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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比尔用手指指着地图，继续说：
“英国人可以在康加勒和奔坡之间选择一个登陆地点。克雷格
认为圣布利尔湾比较好，康沃利斯
认为圣卡斯特湾比较好。这是一些细节。卢瓦尔河的左岸有旺代的叛军守着，至于安舍尼和篷托松之间二十八里的平原地有四十个诺曼底的教区答应协助他们。他们将在普来林、依非尼厄和普来涅夫三个地点登陆，他们要从普来林向圣布利尔进发，从普来涅夫向朗巴勒进发；第二天，他们可以到达关禁着九百英国俘虏的狄南，同时他们可以占领圣若安和圣米恩，他们要把骑兵留在那里；第三天，他们分成两队前进，一队由圣若安向贝底挺进，另一队由狄南向贝舍拉挺进，贝舍拉是一座天然的要塞，他们将在那里建立两座炮台；第四天，他们就到雷恩了。雷恩是布列塔尼的咽喉。得到雷恩就可以得到整个布列塔尼。雷恩失陷以后，新堡和圣马洛都会相继失陷。在雷恩有一百万发炮弹和五十门野战炮……”
“都让他们抢去吧。”丹东喃喃地说。
罗伯斯比尔继续说：
“让我把话说完。他们要从雷恩分三路前进：一路向富耶尔，另一路向维特来，还有一路向雷东。桥梁虽然破坏，敌人可以使用浮桥和厚木板，这件正确的事实你们已经知道了，敌人还能够找到向导指点骑兵从什么地方过渡。从富耶尔他们直取阿弗朗什，从雷东威胁安舍尼，从维特来进占赖伐尔。南特要投降，布雷斯特也要投降。雷东打开了通到维莱那的道路，富耶尔打开了通到诺曼底的道路，维特来打开了通到巴黎的道路。在半个月之内，他们会拥有一支三十万人的匪军，整个布列塔尼就要属于法国国王了。”
“换句话说，就要属于英国国王了。”丹东说。
“不。属于法国国王。”
罗伯斯比尔又加上一句：
“属于法国国王那就更坏了。赶走外敌只要十五天就够了。推翻帝制却要一千八百年。”
丹东已经再坐下来，他把手肘搁在桌子上，两手支着头，沉思着。
“你们都看出这种危险了吧，”罗伯斯比尔说，“维特来给英国人打开了通到巴黎的道路。”
丹东抬起头来，把两只紧握着的大拳头向地图上捶下去，仿佛捶在铁砧上一样。
“罗伯斯比尔，难道凡尔登不是也曾经给普鲁士人打开通到巴黎的道路吗？”
“是的，怎么样？”
“就这样，我们把英国人赶出去，就像我们曾经把普鲁士人赶出去一样。”
丹东又站了起来。
罗伯斯比尔把他的冰冷的手放在丹东的滚热的拳头上。
“丹东，香槟省并不帮助普鲁士人，布列塔尼却帮助英国人。收复凡尔登，这是外战；收复维特来，却是内战。”
然后罗伯斯比尔用一种冷酷而低沉的音调喃喃地说：
“一个很严重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
“坐下来吧，丹东，请你看地图，不必用拳头捶它。”
可是丹东一点儿也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真叫人受不了！”他嚷起来，“祸事在东边，你却认为在西边。罗伯斯比尔，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大西洋那边有英国；可是比利牛斯山那边有西班牙，阿尔卑斯山那边有意大利，莱茵河那边有德国。还有俄国大熊在背后。罗伯斯比尔，危险是一个圈子，我们在圈子中间。国外有各国的同盟，国内有卖国贼。在南部，赛旺把法国的大门向西班牙国王打开了一半，在北部，迪穆里哀投降了敌人。何况即使在投降以前，他一直威胁着的是巴黎，而不是荷兰。奈文德涂抹掉热马普和瓦尔米的战绩。哲学家拉波·圣艾蒂安是一个卖国贼，就像他是一个新教徒一样，他和侍臣孟德斯基乌通信。陆军的大部分兵士都打死了。现在没有一个联队的人数超过四百人，勇敢的雨桥联队只剩下一百五十人；巴马尔军营放弃了；吉维只剩下五百袋面粉；我们的军队正在向朗多撤退；维尔姆塞正在追迫克雷贝尔；梅恩斯虽然英勇抵抗也终于陷落了，孔代的陷落却很可耻。瓦朗西纳也一样。可是瓦朗西纳的守将桑瑟和孔代的守将老费劳仍然不失为两个英雄，梅恩斯的守将缪尼叶也一样。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卖国贼。达威勒在埃克斯-拉-沙伯勒背叛我们，慕东在布鲁塞尔背叛我们，瓦朗西在贝列达背叛我们，尼义在灵堡背叛我们，米朗达在马斯特里斯背叛我们；斯当热是卖国贼，拉奴是卖国贼，李果尼叶是卖国贼，孟努是卖国贼，狄庸是卖国贼。都是被迪穆里哀的可耻的金钱收买的。我们必须惩罚几个来儆戒其他。我很怀疑古斯丁的退却；我疑心古斯丁宁愿为了金钱的利益而占领法兰克福，而不愿意占领有用的科布朗兹。法兰克福能够缴纳四百万兵饷，对的。可是和粉碎逃亡贵族的巢穴相比，这又算得什么呢？这是卖国的行为，我要这样说。缪尼叶在六月十三日死了。克雷贝尔只剩下一个人。这时候布伦斯威克的力量增强了，向前挺进了。他把德国旗插在他所占领的每一片法国土地上。现在布朗特堡的边疆总督成了欧洲的最有权威的人，他把我们的省份一个个放进衣袋里；他会决定比利时的主权归谁所有的，你们等着瞧吧。简直可以说我们是在替柏林工作；假使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假使我们不设法整顿一下，那么法国大革命只能够使波茨坦得利，革命的惟一结果只是把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扩大，我们只是替普鲁士国王杀掉法国国王而已。”
于是丹东爆发出一阵使人害怕的笑声。
丹东的大笑使马拉微笑起来。
“你们各有所好：丹东，你，是普鲁士；罗伯斯比尔，你，是旺代。现在轮到我来提
..出我的意见了。你们没有看出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咖啡馆和赌场。舒瓦瑟尔咖啡馆是属于雅各宾党的，巴丁咖啡馆是属于保王党的，约会咖啡馆攻击国民军，圣马丁门咖啡馆保护国民军，摄政咖啡馆反对布列索，科拉查咖啡馆拥护布列索，普洛各普咖啡馆崇拜狄德罗，法兰西剧院咖啡馆崇拜伏尔泰，在圆顶咖啡馆里人们撕毁共和国纸币，圣马索的几间咖啡馆正在发狂，马奴里咖啡馆里正在争辩面粉问题，在福依咖啡馆里是吵闹和打架，在彼龙咖啡馆里那些金融的黄蜂们正在嗡嗡地狂叫。这才是严重的事情。”
丹东不再笑了。马拉始终微笑着。侏儒的笑比巨人的笑更糟。
“你在开玩笑吗，马拉？”丹东咕噜着说。
马拉的屁股神经质地动了一动，他的这个动作是很出名的。他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啊！我认得你，丹东公民。是你在国民公会大庭广众之中叫我做‘马拉这个人’的。听着。我原谅你。我们正处在一个愚昧的时代。啊！我开玩笑！的确，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检举过夏佐，我检举过彼雄，我检举过克圣，我检举过摩拉东，我检举过杜弗里区-瓦拉西，我检举过李冈尼叶，我检举过墨奴，我检举过班尼威勒，我检举过任桑尼，我检举过比隆，我检举过李东和桑朋；我做错了吗？我在卖国贼的身上嗅到他的阴谋，我认为最好是在犯人犯罪以前就检举他。我惯常总是把你们第二天要说的话提早一天说出来。我就是在立法会议上提出一整套刑事法规草案的人。到现在为止，我做过些什么？我要求训练各区公所使它们能够遵守革命的纪律，我曾经命令揭去三十二个纸箱的封条，我曾经讨回落在罗兰手里的珠宝，我曾经证实布列索和他的同党把空白的拘捕证交给治安委员会，我曾经指出林代的报告中略掉卡佩的罪行，我曾经投票赞成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暴君处死，我曾经维护过摩公赛和共和两个联队，我曾经阻止朗诵那邦纳和马鲁哀的书信，我曾经为伤兵提出一个议案，我曾经命令取消六人委员会，我在孟斯事件中曾经预感到迪穆里哀的叛变，我曾经建议逮捕十万流亡贵族的亲属作为人质，抵消我们落在敌人手中的官员，我曾经提议把所有越过国境的政治委员宣布为卖国贼，我在马赛事变中曾经剥去罗兰集团的假面具，我曾经坚决主张悬赏缉拿平等之子公爵，我曾经为布索特辩护，我曾经指名点姓把依斯纳驱逐出议长席位，我曾经设法宣布巴黎人对国家有莫大的功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委把我当作木偶，菲尼斯泰尔要求驱逐我，路敦城希望把我流放，亚眠城希望给我戴上嘴套，郭堡想我被捕，勒干特-比拉沃向国民公会建议宣布我是疯子。啊！丹东公民，假使你们不是要听取我的意见，为什么你们要叫我来参加你们的秘密会议呢？难道是我向你要求参加的吗？完全相反。我丝毫没有兴趣跟罗伯斯比尔和你一类的反革命分子做密谈。不过，这也应该在我的意料中的，你们没有了解我；你并不比罗伯斯比尔更了解我，罗伯斯比尔也并不比你更了解我。难道这儿就没有政治家吗？在政治上必须教你们从头学起，随便什么事情都要给你们详详细细地说明。我对你们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个都弄错了。危险并不像罗伯斯比尔相信的一样在伦敦，也不像丹东相信的一样在柏林；危险就在巴黎。危险在不团结、不统一，在每个人有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拿你们两个来说，危险在精神的丧失，在意志的混乱……”
“混乱！”丹东插进来说，“假使不是你的话，是谁造成的？”
马拉并没有停顿。
“罗伯斯比尔、丹东，危险在这些咖啡馆，在这些赌场，在这些俱乐部，黑人俱乐部、联盟俱乐部、太太俱乐部，还有在克莱蒙-敦尼尔家族时代已经建立的公正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一七九〇年曾经是皇党的俱乐部，那是克劳德·福谢牧师理想中的社交团体，还有新闻记者普鲁东创办的毡帽俱乐部，等等；你的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比尔，和你的方济各俱乐部，丹东，还没有算在内。
危险在饥荒，饥荒使挑夫白林把巴露市场的面包商法朗沙·丹尼斯吊死在市政府的灯架下；危险在法院，法院把吊死面包商丹尼斯的白林判了死刑。危险在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塔堡街有人掉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在地上，一个过路的平民说：‘这不值得我弯腰下去拾起来。’危险在投机商，在囤积居奇的人。把黑旗插在市政府上面，
这有什么用！你们逮捕了特朗克男爵，这样并不够。请你们为我绞死这个越狱惯犯吧。拉勃提西在热马普曾经挨过四十一刀，谢尼叶做他的向导，国民公会的主席给他戴上一顶槲叶冠，你们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吗？这是一幕喜剧，一幕滑稽戏！啊！你们不看看巴黎！啊！危险就在眼前，你们却到远处去找！罗伯斯比尔，你的警察到底怎样为你服务的？因为你是到处派有暗探的，在公社里是贝扬，革命法庭里是哥菲那，治安委员会里是大卫，公安委员会里是库东。你瞧，我的消息很灵通。那么，请你们放明白点：危险是在你们的头顶上，在你们的脚底下；阴谋、阴谋，到处都有阴谋！路人在街上彼此阅读手里的报纸，互相点头示意；六千个没有身份证的人躲藏在地窖里、顶楼上，以及皇宫大厦的走廊里，他们当中有潜入国境的流亡贵族，保王党的‘花花公子’和间谍特务分子；人们在面包店的门口排队；那些平民妇女站在门口的石阶上合着掌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和平呢？’你们躲在行政会议的大厅里，想和自己人在一起，不让外人进来，这是没有用的，你们在里面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而且，罗伯斯比尔，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一个证明，你昨晚曾经对圣茹斯特说过这样的话：‘巴巴鲁的肚子开始胖起来了，这对于他以后逃亡倒是一个累赘。’是的，到处都有危险，尤其是在中央，在巴黎。那些贵族在阴谋复辟，那些爱国人士在赤着脚走路，三月九日逮捕的那些贵族又放走了，那些本应到前线去拉大炮的骏马却在街上向我们的身上溅污泥，一块四磅重的面包要值到三个法郎十二苏，戏院里上演些淫秽的戏剧，并且罗伯斯比尔不久就要送丹东上断头台。”
“呸！”丹东说。
罗伯斯比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
“我们所需要的，”马拉突然叫道，“是一个独裁者。罗伯斯比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一个独裁者。”
罗伯斯比尔抬起头。
“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在齿缝里咕噜着说：
