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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横47厘米，纵59.4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结果，忽必烈便有些与众不同。
首先是他有一个多元文化的幕僚集团。这个顾问班子在窝阔台时代就开始形成，总领漠南战事时蔚为大观。其成员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不尽相同，宗教信仰更是五花八门，忽必烈却能够把他们都拢在一起各尽所能，即便不太合作也不在意。
有一次，忽必烈问征服南宋之策。
被问到的汉臣是程朱理学的传人，他便勃然变色说：宋是我父母之邦，天底下哪有教别人如何打父母的！
忽必烈听了，居然很高兴。
后来，此人被安排担任了帝国的大学教授。
现在看来，忽必烈确实虚怀若谷又知人善任：军事方面依赖蒙古将领，外交事务委托畏兀儿人和突厥人，田园管理当然交给汉臣，他自己则与宗教领袖们坐而论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禅师和道长，还有吐蕃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宾。
在这方面，母亲是他的榜样。终身信仰基督的她常常为佛寺、道观和伊斯兰学校捐款，在中国北方自己的封地里也善待汉人鼓励农耕。于是忽必烈学会了礼贤下士，那些谋臣也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比如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姚枢，他的建议便总是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
忽必烈成为亲贵中的汉学家。
蒙哥安bbr>排他总领漠南事务，也不奇怪。
这是极大的权限。因为蒙古人的栖息地和游牧区，历来以中间一段戈壁沙漠为分界。漠北就是今之蒙古国，内蒙古自治区则在漠南，再往南就是富饶美丽的华北平原。忽必烈得到如此美差肥缺喜出望外，便灯红酒绿大宴群臣。
姚枢却忧心忡忡。
忽必烈问：你这是为什么呀？
姚枢说：军政民政都归了王爷，大汗干什么？
忽必烈恍然大悟，立即辞去民政，只管军事。
蒙哥很满意，但不等于他后来不起疑心。
忽必烈受命之后就旗开得胜，一举征服位于今天云南省的大理国。这件事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都意义重大：前者获得了进入缅甸、泰国和印度的贸易通道，以及进攻南宋的战略基地；后者则表现了自己的领袖气质和军事才能，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积累了资本。
尽管如此，战争本身却并无悬念。忽必烈下达攻城命令当晚，大理城就陷落了。这个唐宋两代即已存在的独立王国由于享受了太久的和平，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就像熟透了的水蜜桃，只要轻轻一碰便会落入觊觎者的口中。
实际上真正的考验在胜利之后。据正史记载，大军出发前忽必烈宴请将士和幕僚，姚枢便趁机讲了宋太祖派曹彬灭南唐，入城不杀一人，市民生意照做的故事。忽必烈当时并没有在意，第二天早上却突然醒悟。他骑在马上兴奋地对姚枢大声说：曹彬不杀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姚枢也在马背上拱手：生民之幸，国家之福！
大理国却犯下致命的错误。按照惯例，攻城之前忽必烈派出使者，通知对方尽快投降。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毫无反抗能力，把持大理国朝政的权臣高祥还是把使者杀了，然后自己逃之夭夭。这在蒙古人那里可是不能饶恕的，因为使者神圣不可侵犯，杀害使者就是羞辱全体蒙古人民。
同样按照惯例，城破之后，全城的人都得死。
看到使者的尸体，忽必烈怒不可遏，却还是听从了姚枢等人的劝阻，下令只杀高祥一人。止杀令被做成小旗子插遍大理城的街头巷尾，满城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可是第一次。
哈剌和林开始感到不安。
忽必烈却渐行渐远。征服大理国两年多以后，他在漠南为自己建设了王城，名叫开平。这座城市是一位汉族佛教徒设计的，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中国皇家风格十足。尽管他们谨慎地将城址选择在金中都以北十天路程的地方，但是当蒙哥汗的使者进入三重城墙的开平，看到大理石宫殿和巨大寺庙时，仍然明显地感到与哈剌和林的分庭抗礼。
这是对大汗权威和蒙古传统的双重挑战，不能不让漠北的保守派贵族侧目。何况忽必烈在封地还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置各种衙门，按照汉族人的法律进行管理。保守派或者说蒙古本位主义者认为，很少回到哈剌和林的忽必烈被汉族谋臣们包围，眼看就要被那帮家伙教坏了。
蒙哥汗当然不能容忍，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又固守成规的人。在保守派的撺掇下，他派出两名钦差大臣到忽必烈的封地巡视，名为审计实则整人。为首的那家伙更是势焰熏天，声称发现了大量违法乱纪和越权行为。结果许多官员被捕被杀，罗列的罪状竟多达一百四十二条。
纳石失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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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黄金制品盛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纳石失”（由波斯语音译而来），是一种在丝织物中添加黄金的织金锦技术。纳石失靴套通常穿在蒙古传统皮靴外面。图示内容长约33厘米，高约30厘米。现藏于Rossi&Rossi画廊。
忽必烈既愤怒又伤心。
姚枢却劝他委曲求全。姚枢说，大汗是君也是兄，王爷是臣也是弟，对抗是不行的，躲避也不是办法。现在只有带着家眷回漠北去，让汗兄放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忽必烈照办了，蒙哥汗也接见了他。相见之时，兄弟俩竟都是潸然泪下。不等忽必烈做任何解释，蒙哥就宣布停止审计，但总领漠南军事之权却也被趁机收回。
结果，忽必烈留在漠北养病，蒙哥汗到了钓鱼山。
蒙哥汗是在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灭亡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那年南下的。目标是占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以便在据有长江上游之后，顺江而下直逼杭州。另外两路大军由铁木哥的孙子和速不台的儿子率领，一路攻湖北，另一路走贵州和广西，预定两年后在湖南长沙会师。这是蒙古人惯用的大迂回和大包抄战术，想得不错，胜算也有。
然而蒙哥没有想到，他会在钓鱼山折戟沉沙。从南下第二年二月到七月，蒙古人用了五个月时间也没能攻下钓鱼山上的钓鱼城。这其实并不奇怪。钓鱼山三面环水，钓鱼城居高临下。它的外城建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坚固的城墙由条石垒成，既有箭垛也有炮台。蒙古军在开阔的江面和低洼地带仰攻，宋军在高处还击，利弊不言而喻。更何况重庆地区的夏季酷热难当，岂是蒙古人受得了的？简直必败无疑。
蒙哥也一命呜呼，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生病，也有人说是负伤，还有可能是兼而有之。反正在那炎热的夏天，蒙古大军撤离了战场，带着大汗的遗体，也带着伤病员。
钓鱼城解围，南宋松了一口气，蒙古则陷入迷茫。因为此刻的蒙古其实已经不再是游牧帝国，许多内在矛盾也将随着大汗的去世突显出来。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季节变了就得转场。那么，帐篷该移到哪里，牛车又该驶向何方？
这就要看忽必烈的了。
二、祸起萧墙
忽必烈得到蒙哥的死讯，是在一个多月以后。
当时情况应该非常紧急。因为包括蒙哥自己在内，恐怕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去世。帝国群龙无首，顿时陷入混乱和危机之中。所有人都清楚，谁来继承汗位，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前途，更关系到帝国未来的走向，那才真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到处都山雨欲来。
因此，旭烈兀得到消息以后，就立即将指挥权交给怯的不花，自己带着主力军从叙利亚往回赶。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旭烈兀被提名为新大汗的候选人，但作为拖雷的嫡子和蒙哥的亲弟弟，以及西亚远征军功勋卓著的总司令，他至少在将要召开的忽里台有分量很重的话语权和表决权。
但是旭烈兀最终并没有与会，原因之一是他得到蒙哥的死讯已是半年以后。等他走到半路，选举新大汗的事就木已成舟。同时他自己也有麻烦。拔都去世后，弟弟别儿哥成为钦察汗。偏爱伊斯兰的别儿哥非常不满旭烈兀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他甚至以安拉的名义要求后者说清楚，为什么要毁灭穆斯林美丽的城市，处死哈里发和滥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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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于旭烈兀来说，最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看护好自己的胜利成果，而不是回到蒙古蹚浑水。事实上这两兄弟有好几年仗要打，还都不惜里通外国。别儿哥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结盟，旭烈兀父子则向法兰克和梵蒂冈求援。尽管后者没有得到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回应，成吉思汗这两个孙子还是成功地将蒙古人永远团结一致的神话毁于一旦。
..
