但是其合法目的是为了终止过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次是1952年1月，这次使农民们在此之前4年里（他们很少有花钱的机会）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就泡汤了。
在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农民的地位命中注定。战后农村的最初改革是把小片土地分配到大批农民手里。不管这一做法在政治上多受欢迎，这些改革只是加剧了这一地区长久以来的农业危机：对机械和肥料的投入太少，而失业的劳力却越来越多，造成了连续50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直到东欧共产党稳稳地掌握了权力，它们才积极鼓励毫无效率的土地再分配。但从1949年起，它们又开始越来越迫切地、咄咄逼人地摧毁“私营小企业主”和“单干个体农民”。
在农村集体化的早期阶段，小地主——这时已鲜有大地主存在了——被罚以重税（常常超过他们的收入），农产品价格和配额的差异都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倾斜，他们必须依靠配额证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歧视，无法享受小学后的教育。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存活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个体农民，虽然大多数人是处于经济的底层，仅拥有“微不足道”的两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
在罗马尼亚，1950年秋，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在集体农庄登记注册，政府任意诉诸强迫手段，直到1962年。后来的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不无得意地宣布“比原计划提前3年”完成了农村集体化。在保加利亚，在1949年开始的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进程中，剥夺了私人手里的所有可耕地。在捷克，土地集体化开始得比较晚（到1956年，大多数可耕地还在私人手里），接下来的10年里政府接管了95%的农业用地，在斯洛伐克落后和偏僻的地区则没有这么多（85%）。但是，在匈牙利全国，自由农民的存在则是有名无实。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再加上摧毁了市场分配的网络，使他们只能身处赤贫和毁灭的窘境。
苏联这种非理性的，有时甚至超现实的经济实践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都被忠实地一一仿效。1948年9月30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宣布，“我们要在农村以资本主义因素为代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积累”——这个国家的农村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斯洛伐克，1951年，甚至曾试过把城市职员和政府公务员都赶到农村去，所谓的“7万人大生产运动”最终被证实为是个灾难而很快被废弃了。在离维也纳东面仅50英里处，这一毛泽东主义的“时代先驱”实践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心态。同时，在新苏联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导致了长期的体制化匮乏，这些国家在此前还是粮食富足、价格低廉。
这一政策的明显失误在于，这些政府引进了苏联的法律模式，将“寄生虫”、“投机倒把”和“颠覆活动”看成罪行。捷克斯洛伐克法官、国民大会委员兹丹卡·帕茨科娃博士在1952年3月27日对她的立法者同行们讲话时说道：“刑法程序的首要任务是要揭露农村富人的真实面目……不完成和实现（农业）生产计划必须按照破坏罪予以严惩。”这些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说法的忠实模仿，对农民的反感，以及成功地执行农业集体化，都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实践。
在短期内，实现按照苏联制定的工业计划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灾难：一些控制经济的因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土地集体化和解散小企业释放了大批男女劳动力进入工矿企业；共产党单一地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生产上，忽视了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量增长。各个地方都采用“五年计划”来制定宏伟目标。就总产量数字显示，这些第一代工业化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尤其是在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些工业化起点几乎是零的国家。
从1948年到195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东欧城市化的国家，也下降了18%。在德国的苏占区，纯钢的产量从1946年的12万吨增长到了1953年的200万吨。东欧一部分地区（波兰西南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的工业带）几乎一夜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了许多全新城市，如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市，给成千上万生产铁、钢和机床的工人提供住房。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立的那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半军事化、单一的、第一代工业化城市出现在苏联集团各国。和苏联的共产党一样，东欧共产党正在短期内加速重走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之路。
就这点而言，1945年以后的东欧经济历史和同时期的西欧复兴模式非常相似。在西欧，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优先性也为生产性投资和增长做了让步，虽然马歇尔计划稍稍缓冲了一点由此种策略带来的伤痛。西欧的某些工业部门和地区也是起点较低，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进程在把农村转变为城镇中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相似性消失了。共产党统治的东欧经济史的最显著特征是：除了煤、钢、工厂和大批公寓区外，苏联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产生了奇怪的扭曲和矛盾，甚至比在９9lib?苏联本国还要严重。
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制定了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法规。每个国家都要和苏联展开双边贸易（这是对纳粹时代的需求的又一仿效，莫斯科再次取代了柏林），被指定在国际共产主义经济中担任不容商议的角色。因此，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苏联提供工业成品（价格由莫斯科决定），而波兰和罗马尼亚专门从事食品和工业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作为回报，苏联将提供原材料和燃料。
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一奇特的颠倒外，帝国提供原材料，而殖民地却出口成品，这种结构使我们回想起了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而在东欧，像在非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地一样：本土经济遭遇了损伤，缺少发展。一些国家被禁止生产成品，还有些国家被责令过量生产某些产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鞋子，匈牙利生产卡车）并卖给苏联。没有人关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临时模仿的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模式，原本显示出的是苏联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丰饶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无穷无尽的廉价低技术含量的劳力。这对那些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缺少原材料、但又拥有熟练技术工人、长期拥有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的小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捷克的例子尤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和摩拉维亚地区（在1914年以前早就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工业区），人均产量远远高于法国，擅长生产皮革产品、摩托车、高科技武器和大量种类的奢侈品。从工业技能水平、生产力、生活水准、国外市场份额来衡量，193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堪与比利时媲美，并远远超过奥地利和意大利。
到了1956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落后于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西欧国家，与20年前相比更是效率低下、经济贫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奥地利持平，到1960年他们之间的比率却是1∶3。即便该国仍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最著名的是小型武器生产，也不再能够给捷克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他们被限制只能对他们的主人苏联出口。至于在奥斯塔拉伐建立的大型企业哥特瓦尔德钢厂，它的模式和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的钢厂一样，这些对捷克而言，不是代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是加速了它的落后（由于没有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铁矿资源非常有限，导致这些以钢铁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化项目很快破产）。在那些基础工业领域，一开始确实出现了短期内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到效益增长，这在每一个卫星国里，情况也都一样。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早已在逐步走向衰落，在“按计划”地被淘汰。
苏联集团里有两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存在着部分例外。波兰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最初的工业化进程也非常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对土地实施集体化。斯大林看来是明白的，想迫使波兰农民并入集体农庄这一点不切合实际，但是这种想法并不会使他犹豫半分。苏联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论述这一问题）只是手段。与其他东欧附属国民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波兰人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和叛乱，对一代又一代俄国官僚来说并不陌生。在波兰，苏联的统治明显地遭到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强烈反对。
在苏联人看来，波兰的反抗令人恼怒，战时成立的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共产党的统治展开了游击战，至少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但似乎也并不值得一提。战后波兰不是以东部6.9万平方英里从苏联手里换得了4万平方英里的良田吗？而且莫斯科不是波兰抵制人人害怕发生的德国复兴的（唯一的）保障吗？还有，波兰已经摆脱了战前的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被德国人屠杀了，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又被苏联人驱逐出境了。此时的波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波兰都更“波兰”，这可得多多感谢莫斯科。
但是，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苏联集团内部，并不取决于感恩与否。对莫斯科来说，波兰的使用价值首先在于作为反抗德国或西方侵略的缓冲带。波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波兰保持稳定和可靠才是首要的。无论这样看来是多么低效，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合拍，但为了保持波兰国内的平静，斯大林愿意容忍自由农民阶级的存在，也允许天主教在公开场合活跃，这些活动要是放在南面和东面，却是不可想象的。波兰的大学也都毫发未损地保持原样，这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高等学校教师被驱逐和受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在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时期，除了它的邻国阿尔巴尼亚之外，南斯拉夫的人均收入是欧洲最低的；经过4年的被侵略和内战，这片穷壤早已沦为赤贫。南斯拉夫的战争经历所带来的痛苦灾难远比它的种族差异来得复杂，它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国家：根据1946年的人口调查统计，南斯拉夫1 570万人口中，有650万塞尔维亚人，380万克罗地亚人，140万斯洛文尼亚人，80万穆斯林（主要在波斯尼亚），80万马其顿人，75万阿尔巴尼亚人，49.6万匈牙利人，40万黑山人，10万瓦拉几亚人，还有一些数目不详的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
根据1946年的宪法，这些人中只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分别得到了认可，他们可以将自己同另外几个民族一样看作是“南斯拉夫人”。作为南斯拉夫人，他们的前途确实十分黯淡。20世纪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在和斯大林决裂的最初几个月里，铁托确实变得更加激进，更加“布尔什维克”，似乎要证明他自己的言论是正统的，而苏联人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但这一姿态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由于缺少外来的援助，又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他转向西方寻求资助。1949年9月美国进出口银行借给贝尔格莱德2 000万美元的贷款。10月，南斯拉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300万美元，同年12月，又和英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800万美元的预支款.。
苏联的威胁迫使铁托增加了国防开支（作为南斯拉夫可怜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50年的16.7%；为安全起见，该国的军工业全部搬到波斯尼亚的山区（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1950年，美国国会认识到了南斯拉夫在全球冷战中的可能意义，通过了《南斯拉夫紧急救援法案》，又为它提供了5 000万美元的援助。接着在1951年11月又根据《共同安全法案》，同意给予南斯拉夫军事援助。到了1953年，南斯拉夫的国内财政赤字全部由美国的援助所填平；从1949年到1955年，铁托从西方得到的资金共计12亿美元，后来只还了5 500万美元。1945年5月，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僵持，曾经导致它和意大利及西方的交恶，最后通过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英国、美国在1954年10月5日签订《谅解备忘录》而得到了解决。
西方的援助使得南斯拉夫政权得以继续偏重重工业和国防，维持1948年分裂前的状态。但是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继续执政，他们放弃了战后那些年来的极端布尔什维主义。到了1951年春，只剩下邮政业和铁路、民航和水运还归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控制。其他的服务业和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被掌控在各个独立的共和国手中。到了1954年，80％的农田又回到了私人手里，根据1953年3月30日颁布的法令，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并收回他们自己的土地。7 000个集体农庄到最后只剩下了1 000个。
由于战胜了希特勒，斯大林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国内外都沐浴在“他的”红军的伟大光环下。对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早在大战之前就形成了，现在更是达到了巅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公开文件表明，斯大林单枪匹马赢得了战争，他在军事谋划和战争指挥中没有启用任何将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辩证法到植物学，斯大林被宣布为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威。苏联生物学家们被命令采纳徒有虚名的李森科的理论，他对斯大林许诺，如果正式采用他的关于习得性特征遗传方面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苏联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梦想中的农业大丰收——结果可想而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结局。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整个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1951年拉脱维亚诗人V·卢克斯的两句诗最有代表性：
好比你我心中编织的美丽红纱线，
我们的父兄，你的名字叫斯大林。
对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他所拥有的几乎魔法般的权力，揭示了一个专制、恐怖、黑暗的社会背景；在战争的最后那几年里，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斗篷下，继1941年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被驱逐出境之后，斯大林驱逐了一些西部和西南边境的小民族，将他们向东赶入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尤其是高加索地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纳尔卡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这一驱逐少数民族的野蛮手法并不新颖——早在1939到1941年间，就有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各国人被驱逐到东部，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也遭此厄运，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
战后这些地区对纳粹合作者和叛徒的最初审判也同样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45年到1947年间，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农民党领导人都遭到了逮捕、审讯和枪毙，罪名或真或假，从战时的法西斯同谋到西方间谍不等；但在每个案子中，起诉者都特别小心地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人民”的身份诋毁那些人的爱国心和名誉。那些拒绝投入共产党怀抱的社会党人，如保加利亚的克拉斯廷·帕尔塔柯夫（1946年受审并被判入狱，3年后死于狱中），被单独列为人民公敌受到处罚。
在早期的公审中，审判情况令人震惊，除了那些确实和德国有染的人和那些罪行早就为人所知的以外，他们公开否认有罪或否认他们的“叛国”罪行。1947年8月，在那场明显受操纵的对农民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及其“共犯”的索非亚公审中，受指控的每5人中有4个人虽遭到折磨和伪证，还是坚持宣称自己无罪。
随着1948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在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召开的谴责南斯拉夫“叛变”的会议上，共产党的辞藻中首次把“民族主义”用作贬义词。
但是，随着国内那些非共产党员敌人的死亡、监禁或流放，苏联的专制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真正危险呢？知识分子或被收买，或被恐吓。军队都被牢牢掌控在苏联占领军的手里。大众的示威抗议对共产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威胁，因为它会严重腐蚀“工农”国家的信誉。但在早些年里，人民民主在他们宣称代表的无产阶级中间虽然一向闻所未闻。但是，消灭中产阶级和驱逐弱小民族，倒是给那些乡村农民、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动力和希望。
到处充满了机会，尤其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政府雇员来说，可以参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补贴的公寓，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在学校就读，而“资产阶级”的子女则被驱逐出校。政治上的可靠远比能力来得重要，就业得到了保障，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官僚机构雇用了大批信得过的男女雇员，从事从街区组织者到警察局审讯员的各项职业。苏联统治下的大多数东欧国家，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民，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至少在这些年里一直如此。
在这种统一化的模式中存在着两个显著的例外，都发生在这个集团的最城市化、最发达的角落：工业化的波希米亚和柏林的苏占区街头。1953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币制改革”，明摆着是“对前资本家们的致命一击”，导致工业界的工资下降了12％（由紧接着的物价上涨引起）。原来基于报酬丰厚的熟练工人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经济，现在随着工作环境的不断恶化，激起了大众的游行示威，在波希米亚西部主要工业中心比尔森的斯柯达汽车工厂，有2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接着在1953年的6月1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捧贝内斯和战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画像，向市政厅挺进。
仅限于一个外省城市的比尔森游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几天以后，却在北面几十英里外爆发了一场更大的抗议，反对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工作标准（但不给付报酬）。这些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强加的，这个政权早已（并非最后一次）变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苏联主人还要严酷无情，苏联曾建议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同意改革，并就向联邦德国输送熟练技术工人一事做出妥协，但民主德国政府对此不予理睬。6月16日，民主德国全国大约4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柏林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和比尔森的示威群众一样，德国工人轻而易举地被警察镇压了，但是为此付出了代价。苏联红军的坦克被召了进来，将近300人被杀，数千人遭逮捕，其中1400人被判长期监禁，200名“乱党头目”被枪毙。柏林动乱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唯一一次公开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虽然他的表态多少还有些含糊：
随着六月十七动乱的开始，
作家协会的书记派人
在斯大林大街上散发传单。
从传单上可以读到
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只有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回它。
难道此情此景，就不能简单一点，
让政府解散人民
而重新选择一群？
处在苏联帝国统治的西部边缘工业区的工人产生了愤怒和不满，这对宣扬共产主义非常不利，但他们并没有对苏联的权力造成什么威胁，并且比尔森和柏林的动乱都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并非巧合。在斯大林时代，真正带有威胁性的挑战看起来存在于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内部。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动的真正含意所在，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对“铁托主义”的回应，他因时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政策上。从1948年到1954年，共产党世界经历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性“公开审判”系列事件。
这些年里，所有清洗和审判的主要先例，当然就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恐怖清洗。而共产党人自己成了主要受害者，目的是要清洗党内“叛徒”，清除可能对政策和总书记造成挑战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假设的暴乱领袖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一样，他是一位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真正的共产党英雄，对共产党的策略和实践有着自己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活动保护并阐释了斯大林无边的权力和权威，而战后那些年里的清洗活动又成为东欧国家效仿的目标。
