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影中独行·莱辛自传（1949-1962）》 导读 《影中独行》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自传。莱辛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长的女性获得者。诺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盛赞莱辛，称她表现了史诗般磅礴的女性经验，“以怀疑的精神、强烈的使命感、透视心性的想象力，审视了分崩离析的现代文明”；她的代表作 href='1820/im'>《金色笔记》“吹响了女权主义的号角”，是“表现两性关系的巅峰之作”。 莱辛于1919年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5岁时全家搬迁到南非罗得西亚。在莱辛的笔下，她的童年并不快乐，与弟弟在大自然中玩耍是童年仅有的乐趣——“女儿起先隐迹在土地里，但只能与飞鸟和树木为伍,她只能这样观察大地,而与一切欢欣无缘。”莱辛通过广泛的阅读来逃避现实生活，狄更斯、司各特等人的作品是莱辛最早的文学启蒙。 1949年，对南非生活感到失望的莱辛携幼子移居英国，全部家当是几部短篇小说的手稿和仅有的150英镑。《影中独行》记录的便是莱辛初到伦敦的日子。她因生活拮据，一再搬家，但逃离令她“窒息”的南非，莱辛在伦敦获得了新生，写作事业也迎来了辉煌：1950年，《野草在歌唱》出版，莱辛一举成名。1962年， href='1820/im'>《金色笔记》甫一面世便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被奉为“女权主义的教科书”，莱辛登上了文学生涯的最高峰。.? 在《影中独行》中，莱辛以她一贯恢宏大气的..笔触将个人生活史与风云变幻的世界、社会思潮变迁交织在一起。50年代，战后的英国百废待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立并互相攻讦，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莱辛亲身参与众多历史事件，敏感地捕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通过《影中独行》为读者留下了一份客观真实的个99liｂ.t>人回忆标本。 “有些书只为了少数人而存在，但它们是最好的书。它们隐秘地、安静地、不被人察觉地成为最有影响的书，为整个时代设定标准和基调。” 《影中独行》正是这样的书。 登比路W11 巨轮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边，抱起小儿子：“看！那就是伦敦。”码头在前面：混浊的水道和沟渠，暗灰色的朽烂的木墙和房梁，吊车、拖船、大大小小的轮船。我的孩子也许在想：这些轮船、吊车和海水还是开普敦的样子，只是现在大家管它们叫“伦敦”。对我来说，真正的伦敦还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要不是战争阻断了通往伦敦的道路，那种生活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洁净的白板，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将要重新书写。 我满怀信心和乐观的憧憬，尽管我的财产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几乎不到150英镑的现金和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及几份短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经被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本小说的内容极具颠覆性，因此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版。我随身带着几箱书（我离不开它们），一些衣服，还有些不值钱的首饰。我母亲要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少得可怜，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也一贫如洗。况且我整个远行的意义就在于远离她，远离家，远离南罗得西亚——那个可怕、狭隘的国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即便有什么严肃的谈话，话题也总离不开种族界限，离不开“黑人是如何如何无能”。现在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我描写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吗？不，我当时已经接近30岁了，经历过两次婚姻，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同时又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带着孩子。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那两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为新的一天欢呼雀跃，晚上到了十点还不肯入睡。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或者唱着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而他一路过得很开心。 我像每个来自南非的人一样，一看到是白人在码头上卸货，心中就会闪过些许不安的念头，或者说感受，因为在南非，这些重体力活都是黑人干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样工作，很多白人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在我身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他们了，工人，工人阶级。当时，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不可阻挡，工人们将接管整个地球。他们——那些肌肉结实、吃苦耐劳的硬汉——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卫士。我没有故意把那时的想法写得很滑稽，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当时，即便没有几亿人，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在那样想，使用着那样的语言。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写进这部自传，但没有什么比一部上百万字的自传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我写过一本题为《找寻英国人》的小书，那时离我初来伦敦的日子隔得还不算太远，它能为我在伦敦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纵深的视角和细节。问题马上来了，不折不扣的问题。那本小书里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其中有两三个人用了化名，现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无疑问，那本小书尽管“真实”，但仍然不如我要在这里写得这么真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调，而语调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本小书更像一部小说，具备小说的形态和节奏。相对于生活而言它似乎过于齐整了，但它至少对一件事情的描写是精确的：初到伦敦的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着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现在的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时的伦敦拥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夸张。并不是说，我在透过狄更斯编织的帘幕看伦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伦敦跟狄更斯眼中的伦敦一样——一幅诡异的景象，处在超现实的边缘。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伦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相信它曾经存在过：墙壁没有粉刷，建筑物污迹斑斑，到处都有裂缝，沉闷而晦暗。一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有些区域完全成了废墟，废墟下面的洞里积满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黑雾吞噬，那就是《净化空气法案》实施之前的伦敦。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现在的伦敦——矜持、整洁的建筑，热闹的咖啡馆和餐厅，美食和咖啡，年轻人穿梭往来、寻欢作乐、午夜过后才肯散去的街道——那么他根本无法相信当时的景象。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好的餐馆。人们的着装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黯淡而且难看。到了晚上10点，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享受政府战时补贴的食堂往往是整个街区仅有的可以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不错的荤菜、难吃的素菜，还有给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馆对普通人来说是最高级的餐馆，我还记得那里的炸鱼配薯条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当时也有一些供有钱人去的精致餐馆，出于尴尬，这些人总是避免让人看见，因为战争期间的配给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严苛。你在整个英伦三岛都别指望喝上一杯像样的咖啡。仅有的文明场所是酒馆，但酒馆晚上11点就打烊，而且你必须具备和酒馆相配的气质才能进入。而这几十年来，酒馆变得太多了，它不再让外来人觉得像是进了一家俱乐部，它有自己的会员或“常客”，外来人在这里只会觉得自己是被勉强容忍。配给制仍然在施行。战争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它不仅徘徊在炸弹袭击过的地方，还萦绕在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中。人们聊着聊着，话题就会转向战争，就如同受伤的动物舔着酸胀的伤口。人们既警觉又疲惫。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个美国人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狂欢。6点钟，我穿上我最好的裙子来到莱斯特广场跟他会合。我们以为会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一家酒馆待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开始找餐馆。那儿有些昂贵的餐馆，但我们吃不起，而中国餐馆、印度餐馆、意大利餐馆等各个国家的风味餐馆——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餐馆在当时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宾馆都订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苏荷区和皮卡迪利一带来回走着。所有的东西都如此阴沉、乏味。后来他说，管他呢，我们自己找乐子去。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梅菲尔的一家俱乐部，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灿烂年轻人”的后继者们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面包。 到了五十年代末，伦敦就有了咖啡馆和好吃的冰激凌（多亏了意大利人），有了物美价廉的印度餐馆。人们的衣服色调明快，价格便宜，不再像当年那么一本正经了。整个伦敦被粉刷一新，充满欢快的气氛。大部分炸毁的废墟都不见了。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阴影。他们不谈论战争，也不去想它。 我一开始住的地方在贝斯沃特，那一带肮脏、破败，很难把它与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每到傍晚，妓女们就会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来的安排，我要跟一个从南非来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寻英国人》中描写了这段有些不快的经历。我们住的公寓很大，家具齐全。其中有两间房租给了妓女。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楼的姑娘们是做什么的。但我发现后马上去找那个南非女人理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两个小孩儿不好，可是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我不够友善。 我整整花了六个星期才找到一个愿意让小孩住进去的地方。热浪悄然来袭，这让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抱怨英国天气阴冷。我走在滚烫的人行道上，双脚投降了，斗志也要垮了。就在这时，一家意大利人欢迎我的孩子和我搬进去，解决了我的主要问题。那栋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进了附近一家市政托儿所。要知道，从他一生下来，他的环境就教给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欢去托儿所。他每天从托儿所一回来就钻进地下室，那里住着一个跟他同龄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阴冷、肮脏，而且被战争毁了，这让我十分泄气，但它却是彼得的乐园。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个不折不扣的阁子间里。阁子间小到我没法把打字机摆出来。我从《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上随便选了柯提斯·布朗经纪公司，寄了几篇短篇小说给他们。朱丽叶·奥希给我回了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封内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说：“不错，但你有没有长篇小说，或者有没有想写长篇？”我回复她，我确实写了一个长篇，但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她说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后，她大吃一惊并且非常生气，因为为了补偿出版商出版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他们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给他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发他们欺诈。周末一过，她就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稿人，她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报告，同时建议对这本书作一些修改。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几年时间，不断地写、重写，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当时我的肩膀还受了伤。怎么会受伤？这完全是由一起严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当时，我在莱斯特广场跟一个小伙子看电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罗得西亚的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我们坠入了最浪漫的恋情。但我们的生活却走上了戏剧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将去英国工业联盟供职，而我，用一个也许会让人不安的词来说，仍然是赤色分子，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电影院出来，径直踩进街上铺的滑滑的沥青里滑倒了。铺路工人说，我应该看路。哥特弗莱德已经到了伦敦（他提议的居住地），他跟从索尔兹伯里来的多萝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的一套大公寓里。在我的肩膀康复期间，他把彼得接过去住了六个星期。藏书网 过来人的感觉赋予我的回忆一种轻快的语调，因为即便当时有困难，我也都一一应付过去了。但下面这小小的一幕却描绘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铁站站台上，左胳膊挂着绷带，黄色羊毛衫的纽扣扣在胳膊外面。一个纽扣开了，一阵风把毛衣吹得从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里，文胸露了出来。在伦敦，即便你赤身裸体地走在牛津大街上也几乎没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觉到的尴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挣扎着想将衣服穿回来，可一切都是徒劳。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面朝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别针，把我的毛衣别在绷带上。她站在那里端详着我的脸：“骨折了，是吗？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会好，也就是六个星期。这还是最短的。”我说不出话来，“开心点，最糟糕的事儿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这已经是最糟糕的事儿了。”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她大笑，笑得无所顾忌，那声音嘶哑、粗糙，好像是在说“你还能指望什么”。那种笑声至今还可以在经历过闪电战的人那里听到。 “是吗？如果这就是你的极限了，那么……”她鼓励地拍拍我，轻轻地把我推向车门，让我站进去，“你就应该美美地喝上一杯茶，让自己高兴起来。”当车门吱呀呀地关上时，我听到她这样对我说。 我把迈克尔·约瑟夫寄回给我的《野草在歌唱》原封不动地又寄了过去。他们回信祝贺我做出了重要修改。我一直没把真相告诉他们。 不久，纽约的艾尔弗雷德·诺普夫出版公司告诉我，如果我能“按照那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对书稿作一些修改，写明的确有强奸发生，那么他们愿意出版这本书。说这番话的是艾尔弗雷德的妻子布兰奇·诺普夫，而诺普夫家族在当时可谓是出版界的龙头。我怒不可遏。她知道多少南非的“文化习俗”？这简直是一种粗陋无知的观点。《野草在歌唱》整本书的关键恰恰在于白人行为中那套无言的、曲折隐晦的密码——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能心领神会。我那样描写白种女人玛丽·透纳和黑种男人摩西之间的关系，正是为了让一切都显得模糊不清。之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我的文学直觉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实际上，我一直不能决定玛丽跟摩西是否发生了性关系。我有时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发展，有时又觉得事情应该朝另一方向演进。白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不断扩大的有色群体就是证明，但白种女人和她的黑人仆人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却是凤毛麟角。对这类事情的惩罚是把男人绞死。事实上，这是很严格的禁忌。如果玛丽跟摩西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这个可怜女人战战兢兢守住的“我是白种夫人”的信念就会彻底崩溃。是的，她的确崩溃了，她疯了，但她发的也可能是另一种疯——当我这样说时，那些词句似乎就在描写另一种不同的疯狂。不，从整体上考虑，我认为她没有跟摩西发生关系。当我写那本书时，我确定她没有。这个故事来源于这样一段插曲：我不经意听到一段轻蔑的、不自在的谈话，他们在阳台上说起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妻子，说她“让自家的厨子帮她扣衣服背后的纽扣，还让他给她梳头”。我应该没记错，当时是我父亲在描述这件事情，语气中带着对那个黑人最大的轻蔑：就像贵族可以放任自己在仆人面前做各种私密、猥亵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 我认为诺普夫的要求是伪善的，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明确强奸情节会带来耸人听闻的效果（在当时的确会引起这样的效果）。我的回复是，我不会做那样的修改。朱丽叶·奥希一直全力支持我。她说，当然我永远也不应该违心地改动任何一个字，但他们的话还是值得听一听的。“毕竟，亲爱的，他们有时是对的。”不过，她认为这次的确是他们错了。“别担心，如果他们不愿意买，我可以帮你找其他的出版商。”可最终版权还是被诺普夫买下了。 我手里的钱所剩无几。迈克尔·约瑟夫预付的150镑顷刻间就被房租和托儿所的费用吞噬一空。我在一家新成立的机械公司担任了几个星期的秘书。那家公司的几个合伙人都很年轻，没什么经验，我在那里几乎无事可做。在这之前，我让彼得退出了市政托儿所，送他去了一家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怎么才能付得起这笔费用呢？我的态度一向是：先决定做一件事情，然后想办法满足这笔开销。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我应该去当作家，而出版商们也总是很和善地问我在写什么。但我没有精力写作。我总是大清早5点钟跟孩子一起醒过来——他有好几年都是五点钟醒的，我就这么一直陪着他醒。我给他读东西，讲故事，做早饭，带着他乘巴士去托儿所，然后才去上班。我坐在办公室，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有时偷偷写短篇小说。我趁午饭的时间出去买东西，下午五点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巴士回家。接下来通常是属于彼得的喧闹的夜晚，他在楼下玩，我收拾屋子。他要到十点多才睡觉，而那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写东西了。 我放弃了秘书工作。这期间，出版社两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加印，那是在发行之前。我说：“噢，不错。”我以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每位作者身上，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然而他们把我的态度理解为：我把自己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 迈克尔·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里斯共进午餐。卡普里斯是当时最漂亮的、讲究排场的餐馆。那时我已经从阁子间搬到楼下，换了一个大房间。那个房间曾经很漂亮，将来也会再度焕发光彩，但在当时却很脏，而且漏风，靠一个火力不足的壁炉取暖。那栋房子曾遭到轰炸，所以到处都在开裂、漏水。彼得睡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与此相反，卡普里斯餐厅的桌面上铺着粉色的桌布，摆着银器、玻璃杯，桌旁端坐着衣冠楚楚的客人，一切都熠熠生辉。迈克尔·约瑟夫是个英俊的男人，精通时务，轻松自在地坐在卡普里斯餐厅里。他提到拉里和维维安，说他们今天不能来一起吃午饭真遗憾。迈克尔·约瑟夫似乎不适合上战场。他在战争期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当时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反对他的决定，因为他资本不多。但他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在柯提斯·布朗公司当过经纪人，他的好友朱丽叶·奥希确保他能得到一些新书的版权。他享受着自己的成功。他有一两匹赛马，经常出现在伦敦的体面场所。用餐的时候，他不断地跟其他桌上的人打招呼：“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作家——她来自非洲。”? 约瑟夫安排这顿午餐，并不只是为了让作者觉得备受瞩目，也是为了让作者知道，不要指望他为书打广告。他给我讲了一些典型先例，比如保罗·加利科的小书《雪雁》，战争期间出版的，但在正式出版之前，靠着不胫而走的口碑就加印了好几次。“广告对一本书的命运毫无影响。”每个出版商都会这样讲。 有些军事学校设计了这样一个命题：把自己想象成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军，现在有三支部队，一支勉强能守住阵地，一支正被敌人追赶，一支正在击退敌人；你手中资源有限，那么你会优先增援哪支部队？正确答案是增援获胜的那一支，其余的让他们听天由命。似乎很少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因为大家总是在同情心的误导下选择增援处于劣势的部队。出版商的思路跟这种考题的策略如出一辙。已经获得成功的作家能够得到广告支持，而那些还在苦苦奋斗的作家，要么沉底，要么自己游上岸。当公众在地铁里看到一部小说的广告时，他们其实正在看着战争补给向着战场上获胜的分队输送，看着一本已经走俏的小说变身成最畅销的书。 在卡普里斯餐馆气氛的感染下，我告诉迈克尔·约瑟夫，如果让我说我现在最想要什么，那就是巧克力棒糕。我刚回到我的贫民窟，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就轰隆隆地开到门前。司机递给我一个漂亮的粉色盒子，里面装着一打巧克力棒糕。我把它们摆到楼下的饭桌上，为已经很丰盛的家庭晚餐锦上添花。 我在那户人家的经历与我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我本来以为要靠紧张的配给度日，极度节省，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而在南罗得西亚时，我曾经还往英国寄过救济食品。那座房子的女主人是意大利人，是世界一流的厨师。我猜她一本烹饪书也没看过。她带着六个供应本去韦斯特本园林路（当时那还是一条贫民窟街）的商店买东西，但她带回来的黄油、鸡蛋、烟肉、烹饪油和干酪总是比配给量多两三倍。她是怎么弄到的？我问她，她得意地说：“你也是时候摸清门道了。”原来有两三个吃贿赂的警察总在那一带巡视，她用黄油和鸡蛋贿赂他们，他们就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不是也参与了这种不法行为？是的，我参与了——我把我和彼得的供应本交给她打理。在那种氛围中，摆出小小的道德姿态不仅很可笑，也会让那些善于钻空子的好心人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当时的报纸正在大肆鼓吹结束配给制，说已经没有必要实行配给了。我从来没吃得那么好过。房租里不包括伙食费，但房东太太就像很多好厨师一样，忍不住要把每一个愿意在她的餐桌边坐下的人都喂饱。我每周只在楼下吃两三次饭，而彼得大多数时候都在楼下吃晚饭。当房东太太没钱买东西了，她就向大家收钱。她把我和那栋房子里的其他房客都吸进她那套借入、贷出的复杂的财政体系中，其中夹带着她喜欢的香烟、衣服和鞋子。 我跟中产阶级的朋友说起那些黄油、鸡蛋、干酪和受贿的警察，他们都冷着脸，很生气。“我们的警察是不会腐败的。”他们说。他们看我逗留在陌生的海岸（跟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认为我不过是为了艺术创作而突发奇想去体验生活。他们指望从我这里听到跟工人阶级有关的漫画式的趣闻轶事，就像高高在上的 href='/article/4897.htm'>《庞奇》杂志登的那种取笑仆人的卡通画。 从那时起的几十年间，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抱着不友好和不耐烦，直到后来政府自己承认警察确实问题很多。其实他们那种充满敌意的不耐烦，我很早之前就领教过了。当我说“南非是黑人和有色人的地狱”时，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即便有新出版的阿兰·帕顿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比《野草在歌唱》稍早一些）摆在那里，他们仍然不肯承认我说的是真的。而当我坚持说“南罗得西亚跟南非一样糟，有些黑人认为比南非还要糟”时，我遭到的冷眼就更多了，因为只有赤色分子和不知足的人才会说这种话。 登比路的这户人家对南非不感兴趣，事实上，凡是这片街区以外的东西他们都不感兴趣。他们说起去西区——离这里不过一英里多点——就像说起一次重要的远行。 那栋房子里气氛欢快，衣食充足，但那并不是普遍现象。当时的英国缺乏活力，人们疲惫不堪，过着斯多葛式的清苦生活。那是战争的后遗症。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像黑洞一样，以看不见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吸噬着整个国家的能量。但同时又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平衡着这种萎靡。那段时期，最让我吃惊的就是反差：一方面，人们精神不振，像病人一样戳在那里；另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又非常乐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乐观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愚蠢），坚信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军队获得了一切承诺，例如当时受人讥讽的《大西洋宪章》完全是乌托邦式希望的总和，人们已经让工党恢复了执政，以确保那些希望的实现。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工党政府最引以为豪的成果。战争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代，一场疾病或一起事故会把整个家庭拖垮。那时的贫困太可怕，人们心有余悸。但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不必再害怕疾病、失业和衰老。这仅仅是开始，事情会逐步改善。似乎每个人都在这种情绪里。很多医生开始按照这种新的社会医疗制度工作，他们把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造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工党成员或者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时代精神，或我们当时是怎样想的》? 一言以蔽之，新的世界即将来临。 英国仍然是最好的国家。这种观念牢牢地扎根在全体公民的思想中。大家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英国的教育、食品、医疗，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是最好的。 圣保罗大教堂周边被炸成了废墟，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重建那片区域的警告，说这次重建如果不好好规划，就会导致令人作呕的混乱。结果没有规划，令人作呕的混乱果然发生了。 我们的监狱让人恶心，那是我们的耻辱。四十年来，跟监狱有关的新闻一点也没变。监狱是我们的心病，我们一直未能处理好。难道这是因为英国人内心深处始终奉行着《旧约》中以牙还牙的信条？大多数公民都把惩罚恶行作为信条。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新闻中正好提到有些妈妈因为没钱交有线电视费而进了监狱，但她们的孩子得到了照管。大多数公民听到这则消息都会惊呼：不，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狄更斯一定不会觉得惊讶。 福利国家永久废除了所谓的慈善，穷人再也不必忍辱收下别人的捐赠。我们要拆掉慈善事业的一切职能部门——基金会、联盟、委员会。我们再也不需要施舍了。 在牛津街的地铁里，我看到一个狗仗人势的工作人员在辱骂一个刚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因为那个人不会使用售票机。这个工作人员跟我在南罗得西亚看到的呵斥黑人的白人一样，他那样做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 来这里的每个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都会说英国人多么和善、礼貌、文明。 而现在……我该写什么？出版商想要的是长篇小说，而我却在写着短篇。这些短篇都以市政区为背景，都在洛马贡迪的班凯特，描写的是那里的白人社群，写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维护自己，以及怎样看待周围的黑人。我要把这组故事命名为《这曾经是老酋长的国度》。朱丽叶·奥希说，如果我想这么做，当然也可以，只是没有哪个出版商会高兴，因为短篇小说的销路不好。但事实上，我推翻了他们的观点。我的短篇小说集卖出去了，而且卖得不错（就短篇而言），直到现在还在卖。不过我确实应该考虑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努力构思了很久，终于完成了一部小说，那就是后来的《玛莎·奎斯特》。 我之所以能写出《野草在歌唱》，是因为人们把我当成作家，我知道我要成为一名作家。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想当一名作家，只是当时我自己不记得了，还以为这种决心是后来才有的。《刻骨铭心》出版后，我在修道院认识的达芙妮·安德森（她曾写过一篇题为《讨厌鬼》的文章，讲述自己的童年，写得很好）说，她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躺在床上讨论长大以后做什么，我当时就说要当一名作家。我那时应该是10岁或11岁。作家的形象就像海神，给无数在海上漂泊的年轻人安慰和支撑，使他们知道自己要成为作家，但这个形象并不能为他们指明一条平坦的道路。在索尔兹伯里，我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并告诉别人我要写一部小说。我不能总是光说不练，而且我也意识到，那些理想的条件——独处，时间，无牵无挂——永远也不会到来。写什么呢？我有很多想法。现在我饶有兴致地回想着当时的情景。我在房间里坐立不安，踱来踱去，胡思乱想（这是核心步骤），那些举动完全出于本能。然后其中一个想法从众多想法中脱颖而出，渐渐成长……我记起了阳台上的谈话，那就是母体，可以演变出一千个可能的故事；我记起了多年来一直保存下来的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报道。于是我写了《野草在歌唱》。作家的处女作通常具有自传性质，但《野草在歌唱》不是。 迪克·透纳，一个破落的农场主，我这辈子见到的都是这种人。只有少数白人农场主经营得不错，而大部分农场主都失败了。有人苦苦挣扎了好多年，一步一步破落下去；有人讨厌乡村，也有人热爱它，就像迪克·透纳；还有人是理性主义者，就像我父亲。如果让我父亲经营农场，他一定很讨厌化肥、杀虫剂和那些破坏土壤的作物，他喜欢家畜和家禽。玛丽·透纳这个人物的灵感来自运动俱乐部里的一个女孩。我认识她很多年了。在四十岁之前，她一直都是一个温柔的好女孩，周围有很多男性朋友。大家一起到丛林里野炊，或者只是坐着吸收丛林的气息——很多白人都这样做，仿佛城镇只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丛林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属——当我们坐在草地上时，她坐在一块岩石上，双脚离开泥地，胳膊紧紧护住膝盖，小心看着，不让蚂蚁、蜥蜴和甲虫爬到裤子上。既然她那么害怕丛林，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来野炊呢？因为她是个好姑娘，总是做别人希望她做的事情。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镇姑娘，属于整齐的街道和漂亮的花园……我望着她，心想，如果命运把她放置在一个农场，不是那种新兴的富有的大农场，而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小农场，就像我见到的那些，她会怎么样？那些贫穷的农场主的名字闪过我的脑海，我看到砖头围起的低矮的阳台，瓦楞状的铁皮屋顶在喧闹的蝉鸣和灰尘中热胀冷缩、碎裂……于是我抓住她，抓住玛丽·透纳，那个厌恶丛林和原住民、讨厌一切自然过程、讨厌性交的女人。她的裙子每次穿上之前都要熨得平整服帖，她那小女孩似的头发出席派对时总是扎着缎带。 我现在在伦敦，还是那个问题：写什么？ 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早年生活不同寻常，可以写成一本小说。在离开南罗得西亚，来到英格兰之前，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不寻常。我的第三本小说《玛莎·奎斯特》多少有些自传的色彩，尽管小说是从玛莎十四岁开始写起的，那时她的童年已经结束了。一位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最初的几部小说往往是对自己的界定，无关其文学特色。我新遇到的每个人都会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早年生活，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可能让我开始质疑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我没有感到困惑。一方面我明确地“知道我是谁”（套用美国人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怎样界定作为“社会人”的自己。在此，我不得不插一句题外话，因为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全局——“弄清我是谁”（美国人当时很关注这个问题）这件事总是让我很迷惑。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当然不可能没有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们应该能意识到“我在这儿，在里面”。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感觉不到，那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在社会的大背景中界定自己、看待自己。不错，我可以简单地把自己界定为“英辖印度末期”长大的孩子，但当时还没有人用这个词组。或者我可以用“英帝国末期”来界定自己。是的，我属于“一战”喂大、“二战”塑造的一代人。但这种界定有一条裂缝，或缺失，或模糊，那跟我的父母有关，尤其是跟我的母亲有关。我曾经跟她进行了持续而冷酷的斗争。我不得不那样做，但我们在斗争些什么？为什么？我当时无法回答，完全无法回答，直到我现在七十多岁了，才觉得能回答，但也许仍然不是最终的答案。 我还住在登比路时就开始写《玛莎·奎斯特》了，而且写得比较快，但我不得不中断，因为我必须搬出那座房子，搬出那条街。现在，那片街区已经变成了时尚地段。有时经过那里，看着那些庄重舒适的住宅，我会想，今天的人们如果看到当年的景象，看到战争损失委员会怎样漫不经心地把它们“处理”掉，会说些什么呢？ 问题是我的小儿子彼得在那栋房子里住得很开心，我担心，对他而言，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房子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派对在一套公寓里举行，主人是一个南罗得西亚农场主的兄弟。那位农场主是白人社区的中坚分子，向来循规蹈矩，但他这位兄弟却是左派，而且拥护苏联——当时的左翼人士基本上都拥护苏联。派对的主人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友，她曾经很漂亮，房间里到处摆着她年轻时的照片，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美貌。他叫她“宝贝”。宝贝用她衰老却又不失风韵的黑色大眼睛，用她的褶皱花边和蝴蝶饰带，支配着全场。派对上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一个充满活力、黑头发黑眼睛、体格敦实的年轻女人。乍一看，我还以为她是法国人。她穿着一条黑色裹身裙和一件白衬衫，戴着一顶厚重的黑色贝雷帽。我们闲聊起来。她听了我的生活状况，立刻表示深有同感。她曾经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住在纽约的一个客卧两用的房间里。后来得到一个女朋友的帮助，她带着孩子住进了那位朋友的房子。“你不能这样过。”她说。现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琼·罗德克。她告诉我，她正要撵走一个令人讨厌的房客。她早就在想怎样帮助带小孩的年轻女人。她的房子最顶上是个小小的平层，只要她喜欢彼得，我就可以住在那里。于是，星期天我带着彼得去见她，结果她和彼得一见如故。所以，可以说是彼得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 于是我搬到了肯辛顿的丘奇街，住进了房子顶楼温馨的小平层，在那儿一住就是四年。当时是1950年夏天。在我离开登比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文化的消亡，因为电视出现了。那栋房子里有电视之前，男人们下班回到家的时候，茶已经摆在桌子上了，火烧得正旺，角落里的收音机传出轻柔的话语和音乐。他们洗干净之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身边坐着女人、孩子和整栋房子里所有能哄下楼来的人。食物从烤箱里一盘接一盘飞出来，茶煮好了，啤酒端上来了。男人们脱掉套衫或夹克，穿着衬衫，散发着生命的光彩。他们一起聊天、唱歌，把一天遇到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他们习惯性地说脏话、争吵、大声嚷嚷，然后互相亲吻、和好，就这样兴致勃勃闹上六个多小时，到了深夜12点或凌晨1点，上床睡觉。我猜，这么热烈的感情在英国人家里并不常见，我见到的属于极端情况。然而，好时光一天天或者说一夜夜消失，因为电视机来到了这个家庭，像癞蛤蟆一样坐在厨房角落里。没过多久，大餐桌就被推到了墙边，椅子被排成半个圆圈，椅子扶手上装着可以翻转的晚餐托盘。就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口头文化结束了。 肯辛顿的丘奇街W8 靠近顿波托贝洛路的那座房子被战争毁了，四周全是炮火轰炸过的建筑。丘奇街的房子也被战争毁了，周围都是废墟。人们经常在轰炸过的地方燃起篝火，处理房子里的尸体。除了这些，这两座房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我搬出的那座房子里，政治就意味着食物、配给制和政府一贯的蠢行。但在丘奇街的房子里，我突然触摸到了曾经熟悉的东西：国际政治、共产主义、同志、激烈的辩论，还有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使命——按照某个隐形的蓝图重建不列颠。琼·罗德克在波兰学院工作。她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共产主义者。她认识“党”（这是人们对共产党的称呼）里面的每一个人，认识艺术圈的人。她的经历不同寻常，可以写上一两本书。她是两个杰出人物的女儿，他们来自贫穷但生机勃勃的伦敦东区——当年的东区，那个以它的天才向世界提供艺术和精神生活的东区。她父亲约翰·罗德克是一位作家，当时的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不知为何，他辜负了大家的期许，成了一位出版商。她母亲是个美人，曾做过一些艺术家的模特，甚至包括著名的伊萨克·罗森堡。她父母把她扔在福利院。这种福利院存在的目的，就是帮那些没有条件抚养孩子的父母照管他们的孩子。福利院是个冷酷的地方，尽管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显得和气、安宁。她父母有时去看她，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每天都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从福利院和其他更严酷的困境中幸存了下来，靠着遗传的艺术天分当上了乌克兰一家戏剧公司的演员，并轻松地学会了德语和俄语。那段时间，她跟公司里的一个德国演员生下了一个孩子。既然布尔乔亚式的婚姻已经被永远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索性不结婚。大战开始前，为了把那个男演员弄出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格兰，她费了不少力气。在《暴力的孩子们》一书中，我把他的外貌安在以哥特弗莱德·莱辛为原型的那个人物身上，因为我心里想，这就是彼得的父亲。前者是中产阶级，后者很富有——按照德国衰退时期的标准来看，非常富有。我用一个人来代替另一个人，但并没有取得我想要的效果。哥特弗莱德说，虽然我把他写进了书里，但实际上，他和那个德国演员的共同点仅限于他们都是德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哥特弗莱德那样说只是为了表明一件事：他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著名演员欣策多年来一直在经济上帮助琼和她的儿子欧内斯特，他陪伴在他们身边，看着欧内斯特长大。他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故事也值得写下来。艰难的时代总会成就卓越的人。但如果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践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不得而知。 战争结束后，琼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伦敦，发现自己没有地方住。她在丘奇街上看到现在这座房子，房屋敞着盖儿，四面朝天。她心想，这就是我的房子。她拎来几桶水，开始洗刷每一间屋子，刷了好几个晚上才刷完。战争损失委员会派工人来维修房子，发现琼在里面，跪在地上，手里拿着板刷。 “你在干什么？” “打扫我的房子。”她说。 “但这房子不是你的。” “是我的。” “那你最好拿出文件来证明一下。” 她身无分文，于是去找父亲，请他为她担保一笔银行贷款。她父亲有些不安。那些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的人，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在金钱方面帮助别人。靠着有担保的银行贷款，以及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她终于得到了那栋房子，也就是她现在住的这栋。 这些坎坷的经历使她可以本能地体察到别人的痛苦。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敏锐、最准确的。她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她总会通过一些很有想象力的方式给人以实际的帮助，而不是表现为多愁善感。我拿了很多人和她作比较。我总是遇到那些在战争、监狱、集中营和一切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幸存者在经历过灾难之后就会变得更强大。 彼得在原来那栋房子里过得很快活，在这里也一样。琼的儿子欧内斯特已经是少年，和琼一样出色。他就像彼得的哥哥。没有伴侣来分担重任、孤身一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人都明白，我刚才交待的是那个时期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住在原来那栋房子里让我觉得很奇怪，仿佛浸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那么我在肯辛顿丘奇街的生活则像是索尔兹伯里的公寓里的生活的延续——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总有人来喝茶、吃东西、争论问题，还经常发生吵吵嚷嚷的辩论。我上下楼梯时要经过一扇敞开的门，那门通向小厨房，里面经常挤满了同志。大家在那里吃点心、聊天、喊叫，或者秘密地散布新闻，因为共产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着很多事情，大家只能压低声音讨论，不能公开。我再次置身于这样的氛围：每次见面、每次交谈都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世界的未来就落在你肩膀上——你和你的朋友，以及世界上所有跟你一样的人。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护卫队。我陷入了矛盾。跟哥特弗莱德·莱辛这个“百分之一百五十”在一起生活过之后，我对这种教条和自负感到厌倦。哥特弗莱德已经陷入生活的谷底，因为精神萎靡，他对非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理念的态度变得更加粗野、狂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像看镜子一样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就像一幅滑稽的漫画，但是没错，那就是我。G. M. 霍普金斯的诗句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一切，通过绝望，养育出吊死狗，垂头丧气；通过愤怒， 豺狼，更加凶狠；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 我会从梦中醒来，嘴里念着“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我，霍普金斯说的就是我。 我生活在群氓中间，我是群氓中的一个。同志们经常爬上楼梯，来到房子顶层，因为上面住着一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和她那招人喜爱的儿子，还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带着异国情调的人，这在当时总被当成新闻。我发现人们很愿意听我讲南非和南罗得西亚 。在共产圈子之外，只要我说南罗得西亚不是黑人的天堂，人们就难以忍受。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真是冥顽不化。我在那些不愿意了解真相的人那里遭到了太多白眼，而同志们却希望了解真相。共产圈子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只要你偶然说起，“我曾去过秘鲁，而且……”，大家马上就想探个究竟，因为全世界的重任都落在他们肩上。我越来越觉得这很荒唐，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回顾了索尔兹伯里的岁月，有很多年，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具有粉碎世界（把世界真的打碎）的重要意义，但是站在伦敦看过去，那一小群人却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然而，我知道，在南罗得西亚全体白人中，只有这一小群人看清了真相：白人的统治必将结束，并且为时不远了。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观点，而在于我们努力的效果。现在我再次置身于少数派当中，这群人知道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当时是冷战的高潮，韩战已经开始。共产主义者一天比一天孤立。共产圈内部的气氛被毒化了。例如，如果你对“美国人在战场上投下感染了细菌的物质，使用细菌武器”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你就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我充满疑虑。我憎恶那套宗教式的教条，事实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某某同志信仰不坚定了。”共产主义者会这样说，带着挖苦的语调，这种语调已经渗透到了别的谈话中，越来越常见。但同样，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讲这种话的绝不仅限于跟理想化的苏联达成共识的同志。 尽管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同志们都接纳了我，因为我说着他们的语言。我告诉他们，在南罗得西亚时，我加入了我们自己创立的共产党，或许任何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都会对那个小党不屑一顾。他们不理会我的话，或者他们根本就没听见。和我交往的人总是以为我跟他们想的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心中的强烈信仰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没有人会那么冥顽不化，居然不认同那些信仰。当时，我还不能跟琼和那座房子里的客人讨论我的“疑虑”。如果说党的路线让我如鲠在喉，那么还有一种东西比这更强烈。英国殖民者总是怀着英国文学激起的憧憬来到英格兰。“在那里我们会看到雪莱、济慈和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看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丁的英格兰，我们将会呼吸到文学的慷慨气息。在流放中，辉煌的文字支撑着我们，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踏上光明之地了。”我遇到的每个共产主义者都是由文学哺育大的，是文学支撑着他们，而其他人并非如此。简而言之，尽管有些许改变，但毋庸置疑，我在南罗得西亚的经历仍然在这里继续着，尤其是我不得不再次挺身而出来捍卫我写作的权利和时间，而不是跑出去散发小宣传册或《工人日报》。不过对于一个跟哥特弗莱德·莱辛抗争过的女人而言应付英国的同志们绰绰有余。哥特弗莱德曾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写作只是布尔乔亚的自我沉溺。”人们给作家和艺术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干别的事情，不让他们写作、画画、作曲，因为这些“只是布尔乔亚的自我沉溺”。这种压力从当时一直延续到现在，将来还会继续，尽管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根源在于嫉妒，而且嫉妒的人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却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疾病的侵蚀。 我现在已经是受到认可的新作家，这个身份对我很有帮助。《野草在歌唱》深受好评，卖得很好，版权甚至卖到了国外。短篇小说集《这曾是老酋长的国度》反响也不错。不用说，我遭到了同志们的攻击，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他们觉得《野草在歌唱》中了弗洛伊德的毒。当时我还没读多少弗洛伊德的书。而我的短篇小说没把组织起来的黑人工人阶级的视角放进去。他们说得没错，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有组织的黑人工人阶级的视角。共产主义文学批评的愚昧已经无以复加，你随便引述他们的一句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讽刺或挖苦他们——很像今天的“政治正确”。 我要抵挡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自己人。例如，一份流行报纸《每日写真》（跟《太阳报》一样，停刊很久了）的编辑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说要付给我一大笔钱，条件是我写文章支持绞刑、体罚孩子、严刑重典、妇女留守、打倒社会主义、关押共产分子。我说，这些观点我全都不赞成。那个身材矮小的猥琐男编辑说我的个人观点无关紧要，如果我愿意，他会培养我成为一名记者，而记者应该学会就任何主题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不断地拒绝，他不断地提高价码，同时火气也越来越大。我飞奔到街边的电话亭，给朱丽叶·奥希打了电话。我很缺钱，但是她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写言不由衷的话，不能写低于自己的最高水准的文字；如果我开始为钱写作，那么接下来我就会开始相信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她说出版社在付款期没到之前是不会付我版税的，但如果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她就去问问，而且她会让《每日写真》的编辑别再纠缠我。 还有其他类似的机会，都是魔鬼的诱惑。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我有时的确在编辑的办公室好奇地逡巡，因为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人怎么会那么卑劣？怎么会那么不择手段？让作家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心写作，让他们为了钱而写二流的作品——这些编辑大概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吧？ 《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招来了一片谩骂，但同时也使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个派对邀请——作为“姑娘们的一员”去款待新成立不久的民族政府的来访官员。好奇心不容我拒绝这个邀请。我感到不可思议，南非的习俗居然也适用于这里——“英国板球队要来了，弄些姑娘来陪他们”。来访的十来个南非白人，都是部长或比部长级别略低的官员，他们来伦敦狂欢。我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但我觉得把他们作为一个种类来描述更恰当。他们个个体格高大、食量惊人、兴致高涨，在餐厅吃晚饭时不停地讲笑话。那些笑话全是关于如何打压黑人的，因为在统治者的圈子里，那是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他们满脑子都是鬼花样。吃过晚饭，我们进了宾馆的房间，我在那儿有被某个或多个男人动手动脚的危险。有一个“姑娘”告诉他们，我是敌人，在我面前讲话要小心。为什么是敌人？他们质问的语气似乎在说:难道还有人会不相信那些绝对正确的观点吗？“她写了本书。”那个女人说。她来自南非，暂住于伦敦。“那么我们就把它禁掉。”他们诙谐地回答。一个男人说（我正在竭力避开他的膝盖）：“嘿，伙计，我们才不在乎那些自由分子读什么，他们能干什么，关键是那些黑鬼读不了你的小书。他们不识字，我们就喜欢他们这样。”在南非，“自由分子”和“共产分子”通常是混用的。 我跟哥特弗莱德住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人们进进出出都在谈论政治和战争。在丘奇街也一样，只不过战争不再是靠流言和宣传，而是从前线归来的男人亲口讲述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真实发生的事件跟之前听说的情况作一番比较。与此同时，我和哥特弗莱德之间也回到了我所熟悉的局面：每见一次面，他对我的反对就增加一分。他的境况很糟。他本以为在伦敦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在索尔兹伯里，他不是白手起家，成功创立了一个大型律师事务所吗？他在伦敦有亲戚，他向他们申请工作，但遭到了拒绝。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他们（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是被英国勉强收留的外国人。或许是他们不喜欢他。他知道自己能胜任那些职位，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可笑的是，十年后，德国共产主义者成了一种时尚优雅的身份。同时，他还为英苏文化关系协会工作。这个组织在肯辛顿广场有一座房子，他们在那里举办讲座，主题是苏联艺术界的欢乐景象。每次集会，最后两排的椅子上都坐满了真正在共产主义世界生活过的人，他们总是设法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有多么恐怖。我们安慰他们：那些都是中老年人，不谙就里，思想反动——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措辞，使用起来感觉良好，同时也是让一切严肃的思考停下来的最保险的办法。哥特弗莱德挣的钱很少。多萝西·施瓦茨在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附近有一套大公寓，她为哥特弗莱德提供了住所。冷战的高潮（或者说深渊）使哥特弗莱德比以前更加恶毒、愤怒、冷酷地蔑视任何跟党的路线稍有偏离的观点。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办法跟他待在一起。我没有自怨自艾，但我是怎么容忍他那么久的？因为我别无选择。我们在孩子的问题上意见并无二致。彼得的大部分周末都是在哥特弗莱德和多萝西那里度过的。通常，我送彼得过去，坐下来喝点什么，听一通刺耳冷酷的斥责，然后离开，享受两天的自由。我经常去戏院。那些日子，为了能在排成一溜的凳子中间找个座位，我得一大早去排队。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的座位上看演出，花的钱相当于今天的三四英镑。就这样，我看了在伦敦上演的大部分戏剧，有时候只能站着看。我一直对戏剧保持着狂热。 我还去了巴黎。现在的人不会明白当时巴黎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迷人的梦想之地。那些没有参军的英国人被战争困在岛上好几年。人们经常会说，他们被幽闭症折磨，梦想着出国，尤其是去巴黎。法国因为戴高乐、自由法兰西和抵抗组织而变成了一块磁石，更不用说游击队的迷人光环。现在我们的厨艺、咖啡和着装都很好，所以很难记起我们曾经怎样渴望着法国，甚至把法国当成文明本身。女人们对法国还有另外一种感情。法国男人爱女人，并且会表现出来。但在英国，大多数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工人们在大街上冲自己吹两声口哨，而且也不全是善意的口号。琼爱慕法国。她在那里有过快乐的时光，她的法语很不错。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法国人。琼觉得她美貌绝伦，跟她相比自己一无是处。这当然不是真的，但你不能跟她争辩。我见过这样的女人，而且不止一个。她们总是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除了她自己。“她很美，是不是？”琼会这样喃喃说起一个女人，但那个女人其实不如她漂亮。她让人做了一身非常漂亮的黑色西装，配着紧身短裙和男式马甲，里面是带着波浪式领子和袖口的白衬衫。她去巴黎其实是让这身打扮接受考验，因为那里的男人会称赞你的衣着。她回来后恢复了信心。我认识的很多女人都说，一个人为了自尊也应该去趟巴黎。但法国的状况也并非没有讽刺性。一张报纸上登过一幅漫画：一个法国男人穿着一身标准的武装行头，穿着旧夹克，戴着贝雷帽，叼着高卢烟，陪伴着一个打扮得像模特一样的法国女人——一个是矮胖邋遢的男人，一个是高挑优雅的女人。 我去巴黎的时候，我的着装还达不到能获得法国人赞许的水平。但男人们的确会用专家的目光飞快地打量你一番，从头发到面孔到着装，然后给你打个分数。这种打量是不夹杂感情色彩的、中立的总体评估，看完后也不一定会前来邀请你。 曾经在歌剧院发生了一幕。中场休息时，我在走廊里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走进来。她也许只有十八岁，身上穿的白缎子裹身裙也许是她的第一件晚礼服。一个雅致的女人，一袭雅致的礼服。她泰然自若地站在门口，接受人们的打量、评价、判断。没有人说话，但大家也许都在默默地鼓掌。她一开始有些羞怯，想要退缩，但慢慢有了信心。她站在那里，含着泪微笑着。是专家们眼神中无形的欣赏、赞许和爱慕使她振奋。可爱的法国深爱着它的女人们，让她们对自己的女性气质感到自信——从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起。 我第一次去巴黎时，住在左岸一家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旅馆里。哥特弗莱德说我应该去找他姐夫的母亲。我去了，找到了一位年迈的女人。她穿着旧式衣服，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房间很高，在一座又高又冷的旧房子的屋顶下面。通过她，我进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的生活网络。这个圈子里没有男人。她们很穷，衣衫破旧，只能勉强糊口。她们住在女佣的房间里，或者躲在任何一个肯容纳她们的角落里。她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有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难所里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经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们机智、聪慧，是最好的伴儿。她们就像当时住在伦敦的那些难民一样，你很难弄清楚她们靠什么过活。她们用漂亮的杯子给我盛珍贵的咖啡。她们坐在火炉边，不断往炉子里添木头、煤块和从街上捡来的任何能烧的东西——那些从街上捡来的东西要被拖上几百级冰冷的台阶。战争开始后，吉斯太太就再也没听到过她儿子的消息。她说，儿子蔑视她，因为她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她蔑视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我说，我也算是个共产主义者。她说：“别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些女人的丈夫、情人或儿子要么已经被杀，要么已经将她们遗忘。她们是那么勇敢，在贫穷与病痛中互相支撑。跟在伦敦的时候一样，我听到了很多跟幸存和煎熬有关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在伦敦谈论的政治都只是理念和原则，是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但那些高谈阔论被溶解在这些话语中：“我表哥……在寒鸦渡”、“我儿子为了掩护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让德国人杀了”、“我从德国逃到波兰，从波兰逃到俄国，从俄国逃到西班牙”…… 我在巴黎买了顶帽子。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我必须买，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一顶巴黎的帽子证明你牢牢抓住了优雅本身。吉斯太太站在我身边说：“不，不是那顶。对，是那顶。”这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积攒的屈指可数的法郎放在手袋里。她站在那里，代表着巴黎。那顶帽子我从来都没有戴过，但至少我拥有一顶巴黎的帽子。琼说：“你准备拿它来干什么？” 还有一次去巴黎，我住在另外一家简陋的旅馆里。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去世的旅馆吗？我下楼去前台询问，旅馆女主人说：是，他就是在这里去世的，而且就在你住的那个房间里。人们偶尔向她打听这件事情，但她也说不出什么，毕竟当时她还没来这儿。我去付账，但前台没有人，于是我敲开了旁边房间的门，里面的人说，进来吧。那是一个昏暗而凌乱的房间，角落里放着几面闪闪发光的镜子，椅子上搭着一些披肩，还有一只猫。夫人坐在扶手椅上，身体被粉色的紧身胸衣扣得鼓鼓的，一双肥胖的脚放在水盆里。年轻的女仆正在替她梳理着枯黄衰老的头发。夫人把头发撩到脑后，仿佛那是珍宝，长在她想象中的年轻的树上。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场景吗？或者是左拉的小说？或者是德加的《门房》？总之绝对不会是二十世纪的小说。我徘徊在门口，看得出了神。“把钱放在前台吧，”她说，“账单就在那儿。别忘了回来再见一面，夫人。”但我没有回去，我觉得不应该破坏那完美的一幕。而那次旅行，我也没能见到吉斯太太，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曾有过许多稀奇古怪的邂逅，其中有一次就发生在我的某次巴黎之行中。那时，从巴黎回伦敦的飞机晚点了几个小时。大家在奥利机场干坐着，无聊疲惫，烦躁不安，好不容易才挨到登机。坐在我旁边的南非人从我的口音中听出了我来自罗得西亚，并开始和我攀谈。他喝醉了，我想，但后来我又想，不，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我几乎没有听他说话，满脑子盘算着：飞机落地要到下半夜了；我坐不起出租车（我要到几年后才坐得起出租车）；彼得仍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后来，那个男人的话才渐渐进入我的耳朵。他告诉我，他去了巴勒斯坦，协助伊尔根抗击英国占领军，而且帮忙炸掉了大卫王酒店。现在，他已经尽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职责，问心无愧地返回南非。女人喜欢听告白，尤其是如果她比较年轻（好吧，那时我还算年轻），有一定的吸引力。当一个男人喝醉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神志不清时，女人在他们眼里就算不上人了；在这一点上，很多男人清醒时也这么认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我应该想想怎样提醒当局。我们着陆了，机场几乎空无一人。我开始想象，如果我对空中小姐说我想见警察，事情会怎样。“干什么？”我似乎能听到她尖刻的声音，因为她和我一样，只想快点躺到床上去。过了一会儿，其他乘客都下了飞机去乘巴士，一两个男警察走过来。 “刚刚在巴黎过来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他说他参与了炸毁大卫王酒店的事，还说了一些其他事。” 警察犹豫起来，相互瞥了一眼，然后又审视着我。我又累又烦，而且外表普通，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说，这个人告诉你，他一直在参与炸毁这家酒店的事情？” “是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就是说，他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他在耶路撒冷犯了谋杀罪、叛国罪还有天晓得什么罪？” “噢，算了吧。” 但事情当然不会到此为止。我还得继续接受满腹狐疑的警察的询问，直到他们确定我不是傻子。 “嗨，嗨，你还是回家吧，亲爱的，把整个事情忘了吧。” 但问题是，我到现在依然相信那个人说的是真的。或者——这样也许更有意思——整个事情都是他的想象，只是他的想象太强烈了，炸旅馆，杀警察，以至于这些想象对他来说变成了真的，而且必须跟人分享，哪怕只是跟身边同机的陌生人。 我也去了都柏林，邀请我去的是一些作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印象中我度过了一个愉快、友好的夜晚。但最令我难忘的不是这个。我离开那个晴朗、干燥、炎热的国家一年多了。我以为我在伦敦已经尝遍了阴沉和灰暗，但突然间，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满眼都是凌乱破败的古建筑，同时不失庄严。这是一座以自己为骄傲的城市。但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面带饥色，打着赤脚，胳膊冻得发红。没有哪座城市会像当时的都柏林那么贫穷。那是一种锋利的、啃噬人心的贫穷，而这种贫穷也在折磨着作家们。有位作家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是默文·沃尔写的《焚烧的叶子》。这是一本不该被遗忘的书，它描写了一个醉酒的周末，描写了一次绝望的醉酒。不到十年，我再次来到都柏林，而那座落魄饥饿的城市已经消失了。 我为《焚烧的叶子》写了书评，发表在某刊物上，也许是《约翰·奥伦敦周刊》。现在看来，那是一份很有趣的期刊，是业已消失的文化，或者说亚文化的产物。那时在整个英国，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聚到一起。他们读书、论书，在酒吧或彼此的家中聚会。有些人受到激励，也想成为作家。不过，“每个读过小说的人都想自己写一本小说”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约翰·奥伦敦周刊》不是高级的文学刊物，跟《伦敦书评》这样的杂志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它也有自己的标准，并且试图向那些高水准的刊物看齐，例如它刊登诗歌，有一些文学竞争对手。很遗憾现在没有这样的杂志了。还有一份刊登短篇小说的期刊——《大商船》。这是一份严肃的期刊，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比如，它不会刊登加缪或伍尔芙的小说，它只刊登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它的读者群也远远超出了伦敦这个范围。它真正的力量是外省的文学与文化。另一本消失的杂志是《小人国》，它刊登一些生动活泼的故事梗概，五花八门的片段和图片。有一阵子，帕特里克·坎贝尔担任了《小人国》的主编。他现在之所以能被人记住，是因为尽管他有些口吃，但仍然出现在电视竞猜节目里。我曾在《小人国》上发表过一篇故事。借着它的“帮助”，我们在蜗牛馆吃了几次午餐。在当时，那种有美酒相伴的漫长午餐是对作者和编辑的额外奖励。蜗牛馆后来几经变迁，不幸滑向了新式烹饪风格。那时很有趣，我们经常是唯一在那里吃午餐的客人，而到了晚上，那里就人满为患了。 一个来英国旅行的美国人问我是否读科幻小说。我说我读过奥拉夫·史德普顿、H. G.韦尔斯、儒勒·凡尔纳。他说这是个不错的开始，随后就送给我一大捧科幻小说。当时的感觉至今都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让我激动不已，而且它们包含着各种思想，以及社会批评的可能性——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气氛压抑，对新思想充满敌意。但是我对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感到失望，觉得不够生动。我的导师说，这依赖于文化母体，如果主人公是人造行星安德洛墨达25,000片区的尖端工程师狄克·坦崔斯，工号65092，你能期待他有多生动呢？说得很对，但我始终觉得，能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那样，把人物形象刻画得丰满而生动的科幻小说至今尚未问世。如果有，那么首先它将是一部伟大的喜剧。如果现在的科幻小说足够精彩离奇、震撼人心，读者为什么还会抱怨？科幻小说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如果你刚从传统文学中回来，那么只要打开一本科幻小说，或者跟科幻作家待上一会儿，就会觉得好像在一个空气混浊的狭小的老房子的墙上开了一扇窗。 我的新导师说他会带我去科幻作家聚会的酒吧。他真的带我去了，好像是弗利特街旁边的费特巷的白马酒吧。屋子里挤满了戴着眼镜、身材细瘦的男人。他们集体转过身来，警惕地打量着我。房间里弥漫着阳刚的氛围。不，这个词带着性别优越感，或者应该用“爷们儿”这个词？但这个词又太朴素、太平常。那群人形成了一个秘密宗派、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但没有女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虽然有那位美国人护着我——那些人认识他、欢迎他。他们带着防御的姿态，因为文学界不承认他们的地位。他们也拿自己的防御态度开玩笑。我很愚蠢地谈起尼采的“超人”，谈起《启示录》，而他们个个神情尴尬。我更愿意相信了不起的阿瑟·克拉克当时也在场，但事实上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离开英国去美国了。 当时，我觉得这群人住在郊区，目光狭隘，很是乏味。我甚至对他们感到失望。然而我错了。就在那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在那家平淡无奇的酒吧里，涌动着这个国家最先进的思想。皇家天文学家曾说，“把人送上月球”的想法太荒唐了。而这些男人们在谈论和思考的，正是卫星通信、火箭技术、太空船、太空旅行和电视的社会应用。他们和世界上与他们一样的人们保持着联系。“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你不会永远生活在摇篮里。”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说。“我们，”阿瑟·克拉克说，“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刻，这是人类作为地球公民的最后时光。”但我的障碍在于我没学过数学和物理，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知道自己因为无知而被排除在科学领域的发展之外了，而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线。和十九世纪不同了，现在的人们不再从最新的文学小说中寻找关于人性的新闻。 人们列出了“二战”后最优秀的作家，但是不包括阿瑟·克拉克、布莱恩·奥尔迪斯和任何一位优秀的科幻作家。所以，目光狭隘的其实是传统文学。 就这样，我为自己和彼得创造了一种生活，那算得上是一种成就，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很享受这种生活，尤其是他进了肯辛顿的幼托学校，而且我们跟琼和欧内斯特在一起，家庭气氛很愉快。没有哪个小孩像彼得这样爱交朋友。我们的一天仍然从5点钟开始。他醒来后，我要花上两个小时给他读书讲故事，因为琼的卧室在我们下面，她要晚些时候才起床。彼得有时也听收音机。我们今天已经忘了收音机在电视机出现之前扮演的角色。彼得喜欢听收音机，什么都听。他听的两部广播剧，都是根据艾薇·康普顿-伯内特的小说改编的，每部长达一个小时。他会守着收音机，一动也不动。他在听什么？听懂了吗？我不得而知。我相信小孩具有充分的理解力，跟成年人知道的一样多，甚至更多。他们在大约七岁的时候才会突然变得和成年人一样愚蠢。彼得三四岁的时候什么都懂，到了八九岁时却只看漫画书。我不止一次在小孩身上看到这一点。三岁小孩看电影《2001：太空远航》会看得入迷，但四年后，他就只能看《路柏熊》了。 那时我正在写《玛莎·奎斯特》。那是一部传统小说，尽管当时出版社更想要实验小说。我设计了上百种构思，包括打乱结构，变换叙述方式，但最后，小说还是采用了直截了当的形式。那本书记述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亲、所有的苦恼，以及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 就在那时，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说她要来伦敦跟我一起住，帮我照顾彼得。她在信中还提到了一件超现实但又无法避免的事情——她自学了打字，要做我的秘书。我对此感到头痛。 我崩溃了，径直往床上一倒，拉过被子蒙住头。我每天把彼得送到幼托学校后就躲进床上的阴影里，一直待到必须去接他回家为止。 我现在又遇到了时间问题。我记不清时间，以至于在写这段经历时不得不去查看日历和那些冷酷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一直模糊地觉得，我在登比路住了……嗯，也许有三年多的时间。之所以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儿童时代，而当我们用儿童的视角看事物时，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直接的。我在登比路不可能只住了一年！但无论我如何抵赖、抗议，在住进琼的房子之前，我来伦敦的确只有一年。而收到母亲的信时，我在琼这里也才住了六个多月。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月就像几年一样长。时间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三十几岁时，一年要比小孩的一年短得多（小孩的一年几乎没有尽头），但比四十几岁时的一年要长一些，而等到七十几岁，一年就是一眨眼。 她肯定会来找我，但我竟然天真地以为她不会一有机会就来。南罗得西亚对她来说意味着流放，她做梦都想着伦敦，现在……她跟她女儿相处得并不融洽，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她们总是在对抗？噢，别计较了，那个姑娘再顽固也会学会听妈妈的话的。她是共产分子？她总是跟名声不好的人交朋友？没关系，她母亲会把她介绍给真正的体面人。她写了那本白人极其痛恨、给她母亲带来痛苦和耻辱的《野草在歌唱》？还写了一些反映市政区的不公正的短篇故事？那么，她——这个姑娘的母亲——会向每一个人解释，不住在那个国家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白人面临的问题，而且……但作家不是在那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吗？她的观点是错的，她以后会明白的……她竟然提议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要知道那个女儿第一次婚姻破裂后离开了两个孩子，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德国难民，而那个德国人喜欢黑鬼，嘲讽宗教。 我母亲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认为，她当时没想太多，也没法想太多。她渴望回到伦敦，回到她1919年离开时的伦敦。但她在伦敦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除了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的戴茜·莱恩。戴茜已经是个老太太了，跟她妹妹一起住在里士满。她妹妹以前去日本传过教，而她哥哥一家人则住在伦敦。戴茜这次回伦敦是为了参加她侄女的婚礼。他哥哥的小姨子已经说了：“我希望简没有打算在婚礼上出风头。”简，这个充满爱意的昵称，使莫迪不再认为她还保持着魅力。戴茜写信告诉我母亲，她一定不能抢镜头。 1924～1950年，超过二十五年，我母亲一直在非洲，背井离乡。现在我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能够理解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也许什么都不是。对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那段不幸的非洲经历已经无关紧要，但对当时三十岁出头的我而言，那段岁月是我记忆的全部——我母亲住在非洲，属于非洲，她怀念的伦敦浓雾和快乐的网球派对纯粹是她的突发奇想。 为什么她要对我紧追不舍？但她注定会这样。她怎么能以为……但她就是那么想了。不久，她就会费劲儿地爬上狭窄的楼梯，带着无畏的微笑走进我的房间，然后把家具都挪一遍。她会翻看我的衣服并说它们不合适。她还会查看墙上的小保险箱。要是她发现我没有冰箱，就会说孩子吃不饱。 就在那时，茉艾迪·约克尔进入了我的生活。她的介入仿佛是天意，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诧异。 茉艾迪是伦敦最早的共产主义的流亡者中的一个。当时的伦敦住满了战争难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活了下来。她以前是维也纳人，是共产主义者。她有一群朋友在苏联或其他国家度过了战争时期，回国后做了东德的政府官员。茉艾迪去了东德，因为那里有她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她被赶了出来，因为她是犹太人。当时斯大林仇视犹太人，而她不过是这种仇视的受害者之一。那一时期被称作“黑暗年代”，而我一直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从来不纪念斯大林暴政下的受害同胞。所有的事情都淹没在纳粹大屠杀中。然而在整个苏联，以及每一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犹太人都遭到了屠杀、折磨、迫害和监禁。这是一场蓄意的种族灭绝。但是不知道为何，斯大林从来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谴责，尽管前者的罪行更严重。斯大林的屠杀无论是受害人数上还是迫害方式，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纳粹大屠杀。1948、1949、1950、1951、1952，这几年受害的犹太人很倒霉，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想到那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也许有几百万？ 一个年轻警察把茉艾迪押送到东德边境，眼中含着泪——他不喜欢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哥特弗莱德已经去过东柏林，也看到他的姐姐和姐夫（永远的学生）在文化联盟工作。他决定回德国。他向党提交了正式申请，希望获准返回祖国，但没有收到回音。茉艾迪·约克尔说他对共产主义的基础课一无所知。你必须在你认识的人身上下工夫——后来人们管这叫“悄悄话”。也就是说，他应该先设法过去，再动用关系，得到一个留下来的机会。不过那也只是个机会而已。从西方去德国的每个人都被视为罪犯和敌人，稍不慎就会永远消失。哥特弗莱德很不喜欢茉艾迪，用我从未听过的措辞咒骂她，但他还是听从了她的建议，回到德国，动用关系，并幸存了下来。 然后是彼得。茉艾迪仔细观察了一下我和彼得的生活状况。我和彼得总是关在那个小套间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她的朋友艾希纳一家也是难民，从奥地利来，住在东格林斯特德附近。他们非常穷，有几个孩子，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房子周围是一块两英亩的地，地里都是粗糙的岩石。每到节假日就有小孩子寄宿在那里，有时多达二十人。孩子们都过得很开心。彼得也开始去艾希纳家，最初只待几天或者只是周末去，后来有时会待上两三个星期。我在维多利亚车站送他上长途巴士。在旅途的终点，他将变成成群结队的乡村孩子中的一员。这种安排再好不过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 接着，茉艾迪看到了我因为母亲即将到来而陷入了某种状态。