遥远的东方同样祸起萧墙。
蒙哥去世后，最有资格和可能继承汗位的，除了旭烈兀就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是拖雷的嫡子和蒙哥的亲弟弟，而且是最小的。这种身份在蒙古人那里，地位非常特殊。因为蒙古人最看重的是嫡幼子，称他们为“看守火和灶”的人。所以，蒙哥决定御驾亲征时，留守哈剌和林的便是幼弟阿里不哥和自己的嫡幼子玉龙答失。
实际上阿里不哥一直生活在漠北。对他来说，草原世界比农耕社会更有吸引力。因此他对长兄蒙哥忠心耿耿，却不喜欢也不信任忽必烈和旭烈兀，尽管他们四个都是那位克烈部公主所生，本应该同心同德将拖雷系的事业推向高峰。
然而阿里不哥却痛心地发现，那两位长期在外的哥哥被花花世界污染了心灵，沉迷于异国情调和城市生活，都快变得不像蒙古人了。祖宗传下的汗位，岂能交给他们？
捍卫传统，阿里不哥当仁不让。
其他保守派亲贵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些人把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为命根子，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回到成吉思汗时代的原始状态。现在他们的机会来了。作为嫡幼子，阿里不哥原本就有竞争汗位的天然优势，何况他们一伙还据守在帝国的心脏哈剌和林。要知道，按照传统，选举大汗的忽里台只有在漠北召开，才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那就等着忽必烈来开会。
忽必烈却按兵不动。这时，他早已恢复兵权并且担任征伐南宋的东路军总指挥，原因是原来的司令官也就是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实在太不得力。蒙哥无奈，只好换将。忽必烈也不辱使命，在1259年的农历八月就打到了长江以北。
九月初一，穆哥的使者来到军中。穆哥是忽必烈的异母兄弟，生母曾是忽必烈的乳母。因此，留在钓鱼山处理后事的穆哥不但送来了蒙哥汗去世的消息，而且强烈建议他同年出生的亲密兄弟立即北上，回到哈剌和林争夺汗位。
忽必烈谢绝了这番好意。他对使者说：我肩负大汗赋予的神圣使命，带着多如蚂蚁和蝗虫的军队来到这 91cc." >里，怎么能任务还没完成，就听信传言无功而返呢？
许多人听了，大为惊诧。
其实这个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忽必烈很清楚，现在回到哈剌和林，根本就争不过阿里不哥，反倒很有可能被逼出两难选择：或者擦枪走火，或者俯首称臣。两种结果都不是忽必烈想要的，也不是他能要的。他要的是凭借实力登上汗位，这就必须有赫赫战功，必须漂亮地打他一仗。
何况按照原计划，忽必烈应该渡过长江，跟南路军会师湖南长沙。这支部队是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领的，此刻正在从云南北上的路途。如果忽必烈抽身而去，他们将变成没有接应的孤军，岂非太不仗义？更何况兀良合台曾鼎力支持蒙哥跟窝阔台系争夺汗位，又在忽必烈征伐云南时担任前线总指挥。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能那么做。
因此忽必烈决定，突破长江防线围攻鄂州。
鄂州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也是南宋在长江流域的大城市，结果忽必烈久攻不下。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派人从哈剌和林送来消息，阿里不哥在漠北调兵遣将，眼看就要自立为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一面与南宋议和，一面派兵到湖南长沙接应兀良合台，自己则领军北上。
争夺汗位的双方，也只有摊牌。
于是，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开了忽里台，宣布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史学界已经无法确认他们的自我加冕谁先谁后，只知道开会的地点分别在忽必烈的王城开平和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而且几乎同时。
这就没有了商量余地，内战在所难免。
形势起先对阿里不哥有利。毕竟，忽必烈在开平而不是漠北召开忽里台，原本就不符合蒙古传统，阿里不哥的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得名正言顺。更严重的是，倘若真如波斯史学家、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的《史集》所说，阿里不哥还称汗在前，那么忽必烈就该被视为反政府的叛军。
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亲贵也多，守旧的和不在中国战区的大多会投他一票。忽必烈却只能向被征服者示好，承诺将减轻赋税和救济灾民，以及实现统一。他甚至还采用了“中统”这样一个汉化的年号，暗示自己是尧舜之君。可惜南方的汉族人并不接受，漠北的蒙古人更不买账。因此除了更加刺激保守派的神经，看不出这种努力有什么效果。
远在异国他乡的旭烈兀倒是支持忽必烈，但他的死对头别儿哥则毫不犹豫地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这位钦察汗还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相比之下旭烈兀的帮助就力不从心，尽管他最后还是被忽必烈册封为伊利汗。
不过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首先是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宣布支持忽必烈。铁木哥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塔察儿则是东道诸王（成吉思汗弟弟们的后裔）之首。有他带头，一大批亲贵便争先恐后地倒向了忽必烈，天平也开始倾斜。
阿里不哥却出师不利。内战一开始，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在中国的陕西和甘肃全军覆没，忽必烈却长驱直入进驻了哈剌和林，阿里不哥只好逃到叶尼塞河（Yenisei River）上游俄罗斯境内。尽管之后他卷土重来，形成与忽必烈隔着大漠相持不下的局面，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优势正在变成劣势。
问题出在哈剌和林。
哈剌和林号称蒙古帝国的心脏。在帝国统一而且稳定的时候，谁占据这座城市，谁就有政治资本。但除此之外哈剌和林并无长处。相反，由于缺乏造血功能，它一旦失去物资供应便成为孤岛。忽必烈当然明白问题所在，因此回到开平就毫不犹豫地对哈剌和林实施禁运。供血
藏书网系统被切断，心脏便跳动不起来，阿里不哥必须寻找出路。
与此同时，他的厄运也开始了。
三、转折点
阿里不哥找到的出路在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位于中亚，是一片富饶美丽的土地，当时又正处于权力真空时期。蒙哥扶植的察合台汗去世以后，朝政掌握在遗孀兀鲁忽乃的手中。这是位聪明美丽的王后，目光敏锐又敢作敢为，因此统治汗国长达九年。阿里不哥却认为女人好欺负，便决定乘虚而入，派个自己人取而代之。
他选中的人叫阿鲁忽。
阿鲁忽是察合台的孙子，属于旁支，在哈剌和林的忽里台拥戴了阿里不哥。这样的人不难收买，阿鲁忽也吞下了诱饵。他被送到察合台汗国接手政权，任务则是帮阿里不哥征运粮草，同时镇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呵呵，阿里不哥的算盘打得很精。
事情原本也很顺利。阿鲁忽一到别失八里，也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县，就毫无悬念地当上了察合台汗。但让阿里不哥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靠不住的年轻人刚刚坐上王位便翻脸不认人，不但将征收来的粮食、马匹和武器都据为己有，还干脆公开宣布归顺忽必烈。
阿里不哥快气疯了，他出兵西征打到赛里木湖，阿鲁忽则狼狈逃窜到撒马尔罕。这时，阿里不哥又想起了被废黜的前汗遗孀兀鲁忽乃。此刻这个忧伤的女人正在他那里，向他控诉和抱怨失去了统治权。于是阿里不哥认为，把这样一条美女蛇送到阿鲁忽那里，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然而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兀鲁忽乃一到撒马尔罕，就跟阿鲁忽结了婚。过去的对头成了夫妻，阿里不哥派去的随从人员则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这位理财专家筹集到大量资金和税款，帮阿鲁忽和兀鲁忽乃建立起强大的军队。
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气急败坏的阿里不哥一筹莫展，再也没人愿意帮助这位空头支票都开不出的大汗。追随者们纷纷离去，就连最忠实的也不例外。甚至还有人跑到阿尔泰去见蒙哥的嫡幼子玉龙答失，商量投降忽必烈。其中原因除了看不到希望，蒙古人滥杀无辜的传统也起了坏作用：在讨伐阿鲁忽时，阿里不哥丧心病狂地杀死了所有的俘虏，却忘了他们都是同胞。
..
如此作为，自然人心尽失。
现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哈剌和林也难以为继，忽必烈却在稳步前进。永恒的蓝天也不眷顾阿里不哥，暴风雪横扫伊犁河谷，饥寒交迫的阿里不哥军如鸟兽散。原本就被打得焦头烂额的他，只能灰溜溜地向忽必烈投降。
忽必烈问：我们两个，到底谁对？
阿里不哥说：过去我对，现在算你对。
忽必烈大笑。在征求了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和察合台汗阿鲁忽三王的意见之后，他赦免了阿里不哥。在他看来，内战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帝国将在他的领导和统治下走向新的繁荣和胜利，那才是名垂史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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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要把这一年改为至元元年。
可惜这只是忽必烈的一厢情愿。过不了多久，他任命的察合台汗（也就是阿鲁忽的继承人）将举起叛旗。过得更久一些，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也将发出挑战，以至于七十高龄的忽必烈不得不坐在大象的背上亲自指挥那场战争。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时代变了。
实际上，忽必烈跟阿里不哥的内战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有统一的蒙古帝国。没错，即便在成吉思汗时代，这个游牧的草原帝国也具有联合体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农业帝国。但是现在，就连这样一个联合体也不复存在。没有谁能够再制定统一的政策和计划，旭烈兀的西征是最后一次以大汗名义进行的军事行动。
当然，由于阿里不哥弃械投降，忽必烈名义上成为众汗之汗，各汗国也象征性地表示认可，但实际上他们是各自为政的，不但不买大汗的账，相互之间还要发生战争。比如那位靠背信弃义发家致富的阿鲁忽，就把原属钦察汗国的花剌子模，自说自话地纳入了察合台汗国的版图。
这样的事，请问忽必烈汗管得了吗？
管不了。所有汗国他都鞭长莫及指挥不灵，只能“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事实上，面临帝国的分崩离析，忽必烈和他的同时代人也做过努力，甚至有在1265年召开统一的忽里台的计划。但是随着伊利汗旭烈兀、钦察汗别儿哥和察合台汗阿鲁忽相继去世，这个计划也成为泡影。此后帝国就分裂为五个板块：四大汗国和忽必烈统治的部分。
那么，忽必烈部在哪里？
蒙古本部和中华大地。
这当然是重大转折。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和四个儿子，可以说谁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中华皇帝，正如从未想过要成为突厥可汗或波斯苏丹。但是现在，蒙古大汗已经徒有其名，帝国的各个分支也都自立门户，忽必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也不能不考虑另一重身份。
为此，他做了两件大事。
首先是取消了哈剌和林作为帝国首都的资格，将其改置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原来的王城开平则升格为上都。这件事在阿里不哥投降前一年就做了。忽必烈却意犹未尽，又在今天的北京市建设了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意思是“大汗之城”，翻译为俄语则恐怕得叫“忽必烈格勒”。大都和上都没有主次之别，只不过大都是冬都，上都是夏都，就像草原牧民们的冬窝子和夏牧场，具有鲜明的游牧特色。
大都的首席建筑师是一位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把这座城市建设成带有蒙古情调的中国首都。坐北朝南四四方方的京城、皇城和宫城高大宏伟，三道城墙采用传统的夯土版筑方式修建并覆盖苇草，准确无误地隔离出皇家居住、政府办公和市民生活的区域。大汗的卧室里挂着毡毯，花园里则有王子和公主们的帐篷。忽必烈还让人从蒙古草原移来了泥土和青草，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传统和根本。
比较神奇的事情是大都的宫城，居然与千里之外上都的大安阁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有学者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天文学家郭守敬和数学家王恂等人的杰出贡献，但提出这个要求的却应该是忽必烈本人。看来这位大汗其实雄才大略，他的胸襟和眼光都远在蒙哥和阿里不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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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还要改国号为大元。
元大都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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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高华著《元大都》绘。
1 大天寿万宁寺；2 倒钞库；3 巡警二院；4 大都路总管府；5 国子监；6 孔庙；7 城隍庙；8 大庆寿寺；9 太庙