但是，当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尤其是1938年对尼古拉·布哈林的审判变成一种独特的、戏剧性的创新时，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价就是，革命不仅仅牺牲了它的儿女们，更是牺牲了它的设计者。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审判和清洗运动只是一些厚颜无耻的翻版，完全模仿过去的苏联实践模式，看起来那些卫星国根本就不愿意费心，只是生搬硬套而已。毕竟，经过一段长期的系列审判式的清洗后，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
除了战后审判叛国者和对反共政治家进行政治审判外，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府还利用法庭处罚教会，并关闭了除波兰之外的所有教堂。波兰教会的幸免是因为，要是在波兰和天主教公开抗争的话，那就会注定涉险太深。1949年，保加利亚新教联合会的领袖因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审判。在上一年，罗马尼亚东仪天主教会就在新的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并入了更显圆滑顺从的罗马尼亚东正教。这一迫害传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沙皇统治时的18世纪。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天主教神父在布拉格分两次受到审判，被指控充当梵蒂冈（和美国）的间谍，并被判处从有期徒刑10年到终身监禁；到20世纪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狱中被关押的教士和修女已达8 000人。1949年1月，接替被监禁的红衣主教曼恩德逊迪担任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的格罗斯主教被指控有罪，因为他参与了哈布斯堡王朝复辟运动，并同铁托分子勾结，企图武装匈牙利法西斯分子。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审判也明显划分为两组。第一次是始于1948年并贯穿整个20世纪50年代，源于对铁托——斯大林分裂的直接反应。在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到6月间，共产党内务部长科奇·霍谢受到审判，于7月份被判有罪，并被处绞刑。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者的霍谢，确实很明显地支持铁托的巴尔干计划，但当时这一切也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看来，他的案件就显得稍稍有些与众不同了，因为事实上他是被秘密审判的。
紧随阿尔巴尼亚审判之后，是保加利亚对它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的逮捕、审判和处死。科斯托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深受保加利亚统治者迫害而双腿致残，他以公开反对铁托而出名，他批评铁托想把保加利亚纳入巴尔干联邦的计划（铁托讨厌科斯托夫，双方都对对方没有好感）。但斯大林还是不信任他——科斯托夫曾莽撞地指责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的经济协约对保加利亚不利——他是被用来有目的地描述为民族主义罪行的理想人选。
他和他的“小团体”（“叛国间谍阴谋危害国家的特莱科·科斯托夫集团”）于1949年12月被判处下列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合作，从事间谍活动，为英国提供情报，参与铁托的阴谋。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科斯托夫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在“坦白书”上签字，但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读事先同意的文本，面对审讯者，他公开翻供，坚称自己无罪，因而被拖出法庭。两天后，即1949年12月16日，根据斯大林及其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审判前的决定，科斯托夫被处以绞刑，而他的“同谋者们”则被判无期徒刑。科斯托夫案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东欧共产党中唯一一个在公审中翻供并声明自己无罪的人。这使保加利亚政府在国际上造成了小小的尴尬（广播播放了科斯托夫的审判，西方国家广为报道），马上就被勒令以后要坚决制止，下不为例。但为时已晚。
在处死科斯托夫前不久，匈牙利共产党曾举行过一场公审，针对他们党内的可能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共产党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这个案子和保加利亚的版本也差不多，只是受害者名字不同而已。指控、细节和招供都一模一样，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两次审判都是由莫斯科一手策划的。拉吉克本人并非无罪，作为共产党内务部长，他曾经令其他很多人身陷囹圄，甚至更糟。但在对他的起诉书中，更强调的是他犯有“叛国活动”，受到“外国收买”。在匈牙利，苏联的占领尤其不受欢迎，因此莫斯科不想冒险把拉吉克变成“民族共产主义”的英雄。
但在这个案件中，不用担心这种危险的存在。拉吉克适时地开口说话，承认自己为了在匈牙利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充当英美间谍。他告知法庭，说他的真名是赖希（因此他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并且在1946年被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招募，因为他们威胁“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全部意愿行事的话”，就会把他在战争期间和匈牙利纳粹合作的事公之于众。法庭对拉吉克及其“同谋者”的审判过程，包括拉吉克自己在1949年9月16日的招供，都由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现场直播。9月24日宣布了事先拟好的判决书，拉吉克和另外两个人被宣判死刑。10月15日执行了绞刑。
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公开审判，相对东欧各国搜捕铁托主义者并对他们实施秘密审判和裁决的事件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受害最深的是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南邻”共产党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仅在匈牙利——鉴于与南斯拉夫的近邻关系，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区匈牙利少数民族众多，以及在1947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紧密同盟，斯大林对铁托主义抬头的害怕不无道理——大约有2 000名共产党干部被立即处决，更有15万人被判有期徒刑，35万人被开除党籍（这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住房、特权和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在波兰和民主德国，虽然也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捕入狱，但没有举行大型公审。波兰倒是有这么一位铁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选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哥穆尔卡公开批判波兰的土地集体化计划，公开谈论要走波兰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实际上，他遭到了波兰党内斯大林的忠实信徒们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总书记一职被博莱斯拉夫·比埃鲁特所取代。5个月后，他辞去了部长会议的职务，并于1949年11月被驱逐出党。同年12月，比埃鲁特公开批判哥穆尔卡及其“小集团”的民族主义和铁托主义。
哥穆尔卡被降职担任华沙社会保障局局长，最终于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释放。但他并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华沙方面并没有对铁托主义进行公审。波兰也有过审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尔卡被捕的当天开始的，起诉一帮官员企图叛国。在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的秘密计划中，想把哥穆尔卡和拉吉克、铁托等人联系到一起，通过一张错综复杂的、或真或假的联络网，说他主要和美国人、专门负责战后欧洲善后救济工作的“唯一神教”领导人诺尔·菲尔德接触。以布达佩斯为据点、想象中的菲尔德的主要间谍们和铁托主义者的谍报网络，早在起诉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过了，现在又成了批判哥穆尔卡的主要证据。
苏联要求波兰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但是，波兰人能够有效抵抗来自苏联的压力。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流亡后落入他手里的波兰共产党人大肆消灭的做法，使得比埃鲁特预感到一旦波兰也卷入逮捕、清洗和审判的旋涡的话，他自己将来也会遭此厄运。波兰人在时间上还是幸运的：他们推延了准备哥穆尔卡的卷宗——在审讯中他拒绝开口，不愿在伪供上署名——这使得波兰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后、他的心腹贝利亚被处死，都没有实行公开审判。最后，一些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认为，早些年里在公众面前分裂波兰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是草率鲁莽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举行了所有审判中最大的一场公审。紧随着对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开始策划大的公审。但等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公审的重点却发生了转变。铁托仍然是敌对的目标，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谍报。但在对“阴谋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犹太人。在起诉书的第一页上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一点绝非巧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托洛茨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首先也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斯大林是反犹太人的，而且历来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对犹太人的厌恶还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对其他不同派别人士的摧毁中，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左倾和右倾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的犹太出身几乎就确定了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这只是共产主义的教条，和种族歧视或宗教歧视无关；一旦苏联革命事业和“反法西斯”这面大旗相关联，从1935年到1939年8月间，之后又始于1941年6月，欧洲的犹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约瑟夫·斯大林更伟大的朋友了。
上面这种说法略带嘲讽意味。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组织里，他们的党员人数大多靠犹太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是受压迫和被厌恶的少数民族。年轻的世俗犹太人几乎没多少政治选择：犹太复国主义、邦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合法的）或共产主义。在这些派别中，毫不妥协地反民族主义的、最有抱负的共产主义显然吸引力最大。不管过去有多少缺点，苏联为当时面对选择“威权主义的过去”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未来”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机会。
经历战争以后，苏联的吸引力更大了。1939年德国入侵苏占波兰，那里的犹太人被迫不断东迁，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苦难。但他们并没有遭到系统的大屠杀。红军通过乌克兰、白俄罗斯挺进到波罗的海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拯救了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正是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并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战；但一旦希特勒获胜的话，如果德国人及其合作者继续掌控他们所占领的区域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话，将会有更多的犹太人罹难。
当共产党接管东欧时，许多领导干部都有犹太血统。在次级领导人中，这一比例更是明显：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警察局长都是犹太人，还有经济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首长、著名记者和党的理论家们。在匈牙利，党的领袖（马迪亚斯·拉科西）是犹太人；在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党的领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核心领导层里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苏联集团的犹太裔共产党人完全得感谢斯大林。通常在长期流放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国家，但是并不受欢迎：不管是作为共产党人还是作为犹太人。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使得当地人比以前更加讨厌犹太人（战争刚一结束，海达·马格里斯从奥斯维辛死亡之旅逃脱性命回家后，一个邻居问她“你为什么要回来呢？”；在听命于斯大林这方面，东欧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也许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值得信赖。
战后最初几年，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犹太下属有任何敌意。在联合国里，苏联是犹太复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赞成在中东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阻止大英帝国的野心。在国内，斯大林很欣赏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所做的一些工作，它成立于战争期间，在苏联国内调动犹太人的积极性，（尤其）在国外，它支持苏联抗击纳粹。苏联的犹太人和莫斯科领导下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欣喜地认为战争年代的这种大联合精神（因为当时的斯大林寻求和接受一切可能的援助力量），必将把战后的胜利转变成一个更加容易相处的时代。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斯维辛的回忆仅限于大体上谈及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在身后又被同化到了他们生前深受嫌恶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这种假设的犹太人的世界性特征——这是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发动进攻后的黑暗岁月里得益的国际关系——再一次被用来反对犹太人，在斯大林眼里，它确定了冷战的战线，可能造成对战时国际接触和沟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最初的一批受害者是战时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那批犹太领导人。所罗门·米柯埃尔斯，该组织的发起人和俄罗斯意第绪剧院的重要人物，于1948年1月12日遭到了谋杀。1948年9月11日，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掀起了犹太运动的热潮，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街道上挤满了游行者，他们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歌“明年相聚耶路撒冷”。对斯大林来说，这一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挑衅性，并且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却很快失去了对新建的以色列国的热忱：不管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多么模糊不清，很明显它根本不愿意成为该地区的苏联盟国；更糟糕的是，在敏感时期，以色列小心警觉地显示自己的亲美情感。当时对柏林的封锁刚刚开始，苏联和铁托的分裂正处于关键状态。
1948年9月21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明确指出了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发生的变化。从1949年1月起，《真理报》刊登了许多文章，攻击“没有祖国的世界主义者们”、“没有爱国心的剧评家团体”、“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们”、“失去身份的人”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犹太学校、剧院遭到封闭，犹太报纸被取缔，犹太图书馆也被关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早在1948年11月20日遭到镇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那些残留的领导人、艺术家、作家和政府官员们遭到逮捕，入狱达3年之久。在重重折磨下，他们被迫承认阴谋“反苏”的罪行，因此很有可能被安排公审。
负责执行审讯的安全部上校弗拉基米尔·科马洛夫想扩大起诉范围，将事情说成是揭露犹太人反苏阴谋，指责他们是受到了美国和特拉维夫的指使。他曾对其中一位被捕者所罗门·罗佐夫斯基说道：“犹太人是低等、肮脏的民族，犹太人个个都是卑劣的杂种，所有的反党活动都有犹太人的份，苏联的所有犹太人都在进行一场推翻苏联的秘密活动。犹太人想灭绝苏联人。”然而，这种公开的反犹主义即使在斯大林看来也多少有些感到难堪；最后，这15名被告（都是犹太人）于1952年夏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只有一人除外，其他都被处死；唯一的幸存者是丽娜·施特恩，她被判处10年监禁。
同一时期，反犹的浪潮正在那些卫星国里集聚力量。在罗马尼亚，那里生活着相当多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犹太人，1948年秋掀起了一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并在接下来的6年里以不同程度的能力继续着这场运动。但罗马尼亚犹太人社群的规模及其与美国的关系，约束了对它的直接攻击；实际上罗马尼亚人有段时间曾考虑过让他们的犹太人离开该国，只是并未当真而已——从1950年春开始，他们同意发放签证申请，直到1952年4月才停止发放，届时仅成功申请前往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就已达到了9万人。
罗马尼亚计划中的公审目标是（非犹太裔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卢克莱修·帕特拉斯卡努。帕特拉斯卡努曾公开对农村集体化表示怀疑，这使他自然地成了罗马尼亚由于亲铁托主义而遭起诉的“拉吉克审判”式的最佳候选人，1948年4月他遭到了逮捕。但当他的审讯官打算对他审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帕特拉斯卡努的案子又和安娜·鲍克的案子搅和在一起。鲍克是犹太人，来自摩尔达维亚，是犹太教割礼师的女儿，也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的政府部长（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她以推行强硬路线的理论和政策而著名，这使她成了竭力想讨好当地人的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惩戒靶子。
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盖奥尔格·乔治乌-德治公开审判鲍克等人的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953年到1954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针对一些小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审判，指控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们出卖自己，充当“帝国间谍”。受害者中有些是真正的（右翼）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被诬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裔共产党人，他们被指控与以色列非法往来，并在战争期间和纳粹通敌合作。他们被判刑，刑期从10年到无期徒刑不等。最后，在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后，1954年4月，帕特拉斯卡努本人也遭到了审判；他被指控替英国人当间谍，被判处死刑。
鲍克幸运得多了：由于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保护（最初是斯大林，后来是莫洛托夫），她从未被直接攻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52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她就默默无闻地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一直活到1960年去世。相比东欧其他国家，罗马尼亚共产党势力更小、也更孤立，老是发生内讧。对“右翼”帕特拉斯卡努和“左派”鲍克的胜利，对心存邪恶的独裁者乔治乌-德治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派系胜利，他的统治风格（和他的后继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样）是对过去巴尔干半岛各国专制统治的病态恋旧。
在这些年里，犹太人被清洗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和政府部门，而民主德国和波兰的情况也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党内一派可以不顾该党的“世界性”，煽动大众的反犹情绪。民主德国的政治土壤更是肥沃。1953年1月，莫斯科一公布“医生阴谋案”，一批著名的民主德国犹太人和犹太裔共产党人就马上逃向西方。民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汉斯·扬德雷斯基要求把犹太人作为“国家公敌”从公众生活中驱逐出去。但是，出于幸运、时机或谨慎起见，这三个国家都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计划举行全面的反犹主义公审，只有布拉格照做了。
斯兰斯基审判后来成了共产党公审的经典。它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首先被“审讯”的是一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弗拉多·克莱孟蒂斯，他于1950年被捕，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人是捷克共产党的中层干部，被控勾结斯洛伐克人参与铁托——托洛茨基的阴谋，程序和拉吉克案件相仿。但是1950年到1951年间，那些受牵连的或被捕入狱的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足够高的资格充当斯大林所要求的公审傀儡或乱党头目。
1951年春，苏联警察总头目贝利亚命令捷克人把审讯的重点从铁托阴谋转向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从此刻起，整个事情都掌握在苏联秘密警察的手中——科马洛夫上校等军官被派到布拉格接管审讯工作，而捷克的安全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需要听命于他们。最后根据需要，苏联把受害者目标定在了捷克高层中仅次于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总统的第二把手身上：党的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哥特瓦尔德是一位可供使唤的傀儡，一心忠于共产党，而斯兰斯基则不同，虽然他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之前的拉吉克一样），但他是个犹太人。
起初，哥特瓦尔德不太情愿逮捕斯兰斯基——过去的3年里他们两位亲密合作，清洗党内的同事们，并且如果总书记被牵涉进去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哥特瓦尔德自己了。但是苏联人坚持这么做，提供了关于斯兰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的伪证，哥特瓦尔德只好屈服。1951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尚身处自由的著名犹太裔共产党人跟着他走进了监狱。现在安全部的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要从那么多的被关押者那里获得口供和“证据”，用来制造大案，起诉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们。多亏了有相当一批受害者们（尤以总书记本人最为突出）即使面对酷刑也坚决否认，使这项任务耗费了安全部大半年时间。
最后，到了1952年9月，起诉书才得以完成。供词的内容、诉状、预判的徒刑和审判的卷宗都送到了莫斯科，让斯大林本人阅批。而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公审全过程的“彩排”——并且还录了音。这是为了提供两手准备，以免届时在公审法庭上某个被告翻供，出现“现场播送”事件，就像科斯托夫一样。但是实际上没这个必要。
公审从1952年11月20日一直持续到11月27日。一切都在按预先的计划顺利进行：被告们被起诉做了、说了一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些都出自被强迫的证人们以及一些被告的供词）；他们因自身的所作所为而被起诉，但增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其中有3个被告被指控在贸易中优惠照顾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在当时，这其实是苏联的政策）；公诉人又起诉克莱孟蒂斯私下会晤铁托（“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走狗铁托”）——其实当时克莱孟蒂斯正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而铁托还正在受苏联器重。