她说我应该去找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 href='1820/im'>《金色笔记》里的糖妈妈的原型。她说，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会熬不过去的。她是对的。现在大家都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却没人这样做。英国没有，只有美国才有，但即便在美国，这种现象也还处在萌芽状态。共产主义者尤其不会去做“心理分析”，因为心理分析按照定义就是“反动的”，或者不需要看定义它就是反动的。但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就去了。每周两三次，大概持续了三年。我觉得心理治疗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最疯狂的反常和讽刺，用共产主义者常用的“矛盾”这个词来描述都过于温和了。首先，萨斯曼太太既是罗马天主教徒，又是荣格派心理医生。和很多艺术家一样，我喜欢荣格，但没有理由喜欢罗马天主教。萨斯曼太太是犹太人，她丈夫很和蔼，长得像伦勃朗，是个犹太学者。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她说，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表明我想回避自己真正的问题。她说，罗马天主教蕴涵着对事物更深、更高的理解，跟女修道院的肤浅有天壤之别。犹太教也没能达到那种更广更高的境界嘛？但她不打算和我谈这些。“我们刚才在讨论你父亲，是不是，亲爱的？我们继续吧。”萨斯曼太太的专长在于帮助创作受阻的艺术家消除障碍。他们有的不能继续写作，有的无法继续画画或作曲。她认为这是她的使命，但我并没有“受阻”之苦。她想讨论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使她一直觉得很受挫。当我回避她时，她就会提起这个话题。萨斯曼太太接受过很好教育，是一位有教养的睿智的老妇人。她给予我支持，而这正是我需要的。她支持我抵制我母亲。压力降临时，我感到难以承受，因为我母亲是如此可怜，如此孤独。她不断地对我进行感情勒索，但她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状态让我变得虚弱——萨斯曼太太只是说：“如果你现在不坚决，你就完了，彼得也完了。” 我母亲是……我忘了我母亲是哪种原型，只记得她是某一种原型。萨斯曼太太经常用“她（他）是这样一种原型……”或者“这回是这种原型”来为我们的讨论收尾。例如，在不同的情况下，我可能是爱烈屈拉，可能是安提格涅，也可能是美狄亚。问题是，一方面我本能地喜欢“原型”这个概念，喜欢辉煌而永恒的人物，他们从文学和神话中升起，就像大自然从岩石和大山中创造出千姿百态的石头一样；另一方面，我憎恶标签，不喜欢共产主义，不喜欢它的腔调，因为它总是试图用恶意而机械的陈词滥调为每样东西贴上标签。然而萨斯曼太太这里的标签却更多，无论你是否把它们浪漫地称作“原型”，它们总归是标签。我不明白，既然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那她为什么还要在乎我的批评。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就像对待小孩，他们总是说“给我吃药”、“给我把舌头伸出来”。心理治疗师也是如此。当我们做梦时，我们是在“给”治疗师做梦。顺利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之后，我发誓要做让她高兴的梦。不过在最初的阶段，是她要求我做梦，而且最好是连续的梦。她很喜欢我做的远古时代的“爬行动物”的梦，也很喜欢跟我父亲有关的梦——他在森林里埋得太浅，会从坟墓里钻出来，或者会把山上的狼群引下来，把他刨出来。“这些是典型的荣格梦。”她温柔地说，脸色因为兴奋而泛红。“有时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人在这个层次上做梦。”从我有记忆开始，“荣格梦”一直是我的夜间风景，但我没有做过“弗洛伊德梦”。她说，在适当的时候，她也会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她说的“适当的时候”是指当病人处在个体化进程的很低水平的时候，她是想让我知道我还处于那个阶段。 “荣格梦”——太好了，远古的共同经验的层面。然而，只要我听到母亲要来的消息就会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做“荣格梦”又有什么用呢？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萨斯曼太太，怎么看我都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治好我。 另外一些事也让我渴望得到支持。 其中之一是我的情人。有天晚上我和茉艾迪·约克尔一起去参加一个派对，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男人。我当时觉得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一起生活的男人，命中注定我要拥有他，依偎他，跟他快乐地在一起。 是的，他有名字，但和其他人一样，我要考虑到他的孩子和孙子。《刻骨铭心》发表后，我遇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孩子和孙子。我懂得了，同时代的人对彼此的看法未必和他们的孩子一样。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父母一无所知，更不用说祖父母。难道不是吗？孩子并不拥有父母的生活，尽管孩子们（也包括我）心怀嫉妒地审视着父母，仿佛父母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我想起了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他跟我一起吃午饭，讨论他父亲。我对他说：“詹姆斯在兰德的矿上工作的时候——” “噢，我敢肯定他从来没在那里工作过。”他自信地回答。 我对另一个年轻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很喜欢女人？”我得到的回答是一丝淡淡的嘲讽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家伙？你最好闭嘴，毕竟，这跟他儿子没关系。” 我叫他杰克。他是捷克人，战争期间一直跟着我们的军队当军医。他还是——还会是什么——共产主义者。 他爱上了我，爱得嫉妒、如饥似渴，甚至满腔怒火，那是矛盾中的男人特有的怒火。我没有立刻爱上他。一开始，我喜欢的是他对我的炽烈的爱，我觉得那是继哥特弗莱德之后一个不错的机会。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合适的男人了。我的“错误”已经结束，我在自己最想住的伦敦安顿下来了。我经历过的一切已经让我变得适合家庭生活。我现在可以很确信地对自己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嫁给弗兰克·威兹德姆，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四年的传统婚姻。我和哥特弗莱德也不合适，但我们也过得相当传统。按照法律和社会的眼光，我是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姻都不算数。我那时太年轻，太不成熟了。我跟弗兰克的那种欢快、亲切、近乎草率的关系算不上特别，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人们往往轻易就会结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渴望更好的婚姻。我跟哥特弗莱德的婚姻是出于政治目的，如果他没有进拘留营的危险，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当时，很多人结婚是为了给某人提供一个姓氏、一份护照、一个住的地方。伦敦有些组织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那些身处险境的人救出欧洲。在今天这个稍稍幸运的时代，人们或许已经忘了那样的婚姻在当时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不，我真正的感情生活还在前面，而我已经具备了使关系亲密所需的一切才能。我天生可以跟合适的男人融洽并充满激情地生活在一起。现在这个人出现了。 杰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是家里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他每天要走几英里的路去学校，就像现在很多非洲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这在当时的欧洲很常见，英国的某些地区也是如此，只是现在的人们不愿去回忆英国二三十年代的可怕的贫困。杰克十岁出头就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跟他的同学们一样。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他而言，党就是家和未来，就是他最内在、最健全的自己。他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有选择的。我遇到他时，捷克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宣判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十一个人被绞死。那些都是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而这一切的幕后导演就是斯大林。对杰克来说，整个世界崩溃了。这些老朋友怎么可能是叛徒？他不相信。但是党不可能犯错误。他做噩梦，在睡梦中抽泣，就像哥特弗莱德·莱辛。我再次跟一个会从噩梦中惊醒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灭顶之灾。第一次是他全家——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姐姐——都死在毒气室。 即便在当时，这也算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仍然有很多比这更悲惨的故事。我在1950年遇到的人，要么参加过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役，要么到过集中营解放现场，要么参加过西班牙战争，要么就是经历了各种恐怖幸存下来的难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和血污渗透了我的童年。杰克的故事让我觉得像是某种延续：唉，你还能指望什么？ 我们能很好地理解对方。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现在判断两个人的方式会让那时的我觉得“冷漠”。我现在看着一对情侣，心里会想：他们在情感上、身体上、心理上都合适吗？我和杰克在这三个方面都合适，而最合适的也许是情感。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自然倾向，即倾向于对生活和事件做出黯淡的理解，这种理解较为温柔的表现形式叫作“讽刺”。使我们不和谐的是我们的处境，而不是我们的天性。我打算跟这个男人永远地安定下来，而他刚从战场上回来，要去找他那个多年前结婚的陌生妻子，以及他几乎不曾见面的孩子。 心理医生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年轻女人会强迫性地买衣服，如果她们曾濒临死亡，或者曾多次割腕自杀，或者曾被父母威胁。她们格外迷恋着装，很注重外表的齐整。她们挥霍无度，让旁观者困惑不已，其实只是为了使生活齐整，以免崩溃。 一个多年来跟死神赛跑，每次都只领先一小步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即便没有死在毒气室里，也可能会跟他的好友一起被当成叛徒处以绞刑——他定会受到各种强烈需要的驱使，而去跟女人睡觉，去占有女人，以此来确认生命，维持生命，继续向前。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有理由责怪杰克让我失望，因为他从未允诺过什么。何况，虽然他没有亲口说“我跟其他女人睡过觉”、“我没打算跟你结婚”之类的话，但他已经以开玩笑的方式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明白了，只是我不肯听。直觉告诉我，只要我们在各方面都相处得无比惬意，他就没有理由离开我。当时的感情太强大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思考。这或许是所有女人的共性。“真的，这个男人在说胡话，他不知道什么最适合他。况且，他的婚姻根本算不上婚姻。当然算不上，因为他大多数晚上都在我这里。”现在我头脑很清醒，但在当时实在难以做到。 起先我只是因为反对母亲而需要支持，而没过多久，杰克也成了我渴望支持的理由。他是毛德斯莱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他曾经想当神经科医生，但当时在英国，神经科太吃香，一位来自“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医生”根本无法跟那些英国医生竞争，于是他进了当时不热门的精神病科。但没过多久，精神病医生就变得很抢手了，甚至比神经科医生还时髦。他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行医者。他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并不是因为他曾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注定会蔑视弗洛伊德。他说弗洛伊德是不科学的，这在当时相当于攻击斯大林，或者说攻击神。我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带我去牛津听汉斯·艾森克的讲座的情景。当时的听众几乎都是毛德斯莱医院的医生，都是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讲座的主题却是心理分析的不科学性。那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站在讲台上，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告诉一屋子愤怒的人，他们的偶像有缺点。那些听众是我见过的最愤怒的人群，而汉斯·艾森克至今仍没有丧失让人愤怒的能力。1994年，我跟几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讲起这次讲座，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有趣，结果他们冷冰冰地回答：“他总是胡言乱语。”但是杰克很钦佩他。杰克认为精神分析的基础是泥做的，这种怀疑把萨斯曼太太也囊括在内——如果连弗洛伊德都不科学，那他又能传授多少科学的东西给荣格呢？但是我说，我去找萨斯曼太太不是为了寻求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她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把弗洛伊德、荣格、克莱恩，以及其他合适的理论混合起来运用。杰克觉得我的理由没有说服力。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荣格，但这仍然跟科学没关系，不然为什么不干脆去听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讲座？效果将完全一样。他对我的“荣格梦”不以为意，而当我开始做“弗洛伊德梦”了，他就更不上心了。只是我自己觉得不自在。我在按照要求做梦。对一个困惑惊恐、乞求明路的人而言，心理医生的影响极大，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病人渴望取悦导师，因为对她来说，那位导师一半是母亲、一半是父亲，拥有一切知识，威严地坐在椅子上：“好了，今天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杰克。比如说，有一天我和萨斯曼太太坐在一起，几分钟都没有说话，然后她开口道：“我敢肯定你知道，虽然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我们在交流。”这句话很不明智。她认为我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一定会把这类话当成“神秘家的胡说八道”。她说的不是身体语言（“身体语言”这个词以及对人的姿态、手势等进行解释的技巧都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心灵之间的交流。她的话一出口，我就想，好吧，是的，把这种异端邪说当成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下来吧。尽管杰克曾经那么痛苦地批判共产主义，但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这事儿跟他讲，他一定不会认同那些“神秘”的思想。 杰克因为我去萨斯曼太太那里而责备我。他说我是大姑娘了，应该明确地让母亲离开，让她去过她自己的日子。她身体健康，不是吗？她很坚强，对吧？她也有足够的钱过活，是吧？ 母亲的处境让我痛苦焦虑。她可怜巴巴地跟乔治·劳一家住在肮脏狭窄的郊区。乔治·劳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兄弟，年老而且残疾，和母亲也没有共同语言。母亲不断给我施压，非要跟我住在一起不可，因为她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她哥哥已经去世，她觉得她哥哥的家人和以前一样令人讨厌。她确实很拮据。按常理，正如她一直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合住一套公寓，分摊开支，况且我需要有人帮着带彼得。她说，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帮我带彼得。周末的时候，她常带彼得出去玩或者去旅行。有一次去了怀特岛，彼得接受了洗礼回来。她告诉我，这是她的责任。我没跟她理论，因为跟她理论从来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未尝不好，至少我可以跟杰克一起待上三天。我和杰克不在的时候她就住进丘奇街的顶层，尽管对她来说要爬上那里的楼梯很困难。琼不介意我母亲在她那里，她只是说了句“她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我也不会介意琼的母亲，尽管她们相处得也不好。我会听她母亲自哀自怜地讲述她的人生故事——这是一部社会史，艰难时代成功地把这一页写成了一个故事：一个漂亮的犹太姑娘，她来自伦敦穷苦的东区，在艺术家和作家中间求生。 杰克说我应该在我母亲面前直起腰杆，再也不低头。 琼也——用一个含糊的词，可以说是“卷入”了心理治疗，但是各种尝试最后都以失败收场。有一次治疗结束后，她对我说，一个艺术趣味那么差、住在弥漫着卷心菜煳味的房子里的人，怎么可能对人类灵魂有高深的见解？这番话值得大笑几声，就像很多痛苦的事情一样。 琼认为她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天赋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她有很多天赋。她擅长绘画，有人说她的风格像凯绥·珂勒惠支，那还是在凯绥·珂勒惠支获得艺术圈的认可之前；她是专业演员，擅长舞蹈；她也擅长写作。也许是因为她的天赋太多了，以致她始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某个专业轨道上。而住在她的房子里的我，却出版了三本书，并且获得了好评。她对我和杰克都持批评态度。她不赞成我抚养彼得的方式，认为我太随意、太放任，把彼得当作成年人。她说，光给他读书、讲故事是不够的，还需要……那么，还需要什么？我觉得，她批评我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儿子不满意，因为没有哪个单亲母亲不认为独自抚养儿子是个缺陷。而且，我是从殖民地来的，不优雅，也许这是她最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在小事上最容易起摩擦。有一个星期天，我请人来吃午饭。我准备的食物里有苏格兰蛋，这在南非是自助餐的主食。琼站在一旁看着它们，很不高兴地质问道：“为什么给人吃这个？街上明明有家很好的熟食精品店。”她批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这只是我的感觉。她对别人的批评和她令人赞叹的慷慨、友善形成了对立。这两种倾向共同驾驭着她，而她对自己的批评与贬低远远超过她对别人的批评。 为了抵挡这种无止境的挑剔带来的压力，我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意识，越来越冷淡。是的，我在重复我母亲的状态。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萨斯曼太太。萨斯曼太太从我和琼口中听到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并且需要同时支持我们两个人。这可不是件容易事。一天下午，琼冲上楼梯，指责我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 “什么？” “我梦见你把我从悬崖上推了下去。” 我跟萨斯曼太太讲起这件事情，她说：“那么，你真的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了。” 琼不知道，我之所以会觉得受她压迫，是因为我崇拜她。在优雅、自信和一般的处世经验方面，她具备我所没有的优点。几年后，当我告诉她这一看法时，她觉得难以置信。 杰克把琼视为竞争对手，或者这也只是我的感觉，总之只要琼批评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批评琼。“你为什么不自己住？你为什么需要一个母亲式的人物待在自己身边？”他没有看到，住在琼的房子里有助于我躲避母亲，而且对彼得来说那里再合适不过了。 杰克觉得我对彼得过于呵护了。他很难跟自己的儿子相处，也坦率地告诉我，他不会成为彼得的父亲。 这也许是当时最糟的事情。我知道彼得多么渴望有个父亲。这个小男孩对每个人都敞开心怀，充满热情。他奔向杰克，举起胳膊——却遭到冷淡的拒绝。他把胳膊轻轻放下，垂在两侧。杰克问他一些大人的问题，他不得不慎重、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时抬眼观察杰克的脸色。他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不安和焦虑。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 我和琼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女人，都习惯于独立生活，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但我们相处得很好，经常坐在餐桌旁聊天，人民、男人、世界、同志，而最后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有批评色彩。老实说，在餐桌旁跟琼聊天是我最愉快的记忆。我们的厨艺都不错，在做饭的时候会有小小的竞争。我们的谈话内容我后来用在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 有一次，琼说给我看样东西。“不告诉你是什么，跟我来好了。”一栋小房子，在一条小街上，走路两分钟就到了。房子里到处都是昂贵的家具和画，里面有四个人。琼站在门边，我站在她身后。她朝一位躺在贵妃椅上的慵懒的女人挥挥手，那女人穿着泡纱睡衣。一个男人弯腰为她呈上香槟，那是她前夫；另一个男人正在抚弄她的脚，那是她现在的情人；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男人红着脸，怀着兴奋和爱慕，等待机会。没有我们的位置，于是我们道别，那个女人叫道：“一定要再来，亲爱的，什么时候都行。我在这里快被自己折磨死了。”她遭受着一种奇怪的疲劳症的折磨，只能躺着。看来是她的前夫和情人在维持她的生活。“好吧，你告诉我，” 我们往家走时，琼大笑着说，“我们做错什么了？她甚至算不上很漂亮。”我们忧心忡忡地回到家，回到我们负担过重的生活。 一周有两三次，我们会跟萨斯曼太太讨论自己以及对方的行为，并对动机进行追根究底的探寻。不过现在，和那些痛苦不堪、难以承受的事情比起来，显然是“我刚买了些牛角包，一起来吃？”或者“你听到新闻了吗？真可怕，我们聊会儿？”更有趣。我最喜欢听她谈论她通过父亲和党的工作认识的那些艺术家和作家。她对世事的洞见常常令我折服。比如，大卫·邦伯格曾为她父亲画过肖像，但当时艺术圈的人不重视他。“哦，别担心，这很正常。不过等到他死了，那些人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她对此淡然处之，而我却义愤填膺。大卫·邦伯格一生贫困，无人赏识，然而他死后，事情果然像琼说的那样。她从派对上回来，告诉我奥古斯塔斯·约翰也在场。她说她告诉年轻的姑娘们：“最好小心点，别被他哄去当模特。”因为奥古斯塔斯·约翰那时已经是个滑稽的角色了。她还告诉我，她刚刚从BBC附近的酒吧回来，就是路易斯·麦克尼斯和乔治·巴克常去的那个酒吧。而且她刚刚在BBC劝雷吉·史密斯看一些手稿。雷吉·史密斯对年轻作家一向很慷慨。她是1954年苏荷广场集市的组织者之一，当时大家一定玩得很开心。我听到她响亮快乐的笑声沿着楼梯传上来：“你肯定不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明天再告诉你。” 是琼说服我以多种方式履行自己的“革命义务”。罗森堡夫妇因为间谍罪被判死刑，我发起了一次为这对夫妇请愿的活动。跟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一个完全错误的位置上。每个共产党员都相信，或者都说自己相信，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我认为他们有罪，只是没料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有人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 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女人在《时代》杂志工作。她是共产主义者，而《时代》杂志是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仇恨、斥责的对象，因为它“散布关于苏联的谎言”。党的一位官员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对她说，她应该保持清醒，并把《时代》杂志内部的事情汇报给党。她答应了，没有想太多。然而突然间，一股反间谍的热潮席卷而来。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当成间谍，但她对自己说，简直是无稽之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把一家杂志社内部发生的事情告诉一个合法的政党，怎么能算是间谍行为呢？但媒体却告诉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她在惶恐不安中离职了。在恐慌的氛围中，没有哪个共产主义者是无辜的。 我想罗森堡夫妇可能只是说了句“哦，当然，如果这边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他们有罪，而且他们从监狱中发出来的信也令人作呕。他们显然是希望这些信能登在报纸上并被宣传，而同志们却觉得这些信感人至深。如果在其他非政治性的场合下，同志们是有能力从这些书信中看出虚假和伪善的。 这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点，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点，即我们显然已经被迫犯下了许多谋杀罪和重伤罪，毕竟不首先打破鸡蛋，谁也做不出鸡蛋饼。但要是有人稍稍暗示一下其中的肮脏，大部分共产主义者都会表现得很愤怒。这种行为当然不能算是真正的间谍活动；党当然没有拿莫斯科的钱；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当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党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的最纯洁的希望——“我们”的希望——除了纯洁，党不可能存在其他东西。 我对罗森伯格夫妇的态度很简单——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就算他们有罪，也不应该被处决。我收到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回信，大部分都表示，既然党拒绝批判苏联的罪行，那么他们也没有理由为罗森堡夫妇请愿。 我看不出其中的关联，只是觉得处决罗森堡夫妇不符合道义。我再次成为公开被围攻的共产分子。我收到很多泄愤信和匿名电话。在政治情感强烈的时代，罗森堡事件引起了太多的愤怒和仇恨，以至于人们很快就会忘记，隐藏在所有喧嚣和宣传背后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是非抉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案子里仍然有些无法解释的东西。罗森伯格夫妇被处决后，没过多久，英国和美国就揪出了大批间谍。有些人为了钱而叛国，有些人使几十位同胞丧生，但没有一个被绞死或坐电椅。罗森堡夫妇的罪行比他们轻得多，而且还有年幼的孩子。有人认为，他们被判坐电椅，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包括我——怀疑，那些判刑的人只是想看着一个年轻、丰满的女人被“烤熟”，并从中获得隐秘的快感。有时候，对某件事情的争论远比那件事情本身更能引起关注，罗森堡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琼的指示下履行的另一项“义务”和谢菲尔德和平大会有关。我挨家挨户地发放颂扬这次盛会的传单，但都遭到了冰冷的拒绝。报纸上说，这次集会是苏联发起和资助的——当然是这样，但我们义正词严地否认了这一点，而且自己也信以为真。这是一次真正让人厌恶的经历，是我履行过的“革命义务”中最糟糕的一次。当时天气阴冷灰暗，没有人会关心谢菲尔德的美。而且我前所未有地见识了英国市民对一切共产主义事物的强烈的敌意。 我和杰克一起去了两次巴黎，其中一次写进了《红酒》这篇小故事中。有一天，我们坐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吵吵嚷嚷地过去，掀翻了汽车。是什么让他们满腹仇恨？掀翻汽车是法国人特有的自我表达的方式，杰克在战前就见过一模一样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也见到了。 还是那次旅行。另一件事情，另一家咖啡馆。那天我们坐在路边喝咖啡，一个打扮得光彩夺目的女人牵着她的小狗向我们走来，或者说，飘然而至。她是妓女，打扮得极其华丽、十分完美。现在的巴黎街头已经看不到那样的妓女了。杰克望着她，目光中同时流露出遗憾和欣赏。他低声对我说：“上帝，看看，只有法国人才会……”她走到我们身边停下，盯着杰克。片刻，她轻蔑地说：“Vous êtes très mal élevé, monsieur.”意思是：你很无礼，先生。或者说，你真粗野。然后她飘然而过。 “可是，如果不想引人注目，为什么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呢？”杰克说。（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因素），“如果一个人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享受这样的女人，他敢碰她吗？要是我肯定会把她的发型弄乱的。” 第二次巴黎之行中，我们去了一个黑洞洞的、像地下室一样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群观众，都是法国人，他们表情凝重地望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那个女人穿着高领的黑色长裙，没有化妆，黑眼圈带着哀伤。她在唱歌，唱的是那个年代的精华，《今生无悔》以及许多其他的歌。那些歌无畏地倾诉着战争和占领带来的痛苦和悲伤，并且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当时在巴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人行道上放着成堆的花环或鲜花，上面的墙上是一个弹孔，旁边写着：xxx在这里被德国人枪杀。你感受到了由同胞情谊引起的痛苦，于是停下脚步，但在充满戏剧性的愉快气氛中，这种痛苦也受到了污染。 我们去戏院看布莱希特的公司，也就是柏林剧团带来的《母亲的勇气》。在那之前，还没有哪个德国公司敢在巴黎演出。杰克认为会发生暴乱，毕竟德国人这么快就出现在法国，很危险，但我们应该去。这将是个历史性事件，何况还是布莱希特的作品。第一天晚上，整个剧院被层层包围，里面是观众，外面是警察。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剧团只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彩排。那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这在当时当地表演再合适不过了。剧幕缓缓升起，观众一动不动，剧场一片沉默。因为之前耽搁了太久，所以没有中场休息，全场寂静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们憎恨这出戏？意味着他们会受仇恨的怒火驱使而突然冲上舞台，引起骚乱？戏剧接近尾声，一位声名狼藉的老妇人虽然被剥夺了一切，但她仍然想跟上军队，于是大声喊着：“带上我！带上我！”台下依稀响起了些许呻吟和抽泣。沉默，沉默，沉默——突然观众站起来，呼喊、鼓掌、哭泣、拥抱，而演员们则站在舞台上抽泣着。这个场面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出自本能的感动，而是欧洲对自己的觉醒，是战败的屈辱的德国在向欧洲哭喊：带上我！带上我！ 我从未在剧场里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它让我目睹了一场戏剧可能遇到的最完美的时刻，好像剧本就是专门为了那一场最完美的演出而写的。在那之后，我也看了其他版本的《母亲的勇气》。 后来听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说，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避难时曾帮阿兰夫妇看小孩。那时布莱希特刚写完《母亲的勇气》，请阿兰读一下。阿兰读完后告诉布莱希特，这个剧本很有前途，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海琳·韦格尔很气愤地说：“这是一部杰作！”泰德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挖苦自己，并像真正的故事家一样对其进行反复润色。他说他对布莱希特的批评十分粗俗，就像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一样滑稽：“去掉那个老婊子。你必须得让剧本充满性感的诱惑力。这里应该有个美女。我知道了——修女怎么样？一个新出家的年轻修女。让我们看看……拉娜·透纳……费雯·丽……” 我和杰克还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月，那是我们最长的一次旅行。在那期间，彼得由我母亲照看了一阵子，由琼照看了一个礼拜，其余的时间都去了艾希纳家。我们的钱不多。那时杰克还不是资深医生，而且要养家。我们能各凑出二十五镑吗？旅途的开销加上汽车的费用一共是五十镑。一路上，我们吃面包、香肠、青椒、番茄和葡萄。直到今天，每当我闻到青椒的气味，感觉到里面尚未散去的阳光的热度，西班牙之旅的回忆就会再次将我包围。当你从法国穿过国界进入西班牙，就仿佛回到了十九世纪。那是旅游业兴起之前的西班牙。我们开车去了萨拉曼卡、阿维拉和布尔戈斯等城镇。人们相互推搡着来看外国人，衣衫褴褛的男孩们抢着给我们看车，昼夜各六便士。当我们在一家很便宜的餐馆吃饭时，饥饿的孩子们把脸贴在餐馆的玻璃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对杰克来说，我们正在驾车穿过的是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的回忆，是他经历过的每场战役的每个时刻。他历尽磨难。对他和跟他处境相似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英国和法国背叛民选政府的那一刻开始的。他为那些饥饿的儿童感到痛苦，他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处都是黑袍裹身的肥胖的教士和身穿黑制服的持枪的警察，杰克感到怒不可遏。当时的西班牙穷得让人绝望，就像爱尔兰。 但是……我们在野外开阔的地方裹着毯子入睡，因为我们喜欢满天的星星。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但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们裹着毯子坐起来，看到两个深色皮肤的人骑在高大的黑马上，披着红毯子，就像围着披肩。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面无表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然后穿过田野。他们身后是灼热的蓝天。 我们有时坐在橄榄树下吃面包和橄榄，喝深红色的葡萄酒，有时躲在小教堂里，一边等待正午的酷热过去，一边等待胳膊和大脑恢复。 我们去看了斗牛。在那里，杰克为了六头牺牲的公牛而抽泣。他低声说道：杀了它，杀了它。 在马德里，有一些女乞丐坐在人行道上，把脚放在水沟里。我们把自己的蛋糕给了她们，又为她们买了一些。 我们觉得阿罕布拉就像我们自己的地方——阿罕布拉总会激起人们的强烈情感，要么恨它，要么爱它。 我们经常激烈地争吵。我相信，而且也有经验：充满活力的、频繁的性生活会引起突如其来的对抗风暴。托尔斯泰和D.H.劳伦斯都对此进行过描写。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把车停在空旷的乡间，开始做爱，在干涸的水渠里，在森林里，在葡萄园里，在橄榄树丛里。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争吵。妒忌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但这毫无道理，因为我爱的是他。在穆尔西亚的一个小镇上，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在一家并不凉爽的咖啡馆坐了一整天。杰克认定我跟一个英俊的西班牙人眉来眼去。我们吵得很凶，最后不得不去旅馆过夜，因为杰克——我们的医生——认为，是饮食和睡眠不足让我们变得暴躁。 我们沿着直布罗陀海峡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一家旅馆也没有。我们在内尔哈见到了几个渔夫，他们在海滩上做鱼给我们吃。我们睡在沙滩上，看着星星，聆听着波涛的声音。一年后，直布罗陀海峡和巴塞罗那之间将会出现星罗棋布的酒店，但在那时什么也没有，除了几个镇子，就是蜿蜒空旷的海岸。巴伦西亚附近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切勿在此游泳，危险！”但我还是下水游进了诱人的波涛中间，接着一个浪头把我举起，摔在沙床上。我爬出来，耳朵里灌满了沙子。杰克带我去了当地的医院。两个医生用拉丁语交谈，证明拉丁语仍然活着。 阿维拉地势高，容易起风。干燥的芦苇叶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精美绝伦的咖啡色水瓶和罐子。我在那儿买到了我有过的最漂亮的水瓶，而且只花了几便士。 在西班牙感受到的强烈对比使我震惊：一边是野性十足、荒蛮而空旷的美景，一边是廉价而沉闷的旅馆；一边是随处可见的贫困，一边是缀满黄金和珠宝的教堂，仿佛西班牙半岛上所有的财富都放在了教堂里。即便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去了三次德国，第一次是去找哥特弗莱德。前一年夏天，彼得去德国找他父亲。我曾告诉过哥特弗莱德，除非他对自己的境况很有把握，否则别让彼得去找他。他对我的政治敏感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不屑。他觉得只要他愿意，当然可以随时邀请彼得去德国。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而且，茉艾迪·约克尔也说他的判断有误。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战争期间，旅居国外的德国人都成了可疑分子，很多人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我之所以生气，一方面是因为哥特弗莱德多年来在政治见解方面总是侮辱我、教训我，而事实上，我经常是对的，他才是错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彼得，他曾经有个无比和蔼的父亲，但现在却被这位父亲抛弃了一般。 现在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那的确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责怪他是因为他从未托人偷偷送信出来告诉我，他不能跟西方保持联系，因为他可能会因此丧命。这不是一件难事，当时有很多人进出德国。有人去东德正式访问，回来后告诉我：“我见到了你那位英俊的丈夫，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的爱。”“他不是我丈夫。”我说，“而且，需要他爱的人是彼得。”我憎恶东柏林，它在我眼里是共产主义的丑陋和虚伪的浓缩。然而有些同志却很崇拜它，一直到苏联崩溃前夕，他们还在说：“东德的路走对了。东德的经济领先于其他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初的革命没有在德国爆发，多遗憾。” 另一次德国之行是去汉堡。杰克想去寻找战争期间失踪的一位朋友，可惜没有找到。汉堡遭到过猛烈的轰炸，废墟尚未清理。二月的天空，阴沉而寒冷，苦涩的风从北海刮过来。杰克说当地有个工会的节日，是个传统节日，我们应该参加。在建筑物的空隙间，在废墟里，大堆大堆的篝火燃烧着。人们喝醉了，拿着酒瓶，围着篝火踉踉跄跄地蹦着、跳着。他们唱着，或者说吼着战争年代的老歌和工人阶级的传统歌曲。他们就像一群匈奴在五朔节之夜狂欢，非常恐怖。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三十年后，我重游汉堡，跟一位出版商说起我记忆中的情景，他说：“不可能，这儿从没发生过那种事情。你想到的可能是柏林或慕尼黑。” 我在柏林确实也见到了废墟，绵延几英里，并且当时我就站在曾经矗立着勃兰登堡门的地方。三十年之后，我回到那里，看不到一点废墟的迹象，好像战争从未发生过。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还是小孩，住在柏林。在他们的记忆中，除了永久的饥饿，就是在炸毁的房屋中间玩耍。他们以为城市就是那样的，有些街道完整，有些街道破败。后来他们去了没有被毁的城市。其中有一个人小时候一直处在半饥饿状态，他母亲靠着为美国人打工才勉强养活了他。他看了一部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电影后说：“总有一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长得像奥逊·威尔斯那么胖。”那一天真的来了，他的医生对他发出了警告，他不得不节食。 我跟杰克去德国南部旅行，后来我把那次旅行写进了《天堂中的上帝之眼》里。整个德国的情绪都很低落，民众很愤懑。那次经历让我很沮丧，写那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有些德国人责怪我写了那个故事，但我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在思考我们全体——欧洲建设自己，摧毁自己，建设、摧毁、建设…… 令我最不愿回忆的是在火车站台上，一个女人向我走来，抱怨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了。她质问我：“你知道这是不正义的行为吗？这公平吗？德国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一齐攻击我，声音中充斥着伪善——当一个人有意识地站在错误的位置上时，语气中总会带着那样的伪善。 杰克要去德国旅行，部分原因在于对德国的政治定罪。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愿相信祖国的罪行，但毕竟，这个国家几乎把他的家人赶尽杀绝了。 我很矛盾。我是在“一战”的影响中长大的，其中也包括受了我父亲的影响——他对德国士兵抱着强烈的认同感，认为他们和英国士兵一样，不过是愚蠢的政府的牺牲品。我曾嫁给从被希特勒控制的德国逃出来的受害者。成长环境让我相信：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条约》的直接产物，如果战胜国能以明智的态度宽容地对待德国，“二战”就不会发生。我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胆量早一点站出来反对希特勒，支持那些被我们怠慢的反纳粹的德国人，“二战”就有可能被阻止。当时在德国让我非常痛苦，我被两种力量撕扯着。我一方面为德国人感到难过；但另一方面，德语和德国的标记唤起了我对战争的恐惧，尽管那是缺乏理性的愚蠢的反应。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个晚上，我站在柏林的一个铁路站台上，突然意识到站台上的每个人都曾在战争中受伤——断腿的，缺胳膊的，没眼睛的，所有的人都喝醉了，那是战争和艰难时代特有的醉酒方式，那是辛酸的醉酒——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和主动把鼻子往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上蹭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几十年，我都没再去过德国。后来，德国再度完整了，悲惨破败的景象也消失殆尽。求求你，上帝，让它们永远消失吧。 我接下来要写的，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神经质的行为——我决定加入共产党。当时，我的“怀疑”开始变成一种持续的折磨。一些琐碎的现象表明苏联已经变得很恐怖。人们开始讨论这些现象，窃窃私语，小心提防，以免被人听到。在我的记忆中，大家从未认真地坐下来，深入讨论过我们听到的传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人说着说着就突然泪如泉涌：“噢，这太可怕了。”也有的人突然指责道：“不管怎么样，这肯定只是些反苏宣传。”还有的夫妻开始争吵，甚至闹离婚。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总是抱怨那些老赤色分子“试图为自己辩解”，但老一辈人则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在当时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很自然的事情。解释过去，经受检验，这并不是在为自己辩解。 我来把这个悖论说清楚。当时在欧美，有一类人热衷于权力，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都是那些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具社会关怀的人。这些正直善良的人支持着我们时代最恶劣、最残忍的暴政——共产主义中国是个例外。 当时的首要事实，即“思维定式”是：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它已经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资本主义要为每一项社会弊病负责，包括战争；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经常听到热切的共产主义布道者说：“不管是谁，只要跟他谈上两个小时，我就能说服他——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共产主义也不完全是干净的？或者套用同志们的说法：“共产主义也犯了错误？”那是因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的。但如果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德国的话，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而苏联继承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成功的帝国这一事实，要到几十年后才会被人们注意到。用不了多久，当工业发达的国家进入共产主义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共产主义。 我曾设想过以“政治”为标题单独写一章，这样，读者若是觉得这个主题很枯燥的话，就可以把一整章直接跳过去。在那个时代，政治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冷战成为带着毒素的空气。在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那种非常癫狂的思维方式。如果屈服于癫狂的只有一个女人，倒也不打紧，然而整整一代人都成了某种社会精神疾病或者说集体自我催眠的一部分。现在，我并不想证明什么，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都是某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之后，一定有人会说：“你们怎么不管什么都相信？”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宗教的思维定式，跟充满激情的宗教真信徒一模一样的思维定式。阿瑟·库斯勒和其他几位作者合写了一本题为《失败的神》的书。现在，把共产主义称作“宗教”已经是陈词滥调，但使用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必然理解它。共产主义从宗教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狂热，还有整个图谱——好人和坏人，得救的和无法救赎的。我们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框架——地狱：资本主义，所有的恶；救星：集所有的善于一身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炼狱：不打碎鸡蛋，谁也做不出鸡蛋饼，兵营、集中营和其他；然后是乐园……然后是天堂……然后是乌托邦。 然而我远远算不上真信徒，因为，我一生中最认真的爱恋——杰克，他身上就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内在冲突。如果你喜欢，可以用“矛盾”这个词。他的十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同志、亲人，被当作叛徒绞死了。当我告诉杰克我在考虑入党时，他说我在犯下一个错误——他说出这话的时候一定无比伤痛。但作为一个走过弯路的人，他知道，这种劝告是在浪费时间。“你会成长，会走出这个阶段。”他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 阿瑟·库斯勒写道，当所有的证据摆在面前，仍然决定留在党内的共产党员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秘密的解释，一种无法跟朋友和同志讨论的解释。我认识的一些共产主义者表示：没错，报道出来的那些罪行都是真的，但绝不像资本主义媒体说的那么坏，但斯大林同志肯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因为有人向乔大叔隐瞒了真相。我对那些事情进行了理性分析，我的“秘密解释”是：苏联的领导层已经腐败了，但守候在共产主义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会在恰当的时候掌权，然后共产主义就会继续向着公正、完美的社会迈进。当然，除了杰克，我不能跟任何人讨论这种解释。但问题是，我没有意识到，乔大叔把那些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全杀光了。 还有就是像所有殖民地来的人一样，我对英国当时的阶级体系感到震惊。英国是两个国家——现在好一些了，尽管改变不大。我刚到英国时，我的罗得西亚口音让我可以跟工人阶级聊天，因为他们把我看作禁忌体系之外的人，但当我可以讲中产阶级的标准英语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不是我特意选择的，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吸收周围的口音。一道帘幕就这样垂下来，门“砰”地关上了。我想说的是应该把工人阶级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出于上层阶级的友善或者是家长式的“和蔼”。然后我发现，三十年代那些靠着苦茶水、人造黄油和果酱熬过来的人们，那些长年失业、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们，居然投票支持保守党。 有一次，一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的朋友带我去吃午饭。他是我在罗得西亚认识的。他对我说：“你会学着通过这一关的，女人在这方面很擅长。”他带我出去吃午饭就是为了说这个。显然，他的用意是好的。当我说我根本没打算“通过”时，他表示不解。人们没有必要非得敬重他的阶层。再过六七年时间，只要“那一代人”——愤怒的青年人成长起来，我就没有必要为这种立场辩护了，但在当时我必须为它辩护。两个人都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 还有一次，我跟另一个男人一起去贝斯沃特的一家酒馆。他曾经也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那是个公众酒吧，我们在柜台边叫了饮料。坐在墙边的人都盯着我们，他们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其中一个人起身向我们缓步走来，特意告诉我们：“你们不该在这儿。那边才是你们的位置。”他说的“这”发音有点像“介”。我们顺从地走向他指的地方，走向自己的同类——中产阶级。这类事情今天仍在发生。虽然外国人，以及从国外回来的人总在抱怨这种阶级体系，但英国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说——你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所谓的下层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这种身份制度“内化进”自己的生活了。 我后来意识到，在这种对英国的尖刻的批评中，我的想法跟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一样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凄惨而污秽的贫穷。我们和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的人一样，都感到愤怒，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佛朗哥提供武器，而法国和英国政府却拒绝为合法政府提供支援。一种强烈而持续的羞耻感涌上了很多人心头。如今，那种因为自己的政府的行为而感到羞耻的情感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是一种业已远去的纯真。那种羞耻感让一些人变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的是一笔痛苦的遗产。或许人们已经忘了，西班牙难民曾经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被困在靠近边境的难民营里很多年，好像他们是罪犯，应该受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极度贫困的西班牙人经常在苏荷区的两个酒吧里聚会。他们说世界把他们忘了，其实他们是最早起来反抗纳粹、反抗法西斯的人。然而，有些愤世嫉俗的人却说，那正是他们的罪。 就这样我入了“党”，这是当时对共产党的普遍称呼。当时我讨厌拿着党员证，讨厌加入任何组织，讨厌开会——现在也一样。我只是想记录下这自相矛盾、愚蠢癫狂的情感和行为。很久很久以后，一直到前段时间，我才想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应该脱离党的时候，却仍然坚持留在党内。但现在先讲这么多。 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很多人到处去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但从未想过要加入党组织。我看不起他们。用不了多久，伦敦就会涌现出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也会到处去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以使布尔乔亚震惊，使父母心烦，使自己和他人感受到愉快的震颤。 文化委员山姆·阿伦诺维奇和我面谈。他年轻，瘦削，带着军人般的硬朗和那个时代阴沉的幽默。他曾是伦敦东区的贫苦孩子。他曾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教育。但那并不是他的温床，因为他是犹太人，是拥有圣书的民族中的一员。我不止一次听东区的犹太孩子说起，他们是怎样在饭桌上听父亲、叔父、长兄，甚至母亲争论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的，即便饭桌上的食物也许都不够吃。“党”为什么会选一个根本没读过现代文学作品、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担任文化代表？面谈的地点在考文特花园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国王大街说……”“国王大街的那些白痴……”“国王大街传唤我，但我告诉他们……”）他就像长官面见新手那样听完了我的话。他说，当他听说有位知识分子想要入党时，他觉得很有趣，因为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退党，他等着读我的退党声明。然后他带我去了东区，他成长的地方。那是我在伦敦的早期生活中最鲜活的记忆，但山姆却说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他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已经死去的文化。他惋惜这种文化的消亡，因为它具有勇气和凝聚力。山姆的人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或者说他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其中一种是“贝列尔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散步时，有时会看到他在那里跑步。我们会叙叙旧，聊聊天，比如，彼得在周末经常会跟他的女儿萨布丽娜一起玩。现在，山姆在帮助住在他长大的地方的孟加拉人。伦敦东区的孟加拉人也是一群信奉圣书的人，但不知为何，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圣书的指引下，变成满怀激情、好思辨、有见识的聪明人。那样的人能够从贫穷中崛起，为知识、商业和艺术注入活力。孟加拉人的孩子不是听着父亲、母亲、叔父、哥哥争论宗教、政治和文学问题长大的。他们听不到诗歌，也听不到引经据典的争论。他们入学后成绩也不优异，不像之前住在同一个街区的贫穷的犹太人。 有些人难以脱离党组织，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有那么多个性丰富的杰出的人，他们慷慨、善良、聪明。 我可以从我经历的很多事情中挑两件出来证明这一点。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缺钱。我必须放弃单靠积蓄生活的日子，必须出去找工作。就在那时，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一封信，是陌生的共产党员寄来的。信上说，他们喜欢我的书，得知我有困难，就随信寄来了一百英镑。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他们不要我还，只是希望，当我有钱的时候能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并附上同样的条件：将来把钱送给需要的人。对这些从未谋面的人，我永远心怀感激。 没过多久，阶级体系使我觉得自己像被关在监狱里，于是我向党组织申请去走访矿工社区。我找到了靠近唐卡斯特的阿姆斯索普。那是一个阴沉压抑的村庄，不过因为是新建的，村里人觉得跟住在旧村时比起来，他们已经算幸福的了。有一个矿工家庭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夫妻俩成为共产主义者已经几年了。我在他们家看到了在别的村民家看不到的成堆成堆的书。他们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和广播剧。他们跟我说起西比尔·桑代克战争期间带着剧团到这里给矿工演出莎士比亚的场面，还说社区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这对夫妇曾经去过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那时大众旅游尚未兴起，他们是村里唯一一对外出旅行过的夫妇。那个旷工是父亲式的人物，或者说是大家默认的代言人，总是有人到他家里向他讨主意。他跟我谈论矿工社区、英国和自己的生活——那些二三十年代最常见的贫穷故事，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但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他说的却都是谬论。然而，如果你告诉他，他无比景仰的东西不过是一种幻象，斯大林其实是个恶魔，你就会杀死他心中的东西——希望，对人性的信心。一端是合理、清醒、诚实，另一端却是谎言组成的海市蜃楼——这种双重现象在当时很常见。 我在他家里住了两周。我经常醒着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就在他们的卧室下面，我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咳嗽声。井下作业让他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不允许孩子们靠近矿井，他觉得在井下过的简直是猪狗不如的日子。 我跟他一起穿过街道，看到一群年轻的矿工刚从井下上来。他们在井口的浴室冲了澡，然后穿上他们最好的廉价西装，裹上红色的围巾，走向唐卡斯特，去消磨夜晚的时光。他们向我的东道主打招呼，也冲我点了点头。这位老矿工对他们表现出一股愤怒的温柔：“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好，围巾也不保暖。”你也能感受到小伙子们对他的感情。 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英国对英国》里。 我的党员证的发放被推迟了。我收到了苏联的“世界和平作家请愿行动”的邀请。这类鼓舞人心的组织在当时很兴旺。这次行动是内奥米·米基森和艾利克斯·康福特发起的，可惜没几个人愿意去参加。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不断收到信件和电话。他们说我会消失在集中营里。我说，苏联作家怎么可能任凭受邀的客人失踪而熟视无睹？影响岂不是很坏？就像当初茉艾迪·约克尔回答哥特弗莱德一样，他们回答我：“你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如果真的被他们干掉也是活该。” 我们一行六人：内奥米·米基森和她那懂俄语的表弟道格拉斯·杨；阿诺德·凯特尔，来自利兹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A. E. 科珀德，短篇小说家；理查德·梅森，战争期间最畅销的小说《清风不识字》的作者，他的小说讲述了一位英国年轻士兵爱上一位混血女护士的故事；还有就是我，初出茅庐的作家。我们知道，作为战后首批访苏的西方作家代表团，我们几个在文学上的声誉远远达不到俄国人希望吸引的作家的水准——那是在1952年。 我们开了个预备会，大家情绪高涨，讨论很激烈。艾利克斯·康福特很不喜欢代表团里有个共产分子——阿诺德·凯特尔——这家伙肯定会设法蒙骗我们，向我们灌输谎言。内奥米·米基森不赞成他的看法。她了解阿诺德，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小伙子。A. E.科珀德在政治方面单纯得像个婴儿，他参加了弗罗茨瓦夫和平大会后爱上了共产主义，像服了迷幻药一样。会议演变成一场密谋。艾利克斯·康福特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指导我们智斗阿诺德·凯特尔。我记得当时理查德·梅森也在场。 党组织也认为，一次访问中有两个共产主义者不太好。他们让我先不要正式入党，回来以后再入。这种做法立刻把我置于虚假的境地，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欺骗不是我的本性；我喜欢直截了当、开诚布公，也因此经常遭到批评，被认为不够老练。 事后那些更有见识的人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策略，我从一开始就被卷入了欺骗行为中，而且有可能被识破。我相信他们的说法，但这种相信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我开始更深入地看问题。为什么只要在党周围，事实就会遭到歪曲？人们把魔鬼叫作“谎言之父”，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些更古老的词，比如“谎言之国”。 我们的代表团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组合。先说内奥米·米基森，她是三十年代为女性生活开辟新领域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小说《玉米王与春天王后》。她是农场主，是苏格兰的镇议员，而她丈夫迪克·米基森是国会议员，也是积极的工党成员。A. E.科珀德写的一些小说情感温柔，笔调带着讽刺和幽默，而且见识敏锐，可以跻身最优秀的英语短篇小说之列；然而很不幸，他爱上了共产主义，这对他保持目光清晰没有多少好处。理查德·梅森说他去苏联是因为他去年刚刚去过洛尔德斯，他觉得苏联之行将是很好的对比，会是一次很刺激的体验。但是他虚伪而庸俗，打扮得像个抽烟斗的英国乡绅，表面上不温不火、沉默寡言，内心却很浪漫。阿诺德·凯特尔之所以成为代表团成员是因为内奥米邀请了他，而且党也同意了。至于我，也就发表过一部受到好评的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 在机场集合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用怀疑的，或者说谨慎的目光打量着阿诺德·凯特尔。但他的镇定和理智却反而让他立刻变成了整个队伍的领导。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那些共产党人总是被视为妖魔鬼怪，而一旦你亲眼见到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异乎寻常地正常。 我们几个人对苏联的看法大相径庭，却能变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是因为报纸的大肆渲染使我们抱成一团，另一方面是因为阿诺德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以统一战线的形象出现。这一定是来自国王大街或者苏联的党的方针。这让“右翼”的内奥米和道格拉斯感到吃惊。A. E.科珀德很沮丧，因为他一心想代表整个英国公开地、永远地拥抱共产主义，问题是他没有接种过政治疫苗，一点儿政治头脑也没有。他完全被与政治的初次接触征服了。而理查德·梅森，不管他是出于天性还是刻意伪装，都看不出政治色彩。因此我和阿诺德意识到我们俩处在核心位置。这很合我的脾气，也很合我的狂妄自大。如果我们几个当时在俄国人面前争吵，至少可以更公正地表明英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但在当时，随着访问一小时一小时地进行，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英国人，是爱国者。我们一见到俄国人，马上就形成了统一战线，因为那些俄国人都是守旧的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很简单——当然是这样！但按照当时的观点，这类民族主义跟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毫不相干，共产主义设想的是对全人类的一视同仁的爱。听着主持人布林普上校般的论调，我很不自在地想起了在南罗得西亚的共产小组里的经历。那时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去理解“党的路线”中那些拐弯抹角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辩证法的杰作任意操纵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尤其是从哥特弗莱德嘴里说出来的话。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在费尽心机编织各种牵强附会的解释，解释俄国同志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当时的俄国人知道了一定会笑掉大牙。我和哥特弗莱德都曾说过，没有哪个真正的共产党会认可我们的理想主义式的夸夸其谈。这种说法多么正确，只是我没有料到会碰到这么刺耳而粗陋的民族主义。但我为什么会没有料到？俄国人，或者说斯大林，从来没有隐瞒这一点。我跟阿诺德一起讨论这种精神上的不愉快，因为其他人不会理解这一点。我们的结论是：俄国人经历了极其恐怖的战争，因此不得不退回到民族主义中。因为那场战争，我们不得不原谅俄国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列宁格勒战役中损失的人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战争中损失的还要多。这就是为什么捷克人杰克不断对我说：“你们这里的人就是不会明白。”那时候，“苏联”和“俄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尽管今天似乎不能。 我不得不说，我们几个人对那次访问的记忆并不一致。比如，大约二十五年后，我发现我跟内奥米·米基森记住的东西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回忆，而是我们两人记住的就像两次根本不同的旅行。我大吃一惊，这促使我开始去理解那奇特而捉摸不定的记忆。在那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有过共同经历的人会记住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像我们的苏联之行那种异乎寻常的经历。我跟阿诺德之间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的记忆大多是吻合的。 我一生中很少像那次旅行那样感到撕扯、震惊、失望、警醒……重生，对那段旅行的记忆也是我一生中鲜活的记忆之一。关于记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住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而且有时候，我们记住的反而是琐碎的细节，不一定很重要。我想，我们之所以会记住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当时格外警觉，注意力格外集中，全神贯注于当下。而我们通常的状态是心不在焉，例如在想早餐吃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或者回想自己跟某某说过的话。至于我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刻更活跃、更警觉，那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那次旅行中，我的意识绝对存在于每一分钟，这就解释了我的记忆。我经常下决心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又决定不写了。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苏联的任何言论和观点都必然会激起剧烈、狂怒、片面、狭隘的情绪，而且无法指望获得任何冷静的评价。况且，我记住的东西不见得会让同行的其他代表感到备受恭维。当然，他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而如今，剩下的只有远方传来的鼓点的乐声…… 我们的官方东道主是以阿列克谢·苏尔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协会。很快，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的名字就会成为苏联压制正直作家的代名词。他相貌平平，表面上保持着当时苏联一贯的风范，使人相信他爽直、开朗、坦率，相信他是老实的苏尔科夫，是苏联的朋友们的朋友。但在背后，克格勃监视、指挥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吗？知道，但我们对克格勃的看法可以说很幼稚，也带着傲慢的色彩。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开玩笑说，克格勃会监听我们的电话，看门的会检查我们的行李，但我们毫不担心；我们来自西方，不喜欢那类事情。我们没有把自己看成克格勃的工具。事后表明，我们的确不是他们的工具，尽管如果我们成了他们的工具，他们会很高兴——毕竟有很多人这样做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战后首批来访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他们应该迁就我们，让我们过得愉快。他们称“二战”为“伟大的爱国战争”，这个称呼突出了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感到不自在。 在接待仪式的背后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的恐怖，是大清洗，是古拉格，是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是黑暗年代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不能说出来的不公、折磨、谋杀和酷刑。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记得有报道称最近刚刚发现了集体坟坑，并且证实，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被投进监狱，导致监狱人满为患，斯大林不想花钱新建监狱，于是通过枪毙犯人来解决问题，然后继续抓人。我们遇到的那些俄国人背后正是这样的历史。当时斯大林还活着，像蜘蛛一样从克里姆林宫监控着一切。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些，但斯大林却在阅览苏联的一切出版物——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所有的戏剧、电影脚本。他让人用指定的歌词创作歌曲，以配合战争的不同阶段，包括一次次战役。他确信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经常引用他的这番话。解禁的苏联档案活灵活现地体现了亲爱的约瑟夫大叔的性格。.99lｉb. 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来访人员一定像一群不太聪明的孩子。我曾经不止一次怀疑，我们的那次访问是否对这种说法有所贡献。前克格勃、格勒乌和其他情报机构的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西方共产党人和同行的来访者像一群幼稚的孩子，当苏联坦克碾过他们时，他们会喊：欢迎，欢迎。”不，那些更天真的人会喊：“但是，同志，停下坦克；你们正在犯下可怕的错误，你们在玷污共产主义光辉的名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布拉格被逮捕，他是左翼工党人士，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罪名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犹太复国运动间谍”——这个罪名的含义是“你是犹太人”。他在狱中向拷打他的人和狱卒申诉，他说：“同志，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在弄脏工人阶级的手！你们怎么能用这样的行为来损害自己、损害世界上所有正直的人？”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在一个庄重的房间里举行，一张长桌，二十多个人。苏尔科夫以浮夸的演说开场，为后面的发言定了调子。 苏联作家，或者确切地说是党的官方方针跟英国作家代表团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这在第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显而易见了。随着访问的进行，这条鸿沟不仅没有变窄，反而越来越宽。 我们这边第一个发言的是内奥米。内奥米是个中年女人，看上去无异于一只友善的小猎犬，她说她在二十年代来过莫斯科，经历了最精彩的爱情插曲，但今天的苏联为什么对自由恋爱抱有敌意？她回忆起跟她的情人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河里洗澡，还有其他种种愉快的时光。苏联曾经是情爱进步的灯塔，但现在“你们完全在背道而驰”。不用说，我和阿诺德都羞愧得面红耳赤。这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啊！我们重任在身，要代表我们的国家！但现在我在想：这种难以置信的举动是不是对付那些浮夸修辞和豪言壮语的神来之笔？ 接下来，道格拉斯·杨开始为成为英格兰的附属的苏格兰说话，提倡为被剥削的殖民地伸张正义。他在访问过程中不时穿上苏格兰短裙，以起到戏剧般的突出效果。他非常高、非常瘦，他穿上苏格兰短裙的戏剧效果要比普通人更明显。他抓住一切时机站出来为遭到践踏和压迫的苏格兰呼吁。我毫不怀疑他是诚挚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但他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每当他为受压迫的民族呼吁时，共产党员们就不得不站起来为他喝彩，于是言不由衷的喧闹的喝彩声一浪一浪爆发出来，打断了会谈。 我已经不记得双方发言的细节了，但我没有忘记当时的感受。我觉得那是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灌输给我的感受的直接延续——你不了解……有多可怕。这次省略的内容是经历了“二战”的俄国人以及整个苏联——他们的孤独与绝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由于私人的原因，阿诺德也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在情感上非常认同俄国人，双方重复争论着一些事情——那不是讨论，而是各自一再强调迥异的立场。他们用他们的信条攻击我们：文学必须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进步；共产党有权决定什么该写、什么该出版；创造全人类的辉煌未来是党的责任。我们则捍卫自己的原则：个人良心的诚正；个体的责任；艺术家的义务是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这种争论似乎远远没有结束。共产主义的立场如今体现在政治正确的捍卫者身上。当时的俄国人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当他们说其实根本不需要官方的审查制度时，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一切可能的严肃讨论之外。“共产主义作家建立起内在的审查制度，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写。”这种内在的审查在我们看来很恐怖，而他们居然为它辩护——不，是以它自吹——让我们大为震惊。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必须冠以一串赞美之词，比如伟大的、光荣的等。这是因为对斯大林哪怕一丝一毫的低声批评都会导致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不，我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在报道里读到，斯大林同志在集会上讲了五个小时，群众的掌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吹嘘，在我们的文化中，对领袖的这种尊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领袖”这个词颇让人尴尬。几十年后，在撒切尔执政期间，当我读到“疯狂的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时是多么懊恼。时间惩罚了我们的傲慢。 阿诺德曾两次想组织代表团成员间的协调会议——协调“右翼”的内奥米、道格拉斯和左翼的科珀德。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阿诺德会到我房间里和我匆忙地商议一下，因为白天的紧张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当时，内奥米打算代表我们全体发表一番讲话，谴责集中营，颂扬民主制度。科珀德威胁说，如果她这样做，他就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代表我们全体说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国人听到的都是英国政府编造的关于共产主义真正本质的谎言。阿诺德承诺负责对付内奥米，如果内奥米为所欲为，我们就集体告辞回家，同时他会告诉道格拉斯·杨别再穿着他的苏格兰裙扮傻了。而我必须告诉科珀德，如果他任性而为，我们就会集体告辞，而且内奥米也会发表她的声明。我按照计划做了，科珀德听了非常沮丧。我们的谈话是在我房间里进行的，或许说“套房”更恰当一些，因为那个房间看上去好像膨胀版的维多利亚风格客厅，到处都是浓墨重彩的豪华桌布、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雕花镜子和厚厚的地毯。他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A.E.科珀德曾是个穷孩子，一向痛恨“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人”。在他眼里，英国的制度完全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共产主义的构想对他而言是最纯粹的常识。他十年前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者。我同情他，爱他。他有着纯洁的心灵，没有能力理解邪恶——如果我可以用“邪恶”这个词的话。我很少遇到像他那样惹人爱的人。自从弗罗茨瓦夫和平大会之后，他一直生活在狂喜的迷醉中——那个大会帮他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善，一半是恶。 这里必须提一下1948年8月25日到29日期间在弗罗茨瓦夫举行的知识分子世界大会。这是第一次大范围的“和平”大会，由苏联发起并操控，1948年后以不同的形式召开，直到苏联解体。这些会议千篇一律，因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立场必须完全对立。我在这里引用两篇《泰晤士报》的报道，读者可以通过它们推断出其他的大会、研讨会是什么样的。 知识分子与宣传泄愤大会 弗罗茨瓦夫，8月27日——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开幕日做了挑衅意味十足的演讲，今天他的演讲继续折磨着知识分子世界大会的与会者。在那天的演讲中，他恶毒地攻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本质和西方文化的若干方面。 法捷耶夫的讲话为整个会议议程定下了基调。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为苏联观点与西方观点之间一贯的、徒劳的相互刻薄攻击。比如今天，在二十多人的发言中，只有一个人的发言内容是围绕着知识分子，而不是法捷耶夫设定的政治层面展开的。这个人是法国作家朱利安·班达先生，他提出，教育者和历史学家应该停止颂扬战争狂，“不管他们胜利了，还是战败了”。文学应该致力于颂扬文明、正义，表彰反对破坏的人。 除开这段发言，一整天的会议都是两边在唇枪舌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美国代表对法捷耶夫的有力回应。他说的那些关于苏联的事情在今天的波兰一般没有谁会在公开场合说。他是布林·霍夫德先生，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督导。他说，法捷耶夫先生的发言如果出自一位负责任的政府成员之口，那么这样的讲话就是在“为一场预谋的军事攻击制造舆论，宣扬其正当性”。霍夫德先生说，美国人认为，既然在历史上，帝国主义的诱惑总是随着一国的财富和力量的v增长而增长，那么苏联“不会比我们更有免疫力”，而且在对世界发号施令这件事情上，美国人觉得苏联一点也不甘居人后。 今天发言的英国人是J.B.S.霍尔丹教授，他说，他也认为当前最大的战争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帝国主义带来的危险。他批评俄国人没有让大家能够“获得关于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充分信息”，他说，这些信息对影响英国的知识分子很有必要。 知识分子集会，苏联作家大爆发 今天，由法国和波兰组委会主持、旨在寻找和平之路的知识分子世界大会在并不和平的气氛下召开了。波兰外长莫查洛斯基先生向代表们致欢迎辞之后，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先生以他一贯对“美帝国主义”的恶语攻击为大会揭开了帷幕，而且这一次他把美国文化中的“反动侵略”元素也囊括进来。 法捷耶夫先生还攻击了“助长侵略宣传”的写作流派，提到了T.S.艾略特、尤金·奥尼尔、约翰·多斯·帕索斯、让-保罗·萨特和安德烈·马尔罗。他说：“如果豺狗会打字，豺狼能执笔，它们就会写出这些作家写的东西。”面对这位苏联作家的恶言恶语，英国作家奥拉夫·史德普顿先生做了克制而坚决的回应。他提醒法捷耶夫先生这次大会的目的，他说，如果大家希望能达成任何共识，就都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关心他人的视角”。 史德普顿先生说，没有哪一方可以宣布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双方（并非只一方）都动用了“歪曲真理的手段”。史德普顿先生特别回应了法捷耶夫先生对艾略特先生的评论，他说，尽管他们也许不赞成艾略特的政治立场，但他在英国诗歌史上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德普顿先生今晚安排了英国和俄国代表的私下会谈，让他们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坎特伯雷主任牧师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J.B.S.霍尔丹教授，J. D.伯纳尔教授，C. H.瓦丁顿教授，海曼·利维教授，理查德·休斯，奥拉夫·史德普顿，刘易斯·戈尔丁，拉特兰·布鲁厄姆，伯纳德·斯蒂文斯，弗利克斯·托普尔斯基，朱利安·赫胥黎博士，A. J. P.泰勒，丹尼斯·索拉特，爱德华·克兰克肖。这可以算是全明星阵容。（名单由《泰晤士报》登出。）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世界和平作家请愿行动。一天深夜，经过没完没了、让人筋疲力尽的宴会、演讲、参观（集体农场、少儿假日营地、博物馆）之后，A.E.科珀德和我坐在我的房间里说话。