我们知道，蒙古人原本是有国号的，叫“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译为汉语是“大蒙古国”，简称“大朝”。大元则取自《周易》的“大哉乾元”之说，意思其实也是大。而且忽必烈的《建国号诏》说得很清楚，之所以采用这个国号，就因为帝国史无前例地规模宏大。
如此说来，大元岂非与大朝同义重复？
忽必烈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有了“大元”的国号以后，蒙古人并未废除“大蒙古国”的称呼，而是不厌其烦地自称“大元大蒙古国”。这就明摆着是给蒙古国贴上中华的标签。难怪《建国号诏》不但从唐尧虞舜说起，还讥讽秦汉隋唐的国号有因陋就简之嫌。看来忽必烈不仅要跻身于中华皇帝的谱系，而且颇有后来居上的架势。
现在，忽必烈的心思已很清楚，他要做蒙古大汗兼中华皇帝。既然如此，只占有北部中国就远远不够，必须把南宋也纳入囊中，甚至将触角伸向海洋，建立一个整合蒙古草原游牧传统、中华本土农耕文明和海外贸易经济力量的超大型跨地域和多民族的政权，那才真是“大哉乾元”！
战争再次打响，也必须打响。
四、兼并南宋
对于蒙古人来说，征服南宋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与欧亚草原大相径庭。早在钓鱼城下，他们就领教过南方气候和瘟疫的杀伤力，有着众多湖泊和丘陵的复杂地形也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相反，他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新技术也太多，比如水战和攻城，以及如何对付寄生虫和蚊子，还有湿热。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忽必烈最早的选择，是希望像当年契丹人那样跟南宋签订类似于“澶渊之盟”的协议。他在跟阿里不哥内战时曾经派出使者，表示只要南宋承认自己是天子，就能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借助相互的贸易获得繁荣。可惜这些想法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忽必烈的橄榄枝停在了空中。
那就只好开战。
开战有利害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尽管南宋朝廷长期偏安一隅，也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但收复中原重归一统仍然是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念念不忘“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并不是个别人。那么谁能肯定，南宋就一定不会用武力将蒙古帝国的中华部分夺回去呢？这可是忽必烈难以接受的。
何况南宋还是一只肥羊。肥沃的土地可以提供大量谷物和其他农副产品，繁荣的贸易则无异于摇钱树。从长期接触的穆斯林商人那里，蒙古人已经知道了做生意的好处，也知道南宋建立的海外贸易圈有什么意义。既有潜在危险，又有利益驱动，那刀子也就非拔出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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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在从哪里下手。
一个名叫刘整的汉族人帮了大忙。此人原本是南宋重要将领，镇守过荆楚也镇守过四川，由于在官场受到排挤险遭杀害，被逼降元。忽必烈闻讯大喜过望，立即派兵接应并降诏嘉奖，对南宋防御系统了如指掌的刘整也知无不言。
他给出的方案是先拿下襄樊。
襄樊就是襄阳和樊城。这是两座在汉水中游隔江而建的连体城市，也是通往长江中游盆地的最后要塞。南宋在那里修建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当年铁木哥的孙子塔察儿就曾经在襄樊碰了钉子。因此刘整的方案提出后，便遭到众多蒙古官员和将领的反对，认为结果一定是劳而无功。
忽必烈却拍案叫好。他很清楚，南下伐宋无非三条路线三个突破口：破蜀入江、占领荆楚和直捣江淮。但是蒙哥的失败已经证明先取川东并非良策，长江下游水乡之地也不是最好的战场。相反，如果拿下襄樊，就可以顺汉水而下攻陷鄂州。鄂州亡，江淮也不存；临安降，重庆又算什么？
那好，就这么干！
于是，忽必烈调兵遣将，任命阿术为蒙古都元帅，刘整为汉军都元帅，率领大军奔赴襄樊前线。阿术是名将速不台的孙子、兀良合台的儿子，也是一员悍将。在进行了试探性的火力侦察之后，阿术同意刘整“急攻缓取”的谋略，决定在襄樊战场打持久战。他们围绕襄阳和樊城修建了方圆百里的巨大环城，忽必烈也源源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襄樊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南宋当局万万没有想到蒙古人会一反常规，采取这样与过去风格迥异的战术，急忙竭尽全力进行增援。可惜蒙古军围得实在太紧，只有少数运输部队完成了任务，其他则被堵截歼灭在外，以至于宋人倾全国
藏书网之财而不能救一州。
襄樊终于变成孤岛。
蒙古人却如虎添翼。应忽必烈的要求，远在中东的伊利汗国送来了两位穆斯林工程师。他们架起了能够远距离发射石头的投石机，对樊城进行密集轰炸。据说，这种机器启动之时声音惊天动地，所有被击中的东西都立即粉碎。蒙古军则在城破之后蜂拥而入，守将以身殉国，樊城沦陷。
重力式投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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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在征服中网罗了各个国家的能工巧匠，分配到军营中制造兵甲器械。这些工匠对蒙古的投石机结构做出了极大的改进。更先进和高效的重力式投石机替代了以往的人力和畜力投石机。
现在轮到襄阳。
襄阳守将是刘整的仇人吕文焕，因此刘整极力主张按照拒降惯例将襄阳夷平。忽必烈却没有听他的，而是改派畏兀儿人阿里海牙担任前线总指挥。阿里海牙先是调集火炮轰塌了襄阳城楼，然后亲自到城下招安。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四次折断箭杆指天发誓，吕文焕也终于投降。
持续将近五年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
下一步自然是陷鄂州，下扬州，逼临安，忽必烈却更换了指挥官。他任命丞相伯颜为统帅，阿术为副帅，新投降的吕文焕也随军行动，刘整则被安排去打江淮。自以为建立了奇功的刘整不能参加渡江，大失所望，竟抑郁而死。
事实证明忽必烈是正确的，因为这位希望兼任中华皇帝的蒙古大汗不但要战绩，更要人心。只要战绩，刘整行，阿术更行。还要人心，就非伯颜不可。伯颜陛辞时，忽必烈就像当年姚枢那样，给他讲了曹彬和平进入金陵的故事，然后对他说：你如果能做到不妄杀一人，那就是我的曹彬。
伯颜也不负厚望。他和阿术率领二十万大军顺汉水而下渡过长江，鄂州不战而降。伯颜兑现诺言优待俘虏，不但不滥杀无辜，而且南宋降将一律原职留用。被委以重任的吕文焕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长江沿线守将大多数不是他的亲属就是他的部属。结果蒙古军越来越发展壮大，南宋军越来越士气低落，以至于伯颜的进攻差不多变成了行军。
后面的故事在《风流南宋》中讲过：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恭帝和两宫皇太后向蒙古军统帅伯颜投降，南宋实质上灭亡。三年后，张世杰兵败崖山堕水溺死，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读如丙）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之后，钓鱼城投降。
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结束了。这在蒙古人的战争史上是时间最长的，遭遇的抵抗也是最顽强的。樊城城破时，守将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竟自缢而死。部将牛富率领死士百人巷战，伤痕累累触柱不死，又冲进燃烧的街道自焚而死。下级军官王福看见，长叹一声说：将军死于国事，我又岂能苟活？也冲进了火海之中。
这样的战士是连敌人都要敬重的。池州（今安徽省池州市）沦陷后，代理知州赵卯发夫妻同时自缢，在案几上留下遗言：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伯颜看了肃然起敬，下令以礼安葬在永明寺旁。
南宋军民的抗战可歌可泣。
就连被后人骂作奸臣的贾似道也不是投降派。贾似道是南宋晚期的三朝元老，终其一生与蒙古灭宋息息相关。由于度宗皇帝待以“师相”且言听计从，贾似道自己也排除异己独揽朝政，因此一般都认为他对南宋之亡负有责任。
不过贾似道只是权臣而非奸臣。他并没有通敌，也没有卖国，更没有投降。相反，为了修建防御工事，他捐出了自己的私产；鄂州保卫战，他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襄樊被围后，他多次要求奔赴战场担任总指挥，而且在宋蒙的最后一战还真的上了前线，只不过打败了。难怪忽必烈会感叹地说：上哪儿去找贾似道这样的人来为我所用呢？
反倒是原本应该保家卫国的武将纷纷倒戈，忽必烈对此大为不解。临安沦陷第二年，南宋皇帝和文武百官被带到元上都等待发落。忽必烈问：你们为什么投降得那么快呀？
降将们说：因为贾似道重文轻武，臣等愤愤不平。
忽必烈说：就算如此，那也是他一人之罪，赵官家并没亏待你们。你们这样说话，活该被贾似道看不起。
降将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忽必烈当然没有兴趣跟他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在成功地将蒙古草原与中华大地连为一体之后，他的目光又投向
了海洋。毕竟，成吉思汗的子孙都是世界的征服者，在撞到南墙之前是不会停下脚步，也不会收敛野心的。
五、海洋战争
忽必烈要征服的，有高丽、日本和东南亚。
高丽是中国五代时期建立的王朝，开国君主王建。之后他们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在中国南宋时期，王室大权旁落，掌握实权的是武臣。武臣集团对自己霸权主义的邻居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拒绝向蒙古俯首称臣，
还拉开了对抗到底的架势，双方关系一时紧张。
不过局势很快就变了。旭烈兀攻陷巴格达那年，执政的武臣倒台，高丽王投降了蒙古帝国。世子王禃作为人质来到汗廷，跟亲王忽必烈成为好朋友。没过多久，蒙哥和高丽王相继去世，已经即位称汗的忽必烈便派兵将王禃送回国内立为国王，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从此，历代高丽王都要娶蒙古公主为后，成为蒙古语叫作“古列干”的驸马。
高丽王国当然也变成了蒙古最忠实的附庸，甚至帝国的一个行省。据说，他们的君主随时都可能被叫到北京，献上忠诚并接受训导。高丽王室也带头蒙古化，穿蒙古衣，说蒙古话，行蒙古礼，浑身上下没有高丽人的样子。至于臣民的义务自然没有折扣可打，济州岛甚至被改为牧场。
这可真是“成功”的殖民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却是高丽王室希望的，原因则在于武臣集团实在太嚣张了。他们专横跋扈任意废立，庙号元宗的王禃就被废过，靠着忽必烈出兵相助才重登王位。也就是说，高丽王室其实自身难保。既然反正要求人，那么受制于家奴又何如臣服于强者？
事实上，高丽王子娶蒙古公主，就是王禃请求的，并非忽必烈强加于人。但，尽管付出了仰人鼻息的代价，红利却十分可观：高丽国王成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有资格参加忽里台，对殖民者的驻在官员也不必低三下四。更重要的是他们保住了部分主权，并没有当真沦为行省。
忽必烈同样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很清楚，如果将高丽变成卫星国，起码可以防止他们与日本和南宋结成海上反元三角联盟，进而还能建立称霸东亚的军事基地。高丽与日本一衣带水，简直就是天然的跳板。再加上高丽人成熟先进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征服日本岂非指日可待？
可惜，日本没那么好对付。
文永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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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常将两次元日战争称为“元寇袭来”。福冈县博多区建有存放两场战争文物史料的博物馆。图为文永之役亲历者竹崎季长绘。
弘安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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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绘。
镰仓时期日本武士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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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战争时期，正值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掌权。日本武士极度重视自己的盔甲、武器等军事用私人物品。国家允许铠甲私造，地方大名自治度极高，再加上铠甲的样式是地位的象征，因而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武士铠甲。据中西立太著《日本甲胄史》绘。
忽必烈的对日军事行动共两次，分别在灭宋之前和亡宋之后，史称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这是日本本土在历史上首次遭到外敌入侵，而且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来势更凶，居然组织了十四万人的大军。这样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陆军联合作战部队，对付贫穷落后和分裂混乱的日本实在是杀鸡用了牛刀，应该说绰绰有余。
然而结果都一样：侵略者一败涂地铩羽而归。碰巧的是他们两次都遭遇台风，舰队被怒吼的狂风和翻腾的波涛击得粉碎，大批将士溺水而死。于是，这台风便在日本人的传说中变成了保佑“神国”的“神风”。
其实，战争的胜败除了台风，首要原因恐怕还在忽必烈的无知和轻敌。实际上，高丽国王早就告诉蒙古大汗：日本列岛附近波涛汹涌，气候狂暴，最好就连使者也不要轻易派出。忽必烈却认为王禃是支吾推诿，愤怒地要求对方限期完成任务。高丽人只好照办，蒙古人却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埋单：在台风多发季节跨海进攻，岂非找死？
日本人对蒙古人也充满愤怒。这不仅因为对方践踏了自己的国土，也因为忽必烈发来的书信中，竟然以天子自居而把日本称为小国。其实这是中华皇帝的一贯口吻，与历史上的外交文件相比还是低姿态的。日本武士却不能接受。即便为了尊严，他们也不惜以死相拼，血战到底。