与先前的案例相比，这次的公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公诉人和证人反复强调绝大多数被告都是犹太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鲁道夫·马戈留斯”、“斯兰斯基……共产党内所有犹太人最大的希望”、“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们”，等等。“犹太血统”（有时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根源”）被当作了罪恶、反共和背叛捷克的有力推断。公诉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语言，其粗鲁谩骂的程度，比起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审中的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憎的叛国贼”、“走狗”、“恶狼”、“狡猾的希特勒的追随者”等，一样的语调风格。捷克的报纸上又把它们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到了公审的第四天，布拉格共产党日报《真理报》发表社讯说：“一见到这批冷酷无情的人，就会厌恶、憎恨得浑身发抖。犹大斯兰斯基。”文章接着写道：“这些外来力量，这批乌合之众劣迹斑斑”。作者解释说，没有一位捷克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只有那些犬儒主义的犹太复国者们，没有祖国……自作聪明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会在美元面前出卖自己。他们的犯罪动机是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
14名被告中有11名被判处死刑并被处死，还有3位被判无期徒刑。在一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国大会上，哥特瓦尔德发言对他过去的同志们做了如下描述：“一般来说，我们党不接受银行家、工业家、前富农加入。但如果他们有着犹太人血统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会不大在意他们的阶级成分。这些事件的起因源于我们憎恨反犹太主义，尊重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
斯兰斯基公审是一场面对公众蒙上了犯罪假面具的司法谋杀案。和先前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审判一样，布拉格事件只是逮捕苏联犹太医生前预先设计好了的一场序幕，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公布了他们的“计谋”。这些犹太医生——“一帮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被控谋杀了安德列依·日丹诺夫，阴谋联合“英美资产阶级”，在美国犹太人联合资源配置委员会（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者”所罗门·米柯埃尔斯）的默许下促进“犹太民族主义”——将在斯兰斯基最后判决后的3个月里接受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后来苏联犹太人聚众闹事的序曲，并以此为借口接着把他们驱逐到比罗比兹罕（划派给犹太人的东部“家乡”）和苏联统治的中亚地区，1939年到1941年间曾有许多波兰籍犹太人被赶到那里：MVD出版社刊印并准备发行100万份宣传册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必须撤离该国工业区重新安家”。但斯大林本人却在犹豫不决（伊利亚·爱伦堡警告他，对犹太医生的公审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无论如何，在他做出决定前，他就与世长辞了，时间是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的偏见无须借口：俄国和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的更大兴趣在于清洗、起诉、供认和审判这整个的行动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联独裁者还需要公审呢？莫斯科完全有权通过“行政管理的程序”来消灭苏联统治下的集团中任何一个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审判的结果看来有些适得其反：那些明显出于伪造的证据和供词、那些毫不知耻的对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目标选择，根本无法让外国观察家们对苏联司法程序的信誉产生信服。
但是，共产党集团所做的公审并非出于公正的考虑。他们只是对公众上演的一堂实例教学课。虚弱的共产党政权（在苏联，这种形式的审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苏联模式的体制中树立起权力机构的典范。他们告诉公众是非之所在，他们甚至还编写了一套在讨论公众事务中适用并得到认可的词汇。在鲁道夫·斯兰斯基被捕后，他只是被指称为“间谍斯兰斯基”，这种形式的称谓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魔咒。
公审——或曰公断，按1936年维辛斯基在《苏联刑事犯罪调查录》中所引用的词汇——是为了明确地“调动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而进行的。195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庭组织法》糟糕地总结说，法庭的功能是“为了教育公民热爱并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等等”。1948年布达佩斯公审中的被告之一罗伯特·弗格勒当时注意到：“从我们所写的卷宗来判断，认定我们的寓意身份比确定我们的‘罪行’更为关键。在我们每个人的证词中，我们都被迫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报纸、电台的利益而‘揭露’自我真相。”
被起诉者从假设的政治批评家和政敌降格到了一群无耻的阴谋家，他们贪慕金钱而背叛国家。庞大而笨拙的苏联帝国体制有时候掩盖了这一目标——通过重提那些反对“批斗富农”者的错误，需要设计什么样的冠冕之词才能调动大都会布达佩斯公众的思想呢？但这些“公众”并没有要求去信其所闻，他们只是被训练得去重复一遍而已。
公审的一大用处是可以分辨出替罪羔羊。假如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没有实现预期的胜利，假如苏联的外交政策受阻或是被迫妥协了，那么肯定要有人来接受指责。万无一失的领袖将如何解释他所犯下的过失呢？有很多候选人：斯兰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外都不受人欢迎；拉吉克担任内政部长时曾是位无情的斯大林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过去不受欢迎现在又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一些或者全体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部长们在排队等候成为潜在的牺牲品。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败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一样，共产党的部长们在他们所推行的政策失败后也招供自己暗中蓄意破坏——通常实际上是——为了运送物品。
除了可作为在裁定罪行时的理由外，供词的另一优势是可以巩固共产党的纪律。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异端邪说；没有批评家，只有敌人；没有错误，只有罪行。这些公审是用来展现斯大林的美德和揭露他的敌人的罪行；他们也同时揭示了斯大林偏执狂的一面和笼罩在他身边的多疑的文化氛围。其中部分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对俄罗斯的焦虑，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东方”低下的心态，一种害怕受西方影响同时又对西方富裕难抵诱惑的感觉。1950年在索非亚举行的对“保加利亚的美国间谍”公审中，被告被指控散布观点，认为“优等种族只存在于西方，而忽视了从地理上来说他们都来自于东方这一事实”。起诉书接着描述被告说他们因为展示了“严重的低估自贬情绪”而被西方间谍成功利用了。
当时的西方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威胁，需要不断地被祛魔。当然，确实有过西方间谍：真有其人。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华盛顿方面确实考虑过破坏东欧稳定的可能性，美国情报局做了一系列尝试，企图渗透进入苏联统治集团，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根据那些据称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或为英国秘密部门充当间谍的共产党人的供词，认为表面看来有这种可能性。而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确实一直在期盼着一场战争；在1951年1月《真理报》的一篇采访中，他解释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日益剧烈。从1947年到1952年，苏联统治集团一直处在战备状态，准备打一场永远的战争：1948年到195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生产翻了7倍，而苏联向民主德国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制订了准备战略轰炸的计划。
因此，逮捕、清洗和审判是为了提醒公众矛盾正在到来，是对苏联战争恐惧的一种辩护，是削弱列宁主义党派并为战斗做准备的一种战略考虑（与几十年前很是相似）。1949年指控拉吉克里通英美、阴谋颠翻共产党的起诉，让许多共产党人和西方同情者们信以为真。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对斯兰斯基等人的公开起诉都引起了广泛认同，使人误认为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西方联系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偏偏是拉吉克？是斯兰斯基呢？这些替罪羔羊是如何被选中的呢？
在斯大林眼里，任何在西方逗留过的共产党人，只要是发生在脱离苏联控制的情况下，就值得怀疑——不管他或她在那里做了些什么。那些在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与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来自东欧和德国——首先值得怀疑。而拉兹罗·拉吉克曾在西班牙服役（担任“拉科斯营部”的政委）；奥托·斯林格也一样，他是斯兰斯基案中的共同被告之一。佛朗哥得胜后，许多西班牙老兵都逃到了法国，结果却被关在法国人的战犯拘留营里。在那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和来自德国及流亡法国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起组成队伍。法国共产党把这些男男女女们组织起来成为地下共产党的分支，名为“移民工作队”（MOI）。战后杰出的共产党人如阿图尔·伦敦（另一位斯兰斯基案的被告）在MOI组织的战时工作中和西方有过很多接触和联系，因此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并在后来受到指控。
苏联战时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受命和西方联络并记录纳粹的暴行——正是这些活动后来成了指控他们罪行的依据。德国共产党人有的像鲍尔·莫克是在墨西哥度过了战争年代；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如后来的外交部长克莱孟蒂斯在伦敦工作过；任何一位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待过的人：都会轻易受到指控，因为他们可能和西方特务接触过或者是和非共产党人在工作中交往过密。约瑟夫·弗兰克，一位在布痕瓦尔德狱中躲过大劫的捷克共产党人，在斯兰斯基案中被指控利用待在集中营的时间结交了可疑人——“阶级敌人”。
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待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迎。他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设一条当地或全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鉴于上述原因，“民族”共产党总是难免成为战后公审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产党，而拉科西和格罗——主导其公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却是“莫斯科人”（虽然格罗也曾活跃于西班牙）。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差异。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组织斯拉夫国人抵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人（包括斯兰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苏联怀疑的对象而成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愿与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劳。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义的、注重实际的“莫斯科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式的人物。
特莱科·科斯托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各派直到被捕，战后他任第二把手，仅次于新从莫斯科回来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兰，哥穆尔卡曾和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反抗纳粹统治。战后斯大林欣赏的是贝鲁特和其他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波兰人。斯贝查尔斯基和哥穆尔卡后来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见，差点儿在对他们自己的公审中又成为明星。
还有一些例外。罗马尼亚的一位“民族”共产党人乔治乌-德治，他一手导演把另一位“民族”共产党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场，就像对付清白无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义者安娜·鲍克一样。虽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过早期的三十几年岁月，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巴尔干谈判。他也曾是经过合格检验的铁托的批判者（虽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铁托想牺牲保加利亚来承管塞尔维亚地区的野心）。然而这些不但没有能够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对协议不感任何兴趣甚至不赞同，他只想要绝对的服从。
最后，在选择公审受害者并对他们起诉时，对个人的打分评判和世俗的工具主义也成为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
同样世俗的是——作为诋毁个人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对安娜·鲍克的起诉，她同时受到“右翼”和“左翼”分离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评过农村集体化，接着她不顾农民意愿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化。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实际上他这么做（1947年大选前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是为解散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警察组织作掩盖。后来他又秘密重建了共产党网络而禁止其他党派建立该网络。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无可非议是正统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时机成熟他也就成了苏联利益的牺牲品。
公审的主要被告们都是共产党人。还有一些被清洗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举行公审，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里，那些斯大林的受害者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全都是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狱或工作劳教的人中，共产党只占了1/10，在死刑犯中只占1/20。在民主德国，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组织，监管和控制共产党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仅怀疑那些和西方有过接触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还怀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苏联统治集团以外的人。
因此，毋庸讳言，那些年里，东欧国家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怀疑之下。战后苏联国内的压迫到处都是，日趋严密：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但禁止红军在民主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并非主要动机。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
这项对苏联和东欧公民的惩罚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10年里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那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审判只是群岛式压迫显露出的一小端而已：还有监禁、流放、强制劳动营。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二轮高峰期，苏联劳改营关押了170万犯人，还有80万人在劳动区、275.3万人关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后（如果还能侥幸存活的话）判处。在保加利亚，在略微不到50万的工业劳动力中，2/9是奴隶劳工。
在捷克斯洛伐克，据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初，1 300万人口中有10万是政治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在号称国家工矿里工作的劳动力。根据“行政清理”，未经过任何公示或审判，那些消失在监狱里的男女就被无声无息地枪决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后才会得悉当事人的“失踪”。3个月后，法律上开始假设这人已经死亡，但还是不会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时，每天的报纸上会刊登大概30到40份这样的声明。好几万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更有好几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权利、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工作。
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总人口还不到1 000万人）经历过被捕、起诉、监禁或流放。1/3的匈牙利家庭受到过直接影响。亲戚们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弗丽齐·罗埃布尔，一位斯兰斯基同谋犯的妻子，被监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鲁津监狱整整一年，还被俄罗斯裔的审讯官谩骂为“犹太臭婊子”。释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家工厂。那些被关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个人财产。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被人们遗忘，就像约瑟芬·兰格，她丈夫奥斯卡·兰格是斯兰斯基公审中的证人，后来在秘密审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起诉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也是历时最久的。100多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充当多瑙河——黑海海峡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几万人，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的人在内。罗马尼亚监狱和各种形式的“试验”狱的条件之艰苦严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犹以皮特什蒂监狱最为著名，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3年里，被关押的犯人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身心来接受“再教育”。被关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数都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共产党政治家。
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也懂得敌人的必要性，并且这成了走斯大林路线国家的一种逻辑：要不断发动针对敌人的斗争——永远地进行下去，但主要限于国内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会议上指出：
（法官们）必须……以苏联的法学为基础，依靠世界上最深思熟虑的、唯一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科学，并完全按照苏联法律的实践经验来行事……不断上升的阶级矛盾是我们当今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需求。
共产党词汇中所厚爱的军事用语反映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军事用语泛滥：阶级斗争需要联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联络、转折性的运动、正面进攻。斯大林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要强调阶级斗争，这点可以根据以下这一奇怪的事实得到引证：虽然各处选举表明99%的人都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敌人队伍还是在扩大，还必须对他们进行更坚决的斗争，必须不遗余力地在苏联统治集团里模仿、复制苏联国内历史的模式。
很显然，主要的敌人是指农民和资产阶级。但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易被攻击的靶子，正和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安德列依·日丹诺夫恶毒攻击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反映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知识分子的主题所在：宗教、娼妓、脱离人民大众。假如阿赫玛托娃是个犹太人的话，就像中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幅讽刺画可能就会完成得更出色了。
政治压迫、审查甚至独裁专制，这些手段在奉行斯大林主义之前对欧洲东半部来说并不陌生，虽然相比较而言，大家普遍更倾向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审讯和监禁做法，而非“大众民主”的做法。1947年后共产党国家所建立的统治和恐怖机构在斯大林手下人员的努力下变得更趋完善，但其实大部分根本没有必要从东方照搬，它们早就存在了。尤根·图尔卡努一手创建的皮特什蒂监狱为共产党安全局服务，这并非出自偶然巧合，他早期曾是雅西大学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参与了罗马尼亚内战时期的法西斯组织“铁军”。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和先前的独裁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压迫机构办事的效率之高，而是在于现在它调动了权力和资源，并滥用它们为外来势力获取几乎归其独享的利益。继纳粹后，苏联的占领在形式上破坏性很小，它把欧洲东半部稳稳地深深纳入了苏联的轨道（对在纳粹专制统治下生活了12年的民主德国公民来说，这种转型是平静而顺当的）。这一进程及其带来的结果——东欧的一切，从生产过程到学术头衔都被“苏联化”或“俄国化”了——迟早就将导致那些非老派斯大林主义者的背弃。
这一转型的副作用是模糊了许多人的记忆，这些人曾在共产党转型的最初时期产生过矛盾情绪。后来几年里，要忘记斯大林主义者在公开场合所讲的反犹太的、多是陌生恐怖的语言就比较容易了，正和苏联本国一样，东欧很多地区都能找到富有同感的听众。经济民族主义在当地根深蒂固，因此，没收财产、国有化、控制并制定工作方面的国家法规，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据1946年实行的“两年计划”，可以把违抗命令不听话的工人流放到劳改营（但实际上1946年到1948年间很多捷克法官都拒不采纳此种处罚）。
虽然我们认为可能只有一小帮华沙和布拉格的年轻人才会对共产党统治的未来抱有极高希望而已，但事实上在早期阶段，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并非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到的一场单方面的、残酷的变革。但是，正如1941-1942年从苏联手中“解放了”这些地区后，纳粹的暴行使得当地人民对其毫无好感一样，斯大林也很快就使这些卫星国失去了对他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苏联想让它邻近的这些西部发达地区加速推行自己并不景气的历史经济模式，这样的结局显而易见。共产党管理者们唯一能够不断依赖的资源，就是已被压迫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1948-1953年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恐怖时期和20年前的苏联相似的原因所在：双方都受到了强制工业化的束缚。中央计划经济在强迫矿工和工人获取剩余价值方面确实效果卓著，但也仅此而已。苏联统治集团的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落后了，到处是荒诞不经的浮夸风，毫无实效。以苏联为例，伏龙芝（现属吉尔吉斯斯坦比兹凯克）的官僚机构在1960年竟然鼓励当地农民通过买空当地商店的库存来完成他们（专制而又无法实现的）黄油供应配额的指标……
审判和清洗，伴随着大量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贬损了东欧公众中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变成了腐败和专制压迫的代名词，受操纵并服务于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他们内部之间又互相猜忌着、害怕着。但是，当时的暴政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世俗特点：竭力以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赞歌形式来推行老式专制，这种假面具曾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寡头统治集团及纳粹侵略者们所不齿。并且，这又是一种为了某一外来势力的单独利益而采取的暴政形式，这使得苏联的统治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里遭到怨恨。