“独裁，试试看！”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了眉头。
“这样，”马拉继续说，“让我们作最后一次的努力吧。让我们取得一个统一的意见吧。现在的情势是值得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不是已经得到过统一的意见吗？整个问题比吉隆特党的问题更严重，吉隆特党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罢了。你们所说的也有对的地方，不过真实的情形，整个真实情形，真正的真实情形，还是我说的。在南方是封建主义；在西方是保王党；在巴黎是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决斗；在前线上是吉斯丁的撤退和迪穆里哀的投敌。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呢？是分崩离析。我们需要什么呢？团结和统一。这才是我们的救星。不过我们得赶快着手。巴黎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假使我们稍为迟一点，明天，旺代军队就可能到达奥里昂，普鲁士人就可能到达巴黎。丹东，我同意你这一点；罗伯斯比尔，这一点我向你让步。好。那么，结论是：独裁。让我们采取独裁的办法。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刻耳柏洛斯
的三个头。这三个头中一个是说话的，那就是你，罗伯斯比尔；另一个怒吼，那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咬，”丹东说，“那就是你，马拉。”
“三个头都咬。”罗伯斯比尔说。
沉默了一阵。然后这种充满了阴暗的打击的谈话又开始了。
“听着，马拉，人们在结合之前是需要互相了解的。你怎么晓得我昨晚对圣茹斯特所说的话？”
“那是我的事，罗伯斯比尔。”
“马拉！”
“我的责任是使我多知道一点事情
..，获得情报是我自己的事。”
“马拉！”
“我喜欢多知道一些事情。”
“马拉！”
“罗伯斯比尔，我知道你对圣茹斯特说些什么，就像我知道丹东对拉克劳瓦说些什么一样；也像我知道弟亚丁码头上发生些什么和拉布列夫旅馆里发生些什么一样，这所旅馆是外国侨民中的漂亮姑娘们集会的地方；也像我知道在干纳斯附近的蒂勒房子里发生些什么一样，这所房子是前邮政局长瓦梅朗叶的，以前摩里和加扎里斯常到那里去，以后是谢耶斯和韦尼奥到那里去，现在，有人每星期去一次。”
说到“有人”的时候，马拉望着丹东。
丹东叫起来：
“假使我有一点儿权力……，那就很可怕了。”
马拉继续说：
“我知道你说些什么，罗伯斯比尔，就像我知道塔堡的监狱里发生些什么事情一样，那时候他们把路易十六喂得肥肥的，只在九月一个月里，就让那条公狼，那条母狼和那些小狼吃掉八十六篮桃子。而这时候人民却在饿肚子。我知道这件事，就像我知道罗兰躲在哈普路的一间和后院子相通的房子里一样；也像我知道七月十四的六百支长矛是奥里昂公爵的锁匠福尔制造的一样；也像我知道在西勒里的情妇圣希拉尔的家里进行些什么事情：在举行跳舞会的日子里，西勒里老头就亲自用铅粉摩擦涅夫·地·马杜林路的黄色沙龙；布索和凯圣在那里吃饭。沙拉丁在二十七日也在那里吃过饭，跟谁在一起吃，罗伯斯比尔？跟你的朋友拉苏西。”
“废话，”罗伯斯比尔喃喃地说，“拉苏西不是我的朋友。”
他又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
“现在在伦敦有十八家伪造共和政府纸币的工厂。”
马拉用平静的声音继续说下去，声音里带着使人害怕的那种微微的颤抖：
“你们都是一些大人物。对的，我一切都知道，即使是圣茹斯特所说的‘国家机密’……”
马拉把国家机密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一面望着罗伯斯比尔继续说：
“勒巴请大卫到你家里吃饭，由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你的未来的弟媳妇伊丽莎白·杜泼来亲自烧菜的那几天，我知道你们在饭桌上说了些什么话，罗伯斯比尔。我是人民的巨眼，我躲在我的地窖的深处注视着一切。对的，我看见，对的，我听见，对的，我知道。一些微小的东西就能使你满足。你崇拜你自己。罗伯斯比尔叫他的德·夏拉勃尔太太来欣赏他，这位太太是德·夏拉勃尔侯爵的女儿，达米昂受刑的那天晚上，这位侯爵正和路易十五玩着纸牌。对的，有人昂头阔视。圣茹斯特套着一条领带。勒让德尔的衣着很时髦，新上衣，白背心，还有使人忘掉他的围裙的胸饰。罗伯斯比尔梦想将来的历史会对他在立宪会议里穿着一件橄榄色长礼服和在国民公会里穿着天蓝色短礼服的事实感兴趣。他把自己的画像挂满了他的房间的墙壁……”
罗伯斯比尔用一种比马拉的声音更冷静的声音插进来说：
“你呢，马拉，你的画像在所有的阴沟里都挂满了。”
他们继续用这种语气谈话，语气的迟滞使相互间的驳斥和攻击更显得猛烈，而且在威吓之外更加上了一种讽刺。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那些想推翻王朝的人们称为‘人类的堂·吉诃德’。”
“你呢，马拉，八月四日以后，你在五五九期的《人民之友》上——啊，我记得这个期数是有用的——曾经提出要把贵族的称号还给贵族们。你曾经说：‘一个公爵始终是一个公爵’。”
“罗伯斯比尔，在十二月七日的会议里，你曾经为罗兰老婆
辩护而攻击委亚。”
“正如你在雅各宾俱乐部里被人攻击时我的兄弟为你辩护一样，马拉。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证明。”
“罗伯斯比尔，我们都知道在蒂伊勒里宫的厕所里，你曾经对加拉说：‘我对革命厌倦了’。”
“马拉，就在这儿，在这所酒馆里，你在十月二十九日曾经拥抱过巴巴鲁
。”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对布索说：‘共和国，这是什么东西？’”
“马拉，就是在这所酒馆里你曾经请过三个马赛人一起吃午饭。”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叫市场上的一个壮汉拿着一根棒子卫护你。”
“你呢，马拉，八月十日的前夕，你曾经叫布索帮助你打扮成骑师的样子逃到马赛去。”
“在九月审判时，你躲了起来，罗伯斯比尔。”
“你呢，马拉，你却显露你自己。”
“罗伯斯比尔，你曾经把红帽子扔到地上。”
“对的，因为一个叛徒戴过这顶红帽子。凡是迪穆里哀穿戴的，就玷污了罗伯斯比尔。”
“罗伯斯比尔，你在夏多威尔的军队经过的时候曾经拒绝用面纱遮盖住路易十六的头。”
“我做的比用面纱遮盖他的头更好，我把他的头砍掉了。”
丹东插进来说话了，可是那等于火上加油。
“罗伯斯比尔，马拉，”他说，“请安静一点。”
马拉不高兴自己的名字被提在后面。他转过身来。
“丹东干涉些什么？”他说。
丹东跳起来。
“我干涉些什么？我干涉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应该互相残杀；两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应该互相斗争；外战已经够受了，内战也够受的了，我们再也不能同室操戈了；我是使革命成功的人，我不愿意人家破坏革命。我干涉的就是这件事。”
马拉并没有抬高声音来回答他。
“你最好还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丹东叫起来，“去问亚干那的峡道吧，去问解放了的香槟省吧，去问被征服的比利时吧，去问我指挥的那些军队吧，我曾经四次拿我的胸膛去迎接枪林弹雨！去问革命广场吧，去问正月二十一日的断头台吧，去问被推翻了的王座吧，去问这个断头台寡妇吧……”
马拉打断了丹东的话头。
“断头台不是寡妇，是一个处女；人们睡在她的身上，可是不能叫她生孩子。”
“你懂什么？”丹东反驳，“我要叫她
..生孩子，我。”
“我们等着瞧吧。”马拉说。
于是他微笑起来。
丹东看见了他的微笑。
“马拉，”他叫道，“你是个躲躲藏藏的人，我是个正大光明的人。我憎恨爬虫的生活。叫我做一个小甲虫是不行的。你住在地窖里；我住在街道上。你不跟任何人来往；我呢，随便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看见我而且跟我谈话。”
“好个漂亮的小伙子，你愿意到我住的高楼上去吗？”马拉喃喃地说。
于是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又用坚决的语气说：
“丹东，蒙莫林代表国王借口说补偿你在夏德烈当律师的薪金，给了你三万三千埃居
现金，请你交代交代这件事吧。”
“七月十四日
我也参加的。”丹东傲慢地说。
“还有那个家具仓库呢？皇冠上的钻石呢？”
“十月六日
我也有份。”
“你的心腹拉克劳瓦在比利时的贪污盗窃行为呢？”
“六月二十日
我也有份的。”
“你贷给蒙当西叶的款子呢？”
“把国王从瓦连纳抓回来的时候是我鼓动群众的。”
“还有你供给金钱叫人建筑起来的歌剧院的大厅呢？”
“我武装了巴黎的各个区公所。”
“还有司法部的十万法郎的秘密基金呢？”
“八月十日是我造成的。”
“还有国民代表大会的两百万秘密经费，你拿了四分之一的事情呢？”
“我阻止了挺进的敌人，我挡住了同盟国各个国王的前进的道路。”
“婊子！”马拉说。
丹东站起来，样子非常可怕。
“是的，”他叫道，“我是个婊子，我出卖了我的肉体，可是我拯救了世界。”
罗伯斯比尔又开始咬他的指甲。他既不能大笑，也不能微笑。丹东那种轰雷似的大笑，马拉那种毒刺似的微笑，他都做不到。
丹东又说：
“我像海洋一样；我有潮涨的时候，也有潮落的时候；在潮落的时候
人家看见我的浅滩，在潮涨的时候人家就看见我的波浪。”
“你的泡沫。”马拉说。
“我的风暴。”丹东说。
马拉跟着丹东同时站了起来。他也发作了。这条蛇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条龙。
“啊！”他叫道，“啊！罗伯斯比尔！啊！丹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好，我告诉你们，你们完蛋了。你们的政策只能得到无法前进一步的结果；你们再也没有出路了；你们做的事是给自己关上了每一扇门，只剩下通向坟墓的门。”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地方。”丹东说。
他耸了耸肩膀。
马拉继续说：
“丹东，你小心点。韦尼奥也有一张大嘴、一副厚嘴唇和两股愤怒的眉毛。韦尼奥也像米拉波和你一样是个麻子，可是阻止不了五月三十一日事件
的发生。啊！你耸肩膀。有时耸肩膀会使脑袋掉下来的。丹东，我告诉你，你的粗大的嗓音，你的松弛的领带，你的软长靴，你的小宴会，你的宽大的衣袋，这些东西都和路易小姑娘有关。”
路易小姑娘是马拉对断头台的昵称。
他继续说：
“至于你，罗伯斯比尔，你是一个温和派，可是这对于你并没有什么用。去吧，去给你的头发洒点粉，梳梳它，刷刷你的衣服，扮个花花公子吧，弄件衣服穿，把自己装的神气一点，把头发卷成波浪的形式；但即使这样，你仍然免不了要走赴刑场。读布伦斯威克的宣言吧，你仍然要受到弑君者达米昂一样的待遇；你现在打扮得漂亮，将来仍然免不了四马分尸。”
“科布朗兹的应声虫！”罗伯斯比尔在齿缝里说。
“罗伯斯比尔，我不是任何人的应声虫，我是大众的呼声。啊！你们还年轻。丹东，你几岁？三十四岁。罗伯斯比尔，你几岁？三十三岁。我呢，我一直就活着，我是多年来受苦的人类的代表，我已经活了六千年。”
“这倒是真的，”丹东回答，“六千年来该隐
隐藏在仇恨里，就像一只癞蛤蟆隐藏在岩石里一样，岩石裂开了，该隐跳了出来，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
“丹东！”马拉叫喊。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苍白色的光芒。
“怎么样？”丹东说。
这三个可怕的人物就这样谈着话。
这是一场雷电的吵架。
三 最深处的神经的颤动
谈话中断了片刻；这三个巨人在这一刹那间各想各的心事。
狮子面对着龙是感觉不安的。罗伯斯比尔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丹东满脸通红。他们两个都在战栗着。丹东眼睛里的凶猛光芒已经消失了；这个能使可怕的人也感觉害怕的人，脸上又恢复了平静，恢复了一种富有威严的平静。
丹东觉得自己打败了，可是他不愿意投降。他说：
“马拉高喊着独裁和统一，可是他只有一种能力，破坏团结的能力。”
罗伯斯比尔放松了他的薄嘴唇，加上一句：
“我倒同意安那加西斯·克路次的意见；我说：罗兰不行，马拉也不行。”