相反，蒙古侵略军却缺乏斗志。尤其是第二次，那十四万人的大军其实是乌合之众，因为其中有十万人是从新征服之南宋境内调发的降兵。当时这样的降卒有四十万众，放任自流必成危害。因此大元当局进行了甄别，将其中尚能作战的调往其他战场，老弱病残则编入海外部队。元廷的想法是要在占领日本 540e." >后让他们充当驻屯军，因此还随身携带农具和稻种，请问这样的军队又岂是日本武士的对手？
高丽水手也离心离德。他们原本不是为自己而战，还要仰人鼻息供人驱使，哪有昂扬斗志？也只有厌战情绪。事实上有件事情十分可疑。据说台风到来时，高丽水手两次都坚持要把舰船开到海面，结果船被风浪掀入海底；而在平户岛筑垒下碇停泊的张禧部船只，则安然无恙得以保全。高丽人如果是同心同德的，为什么不提供最好的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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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四名统帅在到达鹰岛和平户岛一带后，为如何进攻争论了一个月。结果，他们还在唇枪舌剑，台风就来了。于是这帮家伙登上幸存的舰船逃之夭夭，留下十万大军任凭日本人宰割。日本人也分门别类地进行处理：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统统杀掉，另将被称为“唐人”的南宋汉人掠为奴隶，只有少数人逃生。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那就是日本的金属锻造技术世界领先，以至于短兵相接时，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他们射出的箭却很难穿透对方身上的铁甲。因此即使元军登陆成功，也未必能战胜同仇敌忾的日本人。
这样看，那台风岂非多余？
在东南亚，忽必烈的战争也乏善可陈。被他封为镇南王的皇子脱欢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都惨败而归，入侵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无功而返，将爪哇（Java，今属印度尼西亚）变成海外辖区的行动更是不了了之，唯独在缅甸小有成功。不过，靠着远征，蒙古人还是直接控制了东南亚海域的交通，形成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以及东南海岸的世界贸易圈，大元也成为兼有陆地和海洋的超级大帝国。
大元帝国的疆域终于慢慢地固定了下来。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黄金家族统治的地方称为蒙古帝国，那么忽必烈拥有的只是半壁江山，尽管这半壁江山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而且更加富庶，同时也很中国。
忽必烈自己则日见衰老，还变得肥胖不堪。最终他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他的遗体被运到漠北，安葬在今天蒙古国的肯特省。这说明忽必烈本人和他的子孙，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
没错，他们永远都是蒙古人。
八思巴文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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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3厘米，印面3.2厘米×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用于1269年以后的整个元代，随着元朝灭亡而被逐渐弃用。八思巴文被称为“能拼写所有语言的文字”，是元朝官方文书指定用字，也常作译写之用。
忽必烈留下的遗产是大元帝国，这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并不包括大金和南宋，而一个连接了蒙古草原和中华大地的版图无疑是忽必烈的作品，所以他的庙号才会是世祖。但是请问，大元是蒙古帝国，还是中华帝国？或者说，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中华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变成了蒙古帝国？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事实上，这种难以界定和无法厘清，恰恰说明蒙古人把过去的分类系统和评价系统都打乱了。而且，他们的洗牌还是世界性的，以至于欧亚大陆上许多国家的历史都变得面目模糊。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此，我们必须走进蒙古旋风扫过的那些地带，看看他们对世界文明有怎样的冲击，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又有哪些颠覆性的改变。
只不过，故事还得从崖山说起。
一、大中华
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的崖山之战是艰苦卓绝和悲壮惨烈的。正如我们在《风流南宋》中所说，临安政权在杭州投降以后，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们在福州拥立了新皇帝，建立了小朝廷。新皇帝年幼无知，小朝廷命运多舛。他们在泉州跟掌握实权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翻脸，从而失去了借助海军优势和海外贸易站稳脚跟的机会，只能败退广东。
崖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位于今天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是有着两座小山和一处军港的海岛。因此，流亡政府的军事长官张世杰决定把这里建成抗元复国的基地。他将上千条战舰联结起来筑为水寨，又建造了行宫和军营，准备死守到底。
没想到，元军只用一天就攻破了这壁垒。
攻破并不奇怪。因为崖山基地固然易守难攻，却同时也是死胡同。因此，当元军占据了南端入海口，又切断了淡水供应之后，张世杰他们就几乎只能坐以待毙。事实上，连续多日喝不上水的宋军战斗力大为减弱，在元军兵分四路全面围剿的凌厉攻势之下，很快就兵败如山倒，血流成河。
更糟糕的是，小皇帝的旗舰被护卫艇团团围住，也动弹不得。此前在逃亡途中，即位于福州的赵昰（读如夏）已经去世，这时的小皇帝是拥立不久的赵昺。文官领袖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唯有一死，不可受辱。于是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杨太妃闻讯，也跳海自尽。逃离崖山的张世杰得到消息，任凭风浪掀翻舰船，堕水溺死。
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崖山之后也被视为一个时代的开始：忽必烈真正成为中华皇帝，中华帝国则进入了蒙古时期。那么，与之前那些历史阶段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变大了。
毫无疑问，此处的“中国”是指秦汉以后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而非先秦时期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或城市。但即便如此，跟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元以前的规模其实有限。秦的版图并不大。汉唐有了西域，后来却又失联，帝国政府也不能号令蒙古高原，更不用说版图更小的两宋。当然，我们可以也应该把辽、金和西夏都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五胡十六国和北魏都是中华。可惜这些政权至多中型，甚至小型，中华大地也处于分裂状态。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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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是至治二年（1322）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旧集六十卷，新集不分卷。书中不著撰辑人，有人认为是地方胥吏抄录档案编辑而成。图据元延祐七年至至治二年刊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统一而且超大的，是元。
或者说，蒙古帝国的大元部分，中华帝国的大元时期。
此后就一直统一，也一直很大，明和清都比从前的中华帝国大出了一两圈。这其实是元代确定的框架和范围，不但东北和云贵永久性地成为中国的省份，而且吐蕃和澎湖也纳入了中华的版图。正是由于这些改变，中国疆域的图形才从两汉的“哑铃”变成了后来的“秋海棠”或“雄鸡”。
元明清也都是大中华。事实上，尽管明帝国并没有真正对西藏和辽河以北进行有效的控制，但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已不再是绝域，不再是礼乐教化难以到达之处，而是“中华”的一部分。
如此变化，不可谓不大。
留下的遗产也不少，比如行省。
行省就是“行中书省”。行有“在外”的意思，比如行宫和行辕。中书省则是元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行省便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代行职权的分支机构。这样的分支机构在忽必烈去世时共有十个，其中某些行省的名字我们听起来都不会感到陌生，比如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
不过，行省变成省，却是明代的事。明代的省才跟今天一样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元的行省则??不是。而且就算它是大行政区，也跟明清和现在不同，因为除行省之外还有都省。都省就是中书省，却又有辖区。首都附近的大片土地便由中书省直辖。可以说，元的地方行政管理是一把茶壶十个茶杯。都省分权予行省，就像茶壶倒水给茶杯，但自己同时又充当最大的茶杯。这可是元代特有的制度。要知道，明清没有中书省，现在的国务院则没有辖区。
其实，元的行省是从金人那里学来的，只不过金的行省是非正规的临时建置，忽必烈则改为常设的大行政区，尽管正式的行政区划只有路、府、州、县四等。这里面的政治考量也不难理解。毕竟，元政权是少数民族君临天下，帝国的版图又远超汉唐，非设立行省而不足以统治。至于明清两代为什么要继承这份遗产，则只能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只是：行省的发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政治的需要。
定都北京和改修运河
99ｌib?，也一样。
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大运河本是隋炀帝所开，将南方的物质财富运往长安和洛阳是其主要目的，运往北端的终点站（今天的北京）则属次要。但到忽必烈的时代，情况就倒过来了。长安和洛阳已无关紧要，北京才是中心。多快好省地完成北京需要的运输任务，才是运河的使命。
元代大运河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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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书局陈璧显编《中国大运河史》绘。
至元十九年（1282）后，元朝先后开凿了山东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大大缩短了北京到杭州的航线，既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加强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也巩固了大都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于是，忽必烈对运河的河道进行了调整，由洛阳连接的通济渠和永济渠被废弃，改由徐州直接北上天津。这就等于是从走三角形的两条边，变成只走一条边，当然大大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蒙古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实际上，运河改道以后，大元帝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严重脱节的情况便大为改观，分裂对峙的南方和北方也再次融为一体。这是可以直追隋唐的功业。想当年，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才打通了南北，接下来唐太宗也才融合了胡汉，而忽必烈的帝国则远远大于隋唐。
中华变成大中华，这条“京杭大运河”功不可没。
北京的首都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我们知道，大蒙古国的首都原本在哈剌和林。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以后，实行的则是上都开平和大都北京并立的两都制。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在草原游牧传统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左右逢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北京成为帝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这里面无疑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由于蒙古帝国在蒙哥汗去世后只剩下名义，忽必烈对西亚、东欧和俄罗斯草原其实无法实现统治，也不能指望从那里获得财富，失去政治意义和经济来源的哈剌和林与开平只能退居二线。富庶繁荣的杭州虽然令人向往，却很难成为元帝国的首都。那里距离大本营实在太远。定都杭州，还是蒙古人吗？
只有北京，才最合适，也最安全。
忽必烈恐怕不会想到，他的抉择竟成为定论，此后七百多年北京几乎一直是首都。当然，几乎而已，因为还有南京这个选项。实际上，元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就已经表现出东移的趋势，先是由长安而洛阳，然后又移到了开封。按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定都南京岂非顺理成章？
结果却是北上。