东欧苏联化的结果是使他们离他们的另一半西欧大陆渐行渐远。西欧国家即将经历剧变转型并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东欧各国却陷入了停滞不前：进入了迟钝和放弃不前的冬天，抗议示威运动和压制后屈从的状态不断轮回上演，大大削弱了国势，这种状态延续了将近40年。据大致正确的表面估算，正是在这些年里，马歇尔计划为西欧经济复兴注入了约140亿美元，而斯大林——通过战争赔偿、强制派送和畸形贸易的方式——则从东欧国家攫取了大致相当的金钱。
东欧和西欧之间一向存在着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欧洲大陆对自身的理解，也并没有被看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就和欧洲西北部之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在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宗教远比政治显得突出和重要。“二战”以前的欧洲，南北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东西部之间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苏联对维也纳以东地区的统治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在俄国本国还要显著。毕竟，俄罗斯帝国并非完全的欧洲国家；彼得大帝统治后的俄国所具备的欧洲性在列宁领导的世纪变革中受到了质疑。为把苏联和欧洲历史、文化一刀两断，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采取了大幅度的、持久的暴力措施。但是，他们对西方的怀疑和害怕受西方影响的心情却并非史无前例；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1917年前，就存在于有自我意识的亲斯拉夫派的文章和实践中。
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则不存在这样的先例。事实上，它只是没有安全感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小国家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自认为是远离欧洲文明边缘的先驱；但却是受到低估了的欧洲重要遗产的捍卫者——就像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对自己的理解一样，非常合理，他们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心。罗马尼亚和波兰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巴黎时尚，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后期那些讲德语的知识分子一样，从下喀尔巴阡山区的莱茵区到的里亚斯特，一直都以维也纳为楷模。
那个统一的、世界主义的欧洲只存在于少数人之间——而且在1918年就消亡了。那些根据《凡尔赛条约》筹建的新兴国家则从一开始就显得根底虚弱、短暂易逝。因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几十年反倒成了一个过渡间歇期，既不太平也无大战，这时，帝国统治结束后的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多少有些前途未卜。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复苏后的德国可能成为该地区旧帝国统治下的从斯德丁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地带的实际继承者——由于希特勒自身的错误而擦肩而过，未能实现。
强加于身的苏联方案而非德国模式，使得不堪一击的欧洲东半部脱离了欧洲大陆的主体。但当时的西欧人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当然，德国人除外，他们的国家直接受到欧洲分裂的影响但却无权对此大声抗议。大部分西欧人都对东欧的消失漠不关心。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并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国内的巨大变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贯穿巴尔干半岛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不容渗透的武装防线。但对那些位于防线东部的人来说，似乎被向后推向了一个灰暗的被自己大陆所遗忘的角落，任由一个并不比他们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来强国宰割，这个强国靠着剥夺他们日益减少的资源、衰退的历史而过着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滞。
第7章 文化战争
我们都厌弃过去的时代。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悉，过去的时代看起来愚昧又野蛮。
——米兰·西迈斯卡
在20世纪中叶，做每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和顾及苏联对于此事的态度。
——雷蒙·阿隆
即使我错了，也是对的；而你们即使对了，也是错的。
——皮埃尔·库塔德（与艾迪加·莫林语）
无论喜欢与否，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势在于，要想理解社会主义，就必须投入运动中去，并且承认它的目标。
——让-保罗·萨特
如果理由错了，你就没法帮助别人行事正确……这种对站错队的害怕心理，不是政治上纯洁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
——阿瑟·凯斯特勒
还在欧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分裂：共产党和反共产党。对未来几代人来说，其藏书网速度之快，可能会让他们感到费解。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进行监视，看他们是否支持苏联，这并不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分裂而开始的，但是在战后的这几年里，在1947年到1953年间，这条划分东方和西方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界线深深地刻入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生活。
当时的情况非同一般，所以产生上述现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极右派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后来的回忆。从布鲁塞尔到布加勒斯特，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和文献都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派展开了大量的激烈辩论。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事法西斯活动或持彻底反动观点的知识分子们、记者们和教师们，在1945年后找到了恰当的理由，大声叫嚣着支持他们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临时或永久退离公众视线的人）。由于此刻大多数法西斯党派和报刊、彻底保守的言论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亚半岛除外，那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仅限于中间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观念在欧洲失势了。
虽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的覆灭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写作和表演的内容，它们的基调却没有大的变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紧迫感；他们所采用的暴力和“终极”手段，仿佛真正的变革必定需要经历彻底的毁灭；讨厌对自由派的“伪善”和妥协；热衷于二元选择（赞成或反对，革新或颓败）：这些冲击力同样可以很好地服务于极左派，而在1945年后它们的确如此。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作家们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家、堕落、牺牲和死亡这些概念有着先入之见。1945年后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成形于战争经历，但是这一次他们关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选择的冲突，排斥一切妥协的可能性：善与恶、自由和奴役、抵抗与合作。从纳粹或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以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做法受到了广泛欢迎，被认为是一个变战争的破坏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一个崭新开端的机会。而当这一机会看来受到挫折，又回归到“常规”生活时，失望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或转变成极左派说，世界再一次两极分化，陷入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
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对妥协全无耐心。他们太年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消失了一大群名声败坏的年长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帮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战争，但他们却急于弥补上一代所失去的岁月。他们的政治教育来自统一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年代，当他们主要通过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赢得公众认可、获得公众影响时，根据欧洲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确实是成名太早了。
在法国，大战结束时，让-保罗·萨特40岁，西蒙娜·德·波伏瓦37岁，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尔贝·加缪年仅32岁。在比他们年长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生于1885年）的影响力和他们相当，主要是因为他并没有受到过去维希政府历史的玷污。在意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生于1866年）保留了意大利上一代公众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后，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生于1900年）是较为年长的、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之一，小说家、政治评论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当时38岁，共产党编辑、作家厄里奥·维托里尼更年轻一岁。在德国，对纳粹的同情和战争影响了最大多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尔——最有才华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们在希特勒战败后的两年里组建了“47社”——在战争结束时年仅28岁。
在东欧，战前那些知识分子精英受极端保守主义、神秘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更是显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谓一个典型人物，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杂文《被禁锢的心灵》发表于1951年，当时他年仅40，正处于政治流亡中。杰尔齐·安德尔泽也夫斯基（他出现在米沃什的书中，但并不是为了恭维）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一部广受好评的关于战后波兰的小说《灰烬与钻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兹·波洛斯基才二十几岁，就出版了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女士们、先生们，毒气室请走这边》。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岁稍长的人，他们或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苏联，也有些人两者都经历过。但是在他们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男女，都沉浸在苏联支持下的推翻政权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这对他们获取成功至关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罗松齐差点在1956年匈牙利动乱后成为苏联镇压的牺牲品，二十几岁的他和几百位同他一样的人把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舞台。海达·科娃丽的丈夫鲁道夫·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兰斯基公审案的被告之一，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部长职务时才35岁；公审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图尔·伦敦更年轻，共产党执政时他才33岁。伦敦曾在法国抵抗运动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许多地下共产党员一样，年纪轻轻就学会了如何行使政治、军事职责。
东欧和西欧的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热切地向往共产主义的未来。但是这种热情里也掺杂着一种明显看不起无产阶级、蓝领工人阶级的复杂情感。在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熟练的技术工人非常稀缺——这和大萧条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集体的回忆里记忆犹新。煤矿等着开采；公路、铁路、楼房、电线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产出工具来制造其他产品。所有这些工作都急缺熟练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妇女或那些各种类别的“知识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营里那些身体健全的年轻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难所。
这样一来，工业企业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这明显是一种对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派的政治资产。那些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的左倾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女可以通过投奔共产主义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并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拜倒在无产阶级面前”（阿瑟·凯斯特勒），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歌功颂德（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观念，典型地想象成坚定强壮的男性形象），使之几近偶像地位。
虽然这一现象是欧洲范围的，并且超越了共产党的政治（在欧洲最为著名的这种拥护“工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让-保罗·萨特，他一生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只有在东欧，这些感情才产生了实际效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地区的学生、教师、作家和艺术家大批涌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帮助重建铁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尔维诺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业的相似状况。对新事业的投入、对或真或幻的工人集体的向往以及对苏联（和它那无往不胜的红军）的倾慕，使战后的青年一代从他们的社会根基和民族历史中脱离了出去。
年纪轻时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就意味着共产党员）。因此，捷克人卢德克·帕奇曼说：“我1943年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我当时只有19岁，一想到我突然通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还想到能够同无产阶级一起进军全世界，先是反对希特勒，接着要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我就着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样并没有被共产主义教条的魅力冲昏头脑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欢迎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我很高兴看到波兰半封建社会最终被摧毁，大学向年轻的工人和农民敞开大门，农业改革正在实行，整个国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正如铁托身边的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所亲身经历的一切时，曾观察到：“极权主义开始时是一种热情和信念，只是后来才成了组织机构、政府权力和职业。”
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小国狭隘性和法西斯对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比，一开始，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奉承知识分子，这一点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如亚历山大·瓦特（另一位波兰前共产党员）所见，那些世俗的波兰知识分子对这种“精装的教理”非常渴望。虽然东欧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教授们成了积极活跃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赋、才华最出众的人。
帕维尔·科胡特，几十年后作为不同政见者蜚声国际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剧作家，最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视线时，对自己祖国的新政权绝对热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变，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拥挤的旧镇广场看到共产党领袖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时的情景时，描述说他当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那些想要寻求公正的人民大众和在领导他们加入决定性斗争的这个人（哥特瓦尔德）身上”，20岁的科胡特看到了“夸美纽斯徒劳地寻找的核心保障”。4年后，科胡特一腔忠诚地写下了“致我们自己的共产党的颂歌”：
让我们对党高歌赞颂！
年轻的工人突击队代表了她的青春，
百万人的头脑是她的理性，
百万人的双手是她的力量，
她的军团是
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话语。
鲜花盛开的五月，
远处古堡的上方
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真理战胜一切！”
工人阶级的话光芒四射！
工人的真理战胜一切！
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光荣啊，哥特瓦尔德的党！
光荣啊！光荣！
这种忠诚在科胡特那代人当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观察到，共产主义实行的原则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没有“赞同”来得重要，这正是东欧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是孩子，”兹德内克·姆莱纳尔（1946年他才15岁时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道，“这代人并没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战过，只是带着战时的思想就步入了战后这几年，这时为了某些事情而斗争的机会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姆莱纳尔这代人只知道战争岁月和纳粹的占领，思想上“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没有中间道路。因此我们独特的经历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概念：正确观念的胜利意味着——很简单——对另一方的清洗和消灭”。
带着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东欧的一些年轻人投向共产主义（“我一心想参加革命……”，作家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产党时对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称），但是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终统治这些国家，因此导致后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幻想都消退了。那些稍稍年长些的共产党人，如德热拉斯（生于1911年）可能一直都比较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操纵人们的狂热情绪，正是为了束缚他们”。但是那些年轻的皈依者们，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现共产党的严峻纪律和斯大林主义的权力现实后都大为震惊。
因此到了1948年，出现了日丹诺夫的“两种文化”论。他坚持认为，一切事情——从生物学到诗歌——都必须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使得盛行民主的东欧国家尤感诧异。凡是盲从的知识分子，都一直紧跟党的路线，无论如何，这种采取压迫手段和保持正统信仰的路线，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就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刚从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转型过来的国家而言，却显得比较艰难了。在19世纪的中欧，在知识分子和诗人中间形成了一种代表民族发言的习惯和责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现在却在更多时候成了（真实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们即将成为被选中的牺牲品——作为世界主义者、“寄生虫”或犹太人——成为暴君所犯过失的替罪羔羊。
因而，东欧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即使是在表现得最强烈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后就烟消云散了，虽然还有一些以“修正”或“共产主义改革”的形式滞留了一些年月。共产党国家里的分裂不再只是发生在共产党和它的对手之间。重要的分歧重又出现在那些执掌大权者——党管国家、警察、官僚、议会知识分子——同其他所有人之间。
这样看来，冷战期间的分界线与其说处于东西方之间，不如说处于东欧和西欧内部。在东欧，共产党及其机构和社会其他各部分之间处于未宣战状态，那些接近共产党的熟人已经划定了新的战线：在那些共产党给予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实际利益的人和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视、失望和被压迫的人中间。在西欧，分界线两边都能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影，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情与对它的直接实践经验呈现出明显的反比。
对当代东欧命运的普遍漠视，以及西欧对它越来越冷淡，成了令许多东欧人困惑、恼恨的根源。东欧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边缘化情状——这是他们早就必须屈从的命运。1948年后，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受到了双重排挤：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存在，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冷落，那些人从未把他们的经历和例子放在眼里。在50年代初的东欧作品中，对西方的描述重复出现的主调感到受了伤害，同时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中所描述的“失望的爱”。流亡的罗马尼亚人类学家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1952年4月写道，难道欧洲没有意识到，她的躯体被肢解了一块吗？“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位于欧洲，所有这些民族都是欧洲人。”
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欧洲了，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军事防卫圈渗透到中欧，这就打破了东欧国家的均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层次剧烈下降，波兰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总体上被排挤了。虽然共产主义的挑战实际上一直是西欧辩论和争论的核心，但对处在几十英里之外的东欧“真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实际经验却很少引起注意：对那些最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仰慕者来说，更是未引起丝毫注意。