“至于我，”马拉回答，“我说：丹东不行，罗伯斯比尔也不行。”
他紧紧地盯住他们两个，又加上一句：
“让我给你一个忠告，丹东。你在恋爱，你想再结一次婚，我劝你不要再谈政治，放聪明一点。”
然后，他向着门后退一步，准备走出去，他向他们行了一个不祥的告别礼：
“永别了，先生们。”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打了一个寒战。
这时候房间的深处响起了一个声音，说：
“你错了，马拉。”
三个人都转过身来。刚才马拉发脾气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从后边的门进来了。
“是你吗，西穆尔登公民，”马拉说，“你好。”
那个人的确是西穆尔登。
“我说你错了，马拉。”他重复一句。
马拉的脸色变成绿色了，这就是他的脸色泛白的方式。
西穆尔登继续说：
“你是有用的，可是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必要的。为什么要威胁他们呢？团结，团结，公民们！人民希望我们团结。”
他的到来产生了一盆冷水的效果，就像一个家庭正在口角的时候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即使不能彻底解决纷争，至少在表面上使得大家平静下来了。
西穆尔登向桌子走过去。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认识他。他们经常在国民公会的公众旁听席上看见这个虽不显赫却极有权力而且为人民所敬重的人。可是形式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仍然问：
“公民，你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属于主教宫社的。”马拉回答，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恭顺的语气。
马拉轻视国民公会，领导着公社，却惧怕主教宫社。
这是一条规律。
米拉波觉得罗伯斯比尔在不可知的深处阴谋活动，罗伯斯比尔觉得马拉在阴谋活动，马拉觉得埃贝尔在阴谋活动，埃贝尔觉得巴布夫
在阴谋活动。只有地底下平静的时候，政治家才能前进；可是即使在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家的脚下，也依然有一条阴暗的隧道；最勇敢的革命家假使觉得他们所掀起的运动，忽然在他们的脚底下有所变动的时候，也会不安地停下来的。
伟大革命家的天才和能力就在于他们能够分清那种由于贪婪而进行的活动和那种由于主义而掀起的运动，他们能够协助后者去打倒前者。
丹东看出马拉的屈服。
“啊！西穆尔登公民在这里并不是多余的。”他说。
于是他向西穆尔登伸出手来。
“来呀，”丹东说，“让我们把情势解释给西穆尔登公民听吧。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代表山岳党，罗伯斯比尔代表公安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登代表主教宫社。他来给我们决定到底谁对。”
“好的，”西穆尔登严肃而简单地回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关于旺代问题。”罗伯斯比尔回答。
“旺代！”西穆尔登说。
他继续说：
“这是很大的威胁。假如革命失败，那一定是由于旺代的缘故。一个旺代比十个德国更可怕。为了使法兰西生存，必须消灭旺代。”
这几句话使他博得了罗伯斯比尔的同情。
可是罗伯斯比尔仍然提出这个问题：
“你以前不是当过牧师的吗？”
他的教士的神气逃不过罗伯斯比尔的眼睛。他从他的外表看出他的内心隐藏着的东西。
西穆尔登回答：
“是的，公民。”
“这有什么关系？”丹东叫道，“好的教士比其他的人更好。在革命的年代，教士熔化成为公民，就像教堂的钟熔化成为铜币和大炮一样。唐如是教士，陶奴是教士。谭马·林得是埃弗莱的主教。罗伯斯比尔，你自己在国民公会里和马西尔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他是波维的主教。大主教代理伏沃是八月
..十日的暴动委员会的一分子。夏波是教士。热勒方丈是发起网球场宣誓的人；宣布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高于国王的是奥德朗长老；要求立法会议取消路易十六的王座的天帏的是古德长老；提出废止王权的是格里哥尔长老。”
“支持他的，”马拉冷笑道，“是小丑科乐-德布瓦。他们两个人完成了这件工作，那个教士推翻了王位，那个丑角把国王扔到地上。”
“我们还是谈旺代的问题吧。”罗伯斯比尔说。
“那么，”西穆尔登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旺代怎样了？”
罗伯斯比尔回答：
“这样。旺代有了一个领袖。旺代就要变成非常可怕的了。”
“谁是这位领袖，罗伯斯比尔公民？”
“他就是一个自命为布列塔尼亲王的前侯爵朗特纳克。”
西穆尔登动了一动。
“我认识他，”他说，“我曾经在他的家乡当过教士。”
他想了想，又说：
“他在未作军人以前是一个好色之徒。”
“就像比隆从前曾经姓劳仁一样。”丹东说。
西穆尔登沉思地继续说：
“是的，他以前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他一定很厉害。”
“简直可怕，”罗伯斯比尔说，“他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枪毙妇女。”
“妇女？”
“是的。他所杀的妇女中有一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三个孩子不知到哪里去了。不过，他的确是一个军事领袖。他懂得战争。”
“不错，这是真的，”西穆尔登回答，“他参加过汉诺威战争，兵士们说：‘表面上是黎塞留，实际上是朗特纳克。’真正的将军是朗特纳克。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杜索尔谈谈他。”
罗伯斯比尔沉思了片刻，然后继续和西穆尔登谈下去。
“现在，西穆尔登公民，这个人就在旺代。”
“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三个星期了。”
“应该宣布他是一个罪犯。”
“已经做了。”
“应该悬赏缉拿他。”
“已经做了。”
“应该重赏能够抓到他的人。”
“已经做了。”
“赏金不是纸币。”
“已经做了。”
“是金币。”
“已经做了。”
“应该送他上断头台。”
“就要这样做。”
“谁去做呢？”
“你。”
“我？”
“是的，公安委员会要派你做全权代表。”
“我接受。”西穆尔登说。
罗伯斯比尔对人的选择很迅速；这是一个真正政治家特有的能力。他从堆在他面前的卷宗夹中拿出一张白纸来，白纸的上端印着一行字：“统一而不可分的法兰西共和国。——公安委员会。”
西穆尔登继续说：
“是的，我接受。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朗特纳克很凶暴，我也要这样。我要和这个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将要从这个人手里救出共和国，假如上帝允许的话。”
他顿了一顿，又继续说：
“我是教士；不管怎样，我相
９９lｉb?信上帝。”
“上帝已经过时了。”丹东说。
“我相信上帝。”西穆尔登泰然自若地说。
罗伯斯比尔阴险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西穆尔登又说：
“派我到什么人那里当代表？”
罗伯斯比尔回答：
“派到率领远征军进剿朗特纳克的司令官那里。不过我得警告你，这个司令官是一个贵族。”
丹东嚷起来：
“这又是一件我认为无关重要的事。一个贵族又怎么样？贵族就和教士一样。一个好的贵族是了不起的。贵族的身份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可是我们不应该顾到一面就忘了另一面，不应该反对或者拥护。罗伯斯比尔，难道圣茹斯特不是一个贵族吗？他的全名是佛罗拉·德·圣茹斯特！安那卡西斯·克路次是一个男爵。我们的朋友查理·赫斯对方济各俱乐部的会议没有缺过一次席，可是他是一个亲王，是赫斯-卢森堡执政领主的兄弟。蒙多，马拉的好朋友，是蒙多侯爵。革命法庭里有一个陪审官是教士，叫威拉特，另一个陪审官是一个贵族，叫勒莱，是蒙弗拉拔的侯爵。他们两个都是可靠的。”
“你忘记了，”罗伯斯比尔加上一句，“革命法庭的首席陪审官……”
“安东耐勒吗？”
“是安东耐勒侯爵。”罗伯斯比尔说。
丹东继续说：
“唐比尔是一个贵族，他最近当着孔代的面为共和国而牺牲了性命，波尔佩尔也是一个贵族，他情愿自杀而不愿意让普鲁士人打进凡尔登。”
“可是，”马拉咕噜着说，“那天龚度舍说：‘革勒克兄弟是贵族。’丹东却向龚度舍嚷道：‘所有的贵族都是卖国贼，从米拉波起一直到你。’”
西穆尔登的严肃的声音又说话了。
“丹东公民，罗伯斯比尔公民，你们这样放心也许是对的，可是人民不放心，人民不放心并没有错。派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的时候，责任是加倍的，这个教士必须是一个刚直不屈的人。”
“当然了。”罗伯斯比尔说。
西穆尔登加上一句：
“还要有铁石心肠。”
罗伯斯比尔说：
“说得不错，西穆尔登公民。你负责监视的是一个年轻人。你是他的长辈，你的年纪比他大一倍。你必须指导他，可是也要很好地照顾他。据说他很有军事天才，各方面的报告都这么说。他所率领的那支军队是从莱茵部队中分出来向旺代进发的。他从边境回来，他在边境上是以富 4e8e." >于智慧和勇敢出名的。他指挥远征军指挥得十分好。这半个月来，他已经打败了这个年老的朗特纳克侯爵。他压制他，强迫他向后退。最后他一定会迫他退到海边，而且把他推到海里去的。朗特纳克有老将的狡猾，他有年轻将领的勇敢。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人仇视他和妒忌他了。副将莱谢勒就妒忌他。”
“这个莱谢勒，”丹东插进来说，“他想当总司令；可是他没有什么值得升官的地方，他只会说一句俏皮话，他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梯子’，夏烈特的意思是‘马车’，上马车必须要梯子，所以只有他能够打败夏烈特。其实，夏烈特会打败他。”
“而且他不能容忍打败朗特纳克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罗伯斯比尔继续说，“旺代战事的不幸处就在我们内部的不和。我们的兵士都是英雄，但指挥他们的人都很坏。双朋不过是一个轻骑兵队长，他吹着喇叭，奏着《沙依拉》，进入索慕城；他占领了索慕城。他本来可以继续前进占领舍莱，可是他没有接到命令，只好停了下来。旺代的指挥官们必须重新调整一下了。他们把据点分散，他们使武力支离破碎；一支分散的军队是瘫痪了的军队，就像一块岩石被磨成细粉一样。在巴拉美军营里，只剩下一些帐篷，兵士都看不见了。在特来基叶和狄南之间，有一百个毫无用处的小兵站，其实可以合成一个师团，保卫整个海岸。莱谢勒得到巴林的支持，借口说要保护南海岸，把军队从北海岸撤回，其实就是替英国人打开了法国的大门。朗特纳克的计划是鼓动五十万农民起来叛变，同时叫英国人在法国登陆。可是远征军的年轻指挥官没有接到莱谢勒的命令就用剑抵住朗特纳克的腰部，驱逐他、打败他；莱谢勒既是这个年轻指挥官的上级，就告发了年轻指挥官。对于这位年轻人现在有不同的意见。莱谢勒想枪毙他。马恩的普利尔想把他提升为副将。”
“我觉得，”西穆尔登说，“这个年轻人是很有本领的。”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插进来说话的是马拉。
“什么缺点？”西穆尔登问。
“宽大。”马拉回答。
马拉接着说：
“他在打仗的时候很坚强，可是事后就很软弱。他对敌人宽大，他饶恕人，他待人慈悲，他保护那些修女和‘小尼姑’，他营救贵族的老婆和女儿，他释放俘虏，他给教士自由。”
“这是严重的缺点。”西穆尔登喃喃地说。
“是罪恶。”马拉说。
“有时候是的。”丹东说。
“常常是的。”罗伯斯比尔说。
“几乎永远是的。”马拉说。
“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就永远是一种罪恶。”西穆尔登说。
马拉转过来对着西穆尔登。
“假如一个共和党的领袖放走了一个保王党的领袖，你对这个共和党的领袖怎么办？”
“我同意莱谢勒的意见，把他枪毙。”
“或者送他上断头台。”马拉说。
“随便选一种。”西穆尔登说。
丹东笑起来。
“我两种都喜欢。”