这里面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却只能视为历史的选择。原因之一是中国变大了，变化也主要在北方。北方各民族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当然不同于秦汉唐宋。
定都北京，是中华史上的一大转折。
元人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则保证着帝都需要的漕运，甚至直到民国时期还在使用，省制就更是沿袭至今。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元明清视为同一个时代，即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唐宋之后的第三帝国。崖山，也 786e." >确实是分界点。
但，这还不是元代遗产的全部。
二、多元文化
元帝国的特点除了超大型，还有多民族。
民族也是老问题。事实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兼容并蓄和多元共存的文化共同体。先是诸夏与诸羌、诸戎融合为华夏，秦汉时期诸华又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合为汉民族。后来五胡入华，南北分治，辽金占据中原，也都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可以说，正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中华文明才源远流长而且波澜壮阔。
当然，这里面的情况各有不同。隋唐是混血王朝，匈奴和鲜卑都已汉化；两宋则是多元共存，契丹、女真和党项既与汉人交流融合，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隋唐是多民族融为一体，两宋是多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元，才是既将各个民族整合于同一个国家，又依然锣是锣、鼓是鼓。
《元世祖出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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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绘。横104.1厘米，纵18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了世祖忽必烈和皇后携一干随从赴塞外狩猎的情境。左右侍从有的肤色黝黑，有的高鼻深目，系外族人士。
元，一个王朝，多个民族。
这无疑跟统治者的多元文化政策有关。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不同，在大元帝国，汉语和波斯文跟被尊为“国语”的蒙古语文有着同等地位，所有宗教也跟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和喇嘛教一样受到尊崇。当局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不横加干预和规范，甚至给予尊重和维护，正所谓“多语兼用，诸教并崇，各从本俗”。
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团结，更不意味着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相反，按照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族群等级制度，帝国的臣民被分为以下四个级别：
一等臣民：蒙古人，又叫国族。
二等臣民：色目人，系指蒙古人和汉族人以外的民族和部族，比如吐蕃人、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随军来华的俄罗斯等民族。他们由于肤色和眼睛明显不同而被称为“色目”，意思是“异色异目”或“各色各目”。
三等臣民：汉人，原大金境内居民，包括汉族，也包括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以及云南民众。
四等臣民：南人，原南宋境内居民。
这样四种人的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南人最低。中央及行省各重要机构的首长均由蒙古人担任，其次考虑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都不能充任要职，也不得携带武器。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定下的规矩：最后投降的必受歧视。值得庆幸的仅仅在于，汉人和南人总算可以保住性命不被屠杀了。
也就是说，不平等地和平共处。
但这
９9lib.并非出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出于算计，并且主要是忽必烈的。前面说过，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阿里不哥以蒙古草原为大本营，蒙古传统为号召力；忽必烈以中华本土为根据地，天下一统为凝聚力。这一分野决定了，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不能不同时把自己装扮成中华皇帝。适当实行汉制和部分进行汉化，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在于，大元始终都不是纯粹的中原王朝或者典型的汉族王朝，而是蒙古人建立的殖民帝国。忽必烈也从来就没有忘记，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中，蒙古大汗是第一位的。他的政治目标首先是维护黄金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利益，确保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族群等级制度，势在必行。
可惜，特权可以用于政治，用于经济，却根本无法用于文化。如果也对文化划分等级，规定蒙古一等，波斯或突厥二等，汉文化三等，除了留下笑柄，何益之有？
统一也不可能。请问统一于谁呢？全盘汉化，忽必烈们不愿意；蒙古化，又不可能。且不说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绝非短时间内崛起于漠北的游牧文化所能匹敌，单单人口的寡众便是问题。据统计，当时南人有五千万，汉人也有一千万。移居中原的蒙古人，杂七杂八的色目人，则各自只有三四十万。数量悬殊如此，究竟谁能同化谁？既不愿意被汉化，也不能够蒙古化，那又如何实现文化的统一？总不能统一于波斯或者突厥吧？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这样至少可以保住蒙古人不被同化。何况帝国的疆域是那样辽阔，境内的族群是那样繁多，文化问题又极其复杂，真不如让臣民们自理为好。统治者省事，还能博得好名声。
没错，各过各的日子，不造反就行。
其实，元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便打算无为而治，忽必烈甚至还干预过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生活。我们知道，犹太人和穆斯林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饮食有严格要求。像蒙古人那样用破腹法而非断喉法宰杀的牲畜他们是不吃的，异教徒宰杀的也不吃，因此他们拒绝食用元帝国提供的肉类。
忽必烈却大为恼怒。他说：你们是俺的奴仆，怎么能不吃俺的茶饭？于是，在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也就是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自尽于崖山的十个月后，忽必烈颁发圣旨，命令木速鲁蛮回回（穆斯林）和术忽回回（犹太人）均不得挑食，也不得用断喉法宰牲。他还扬言，谁胆敢再用断喉法宰杀牲畜，就按照同样的方法处死这人。
赵孟頫绘《斗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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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广胜寺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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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中反映不同民族、阶层人群社会生活的画面。
穆斯林和犹太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用脚投票，纷纷离开大元。结果是帝国的税收锐减，外贸也受到影响。忽必烈只好收回成命，不再对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横加干涉。
很好，这很明智。
多元文化政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流，也改善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比如原产北欧的胡萝卜，就是元代从波斯引进并最早种植在云南的。叫作“回回葱”的洋葱，则很可能由色目人从中亚带到中国。白砂糖，据马可·波罗说是埃及人传授的技术。制作挂面，则应该是中国人的发明。北宋就有切成细条的索面，元代又出现了可以送礼的挂面。
所有这些，都是蒙古人没有吃过的。
蒙古人还学会了喝茶，之前他们只喝果汁和酒，包括现在俄罗斯人仍然爱喝的“树奶子”，也就是白桦树汁。实际上元代后期正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三个阶段是汉魏六朝粥茶法、唐宋抹茶法和元明清散茶法。现在中国人喝的红茶、绿茶和乌龙茶便都是散茶，不过元代宫廷还盛行吐蕃的酥油茶。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能帮助消化的茶很快就成为蒙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酒当然照喝不误。马奶酒是蒙古人的发明，葡萄酒则是畏兀儿人带来的，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出现了蒸馏酒。蒸馏酒从西方传入，阿拉伯语音译为阿剌吉，意思是出汗。只不过西方的白兰地和朗姆酒用葡萄酒和甘蔗酒蒸馏而成，中国的白酒却用粮食。这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中华大地也酒香四溢，无论那酒是酱香型、浓香型，还是清香型。
这真要拜多元文化政策所赐。
同样重要的是，大元统治者只实行种族歧视，并不实行种族隔离，各族人民的迁徙、杂居和交往不受限制。在这样的框架下，一些古老的民族融入了别的族群，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则得以诞生。比如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却又说汉语写汉字的回族，便与元代西域流动人口的大量来华，以及当时的文化政策、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不无关系。
从此，多个民族共处统一的国家便成为定势。这是一个重大改变。所以，蒙古人既是文明的破坏者和毁灭者，同时又是创造者，尽管这并非他们的使命和初心。
忽必烈没能保住大蒙古，却开创了大中华。
中华文明也翻开了新一页。事实上，由于喇嘛教、伊斯兰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不面临严重挑战；南方与北方的重归一统，则同样会带来新的生机。那么，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故事呢？
三、知识精英
崖山之后，最痛苦的人是士大夫。
士大夫在两宋的地位很高，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他们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也都理所当然地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蒙古人把这一切都毁灭了。天下固然已经不再是华夏文明的天下，他们自己也今不如昔。按照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地位甚至还在娼妓之下。
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不过，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流传甚广也甚久的说法其实缺乏充分证据，大元当局也从未想过要用什么方式来羞辱儒生。他们只是杜绝了汉族士大夫成为帝国高级官员的可能性，至于这些人失去了政治前途之后会怎么样，是否继续作为精英集团和社会贤达而存在，则不在考虑中。
漠视而非蔑视，可能是更准确的表述。
但不管怎么说，儒生主要来自汉人和南人，即帝国的三等和四等臣民。这种族群地位的法律界定在过去的征服王朝中从未有过，不能不让人感到压抑。要知道，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区分族群的标准在文明程度。文明的是华夏，不文明的是蛮夷，华夏是优越于蛮夷的。现在，蛮夷们仅仅因为实际上或者传说中的血缘甚至投降的先后，就高踞于儒家士大夫这些人中龙凤之上，怎么能让他们心情舒畅？
何况还有户计。
户计又叫诸色户计，是元帝国的一种统治手段。具体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和其他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为各种户计。比如当兵的叫军户，打猎的叫猎户，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匠户，种地务农的叫民户。户计一旦确定，必须世代相承不可变更，哪怕后代的职业和身份发生变化。
结果是什么呢？
原来的士大夫变成了儒户。
平心而论，元代统治者这样对待士人或儒生，其实没有蔑视羞辱的主观意愿，反倒可能出于一片好心，因为他们对各色人等是一视同仁的。何况成为儒户，就可以不服劳役和免交苛捐杂税，读书期间还有奖学金。要知道，帝国的免税特权原本是只赋予宗教界神职人员的，这岂非优待？
儒生或士人却不领情。国之四民士农工商，读书人从来就是高端人群，谁要跟什么猎户匠户被一视同仁？谁又要跟那些僧人道士、答失蛮（伊斯兰教阿訇）和也里可温（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主教）平起平坐？更不用说排序还在之后！
蒙古人却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儒生就是汉民族的萨满。据元末明初学者记载，忽必烈曾经问：孔子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怯里马赤。怯里马赤就是天意的传达者。孔子是怯里马赤，儒生怎么不是巫师？
..