我们的话一定会让那些隐身的窃听者听得连耳朵都要拧起来，感到难以置信。“不，”我说，“你一定不能在广播上说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不，你也不能声称英国是暴政国家，比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糟。你真的希望我们公开地争吵，让我们的报纸狂欢一场吗？”“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开争吵，”他说，“如果这是我们的真实感觉。”他不时地想要吻我，抚摸我。我严肃的责任感让我抗拒这种情爱的调笑。况且他老了。 我的任务还包括去理查德·梅森的房间，告诉他一定不要再一有机会就说自己从来没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我们的东道主读过所有的英国文学名著——东道主中的作家们确实读过——而梅森在丢大家的脸。假如人们提到屠格涅夫，他可能就会慢吞吞地说：“谁是屠格涅夫？”我以为他是在装腔作势，他的这种姿态类似于道格拉斯·杨的苏格兰短裙。但他读的书确实不多，他宣称自己成为作家完全是个意外。一位孤单的年轻士兵，受伤躺在医院里（我想是在缅甸），爱上了棕色皮肤的美丽护士，出于无聊写下了这个故事，然后这本小说就成了畅销书。他说他觉得文学名著很枯燥。他真的这样想吗？在他麻木平庸的人格面具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力。像我们一样，在莫斯科目睹的一切让他很沮丧：沉闷的街道、空空荡荡的商店、难看的衣服，还有那里的氛围。当时刚好是斯大林去世之前。照看我们的是个名叫奥可萨娜的漂亮的格鲁吉亚姑娘。我们求她允许我们到街上随心所欲地四处逛逛，但她显然给吓坏了。我们趁她不注意时开了几次小差，但都被她焦虑的训斥声给喊回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不准你们……” 那些街上的商店里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面包店，那些极好的面包店拯救了丑陋的街道，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面包，褐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上了黄油的脆软面包闻起来非常诱人，我们忍不住想马上坐下来就吃。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商店是女士的紧身胸衣店。商店里几乎没有衣服，卖的鞋子要么松松垮垮，要么样式笨重；精致、大胆、时尚、多彩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街上却有紧身胸衣商店，每间店里都有一两件极其鲜艳的浅粉或紫色胸衣，配着梁柱一样的束腰和闪闪发亮的粉色缎带。但店里一件胸罩也看不见。 旅行归来后我将它们记录下来。一幕幕小小的、色彩明亮的场景从故纸堆和旧笔记本中跃入我的脑海里。“哦，上帝，所有这些发生过的事情，真有那么回事儿……” 我们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被四周的巨幅画作团团围住。画上画着吃草的奶牛，快乐的农民，宜人的风景。内奥米是现代艺术品收藏家，她站在一幅画着牛群的画前面，拖着牛津口音说：“这头奶牛真不错。”不知什么原因，她的牛津口音在俄国听起来更明显了。我们的向导——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盯着那头奶牛。“不错的奶牛，”她拉长了声音说，“但她真的需要挤奶吗？”工作人员的目光与她天真的双眸相遇，但如果他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丝毫也没有夸张）。“苏维埃的奶牛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他郑重地说。内奥米说：“我家的牛群里有一头跟那头棕色的一模一样。”我们跟在后面，面带微笑，甚至冒险笑了出来，但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让我们打住了。 苏联艺术家们只能画“健康的”画。这些艺术家似乎通过一些小花招缓和了他们的处境（至少缓和了一点点）：一幅画完成后，他们会特意画上一条狗或者一个明显不协调的形象。当这幅画拿到官员面前接受评判时，那些官员一定会批评它，这样万一有来自上面的批评，他们才可以脱身。这时候画家会站出来说：“同志，我刚刚才看出来，都是因为那只狗。我不应该把那只狗画进去。”“很好，同志，那么就把狗拿掉吧。”这幅画就通过了。后来我发现在很多场合这种策略对我极其有用——有时的确需要适当的调整。 在一次前往集体农场的路上，官方汽车正转弯驶上去农场的路，这时内奥米问，我们能不能停一下。四五辆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了车，大约有二十个人，站在路上，望向田野。当时是八月，天气非常热，粮食已经收割了。“土壤风化得很厉害。”内奥米手指着田野说。确实是这样。“但这个农场去年的粮食收成很好。”“好吧，但如果让土壤继续这样风化下去，你们的好收成持续不了多久的。”她说。这样，她压抑已久的批评欲变本加厉地暴露了出来。 正是在这个集体农场，我目睹了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勇敢的事情。 我们六个人和以阿列克谢·苏尔科夫为首的东道主们站在那里，面对着一群集体农场的农民。东道主把我们介绍给他们。这时，一位和托尔斯泰一样身穿白色罩衫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他想讲几句话。其他人马上呵斥他，让他归队。但他站着不动，说他必须跟我们讲话。一片沉默。奥可萨娜显然吓坏了。老人开口了。奥可萨娜开始翻译。我们这边会说俄语的道格拉斯·杨阻止了她，“不，你翻译得不准确。”他语气温和，像个教授。老人于是对着道格拉斯说，他开始翻译。奥可萨娜双手紧紧扣在一起，仿佛在祷告。“你们一定不要相信他们告诉你们的话。外国来的客人听到的都是谎话。你们一定不要相信摆给你们看的。我们的生活很糟糕。俄国人民——我在为俄国人民讲话。你们回到英国必须把我的话告诉每一个人。共产主义很糟糕——”其他人把他拖了回去，围着他，责备他，但他站在那些人中间，用热切的目光盯着我们。这极不寻常——他们责备他、捏怨他，却没有像躲避贱民一样远远地躲着他。接下来是漫长的、祝酒连连的进餐，他静静地坐着，望着我们，而其他人都在责怪他——语气中饱含着对他的感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当时，一个人会因为比他的情节轻微得多的事情而消失在古拉格，再没有什么罪行比在外国人面前讲这样的话更严重的了。他会被逮捕、被处置，他知道。 用餐时，科珀德很开心地跟集体农场的教师和护士调笑。他喜欢年轻、可爱的女人，那两个女人又漂亮又温柔，跟他眉目传情。 我试着把这一幕想象成一个电影镜头，真的很可怕。一张长桌子上摆满了鲜花和葡萄酒，一场宴会正在举行。一边是从农场挑选出来代表苏联农民的特殊的人；一边是我们，快乐的代表团成员，扬扬自得的——这样的旅行会让人滋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一边是党的官员，个个和蔼可亲；一边是那个穿罩衫的老人，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们。阿尔弗雷德·科珀德在调情。我们发表讲话。道格拉斯·杨提醒我们苏格兰农民遭受的所有苦难。内奥米谈论英国农场的做法，严肃地把它跟我们路上看到的田间情况作对比。 卫生间里有一个相框，镶着吉普林的诗 href='/article/4858.htm'>《假如》。人们告诉我们，这是大家最喜欢的诗，每个人都能背出来。 我再次在卫生间的门上看到 href='/article/4858.htm'>《假如》，是在肯尼亚的一个富庶的大农场里，农场里到处挂着女王的照片。 我们被带进一座大楼，那里放满了感恩戴德的臣民们献给斯大林的礼物。看到这些让人难过，因为礼物大都很难看，是真正的乡村风格或田园传统的扭曲和退化。比如，斯大林的脸占据了每张织毯的中央位置，每个雕盒、每件金属工艺品上都刻着斯大林的脸。我离开众人，一个人走出去坐到外面。就在那里，我决定按照共产主义的套路写一个故事，因为我开始很不自在地意识到我们自鸣得意和高人一等的姿态。故事里面会有非常好的人和非常坏的人，就像狄更斯的小说。我写了这个故事，标题叫《饥饿》，讲的是一个来自非洲乡村的年轻人，他倾家荡产，以整个生命为赌注来到大城市。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常见的事，并不只发生在非洲。故事的背景来自我认识的非洲人，如果我去问他们，他们就会非常精确地告诉我，这件或那件事情在村子里是怎样做的，索尔兹伯里的各个地方和下等酒吧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故事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重印了几次，但我为它感到羞愧。我早年写的很多故事我都希望它们永远消失。这个故事的问题是过于感性，这往往标志着起源不纯：这个故事的杂质是我带着一种道德观念在写故事。 内奥米、我和奥可萨娜站在红场的圣巴兹尔大教堂里，内奥米在教训奥可萨娜，说俄国人没有品味。内奥米在整个旅程中都在忍受着审美上的折磨。所有的东西都很丑，都是二流的。如果阿诺德和我嗫嚅着说，这是因为战争，她就会说，没道理，这些材料和家具都是新生产出来的，但它们太难看了。她指着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图案让奥可萨娜看，对她说：“你们的教堂里有这么美的东西，怎么还会在衣料上印那么难看的图案？”奥可萨娜很困惑。她不知道新棉布和丝绸上的图案很难看。内奥米让奥可萨娜看自己穿的短裙，但奥可萨娜看不出那条裙子比她早晨给我们看的那捆棉布好在哪里。她觉得大教堂的墙面上的图案太旧了，而且也过时了。后来她问我，如果内奥米是个富有的太太，那么她为什么穿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如果你买得起丝绸，当然会一直穿丝绸。奥可萨娜最好的裙子是丝绸做的。“而且很好看。”理查德·梅森献殷勤地说。阿诺德和我在私下里讨论内奥米对东道主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并且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还讨论了怎样阻止她。我们真的责备了她。“内奥米，你不要再这样伤害他们的感情了。我们不会让你再这样下去。” “但我就是不明白，”内奥米扯着大嗓门儿嚷嚷起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家具上学学好的样式？偏偏弄出那种垃圾。” “但是内奥米，”睿智的阿诺德说，“农民传统被粉碎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模仿现代的东西。他们的审美趣味是旧的，但他们不得不按照新的风格发展趣味。” “好吧，”内奥米拖长声音说，“但我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就是要在鸿沟上架设桥梁：我很欢喜告诉他们，他们的趣味坏透了。” “那么等到回国后，我们就会告诉媒体，你一直在居高临下地训斥俄国人的审美趣味。” “可是阿诺德，我亲爱的孩子，你这话不可能是认真的吧。” “你在伤害他们的感情，内奥米。”阿诺德说，眼中含满了泪。 到了列宁格勒，他们问内奥米和我是否介意住同一个房间。我们觉得很奇怪，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他们也许是想听听我们在一起会说些什么。正值八月，晚上并不完全是白夜，但也差不多，只有两个小时是全黑的。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是张双人床，内奥米也躺在上面。她捅了捅我，想让我讲讲我的爱情生活，这样她就可以把她二十年代的情人的故事告诉我。我觉得仿佛回到了中学寝室的那种暧昧的聊天。她说现在的年轻女人真的很死板。我睡着了。 列宁格勒是个哀伤、灰暗、优雅的城市，到处是黯淡的景象。墙上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被炮弹炸裂了缝。在十年前那次围攻列宁格勒的战役中，一百五十万人死去了。我们从一座宫殿走到另一座宫殿，它们的建造风格，我知道有些人会非常喜欢：到处都装饰着镀金的花体字和丘比特，玫瑰般的肌肤，粉色和蓝色的缎带，大方的徽章装饰——一场凹凸有致的建筑盛会。这是因为沙俄皇室推崇法国艺术，把法国宫殿的风格引入了俄罗斯。我们去的少儿之家以前也是一座宫殿，相比之下，那些沙坑和秋千的设计显得更加没有品位。 我们跟苏联作协列宁格勒分部有一次正式会谈。于是，就在那些浮华的房间中的一间，我记忆中最阴沉的一次会谈开始了。内奥米说，她会坚持让列宁格勒的作家请米哈依尔·左琴科出来让我们看看。西方有传言说左琴科已经死了，被谋杀了。阿诺德和我听到这个都吓坏了。首先，为什么要把一位作家像法庭证据一样呈上来？而且我们知道，作家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都在保持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左琴科本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也许就是被西方当成检验苏联的样本。但内奥米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不记得我们的东道主的名字了。会见的开场白都冠冕堂皇、热情洋溢。我们已经不胜厌倦，在私底下说：感谢上帝，我们很快就回家了，只要再听一次讲话—— “再祝一次酒。” “再参加一场宴会。” 那些讲话你只要听上一小会儿，就再也听不进去了。口若悬河的辞令仿佛会让你的脑子麻木：词语——声音——麻醉剂。这类讲话在会上持续了几个小时，但不时地被一个年轻诗人打断，他的举止就像贵格派信徒，经常感觉到身不由己的冲动，会突然跳起来，背上一段献给斯大林的颂诗。显然，没有谁敢冒不敬君主的罪名来反对他的举动。因此，每次他跳起来，那些官员都向这位受到神启的婴儿报以慈爱的微笑，甚至为他鼓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左琴科被带了进来，坐在房间中央：俄国人坐在一边，我们坐在另一边。他是个瘦小的老头，皮肤蜡黄，面带病容，但他的神色勇敢、庄重。他就像集体农场的那位勇于抗命的老人，仿佛有一种气场笼罩着他、保护着他。那些官员中有多少多么附庸、走狗、舔屁虫，当他们看到那么多作家（无论这些作家是不是他们的朋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集中营，都会人人自危。左琴科受到官方的批判（这意味着他也遭到在场官员们的批判）已经很久了。他写过一些非常滑稽的脍炙人口的小故事，表现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公民生活的种种扭曲和反常。他还写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中篇小说，题目就叫《人民》。这部小说有一阵子获得了官方的称赞，但肯定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坐在我们面前，在主席的示意下，他说，他确实还活着，而且身体不错，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为自己早期消极、批判性的作品感到懊悔。他现在在写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主题是那场伟大的爱国战争，希望能以此为自己以往的行为赎罪。 米哈依尔·左琴科不久就去世了，他是病死的，没有死在集中营，因此他比很多苏联作家都幸运。阿诺德和我讨论过他的死讯，心里面希望本来被我们视为荒唐愚蠢的干预行为也许最终保护了他。但我不认为斯大林——这类事情的决策者——会在意我们这些“有用的白痴”（列宁对我们这类西方人的描述）的想法。 到了这一步，代表团的人不再假装是一个共同体。跟过去一样，自由活动的时间，内奥米和道格拉斯总是在一起。 科珀德想跟我在一起，我答应了。莫斯科的阴森让他感到不安，但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代表团——又让他兴高采烈。 但我大多数时候都跟阿诺德在一起。我们聊啊，聊啊。现在回想起来多么可笑——我们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不要忘了，整个世界的未来都落在共产主义者肩上。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的力量”。现在我意识到，青春期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所有的事情都要依靠我们，因为成年人简直是一场灾难。 紧张、压力、争执、睡眠不足和高强度的行程安排让我们每个人人格最阴暗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或者至少是把我们都推向自己的本性的极端。理查德·梅森变得更孤僻、更沉默寡言，而且愈发地夸张自己的俗气：“抱歉，我连剧院和音乐会的边儿都没挨上过。”科珀德总在聚会中寻找楚楚动人的漂亮女人，或是某个无拘无束的人，跟对方聊他年轻时如何独自徒步走遍了英格兰——对方往往是萨缪尔·马沙克，他年轻时曾徒步走遍俄罗斯。科珀德逢人便说他厌恶政客，憎恨自己国家的统治阶级，热爱共产主义。道格拉斯·杨一有机会就谈起受欺压的苏格兰人，他那颀长的身躯和苏格兰短裙为他赢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内奥米那种上层阶级的慢条斯理的腔调让人越来越无法忍受：“可是这些可怜的东西，他们必须多见识见识更好的东西。”阿诺德变得越来越感情用事，经常眼含泪水，随时随地准备哭泣。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舞厅，让我们看看人民玩得多么高兴。那是莫斯科的主要娱乐大厅，是个很丑、很简陋的地方。乐队演奏着1930年的舞曲。放眼望去，一个男人也没有，只有女人和姑娘在一起跳舞。“为什么没有男人？”我们傻傻地问。奥可萨娜说：“男人们都战死了。”奥可萨娜没有男人，也不指望结婚：就像我母亲那代人，她们的男人死掉了。 阿诺德抽泣，而我变得越来越专横。 阿诺德和我坐在我的豪华套房里商量（我们的每句话都被监听），我们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再也受不了官方的浮夸说辞了。俄国人的问题在于跟外界缺乏足够的接触，不知道怎样简简单单地说话，说人话。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设计一个问题，迫使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必须如实回答，绕过那些套话。我们设计出来的问题是这样：“在任何社会——即便最僵化的社会——都会有新观念出现。新观念一开始通常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是在蛊惑人心，但后来就会被人们所接受，直到新的‘异端邪说’出现再把它们扫进垃圾堆。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可以防止文化的腐朽或停滞。苏联是怎样为这样的进程留出空间的？”我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的原话，即便不是，也反映了问题的意思。趁着苏尔科夫没有被亲信包围，阿诺德和我对他说，我们想问一个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仔细听了我们的问题，点了点头（以苏联风格要求的坚定姿态），回答说：“好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他明天陪我们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会答复我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托尔斯泰的庄园，一个朝圣之地。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真实的回答。 我们开着几辆汽车前往乡村。路边有些当地人在卖野草莓。官员们都买了，鲍里斯·波列沃依买得最多。他其实不是官员，但他在莫斯科陪我们。他写了几部关于伟大的爱国战争的小说，备受赞扬。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跟我们在一起。他刚出版了一本情诗集，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尽管官方认为情诗是危险的东西，而且斯大林本人也说过，他认为这种情感的抒发应该牢牢地限制在卧室之内。人们经常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以显示这位伟人对艺术的父亲般的关怀。鲍里斯是个有魅力的人，孩子气十足，热情洋溢，到哪里去都开着摩托车。大家一有机会就要插这么一句：这就是那位举足轻重、备受推崇的作家，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特别优秀就不骑着摩托车到处跑。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房子。你如果意识到托尔斯泰是贵族，而且属于俄国的显赫阶层，眼前的房子就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这座房子不大，里面却住了很多人：亲戚、孩子、仆人和访客。最触目的是里面的家具非常简陋，公爵夫人在上面频繁分娩的沙发摆在普普通通的公用间，而沙发的式样像是为了让人最大程度地感到不舒服而设计的。 树林和田野景色宜人。午餐用的长桌摆在树下，大约可以供三十个人就座。苏尔科夫的女儿也在场，她是个快乐、漂亮的姑娘，是她父亲的宠儿：他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她，还向我们炫耀自己的女儿。她说她要去极地旅行，共产主义的浪漫想象一下子吸引了阿诺德。他问她是不是要去北极探险，苏联姑娘当然做得出这样的英勇之举。她可爱地大笑，说不是，她要跟学校里的朋友一起去游览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只有回忆起这样的时刻，我才能把自己重新放回向往英雄主义的氛围中，那是共产主义的空气。 阿诺德和我在等苏尔科夫的答复，但他没有任何表示。离开庄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请他跟我们一起到边上去，但他站着不动。他一步也没离开那些官员，提高了嗓音，因此目光可即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转过身来，看着他。他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开始演说：“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维埃联邦，将始终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没看我们的眼睛。这显然是别人指使他说的，克格勃在窃听了我们激动的讨论之后，给出了一番套话，让苏尔科夫和他们都不会有危险。苏尔科夫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立场，但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阿诺德和我讨论了他的答复，认为我们的期望太高了。我们是官方代表团的成员，而他在整个访问过程中 是党的主要代表。 阿诺德和我一有机会就讨论斯9９ｌｉｂ?大林和这些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下面这个小故事的不同版本不断出现在当时的故事、小说和回忆中：“我的拖拉机/摩托车/汽车坏了。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一个淳朴、和蔼的人站在我面前，他有着一双诚挚的眼睛。‘遇到麻烦了吗，同志？’我指了指那台机器。他告诉我，是汽化器/发动机/刹车/轮胎坏了。‘我想你会发现问题出在这里了。’他微笑着，神情坚毅又和蔼，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我意识到这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个为俄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人。” 我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崇敬备至。但阿诺德忍受不了一丁点儿反对斯大林的话，他相信斯大林的同事们向斯大林隐瞒了真相。阿诺德也感到痛苦，因为党犯了很多“错误”。他是个渴望尊重权威的人，正如我渴望反对权威。他向我吐露了他的秘密：他是同性恋。我几乎没感到吃惊。他说他在这次出访之前去见了哈里·波利特（共产党领袖），告诉他，作为同性恋，访问苏联让他有顾虑。哈里·波利特跟同事们商量了一下，他们认为没有问题，党会支持他，但只要有间谍、漂亮男孩等可疑的人来接近他，他就应该立刻向党报告。阿诺德很感动。同性恋当时在英国是非法的，可能会因此进监狱，也确实有人为此进了监狱。现在被我们视为想当然的宽容态度要等很多年后才会出现。“党亲自”支持他，我相信这是阿诺德在其他人纷纷退党之时仍然坚持党员身份的原因。我也很钦佩哈里·波利特和他的同事们：这些传统的、受人尊敬的工人们接受了阿诺德，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儿童夏令营，这差不多是我们参观的最后一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只是摆给我们看的。可奥可萨娜和其他人却坚持说，苏联的每个孩子夏天都会在夏令营待上六个星期，他们去的夏令营跟这个一样好。这个夏令营运作得非常好，里面都是围着围裙、扎着丝带的可爱小姑娘和彬彬有礼的小男孩。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图书馆，里面摆满了俄国、英国和法国的经典。小床上、公共间里到处摆着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著作，还有英国的翻译作品。“我们的孩子只读最好的。”全>..国都这样吗？是的，我们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我们几个当然对此进行了讨论。一点不错，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都跟我们一样多，我们也看到人们在地铁上阅读名著。“矛盾”的地方在于：在这些人生活的国家里，麻木粗野的浮夸言辞每时每刻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却是在人文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仅仅是一卷托尔斯泰就足以跟官方的所有教导相抵触。 我认为，文学——一部小说，一个故事，甚至只是一行诗——具有摧毁帝国的力量。“它们集结起来，侵染整个时代。” 从前，俄国有个知识阶层，他们从音乐、艺术和文学中获得教养，我们从上千部小说和戏剧中了解到他们。他们在共产主义时代遭到持续而残酷的摧残，幸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的遗产。但现在似乎不是这样了。因为共产主义崩溃后，西方最低劣的产品——色情和暴力——像洪水一样涌入俄罗斯，那些残存的遗产也随之崩溃。一种独特的文化从此消失了，它曾给世界带来过真正的灵感。 我们受邀去撒马尔罕，但内奥米说她必须赶回英国，她要参加阿盖尔郡的市政会议。她的借口跟道格拉斯·杨的苏格兰裙、理查德·梅森的“总的来说我更喜欢洛尔德斯”一样，都是一种故意的轻慢态度，以显示自己对东道主不屑一顾。 这个邀请带着一丝超现实的色彩，但要说超现实的话，又有什么能跟装饰红场的高悬的宣传横幅比呢？横幅上写着：“多喝点香槟吧！”因为政府一直在跟“酗酒”这个魔鬼做斗争，跟伏特加相比，他们觉得香槟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在没完没了的宴会上，偶尔听到的官员之间的谈话也很超现实，他们谈论在黑海度过的心旷神怡的假期：“那里鲟鱼的做法让我妻子很倾倒。” 我们的节目并不全是集体农场、人民宫和演讲。我们看了《红罂粟》，虽然是政治教育芭蕾舞剧，但并不枯燥，因为它讽刺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夜总会的堕落场景。观众能欣赏一下他们本应该蔑视的一幕。看着扭动的裸体，观众的脸上呈现出渴望、羡慕、谴责的表情。但歌剧《伊凡·苏萨宁》的观众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是另一个俄国，它保存完好。伟大的歌声，伟大的音乐！但在我们看来，这部作品已经中了过去的魔咒，因为它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到你能数得出树上有几片叶子。这部歌剧的主人公是个农民，老百姓中的一员，他奋起反抗侵犯俄国母亲的敌人，为了保卫沙皇而战死。有些观众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抽泣，在为期两周的让人晕眩的访问中，正是这一幕直接说出了“伟大的爱国战争”的核心，说出了那场战争对这些俄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在弗兰克·约翰逊的公寓度过了一个晚上，约翰逊是驻莫斯科的英国报界人士。所有来访的外国人都会去他的公寓做客。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同情，现在看来，他当时可能一直是克格勃。他是个很有亲和力的公众人物，他的妻子是个俄国美人。就是在约翰逊的公寓里，我听到俄国人（包括约翰逊的妻子）说出了“我讨厌黑人”这样的话。而且像南非的任何一个白人太太那样，说“我不会用黑人用过的杯子喝水，我要给它消毒”。俄罗斯人还谈起苏维埃联邦中的非俄罗斯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波罗的海诸国等——他们的态度就像南非白人一样：“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就全完了”；“是我们在支持着他们”；“他们很落后”；“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加入俄国”。 晚上他们开车送我们去机场，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轿车的后座上坐着奥可萨娜、阿诺德和我，道格拉斯·杨坐在司机身边。半黑的公路上，一个男人突然踉跄着闯入车头灯的光柱中，轿车急转弯，但还是撞到了他。我们全都跳下车。一个农民躺在地上，四肢摊开，流着血。他喝得烂醉。奥可萨娜突然变成了复仇女神，说我们应该把他留在路上，惩罚他。我们坚持把他带上了车，他躺在阿诺德的怀里，神情恍惚，说着胡话，血流不止。阿诺德一边哭，一边热切地用手臂围住他，护着他。他怀里抱着的是整个苏联：几百万死去的人，失去了男人的女人，还有被战争摧毁的、凄凉的街道。我知道这是他的感受，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奥可萨娜一直在痛恨地高声训斥：“你怎么敢这样做？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外国客人，你怎么敢给我们的伟大祖国丢脸？你会因为这个受罚的，你应该感到羞耻。”道格拉斯·扬向我们翻译她的话，带着讽刺的声调。这是整个旅程中最怪异的场面，是一种概括，一幅漫画：流血的醉汉，苏联的保姆兼悍妇，阿诺德在抽泣，道格拉斯刻意夸张的苏格兰口音，语调中充满怨恨、愤怒和控诉，而我打断了奥可萨娜的喋喋不休：“等我们到了机场，你就送他去医院，你保证？你会送的，是吧？” 到了机场，鲍里斯·波列沃依在等我们，他骑了摩托车来跟我们说再见，笑容满面，体现出真挚的同志情谊。波列沃依是个善良的伙计，他答应我们，他会让他们送醉汉去医院。“情况很有可能是，”道格拉斯说，“不被枪毙就算走运了。”我们都同意他的看法，阿诺德也没有反对。 我们为离开而高兴——我们都这么觉得。 回国的途中，我们在布拉格停了两天，参加了卡罗维法利电影节，还去参观了一个美术馆。也许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记住得很少。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一行六人漫步走过画廊，我掉队了，独自一人在一间展厅驻足观看一幅我喜欢的画。美术馆的服务人员走过来，低声说：“我爱你，我一定要跟你结婚。带我去英国吧。”他不顾一切地哀求，抓住我的胳膊说：“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带我走吧。”就在这时，口译员走进来，履行她的职责，结束了我危险的离群状态。那个身材矮小的服务人员马上指着一幅画，仿佛在为我解说。他上了年纪——或者我当时认为他很老——消瘦，忧伤，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焦虑。我走了出去，他的目光跟随着我，他逃离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也一起消失了。他的生活，出于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他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后来跟杰克讲起这件事情，杰克说：“可怜的杂种，可怜的小杂种。”声音中混杂着怨恨、痛苦和愤怒，这是他的个性。他接着说：“你干吗不跟他结婚？不过，一旦结婚，别以为你可以很快摆脱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杰克为了从纳粹手里救一个姑娘，跟她结了婚，这是党的安排，但后来很难让她跟他离婚。她终于同意见面，见面后杰克责怪她：“我帮了你很大的忙，你却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她满怀怨恨地对他说：“婚礼后你甚至没有带我出去吃顿午饭，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想想看，”杰克说，“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我就会送给她一枝玫瑰，或者别的什么花，那样我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他在影射以前一个非常著名的苏联故事。苏联的婚礼禁止人们表达柔情。一对年轻的爱人像当时所有的苏联夫妇一样，按照最简单的程序在登记处完成了婚礼。尽管他们对苏联的纪律忠心耿耿，但心里仍然感到难过、凄楚仍然感到感情的匮乏。有人送给他们一些花：一个反抗的姿态。所有人都觉得好受了一些。 我们六个人一回到伦敦就重新团结了起来。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现在真的无法再现当年那种咬牙切齿、剑拔弩张的冷战氛围。我们面对着一群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记者，他们对我们的憎恨已经让他们几乎顾不上礼貌。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我们不得不辩护，尽可能地辩护，内奥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恨我们，我们就恨他们。这种局面引起了我的思考：记者们最大的敌人有时正是他们自己——我一生中绝不止一次这样想。 在那之后，我拒绝了各种各样的和平使团或文化使团的邀请——当时正值各类使团开始前往各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时期。我记得曾经接到过访问中国、智利、古巴和其他国家的邀请。同情共产主义国家或者至少不敌视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总会受到邀请。麻烦在于，虽然你不喜欢党的方针，但你喜欢你遇到的人。通过饱含同情的想象，你跟他们结为一体，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一定是恐怖分子绑架人质后发生的情感模式的一种体现——通过潜移默化，人质很快跟绑架者结为一体。共产党政府总是利用来宾的声望来打动他们控制下的民众，但这些民众其实非常明智，不容易被打动。当时人们一直在争论：一个人应不应该接受官方的邀请，去访问镇压人民的国家？现在仍然在争论。当我1993年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跟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一起去访问中国时，在东方工作的西方记者跑来告诉我，我去中国是个错误。但当我问一些住在伦敦的中国人我该不该去中国时，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为什么不该去？” “因为人们会以为我们赞赏中国政府。” 我一回到伦敦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萨默菲尔德也立刻来找我，让我加入共产党作家小组。但我已经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入了党，我知道我入党是一种神经质的决定，伴随着一种无助的被拖着走的感觉，仿佛服了迷幻药，或是被催眠了——就像我第一次结婚是因为战争开始了，而当我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却要了孩子——就像被鱼线钩住嘴巴的鱼。苏联之行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要远大于它的政治影响。我的思想和情感开始发生矛盾。我当时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支持”苏联只是我的童年情感的延续——战争、对苦难的体谅、对痛苦的同情、对善恶的认识——我只知道有什么东西深埋在我的心底，像噩梦一样驾驭着我。 我当时在思考——我力图保持冷静客观——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一位前党员朋友讲起这段经历：与奥可萨娜告别时，我看到她那么穷，工作那么努力，没有几件衣服和饰品，就想送给她一只埃及的镀金镂空小手镯。这个手镯不值多少钱。但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是因为恐惧吗？肯定不会吧。她结结巴巴、惊慌失措地拒绝了。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这位专家朋友。他用那种看到别人仍然处在自己刚刚脱离的幼稚状态时（他不久前刚刚退党）的暴躁口气说：“不要那么天真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有这样一只手镯，克格勃（他们当然在指导她的日常工作）就会指控她接受腐化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贿赂。她可能会因为这个进劳改营。” 另外，我们在苏联遇到的那些作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讨论皇室？他们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女王多么感兴趣，君主立宪是多么好的制度——当然是对英国而言，对他们就不合适——他们多么推崇我们。苏联作家究竟为什么对英国皇室感兴趣？“显然，”他回答，“他们不能公开地讲他们多么痛恨共产主义。他们绕着弯子讲，希望你有悟性，能理解他们。” 作家小组几乎要被它的内部矛盾压垮。啊，究竟是什么样的怀旧情绪让我用了这种陈腐的套话……但“矛盾”这个字眼在当时多么有用，我们总把它挂在嘴边——当我们试图抓住时代的过山车。 作家小组里面都是卓越的人。先说说约翰·萨默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写了一本书——《西班牙志愿军》——里面描写的是他参加的历次战斗。这本书题献给约翰·科恩福德，那是他在西班牙牺牲的朋友。他也写了些优秀的短篇小说，收录在 href='7588/im'>《幸存者》中。他身材颀长，抽烟斗，会从他那没有笑意的嘴唇中吐出他对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超现实诊断，同时目光坚定地告诉你，他是很认真的。一个喜剧人物。他谙熟英国的酒馆，还写了一本关于英国酒馆的书。就是他带我去的苏荷区夜总会，他说这些夜总会已经没落了，它们的鼎盛期是在打仗的时候。他跟画家茉莉·莫丝结了婚。当时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没有钱。他们在曼斯菲尔德路西北三区花了两三百英镑买了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里面堆满茉莉·莫丝的画、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和小古董。那些古董花几个先令就能买到，因为维多利亚风格的任何东西都过时了。这个弥足珍贵的小珍宝坊——既是房子又是珠宝盒——在六十年代的建房大发展时期，跟成百上千的房子一起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伦敦最丑陋的公寓街区。一个生活艰难的冬天，萨默菲尔德夫妇破产了，他们的大公猫出去替他们抓鸽子，他们把鸽子炖了，分一半给大公猫。 作家小组在我的房间里开会，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出门，还因为我告诉过约翰·萨默菲尔德，我厌恶开会，而我最近参加的会议已经够多了。他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去你那里，这样你就逃不掉了。他以前告诉过我，入党时最好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你是不能做的，比如，乘巴士或者晚间外出。为什么？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随随便便把各种事情强加给你。“但是不行，你不能说你不愿意去开会。”他们指的是谁？是党，是国王大街。 作家们对国王大街都抱着这样的态度，那些国王大街的领导们跟大卫·洛的卡通画里的工会马没有多大区别，是一群冥顽不化的蠢货。他们无法对“党”产生的忠诚都折射到苏联身上，苏联当然不会像国王大街那样蠢。 蒙塔古·斯莱特是个聪明敏捷、性情活泼、有很多侧面的小个子男人。他曾为本杰明·布里顿改编过《彼得·格莱姆斯》的剧本。当时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当时战事正酣，他在书中揭露了英国政府对抗乔莫·肯雅塔的诡计和肮脏勾当，遭到了报纸的猛批：“你指望共产分子会写出什么东西来？”他写的都是事实，但没过多久，真假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肯雅塔在肯尼亚战争中获胜，立即变成了伟大的长者，受到了每个人的尊重，尤其是在肯尼亚的白人。 杰克·比钦是个诗人，有妻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带着彼得到布里斯托尔拜访过他们。他们没有钱，住在联排房子中的一套破败的旧公寓里，那个地段现在只有富人住得起了。他们的房间宽敞、漂亮、非常冷。我还没有提过那些年月的寒冷，那时的房子往往只能靠一两个小电炉取暖，有时根本没有取暖设备。我们五个人——杰克、他妻子、新生婴儿、彼得和我——在巨大房间的中央像难民一样蜷缩在毛衣和毯子下面，气流到处乱窜，像冷风刮过。杰克现在还活着，生活在西班牙，写诗，写历史。 杰克·林赛是澳大利亚人，他也许是我见过的被党拖下水的好作家的最典型例子。他博学多才，对很多学科都颇有了解。他写两类小说，一类是符合党的方针的正统小说，描写工厂、工人和无产阶级；一类是充满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小说，跟艾丽丝·默多克所做的一样，不过他没有艾丽丝·默多克写得那么好。这两类小说就像出自两个不同的作家之手。他也写传记。 有个研究兰德尔·斯温格勒的人让我谈谈对他的印象，我说他不是作家小组的成员，但后来发现他是。我确实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一直都没出现。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兰德尔·斯温格勒说，作家小组是一个迷失的天才们聚集的水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他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和妻子花5英镑在埃塞克斯买下一处农舍，那里没有自来水、电灯、电话、暖气和抽水马桶。那里是夏日的天堂，但到了冬天呢？他们住在那里，花好几年的时间设法解决贫困的问题。然后埃塞克斯的农舍变成了一种时尚……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伦敦的最后一场大雾到来了。你把手举到面前也几乎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内奥米召集我们几个访苏的人在河堤的米基森公寓重聚。我站在河堤上寸步难行，我迷路了。我淹没在浓雾中，就像淹没在脏水里。突然一个男人撞上了我，是个苏联官员——我想是苏尔科夫——他正因为大雾而欣喜若狂，因为每一个外国人都很欣赏狄更斯笔下的浓雾，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会说：“你们伦敦可怕的大雾……”“但已经没有大雾了；我们有了《净化空气法案》。”听到的人感到失望。清除掉一个强有力的标志可没那么容易。 我在党内时没有参加过一般的会议。很多年后，我已经不再是党员了，有人邀请我去给一个共产党小组做讲座。那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小组，都是普通党员。地点在南伦敦的一条贫民街道的房子里。人们为我鼓掌。屋子里坐的都是潦倒的和孤僻的人，他们缩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而言就是俱乐部，或者是家庭和亲人。然而——这一点让人心碎——这里也有乡下的汉普顿和默默无闻的密尔顿，他们往往都是自学成才，有独创精神，质疑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除了共产主义。 去参加巴黎的共产党集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告诉国王大街，我要去巴黎，想去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他们让我跟崔斯坦·查拉联系。查拉是党员，很讨人喜欢。国王大街必须先获得法国共产党上层的许可，查拉在上层的指导下工作。共产党在左岸的支部受命接待我，但有个前提条件：他们讨论政策时，我不能在场。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话题仅限于政治。坐在我面前的是共产主义的查拉，丝毫没有无政府超现实主义的查拉的迹象。我对他说，左岸当地支部以为我会做什么？我会去把他们炸飞？他可不觉得我的话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一个人如果想入党，可以先去旁听一次会议，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组织。崔斯坦用他的沉默表示：没法指望英国同志不是这样。我坚持道，这没有错。他问，我们怎么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我说，如果间谍和敌对势力下定决心要渗透进来，他们可以从各个角落打入内部，我们防不胜防。他麻利地说，我错了，警惕才是关键。这是这种情景里典型的言语交锋（共产圈子里有很多人经常经历这样的交锋！），它并没有妨碍我们对彼此的好感，但他确实对我感到失望。他清楚地让我知道，法国共产党瞧不起英国共产党。 崔斯坦把我带到左岸圣日耳曼大街附近的一栋大楼里，那一带刚刚开始成为旅游胜地。门口的保安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到里面又检查了一次，给了我一张临时通行证。我们走进一个大而沉闷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摆着一张给官员们用的小桌子。房间里有一百多名共产主义者，个个看上去都像军队招募的士兵，因为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军人的行头，这些可能是军队的冗余物资。他们——男人和女人——显然都把自己视为一场战争中的士兵，因为他们行走、说话的姿态全像士兵：冷峻、干脆、负责。没有人在笑。也许他们在想象中仍然认为现在是游击队、占领期和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高潮。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已经预见到明天战役就要打响，但他们在讨论的只是社区里的筹款活动。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要求我离开。崔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难怪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容易相处。他们真的需要这种如临大敌的气氛吗？德国的占领毕竟在十年前就结束了。他轻柔地说（以表达对我的原谅），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我回去向作家小组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他们说我应该早就料到法国人是这样的。法国人喜欢把每一件事情弄得戏剧化。 我想作家小组的这类会议应该不超过十次。我们对文学的讨论完全没有屈从于党的路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至于我，同志们告诉我——作为我对党的思想贡献的总结——我提出的问题，要么是他们从来没想过的，要么是答案太显而易见，没有人会浪费时间去想的。而我的麻烦在于：我区分不出这两类问题。 接下来，共产党作家小组把我放到了一个真正滑稽的位置上。蒙塔古·斯莱特和约翰·萨默菲尔德告诉我，他们参加了作家协会年会。他们说，这是个独裁的不讲民主的组织，采取一成不变的寡头制。作家小组的人以前都没参加过年会。他们已经把我的名字提交上去了，推荐我当管理委员会委员。我怒火中烧，说：“我跟他们说我讨厌开会的时候，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轻松地对我说，我身为党员毕竟要做点什么，我可以把这当成革命义务。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气，对我的格格不入的状态感到幸灾乐祸。这种态度我再熟悉不过了。于是我来到切尔西的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开会，协助操办社团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是由两位知名共产党员引荐的，他们把我视为一股入侵势力的滩头阵地。他们指望在我身上看到同志们身上常见的不诚实和两面派特征。毕竟，他们对党的手段不太可能怀着天真的态度，因为他们当中必定有些人曾经是党员，或接近过党组织。我不记得当时遇到了哪些人。一个年轻女人宣布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待在这里是为了跟我这个颠覆分子相抗衡，她很少把她那双连讥带讽、学识渊博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开。但愿我能回忆起她是谁。至于我自己，我又沮丧又气馁。我对英国文学界的政治一无所知，也不太在乎，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困境占据——我要在重重问题的包围下写作：没钱、孩子、妈妈、心理咨询师、情人，还有（这不是次要问题）如何才能不引人注意地脱党。因为在当时，任何公众人物退党都会伴随着媒体的一阵齐声喧哗：“某某某离开了共产地狱。”“共产党的机密泄漏了。”你总会遇到前同志抱歉地对你说：“太抱歉了。那些话我没有说过，都是媒体编的。”（当时的媒体跟现在一样。） 我在委员会待了一年，痛恨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虽然我已经习惯于处在错误的位置上——我有时觉得这是我在襁褓里就背上的诅咒——但这次错位是最严重的。错位的发生是因为你周围的人相信你的想法跟他们一样，或者他们认为你的想法跟他们的差异很大，而且他们断定这种差异就是他们所认定的那种差异。当你发现这种或那种立场过于简化、只是一套死板的戒律时，你也会跟周围的人错位，而且这意味着每次聚会时，你的头脑都会不停地发表意见，夸大其词。我一直都在这样做，甚至从小就是这样。年轻时，我头脑中的这种唱反调的议论是恼人的、激烈的，但年龄越大，我越感到疲乏：“噢，上帝，恐怕事情只能这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无须向任何一个前殖民地的人（这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无争议的前英帝国属地的人）和大多数外国人解释。到英国之前，我们这些人一辈子看到的都是英国人在艰苦的地方工作，经常孤立无援，面对各种各样的匮乏和蛮荒。我们知道，最让英国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登上险峰之巅、驾着小划艇穿越大西洋、只身一人在沙漠或丛林深处探险。“不屈不挠”是最恰当的词。自给自足，热爱孤独。然而在英格兰，一群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却显得安逸、狭隘，一遇到外来人就会抱在一起，一脸警觉的孩子式的表情。他们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少不更事的特征，经常被人们归结为：“想想看，不列颠已经有几百年没有遭到入侵了。” 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细的气质，他们都小小的，很温顺，深深地、本能地永远拒绝面对危险的东西，哪怕只是不熟悉的东西：不愿意去理解极端的体验。外国人猜测——为对比起见，写下这段文字的我也是外国人——在英国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爱德华时代的婴儿室，四周摆满了防御性的尖锐的荆棘，房间深处躺着睡美人，身上别着一个纸条：别碰我。一个圣诞节，有个小孩到我这里来做客，我要陪他玩。当时是七十年代，在伦敦可看的节目有： href='1724/im'>《彼得·潘》、《让我们排一场歌剧》、《水宝宝——小烟囱工》、《爱丽丝漫游奇境》、《蟾宫的托德》、《维尼熊》。我们去看下午场的《维尼熊》，当你看到是年轻的妈妈、而不是孩子在泣不成声时，这会让你想到许多。 在不幸担任委员会委员的那年，记忆深处浮现出两段插曲。一次是讨论根据萧伯纳的《卖花女》改编的《窈窕淑女》。萧伯纳其实为伊莉莎写了一个结局：她接受了那位富有但性格柔弱的求婚者，借此摆脱了她的出身和折磨她的息金斯，随后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音乐剧制片人却坚持认为，伊莉莎应该跟息金斯结合。于是文学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受虐狂女人，高高兴兴地给男人提鞋，舔男人的手。作家协会是萧伯纳遗产的代理人，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们的反应都让我很震惊。我当时无法相信，现在也很难相信，萧伯纳明明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但作家协会居然会为了钱歪曲萧伯纳的意思。正是这件事情，让我明白我跟这些人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错。另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狄兰·托马斯动身去纽约的时候，他想动用协会在纽约的关系。他那时已经是个醉鬼，很有破坏性，大家都认为应该提醒纽约的同行。这类事情让我当时很震惊：一个艺术家居然有肆意妄为的神圣权利。但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了，任意妄为、指望别人去善后的诗人和作家我已经见过不少。 还有一次经历我觉得也可以归入“共产主义经历”之内。有次我在彼得放假的时候带他去了哈斯丁，我们住在奥克赫斯特旅馆，它是多萝西·施瓦茨为共产主义者开设的。奥克赫斯特有讲座、培训和常见的配套设施。我觉得那个地方让人沮丧。那里充满了“我们和他们”、“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抗无知世界”的氛围。习惯了阳光和一望无垠的天空的人很难喜欢哈斯丁。我在那里不断碰到一些人，你今天根本想象不到他们曾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现在都极具声望，但当年他们的确进出于奥克赫斯特旅馆，听讲座或者做讲座，有个人甚至在那里当服务生。真正让我觉得有趣的，是阿莱斯特·克劳利以前就住同一条街上的姐妹屋：内瑟伍德。二三十年代，光彩夺目的秘密教派在英国盛极一时，参与者并非全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比如叶芝就曾经加入了“新曙光”。克劳利以他那让人眼花缭乱、神秘莫测的才能而著称，到了五十年代仍然为人所称道。但他最后的光景却很惨淡。他死于1947年，但我去哈斯丁时人们还在谈论他。“按说他是个魔法师，不是吗？那为什么他过得像个流浪汉？”多萝西经营的旅馆富有美誉：罗伯特·特雷塞尔以这栋房子为背景，写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那里的客厅的天花板非常漂亮，所有的客人都被告知，它可能出自特雷塞尔之手。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是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经典之作，再版过很多次，最早面世是在1914年，但当时出版的是删节版。弗雷德·鲍尔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特雷塞尔的生平，终于找到了《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的原始手稿，在朋友的帮助下花70英镑买了下来。有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它确实是真的。出版完整的版本有困难，因为删节本当时还在发行，而且有几家出版社认为全本的社会主义色彩太浓了。最后他们终于说服了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的莫里斯·康福斯出版全本。劳伦斯与威沙特是共产主义出版商。新书大获成功。乔纳森·克劳斯（他后来是著名的文学作品代理商）当时还在当油漆匠和装修工。他是弗雷德·鲍尔的朋友，他给鲍尔提了一些建议，并设法让韦登菲尔德出版社出版了鲍尔为特雷塞尔写的传记，韦登菲尔德是主流出版社，没有社会主义倾向。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社不想出版鲍尔写的传记，因为鲍尔在传记中透露，特雷塞尔不属于工人阶级，他可能是一位富有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儿子。那时候差不多正是琼·利特尔伍德导演的“工人阶级”话剧《你不会永远高高在上》赢得满堂彩的时期，这出话剧讲的是建筑工人的故事，亨利·查普曼写的剧本。查普曼也是乔纳森的朋友，媒体把查普曼描绘成哈斯丁的砌砖工。然而让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倒胃口的是，最后人们发现亨利的出身也是如假包换的中产阶级。 那段时期，我遇到的人几乎都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卫士。但我认识的人里面，唯一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一个没有醒悟的、不关心政治的人，一个女人（这是典型的情况）——每周来我这里打扫房间的女佣。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跟我从小看到的那些苏格兰农妇一模一样。她是杜格尔太太，大概有六十岁，瘦削，苍白，身体不太好，香烟不离口。然而如果命运挟裹着她，让她越洋过海去到南罗得西亚，她会怎么样？其实她跟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受欺压，但她自愿配合那些剥削她的人。她在一家雇用女清洁工的公司的名册上，那家公司向我们收取的小时服务费高得不能再高，但付给她的钱只有一半。我告诉她，如果她独立经营，挣的钱可以翻一倍，但是没有用。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挺好。”她有位差强人意的丈夫，经常要靠她支持。她爱他。我的一篇题为 href='/article/11928.htm'>《他》的小故事就是受到杜格尔太太的启发写的。杜格尔太太在柔情蜜意地谈论丈夫、满怀善意地谈论雇主之余，会闷闷不乐地想一下里灵顿街坊10号发生的谋杀惨案，那座房子就在我们住的那条路上。 她的雇主曾派她去那里干活，但那里的人觉得她不合适。“弄不好就可能是我，”她喃喃地说，从手拎包里取出刚从报纸上剪下的谋杀现场照片，“他们发现的那具尸体本来有可能会是我，是不是，亲爱的？” 《我们当时怎样想——时代精神》 首先，国家医疗服务，福利国家。我们多么骄傲、多么欢快——而且多么自信！最棒的事情仍然是年轻医生们合伙开的诊所，这些医生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是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对三十年代记忆犹新，《群星俯瞰》、《无以相爱》、《要塞》这些家喻户晓的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境况：只要有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就可能被拖垮。三十年代可怕的贫困，还有英国统治者对人民苦难的冷酷的无动于衷——但现在我们是福利国家了。养老金意味着老年再也不是威胁。（四十年后，政府可以温和地说，但我们支付不起，然后就砍掉了市民认为他们一直支付着的救济金。有人想过去起诉食言的政府吗？但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当时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居然会相信政府的承诺？答案很简单：浪漫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状态，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皆有可能。）不再有“救济金”，“生活状况调查”也不复存在——“生活状况调查”可能会让倒霉的穷人得不到帮助，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认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告诉我，当年她好几天没吃的，只能靠从面包房里乞讨来的发霉的面包过活，负责执行“生活状况调查”的官员拒绝帮助她，因为她还没把地板上的垫子卖掉。“生活状况调查”这几个字激起的苦涩愤懑今天已经没有人记得了。 民意测验（特别是战争期间的民意测验）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新态度的最初表征，这种态度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社会学正在萌生，我们开始能够观察我们的社会和行为，就像外星人可能会用的眼光一样。现在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作为公民，我们满脑子想象的都是福利国家。 哈里·波利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或者说领导人——站在肯辛顿商业街的庞廷斯商场门口。跟今天富丽堂皇的商场相比，庞廷斯很寒碜；跟当时的哈罗斯或塞尔夫瑞商场相比，它也只能算是个乡下商场。哈里·波利特在商场门口举起攥紧的拳头，猛地一晃，然后放下来，伸出一只手指控诉：“等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要把这些地方统统推倒。”他指的是那种令人发指的奢华场所。共产党就是这样去震慑群众的——当时衣服配给刚刚结束，大家一心梦想着拥有一点点时髦、一点点华丽。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英式思维的特点：深深的清教徒精神，痛恨欢乐，渴望控制和压制。 当我跟约翰·萨默菲尔德说起这件事时，他说：“你要想理解英格兰，只需记住这一点：我们是一个为了几英镑的利润而把纳什的摄政大街铲平的国家。” 法国食物。我们的食物那时候实在太糟，但隧道的另一头有法兰西，有真正的食品。那时离伊莉莎白·大卫出道还有十年。我们对自己的食物满腹牢骚、不屑一顾。熟食精品店是我们的安慰，还有苏荷区的法国和意大利食品商店。柔软的白面包是英国食物一切缺点的化身。（到了九十年代，这种遭人嫌弃的白面包却成了巴黎的新宠，巴黎人吃我们的白面包三明治怎么也吃不够。）不，长棍面包、牛角包、奶油蛋卷——还有高卢烟和吉坦尼斯烟——才是我们追捧的对象：它们就是文明。食物的意义一向超出了它本身。从苏荷区回来，带着一小块精致的布里白乳酪或喀曼波特软乳酪，或者是一块法国酥皮饼，都是对野蛮的一次成功征服。现在我会想，我们那时对食物的热情（显然是战争的匮乏滋生了这样的热情，去法国和意大利的短暂旅行又助长了它的势头）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今天对食品的痴迷： 报纸上整版整版刊登着菜谱，人们不停地谈论餐馆和厨师，为各种烹饪书写书评。 我们读烹饪书就像读小说一样。今天，报纸上的美食版面的信息量已超过烹饪书，而人们花在电视中美食节目的时间也多过读菜谱的时间。 施舍永远消失了。福利国家终结了对穷人的苦涩侮辱——永远地。况且，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会有穷人了。“至少我们再也不用把手放进口袋里去掏钱施舍了。” 玛丽妮塔·拉斯奇写了一个剧本：《海外之岛》，主题是英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国。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不列颠——这就是“孤军”对抗希特勒时，我们为美国的救兵付出的代价。她被指斥为“共产分子”，而她的立场其实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凡是批评“当权派”（人们刚刚启用这个词，用来替代“统治阶级”）的人都是“共产分子”，因此按照定义就是叛徒。在我现在看来，这是冷战带来的最糟糕的后果：很多合理有用的批评都被一句话给打发掉了，“这无非是共产主义的宣传”。 毕加索来到伦敦。他公然（甚至可以说是倨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接不接受随你们的便。在世界各地装饰着共产主义和平运动的那只和平鸽就是他画的。他在伦敦受到的欢迎远远算不上全心全意。赞誉之辞伴随着愤怒的声音：“我们这里不欢迎这个共产分子。”有引起骚乱的危险。他那时的声誉不像今天这样不可动摇。人们说他是骗子、滑头、跑江湖的、颠覆分子——他还在成为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路上。 在电影院和剧场里，国歌奏响时我们会起立。 我们一有空就去牛津大街的第一演播室和学院两家艺术影院看法国和意大利电影。国家电影研究院当时还没有成立。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欢快的时光，我们常说：“我要去那儿注射一针阳光。”法国和意大利的电影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感受到我们的生活里极度缺乏的优雅和魅力。 电视——我们孩子的脑子会被这个魔鬼般的新发明腐蚀掉。我们怎样才能挽救自己？ 英国仍然是最好的，英国的每样东西。 外国人说我们的街道多么文明，多么整洁、有秩序。 在共产党作家小组里，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和俄国人都记住这一点，英国和苏联之间的长期隔膜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化解——英国仍然很像狄更斯的小说，而俄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相去不远。 到目前为止我记录的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事情——旅行、会议、作家小组、政治——接下来还会是这样。外部的事情是脚手架、框架，内在生活镶嵌其中。但不妨反过来想，也许穿插在外部事件中的写作和思想才是框架？要想描写作家的生活几乎不可能，因为其中最实质的部分是写不出来的。我刚到伦敦时住在丘奇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五点钟孩子醒了，我也醒过来。他爬到我床上，我给他讲故事、念故事或者诗歌。我们穿衣服，他吃早餐，然后我上街送他去学校。一会儿，我把他送上巴士，他自己坐两站去学校。现在我想没有谁做不到这一点。我去商店买点东西，然后真正的一天开始了。我想要干点这个、干点那个的迫切心情——我管这种迫切心情叫作“家庭主妇病”——我必须要买这个，必须给某某打电话，别忘了这个，把那个记下来——此时必须让位给写作所需要的平静、单调的状态。有时我通过睡上几分钟来进入这种状态，但愿这段时间里电话不要响。睡眠一直是我的朋友、我的恢复剂，它让我快速复原，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认识到沉浸的重要性：花上几分钟，沉浸在……那是哪里呢？当你重新浮出时，你已经头脑清晰、宁静、黑暗，一切就绪，开始工作。 当彼得去艾希纳家小住或是过周末，或者由我妈妈领着出门，我就经常上床，滑入那种让我恢复的水下状态，躺着一动不动，慢慢浮向水面，刚要到达水面时，下沉，浮起……当你接近苏醒时，你还没有恢复正常的意识，而睡眠已经变浅了，因为你有一半意识到自己在睡觉。我会这样躺上一小时……甚至是一天，如果我变得过于狂热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善于精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能量，我开始这样想：清醒的状态也许会让某种物质在我们体内累积起来，这种物质发出刺耳的声音、颤动不已，刺激着你的神经，让你紧张、敏锐。如果你在写作，这种效果就会放大一百倍；但哪怕是几分钟的睡眠，只要能在另一个维度中沉浸上一小会儿，这种物质就溶解了，让你再度平静，重获新生。 现在，小桌子上的早餐用具被清走了，取而代之等候着我的是零散的纸张和一台打字机。工作开始了。我没有坐下来，而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洗茶杯、整理抽屉、喝茶，但我做这些事情是靠脚去想的，我的脑子不在这些事情上。然后我发现自己坐在打印机旁边的椅子上。我写下一个句子……它站得住脚吗？但先不管它，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就从这里继续吧，让文字开始流淌，就这样继续写下去。我起身走动、徘徊，手里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忙那个。如果你根据眼前所见判断，你会觉得我是操持家务的模范。我会躺下睡几分钟，因为我已经操劳过度，进入了很不舒服的触电般的紧张状态。我走动、写作。电话响了我就去接，但接电话时尽量不打破自己全神贯注的状态。就这样一直下去，持续一整天，直到要去接孩子，或者直到他出现在门口。 通过身体的活动达到精神的全神贯注，你可以在画家们身上看到这种做法。他们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显得漫无目的。他们洗这支笔，扔掉那支笔，准备画布，但你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绪在别的地方。他们盯着窗外，冲上一杯咖啡。他们在画布前站上好一会儿，画笔在他们手中蓄势待发。最后，工作开始了。 小孩在身边时，我从不尝试去写东西，因为那只会让我们都感到气恼。我给他读故事，我们一起玩卡片游戏。他听他很喜欢的收音机，大人的广播剧和儿童节目他都爱听。晚饭时间，如果琼和欧内斯特在屋子里，彼得就会下楼去找他们。八点钟，我把他安顿在床上，但他向来都不爱睡觉。他醒着躺在床上，直到九点多或更晚才入睡。这时候，杰克来到我这里。我们吃东西，说话。杰克在毛德斯莱医院很努力地工作。那是英国首屈一指的精神病医院，而且那是精神病学思想争鸣、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我们今天视为想当然的很多精神病学理念和临床做法都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杰克是那种在今天也许已经过时的医生。他通过从音乐（因为他精通音乐）、作曲家的生活或文学情节中寻找参照来解释毛德斯莱医院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或者说跟病人打交道的经历）。一位来自伦敦东区的穷人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人物相匹配，一个发疯的姑娘则跟歌剧里的一个故事相匹配。他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实验，他常常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比如，他曾向我描述过催眠试验。如果你对什么人（任何人）实施了催眠，让他们描绘很多年前（比如他十岁或二十岁那年）5月2日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就会把那一整天的事情说出来。“我起床时心情不好，我跟丈夫吵了一架，我去买东西，我做晚饭……”如此等等。这些事情全都保存在头脑的某个地方。被我们称为“记忆”的东西只是大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可以把它看作从满满的真实的记录中溅出的一点水花，这样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入侵另一个人的头脑？”他向我描绘，他站在一排人面前，沿着队伍随意对着某个人，响指一打，“他们就开讲了，就像这样，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没有人应该遭受这种对待。”他总是在说，人不应该遭受这种对待，不应该遭受那种对待。他也许曾经是个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仍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无论怎样他都是一个老派的人道主义者——血液中流淌着文学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莫不如此。 然后我们上床。接下来是黑暗、情爱。 早晨他经常在孩子醒来时动身离开。“我必须回家换件干净衬衣。”这是他的惯用语。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衬衣放在我这里。” “好了，来了——你干吗要操心我的衬衣？” 男人和情妇之间的典型对话开始了，在一起的四年中，这类对话不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生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每一天的轮廓。但你在这里找不到写作过程的真相。我要诉诸那个有用的字眼“收集毛线”。无论是在购物，做饭，还是在干其他事情，你都在“收集毛线”。你正读着一本书，但发现你的手放低了——此时你就在“收集毛线”。富有创造力的黑暗时刻。无法言传。那些弃用的扔掉的文稿，那些进了废纸篓的流产的故事又如何呢？还有那些在你头脑中存活了一两天、一周，还没诞生就随着流产的故事一起消失的想法呢？什么样的生命？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一页活着而那一页死了？这种活力，这种来自生命的深处、视线所不及、由爱哺育而成的活力是什么？但当我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我起床，孩子去学校，我写东西，他回来，第二天一模一样——这样的文字几乎没有谁会继续翻下去。 我认为，作家的真实生活只有其他作家才能理解，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理解，这些人曾经是出版人。出版业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出版人跟作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曾经是出版业的核心。五十年代，每个出版公司都是由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单枪匹马独自创办的，后来变成了几个人一起创办。他们经常是倾家荡产来创办出版公司，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有时他们的确是不善经营的商人。他们四处寻找新作者，珍惜他们。有些书也许只能卖几百本，他们还是付诸印刷。在今天的出版业，所有的资源都被用来推动几个星期的密集销售，一句玩笑说出了出版社的资源分配原则：“这本书在货架上的寿命是六星期……两个月。”就像常有的情况，一开始这只是玩笑，但很快就不再是玩笑，变成了对事实的精确描述，出版界的每个人都在用。 这里有个例子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情况的反面。1949年，一个名叫弗兰克·路德曼的人拿着他一百英镑的复原遣散费，在布鲁姆伯利的三间阁楼里一年出版了六十本书。这就是爱斯出版社，它掀起了平装书革命。路德曼的书单里囊括了当时从欧洲到美国和加勒比海的所有优秀作家。我可以想象，没有谁从中挣到很多钱。弗兰克·路德曼喜欢尽可能在离他最近的酒馆谈事情。 第一本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出版，一直在发行，没有落入降价清货的境地。在比较微妙的时刻，第二本小说出版，得到了像第一本一样的关照。但这时作者在文学领域的声誉开始上升。第三本，也许还有第四本。这些书的销量可能都不超过几百本。然后，出于某个原因，一本书开始畅销。它获奖了——当时的奖项只有几种——或者收音机里提到了它。我觉得这其中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读者对这位作家的作品的好感在无形中慢慢积累，然后到达了临界点——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形成了，作家有一群支持者，他们特意寻找他（她）的新书。这个过程也许缓慢，但这是个有机的过程，有它自己的生命——人们推荐这些书，借这些书，作者的声誉主要依靠口碑而上升。现在他的新书也许终于能卖上一万册、两万册。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节俭度日，或者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或者靠时常写评论、广播剧或文章维持生计。 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是核心——出版公司很小，往往只有出版人一个人。那时候他们不会到处走动，他们守在那里。作家依赖一种稳定的、日益加深的友谊，我相信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友谊的深度。必须承认，作家们都很孩子气，至少在生活的这一方面他们很孩子气。作家把一种复杂的感情投射到出版人（或编辑）身上：需要，依赖，感激，因为需要和依赖而产生的怨恨。这是一种挣扎、矛盾的情感，哺育着作家的作品。出版人对文学的激情喂养着作家的作品，出版人通过阅读获得的鉴别力非常有助于批评作家的作品，坚持让作品变得更好。当然，我这里描述的是堪称样板的关系，最著名的也许要数托马斯·沃尔夫（不是记者沃尔夫，而是三十年代的小说家）和斯基伯纳出版社的麦斯韦尔·珀金斯的关系。那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持久的关系——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对于出版人。现在这样的出版人和编辑已经所剩无几。 我跟迈克尔·约瑟夫没有这样的关系，约瑟夫对文学从来没有那样的激情。他的合伙人罗伯特·勒斯蒂带我去餐厅吃午饭，坦白告诉我他从来不读书，只看电视。在电视刚刚出现的时候，看电视非常招人鄙夷。这两个人互相憎恨，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方式商谈业务。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互相挨着，沟通的时候总是让两个人的秘书在两个办公室之间递纸条。我不知道这是否影响到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在这段时期，我依靠的是朱丽叶·奥希的支持。 出版业的情况体现了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变的法则。当一个作家的声誉缓慢而平稳地上升时，这意味着他的书都被那些对它们有个人兴趣的读者买去了，而与这种情形相反的状态是这样的：去年，一位来自《纽约时报》的年轻女人来采访我，采访的结果是一篇肤浅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文章。两天后，出版商打电话告诉我，因为这篇访谈，一个大型连锁书店买进了1500本我的书（《刻骨铭心》）。但这并不表明这1500本书都会有人读。今天局面的特点是人们买书，但不一定读书。买书的冲动来自外部——访谈或电视节目的刺激——但这种刺激并不意味着读者会喜欢这本书。购买冲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认真的阅读。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版社由一群会计师掌管，他们对书的文学品质不感兴趣，只关心销量如何，而且也仅仅通过销量来评判作者。但有些作者（有可能是最好的作者）的书的销量永远也不会超过几百本或一两千本。可是他们却有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那些真正的好书，那些为整个国家或文化确立标准、设定基调的书永远都是为严肃的少数人写的，以前如此，将来也仍然如此。无论你花多大力气去“促销”，都不可能把这样一本书变成畅销书；它只会跟滞销书一起堆在库房里，等着重新被打成纸浆。 那些大型出版公司、国际出版大鳄深谙经营鸿篇巨制和畅销书之道，对发行业已知名的严肃作家的作品也了如指掌，他们善待这些作家并珍惜他们。我是其中之一，对此我心存感激。在会计师和金融家中间还藏着一些对文学怀有激情的人，但他们往往变得神色惶恐，有时你会听到他们在低声抱怨：“我以前非常热爱文学，但现在我没有时间读书了。”因为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好书出版了，好作家幸存了下来，但那些小众的独特的书承担着所有的压力。每个喜欢文学的人心中都珍藏着一张绝版书单，其中有些书也许根本没出版过，或者是印出来了，但编辑压根没设法去卖。从长远看，对这些“难销书”的忽略会对出版业的整体产生严重影响。从前，出版人非常清楚这些“难销书”有多么重要，它们是一股股喷涌而出的生命之泉。我们有些作家伤感地回忆起以前的日子，那时候，一个出版人会对作家说：“你和我从这本书上都挣不到一分钱，但它应该出版。” 另一个重大的转变是“推销”。作者们悲哀地开玩笑说，你写完书就得去卖书。这不是玩笑。我在英国、美国、荷兰、爱尔兰和法国“推销”《刻骨铭心》，花掉了我生命（我的写作时间）的三个半月的时间。老一辈出版人知道作者需要安定、宁静的生活，需要独自一人的状态，他们不想成为公众人物。现在我们发展出分裂的人格。一个是真实的人，总是像小丑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集毛线”，做梦，从最深藏的自己中挖掘东西。而另一个则戴上微笑，走上前台，充当某个“人格”。 变化是从出版商的吝啬开始的，他们不愿投钱做广告，于是依赖书评。于是开始要求作者接受访谈。这些不会花出版商一分钱。报纸和杂志则需要一些内容来填版面。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作者开始以他们的生活和个性而著称，变成了名流。情况越是如此，出版社越要求我们接受访谈，越要求我们“亮相”。大约十多年前，文学节开始了。文学节非常成功，于是每年都会冒出新的文学节。文学节需要名流一样的作家。成千上万的读者涌向作者，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对书比对人更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在听完这位文化名流的讲话后会立刻去买上一本书——作家的讲话和他的书往往可以互相替代。读者对作品中的自传成分的迷恋在这里完全得到了满足——你已经清清楚楚见到了雪莱，干吗还要去读他的作品？ 再就是签售——跟推销联系在一起的最没有理性可言的现象。你做报告，参加讨论，然后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人们耐心地排着长队等你签名。他们看重这个签名，但他们一定也看得出，它的价值跟大规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一样。他们知道这位作家一年要签售成百上千本书。终于轮到了，他们递上一本书，可能是刚买的，也可能不是（他们经常会递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对作者说，请写上“致玛丽”、“致鲍比”、“致玛塞尔”、“致杰克”，请写上“帕特生日快乐”、“乔尼圣诞快乐”。那位作家——他已经开始焦灼地为文学的尊严担忧，他甚至也许曾经拒绝写这些空洞的话，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玛丽、鲍比和其他人——在众人的要求面前崩溃了，不惜一切地想要结束这份苦差。为了保持清醒，她（他）暗暗想着，作家们以前都是羞答答地为好友签名，“致卡桑德拉·简”，“致多萝茜·威廉”。面对这样的生产线，他们会说些什么？曾经有出版社让我签六千册新书，我拒绝了。但我有一次的确签了三千册。为什么？我私下里盘算：如果我签得足够多，如果大家都签得足够多，读者很快就会看到这事儿有多滑稽。几年前的夏天，牛津的学生之间流传着一句笑话：“我有某某作家的唯一未签名本。”真的会有人看重签名吗？你想到那些排着长队耐心等待签名的人，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作者坐在那儿，已经听她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听她回答了问题。他们知道，归根结底，作者跟他们有着同样的人的构造，她现在一定是筋疲力尽了，在心里诅咒他们。但他们还是络绎不绝地来了。 在西西里的一家酒店里，经理站在桌子后面，把我的一本书端到我面前，命令说：“致我妈妈玛丽亚，然后写上‘谨奉祝愿’。”他手里握着我房间的钥匙，我不签就拿不到钥匙。 我曾在华盛顿为一个最严肃的文学组织作演讲，演讲之后组委会邀请我吃晚饭。还没等我坐下，一堆我写的书就摆在了面前，有人说，“你必须签了它们才能吃晚饭。”一阵哄堂大笑。 五十年代中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迈克尔·约瑟夫把他的公司卖给了一个大集团，但交易的前提是，如果集团要把这个公司再度转手，必须要听取公司雇员的意见。不久，这家公司就被转卖给《伦敦新闻画报》（我记得是这样），而公司员工最早知道这件事情是通过自动售报机的纸带上传来的新闻。有些人辞职了。我们都觉得忍无可忍。然而今天已经沦落到这种局面：公司可以裁掉几十名编辑、雇员，给他们两周的工资让他们离开。出版社根本不考虑作者与编辑之间正在建立的微弱的联系。现在，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待遇很糟，就和作家们一直以来的一样。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也许是最说明问题的）：出版公司易手时，从来没有人征求过作者的意见。我们跟一个公司签约，也许是基于它的声誉，也许是因为喜欢或信任某个编辑，但这些因素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们现在很像一捆捆行李、一堆堆商品，就像我们的书一样。 最早几年很少收到这样的信，但它很快就变得很常见了：“恐怕我必须告诉你，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了，我要去……我感到抱歉，因为跟你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希望你最近能跟我一起出来吃午饭。但愿将来我们可以再度合作。”一开始，当出版公司还没有像杂货包裹一样被买来卖去、编辑们也还没有在公司间跳来跳去的时候，人们期待作者对出版社保持“忠诚”。然而作者们一旦看到事情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忠诚度也变得像他们的出版社一样——他们往往趋向最适合自己的地方，通常会追随已经建立起信任关系的编辑。但当这种“忠诚”也消失的时候，比法律合同深得多的东西就从根本上被瓦解了。 当千万富翁们突发奇想、想要拥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的时候，文学便面临着最可怕的境遇。这是一出耀武扬威的过场，他们当中有哪个真的关心文学？而且他们会立即强迫出版工作变得跟其他工业分支一样。这些出版大鳄都没有挣到很多钱，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这些大亨很快会失去兴趣，而且运气好的话——我是不是只是在做梦——这些不自然的出版集团会四分五裂。在出版领域，小的确是最美的。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样的状态：出版社关心书的制作质量，甚至关心一本书的文字校对做得好不好。读者应该已经觉察到，现在的书跟以前不一样了：书里面有很多错误。