“你必然可以得到其中的一种。”马拉咕噜着说。
他的眼光离开了丹东回到西穆尔登身上。
“那么，西穆尔登公民，假如一个共和党的领袖走错了一步的话，你要砍下他的头来吗？”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那么，”马拉回答，“我同意罗伯斯比尔的意见，我们要派西穆尔登公民作为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到海岸部队的远征军司令部里做政治委员。这个司令官已经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罗伯斯比尔回答：
“他是一个旧贵族。”
他开始翻阅文件。
“我们叫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丹东说，“我不相信单独一个教士；我也不相信单独一个贵族。教士和贵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一个监视另一个就行了。”
西穆尔登的眉毛上带着的那种愤懑的表情更加明显了；可是他大概认为丹东这句话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他没有回过头来望丹东，他只抬高了他的严肃的声音。
“假如委托给我的那个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
罗伯斯比尔眼睛望着文件，说：
“这就是他的名字。西穆尔登公民，你享有全权去监视的那个司令官以前是一个子爵。他的名字叫郭文。”
西穆尔登变了脸色。
“郭文！”他叫起来。
马拉看见西穆尔登变了脸色。
“郭文子爵！”西穆尔登重复一句。
“不错。”罗伯斯比尔说。
“怎么样？”马拉说，眼睛盯着西穆尔登。
谈话停顿了片刻。马拉继续说：
“西穆尔登公民，依照你自己提出的条件，你愿意到郭文司令官那里当政治委员吗？决定了吗？”
“决定了。”西穆尔登说。
他的脸色愈来愈苍白了。
罗伯斯比尔拿起身边的羽毛笔，在那张头上印有“公安委员会”的白纸上，用他的正楷字体慢慢地写了四行字，签了名，把纸和笔交给丹东；丹东也签了名；马拉也跟着丹东签了名，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西穆尔登的苍白的脸。
罗伯斯比尔拿起那张纸，写上日期，把纸交给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念道：
共和国二年
公安委员会令：派西穆尔登公民为本会全权代表，至海岸部队远征军司令部郭文公民处为政治委员。..
罗伯斯比尔 丹东 马拉
签名下面写着：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称为民历的革命历法还没有正式公布施行，一直到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经过罗姆的提议，国民公会才正式采用革命历法。
西穆尔登在读着的时候，马拉一直望着他。
马拉低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这一切还得要有国民公会的一道命令或者公安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决议来肯定一下。还有些事情要做呢。”
“西穆尔登公民，”罗伯斯比尔问，“你住在哪儿？”
“商业法院。”
“咦，我也住在那儿，”丹东说，“你是我的邻居了。”
罗伯斯比尔说：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明天，你就要接到公安委员会全体委员签名的正式委派令。这是批准你的使命，尤其是介绍你给别的代表们，像菲力波，马恩的普利尔，勒康特尔，亚尔基叶和别的人等等，使他们承认你的权力。我们知道你的为人。你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把郭文提升为将军，或者把他送上断头台。明天三点钟你就可以接到你的委派令。你什么时候动身？”
“四点。”西穆尔登说。
于是他们分散了。
马拉回到家里以后，通知西蒙纳·埃弗拉说他明天要到国民公会里去。
一 国民公会
1
我们走到最高峰。
这里就是国民公会。
在这座高峰面前，我们的视线被吸引住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崇高的东西。
世界上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也许是历史的绝顶。
在国民公会还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会议它是有生命的，人们不了解它是什么。被同时代人所忽视，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人们过分害怕，来不及感到惊奇。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力。欣赏平凡的东西和小山是容易的；可是那些过于崇高的东西，不管是一个天才或者一座高山，不管是一个议会或者一件杰作，在离得太近去看的时候，是会使人惊骇的。一切高峰仿佛都是过分夸张的东西。爬上去是使人疲乏的。人们在爬上断崖绝壁的时候会喘不过气来，在下斜坡的时候会滑跌，在走崎岖不平的、幽美的山地时会受伤，喷着浪花的山洪表示那里有悬崖深谷，浓密的云层表示里面有高的山峰；向高处爬和跌下来同样是使人心惊胆战的。因此惊骇的感觉超过了钦佩的心情。人们产生了这种古怪的感觉：厌恶伟大的事物。人们看见深渊，却看不见崇高的境界；人们看见鬼怪，却看不见非凡的人物。最初人们就是这样去评价国民公会的。国民公会本来是给巨鹰欣赏的，却被人用近视的眼光来衡量了。
到了今天，国民公会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庞大的侧影，像一幅高高悬在天空中的画一样，轮廓是格外鲜明了。
2
七月十四日法国解放了。
八月十日粉碎了王朝。
九月二十一日建立了共和国。
九月二十一日是秋分，是平衡。天上有Libra
。地上有天秤。照罗姆的说法，共和国是在平等和正义的旗帜下宣布成立的，并且是有一个星座出现来预示过的。
国民公会是人民权力的化身。国民公会翻开了伟大的新的一页，展开了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将来。
一切思想必须有具体的外形，任何原则都该有固定的地位；一座教堂就是四壁之中装着一个上帝，每一种教义都得有一间庙宇。国民公会成立以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国民公会安置在什么地方。
起初是在马奈热大厅
，后来在蒂伊勒里宫。人们在宫里竖立了一个框架，加上布景，那是大卫画的一大幅灰色画，对称地排列了长椅子，有一个方形的主席台，有平行的柱子，有像三角砧一样的座子，有直线形的长栏，有蜂窝似的长方形的厢座（就是经常挤满了群众的所谓公众旁听席），有罗马式的戏幕，有希腊式的帷幔，国民公会就被安置在这些直角和直线的当中；风暴便是从这个几何图形中爆发出来的。主席台上画的红帽徽却是灰色而不是红色。保王党们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嘲笑这顶灰色的红帽子，嘲笑这所人工装饰的大厅，这所用厚纸板砌成的大建筑物，这所纸糊的圣殿，这所用烂泥和唾沫筑成的万神庙。这一切一定很快就消失掉！柱子是用木桶的板搭成的，穹隆是用薄板做的，浮雕是油灰糊的，雕像的座子是枞木造的，雕像是石膏的，大理石是画成的，墙壁是帆布的；可是就在这个临时的场所里，法兰西做出了不朽的事业。
国民公会搬进马奈热大厅里开会的时候，马奈热大厅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在国王被人民从瓦连纳押解回来的时候，这种标语布满了巴黎全城。其中一条这样写着：“国王回来了。向他欢呼的要受棒打，侮辱他的要受绞刑。”另一条写着：“安静。不要脱帽。他就要从他的审判者的面前经过。”又一条写着：“国王曾经在长时期内对准我们人民开火。现在该轮到人民向他开火了。”又一条写着：“法律！法律！”国民公会就是在这几垛墙壁里面审判路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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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是在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搬到蒂伊勒里宫去的，这个宫当时被称为国民宫，里面的会议大厅占据了钟楼（当时被称为统一楼）和马尔桑楼（当时被称为自由楼）之间的全部地方。花神楼当时被称为平等楼。会议大厅是由一座让·比朗式的大楼梯走上去的。会议大厅的楼下是一种长形大厅的警卫室，里面堆满了长枪和行军床，那是属于在国民公会周围守卫的军队的，这些军队使用各种武器的都有。公会还有一个仪仗队，被称为“国民公会近卫军”。
一条三色彩带把国民公会所在的那座宫殿和人民来来往往的那所公园隔开。
3
会议大厅的样子到底怎样，让我们继续说完吧。这个可怕的地方一切都是饶有兴趣的。
一走进去，第一件触目的东西是坐落在两个宽大窗户之间的一个高大的自由神像。
四十二米长，十米宽，十一米高，就是这屋子的大小，这里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变成了革命的舞台。威加兰尼为侍臣们建造的那所富丽堂皇的大厅，由于新添了一个粗糙的平台，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这个平台在九三年要用来支持人民的重压，因为那些公众旁听席就是设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就是这个平台只有一根柱子支持着。这柱子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有十米高直贯屋顶。即使那些雕像石柱，也很难像这根柱子一样支持这么大的重量的。多少年以来它一直支持着革命的巨大的压力。它支持过喝彩、狂热、咒骂、吵闹、骚动、愤怒的无比混乱、暴动，等等。它并没有倒塌下来。国民公会以后，它又为元老院服务过。雾月十八日以后才把它掉换了。
后来佩尔西叶用许多大理石柱子代替了这根木支柱，可是大理石柱子还不及它经久。
建筑师的设计观念有时是很古怪的。建筑李伏里街的建筑师采用的是弹道式；建筑卡尔斯卢的建筑师采用的是扇子式；国民公会在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开始用来做会场的那座大厅的建筑师却仿佛是根据一只庞大无比的抽屉来设计的，这座大厅又长、又高、又平。长方形的一条长边上筑有一个半圆形的看台，那就是代表们的坐席，那里并没有桌子和写字台，开会时写过许多记录的加朗-古隆是在膝头上写的；代表座位的对面是主席台；主席台的前端放着勒倍勒蒂叶-圣法若的半身像；主席台的后面是主席的交椅。
半身像的头比主席台的边缘稍微高出一点；因此后来这像就被人移开了。
半圆形的看台一共有十九排半圆地排列着的座位，后面的一排总比前面的一排高。座位的尾端一直伸展到会议大厅的两边壁角。
下面，在主席台脚下的半圆形里，是传达员的位子。
在主席台的一边，在一只黑色的木框里，贴了一张九尺高的公告，公告分为上下两页，中缝绘的是一条类似王杖的东西，上面写着的就是《人权宣言》；主席台的另一边是空着的，后来也用同样的黑木框装着共和国二年的宪法，宪法也分为上下两页，两页中间，则绘的是一柄利剑。主席台的上面，在演讲者的头上有三面微微地颤动着的巨大三色旗，这三面大旗是从一个分成两间、经常挤满了群众的深大厢座里伸出来的，三面旗子几乎平放着，搁在一个台座上面，台座上写着两个大字：法律。台座后面矗立着一枝高大的罗马仪仗钺，仿佛是言论自由的守卫者。靠墙竖立着许多庞大的雕像，面向着议员们。主席的右边是利库尔戈斯，左边是梭伦；山岳党座位的上面是柏拉图。
这些雕像的座子是些朴素的方形木块，搁在一条巨大的长栏上，这条长栏围绕着整个大厅，把群众和会场隔开。群众就把肘肱靠在这条长栏上。
装着《人权宣言》的那个黑木框，一直抵到长栏上，损害了雕像的排列，这就是破坏了那条直线，因此使得夏波咕噜着对瓦狄叶说：“真难看。”