嘿嘿，鸡同鸭讲啊！
不过，即便消除误会，士人也仍然有理由不满，因为元帝国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和兵源的征调，以及识别有技能的工匠。这还是不把儒学看作道，与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岂非隔着十万八千里？显然，只有恢复唐宋科举制度，让他们走上仕途，才能解决问题。
然而元帝国却迟迟不开科举。
这不难理解。事实上，帝国的统治者很清楚，如果恢复科举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无法与汉人一争高下，更考不过南人，他们把持政坛就不再可能。朝廷里的理学家们也反对重开科考，因为程朱理学原本就对科举不以为然，他们更主张通过书院讲学来繁荣学术传播思想。元政权和理学家不经意的殊途同归，便让许多读书人希望落空。
当然，元政府后来还是恢复了科举，但与唐宋两代多有不同，可以说极具征服王朝的特色。据正史记载，当时规定每次科考的名额，是考生三百，录取一百。两种名额都按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中进行分配。这看起来好像很平等，其实不然，因为南人的总人口是汉人的五倍，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一百四五十倍。都录取二十五名，公平吗？对汉人并不公平，对南人就更不公平。
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汉人和南人要求写千字以上，蒙古和色目人只要五百。录取又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和南人左榜。右尊于左，授官级别不同。更何况帝国的三大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都不允许汉人和南人进入，他们中了进士也没有什么高官厚禄。
然而就连这样并不公平的考试，也不能正常进行。大元历时近百年，科考只有十六次，取士只有上千人，比宋太宗淳化三年的录取人数还少。也只能说，好歹有科举。
因祸得福的是理学，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认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和出题蓝本。这当然是南宋的理学家们北上之后，跟北方儒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与忽必烈和他的后代喜欢理学，也不无关系。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明清两代都只考程朱理学代表的儒家经义，理学也终于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真不知道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理学的北传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知道，理学原本发源于中原地区，只是由于靖康之变才在南方通过朱熹完成了体系。因此，当它随着被俘的宋儒北上，并被统治者和北方儒生接受时，也可以说是回家了。可惜，这个家园已江山易主，统治者不再是相对开明的赵宋官家。那么，回家的理学要不要成为征服王朝的官方哲学呢？
这是一个两难选题。不要，就没有容身之地；变成大元的官学，又会失去独立自由。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原本是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理学家们也坚持道统的崇高地位，并以“致君行道”为己任。但是随着他们与元政权的妥协，这些优点都不复存在。到明清两代，理学更是堕落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只不过这已是后话，也只能从长计议。
其实，理学仅仅是薪尽火传，科举为知识精英提供的出路也十分有限。元代真正骄人的成就是在科技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则是郭守敬和札马鲁丁。札马鲁丁是波斯人，与郭守敬在忽必烈.９9ｌiｂ.手下同朝为官，分别执掌回汉司天台。他在华期间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编制了《万年历》，也就是回历；二是编纂绘制了具有世界眼光的地理文献和大元地图；三是创制了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包括地球仪。
这可都是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也让郭守敬的科学研究有了来自西域的营养。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在全国建立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河南登封的观星台即是其中之一。观测成果也很可观，不但记载了已经发现的1464颗恒星，还发现和测定了未定名的一千多颗，刷新了有史以来的纪录。
简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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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将结构复杂的唐宋浑仪革新：取消了浑仪中的白、黄道环，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结构简单的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改变了浑仪环圈相互遮挡的缺点。
《事林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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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元初人陈元靓编著。《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为本书原名，后集、续集和别集疑似后人续编。内容分四十二类，收录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文艺、宗教、农桑种植等知识。图据元建安椿庄书院刊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授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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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由元代郭守敬、王恂、许衡等人创制，其名取自古语“敬授人时”，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优秀、先进、精确的历法。使用时间从元代颁布开始，历经整个明代。
《大元大一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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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元代官修地理总志，集贤大学士札马鲁丁主持编撰。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书完成，共七百五十五卷，题名《大一统志》。元成宗大德初年，又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地图志，故继续重修，成宗大德七年（1303）成书，共一千三百卷，定名《大元大一统志》。
郭守敬的《授时历》也很了不起，不但形成了天文常数系统，而且将一年“365”天之后的小数，精确到了0.2425。他的三次差内插法和弧矢割圆术等发明，则不仅是数学在天文学中的运用，也是数学本身的成果。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这里面同样有着多种原因。一方面，作为马背上成长的草原民族，以及实用主义的征服王朝，忽bbr>必烈们不会有汉族士大夫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成见，反倒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何况这些研究还有用。另一方面，既然做官不再是读书的唯一目的和出路，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就会向其他方向寻求发展。因此，尽管统治者文化程度不高，元代的中华大地却不会变成荒漠。在特殊的气候条件下，这里将开出与众不同的花朵，奏响别具一格的音调。
那又何妨听他几曲。
四、元曲故事
与科学技术交相辉映的是文学艺术。
这个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而“文人画”的确立则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事实上元代以后，它就成为画坛的主流；而开创这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潮流的，则是元初赵孟頫和元季四大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没错，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
元代文人画的共同特点，是极其注重文学趣味、书法趣味和笔墨趣味。诗词和书法构成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红色的印章相映成趣。形似是不重要的，色彩和光影也可以没有，视角更不必在意。因为线的飞沉勾勒就是造型，墨的枯湿浓淡就是色彩，点的疏密纵横就是视角，皴的披麻斧劈就是光影，水与墨就这样构成画家笔下的大千世界。
这个世界单纯而丰富。无论赵孟頫之书法用笔，黄公望之水墨设色，王蒙
之郁然深秀，吴镇之气象苍茫，都无不于极简的笔墨中蕴含极深的意味。至于倪瓒的山水，更是天真幽淡，肃杀寂寞，有一种若隐若现说不出来的哀愁。
元画，与唐宋大不相同。
无疑，这种风格的形成跟画家的身世关系不大。赵孟頫追封魏国公，黄公望皈依全真教，王蒙归隐山林，倪瓒富甲一方，而吴镇则卖卜为生。如此处境归宿各异，情趣和意绪却相当趋同，这就不能不归结为时代所使然。
实际上元代文人画表现出来的，正是在野士大夫的主观情绪。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云云，无非是以“写胸中之逸气”来排遣胸中之郁闷。难怪文人画会在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和苦瓜和尚（石涛）那里达到顶峰。毕竟，他们跟元代画家的心是相通的。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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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636.9厘米，纵33厘米。
元代画家黄公望为无用师创作的纸本绘画。在后世流传中分为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
的确，元代知识精英们的诉求，是既要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又要延续华夏的文明传统。可惜这两种愿望往往都难以实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官场、朝廷和政治中心，成为僧道或从事其他职业。是啊，不能从政那就学艺，不能“致君尧舜上”那就置身九流中，反正总得做些什么。
至于是雅是俗，则不一定，也无所谓。
因此，在理学北传的同时，剧曲南下。
剧曲就是杂剧和散曲。元代杂剧可以追溯到两宋勾栏瓦舍的表演，散曲则是受到游牧民族影响的俗谣俚曲，都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成为主流，甚至成为标志性成果，无疑是时代使然，尽管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也会走到这一步。词的兴起和繁荣就证明了，高雅艺术其实起源于民间，通俗文学也迟早会走进殿堂，只不过需要环境和机遇。
金和元，就提供了这种土壤。
实际上，尽管两宋之际中国南方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南戏”的温州杂剧和永嘉杂剧，但杂剧首先兴盛于北方，重要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等也都是北方人，则为不争的事实。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比如 href='1279/im'>《窦娥冤》和 href='2196/im'>《西厢记》等等，也都首先是在北方，而且是在元大都上演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原因之一，就在统治者的态度。南宋上流社会对通俗文学和民间艺术总体上是排斥鄙视的，朱熹等理学家甚至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金元当局则不同。他们并不那么看重文学艺术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多管闲事。有此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杂剧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知识精英的身份转变，则是另一个原因。对社会现实的绝望与政治生活的绝缘，使他们在平治天下之外的领域成为新的建设性力量。而且，离统治阶级越远，离底层人民就越近；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艺术的成就便越高。
关汉卿就是这样。作为剧作家，他的敬业和投入已经到了“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程度。对于一个曾经担任太医院官员的士人来说，这并不容易。但唯其如此，关汉卿才能做到懂戏剧，懂舞台，懂观众，懂表演艺术，他的剧作也才会那样悬念不断，高潮迭起，丝丝入扣，催人泪下。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关汉卿懂得世道艰难和民间疾苦。否则，他写不出这样惊心动魄的唱词：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