战后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即使对刚过去的时代中的外人来说，也是很难看清的。讲德语的中欧国家——20世纪的前30年里一直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不复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时，维也纳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过去的阴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样被盟国四强瓜分了。它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足够的衣食，更不用说对整个大陆做出什么精神贡献了。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和他们匈牙利及原先奥匈帝国时期的同代人一样，要么流亡外国（到了法国、英国、英联邦自治领或美国），要么和当局妥协，否则就性命难保。
德国自己已是满目疮痍。1933年以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来的人，几乎都不得不同当政者妥协。马丁·海德格尔同纳粹政府调情的臭名昭著的态度并非典型，只不过是在他那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中的蕴涵意义引起了争议罢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们、报纸和文化机构里，成千上万名小海德格尔们也一样，出于热情而采取妥协态度，根据纳粹的要求来写作和行事。
战后德国的场景因存在着两个德国而更显复杂，其中一个德国宣称自己是唯一继承过去“好”德国的传统：反法西斯的、积极进步的、开明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受到诱惑，决心站在苏联占领区和它的后继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边。和波恩的联邦共和国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却以坚持诚心地反对纳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还没有完全消除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并不愿意直面刚刚过去的德国历史。共产党政府鼓励历史学家、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向观众揭露“另一个德国”的罪行——只要他们不触犯某些“禁忌”。一些从魏玛共和国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杰出天才们纷纷移居民主德国。
他们迁移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占领下的民主德国是东欧集团中唯一一个还保留着西方“幽灵”的国家，它的知识分子可以面向西方听众，而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作家则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审查太严或压力太大而无法忍受的话，还可以有机会逃回西部，只要通过柏林关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贝托尔德·布莱希特选择住在民主德国；年轻的作家们像克里丝塔·沃尔夫也留在了那里；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像后来持不同政见的沃尔夫·比尔曼，实际上还移居到东部去读书和写作（比尔曼在1953年17岁时就移居民主德国。）
对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吸引他们离开“物质主义的”联邦德国的原因，是民主德国自我表现出来的进步、平等和反纳粹精神，其政治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联邦共和国有所不同。后者似乎既表现出对历史不愿谈论的沉重心情，同时又奇怪地感到轻松。他们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赖西方盟国，尤其是促成建立联邦德国的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早期知识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倾向于两种政治极端的激进观点被公开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并且像伯尔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政治（这跟他们之后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文化宣传的途径当然并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来因缺少纸张而引起的报纸印刷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发行网络得以重建，在联邦德国，约有200多份文学和政治期刊得以发行（但是后来其中很多刊物由于币制改革而停刊了），并且新的联邦共和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报纸，其中尤以在汉堡出版的新周报《时代》最为著名。然而，联邦德国对欧洲知识生活的主流来说还只是处在次要地位，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联邦德国新闻记者兼编辑梅尔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时写道：“我认为，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在灵感甚至智力上显现出如此地枯竭和凄凉失落感。”
与德国早先在文化上的杰出表现相比，这也是导致国内外观察者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深思后产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忆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国的世纪”。为了达到纳粹的目的，德国的文化遗产遭受了许多腐蚀，丧失了它的品格，很难讲清德国人现在将会对欧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可以理解，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尤其受到了德国窘境的困扰。卡尔·雅斯贝斯——纳粹统治前的知识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积极参与了1945年以后的争论，也是最为著名的对德国内部争论做出唯一贡献的人：1946年他写了文章，论述《德国的罪行问题》。但是西德（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刻意回避谈及政治意识形态，这曾在战后最初10年里对把他们边缘化产生过最大的作用，当时西欧的公共话题都强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响。
在这些年里，英国人也完全处于欧洲知识生活的边缘，当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国对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争论也很清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矛盾冲突胜过了和平主义，经济大萧条和西班牙内战导致了工党和知识分子左派的分裂，这些分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没有被遗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法西斯和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社会不满变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伦敦的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鼓动大众反对犹太人；大不列颠共产党除了早期在苏格兰造船业和一些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区工厂里拥有强势外，此外就一直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昙花一现的选票达巅峰时期的1945年，也只获得了10.2万张选票（只占全国选票的0.4%），因此只赢得了议会的两个席位——而这两个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选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选中，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约4 900万人口中只获得了2.1万张选票。
当时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空想。但在伦敦知识界和大学里，它并不约束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心。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始就对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如H·G·威尔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他从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事情并且怀有同感：可以通过上层那些对此最为了解的人来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的左派内务官员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样，没时间来关注这些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小国家的痛苦，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琐事而已。
但是，当这些事情越过英吉利海峡引起激烈争论时，共产主义再也不能按原来的样子来鼓动或划分英国的知识分子了。1947年，乔治·奥威尔注意到，“英国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兴趣还远没有达到对他们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争论（而在英国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焦虑产生的最初征兆是对国家“衰落”的担忧。这也是战后英国矛盾心态的一种表现，这个国家刚刚经过6年奋战打败了它的死敌，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福利实验——而文化评论家们却被失败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因此，T·S·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义札记》（1948）中声称：“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标准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一衰退的证据。”出于比较，1946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三档节目：特设了一档旨在鼓励和传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优质”节目，由那些在欧洲大陆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士编导；但是他们把古典音乐、主题演讲和严肃话题的讨论混在一起，俨然是英国人故意避免会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话题的做法。
英国人并非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学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发表，只要愿意，英国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创痛。1945年9月，西利尔·康诺利在他自己主办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了关于当时欧洲状况的文章，他写道：“从道义和经济上来说，欧洲输了这场战争。正是在欧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们得以成长起来，读书写字、恋爱、旅行，但是这顶文明的大帐篷垮了下来：边绳受到了磨损，中间的支柱断裂了，桌椅分崩离析，帐内空空荡荡，玫瑰正在花瓶里枯萎凋零……”
除了对欧洲大陆状况的这种关心之外，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评论家们持一种旁观态度，似乎欧洲问题和英国的问题虽然相关，但在关键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英国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影响作用，他们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大致说来，那些在欧洲属于政治上紧迫的问题只引起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点兴趣；而那些知识分子关于欧洲问题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话，通常也只局限于学术圈内。
意大利的情况则几乎完全相反。在西欧所有国家里，意大利是直接经受这场时代灾难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受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长达20年的统治；曾经被德国占领，后来又被西方盟军解放，在历时近两年的拖拖拉拉的战争中遭到消耗和破坏，范围覆盖了全国的3/4，使得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几乎沦为赤贫。此外，从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个意大利北部几乎都卷入了全方位的内战之中。
作为以前的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它在东西方之间都遭到了怀疑。直到铁托和斯大林分裂，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未定的边界线还一直是引起冷战的不定因素和发生边界战争的潜在危险。意大利和它的共产党邻国之间一直关系不和，其复杂原因还在于它又是除苏联集团之外拥有最多共产党员的国家：1946年是435万人（占总数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意大利共产党宣称拥有交纳党费的党员214.5万名。共产党在当地的影响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区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亚市附近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它可以依靠彼德罗·内尼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的支持，而且它那思想精确而又深刻的领导人帕米罗·陶里亚蒂也广受大众欢迎。
由于上述原因，战后意大利的知识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并且和共产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占压倒多数的意大利年轻知识分子们，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受到过法西斯主义诱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贝内德托·克罗齐影响的团体。克罗齐明显地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19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他为知识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准则，但在战后的环境里，仅靠这些还是明显不够的。意大利人实际上面临的确切选择似乎明摆着：要么是政治化的教权主义——形成保守的梵蒂冈（在庇护十二世统治下）和美国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的联盟——要么是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从一开始，它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及20年前的年轻的共产党创始人一样，陶里亚蒂比起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来，确实才华非常出众——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该党公开欢迎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阵营，成为党员或同盟者——并注意在党的言辞中去掉那些可能会不利的话语。事实上，陶里亚蒂有意识地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调整共产主义以迎合意大利知识分子：“一半克罗齐、一半斯大林。”
这一方式获得了独特的成功。这条从克罗齐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被意大利共产党中最聪慧的一批年轻领导人采纳：乔奇奥·阿曼多拉、卢齐奥·龙巴铎·拉迪齐、彼德罗·英格拉奥、卡罗·卡索拉、埃米利奥·塞伦尼等等，这些共产党人均来自哲学和文学界。1946年后，对行动党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因为这个党未能实施战时抵抗运动的想法，表明在意大利公众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进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等种种希望的破灭。当时有位作家称呼他们是“羞怯的克罗齐派”。
作为这片停滞的土地上一种代表进步和现代的声音，以及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实践的最好希望，意大利共产党在它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学者、作家，他们为党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会主义的光环。但随着欧洲的分裂，陶里亚蒂的策略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的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揭示了斯大林想把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一样）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决心；他们的政治策略必须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不拘泥于宗教教条形式处理文化事务的方式，也必须改为日丹诺夫的毫不妥协的“两种文化”论。此外，美国厚颜无耻的干涉但却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党获得了1948年大选的胜利，战后陶里亚蒂对自由民主党的合作政策就开始显得有些天真了。
因此，不管有多怀疑，陶里亚蒂别无选择，只好抓住控制权，并实施斯大林的模式。这在一些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公开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本着自由权利去区分党的政治权力范围——对此他们毫无疑问——和他们享有自主权的“文化”领域范围。共产党文化刊物的主编维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陶里亚蒂：“文化”不可能从属于政治，除非它以牺牲自己和真理为代价。
陶里亚蒂曾在莫斯科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并在1937-1938年第三国际的西班牙行动中担当过领导角色，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在共产党内，人人都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属于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可以不受苏联的传诏。维托里尼和他的同伴们必须接受党关于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路线，否则就得离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共产党更接近于服从苏联权威的道路，使得维托里尼等一批知识分子同它正式疏远了。但除了陶里亚蒂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外，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从整体上失去一种非教条式的“光环”，因为 53ea." >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大党还在包容着、甚至赞同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思想自主；这种好名声将在以后几十年里对它大有好处。
陶里亚蒂对非共产党左派的批评却一直无法改变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广泛看法，即它不同于他国的共产党。后来伊格纳齐奥·西洛内承认说，意大利社会党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至少一直维持到1948年，后来的非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展开的不断批评也并非自愿，使得意大利政坛无法在共产主义之外出现另一种左倾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在西欧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那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非同寻常的原因。1943年彻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却并不能抹掉他20年来的统治对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产生的复杂影响。墨索里尼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导向反对外来文化和外来影响；法西斯主义公开支持“民族”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推行闭关自守的保护政策，鼓励用本国同样的作品来取代那些质量平平的舶来品。
最终，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屈服于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贴；而那些反对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奥·维托里尼本人就曾获得过法西斯政府颁发的文学竞赛奖。维托里奥·德·西卡在法西斯当政时代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战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现实主义伙伴、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在其战后导演的影片中明显表现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而仅仅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还拍摄了许多有关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像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对几百万没有经历过和平统治年代的意大利成年人来说，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统治就是一种正常的秩序。
因此，战后绝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反映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问题的立场上的模糊性，由于受到过去威权政治的不当影响过深，而无法参与战后欧洲事务的核心。无论如何，意大利长期以来就处于欧洲现代文化的边缘，也许部分原因和它自身历史上的离心状态和所属位置有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米兰和都灵，各个城市都自成一个小世界，拥有自己的大学、报纸、学术圈和知识界。罗马是权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权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没能控制过整个国家的文化生活。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来，只有一个地方成了适合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的纠结和分化反映并界定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化状况。它的竞争者们都遭到了监禁，早已自我毁灭或者人云亦云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先后沦入独裁者之手，政治难民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逃向法国。有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并加入了抵抗运动，许多人成了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牺牲品。有些人逃到了伦敦、纽约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归了。还有一些人，像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匈牙利历史学家、政治新闻记者弗朗索瓦·费吉托，他们并没有移居海外，直到苏联在东欧搞政变，迫使他们逃离祖国——就这点来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结果，自19世纪40年代卡尔·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亚当·密茨凯维奇、居塞佩·马志尼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度过流亡生涯以来，法国再次成为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自然家园，成了一处对欧洲现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场所。因此，战后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具有双重的世界性：来自欧洲各地的男男女女们都参与其中——正是在这个欧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种观点和争论得以扩大，并传向更广的国际听众范围。
尽管1940年法国惨败后被德国占领，忍辱含羞过了四年，贝当元帅领导的维希政府又道德观念模糊（甚至更糟），战后好些年里，整个国家在国际外交上落入听命于美英的尴尬境地，法国的文化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中心：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时代代言人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意义，而且法国政治理论的要旨又体现了世界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了欧洲之都。