雕像的头上交错戴着橡叶冠和桂冠。一块绿色的帷幔，上面用更深的绿色绘着许多同样的桂冠，从围绕着会场的长栏上垂下来，完全遮掩住会场所占据的底层的墙壁，帷幔上有许多笔直的大褶纹。这块帷幔上面的墙壁是白色的、冰冷冷的。墙壁上开辟出两层公众旁听席，既没有曲线，也没有雕饰；仿佛一刀削成似的。这两层旁听席下面一层是方形的，上面一层是圆形的。因为维特鲁夫的影响还存在，依照规律，曲额缘是应该放在角额缘上面的。大厅的两条长边上各有十个旁听席，两端各有两个庞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旁听席，里面挤满了群众。
下面一层的旁听者们常常越过界线，挤拥在这建筑物的一切突出的地方。上面一层的旁听席里很牢固地装着一条铁条，高度和普通栏杆相同，用来做栏杆，保护上面一层的旁听者，使他们不至于被那些从楼梯上上来的群众挤跌下去。可是有一次终于有一个人被挤跌到会场里去了，他偏斜地跌落在波维主教马西尔身上，因而没有跌死，他说：“嘿！原来主教也还有点用处哩！”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二千人，在动乱的日子里，可以容纳三千人。
国民公会有两种会议，一种在白天，一种在晚上。
主席坐椅的靠背是半圆形的，有镀金的钉子。他的桌子是被四个有翅膀的怪物承托着的，这四个怪物一共只有一只脚，简直可以说它们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它们仿佛是从以西结的车子上解下来给桑松拉囚车的。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只巨大的手铃，几乎大得像一口钟一样，还有一只很大的铜墨水瓶，和一本用羊皮纸包装的对开簿子，那就是会议记录簿。
常常有新斩下来的人头挂在长矛的尖端上，把血滴到这张桌子上。
主席台是由一个九级的阶梯上下的。每一级都很高、很陡、很难上去。有一天冉桑尼上去的时候几乎跌了一跤。“这是断头台的梯子！”他说。“你得学会走上去呀！”加利叶向他喊道。
在大厅的角落里，或者墙壁上显得太空虚的地方，建筑师安置 4e86." >了一些罗马仪仗钺作为装饰品，斧头露在外面。
主席台的左右两边，有些台座载着两副十二尺高的灯柱，柱的顶端有四对灯。每一个旁听厢都有这样的一副灯柱。这些灯柱的座子上雕刻着被人民称为“断头台的项圈”的环。
会场的座位几乎高到旁听席的围栏上；议员们可以跟旁听席里的群众谈话。
旁听席的出入口通向错综复杂的走廊，有时这里充满了粗野的闹声。
这所宫殿往往容纳不下国民公会的人群，他们涌到邻近的龙格威大楼和康尼大楼里去。如果白拉福爵士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可靠的话，那么八月十日以后皇室的家具就是搬到康尼大楼里来了。当时竟要两个月时间才能搬空蒂伊勒里宫。
各种委员会都在会议厅附近：平等楼里有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自由楼里有航海、殖民、财政、纸币、救国等委员会；统一楼里有军事委员会。
公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之间有一条昏暗的走廊直接相通，走廊里在白天和晚上都要开着一盏路灯来照明，各党各派的密探都在这里进进出出。人们在这里说话声音很低。
国民公会的法庭换过好几次地方。通常总是在主席的右边。
在大厅的两端，在封闭住半圆形剧场的左右两边的垂直板壁和墙壁之间，剩下两条又深又窄的甬道，甬道上开了两扇昏暗的方形的门。人们就从这里进出。
议员们直接从一扇门进入大厅，这扇门面对着斐扬修道院的露台。
这所大厅白天只有暗淡的光线从灰白的窗户里射进来，黄昏时候惨淡的灯光一点也不明亮，使得大厅里经常带着一种夜色。这种半明半暗增加了晚上的昏暗；因此灯光下的会议非常阴森。大家互相看不见；从大厅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从右边到左边，一堆堆辨认不清的面孔在互相辱骂。人们遇见的时候也认不出对方的面孔。有一天，来纳罗向主席台奔过去的时候，在下台的通路里撞在一个人身上。“对不起，罗伯斯比尔。”他说。“你当我是谁？”一个粗暴的声音问。“对不起，马拉。”来纳罗回答。
在下面，主席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保留的厢座；说来也怪，在国民公会里也有享受特权的旁听者。这两个厢座是惟一的有帷幔的厢座。在轩缘的中央有两股金流苏吊起帷幔。公众旁听席上是没有装饰的。
整个会场的布置是威严的、朴素的、整齐的。在粗犷中包含正确；也可以说这是整个革命的缩影。后来艺术家们称为“收获月式建筑物”，国民公会的大厅就是一个最完善的标本。这种建筑是庞大的，也是脆弱的。当时的建筑师以为对称就是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了路易十五朝代已经登峰造极，过此以后，便逐渐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人们往往使高贵沦为平庸，使纯洁变成讨厌。矫揉造作的作风在建筑学中也存在着。在十八世纪初年，艺术曾经采用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颜色，但这时期又转入谨严的境界，只限于采用直线。这一类的进步结果使艺术丑化了。艺术成为一副骷髅，就是这种现象所造成的。这就是理智和约束产生出来的缺点；建筑的风格受到过分的拘束而变得瘦削了。
即使撇开一切政治情绪，只看这里的建筑，这所大厅就能使人发抖。人们依稀地想起旧时的剧院，想起那些有花环装饰的厢座、天蓝色和红色的天花板、有许多小片玻璃的烛灯、发着钻石光彩的大烛台、五色缤纷的彩布、戏幕和帷幔上无数的爱神和仙女，整整一首画出来的、雕刻出来的、镀金的、帝王式的、优雅的恋歌，这首恋歌用它的微笑来照耀着这个严肃的地方，可是现在人们在这个大厅里到处只看见生硬的直线角度，像钢铁一样冷酷和锋利；这真有点像是布歇被大卫送上断头台处死了。
4
谁看见开会的情形就不再想到会场本身了。人们看戏的时候是不会再想到戏院的。再也没有更畸形和更崇高的景象了。这里有一群群的英雄，也有一队队的懦夫。有荒山上的野兽，也有沼泽里的爬虫。他们麇集在这里，互相撞碰、互相挑衅、互相恐吓，他们在这里斗争着和生活着，到了今天，这些战斗者们已经成为鬼魂了。
把这些巨人一一列举出来。
右边有吉隆特党，是一队思想家；左边有山岳党，是一群体育家。这一边，有接收了巴士底狱的钥匙的布列索；有马赛人最服从的巴巴鲁；有克威利干，他的手下有驻扎在圣马索郊区里的布雷斯特兵团；有冉桑尼，他曾经确立了议员高于将军的原则；有不幸的葛德，一天晚上皇后在蒂伊勒里宫里曾经把睡着的皇太子指给他看，葛德吻了这孩子的前额，却使孩子的父亲的头落下来；有沙勒，他毫无根据地检举山岳党和奥地利人有密切的关系；有西勒里，他是右派的跛子，正如库东是左派的跛子一样；有劳斯·迪佩雷，一个新闻记者称他为“罪人”，他请那个新闻记者吃饭，对他说：“我知道所谓‘罪人’不过是指想法和我们不同的人。”有拉波·圣艾蒂安，他在他的一七九○年的历书的第一页上写着：“革命已经结束了。”有纪纳德，他是推翻路易十六的人之一；有冉森教派的信徒加缪，他起草过一七九○年七月十二日的命令，他相信巴里斯祭司的奇迹，他每天晚上匍匐在一个七尺高的基督像前面，这个基督像是钉在他的房间的墙上的；有教士福歇，他和加米尔·德慕林发动了七月十四的事变；有依斯纳，他由于说“巴黎将被毁灭”而犯了罪，因为那时候布仑斯威克正在说：“巴黎要被烧掉。”有雅各·杜邦，他是第一个叫喊“我是无神论者”的人，罗伯斯比尔回答他说：“无神论是贵族的。”有朗伊奈，他是一个严酷、敏锐和豪勇的布列塔尼人；有德古，他是波耶-风弗烈德的同生共死的朋友；有来贝奎，他是巴巴鲁的刽子手；来贝奎提出了辞职，因为罗伯斯比尔还没有被人送上断头台；有李肃，他极力反对区公所的永久存在；有拉苏西，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充满杀机的名言：“感恩的民族是不幸的！”可是他在断头台脚下的时候，他不得不自相矛盾了，因为那时候他向山岳党们说出过这样一句傲慢的话：“我们死，因为人民睡着了，你们将要死，因为人民就要醒过来。”有毕洛多，他使国民公会代表的不可侵犯的特权取消了，这样一来，他就在不自觉间成为断头台那把刀的冶炼者，而且为他自己竖立了断头台；有查理·维列特，他拿这样一句抗议的话来庇护自己的良心：“我不愿意在刀锋的胁迫下投票。”有路委，他是《浮布拉骑士的恋爱史》一书的作者，他后来的归宿是在皇宫大厦里开书店，叫罗多伊斯加给他坐柜台；有麦西叶，《巴黎风光》的作者，他曾经叫道：“所有的国王的脖子上都感觉到有正月二十一日那天。”有马力克，他所忧虑的是“那个拥护旧国界的党派”；有新闻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的脚下对刽子手说：“我很讨厌死。我很想看看以后的结局。”有维野，他自称为梅因-罗埃尔第二兵团的近卫兵，当他受到公众旁听席的威胁的时候，他叫道：“我要求，只要公众旁听席咕噜一声，我们全体马上退席，而且要拿着军刀向凡尔赛进发！”有布索，他后来的命运是死于饥荒；有瓦拉舍，他注定要死于自己的匕首之下；有龚度舍，他后来死在皇后堡（后改称“平等堡”），是被他自己口袋里的荷拉斯所出卖的；有佩蒂翁，他的命运是在一七九二年受群众崇拜，在一七九四年却为群狼所噬。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人，像庞狄古朗、马波兹、李顿、圣马丁，《尤维那诗集》的译者、曾经参加过汉奴威战役的杜索；还有布瓦洛、拔特朗、李斯特-波威、勒萨日、戈麦尔、加颠、门威埃尔、杜白朗地埃、拉加士、安弟甫，他们的首领是另一个巴拿夫，名字叫做韦尼奥。
另一边，有路易·德·圣茹斯特，他脸色苍白，前额低沉，体态端整，有神秘的眼睛，深沉的忧郁的表情，年纪是二十三岁；有德国人称他作“火鬼”的狄昂威勒的米林；有杜埃的米林，他是《嫌疑犯法令》的罪恶滔天的作者；有苏白兰尼，在牧月一日，巴黎的人民要推举他做将军；有当过教士的勒彭，他的洒过圣水的手上拿着一柄军刀；有毕育-瓦伦纳，他预见了将来的官制：没有法官，只有仲裁员；有法布-德格朗丁，共和国历法是他的可贵的发明，正如《马赛曲》是鲁热·德·利尔的崇高的灵感的产物一样，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过第二次的作品；有玛纽埃尔，他是巴黎公社的检察官，他说：“死掉一个国王并不能算少掉一个人。”有古荣，他曾经进入过特利斯城、新城和斯比勒，看见过普鲁士军队窜逃；有由律师而变为将军的拉克劳瓦，他在八月十日的前六天获得圣路易骑士称号；有费理隆-泰西特，他是费理隆-左伊勒的儿子；有鲁尔，他是秘密橱的铁面无私的搜索者，他的命中注定要参加伟大的共和国的自杀，而他自己也注定要在共和国灭亡那天自杀；有富歇，他有魔鬼的灵魂和死尸的面貌；有广布拉，他是杜歇纳老爹的朋友，曾经对纪育丁说：“你是属于斐扬俱乐部的，可是你的女儿是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的。”有雅各，他对那些抱怨囚犯没有衣服穿的人说：“监狱就是一件石头衣服。”有亚伏格，他是发掘过圣丹尼的坟墓的可怕人物；有奥斯林，他是专门放逐人的，家里却藏着一个被放逐的人——夏里夫人；有邦塔波勒，他当主席的时候，总向旁听席做暗号，叫他们喝彩或者叫骂；有新闻记者罗贝尔，他是凯拉里奥小姐的丈夫，这位小姐曾经这样写过：“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不到我家里；罗伯斯比尔如果愿意的话，随时可以来，马拉永远不来。”有加朗-库隆，当西班牙干预路易十六的审讯的时候，他曾经自负地要求议会不要贬低身价去诵读一个国王为另一个国王请命而写的信；有格雷古瓦，他起先是配得上当原始礼拜堂的主教的，可是后来在拿破仑称帝期间，他却由共和党的格雷古瓦变成格雷古瓦伯爵了；有阿马，他说：“整个地球都判决路易十六有罪。那么向谁去上诉呢？向行星们。”有卢耶，他在正月二十一日那天反对在新桥鸣炮，他说：“一个国王的头落下来的时候不应该比一个平常人的头落下来时弄出更多的声音。”有谢尼叶，他是安德烈的兄弟；有瓦狄叶，他是把手枪放在演讲台上的人之一；有塔尼，他曾经对莫摩罗说：“我希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在我家里吃饭的时候互相拥抱。”“你住在什么地方？”“在查朗东”。“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倒要奇怪了。”莫摩罗这样回答他；有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对朗伊奈叫喊：“过来，让我把你干掉！”朗伊奈回答：“首先，得下命令断定我是一头牛。”有高乐·德布瓦，他是一个阴惨的丑角，脸上戴着古代的那种有两只嘴巴的假面具，同时能说是和否，一只嘴赞扬另一只嘴斥责的东西，在南特攻击加利叶，在里昂把夏里叶捧为天神，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把马拉送入万神庙；有任尼西尔，他主张把所有佩着“殉难者路易十六”纪念章的人都判处死刑；有里昂纳·布东，他是小学教师，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送给尤拉山的老人。有水手陶普生，有律师顾比育，有商人罗朗·勒康特尔，有医生杜咸，有雕刻师施让，有画家大卫，有王公若瑟夫·平等。还有别的许多人：像勒康特-毕拉伏，他曾经建议下令宣布马拉在“神经错乱状态”中；像罗拔·林德，他是那只令人害怕的大章鱼——公安委员会的创造者，它有两万一千只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手臂布满法兰西全境；还有勒波夫，在《伪爱国者的圣诞节》一书中吉里-杜普来曾经写了这样一句诗来嘲笑他：