这是因为按照会计师的命令，为了节约成本，出版社经常不雇佣文字编辑，除非作者明确坚持需要文字编辑。 书里面充满了错别字，纸张和装帧都是最廉价的，而出版社对此根本不在乎——了解到这一点当然让作者感到很气馁，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里有一种黑暗的、可疑的东西；一种没有公开承认的需要获得了满足。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作家被派到遥远的外地的一家书店，比方说在曼彻斯特（或者底特律），坐在一堆书前面，结果没有一个人来买，更别说请求签名了。我在年轻作家身上见到过这种悲惨遭遇。 要么就来个书展。每家出版社都摆出一排作家等着签售。知名作家面前会排起长队，不那么有名的作家（他们也许跟知名作家同样优秀）却干坐在那里，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走近他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卖书，是吗？没错。这只是出版社在向其他出版社炫耀自己旗下的作家：看看我的马厩里都是谁。 我在多伦多港畔文学节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我在接待区见到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他是我们那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家之一，他面色苍白，筋疲力尽，一脸茫然。他的出版商已经派他飞了三次，从多伦多飞往美国三个不同的城市，“推销”他写的跟萧伯纳有关的书。在其中一个城市，原定的电视访谈已经取消了，但他到了演播室才知道。在另一个城市，采访他的人想了解一下琳恩·里德·班克斯的情况，然而他碰巧娶的不是班克斯，而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第三个城市，采访他的人不知道他写了什么。那场访谈连一般的“弱智”都不如。对作者的这种剥削——还有羞辱——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 就在上周，有报道称，有人说“他们应该在泥沟里摸爬滚打”，说的是作者推销自己的书的事。现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作者身上的那种写出好作品的才能是无法被控制的，出版商，即便是最好的出版商，有时都会为此而气急败坏，甚至觉得不可忍受。每样东西都可以控制，唯独这样东西不行。但总有一些对四处签售、做白痴访谈乐此不疲的作者，你可以把他们派出去。你可以让他们去跳圈，而且把这些也写进合同里面。出版商经常想遣散所有的作家。他们做出了一些方案：根据套路，把情节送进计算机，小说就炮制出来了。然而很奇怪，这样的小说缺少那种汁液和精髓，那是他们的所有出版物的基础。这让出版商难以接受。作家自己也经常为此而气恼：最好的作品总是在躲着他们。但这个事实并不让出版商感到安慰。 有这么一个场景：一群很有势力的纽约出版商在一家时髦的餐厅里围坐一桌。他们忘了在场的还有一位可怜的小作家（不是我）。他们吹嘘自己的力量。“我们造就他们，我们摧毁他们。”也许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位作家——他们需要观众观赏他们的表演。 一位最著名的纽约出版商一直抱着这样的幻想：把“他的”作家们都牢牢地监禁在一排小农舍里，就像养马一样。我们会被关上一整天，一直工作，傍晚获准三四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去过我们的无关紧要的小日子，到了十二点再关起来。玩笑而已！ 然而仍然没人能捕捉那些萤火一样奇异飘忽的创造性的杰作。电影业想花钱买它。自从有了电影，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小说诞生了，制片人把它买下来。如果作者经验老到，也许就会微微一笑。制片人对作者竭尽溢美之词：这本无与伦比的震撼人心的原创作品……相信我们就好，你会看到。作者继续面带微笑，保留自己的想法。作者通读剧本初稿。她（或他）会就事论事地说“但这部剧本跟我的小说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这时候，制片人开始念叨“妥协”。“完整性”这个词出现了：“这个故事最关键的完整性在于……”如果作者比较天真，她（或他）会问——她真的很不解——“如果你根本不用它，或者只是在扭曲它，为什么要买我的书？为什么不自己写个剧本，完完全全从头开始写？”但电影制片人和整个电影业是文学魔法的真正信徒——这就是关键，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小说具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带着一种气息，它让人着迷，他们买下这本书就是为了染指它。他们认为，即便他们篡改里面的情节或思想，让它几乎面目全非，那种魅力或力量的一部分仍然保留在里面。有时候他们是对的。 他们真的理解其中的奥妙吗？也许不理解。这些擅长套路的强势人物对自己占有的东西非常无知。他们不理解一件事情：电影行业的动力来自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强大的情感能量。每一个从文学的清醒世界来到电影圈中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危机、泪水、威胁、歇斯底里、凌晨三点的电话铃和伴随着电影制作而来的脱离现实的情节剧弄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大家到底在干吗？他们在制造自己的燃料，这就是答案。他们也不明白自己在使用这些燃料时有多么浪费。 作者可能会（而且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从传真机上收到几米长的传真，或者从快递员手里接过几米长的打印纸（标着“非常紧急，马上递送”），上面写着：“我刚刚读了你写的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的小说。我通宵在读……”接下来几百字都是类似的话。但激动的情感都注入了这封信中，消耗殆尽。一周后，写信的人会拣起这本小说，翻过去：“我已经不感兴趣了。真滑稽。” 鲍勃·戈特利布告诫我（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作者）：“我给任何作家的建议只有一条：拿了钱就跑。”我觉得这种说法太世俗了。但他是对的，除非你很想到那个一切都是海市蜃楼的幻景世界周游一番。 有人也许认为我讲了太多跟出版和出版社有关的东西。但要写作家的生活，怎么可能不提到出版和出版社？写这本书有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很难再现当时的冷战氛围，它像毒汁一样渗透到每一样东西里面，在今天看来就像神经病一样；另一方面，向读者描述我开始写作时的出版界的氛围跟今天的差异也是很难的。如果我说，“那时候，对真正的文学的尊重统治着出版界”，年轻作家（或读者）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想象中的对话者反问我。他们确实不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没有哪段经历可以教导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好书和坏书之间的区别。仅仅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事情的变化：《观察家》这类期刊当时只刊登严肃书籍的书评，把版面给二流书对它们而言是一种耻辱。如果一个年轻人从来不知道报纸还可以不是这样，当他在一份被称为“有品质”的报纸上看到有好几栏的版面在评论香艳历史小说或者是充斥着性和暴力的长篇故事，而只有一段文字在说一本经典——比方说福楼拜的 href='/article/8533.htm'>《情感教育》——再版了，他（或她）就该知道事情是怎样的。 我要重申一个（唯一一个）本质的事实：有些书是只为少数人而存在的，无论怎样吹捧、推销都改变不了这种状况，但这些书是最好的书，它们隐秘地、安静地、不被人察觉地成为最有影响的书，为整个时代设定标准和基调。 我已经上了苏联大使馆的宴会邀请名单。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红军建军节等节日，那里就会召开大型招待会。我参加过五六次。我并不喜欢去，可我为什么还是去了？革命义务可以是父辈和祖辈对教堂的义务的延续。现在我能听到父亲的声音：“主啊，我一定要去教堂吗？”当母亲想去班凯特的教堂做礼拜时，他就会这样讲。一位同志的声音响起：“你会去苏联大使馆的，是吗，多萝西？” “我想是的。” 大批苏联官员在一个奢华的房间里等候我们。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的代表为什么必须住在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房子里？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官员几乎全是间谍，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情。在场的还有英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的同路人，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人，比如科学家D. J.伯纳尔。他在结晶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激励了一代学生，这些学生无论是否共产主义者，都尊他为永远的导师。早在1930年后期，他就劝说英国共产党人去理解：艺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混淆两者将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曾是共产主义领域的主要论题。当时有很多辩论、讲座和学习小组。我记得我自己也曾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小组里作过关于这个主题的发言。后来C.P.斯诺吸取了伯纳尔的观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 这一进程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原本仅限于少数人的观点，特别是那些受到攻击和声讨的观点，展翅起飞，扩散到整个文化。不到十年时间，共产主义内部诞生的词组变成了语言通货的一部分：坚定的步伐（我们一定要迈着坚定的步伐）、固有的矛盾、表率、法西斯主义者，其他所有干巴巴的套话都可以在《泰晤士报》的编者按中看到。 J.B.S.霍尔丹是内奥米·米基森的哥哥，他为《工人日报》撰稿，向人们解释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正是他曾经用这句话鼓舞了我们所有的人：“宇宙不仅比我们一般设想的离奇，它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加离奇。”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专门为看他的文章而买《工人日报》，其他内容一概不看。他后来去了印度，在那里培育了一代印度科学家。这样的人都很有独创精神，但他们也像他们的同类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谈论苏联时，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胡言乱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些人为了在其他方向上取得大发展，需要跟遭到痛恨的少数派认同？这些多姿多彩的人当中有像红色主教休利特·约翰逊这样的人，他写了一本华而不实的书，叫作《世界共产党人六世》，他是共产党的帽子上那根最亮丽的羽毛，因为他身居宗教当权者的核心。 没有谁会说这些客人是一群索然无味的人，但我觉得气氛非常压抑。我厌恶那种处在这样的立场上沾沾自喜的姿态：我们，这群聪明的少数派，在支持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捍卫者，它正在遭受诽谤和不公正的攻击。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决定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们站在我的两边，带着我，走到一位将军面前，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他身边站着几位助手，我以为是军人，但现在想想，他们当然是克格勃。他身宽体阔，非常结实，眼睛仿佛寒冰，满嘴都是共产主义的套话：“工人阶级……法西斯帝国主义……和平阵线……受剥削的大众……推动共产主义事业。”我没有真的在听。我怎么了？我要晕倒了吗？我浑身发冷，掌心出汗。我的脖子后面泛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怪异感觉：那里的短发竖了起来。我给吓坏了，满怀恐惧。他让我怕得要死。从那以后也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我离苏联的杀戮恐怖最近的一次，触手可及。我没跟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情。它太“主观”了，任何不能直接解释的东西，他们都会这样评价。很遗憾，有些最为重要的、让你发生改变的遭遇有时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几乎不值一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大型招待会。 我还跟杰克去过一次捷克大使馆。跟往常一样，我觉得很枯燥。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缠着我们不放，不断地为我们端来酒水。当我们说要离开，要去叫出租车时，他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回丘奇街。我们没有邀请他，但他还是坚持跟我们一起上楼。在我们的房间里，他向我们吹嘘他的有钱有势的朋友们，邀请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想方设法让我们答应会跟他再次见面。他离开后，我们开他的玩笑：他脑子里面装着的那些人，不管是有钱有势的，还是没钱没势的，没有一个会愿意跟这个喜欢攀权附贵的人待上半小时。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沃德。后来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是有钱有势的人的皮条客，还卷入了间谍行为。他是克里斯汀·基勒的朋友或情人。当他遇上了大麻烦，那些利用过他的人都弃他而去，他自杀了。同样，你也会遇到一些在晚宴派对上见过魅力四射的克里斯汀·基勒的人——“她真了不起……她很机智……她很聪明。”然而当她需要帮助时，她的倾慕者们没有一个伸出援手。 如果我不是共产党人，我就不会去做的事情还有哪些？我曾去一大片公寓街区卖《工人日报》，还在那里为某次市政选举散发助选传单。那是在白天，开门的都是女人。“这类事情都是我丈夫在处理。”她们请我进门，因为她们很孤单。女人和孩子待在家里，关在阴暗、破敝、寒冷的房间里，那是在社会大繁荣即将爆发之前——那场被描绘为“你从来没过得这么好”的繁荣。这样的处境让我再熟悉不过了。他们需要的是关于分期付款的建议，关于如何领取儿童津贴的指导。他们不知道按规定自己能得到什么福利，怎么得到这些福利。在罗得西亚，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来，我只需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住在32号的女人需要……”但现在，这些相关规定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也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对党组织说，这些人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社工。这种事情我只做过一次。跟党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阴暗压抑的，但原因并不仅仅是我像往常一样处在错误的位置上。 我去赫尔大学作讲座，主题是南罗得西亚。听讲的是五十来个尼日利亚学生。当时的经历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极少数的白人（大约十五万人）统治着一百五十万黑人。“他们为什么不让白人离开？”“他们为什么要让白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请帮我解释一下——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南罗得西亚被武力征服了。“但我们不会听任自己变成——你管那叫什么来着？——劈柴挑水的人。”我从未遇到过比他们更缺乏理解力的听众。 我还受邀向爱尔兰共和军的人讲过罗得西亚的情况。听众大约有十五人，都是年轻的男人。我了解到，没有逮捕令就逮捕、不经审讯就关押、没有判决就收监，这类事情经常发生在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身上。他们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有获释的希望，除非英国一时兴起。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渊源比大多数人现在以为的要久远得多。 在肯辛顿共产党人组织的会议上，党要求我把党在文学领域的路线带到会议上去。我不赞同党的路线，从来没有赞同过。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参加了会议，这部分是出于好奇心。我的位置要求我必须把格雷厄姆·格林当成反动作家来扬弃。我敬重格雷厄姆·格林。然而我很擅长阐发党在文学领域的路线。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想，这种事情我在一生中只做过一次。我开始结巴，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几乎无法完成发言。我结巴是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说的话，这一点不需要萨斯曼太太来告诉我。“你不觉得，” 萨斯曼太太说，“现在到了你应该学会说‘不’的时候了吗？” 所有这些事情都伴随着萨斯曼太太、杰克的评论，还有我母亲的。她狂躁、忧愁、怨恨、责备，不停地跟我说，我应该替儿子的未来着想；杰克打算什么时候娶我；我为什么要跟共产党人搅在一起；这位萨斯曼太太是谁；我为什么准备听一个外国陌生人的话，却不肯听她的。 与此同时，党的内部（至少是我所在的圈子里）涌动着一股暗流：大家在谈论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消息。那些消息不是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已经自动地把报纸上的报道贬抑为谎言；我们谈的是口耳相传的消息。谈论的声音带着迷惑和恐惧。逮捕、失踪、监狱、集中营，这些现象都归结到这一点：“可惜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里，如果是那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党公开否认有这些事情，即便有党员独自或两人结伴去问，甚至有支部派代表去询问，党也矢口否认：“资本主义者在说谎。”私下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当时流行一个词组：了解内情。这是一种苦涩的承认。但这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远远不是。 “了解内情”这个字眼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熟谙政治的复杂性。 人们就英国共产党高层的经济腐败谈论得很多，但我认为钱是其中最小的问题。那些高层官员非常自豪地宣称，共产党官员的工资从来都不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乐意鼓吹这一点。他们是否从苏联手里领取布施，同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没有人能说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当然会去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旅行，但我相信这种优待只相当于让他们去母校参观。不，关键是权力，权力是毒品，是诱惑。有内幕消息，能直达上听，了解内情，这些都是权力。我相信，很多人在早该离开共产党的时候没有离开，正是因为他们属于这个“了解内情”的特权精英群体。渴望属于精英群体当然是人人都有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贵族制、无产阶级专制、加里克俱乐部、秘密社团，全都如出一辙。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玛格丽特舅妈和她姐姐，玛格丽特是我舅舅的遗孀。这是我妈妈的世界：另一种精英，中上层阶级，我妈妈倾慕并希望我也加入其中的阶级。然而我妈妈一向不喜欢她的弟妹。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这两位太太穿着传统服装，戴着精心打理过的帽子，套着手套，披着狐狸皮的披肩——只是这是一个跟我完全无关的世界。哪怕只是靠近它，我都会觉得有被监禁的危险。我觉得我几年前就跟它告别了，但如今妈妈又开始催促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置身“正经人”当中。 我确实曾设法要跟我父亲的兄弟亨利见一面。就是他，结婚三十多年后离开了妻子多莉，宣称自己曾经为了孩子而守着空洞的婚姻，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那个女人，按照家里人的说法，是个“红头发的贱妇”。如果你长着红头发，闯入一群“正经人”中间，你离获得蔑称就不远了。他们说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实她不是，但“红头发的酒吧女贱货”这个称呼太棒了，他们舍不得不用。我爸爸一直不喜欢这位兄弟，但终于发现他身上还是有值得钦佩的东西，他为他开脱，但没有用。我写信给亨利叔叔，说我跟其他家庭成员不一样，我们能否见一面。他没回信。我又试了一次，仍然没回。他女儿琼来看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痛斥她父亲。我问：“你父亲因为你，几十年来守着糟糕的婚姻，他难道不多少值得一些感谢吗？”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其实我见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才去见的。很多带小孩的母亲都是这样。 比方说，保加利亚大使馆每周都会举办民族舞晚会。我带彼得去参加。参加晚会的很多家长都不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孩子才去那里。 运河边上有个花园叫“小威尼斯”，现在那里已经很漂亮，当时却阴沉破败。人们在那里举行同乐会，尤恩·麦寇尔在晚会上唱歌，那里异乎寻常地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在共产党文化圈里很常见。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昂娜·特蕾西和她丈夫艾利克斯·麦克林德尔。昂娜·特蕾西是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她所受的教育引她走上了与众不同的生活道路。艾利克斯·麦克林德尔在《迪克·巴顿》中扮演特工乔克，《迪克·巴顿》是风靡一时的广播连续剧。广播界、音乐界和刚刚诞生的电视界的人在那里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带着小孩的女人们。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但十年后，大家都不是了，除了艾利克斯。另外还有尤恩·麦寇尔，共产主义吟游歌手和诗人。 我觉得这些活动让人提不起兴致，这些人全都在跳苏格兰民族舞，经常冒着寒冷的蒙蒙细雨。 每到盖伊·福克斯之夜或者其他节庆，人们一有借口就会在轰炸区点上篝火，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周围的街上走来，聚到篝火边。我会把这里的业余爱好者的温馨气氛跟我在汉堡轰炸区看到的五朔节之夜的熊熊篝火作一番比较。 我多次领教了英国的凛冽天气的厉害。巴兹尔·戴维森邀请彼得和我去他在埃塞克斯的农舍做客。那里住着他和妻子玛丽恩，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农舍里有个电暖气，只有一片，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关着的。他们觉得当时是夏天，因此不需要额外供暖。我却觉得要被冻僵了。我们都套着层层针织衫，只有我又裹了一床毯子。他们说，我们需要新鲜空气。我们钻进汽车，开到一面山坡，风哀鸣着呼啸而过。我们必须找个避风的地方，他们喊。找到了，一个凹进去一点的地方，风在那里一点也没减弱，还夹带着锋利刺人的雨点。我们蜷缩在一起，吃三明治，从保温瓶里倒茶喝。“疯了，”我对自己说，“这些人疯了。”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冷雨不会成为阻碍我散步的理由，我已经跟他们一样疯了。 党经常组织周末游行，抗议这个、抗议那个，路线通常是从海德公园到特拉法加广场。彼得喜欢游行，大多数小孩都喜欢。游行就像野餐，就像家庭活动。大家互相打电话，约好碰头，游行之前或之后去酒吧，或者在游行途中讨论共产党的事务。我私下里觉得这种游行跟教会野餐一脉相承。无论规模大小，这些游行或“示威”确认了我们的团结，我们站在正义一边，对抗整个世界。在冷战的日子里，人们会冲着我们高声谩骂，甚至向我们扔东西，这些是对我们的殉道意志的肯定。每一次，组织者都会声称参加者有几百、几千或几万，而新闻上会说只有一半那么多，或者更少。真实人数居于两者之间。有次我们游行抗议削减教育基金，即“巴特勒削减决议”，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们，嘴里唱着“打倒金银花”。游行、示威和抗议是一件让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对于有些人，甚至骚乱和跟警察对抗也是很愉快的，人们很少承认这个事实。对很多人而言，这些“示威”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事实上，我出于革命义务而参加的活动不多。一部分原因是我带着年幼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有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党没打算对我有太多的要求——每时每刻都有“知识分子”在退党。 有一次，我去下议院游说。我跟两个工人一起等在外面，他们专程从威尔士的矿井赶来游说他们的国会议员——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当矿工的老朋友。他们把名片递了进去，我们等着，等着，等了很久，有两个小时。我们成了朋友。我跟他们讲起我在唐卡斯特附近的矿工镇的经历，他们说他们的状况要糟得多。终于，我们三人站在了装饰华丽的大厅里，置身于侍从、塑像、宏伟的场景当中。那个威尔士议员出来见他以前的朋友、现在的选民，是他们的选票把他送到这里。他神色和蔼，有一点点尴尬。他问候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说自己过一个多月可能会回家乡。但他只能抽身出来一小会儿，他必须得在议会里待着。是的，他也认为政府的政策……然后他走了。侍从暗示我们该离开了。我们站了一小会儿，环顾四周。一个矿工说——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怒气，但是带着那种致命的“你还能指望什么”的语气——现在他看到了。他理解他们来这儿之后起了什么变化。没有几个人能经受得住这个。他指的是这些大理石大厅。另一个说：“我再也不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跑到这里来了。” 这也是苏联派遣马戏团、乐团和舞蹈演员来伦敦的时期。俄罗斯小丑们棒极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媲美（现在也许仍然如此）。至于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些音乐会、合唱、舞蹈表演都突显出一种扭捏作态的异想天开和滥情。恶魔般的残酷在艺术作品中制造出这样的品质。滥情和残酷是同胞兄弟，残酷往往带着虚假的微笑。乔纳森·克劳斯说，他有回在巴士上看到一份别人扔下的杂志，上面刊登着艺术作品，他以为是苏联人的作品。凑近了一看，那些英勇的人物形象居然是专门讨论纳粹艺术的文章里面的。还有一次，他在36路巴士上看《工人日报》，也坐这路巴士的画家大卫·邦伯格告诉他苏联的体制如何野蛮，还说他应该读一读阿瑟·库斯勒写的书，尤其是《正午的黑暗》。乔纳森读了，但对他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艺术和纳粹艺术之间的相似性。 同样，如出一辙的欢快的英雄战士，迫不及待地要为祖国去死。同样，多产的母亲，流淌着过剩的乳汁。苏联和纳粹德国热衷于阅兵，健康的、胸部鼓鼓的m?ds和devushkas列队走来，每一个都暗中渴望得到希特勒或斯大林的触摸。我在舞台上见过的最可怕的也许就是苏联的杂耍表演里的一个女人。她四十岁左右，敦实、丑陋，穿着一条紧身短裙。她扮成小女孩，做作、狡猾、挑逗地扭动身体，口齿不清地说着小孩话。这就是她，这不是表演，她正是凭借着这种造作的力量——一个中年妇女扮作天真烂漫的小孩——才能在舞台上讨生活。 为了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我妈妈带彼得去看换岗、皇家锦标赛、伦敦塔、划船比赛、南肯辛顿的博物馆和其他类似的有益的活动。 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在每个周六的上午举办精彩的儿童音乐会，组织者是罗伯特·梅耶爵士。彼得和我大部分星期六都会去那里，琼有时也去。本杰明·布里顿的《让我们排一场歌剧》上演了不止一次。台下挤满了孩子——当然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好吧，聊胜于无。那些故事的背景都是维多利亚式的儿童房、保姆、仆人、妈咪和爹地，那些来自贫民区（或者不久后出现的市政福利房）的孩子们看到这些会怎么想？ 彼得最喜欢的是内奥米·米基森在苏格兰的住所，我们去过那儿三四次。内奥米在战争期间买下了那座位于金泰尔海角的大房子，给家人当庇护所。每逢复活节、圣诞节和夏天，里面就住满了人。内奥米的儿子有的是医生，有的是科学家，他们的妻子个个出类拔萃。他们都邀请了朋友。科学与艺术之间出了名的文化隔阂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内奥米的作家和记者朋友们也愿意从伦敦和爱丁堡来到这里做客，来宾中还有政治人物，因为迪克·米基森本人就是政治人物。内奥米跟博茨瓦纳的联系已经开始了，她很快就被博茨瓦纳的一个部落尊为部落之母，因此客人里面有非洲人。当地的渔民——内奥米有艘渔船——和市政议员混杂在伦敦来的客人中间。内奥米没有得到她作为女主人应得的赞誉——把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绝对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最难的是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这是个生殖力旺盛的家族。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说他们在卡拉代尔宅邸度过的假期就像生活在魔幻世界里，那是他们童年时代最愉快的时光。怎么可能不是呢？奇大无比的房子，许许多多的房间、壁龛、角落和角楼；苏格兰西部空气温润，但也会突然狂风大作，咆哮而来，抽打着、呜咽着穿过所有的烟囱；开满石楠花的沃野绵延几英里，他们在那里奔跑玩耍，没有人管束，也没有危险；沿着一条很短的路走到尽头，就是金泰尔海角的沙滩和海浪。三四十个人可以随便窝在宅邸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在宅邸的辅楼里。那里的气氛欢快、喧闹，但并不是只因为有小孩才这样。到了晚上，外国客人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些声名显赫的人像小孩一样玩起了“谋杀”或“邮差敲门”的游戏。下一分钟大家又开始下棋，或者是吵吵闹闹地玩起拼字游戏。大家的声音经常很大又很尖。内奥米的女儿们嫉妒她——这位热情洋溢、奔放不羁、聪明机敏的妈妈——她们对她言语尖刻。我想，好吧，如果你们不能跟自己的妈妈和睦相处，为什么不离开？就像我这样。可你们却在这里利用着各种舒适的条件，然后又为难她。但我正在目睹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孩子们一边尖刻地批评，一边窝在家里。 “我真的像她们说的那么糟吗？告诉我——不要安慰我，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 “当然不是，内奥米” “如果我有她们说的一半那么坏，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妖怪了。” “噢，别在意。这只是常见的母女问题——你知道，快乐家庭常有的。” “儿子们是最好的。”她经常说。但我觉得她渴望有个娴雅温顺、待人友善的女儿。她把我当成这样的女儿。她待我友善、慷慨，对我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迫切地想跟我聊聊女人的八卦——但我不属于这种类型——她不停地给我指点，我耐心地听着，我本来应该对我妈妈也保持这样的耐心。是的，我意识到了这种处境的讽刺意味。 她依赖儿子们的支持。但这是一个家族，当受到外来威胁时，他们就抱成一团。一位美国著名科学家的女儿爱上了米基森家族的一个儿子，有一次她在场，愁眉苦脸，眼含泪水——她的家族决定反对她。离开学校后，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冷酷残忍的排斥。我认为他们的态度都是无意识的，就像梭鱼喷出团团浓黑的墨汁。关键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家族。他们作为个人都很迷人。我庆幸自己不是一个大家族的一部分。 轶事：内奥米让我带一位不善言辞的青年科学家去散步。“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说点什么——他的舌头会退化的。”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沃森。我们翻过小山，穿过石楠花丛，一起走了三个多小时，我一路说着闲话，我毕竟是我妈妈的女儿，我听从了妈妈的教诲——一个人理应知道怎样让别人觉得自在。最后，我筋疲力尽，一心想着逃跑，后来我终于听到了人的声音。“你看，问题是，全世界，我能跟他说话的只有一个人。”我把这个报告给内奥米，我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轻浮的话，即便是很年轻的人也不会讲这种话。没过多久，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向世人揭开了DNA的结构之谜。 轶事：哲学家弗雷迪·艾耶尔会在那里逗留一两个晚上。他当时跟他的美国情妇在一起，她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她下楼来吃早餐，穿着猩红色法兰绒睡袍，镶着白色刺绣蕾丝滚边。她的风度和绚丽震慑了邋遢的场景——我们每个人都裹着好几层毛衣。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不断地以千百种方式激起我们的艳羡和模仿。 无论是你无意中听到的关于科学的谈话，还是你参与其中的政治谈话，它们的内容都拥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文学话题却不是这样。 “噢，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会听到这样的话，“枯燥的托尔斯泰”。诗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奥登。叶芝呢？噢，可怜的老叶芝。艾略特呢？可怜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呢？他是谁？我当时认为，这只是我经常遭遇的英国人文化教养不足的又一个小样本。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其实只是触到了一个已经被埋起来的、过去的文学文化层，这是一层沉积岩。在二三十年代的某段时期，在文学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或者一度在整个文学界，一股观念的波浪淹没了所有的人，大家都开始说：奥登是唯一的诗人，可怜的老艾略特，可怜的老叶芝。 缺乏文化教养是英国的顽症，在伦敦最为突出。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在饭桌上最喜欢的娱乐是自豪地列举自己没读过、也不 6253." >打算读的名著。一家重要的报纸——《独立报》——有个每周专题：关于你曾经想读的那些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里面给出了诸如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书的情节梗概。（怎么，你连玩笑也开不起吗？）很容易想象写这些豆腐干简介的人的脸上那副志得意满的笑容，他把这些鸿篇巨制缩减到学校考试的答案水平。 我在七十年代给《旁观者》写了一篇幽默小品文，引用梅瑞狄斯（引自《理查德·费弗雷尔的炼狱》）和D.H. 劳伦斯（我记得是劳伦斯）的文字来说明他们笔下的浮华段落完全可能跟流行的爱情故事一模一样。人们以为我是在诋毁这两位作家，马上有读者写信给我，抨击伟大的作家。歌德？太德国了吧！塞万提斯？多沉闷——这是这些人最喜欢用的词。司汤达？噢，多么冗长乏味！这些人，这些恶狗们，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就蜂拥而上，急不可待地把文学撕成碎片。 丽贝卡·韦斯特，一位聪慧、有教养的女人，她说歌德的全部哲学可以归总为“自然何其壮丽”。这就是了，你听到了来自沼泽的真正的咕噜声。 英国人——不，英格兰人——最喜欢琐碎的、规规矩矩的小说，最好是关于阶级和社交行为的细枝末节。 我对内奥米说，她和她的家人都本能地偏爱二流的东西——我指的是文学作品。来自殖民地的人和无法无天的更低等的人可以多么粗鲁而不受英国人的责难，英国人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受过更好的教育。当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逍遥法外了，我度过了难过的一天——我和我的舌头必须学会选择沉默。 我已经不太喜欢卡拉代尔宅邸了，可我为什么还去？当然是因为孩子。 我不喜欢的是抱成一团的米基森家族，但跟每个人单独见面时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以前经常去卡文迪什广场跟内奥米在她所属的俱乐部一起共进午餐。我喜欢她的活力四射，喜欢她对生活的享受，还有当她告诉我她的最新爱情故事时，那种毫不虚伪的率真。她父亲是伟大的科学家约翰·思科特·霍尔丹，他送她去牛津的预科学校“龙学院”读书。那是一座男生学校，她是唯一的女生。我想也许是那段经历决定了她的爱情生活的道路。她说，她十六岁那年，当她“还在学校里，长发披肩的时候”，他们让她跟迪克·米基森订了婚。迪克·米基森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军人，她几乎不认识他。我想，他们的婚姻体现了理智和有教养的行为的精髓。她有她的爱情历险，而他至少有一位长期的情人。他们夫妇是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关注着这段婚姻，充满赞赏，年轻人尤其觉得很好。我记得在卡拉代尔宅邸听到过两个女孩子的对话，她们都反对婚姻。“但是总有米基森夫妇这样的婚姻；这并不新鲜。” “是啊，一切都开诚布公。没有伪善，没有谎言。”因为非常年轻，所以当她们审视成年人的世界时，伪善和谎言在她们看来是最糟糕的东西。 访苏一行人当中，内奥米是我后来见得最多、见的时间也最久的一个，我们见了好几年。我见过几次科珀德和他妻子。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匆忙的世界里，他越来越不得其所。他来自乡间，属于村庄、田野、树林和长时间的闲聊，一个消失的世界……我没见过道格拉斯·杨，但听内奥米讲起过他。我有时跟阿诺德·凯特尔一起吃午饭，但他一直无法跟党决裂。我的确见过理查德·梅森，他跟妻子费利西蒂住在切尔西的某条街上。费利西蒂是个真正的美人，缪斯的合适人选，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角色是激发天才。在理查德之前，她也遇到过一两个人，但一见到理查德，她就明白了自己的宿命，也知道了他的宿命，并把这种宿命告诉了他。她断定，切尔西的一座小房子和安静的生活是他的创作所需要的。她每天早晨安排他上楼，帮他挡住电话、门铃、访客和日常生活的任何痕迹。这当然是很多作家梦寐以求的生活，尤其是我，那么多事情都有人照管，但这个药方显然不适合理查德。痛苦而滑稽的一幕上演时，我也在场，那天晚上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大家都怀着同情的好奇心追随着这幕戏剧来到它不可避免的结局：理查德告诉费利西蒂他需要的什么，而费利西蒂却把她所断定的他应该需要的东西告诉他。“我想做的是去异国他乡，爱上一个有色人种姑娘。她一定要一贫如洗，或者疾病缠身，或者是类似的情况。到那时我会写我的第二本书。” “别胡说，亲爱的。你需要的是平和和宁静。”这位金发女神说，精力充沛地整理着房间。 “平和和宁静让我发疯，”他说，“费利西蒂，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只是遇到了写作梗阻，亲爱的。” “是的，我知道遇到了写作梗阻。梗阻的原因就是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他经常在楼上将头探出窗外，满怀憧憬地望着生气勃勃的街道，甚至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家门，在酒馆里待上“罪恶的”一小时。这样维持不了多久。也确实没有维持多久。他去了香港，在那里写了《王素洁的世界》，立即成了畅销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姑娘，她遭到多种噩运的折磨，肺结核是其中之一，就像以前的浪漫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费利西蒂明智地离开他，找到了另一个需要缪斯的作家。理查德至少有一段时间迷失在电影世界里。他告诉过我一个故事：他跟导演一起东奔西走寻找完美的王素洁，他们去了檀香山或者其他类似的浪漫小岛，但看到的只是全体居民列队欢迎驶来的轮船，穿着背心裙，唱着《前进，基督徒战士》。 有两年的时间，我跟一个年轻女人经常见面，她的儿子跟彼得一样大。我们每天同一时间把孩子从学校接出来。为了打发从孩子出校门到上床睡觉之间的那几个小时，我们一起去肯辛顿公园划小木船；当孩子们在周围奔跑玩耍时，我们就在那里散步。我们住的地方都太小，容不下七八岁小孩的旺盛能量。那时候的海德公园里面有绵羊——城市中的一片乡野。 她是一个安静、爱沉思的女人，她儿子是个红头发的倔强小孩，好斗、 脾气暴躁——母子两人气质迥异。她的工作允许她四点钟下班，而且她跟我一样，总是很疲惫。她的故事在当时不同寻常，但到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她怀上一个男人的孩子，他曾说会跟她在一起，但后来离开了。简而言之，这是个单亲家庭。她怀孕后，父母不愿意帮她。一些热心慈善的修女收留了她。她们让她洗衣服，刷地板，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里一样，让她住在一间寒冷的屋子里，睡在硬硬的床板上；她们供给她很糟糕的饮食。算上她，那里一共有六个怀孕的姑娘。生产时，她们说她的痛苦是因为她的罪。这些姑娘们整天遭到斥责：荡妇、妓女、恶魔的孩子。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她只能待在那儿，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听到她的遭遇我义愤填膺。我觉得我的反应让她觉得有趣，她的态度是：你还能指望什么呢？然而，如果接受社会弊端就是成熟的标志，那么进步从何谈起？这样的事情如果晚发生四五年，她就会得到福利国家的救助。她的故事最后有了快乐的结局。那个男人回来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但为了孩子，她把很多东西都忍了下来。他们有两个狭小的房间，没有几件舒适的陈设。 恶劣地对待怀孕的姑娘、未婚妈妈，所有的文化都是如此，向来如此。我们最近刚刚看到这种恶劣的现象在英国爆发，这些年轻女人步履维艰，一成不变地（ritually）遭受侮辱和诋毁，她们被看作一心利用福利国家的好处过上轻松的生活的狡猾的窃贼。人们从来也不认为她们的孩子有资格享受什么，从来也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价值；没有，他们的妈妈做了错事，他们必须也遭到惩罚。 我去里士满探望戴茜阿姨和她的妹妹伊夫琳，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大部分朋友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稳的状态中，而去戴茜阿姨家就像是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这是一座大房子，已经破败，需要粉刷，它坐落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间，花园里到处都是小鸟。一幢幢老房子持重地问候你，看着你沿路而上，经过谨慎的窗子，当你按响门铃，你似乎能感觉到，房子里面的居民开始移动到位（有些像鬼魂一样），对你这位闯入者严阵以待。我了解的英格兰完全是几百本小说和剧本中的纸上的英格兰，在我这种人心目中，住在这些老房子里的人嘴里讲的都是小说上的对白，而那些小说他们也许根本没读过，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 我必须做好我会让她们失望的思想准备，因为戴茜阿姨是我的教母，在我的整个童年，正是她不断地给我寄跟耶稣和使徒们有关的书，而现在我来了，一个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 我按了门铃，声音很大。戴茜阿姨或者伊夫琳阿姨耳朵背吗？我又按了一次。门慢慢打开了，我眼前站着两个小小的老太太，微笑着。每个老太太都穿着最精致的黑裙子，围着印花围裙。围裙意味着她们没有仆人，我不得不把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小说《孤独的奴隶》抛在脑后，那部小说的背景也是伦敦的这片区域，也是在一座这样的房子里。小说描写的是中产阶级和他们的仆人的生活，我本来打算以这本小说为向导。我吻了吻迎向我的两张纸一样单薄的面颊，先吻了戴茜，然后是伊夫琳。小男孩向戴茜张开双臂等着来个拥抱，但年迈的戴茜行动迟缓，于是他把伸出的手改成准备握手，但接着就被她们两个人的拥抱给吞没了。两个老太太站在那里赞叹这个健康的孩子，从日本回来的传道团成员伊夫琳阿姨说：“英国男孩的脸色多红润啊。”彼得看看我，很困惑——他认为他不是英国人，或者是学校里的人让他这么认为。 “我猜日本小男孩的脸色没有这么红润。”戴茜对妹妹说。伊夫琳说，“但这不表明他们不如英国孩子健康。” 当时是十一点半，客厅里放着装茶点的餐车，餐车上摆着小圆面包、果酱和两种茶。她们一边取下围裙，一边道歉：“这年头我们请不起像样的仆人。有个女佣每周来一次，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收拾。” 其实这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房间里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戴茜阿姨年轻时买的，当时的家具店里只卖这种家具。现在它们都成了古董，但一点也不值钱，因为实在太过时了。彼得在一旁坐立不安，尽力做到举止得当，于是戴茜说：“他大概喜欢到花园里玩？但我们的花园里没有好玩的豪猪、狮子和大象。”彼得出去了，我们可以通过窗口看到他，他在灌木丛里游荡，带着百无聊赖的烦躁表情——当小孩子知道大人们要在他头顶聊上几个小时，而他必须等着时，他们就会流露出这种表情。 我一边跟戴茜阿姨聊天——伊夫琳又围上围裙去厨房了——一边试着从这位弱不禁风的小老太太身上找到我所知道的戴茜·莱恩，我知道太多关于她的事情。我妈妈在老皇家自由医院当病房护士时，戴茜是个实习生，她是个刻板的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后来戴茜当上了病房护士，在那个人人相互嫉妒的等级体系中跟我妈妈平级，她们两人成了好朋友，以后一直是好朋友。我妈妈在流放岁月中每周都写的长信就是写给戴茜的，一页页蓝色的高洛斯利书写纸，信里写着“又即”、“又又即”，有时用维多利亚书写风格“划掉”，在纸上留下纵横的划线——划掉而不重新誊写本来是为了节约，但对住在农场的人来说，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书写纸用完了，你就得等着，直到从七英里之外的商店买些纸回来才能继续写。对我妈妈来说，戴茜·莱恩就是她的故乡英格兰，那些信就是她的流放史。戴茜当时已经是护士的考官，她总是定时回信，回信比较短。“很抱歉我这里的新闻不像你那里的那么令人兴奋，亲爱的，我这里没有蛇和森林大火的故事供你消遣。”她寄书给我时，她会非常严肃诚挚地给我写一封信，不仅谈到她对耶稣的思考，还有她妹妹在日本的传教生活。 “但我猜，你比我更了解传教士。”她写道，“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在支持坎帕拉的一个传教团。” 她对我母亲的想法和感受的了解当然比我多。过了那么多年，写了几百封信之后，我母亲回到了伦敦，在这位老朋友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就在这座房子里。一座伦敦的房子是她梦寐以求的，但当然不是一座太大的、因为没有仆人照料而慢慢破败的房子——两个老太太住在里面，生机早已离她们远去，她们整天待在屋子里做饭、做家务。我妈妈来这里做客的那段时间她们相处得怎么样？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开口问，因为事情肯定不会太好。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母亲和伊夫琳意见相左。“莫迪一直是个直率的人。”戴茜平和地说，神情紧张地看了妹妹一眼。 这就是关于那个虎头蛇尾的星期——我妈妈终于在里士满见到了她最亲密的朋友——我所了解到的一切。 一小时后，雪利酒放在银托盘里端了上来，旁边放着巴斯·奥利弗饼干。“你觉得彼得会不会想喝杯牛奶？”戴茜问。 “也许他想来点雪利酒？”伊夫琳说。 “这可太不像话了。”戴茜说。那孩子趴在无人照管的草坪上，下巴垫在一只胳膊上，正在用小树枝戳什么东西。 “没关系，”伊夫琳语气坚决地说，“狗犯困了，孩子玩得心满意足，让他们躺着吧。” 我们喝着甜甜的、浓郁的雪利酒，戴茜阿姨开始履行她的职责，询问彼得的宗教健康情况。“好吧，我去把午餐端上来，”伊夫琳说，“你们两个一起安排彼得的精神生活吧。” “日本给了伊夫琳一些非常不合正统的观点。”戴茜说，“如果我们的教区牧师知道她的有些想法，我真不知道他会怎么说。不过还是让我们来讨论我们的小男孩吧。莫迪说你没让他受洗？” “她带他受洗了。” 她叹了口气，很沮丧。她转身正面朝着我，这是一张不屈不挠的脸，并且因为长年以教母的身份帮助过我（现在我因为这个感激她）而显得更有资格，她说：“但这意味着他没有教父教母。” 我说：“可你知道，戴茜阿姨，有些人会管教孩子，会对他们负责，就像教父教母一样；不是非得信教才会这么做。” “可是，我亲爱的，他对上帝的义务呢？谁会告诉他？” 谈话在两条不相交的线上艰难地进行着，然后午饭被端上来了。 一只大瓷盘里盛着烤牛肉，盘子比较深，所以美味的汤汁不会流出来，她们把汤汁浇在彼得的蔬菜上，好让他成为男子汉。午餐还有烤土豆和胡萝卜配白沙司，花椰菜配白沙司。牛肉确实很可口。布丁也很棒：挂着金色糖汁的板油布丁。还有美味的果酱馅饼。餐桌上还有芝士、饼干。两位老太太的胃口很小，端上来的大部分东西都被吃掉了，那本来是她们俩准备吃一个星期的。雪利酒和油腻的东西下肚后，我们都很想睡上一觉，但我们还得坐在那里喝上一杯咖啡，一种很淡的浅色咖啡。我们围坐在客厅里，想睡又不能睡，因此心中怅惘。伊夫琳阿姨讲起日本人对耶稣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她说着，随后还用日语唱起了《历久的磐石》，用茶勺打着拍子。她就像我很久以前在德黑兰见到的传教者贝蒂阿姨，只是那时她是用中文唱的。 戴茜阿姨说，现在的护士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比她年轻、还没退休的同事告诉她的。“现在没有谁会因为工作本身而愿意去工作。”她说，“看看这些现代姑娘，她们连家务都不愿做了。” “是不愿做了。”伊夫琳说，“她们更喜欢工厂。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更喜欢去肮脏的工厂工作，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体面房子？”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幽灵在这里盘旋了几秒钟。 四点钟，餐桌再次被推了进来，阿姨们戴上围裙准备，摘下围裙享用。餐车上面一层摆着小圆面包、黄油、果酱、松脆饼、蜂房中的蜂蜜、小蛋糕、各式各样的饼干，下面一层是两个大蛋糕，一个蛋糕很蓬松，裹着水果和奶油，另一个是水果蛋糕。这其实才是正餐。午餐，是的，她们已经款待过客人了，因为她们必须要用午宴——这种场合下的星期天午宴——很得体地款待客人。但这些点心才是她们真正喜欢的。我可以看出来，这才是她们一天中的正餐，她们吃啊，吃啊，而且执意让我和彼得多吃。她们喝了很多杯茶，戴茜喝的是伯爵红茶，伊夫琳的是锡兰红茶，噢，一定要再吃一块，然后她们戴上围裙洗餐具去了。到五点了，我们可以离开了。我和彼得起身去巴士站，跟她们挥手告别，再次挥手告别，我听到伊夫琳说：“好了戴茜，现在你只管坐下，让腿歇歇，我去弄晚餐。” 彼得说：“我们还得再来看她们吗？” 我一直在设法让彼得至少得到一幅家庭生活的草图、一个轮廓，带他来见这两位阿姨是我努力的一部分。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我说，不，你不用再来了。 她们后来搬到了索尔兹伯里（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我去那里探望她们。又是一座小小的老房子，也有一个花园，里面到处都是蜜蜂、小鸟和蝴蝶。她们忙于为教堂整理鲜花，勤勉地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脉络，整天都在进餐，还做很多善事：她们去看望穷人，送去鼓舞人心的话语和自己做的蛋糕和糖果。然后戴茜阿姨说，她要去伦敦跟我待上一天。我不能让她去爬我那里的陡峭楼梯，于是带她出去吃午餐，但是很难找到她以前习惯的那种提供精美的英国菜的餐馆。没错，那种餐馆在英国的外省比比皆是，唯独在伦敦没有。我带她去了德里与汤姆屋顶花园，带她去喝茶。然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问我能不能安排她住进一家不错的养老院。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这种记忆是有用的，因为随着你年龄增长，变得非常能干、精通世务，你就会忘了你并非向来如此。现在如果有人说，请安排我住福利院，我就会知道怎样安排，但在那个时候，她就像是在要求我用手推车把她从英格兰最南端推到苏格兰最北端。我当时仍然处于伦敦生活的边缘，我觉得我只是用自己的指尖刚刚钩住它一点点。一股巨大的懊丧攫住了我，我感到疲惫，这种疲惫是我的敌人，因为我的一生中有太多时间都没有在做自己喜欢或者让自己很享受的事情。戴茜阿姨，这个从我出生起就一直在我生活中的人，为什么会看不出她对我的要求太过分了？况且戴茜阿姨在伦敦住了一辈子， 大部分时候正是从事着“护理行业”，她怎么会在这方面需要我的帮助？伊夫琳呢？两个老太太不是刚好可以做伴吗？因为我当时的态度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种偷懒的态度：“这里有两个老太太，她们俩住在一起多好。”（她们会互相照顾，我就无须过问了。）但也许她们合不来？这两姐妹以前很少见面——因为其中一个在日本度过了她的整个成年时代——也许她们互相不喜欢对方？ 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我知道我是我那精力充沛、干练高效的母亲莫迪·麦克维的替身。我同时也在想：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在这次请求中显露了出来。我妈妈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个、能干的那个，但她已经回罗得西亚了，好在还有她女儿、教女，一位成功的作家，一点不亚于她妈妈，她会像莫迪一样把事情处理好。 我告诉她，或者说是脱口而出，我的声音不仅在发抖，还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意思是：我的担子已经够重了，你怎么还能让我承担这个？“我很抱歉，戴茜阿姨。我做不到，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久，她写信告诉我她要去某某养老院，但我不知道伊夫琳怎么样了。我再也没见过她们，但戴茜阿姨会寄圣诞礼物给我，像我小时候一样：一张两英镑六便士的汇票，或者是一条尼龙手帕，里面放着一枝干花。我寄给她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我每出版一本书，就会寄一本给她。 过了很多年，我突然意识到，戴茜阿姨当时其实是在间接地问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住。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她居然会想跟我这个不妥当的无神论赤色分子一起生活。我妈妈每周写给她的信肯定一直在控诉我这个糟糕的女儿。“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处心积虑、竭尽所能地伤害你爸爸和我。”如果戴茜阿姨不是想跟我住在一起，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有时会捉摸这个问题，也许这里隐藏着某些无法言喻的痛苦，也许是两姐妹间的故事，她们很讨厌对方，各过各的生活，但到了老年，人们却希望她们住在一起，分享菲薄的养老金。 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这个国家战后有多么贫困。从那以后到今天是财富膨胀、生活迅速改善的“富足”的几十年。今天的穷人都比当时很多中产阶级过得好。很少有家庭有中央暖气。我们对待暖气的态度成了欧洲人的笑柄，因为这个清教徒国家的灵魂深处仍然有一种感觉：追求温暖舒适就是自我放纵。我们有煤气或电炉，但需要投币使用。这意味着人们下班后回家，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屋子。冰箱才刚刚开始普及。我的墙上有一个食品储藏柜，牛奶和肉都是要吃的时候才去买。大多数地面都是带着污渍的或者是油漆过的木板，盖着小块地毡和地垫，还没有普及从墙根到墙根的地毯。你走进一座房子或公寓，也许会看到质量不错的结实的旧家具，但没有暖气、没有冰箱，厨房里仍然装着陶瓷水槽和木质的沥水板，冰冷的地板在漂亮的地毡下瑟瑟发抖。很多家具仍然是“实用型”的，这是因为战争。战争期间，你能买到的新家具和新衣服都是实用型的，它们的式样似乎专门是为了证明必需品必须要有多丑。 如果把今天的普通年轻人送到五十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一个非常普通人家里，他会怎么样？也许会觉得尴尬。原来一切舒适的东西都是最近才有的——在他祖父母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透着勉强度日的贫寒。 我认识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没什么钱。人们现在的态度变了：年轻作家要求高得过分的预付款，担心没有保障。在我们那时候看来，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是可耻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战争把人们对“保障”的信心完全摧垮了。大家都不以贫穷或捉襟见肘为耻，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至于我，我既可以说我不担心钱，因为我知道事情最终会变好；同时也可以说，在短期里，我总在为钱担忧。这两种情况都是真的。我身上的乐观态度正是我当时的处境所需要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是精神和肉体共同产生的一种倾向和气质。我没有指望自己变得富有，因为这不是问题所在。我只是知道我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写作。这意味着我要管理自己的精力，于是我的时间不会被不必要的东西侵扰，我的能量不会被错误地耗尽。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容易——但这是作家使命的症结与核心。当我们四处走动，暂时变成谈话者，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人们总会问我们：“用的是文字处理软件，还是钢笔，还是打印机？你每天都写吗？你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些问题都在本能地、笨拙地瞄向这个至关重要的点：你怎样使用你的能量？你怎样节约你的能量？我们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我敢肯定，成功的人都懂得——无论是本能地，还是有意识地——都要很好地运用它们，而不是让它们肆意流淌。如何运用能量因人而异，无论是作家还是其他人。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派对，他们在那里充电，而不是消耗，然后用整个白天开心地写作。但如果我熬过半夜，跟人聊天，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会太好。有些作家喜欢在早晨开始工作，越早越好，有些人则喜欢晚上，或者下午——但下午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不断地尝试、犯错，然后会发现你需要什么，什么让你有劲，发现你的本能的节奏和规律是什么，找到后就用心遵守。 回首当年，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我居然在各种要求之间获得了那样的平衡——孩子当然是最大的要求。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投入到紧张的全神贯注的工作中，同时又留意着那个吞噬能量的小家伙。 就处女作而言，《野草在歌唱》在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表现都很不错，收到了很多评论，而且重版了。但严肃小说很少能让作者变得富有。我的第二本书——《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获得了好评，就短篇小说集而言销路不错，有些单篇故事也被收录到一些文选中，而且在国外发表。《玛莎·奎斯特》和《良缘》销路也不错，在欧洲和美国也出版了，但这两本书都不属于畅销书。我所有的书都一直在卖，销售平稳，一直在印，但直到七十年代，我才挣到大额的预付款。我在1958年算了一下，我平均每周挣二十英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 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我靠一张张支票过活。琼不介意我迟交两三个星期的房租。有回我欠了五个星期的房租，我感到很不安，都快要生病了，因为她也没有多少钱。这些尖锐的记忆修正着我的一般化陈述：“缺钱不曾让我担忧。”（我有段时间确实总在这样说。）好吧，有几次我确实很担忧。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沿着丘奇街往前走，边走边哭，因为我买不起吃的。一个男人快步向我走来，停下来，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身无分文。他说：“好了，高兴点，下个星期这时候你就有钱了，不是吗？”他说得没错，因为钱总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我真的高兴了起来。我卖掉了我妈妈的首饰。我妈妈把她那些沉甸甸的金链子、金别针、金手镯和维多利亚小饰品送给我，这是一个仪式：妈妈把值钱的首饰送给女儿。我不想要，让她自己留着，但她坚持要给。当我把首饰送到珠宝店时，我绝对是自己送上门去受骗的，我的情绪非常低落。那些首饰的式样已经过时了，我记得我带着歉意向对方指出这一点。他们付了我不到三十先令，十年后，当维多利亚风格又流行起来的时候，那些首饰值几百英镑。我还有一台维多利亚时代的缝纫桌，戴茜阿姨送给我的，非常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装饰的隔层、鼓鼓的插别针和针的软垫——一件珍品。楼下有一家古董店，我求他们买下这张缝纫桌，他们不肯，说没有市场。没过多久它就变得很值钱。 作家生活的起起落落意味着复杂的纳税申报。有一年，我没有钱为收入不错的上一年缴纳税金。所得税税官来找我，他同情我，但是没有用，我必须要缴税。我怎么付掉的？不记得了。也许是靠写书评。我记得，当时像我这种情况（带着小孩，没有孩子爸爸的支持）是没有补贴的。即便有，我也会不屑去领——这事关骄傲。 如果你在想：“但你有个情人，他为什么不帮你？”我总是跟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个原则问题。另外，他还有妻子和家庭要养活。然而，如果这算是贫穷的生活，那我记不起真的有过一无所有、入不敷出的时候。 而且我们吃得不错。琼和我都做得一手好菜，互相邀请一起进餐。我充分利用人们在艰难时代用的备用品——炖汤锅，我们不断往里添加东西，一天天过去，里面的味道越来越好。 然而有时候我一定是走投无路了，因为我曾经在梅菲尔一带申请秘书职位。一周七英镑。我对雇主说，这样的工资水平让人没法过活，他抱歉地说：“我们指望雇员都住在自己家里。” 我把短篇小说寄给《纽约客》，他们买了两篇，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纳丁·戈迪默让他们接受了我的一个短篇，并让他们关注我。（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把他们的退稿重新寄了一批给他们，然后他们选了其中的一篇。 大约这个时候，斯大林死了。我写了篇小故事《斯大林死去之日》。有人告诉我，国王大街并不欣赏这个故事。 丹麦的伊萨克·迪内森在为广播台工作，她接受了我的两个短篇。 我不怎么写书评。书评是一项付出很多、回报很少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把书读完，并且认真思索的话。但书评人并不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答应做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的秘书，这是个错误的开始。斯图亚特是因为约瑟夫·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他当时已经是知名剧作家、编剧，《费城故事》就是他的作品。他娶了埃拉·温特斯：知名左翼记者之一，那些记者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他们两人在当时仍然坚决支持苏联。他们在芬奇利路上有座公寓。在我为了获得固定收入而付出的努力中，这是最傻的一次。他每周付我七英镑，最低的工资标准。从肯辛顿的丘奇街到芬奇利路几乎要坐一个小时的巴士。唐工作起来非常缓慢。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盯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等着记下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然后，结果出来了：“然而去拉瓜迪亚机场需要三刻钟。”那些成功的剧本都是这么写出来的吗？沉闷枯燥让我发疯。与此同时，埃拉进进出出，最后说，如果我没有事情做，可以跟她一起去购物。丈夫和妻子争夺同一个雇员的情况很常见。我大约坚持了三周，然后友好地解约了。我认为我应该试着为广播肥皂剧《德尔太太的日记》写剧本，我交给他们一集剧本，他们说太极端了。我的剧本的主题是一个有犯罪倾向的孩子，这个主题很快就成为众多广播剧和连续剧的常规题材。我终于得出结论：对我来说，除了严肃的写作，以其他任何方式挣钱的尝试都是错的。 朱丽叶·奥希是我的支柱。她代理的作家的范围非常广，这让她不同凡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保守党成员。她至少关照着三个共产主义者，我是其中之一，她痛恨而且蔑视共产主义。她也代理其他一些严肃作家，同时也代理言情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她根据我们个人的优点来对待我们，公正、友善，是大家的益友。我不记得她提出过糟糕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一直动荡不安，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我在优秀的经纪人的支持下度过了这一切，一开始是朱丽叶·奥希，然后是乔纳森·克劳斯。他现在仍然是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朋友。 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有段时期，我跟一群加拿大和美国作家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因为麦卡锡而流亡伦敦的。鲁本·席普制作过一段取笑麦卡锡的留声机录音：《调查员》。没有谁敢嘲笑麦卡锡，这段录音让美国上下哄堂大笑，麦卡锡的倒台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或者说这段录音为他的倒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没有谁还记得《调查员》，它的高潮部分是魔鬼为申请进天堂的人分配了地狱的位置。鲁本一直在好莱坞工作，因为成了危险分子，所以是被戴上镣铐押上飞机的——这让他的家人对他刮目相看。鲁本声称，他的家人都是职业恶棍，他们都瞧不起他，因为他走了正道，而且干上了写作这个不赚钱的行当。但那身镣铐挽回了他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真的吗？但鲁本是个很好玩的人，当人们开怀大笑时，谁还会去追究细节呢？鲁本充分利用了他的黑社会老大犯罪家族，任何一个世家子弟对自己的古老家族的利用都无法与之媲美。 泰德·阿兰一直在好莱坞工作。他渴望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或者最伟大的小说，那个时期，这是大洋彼岸的作家们的风格。他的确写了一些好作品，但他的天赋绝对是口才：他擅长讲故事，随便抽一段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夸张、放大，变成耸人听闻、非常好笑的杜撰。 这群人里面有些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很难靠写作维持生计。 斯坦利·曼为电影写剧本。 莫迪凯·里奇勒是这群人里面的宝宝。全世界当时也许有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年轻人在模仿詹姆斯·迪恩，最后人们看到，迪恩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但这要紧吗？当时又有多少共产主义者在宣誓决不辜负斯大林和其他凶残的压迫者的期望？但在他们努力与想象中的圣贤比肩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实在的美德。莫迪凯经常背靠着墙，手里拿着一只玻璃杯，口齿不清，有时几乎结结巴巴，带着可爱的谦卑、无比的真挚。他经常跟我、泰德·阿兰或鲁本辩论，我们几个都强调责任和孩子的重要性。他热切地问我们——直接发自为波希米亚神话而燃烧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应该承受孩子这样的负担吗？这当然会毁掉天才，不是吗？后来，他娶了斯坦利·曼的妻子弗洛，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斯坦利的儿子。 一开始，我最常见到的是莫迪凯，然后是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凯茜，因为有那么几个月，他也住在丘奇街上。我们的交往遵循着比较随意的殖民地风格，互相进进出出，随便做点吃的。凯茜是个声音洪亮、性格直率的聪明女人。朋友间流传着一句玩笑：尽管她不是高贵的犹太女人，但她做的犹太菜比任何犹太女人做得都好。当时我们开了很多玩笑，开怀畅饮，享受了很多美味。后来我最常见的是鲁本，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这个“圈子”里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变得很快。其中一个因素是婚姻和情人关系总在破裂——泰德·阿兰，鲁本，不久又是莫迪凯。艰难岁月里同甘共苦，担当他们的经纪人、顾问、甚至挣钱养活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出局。当这些事情那么频繁地发生，变得司空见惯时，道德义愤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们必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搏斗才能摆脱他们的母亲，获得自由，然后他们的处境和天性又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变成妈妈，然后他们要再次获得自由，但伴侣的变化模式并不总是（远远不是）抛弃老模特，换来新模特。选择年轻艺术家或有前途的年轻男人的年轻女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这最后可能会成为爱的苦役。 这是喜欢狂饮乱醉的一群人。离开罗得西亚后，我已经很少喝酒。住在登比路时，我既没有钱买酒，也没有人对饮。在琼这里我们只喝葡萄酒，但也不经常喝。而跟这些北美人在一起，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而且他们总是争相证明谁是调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专家。 他们会说着“只要往杜松子酒里面加上一滴苦艾酒，不过，更好的做法是用苦艾酒的软木塞在杜松子酒表面轻轻滑过”诸如此类的话。他们还比赛谁吃药吃得厉害。后来，克兰西·西加尔和鲁本经常在一起摊开手掌，掌心里摆着他们一天的药物用量，互相嘲弄对方，鼓吹自己的药力道更强、更弱、很可靠、很危险，这是刚刚才发明出来的。他们这种欢闹的风格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惊，尽管也很享受。这就是强硬的有挑衅意味的北美幽默，也常常很残酷。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后来写了一个剧本：《搞笑组》，在团结剧院上演，剧中的人物互相开玩笑，最后演变成暴力，导致死亡。这出戏很好，但那个时候团结剧院已经过时了。 他们开的大部分玩笑是关于谁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我跟这些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流亡的人在一起，不觉得其中会有间谍，有又怎么样呢？根本不需要间谍来离间这些流亡者，连业余间谍都用不着，因为这些流亡者之间的猜疑会让他们摧毁自己。这是我第一次跟一群流亡者在一起，我还不知道流亡者必然被神经质的惊恐所左右。不久伦敦就出现了南非的流亡者。我没有加入这群人，因为我不想向南非的弱点屈服：远离家乡后，他们就只跟南非流亡者来往——这是他们的倾向。南非政府善于搞间谍工作，因此我很肯定那群人周围会有一两个间谍。但假如没有呢？就流亡者的恐慌、冷酷的互相怀疑和迫害水平而言，不会有任何区别。 再后来，我在巴黎短暂地结识了一些来自苏联的流亡者。那真的是一种有毒的氛围。他们互不信任，认为他们遇到的每个法国人都是克格勃的间谍，他们固执于这种想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想不出有什么命运比成为一群流亡者中的一员更糟。 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切，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麦卡锡流亡者身上的“矛盾”——它跟当时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者身上的矛盾一样，但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矛盾变得更为集中。他们都曾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莫迪凯·里奇勒不算在内，他属于特殊类型），按照定义，他们都相信（真的吗？）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但显然他们不可能真的抱有这样的信条，因为“他们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危险”这种观点真的让他们觉得很可笑。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相信这么少的一群人会真正威胁到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你相信目的可以支持手段的正当性，那么为什么不相信赤色分子会躲到床下行刺？为什么不相信莫斯科可以成为金主？但我遇到的人里没有一个相信苏联在为共产主义报纸或亲苏组织（比如，英苏友好协会和美国相应的组织）提供经济支持。共产主义套话现在都加上了表示反语的引号，比如，“资本主义者在说谎”——部分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谎言是真的。最主要的是，这些美国流亡者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没做任何事情。对，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麦卡锡滑稽透顶，他在让自己出丑。当他的代表科恩与沙因巡访欧洲，在欧洲散布麦卡锡的意思时，每个人都大笑。但麦卡锡在他的受害者眼中非常恐怖，也就是那些被带到他的委员会面前接受讯问的人。在当时和后来，我也遇到一些人，或者是听到别人向我描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定期造访一些人，他们是赤色分子，但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只是些小人物，联邦调查局的人威胁他们，他们就丢了工作，没有人肯雇用他们，遭到年复一年的持续迫害。但我不相信有很多美国共产主义者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我认为，美国的普通赤色分子的生活跟英国的情况差不多，大约跟加入某个妇女促进会或教会一样令人兴奋。大多数英国赤色分子的确是这样，但美国的情况注定会更糟，因为美国人爱走极端。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这一点，也没有人对此加以评论：美国人总是把他们热衷的信仰、征战或迫害推向极端。然后这阵飓风过去了，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英国，即便在冷战最严酷的时期，情况也比较温和——相对于美国而言。 现在有很多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书，里面浮现出来的最有趣的东西是对“异端捕快”的无知，他们不知道共产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很可能是因为间谍捕手的情报都是从无能的苏联间谍或专业间谍那里获取的，而所有这些间谍似乎都生活在自己臆想的恐怖庸俗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心智更复杂的那部分人看来是什么样子，否则就不会派出罗伊·科恩和大卫·沙因这样的小丑在欧洲四处献丑了。 自从认识了杰克，他就一直在给我压力，让我弄一个自己的地方。“你现在是大姑娘了。”他说，琼总是对我发号施令，但我知道，他对琼的态度跟他自己的“悬而未决的冲突”有关。我在哪些方面把琼变成了我妈妈，在哪些方面没有，这些问题我当然跟萨斯曼太太讨论过。但我认为杰克忽视了关键的一点：住在琼的房子里对彼得有好处，因为彼得爱琼，琼也爱彼得，而且欧内斯特对彼得好得像亲哥哥。杰克当然能看出这一点。他不是心理医生吗？我当时真幼稚，但在心理分析师和治疗师行业兴起的早期，人们认为他们是不会犯错的，或者至少在洞察力方面给予了他们极高的信赖：现在我们不会了，我们知道他们也只是人，跟我们一样。 今天，如果一个女人的情人总是敦促她离开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没有哪个女人不会觉得他的话意味着一种允诺，即使她的头脑说——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跟杰克见面的次数比以前减少了。我想，也许等我争取到自己的住所，我跟他见面就会多一些。 我没有领会事情的关键。他不仅对我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他对其他女友也这样说。这是一个儿时家境极度贫寒的男人，在他生长的国家和文化中，安全保障是一种妄想。而对于一个穷人，向安全保障靠拢的第一步是头上有个屋顶。几十年后，当我跟一些非常穷困的老太太交往时，她们一直在我耳边说“头上的屋顶”、“我头上有了个屋顶”、“你必须要让自己头上有屋顶”。杰克给每个人的建议都是在不繁华的地段找到一座房子或公寓，分期付款，确保地方足够大，可以出租一两个房间，冲抵按揭的开销。这是艰难时代的生存药方。但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一辈子搬了太多次家，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时候住过哪里。想到要待在一个地方，我觉得很紧张。我在琼那里已经住了四年：1950年～1954年。 我并非没有尝试过。有人曾经催我买下布伦海姆——克雷森特街的一座巨大的房子，卖价2500英镑，即便在当时也已经便宜到荒唐的地步了。我请银行经理给我贷款，但他说，现在的房价高得不合理，一定会跌，他是不会建议他的妻子或女儿犯下这么糟糕的错误的。这些专家们。（我有段时间保留着一份档案：专家们，但有次搬家时弄丢了。）如果当时他给了我贷款，我数年、数十年来为得到并维持头上屋顶的担忧，在我刚到伦敦不久时就可以结束了。 突然，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没有申请萨默塞特·毛姆奖。当时的奖金金额是400英镑，附加条件是获奖者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在至少三个月的国外旅行上。这是因为萨默塞特·毛姆觉得英国作家目光偏狭，只知道英格兰，应该去旅行。这是在旅游业大增长之前。我说，既然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应该不符合对候选人的规定。不用管这个，她说。她对年轻作家总是很友善。（在我的经验中，老作家对年轻作家都很友善。）于是我获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但我必须答应在英国之外花掉这400英镑。这就像是在你饿着肚子的时候，有人送给你一只苹果，告诉你必须下个月才能吃。我很需要这400镑。毛姆奖的这项附加条款让我明白，如果你想送东西给别人，就不要有附加条件。以前的获奖者也穷途末路地想要头上的屋顶，或者需要吃饭，于是作弊了。一个作家在字面上遵守了这条规定，他把钱存进银行，带着吉他去意大利旅行了三个月，靠卖唱换取晚餐和草草过夜的地方。有时候跟好心姑娘睡上一觉。 沃里克路上有套公寓在按照受限租约出租，250英镑。公寓足够大，可以出租多余的房间。我向一对澳大利亚母女付了250英镑作为押金，她们要回国了。我得到了公寓里的所有家具，包括“一应设施”。我要去巴黎住上一个月。彼得去艾希纳家住一个月，我妈妈和琼一起将就一个月。然后是彼得的假期，我要带他去地中海住一个月。 通知我获奖的电话打来时，杰克跟我在一起。我不敢告诉他——最后表明，我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他立刻嚷起来：“就是这样，我们完了。”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来自他黑暗的男性的深处。我非常震惊、非常恐惧。我辩解、哀求、诉诸公正，但我们完了，我知道。 “你不爱我，你只关心你的写作。” 我敢说，世界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女作家不曾从她的男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这不公平。我远没有像乔治·桑那样，从爱榻上起身，整夜点着蜡烛写作，让她的情人独守空枕；我从来没有把写作排在爱情前面，排在杰克的前面；我无限顺从杰克的任何一点暗示，为他放弃各种写作计划；简而言之，我就像简·奥斯汀……好吧，只差没有用吸墨水纸遮住自己的文稿，只有当他不在身边，或者知道他不会来的时候，我才会写作。但这里我们的确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一个把爱情排在文学前面的女作家，当爱情让她失望时，她便用爱情来创造文学。“好吧，这究竟是谁的错？！” 我住进左岸的一家便宜的旅馆，想尽一切办法让开支降到最小。25岁——这是巴黎的年龄，年轻，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我35岁。我用白天的时间写作，但我并没有在过巴黎作家的生活。我坐在咖啡馆，试着理解周围的谈话，笨拙地跟陌生人谈话，但根本没打算跟人交朋友。我情绪低落，内心哀伤，满怀忧虑地等待杰克的到来，到那时他就会看到，我没有在这里跟所有的人疯狂地享受风流韵事。现在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去享受了”已经于事无补了——对巴黎的一次巨大浪费！杰克来巴黎跟我共度了一个周末。几乎再也没有哪次巴黎之行比那一次更为浪费机会，但这次旅行花费极少，这是目的所在。然后彼得坐飞机来了，我们去圣马克西姆住了一个月。我在一栋房子的底层找了个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房间，又大又凉快，除了地板上的两个床垫、两把硬邦邦的椅子和一个电炉，什么也没有。小黑蚂蚁爬得到处都是。我一辈子也没觉得这么枯燥，然而那个孩子却喜欢在那里的每一秒钟——当然了，因为我们六七点钟去海边，直到太阳下山。我们在房间里吃野餐。那里还有其他孩子，但他们都是法国人，对英国男孩不感兴趣。多次重印并且收入文选的小说《穿过隧道》就是在这个假期写的，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假期的费用是它自己出的。我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篇有点酸楚的故事—— href='/article/9859.htm'>《乐趣》，讲的是自得其乐。 回到伦敦，搬家的时候到了。萨斯曼太太支持我，她总是支持我。我知道，我遇到她是多么幸运，我亲眼见到有些心理治疗师给人造成了更多的危害而不是帮助。我跟她说起我对杰克的担忧，正当我准备跟他共享一个家时，我跟他见面的次数却大大减少了，她告诉我：“但你已经跟他结婚了。”在这里我要跳过我对“真正结为夫妇的含义是什么？”的思索。但也许在他的女友中，他跟不止一个结了婚，除了他妻子。他跟我一样，天生擅长进入亲密关系。修纳人说，男人和女人真正结为夫妻需要几年的时间。按照他们的定义，他们指的一定是在多偶婚的框架里。 大约有三年时间，我每周到萨斯曼太太那里去两三次，这个过程救了我。我当时就知道，不需要时间来告诉我。萨斯曼太太是我的朋友。如果当时我有一个年长的朋友，我也许就不需要萨斯曼太太了。我不在意各种理论体系—— 无论是弗洛伊德、荣格，还是其他。每当她开始根据某种信条“解释”时，我就等着她说完，因为在这些领域中，我总是很自在。 当琼说“搬走对彼得不好”时，她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知道这一点，但现在住的顶层太小了。而那时彼得已经是个能量充沛的八岁男孩，他需要更大的空间。然而他最需要的是一位父亲，欧内斯特至少是个大哥哥。 从琼那里搬出之前，我给萨默塞特·毛姆写了封信，感谢他提供的400英镑。我收到一封怨毒的回信，信中说，首先，他跟整个评选过程无关；其次，他从未读过我的作品；第三，以前从来没有人写信感谢他。彬彬有礼的话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你一定经常写这些讨生活的信去感谢别人”，或者是“多迪丝是个好小朋友”。（见《刻骨铭心》）毛姆的这封信很伤人，它的目的就是要伤人。但我头上的屋顶要归功于毛姆。 在投入新公寓的生活之前，我问我的会计师和银行经理，法律会不会改变。