这一结局在当时具有讽刺意义。是历史机遇在那些年里将法国知识分子推到聚光灯下，而他们本身关注的事情和其他人并无大异。战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忙于清算旧账、物资短缺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困扰来重新阐释世界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国人对巴黎重要性的自恋情结生动地、不做自我批评地投射向整个世界。阿瑟·凯斯特勒回忆说，战后法国知识分子（“这些草原上神圣日耳曼人的小马屁精们”）是一帮“透过墙上的小洞来窥探历史玷痕的偷窥者们”，但历史显然提供了他们一次有利时机。
后来标志法国知识分子团体特色的派别在当时尚未立时显现出来。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创办《现代》杂志时，编委会成员不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广泛共识。后者的标签也贴给了阿尔贝·加缪（这令他非常不悦），当时他是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并且从他写的日报《战斗报》社论版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战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他们全都抱着一定的“抵抗主义者的”态度（但是只有加缪曾积极投身抵抗运动——阿隆参加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国”组织，而其他人则在被德国占领的那几年里多少只想着明哲保身）。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战争年代的斗争克服了“存在还是行动”的两难。因此，他们存在于历史“中”并且必须尽可能地介入历史。他们的处境再也不容这些知识分子享有拒绝政治选择的权力，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接受这一事实。萨特说：“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尽其所能。”
萨特那一代人宣称从战争中还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从而也符合了某种程度上的意愿。这远远超出了法国对当时的经历所做的解释：到1945年，许多欧洲人生命中经历了30年的军事、政治暴力。整个大陆的年轻人在言行上已对公开的残暴行为习以为常，而这只会使他们的19世纪的先辈们感到震惊。而且现代政治词汇还提供了一种“方言”以帮助唤起国内的暴力和冲突：《精神》杂志的主编、基督教左翼有影响的人物伊曼纽尔·莫尼埃在1949年无疑地代表大众发言时声称：在每天都上演对资本主义受害者实施“白色暴力”的时候，谁若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谁就是虚伪的。
但是在法国，诉诸暴力手段并不仅仅代表着对近期经历的控制。它也是重现了旧有的传统。对同谋、背叛和叛国罪的起诉，要求严惩罪行，并且转向一种需要一个全新开端的呼声，这些都并不是在获得解放后才开始的。这只是古老的法国传统的重现。自从1792年以来，法国公众生活中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分化扩大并且进一步使国家分成两派：对君主制赞同与否，对革命赞同与否，对罗伯斯庇尔赞同与否，对1830年和1848年的《宪法》赞同与否，对巴黎公社赞同与否。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经历如此漫长而不间断的二元政治，传统历史学强调了这种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灌输给了法国的孩子们。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国家来，法国的知识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众政治中实行武力手段。乔治·桑回忆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纳河边散步时，她的朋友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流血革命，并且解释道：只有当塞纳河的河水染红了的时候，当整个巴黎都燃烧起来、穷人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实现正义与和平。将近一个世纪后，英国散文家彼得·昆奈尔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说：“这种几近病态的对暴力的推崇似乎占据了大批法国作家的心灵。”
因而，当激进党的年迈政治家爱德华·埃利奥（他一直担任“法国民族阵线”主席，直到1957年85岁时去世）在解放时宣布，除非“法国首先经过一场浴血奋战”，否则就不会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话语对法国人来说并不显得奇怪，反倒因出于一位来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议员之口而显得更有希望了。法国读者和作家们一向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历史变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随。萨特及其同代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暴力是一种“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历史的催生婆”，在这方面，他们远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传统。
在法国人的想象里，这种对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随着对过去法俄结盟发黑了的记忆。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国知识分子满怀同情之心，倾听着共产党对苏联的暴行做出的辩护。当然，辩证法也起了作用。马塞尔·佩居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里著文评论斯兰斯基公审案时，提醒读者说：一个人处死政敌并不算犯错。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么他们所采取的仪式（即公审）看起来却有点儿像一幅讽刺画。毕竟，这些指控并非显得不合情理”。
眼看着建设中的共产主义，那些访问过苏联集团的法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充满田园诗般的热情。因此，诗人、超现实主义者保尔·艾吕雅于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对那批（无疑很茫然的）听众说道：“我来自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已经没了笑声，也失去了歌声。法国处在阴影中。但是，你们发现了幸福的阳光。”第二年，也正是这个艾吕雅在苏联占领的匈牙利说：“一个民族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做主，这样几年之后，幸福才会成为最高法律，欢乐才会每天从地平线上升起。”
艾吕雅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情绪感染了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1948年捷克政变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确信共产党将变得无往不胜：正如与她同时代的保尔·尼赞在许多年前所写的那样，革命的哲学家只有在他所选择的阶级肩负革命重任后才能发挥作用，而共产党认为自己正是那个阶级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站在进步的历史这一边，无论有时候在道德方面发生什么变化。
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无处不在而产生的结果。法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最多时达到80万人），但是法国共产党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大选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赢得了28%的选票。和意大利共产党不同的是，法国共产党无需面对一个联合起来的中——右势力的天主教党。相反，法国社会党出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共产党的策略交往中积累的长期经验，它在冷战初期并未毫无异议地和共产党联合（虽然有少数成员希望如此）。因此，法国共产党比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显得更加强大，同时也更加孤立。
然而，它对知识分子也特别没有同情心。与意大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共产党一直由脾气倔强而头脑迟钝的党的官僚在领导，比如说矿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从1932年起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1964年去世为止。斯大林认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质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一样——他值得信赖，总是听命行事而从不发问。并非巧合的是，自从在1939-1940年的虚假战争（phony war）中逃离法国军队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过了接下来的5年时光。因此法国共产党是可靠的，虽然严格说来是卫星党，却是宣扬和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有效工具。
战后一代的学生在寻找领导人、行动方向和纪律，以及和“工人们”配合行动的前景，所以法国共产党的异常严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至少持续了好几年：这点和它的捷克、波兰同行们最初在东面几个国家激起了同代人热情的情况大致一样。但是对那些更成熟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共产党内的文化委员们在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上，长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这种狂热的正统性，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对他们的进步信念形成了挑战。那些将自己的命运同法国共产党绑在一起的作家或学者们像意大利的维托里尼和伦敦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一样，根本无法预料到会失去周转的余地。
由于这个原因，巴黎知识分子的天性倾向成了我们最好的向导，可以用来透视冷战时期欧洲信仰与观点的错误路线。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种知识分子派系都追随国内外的政治线路。东欧国家的公审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其中许多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曾在法国生活和工作过：拉兹罗·拉吉克在西班牙内战后就一直被软禁在法国；阿图尔·伦敦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并和一位杰出的法国共产党员结了婚，后来又成了另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岳父；“安德烈·西蒙”（即奥托·卡茨，斯兰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记者圈内赫赫有名，工作表现出色；特莱科·科斯托夫从担任保加利亚驻巴黎外交官时就早已为人熟知——事实上，他在索非亚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缪《战斗报》的封面。
巴黎本身还进行过两次颇有影响的政治审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国的苏联中层官僚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次年5月法国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关于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尤其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制的描述，使该书在法国畅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召开会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因未能按照苏联新的强硬派路线行事而在会上遭到了指责。两个月后，即1947年11月，共产党的报纸《法兰西文学》连续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钦科的书乃一派谎言，纯属美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之作。报纸不断宣传并扩大这类指责，1948年4月，克拉夫钦科终于要求起诉这家报纸的诽谤罪。
这场审判从1949年1月24日延续到4月4日。在审判中，克拉夫钦科带来了许多无名的证人来为自己作证；但被告们却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国非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证词：抵抗运动小说家韦尔科，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艺术评论家让·卡索，抵抗运动英雄、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还有其他许多人。这些都证明了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的清白，苏联革命信心的无可非议，以及克拉夫钦科供词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实。审判判给克拉夫钦科一个法郎作为象征性的名誉伤害赔偿费。
这种进步的左派在“道义上的”胜利和东欧第一轮的主要公审很相似，而且对知识分子地位的确认取决于是否站在苏联一边——正如萨特在前几个月指出的，“谁都必须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做出选择”。但对许多批评苏联的人来说，克拉夫钦科远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长一段时期内，那些选择流亡美国的苏联共产党官员，对欧洲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想既和华盛顿保持距离，同时也拒绝莫斯科对进步运动的独断控制。萨特和梅洛-庞蒂在1950年1月写道，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对他没有友好的感觉：他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本国”堕落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另一场审判却令人很难忘却。1949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对拉兹罗·拉吉克执行处决的4周后，戴维·罗塞特在《费加罗文学报》上撰文呼吁那些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帮助他探寻苏联集中营的真相。他指出，根据苏联制定的劳动教养法，那些地方并非像官员们所说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为完善苏联经济和刑法体制而建的集中营。一周后，《法兰西文学》再次刊文，共产党作家皮埃尔·达伊克斯和克劳德·摩根谴责他捏造事实，恶意诬蔑苏联。罗塞特为自己名誉受损提出起诉。
这次对抗的人物特别有意思。罗塞特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叛徒。他是法国人，早就是社会党人，有时又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是个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尔德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幸存者，是萨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场短命的政治运动“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发起者。由这样一个人去起诉苏联的集中营或劳改营，一下子就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政治组合力量。达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并被驱逐到奥地利的茅特豪森。对两位左翼前抵抗运动成员、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这样的冲突说明，过去的政治联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现在只取决于对共产主义这个单独问题的态度。
罗塞特的证人名单包括各种对苏联监狱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值得高度信赖的专家，尤以玛格丽特·布伯-纽曼的证据最具戏剧性，她证实说自己不仅在苏联集中营里呆过，还住过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间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转交回纳粹手里后，这是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发生的小小变更。罗塞特赢得了这场官司。他甚至还在同时代人的良心和意识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后判决宣布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承认“要集中所有事实来质疑苏联体制的意义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说《名士风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们在听到关于苏联集中营的消息后发生的系列痛苦争论（但是出于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说里的时间，使得萨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识到这类事情）。
为了反击罗塞特那批人——并且留住“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各国共产党动用了“反法西斯主义”这根道德杠杆。这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许多欧洲人参与的第一次政治动员经历可能就是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组织。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战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也一直这样在庆祝。“反法西斯主义”对于一个单纯年代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安慰。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语的核心归结为简单的政治忠诚二元观：我们是和他们不同的人。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义者）是右翼，我们是左翼；他们是反革命的，我们是进步的；他们代表战争，我们代表和平；他们是恶势力，我们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劳斯·曼1935年在巴黎时的话来说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我们可不是，并且我们反对它。由于大多数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敌人在给自己的政策下定义时，首先都标榜自己反对共产党（这也是战时纳粹主义对那些远在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保守知识分子精英产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这种对称有序的口号对共产党的辩论大为有利。亲共产主义，或者说反对反共产主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本质。
当然，苏联对在战后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美国取代德国成为它的敌人之后。反法西斯的言语现在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首先是谴责它在保护试图复仇的法西斯主义，然后扩展到将其描述为本身就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力量。当然，使得共产党的这种策略特别有效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普遍存在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复兴的真正恐惧，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种对在废墟上产生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情。
“反法西斯主义”是抵抗运动和结盟的潜在内容，也和战时久受欢迎的苏联形象有关，许多西欧人对库尔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的英勇胜利同样感到欢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忆录中以明显一边倒的赞许态度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友谊是毫无保留的：苏联人民所做出的牺牲证实了它的领导人体现了他们的愿望。”据埃德加·莫林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扫清了一切怀疑和批评。它也有助于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然而盟军的罪行却凸现在当地人的记忆之中。
但对亲俄的知识分子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有必要回顾一下向东几英里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西方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热情趋于高峰，时间并不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或“温情脉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是在它统治最严酷的时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艺术家、教师和新闻记者们经常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而是因他的缺点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规模镇压、苏联共产主义对公审采用的手段达到极致的阶段，那些处在斯大林统治范围之外的男男女女们却受到了这个人以及对他的崇拜的极大诱惑。言语与现实之间的荒诞距离却对那些善意追寻事业的男男女女们有着不可抵抗的魔力。
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兴奋，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无法奢求比拟的。共产主义的产生及其规模，在地域上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具有英雄主义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评论说：“令人可笑和惊诧的是……欧洲左翼居然把一个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这么令人惊异吗？让-保罗·萨特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就是个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发动其最后的疯狂计划时受共产党吸引达最深状态的人。关于苏联正在追求一项伟大事业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为其缺点找到了借口和辩护理由，这些都对那批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击的目标。但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毋庸置疑的、超级伟大的目标。它所犯下的错误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观察者眼里，只是为了所谓创造历史而付出的代价。
但即便如此，在冷战初期，要不是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帮了政敌的忙的话，西欧还是有许多人可能会公开批评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以及当地共产党人。这也是“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之一，坚持认为“左翼无敌人”（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对这一条规律都没怎么注意）。当试图阻止弗朗索瓦·费吉托写作有关拉吉克受审的题材时，进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释道：如果关注共产党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国主义者的游戏”。