勒波夫看见勒让德尔就发出哞声。
有汤马斯·潘恩，他是一个软心肠的美国人；有安那卡西斯·克路次，他是一个德国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属埃贝尔派，为人很天真；有廉洁的勒巴，他是杜泼来的朋友；有罗维尔，他是那些罕有的为凶恶而凶恶的人之一，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广泛地存在着；有夏理叶，他要人家对贵族也用“您”字称呼；有泰里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而凶恶的人，他是为了爱的缘故才发动热月九日的事变；有刚巴塞来，他是律师，后来做了王公；有加利叶，他是律师，后来变成老虎；有拉普朗西，他有一天叫道：“我要求给警炮以优先权。”有杜里奥，他主张革命法庭的陪审员要高声投票；有布尔东·德·勒瓦斯，他激起双朋和他决斗，他检举过潘恩，他自己被埃贝尔检举；有法岳，他建议“派一支放火军队”到旺代去；有塔伏，他在四月十三日几乎做了吉隆特党和山岳党的调停人；有魏尼叶，他建议吉隆特党和山岳党的领袖都要去当小兵；有卢贝，他把自己关在梅因斯里；有布包特，他在占领索慕的时候，骑着的马被打死了；有甘拔多，他率领瑟堡海岸的军队；有雅尔-潘委利叶，他率领洛西尔海岸的军队；有勒加邦狄叶，他指挥康加勒的舰队；有罗拔约，拉斯城的埋伏正在等着他；有马恩的普利尔，他在军营中还佩着他从前的骑兵队长的肩章；有勒瓦素·德·拉萨特，他用一句话就使圣亚芒联队的指挥官塞朗决心战死。还有拉委松、摩尔、伯纳·德·圣特、查理·李察、勒基尼奥，这一群人的首领是人家叫做丹东的另一个米拉波。
有一个人矗立在这两派之外，而且使这两派的人都敬畏他，这个人就是罗伯斯比尔。
5
恐怖和畏惧蜷伏在下面，恐怖可能是崇高的，畏惧是卑鄙的。在热情的下面，英雄主义的下面，忘我精神的下面，愤怒的下面，还有隐姓埋名的阴暗的一群。坐在议会的低下的地方称为平原派。一切能浮在表面的东西都在这里；那些怀疑的人、踌躇的人、退缩的人、延迟的人、窥探的人，等等，每个人都害怕某一个人。山岳党人是经过挑选的，吉隆特党人也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平原派是普通群众。西埃耶斯就是整个平原派的典型和缩影。
西埃耶斯是一个由深思熟虑而变为头脑空虚的人。他在第三等级上停下来，没有上升到人民的地步。有些心灵是天生要停在中途的。西埃耶斯叫罗伯斯比尔做老虎，罗伯斯比尔却叫他做老鼠。这位形而上学者所达到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他是革命的侍臣，而不是革命的仆人。他拿起一柄铁铲，和人民一起到校场干活，跟亚历山大·德·布哈奈坐在同一辆车子上。他劝人使用精力，可是他自己从来不使用精力。他对吉隆特党说：“拿出你们党的大炮来。”有些思想家是斗士，例如龚度舍和韦尼奥斗争，或者像加米尔·德穆兰和丹东斗争。也有一些思想家只想能够活着，这些思想家和西埃耶斯是同一类的。
最上等的酒在酿酒桶里也不免有酒糟。所以平原派的下面，不免有沼泽派。他们是一潭透露出利己主义来的令人厌恶的潴水。胆怯的人们在这里发抖，无言地等待命运的支配，真是再没有比他们更卑贱的人了。他们做了一切卑鄙的事，但没有一个人感到羞耻；他们把愤怒隐藏着，表面服从而骨子里实行反叛。他们的恐惧是虚伪的；他们勇于表现自己的怯懦；他们赞成吉隆特党却拥护山岳党；关键在他们身上；他们总是倒向胜利的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韦尼奥，把韦尼奥出卖给丹东，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比尔，把罗伯斯比尔出卖给泰里昂。马拉活着的时候他们诋毁他，马拉死后他们把他当作天神。他们什么都拥护，直到他们把原来拥护的推翻为止。他们赋有一种本能，就是对一切动摇的东西来一个决定性的推倒。从他们看来，动摇就是背叛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专门为地位坚固的人服务的。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有力量，他们就是恐怖。卑鄙无耻的勇敢就是从这里来的。
五月三十一日、芽月十一日、热月九日的事变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悲剧由巨人开始，被侏儒结束。
6
在这些充满了热情的人群中，也混杂着充满了梦幻的人物。这里有一切类型的乌托邦，有容许断头台存在的好战类型，有主张废除死刑的和平类型；他们在王座前面是一个鬼，在人民面前是一个天神。一方面有好战的心灵，另一方面有深思熟虑的心灵。前者的脑子里想着战争，后者想着和平；卡诺想建立十四支大军，让·戴勃里却想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民主联邦。在这些激烈的雄辩中，在这些叫喊和咒骂的声音中，也有一些富有意义的沉默。拉卡那保持着沉默，在他的脑子里却孕育着国民的公共教育；朗特那保持沉默，但初级小学是他想出来的；勒波保持沉默，但他却在梦想把哲学提高到宗教的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人在想着一些枝节问题，问题比较小却更实用。纪东-摩伏在研究改良医院的卫生条件，麦尔在研究废除劳役地租，让-朋-圣安德烈在研究废除民事监禁和人身拘留，罗姆在研究夏甫的建议，杜波哀在计划整理档案，哥朗-费斯迭在研究创办解剖学会和自然博物馆的问题，纪若玛在研究内河航运和埃斯各河的堤坝问题；正月二十一日，正当国王的头在革命广场落下来的时候，代表瓦兹地方的议员贝查跑去参观在圣拉扎路的一间破房子里找到的一幅鲁宾的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像丹东一样的巨人、像克路次一样的孩子般的人、角力家、哲学家，所有这些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走去，这个目标就是进步。没有什么能够打乱他们的一致的步伐。国民公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要找出一般人称为不可能的事物中有多少真实性。在它的两个极端中，一端有罗伯斯比尔，眼睛盯着法律；另一端有龚度舍，眼睛盯着责任。
龚度舍是一个富有理想和明智的人；罗伯斯比尔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人。有时，在那些已经腐朽的社会的最后危机中，行动就意味着歼灭。一切革命都有两面斜坡，上升的一面和下降的一面，这两面斜坡上又可以一级一级地分成季节，包括从结冰的季节到开花的季节。这些斜坡上的每一块地段都会产生出一些适合它的气候的人物，从生活在阳光底下的人物，到生活在雷电下面的人物都有。
7
人们互相指点着左边走廊上的最隐秘的地方，罗伯斯比尔曾经在这里对克拉维哀的朋友格拉低声耳语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哀在他呼吸过的地方都要策动一下阴谋。”同时也是在这个既便于密谈又便于半高声地发怒的角落里，法布·德格朗丁曾经和罗姆吵嘴，责备罗姆不该把他的日历改得走了样，把热月改为暑月。人们也互相指点着代表上加龙省的七个议员挤在一起坐过的那个角落，这七个议员是第一批被召唤来宣布他们对处置路易十六的意见的，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回答。米耶回答：“死刑。”台尔马：“死刑。”普洛让：“死刑。”加来：“死刑。”埃拉：“死刑。”尤利昂：“死刑。”代沙西：“死刑。”这永远是充满人类全部历史的循环现象，自从人类有了法律，这种现象就一直使法庭的墙壁发出了坟墓的回音。人们用手指指点着那些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的人们，这个悲剧性的投票就是从这些人们的嘈杂的声音里发出来的。巴格尼说：“死刑。一个国王的惟一用处就是死。”米育说：“今天，如果世间还没有死刑，就要把它创造出来。”年老的拉弗龙·杜·特卢叶说：“快点处死！”顾比育叫道：“立刻送上断头台。迟了就要加重死罪。”西埃耶斯简单地说了这两个阴森森的字：“死刑。”杜利奥反对布索的由人民作最后审判的建议：“什么！基层议会吗！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案子还有个完吗？路易十六的头发白了脑袋还落不下来。”奥古斯丁-朋·罗伯斯比尔跟着他的哥哥叫道：“我不懂得那种扼杀人民而宽恕暴君的所谓人道。死刑！主张缓刑就是把最后审判权交给暴君而不是交给人民。”补足贝纳丁·德·圣比埃尔的空缺的福西德瓦说：“我素来憎恨叫人流血，但是一个国王的血并不是人血。死刑。”让-朋-圣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永远没有自由。”拉维恭德里提出这样一个公式：“只要暴君还能够呼吸，自由就要窒息。死刑。”夏多纳夫-蓝敦叫道：“把最后一个路易处死！”纪亚丹表示他的愿望：“把他带到被推翻的栅栏去处死！”所谓“被推翻的栅栏”就是保护王座的栅栏。代里叶说：“让我们铸一尊大炮去攻打敌人，大炮的口径要照路易十六的头颅的大小。”另外有一些宽容的人：让第说：“我赞成终身禁闭。制造一个查理第一，就是制造一个克伦威尔。”邦加说：“流放。我想看见世间第一个被迫自己去干活谋生的皇帝。”亚尔布说：“充军。叫这个活鬼到各国去过流浪生活。”桑家果米说：“监禁。让卡佩像一个稻草人似的活着。”夏容说：“让他活着。我不愿意制造一个死人来让罗马奉为圣人。”这些说话从那些严厉的嘴唇里落下来，而且相继飘散在历史中的时候，公众旁听席上有些露出肩膀和戴着首饰的妇女们在计算票数，她们手里拿着一张名单，每投一票就用别针刺一下。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恐怖和怜悯就留在那里。
只要在国民公会存在的时期，无论什么时候去看国民公会，就是重新看见最后一个卡佩的审判；正月二十一日的传奇性事件似乎和国民公会的一切行动混合起来了。这个可怕的议会充满了致命的气息，这些气息吹过那燃烧了十八个世纪的古老的专制火炬，把这火炬吹熄了；议会对这个国王的审判，就是对过去所有的国王作决定性的审判，这次审判仿佛是议会向过去的时代发动伟大的战争的起点。无论参加国民公会的哪一次会议，都可以看见路易十六的断头台的影子在晃动。参观的人互相述说凯圣的辞职、罗兰的辞职，雨色弗尔地方的议员杜夏兑卧病在床，快要死了，却叫人抬他到议会里来，投票赞成让国王活着，他的举动使马拉大笑起来；参观者也用眼睛找寻一个今天已经为历史所遗忘了的代表，这位代表经过这次连续三十七小时的会议以后，过分疲倦，靠着椅背睡着了，轮到他投票的时候传达员唤醒了他，他半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死刑！”又睡着了。
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韦尼奥九个月，马拉五个月和三星期，勒倍勒蒂叶-圣法若只有一天。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啊！
8