我不希望把宝贵的250英镑花在受保护租约上，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流落街头。确实不会，他们两个人都这么说，这项法律绝对不可能修改。好了，法律后来的确改了，或者对我有影响的那部分法律改了，专家们。但那是四年后的事情了。 沃里克路SW5 那座公寓位于沃里克路，这条街丑陋得出奇，整个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有货车轰鸣而过。公寓里有一个大厨房，一个非常大的起居室，楼上有两间很像样的卧室，外加两间小卧室。这是一套“复式公寓”。在我住过的那么多房间、公寓、房子中，这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地方。房间里面全是棕色的木家具和奶油色墙面，二十年后这是最别致的色调，但在当时却是俗气、保守眼光的代表。我不能住在那种色调里。我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把所有的墙壁都刷成白色。我平衡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有时站在梯子、椅子和木板搭起来的奇妙组合上。有时我的登高装置甚至横跨楼梯井，现在只要想想我当时的举动都会让我发抖。楼下的粉刷工上来瞧了几眼，因为他听说有个女人在抢他的活儿。他看了看我用的粉刷滚筒，滚筒在当时刚刚发明出来，他说，没有哪个正经工人会用这种破玩意。“没有谁能用滚筒干出漂亮活儿。”专家们说。 公寓自带的家具糟透了。我重新油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房间里挂起了物美价廉的窗帘，把古旧的地毯染成了绿色。一位朋友有天告诉我，她到我公寓里来，看到我的床上盖着黑色的床罩，吃了一惊。但那是红色的，不是吗？我记得曾经把一条“凸花织锦”床罩染成了深红色。一开始，我把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当成卧室，被杰克甩了之后，我就搬到楼下，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觉、工作、生活的地方。 当我搬进这座公寓或“复式公寓套房”（它真的很像一栋小房子）时，我的做法跟有些人征服一小块蛮荒之地有很大区别吗？这座公寓是我的，不是在别人家里租下的一个角落。我们用窗帘、颜色和家具在新房子、新公寓里打上我们的印记，但我没有钱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到。我挂在窗户上的东西不是我本来要选的。我的印记是覆盖了每寸墙面的晃眼的白色。我曾以为我的厨房是我的——蓝色的漆布地面，白色的木家具，红色的墙纸——但杰克站在里面，微笑着说：“多像个颜料盒！你跟我妻子的共同点比你以为的要多。她在厨房里贴的墙纸跟你的一样。”那时候，市场上不像今天这样有很多选择，看不到几百种不同的厨房墙纸，所以这种巧合一点也不奇怪。但他的话让我很泄气，真的是这样。 如果不出租一个房间，我负担不起这套公寓，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出租的租金很低，今天即便是在外省也已经没有谁会出租这样的房间了。房间里有刚好够用的床、梳妆台和衣柜，地面是涂着油漆的木板，所有的东西都色调明快、价格低廉。盥洗室和马桶是公用的。彼得住的是大卧室中的一间。我有一连串房客，因为它们，我从此进入了一群迷失、孤独和不适应社会的人的世界，这些流浪者和边缘人在庞大的城市中从一间出租屋漂向另一间出租屋。这是一段令人厌恶的经历。我是个年纪轻轻的独身女人，这对整个处境没有什么好处。我作为女房东获得的最高社会礼遇是遇到两位法国房客，他们是法国大使馆的低阶外交官，租了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他们很有魅力，充满抚慰人的法国式男人对女人的情感。这些当然鼓舞了我的士气。他们送花给我，帮我干各种我干起来吃力的零碎家务活，比如搬动笨重的家具。他们对彼得也很好。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当时法国正与越南进行最后一搏，他们称越南人为丧胆的棕色小兔子。这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在楼上四间屋子里玩抓兔子，吓唬彼得，因为他们喜欢暴力和恶作剧，尽管只是在开玩笑。他们是传统的排犹主义者。他们抱怨街上那些黑人：“他们应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出租房间的经历让我无比沮丧，几个月后，我决定冒险放弃出租，有多少花多少，希望我的进账够用。真的够用了——或多或少。 彼得过得不开心。他在第一个学校里成绩不错，喜欢在学校的时光（或者说看上去喜欢）。到了选择高年级学校时，我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在他一直表现不错的学校呢？彼得的学校在诺丁山门附近，大多数孩子都从学校的低年级部直接转到高年级部，中间只有一门之隔。但彼得一进入高年级部就开始闷闷不乐，可怜兮兮的，成绩也在班里垫底。然后他告诉我，校长打过他。以前从来没有人用巴掌打过他。我去见校长，他是个身材矮小的霸道的人，让人不快。他说，省了棍子，惯坏了孩子，而且管彼得叫“有福气的莱辛”。我知道彼得受惩罚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远远不是他生活中最后一次因为这个而受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时候会因为父母的身份而吃些苦头。这位校长身上最糟的地方是他那冷冰冰、尖利的挖苦声调，我小时候听到这样的声调就会发抖。他有气无力、满怀嫉妒地评论我写的书。彼得换了两所学校，情况都不好。我想，这个最合群的孩子经常跟我一个人待着，这对他很不好。他仍然每晚不到九十点钟不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他平时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住，但他不喜欢回家。他不喜欢沃里克路，跟我一样不喜欢。我有房客的那段时间，彼得对他们心怀不满而且不信任他们。他已经习惯了待在有活泼家庭氛围的房子里（琼的房子），现在他必须保持安静，因为担心会打扰住在他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我犯了个错误，不肯买电视机，虽然他百般央求我。我的想法是，他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漫画书”，这已经够糟了。结果他养成了习惯，放学后总是去朋友家里看电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展开了一场意志对抗，后来似乎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也变得如此。我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一位父亲。当哥特弗莱德丢下他时（就那样丢下了他），他难过极了，于是我特意在他心目中塑造了一个英勇的哥特弗莱德的形象，把他描绘成一个为穷人和孤苦无依的人而战斗的英雄。这几乎一点也不真实，但我相信让这个孩子知道太多共产主义的失败对他不好。我编了很多故事，讲他——彼得——跟哥特弗莱德如何一起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从解决贫民区的住房问题，到跟地主做斗争（那时候，地主瑞奇曼的名字仍然是对佃户的残酷剥削的同义词），乃至击溃纳粹的一整支部队。后来，等到彼得长到十多岁去看望哥特弗莱德时，他发现他爸爸用尽各种办法对我恶语中伤，而且他这样做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一点也不罕见，失败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但并不总是女方）在孩子面前为不在身边的那一方描绘出一幅“正面的”、恭维的肖像，最后却发现对方在孩子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恶人。 怎样才能改善一下这种糟糕的状况？这段时期，艾希纳夫妇帮了我和彼得的大忙。在东格林斯特德，在石丛中的农舍里，在其他孩子中间，住着一个真正正常的家庭：有妈妈、爸爸和孩子们。他们一家在彼得的生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跟我的状态相平衡：我是单身妈妈——这在当时比现在罕见得多——不合常规的妈妈、写作的妈妈。而彼得正处在最看重体面和生活常态的年龄。艾希纳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来做客的孩子到各地旅行，足迹遍及英国，也去了国外：法国、西班牙。彼得跟着他们一起去。 在艾希纳家里，彼得也成了一项推广活动的一部分。弗雷德·艾希纳有些天赋，他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塑料泡沫”的东西，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块状物质，里面满是小气孔，像海绵一样；另一类是各种尺寸的小球球。他有一座小工厂。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于包装，对花店也有用。这支有大人也有小孩的大篷车队一边周游英国，弗雷德·艾希纳一边尝试着做点生意，同时也在寻找银行或有远见金融家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在我知道的那几年，他总是失败。他也许最后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长子迈克·艾希纳是彼得的朋友，他来伦敦和彼得一起出去玩。到了假期，我自己带彼得，有一年夏天去西班牙住了一个月，彼得很喜欢那里，但我不是很喜欢。 楼下的公寓里有段时间住着一个跟彼得年龄相仿的男孩。家长们希望两个男孩能交上朋友，这是家长常有的想法。但这两个孩子都不喜欢对方。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曾帮彼得一起用集邮册集邮，我们买邮票，还写信向人讨邮票，并且彼得也跟人换邮票。楼下的小男孩拿了彼得的集邮册，偷走了里面一半的邮票。彼得很可怜，像一般小孩感到自己落入了环境的陷阱时那样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愤怒。我让那个男孩的妈妈把彼得的邮票还回来，但她只是说“可怜的小男孩”——她指的是她儿子。这很不公平，让彼得很受伤害，而我只感到再熟悉不过的心灰意冷的气馁：彼得经常遭受委屈，我却无能为力。 这个主题就写到这里。靠自己一个人把儿子带大的女人都知道这有多困难，而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根本无法体会。一个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描写单个的戏剧性场景，比如，一位来伦敦旅行的人出现在门口，给彼得捎来一份爸爸送他的礼物，例如一只塑料鲸鱼，但却没有爸爸的只言片语，没有信，什么也没有。一个人也可以写出这件事情让孩子感到的痛苦，描写他的不解和母亲的恼怒，但没有谁能写出日复一日的艰辛：努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杰克最后离开我的时候，我们在巴黎。他要去国外的一家医院工作。我知道，他这样安排是为了跟我分手。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结束了，但我们都在说：“没关系，只去六个月。”他坐飞机走，但他陪我去了火车站售票处，我要在那儿买回伦敦的火车票。我们拥抱。他走了。我僵直地站在那里，泪如雨下。窗口售票的年轻人发出同情的唏嘘。没问我一句话。他看到我手里有包吉坦尼斯烟，便一溜烟从他的小亭子里出来，往我嘴里放了一支，点着，啧啧了两声，轻轻拍着我，连说几次“可怜的小东西”，然后溜了回去，为窗口的顾客服务。当我终于能够走上前去买票，他说，爱情是很重要的，但要振作起来，我很快就会找到新的爱人。 情况糟透了。这段持续了四年的“婚外情”其实是一段婚姻，比我前两次法定婚姻都更加真实的婚姻。在那两次婚姻里，我天真未凿，没有经验，只把自己很小一部分投入了进去。但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我一直义无反顾，要么全情投入，要么一无所有。然而这多么荒唐：他从来没说要跟我结婚，从来没做过任何允诺。然而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允诺给了他。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他几乎不明白这段爱情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后来出现时（一共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七十年代）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既然我们以前相处得那么好，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说话时眼睛看着床，那是我们两人了解对方的地方……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方式，不是吗？我在《刻骨铭心》中描写我离开了两个小孩子，招来了一些批评，批评我没有刻画自己的感受。但我认为那感受是显而易见的，我一定很难过，任何有头脑的读者不需要看到仪式般的捶胸顿足也会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也是这样觉得。没有谁不曾在某段时间为爱而痛苦过。因此这样说应该足够了：被这个男人抛弃，这对我来说糟透了。糟得不能再糟。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人们爱上我，但无济于事，我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接着，在不明智的反思后，我做了件傻事。我不认为我的前两次婚姻是出自我自己的选择：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战争临近，即将爆发的战争总是婚姻的好掮客；第二次是一场政治婚姻。我最强烈的爱情，跟杰克的爱情，却这样糟糕地结束了。我干吗不像人们几百年来做的那样，挑一个跟自己趣味和思想（在当时这必然包含政治思想）相投、相似的男人？在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中间，有一个男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他待彼得非常和善，彼得也喜欢他。我们开始了一段亲密关系。这对他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他爱着我，完全是认真的，而我却必须让这段关系结束。他让我感到窒息。没有理性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也一直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愉快地见面、谈话、散步、一起进餐，我觉得他让人开心——然后就开始了，最后我感到毫无道理地想要逃走，想要离开。在床上也是如此，尽管表面上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无法呼吸。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从那以后也没再发生过。我对自己感到震惊，我居然让他陷入这样的痛苦，他受到了很深的伤害。 现在再说说我妈妈：残酷的故事还在继续。她已经在伦敦住了四年，伦敦是我妈妈在流放岁月中一直梦想的世外桃源，而她这四年是在一座压抑的小房子里度过的，照顾另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甚至不是她自己的亲戚，而是我爸爸的。我不在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到琼家里来陪彼得。她总是说：“我只是希望能对我的孩子有点用处。”当我离开琼那里，有了自己的地方，她提议（语气不是特别自信），她应该来跟我一起住。“你需要有人帮你照顾彼得。”我的确需要，迫切需要，但不是来自她的帮助。她去见萨斯曼太太，想让她说服我明白事理。萨斯曼太太用各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告诉她，年轻人需要过自己的生活。我妈妈从萨斯曼太太那里回来，抱怨说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可以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犹太人，不是英国人，她深受欧陆文化的影响，是她让我接受了荣格和弗洛伊德这类不列颠外的影响。但她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我妈妈都不会有反应，她甚至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现在彼得已经觉得艾希纳家——孩子们的天堂——比跟我妈妈出去玩更有吸引力。我试着提醒妈妈，一个精力充沛的九岁男孩，肯定会觉得一个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地方比跟大人在一起更有意思。 “艾希纳夫妇是谁？” “他们有四个自己的小孩，到了假期会接待其他孩子。” “不错，但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澳大利亚人，是来英国避难的。”我从来没从我父母口中听到一丁点儿排斥犹太人的话，所以当我妈妈说“但他们是外国人”时，我知道她不是在暗指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是吗？” “我不知道，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对罗马天主教这么戒备？艾米莉·莫迪·麦克维的继母是新教牧师的女儿，难道因为这个，她从小受到了罗马天主教徒的惊吓？但如果罗马天主教这么可怕，她为什么把她的宝贝女儿送进多米尼加修道院读书？她的这些态度统统不可理喻，让人无可奈何……一点办法也没有——跟往常一样。 有一次她带彼得去南海岸旅行，让彼得在那里受了洗，这件事她后来才告诉我。她带着挑衅的语气，但她知道她做的是对的。让我生气的不是受洗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受洗跟异教的仪式相去不远——让我生气的是，她根本不考虑我是怎么想的，一贯如此。“现在你得带他去教堂了。”她下达了命令。事情真的是这样，彼得经常去教堂，因为他嗓音优美，在唱诗班里面唱歌。“你可以让琼当他的教母。” “但如果琼成了彼得的教母，她跟彼得就会变成比现在还要好的朋友了吗？” 我搬进自己的公寓不久，我妈妈就来了。她站在我的公寓里，头戴质地精良的帽子，帽檐上垂着一小块面纱，戴着质地精良的手套，裹着狐狸毛披肩，刷过的鞋子闪闪发亮，看着我的丑陋的家具。 “这些东西不是你买的吧？” “不是，是跟公寓一起租的。你知道，她们去澳大利亚了。” “你最好用我的家具，我会把它们从库房拿出来。” 我妈妈的继母死后，她把那栋维多利亚房子里的家具放进了库房，付钱保管，年复一年照付不误，即便是在我们没钱付日用品账单的时候。等到我们有朝一日终于可以“摆脱农场”，回到英格兰，我们可能一开始没地方住，但至少还有一屋子的家具。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喜欢那些家具。正相反，她以前讨厌那座她从小在里面长大的阴沉晦暗的房子，讨厌里面的一切。 现在她却不明白，用她的家具填满我的公寓——我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地方——就像是把我放进她的势力范围，把我关进过去的监狱，套上涅索斯之衫。 “我不想要，妈妈。把它们卖了吧。” “你不能这样，你不可能更喜欢这些破烂……”她打量着我房间里的家具，然后看着我。我们对视着，陷入我们之间常有的无助、无望、痛苦不堪的状态。她本来有可能会哭出来，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或者是我对她哭喊：“可是你从来就不喜欢我，不是吗？” 但是现在，“喜欢”，“不喜欢”，是恨还是爱，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妈妈，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没有，我没这样说。但她确实这么做了。她在那张丑陋的书桌上干练地放下几张纸。“这是家具的收条。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随后她就回南罗得西亚去了，回到她的儿子那里。 那些家具自然是维多利亚风格的。那时候，只要一提到“维多利亚”这几个字就会招来一阵居高临下的或者是轻蔑的笑声。但过不了多久，这些家具就会值很大一笔钱。我不想为这些家具操心。我写信给我表哥——缪丽尔姨妈的儿子——问他要不要这些家具。他来看我，说这些旧家具对他没有用处。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曾经来过我这里。他那时候手头很紧。 于是我让存放家具的库房把东西卖掉，把卖的钱寄给我妈妈。那些钱几乎不值得寄，实在是太少了。 这里有个未解之谜。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我妈妈一直给她的挚友戴茜·莱恩写信。当她来到伦敦——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她需要找个地方住下来，后来我知道，戴茜阿姨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为什么她们两个没有住到一起？在当时，我想到这个问题，就像想到跟我妈妈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样，感到费解、烦躁——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也没有多想。但现在我把这两个人的心理形象放在一起：戴茜阿姨比我妈妈年轻，是一个身穿黑衣、弯腰驼背的小老太太，而我妈妈七十多岁了，看上去却像五十多岁，身强体健，精力充沛。二十五年来，我妈妈究竟是在给谁写信？ 只有当你成年后——真正的成年，而不仅仅是在年龄上的成年——你才能理解你的父母。我进入中年后才意识到，我从来不认识我爸爸，不知道真正的他是谁，不知道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战争，他会是什么样子。年轻时，他性格乐观，朝气蓬勃，踢足球，打棒球、台球，代表县里参加比赛，在方圆数英里内走路去赶场跳舞。他最喜欢跳舞，走十英里路去跳一场舞不在话下，跳上一整夜再走回来。战争杀死了那个年轻人，留下一个性格阴郁、脾气暴躁的男人，很快就变成了半个残疾人，然后重病缠身。如果我遇见年轻的艾尔弗雷德·泰勒，我会认出他吗？同样的，我妈妈也是这样。是的，我知道战争也把她给毁了，尤其是杀死了她生命中的挚爱，导致她最后嫁给了战争的牺牲品——并用整个余生照料他。但过了很久我才开始看到其他东西。我妈妈是那个违抗父亲的意志、选择了护士职业的姑娘，她父亲有好几年甚至拒绝跟她说话，而她毫不动摇。这是一个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会被她的精力、才干、独立和幽默所打动的女人。我无法想象，如果我见到年轻的艾米莉·莫迪·麦克维，我跟她能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我一定会敬重她。 我认为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她来到农场，那还是未经开垦的灌木，没有多少清理出来的耕地，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农舍，什么也没有；当她知道这就是她的未来，孤独的未来，因为她跟邻居们毫无共同之处；当她意识到，她向前生活的动力——对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向往——从此被阻断；当她意识到她丈夫是个残疾人，已经不能牢牢掌控自己生命；当她知道她向往过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时——她崩溃了，倒在床上。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用“精神崩溃”、“抑郁症”这类词，人们会说自己得了神经衰弱，或者情绪低落。她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非洲灌木丛，一个她永远不会觉得像家的地方，一颗心因为焦虑而狂跳不已——她说她当时心脏不好，她可能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对她的小孩说：“可怜的妈咪，可怜的生病的妈咪。”乞求他们的爱和同情，这完全不像她，这本应该引起我的思考。然后她起床了，因为她必须起床。但从床上下来的那个人是谁？不再是年轻的艾米莉·莫迪（那时候她已经是莫迪，艾米莉不见了——她舍弃了她母亲的名字），而是一个絮絮叨叨的女人，不断地告诉她的孩子：她为他们牺牲了自己，而他们不知感激、没心肝……她的絮絮叨叨的抱怨全都是女殉道士的老话。我相信，这样一个人是当年的她——当她还是她，当她还年轻，还没有被战争摧毁的时候——所厌恶和鄙夷的。 她在伦敦度过了四年失望的时光，返回了南罗得西亚，再一次告诉她的儿子和儿媳，她将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们，而她的儿媳再一次对她儿子说：有她没我。她开始轮流拜访朋友们。她在信中说，她希望让自己有些用处，她不想成为负担。 访苏之行带给我的最好的结果，是我成了萨缪尔·马沙克的朋友。马沙克是苏联享有盛誉的作家，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他是位诗人，翻译彭斯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也写儿童故事。当时作家们不能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因为严肃文学遭到迫害，于是他们选择翻译——这就是俄译本的翻译水准为什么这么高的原因。当我访问苏联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但后来我突然接到苏联大使馆打来的电话。一定是在1954或1955年。我去肯辛顿，到萨缪尔·马沙克下榻的宾馆见他。情势正在松动，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即便如此，我仍然有所戒备。从那之后，他每次来伦敦——他来过几次——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等孩子睡下，大约九十点钟到他那里，大约一两点钟离开。在这中间，我倾听。那是我的角色。他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他的第一任妻子来过伦敦。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没有钱，但他们沉浸在爱情中，爱彼此，爱伦敦。他对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想聊聊旧时的伦敦：大英博物馆，郊游，公园，书店。我让他想起他的那位妻子，他说。但她后来死了，他又有一位妻子。她在“二战”期间死了，死于饥饿和寒冷。他喜欢谈论那场战争对俄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他坐着另一把，向我追溯往事。他把手放在扶手上，有时手腕微动，略微抬起手指，意思是说，他还有很多话可以讲，但他担心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们——克格勃在他们关照的人的宾馆房间里都安装了窃听器。 “二战”期间，或者说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俄国人日复一日地在生命线上挣扎……我坐着，这样想：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很难想象那样的困苦、那样的寒冷。后来，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在列宁格勒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工作，而他住在莫斯科郊外。那时很难获得旅行的批准，即便是享有盛誉的作家，但他有时候确实可以坐火车去列宁格勒——安娜·卡列尼娜的火车，他提醒我——而她休息一天。她在列宁格勒围困中幸存了下来，她很瘦，身体虚弱，健康状况不佳。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坐上一整天，说话或者沉默，然后他坐火车回莫斯科。他们之间甚至不需要言语，他说。在一起就足够了。那场恋爱就是这样进行的，但她也死了。 关于政治他也谈了很多，他谈论斯大林当政时期。“我从未出卖过任何人。”他坚持这样说，一遍又一遍，提高声音，怒视着电话机，他相信克格勃的窃听器一定藏在那里。“我们都做了妥协，每一个人。你不会明白，像你这样生活在西方的人不会明白。根本没有可能向他们说‘不’。但当我被审讯的时候，我没有说到其他作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恐吓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他已经决定不把我们送进监狱了，但他们还是要审讯我们。” 他也想提醒我，要小心政治对于作家的危险性。“你还年轻，我也年轻过。我是个少年天才，农民的儿子。高尔基注意到了我，他说我是个天才。他和我很相似，我们都来自贫困家庭，都喜欢独自一人徒步穿过一个个村庄。他走遍了俄罗斯，我也走遍了。有时候，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行走，农民们给我吃的。但没过多久，高尔基就被毁掉了——他们杀了他——我也被毁了，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我在委员会待了一辈子。我的天才就是浪费在那里的。我总是对年轻作家说，不要去委员会，他们会让他完蛋的。这也是我现在在对你说的。” “呵，但你看，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了。” “那好啊，很好。但这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你可以说‘不’。但我们要说‘不’就太难了。” 他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有天，他走在某个省的乡村公路上，高尔基看到他，停了下来，让他上车。“我想让你看些东西，今天你会见到一个重要人物。”一些作家在一栋乡下房子里开会，斯大林传话说，他会来一下。他真的来了。他听了他们的精心准备的发言，都是阿谀逢迎之辞。然后高尔基站起身，直接对斯大林说，刚才讲的每件事情都是假的，人民的状况很糟。我们坐在那栋精致的房子里，而周围的人都在受苦。作家们也在受苦。党关于文学的理念是错的，对作家也没有好处。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马沙克说，“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面色苍白。我在发抖——我很年轻，在座的人在我眼中全是大人物、重要人物，而高尔基对待他们的态度仿佛他们只是些淘气的孩子。而且没有谁违抗过斯大林。你不明白，你们这里的人不会明白。斯大林站起来，非常郑重其事，他说他很高兴这里有位诚实的人——高尔基同志。‘你们其余的人都在说谎，你们只说让我高兴的话。’然后他在护卫的陪同下离开了。” 我听到过关于其他独裁者的类似故事。显然，我们需要听到这种“一个诚实的人”的故事。 我喜欢萨缪尔·马沙克，我想他也喜欢我。但他需要的是有人听他说话，给他注意力。他很孤单。但他是位举足轻重的苏联作家。 他想见彼得。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白天见了面，在公园里喝茶，去商店陪马沙克买鞋，因为来英国访问的苏联人都要去买鞋和好衣服。他爱彼得，彼得也喜欢他。他送给彼得一把很好的小刀，还有他用俄语写的一些儿童诗。他为彼得写了几首诗，但我不知道那些诗的下落。后来，马沙克的儿子常来伦敦，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会接到大使馆的电话：“你愿意带他去商店买鞋、买衣服吗？”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的命运会比萨缪尔·马沙克的命运更不幸。一个有天赋——甚至可以说天才——的农家孩子，在当时被视为辉煌未来的继承人。受到高尔基的庇护，这意味着获得了俄国最著名的作家的认可。高尔基不懈地跟列宁的残暴政策做斗争，让数百名政治犯获释，然后又跟斯大林对抗。马沙克当时很容易觉得自己跟革命好的一面站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认为“革命存在着好的一面”仍然是可能的。慢慢地，他被吸收进这个压迫的体系，但这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等他意识到自己身陷其中，为时已晚。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治恐怖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讲出这样的话：“他应该选择退出。”怎么退出？他会被送去古拉格，死在那里，就像上百位其他作家那样。“我一直没有去写我应该写的东西。”他说，“我本来可以像高尔基。我的天赋真的在现实主义写作这一方面。我本应该写下我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东西。”直到今天，萨缪尔·马沙克仍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极大的蔑视。他们像是恨不得往讲出他名字的声音上吐口水（这是很有俄国特色的表达轻蔑的方式，神圣地保留在他们的语言里）：他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他是苏联政权的同义词。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他出色地翻译了彭斯、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但我认识的那个悲伤而谦恭的老人是一个像被斯大林谋杀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样的受害者吗？ 我遇到一件不无喜剧色彩的事情。苏联的文化专员说他想见我，与我讨论……是什么呢？可能是文学。我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邀请他共进午餐。他来了，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桌子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当时还是在琼的房子里。他本来以为还有其他客人，以为是一次真正的午宴。他巡视了屋子里到处都是的书堆和纸张，说：“你是个真正的作家，我看得出来。”他有些紧张，我假装没注意到。心里在想，我如果为了适应他们的愚蠢想法而改变自己做事情的方式，我就太差劲了。“我不能在这里跟你单独吃午饭。”他说，“会引起误会的。” “噢，为什么？”我故作惊讶地说。他是个好人，根本不像当官的。我带他去了法国酒馆，酒馆二楼有个很好的餐厅。我给他讲了自由法国和这个酒馆的故事，还讲到7月14日人们会在这条街上跳舞。他听得津津有味。他根本不想谈论文学，而且坦言文化让他觉得乏味，并希望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因此而变坏。他喜欢马戏表演，一有机会就会去看。他很高兴这些没有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他知道，作为文化专员，他应该对书很在行才对。我们分手时，他说很抱歉，但他必须告诉我，我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不，这不是称赞。 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它在过去了很久之后，才充分展现出它的全部意味。我接受苏联大使馆的邀请去吃午饭，跟保罗·罗伯逊见面。保罗·罗伯逊是歌唱家，完全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美国处境艰难。我像往常一样，心想：噢，上帝，我猜我不得不去。在场的苏联官员跟他们的客人一样多。午宴上大约有十六个人，其中包括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和C.P. 斯诺。斯诺即便不是党员，也是深得苏联信任的人。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当时也在。詹姆斯·奥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外交官》在苏联被当成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詹姆斯在英国不是特别出名。《外交官》里面充斥着当时所谓的“进步观点”，并不是一部好作品。他写过一部美丽的小长篇 href='499/im'>《猎人》，讲的是加拿大的荒野，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可悲的是，这部小说，这部真正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在苏联却基本上被人忽略，在英国也被忽略，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 我当时坐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旁边，肖洛霍夫是 href='1737/im'>《静静的顿河》和《顿河入海》的作者。前者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描写了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十分精彩。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读了，那时我还在农场。形容肖洛霍夫只需要一个词：大男子主义。绝对是喜剧中那种爱炫耀自己多么强悍的男人。我们之间立刻回荡着彼此厌恶的情绪。他问我是否读过他的书。是的，读过。我喜欢它们吗？是的，但是我喜欢 href='1737/im'>《静静的顿河》要胜过《顿河入海》。为什么？既然他抬举我，让我说出我的观点，我便告诉他，前者元气充沛，有很多奇思妙想，其中的爱情故事美妙极了，但后者没有达到前者的高度。他突然怒不可遏。他说，如果他在他的国家逮住我，就会骑上马，把我拴在后面，让我跟着跑，直到摔倒，他会把我拖在身后，直到我哭喊着求饶为止，然后他会用鞭子抽我。对我这样的女人就应该这样。我说我不怀疑他完全会这么做。我们你来我往地开了几句这样的玩笑。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部小说剽窃了一个不幸的年轻作者，结果大获成功，全世界的人都满怀钦佩地阅读它。他于是写了《顿河入海》，希望能与之匹敌。 喝咖啡的时候，我跟保罗·罗伯逊和他妻子聊天。我的结论是他们都很愚蠢，因为他们满嘴都是共产主义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这些全都不是正常谈话中用到的词。但我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当人受到胁迫时，经常会有意识地或本能地操持起这种语言，这种状况有时甚至会持续几天、几个星期。保罗·罗伯逊当时在苏联大使馆，四处逡巡着苏联官员，他非常依赖苏联对他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他非常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像当时那么两极分化时，人们也许就会显得愚蠢。因此，我可以说我见到了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歌唱家，并且跟他交谈过；我也可以说，我没见过他，没有跟他交谈过——两种说法都是真的。 跟罗伯逊的交谈也让我看到美国左翼和英国左翼有着怎样的差异。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美国是个爱走极端的民族。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讨论。一种（或一组）特定的国家“形象”妨碍了我们的视线：贫穷的男孩或女孩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总统……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努力工作，上大学，变得富有，举世闻名……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这个丰足的象征现在变得廉价了）……杰弗逊、林肯，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但这是一个发着烧、体温很高的国家。我们说，我们跟美国的“共同的语言”（英语）构成了我们跟美国之间的障碍，因为有些词（尽管这些词并不是很多）的用法是不同的。但这种说法本身绝对构成了另一个障碍，它让真相变得模糊，真相是：我们之间的障碍是民族脾性，或者说民族气质。现在你在美国几乎不能大声说，存在着民族气质或民族性格这种东西——因为这属于政治不正确。而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比我在英国认识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更加共产主义、更狂热、更坚持党的路线、更表现出多疑妄想狂。他们中间产生了更多共产党所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这种称号当然不是赞美之词，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主义者很容易倒向自己的反面，变成痛恨共产主义者。美国政府对保罗·罗伯逊和美国的其他共产主义者非常严酷，在英国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遭到过那样的待遇。 现在，克兰西·西加尔出场了，仿佛出现在一幕电影场景中。他一身当时美国年轻人的打扮：牛仔裤、运动衫、低挂的腰带，你必定会在那里看到一把幽灵般的手枪。孤独的亡命之徒与歹徒孤身作战的警察。 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这样一个美国人来了，他需要住处，我能不能租一间房给他。我说我的房东经历让我没有勇气重操旧业。那位“不知何许人”的同志说，自己的房间空着，却不帮助同志，不感到羞耻吗？ 克兰西跟我以前见过的美国人都不一样。我以前见过的美国人大部分都属于出版界或电影界，他们庄重、平头短发，仿佛穿着一身看不见的盔甲。他们斟酌措辞、说话缓慢。人们造出“上唇紧绷”这个短语，也许就是为了形容当时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男人，因为他们的嘴巴仿佛被下了咒语：上唇几乎不能动。你可以在一百码之外认出一个美国人，从他嘴唇的架势你就可以知道是他。这是因为麦卡锡吗？难道是他把美国人吓得变成这种嘴唇紧闭、完全一致的人，即便他们跟左翼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没过多久，这种类型的美国人就消失了，美国人变得个个无拘无束、轻松自在——这成了一种时尚。 克兰西是个英雄人物，塑造他的不仅仅是上千部电影史诗和左翼的英雄男女——他们生活在他的想象中，就像他的好朋友——还有美国历史上的伟人。他刚刚履行了美国青年的义务：驾车像个疯子一样独自一人，一路上跟亚伯拉罕·林肯、克莱伦斯·丹诺、萨科与万泽提、杰弗逊、布卢尔妈妈、约翰·布朗交谈，还包括罗莎·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任何一个进入到他的想象的人。 克兰西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身上每一样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东西。我只是刚刚才开始对它们感到不自在——而这正是困难所在。即将到来的事件提前投射出它们的阴影。但从那些事件的视角往回看，很容易自欺欺人。当时一闪而过的感觉的阴影，一团朦胧的云翳，十年后也许会变成揭示真相的暴风雨——关于你自己的，关于他人的，关于时代的。但它们也有可能已经烟消云散了。 让我开始感到不快的东西是左翼的浪漫主义，更不用说左翼的滥情。这种浪漫主义决不仅仅出现在共产主义者身上，它其实渗透了整个左翼。滥情经常伴随着极度的残忍，或者说，它会导致极度的残忍。刻意渲染的姿态。垂死的英雄把红旗举上电光火石的风暴之巅。巴士底风暴，冬宫风暴……这两场风暴都经过了神化，跟真相毫无共同之处。我可以在这里写上一两页纸——我在说什么——应该是一卷，好几卷。 在左翼的这个层面上，最重要的东西总是戏剧性的壮举，更确切地讲是通俗、成套路的戏剧性的壮举，从来不是冷静的、不起眼的小事情和小小的努力。左翼（和其他领域）中有一些人用毕生的时间去努力改善人们生活中的某个细小的方面，但我所在的左翼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克兰西的美国史里全是英雄的斗争，其中经常是跟政府的血腥对抗。矿工对抗冷漠无情的矿主——不，我不是在说，当时没有冷漠无情的矿主，现在的人们已经忘了矿主经常有多么残忍。约翰·布朗腐烂的身体 ，克莱伦斯·丹诺为自由和真理而战的法庭，大萧条时代的煮汤的厨房。在克兰西的图景中，这些元素被放在舞台中央，排除了所有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部充斥着英雄主义和重大事件的英国史。克兰西对它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他的美利坚传奇，这两部历史中都没有这样的故事：某个女人或男人通过多年的努力，改变了一条小小的法律条文或其他事情。 我必须把我那时候的“怀疑”——这些怀疑独立于从苏联那里不断“泄露”出来的事情——记在这里，尽管它们当时让人很不自在，而且也很难自我说服。 我有时会研究自己当下的思想——其中有些思想是新出现的，带着让未经检验的思想增色的格外鲜明的轮廓，它们尚未经过事件的侵蚀和塑型，而有些思想的无礼让它们自己也感到震惊——我会想：将来，这些思想中有哪些是我本应该听从的，应该进一步发展的？十多年后，哪些思想会显得荒谬，甚至可悲？ 克兰西来到我这里时，病得很厉害，几乎快要散架。他从巴黎来，那里住着他的一位好友，一个美国女人，她说他疯了。多年来，人们一直这样对他说。“克兰西，你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他刚刚断定，他们的话也许有些道理。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发现我是心理医生的很好的替代品。他比我年轻。 按照我用来衡量杰克、哥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冰冰的、但又很好用的标准，克兰西和我在感情上很不合适——这是最要紧的——在性关系上也不合适，但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美国人对感情都抱着冰冷的界线分明、保持距离的态度，让人望而却步。但我们在心智上般配，好吧，在一段时间里面般配。首先，他博览群书。他妈妈是移民到美国的俄国人，非常穷，她——还有克兰西的爸爸——把自己看作那场世界性伟大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她继承的东西里面当然包括了文学。他的父母都是工人的发动者和工会组织者，经常丢工作，而被迫换地方。抚养孩子的任务始终排在革命后面。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个幸存儿，他是我所知道的极端例子之一。“怪不得你这么惨。”我经常这样对他说。而他说：“夫人，我不惨，其他人才惨。” 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让他成了双料的不法分子。首先，在陷入红色恐惧症的美国，他是个革命者。其次，他又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也是共产党的叛徒。这意味着他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一开始这是他妈妈的决定：如果苏联奉行斯大林主义，那么她就追随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学里，他被斯大林主义者痛斥、辱骂了几年。现在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托派分子。而用不了多久，英国和欧洲各地的革命青年都会称自己是托派分子。 我要提一下这场古老的分裂，因为人们正在将它快速遗忘。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曾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托洛茨基是个叛徒和异端。但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相信，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如果是托洛茨基获胜，而不是斯大林，那么共产主义就能成为它原本所设想的乌托邦。研究苏联革命的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缴械的先知》。我推荐这两本书。多伊彻在书中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角逐的角度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两个人经常交换位置，一个人不久前还在指责对方奸诈虚伪，转眼间自己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就像观看木偶们在跳舞。这些稻草扎的小人被倾泻而下的大瀑布冲走。布尔什维克们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后，一致同意他们不会像法国革命者那样内斗，不会相互反目、相互指责、相互屠杀。然而他们后来却不折不扣地做了这些事情。 伊萨克·多伊彻认为列宁是个完人。很有意思，因为“完人”这个概念来自灵性传统。 当我把克兰西·西加尔介绍给鲁本·席普、泰德·阿兰和那个圈子里的其他人时，我稍微领略了托派分子在美国的待遇。圈子里的人都曾经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见面时带着挖苦的或者说嘲讽的语气，立即展开了怨毒的辩论。但他们毕竟还相互说话，就在不久前，没有哪个斯大林主义者觉得托派分子配得上他们的一声招呼——更确切地说，他们觉得，就连用碎冰锥往对方脑子上扎一下，这些托派分子都不配。 我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小组。我私下里曾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活泼、更有趣。托洛茨基分子有些气质上的特点：无政府主义、易怒、极爱挑衅、有趣。 五十年代党内有个玩笑：斯大林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同一种材料，他们喜欢一致性，倾向于保守；荣格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很类似，都是反叛者。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很难向读者解释弗洛伊德主义者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他们是一个教会，他们是教士，是已经揭示出来的真理的拥有者；他们迫害反对者，或者是偏离他们的道路的人。他们没有幽默感。他们是恐惧症妄想狂。我不能说，我觉得弗洛伊德是最可爱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比马克思好，但他（他们两个）不是肯定会厌恶自己的这些继承人吗？开创新思想、掀起新运动的人知道将来注定会发生的情况，将来的景象一定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会催生一代人，这些人咆哮着狂咬他们的残尸，把他们变成偶像，这些人会变成狂热分子和偏执的人。 我发现，我跟托派分子克兰西的政治观点相一致，当时我还是党员，但已经在想着如何脱党才能不惊动别人。我对克兰西的政治观点的认同当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党对托洛茨基的官方路线依然没有改变。在左派当中，每个人总会花上很多时间来确定认识上的确切立场。个人的“路线”没有必要符合党的路线——事实上也很少符合。克兰西和我会花上几小时来讨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呢？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那个是真的？一定要有一场革命——嗯，这是当然的——但现有的各国共产党，英国的和欧洲的，确实不可能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他们太容易妥协了。 克兰西对女人有一种直接的、聪明的理解，他对女人的理解并不是对女性的理解，而是对我们的处境和困难的理解。这是因为他目睹了他母亲的漫长苦境：抚养他，非常穷困，没有他父亲的协助——他父亲离开了他母亲，建立了另一个家庭。女人很容易回应他。我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称之为“命名”。他“命名”我们。他把自己遇到的每个女人带上床，或者说，他总会试着这样做，这是他的原则。独行侠的风格。他告诉我，在他周游美国的旅程中，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很少独自过夜。我不觉得这些女人遭受了损失，即便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因为当他第二天早晨离去时，这些女人都会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就因为他理解她们。 我怀着羞愧回忆起当时的愚蠢：当克兰西来到我床上时——我记得那是他到我公寓里来的第一个晚上——我觉得，杰克离开后一直笼罩着我的孤独从此结束了。当一个女人需要男人，需要一个可以拥有、可以怀抱的男人时，再没有谁比她更蠢了。 没有，我的愚蠢没有持续很久。这又是一个毫不掩饰自己的“过客”态度的男人。杰克和克兰西都出现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里。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写的并不一定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情感上的真实状况完全反映在里面。《与虎嬉戏》里面也有他们。后来克兰西写了一本小说，把我写了进去，但我没有去读。我通常不读关于自己的书，除非是一些资料性的书籍，我必须查证里面关于我的事实性陈述。我不读关于我的书，因为抗议和争吵的诱惑可能是无法抵挡的——一个人有可能会把一辈子的时间花在这上面。 “我没说过这话。”“噢，你说过。” “我告诉你，我没有。”“但我告诉你，你说过。” “没有。”“有。”“没有。”“有。” “从来没有那么回事。”“我知道有。” “我知道没有。”“就是有。”“没有。”“有。”“没有。”“有。” 这类争吵大多数不会高于这种水平。对你来说真实的东西对我来说未必是。 克兰西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新娶了一位年轻的妻子，他们有个小孩。他有过一任妻子，沿途和很多女人在一起过。我认识他的时候，家庭生活、亲密关系等对我来说变得轻松自如，但对他来说只意味着陷阱，年轻人都很容易这样想——尤其是在当时。居家的生活状态就是对纯粹、善和高尚的背叛，就是对布尔乔亚道德的屈服，当然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了。他经常告诉我，他在美国如何离开了一个朋友的房子，因为那个男人结婚了——最终的屈服——他家的浴室橱柜里面居然放着避孕啫喱。这就是证据，证明了他的朋友对他们立志要成为年轻骑士的标准的最恶心的道德沦陷。在他周游美国的道别之旅中，他发现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有一半都结了婚，他们的浴室里有个表明他们堕落的橱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事情就是这样，我必须离开。”居家的污浊——他走进一座房子就会闻到。 我们在一起——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的话——有三年多。 关于克兰西对伦敦的叙述，我确实没有什么要说的，除了一点：他声称，他在伦敦时，总是被迫在廉价的汉堡包店里吃饭。而事实上，伦敦的一些最好的业余厨师在帮他做吃的。如果他真的去了汉堡包店，那也是某次怀旧之旅，去缅怀自己年轻时代的不可思议的贫困。伦敦对克兰西极其友善。 他，克兰西，是个浪漫的人。当时的左派都是浪漫的、英雄主义的，头顶上盘旋着英雄的幽灵。这种浪漫和英雄主义的阴暗面要到晚些时候才显露出来。 现在，我遇到了克兰西，当时正是左派的浪漫——滥情——渲染开始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多年来，它们是我赖以为生的东西，曾是我的燃料，是我向着更好的事物前进的动力。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人舒舒服服地顺着浪漫和英雄主义走下去，但有一点不自在，一开始最多只有一点点，然后越来越不舒服，再后来，当眼中的白翳散去，突然爆发出对自己的厌恶，对曾经的自己的厌恶。接下来，你对过去的自己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它应得的，但你不得不这样，因为它对你仍然是一种威胁。 作为二十八九岁的男人，克兰西在情感上比他的年龄年轻，而我在经验上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年长。所以，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存在于我们之间，当他说我太务实、太实际、太“有理智”时，他不是在称赞我。 克兰西使我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有生以来最剧烈的紊乱。我一直被人们看成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圆滑，不迁就，“难说话”——但现在，突然有人指责我是位英国太太。任何一个真正的英国太太只要看上我一眼，就会当即拒绝承认我这个冒牌的姐妹——但跟克兰西说这些是没有用的。在他看来，我这位英国太太对生活的严酷现实和穷人的挣扎一无所知。克兰西从来就不是一个会保留自己对事物的负面评价的人，他劈头盖脸地斥责我，但我尽我所能给予最有力的反击。我刚刚学会了不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的艺术，马上就发现自己要投入战斗，在这位野蛮、愤怒的社会批评家面前捍卫自己好不容易习得的社交优雅。 “耶稣啊，你这个英国人要了我的命了。你为什么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立即担当起对我进行现实生活教育的任务。他从爵士乐入手，为此我一直感谢他。到那时为止，爵士乐对我来说无非是索尔兹伯里的体育俱乐部里面的那些“孩子”，在醉酒狂舞的时候模仿起书包嘴，或者就是科尔·波特的舒缓的旋律。 他陪我去买了唱片机和二十多张唱片，每张都有其独特之处：爵士乐的标志性作品，或者是某位大师的经典。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才领会到这是一套多么完美的收藏。没有一个沉浸在真正的爵士乐和蓝调中的人，他（她）的感性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克兰西知道这一点。他最擅长的就是当老师。他把改造、重塑他沿途遇到的每个有缺陷的灵魂视为己任。他带我进入了爵士乐、蓝调音乐的历史，教我怎样聆听不同的乐器，怎样分辨真伪，怎样欣赏乐队合奏的匠心，教我认识乐器的家族。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像他一样，只拥有最纯正的趣味。后来，他不再指导我了，我不再用那么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也许会带着一点负疚感去听艾灵顿公爵、艾萨·凯特。 我听爵士乐，尤其是蓝调音乐，听了四年之久。它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说战争年代那种思恋、盼望、渴念、“你远在他乡”的音乐——《我含泪起舞》、《烟雾弥漫你的眼》——让我们每个人感染上浪漫爱情的倾向（其核心是不可企及的爱），那么爵士乐，尤其是蓝调音乐，则让我们倾向于受苦，去领略失落的痛苦带来的欢乐。我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对我而言，我听比利·赫丽黛、贝西·史密斯，或者是大鸟那让人心碎的萨克斯风的断断续续的抽噎，音乐伴随着我的痛苦时光，两者在互相加强。青春期那丰富的、让人沉醉的伤感有可能逐渐加深，最终变成危险的东西，变成毒药。 克兰西向我传授了一套美国工人阶级关于荣誉的法则，但它一定是受到了俄国、东欧和犹太小镇的工人的影响，不是吗？克兰西永远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从未听说过这么僵硬的行为法则。 第一，如果一个朋友——即便只是一个熟人，甚至只是你听说过的人——失业了，那么帮他（或她）找工作就是你的首要义务。它高于一切，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所有个人利益的前面。这是三十年代的失业留下的遗产。 第二，无论何时何地，你都理所当然地恨警察。你永远在警察面前维护你的朋友或同伴，关于警察的一切谎言都是好的，因为警察总是编造关于工人和穷人的谎言。克兰西在美国南部各州游荡，从城镇到城镇，有时徒步，有时搭车，曾经被警察当成氓流逐出镇子，载着他开出市区，把他扔下，或者把他关进监狱，把他当成各种罪行的嫌疑人。你只要说一句为警察辩护的话就证明你是中产阶级，是敌人。 第三，如果你的朋友、同志、妻子或朋友的女友到了穷途末路，你就要四处为他（或她）筹集钱和食物。 第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人只要在逃亡、藏匿，你都要庇护他，帮助他藏身，不问他为什么逃亡（当然，政治上的敌人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想这条原则一定是奴隶制时期的遗留——藏匿逃亡的奴隶。 克兰西对我的教育还包括他对伦敦的探索——伦敦那些肮脏贫苦的街区，因为他的本能把他引向那里，仿佛只有在更低的深处，才能找到真理。比如，我从来不知道，在苏荷区的一个街角每天都有人在那里玩扑克，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克兰西缺钱的时候经常会去那里碰运气。他经常跟妓女们聊天。他对妓女的态度让我十分恼怒——他把罪恶和贫困愈发地浪漫化、光辉化。当时的美国人全都对妓女着了迷，就仿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妓女也没有。那时候，来见我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会立即向我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姑娘们。我指点他们去苏荷，姑娘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要么就是贝斯沃特。但没过多久，卖淫不合法了，于是我指点他们去报刊亭。 克兰西很快跟艾利克斯·雅各布斯交上了朋友，艾利克斯是个身材魁梧、很友善的年轻人，让人一看就喜欢，他是将来组成新左派那些人中的一员，新左派当时还在诞生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曾经有几个月被迫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干，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我不止听到一个人这样说。艾利克斯躺在床上是因为肺结核。他躺在疗养院，每时每刻都在读书，出院时已经在以怜悯的目光来回望自己无知的少年岁月。他是个记者，立志要写作。这两个年轻人在伯爵府、诺丁山门、苏荷一带转悠，哪里有事情去哪里——犯罪、丑闻、抗议、“示威”——他们出入酒馆、咖啡馆、巴士站台、便宜的餐厅和正在四处开张的咖啡厅，他们看着穿梭的人群，不停地说话、倾听，向权力部门报告一些小小的不平事件。他们都是局外人，置身这条不成文的法律之外：英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该互不往来。克兰西的美国口音和艾利克斯的工人阶级口音（他每逢出去探险就故意夸张这种口音）让他们能够被我们所说的“平民”所接受。他们可以去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去的地方。当我还带着罗得西亚口音时，我也可以去那里，因为那种口音把我置于这个体系之外，但后来我的口音没有了，按照英伦三岛的规矩，人们开始按照我怎样说话来判断我。我在一个很意外的情境下发现我失去了我刚来英国时的自由。那是在德文郡，我朝着一家五金店走过去，看到店主在打量我。他站在过道里，手放在髋部两侧，无疑在捉摸：“她看上去像是他们，她的衣服……但又有点什么东西不是完全像……”他等着我开口。“你这里有……”不管我说了什么，他的姿势起了微妙的变化，他放下胳膊，然后说：“是的，夫人，如果你愿意进来。”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经常在一番巡游之后像一阵风一样回来，情绪高昂，一边喝着咖啡，或者吃着饭，一边把他们经历的事情一股脑地告诉我。一些男孩和年轻人的圈子接受了他们，把他们两人视为圈子里的荣誉成员，这与他们的身份相符，因为他们俩已经离开了学校。当时孩子们离开中学的年龄是十五岁。这两个男人跟这些“孩子们”互相认同，这些孩子都只受过一点教育，或者没受过教育。除了在街上游荡之外，这些孩子跟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身上洋溢着想要保护被欺凌的人的激情——我知道我正在目睹的是什么，好吧，应该说是，我知道他们在邀请我分享什么。一天晚上，他们带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在我这里坐了两个小时，在艾利克斯和克兰西的鼓励下讲述自己的生活。他平时总会担心自己说话缠夹不清，但他们对他的处境的理解让他的表达比平常条理清晰得多。他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意见，但他不希望将来像他的父母一样。他的教育是通过电影获得的——电视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电影拓宽了他的视野，他不想将就着（这是克兰西常用的字眼，意思是勉强接受次好的东西）去过跟他父母一样的生活。但他知道，他受到的教育不足以让他进入更好的环境。他说他没有工作，因为他不想接受现状。但不久他就要找份活儿干，因为他不想靠父母养活，然后他会结婚，娶一个像妹妹这样的姑娘，一结婚，他就落入了陷阱。现在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自由时光，他趁现在还能享受的时候享受着它。一结婚，事情就这样了，就结束了。换言之，他的想法跟他妹妹正好相反，他妹妹盼望婚礼，婚礼之后生活才开始——他是这样说的。一周后，爆发了诺丁山门种族骚乱，年轻白人殴打黑人。在我这里那么明智地谈论自己的生活的年轻人被捕了，很快就在老贝利法院接受庭审，我和克兰西、艾利克斯一起去旁听。他们确切地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因为他们当时就在那里，一边四处闪避，一边观看。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情况，因为他们把经过告诉我了。我们坐在拥挤的法庭里，眼睁睁地看着警察说谎，证人说谎，辩护律师说谎，当然，被告为了保全自己也在说谎，但没有用，他们被判入狱。我坐在那里，看着陪审团，心想幸亏我不是陪审员，如果不是已经知情，我不可能分辨得出谁在说谎，谁没有。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继续进行他们的研究，即便是在新左派成为一个社会单体、一个部落、其成员基本上只跟内部人打交道之后。一天，他们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被一个希腊餐馆的老板关了起来，他们要去营救她，然后把她送到我的公寓里来。她是个亮丽丰满、又有些体弱的美人，有一双凄迷的蓝眼睛。她十八岁，是那个希腊人的情妇。她说她的父母不喜欢她。希腊人有老婆和孩子。他白天把她关在一间屋子里，不让她出来。她觉得无聊，她说。她怕他，她说。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似乎相信，我要做的只是对她说：“现在好了，姑娘，振作起来，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怎么说，我的话在她听来都是这个意思。虽然她不是特别聪明，不像那个正在什么地方服刑的年轻人，但她确实明白这一点：她不会嫁给一个像她爸爸那样乏味的男人，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但她现在又在做什么，不是在给希腊人当奴隶吗？我这样问她，但她只是微笑——她那慵懒的、近乎无知的微笑。我看得一清二楚，她之所以同意跟这两位青年英雄逃出来，是因为在她听来，他们在向她允诺一个未来。散发着迷人光彩的未来，时髦优雅的人，跟这位著名作家（他们是这样向她说起我的）一起度过激动人心的时光。她向我暗示她想成为模特，成为电影明星。我让她失望了。她指着那些印着我的名字的书，问这些书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她盯着我，满腹疑惑：“既然这样，你的日子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住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地方？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到底答应了她什么？好像是生活的全面改善、提高和启蒙。他们会蹿到我这里来，看看事情的进展，看到我们在厨房一起喝着茶，闲聊。我们有时喝烈性一点的东西——她喜欢喝点杜松子酒，或者是甜酒。她习惯于晚上跟希腊人出去，跟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 她随便穿我的衣服，因为她一件衣服也没带。她把她考虑要穿的衣服推到衣柜一边，看不上其他的，然后把自己打扮起来。那时候我经常穿黑衣服。“你的行头为什么全是黑的？”克兰西问过同样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显然，我在哀悼我的生活。”但是对她，我说：“因为黑色适合我。”她给我穿上一件红衬衫，一件白的，试了一件又一件，她说我说的没错，我应该穿黑的，但她觉得我的口红……她用她的化妆品给我化了妆，然后摇了摇头说，是的，我应该保持原样。她对我和我的衣服进行检阅时绝对全神贯注。但检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她觉得乏味了。她等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克兰西和艾利克斯来了，她——有些难为情地——问他们，他们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他们说，她没有想过要去上学，获得这种或那种证书，甚至也许能去上大学吗？他们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女人发现男人连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看不出来时的那种不可思议。她坐在那里，穿着我的樱桃红的长礼服——她跟我在一起的那十天，那身礼服几乎从不离身——抽着烟，他们欣赏着她的胸部，因为她让礼服敞开到腰际，白皙的膝盖从樱桃红的褶皱中露出来。她说她没想过去学校，没有。那么，他们说，多丽丝会去打听一下当发型师的事情。“她们挣多少钱？”她没精打采地问，漂亮的蓝眼睛因为厌倦而变深了。 她个子太矮，当不了模特，差了几英寸。问她想不想当文胸和内衣模特。她说，她觉得她的迪米特里是不会允许她这样的。她不想让他不高兴。他说他最近就会娶她的。好吧，也许他会的，奇迹也是有的。是的，她确实喜欢他。她喜欢稍稍地挨点打——“他从来不会打出印子来，莱辛太太。不要以为他会那样”——然后被扔到床上。有一天，她没有从她的房间里下来，她平时都是大约中午下来，当我上楼时，我发现我的礼服长裙放在床上，她已经把床整整齐齐地理好了，像个好姑娘一样，枕头上有一张纸条：“很感谢。不会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哈哈。”就这样，她回她的希腊人那里去了，以后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现在她一定是个肥胖的染了头发的老女人，没准是个酒鬼，想到这些让人觉得刺痛。 我在沃里克路住的时候，经常晚上出来散步，很晚才回去。以现在的标准看不算晚，但那时候人们上床比现在早得多。那时的街道十一点之前就空无一人，跟我刚来伦敦时一样，现在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仿佛一直如此的事情——街道在午夜之后依然欢腾，活泼的三五成群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在街上猎奇作乐——当时一样也没有。只有当彼得住在学校或者是艾希纳家时，我才出来散步。并不是因为我不敢留他一人在家里——那栋公寓楼下有人住；而且一开始我还是房东，屋子里有其他人；后来有克兰西，他的打字机像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我不担心彼得，是彼得很担心我，因为他爸爸已经消失了，说不定我也会消失。虽然他从来没有把他的担忧讲出来，但我知道。 在伦敦的街道漫步，就像我在索尔兹伯里的夜间漫游，我出发时，路边的屋子里都亮着灯，而当我回家时，那些屋子都变得漆黑，每家每户播放音乐的收音机也陷入沉寂。但现在，我一路走着，沿途逐渐熄灭的是闪烁在窗帘上的电视机的点点荧光。 我在做什么？我在找什么？我需要走动，因为我体能充沛，这是我在写作所必需的那种仪式中积累起来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无意识地走，写下一点东西，工作，直到达到努力的顶点，极度紧张，让我筋疲力尽，倒下来睡上几分钟，然后又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个过程也许会持续几个小时，在打字机前的全神贯注，恢复体力的小睡。然而非常奇怪，这些都没有让我的体能释放完，反而留下一些能量，我必须把它用掉。 从房子的高处走下来，我进入的不是我白天熟悉的街道。夜晚的伦敦是一片陌生的陆地，散步的时候，我没有在想，这是肯辛顿商业街，这是伯爵府。我往往避开大街，因为我觉得它们很陌生，板着自足的、硬邦邦的面孔，把我排除在外。这是小孩子对特定街道，甚至是房间的感受方式。转过街角，迎面而来的是一排不熟悉的商店，猩红色的信箱带着敌意，马路对面的小公园里长满了不认识的树和灌木——然而有些小孩在那里玩，他们仿佛不认为有什么危险——或者是打开门，走进一座新房子，家具按照特定的秩序沉重地站在那里，仿佛在说，别进来。但突然你坐上了一把欢迎你的椅子，或者走进了一家商店的过道，一个女人抬起头，冲着你微笑……在这种地理中，没有街名，没有建筑名，也没有门牌号码，没有哪个成年人能辨认出一个小孩子了解一条街、一座房子、一个房间甚至是沙发一角的方式。就算是一座城市的常住居民也无法体会初来乍到的人对这座城市的领会。 我会快步穿过一些街道，因为我不喜欢它们，而有些街道我喜欢慢慢地游荡。当我来到伯爵府的那些像仓库一样的巨大建筑之间，它们矗立在那里，变得漆黑，沉默不语，对我无动于衷，我会快步走过那里，不想挑起它们对我的攻击，因为它们似乎充满正在酝酿的暴力。当我发现自己来到艾伯特演奏厅，一小时之前这里也许还人声鼎沸，像个装满玩具的大盒子，现在却以它平静的圆顶让我安心——是的，这里欢迎我。但我也许会径直沿着一条近路去肯辛顿商业街，那里空寂无人，仿佛被瘟疫袭击过。但这才是午夜。也许会有人在通宵巴士站上等车，我慢慢地走过去，看到香烟的微光照亮了一张脸，他根本没注意到我，因为有辆红色巴士正从西区缓缓驶来，开往郊区，我想到那里，就像想到遥远的鞑靼，但心中并无喜悦，没有那种你想到有朝一日要去的地方的喜悦。没有，那里是一大片阴暗的半城市化的地方，到处都是立在小花园中间的自足自满的小房子。这就是当那个孤身一人的乘客踏上巴士的门板，巴士载着他离开时，我脑海中展开的联想。伦敦的庞大让初来乍到的人感到多么沮丧，我来伦敦六年、七年甚至八年后，仍然是个初来乍到的人，因为我一直都在试图理解伦敦的庞大，试图吸收它。而老练的居住者懂得用活（“活”就是调动自己的身心和感官）在其中的一部分来降服它，把这一部分变成自己的家，嘴里说着“伦敦就是很多村子的大杂烩”，挑一个村子住在里面，把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其他部分排除在外，每天等着街对面的女人冲自己打招呼，蔬菜店的男老板冲自己挥挥手，25号家的猫“喵呜”一声欢迎自己，或者拐进一条马路，在那里，每到春天，一棵树上就会开满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而每到秋天，一丛灌木就会为自己装点上猩红的色彩。 那些夜晚，我走过的街道没有任何热闹的场所，没有餐厅，没有咖啡馆，酒馆也都早早打烊了。如果我早点出来，赶在酒馆打烊之前，那么每个酒馆都是一个欢乐的岛屿，它们向街道紧闭，窗户里灯火通明，挤满了彼此认识的人，因为酒馆就像俱乐部，只是没有严格的规定和会员制，同类人聚在一起，结成小小的社交圈，互相做伴。但等到酒馆也打烊了，就只剩下光线黯淡的街道和黑魆魆的房子。沿着一条街，转弯来到另一条街，然后又是一条，我从来不看街名，因为我不在乎自己在哪儿，但是当我从一个街道小枢纽走向另一个小枢纽，或者是从一条街来到另一条街时，我有时像是从一个地域进入了另一个地域，每个地域都有它自己的浓烈的氛围和气息，那是我和我对了解这个新地方的需要赋予它的。我不打算知道它的名字，以便下次能找到，因为我确信我经常是沿着同样的街道在走，经过同样的房子，但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的识别力和理解力每天晚上都不一样。况且即便是在白天，光线或角度的变化都会创造出新的景象。如果你经常在一个地铁站上下车，你沿着台阶下到站台，你对站台的熟悉就像对自家门口的街道一样，然而当你转了一圈后回家，从站台拾级而上，你会发现你下车的站台跟你出发的站台会很不一样，相距有十步之遥。 我会走上两三个小时，不担心迷路，因为我肯定会经过一个我认识的地铁站，或者是一个警察站。我会走进去。“好吧，你离家太远了，是吧？”警察会责怪我。 “是的，我迷路了。”我轻快地说，显出无能的样子，作为他帮助我的酬劳。 “你可以乘街角的通宵巴士。” “不，我更愿意走回去。” “那好吧。”他走出来，站到门口，“你就沿着这条街往下走。然后左转，然后……” 整夜在伦敦——或者是任何大城市——游荡、从来没想到要害怕的日子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那时候，我把自己的安全看作当然的。 如果有人暗示，我可能会被强奸——这是今天的年轻女人会担心的事情——我就会带着义愤说：“真荒唐。”但女人们变了。有时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会看到一个让人不快的男人穿着一件鬼鬼祟祟的大衣，或者是雨衣，突然打开，露出……但我会继续往前走，心里想，可怜的东西。如果一辆轿车在我身边慢下来，看我是不是卖身女郎，我就会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加快脚步。我从来不觉得受到了侮辱。女人现在变得这么弱不禁风，易受惊吓，缺乏应对本领，这是件好事吗？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夫人们（或者说就像描述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夫人们，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描述），女人现在见到意料之外的阴茎就会尖叫，或者晕倒，听到一些暗示性的话就觉得遭到了侮辱，一个男人恭维了她们几句，她们就要找律师。所有这些都是在两性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这些散步的夜晚，我从未遇到过危险，我有时走过一些最让人反胃、最阴暗的街道，我在那里如果感觉到威胁，那只是因为我没能理解我看到的东西。已经有很久了，我在伦敦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到那种冷冰冰的排斥，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被带进一个房间，房间的椅子和沙发上坐着高高的、刻板地假笑的成年人，那些椅子和沙发变得陌生起来，尽管当房间里没有陌生人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玩捉迷藏时，它们都是你的朋友和熟人。 我回到家，也许是凌晨两三点钟，我公寓里的那些房间——尤其是起居室，它其实相当大，厨房也是个大房间——看上去都很小，而且显得过于引人注目，非常平庸。我都去了哪些地方？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脑海里全是黑暗的街道和建筑。房子的窗户上反射着昏暗的街灯，如果一座房子里突然有了亮光，我就会觉得似乎是那个地方在抬起眼睛看着我：你是谁？ 这就是夜晚，伦敦街道的真正面目被隐藏起来的时候。日光下的伦敦不是我初到时的那个城市，当时那个城市如此灰暗、破败、没有色彩。而在日光下的伦敦，战争正在成为历史，建筑粉刷一新，新开张的咖啡馆为街道带来了生机。我刚来的时候，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场或那场战役——在北非、埃及、缅甸、印度、法国、意大利、德国的战争——谈论伦敦的轰炸。新一代年轻人不谈论战争，那场战争十年前就结束了，他们希望过得开心。他们穿的衣服跟战争时期的单调实用的衣着相差十万八千里。到处都有印度餐馆，它们把我们从原来的艰难抉择中解救了出来：要么在昂贵的餐厅吃饭——大多数人吃不起——要么在家吃饭。冷战仍然在用浮夸的言辞和花哨的辞令冲击着我们，但在左派（或者只能说是“左派倾向”，因为它浸透了根本不称自己为“左派”的思想）内部正在萌发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当时正处在一个进程中的这种阶段：思想、观念、新观念——全都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批判——正在一座大坝后面累积，越积越高，很快就会冲决而出……成为新的规范。 当时我已经很难记起我刚来伦敦时有多么沮丧，我每次出门，每次离开我居住的小小庇护所向外探险时，我都要加固内心的防线：不，我一定不能让自己为这个而沮丧。 现在，我的第一只猫——在我的家里，我自己的地方。照料它是我的责任。我曾经极其喜爱农场里的那些猫，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但我并不怎么了解它们。我妈妈在照管它们。有人说我这里对猫很合适，迫不及待地要为一只小猫找个家。他们想，我有两层楼，前门有个直通花园的楼梯，还有一个宽敞的平屋顶——我当然必须要有只小猫。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养猫的。猫是什么？单单一只猫是什么？一个小生灵，没有权利，能活就活，随遇而安，养在家里的时候，经常因为主人的忽视而得不到好的照料。我不知道怎样照顾猫。农场里有室内猫和户外猫，它们在狗的水碗里喝水，奶桶拎过来的时候，人们会给它们一些奶，它们在灌木丛里追捕猎物，也会得到剩饭和零零碎碎的吃食。它们很容易就会死掉——不值得带猫去看兽医，兽医离农场有几英里远，而且总要诊治那些更重要的动物，能干活的动物，比如狗和牛，还有竞技场上的赛马。它们很容易跟真正的野猫一起跑掉；它们会被蛇咬，或者被眼镜蛇喷的毒汁弄瞎眼睛，不得不被“解决掉”。农场有不计其数的小猫仔，大部分在出生时就淹死了。 我弄来了一只猫，我养猫的学徒期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只黑白花纹的猫，最普通的杂毛猫，胖嘟嘟，甜甜的，相当傻，而且喜欢黏人，因为她喜欢整日整夜每分每秒都跟我在一起。 它不喜欢罐头食品，而且慢慢说服我，它应该吃小牛肝，在饮食革命之前的那些日子，肝脏、腰子这些“下水”都非常便宜，光是它们的价格就足以证明它们不值得人去吃。它喜欢牛排，喜欢吃一点鱼。它吃得太好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肝脏、牛排和鱼这种饮食组合对猫没有好处。我希望我确实给它和它的小猫们在下面放了一碗水。大多数猫都喜欢喝很多水，但不是特别喜欢牛奶。没有，它没有生病，它茁壮成长，但是没有活多久，因为它从平屋顶上摔了下去，把骨盆给摔坏了——我在农场里学到的东西至少在这里延续下来，那些猫很快就会把它们的九条命用完。 它得到了好心的照顾，有人喂它，带它去看兽医，它被当成宠物，有人为它手忙脚乱，它睡在我的床上。然而我是到了后来才懂得欣赏猫，欣赏每一只作为个体的猫，它们每一只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后来，有些猫以它们的性格的力量，以它们的聪颖、勇气、痛苦中的坚韧、对你的想法的敏感、对幼仔的呵护（在我的经验中，公猫也会照顾幼崽）在我生命中留下了的印迹。然而这只猫，我成年后的第一只猫，却只是一只甜美的猫。 我必须学会怎样观察猫，跟它交往，参与它的情感生活、它的爱、它的感情、它的嫉妒。因为猫像人一样，是嫉妒的生灵，希望在你的感情中占据首位。你从猫身上得到你给予它的东西（甚至是百倍地得到）：注意力、观察。最重要的是观察，那么你就会知道这只猫在想什么，知道它的感受。以为猫都是一样的，以为猫“独立”、“不关心人”、“对你感兴趣仅仅因为你喂它”的人会错过所有这一切。 我们难道不是经常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一只聪明的猫，住在无知的主人家里，试图打破主人不敏感的藩篱，告诉主人这里有一个有爱的生灵，随时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它再次遭到断然拒绝，被粗暴地撵下膝盖，甚至挨了一巴掌，它走到一边，闷闷不乐却又非常耐心，一个小傻瓜。 现在我知道，我错过了跟第一只猫的整个的回应与情感的空间，因为我当时认定它很甜美，但不是很聪明。但如果你从它的视角看，你就会看到，这只很黏人的猫，它的天性就是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分昼夜，但它发现自己来到一座公寓，跟一位女主人在一起，这位女主人工作时不会注意它，总是不安地来回走动，或者躺下打盹，醒来后就会跳起来，把它赶走。这位朋友还经常外出，有回出去了六个星期，对猫来说六个星期多么漫长，也许跟我们的好几年差不多。是的，她有时候一走好几年，把它留给其他人，他们可能会喜欢它，可能不会。等这位女主人回家了，这只猫就又可以指望在床脚有个暖烘烘的地方可以睡觉了，然后发现也许指望不上，因为根本不能确保床上只有一个人，它经常要撤到椅子上，让自己缩得很小，以免让人讨厌。家里有个小男孩，他很和气，但他没时间跟它在一起，而且他总是来了又走。它每天都要经受的感觉的洪流——它别无选择——它们让它心神不宁，经常很让它害怕——猫能觉察到任何一点细微的感觉。这里不是一个安宁无忧的地方；这里的人都很不安、焦虑、来来走走。这就是为什么这只猫总想跟它的女主人在一起，它担心它可能会完全消失——如果它可以消失几年，为什么不会永远消失？ 这只猫跟到这座公寓里来的每个人一样，对自己头上的屋顶没有多少信心。 现在，仅仅是出于描写它带来的快乐，我要提到一桩天堂中的婚姻。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一位俄国姑娘塔玛拉，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国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比尔·拉斯特。比尔·拉斯特当时在莫斯科出差，他声名远播，深得大家喜爱，在共产主义世界之外也广受尊重，因为在共产主义原则的界限之内，他是一位坦率直言、不偏不倚的编辑。由于他的身份，她立即被获准离开苏联，跟他结婚。而有些有望成为新娘的姑娘苦苦等待多年，始终得不到批准。比尔·拉斯特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塔玛拉成了寡妇。她的气质、信仰和受到的训练都让她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活动家。她也仍然是个十足的俄国人，在英伦岛国的工人眼中具有异国情调。党交给她的工作是发动英国的农民。（这种组合绝对是党在开玩笑。）塔玛拉在去西部乡村的旅途中结识了沃根·菲利普斯，沃根是切尔滕纳姆附近的一位乡绅（一位贵族）的长子。沃根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让他父亲极为震怒，决定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他，但却不能剥夺他的封号，这是他将来必定会继承的。沃根想娶塔玛拉，这很容易理解。她想嫁给他，但让自己投身这样一桩婚姻，这样一项滔天大罪，不可避免地让她产生了疑惑，她在婚礼之前的几天里陷入了极度尖锐的矛盾，那几天主要是跟我一起度过的。“我，比尔·拉斯特的遗孀，”她质问自己，“怎么能嫁给一个英国贵族？” “很简单。”我说。（当时党内有个玩笑：共产党也许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人当选下院议员，但却可以很轻松地吸引上院的贵族们。上院有三位共产主义者，沃根很快也会进入上院。还有一位共产主义贵族是艾弗·蒙塔古，他爱共产主义的中国。他把乒乓球引入那个广袤的帝国，这项运动繁荣至今。） 塔玛拉想嫁给沃根，这也很容易理解。沃根也许是我认识的最英俊的男人。