这种害怕为反苏联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担心并不新奇。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欧洲知识分子的争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尤以法国为最。即使东欧公审最后使伊曼纽尔·莫尼埃和《精神》杂志的许多成员都疏远法国共产党之后，他们还是特别注意不藏书网说出自己已经变成“反共产党分子”——或者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反对“反共产主义”本身正在走向一种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当时的欧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产党及其友人和辩护者——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的人数比前者多（在苏联集团之外），但也更显得五花八门，他们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质从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义者都有，批评苏联的人往往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恶的人在观点和意见方面相同。这种非神圣的同盟成了为苏联辩护者的主攻目标，有时候很难说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义评论家们公开发表观点，因为后者唯恐自己被涂上“反动派”的色彩。1948年在纽约的卡内基演讲厅，阿瑟·凯斯特勒对大批听众解释说：“如果理由不正当，你没法帮助别人弄正确……这种惟恐站错队的心理，并非政治清白的表现；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战后最初10年里，那些真正的反动知识分子根基很浅。即使像法国的雅克·洛朗特和罗热·尼米耶这种毫不羞耻地公开宣称自己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业无望，只能抱着快乐心态，形成了一种新波希米亚式的对不光彩的过去的怀旧情结，炫耀自己与政治无关，并以此为荣。如果时机对左翼有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么新一代右翼知识分子将以失败的挑战者自居，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真正堕落的、寻求死亡的唯我论作家（如德里厄·拉·罗歇叶和厄内斯特·荣格）转变成了一种社交和服饰的风格——因而预示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一帮“年轻的老顽固”。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国和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几乎30年来都没有什么改变。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意大利一样，那些活跃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反共产党的激烈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维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聪明才智和悲观的天主教传统，继希莱尔·贝洛克和G·K·契斯特顿之后在英国文化生活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当英国保守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空虚乏味感到愤怒或想完全逃避现实生活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却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开激烈辩论。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莫里亚克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他定期为《费加罗报》撰稿直至80多岁——1970年他以85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他的论据几乎充满了伦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尔贝·加缪辩论战后清洗的正当与否，接着又和他的保守派同伙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反对这场战争——他反对共产党，总是同共产党人争论。1949年10月24日，他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解释说，法国共产党认可布达佩斯公审——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种“下流思想”。但在这些年里，莫里亚克对共产党的行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识，也一直伴随着他在道德方面对从美国社会来的“外国价值观”的同样不满：和欧洲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他对冷战要求他们和美国结盟这一点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而这对自由派现实主义者如雷蒙·阿隆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和欧洲政治中心的许多“冷战勇士们”一样，阿隆对美国抱着极其有限的认同感——他写道，“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适合西欧国家。”但阿隆对战后欧洲政治的核心事实非常清楚：来自国内外的矛盾冲突都搅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个人和国家来说，起决定作用的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是个地缘选择的问题。要么生活在自由国家里，要么处在苏联的强硬统治下。从现在起，每个法国人都应当表态做个选择。”或者用他在另一场合的话来说：“这远非善恶之争，而是好恶之选。”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大陆派的阿隆和路易奇·爱因诺第，还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比起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和美国有关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明显怡然自得多了。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这部分是因为对F·D·罗斯福总统还记忆犹新，最近几年里和欧洲人打交道的许多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们鼓励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中间偏右的。
但这也是美国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美国的劳联——产联、美国情报部门和国务院把温和的、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看作是阻碍共产党发展的最佳障碍，尤其是在法国和比利时（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们把希望和大量资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党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这场赌博还未见胜负。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随着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共产党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变以后，西欧社会党人就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之间、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者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召来的军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这时又从东欧传来了社会党人被捕和监禁的消息，这就使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对苏联集团的顽敌，转而准备接受美国的金钱援助。
对于像法国的莱昂·布鲁姆、德国的库尔特·舒马赫那样的社会党人来说，冷战提供的政治机会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并不陌生：他们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结盟之前那些党内兄弟间互相残杀、斗争不断的阴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记。年纪稍轻的一代人就没有这样舒心了。阿尔贝·加缪——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短期加入共产党后又很快退了出来——经过战争洗礼后，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变成了一个在抵抗运动中坚信要和共产党、社会党及任何形式的激进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尔及尔写道：“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开始。”
加缪最初产生怀疑是在战后法国清洗运动和公审时期，共产党以抵抗运动党的名义实行强硬路线，要求对几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敌者实行驱逐、监禁和处死。接着，从1947年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忠诚道路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加缪发现自己开始日益怀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刚开始时是出于习惯，以及为了维护统一，他想抑制这种怀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战斗报》的领导权，比起3年前来，他不再那么具有政治自信和乐观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说 href='1485/im'>《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他的政治伙伴所走的强硬路线这一政治现实感到不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尔鲁之口，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已决定舍弃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来评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然而，加缪还是不愿意在观众面前站出来，和他以前的朋友们决裂。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试图将“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批评”同“对美国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评”之间做出“客观的”平衡。但是，对罗塞特的审判及东欧发生的系列公审破灭了他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笔记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遗憾是我太相信客观性了。客观性有时候是一种宽容。而今天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如果确有其事的话——称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会主义。就某种意义而言，我将不再彬彬有礼。”
这里也许隐含着一种对伊格纳齐奥·西洛内讲话的无意识的回应，两年前，即1947年6月，在国际笔会的大会上，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就“智慧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无耻”发表了讲话——对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们的沉默表示公开忏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样，我们把人类的尊严以及一切自由主义原则都摆在了书架上。”就像西洛内还将继续在理查德·克罗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败了》里发表一篇好文章一样，加缪由此成了一位攻击“进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评家，尤以1951年他的论文、谴责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为巅峰之作，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们的最后决裂。萨特认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阶级。对加缪和西洛内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战的界线就此划定。
时隔几十年后，再去回顾和捕捉早年发生的这些强烈反差和冷战言论，确实比较困难。斯大林还不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释说：“人们以为可以通过骂我们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们共产党人了。其实，对我们来说，那样的称呼是一种荣耀，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誉。”而许多天才的非共产党人也同样不大愿意谴责苏联领导人，千方百计开脱他们的罪行，或为他们找借口。对苏联统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随着许多误解，更糟糕的是还牵涉了美国。
美国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也遭到了共产党言论的激烈攻击。这是一种机敏的战略。美国在西欧并不广受欢迎，虽然它在欧洲经济复兴上曾给予某些国家慷慨资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国成年人认为马歇尔援助计划不会给法国的独立带来严重威胁，1948年的战争创伤和两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美国动机的怀疑。共产党指控美国军队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在文化方面，共产党根本没必要抢占先机。由于害怕受美国统治、失去国家自主权和机会，使各种政治派别和没有政治派别的男男女女们投入了“进步”阵营。相比贫困而需要依赖的西欧，美国显然是个经济占强势而文化蒙昧的国家：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1949年10月——马歇尔计划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正在最后筹划中——法国文化批评家皮埃尔·伊曼纽尔告知《世界报》的读者们，美国赐给战后欧洲的主要礼物就是……阳具；即使在司汤达的土地上，“阳具也正在变成上帝”。3年后，《精神》杂志的基督教编辑们提醒读者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大家：美国文化冲击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道德的内聚力，危害我们的国家福祉。”
同时，一种阴险害人的美国产品正在欧洲大陆蔓延。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联邦德国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了。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民主德国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 href='/article/5360.htm'>《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同年 href='/article/5360.htm'>《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 href='/article/5360.htm'>《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藏书网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富布赖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迟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 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潘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们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战后的生活居然没什么变化。
——戴维·洛奇
“我早年住在工厂区的镇上，生活在砖墙和煤烟灰之中，铺满了鹅卵石的街道两旁烟囱高耸。路程短的话我们就乘坐街车，长了则坐火车。每一餐都购买新鲜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对食物考究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冰箱（那些不易变质的东西都藏在地下室里）。我母亲每天大清早冒着寒冷就起床，生火点燃客厅里的炉子。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永远都是冰冷的。我们通过信件交流沟通，主要从报纸上得悉新闻（然而我们还是很时髦，因为我们拥有一台像文件柜那样大小的收音机）。早年的教室里都装备了肚子鼓鼓的炉子，双人课桌上刻有放墨水瓶的凹槽，可以用来蘸笔尖。在举行12岁成人仪式前，男孩子们一律穿着短裤，等等。但这一切并不是出现在尚未经开发的喀尔巴阡山区，而是在战后的西欧，这里的‘战后’时间一直延续了将近20年。”
比利时作家吕克·桑特对1950年代工业区瓦龙尼亚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当时的大多数西欧国家。笔者成长于战后伦敦市内的帕特尼区，回忆起小时候，自己经常光顾一家布满尘埃的糖果店，店主是位干瘪的小老太，不无责备地对我说：她“从女王登基50周年纪念日起，就一直卖大块硬糖给你这样的小男孩了”。也就是说，从1887年就开始了，当然她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同一条街上还有家杂货店——名叫桑斯伯雷——地上铺满了木屑，店里挤满了身穿条纹衬衫的壮汉们，那些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则系着浆过的围裙、戴着帽子。看起来就像19世纪70年代小店刚开张时所拍摄的那些挂在墙上发黑了的老照片里的场景。
就许多本质特征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10年里的日子和50年前的男男女女们所过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在那几年里，煤炭产量还是只能满足英国燃料总需求量的90%，满足..比利时等国新建的欧洲煤钢联合体82%的需求。部分地由于伦敦煤电产业带来的全局影响——伦敦市满是电车和船坞——导致经常出现烟雾笼罩，和维多利亚后期的城市景象十分相似。那些年里的英国电影也染上了明显的爱德华王朝的情绪——无论是在社会背景（例如1948年的影片《温斯洛男孩》）还是在时代主调上。在影片《白衣绅士》（1951）里，当时的曼彻斯特被描述为一个具有19世纪特色（手推车、房子和社会关系）的城市；老板和工会领导人携手，把企业的外行做法看作美德，而不管付出了多少牺牲生产效率的代价。每周有300万英国男女去光顾持执照营业的舞厅，在20世纪50年代初，仅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镇就有70家工人俱乐部（虽然当时的年轻人正在对这两种社交活动失去兴致）。
同一种仿佛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弥漫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比利时的乡村生活和米莱笔下的别无二致：木耙拢着干草，连枷打着秸秆，马车运载着手摘的蔬果。和在法国外省的乡镇一样，头戴贝雷帽的男人们在回家的路上，从街角的“安宁咖啡店”（1919年时取此名者较盛）买些法式长棍面包；而西班牙则封闭在佛朗哥专制统治的阴影里，比利时和英国则笼罩着一种爱德华王朝沿袭下来的拘束感。19世纪经济革命的灰烬仍然在战后的欧洲散发着余热，顺其自然地往前走，留下了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的积淀，与拥有飞机、核武器的新时代显得日益格格不入。说起来，那就是战争逆转了一切。20世纪20年代延续到30年代的现代化热潮已消失殆尽，只留下了老掉牙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多数乡村一样，儿童在完成小学学业的同时（甚至根本未完成学业）就加入劳务市场；1951年，年满13岁的10个意大利少年中只有1个还在上学。
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恢复权威之后，如沐春光。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动用一切手段，在政治上支持并重新发起了反对革新的运动：在1953年的一份政教协定中，佛朗哥不仅免去了教会的税收，允许教会全面干政，还赋予它审查它所反对的一切作品和言论的权力。作为回报，教会统治集团负责维持并加强宗教和民族认同这两种保守势力。实际上，教会已经完全投身于阐述民族同一性和民族责任，而小学的主要历史课本《我是西班牙人》（初版于1943年）把西班牙历史说成了一个独特的、天衣无缝的故事：始于伊甸园，终于最高统帅。
为此他们还为那些死者编造了一个新的受崇拜的名称——在最近的内战中属于胜利者一方的“烈士”。在几千个纪念地，西班牙教会组织了无数次纪念仪式和纪念会，祭祀同反教权的共和主义作战而死的人。这种宗教的与世俗的权势之间的审慎混合及其对胜利的纪念活动，加强了教会统治集团在精神领域和人们记忆上的专制统治。由于佛朗哥对天主教教会的需要远甚于教会对他的需要——西班牙战后和国际社会及“西方”之间的薄弱链接还剩下多少呢——他实际上给予了教会无限权力，以期现代西班牙重建古老政权下的“十字军东征”精神。
在西欧其他地方，天主教会不得不估算着和那些反对大众对教会忠诚的呼声进行较量；但是即使在荷兰，天主教统治集团还是有足够信心，把那些在战后第一轮选举中投票选举它的劳动党对手的选民逐出教会。直到1956年，即教皇庇护十二世去世、标志着旧秩序终结的前两年，7/10的意大利人还是定期参加礼拜天的弥撒。如佛兰德一样，意大利的教会也赢得了尤其是保皇党人、妇女和老人们的拥护——他们明显地占据了整个人口的大多数。1947年3月通过的意大利宪法第七条从法律上承认墨索里尼1929年和教会签订的宗教协约有效：天主教统治集团保留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并享有一切有关婚姻与道德方面的监督权。在陶里亚蒂的坚持下，连共产党也只好不情愿地投票通过了这项法律，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梵蒂冈在第二年将那些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的选民开除教籍。
在法国，天主教统治集团和它的政治拥护者们感觉非常自信，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在“学校之争”中获得特别的教育优先权，直接地再现了19世纪80年代的政教之争。争执的主要事件是国家投资资助天主教办学的老话题；这一要求很传统，但是经过精心挑选。推动过19世纪反教权主义的那股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大部分已经消融了，仅剩下的也都转向了时下的意识形态之争，至于他们子女的教育成本和质量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鼓动那些甚至是频繁去教堂的人的议题之一。
在欧洲的各种传统宗教里，只有天主教的人数在四五十年代还在很活跃地不断增加。这部分是因为只有天主教会才直接拥有政党（而有些政党则是依附于它以求得支持）——在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奥地利，情况就是如此；还有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年里，天主教早就在传统上根植于欧洲那些变化不大的地区。但最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可以为它的教徒们提供一些当时特别稀缺的东西：一种延续感、一份安全感和一种安抚，这个世界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此后的岁月里更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天主教会与旧秩序相伴，实际上它坚决反对现代化和变革，这使它在这过渡的年代里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欧洲西北部的各个新教教会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在德国，非天主教人口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都处在共产党统治下；德国福音派教会由于和希特勒妥协而多少招致一些破坏，1945年新教领导人在斯图加特的罪行忏悔会上遮遮掩掩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主要问题在于，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都一样，新教教会没有与时俱进，为现代社会提供选择变更的机会，而是只想着如何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处。
按照传统，新教徒牧师或者圣公会牧师的精神权威并非用来同国家竞争，而是作为服从国家的协作者——这也是当时中欧新教教会未能抵挡得住共产党国家压力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西欧国家开始加强并担当起其公民精神和物质上的保护人角色时，教会与国家之间在由谁来充当公共行为和道德的仲裁者这点上，其区别开始变得模糊。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就因此表现为过渡时代，社会对地位、权势的追求和尊重的传统仍然摇摆不定，但是现代国家却开始取代作为集体行为仲裁者的教会，甚至取消等级。
这个时代的特征在BBC（英国广播公司）1948年内部员工指导手册（《BBC各类节目——作者及制作人政策导引》，1948）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面向公众的广播公司将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BBC）可能对听众产生巨大影响，因而相应地对高标准的品位也负有高度责任。”禁止开宗教玩笑，就像不可以把老派的音乐鉴赏趣味说成是“B.C.”——“Before Crosby”。不可以谈及“厕所”，不可以取笑“男人的娘娘腔”。禁止作家使用战争期间流行的用来轻松气氛的笑话，也不可以使用暗示性的双关语，例如提及女性的内衣时说是“冬天来了”（“冬天穿上”）。严禁使用任何性暗示——不准说“兔子”（“姑娘”），也不可以说“动物习惯”（“肉欲习惯”）。
还有：国会议员们不可以出现在广播节目中，以免有损公众形象，而给人以“不体面”或“不妥当”的印象，也不允许开玩笑，或谈及可能引起“罢工或行业争端，黑市、骗子和懒汉”的话语。这些词语——“骗子”和“懒汉”是泛指那些品行不端的犯罪轻微者，“黑市”是泛指那些规避配额制和其他限制的商人和顾客——至少表明了英国在战后还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直到20世纪50年代，BBC还在斥责流行广播喜剧《戆剧》的制作人彼得·艾登，因为他让“丹尼斯·布鲁德诺克少校（彼得·赛勒斯饰演）”得到一枚大英帝国勋章，获得勋章的原因仅仅是他“在战斗白热化时清空了垃圾桶”（此外，他还允许一位男演员模仿“女王说话的声音”，试图驱赶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一群鸽子）。
这种严格的要求以及他们那种爱德华王朝时代的贵族改良主义腔调在英国颇具特色。但他们的做法对整个欧洲大陆来说并不陌生。在学校、教堂和国家广播电台里，还有在私底下，在大幅印刷品甚至是小报上，以及在公众人物的言谈衣着方面，处处表现出纡尊降贵态度，欧洲人还是遵循着过去年代的习惯和规矩。我们早已指出过，当时有许多政治领袖都是老派人物——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在参观工厂棚户区时表现出了维多利亚式的作派，因此足以说明他后来担任首相时，忽视了英国正在向现代福利社会转型，而这本来可以使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伦敦东部大有作为的。
针对这种旧欧洲形象——正在按照先前的步伐走路，却在突然间，既由于战争爆发而改变了一切，同时又由于受到战前旧俗和习惯的限制——我们必须准确地把现代化形式的首要起源定位为娱乐。这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英国，看电影的人数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达到了巅峰，1946年，英国5 000家影院共计售票17亿张。同年约有1/3的人每周都光顾当地电影院。即使到了1950年，尽管观众人数已经开始滑坡，英国成年人每人平均每年看电影的次数还有28次，这一数字几乎比战争爆发前一年高出近40%。
当英国电影观众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里开始逐步下滑时，欧洲大陆的观众人数却还在继续上升。50年代前期，法国新开张了1 000家电影院，联邦德国的数字也差不多；在意大利出现了3 000家新的电影院，到了1956年，全国拥有总计约1万家影院。1955年意大利电影观众最多，约有8亿人次（总人口和英国差不多，但只有英国一半的票房）。法国观众在20世纪40年代末人数最多，但其人数和英国甚至意大利都无法比拟。联邦德国也无法与之相比，直到1959年，联邦德国的电影观众人数才达到了高峰，但以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观众人数确实还是很多；即使在西班牙也一样，1947年，那里的成人观众平均每人看电影的次数也在欧洲最高之列。?