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只窗户不够用的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议会里来了。这种群众走进议会的景象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通常，这种侵入是友爱的。这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但是这种群众的友爱是可怕的，因为这些群众曾经有一天在三小时内就夺取了残废军人院的许多大炮和四万支步枪。每一分钟总有一些游行的队伍打断了会议的进行；他们是些准许进入法庭的代表，请愿的人、致敬的人、献礼的人。圣安东尼区的荣誉长矛进来了，捧这支长矛的是一些.
妇女。有些英国人捐献了二万双鞋子给我们的赤脚的兵士穿。“阿尔奴公民，”《公报》上写着，“是奥宾南地方的本堂神父，特隆姆联队的指挥官，他要求到前线去，并且要求保留他的教士职位。”各区的代表来了，扛着担架，上面载着盆子、祭碟、圣餐杯、圣体盒、大堆的金银和镀金的银等等，这些衣衫褴褛的群众却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献给祖国，他们所要求的报酬只是准许他们在国民公会里跳一次加马诺勒舞。夏纳、纳尔朋和瓦里哀到这里来唱一些诗歌向山岳党致敬。白山区公所送来一座勒倍勒蒂叶的半身像，一个女人给议长戴上了一顶红帽子，议长拥抱了她。“迈耶区公所的女公民们”把鲜花向“立法者们”投掷；“祖国的学生们”由乐队带头来了，他们感谢国民公会“给这世纪带来了繁荣”；法兰西近卫军区公所的妇女们来献玫瑰花；桑埃里舍区公所的妇女们来献一顶橡叶冠；塔堡区公所的妇女们到主席台前发誓“只和真正的共和党人结合”；莫里哀区公所献上一枚富兰克林纪念章，后来议会下令把这枚纪念章挂在自由神像的冠上；育婴堂里的弃儿被宣称为共和国的子女，他们穿着国家制服列队游行；九二年区公所的姑娘们穿着白色的长袍来了，第二天《公报》上记载着：“议长从青春美丽而天真无邪的人手里接受了献花。”演讲的议员都向群众致敬，有时他们还夸奖群众，他们对群众说：“你是不会错的，你是无可指责的，你是崇高的。”人民也有些孩子气，他们喜欢这些夸奖。有时也有闹事的人群进入议会，可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是愤怒的，出去的时候却很安静，有如罗纳河流过日内瓦湖，注入的时候是泥浊的，流出来的时候却是澄清碧绿的。
有时群众也不十分安静，于是亨利奥就叫人把铸造炮弹的铁架栏也拿到蒂伊勒里宫的门前来。
9
这个从革命产生出来的议会，自身也在那里创造文明。它是一个大熔炉，同时也是一个小铁炉。在这只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从这些混乱的暗影中，从这些骚动而奔腾着的云层中，射出符合神的意旨的灿烂的光芒。这些光芒留在地平线上，在人民的天空上永远可以看得见，这些光芒就是正义、信仰自由、仁慈、理性、真理和爱。国民公会宣布了这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这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社会性的原理。它宣布贫穷应受尊敬；它宣布残疾应受尊敬，从而使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母性应受尊敬，从而使未婚的母亲得到安慰而且地位得到提高；儿童应受尊敬，从而使孤儿被国家收养为子女；无罪的人应受尊敬，从而使被释放的嫌疑犯得到国家的赔偿。它谴责贩卖黑奴的行为；它废除了奴隶制度。它宣布公民间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它颁行了义务教育制。它建立了国家的教育系统，巴黎有师范学校，各省府里有中心学校，区里有初级小学。它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它统一了法典，统一了度量衡，用十进位制统一了计算单位。它建立了法兰西的财政制度，把群众的信用代替了专制政府长期的破产。它在交通方面创办了电报，给老年人创办了国家补助的救济院，给病人创办了清洁卫生的医院，给教育创办了高等理工学校，给科学创办了气象局，给人类智慧创办了研究院。它是属于一个国家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国民公会所颁布的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中，三分之一是有关政治的，三分之二是有关全人类的。它宣布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奴隶制度的废除，博爱精神的提倡，人道的保障，人类良心的矫正，劳动法规修改为劳动权利使劳动成为人的帮助而不是人的负担，国家财富的集中，儿童的教育和扶助，文学和科学的提倡，使这一切的高峰都放射出光明；还有对一切苦难的补助、一切原则的公布，等等，都是国民公会完成的。可是国民公会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肚子里却藏着一条毒蛇——旺代，肩头上还有一大群老虎——各国的国王。
10
这里是无限广大的地方。一切类型的人，非人道的、超人的都在这里。这是一个互相敌对的史诗式的集团。纪育丁避开大卫，巴兹尔侮辱夏波，葛德嘲笑圣茹斯特，韦尼奥轻视丹东，路委攻击罗伯斯比尔，布索检举平等，双朋诋毁巴祁，所有的人都憎恶马拉。而且还有多少名字要记载下来啊！阿芒威勒的诨名叫“红帽子”，因为他出席议会时总戴上一顶腓力基小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他想“在路易十六之后把罗伯斯比尔也送上断头台”，因为他爱好均衡；马西尔是好主教拉慕列特的同僚，相貌和拉慕列特长得一模一样，这位主教由于造成了一个接吻而名留后世；勒哈代·杜·莫比昂侮辱布列塔尼的教士们；巴莱尔是掌握多数的人，路易十六受审时是他担任主席，他对巴麦拉的关系，正如路委对罗多伊斯加的关系一样；奥拉多瓦会的会员多奴说：“让我们争取时间。”杜博-克朗舍是马拉弯下身来凑在他的耳朵上说话的人；还有夏多奈夫侯爵、拉克罗，和听见亨利奥叫喊“炮手们，准备开炮！”就向后退的哀洛·德·舍歇勒；尤里昂把山岳党比为德摩比勒；格蒙希望专为妇女们保留一个公众旁听席；拉洛瓦把会议的敬礼给予到国民公会里来脱下僧帽戴上红帽子的戈倍尔主教；勒公特叫道：“敬礼是给愿意还俗的人的吗？”费劳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问题：“勃斯-当格拉是向头颅致敬，就是说向牺牲者致敬呢，还是向长矛，就是说向那些杀人者致敬呢？”后来勃斯-当格拉果然向费劳的头颅致敬；杜泼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党，一个是吉隆特党，两人互相仇恨，就像谢尼叶两兄弟一样。
这些令人晕眩的话就是在这个讲坛上说的，有时连说的人也不知道，它竟然具有革命的预言的力量，由于这些话的缘故，客观事实好像一个人一样突然不高兴和激动起来，仿佛它们误会了刚才听来的那些话似的；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好像对这些说出来的话感到愤怒，祸事突然来了，来势非常猛烈，仿佛它是被人类的说话激怒了似的。就像在山里发出一下声音就能惹起雪崩一样。一句多余的话可能引起崩溃。假使没有说过话，事变可能不发生。有时简直可以说事件是一个易怒的人。
就这样子，演说者的一句话偶然被人误解，就使伊丽莎白夫人的头颅落下来。
在国民公会里说话，随便放纵也是合法的。
在争论中威吓的说话满场乱飞，你来我往，就像火灾中的火星一样。白狄翁说：“罗伯斯比尔，回到事实上来。”罗伯斯比尔说：“事实，就是你，白狄翁。我会回到事实上来的，你等着瞧吧。”一个声音说：“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一死，巴黎就不再存在，巴黎消灭，共和国也就灭亡了。”毕育-瓦连纳站起来说：“我们希望……”巴莱尔打断了他：“你像一个国王那样说话。”有一天，菲力波说：“有一个议员拔出刀来对付我。”奥杜恩说：“议长，请你叫刺客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巴尼说：“议长，我请你维持秩序，我。”有时人们也猛烈地哄笑起来。勒康特尔说：“相德布的教士控诉他的主教福歇禁止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不懂有几个情妇的福歇为什么要阻止别的人娶妻。”另外一个声音说：“教士，娶个老婆吧！”旁听的群众也参加谈话，他们对议员们很亲昵地你我称呼。有一天议员路昂浦走上讲坛。他的一边屁股比另一边大得多。一个旁听的人对他嚷道：“把那一边向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一边‘脸颊’是大卫式的吗！”这就是人民在国民公会里随随便便的样子。可是有一次，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的骚乱中，议长也下令逮捕过旁听席上一个扰乱秩序的人。
有一天，布那洛蒂老头在会议里作证，罗伯斯比尔发言，说了两个钟头的话，眼睛一直望着丹东，有时盯住他，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视着他，这情形更坏。罗伯斯比尔瞄准对象发动闪电似的攻击。到结束的时候，他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我们认识那些行贿的人和受贿的人，我们认识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他们在听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而且我们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让他们望着头顶上吧，他们会看见头顶上有法律之剑。让他们望着自己的良心吧，他们会看见良心里有自己的丑行。希望他们当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以后，丹东把脸向着天花板，眼睛半闭着，一条臂膀垂在椅背上，身子向后一躺，只听见他低声吟道：
卡代·罗素的演说词，
最短的一次才不算长。
大家互相咒骂：“阴谋家！”“杀人犯！”“阴险小人！”“叛徒！”“温和派！”他们在布鲁图的半身像前面互相检举。他们互相殴打、咒骂、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着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讲坛上冒着无边怒火。有几个人说起话来仿佛他们已经靠在断头台上。无数受了惊吓的或者令人害怕的人头像潮水似的一起一落。有山岳党、吉隆特党、斐扬党、温和派、恐怖派、雅各宾党、鞋匠党；还有十八个“弑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们啊！像烟似的向四面八方吹散了。
11
这是一些被风支配的心灵。
可是这种风是不可思议的风。
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就等于是海洋里的一片波浪。即使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动力是从天上来的。国民公会里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全体共有的，不是任何个人所独有的，这个意志就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抑制和无法衡量的思想，它在天空上面的暗影中呼吸。我们叫它做革命。这个思想像潮9９liｂ.似的掀起来的时候，有的被打倒，有的站立起来；它把这一个带到浪花的顶上，把另一个撞击到礁石的上头。这个思想知道自己要走到哪儿去，前面的一切漩涡都要受它的推动。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就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
革命是“不可知神”的行动。渴想将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可是不管怎样总得承认那造成它的力量。它仿佛是各种巨大的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的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事件在消费，人们在替它偿付费用。事件在发命令，人们只签个名字。七月十四日是加米尔·德慕林签的名，八月十日是丹东签的名，九月二日是马拉签的名，九月二十一日是格雷古瓦签的名，正月二十一日是罗伯斯比尔签的名；可是德慕林、丹东、马拉、格雷古瓦和罗伯斯比尔只不过是些书记而已。这些伟大文件的巨大而可怕的编辑有一个名字，叫做上帝，也有一个面具，叫做命运。罗伯斯比尔相信上帝。这是确实的！