他具备贵族的一切美德，却没有贵族的一丝恶习。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而且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认为。但塔玛拉来自优秀的共产主义俄国血统，而且……“你当然应该嫁给他。”我这位浪漫主义者敦促她，无法忍受真正的爱情横遭纯粹的政治因素的阻隔。 婚礼在伦敦北部的一座房子里举行。房间不是很大，客人也不多。沃根泰然自若，恳切温和，塔玛拉则在欣快、疑惑的交汇中躁动不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也到场了。他即便不是在扮演把新娘交给新郎的角色，至少也代表了两国无产阶级对两人结合的赞同。他带了一位助理。这两位矮小粗壮的男人穿着他们最好的硬邦邦的周日西装，依靠自己的性格的力量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场面中保持着自持。当时还有谁？我只记得两个身材高挑的漂亮的年轻人。他们斜靠着壁炉台，目光柔和地看着大家，向所有在场的人倾洒着他们的魅力。其中一位是萨莉，罗莎蒙德·莱曼和沃根的女儿——两个漂亮的人生出的姑娘，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记得她是位绝代佳人——另一位是帕特里克·卡瓦纳，一位诗人和作家。他们要么已经结了婚，要么快了。然而她没过多久就突然辞世。萨莉和帕特里克本来会像沃根和塔玛拉一样，从此以后快乐地生活，度过很多很多个十年。 我和彼得一起到沃根和塔玛拉的农场去过两三次。沃根的父亲一个子儿也没有留给他，但幸运的是别的地方一定还有一个或半个子儿。他们的生活是英伦之梦，在一位绅士的农场里，处处充满和蔼可亲的气氛。彼得很喜欢去那里，我也喜欢。 塔玛拉和沃根经常开车去切尔滕纳姆，那座城市自内战以来从未听说过一丁点煽动性的思想。他们去那里当街卖《工人日报》，让那里的市民目瞪口呆。他们让我想起我在索尔兹伯里（南罗得西亚）做过的同样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事情：在郊区四处叫卖共产主义的《卫报》，住在那一带的全是憎恶黑人的白人。他们履行完革命义务之后就去他们最喜欢的酒馆，那里的农场劳工（有些是他们的雇员）会买《工人日报》，因为他们喜欢沃根。 沃根在意大利北部继承了一块产业，他决定把它分成小块，送给在那里劳动的农民。没过多久那些农民就来找他，求他把那块地收回去，或者至少出面来管理，因为周围的地主都在欺负他们。塔玛拉和沃根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好笑，也不觉得在切尔滕纳姆卖《工人日报》有什么好笑之处，要么就是他们也觉得好笑，但不打算承认。 另一场婚礼是阿诺德和达斯蒂·韦斯克的婚礼。阿诺德的家人全部到场了，从生活优渥的商人到刚刚脱离东区不久的人。达斯蒂的家人都是诺福克的农场劳工和小农场主，阿诺德在剧本《根》里面把他们写了进去。到场的还有演员、导演、皇家宫廷剧院的编剧——我们圈子里的二十多人。金发红脸、体格硕大、行动迟缓的乡下人，黑头发、黑眼睛、行动敏捷的犹太人，还有我们，宫廷剧院的各色人等——这些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一群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分成了三个部分，大眼瞪小眼，直到一起跳起了霍拉舞，跳着，跳着，一圈又一圈，大家在舞蹈中结合起来，结为同一个灵魂。 我结交的人并非全都投身于社会进步中。一位加拿大来的客人在我这里住了几个星期。她送给我一把黄色的丝绸雨伞，一把带着象牙柄的优雅精致的小伞。它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它倚靠在我的厨房墙边，我想，如果我要用这把伞，就得去买一身不同的衣服，要住在另外一种公寓里，当然还得住到伦敦的另一个区。这把伞让我回想起《新写作》上刊登的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那是战后的伦敦，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很高道德水准的难民们住在冰冷破敝的公寓里，过着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位诗人——我记得是匈牙利人——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你打算把那件大衣扔掉，你就把它给我吧。我要冻僵了。”那件大衣很雅致，只是磨破了。他从早到晚穿着它。他的同志说：“你如果穿着那身衣服，那么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出门。我们都是正经人，要考虑自己的声誉。”诗人穿着那件大衣去参加一个出版商的派对，出版商的女儿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你干吗不给自己买条新裙子？”她说：“你以前爱我是因为我本人，而现在你变成了又一个腐朽的布尔乔亚。”他不得不去找份新工作——他蔑视那份工作——借以维持他的新衣柜和新朋友，然后他搬进了新公寓，跟那位出版商的女儿在一起。同志们谈起他，都说他是个迷途的灵魂，其实他只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现在又遇到“时间”这个让人捉摸不定的问题：我来伦敦将近八年了，八年是多久？现在的我会说，什么也不是，喘口气而已，但那时候我过的是年轻的成年人的时间，这八年仿佛是整整一个时代，密密麻麻地塞满了新人、新的事件、新生事物和各种思想。南罗得西亚的朋友们催我回去——马斯多普太太、策尔特夫妇和各位同志们，当然不包括跟我互通礼节性书信的弟弟——回去写“讲出实情”文章。我需要回去，因为我在罗得西亚的岁月已经离我如此遥远、与我如此隔绝，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漫长而悲伤的梦，梦到前线、放逐和逝去的故园风景。然而有两个因素让我不能轻易成行：一是我没有钱，二是彼得，我需要去六个星期，但我很难让彼得在艾希纳家待那么久。我先着手解决钱的问题。《图画邮报》是一份很棒的杂志，它是最先采用图片报道的报刊，总是跟胆小怕事的东家较劲。它的编辑是汤姆·霍普金森，一个勇敢的人。即使如此，到最后，怯懦还是战胜了勇气。但那个时候，《图画邮报》是值得信赖的。我去见汤姆·霍普金森，我问他，《图画邮报》愿不愿意支付我去南罗得西亚的旅费。在我看来，我跟其他人一样胜任这份工作。自从来到伦敦之后，我一直听到关于南非的各种无稽之谈，尽管南非的真实状况现在也开始为人所知——这当然部分归因于像我这样的人。现在那里冒出来一个“中非联邦”，它联合了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前两者一直是殖民官署保护地，它们把本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南罗得西亚一直都是南非极不公正的法律的样板。而英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家报纸，甚至包括亲爱的老《卫报》，都爱上了这个联邦——这里面有一些道德高调，让英国人难以抗拒。只有《论坛报》和《工人日报》——都是极左翼的报纸——指出，油和水不可能混在一起，“骚乱”不可避免。“骚乱”已经在尼亚萨兰和北罗得西亚四处爆发，正像我和其他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我告诉霍普金森，我在这三个地区都有朋友和社会关系，我可以从这个人家里，去到那个人家里，这样他的杂志只需为我提供机票钱就可以了，而且我的身份比真正的记者更能采集到新闻。他很谨慎，他说他认为可以，等有了最后的决定会告诉我。他写信告诉我不行，他很抱歉。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显而易见：他咨询了特工部门，那里面一定有他的密友，因为在男性当权的机构里几乎全是如此，里面的人告诉他，我不仅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他当然知道——而且还很危险（那还是冷战期间）。我当时还不知道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已经禁止我入境了。这时候，默文和珍妮·琼斯慷慨地提出（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们）让彼得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六个星期。现在我需要的只是机票钱。 我仔细、清醒地衡量了整个事情。我去苏联大使馆求见那里的文化专员（另一位文化专员），我对他说，他们为何不找一家苏联报纸来支付我的机票钱，把我当成一名记者。我当然知道这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我会招来人们的指责：“莫斯科的收买”是最轻的。最让大家怒不可遏的是我居然随随便便地出现在大使馆，请他们像西方报纸一样做事情，仿佛这一切都很正常。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享受其中的乐趣。但我也非常愤怒。我的感受是：我已经给过我们这边的报纸机会，让他们雇用我，他们本来应该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错在他们。我知道我会让他们的钱花得值得。我跟这些俄国人处在矛盾的关系中。没错，我是共产党员，而他们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我对党怀着怎样的不满，已经想要退党。然而我跟詹姆斯·奥尔德里奇这类人不一样，不是“他们的人”——这是俄国人的套语，现在还经常用：某某是“我们的人”——nashe。Nashe，所以是好人。《野草在歌唱》遭到了苏联评论家的猛烈抨击，说它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还指出了一百处与共产主义不相符的缺陷，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而我的短篇小说是家长式的，缺乏对无产阶级的感情。我没有请示党组织就直接去找苏联人，单单这一举动就足以证明我严重缺乏对革命的理解。 我径自开始准备行程，相信运气会来。离动身的日期大约还有一周时，我开始恐慌起来，尤其是每一位同志都在跟我说：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不会有。正当我心慌的时候，我收到了莫斯科人民银行签发的一张支票，金额好像是一千英镑（我记不清了），也许是五百英镑。那是一大笔钱，除了买机票还能剩下不少。我打电话向苏联大使馆询问，他们说这笔钱是付给我的版税。（苏联一直在盗版我的书，从来没付给我版税——你必须去苏联花他们付给你的钱。不少作家这样做了，去黑海度假，过得像王公，或者说像部长。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觉得，出版商应该付给作者应得的钱，而不是进行感情讹诈：“你知道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我们相信你愿意帮助我们。请到我们这里来，到莫斯科来取你的钱，把它在我们这里花掉。”）我没收到任何书面文件确认这笔钱是版税。我问他们，我是在为哪家报纸写文章。他们说，我应该把文章寄给大使馆，他们会找报纸来发。 我真正不可饶恕的幼稚在于这一点：我从未想过，我的文章会被“创造性地”翻译，最后让中非的情况变得更糟。这个小故事让人看到，跟苏联官僚打交道的人为什么最后都精神崩溃了，或者不得不辞职。首先，尽管我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我能不能成行完全靠他们了，我还是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拿到钱——去苏联旅行的人往往是在动身的头天晚上、甚至是当天上午才拿到签证，以便保证让每个人的焦虑达到最大限度。其次，他们从未正式告诉我，这些钱付的是哪些书的版税。作家的书在苏联出版，苏联从来不告诉这些作家。有些人从苏联旅行回来，告诉我：“我在莫斯科看到你的书在卖。”而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苏联出版了我的哪些书、哪些故事。然后，我旅行回来，把那些文章（跟刊登在《论坛报》和欧洲其他左翼报纸上的文章一样）寄给了他们，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这些文章刊登在苏联的哪些报纸上。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了。任何一个年轻人现在听到“1956年大会”都不会有所反应，但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只要还关心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左派）都会记得，那是赫鲁晓夫“公开”斯大林罪行的大会。对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来说，这种“揭露”的效果就仿佛一颗炸弹，把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炸得分崩离析。世界各地都有人曾经相信（今天仍然有很少一部分人这样相信），关于苏联的一切坏话都是在撒谎，都是资本主义媒体编造出来的，伟人斯大林的伟大杰出的后继者们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当然有过一些“错误”），是世界的未来。同志们义愤填膺地拒绝相信这些“揭露”，他们说赫鲁晓夫是叛徒，说他已经被美国中情局所收买，或者说他夸大其词，还有一些人说，如果赫鲁晓夫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些罪行一定是某个阴谋集团干的，斯大林毫不知情。 在九十年代写下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让这些事件发生的氛围已经消失——我希望它永远消失了，但让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它不会再来。我在描写的是群体性的社会精神病症。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事情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一清二楚——各种界限相互渗透。正如阿瑟·库斯勒曾经说过，每个共产主义者私下里都有一张个人信念的时间表。当时有少数几个人因为相反的原因而对“二十大”感到失望，我是其中之一。这几个人已经知道，斯大林的罪行比赫鲁晓夫披露的要严重一千倍。他为什么没有把真相和盘托出？我们这些人私下里讨论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媒体”、苏联流亡者和当时已经为数众多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避难者说的都是真的，但苏联内部一定还隐藏着一部分清白的人，他们会在“恰当的时机”站出来，说：“是的，关于我们的各种说法都是真的，但现在我们要让苏联的共产主义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我这里用了“相信”这个词，当时其实是半信半疑，因为伴随着每一本关于苏联的书的出版，每一次跟在苏联生活过的人的交谈，这种信念在渐渐褪色，慢慢地。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消退过程完全等同于堕入情网的人无法让爱的美梦远走。现在我知道，我一直以来的心之所系的都是无稽之谈。我不能说，这对我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心理上的鸡蛋并没有全部放在那只篮子里，从来没有。但我知道有些人为共产主义倾注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之做出过痛苦的牺牲，只为共产主义的金色未来活着。我周围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在崩溃，或者经历着痛苦而剧烈的转变，转向自己的对立面。这些转变非常有戏剧性，不久，左派周围就流行着一句玩笑：共产主义经历是让人成为非常成功的商人的最佳教育。 丧失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大家的未曾言明的想法是：革命是拯救我们每个人所必须的。很难说出具体有多长时间，但我得说，革命作为一种教义的基本信条至少又萦绕了大家二十年。也许更长。这种思想是未经言明的：它的正当性无须证明，也不需要清楚地说出来。革命是好的。“社会主义”这种权宜之计是坏的，也是怯懦的可耻象征，就像把信念寄托在上帝身上。 这曾是（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头脑和思维结构的一部分。以南非为例，当我产生了关于南非的政治意识时，我二十出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必须要有一场血洗，“长刀之夜”。同样，这种想法构成了每个参与者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需要加以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戴克拉克达成一致，“不可避免的血洗”从时间表上消失?时，几十年的政治信念就这样烟消云散。 1956年，我又处在我最熟悉的处境里：除了对少数几个人，我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当然不能对那些心碎欲绝、因震惊而病倒的同志们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表现完全是懦夫的行为，他应该讲出全部真相。 我动身之前，党组织来问我，画家保罗·霍格思能否与我同行。我并不特别想要这种安排，但同去也无妨。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薄薄的书，书名叫 href='2835/im'>《回家》。这本书仍然在印发，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找来看。 我在家住了几天。我发现，在英格兰的时候，我身体里靠近太阳神经丛的某个地方总有个小小的、紧缩的内核，在警醒地抵御着寒冷和潮湿，从未真正放松过。索尔兹伯里的海拔所具有的舒适干燥、让人精力充沛的热度从骨头开始，逐渐接管了我的全身，让我不想着手工作。但我已经事先安排好要去约翰内斯堡，住在布拉姆·费希尔那里，他已经安排了一些人跟我见面，并且已经告诉保罗去哪里才能找到大多数旅行者根本意想不到的景象。当时正值南非禁止它的一切批评者入境的时期。我们曾经开玩笑说，也许我到了南非，就会发现自己又被放回了载我来史穆兹机场的那架飞机里。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事先告诉过保罗：如果我被特工拦住了，那么他就要装得不认识我；但当警察把我带走时，他却向我挥手，大喊：你去哪儿？我装作不认识他。英国人长期以来在安全问题上的认识使得他们无法理解，没有法制的一群人究竟要怎样生活。共产党圈子里当时流行着一个玩笑，如果一个英国共产主义摄影师、记者或艺术家去随便哪一个专制国家（比如希腊），在该国的共产党的庇护下旅行，那么随着他的行程，身后就会有一串人被捕，被扔进监狱：他的联系人，那些勇敢地准备帮助他的人。这种特点绝没有完全消失。你会在电视上看到接受采访的人，他们要求匿名，因为害怕被捕或遭到报复。但他们的脸上只有中正一两英寸的地方被闪亮的光斑遮住，确保节目一播出，他们就会被捕，甚至被谋杀。但记者和电视节目制片人有权利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做事情。 被南非遣返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沮丧，因为我跟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我被两个警察带着，上了我来时乘坐的飞机，飞回去时我一个人坐着，飞机上的人看着我，天知道他们在想象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充当记者的所有任务，记者确实算不上我最喜欢的职业。我坐在阳台上，闲聊。首相办公室打电话找我，他们说，你不想采访一下加菲尔德·托德吗？我没想过。为什么要采访他？我追随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但我还是去了首相办公室，见到了加菲尔德·托德，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迈着大步走来走去。你可以看出来墙壁和天花板让他烦躁，他宁愿去户外。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三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一个完全错位的地方。加菲尔德·托德，一位高尚的人，爱上了中非联邦，爱上了这个完全不顾现实的高尚想法。他说，“我让你入境……”或者更进一步，“我向你伸出了手，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因为他想让我就南罗得西亚和联邦写点漂亮的东西。外国记者对它的报道总是很糟，他说。他已经告诉宣传部门的人为我提供一切便利，因为他知道，我一旦“亲眼看到”他们做了哪些努力，一定会深受打动，写出漂亮的文章来。我说我从小在这个国家长大，我对它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很了解，不可能为它写出“漂亮的文章”。还有什么比一个人听不见、“吸收”不进去的东西更不寻常的？我在感情上不可能把自己从自己长大的土地上排除出去，因此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事实上，当我八年前离开南罗得西亚时，马尔文勋爵（哈金斯博士，家庭医生）把我列为禁止入境者：“我不允许你让我的国民烦恼。”但没有人告诉过我，我已经被禁止入境了。几周后，当我带着律师一起去河岸街的罗得西亚楼时，他们非常尴尬。他们搪塞、敷衍、说谎，但最后他们承认，我被禁止入境了，他们说：“该死，你让我们迫不得已。” 与此同时，当特工告诉加菲尔德·托德，我的名字出现在旅客名单中时，托德进行了干预，让我入境。我告诉他，他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相信我有着出众的头脑。我说，这显然跟头脑是否出众无关，因为我们的头脑都很出众，但我们观点各异。接下来我们开始辩论联邦的基础。我说，它会挑起矛盾，这一点在这个事实中表露无遗：它催生了两个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得西亚议会和尼亚萨兰议会。（它还催生了当时还没有显露出来的南罗得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秘密会见了两个人，他们永远处在三个国家的警察的追捕之下，从北方的两个国家往南罗得西亚偷运小册子和信息。）加菲尔德·托德说他厌恶、鄙视国民议会的头目们，说他们都是夸夸其谈的煽动者。他们当然是，我说。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所有黑人领袖的好朋友。 接下来，我在南罗得西亚的行动都是在托德的宣传人员彬彬有礼的陪同下进行的。特工部门也一直在跟踪我，他们带着更加现实的眼光。他们会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当保罗在赞比西河边画可口可乐售货厅时，他们出现在河边的灌木丛中；他们出现在卡罗伊宾馆的餐厅里，坐在我的邻桌，试图偷听我们的谈话——这个特工带着烦躁的表情，这是当他们被迫接近他们正在监视的煽动分子时，会流露出来的典型表情；我们去汽车电影院，他就坐在我们的邻车里——不过他睡着了。 这次旅行中令人痛苦的部分是去见我所有的老同志，赤色分子们。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你的看法跟你周围的人不一样，你冷静地、清醒地保留自己的看法，不恐慌，不怨怼……唉，这是不可能的。在以前的南罗得西亚，在赤色分子和黑鬼热爱者出现之前，有一两个人做到了，其中之一是诗人阿瑟·谢利·克里普斯，宗教信仰支撑着他，但总的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八年过去了。冷战局势依然很紧张，而且因为国民议会在北方的出现，白人的态度更强硬了。我发现我的老朋友们开始恐慌，开始酗酒，或者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始以他们不久前还蔑视的方式为白人的文明辩护。还有些人精神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经靠远在俄国的美丽而真实的乌托邦支撑着，但他们刚刚读了《观察家》刊登的赫鲁晓夫讲话全文。他们愤怒，不肯相信，充满怨恨。我在矿区小镇或者是布拉瓦约和索尔兹伯里的房子里跟一些小团体和孤军奋战的人见了面，他们陷入绝望，整个心都碎了。有一件事情我却不能对他们说：“不仅赫鲁晓夫讲到的那些都是真的，真正的实情比他说的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只能这样说，“是的，恐怕真是那样，赫鲁晓夫讲的是实话。” 我知道我正在目睹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仍然留在第一次婚姻中，在那个社会中做一位公务员的妻子，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酒鬼，会精神崩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变成一个满腹怨恨的神经质的人。 我见到了我弟弟，他住在马兰德拉斯，我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两天。我们都很不自在。他在接待这位脑子坏掉的黑鬼热爱者，她写了些很不公正的书。而我跟一个甚至不能用“反动”来形容的男人待在一起，因为他对一切话题的态度都很极端，像漫画一样。 一天下午我去看了我妈妈，她住在她的老朋友科尔伯恩太太那里。我们以我们惯有的礼貌见了面，表面的礼节下面是悲伤的世界。 我去见马尔文勋爵，那个著名联邦的领导人。我说我想去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加菲尔德·托德已经告诫我必须先获得批准。他说：“你想去多久？”我说一个多星期，他说：“我猜你在一个多星期里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多危害。”我当时仍然不知道他八年前就已经禁止我进入南罗得西亚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带着一种魅力，都有一种业余性，这是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的特工部门就会不带一丝尴尬地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我是黑人，以我的思想，我就会逃亡，东躲西藏，就会像国民议会的人那样，有时候扮成家仆。 这次旅行中最快乐的部分是只身一人开车行驶在灌木丛中，几个小时，绝对孤身一人。公路上只有我，不时停下来，只为了坐在旷野的边缘，凝视广袤的天空。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正在修建的卡里巴大坝北边的一条公路，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像是抛锚了。车里坐着两个美国人类学家，我头天晚上在索尔兹伯里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他们面色苍白，浑身颤抖，极度紧张。怎么了？到处只有旷野，他们说。他们受不了，看它都让他们忍受不了。我站在他们身边，他们缩在前座上，我望着宏伟广袤的空间和上方高远的蓝天，我问他们怕..什么。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片危险四伏的荒野。他们求我允许他们跟着我的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是路上唯一的一辆车了。他们真的跟着我，一直开到往卡里巴方向去的岔路，他们可怜巴巴地冲我微笑、挥手，然后缓慢地独自向前行驶。 我在那次旅行中驶过一处我见过的最美的森林——乔木高大庄严，黄草洁净，动物和鸟儿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大象，因为我在一座小山上很近地看到它们。三十年后，一切都消失了，森林不见了，只剩下树的残骸和风化的土地。 前往北罗得西亚让我很兴奋，并不完全因为当时正在发生“骚乱”。那些日子，只有非去不可的人才去那里——比如矿井工程师、公务员和去那里找工作的矿工。北罗得西亚是铜矿带，而卢萨卡无足轻重。当时跟现在一样，大多数黑人都住在镇上，而不是住在丛林中的村庄里，这一点跟当时的南罗得西亚和今天的津巴布韦不同，津巴布韦今天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乡村居民。北罗得西亚人嗜酒，这里是个粗野的地方，就像城市版的蛮荒西部。去往卢萨卡的一小时的空中飞行，就是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国家飞回一个落后国家。整个北罗得西亚都在沸腾，人们在暴动，向汽车里的白人扔石头，放火烧一些小建筑——没有权力的人民的可怜武器。以前（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新闻里的公众人物是罗伊·韦伦斯基，他是矿工——白人矿工——的工会领袖。他不停地聒噪，残暴地反对黑人。他的聒噪富有成效。南罗得西亚的白人们认为他是“一块未经打磨的钻石”。近来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他降低了种族主义的调门，但黑人仍然不信任他，仇恨他。他已经被任命为北罗得西亚的首相，是联邦的顶梁柱之一。任命之举是彻头彻尾的蠢行，今天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仿佛当局在特意对黑人说，他们想得完全正确，联邦就意味着要把他们交给痛恨黑人的人，不光要交给南罗得西亚，而且要交给他们本地最有名的仇视黑人者：韦伦斯基。 我四处转了一大圈，所有的经历都写在 href='2835/im'>《回家》里。有三件事情仍然停留在我脑海里：一件事情是去走访非洲国民议会总部，那是位于郊外的一栋小砖房。卡翁达在前室，他是个学者式的人物，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坐在那里读《新政治家》。后院里聚集了一小群人，在那里欢迎亨利·恩孔布拉——当时的议会领袖。他刚刚去勘察了汤加河回来，当时为了给巨大的卡里巴水坝让路，汤加河被迫改道，从自己的土地上迁移。汤加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被国民议会当成控诉白人的理由。但国民议会一旦掌权，就再也没有人理会受苦受难的汤加地区。我当时还是个十分感情用事的人，被他们的奔走呼告所打动。亨利·恩孔布拉在丛林中待了几天，四处躲避警察，几乎难以成眠。他风尘仆仆地回来，看到一群人在院子里，于是站上箱子，向众人演说。他是个无与伦比的演说家。而他的副手卡翁达仍然穿着衬衫坐在那里阅读。 另一件事是：在恩多拉，铜矿带上的一个镇子，他们为我开了个派对。我是派对的主菜。很难说，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快意。一方面，我是个作家，是个名人，他们难得遇上这种让人兴奋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是众所周知的同情黑人者、赤色分子、敌人。整个晚上我都是令人作呕的种族歧视言论的靶子。这些人觉得受到了威胁，因为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服从，黑人向他们的车上扔石头，大喊着侮辱他们。他们整个晚上都在用蔑视、敌意和报复的言辞为自己辩护。如果他们能够用最让人难受的东西慢慢杀死我，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同时，他们整个晚上又在听艾萨·凯特的唱片，多愁善感地跟着唱。他们喜欢艾萨·凯特、“棕色蜜糖”、“小黑兔子”，他们怎么也听不厌。噢，我的同胞，我的白人同胞，我多讨厌你们，你们是多么龌龊的一群人——那是在你们的种族神经被触到的时候，因为你们在其他时候都风度迷人，像其他人一样。那天晚上参加派对的都是些什么人？有矿场的经理和资深工程师，还有大矿产公司的代表们，英裔美国人和罗得西亚精选信托公司的人。男人比女人多，因为女人在铜矿带总是比较稀缺。我待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浑身都沸腾着愤怒的能量。铜矿带有一种原始的狂暴的能量，恨一样东西也会让你充满能量。 现在讲讲第三件事。从恩多拉飞往卢萨卡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让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是个警察——真难以置信。他来铜矿带短暂地执行公务，现在乘飞机回到他的妈妈和妹妹那里，他跟她们住在一起。他跟我谈起他养的小鸽子和兔子。他说我应该跟他一起去见他的妈妈和妹妹。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想想看，这段飞行总共不超过一个小时。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年轻漂亮的女人习惯于听到一些随随便便的求婚。爱情是另外一回事，爱情的邀请不会让人吃惊，不需要提前通知。但结婚？年轻的时候——但那是战争年代——不止一次，我跟其他女人坐在一起，我们为男人求婚时的随随便便的方式感到惊叹（不是那种舒心的惊叹）。但我认为这个年轻人相当明白事理。他没有喝醉，也没有处在任何兴奋剂（也许除了梦想）引发的激动里。他从未离开过北罗得西亚。然而这里，云端之上，身边坐着这样一个女人——一位记者，她这样说自己，她住在伦敦。这个甜蜜的年轻人——他比我年轻十岁——陷入了某种梦境。他妹妹买的女性杂志上的人物来到他面前，在飞机上，坐在他身边。当她离开机场，向他挥手道别时，他一脸的失落，就像我们从心灵所渴望的梦中醒来，发现手臂之间空空如也。 这是一起非常古怪的小事件，或者说“偶然事件”，实在太离奇，我始终无法忘记。我仔细揣摩它，让它过去，但又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并把它跟同类事件拼在一起。任何年轻女人——即便是吸引力微乎其微的年轻女人——都很难把这类事情从脑海里轻易打发掉，认为它们毫无意义。但最后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们（不仅仅限于男人）会往她们身上投射一些形象。这些女人不一定很美，甚至不一定漂亮。她们可能非常普通。但她们一生中总会吸引到各种各样的邀约和主动的赠予。如果她们认为这些邀约和赠予都应归功于她们的个人魅力，那就错了。我以前经常认为，嗯，我们都是很好的听众，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我曾经在私底下不动声色地在跟我同龄的女人中间做了个调查。有些女人看着我，准备揶揄我：“你在说什么？”而有些女人立刻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回伦敦没多久就接到一个电话，我经常会接到的那种电话：你没有全力以赴。北罗得西亚国民议会的领袖们当时在伦敦。如果他们留在北罗得西亚，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他们的钱很少，生活得很贫困，能不能拜托我请他们来做客，关照他们，让他们至少可以时常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这就是为什么有几个月，一周两三次，我的公寓里会出现一群各色各样的黑人流放者，聚集在我的大起居室里。这群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恩孔布拉，运动的领袖。如今，这位名噪一时的政治人物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很久了。他跟当时的很多非洲流亡者一样，喝酒喝得太厉害。后来，在即将成立的赞比亚，黑人中弥漫着不肯妥协的情绪，他支持的路线对他们来说太温和，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卡翁达取代了他的位置。他继续酗酒，把自己给毁了。这让人很觉得悲哀——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人。那段时间里，晚上到我这里来的人并不都来自北罗得西亚。其中有一个名叫奥顿·奇尔瓦的人，来自尼亚萨兰。他在伦敦当教师，他的班上全是白人小孩。他每天上午让他们排好队，自己坐在椅子上，让孩子们列队上前，挨个儿摸他的头发，发出阵阵尖叫。每天必须要举行这个仪式，否则他的课就会一再被打断：请问，先生，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发吗？奥顿是个和善、机智的人，但这并没有让他免遭恐怖的厄运。另一个常客是巴布·穆罕默德，来自桑给巴尔。他经常早早过来，跟我一起做饭，他的贡献是大口大口的咖喱锅，桑给巴尔风味的。还有一些人，但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掌权。他们命运未卜，精神低落，孤独地漂泊在伦敦。我回想这段时光，想到他们如此迥异的命运，心情难以平复。奥顿·奇尔瓦要去面对暴君哈斯丁·班达，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很多年，带着镣铐，遭受折磨，最后被谋杀了。卡翁达成了赞比亚的第一任黑人总统。迈因扎·乔纳，这群人当中大有希望的年轻诗人，满脑子迷人的理想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内政部长，管辖着一些非常恶劣的监狱。他有八个孩子，成为国家的榜样，因为“孩子太多是坏事”这种想法只是白人的又一阴谋诡计。巴布曾在伦敦的邮局工作，那里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难所，他回到桑给巴尔，英国人以煽动罪在那里逮捕了他。他在狱中读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不太常见的监狱配给），他说这本书让他困惑不安。他后来成了朱利叶斯·尼雷尔政府的部长。坦桑尼亚推广的社会主义村庄——乌贾马——摧毁了整个国家的农业，巴布是应该为此事负责的人之一。桑给巴尔有一个暴君——卡鲁姆，除了他的打手和亲信，每个人都憎恶他，巴布是反对他的人之一。最后他被刺杀了。巴布和很多人受到了指控。巴布告诉我，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他干的，因为当时他正跟一些姑娘在一艘船上开心地游玩。总统尼雷尔——巴布对他向来没有多少赞许之辞——为了让巴步免遭桑给巴尔的刺客的暗算，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拒绝将他引渡回桑给巴尔送死——在桑给巴尔，他们不断地对成百上千的人施加酷刑、绞刑，并不断把人关进监禁。巴布，我所认识的最热爱交际的人，在孤独中度过了七年，据描写，他在厕纸上写回忆录。他们给他东西吃，让他活下来，因为监禁他的人崇拜他，愿意帮助他。他说，跟非洲监狱的条件相比，英国人的监狱就像度假营。报纸经常把巴布描述为“非洲最危险的人”。他们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愚蠢的标签。巴布究竟威胁到谁了？ 在我家聚会的那些夜晚，大家开很多阴郁的玩笑。他们梦想着，如果由他们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事情会怎样。有天晚上我听了北罗得西亚人的讨论，卡翁达总结说，他们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治理自己的国家，因为国际资本占有了铜矿带。除了要多少有多少的荒野生活，铜是赞比亚唯一的资产。国际资本永远也不会允许他们关掉铜矿。最好的做法是干脆把所有的矿都炸掉，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独立了。这个想法成了他们计划中的一个严肃的组成部分（也许有些伤感），它的形成用了不止一个晚上。 卡翁达、迈因扎·乔纳和亨利·恩孔布拉返回了赞比亚，他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前两个人分别成了总理和内政部长，而亨利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巴布去了桑给巴尔和英国人的监狱。奥顿·奇尔瓦奔赴尼亚萨兰、马拉维，走向他可怕的结局。 这些北罗得西亚人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有人告诉我，迈因扎·乔纳到处跟别人说，要离我远点，因为我是个危险的共产分子。 我并不放在心上。因为我的夜晚终于再次属于我自己了。我对他们以朋友相待，给他们钱，供他们吃喝（在伦敦，我当然不是唯一款待、援助过他们的人），但我却成了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我当时（或现在）对此怀有怨恨吗？没有。在政治领域，美德的回报就是它本身，任何期待得到公正甚至感激的人，都跟在战争中冒死奋战、希望政府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士兵一样傻（壕堑站还没结束，瘸腿的士兵就开始在伦敦街头卖火柴和鞋带，靠这个讨生活），也像站在年轻艺术家和诗人身边、支持他们奋斗的女人一样傻。 那些晚上我们其实很少谈到共产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谈得都不多。因为当时的教条或者说“党的路线”仍然认为，黑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偏离，是反动的，等等。黑人无产阶级才是通往非洲辉煌未来的唯一钥匙。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他们谈论的都是殖民当局的压迫统制，谈论他们如何被联邦出卖。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向他们的酋长们承诺，他们（黑人）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殖民当局却跟联邦保持一致，联邦把他们交到了南罗得西亚手里。对这种背叛的痛恨是他们的谈话基调。 有一件小事，我今天仍然觉得很感人。白厅有人认为，如果某位皇室成员邀请这些煽动分子共进茶点，应该是件好事，因为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毕竟，看看肯雅塔，看看恩克鲁马，曾经的危险煽动分子，后来的尊贵领袖。宫廷里面的人也许在说：“噢，上帝，不，但总得有人去请一帮黑人出来喝茶。你去怎么样？” “别指望，我受不了那群讨厌鬼。” “那么，你呢？” “别问我。” “我明白了，我们应该告诉艾丽丝，她必须得去。” 于是艾丽丝公主邀请赞比亚未来的政府成员在一座宫殿中喝茶，我不知道是哪一座宫殿。这些孤独的、遭到忽视的人对这种关注万分感激，他们也把皇室的这一举动视为对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祖先做出的承诺的微妙指涉。五年后，当赞比亚获得独立时，卡翁达总统特意向艾丽丝公主询问，她能否成为他的正式客人，并且在庆典上跟他一起为官方的盛大舞会开幕。于是这位单薄的老太太出现在舞会上，佩戴着珠宝，头顶美丽的王冠，跟卡翁达总统温柔地跳起了华尔兹，一圈又一圈……你拿政治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大笑一场。 党内有些人确信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了，他们的信被拆看了，我认为他们都是些浪漫的、陷入妄想症的人，我对他们已经感到不耐烦。然而就在这时，我遇到的一些事情让我相信，我的信被人偷拆了。巴布回到桑给巴尔后寄给我一封信，向我推荐他的一位表弟，告诉我他会在哪天来看我，如果他能参加我这里的夜间聚会，一定会受益匪浅——但那时我公寓里的那种聚会已经结束了。巴布说，他的这位表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是个喜欢享乐的孩子，需要一些指导。这位表弟出现在我门口时 ——事先没打电话，也没写信——面色惊恐，他说他之所以会到我这里来，仅仅因为巴布让他一定要来。白厅的一个官员传唤过他，警告他必须离那位莱辛太太远点，她跟阿拉伯人一起参与了一些危险的阴谋活动。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女人，否则他在伦敦的时间会极其短暂。他们知道他计划哪一天去看我。所以他们一定拆开过巴布写给我的信。这位表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是什么人。我也想知道。那时候阿拉伯人（哪些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还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很少想到他们。我在伦敦还没遇到过阿拉伯人。我只有一次遇到过一个阿拉伯人，那还是我住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们那群人产生了一个奇思妙想：让我们所有的犹太朋友跟刚刚从拘留营里放出来的阿拉伯人见面，战争年间他们一直被关在拘留营，因为他们支持德国人。他们心怀怨恨和愤怒，犹太人也是这样。我们真的在想象，一场文明的讨论也许会化解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会面开始时的短暂几秒钟，双方非常敌对，因此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干脆走了，留给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去大酒店喝酒，不时派人去查看事情的进展。情况很糟，他们最后大打出手。这是我跟阿拉伯人的唯一一次交往。我迷惑不解，那位表弟也不明白。他说他不能听从巴布的指示，来参加我这里的聚会，因为他想在伦敦开开心心地过上一阵子，不希望被驱逐出境。这些神秘的搞阴谋的阿拉伯人以后会再次出现在我生活中。对此我只是耸耸肩，心想，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跟大名鼎鼎的英国特工部门的遭遇——都是些小小的遭遇——总是带着这种闹剧般的超现实风格。 在我公寓中讨论得最多的信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古典无政府主义。在巴布回家去坐他不得不坐的牢之前，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默里·塞尔的朋友。默里·塞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澳大利亚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最有魅力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它不认可对权力的任何让人厌恶的服从。我记得曾经问过巴布，等他们掌权了，他怎么处理帮助自己获得政权的组织？“很简单，”他轻松地说，“我们会把它直接解散，让自然力运转。”为公正起见，我必须写下这件事情：我后来提醒巴布，他曾有过一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期；他大吃一惊，然后说，他很高兴他已经不记得他年轻时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思想了。那段时期，不管负不负责任，总是很有趣。有天下午，巴布冲进我的公寓，说他想到了一个美妙的计划，可以改变整个非洲的未来。他有个表弟——另一个表弟——在一艘船上工作，往返于伦敦和埃及之间。开罗当局当时通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发射台向“整个非洲”渗透一种宣传。我不记得当时宣传的是什么了。巴布说，我们可以给这个电台供稿，电台里有个人是他的朋友。我们会提供合适的材料，客观冷静的内容，而不是开罗当局的那些花言巧语。怎样才能做到呢？容易！我们可以把材料给他那个在船上工作的表弟，他会把它带给亚历山大城的联系人，再由联系人发往开罗。但是，我说，当这么珍贵的材料到达开罗的时候，消息已经过时好几个星期了。另外，开罗当局负责广播节目的一定会发现我们的，不是吗？我的角色，唉，就是打击这种年轻人的狂想。因为我怎样才能忍住不对这些可爱的癫狂做出反应——即便是给他们泼冷水？ 大约在那个时期，我参加过几次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会议，这是芬纳·布罗威创建的组织。他们总是在下院大楼最底层的一个大房间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人，里面也许就有未来的总理和总统，他们要么刚刚被从本国的英辖监狱里释放出来，要么即将消失在监狱里。我发现实践中的民主制的确令人喜欢。这些会议加速了——或者说预示出——大英帝国的解体。会议是这样进行的：会议有个长长的议程，上面列着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骚乱的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名字——塞浦路斯，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英属圭亚那……芭芭拉·卡素尔，她是个非常高效、给人印象极深的女人。会上每念到一个国家的名字，就会有人站出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北罗得西亚？骚乱，暴动，扔石头，铜矿带罢工，亨利·恩孔布拉和卡翁达入狱。尼亚萨兰？骚乱，罢工，扔石头，暴动……等等。但是轮到南罗得西亚就一带而过，没有人讲一句话。我问为什么这样，有人告诉我南罗得西亚是有自治权的殖民地，英国无法干预那里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南罗得西亚在1924年变成了自治殖民地，但是有两个保留条款。一个是防御，另一个是当地人政策。1924年以来，英国随时都有权利介入并且保护黑人，禁止通过那些总是照搬南非做法的法案。但英国人从未这样做过，一次也没有。现在还不算太晚。南罗得西亚的黑人们憎恨“成立联邦”这种想法，英国有权利对此进行干预。 我的话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我看到一张张“不想知道真相”的人的脸，礼貌而且罩着盔甲。英国从来没有对南罗得西亚的白人说“不”，那个房间里的人显然觉得，现在开始说“不”已经太晚了。 这次经历给我带来很大的创伤，我感到非常痛苦。我开始接受这个事实：讨论殖民地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空如也。除了这间屋子里的人，没有谁对殖民地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视为殖民地主权自由和内部自由的捍卫者。这些人本来就应该知道，英国对南罗得西亚的黑人负有责任。然而现在，有人提醒了他们之后，他们根本不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跟他们无关。我回想起我经常跟查尔斯·米奇格尔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听他们说：“等到我们在英国的那些兄弟们知道我们遭受了怎样的对待，他们就会支持我们。” “兄弟们”就在这里，但“兄弟们”是个复杂的概念。“兄弟们”的确包含了工会关于兄弟情谊的思想，也包含了整个劳工运动的兄弟纽带；工会议会和工党议会上充斥着关于殖民地自由的慷慨陈词。但比这种兄弟纽带更强有力的是关于不列颠（或者我应该说是“英格兰”）的古老印象：英格兰是高尚、公平和荣誉（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过时的词）的体现。对非洲人而言，荣誉不是（或者说当时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当北罗得西亚的黑人开始暴动、扔石块的时候，当尼亚萨兰的黑人们开始采用暴力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向他们的酋长承诺过，但现在英国人违背了这些承诺。同样，查尔斯·米奇格尔和他的伙伴们无法相信，英国居然不打算尊崇他们在白纸黑字的条款中做出的承诺：南罗得西亚不得通过任何损害黑人的法律。我心中的某个地方一定也曾经相信过“荣誉”这个过时的概念，因为，在我意识到这些人——英国唯一一个关心殖民地的组织的成员们——根本不在乎南罗得西亚和英国人的责任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死去了。大英帝国多么漠不关心，多么懒惰，多么无动于衷，她对那些广袤的国家和几百万人民的处置是多么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打算知道他们的情况。是的，我当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是的，我曾经以我的微薄之力与这种冷漠抗争。然而此时此刻，在下院的地下室里，我才懂得——冰冷地、尖锐地、彻彻底底地懂得——英国到底可以是多么无所谓、多么不负责任。我心里的闸门关闭了。正是这种残忍，这种不可思议，让我关闭了闸门：查尔斯·米奇格尔一直在希望“等我们在英格兰的兄弟们知道了……”与他遥遥相望的，却是房间里这些人的无动于衷。我愤怒地回到家中——不，我已经出离愤怒。我本来可以为查尔斯·米奇格尔、为他错置的希望和被“兄弟们”辜负的信任而哭泣，但我的愤怒已经超越了泪水。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不再相信政治有正直可言。从此我再也不参加任何会议。到此为止。这就是受到理想主义或信念鼓舞的人看到理想和信念破灭时，转向暴力或“直接行动”的那一刻。可是对我和很多人来说，“直接行动”已经变味儿了。不久后，当南罗得西亚的黑人们让“骚乱”升级成战争，正是因为到达了那一刻，他们关闭了心里的闸门：到此为止。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非常珍惜我对自己的国家抱有的那种柔情蜜意般的期待。 1956年是高潮迭起的一年，是苏共二十大召开、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的一年。1956年行将结束之际，我卷入了当时的“骚乱”，甚至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的示威现场，但我只是个旁观者。我对人群——他们总处在演变为暴民的边缘——的厌恶随着我参加的每一次“示威”而逐渐加深。我跟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苏联入侵匈牙利——毫无关联。我惊讶地注意到，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年轻的活动家冲向布达佩斯，享受这一事件带来的刺激。我当时为自己这种尖酸的看法感到很羞愧，但这的确是我对革命兴奋的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评价眼光的开始。退党成为一种风潮。不久，一群“修正主义知识分子”（按照苏联的说法）分裂出来，创办了一份相当有吸引力的杂志——《新理性人》。爱德华·汤姆森（历史学家E.P. 汤姆森）和约翰·萨维尔是这场短暂的背水一战的领军人物——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容易看出这场行动不像我们每个人当时以为的那样，是个新的开始，而是英国共产党的一次垂死挣扎。 写这部传记的时候，我收到多萝西·汤姆森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拿到我当时写给爱德华的信的副本。我已经忘了自己当时给他写过信。我饶有兴致地把它们读完，看看当时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随着激情耗尽，我现在对党进行的成熟的、理性的反思并非不正确，但却无法再现当时的情感。 首先，一切事物的矛盾性。 在我现在看来，庞大统一的政治运动，或者是拥有国家宗教或信条的国家，它们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它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只是表面现象。我年轻的时候，看到德国纳粹分子走路昂首阔步，见面就举手“胜利万岁！”，仿佛受到同一个头脑的指挥。但现在历史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已经变了，那段时期就像一场长达十三年之久的爆炸。而让我们感到恐惧的纳粹党，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一群被催眠的人，结成了同一个大脑，而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他们其实是一个充满了不和、暗算和阴谋的群体。还有苏联，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个集体的头脑，一个坚不可摧的头脑，一小撮“异见分子”对它来说几乎不痛不痒，但事实上，里面同样充满了暗算、阴谋、小规模的徒劳反叛和对反对者的大规模屠杀。从庞然大物到一只小麻雀——在英国共产党内部，同质性也只是徒有其表。 我指的还不是党从一开始就有成员流失这个事实。党员的流动率非常高，直到最近，人们还在讲这句玩笑：“每个人都入过党，但没有人还是党员。”在党内，争议和调整一直在稳定地演进。党的路线就像测震仪在一次地震中画出的歪歪扭扭的曲线。 1956年，因为我跟党的分歧，我已经不再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党员，但我仍然在想怎样挽救“国王大街”使它不至于自我毁灭，仍然认为可以通过改革把英国共产党从苏联的险恶影响中解救出来。如果为我的观点画一张映射图，我更应该被描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如果我把我百分之一的想法说出来，在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会被枪毙。 现在看着这些“庞大统一的”疯狂运动，我在想的是：那么，那些运动内部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沃里克路58号 伦敦SW5 10月19日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圈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都表达在“个人崇拜”这个字眼里。人们居然选出这样的字眼作为一面旗帜，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它，同党内的错误做斗争。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已经败坏的标志。因为他们在暗示：让党内民主崩溃的是过度的个人主义。但事实恰恰相反。糟糕的并不是一个人是暴君，而是苏联内外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党员放弃了他们的个人良知，允许那个人成为暴君。 我们现在在讨论，应该在党内建立什么样的规范，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独裁的出现。很多忧虑不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章程上面，希望能通过某种章程来杜绝暴君的出现， 但规则和章程都取决于人如何制定它。苏联宪法是一部让人景仰的宪法，但它的颁布恰恰伴随着最为恐怖的暴政时期。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的党内规范（我相信）都是大同小异的，但各党的发展却千差万别。 我认为，关于修改规范的这些讨论是一种征候，反映了我们每个人想要放弃个人责任的欲望，想要把个人责任推卸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上，这样，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指责这些外部的东西。对一位敬爱的领袖怀抱着朦胧的信任，这种感觉是让人愉快的；仅仅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卫士”就相信它一定是好的，这让人感到既愉快又舒适； 只要在会上通过了决议就以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这同样也让人感觉很好。 但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我们永远正确的决议。也不存在一套规则，可以让我们再也不需要每天重新做出决定，决定我们把多少个人责任交付给一个中央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是共产党，还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共产主义政府，还是资本主义政府。 在我看来，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成员除非是一些始终在多疑地捍卫着自己的独立判断的个体，否则共产党组织必定退化为一群唯唯诺诺的人。 因此，防止暴政的武器一向都是突出个体性，强化个体责任，而不是把个体责任托付出去。 多丽丝·莱辛 这封信的语调平静、不带感情色彩、谨慎明智，这跟当时所有私下里的谈话差异极大。 它写于1956年，发表在《新理性人》上。党组织立刻通过莫里斯·康福斯做出回应，他对爱德华说，这一定是一封私人信件，不应该发表出来。他们居然这样想，这证明他们对普通党员中正在愤怒蔓延的情绪几乎一无所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各种会议、电话和来自国王大街的威胁围绕着我，我手上的这批信一定会让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但没经历过的人会觉得它们枯燥无味。 第二封信：我本来打算写一部讽刺的小长篇，题目叫《我生病时原谅我》，取笑新涌现出来的不折不扣的偶像攻击者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约翰·韦恩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但我对那部小说又失去了兴趣。 沃里克路58号 伦敦SW5 1957年2月21日 亲爱的爱德华： 先谈几点现实问题。 （a）《我生病时原谅我》。不要因为你的负面评价让我难过而自己觉得不高兴。反正我对它已经失去兴趣了。我认为，如果我真的把它写完，它会是一部很有趣的小长篇，会有一些人喜欢。但很显然，它的基调跟一大批本应是它的自然读者的感受很不合拍。这样一本书是一种智力玩笑，其价值在于反对被人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也许还是放弃为好。但我认为，从某个方面讲，这本书不能写完仍然是一种遗憾。但一篇措辞激烈的作品——即便表面上看起来不够严肃——能为杂志撑起半壁江山，显然《新理性人》不是这样的杂志。 当然，我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我们之间更深入的分歧，这也是为什么这封信让我如此难以提笔…… 不过让我先谈谈你（我记得是）第二封信里面的提议。我喜欢艾利克斯·沃思提到的那篇文章。我对哈维的文章很感兴趣， 很希望能读上一段《仅有面包不够》，但你一定要先确认这本书的完整译本还没有出版过——如果译本没有很快在英国出现，我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出版这类书总是很快，《解冻》就是这样。 href='5193/im'>《访客》也很快搬上了广播。 我认为自传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真正诚实地写下自己在风云突变的时刻的党内经历，那将是无比珍贵的文献。但如果说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成为诚实的作者和读者，我会感到十分惊讶。人们对诚实的本能抗拒现在依然很强烈。 我认为，由金斯利·艾米斯这样的人来认真写下他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会很有意思。那将是成千上万反对英国共产党的人的典型经历。但这些愤怒的年轻人说不出任何有哲学意义的话。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说出有哲学意义的话？他们都是艺术家，不是哲学家。 但是，亲爱的爱德华——你的信的中间部分尤其提到很多要点。 《为遭人痛恨的死去女人申辩》这首诗是十年前写的，跟最近的政治境况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在憎恨我母亲的状态下写的。 至于我最近的小说《回归纯真》，我认为那是一部坏作品，因为我没有面对任何实质问题——我没有真实地面对自己，尽管我想象我做到了。因此这本书缺少坚实的内核，过于多愁善感。我受不了它，尽管书里也有些不错的片段。 但我想说的东西比上面所有这些都复杂得多： 你看，我读着你的信，我觉得你像是在向我索要某种结论性的话或陈述，仿佛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什么，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状态大不相同。 我清楚地知道，我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是因为（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我十分痛恨的词的话）我是个艺术家，过去，充当一个共产主义者耗尽了我身上对“艺术家的我”有用的全部体验和情感。有人说，人们离开共产党是因为他们觉得腻味了。这种说法非常轻浮。你知道，弗兰克·皮特克恩总是会忘记自己的真名，但他说这是因为他是个艺术家。 如果我不能从禁锢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紧身衣中摆脱出来，我就会枯萎、死去，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它禁锢了我们所有的人，禁锢了很久了。 但我的态度不是一种政治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你不应该要求我加以澄清的原因。 而且按照我的猜测，你也是个艺术家，如果是这样，你应该通过动笔写去发现你的想法。 那天下午，我觉得你和兰德尔的态度是一致的——如果你不再能像过去的十五年（无论多少年）那样，出现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所持的正义性，你就会让自己极度失望。是这样吗？但我们每个人都卷入了这件非常腐败的事情，而且没有什么能够为卷入其中的人获得的好处辩解。你们，爱德华·汤普森和兰德尔·斯温格勒并不因为你们现在的解释而屹立或倾覆……如果你认为，把你的要求视为对哲学上的澄清的要求，这太感情用事，我会反驳说，你的态度的深处根本不是在要求一种哲学，而是你极度需要对自己进行的辩解。 你曾是纯粹的、有着很高的道德立场的共产主义者，直到最近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中的邪恶。你的理想主义受到了伤害，你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遭到毁坏。 让自己坐到打字机前，亲爱的爱德华。你可以在艺术中交流你的经历，交流可以这样实现。但你失却的感受与哲学何干？ 我们生活的时代，我相信，任何哲学都不会对它保持忠诚。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政府体系，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这是件好事。任何延续了五十年的哲学一定是坏哲学，因为每件事情都变得飞快。 我知道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我相信，适当的时机出现时，革命是必要的。但肯和约翰这样的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是否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正确，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知道？在我看来，很多被我们称作“马克思主义”而且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的概念，只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压力的反映。 我不想再制造更多的概念——我指的是为我自己。 我想让自己浸润在某种知识当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除了在极少数人眼里，“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是一个智识立场的问题，而是是否具有同样的道德狂热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看法，你是否想说些什么？ 我身上的道德狂热已经消失殆尽。任何一个感到自己应该对过去三十年来的血洗和愤世嫉俗负有责任的人，都无法再对资本主义的残忍怀有道德义愤了，是不是？无论如何，我做不到了。 我感觉到的是巨大的欢乐和满足，世界正在飞快地前进；中国的农民不再挨饿；世界各地的人关心自己的同胞，为他们时下所认可的正义而奋斗。我感到自己是一股复杂的运动洪流的一部分，我从中获得了深深的满足。但这跟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 我想写很多书。 三十年间没有生命的政治话语的腐臭气味让我觉得恶心。 我很清楚，既然你希望从我这里找到些什么，这封信一定会让你失望。但我不得不如此。你不应该向我这样的人寻找确定的回答。 我觉得自己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 但最重要的，我相信你应该坐到打字机前面，问问自己在想些什么。 爱你的多丽丝 这些信的背景是这样一个议题：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应该把自己从党内除名吗？显然我认为不应该。但整个事件进行的过程中，我跟克兰西和其他人之间的对话都属于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心中的某个地方仍然相信，党可以被净化、被改造。爱德华要求开会——召开跟领导层的公开会议，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台面上”，这是那个时期的主调。现在很难相信，一直到1956年、1957年，这些聪明人才发现“国王大街”在说谎、控制会议、操纵选举。各种各样的人涌向国王大街，要求真相，只要真相。这些人当中有哈伊米·利维，他去过苏联，去之前对国王大街说，无论他们反对与否，他都要去。他在苏联见到了臭名昭著的苏洛夫。哈伊米想讨论犹太人在苏联遭受的对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谋杀、折磨和迫害。而苏洛夫在接受采访的整个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苏联没有犹太问题，因为苏联没有犹太人。哈伊米回到伦敦，要求党向公众“和盘托出”真相，遭到拒绝后，加入了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和其他人的行列。 我明确希望“修正主义者”不要把自己放在会被驱逐出党的位置上，因为没有了“修正主义者”的党会变得更糟。 多萝西·汤普森把这些信送给我之前，我已经忘了我去见过高兰。现在我记起来了，我发现他平淡无奇。约翰·高兰继哈里·波利特之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波利特是个踏实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诚实，在党外也受人尊敬。他是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它在二三十年代跟艰难岁月做斗争的产物。而高兰是共产党的产物——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我从未遇到过一个不敬重哈里·波利特的人，但大家对高兰都不耐烦。 但随着这些事情的进行，我一直在想，我怎样退党才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因为记者一直埋伏在那里，一有脱党分子，报纸上就会登出头条：某某某揭露共产主义地狱（指的是英国共产党）的真相。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我不打算为这类标题贡献素材。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到处管闲事，去见强尼·高兰，写信给爱德华·汤普森，有些信至少在语调上像个充满感情，但又爱指手画脚的大姐姐呢？唉，真相一定是这样的：政治谋划的嗜好，享受居于中心的那种感觉——简而言之——对权力的享受，哪怕只是最微末的形式。 若干事实：在我公寓里开过几次会，我的住处对外地来的人很方便。我清楚记得的人有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哈伊米·利维和兰德尔·斯温格勒。 那些激烈辩论的内容我已经完全忘了，但当时的气氛记忆犹新：精力充沛，经常尖酸刻薄，当然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乐趣。我们当然讨论过入侵匈牙利事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匈牙利事件成了人们记住的唯一事件。但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看来，匈牙利事件只是一系列丑行的顶点，那些丑行包括苏联对东柏林起义的镇压——我记得是1953年。 我病了，因所有这些紧张而生病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为《新理性人》写了短篇小说《他们趾间的太阳》，我认为这个短篇属于我写的比较好的故事。我当时把这篇小说看作我对共产主义失败的评论，但现在看来，它更像是对人类希望之虚妄的评论。 杂志的苦心经营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工作大部分都交给了爱德华和约翰。 革命仍然是我们的信条。 1956年的戏剧引发了一场汹涌的变化——一阵狂风——一阵飓风。或者更确切地讲，原来基本上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绝对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迅速变化，现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年轻人回来了。我们这些曾经抱怨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人，现在发现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来敲（不，是砸）我们的门，让我们支持一百项美妙绝伦的政治计划。他们指责你缺少热情，你也许会嘀咕着说：“你瞧，我很久以前就觉醒了——抱歉，但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狂热。”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姿态，就像我所熟悉的，因为我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最初的觉醒就知道了——那不可能只是十五年前吧？我可以看到自己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燃烧的信念，讨厌那些不温不火、随遇而安、神情诙谐的长者们。 “他们都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你知道。”我们中的一个也许会这样对另一个说，也许是在电话里，向对方（前斯大林主义者）宣告这个消息。“好，很不错。”他或她也许会语气坚定地说，“这年头他们毕竟不太可能成为斯大林分子了。”“他们干吗非得成为什么‘主义者’不可？”但这个话题就太远了。 但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时期根本不是狂喜与重生。比如哈伊米·利维，他就犹太问题前往莫斯科“跟党自己”对证。他是来自东区的穷苦犹太人。对于他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当时的共产党就是一切——大学、教育和解救——把他们从各种贫苦中解救出来，那种贫苦在如今英国的任何角落都不存在了。他有个哥哥，跟他一样聪明。他们家只供得起一个人上大学，兄弟俩掷硬币决定。哈伊米上了大学，成为帝国理工学院一名出色的受人尊敬的数学教授，而他哥哥进入了商业领域，干得也很不错，不仅在财力上支持哈伊米，还在其他方面精心照顾他。兄弟两人彼此照顾了一辈子。共产主义的崩溃对哈伊米来说绝不只是一场临时的打击。他后来很快就去世了。我相信他死于幻灭的痛苦。还有一些人跟他一样，伤心欲绝。 一次集会 戴高乐将军在限制法国媒体的自由。伦敦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抗议戴高乐正在变成独裁者。集会的时间是下午，我之所以记得这次集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那里瞥见了往日的重现。当时轮到伊萨克·多伊彻讲话。他穿着军人的服装，大步走上讲台，目光坚定地望着未来。他站在那里用夸张的修辞发表演说，右手握成拳头，有节奏地挥向空中——列宁再现！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老卫士附体了。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次集会仍然保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另一个原因：当我站上讲台，发表捍卫民主的讲话时，听众里有个男人喊：“你刚起床吗？”听众报以同情的笑声。我感到愤怒，我已经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但我穿着一条红裙子，一件黑衬衫，无疑很符合某个模子。啊，热情之花。啊，罗莎·卢森堡。她们和类似的女人的幽灵如何盘旋在这些左翼男人的脑海里！（但只是她们的幽灵，而不是作为女人的她们。）然而，我们的那些英雄主义的想象、那些无畏的姿态在当时已经让我越来越不自在。上台发言的还有谁？我只记得斯派克·米利甘。如果说多伊彻是夜晚，他就是白天，他的演讲幽默、温和、入情入理，形成了对夸张的驳斥。我对他深感同情，因为我知道他厌恶政治，但还是出席了。当我们这些发言人朝门口走去时，斯派克·米利甘走在我身边，因为《傻瓜秀》，我跟其他人一样把他视为英雄。当他看到我正要开口说一些可能侵犯他的私人空间的话时，他迅速伸出一只手，嘴里说：“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又飞快地将手收回去，“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个举动一下子让我的心智系统陷入紊乱，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即决定，将来等我遇到书迷的袭击时，也采用这种技巧，但只有斯派克·米利甘才能让这种技巧奏效。关键是，他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受到羞辱，不像我刚来伦敦时的一次经历：我在一次笔会的活动上发现埃莉诺·法杰恩正高高地走在我身边，我告诉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低声说：“你看，我是专门为你而写的。”我当时发誓，我将来一定不会对那些值得尊敬的书迷这么不友好。我希望我确实没有对他们不友好，尽管我也受到了诱惑。 另一次集会 新创立的《新左评论》组织了一次集会，几乎明确地采用了这样的标题：“英国到哪里去”或“十字路口上的英国”。我跟另外一些人在讲台上。当我陈述我的观点时，一个男人从观众席中站出来，问道：“当你和你们那伙人在每件事情上都大错特错之后，你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向我们发表意见吗？” 很好的问题。回答可以是：“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听我们讲？”或者“但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是对的”，或者“但每个人都曾是共产主义者”。 但我们每个人都是目击者。为什么呢？只可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代表着他人。“这是我和其他很多人的亲身体验。”难道我们不相信自己的体验，只有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才敢相信自己吗？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跌宕起伏、瞬息万变的时代。现在你总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怎么想，因为他们的想法跟你们上次见面时不一样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你现在怎么看？”）然而有人告诉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社会，那里的人的想法几百年如一日。现在也许仍然留存着这样的社会。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乌孜别克族后裔，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有寻根的冲动。她找到了她的曾祖父母离开的那个族群或部落，他们的生活跟当年一模一样，他们是买卖人、店主，他们的生活跟马密切相关。他们的生活中心就是族群人在一起吃饭，一顿饭吃上很长时间，大家济济一堂，谈天说地。这种很放松的生活，肯定对人有益处，否则不会延续这么久。但她，这个从族群中溅出来的小碎片，曾经像现代人的旋涡中的一片树叶，身边却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上五分钟。 现在有些公众人物，他们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彻底改变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变幻的风袭击了我的大脑，看看移位的家具就知道了。”我们是目击者，“我以前那样想，现在这样想了”，好像想法不过是船锚。 束之高阁 约翰·韦恩和我想起我们曾经很喜欢伴着《当我们年轻时》的曲子起舞。不用说，我们觉得自己跟年轻人差不了很多。我还不到四十岁，我想他大概四十左右。我们去了牛津街的爵士俱乐部，汉弗莱·利德顿在那里跟他的乐队一起演奏萨克斯风，我们发现那里的年轻人对这些年龄大点的人都非常友善，我们确实没有权利待在这里。我们不声不响地慢慢挪动着舞步，年轻人宽容又诙谐的注视让我们缩手缩脚，我们迈着舞步移动到舞池边缘——离开俱乐部去喝咖啡，舔我们的伤口。 有益的聚会 约翰·伯格断定，作家只跟作家见面、画家只跟画家、建筑师只跟建筑师……同行只见同行，这很不好。他是对的。应该有个中央聚会的场所，就像巴黎，那里有很多咖啡馆，人们知道在那里可以遇到艺术家、作家、思想家。这不是第一次，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要面对伦敦的庞大，它永远不可能像巴黎一样；巴黎要比伦敦集中得多，有一个核心，多摩、花神和双偶咖啡馆之间的距离走路不过十分钟。而且当时在伦敦，这些场所都有规定的营业时间，酒馆十一点就得打烊。但约翰认为值得一试。他租下了一个酒馆的大房间，离牛津广场走路只要一分钟，绝对是中心位置。他邀请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来打破近亲繁衍的藩篱。每个人都来了。整个房间满满的，嗡嗡作响，欢呼雀跃，充满活力。多好的主意，我们都这样想，约翰·伯格真聪明，当然应该有更多这样的聚会。然后约翰让我们安静下来，开始讲话。主题是某项美好的事业，政治性的。人们马上看到，画家们交换眼色之后向门口走去。他们最先走了，完全符合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总是感觉敏锐。”然后其他人也离开了，有的独自离开，有的结伴离开，而约翰继续勇敢地演说。那项美好的事业是什么？现在谁还记得？当时有谁在乎？因为我们都在离场。“别又来了。”人们说，“我们见识过，太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但如果政治没有闯入聚会，我..们会继续下去…… 新左派的社交生活 新左派的社交生活很活泼。他们新开了一家咖啡馆，跟我们以前的那家一样充满活力，他们自己粉刷、装修，自得其乐，希望它能成为新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但理想主义思想不能取代商业头脑，咖啡馆后来倒闭了。这些人当中有希腊人吉米，他在弗里思街经营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饭馆，供应便宜又丰盛的食物，里面坐满了新同志，整日整夜讨论政治——吉米的饭馆至今还在。《新左评论》和它的关联组织租了各种各样的便宜地方办公，那里的墙都是信徒们自己粉刷的，他们在那里都很开心，就像我们一样。在这些地方，在咖啡厅和廉价的餐馆里，到处都坐着新一代年轻人在一起谈话。谈话是人们在新觉醒时期做得最多的事情。这些我都没参与，但克兰西参与了，我通过他了解到事情的进展。 1957年，我母亲去世了。事情就是这样。她想跟我一起安家，未能如愿，于是回到南罗得西亚，住在这个或那个老朋友的家里。 但她心里明白，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她告诉我弟弟，她要住到马兰德拉斯（现在又改回旧称：马龙德拉）去，这样离他近一些。她提出要把她的生命献给他和他的孩子：“除了对别人有所帮助，我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我母亲住在一个大方舒适、适合退休养老的地方。她有一个花园，这种安排无可挑剔——是她为自己安置的。但她无事可做。她是个精力充沛的七十三岁的女人。她打桥牌、惠斯特牌（她是打牌高手），打发掉下午和晚上，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对别人有用，过得很充实。真的，她一直在等着儿子的召唤：“莫妮卡忙不过来了，求求你，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帮我们照顾孩子。” 后来她中风了。神甫走进她的房间，来行临终涂油礼，但她属于英国圣公会，她撑起身子，竭力想说，不，不，不——用她肿大的舌头——然后就向后倒下，死了。如果有人需要她，她会多活十年。 我因为忧伤而动弹不得，但我并不是陷入单纯的失去母亲的痛苦，而是进入一种寒冷彻骨的灰蒙蒙的半冻僵状态——一种闭塞的忧伤。我像往常一样，同情她和她痛苦的一生，但悲悯的洪流被寒冷的思绪所阻隔——如果你让她跟你住在一起，她就不会死了。我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回到幼时的自己，那个小女孩看到她有多么痛苦，但嘴里喃喃地说：“不，我不愿意。让我一个人待着。”克兰西不时到我这里来，他对我很好。他对他母亲的那种又怜悯又害怕的感觉使他能够理解我。我无法让自己真诚地表达出来的情感——比如纯粹的泪水——蓝调音乐为我表达了出来。有几个星期、几个月，我除了蓝调什么也不听。《圣詹姆斯诊所》、《圣路易斯女人》……贝西·史密斯、比利·赫丽黛和其他歌手……我今天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捂住耳朵，或者赶忙把放音设备关掉。而当时我边听边想：在我母亲和我的这段漫长可悲的故事中，在哪个点上，我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 4e0d." >不同的做法？但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不可能有任何差异。而且如果她起死回生来到伦敦，站在那儿，勇敢、谦卑、不理解别人——“但我只想对别人有用”——我仍然会说出同样的话。因此，难过有什么用？痛苦、悲伤、后悔，有什么用？ 这是一段艰难、缓慢的时光，我仿佛走在几英里深的浓稠寒冷的水底。彼得知道他外婆死了，但他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在这里待了一阵子又走了的老太太？有些死讯不像是沉重的打击，而是一块瘀伤，暗地里蔓延，眼睛看不见，永远不可能真正消散。我有时会想，如果她现在走进来，一个老妇人，而这里的我也是个老妇人……我们会怎样？我愿意想象我们会分享某种诙谐的理解。对什么的理解？对生活那该死的残酷的理解，就是这个。但我想的最多的还是，我会一句话也不说，张开双臂拥抱她……拥抱谁？小艾米莉。她三岁时妈妈死了，把她留给仆人，留给冷冰冰的没有爱心的继母和冷冰冰地履行义务的父亲。 新左派并非青年政治的唯一体现。另一个体现是皇家宫廷剧院，现在被人们视为小小的戏剧黄金时代，那是在乔治·德万的慈爱的庇护之下。这是真的，但那是个年轻人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聪敏的年轻人的时代，他们大部分来自北部，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想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们做到了，每个人都做到了，因为没过多久他们都成了歌剧、戏剧和电影领域的顶尖人物。而当时在乔治·德万这只雄鹰面前，他们只是一些小麻雀——除了托尼·理查德森，有段时间其实是他在经营皇家宫廷剧院。托尼·理查德森对既成的秩序充满蔑视，就像新左派的所有年轻人。他很快就会以他的影片为英国电影注入新的生命：《愤怒回眸》、《蜜的滋味》、《汤姆·琼斯》、《轻旅突击战》。同时他又是皇家宫廷剧院的先锋人物。