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可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我们知道，伟大的艺术品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像 href='1279/im'>《窦娥冤》这样的传世经典，则是南宋文人士大夫们写不出来的。他们太有优越感了，哪怕在亡国之后。
元曲| 散曲 | 小令 | 只用一曲，形同词，但雅俗各异。可加衬字、新字、方言、俗语，又叫“单排曲”“叶儿”。
衬字：元曲每句字数固定，歌者为增加其韵律，任意增字。 | 前期：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元曲四大家）
后期：张养浩、贯云石、乔吉、张可久（乔吉、张可久被称为散曲双璧） |
| 散套 | 合一宫调诸曲为一套，自成首尾，又称“套曲”“套数”。 | |
| 剧曲 | 杂剧 | 一人独唱；同一宫调，一韵到底；说白多口语；风格粗犷豪迈。每剧限定四折，每折不标目。一幕谓之“一折”。 | 代表人物及作品：
关汉卿 href='1279/im'>《窦娥冤》
王实甫 href='2196/im'>《西厢记》
白朴《梧桐雨》
马致远 href='889/im'>《汉宫秋》 |
| 传奇 | 可独唱、对唱、合唱、轮唱；宫调、韵皆可换；说白多文雅，兼有骈偶语；文雅细腻。出数不定，每出都有标目。一幕谓“一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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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在北方兴盛，绝非偶然。
然而南方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华夏文明得以保全之都。因此南北混一之后，关汉卿等人便相继南下，剧曲的创作中心也随之南移，与理学的北传形成对流。可惜，杂剧南下之后却由黄金时代转向衰微，终为南戏压倒，并在元末明初形成有别于杂剧的传奇戏。其中奥秘，一言难尽。气候环境的不同造成水土不服，或许是原因之一。
有成就的是散曲。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与杂剧同属元曲，也都使用当时的北曲，但又分属不同体裁。散曲是诗，杂剧是戏，所以杂剧也叫剧曲。有剧曲，有散曲，合起来就是元曲。
这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
跟杂剧一样，散曲兴起于北方，流行于市井，某些曲调比如《山坡羊》和《者剌古》等等，也可能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因此散曲虽然也有格律，却比诗词宽松得多，押韵既可以不拘平仄，遣词造句也更平民化和口语化。比如：
从来好事天生俭，
自古瓜儿苦后甜。
虽然是对仗句，却明白如话。
又如：
庙不灵狐狸样瓦，
官无事乌鼠当衙。
这可真是大雅若俗。
充满生活气息的还有这一首：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
偎着抱着月枕双歌，
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
四更过，情未足，
情未足，夜如梭。
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这是一首情歌，作者叫贯云石，畏兀儿人。
只不过，他住在杭州。
他的散曲，也正是剧曲南下的成果之一。
实际上，元曲作者中很有一些不是汉族，比如阿里西瑛是回族，大食惟寅是阿拉伯人。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诗词早已有之，金章宗完颜璟的造诣就很高。大元是多元文化王朝，出几个这样的曲作家并不足为奇，更何况他们的水平也不低，比如蒙古人阿鲁威的这首：
问人间谁是英雄？
有酾酒临江，
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
多应借得，
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
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
一分西蜀，
一分江东。
这气势，并不输苏东坡和辛弃疾。
西域人兰楚芳则是另一种风格：
我事事村，
他般般丑。
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
则为他丑心儿真，
博得我村情儿厚。
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
只除天上有。
村就是蠢。蠢姑娘爱上了丑小子，只因人儿虽丑，心儿却真，因此这“丑眷属，村配偶”竟是天上才有。这可真是质朴坦诚到让人忍俊不禁，直笑出眼泪来。
值得注意的是，散曲虽然通俗如此，却并非不能入雅士的法眼。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就有撰写过散曲的，比如赵孟頫之《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又如倪云林之《人月圆》：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但，更像文人画的却是马致远的这首：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虽然白话白描，却余味无穷。
同样必须说到的，还有张养浩的这首：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这样的作品，与宋词相比也毫不逊色，难怪许多学者都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是中国诗歌的三大高峰。此后，中国文学将进入小说的时代。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比杂剧的容量更大，也更符合文学艺术走
..向大众的总趋势。
文学艺术是民族敏感的神经。高雅的文人画连同通俗的杂剧和散曲一起，证明了元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更何况，这种转折还是世界性的。
五、汗国的命运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二十八日，由于大明军队兵临城下而丧失信心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半夜三更打开元大都健德门逃往漠北。八月初二，明将徐达率军入城，维持秩序。同月，明朝皇帝朱元璋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改元大都为北平，大元王朝宣告灭亡。
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也结束了。
历史应该反思，但需要新的眼光。因为传统的中华史框架已经装不下变大了的中国，更何况这段历史原本就具有世界性，只有放在全球背景下才能看清。
那就先来看看蒙古人的其他汗国。
最先灭亡的是窝阔台汗国，时间是在忽必烈去世十五年后。这个可怜虫是那样地短命，以至于也有人不将其计算在四大汗国之列。如此命运当然让人扼腕，因为他们的祖宗毕竟是大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而且可汗海都还曾经悍然向忽必烈叫板。海都死后，他的儿子继续扮演反对忽必烈当局的角色，却在对察合台汗国不自量力的战争中失败，其地盘部分并入钦察汗国，部分并入大元，再也未能复国。
当然，他们也永远不能与拖雷系争锋。
察合台汗国的历史要长得多，直到大元灭亡的第三年才被颠覆，却可惜混乱不堪又面目模糊。照理说，正如大元是蒙古帝国的中华部分，或中华帝国的蒙古时期，察合台也可以说是蒙古帝国的突厥地区，或突厥斯坦的蒙古王国。然而这个汗国的主人似乎一直没有给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们不像忽必烈系或旭烈兀系那样以中华皇帝或波斯苏丹自居，反倒坚持自己是蒙古草原的儿子。结果，他们的汗国没有固定的疆域，没有稳定的中心，后来还分成了东西两半。
好在一个世纪下来，这里终于尘埃落定。征服者变成了突厥人，以至于产生了叫作“察合台突厥语”的语言。宗教信仰也不再摇摆不定，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大元灭亡十五年前，察合台汗接受了割礼，十六万人剃了头。而且，由于他的引狼入室，一个名叫帖木儿的突厥化蒙古人又接管政权把此地变成帖木儿汗国，并把欧亚大陆搅得天翻地覆。
察合台汗国从此成为历史。
同样，旭烈兀的汗国也伊斯兰化了。
把伊利汗国变成伊斯兰国家的是合赞汗，时间是忽必烈去世的第二年，即1295年6月19日。这一天，他率领蒙古军队集体皈依了安拉，并且包上了头巾。后来合赞汗还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因为旭烈兀以及合赞汗的父亲阿鲁浑都是同情基督教的佛教徒。于是，伊利汗国彻底地波斯化了，跟大元王朝也渐行渐远。
事实证明，合赞汗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尽管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却精力旺盛计谋多端，而且能够娴熟地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这样对蒙古贵族说：欺负自己的臣民算什么勇敢？那些民众跟我们一样把妻儿当作心肝宝贝，他们也是人。
可惜，英明的可汗或苏丹以及他的改革，却未能保证汗国的长治久安，甚至未能保住首席大臣拉施特的性命。这位波斯的司马迁在合赞汗去世后，被阴谋家们以荒谬而可怕的罪名处死。事实上，尽管伊利汗国新的统治者创造了蒙古式的伊斯兰文明，甚至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圆顶建筑完者都墓，但由于旭烈兀系后继无人，伊朗地区很快就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终于悲剧性地成为帖木儿的盘中餐。
帖木儿征伐伊利汗国，或者说收拾那里的残局，开始于大元灭亡十二年后，而且很快得手。这个战争狂人利用中亚突厥游牧部落组成强大的骑兵部队，横扫了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俄罗斯和阿富汗，又入侵印度，打败埃及，将奥斯曼土耳其人赶出安纳托利亚，终于把汗国变成帝国。
帖木儿汗国编年史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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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汗国史学家Hāfiz-i Abrū创作的编年史手稿。
现藏于沃尔特艺术博物馆。
不可一世的帖木儿还将兵锋指向东亚，因为他扬言要让中国人都变成穆斯林。不过苍天保佑，这位苏丹死在了南下的途中，帝国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走向衰败，最后亡于术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废墟上建立的，是乌兹别克汗国。
旋风，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儿汗国的兴起，几乎与大元王朝的灭亡同时。这并非巧合，而应看作蒙古帝国气数已尽。然而许多人都不这么看，他们更愿意把帖木儿视为成吉思汗杰出的继承者，就连帖木儿的后代巴布尔（Babur）也是。
巴布尔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一个名叫莫卧儿（Mughal）的王朝。莫卧儿的意思就是蒙古。实际上，这是一个伊斯兰化蒙古人建立的印度王朝。他们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品，则是闻名遐迩的泰姬陵（Taj Mahal）。这建筑是那样地美轮美奂让人着迷，也让人惊讶蒙古人竟然如此
..风情万种。
帖木儿的帝国灭亡两年后，钦察汗国也日落西山。
钦察汗国是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由于拔都的绣金帐篷，又被称作金帐汗国。哥哥斡儿答和弟弟昔班的，则称为白帐汗国和青帐汗国，分别位于金帐汗国的西部和东部。在帖木儿崛起于撒马尔罕的时候，一个术赤后裔依靠他的扶持先后成为了白帐汗和金帐汗。可惜好景不长，联合汗国很快就分裂，变成克里米亚、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三块。1502年，克里米亚汗摧毁了苟延残喘的金帐首都，钦察汗国的历史宣告终结。
昔班后代及其青帐汗国的命运却不同，判处帖木儿帝国死刑的正是他们。只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跟被征服的游牧民融为一体，从而把自己变成了乌兹别克人。那些分离出来的部落则被称为哈萨克或者吉尔吉斯，他们在乌兹别克汗进行成吉思汗式冒险时建立了纯游牧的国家。如此变化的历史意义是那样的深远，以至于至今我们仍能听到这些名字。
描绘莫卧儿帝国的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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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在帝国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亚的阿富汗等地。莫卧儿帝国的历史绵延数百年，直到17世纪西方殖民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到来，帝国走向最终的没落，于1849年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
乌兹别克汗国曾经盛极一时。但祸福相依的是，受益于帖木儿帝国衰落的不只他们，还有波斯人。钦察汗国宣告终结那年，波斯人伊斯迈尔（Isma'il）建立起萨非王朝（Safavid Dyn
asty），并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就不可能不与乌兹别克汗发生冲突，因为后者是逊尼派穆斯林，何况长期以来波斯人与蒙古人还有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
结果，乌兹别克汗在1510年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波斯沙赫把他的头