战后的这股电影热，部分是因战时禁锢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电影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因绝大多数美国片受到了纳粹分子、墨索里尼（1938年后）和法国贝当政府的禁映，当然总体上也是因为战时影片的短缺。1946年，87%的意大利电影院放映的是外国片（大多数是美国片）；从1939年到50年代末期，在马德里上映的约5 000部电影中，有4 200部是外国片（又是美国片占多数）。1947年法国电影业生产了40部电影，相比之下，却从美国引进了340部片子。而且美国片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还广受大众欢迎：战后柏林商业上最成功的一部影片是卓别林的《淘金记》，另一部是 href='6015/im'>《马耳他之鹰》（拍摄于1941年，但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在欧洲上映）。
美国主宰了战后欧洲的电影院，并非因为它的奇思怪想迎合了大众趣味，而是因为政治内容：“积极的”美国电影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的关键时刻大批涌进了意大利；美国国务院鼓励派拉蒙电影公司重新发行《妮诺基卡》（1939）以在大选中帮助赢得反共选票。相反，华盛顿要求约翰·福特的 href='1909/im'>《愤怒的葡萄》（摄于1940年）暂缓在法国的放映：法国共产党有可能会利用影片中描绘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不利一面。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电影成为美国魅力的一部分，也成了文化冷战中的宝贵资产。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被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中所描述的敖德萨所深深感动，从而将审美鉴赏转化为政治上的亲近感；但是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会欣赏亨弗莱·鲍嘉。
然而，美国电影进军欧洲市场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美国影片一向出口到欧洲并赚了大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片人受国内票房萎缩和制片成本上涨的挤压，在进入欧洲市场的竞争上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欧洲政府与以前相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美国产品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当地的电影业，尤其在英国和意大利更明显地需要政府保护，不受美国片“倾销”之害；而且美元实在紧缺，不能过多花费在进口美国片上。
早在1927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一项关于配额制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要求1936年英国放映的电影中必须有20%的片子是国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在1948年把这项比例提高到30%，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追求着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目标（当然德国电影业不会要求得到这样的保护措施）。但是好莱坞不断游说、施压，使得美国国务院对欧洲谈判者施压，从而达成有条件的协议，把允许美国片进入欧洲作为战后最初10年里美国和欧洲盟国之间达成主要的双边贸易和借款协议的一部分。
因而，根据1946年5月签订的《布鲁姆——巴恩内斯条约》，法国政府很不情愿地降低了对法国电影行业的保护性配额，把国产片每年55%的配额比例减到30%，结果一年后，法国国产片产量减了一半。英国工党政府同样也未能抵挡住美国进口片。只有佛朗哥在西班牙成功限制了美国电影的进口（尽管1955-1958年美国制片商试图在西班牙市场进行“联合抵制”运动），主要是因为他并不需要看大众的反应行事，而且他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和。但是我们看到，即使这样，美国片在西班牙还9９ｌiｂ?是远远超出了它的国产片。
美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当1949年以后的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向影院票房收入征税来补贴国产制片商时，美国制片商就开始直接投资海外制片市场，他们对欧洲市场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当地的“国内”政府补贴的多少来决定拍片数量。接着，欧洲各国政府马上就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通过当地的中间商间接地补贴着好莱坞。到了1952年，美国电影业40%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其中又以欧洲居多。6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0%。
美国影片主宰欧洲市场后，要想通过这一时期的欧洲电影来了解欧洲观众的经历或感受就不足为据了。尤其是英国观众更倾向于通过好莱坞电影所反映出的英国特性而非英国人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表现当代英国。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的影片中有一部《米尼弗夫人》（1942）就是纯粹好莱坞片子——它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故事，表现出了英国人的坚忍与耐力、英国中产阶级的缄默与毅力，背景选择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时期，从而将这些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对那些首次观看这部影片的英国人来说，就会在脑海中长久地认为这是对英国历史和自我形象的真实表现。
美国影片除了它的美艳光彩给身处灰色环境中的观众带来感官魅力外，其魅力还在于它的“质量”。它们制作精美，通常都是用帆布来放映，这是资源匮乏的欧洲制片商无法企及的。但是它们也并不像30年代传统风格的“荒诞”喜剧或浪漫片一样来表现“逃亡者”。实际上，40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些美国片是（正如后来的欧洲大陆影迷所称的）“黑色影片”。它们的背景可能是一个侦探故事或一场社会剧，但是格调和拍摄的质感却比前几十年的美国片更阴暗、更沉闷。
这一时期，倒是欧洲人老是喜欢拍些关于逃亡的片子——就像50年代初德国那些空洞无味的浪漫片，场景选在如童话故事中风景的黑森林或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或者像英国拍摄的轻喜剧，如《皮卡迪利大街轶事》（1946）、《花园街之春》（1948）和《伦敦五月集市》（1949），这些片子都由赫伯特·威尔考克斯制作，场景选在时尚的伦敦西区（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少），由安娜·尼格尔、迈克尔·瓦尔丁、雷克斯·哈里森分别扮演初涉社交界的聪慧少女和古怪任性的贵族老爷。而那些令人难忘的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则都是些化妆时髦的故事，剧中的农民和贵族则经常被机械师或商人所替代。
战后10年里最受欢迎的欧洲电影——那些观众们后来最欣赏的片子——不可避免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讲述战争。欧洲解放后短期内拍了许多有关“抵抗运动”题材的片子——《刽子手》（1945）、《末日审判》（1945）和《铁道战》，所有影片中都把英勇的抵抗者和懦弱的通敌者、残暴的德国人之间划上了一条道德鸿沟。紧接着的一部分电影的故事背景（如实也罢，想象也好）都选在了柏林的瓦砾堆上：罗贝特·罗西里尼的《德意志零年》（1947）；由美国籍奥地利移民比利·瓦尔德导演的《外交事件》（1948）；沃夫冈·施道特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这是唯一一部开始在道德观念上涉及并暗示纳粹暴行的德国片（但是整部影片都没有说出过“犹太人”这个词语。）
在这些影片中，罗贝特·罗西里尼执导了三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战火烽烟》、《德意志零年》。和维托里奥·德·西卡一起，后者导演了《擦鞋童》（1946）、《偷自行车的人》（1948）和《D·恩贝托》（1952）。罗西里尼是1945-1952年拍摄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潮流的代表，新现实主义推动了意大利电影制片人走向世界电影前沿。就像同时代在伊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两部英国喜剧片一样，著名的有《通向皮姆利科的护照》（1949），这些新现实主义影片尤其以城市中战后的毁灭和破坏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成为战后电影的主题。但即便是英国最好的电影，也比不上意大利杰出影片中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探索。
这些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事实”并没有反映出欧洲当时所处的时代，而是反映了战后被滤过的对战争的记忆和神话式的世界。工人、未遭毁坏的乡村、首先是年少的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代表了某些善的、未经玷污的、真实的东西——即使是处在城市废墟和贫困中间——用来反示那些错误的价值观：阶级、财富、贪欲、通敌、骄奢淫逸。影片的大部分都不会出现美国人（除了《擦鞋童》中出现擦皮鞋的美国大兵的镜头、《偷自行车的人》中出现的那张好莱坞明星丽塔·海沃斯的电影海报，但这只是为了同那个一贫如洗的海报张贴工人互相对比和映衬）；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他们生活在一个毁建参半的城市中，影片几乎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因此也得归功于战时军队的纪录片拍摄经验）。就像战后欧洲本身一样，1952年后这些影片也销声匿迹了。虽然新现实主义还是以某种奇特的后继方式存在于西班牙的生活中，刘易斯·加西亚·贝尔兰加1953年导演了《欢迎你，马歇尔先生》，又过了3年，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拍摄了《车手之死》。
和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娱乐一样，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集体愉悦。在意大利的小镇，每周观看上映的电影并对它进行品评，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喜好，是一种可以公开讨论的大众娱乐。在英国，星期六上午放映的儿童专场上，歌词显映在银幕上，一个白色的小圆球会随着乐曲节奏逐词跳动，用来鼓励孩子们跟着一起唱。1946年前后，有这么一首歌一直在战后伦敦南区的孩子们中间传唱：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人人微笑相互致意。
周六上午我们相聚，
心中珍惜这种聚会。
坐在剧场，我们都是
未来社会优秀公民，
捍卫自由，争当勇士！
这种说教的意味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至少不会以如此直白的形式——因而用不了几年就会销声匿迹。但歌词中天真率直的老派腔调在当时仍然很有吸引力。工人大众中流行的娱乐如饲养鸽子、摩托车赛或猎狗赛跑等活动在这些年里达到了顶峰，随后开始慢慢下降，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速滑坡。从观众们所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贝雷帽（法国）和工人鸭舌帽（英国）都是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直到1950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式。男孩子们的穿着还和他们的爷爷辈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换上了短裤。
跳舞也很流行，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大兵，他们介绍的旋转舞和博普爵士舞在舞厅、夜总会盛行，电台也广为播放这些舞曲（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很少有人买得起录放机，自动唱机也还没有完全取代现场伴舞乐队）。接下来的10年间几乎还未显露出代沟。1947年2月克里斯蒂安·迪奥推出的“新颜”系列，它的挑战性服饰与战时的衣衫紧缺形成了鲜明反差：拖地长裙，“羊腿式”垫肩，缀满了装饰结和褶裥，只要买得起，到处受不同年龄女士的追捧。外在形象更是一种身份（和收入）的象征，而不是年龄的表征。
当然，代际张力依然存在。在战争年间，受美国影响的伦敦懒汉、骗子们和巴黎的“小混混们”都穿“佐特服”，引起长辈们的极大不满；40年代后期在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又开始流行粗呢上衣，这种衣服的式样改自比利时渔夫们一直穿的传统外套，这暗示着年轻一代的穿衣风格将是倾向于下层，而不是崇尚上流。在巴黎，最顶尖的时尚夜总会“塔布”（意为“禁忌”）于1947年4月开张，它非常慎重地对待服装式样的宽容性。而1949年拍摄的一部法国片《相约七月》，揭示了被宠坏的年轻一代表现出来的缺乏庄重：午餐时，一位传统资产阶级家庭的老派父亲对最小的儿子的行为甚为震惊，特别是因为儿子居然坚持不打领带就坐下来吃饭。
但这一切都只是成长期逆反心理引起的一些小小变化，没什么新奇之处。战后欧洲各年龄段的人都在关心着如何将就度日。20世纪50年代初，意大利1/4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余大多数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拥有室内厕所的家庭不到一半，只有1/8的家庭拥有浴室。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最贫困区域，生活极端困苦：在位于克罗托内的马尔切萨托乡村，库托镇上唯一的一处公共喷泉要为9 000名居民提供干净的生活用水。
意大利南部的贫困是一个极端例子。而1950年在联邦德国，全国4 700万人口中仍有1 700万人被归为“急需帮助”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无处栖身。即使在伦敦，那些榜上有名、等待住房安排的家庭，也需平均等上7年才有可能找到住所；在这段时期里，他们只能栖身在战后搭建的“预制件棚户”里——在城市周围的空地上用金属架搭建了许多简易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暂时栖居，等待新的住所完工后再解决需求。在战后的民意测验中，“住房”成了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在德·西卡的《米兰奇迹》（1951）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群高唱着“我们想要有个家，孩子们才会相信明天”。
战后欧洲的消费方式反映了欧洲大陆持续的拮据生活，以及大萧条和战争带来的持久影响。英国实行配给制的时间最长，1946年7月到1948年7月对面包实行配额供给，对布票的配给制一直实行到1949年，对军需衣物和家具的管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对肉类和其他许多食品的配给制也到了1954年夏才予以取消。其间由于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礼而有过中断，当时每人额外分配到了1磅糖和4盎司人造奶油。即使在法国很快就取消了配给制（因而黑市亦随之消失），但是在战时实行的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方式一直没有放弃过，直到1949年才开始取消。
几乎所有的东西，不是根本没有，就是供应量很少（英国工党政府盖建的、最受欢迎的推荐家庭住房，标准是3间卧室一套的居室，面积大约只有900平方英尺）。欧洲人中间很少有人拥有汽车或冰箱——在生活水准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英国，女工们每天要买两次食物，或者步行，或者乘坐公交车，与她们的母亲或祖母一辈没什么差别。来自远方的商品都很稀缺，价格也很昂贵。在国际旅行方面的控制（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进一步普遍引起受限制的感觉，法律严禁外来务工者和移民进入本国（战后法兰西共和国一直沿袭执行20世纪30年代和被占领时期的法律，严禁输入外国劳工和不想放进来的外国人，只对有实际需要的熟练技工网开一面）。
在许多方面，与1913年相比，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欧洲不够开放和活跃，当然也更显破落。到了1950年，柏林的战争瓦砾堆也只被清除了1/4，这种情况不止是在柏林一地。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森描写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是“饱经风霜的英国人用老掉牙的机器在生产”。而在美国，到40年代末，大多数工业设备使用了还不到5年，战后法国机器的平均使用年龄却已到了20年。通常一位法国农民的粮食年产量可以养活5个法国人，而一名美国农民的年产量却达3倍之多。欧洲人为40年来的战争和经济萧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战后”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把战后所经历的困苦时期和即将来临的繁荣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延续得远比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长久。在当时，欧洲很少有人（无论得到多少消息）会被告知或预料到，即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之规模会有多么巨大。过去半个世纪的实际经历使他们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和怀疑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是块乐观主义的大陆，政治家和评论家们都对未来满怀信心。30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们的眼睛还是紧张地盯着可怕的过去。许多观察家对未来的预期都是：又一次的战后大萧条、政治极端主义的再现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但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这种集体性的悲苦情绪产生了一种深层意义上的反政治化效果：远非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方式求助于极端手段解决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暗淡岁月里，欧洲公众远离了政治。这种变化在当时只能隐约感觉得到，法西斯和共产党都难以应付日常的生存；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把政治作为集体行动的目标和语言；国内娱乐和国内消费的出现，取代了人们对公众事务的参与。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事情。《纽约客》杂志的詹妮特·弗莱纳注意到，在1946年5月，战后法国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内衣）最受欢迎的“实用”品是婴儿车。多年以来第一次，欧洲人又开始生儿育女了。1949年英国的出生率比1937年高出11%，法国更是前所未有地上升了33%。这次生育高峰的来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大陆自1913年以来，主要的人口指标一直未能上升。在更多的方面，大多数同时代人可能并没有预见到：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
译者目录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
林骧华
（全书统 6821." >校，重版校订，前言与鸣谢，导言，第1-3章）?
王晨
（重版校订）.９9lib.
唐敏
（第4-7章，尾声）
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href='9833/im'>《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href='9832/im'>《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欧?9９liｂ.洲的惩罚政治》（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