他是个高大清瘦、相貌英俊的年轻人，他养成了一种阴柔的慢吞吞的腔调，满嘴亲爱的——“亲爱的”——这种腔调一开始也许为了故意滑稽地模仿别人，但后来却成了一种风格，风格经常就是这样形成的。托尼·理查德森的特别在于他“局外人”的身份——无论是在处境上，还是在气质上。他不是中产阶级，不属于南英格兰，相反，他具有北英格兰人个性直爽的特点，不说套话。他长久地、冷静地端详着伦敦温情脉脉的中产阶级，不久就在他现身的每个场合成为主导者。当我回顾皇家宫廷剧院的里里外外的那些人时，他在众人当中脱颖而出——那可是一群才能非凡的人。 宫廷剧院不仅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剧院，更是一段充满勇气的历史，每个有才华的人都想在那里工作。它的气场强大，氛围浓厚，以至于有段时间很像一个非正式的社群。围绕着它发展起很多工作坊和“即兴艺术”之类的东西，这些到了六十年代变得司空见惯。五十年代后五年，有很多人，全是年轻人或者至少是不老的人，他们整晚、整个周末去扮演树、墙、河流，或者去表现愤怒、怜悯、爱、同情等。他们有些是演员和编剧，但有些人根本不在戏剧领域工作，这种行为里面表达了怎样一种需要？有些剧幕跟我们从书上读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舞会休息室并无不同，有活人充当的道具和各种装饰。进行这类活动的一个场所是安娜和彼得·派珀家里。那座房子坐落于汉默史密斯一带的泰晤士河岸，异常精美，立柱撑起高高的门廊，让整栋房子像一艘行走在浪涛间的航船。房子里住着各个年龄段的美丽的女儿，当你置身其中，不可能不去想象雷诺阿会重返人间，把她们全部画下来。虽然我和彼得都很喜欢去派珀家，但我不能说我很欣赏那种装饰，无论是派珀家里的，还是宫廷剧院的，尽管它散发着让人陶醉的气息。我也不喜欢那种“聚集感”，那种“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跟他们对抗”的感觉——仿佛一个部落。这种东西我经历得已经够多，够我受用一辈子了。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因为它总是这样，然而当它存在着时，它显得那么迷人。有段时间我是皇家宫廷剧院的剧作家。“噢，你是我们的作家。”他们说着，给我一个好座位，但与此同时，我却在惦念着他们的背叛：你们向我允诺的东西没有兑现。 我写过一个剧本，写的是年轻人对政治绝对没有兴趣的那段时期。对我来说，在多年目睹了政治难民、集中营幸存者和共产主义国家难民的遭遇之后，当某个懒洋洋的年轻人在我面前咕哝着“恐怕我没时间来关心政治”时，我会感到很痛苦。肯尼思·泰南是那个时期的样板，因为他是个衣着华丽的花花公子，从马科斯·比尔博姆和王尔德身上获得了灵感，喜欢打扮得像只孔雀一样花里胡哨地去惹他的长辈。他让我这样的人感到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你没有“政治意识”，你就会得到你应得的东西——至少是希特勒。而“有史以来最有政治意识的几代人得到了斯大林”这种念头，我们还无法接受。这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荒野》的背景。我的灵感还来自这样一件事情：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共产主义者，她的儿子没有政治兴趣，连续几个月攻击她的政治。她后来放弃了政治，而他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极端的（甚至可以说是暴力的）政治分子，变成了一切他曾指责的她所是的东西。就在我写剧本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肯尼思·泰南迈向新浪潮。我把剧本寄给皇家宫廷剧院，也就是托尼·理查德森。他和乔治·德万邀请我吃午饭，他们都很热衷于那个剧本。“就像《愤怒回眸》一样好，亲爱的。”托尼拖腔拉调地说。当我说“你们会改主意的”时，一定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小魔鬼在替我说话。两个人向我保证了一千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几个月过去了，我鼓起勇气写信去问，他们答应的演出档期怎么样了？我收到乔治·德万的回信，起头是：“你的剧本里的某些东西我们仍然很喜欢。”托尼·理查德森去美国工作了，欣赏这个剧本的是他。替代他来充当乔治的导师的人是林赛·安德森，他是个非常刻板的左派，他不喜欢这个剧本，还告诉乔治不要排这出戏。这出戏没有安排一轮档期，只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宫廷剧院上演了一场，导演是约翰·德克斯特。当时他已经是个杰出的导演了，但仍然默默无闻，对自己没有把握，却对自己的天赋胸有成竹。皇家宫廷剧院的星期日之夜经常吸引观众举家前来观看。这部戏获得了好评。如果能演上一轮，它的表现会跟其他很多戏一样好，但它已经过时了，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宫廷剧院的人看不起精心编排的戏剧，厌恶他们的前辈——诺艾尔·科沃德、泰伦斯·拉提根、阿努伊，尤其是普里斯特利。他们提到这些前辈的名字只是为了听听拉下马桶铰链冲厕的噪音。bbr> 一定要如此吗？我的意思是，青年才俊的意气风发一定需要鄙弃他们的先行者吗？这些前辈中有很多是我亲眼看见的“新启蒙”倡导者，这些运动的发起者全都是痛恨长辈的年轻人。看看我自己的启蒙，想想我对那些刚刚走在我前面的人不遗余力的蔑视，我感到灰心，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仍然在设想：事情一定可以不必如此，不是吗？因为这是一种可恶的浪费，周而复始，新能量喷薄而出，消灭前面的东西……然后慢慢意识到自己太草率了，开始学着向上一代人致敬，那些人曾经就是他们，只是早了一个世代。同时他们又被自己的后继者当成废物。可悲、恶性、愚蠢的循环。 在宫廷剧院上演一个档期的新剧大多数轮廓模糊，几乎可以说毫无章法，而且烦冗累赘，极需删减。这些新剧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删减、整饬和精练在这些创新者眼中都是对创造性的侮辱。（阿诺德·韦斯克、约翰·奥斯本、希拉·德莱尼的剧作不属于这种情况。） 我不想声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荒野》有多了不起。它是个不错的小剧本，并无特殊之处。有时会重演。只要想一想《等待戈多》、热内或萨特的戏剧就可以看出这出戏的缺陷。很久之后，托尼·理查德森到伦敦来时来看我，他说：“那是个不错的剧本。”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觉得很糟。他做了一件很慷慨的事情，让我把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改编成电影剧本，付我一千英镑。当时我已经对电影行业有所了解，知道这样的电影也许永远不会被投入拍摄，即便拍摄，也不会按我的剧本去拍。到后来我才明白，托尼是想借这种方式给我一些钱。托尼有时遭到一些尖刻的评价，基于我和他的交往我可以说，托尼除了绝顶聪明，还非常友善、体谅别人，对人本能地慷慨。 我是跟迈尔斯·马勒森一起看的《愤怒回眸》，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同伴了。这出戏让迈尔斯觉得沮丧，但他绝不是个迂夫子。我们现在已经对易卜生、契诃夫、莫里哀习以为常，但当时的剧院经理对他们的作品极其谨慎。迈尔斯有时会对这些作品作一些新的改动，给经理们施加压力，而且自己参加演出。他一生都把自己视为先锋，可以与乔治·德万相提并论。但在那一晚，置身狂热躁动的观众中，年轻人激动狂喊，年长的一代闷闷不乐，迈尔斯反复说：“但是粗鲁无礼不是社会批评。”迈尔斯是个社会主义者，离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步之遥，也许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只是我不知道。我不久前在国家剧院遇到他女儿，她以为我和迈尔斯的友谊是老共产党的两员战将的友谊，但我在迈尔斯那里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像党的路线之类的话。吉米·波特这个人物，很多年轻人认同他，而我认为他幼稚，而且沉溺于自怜，跟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而自杀的年轻人一样。迈尔斯认为他就像是喷在尊严脸上的一个响屁，并且卓有成效。 吉米·波特为什么那么愤怒？那出戏中有两起死亡。一起是他父亲，死于西班牙内战，那场让很多英国人为自己的政府感到羞耻的战争；另一起是一位工人阶层的老妇人，她是缺衣少食、艰难困苦的三十年代的幸存者。我认同那种愤怒，但年长些的人却在质问：吉米·波特（或者约翰·奥斯本）到底为什么这么愤怒？而这正是他（或者他们）愤怒的原因。铺天盖地的出版物如潮涌一般，探讨愤怒的原因。 莱斯利·保尔的自传《愤怒的年轻人》1951年面世。莱斯利·保尔是个声名卓著的文人，他的生平介绍和出版物清单在《当代作家》中占了宽宽的两栏。我从未遇到一个读过这本传记的人，不过这本书的名字也许是奥斯本的剧名的灵感来源。这个短语飘浮在空气中。当皇家宫廷剧院的宣传人员想方设法让《愤怒回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时，他们问约翰·奥斯本说：“我猜你是个愤怒青年？”然后他们把这个卖点送到媒体面前。我们都知道，媒体不肯轻易放弃好东西，但我们就遭殃了——有好几年，每当新天才出现，媒体就欢呼着称其为“愤怒的年轻人”。“愤怒的年轻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这些记者们，你本来指望他们有时也会试着有点创造性。我们最近在约翰·梅杰身上看到同样的现象。他在担任首相的早期被描绘为“沉闷的”，于是有好几年，记者们始终以此为灵感，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沉闷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他们就像很多被训练出来的老鼠一样。撒切尔夫人：手拎包。 现在轮到汤姆·马斯库勒出场了。他非常年轻——二十三岁——相貌英俊，雄心勃勃。他到我公寓里来，要求我为他策划的一本书并执笔其中的一部分，书名是《宣告》。我说我讨厌按照现成的构思写书。他用责怪的语气说，他的未来全指望这本书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形成一种默契：他们都不忍拒绝汤姆的请求。而且，他说他已经问过艾丽丝·默多克，并遭到了拒绝。但他的书里必须要有个女作家，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这就是我成为“愤怒的年轻人”的经过。 汤姆是战争的严重受害者。他六岁那年随父母一起从维也纳逃到伦敦，如果这已算很糟，那么他的父母一到伦敦就分居了则是雪上加霜。他妈妈在乡下的一座大宅子里当厨娘，汤姆，这位曾经的维也纳小王子变成了厨娘的儿子。他成了一群不法小混混的头目。他说起他的英勇行径总让人觉得很好玩，而且他还带着点吹嘘。为了拯救他，他妈妈把他送到一所教友会学校，他总是抱怨这段经历毁了他。因为学校教给了他道德意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会成为第二个欧纳西斯。他短暂的军旅生涯不怎么成功，他极其愤怒，因为这么严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干脆躺在床上拒绝起床——在我认识的年轻人里面，汤姆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他当过导游，那还是这类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期。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和他的魅力让他在这一行干得很成功。他从事各种冒险的行当，其中之一是跨国走私咖啡（地道的好咖啡在当时是很宝贵的商品）。我带彼得去西班牙，我们这位迷人的年轻导游请我为他带一个咖啡包裹回来，那是过去的天真岁月。汤姆后来决定成为出版商。他先在安德尔多伊彻出版社找到一份周薪五英镑的工作，现在在麦吉本&基出版社，绝对是刚入行的角色。他提出要做英国最好的出版商，但他需要一个起点。《宣告》这本书将成为他的起点。汤姆最后如愿成了英国最好、当然也是最引人瞩目的出版商。他具有出色的嗅觉、机巧和本能。挑选《宣告》的作者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机巧。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在当时都是引人注目的作家；我们是那些散发着成功或希望的光晕的“名字”。 在等待《宣告》出版期间，汤姆跟我们都成了朋友。有人给他提了些建议：既然想当出版商，那么读点书总归是件好事情。有趣的是，我们每人列出的二十本书的书单基本上一模一样。他还应该每天读点报纸，因为尽管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应该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哦，好吧，这样：如果他不愿意读报纸，那么他必须得让人告诉他现在有哪些新闻。 汤姆是那种会招来议论的人，大多数议论对他不利。有些当然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 我有回告诉他，要想写他不太容易，因为他干的有些事情实在太不像话。 “比方说？”汤姆问。 “比方说这件事。”我说。我的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从里兹大饭店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吃早餐。商务早餐在当时是一件多么时尚优雅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于是我们坐在里兹大饭店，周围的人享用着丰盛的早餐，我们却喝着黑咖啡，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吃早餐。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也是个勇敢的出版商。他是共产主义者，属于左翼出版社，他出版像《日瓦格医生》这类的被苏联当局谴责的小说。他当然因为这个遭到了同志们的斥责。那天上午汤姆刚好打电话过来，我说我跟费尔特里内利一起吃了早餐，汤姆说：“我过去。”接着，他让我给住在酒店的费尔特里内利打电话，告诉他，我的朋友汤姆·马斯库勒跟我在一起，汤姆很愿意跟他聊聊。我照着做了，没有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汤姆跟费尔特里内利在电话里聊了起来，我在旁边听着，费尔特里内利以为汤姆跟我住在一起，但不能怪他这么想。聊完之后，汤姆放下听筒，转过身来，一脸凯旋之色：“我今晚去见他。”他第二天打电话来，宣布费尔特里内利邀请他去他们的乡间房舍做客。汤姆成了费尔特里内利的密友。 “好吧，这有什么问题？”汤姆说，“这只是善于经营。”“放肆”是汤姆的中间名。他在麦吉本&基出版社工作了六个月之后，出版社老板霍华德·萨缪尔斯叫他去谈话。汤姆毕竟是霍华德从那么多大有希望的应聘者中选拔出来的人，霍华德对这位神采飞扬、风度迷人的学童说：“你知道，汤姆。我真的不介意你让每个人觉得是你在经营整个公司，但恐怕我会非常反对你表现得仿佛拥有这家公司。” 我们确实有必要记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那个下定决心要征服巴黎的外省人。伦敦充斥着年轻人，但他们大部分（并非全部）来自北英格兰，很多来自工人阶层，从文法学校毕业，没有这个国家的人极其看重的社会关系，但他们有的是厚颜无耻和足智多谋。女人对有野心的年轻男人向来很有用。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是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但在我们认清这一点之前——有些人是通过想起拉斯蒂涅而醒悟的——在新闻中频频出镜的女人们总是迷惑不解：为什么在戏院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场合，我们会被自己几乎不了解的年轻男人拥抱着，他们对我们的关切让旁观者印象深刻——如果不是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为什么我们会在酒店或机场，听到公共广播的召唤，跟我们不太了解的年轻人一起走向酒店前台或值机柜台？ 讲一个更一般性的观点。似乎大家一致同意：关于一个人的不光彩的事情往往比光彩的事情更能揭示这个人的真实本性。但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心怀恶意是最容易的，要想在一个人身上找到可鄙的东西，只需打量他一眼就可以；而且，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一条扎在泥浆里的根——这是人的境况。我们都善于批评自己的同伴，敏锐地嗅出对方的道德弱点。心怀恶意曾经被视为缺点，但今天却受到鼓掌欢呼。时下流行的欢快短语“散布丑闻”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真切地说出了我们的实情，这是我们这个污秽时代的诊断书。现在，如果我这样写：汤姆多年来是个善于经营的出色的出版商；他一手让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摆脱了经营不善的窘境，将其打造为英国最有活力的出版公司；他发掘新作家，珍惜他们，支持他们；他挺身支持一些起先被批评家指手画脚地加以贬斥的书籍，比如 href='2745/im'>《百年孤独》和《二十二条军规》；历经风雨，他的朋友们始终忠诚于他……但我肯定读者的眼睛会滑过这些赞誉之辞，等着读到污点，读到真相。 再发一点更一般化的牢骚：那些风光一时的海盗们，那些用他们的历险故事让我们开心的年轻人，老了之后会怎样？他们变成了德高望重的人。你遇到这些秃顶的老头儿，他们当年的鲁莽冒险让你难以忘怀，但现在他们口齿不清地嘟噜着——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年轻时代的循规蹈矩，而放在当时，那是他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心底里蔑视的东西。 《宣告》的出版让汤姆·马斯库勒一夜成名，因为他是这本书的策划者，而每张报纸都把它描述为“愤怒的年轻人”的宣言，仿佛真的有这样一场运动或组织。而我很快就发现，参与撰稿的作家其实分化为两个主要的群体，两者间毫无共同之处。真正的左翼是肯·泰南（他把那个花里胡哨的年轻的自己抛在身后）和林赛·安德森。人们称约翰·奥斯本为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约翰·韦恩当时可能已经写了《误投尘世》，这本小说类似于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我认为《误投尘世》跟后者一样好，但韦恩是个年轻的保守党员——如果世界上有过一位年轻的保守党员，那就是约翰·韦恩。 我认为，以当时举国上下的状态，确实可以把他们都称为“愤怒的年轻人”。但也有三个年轻人除外，我认为他们是形而上学家，他们不仅不愤怒，而且从未跟左翼青年打过交道，他们对左翼青年肤浅的生活观抱着鄙薄的态度。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称为一个群体或一项运动，绝对很滑稽。我分别邀请这三位年轻的形而上学家一起喝茶，他们非常有魅力。其中一位是斯图亚特·霍洛伊德，他非常年轻，新闻报道正谈论他的《从混沌中涌现》。他后来写道：“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有胆量出版一本叙述我的内在生活和体验的书。那是1950年代末，英国媒体大肆渲染‘愤怒的年轻人’，这也许构成了我敢于写自传式书籍的一个原因：我们得到的公众关注让我们都觉得，我们心中不吐不快的东西是重要的。”比尔·霍普金斯已经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神圣的与腐朽的》，也赢得了一片喝彩。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这两个年轻人跟《宣告》的其他作者都不一样，其他人都有好斗的倾向，而且关心社会的运转机制，这两个人却很羞涩，敏感，对内在体验感兴趣，深谙神秘主义文学和宗教文学。 科林·威尔森写了 href='1929/im'>《局外人》，被文学界权威誉为极其重要的作品——如果称不上“天才之作”的话。如果说当时的文学界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那么这颗新星就是科林·威尔森。但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捧过他的那些人似乎在想：你再也别想有这种待遇了。总的来说，处女作赢得疯狂的赞誉不是件好事——几乎总会发生一些没有道理的逆转。如果说威尔森的第一本好书受到了过分的赞扬，那么他后来的书则遭到了忽视和冷遇。其中至少有两本——他的书我没有读全——值得推荐。一本是《拉斯普丁与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它挽回了拉斯普丁的声誉，把他从“歇斯底里的江湖郎中”的名声中放回到俄罗斯萨满僧人和巫医的传统中重新打量。另一本是《伟大的野兽》，讲的是阿莱斯特·克劳利，跟上一本一样中正平衡，入情入理。 这就是我们这些作家：关心政治的左翼，非常流行；几个形而上学作家，不流行，但仅仅过了十年，他们就成了最优雅时尚的代表；还有就是我，一个女人，比他们每个人都大十岁。 简而言之：写下来的东西就成了永恒，说过的东西却往往被忽略，这是一个悲哀的事实。写下来的有些东西一版再版，成了你的主题的一部分，几十年后还会有人拿出来引用，追溯到你。它是挂在你脖子上的磨盘，你无计可施。“但你说过，在第123页……”我在《宣告》中写的那篇《小小的个人声音》，大部分内容我都喜欢，但其中有些东西让现在的我感到强烈的反感。我写下的那些关于加缪、萨特、贝克特、热内的胡言乱语究竟是什么？我为自己感到震惊。我对中国和苏联的评述也是一派胡言。我的滥情让我极度反感，当时我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未遇到过一个愿意拉下阀门、发射核弹的人。但现在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只要他的头脑中被植入了恰当的程序。无论怎样，这篇文章是为它的时代而写的，就这样吧。 我在《宣言》中提到的一件事情到今天仍然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我抱怨英国人的仇外和头脑狭隘。有时候，当一个人从国外旅行回来，打开英国的报纸和杂志，就像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一屋子聪明伶俐、能言好辩的学校学生。人们认为关于这个或那个人的新闻非常重要。战争和饥荒在肆虐，很多政府在摇摇欲坠，而他们却在写一个孩子尝试了新发型，或者很小气地拒绝跟另一个孩子共进午餐。我父亲以前经常抱怨英国人的这种偏狭的地方性头脑，这就是他为什么在1919年和1924年迫切地离开了英国。 “愤怒的年轻人”完全是报纸和其他媒体一手制造出来的现象。它滚滚向前，年复一年，不断获得动量，而我一直非常惊讶：为什么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些人之间其实毫无共同之处？媒体就像昨天的科学家，因为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当他们做试验的时候，他们是试验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会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而媒体可以制造一个故事、一个丑闻、一起事件，同时却表现得仿佛自己跟这些事情无关，仿佛那起事件或那种名声是自动产生的，他们对结果完全没有影响，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是始作俑者。“公众对……的兴趣在持续，而且日益浓厚。”当然在日益浓厚，因为记者们在煽风点火，任凭自己爆发阵阵痉挛、道德义愤、兴奋和关切。而与此同时，公众惊异地看着他们。 我重复一遍：“愤怒的年轻人”是媒体的创造，报纸的发明，从来没有任何事实层面的基础。但这样讲一点好处也没有——人们已经写了一千篇论文，已经建立起一千种声誉，现在人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了既得利益，恐怕再也不许它消失了。我去日本的时候，有位教授向我问起“愤怒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宣言，我说，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那只是个报纸泡沫。他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他是此项革命运动的专家，他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听到有人说它只是海市蜃楼。 人们把“愤怒的年轻人”（还有我）跟皇家宫廷剧院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约翰·奥斯本，也因为宫廷剧院在当时的辉煌。 皇家宫廷剧院的那群人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他们去什么地方游览，在一辆巴士的顶上，可爱的玛丽·欧瑞在前面——她的魅力不逊玛丽莲·梦露一丝一毫，而且有着跟梦露一样的纤弱。这群年轻的雄狮和母狮都在笑，每只年轻的雄狮都在看着玛丽，尤其是约翰·奥斯本（他不久就会娶她）和托尼·理查德森，玛丽转过头，笑着，但大家对她的注目让她有点慌乱。一张无比欢快的照片，就像一群野炊的孩子在兴奋得过了头时抓拍下来的。 为庆祝《宣告》出版而开的派对本来计划在皇家宫廷举行，但剧院经理拒绝了，因为约翰·奥斯本在他那篇文章中侮辱了皇室。“我反对保留皇室这种象征，因为它已经死了，是一口烂牙中的金填料。”派对改在切尔西的法森垂，在一个大大的地下室房间，房间里挤满了导演、政客、演员，当然还有参与《宣告》撰写的作家，每个人都是当时的新闻人物。安奈林·贝文出席了派对，带着随从，他刚从什么会议上回来，在那场会议上，一股所向披靡的风抚平了他那众所周知的烈火。有几个人上前向他发难，他们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崩溃，他更多地代表了工党左翼的立场。大家对他的想象似乎让他惊讶。他是政客，革命当然不在他的计划之列，而我可以说，革命——抽象的、鼓舞人心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是那间屋子里大部分人的思想的一部分。但你并不能去问他们：“你认为应该是这种革命，还是那种革命？”不，他们头脑里装的不是这种学究式的界定清楚的革命。 房间里人声鼎沸，但楼梯顶上传来的响亮的声音顷刻间让下面的人群鸦雀无声。那里站着一个衣着邋遢的年轻女人，一头金发松松垮垮，穿着一条俗丽的花裙——当时最不雅致的打扮——一双不满的苍白的眼睛。“什么人，”她质问她的护花使者，用她那个阶层的掷地有声的语调说，“这群毛茸茸的小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当时有很多人跑到底层去体验生活，极大地扰动了各个阶层。 当时我身边的人来自千差万别的世界。住在大城市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你可以认识一些并不在乎是否相互认识的人，只有曾经在外省（像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住过的人才懂得感激这种自由。 我有段时间经常跟迈尔斯·马勒森见面。他在戏剧界工作了四十年，我喜欢听他讲这方面的经历。我跟他一起去看戏，去剧院的餐厅吃饭（比如常春藤餐厅），还一起去动物园，他是皇家动物学协会的成员。迈尔斯喜欢彼得，彼得喜欢动物园，他可以去动物园看迈尔斯专门饲养的动物，我不记得是什么动物了。我认识很多很多出钱给动物园饲养动物的人，他们养的是狼蛛、树懒、蝎子、猿猴、变色龙，它们被混编成了一个门类：动物园宠物。 我们还谈到爱情，我有些勉强。迈尔斯喜欢我，但他的感情不太需要我的回应，因为迈尔斯爱上的是爱情。他说他是二十年代的产物，他接受的情感教育是“自由的爱”，他仍然认为这是唯一恰当的生活和爱情方式。迈尔斯说他从未感到过嫉妒，也从未觉得需要占有一个女人，但可悲的是女人们缺少他的大度。他认为，一个人应该能够向自己的主要爱人诉说萦绕了他一个美妙的周末的转瞬即逝的痴迷。然而在他一生中，他说，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兴高采烈地跑到他的第一任妻子那里（我记得是第一任妻子，总归是某任妻子），向她描述自己的艳遇，而她说：“够了，出去！”女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发出质问，真心期待能有答案。他说，他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真正的爱——只能存在于绝对坦率的基础上。但坦率会带来不愉快。好吧，是的，我说，我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抱怨，但这种基本的、本能的、糟糕的进退两难的困局确实是爱情的核心。他为什么自以为他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一挥而就？但他真的这样想，仍然抱着希望。他说起这些，声音中充满了毕生灼热的委屈。我把他写进了一个故事里，叫作《恋爱习惯》。 我当时经常见到汤姆·马斯库勒。他风风火火，在伦敦四处应酬，如同在高能量的驱动下运转。这种人不常见，他们让你意识到，相比之下，你的轮子转得有多慢。 记者默里·塞尔在我的生活中时隐时现，他和妻子特萨·塞尔住在前面的诺丁山门一带。他们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都很穷，跟所有的人一样，他们的年龄跟巴黎正好匹配。她是奥地利贵族，一个漂亮的生气勃勃的女人，她的主要性格是热爱秩序。她是我认识的最整洁的女人，他们公寓里的每样东西都整整齐齐，没有半分差错。后来，当她买得起昂贵衣服之后，她会把它们拆开，然后按照她的严格标准重新拼起来。默里是澳大利亚人，和气，随意，粗枝大叶地慷慨地安排他的时间。又一场不协调的婚姻，没有延续下去。默里的内心上演着一部不断发展的史诗，里面居住着一些巨人，其中一位是舒尔德斯·莫尔斯比。我后来得知这个人物真的存在——今天仍然存在——我感到很失望。有时候，我们不断地听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几年下来，那个人在我们心目中渐渐带上了我们所熟悉的传说故事中的人物才有的全部魅力，我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他们生活在普通的阳光下。这部传奇中的一个事件是默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翻修一条在泰晤士河上行驶的帆船，并准备驾着它航游世界。有一年的时间，他们把周末和假期都花在翻修帆船上，不用说，他们的女人对此一致反对。最后，他们起航了，临行前开了香槟酒，发表了演说。然而海峡里波涛汹涌，他们全晕船了——他们从未想过会有这种危险。他们在瑟堡弃舟登岸，那艘船也许现在仍然好好地在那里。他们回家了，但不是从海上。超现实的历险让默里的朋友们开心了好几年。默里为一家流行报纸工作，类似于《太阳报》或《每日邮报》。一天，他对一条丑闻穷追猛打，将它推向极致之后，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突然就像前往大马士革的圣保罗一样，恍然大悟。“我对这些人做了那么糟糕的事情，”他想，“我在干什么？我应该是个热爱人道的人啊。”他从报社辞了职，怀着改过自新的罪人的悔悟之情把这件事告诉了每一个朋友。 在当时，丑闻版面的记者并不受人爱戴，因为他们说谎、弄虚作假、对他们的受害者很残忍，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厌恶他们，鄙夷他们，跟今天体面人的态度不一样。那时候的记者当然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伪善水平。我们的处境确实越来越糟了。如果我说“默里一下子就成了现在的他，一位举世闻名的记者”，大家都会觉得很好，但事实上，他一开始的处境很艰难，美德是他自己唯一的回报。他的一部小说因为涉嫌诽谤而被召回。他的生活仿佛停滞在赤道的无风带，一动不动，有段时间靠在塞文河口篮捕三文鱼养活自己。篮捕就是等潮水退去，把三文鱼从事先做好的陷阱里捞出来。他住在一栋极小的房子里，吃了太多的三文鱼。他一边抱怨，一边用美味的三文鱼招待来看他的朋友。冒险的传奇继续进行，舒尔德斯·莫尔斯比成了随从骑士。是真是假，谁在乎？这个世界上讲故事的人不应该为枯燥沉闷的精确性负责。 一幕：我面前的矮桌上散放着烟灰缸、香烟和茶杯，对面坐着贝蒂，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女人，眉头紧锁，眼睛中充满焦虑。然而她也带着一点点自得的神色，因为她已经在步那些忧虑的阿姨的后尘——特萨·塞尔、琼·罗德克和其他阿姨。她膝盖上放着一个干干净净的白色手袋，看上去像是在教会义卖中买来的。她是个主教的女儿：主教的女儿们似乎确实远远比大多数人更经常地在道德历险的泥淖中挣扎。 巴布·穆罕默德和默里·塞尔都比我年轻，但年龄不碍事，因为我们是一伙的，一起寻开心，串通起来制造闹剧。跟贝蒂在一起，我比她大的那十岁就让我成了大妈型的出主意的人。我像特萨、琼·罗德克和天晓得还有谁一样，经常坐在那里听她诉说自己的两难处境。 “你瞧，莱辛太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我睡不着觉，不停地辗转反侧，因为我喜欢的是黑种男人。自从我去参加为殖民地进步举办的那次舞会，跟穆罕默德一起回家，我就喜欢上了他。我对一切都习惯了，莱辛太太。他以前经常跟我说，回家过周末吧，贝蒂，我不想你在这里，我想要男孩陪我。是的，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我知道，于是我就简单地说一句，我不想妨碍你，就回我父母家了。但我父母非常担忧，从来没有这么担忧过。他们说，你考虑过跨种族婚姻的难处吗？但我不愿意说，我没有想到要结婚。我还很年轻，莱辛太太，我才二十二岁，先不必考虑安顿下来，你怎么想？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穆罕默德，他却已经走了，去桑给巴尔跟英国——就是我们——对抗，我该怎么办？你看，我再也不喜欢白种男人了。” “你有没有考虑过另找一个黑人？你可以去殖民地进步派对上再跳一次舞。” “噢，不，我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看，我爱穆罕默德。而这正是我想问你的：我已经心有所属，不再考虑其他人，你觉得这样好吗？” “可是贝蒂，”我说，把她已经知道的事情告诉她，“他新娶了一位妻子，还有个女朋友，她们都是女战士的领袖，而且她们都很漂亮。” “是的，我知道，但只要他看到我，我知道他一定会记起我们曾经心心相印，他就会选择我。” “他邀请你去非洲了吗？” “但我像他一样有充足的权利去那里，是不是？我是英国人，不是吗？那么好吧。那是个英属国家。”于是她把她的故事又说了一遍。 时光流逝。她再次坐在我对面，穿着干干净净的小衬衫，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小手拎包放在身前。“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莱辛太太。我真的去找了他，但他不回我留给他的字条。可当他在集会中看到我时，他向我挥手，所以我又等了一个月，但现在我回家了。我觉得我的心碎了，莱辛太太，我该怎么办？” 她想去南非，因为她可以在那里找个黑种男人。我说：“别傻了。白种女人如果喜欢上黑种男人，在那里是要坐牢的。”结果她真的去了南非，那里的情况确实如我所说。她北上穿越非洲，结果碰上了刚果的战争。可怕的战争——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为之恐惧。 我们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分享着香烟的烟雾和她的新闻。“我喜欢布拉柴维尔。”她说，“那里有很多黑人，我过得很开心。” “但那里在打仗，打得很凶。”我说。 “我什么战争也没看见，我在的地方没有。” “那么你现在怎么样？” “嗯，我现在结婚了，爸爸很高兴。”她在维多利亚湖畔遇到一个捕鳄人，他爱上了她。“你觉得他会喜欢黑人女孩，是不是？那里有很多黑人女孩。但他喜欢我。” 她的婚姻没有成功。她回到我们身边，依然梦想着有一天穆罕默德——他已经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他和另外一些人被指控为刺杀国家领袖的凶手——会回到英国，来认领她。 约翰·德克斯特当时是我的朋友。那时关于同性恋的法律还没有修改，他跟一个男孩在一起时被抓住了。我已经不记得细节了。他被判了六个月，关在沃伍德丛林监狱。朋友们都去那里看他。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不是因为那座监狱非常阴森而且肮脏——对此我已经有思想准备，而是因为约翰像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不停地说，他受惩罚是罪有应得，警察非常正确，因为他做了错事。我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正常，而我一直在想，我们是多么脆弱，如此轻轻地倚靠着一些信念和原则——倚靠我们所以为的自己——保持着自己的姿态。约翰没有遭到身体上的虐待，却成为报纸辱骂的靶子，他站在法庭上，遭到蔑视，被宣判为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阴森的地方，遭受惩罚。难怪有时人们会做出不真实的忏悔，说“是的，我有罪”。但我那时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看到我们的虚假外表上面涂着一层多么脆弱的文明外衣，感到非常害怕。 很久之后，我做了一个讲座，主题是知觉障碍：是什么阻止我们看得更清晰？障碍之一是负疚感。到了提问的时间，所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都站起来问关于“负疚感”的问题。负疚感，只问负疚感，仿佛我的讲座只提到了负疚感。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刚刚在奥尔文·哈弗顿写的《她眼前的景象》中看到这样一段，这是1707年，一个耶稣会会士正在布道： 他让她们（妇女和姑娘们）看到自己罪大恶极，看到自己频频滥用基督的血（因为她们在有罪的状态下领圣餐）。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摆在她们面前，谴责她们不知感恩、背信弃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这篇宣讲会对人产生那样的效果。她们匍匐下来，面朝地面。有人顿足捶胸，有人把自己的头撞向石头，所有的人都哭喊着乞求神的原谅和宽恕。她们在过度悲伤中对自己的罪恶赌咒发誓。她们极其过度的悲伤让教士担心她们会伤害自己，于是命令她们停止呻吟，好让他完成他的劝导。但他无法让她们安静下来，最后自己也泪流满面，停止了布道。 几幕小小的闪回： 一个下午，在场的有约翰·韦恩和罗伯特·康奎斯特。他们共同的朋友要结婚了。“提醒了我们，人都是要死的。”罗伯特·康奎斯特悲壮地说。约翰·韦恩说：“婚姻是可以解除的，跟订棺材不一样。” “噢，不，结婚就像订棺材。”英俊的罗伯特说，环顾着我们这些站在四周的女人。 我养了些风信子，还没有开花，种在一个陶盆里。它们来自一个跟我的嘈杂公寓和轰鸣的卡车完全不同的世界，散发着异样的光泽。克兰西站在那儿，盯着它们，眼中充满恐惧。“怎么了？”我问。他因为厌恶而面色苍白。我试着像他那样看它们，因为普通的东西经常在他眼里变得很邪恶或者很奇异。终于，我从这些风信子身上看出一点点曼陀罗草的影子，人吃了那种草会蹦蹦跳跳，甚至尖叫。“这是风信子。”我斩钉截铁地说。 “把它们放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他说。我以前从未见过克兰西这样的人，他完全是街道和建筑的产物。（后来他也住得惯乡村了。）在克兰西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在公园里，如果让他们越出柏油路，踩到草地上，他们都会很不痛快。有时候，我让自己停下来，抛开自己惯常的观察方式，用中立的眼睛审视一朵云的构造、窗帘上一条起毛的褶皱、光倾泻到栏杆上、雨滴像钻石一样在窗棂上聚集。我用疯子可能采用的眼光去看事物，事物充满了威胁，或者宣示着它们的异己性，于是你不得不收起这种观看方式，重新捡回普通的神志。然而有很多人就是那样活着的，头脑中萦绕着不详的疑云，把这种不详像聚光灯一样投向一朵云、一条褶皱，投向晶莹闪亮的水珠，他们的敌人存在于他们内心，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这些敌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即便他们越洲过海地躲避他们。我的短篇小说 href='/article/9556.htm'>《对话》就是想描述这种处境。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印度人，他脑子里钻进了一个念头：我生命里需要他。他出现在我门前，坚持要进来。我把他撵走了。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从没想过这是因为我对他“很好”。我对他好是因为他是深肤色人种——那时候我刚到伦敦，心中充满殖民地人的负疚感。我意识到我已经克服了“肤色壁垒”引起的多愁善感，我为自己感到高兴。（“肤色壁垒”这个成语如今也已经随风而逝。） 一天晚上，我站在厨房的窗边向下看，看到一个男人翻过高高的木篱笆，站在那里盯着我。我向后退了一下，退出他的视野。我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他在路上慢悠悠地闲晃，看着我。建筑工人在院子里留了一块木板，这个男人把那块木板放在一些砖上，斜着架起来，躺上去，开始自慰。我给警察打电话，说有个男人在我院子里，骚扰我。警察赶来了，在篱笆上找到一扇门。一个警察说：“好吧，老小伙儿，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在这里干那种事。”他们四个人站在人行道上，我看不见他们，但我听到一个警察说：“现在你快跑吧，别再干那种事儿了。”他们处理这起事件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有人说，有一个英国永远地消失了，再也无处可寻——就像创造了外省文学文化的《约翰·奥伦敦周刊》读者。很容易相信那个英国消失了。 《雷诺兹新闻》是一份社会主义周末报，读者是劳工支持者、工会倡导者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共产主义者不读它。这是一份庄重、冷静、不煽情、不散布丑闻的报纸，它的读者一定会讨厌我们今天这些散布谣言、哗众取宠的报纸。它举办了一次短篇小说竞赛，邀请我当评委。参赛的小说有几百篇，他们选出最后入围的四十篇给我。这些小说水准很高，都是现实主义的风格：狄更斯、哈代、A. E.科珀德、萨默塞特·毛姆、契诃夫和高尔基是他们的先驱。 大多数小说都附着一封信，描述作者面临的困难。那是个高就业的年代，休闲文化还没到来。对那些没有家人体谅、有孩子、要长时间上班的人来说，找到写作的时间和空间非常不容易。有些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长篇小说，问我是否愿意看看。我大概读了他们寄来的三十部长篇。我从未做过这么旷日持久的工作，当时发现的东西让我很惊讶，但现在我知道它们是很常见的。首先，这些长篇全都近乎好作品。所有的作家——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例外的——都经历过“近乎好作品”的阶段：作品缺少某种内在的玄机，脉络也不够清晰。我们继续写啊，读啊，扔掉不够好的作品，然后有一天，某种东西发生了，一个过程完成了，向前迈出了一步。我讲这些陈词滥调是因为很难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写作——重写——读最优秀的作品”这个过程最后终于成功了。职业作家都知道这个学徒的过程，业余作家却固执于自己早期的疙疙瘩瘩的草稿，不肯放手。我收到的每部长篇都出自一位有才华的人之手，但每部作品都需要重写，或者放弃，开始尝试另一部。有种现象被我称为“我的小说症状”，太多作者陷入了这种症状，它经常发生在作者为挣得写作时间和空间而付出过牺牲的情况下，他们投注了心血和时间的产物变得神圣起来，他们不肯放弃它，也许会花上十年的时间端着它向出版社兜售。 我给每个作者都认真写了回信，提了些建议，告诉他们，如果你重写了，或者写了新的长篇，寄给我。但没有一个人再给我写过信，可悲的才华浪费一直都存在。不过事情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有写作班、写作课，最重要的是，找时间写作要比以前容易了。 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人们在问的那个令人哀伤的问题：那个英格兰，那个不列颠去哪儿了？那些故事、那些小说描写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明智、正派、充满希望的生活，没有追逐潮流的野心，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情节。理查德·霍加特是那个不列颠的典型代表，他去主持“荒岛唱片”节目之后说，他收到了七十三封信，问的都是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一定还存在着诚实和正直——或者说，我相信是这样，而且我们国家的政治命运会出现一个轻微的转向，让这张不列颠的面孔继续向前。至少，我希望如此。 现在我把我在那套大得过分的公寓里的生活，看作我跟哥特弗莱德住过的那些地方的延续，我们很随意——人们来来往往，有些人在这里过夜，有时会过上整个周末，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同志们（现在大部分已经是前同志）的“波西米亚区”无限好客，无拘无束，预演着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数不清的年轻诗人、前途光明的剧作家、小说家、男人和女人在我这里进进出出，全都身无分文，从一个房东那儿到另一个房东那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举个典型的例子。柏瓦特，一个年轻的印度人，通过英国文化协会来到伦敦，他来自贫困的村庄，一文不名，写了一些很不错的剧本，涉及村庄的永恒主题：恶劣的放贷人、冷酷的父母、勇敢的爱人、对抗贫困的村民。这些剧本曾经在印度上演。琼·罗德克、鲁宾·席普的前妻塔娜·席普和我——我们三个人照顾他。“我的美惠三女神”，他这样叫我们，微笑着坐在那里，像个可亲的孩子，摇晃着脑袋，对我们为他付出的努力怀着哲学上的关切。塔娜帮他打字，琼和我喂他吃的，照顾他，给他找地方住。他在我们身边待了两年，然后离开，被一个意志坚定的挪威女人征服，跟她结了婚。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问题是，如果你是个小说家，你的打字机总是渴望跟在某个故事后面咔嗒咔嗒响上一阵子。 随后发生了一件难过的事情。一位哀伤的访客，一位黑人姑娘，来到我门前。是那个我已经无比熟悉的电话把她送来的——“我听说你有空房间。” “我不打算当房东了，再也不会了。抱歉。” “随便你怎么安置她。她在上大学，整个白天都会在外面。” 露西大约二十岁。她非常聪明，在南罗得西亚的一所条件简陋的传道学校里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有人给了她奖学金，让她去更好的学校。现在她来到黄金铺路的伦敦，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灰色的雨水抽打着窗户，窗外一条奇丑无比的街道，大货车日日夜夜轰鸣而过。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来自阳光和温暖，来自一种不理解人为什么需要独处的文化。孤单和思家让她陷入绝望。而我的状况则是彼得刚刚去了寄宿学校，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不用见缝插针地工作，几个星期的毫无干扰的时间摆在我面前，我计划把《风暴的余波》写完。我已经把自己轻柔地推入了那种缓慢的水下状态，外部的事情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可以开始了——而这个不快乐的姑娘在楼梯的扶手间逡巡，留神听我的打字声什么时候结束。我很惊讶，学生们需要花在课堂和讲座上的时间居然那么少，她一天在学校里待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很多日子她根本不去学校，另外还有周末。她没有朋友。“瞧，露西，我把很多时间花在漫无目的地走动、看窗外、小睡上面——你明白吗？我就是这样写东西的。”她那双大眼睛焦虑地盯着我的脸：这就是他们警告过我的“种族歧视”吗？这个白种女人是想排挤我吗？她的脑子在转。而我在想：噢，上帝，我希望她没有那样想…… 正常情况下，我会从大房间一直走到厨房，从窗口向外看，再踱回来——公寓的整个底层是我全神贯注的地方——而现在我走进大房间，关上门，甚至把盛茶水的保温瓶也拿进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楼上的她，她坐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等我停下来。如果我安静了很长时间，她就会从楼上下来，我会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多丽丝？多丽丝？你的工作结束了吗？”然后我们坐在厨房里喝茶，我听她讲她的村庄、家庭、妈妈（她非常想念妈妈，一想起就会哭）、姐姐、弟弟和她的表兄弟姐妹……我对她的家庭的了解比我当时对自己的家庭的了解还要多。不出一个星期，我就放弃了跟真正的工作有关的一切打算，趁她不在的短短的几个小时做点实际的事情，同时设法抑制住高烧一样的恼怒和烦躁，它们正在毒化我。“我们去看看你的朋友吧？”她从学校回来后，满怀希望地向我建议。“你想去逛商店吗？” 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不得不经过一番斗争来获取自己需要的工作环境，但我从未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因为她的孤单让我充满负疚感。 “你在大学里有朋友吗？你在学校里有没有遇到你喜欢的同学？” “你是我的朋友，”她说着，双手握住我的胳膊，抬头看着我的脸，“在伦敦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只好给她的赞助人打电话，电话里传来冷冰冰的不满的声音：“你肯定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跟她在一起。” “这不是一些时间的问题，而是她不去学校的所有时间。” “我得说，从你嘴里讲出这样的话，真让我吃惊。” “你瞧，我得工作，现在我没法工作……” “但你不能趁她上课的时候工作吗？” “我很抱歉。你必须为她找一个有很多人围着她的地方——一个大家庭。” “你指的是黑人家庭？”电话里传来冷冷的、不屑的、以正义自居的声音。 “我没说黑人家庭。任何大家庭都行。她习惯于每时每刻有很多人围着她。” “我看不出我眼下能做什么。” “我得工作，我得挣钱糊口——我有孩子要养活。” 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家人，那里有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姑娘。可怜的放逐者带着她的一点点行李，怀着在伦敦的挫伤感，离开了。而我留在屋子里，一边觉得自己像个罪犯，一边计算着学校的暑假开始之前，我还剩下几天自由的时光。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儿子约翰·威兹德姆从伦敦经过。他想做林务员，已经上了斯泰伦博斯大学。但当时的南非白人非常强调自己是荷兰后裔，仇视英国人，对南罗得西亚毫无敬意，而南罗得西亚总是以英国身份自居。约翰从小被当成英国人养大，忍受不了这种情绪，几乎刚进大学就离开了。加拿大的温哥华有很好的林业课程，他决定去那里。从他八岁多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而他现在已经快十八岁。尽管我知道他要来，但当他走进房间时，我还是几乎要说：你好，亨利。因为他走路、站立、端着肩膀、微笑的方式都像我弟弟。他要在伦敦逗留三天。他本来期待着五光十色的伦敦之行，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的生活状况还是让他失望了，他认为我应该过得更好一些。一位著名作家当然应该……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象的。我们去好餐馆吃饭，去剧院，这些都让他很享受。他，约翰，是个很善于享受生活的人，他一生如此。我们相处得很好，毕竟我们以前也总是很合得来。这很奇怪，有些人之间可以轻松地、本能地相处融洽，而他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对生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他们让约翰从小就相信，我是冥后的化身，是黑鬼热爱者和共产分子。他从来没听人说过我的一句好话，他们禁止他给我写信。我寄给孩子们的信和书、他们寄给我的信只好中断了。下决心来看这位问题妈妈，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结果一切都很好。他动身去温哥华大学，在那里上课，两周后，他走出了教室，走出了大学，走出了温哥华。那时候——也许现在仍然如此——有些男人住在艰苦的地方，从事危险的工作，挣一份高工资，但到了夏天就去温哥华的酒吧、水上享受生活。约翰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过了七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陆的最北端当林火瞭望员，待在一个塔台的顶端，一大片乡野尽收眼底，注意看有没有林火升起的烟。第二份工作是在无线电旁边待命的消防员，约翰听美国之音的爵士乐和莫斯科电台的古典音乐。他看到狼群在塔台下面的雪地里逡巡，因为它们对他的好奇不亚于他对它们的好奇。他敬重它们，还说他们成了朋友。他过了六个月这样的生活，只身一人。他那时刚满十八岁。他后来说，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后来他干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当过测量员——他没学过测量，他跟着一个当测量员的朋友，看他工作了一个周末，然后就向雇主证明自己懂得测量，于是成了测量员。他在伐木场工作过，到了夏天，他真的过得很尽兴。他算不上爱写信的人，但我确实收到过他的两三封长信，信里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总是妙趣横生；他还给我寄过两次磁带。最后一年的夏天，他跟两个澳大利亚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吃的——约翰是有名的厨师——他们夜夜狂欢，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海湾航行。冰层刚刚开裂，他冲进波涛怒吼的大海，站在冰板上保持平衡，他们都管他叫“疯狂的威兹德姆”，但他还是活下来了，不管疯不疯。最后一年的冬天，他在伐木场工作时，左手被卷进了机器，医生本来想把他的胳膊截掉，但他不肯。他让他们给他做手术，让他的手臂保持完整，尽管医生们都说手术没有用。但结果他是对的，他的手几乎能做任何事情。“我一直在读……”他读了很多探险故事和海上故事，还有跟战争有关的书。他爱海，但过不了多久，他就要住在高原上，被陆地包围，与海相隔几百英里。他读过我的短篇小说。他喜欢我写的跟丛林有关的片段，他看得出我了解我所描述的东西，但他觉得我对白人不公平。“我们应该畅谈一番。”七年过去了，他在途中再次经过伦敦。他说，有一次他在酒吧，看着那些比他大十岁的人，他们还没有脱离那种生活，仍然过着硬小伙的生活，但他们不像他只有二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四十岁，他们发福了，变得软弱，而且嗜酒。他感到一阵惊恐，决定离开加拿大，返回家乡。但他非常难过，因为再没有比那更适合他的生活了。他回到了南罗得西亚，在那里碰碰运气。 写到这里，我突然停住：这些全是外在的东西，你们会以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政治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公寓里，工作。沃里克路的宽大公寓跟丘奇街那个低低的天花板笼罩下的拥挤私密的小空间截然不同。这两个地方只有一个共同点：嘈杂。丘奇街上有巴士在轰鸣穿梭，沃里克路上有卡车在一路咆哮，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不得安宁。现在我住在一栋高高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跟乡村一样，绿树环绕，甚至还有片田野，然而这里是伦敦，周围非常安静，除了鸟儿的鸣唱和穿行在树木之间、围绕着烟囱旋转的风的声响——而夜晚绝对的寂静。那八年的噪音我是怎么忍过来的？我现在感到很惊奇。我可以向你发誓，等你老了，你的耳膜就会逐渐失去一层又一层的隔音层。 沃里克路的这套公寓几乎就是一栋小房子，楼上和楼下两层。楼上的大房间是彼得的，他放假时住那里；彼得的东西蔓延到跟大房间挨着的小房间。另一个大房间里住着克兰西——当他在的时候。另一个小房间放着我的衣服。我整天上下楼梯——但不像我现在这样，步履沉重，扶着扶手——在我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或者是从大房间走到厨房，来来回回。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必须走动。现在回想起丘奇街，我看到琼和我坐在她的厨房的小桌子边，交谈，飞短流长，让生活、爱、男人和政治各就各位，那是我在丘奇街度过的最好的时光，也是我在伦敦的好时光之一。同样，当我回想起沃里克街，我会记起克兰西或某个客人或其他人跟我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交谈。还是交谈。谈政治，谈文学，但谈政治谈得特别多，因为那是“每样东西”都分崩离析的艰难时期。现在已经有两三代人除了购物和飞短流长什么也不谈，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总是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忍受得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小的、自我封闭的世界。 然而，楼下的大房间才是我待的时间最多的地方。房间有三个高高的窗户，床被挪到了角落里，写字桌上放着打字机，小桌子漆得乌黑发亮，摆着烟灰缸和香烟，散发着抽烟的人的混乱和气味，我抽烟抽得厉害，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写下一个句子，再走一会儿，设法写出一段，划掉，重来，终于写出一页能站得住的文字，至少在当时站得住。整个过程就是踱步，思考，从椅子上拿起一样东西，盯着它，不太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让它从手中落下，把什么东西整理到抽屉里，发现自己在掸掉椅子上的灰尘，在把一堆书排直靠在墙上，或者是站在窗口，看着下面的卡车笨重地开过——这种状态跟白日梦相反，因为这是全神贯注的状态，你深深地处在内部，外部世界只是纯粹的物质。这非常耗费精力，因为一两个小时之后，也许只写了一两页，你会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沉重，跌跌撞撞地倒在床上，睡过去，睡上那必不可少的半小时、十五分钟、十分钟——然后起来，焕然一新，紧张消除了，重新开始踱步，摸这个，摸那个，心不在焉地整理，发呆，然后走向打字机，坐下，手指尽情翻飞——再起身，再开始走动。我多么熟悉那个房间，熟悉每条纤维，每根丝线，它的外表是我一手创造出来的：纯白的墙壁，我一手染绿的地毯，一手漆得乌黑发亮的地板，我在辛格缝纫机上亲手做的绿白相间的窗帘——它们把我一路带回非洲。 当我漫无目的地踱步、犹豫、跌跌撞撞地睡了又起来、走进厨房又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会听到克兰西的打字机像机关枪一样在楼上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响个不停。接下来是长久的寂静，然后又爆发一阵咔嗒声，接着又是寂静。 我在沃里克路写了很多短篇小说，背景有非洲、法国和德国。我觉得有些故事写得不错，有些不算太好。如果你是我这种类型的作家——就是说，如果你需要通过写作的过程来发现自己的想法，甚至需要用写作来发现自己是谁——那么登楼撤梯的做法一定是不诚实的，但事实上，我写的有些故事如果可以永远消失，我会很高兴。但我认为有些不太好的作品，却有人喜欢。别人欣赏它，我却恨不得它消失，这难道不是一种轻蔑？我很希望自己能像有些诗人一样，临终前只认可几首幸存下来的诗，除了自己最好的作品，其他的一概拒绝承认。 我在沃里克路写了《风暴的余波》，这部作品有助于我透视那个“人人”皆共产主义者的狂热时代。小说出版后，很多同志说它是在煽风点火、“自爆家丑”云云，但这本书有着矛盾的命运。我现在仍然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说自己一开始读它的时候，觉得这是对那项事业的背叛，但后来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本书。这是一本详细刻画群体行为（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的群体行为）的变化多端和动力机制的书，到了九十年代早期，它居然促使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加入了左翼的极端团体。人们告诉我这件事情之后，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显然他们受到了阴谋诡计的神秘气氛和兴奋感的吸引。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加入政治或宗教团体的原因，他们需要兴奋感。几十年来，我总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他们参加过这场或那场运动，这个或那个团体，《风暴的余波》描述了他们的经历——这也是他们离开那个团体的原因，他们幻灭了。后来人们也这样谈起《好人恐怖分子》。“这本书跟我在某某团体的生活一模一样”，女权主义团体，黑人运动团体，绿色和平团体，动物权利团体。团体就是团体只是团体——就像一群暴民就是一群暴民。推动它们的机制是一样的，无论它们为什么事业而奋斗。如果你参与过一个，你就参与了所有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现在人们已经获得了很多跟群体行为的机制和动力学有关的认识，但当一个人陷入其中时，他根本不想运用这些信息，意识到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是因为人的头脑被什么东西（一道藩篱、一块隔板）给塞住了，那么这东西就是：“我们不想了解”我们的行为。但是等等，确实有那么一次，人们开始试着回顾自己的先驱，决定超越他们：布尔什维克们一致认为，他们不会像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那样，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会吞噬自己的孩子，不会自相残杀。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这个高尚的雄心彻底落空了，他们全都怀着慷慨陈词的激情自相残杀。因此，要想做得更好，仅有雄心也许是不够的。 面对人们对《风暴的余波》的反应，我把我的感受写在给爱德华·汤普森的一封信里。下面是信的一部分： 亲爱的爱德华： 但是爱德华，我对政策只字未提，我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换言之，我关心的问题只是：我怎么样？ 我是认真的——我写了一本书，整本都在描写《新理性人》近两年来对其进行理论化的那类政治。 随着评论的刊出，我越来越气恼，但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没有人说出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他们要么说，“那个神秘的小姑娘玛莎·奎斯特又在阁楼上了”，要么说“这是对种族隔离的又一次猛击”。但没有人看了这些评论会知道，这本书写的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倾向”之类的东西。 因而，既然这本书的目标人群显然是《新理性人》和《新左评论》的读者，我很自然地希望这两本杂志（或是其中任何一本）至少会登出一段文字，告诉读者：这本书跟时下的议题有关。 但一个字也没有，一个该死的字也没有。 与此同时，这两本杂志（尤其是《新理性人》）却在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当代两难问题”的分析性长文。而且这两本杂志都向我约稿，让我写一些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文章和评述。但我已经适时地为这个主题写了十四万字，写成了一部小说——事实就摆在他们眼前，但他们显然没有看出其中的关联。 一言以蔽之，左派杂志跟其他所有杂志一样，对一位作家在他（她）的真正作品中写的东西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应景的陈述和文章，靠作家的名字吸引读者。 我在沃里克路写了另一本书，后来我把它撤回了，这本书的标题是《回归纯真》。人们很少在乎作者的愿望，我经常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打了胜仗一样告诉我：“被你撤回的那本书，我弄到一个副本。”就像小孩子在操场上对你说：“倒霉吧你！” 这部小说源自我跟杰克在一起的经历，杰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来自欧洲那片流血、战乱不断的中心地带，他让我觉得自己多么缺乏经验，多么天真——贬义的天真。他并不是故意让我这么觉得。如果你拥有他那种对人类行为的了解，那么脱离这种生活经验的大多数言论在你听来一定像是小孩子的叽叽喳喳。就在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波斯尼亚的战争正在进行，经历这场战争的人一生都会这样想：“不要跟我们谈什么文明。”这部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年龄较长的男人，詹，另一个是朱莉娅，一位姑娘。这是个很精彩的小说主题，但我失败了。我浪费了这个主题。那是一部肤浅的小说。但当时确实有人喜欢它，现在也仍然有人喜欢，当他们这样告诉我时，我总感到错失良机的苦痛。我本来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探索这个主题：人类的头脑——我们的头脑——怎样不断地通过故意的遗忘和歪曲来淡化并掩盖痛苦的经历。不光是个人的头脑，集体的头脑——整个国家的头脑、整个大洲的头脑——都会忘掉恐怖的经历。最著名的例子是1919～1920年的大流感，全世界有两千九百万人在这次流感中丧生，但历史书对它只字不提，它不存在于集体意识中。人类头脑是为忘记灾难而设置的，这是维利克斯奇的论点。他对太阳系可能发生过的历史的讲述遭到专业人士的摒弃，但他的某些说法最终被证明是对的。相继发生的灾难性的冰川纪确实没有在人类意识中留下痕迹，而我们——人类——经历过不止一个冰川纪。远古故事中留下了大洪水的痕迹，但就这么多。我的那部失败的作品应该隐含着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决定忘记上一代人经历过的糟糕的或残酷的事情，这是好事吗？比如，大战对欧洲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很快成了“巨大的避讳”，这让我父亲和其他士兵——法国的、德国的——觉得自己遭到了否弃和轻视，成了纯粹的人类垃圾。南罗得西亚那场可怕的内战才过去五六年的光景，新一代年轻人就把它抛在脑后，而且“不想知道”。唉……这本来可以是一本好书。 我在沃里克路还做了什么？我开始构思 href='1820/im'>《金色笔记》，还写了剧本《与虎共舞》。 这个剧本以沃里克路——我所体验到的沃里克路——为背景：一个放着打字机的房间，床隐蔽在薄薄的窗帘后面，房间的墙壁经常抵挡不住窗外卡车的轰鸣和喧嚣；街上一群群聒噪的男孩，到了深夜，他们孤零零地喝得烂醉，像镜子一样反射出青少年时代的克兰西在芝加哥街头的故事；这条街坐落在“轨道错误的一边”，斜眼就可以瞥见妓院，姑娘们有时出现在人行道上，招徕顾客，或者是吵架。 奥斯卡·洛温斯坦当时已经是成功的演出主办人。他对英国戏剧和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却并没得到与之相匹配的赞誉。但对我个人来说，他本来可以为我做得更好。他喜欢《与虎共舞》这个剧本，但他坚持要由西沃恩·麦克纳领衔主演，而她有四年根本无法分身，所以我们不得不等上四年。我一直说，还有其他的优秀女演员。但主办人往往都有些固执于权力的特点，他坚持说，要么由西沃恩·麦克纳来演，要么根本不演。让我们跳到1962年，特德·科特切夫的导演工作做得很出色，把握到了这出戏内在的韵律和运动，从楼上第一排看下去，整个演出就像一出慢舞。男主角的选择是另一个错误。我说，我希望男主角的风格类似于山姆·沃纳梅克，但要再年轻一些，但奥斯卡说：除非我死了。他和特德飞到纽约去主持面试，按照男人心目中“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的标准带回来一个风流男子，像个牛仔。他是个好演员，但他对表现“含混”这种心理状态毫无感觉。他和西沃恩一见面就互相讨厌，而且溢于言表。 西沃恩差不多是个天才。她有一种气质，我们一致称其为“迷人的魔力”，但那是什么？她从都柏林飞过来，参加女主角面试中的压轴戏。天气很冷，剧院里面冷得让人发僵。她有些醉了，还得了感冒，因此把自己裹在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为了不抢那些雄心勃勃的演员们的镜头，她坐在舞台的一边，背朝着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们——她是个大气的演员，是个待人友善的女人。虽然看不见她的正脸，但我们无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无法离开她那鼓鼓囊囊、凌乱地披散着暗红色头发的后背。她是一个你非看不可的人，你要费些力气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去看舞台上正在试演的演员。 她是个好演员，但不肯约束自己。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人们把她描绘成“狂野的爱尔兰孩子”，于是她遵照这个标准生活，完全服从于爱尔兰式的冲动和异想天开的念头，喝酒喝得实在太厉害。她没学会约束自己，这是个悲剧。她可以在这个晚上表演得无与伦比，让人无法忘怀——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奥斯卡非选她不可——但另一个晚上却表演得一塌糊涂，忘了台词和动作，一看就是喝醉了。 我们的配角也都很优秀。莫琳·普赖尔收到剧本后爱不释手，当时她还在生病，但她太喜 6b22." >欢这部戏了，就从病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走进寒风，来到冰冷的剧场参加试演。“我一定要演这个角色。”她说，“哪怕为它去死。”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戈弗雷·奎格利同样演得不错。他们都很棒。这出戏在喜剧戏院上演，出演了两个月，但差了一点、没有保本。当时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哈罗德·霍布森喜欢这部戏，称其为“伦敦最让人心绪不宁的诗意戏剧”。T. C.沃斯利写道，“任何对当代戏剧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看看这出戏，其实，任何对当代生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去看。”密尔顿·舒尔曼称它“敏感、悲悯、感人”。罗伯特·穆勒认为它“是由撕心裂肺的激情与真实写成”。但这些话都是从他们整体而言不痛不痒的评论文章中剔除出来的——除了哈罗德·霍布森的话。格雷厄姆·格林很喜欢这出戏，而且慷慨地写信告诉了我。但他不是评论家。 这出戏的导演极其出色，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直到今天，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当特德·科特切夫离开我们，去了好莱坞，戏剧舞台便失去了当时最优秀的导演。 我现在如何评价这出戏？它确实不错，但算不上伟大的作品。它具备好的轮廓和结构，但需要合适的导演。它属于它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撕心裂肺的激情”这句话暗示了原因。在今天，撕心裂肺的激情并不流行。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戏剧是《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白热化的两性之战。《与虎共舞》首演后也曾在很多国家上演，但大多数是由支持女权主义剧团排演的，他们把它变成了对男人的控诉，使它失去了平衡和幽默。因为如果执导有方，这出戏的很多地方都会引人发笑。 人们对它的反应让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我认为它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在这些评论中有一种酸溜溜的、让人不快的声调，我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出版时将经历它的全面爆发。我认为这种声调来自一种反女性偏见，这种偏见可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变得非常拐弯抹角。无论我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他们不断跑来对我说，“但你把自己的生活写到戏里面去了”。仿佛约翰·奥斯本的《愤怒回眸》或是阿诺德·韦斯克的戏剧不是来自他的生活。我听到的那些让人不快的话，没有任何人会对约翰或阿诺德讲。也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因为很多人对它的喜欢胜过对它的批评，他们还写信告诉了我。人们今天仍然会说他们记得那出戏，说他们有多喜欢它。 但毫无疑问，总的来说，这出戏失败了。我开始想：也许我选择剧作家这条职业发展道路并不明智吧。 在索尔兹伯里剧场，《比尔·牛顿的真相》场场爆满，但却无法移植到其他地方；在伦敦，它遭遇到难以置信的挫折和致命的打击。再看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荒野》的命运。然后是《与虎共舞》。为了一个女演员等了四年，而她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再和一个不合适的男主角搭戏，接下来又是高烧、烦躁和受伤的骄傲——值得吗？我后来又写了两个剧本。我最近重读了其中一个，我的想法跟当时一样：这是一出关于阶层冲突的闹剧，如果在宫廷剧院上演效果应该不错，但他们拒绝了。琼·利特尔伍德喜欢这个剧本，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她来我这里吃午饭，告诉我她喜欢，但她的经理拉弗尔斯不这么认为。然后我写了一个现代版的《美狄亚》。有两年的时间，这个剧本不断得到最高水准的演职人员的支持，但每当一个明星决定出演，就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最后，其中一个在签约的时候死了。那时，我已经断定自己在戏剧方面运气不佳，我当时应该看到这一点，干脆放弃。但一直到国家剧院请我改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href='9617/im'>《暴风雨》的时候，我作为剧作家的职业生涯才走到终点。他们请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女人，约翰·德克斯特认为这出戏讲的是妇女遭受的痛苦。我本来应该谢绝，至少有一百个剧本比 href='9617/im'>《暴风雨》更吸引我。但我的虚荣心在作祟。这出戏的主演是吉尔·班尼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他们的表演十分精彩，表现了澎湃的激情和深重的痛苦，但其实这出戏讲的是青少年的故事，主角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冷酷贪婪的父母为了保住自己的金钱和产业把他们婚配出去。它的主题是表现那个年代的俄国的偏狭、令人无法忍受的无知和愚蠢。预备演员们的排演深得剧本的精髓，让人心碎：穷苦的孩子在乌云向他们扣下来之前，享受到了生命的片刻闪耀。可是没有人看到这个版本。 我可以继续讲约翰·德克斯特执导的问题在哪里（他平时的表现都很出色），那个时候我也确实在不停地说。就在首演的头天傍晚，我跟劳伦斯·奥利维尔在一起的时候，我把我的看法和盘托出。我的情绪很激动，因为我绝望得昏了头。他和颜悦色地听我讲。我记得他是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很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生机勃勃的能量，就像查理·卓别林一样。（我跟迈尔斯·马勒森一起在莱斯特广场的人行道上跟卓别林邂逅了十分钟，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敏捷有力的动作，敏捷聪慧的黑眼睛，幽默，迷人。）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坐下来认真想这个问题。我在戏剧方面进行的任何一次尝试，事情都没有按照我期望的方向发展。至少我写的小说可以按照我的心意印出来，而我在剧本上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它要经历焦虑、紧张、不眠之夜和那么多不成比例的情感投入——可是结果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剧院写过剧本。但我还写过电视剧，在这方面我取得了成功，没有遇到惨败或霉运。 于是，我对剧院的激情、为它写作的雄心升华成了去剧院看演出的巨大乐趣。置身伦敦，置身伟大戏剧的丰饶角，有时难免也动了念头“哦，但愿我能……”，我会立即打住，不让一时的软弱继续下去。 但我在话剧和后来的歌剧方面的经验为《又来了，爱情》这部小说提供了素材，它描写的是一个工作中的剧组。 现在讲讲我跟前同志们的一次遭遇，这和以前跟同志们的遭遇没有任何区别。克兰西·西加尔去了一个矿村，他的精神状态跟我五年前去矿村的时候完全一样，但他是个男人，到了那里之后，马上成了在酒馆和俱乐部里拼命喝酒的矿工消遣文化的一部分。他跟一个名叫莱恩·多尔蒂的年轻矿工交上了朋友，在那里住了两个周末。他用三天时间写完了《丁洛克的周末》，就在沃里克路的公寓里，在我的头顶上。他的打字机咔嗒咔嗒在我耳边响个不停。这是一本精彩的小书。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谁具备像克兰西那样细致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这本书一出版就引爆了一场荒谬的、让人不齿的反应。唉，这种反应，左派人已经见过一千次了。本来以为会欢迎这本书的人结果却是对它诋毁得最厉害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意于在这里写上一篇关于文学批评和左翼文学批评史的短文，但我得说，这种一触即发的敌意有着漫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宗教裁判所采用的方法，共产主义者将其改造后加以使用。每一位新出现的作家，每一本新书，如果取得了成功，一定意味着他们以某种方式在忌妒的乱箭中幸存下来，但共产主义为忌妒披上一袭受人尊敬的长袍，遮掩着里面肮脏的真相。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义下面，共产主义者对待艺术和文学的态度曾经是（现在的有些地方仍然是）能够把艺术和文学置于死地的敌人。一次又一次，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浮现出来，把受人尊敬的作家们扫进垃圾堆——而这些都发生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它的母国遭到每一位活.t>跃艺术家、作家和读者的唾弃很久之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对我们颇有教益：人们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来诋毁知名作家。而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人们用这种原始的情感来反对获得了成功的人。 克兰西的小书迎来了一场谴责的风暴。罪名之一是他利用了村里那些矿工的善良天性。但克兰西把他写的东西给莱恩·多尔蒂看过，莱恩清除了一些不适合公开的内容。 于是《新理性人》让莱恩·多尔蒂来评论这本书。 接着，我和《新理性人》之间、我和爱德华·汤普森之间通了几封言辞激烈的信。在抨击别人方面，我绝对有一点恶劣的天赋。但那时候我们全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恶劣的学校里学习过。我在这里只引述两个片段，都跟我的主要观点相关： “社会主义者互相在背后捅刀子，让我恶心得要死。”我在信中惊呼。 “我们这些在共产党里待过的人都很熟悉的破坏性又还魂了——如果左派居然也培养出了一个真正有创造力的天才，那么他们的第一冲动就是砸毁他。” 我删掉了真正恶毒的话，但我在信里告诉爱德华，他是狗屎。他对我的贬损也旗鼓相当。这种直来直去、仿佛兄弟姐妹间的摸爬滚打的做法是同志们当时的风格。暴风雨或一阵小雷雨过后，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直到今天，就在你认为会看重《丁洛克的周末》的人中间，它仍然会激起很不理智的敌意。“美国人写的。”你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人阶级，他懂什么？”“也就去了几天，回来后就写了这么本书。”“他利用了那些矿工。”这些评论从来没停止过，一年又一年，十年复十年。我曾经打算写一个清单，列出那些不得不顶住同志们的攻击幸存下来的有独创性的优秀作品，这个清单也许有教育意义。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不会让事情发生改变，因为那些觉得自己必须去攻击优秀的新作品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动机。忌妒总是隐藏在道德义愤的身后。 克兰西又去了几次丁洛克，把莱恩·多尔蒂当作朋友。莱恩·多尔蒂正处在困境当中，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多岁，有妻子，我记得他们有三个很小的孩子，但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克兰西把他带到伦敦，让他住在我的公寓里。然后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带着他去看他们的伦敦，这个伦敦当然包括《新左评论》和周边地带，还有苏荷区之类的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莱恩后来又来到伦敦，带着一个朋友，是个矿工。后来又来了一次，带着两三个朋友。我认为他们对莱恩怀着父爱，他们很关心他。莱恩是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精神紧张的年轻人，发现自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他看上去精神疲惫不堪，像是散发着霉味，这往往是身体不太健康的表现。我记得有天晚上，他躺在楼上的床上，发着高烧。他头天晚上喝得烂醉，一整天都起不来床，我和另一个矿工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因为他胡乱甩动着四肢，摇晃着脑袋。“太晚了，”他那粗哑的声音不停地念叨着，“太晚了。” 他成了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但后来死了，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这个小故事确实反映出记者职业和“媒体”的两难处境：当一个社群在外力作用下有了自我意识，被迫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时，究竟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如果没有《丁洛克的周末》，莱恩的命运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丁洛克的周末》也许让他更不快乐了，因为人们向他展现了一番景象，那对他来说一定就是文学伦敦的迷人光辉——因为他有写作的雄心。 我带克兰西去了卡拉代尔。是内奥米让我带他去的，她说：“我听说你那儿有个很棒的美国人。”我们乘大巴去苏格兰的旅途到现在仍然是我糟糕的记忆之一。克兰西病了，有点疯疯癫癫。长途大巴让我觉得恶心，他的感觉就更不用说了。他面色苍白、汗流浃背、双目紧闭、牙关紧咬地坐在那里。我现在已经认识了不少患有间歇性官能失衡症的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我事先告诉过内奥米，应该让克兰西住在大房子里，因为他只要住在与人隔绝的地方，状态就会不好，但内奥米刚好把他安排在大房子外面的辅楼的屋子里。有意思的是，她居然把我们两个人完全分开。整个家族的人第一眼看到克兰西就讨厌他，他也讨厌他们。克兰西，这个标新立异、冷眼旁观的尖锐的观察者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们无法忍受。我们住在那里的三天里，他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从房间的边缘望着大家，而他们要么居高临下地对待他，要么态度粗鲁。噢，我真的十分憎恶群体、宗族、家族，憎恶人类的“我们”。 我多么畏惧他们，害怕他们，竭力远离他们。相比之下，成群的狮子和野狗都算得上亲切的敌人。我们乘另外一辆大巴回伦敦，冰冷的雨水顺着车窗向下流淌，克兰西直接上了楼，走向他的打字机。他在楼上待了一整天，下来时递给我四十多页纸。他坐在餐桌旁，我一边读，他一边看着我的脸。我一生中从未读过写得这么机智、这么尖锐、这么明察秋毫的作品——或者说，这么糟糕的作品。因为是他的仇恨写了这篇作品，它是纯粹的毒药。拿它跟他写矿工村的小说比较一下：那部小说是出于爱和尊敬，而这篇作品是出于憎恶。对克兰西来说，单单“中产阶级”这个词就足以让他受刺激，而米基森家族身上还有一种气质……他们的安全，他们的有保障的状态，他们因为自己的安全而产生的自得（这位局外人一定会看到这一点），整个家族密丝合缝地跟社会编织在一起的方式——所有这些让这位局外人无法忍受。这件事情确实给我上了一课。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尖刻来得更容易。不，出色的观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个人容易在思想的空间中转向仇恨的情绪。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推崇尖刻。人们经常称之为“机智”。它曾在二十年代盛行一时——可能是著名的阿尔冈昆圆桌的外延——其影响蔓延了几十年，直到某个老态龙钟的太太突然爆发出咯咯的笑声，说：“她长着一张土豆脸……”然后向四周放射自信的目光，确保这句刻薄话赢得了它应得的敬仰。“他长得像只便秘的青蛙”——噢，多机智，就像我们中学时代说的刻薄话。 这些古老的政治激情跟现在还有关系吗？我认为重要的是从中学习。那个时代仍然留给我们一个在今天看来无法相信也无法原谅的事实：一些最具有社会关怀、最憧憬着未来、怀着奉献精神的人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罪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们先是拒绝去辨认这些罪行，后来又拒绝公开承认它们。当时并不是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在这样做，而是世界各地有几十、几百万人在这样做。这种不愿意批评苏联（共产主义者的母校）的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有意思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归根结底，这种或与之类似的情境必定会再次上演，只是在另一幅背景里，在另一段历史中。每件事情都会重演。等到下一次它重演的时候，我们（人类）会认出它来，会做得更好吗？ 像我们这一代（“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的一代）的每个人一样，我也曾经沉吟、思索、困惑，让迎合人的记忆把事情美化，但有很多年，甚至是十几年，我一直带着一个未经解答的问题。那显然是一场不同程度的集体疯狂，集体精神紊乱。后来，很后来——其实也就是最近——我才开始相信，我也许找到了这一切的原因。也许，我说的只是也许。 我们需要再次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集体恐怖的酝酿期。 那些在国家荣誉中有既得利益的人在淡化那场战争的恐怖，或者把那场战争正义化，观察他们的言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在战壕中只失去了”几百、几千人。我们，不列颠。但那是一场欧洲战争，并非只有英国士兵最后对自己的政府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如果“仇恨和蔑视”这种描述太严重了，至少也可以说，他们的内心充满不安和悲伤，在某种程度上对统治他们的人丧失了信心，因为那些统治者非常无能。在南罗得西亚的班凯特区，我的父母不是唯一的“一战”受害者。