革命是社会固有现象的一种形式上的表现，这种表现从各方面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把它叫做“需要”。
在这个幸福和痛苦神秘地交错着的事物前面，站着历史的“为什么？”的疑问。
回答“因为”，这是一点什么也不知道的人的回答，也是什么都知道的人的回答。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巨变前面，人们是否可以判断某一细节的是与非，那是很难一定的。由一件事的结果去谴责或者赞美人们，差不多等于根据总数去谴责或者赞美细数。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的，要爆发的风暴总要爆发的。永远晴朗的天空是不会受这些北风的影响的。在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然有布满繁星的天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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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法衡量的国民公会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同时被各种黑暗势力攻击的人类的堡垒，是被包围的观念的营火，是心灵在悬崖的山坡上所作的巨大的露营。历史上没有什么比得上这一个团体，他们同时是议会也是群众，是秘密会议室也是十字街头，是庄严的处所也是公共广场，是法庭也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被风吹得屈折；可是这风是从人民的嘴里吹出来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气息。
到了今天，八十个年头过去了，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历史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每次国民公会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停下来默想。对这一连串阴影的伟大行列是不可能不予以深切注意的。
二 在幕后的马拉
在孔雀街会谈以后的第二天，马拉就像他对西蒙纳·埃佛拉所说过的一样，到国民公会里来了。
国民公会里有一个马拉派的侯爵，名叫路易·德·蒙多，他就是后来把一个上面有马拉的半身像的时钟送给国民公会的人。
马拉走进来的时候，夏波刚走到蒙多身边。
“喂，遗老……”他说。
蒙多抬起眼睛。
“为什么你叫我做遗老？”
“因为你是遗老呀。”
“我？”
“你从前是个侯爵。”
“我从来不是侯爵。”
“呸！”
“我的父亲是个兵士，我的祖父是个织工。”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蒙多？”
“我不叫做蒙多。”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里朋。”
“老实说，”夏波说，“这对于我都是一样的。”
他又在牙缝里加上一句：
“现在谁都不肯承认自己是侯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廊里停下来，望着蒙多和夏波。
马拉每次走进来，总引起一阵嘈杂的议论声；不过这声音离他很远。在他身边的人都不做声。马拉并不理会这些。他看不起这种“池沼里的蛙叫”。
下面几排椅子比较阴暗，在那里有康贝·德·罗依、普里奈勒、魏拉（他是主教，后来当上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布特鲁、白蒂、白来夏、庞纳、帝波多、瓦得卢斯，他们互相指点着马拉。
“看！马拉！”
“他难道没有生病吗？”
“他是生着病，你看他穿的是睡衣。”
“穿睡衣吗？”
“天啊，真的！”
“他真是随便极了！”
“他竟敢这样子跑到国民公会里来！”
“既然那一天他能够戴着桂冠到这儿来，他当然也能够穿着睡衣到这儿来了！”
“黄铜色的脸，灰绿色的牙齿。”
“他的睡衣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做的？”
“绸的。”
“有条纹的。”
“看看这件睡衣的滚边。”
“是兽皮滚边的。”
“老虎皮。”
“不，貂皮。”
“是假货。”
“他还穿着袜子！”
“真是怪事。”
“还有带扣子的鞋子。”
“银扣子！”
“这是连流氓也不肯饶恕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们假装没有看见马拉。他们在谈论别的事情。桑朵纳走近杜索尔。
“杜索尔，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前伯爵特·白里安纳。”
“就是和前公爵魏勒华一起关在拉·霍斯监狱的那一位吗？”
“是的。”
“他们两个我都认识，怎么样？”
“他们怕得那么厉害，竟对所有狱卒的红帽子行敬礼，有一天，他们甚至于拒绝玩纸牌，因为人们给他们的那一副纸牌是有国王和王后的。”
“后来怎样？”
“他们昨天上了断头台。”
“两个都上了吗？”
“两个都上了。”
“总括一句，他们在监狱里的表现怎样？”
“像懦夫一样。”
“他们在断头台上的表现呢？”
“像勇士一样。”
于是杜索尔感叹地叫道：
“死比活更容易。”
巴莱尔在读一篇报告；关于旺代的报告。九百个兵士带着大炮已经从莫比昂出发去援救南特。来东已经受农民军队的威胁。宾波夫曾受袭击。一队海防舰队正在曼特林游弋以防止登陆。从英格朗起一直到摩尔，整个卢瓦尔河的左岸布满了保王党的炮台。普尼克已经被三千农民军占领。他们喊着：“英国人万岁！”巴莱尔读着桑泰尔给国民议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结束的：“七千农民军曾经进攻瓦纳。我们已经把他们击退，并且俘获大炮四门……”
“俘虏有多少？”一个人插进来问。
巴莱尔继续读下去……信尾附白：“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捉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听别人的谈话，仿佛在思索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手上拿着一张纸，而且用手指揉弄着，如果有谁把这张纸展开，就能够读到上面的几行字，这几行字是莫摩罗的笔迹，大概是回答马拉所提出的问题：
“——对于特派委员的绝对权力毫无办法应付，尤其是对公安委员会的委员。尽管任尼西尔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大嚷着‘每一个委员的权力比一个国王更大’，这对于减低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他们掌握生死大权。马萨德在昂耶、特鲁拉在圣亚芒、尼庸在马舍将军处、巴林在萨布军队里、米里耶在尼约军队里，都有绝对的大权。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于任命巴林为旅长。环境可以原谅一切。一个公安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可以控制一个总司令。”
马拉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放进衣袋里，慢慢地向蒙多和夏波走去，他们在继续谈话，没有看见马拉走进来。
夏波说：
“马里朋或者蒙多，你听我说：我刚从公安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些什么？”
“他们派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
“啊！”
“像你一样的一个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多说。
“派一个教士……”
“像你一样。”
“我不是教士。”夏波说。
他们两个都大笑起来。
“把这件奇闻说清楚点吧。”蒙多说。
“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名叫西穆尔登的教士被派做全权代表到一个名叫郭文的子爵那里去；这个子爵在率领海岸部队的远征军。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个贵族舞弊和这个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蒙多回答，“只要把死神拉进来就行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了头。
“你好，马拉，”夏波说，“你很少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叫我常常洗澡。”马拉回答。
“不要相信洗澡，”夏波说，“辛尼加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死的。”
马拉微笑了：
“夏波，这儿没有尼罗。”
“可是这儿有你。”一个粗暴的声音说。
那是丹东经过，他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马拉没有回过头来。
他把头俯下来，摆在蒙多和夏波的脸中间。
“你们听着。我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来的。我们三个人中任何一个应该在今天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法令草案。”
“我不行，”蒙多说，“人家 4e0d." >不听我的，因为我是侯爵。”
“我也不行，”夏波说，“人家不听我的，我是方济各会修士。”
“我呢，”马拉说，“人家也不听我的，因为我是马拉。”
他们沉默了一阵。
要向怀着心事的马拉提出问题是不妥当的。可是蒙多依然冒险问了一句：
“马拉，你要提出的是什么法案？”
“法案的内容是：任何军事领袖如果纵放一名俘获的叛军便要被处死刑。”
夏波插进来说：
“这个命令已经有了。是四月底通过的。”
“可是和没有一样，”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到处都有人纵放俘虏；藏匿俘虏也没有受到处罚。”
“马拉，这是因为这道命令已经失效了。”
“夏波，必须使这道命令重新生效。”
“当然。”
“因此就要在国民公会上发言。”
“马拉，国民公会是不必要的，公安委员会就够了。”
“我们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蒙多说，“只要公安委员会把这道命令在旺代的各个市镇里张贴，而且弄出两三个榜样来示众。”
“拿几个大人物来做榜样，”夏波说，“拿几个将军来开刀。”
马拉喃喃地说：“的确，这样就够了。”
“马拉，”夏波又说，“你亲自到公安委员会去说。”
马拉紧紧地盯住他，这是很难受的，连夏波也觉得不快。
“夏波，”他说，“公安委员会就是罗伯斯比尔的家。我不到罗伯斯比尔的家里。”
“我去。”蒙多说。
“好的。”马拉说。
第二天，公安委员会向各方面发出一道命令，指示各地应把关于包庇放纵俘获的匪徒和叛军逃走者均处极刑的命令张贴在旺代的一切城镇和乡村里，而且必须严格执行。
这道命令不过是第一步。国民公会比这更进一步。几个月以后，在共和国二年雾月十一日（即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由于赖伐尔城开门容纳逃亡的旺代叛军，国民公会命令：凡是收留叛军的城市一概予以破坏及毁灭。
在欧洲各国国王方面，也联合在布伦斯威克公爵的檄文（这是受了逃亡贵族的怂恿，由奥里昂公爵的总管李农侯爵起草而成的）内宣布：“凡身带武器之法国人一经执获即行枪决，如敢动国王一根毫毛，巴黎即将被铲平。”
这是野蛮对付兽性。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