盖骨做成了酒杯，又把他那塞满稻草的头皮送给了另一个对手、突厥人奥斯曼苏丹。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曾曾孙子的脑袋被萨珊王朝的后裔砍了下来，岂非意味着被征服者可以咸鱼翻身？
恐怕是，至少俄罗斯人是这么想的。
自从拔都的远征军扫荡了俄罗斯，并在1243年建立钦察汗国，这片土地就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中。与忽必烈在中国和旭烈兀在波斯不同，金帐汗的统治方式是在东方斯拉夫诸王公中挑选一人册封为大公，权利是可以拥有北部中心城市弗拉基米尔及周边领地，义务是帮蒙古人在俄罗斯全境代收赋税，因此号称“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
金帐汗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中央集权的传统，也不需要丰富的统治经验和精密的国家机器。然而，这种颇有“以俄治俄”意味的代理人制度却也给对方留下了发展空间，作为沙皇俄国前身的莫斯科公国就是这样悄然兴起的：为了遏制特维尔公国日益膨胀的权势和野心，蒙古人把全俄大公的封号给了莫斯科人。
但这绝不意味着莫斯科人是乖孩子。相反，此后一个多世纪他们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积蓄力量，利用大公的称号和特权谋取利益。比方说，绰号“钱袋”的伊凡一世为了讨好金帐汗，不惜贿赂汗的妻妾和近臣，封号到手后就立马将全俄东正教大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他一点都不傻。
到伊凡大帝（伊凡三世）的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自强不息的莫斯科人已经羽翼丰满，于是宣布不再对蒙古人履行义务。1480年，也就是中国明代的成化十六年，金帐汗联合立陶宛进攻莫斯科，却在俄罗斯境内的乌格拉河（Ugra River）被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联军打败。这是致命的一击，金帐汗对这片土地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伊凡三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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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Sudebnik）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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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法典，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的政府机构。因而伊凡三世也被许多史学家认为是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
莫斯科公国却茁壮成长着，乌兹别克汗被波斯沙赫砍掉脑袋的三十七年后，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加冕亲政，改国号为俄罗斯，自称沙皇。沙，是古罗马皇帝恺撒（Caesar）的音译。这就是要以“第三罗马”自居了，何况他的祖父伊凡大帝早就把拜占庭的双头鹰用来作为自己的纹章。
因此，蒙古人的残余势力也必须消灭。
于是，沙皇伊凡雷帝毫不犹豫地中止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历史，时间在1552年和1556年，也就是中国明代的嘉靖年间。苟延残喘的，只剩下克里米亚。
这下子，蒙古人的时代可是当真结束了。
问题是，他们带来了什么变化，又会留下什么呢？
不妨先去看看俄罗斯草原。
六、当惊世界殊
南部俄罗斯草原水草肥美，风景秀丽。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将军们到来之前，那里生活的是钦察人。他们是在土库曼人被拜占庭人和保加尔人击溃时，成为这里唯一的主人的。但两个世纪之后，游荡在钦察草原的却是由蒙古、突厥、斯拉夫和芬兰人混血而成、操突厥语的新民族——鞑靼。
没错，他们是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
像这样的新人类还有一些。事实上，正如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蒙古人在欧亚大陆的征服和统治终止了某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些民族的方向，还创造出新的民族，比如乌兹别克。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蒙古人自己。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知道，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十分辽阔。东起太平洋，北至北冰洋，西自第聂伯河，南到马六甲，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然而，当他们元气耗尽时，退回漠北蒙古草原的却只有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带领的那个分支，其他人都留在了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各地，变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变成当地人和混血儿的蒙古人大多成为穆斯林，而且是逊尼派的，只有少数成为东正教徒。佛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和摩尼教在中亚的影响，也都被清除净尽，踪影全无。这当然非同寻常。因为旭烈兀西征时，曾对巴格达和伊斯兰文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想到，西方不亮东方亮。阿拉伯人丢失的又被突厥人发扬光大，钦察草原竟是一片翠绿。
结果是什么呢？
突厥替代阿拉伯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新领袖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原本是中亚突厥，后来迁徙到西亚，在忽必烈去世五年后建立国家，又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灭亡拜占庭帝国，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思是伊斯兰之城。城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为清真寺，东正教的圣殿变成了伊斯兰的中心。
这当然是穆斯林的胜利，却也有蒙古人的功劳。要知道如果不是旭烈兀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又哪里轮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来指点江山？同样，没有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就没有伊斯兰的突厥化；而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和带头皈依，则无疑是突厥人以及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助产士和催化剂。
奥斯曼帝国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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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绘。
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首先是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力大大增强。我们知道，从中国的西域到今天的土耳其，沿途比肩林立的正是大大小小的突厥汗国和部落。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心理相同，一旦伊斯兰化便势不可当。大家都是突厥人，又都是穆斯林，身份认同造成的感染力不可低估。有这样一条“绿化带”，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当然要比靠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迅速得多。
其他宗教，也只好让路。
相反，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则大为衰减。众所周知，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更何况正如下一卷将要说的，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中华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
大洗牌的另一个成果是沙皇俄国。当然，即便没有拔都西征，俄罗斯大约也会诞生，却未必是那个样子。事实上伊凡雷帝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鞑靼的。就连东正教扎根俄罗斯，也都是因为沙皇更喜欢带有东方宫廷统治色彩的基督教形式。这当然也要拜蒙古人所赐。难怪与西欧相比，专制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根基更为深厚；也难怪俄罗斯史学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大多持保留态度。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会对大元的统治进行批判，却更喜欢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性，看重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这当然可以理解，却不妨从长计议。因为蒙古人第一次西征之后世界就变了。世界既然不再是那个世界，中国当然也不再是那个中国。
其实“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本身就是既多义又多变的。它有时候指中原地区或者中原城市，有时候又指作为领土国家的中华帝国，更多的时候指我们民族政治和文明的共同体。由于“天下”就是全世界，因此这个处于“天下之中”的共同体就是世界中心。成为中心，则因为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秩序。这个秩序虽然叫a Order，在严格意义上却不是国家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就是这个格局。
9９ｌｉｂ.
《加泰罗尼亚地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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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地图》被誉为中世纪最丰富、最完备的世界地图，包含了天文、地理、航海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和文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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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地图以金银和多种颜色描绘在羊皮纸上。据说在东方部分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大都北京、福州等中国重要城市和港口亦有标示。
成吉思汗却把这个格局打破了。事实上，由于蒙古铁骑势如破竹般地纵横驰骋在欧亚大陆，亚洲和欧洲其实已经被他们连为一体。在和平时期，以大汗的名义，各国商人和使者可以相对安全地自由往返于东西方，货物、科技和思想文化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一样不再是孤立或自足的存在，而是新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共同体，也许可以称之为“前全球化秩序雏形”。９9ｌｉｂ?
这是不同于“中华世界秩序”的新格局。
毫无疑问，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有了两个世界和两个秩序。更尴尬的是，蒙古人把“中国”纳入了新秩序，中国人却无法将钦察汗国之类也看作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唯一的办法，是适应。
或者说，把中华史也看作世界史。
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必须承认，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蒙古帝国的勃然崛起，开启了新的时代。他们打破了旧的格局和秩序，同时又把新的建立起来。新格局和秩序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或者说有世界的，也有中国的。
忽必烈建立的格局和秩序就是中国的。尽管他的后代在离开北京时仍然保留着草原民族某些基本特征，尽管他自己也未必心甘情愿将其统治中国化，却成功地让大家都相信他建立的是中华帝国和中华新秩序。作为后继者的明帝国和清帝国，也不能不承认自己与大元王朝一脉相承。
实际上明和清都更像元而非秦汉唐宋，尤其是这两代的政治制度。这并不奇怪。毕竟，像元代这样外族的统治及于整个中国是头一回。因此我们很想知道，这片被洪水漫过的土地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哪些影响。
那就让朱元璋来回答吧！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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