默里太太——我们尊称她为“默里夫人”，因为她的气质中透着哀伤的庄重——战壕夺走了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利文斯通上尉像我父亲一样，只有一条腿。来自爱尔郡矿区的麦考利负过重伤。除他之外还有其他人。他们都热爱不列颠帝国，热爱他们的国家，但每个人都满腹愤怒和忧伤，因为海格将军和英国政府指挥的战斗让他们不满。我父亲经常回想起一个身材矮小的德国矿工，他对德国战壕和德国政府的感觉跟英国士兵对自己政府的感觉一模一样。战壕里的厮杀损毁了欧洲的要害器官——对政府的尊重。从那里滋生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后来的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今天的无所不在的思维倾向——那种致命的“好吧，你还能指望什么？” 但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情感因素，我认为这是关键。“一战”士兵的孩子们不仅在父辈的苦涩幻灭和对政府丧失尊重的情绪中长大，还会觉得自己分享了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不被浑浑噩噩、无知的大多数所承认。这种感受体现在“一战”时的一首歌中，我父亲一生都对它铭记于心： 当他们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而且他们一定会问我们…… 告诉他们——他们就是平民——战壕中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在英、德、法和其他参战国，战时内阁在本国国民当中煽动起最粗粝的民族情感——为自己的祖国而死是多么荣耀——同时压制战壕中的恐怖真相。因此士兵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而且没有得到本国人民的钦佩和感激。根据“一战”经历写成的小说证实了士兵心中的苦涩。德国人雷马克写的《西线无战事》也许是这些作品中最苦涩也是最好的一部。班斯法瑟画过一幅漫画——一位浪漫的姑娘穿着睡衣，长发披肩，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满月。“同一轮亲爱的、古老的月亮此刻正在望着他。”但她魂牵梦萦的那位士兵正在跟自己的同伴躲在一个荒岛的弹坑里，站在齐腰的水中，诅咒月亮，因为月光让他们暴露在敌人的视野里。一幅小小的缩影。 他们，愚蠢的大多数；我们，接触到真相的先驱。而真相让人难以承受，非常痛苦，鲜血淋淋；现实就是痛苦和苦难。最好的人知道真相；最坏的人是自鸣得意的白痴，拒绝承认现实。 真相掌握在有见识、有经验的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先驱。 这些人认同痛苦和苦难。这种认同很容易转化为这种想法：“不打碎鸡蛋就没法做煎蛋饼。”我去访问苏联的时候，这种感情非常强烈：这里是一切事件的发动机，这里是真相的痛苦心脏。 我想，一些年轻人之所以会在三十年代后期成为共产主义者，投身西班牙内战，很可能是因为一种模式在这里重演了。他们去西班牙，跟被出卖的士兵站在一起。因为民主政府——法国和英国——拒绝派兵援助遭到围攻的西班牙民主政府，任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为所欲为，于是法西斯主义的佛朗哥赢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受到纵容。国际军团重蹈父辈的覆辙。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战争中伤亡惨重，牺牲了八百万人。（不是两千万——苏联对外宣称的两千万其实包含了斯大林杀害的本国人民，他们用这个数字做了假账。）一片广袤的刈痕，成片被割倒的人，认同苏联，就意味着成为已经在世人心目中确立的情感的一部分：一定可以在苦难中找到真理。归根结底，这只是对苦难的宗教热忱的延续，而这种对待苦难的模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于欧洲人的头脑中。 我相信，这就是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的原因。共产主义诞生在血与火、枪弹与爆炸的风暴中，希望的照明弹将它照亮。 “了解内情”意味着成为接近真理的先驱者，通晓真正的运转机制。而且真理只有这一条：无法言喻的苦痛是“生活本身”在它曲折向上（永远是向上，这是不言而喻的）的进程中索要的代价。生活本身——事实、现实、真实事件——必然充满了肮脏的现实，驱散天真的人（愚蠢的人）享用的胡言乱语和幻象。 后来的一代人使用的模式是“当下”。没有了战争和革命，人们很快开始在毒品、迷幻药和幻觉中寻找真相、确凿的事实、真实的体验。 当人们承认了苏联的真实状况，内心深处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获得了证实，人们认识到恐怖和背叛。人们不得不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跟那种认识相伴而来的，是对痛苦的阴暗而贪婪的渴求。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根——对革命的热爱——是自虐，是痛苦带来的快感，是在受苦中获得的满足和对救赎的血的认同。其实就是十字架。离开“党”就是放弃更高的真理，放弃成为理解生活的真正进程的先驱。 我觉得可以把它比做堕入情网的人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荒唐希望。你走出那个梦的国度，你就是在放弃真正的体验，放弃关于善恶的认识，你就是在撕毁你的车票，交出能够孕育果实的痛苦。 但他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哭？ 因为巨大的悲剧即将上演。 萦绕不去的悲悯中饱含的剧痛落下， 哀伤撕碎了他的心。 这就是诗人埃德温·缪尔，他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算得上赤色分子。我在《玛莎·奎斯特》的一个章节前引用了这段诗，这本书是“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而在这个系列的第三本——《风暴的余波》——的开头，出现了下面这段引文： 没有哪种对绝对的激情不伴随着绝对的狂乱。它总伴随着某种狂喜，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征候最先辨认出它，这种狂喜总是会出现在生长点上，千钧一发的爆破点，冒着暴露它的危险，让那些还没有受到警告的人知道：对绝对的激情也是对痛苦的激情。 这是路易·阿拉贡——一位法国共产主义者——写下的文字，他仍然是个不肯悔悟的共产主义者，他身上反映出那种常见的混合：说起共产主义和苏联就是满嘴胡言，但他的信仰的酵素却让他在其他主题上产生出独到的思想。 我现在看着这些引文，这个更年轻的自己让我惊叹——而且战栗，因为我还做不到一笑置之。引用埃德温·缪尔的诗意味着，我的确看到我想让悲伤撕碎我的心——但我当时是不是应该感到更加不安才对？而且我根本没有看出来，把生长点和爆破点等同起来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心智状态。我完全没有看出来。如果你是个共产主义者（很多非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你当然觉得，生长点必然会带来破坏，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个煎蛋饼而不打碎一个鸡蛋，而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是通往天堂的必经之路。 问题在于，你也许有足够的眼光选出有启示意义的引文来突出你的小说中的某些部分，但没有足够的眼光看出你眼前的东西有多恐怖。你无法深入地看待一样东西，除非你的生活经历把你带到了那种深度。 这种思维定式，这种受苦倾向和无意识的信念（即认为要理解生活，或者说要“了解内情”，就必须浸润在痛苦的经历中）也体现在政治以外的领域。我实在是用了太长时间才看清楚自己是怎样对待“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的，但很快我就想到：等一下，再回头看看你写的东西，然后看看别人写的。因为小说或故事记录的经常是一次自愿陷入极端状态的经历。以我的小说《天黑前的夏天》为例，小说中的主人公凯特·布朗是个中年女人，正面临危机，孩子们飞走了，丈夫对自己漠不关心，生活需要新的方向，或者至少是新的理解——她任由自己从原来的高标准坠入邋遢的生活，（临时性地）进入早衰的老年，让自己陷入某种崩溃……但“崩溃”这个我们动不动就说的词真的适用于凯特吗？她此时完全有能力沿着自己内在的轨迹成长，即便她的外部生活看起来完全紊乱了。在让自己的社会生活形态瓦解的过程中，凯特获得了自我理解。这非常公平——为了引人入胜，一部小说必须有个焦点，而且大多数小说会记录某种浓缩的经历。写这部小说的那段时间，1971～1972年，六十年代余音未了：人们相信，走向癫狂就会得到最终的启示。嗯，我从未相信过这种说法，尽管我的 href='1820/im'>《金色笔记》也许对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结构至少在告诉人们，过度枯燥可以通过“崩溃”来治愈。就像我在共产主义从上而下瓦解时极其全面地观察到的：“崩溃”的是那些最僵化、最教条的人，而且这种经历也让他们获得了惊人的提高，他们开始走进日常生活的阳光，那里住着像你我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凯特的自我献祭跟我的一段亲身经历相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当时我出于好奇，有意不吃不睡，把自己推向疯狂。我的确从中领会了很多东西，但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因为这是个危险的小实验。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它是一次自愿的走极端的经历。我自己的体验跟我赋予凯特·布朗的体验并不相同，但这引发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仿佛亲身感受过凯特的那些经历。我一次又一次地描写癫狂、半疯和精神崩溃的人。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过疯，也没有精神崩溃过，但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过这些。我之所以没有精神失常或崩溃，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每次癫狂倾向都通过把它写出来而被遏止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生活中总有一些重症患者：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有着可怖的童年经历的人；精神崩溃的人；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先天不足”的人。但我不相信，最终的真理可以从癫狂而来。我已经见过太多的癫狂。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时会迸发出真理的闪光，在较为无知的时代，人们把这种现象视为神灵的启示，它们也的确是一些令人震惊的洞见。走投无路的抑郁症患者受到一幅无比黯淡、丑陋、可怕的生活图景的折磨，难怪其中有些人会自杀。然而其中有些人会说，这幅图景是真实的，我们看不到它，只是因为我们无知而轻浮。他们就像那些从战壕中归来的人，领略了痛苦的极端，回来后发现，平民根本不理解他们经历了什么。 跟我在这里的主题有关的不是那种平淡灰暗的“悲观主义”，也不是同样平淡的轻微抑郁的视角——因为对大多数作家而言，低落、冷静、轻微的抑郁往往是他们的最佳工作状态。《四门城》中的琳达·科德斯特里姆一辈子都在发疯，她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下地狱指要》中的沃特金斯教授有段时间失去了记忆，他获得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机会，但他拒绝了；《第五个孩子》、《好人恐怖分子》里面充满了具有破坏性的人——这些人的状态才是让我在这里感兴趣的。 凯特·罗林斯（另一位凯特）走进了我的视野，她嫁得很好，有四个孩子，丈夫出色、生活舒适，但组成她的生活信念的那种物质一点一点地渗漏一空，最后，她在帕丁顿的一间出租屋里拧开了煤气。《通往19号房间》是个很糟糕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理解它，或者说，我不理解我身上诞生它的那个区域。我最近刚刚写了一个男人，《又来了，爱情》里面的斯蒂芬，他觉得生命仿佛在他的指间滑走。当这类主题一次又一次出现时，一个人不得不承认——我不得不承认——在表面之下，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等着我，如果我不小心，它就会像蚁狮，像那个小小的昆虫一样，躲在沙层下面的一个小洞底下，静静地等着把一直挣扎的蚂蚁拖入流沙。我是否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不相信。因为我通过写作把自己从这种潜在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我的头脑中一定有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秩序崩溃成无序，走向极端。这种模式来自“一战”和“一战”给我父母造成的影响。这种模式必定也存在于其他人的头脑中，一定存在，因为我们仅凭自己是不足以形成这种模式的。 在我现在记录的这段时期——五十年代——过去很久之后，我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有时候，用视觉化的想象去勾勒一个传说、故事、事件或灵感对我很有帮助。在这个特殊的故事里面，一个年迈的伐木工人不得不一大早离开家，因为有个声音在召唤他。我眼前浮现出那座山的样子，山坡上覆盖着树林，山脚下，坐落着伐木工的小棚屋。我可以看到树上和地上的月光，月光正在退去，因为清晨已经临近。老人走过崎岖的路面，走进树林，然而这时……他无法继续向前，因为一条鸿沟横在路上，我掷出一座桥，横跨鸿沟，老人上了桥，可还不等他走到头，对面的山体便开始坍塌，我让桥延伸，他连滚带爬地到了安全的地方，来到一座小山丘的盘山路上，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地方，因为他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但现在，他一边走，山路一边在他脚下坍塌。这个老人从他家的后门出发，一直到走出两英里，终于可以精疲力竭地坐下来，等着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这中间需要我一次次耐心地建设整条路线，架桥修渠，而地面上却不断地出现山体滑坡和沉陷。 这一定是我头脑中的东西的模式，不是模式又是什么？有时候，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它可以显得很不起眼）——比如我连“在想象中让一位老人走过山脚的小路”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完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你看待生活的方式，让你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产生疑问。 如果只有一个人——我，这个注定要流泪的小小个体——有这种模式，那么谁会在乎呢？ 在我搬离沃里克路之前的几个月，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到我这里来打扫卫生，整理房间，而她最主要的工作是把我放到我该在的地方，因为她曾属于英国的贵族世界。她是鲍尔小姐，已经年过七十，仍然在工作，因为她干了一辈子的活，决不赞成游手好闲。她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是否适合她，我请她坐下。“谢谢，但我知道规矩。”她一边说，一边站在我那铺着天蓝色地板、贴着红色墙纸的厨房中央。我的厨房的木家具和天花板都漆成了白色，桌子上放着当时家家都用的镶蓝边的白茶杯。鲍尔小姐个子很高，瘦削憔悴，有一双红通通的骨节突出的大手，穿着一件灰色的实用外套，头上那顶看得出污渍的毡帽裹着一圈灰色的网笼，脚上穿着一双曾经优雅的绒面鞋，两只鞋上各有一个大窟窿，好让脚趾的囊肿不至于被挤到。她说她十七岁那年从西部乡村来到伦敦，在一座大宅邸工作。很好的宅邸，她一边说，一边轻蔑地审视着我的厨房。她还说，她盛年时曾为一位公爵服务，曾在一座拥有三十名仆佣的宅邸工作。她现在不得不做的工作，那时候的她根本不会去看一眼。她向我说起这些时，带着好仆人的温柔微笑和散发着冰冷恶意的观察的眼神。她多么恨我，多么恨她现在所有这些主顾。 她每周来两个上午，我付给她这份工作能得到的最高的工资，这类工作在当时的报酬跟现在一样糟。她小心地把硬币收起，放在一个皮制的钱包里，那个钱包过去曾经坚挺漆黑，现在却因为年深日久而变得松松垮垮、近乎银白。 “你好，亲爱的。”她会这样跟我打招呼，绽放带着毒汁的微笑。但等我去了别的房间，或者只是刚刚转过身去，她就开始絮絮叨叨地咕哝起来：“肮脏的猪，而我还得跟在他们后面打扫，说他们是猪，真是太抬举他们了，猪可不会把脏盘子留在水槽里，奴隶啊，奴隶啊，一辈子给这些猪当奴隶，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可没料到过这个……”她就这样絮絮不止。她扫地擦桌、洗洗涮涮时，一直这样低声咕哝，如果我碰巧走进她在的房间，她就会抬起头来，对我说：“噢，你在这儿，亲爱的。”鲍尔小姐从她多年的良好工作中获得了一副有教养的嗓音和文雅的元音，她的怨怒的咕哝就是用这种嗓音持续地发出来的。“这些优雅的女士们只要一躺下，腿伸到半空……我可不觉得她们谁比谁更坏，每个女人，无论是公爵夫人还是客厅女侍，无论是厨娘还是女仆。”她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厨房里，但她也干过别的活：一大早端着热水来到冰冷的卧室，生火，在全家人下来吃早餐之前整理好房间。但厨房是最好的，她说，因为她喜欢那里的生活。以前厨房里有过好日子，她说，在厨房里，最好的时光是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仆从围着一张长桌坐着，厨师和男管家坐在首席。多好的日子，多好的食物，而且食物是那么充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不像现在，所有的暴发户都以为自己跟高自己一等的人不相上下。 我问鲍尔小姐，她的脚怎么了？因为她走路一瘸一拐，当她以为我在看她时，她就会把住椅背或者是桌边，支撑自己。她的脚应该归过于国王爱德华七世之死，她说。她当时正在清洁炉栅，厨师正在刮蔬菜的外皮，客厅女侍从楼梯上跑下来，眼泪夺眶而出，那完全是她的真情实感，她尖叫着：“曲奇，曲奇，那只老公鸡死了。”鲍尔小姐震惊万分，一失手，炉栅掉下来，砸坏了脚。 鲍尔小姐为什么从来也没结婚？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她。男人太肮脏，她说，他们只擅长干一件事情，如果你对那件事情感兴趣的话。但她十六岁那年在蒂弗顿的舞会上已经见识过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她穿着一双新鞋，是表姐贝蒂借给她的，一双白色的小牛皮鞋，你得用牛奶擦它们才行。舞会上有个年轻的男人不肯放过她，把她带到外面黑咕隆咚的地方——那是个宜人的夜晚——对她拉拉扯扯，动手动脚，然后把她的鞋给毁了。“怎么把你的鞋给毁了？”“你猜不出来吗？肮脏的猪们……那种一塌糊涂的东西，弄得我满鞋都是……我不得不赔了钱，足足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赔上，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跟男人有任何关系了。” 每当鲍尔小姐的粗鄙的唠叨让她的主顾们情绪低落时，我们就互相打电话问对方，我们是不是注定要一辈子听下去？但怎么才能把她打发走？没有办法，只有她的死能解救我们……但后来我搬家了。 《时代精神：我们当时怎样想》 女人不可能成为喜剧演员；历史上从未有过女喜剧演员。原因是她们没有幽默感。 资产阶级的媒体总是跟工党做对，从未公正报道过工党的集会、游行和事件。 全面就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库尔特·冯尼格特在小说《自动钢琴》（1953年在英国出版）中描述的情景在人们看来只是奇思怪想：工作机会极度稀缺，竟然变成了一种奖品，授予格外受到青睐或格外优秀的工人。 围绕“是否应该废除判定同性恋为非法的法律”，展开了很多激烈的争论。 媒体把科林·威尔逊描绘成当代的拜伦，一个喜怒无常的危险人物，法律与秩序的敌人。他刚刚宣告莎士比亚毫无天分。一天晚上，他出现在艺术俱乐部门口，神色超然地用一只手举着一个骷髅头。他站在门廊里，带着迷人、羞涩、动人的微笑，等着我们哄笑。 数量惊人的上流社会的父亲们挥舞着鞭子，全国上下四处奔跑，打算去教训跟他们的女儿睡过觉的年轻小伙子——跟约翰·奥斯本在《愤怒回眸》里面写的一模一样。 你找不到一份不谈论“愤怒的年轻人”的报纸。 通过抵押贷款获得一处房产就是向资本主义投降，而且意味着你面临着丧失灵魂的巨大危险。 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是全世界的头号公敌，是法西斯帝国主义霸权，比苏联恶劣得多。所有的美国人都很有钱。克兰西和其他美国人经常坚持说，在美国存在着最可怕的贫困；我看到他们的英国东道主以自居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言论，甚至嘲笑他们：这些共产分子们当然会这样说。 英国的一切仍然是最好的。食物和咖啡是例外，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优点归其他国家所有。 如果从“民意调查”的出现开始算起，那么社会学——人类对自己的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 很多人（主要是左派的人）对它不以为然，认为它“不足为信”。 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剧院，就像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轻视艺术，而且在艺术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 费雯丽在《欲望号街车》中扮演布兰奇·杜波依斯。这是该剧第一次在英国上演，我们还很不习惯感情粗犷的美国戏。剧场很大——太大了。只坐满了一半，是下午场。观众席上有些成群结伙的小流氓，因为他们听说这是部淫秽的戏剧。他们往舞台上扔垃圾，高声辱骂费雯丽，大声评头论足。台下太吵了，几乎听不到戏的内容。当时费雯丽跟劳伦斯·奥利维尔的婚姻刚刚破裂，她正生着病，她的表演带着她本人生活的真实维度，让同情她的人感到无比心痛，但她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布兰奇。我猜，那天的情况就像英国以前的那种没有秩序的看戏场面，观众不满意就大声嘲笑，往演员身上扔东西。 天安门广场上，上百万人在聆听毛泽东的讲话。泰德·阿兰当时也在场。毛说，美国想要在中国扔下原子弹，毁掉辉煌的共产主义新曙光，但“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即便美国杀死一半中国人，毁掉中国的半壁江山，也不要紧，共产主义的中国的另一半人会去还击。掌声雷动，持续了几分钟之久。 我跟我的同龄朋友在一起，坐在观众席上看音乐剧《南太平洋》。慢慢地，我感到不自在，接着是沮丧，最后变得愤怒。是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感受。我们都是从小看着控诉战争的恐怖的书籍和戏剧长大的。而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看着这个以“二战”为背景的、不痛不痒的故事——太平洋上曾经发生的生灵涂炭的可怕战争，在这部剧里仿佛成了理所当然的。跟这座天堂般的岛屿、性感的美国军队、恋爱插曲和关于种族问题的一点看法相比，其他观众似乎都觉得这没什么。这就是那种时刻：你突然意识到，不知不觉，道德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被甩在后面，搁浅在某个相当滑稽的边远哨所。你一生中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 href='1227/im'>《广岛之恋》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死亡的画面、被拷打的身体的画面跟性爱中扭动的身体的画面交错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感受方式，在我看来绝对是败坏的、让人恶心的。 变化最大的是人们对爱、性和婚姻的态度。整个五十年代，由美国向外传递出一种气息：人们对男女之间进行的事情感到灰心、悲哀和沮丧。空气中有一种绝望，类似于不声不响的病人的那种绝望。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字我忘记了，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都在寻找爱——真正的爱，而且这是电影的要旨。故事发生在纽约。两人都在这座冷冰冰的、对他们怀着敌意的城市中游荡，他们经常出现在同一条街上，同一个酒吧，同一间餐馆，但他们从未相遇。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天生就该投入对方的怀抱——就像是“原来你在这儿，终于找到你了”的感觉——然而那片巨大的荒芜，那座城市，将他们分离。从来没有什么像这部电影这样强有力地呈现出孤独的景象。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六十年代把这种灰色、忧伤的氛围一扫而空。 一位营养师，一位名叫盖尔范德的博士宣布：健康的饮食一定要包含蛋白质和脂肪，再加最少量的碳水化合物。他得到了政府和医学专家的支持。他告诉大家，肉、黄油、牛奶、奶酪和鸡蛋会保证我们健健康康地走向死亡。男人每天需要3500卡路里，女人需要2500到3000卡路里。蛋白质有两种：一等蛋白质，主要是肉类，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以此为目标；二等蛋白质是豆类和蔬菜里面的蛋白质，你琢磨一下就会知道，只有二等公民才吃这种蛋白质。这种教条至少统制了人们十年之久。 美国白种男人在侮辱他们的女人，侮辱所有的白种女人，因为她们不性感，几乎算不上女人；真正的女人是黑种女人，她们知道怎样走路——尤其是她们臀部的摆动。 咖啡馆刚诞生不久，那是年轻人除了酒馆以外唯一的避难所。咖啡馆在街上层出不穷，但经常关着门。警察频繁骚扰，他们还不理解青年文化的到来。他们想，年轻人在那里都玩得很欢——可不能让他们这样。 我有次散步穿过特拉法加广场，从南非大使馆门口经过，那里聚集了一小群示威的人。一个姑娘把一些小册子塞到我面前。我相信我不需要关于南非的信息，于是摇了摇头。她向我破口大骂，“法西斯分子”是最委婉的字眼。 英联邦艺术展被所有的评论家忽略了。西印度群岛的朋友让我设法说服那些评论家至少去看看。我给一家又一家报纸打电话，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问题是，展厅里挂满了巨幅的色彩斑斓的画，热烈奔放，充满生机，它们不是当时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艺术。即便有一两个批评家真的去了，也对它们不以为然。未经引导、没有得到消息的公众更是根本没有人去。 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本关于五十年代的书，书名就叫《五十年代》，其中提到的关于我的部分并不准确，因此我猜，对于其他人的描写恐怕也是如此。那位作者根本没费心来采访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而且非常缺乏经验，他大概以为，印在一个组织的信头上的那些“名字”就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写信向作者抱怨，他的回答是“我看出来了，你不怎么喜欢我”，而不是“抱歉，我写了一本这么劣质的书”。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意识到——应该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事实无所谓的态度很快就会成为新闻报道的普遍状况。 肯特郡有过一个社区或社群，是一些建筑师在三十年代创建的，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都被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狂热所挟裹。他们的设想是创造一种生活样板。男人们在伦敦工作，在伦敦有个小小的落脚点，他们有的每天在伦敦和社群之间往返，有的每个周末回来。现在，每个人读到这里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但当时没有人料到失败的原因。男人们很开心，孩子们也喜欢住在乡下的大家庭里，但女人们不满意。这让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和失望。那个社群里面的一个男人带着幽默的哀伤告诉我，为什么对男人和孩子来说是天堂的生活方式，对女人来说却是一种牺牲。 电视和电台的播音员仍然坚持用错误的发音来读外国人的名字，认为这彰显了我们的独立性。有些人却觉得尴尬，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各国之间表现得像个粗鲁愚笨的愣头青。 在外来游客眼中，这个国家仍然非常绅士、礼貌、文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朗廷路W1 专家们曾向我保证“法律不可能修改”，四年之后，法律修改了。我不再是受保护的租客。我问律师，怎么会这样？他说，恩，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马上就有一个开发商跑来看我的公寓。整套公寓——一个很大的房间，两个中等大小的房间，两个小房间，还有一个厨房、大小刚好可以让大家坐下来喝咖啡、聊天——将被改造成十二个房间，单单我的大房间就可以被一分为四。不久我就得搬走，我的脑海中想象着一群游民一样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挤在这些小格子房间里的情景——因为整个伯爵府区将被建设成“小澳大利亚”。 那么我要住到哪儿去？那是1958年，我来伦敦已经九年了，我发现，平均起来算，我的收入跟普通工人的工资一样高——每周二十英镑，我想是这个数目。我对钱一向抱着漫不经心、“最后总归没有问题”的态度，这一直很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但当我需要找住处时，这种态度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知道，作家的收入不稳定，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明年会有多少收入。我记得有一次，个税征收员到琼的房子里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缴税。我告诉他，我去年挣的钱够缴税，但今年没挣那么多，我只有三百英镑。他很和气，想办法帮我应付过去，但他的反应就像所有的维持秩序的人和监考官一样，对我的不稳定的生活感到不自在。他认为我应该设法有份稳定的收入，也许可以去当秘书。 那时候，除了写长篇小说和故事，我已经有机会通过其他途径挣钱：广播和电视正在向我招手。总的来说，我抵制它们迎合大众的倾向。那时候我们相信，为钱写作就是在出卖灵魂，在稀释宝贵的蜂蜜，这会触怒你的缪斯，她会惩罚你，让你不辨良莠，最终沦为受雇的写手。这种看法是对的，但在今天的风气面前，连提一提这些宝贵的过时的想法都很困难。那时候我们还相信，作家应该过着安静、私密的生活，拒绝成为公众人物。 我母亲留给我一千英镑。她还留下了一栋位于索尔兹伯里郊区的房子，以前她把它租了出去。我告诉弟弟，房子属于我的那一份我不想要了，都归他。我知道，分房产和家私会引发很多不愉快和难处。我还说，照片、整盒整盒的银餐具、银托盘，我都不要。现在看来，这是个很糟糕的决定，特别是因为我弟弟根本不在乎那些东西。很多年后，我向他问起那些东西在哪儿时，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忘了，在那座农场的老房子里，那个硕大的银托盘曾经怎样摆在汽油箱做的写字桌上，保持着自己的英式气派；他也不再记得那些镶嵌在银相框中的照片怎样立在插着香豌豆花的滚边花瓶旁边，靠在犁具旁，靠近一些也许含有黄金的小石块。 我的收入支付得起租金低廉的房子或者是小笔的抵押贷款。我开始一天接一天紧张兮兮地找房。在伦敦找房的经历让我看遍了伦敦的很多地方，以至于现在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的想法：瞧，就是那座房子，我本来有可能一直住在那儿。 有两个地方从那段记忆中浮现出来。一个是位于切尔西洪水街的一栋房子，有三层，房间布满灰尘，墙皮黯淡肮脏而且不断剥落。租金很便宜。尽管曾经有很多名人住在洪水街，但那个地方让我感到压抑。我又要花几个星期来粉刷、修补、印染；另外还有这条街的名字：洪水——泰晤士河就在街底流淌。另外一座房子位于贺兰园的皇家新月街，当时的贺兰园远不是今天的时尚居所。因为那里遭到过轰炸，或者说看上去像是被轰炸过。那座房子干干净净，是粉刷过的。但为什么这么便宜？我动了心，我说我会再回来看看，但当我走到门口时，隔壁房子里的女人招呼我过去，低声告诉我——她一只眼睛望着房产中介，他一脸愠怒地站在旁边——如果我买下那座房子，不出一年它就会在我耳边倒掉：以前，干朽湿腐的霉块像烂蘑菇一样斑斑点点地爬满墙壁和天花板，装修工把它们刮掉了，里里外外都刷白了。 我的出版商救了我。我已经有了两个出版商，这在当时并不常见，但很快就变得常见起来了。我需要钱，于是请出版商预支我的短篇小说集《恋爱习惯》的版税，但迈克尔·约瑟夫不肯。这是他们的愚蠢之处，因为我的上一本小说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卖得不错，而且仍然在卖。当时仍然在麦吉本&基出版社工作的汤姆·马斯库勒一直在等着这样的机会，给了我这笔钱，但我希望他征求过霍华德·萨缪尔斯（出版社的老板）的意见。霍华德·萨缪尔斯是个百万富翁，但他不是个普通的百万富翁：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安奈林·贝文的密友。他在帮助《论坛报》，那是工党左翼的宣传喉舌。他白手起家，出版是他仅次于政治的挚爱。他拥有朗廷街上靠近BBC的霍尔拜因大厦。他租给我一套公寓，租金是每周五英镑。这个价钱非常低，不仅就这个地段来说很低——这里步行可以去剧院区、苏荷区、牛津大街、梅菲尔、泰晤士河——放在整个伦敦都算很低。公寓很小，有六个小房间，而且整栋建筑也很丑，楼梯是光秃秃的灰色水泥砌的。来到五楼，你打开一扇门，就能看到一条把整套公寓一分为二的窄窄的过道。对着门的是一个很小的厨房，紧挨着它的是浴室，里面配着咝咝啪啪作响的煤气热水器，两个小房间也在这边。临街的一边是我的小卧室，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房间，那是起居室。整套公寓没有改善的余地。搬家时，克兰西和汤姆·马斯库勒都来帮忙。我在沃里克路的家具太多了，于是我把它们送给了生活困难、用得着它们的人。我只带走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书架。我的卧室是个阁子间，三面墙是亮粉色的，壁炉墙的镶板上画着稀奇古怪的鸟儿。我把房间刷成了白色，因为房间很小，这活儿一上午就干完了。但那个壁炉实在太丑，我忍不住总要去看它。我把壁炉墙染成了乌梅色，而且设法让人看不出壁炉。到了今天还有人跟我说，你还记得你把卧室刷成了黑色吗？我觉得这类似于这种情况：一个画家在画布上补了一小块红补丁，如果你没有特别凑近去看，你就会想，这幅画全是红色。那个房间唯一的优点是有个大窗户，上面挂着漂亮的深蓝色棉布窗帘，营造出舒适安静的光线效果。窗帘全是我在那台古香古色的辛格缝纫机上做出来的。 我觉得，便宜的房租和这里的地段让这套公寓无论多丑都有理由使我们喜欢它，但彼得讨厌这里。他也讨厌沃里克路，但那里至少空间很大。从我们搬进新公寓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央求我买一栋房子。他渴望保障，房子意味着保障。银行也在给我施压，让我买栋房子或公寓。这真让人瞠目结舌，因为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英国，如果你有按揭的房产，你就是个好公民，银行会对你笑脸相迎。但定期付款让我感到恐惧，况且我还得筹钱给彼得付学费。彼得现在上寄宿学校了，他十二岁时去的。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记得自己当年去寄宿学校时的感受，但十二岁毕竟不同于七岁。事实上，这是个不错的决定。很多小孩子六七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当时他们感觉痛苦不堪，但长大后都喜欢上那里了。 那栋楼里面还住着两个妓女，但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还是克兰西告诉我的。她们都符合妓女的标准，但又分属不同的类型。一个属于（或者说曾经属于）有点松松垮垮的金发女郎型，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玫瑰色的角落，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坐垫，粉色的鸭绒被，挑逗的布娃娃和毛茸茸的玩具。她经常等在自己的过道里，这样她就可以拦住我，跟我抱怨海伦。否则我根本看不到她，因为她似乎不在这一带工作，而是在苏荷。我把她写进了一个故事，题为《福特斯酋太太》。海伦的肤色偏深，黑色的头发像高更画上的人物，乌黑的眼睛中充满了见多识广的“怀疑”的神情，克兰西和我认识的其他美国人都对这种神情大加赞赏。女人眼中的这种“怀疑”表明她深谙世故，知道怎样照顾自己，这意味着双方可能受到的损害是有限的。我只需对美国客人提一下“有两个‘姑娘’住在这栋楼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贴近了真正的生活体验的源泉。我喜欢海伦，我们会友好地聊上几句。有人告诉我，当霍华德·萨缪尔斯还是个孤独迷茫的小伙子的时候，海伦是他的好朋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住在这栋楼最好的公寓里，为什么他总要照顾她。有时候，你会在楼外的街上看到一个松松垮垮的老妓女，就像一只脖子上套着蝴蝶结的小梗犬，跟一个没精打采、举止优雅、精通世故的深肤色妓女擦肩而过，互相投去冷冷的、厌恶的眼神。 朗廷路周边的街道引来很多好奇和闲逛的人，这里是地毡交易中心。沿着电车轨道望去，半地下的房子里挤满了拿着低工资的姑娘们，在缝纫机上做着裙子和女上衣，但这个行当大部分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里的店铺都是批发商，店里的陈设都是为了吸引采购商，而不是来逛街的人，如果你往里面瞥一眼，就会看到激烈的讨价还价的情景。干这一行的主要是犹太人，附近有个餐馆在为这些生意人提供吃的。在沃里克路，物美价廉的餐馆是印度餐馆，但在这里是犹太餐馆。四年后，当我再次搬家时，这一带物美价廉的是希腊餐馆，那间餐馆总是顾客盈门。我带很多人去过那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莫迪凯·里奇勒，他很想让我喜欢上填鸡脖，但我说，他一定是在享用着对童年的怀旧回忆。克兰西经常去那里。美国人喜欢那里，因为当时美国的演艺界和出版界中有不少犹太人，其中太多人来自布朗克斯，以至于“我在布朗克斯长大”这句话在餐厅里此起彼伏，就像歌曲中的副歌，或者让你想起那些小说：一个大家庭在贫困线上挣扎，但家里那些聪明的孩子们个个饱读诗书、有文学抱负。他们命中注定要摆脱困境，震撼世界。而那些非犹太美国人说，这个餐馆的家庭气氛以前在纽约很常见，但现在正在消失，所以他们在这里觉得像是在重温自己的历史。 那片区域在白天嘈杂喧哗、生气勃勃，到了晚上就一片沉寂荒凉，除了两个酒馆和一个餐馆以外。他们在钻法律的空子——法律规定，裸体的人如果在动，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动，就是道德的。于是店家向顾客提供铅笔和纸，邀请大家展示自己的艺术天分。一个裸体姑娘站在有轮子的台面上被推进来，保持一个姿势二十分钟，然后被推走，顾客们鼓掌，交流自己的素描，然后另一个姑娘上场，换人的频率以不至于冷得起鸡皮疙瘩为限。店家鼓励顾客不要停笔，因为如果警察进来检查，姑娘一动不动，大家都在运笔如飞，就可以证明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艺术。警察经常进来。这家餐馆深受美国人喜爱。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五六十年代，美国人一到伦敦就会直奔苏荷，去看那里的妓女和裸体俱乐部。如果你跟他们说：“得了吧，你们的大城市里面不也多得是妓女？”他们会说，那不一样。苏联人也一样。来自苏联的每个代表团（那是代表团时代，每个代表团都有导游陪伴，那个导游是真正的克格勃）一到伦敦就会被带往苏荷，参观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罪恶，他们的状态就像在莫斯科看芭蕾舞剧《红罂粟》，剧中有一段很长的发生在资产阶级夜总会的色情场景，用来揭示西方社会多么让人恶心。共产主义的苏联禁止人们享受这种乐趣，妓女和性表演只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人会成群结队地去苏荷。 苏荷区的色情俱乐部的吸引力不止于此。许可法规定，卖酒的地方要在下午关门两小时，但在俱乐部里面，饮酒是合法的。嗜酒的人如果忍受不了这两个小时的限制，就会到色情俱乐部去。鲁本·席普带我去过一家，我是观众中唯一的女人。我坐在那里看表演，鲁本却坐在吧台，背对着舞台。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姑娘：爱尔兰人，高大漂亮，是个新手。按说她应该扭动身体，晃动乳房，让乳头上佩戴的流苏摇摆，但她觉得这太滑稽了，忍不住开起玩笑来，最后竟然把她那对挂着流苏的大乳头托在手上，献给观众，仿佛献上两块布丁。她放声嘲笑自己、男人和这整个行当，乳头随着她的笑声晃动。男人们并不高兴——阴沉黑暗越聚越浓，敌意在暗中涌动，这就是他们的情绪状态，因为她破坏了俱乐部的氛围，让他们显得滑稽可笑。她的上司把她拉了下去，责骂她，而她咯咯地笑着。她丢了那份差事，但后来在附近的酒馆做了女招待，她的喜感在那里成了一种资本。 附近还有一家餐馆，我当时根本去不起，但霍华德·萨缪尔斯会在那里请他的作者们吃饭。那是个西班牙俱乐部，里面的装潢都是闪闪发亮的深棕色面板，红色的皮革，非常有阳刚之气，而且风格浓重。霍华德·萨缪尔斯和安奈林·贝文，霍华德·萨缪尔斯和珍妮·李，霍华德·萨缪尔斯和工党左派人士（但不是新左派）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品尝着地道的西班牙菜，喝着桃白兰地。霍华德喜欢做东。他是个相貌英俊、感情充沛、变化无常的人，这样的人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桑丘·潘萨，他的桑丘·潘萨是雷吉纳德·戴维斯·波因特，雷吉纳德是他在麦吉本&基出版社的得力助手。雷吉性情平和，清醒明智，身材高大，待人友善，并随行照顾着霍华德。在我还是他的作者的时候，他也照顾我，直到汤姆·马斯库勒离开麦吉本&基出版社。 这时候，我短暂地陷入了一种不光彩的状态：一个中年女人，在酒铺里拎上半瓶威士忌回家。 我搬进朗廷路时跟我搬进沃里克路时完全不一样，往沃里克路搬家时，我非常傻气地相信我会跟杰克住在一起。而在我搬进朗廷路时，克兰西和我正在分手——分手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了，你也可以说，从我们刚刚在一起，我们就在分手。一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点非常少；二是因为他一直明确地表示，他想自己住，而且要找女人。但我的情感深处（不，是比情感或感受还要深的深处）跟我头脑里明智的看法严重脱节了。我再次觉得自己像条被钩住的鱼，让线牵着往前走。跟克兰西在一起，我触到了自己的极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但这跟克兰西的为人没有特别大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他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这里我不打算给“精神崩溃”这个有用的词下定义，因为 href='1820/im'>《金色笔记》已经对它进行了描述（但不是下定义）。你跟精神崩溃的人住在一起不可能不卷进去——哪怕对方的崩溃并不以剧烈的、难以应付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便你也许只是在想象中被卷进去了。“被拖着走”的老一套又上演了，我丧失了意志。就像我第一次结婚时的感觉。那是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似乎没有自己的意志，我的理智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行为，却无能为力。我表面上的举动符合这种表述：“噢，不，克兰西和我是好朋友，现在我们只有这种关系了。”我们也确实是好朋友。但在内心深处，我的感受完全是个遭到背叛的女人，被抛弃的女人。我痛苦不堪，呻吟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失魂落魄，只剩下勉强维持生活的力气。我鄙视自己，这让我的状态变得更糟。 我这样的状态也和彼得有关。他不再像在伦敦上学时那样经常在家里进进出出，或者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而是去了寄宿学校，只有学期过半或假期才能回家。但我感觉到这是终结的开始。彼得曾是我生活中的常量，我的压舱物，是我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这样对他不好，这当然也是他应该远离我的原因——但现在连他也不在我身边了。 我很努力地工作——当时在写 href='1820/im'>《金色笔记》——因为我从来没有不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也跟朋友和熟人见面。但在那个时期，我一直被一种看不见的黑暗的东西拖着走。 当时还有别的事情。克兰西决定听信一个医生的话，那个医生给克兰西开大剂量的致幻剂。他不在医院里给病人看病，而是让病人上午去他家。他给他们一剂药，大约傍晚六点把他们撵走——就是说，趁他们仍然很亢奋、很疯狂、无法自控的时候。我当时认为那是犯罪，现在也还是这样想。这种事情一周有两三次，我陷入焦虑的狂躁。琼也很担心。我们会给对方打电话： “克兰西在你那儿吗？” “没有，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 他也许会出现在琼或者我面前，说：“我需要躺下。”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吧，他都挺过来了。我猜那位医生会说：“你干吗要大惊小怪？他没出什么事，不是吗？”但他很可能会出事儿。我知道我之所以会感到恐慌焦虑，是因为我回想起我父亲的经历：一步步漂向死亡，靠着注射胰岛素和天晓得什么药物维持到最后。如果无论你知不知道某件事情，对你的行为都不会产生影响，那么知道它有什么好处？我的理智怀着嘲讽、反对和焦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有这样那样的举动、感受，却没有办法阻止，这种藏书网情况在我身上发生过太多次。 我又去见萨斯曼太太，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三四年前。她坐在那里听我说话，手掌托着下巴。我们之间慢慢没了联系，好吧。她像是在千里之外。她说：“我没能教会你变得更清醒，我感到抱歉。”然后她又说：“我现在很老了，快要死了。我在为自己的死做准备。早安。”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人可以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所有的情感都变得无所谓。 我这次酗酒非常严重。我从来不觉得我在第一次婚姻中的酗酒很严重。我那时的酗酒很蠢，很欠考虑，你可以认为那是在故意尽量糟蹋自己，有时喝上几个小时，不吃东西。但那次酗酒是因为我跟酗酒的人在一起，我生活在崇尚饮酒的文化里，那种文化不仅允许人们饮酒，还崇尚纵酒。我离开了那段婚姻就不再酗酒了。我到了伦敦两年多后才偶然意识到，自从来到伦敦后，我就很少喝酒了。我没有钱，我身边也没有喜欢喝酒的人。我遇到了那些加拿大人之后又开始喝酒了，但跟在南罗得西亚和弗兰克·威兹德姆在一起时的那种喝法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我身上也许表现出一些临床症状：一个中年女人觉得自己被抛弃，没有人爱，没有人要，于是便开始酗酒。这就是我当时的状态。我会去卖酒的铺子，买上半瓶威士忌，睡前喝光。但并非天天晚上如此，我去学校看望彼得回来后特别容易这样。而我这次喝酒变得上瘾，再也不只限于社交性的饮酒。一天早晨，我从床上滚下去，手脚并用地爬到卫生间，呕吐。这件事情让我大吃一惊，重新清醒过来。我想：现在，我真的变成了酒鬼。停下。我真的停下了。我不再去酒铺买威士忌，不再独自一人喝酒。但在那段时期，持续了大约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那就是我，一个酒鬼。 我是在说“男人不会陷入酗酒”吗？当然不是，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女人酗酒：婚姻破裂，或者恋爱失败，或者是孩子长大离家，她们就开始酗酒。人们看到她们，心里说：唉，她会挺过去的。她往往真的挺了过去。 “多丽丝·莱辛手脚并用地爬到卫生间，呕吐”，我知道写下这些话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这是作家面临的问题——有些想法、语言和字眼在纸面上会显得格外突出，因为我们对它们很敏感。作家有时要做出选择，写还是不写：不写是因为他们知道文字可能会被夸大，而写下来是为了真实。 我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提到这个问题。例如，月经。我认为，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之前，月经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而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里，它吸引了评论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随后，“月经”丧失了冲击力，这个词（和这件事情）在纸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么引人注目。“自慰”是另一个丧失了冲击力的词——几乎丧失了冲击力，这取决于上下文。纳博科夫在《阿达》中描写了男主人公的自慰，他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去引诱那个渴望着他的女孩，他通过自慰让自己进入安全的状态。这个情节震撼了读者，但原因是他对那个女孩的残忍，而不是自慰的举动。但如果放在不久前，让读者震惊的会是对自慰举动的描写。 当我回忆起那个时期，那酗酒的三四个月似乎是最无趣的事情，因为此刻占据着我的脑海的是片片闪电的光辉，透出迷人的光彩，因为1958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从来没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样激动人心，那样令人惊叹。每条新闻都带来新的信息，告诉我们关于太空和太空旅行的消息，还有来自南极洲的新闻——南极对我始终意味着天涯海角，让我向往。正是那一年，全世界决定南极洲应该为全人类共同拥有，人们将分享知识，携手共同探索、发现每一个地方，并不仅限于南极洲。我有时遇到一些人，谈到1958年时大家会说：“上帝，那一年多棒！从来没有哪一年像1958年那么让人兴奋。” 从朗廷路很快就可以走到新左派的人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在牛津街的另一边，他们有时也到我这里来。我成了阿姨式的人物，绝对属于老卫兵中的一员。 那时他们已经创办了《新左评论》，坦白地讲，我觉得无法卒读，尽管我是它的正式支持者，而且至少是委员会成员。那些文章带着学术论争的风格，缺乏生机（这个词用起来容易，但却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些文章来自推理，就像一台依靠观念来生产新观念的机器，跟“实际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联系。但那些好辩的作者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这些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分析、论证和争论究竟干了些什么？带来了哪些变化？它们对英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影响吗？它们创造了一个新英国？变成了政党政策的一部分？一种“新”思潮出现时，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定要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杂志。于是年轻的新人大刀阔斧地颠覆逻辑，撰写思想性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最后绝大部分进了吸尘器。对这种现象的回答往往是：“但它创造了一种观念的氛围，间接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它确实培养了一批人，他们后来写了一些书，其中的思想是《新左评论》里面没有的，因为他们向前走了，我猜有人会说，这些书是《新左评论》中那些莫测的新思想的发展。当新思潮退却或者滚滚远去，你问那些始作俑者：那么，你究竟获得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当人们问起我参加的南罗得西亚共产主义小组，问起我当年四处奔走、发表演讲的经历，问起当时的杂志和政策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时，我也是这样回答的：“我学到了很多。”现在我相信，对学习的渴求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的激情，也是最深的激情。那些年轻人，当他们创办杂志、发起新思潮、建立新社团时，他们其实创造了一个环境，那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学到很多东西。那些年轻人最后几乎都去了大学，现在成了教授，撰文著书，出现在电视和收音机里。原来那种激情澎湃、确信无疑的态度在他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有一个叫拉尔夫·萨缪尔的人曾经到我的公寓来游说，劝我为某个事业捐钱，就像十五年前的我。他坐在那儿，为自己的说服力感到如醉如痴，事实和数据围着我们的脑袋盘旋，勾勒出让人目眩的前景。他是个很投入的年轻人，疯狂地描述着我的钱有助于创造一个怎样的不列颠。突然，他从迷狂中停了下来，仰头大笑，笑他自己。很好，我想，我们那批人在自我陶醉的顶点根本没有能力发出这种诚实的大笑。这些年轻人总的来说比我们的头脑要开放一些，不像我们那么狂热，即便他们确实把托洛茨基视为全人类的灯塔，就像我们当年看待斯大林一样。他们比我们的思想要平衡一些，他们没有发疯——我现在认为我们当时发了疯。原因在于他们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那些杀戮、灾难和宣传。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看待我们那批人的：战争让我们发了疯，即便我们与真正的战场相隔千里。 除了跟新左派这群人交往，我还参与其他活动。这些活动促成了奥尔德玛斯顿大游行和后来的百人委员会的诞生。我应邀去卡农·科林斯家里参加一个会议，科林斯家靠近圣保罗大教堂——那儿是呼吁核裁军运动的诞生地。那天晚上，房间里有很多人，几乎全是左派和左派之外的显赫人物。我坐在那儿，心想，噢，主啊，可别又来了——我那时候参加会议时总有这样的感觉。无论发起人的动机有多好，无论发起人的立场是什么，没有哪个新组织会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很惊讶人们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事情让我越来越惊讶。我没有参加讨论，我是聆听者和支持者。当我离开那个房间时，伯兰特·罗素站在门口，拦住我，像个女家庭教师一样威严地点着头：“我猜你现在要回家跟你的情人上床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罗素。我认为他的举动既冒失又滑稽。我不明白这段插曲是什么意思，但后来知道了。他曾是布鲁姆伯利团体的成员，或者是外围成员。那是一群很让人敬佩的杰出的人，尤其以成员之间的终生不渝的忠诚而著称，但他们都表现出这种很滑稽的特点：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和对性行为的缄默，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说“鸡奸”这个词的机会，以显示自己不受那些伪善的婉转语的束缚。他们在休息室里敏捷地走来走去，说着粗俗的字眼。这在当时的语境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另外的情景下就像是残留的迂腐。我当时想：滑稽的老哲学家。 不久，第一次奥尔德玛斯顿游行开始了，从伦敦行进到奥尔德玛斯顿，跟后来几次的方向相反。游行和示威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持续了几年，有些是共产主义者发动的，有些是工党发动的。而我始终都处在神经质的负疚感当中，因为我很少参加游行。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关于原子弹，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那天，离开伦敦继续游行的人不多，大约只有几百人，像很多游行和示威一样，这些都是核心的忠诚分子，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继续游行。但这次游行有它独特的魅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进来。每路过一个地铁站，人就增加一些，人们跳下公交车加入游行。到了第二天晚上，游行人数达到了几千人。关于游行的消息上了报纸和电视。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让组织者措手不及。当我们进入奥尔德玛斯顿，游行即将到达终点时，共产党委员会的成员都站在道路两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呼吁核裁军并不在他们的政治日程之列，但这项运动却号召起这么多市民。那天我们对同志们做出了很多的轻蔑评论，我们说他们会马上根据事件去调整“路线”，而这最终会暴露他们的虚弱。 第一次游行吸引了来自英国各地的人，后来几年的游行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人。游行把左派里面各种立场的人都集结在一起，而且大大超出了左派的范围。如果你站在那里看上一小时，就会发现游行的人举的各种横幅构成了一幅社会主义英国的地图。甚至保守党社团也参加了游行。多样性，这是游行的基调。很多人参加游行主要并不是因为原子弹，而是出于对英国的整体状况的担忧。一年又一年，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年轻，到了最后，你会认为这是又一支儿童军。参加奥尔德玛斯顿游行变成了一种成年礼。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女人，她对我说：“我妈妈当时不让我去，我永远不会原谅她。”但一开始的几次游行里面有各种年龄、体格、类型、肤色的人，那是一群乐观的兴高采烈的人，喜欢找乐子，甚至可以说对权威很不恭敬。汤姆·莱勒的歌和《我们将克服险阻》、《河畔》、 href='9854/im'>《耶路撒冷》一起成了游行的主题曲。克里斯多夫·洛格做了自己的横幅“多吃点食物”，赢得了一片嘲讽的欢呼。完全不赞成这次游行的约翰·韦恩站在游行队伍经过的桥上，向下张望，朋友们向他挥手，喊着：“下来，跟我们一起走。”他悲哀地摇了摇头。肯·泰南缓步走着，吸引了很多弟子。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停下来野餐，戏剧界的一小群人凑在一起，顺便听听泰南的妙语。年轻人经常围着一位长者，听他谈论政治、市政、历史、文学、电影，就像学术讨论小组。游行在我眼中就像大学或学校课程的延伸，一个巡回的课堂。 所有横幅中，最打动人、让人愉快的是一条固定在单薄的童车顶部的小横幅，推童车的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这幅横幅倾注了一个勇敢的业余人士的心血。它低低地立在工会、工党和倡议核裁军委员会打出的白底黑字的巨大横幅中间。那些横幅上写着：克莱德赛德说不、康沃尔说不、格林威治说不、取缔原子弹……而她的横幅上写着：“卡罗琳说不”。如果让我选一幅画面来概括那些年的游行，我会选这一幅。或者也可以选另一副——魏兰·杨和妻子走在队伍当中，被他们的年幼的孩子们包围着：孩子们分别在手推童车和摇篮车里，夫妻二人还分别在背上背着一个，手里抱着一个。 有一次，伦道夫·丘吉尔向游行者致意，用留声机给大家放爱国音乐，但喧闹声太大了，游行的人以为他支持游行。当他以愤怒的姿态表明自己的立场时，大家邀请他加入队伍，让他转变了心意。 记者们加入了游行，目的是想获得只言片语，加以利用，这让整个事情显得很荒唐。 第一年过后，当游行在特拉法加广场结束时，聚集在那里的人据估计有五十多万。有些不那么坚定的人走到海德公园就放弃了，那里成了一片野餐的海洋，但也有人在家里设宴款待游行的人。住在河边的彼得·派珀和安娜·派珀敞开家门，为几十人提供汤和三明治，那些人有的一路颠簸而来，在学校和市政厅的大厅里潦草过夜。我们这些年龄大一些的人大部分晚上都回自己家里睡觉，第二天一早坐火车赶到游行的人头天晚上到达的地方。我在《四门城》中描写了奥尔德玛斯顿现象。 与此同时，百人委员会出现了，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把这个庞大、杂乱的运动变成武器（这是他们的原话），从事直接的攻击和破坏，千方百计地破坏核设施安装、相关国家的大使馆和试图阻止这场运动的警察部门。显而易见，参加游行的几乎上百万的人当中，大多数人有的只是比较温和的政治倾向，根本不会投身于“直接行动”，因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计划会分裂、搅乱呼吁核裁军运动。换言之，列宁的继承人又跟我们在一起了。即使没有读过列宁写的书，甚至从未听说过列宁，也可以成为列宁的继承人。 事实证明，没过多久，呼吁核裁军运动就发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因为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和传言开始出现——很多记者都在虎视眈眈地等着这样的机会。 百人委员会召开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像我这样的人，曾经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出席是想看看我们最坏的猜测是不是真的。第二类是那些已经不再迷信共产主义，但仍然相信革命和暴力是“斗争武器”的人。第三类是一些天真的人，正在品尝第一滴血。我最近问过其中的一个人（他多年在百人委员会中身居要职），他现在怎么看当年那些喧嚣和怒火，他认为他实现了什么。他回答：“我们把一整代人政治化了。”换言之，他认为百人委员会带来的长远福祉是造就了更多像他这样的人。 开会的房间很大，挤满了人，密谋的气氛让我觉得再熟悉不过。领头的又是个才能卓越、散发着迷人魅力的人，这一次是拉尔夫·斯格曼，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在演讲，这种演讲的风格已经在历史的淬炼中变得炉火纯青。他把理想主义跟冷静清晰的精确结合在一起，充满了对反对者的轻蔑。反对者们当然都是些懦夫和胆小鬼，都是有道德缺陷的人，因为这个房间里的人的肩膀上承担着全人类的未来的重任。 老卫兵坐着，听着，早早离开了。我刚好跟雕塑家迈克尔·阿依顿一道出来。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但愤世嫉俗的老卫兵的态度让我们一见如故。我们在街上道别时，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过来人。唉，真无奈。” 百人委员会——那次会议的产物——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渲染成呼吁核裁军运动的健康、诚实、良好的组成部分，为了造势，他们把伯兰特·罗素推举为运动的领航星。 参与运动的成员不断地在各个分支和社团之间改换门庭，他们竭力想要获得像我这样的人的支持，因为老卫兵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名字放在信头上可以增加分量，尤其是有助于他们筹集到更多资金。 有一本书叫《抗议发起人》，类似于对这些运动的官方记载，我被描绘成呼吁核裁军运动和百人委员会的集会发言人，我不是。我被描绘成积极的示威者，我也不是——除非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算得上示威。拉尔夫·斯格曼当然四处宣扬，说我是百人委员会的支持者。 拉尔夫·斯格曼主宰着百人委员会，他没有正式的职位，但当时大家都没有正式职位，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那是“旧政治习惯”，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这样一来，警察就不知该抓谁。 拉尔夫·斯格曼来找我。这听起来像是小事一桩，但他在来访之前已经向人们打听过接近我的最佳方式。我们两人坐在那个丑陋的小房间里，窗外街市的喧闹和汽车的噪音迫使我们关上窗，这样才能听清我们自己的说话声。确切地说，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拉尔夫严肃地点着头，神情凝重，“我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说着他敏捷地起身关上了窗。他坐下来，身体前倾，目光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让我想起了以前的各位列宁的化身。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去说谎的人，但这引发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我一边和颜悦色地听着他的雄辩，一边在心中跟自己辩论。此时，他知道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难道不是他在跑遍伦敦，向人吹嘘伯兰特·罗素的信的落款不仅是他签的，内容也是他口授的吗？“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很多左派的人都记得这件事。）有谁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罗素说“我帮你去拿文件……去倒杯水……去接电话”，罗素会回答，“不，让拉尔夫帮我吧”。罗素是拉尔夫的囊中之物，拉尔夫四处向人吹嘘这件事情。而现在拉尔夫就坐在我面前，绘声绘色地把卡农·科林斯（呼吁核裁军运动主席）说得极其不堪，他说科林斯正在用肮脏的手段和伎俩削弱罗素的影响力。那些手段其实都是共产主义的战术军火库的一部分——列宁的战术。拉尔夫知道，我肯定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他仍然焕发着诚挚的神情。 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当时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当说谎的人完全知道对方知道自己在说谎时，这还算不算说谎？当言者和听者都谙熟列宁式的“工作风格”，知道它要求说谎和各种卑劣手段，那么说话的人还算不算在说谎？ 我坐在那里听着，微笑着，默默思索着这个和其他相关的问题，拉尔夫则继续着他的长篇大论。 我认为下面这个故事体现了真正纯粹的、完美的说谎：七十年代，一位事业成功的电视台行政主管到了如果不要小孩就永远没有孩子的年龄，她决定结婚。她遇到了——终于遇到了——合适的男人，一个好男人。她非常快乐，简直心花怒放。她惊叹不已——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她出其不意地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目瞪口呆，泪如雨下。在他们恋爱的整个过程里——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约好，她不要往他工作的地方或公寓里打电话，他会打给她。但这天因为情急，她打电话去他工作的地方，那里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她往他住的那个街区的好几个公寓打电话，没有人认识他。她跟他当面对峙。他怒不可遏。“我们本来说好了，你永远不要给我打电话。”这全是她的错。实际情况是他确实有份工作，他的工作地位和薪水跟他告诉她的一样好，但是在另一家公司里。他也确实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里，在伦敦的体面街区，只是跟他告诉她的地方不一样。他的生活、成就都跟他告诉她的程度相当，只是处在另一条平行线上。这种匪夷所思的背叛让她十分震惊，几乎要发疯。“为什么，但是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住在哪里。”这个很快就要结婚、按说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共同生活的打算的男人这样回答，而且他真的威胁要起诉她，因为她违背了承诺。这肯定是一个人能找到的最完美的、纯粹谎言的例子。 持续了几个月的倒科林斯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那是一次肮脏的发酵，谣言泛滥，丑闻横飞。百人委员会得到了它最想要的臭名远扬。 我去卡农·科林斯的家里参加会议，讨论委员会的策略。我并不是在说，“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在对抗只是顶着另一个名字的斯大林主义”，因为在当时，任何一场政治聚会里面，与会者总有些人是前共产党员，或者曾经接近过共产党，这样的人可能在会上占多数。但他们那种受伤的无助的天真让我目瞪口呆。他们的反应也许很恰当，因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卡农·科林斯的队伍遵循良善的民主规则：公平游戏，诚实报道等；但百人委员会却来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他们遵循着另一套规则。老卫兵们很沮丧，因为参加呼吁核裁军运动的大众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在《观察家》工作的默文·琼斯打电话给我。拉尔夫·斯格曼已经说服伯兰特·罗素签署了一个声明（拉尔夫起草的），指控卡农·科林斯的种种劣迹，这份声明将刊登在下周日的《观察家》报上。罗素也许根本没见过这份声明。大家都知道罗素被蒙在鼓里，对很多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大家认为罗素夫人也不知情。另一种可能是罗素夫人和拉尔夫·斯格曼串通起来欺瞒罗素，因为她也很崇拜拉尔夫——这真不可思议。 而卡农·科林斯和他的支持者们也在筹划一个声明，描述伯兰特·罗素（毋宁说是拉尔夫·斯格曼）的所作所为，但他们的文风要冷静得多，而且以事实为基础。 默文·琼斯问我愿不愿意去北威尔士走一趟，见见罗素，求他不要发表这项声明。我们应该竭力避免让这场运动的两位泰斗公开起冲突，因为——这才是关键——那些满怀激情地投身呼吁核裁军运动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年轻）根本不在乎这些泰斗、大人物、主角。这是一次民主运动，领袖内斗的消息一经传出，大家会觉得恶心。至少那些（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刚刚经历过共产主义内部可怕的个人斗争的人会叹口气“噢，又来了”，然后转身离开，幻觉破灭。参加这场新运动的几十万人里面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一扫往日的愤世嫉俗的、幻灭的阴霾，对自己充满了焕然一新的光明的兴趣和信心。因此一定要阻止这场公开的争执。但困难的地方在于这两位斗士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早就把那几十万单纯的人抛在脑后——当你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执迷于捉摸对手的恶行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那时候的我不像现在这样经得起吹捧。但即便是现在，我也有理由不必苛责自己：我真的很关心那些无辜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当然都是中年人了，早已丧失了对政治的幻想。但在当时，让他们尽可能久地保持天真似乎很重要。我说，我会去。我没有车，那时候离我拥有自己的车还有四年之遥。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女人说愿意开车送我，她叫珍妮特·哈泽，是《新左评论》圈子里的人。旅途并不愉快。她有辆小车，我们不认识路，而且一路上都在下雨，灰蒙蒙的连绵不绝的冷雨——英格兰最擅长的那种让你伤感的雨。雨刮一成不变地把冰冷浑浊的雨水从挡风玻璃的一边推向另一边，我们这两个来自殖民地的人都处在“无法想象我们为什么会来这儿”的情绪里。宽阔的高速路还没有建成。珍妮特一路上都在抱怨，这次新革命运动的男人们把女人当成苦力，这让她觉得厌恶。她想给他们写一篇 href='1820/im'>《金色笔记》书评，但他们不允许。他们只对理论和学术理念感兴趣。 我们不断地迷路，等我们到达北威尔士和普拉斯彭林时已经很晚了，比我们事先说好的时间晚了几个小时。伯兰特·罗素和罗素夫人用冷冰冰的正式礼节接待了我们。他们当然已经询问过斯格曼，斯格曼告诉他们不要相信我们。罗素一开口就用轻慢的语气说，他从伦敦到这里只要两个小时，他很惊讶我们这么差劲，在路上居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去了休息室。罗素夫人警惕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刺客或者是来投毒的。罗素就像精力充沛的、上了年纪的地精。事实上，这匹在政治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战马认为我也是一匹战马，一副开玩笑似的好辩姿态立刻显露了出来。说到底，我此行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我不能说：“你被一个年轻的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了，他在伦敦逢人便说，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不能说：“没有人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罗素夫人在这些事情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不能说：“有人怀疑你妻子（她正坐在一边，微笑中带着怒气）跟斯格曼串通起来欺骗你，但也有人认为她也被操纵了。有人相信，她像很多年轻的妻子一样，想要保护自己年迈的丈夫。”我想用开玩笑的口吻把这些全说出来，我想说，呼吁单边核裁军运动的分支机构里面有很多年轻无知的新人，他们对卡农·科林斯和罗素几乎一无所知，满脑子都是愚蠢的理想主义，跟我们当年一样少不更事、不谙政治，百人委员会和它所发源的组织之间的斗争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终于，我鼓起勇气说，罗素和卡农·科林斯误读了这场新运动的情绪、基调和做事风格，而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在乎谁是领袖，也不在乎这些领袖。 我进入了正题：如果他——伯兰特·罗素——指责卡农·科林斯的声明真的出现在下周日的《观察家》报上，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让几十万核裁军运动的支持者的理想幻灭，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我驱车而来就是为了求他撤回这项声明，确保它不会出现在《观察家》上。罗素马上变得极其粗鲁，说我听到的消息是假的，根本没有这项声明，他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声明。罗素夫人也说，他们根本没有草拟什么声明，也没打算这样做，但她相信，等到特定的时机，应该向大家揭露卡农·科林斯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吃三明治，喝咖啡。罗素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了，他想我们一定很累了。明天早晨他不会见我们，但会让管家为我们准备早餐。罗素夫人和他一起护送我们去卧室，因为考虑到当时的气氛，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被锁在房间里时，一点也没觉得惊讶。那是晚上九点。 可怜的珍妮特·哈泽不应该遭受这种不快的待遇，她驾车送我过来完全是出于好心。我可以肯定，这一切让她非常沮丧。如果是这段不快的短途旅行促使她下定决心尽快离开英国，那么我一点也不怪她。 第二天，我们驾车缓慢地回到伦敦，我向默文·琼斯报告：我的努力失败了。那时候我为自己居然做了这件事情而生自己的气，因为它没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个星期天，《观察家》应该会登出两份声明，伯兰特·罗素指控卡农·科林斯，卡农·科林斯指控伯兰特·罗素。至少单纯的大众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但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些声明不见了，消失了。于是单纯的人永远也不知道这些卑劣的伎俩和领袖间的争夺。那种肮脏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记忆，直到现在，当我说出我的看法时，我仍然觉得紧张，担心唤醒那些年深日久的沉睡的狗。我认为，卡农·科林斯更应该是罪恶的受害者，而不是犯下罪恶的人，他犯的错误不是两面三刀和肮脏伎俩，他的错误很简单，他不理解普通人对领袖和领导权是多么的不感兴趣。我为他感到难过。 百人委员会蓬勃发展，吸引了很多像他们一样寻求“直接行动”（也就是跟警察对抗）的人，但它脱胎于其中的D却日渐势微。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继续进行，人数增长，慢慢失控，继而衰减。虽然一方面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说，一场大规模运动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减弱或消退了，但我认为，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其中的动力机制，不理解一场群众运动为什么兴起、发展，然后又衰落。如果你对支持过百人委员会的人说，你认为百人委员会起到了坏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回答：“但它催生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暴动和美国的游行。”一场运动确实会对另一场运动产生影响，但如果说美国人没有能力推动本国的反战运动，在我看来很荒唐。 我有时会遇到经历过“直接行动”时期的人，我向他们问起对拉尔夫·斯格曼的看法。有人说很仰慕他，有人说他让他们觉得不自在。总的来说，仰慕他的都是那些经由他第一次体验到政治的滋味的人。斯格曼当然很疯狂，即便他整个人没有发疯，你至少可以说他的行为是疯狂的——这是一种重要的区分，对待政治领域中那些有号召力的人，我们必须要进行这种区分。问题是，那些浑身沸腾着疯狂的泡沫的人，如果处在政治或宗教的背景中，人们就不觉得他们是疯狂的。同样是这些人，如果换了背景，人们会立刻发现他们是疯子。但有些疯子会向政治或宗教运动靠拢，在这些运动中，他们的疯狂不会被识破。他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个确实无关紧要。有些人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而另外一些人——我认为——则几乎是无意识地受到内心深处的倾向和涌动的驱使，这种倾向在彼此同情的氛围中迅速滋长，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恐。我完全相信，很多出于理想主义而参加百人委员会的年轻人，他们后来发现的东西（无论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让他们不寒而栗。我们已经忘掉了那种有毒的气氛和氛围——正如我们已经忘掉了强大的理想主义。现在我们恰好处在人类故事中一个温和的、没有党派之争、相对理智的间歇期。要想正确地裁断当年蔓延在百人委员会内部和周围的狂热和指控，就意味着重新唤起那个时代，那是不可能的。 怎样解释伯兰特·罗素的现象：一个以勇敢坚定地反对“一战”的军国主义为起点、终生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一个经验丰富、深谙各种政客行径的人，居然没有识破拉尔夫·斯格曼？即便有人提醒他，告诉他千真万确的实情，告诉他如何被利用了，他为什么仍然拒绝去了解真相？罗素就是不肯听，这种情况虽然没有持续很久，但等到他肯听时，已经太晚了。大家都在问：拉尔夫·斯格曼在拿美国中情局的钱吗？在拿苏联克格勃的钱吗？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种说法现在听起来很疯狂，但当时人们不觉得。几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拿中情局或克格勃的钱”，当然，有些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人也遭到了指控。 年老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害和危险，有一种危险我认为有可能是最严重的，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就是当一个老人遇到了年轻的自己的幻影——一个依稀的影子，业已丧失的各种可能性的回声——从而丧失了一切独立道德判断的时候。 托尔斯泰在切科夫面前丧失了骄傲和平衡，而切科夫是个二流的人，他称自己为这位老人的弟子，实际上却在操纵老人的想法，告诉他应该亲近谁，疏远谁。 玛克西姆·高尔基有好多年让彼得·克留奇科夫掌管自己的生活。克留奇科夫拿着克格勃的钱，也许参与了杀害高尔基的阴谋。到了最后，高尔基似乎也开始怀疑他，但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会向这样一个人屈服？ 让·保罗·萨特在最后的日子里把自己交给了皮埃尔·维克多（也叫本尼·利维），一个年轻人，他滑稽地模仿萨特的所有特点，以至于萨特的优点也变得很可怕。法国人说：我们伟大的萨特在重蹈罗素和拉尔夫·斯格曼的覆辙，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但他们没能阻止。 这条可悲的法则有一个例外，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而是一个年老的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女演员路易丝·布鲁克斯在迟暮之年结识了来看望她的年轻人肯尼思·泰南，他们发展出最迷人的友谊：温柔细腻，知道自己在异想天开，充满对不可能实现的爱的思恋之情。 老朋友们，老同志们——总而言之，老人们——当眼睛闪闪发亮的年轻人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我一直很崇拜您”时，一定要警醒。接下来几乎没有好结果。 除了跟拉尔夫·斯格曼的关系，伯兰特·罗素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已经被奉为圣徒，成了人们眼中的和蔼可亲的老人，年高德劭，智慧超群。人们对圣徒、圣女、大师、智慧女人和智慧男人的胃口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这意味着，最不可信的材料也会被神圣化。我自己也必须跟这种倾向做斗争：人们想把我变成“年迈智慧的女人”。事情总是这样：幻觉破灭的追星族和弟子们总会过分抨击他们曾经不明智地尊崇的人。这也是罗素的遭遇。 我在朗廷路住了四年，那段记忆栩栩如生，跟在沃里克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努力不去想沃里克路的生活。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日子过得较为宽松了，多了些钱，少了些忧虑，情感开始变得自由，还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开始明亮起来。被战争摧毁的黑暗的英国已经成为昨天，要花点力气才能回想起来。这是十年的成效，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当你说起轰炸现场、炸开的墙面、没有粉刷的难看建筑，说起实用的衣服、糟糕的食物、难以下咽的咖啡、人们晚上十点钟上床，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咖啡馆里面挤满了要让世界改天换日的年轻人，街上出现了最早的物美价廉的餐馆，人们的衣服都显得朝气勃勃、新颖别致。各种各样让人愉快的无关紧要的事物涌现出来，你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比如，一个名叫“快乐漫游者”的乐队在牛津街上来回巡演，演奏传统的爵士乐，让购物变成了一种享受。窗槛花箱、吊篮和盆栽装饰树出现在粉刷一新的街道上。支离破碎的欧洲在战后的复苏是一个公认的经济奇迹，因为经济回升不仅发生在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经复苏。有些国家曾经被战争夷为平地，但是从废墟和饥馑到富足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甚至更短。然而对于一天天经历过来的人来说，我们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几乎没有注意到变化之快，需要有人帮我们指出来——就像我通过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 href='1134/im'>《极端的年代》看到这一点，我一边读，一边惊叹，心想：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发展得这么好？ 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它的最戏剧化的象征是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在俄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旅行伴侣，卫星，同志”）。这是天空中出现的第一个新技术的幽灵，很多人整晚不睡觉，希望能一睹它划过天空的身影。我站在屋顶上，希望云彩不会妨碍我的视野。我没看见卫星，但我兴高采烈，无比快活，满怀成就感：我们真的觉得那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乌鸦在歌唱，不知道为什么，乌鸦喜欢在那一带出没。它们一开始鸣叫，朗廷路的黎明和黄昏就降临了。 一架不那么牢靠的小梯子通到屋顶。我在那里晒日光浴，坐在烟囱的阴影里避避暑。短篇小说《屋顶上的女人》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那是另一个世界，因为不光我一个人在利用屋顶；屋顶上有花草、小花园和躺椅。离BBC不远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巨大的黄色机器笨重地攀升，在半空摇摆，操纵机器的男人们向我们挥手，大声邀请我们，恭维我们。 街上的小市场只是两间木板棚，但BBC的人会到这里来买菜。街上挤满了贩夫走卒，市场上的吆喝销蚀成没有意义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带给我一个故事，或者说故事的一缕魂魄——《房间》——当我白天躺在床上，躺在厚重柔软的深蓝色窗帘后面，它进入了我的脑海。抚摸着窗帘，我想起，这种料子不久前还不存在，现在我们却可以很容易地买到。躺在半黑的房间里，街道的喧闹萦绕在耳边，我滑入梦境，恍然觉得似乎来到了1914～1918年的这个房间——那是破敝贫寒的战争年代。 我经常去剧院，在那里跟朋友见面，散场后常常独自一人从沙夫茨伯里大街、圣马丁路、海马基特散步回家，有时甚至是从老维克剧场走回来。街上有人，让人不觉得孤单，但跟现在还是不一样。现在伦敦市中心晚上到处都是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寻找各种刺激，午夜过后很久才会停歇。我夜里独自一人走在街上仍然不觉得紧张，偶尔停下来跟人说两句闲话。“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亲爱的？” “我去看劳伦斯·奥利维尔演的……了” “是吗？真不错，你很喜欢，是吧？” 当时琼·利特尔伍德正在东斯特佛德创作戏剧。在那里，我看到了我到那时为止看过的最有创造力、最精彩的作品——戏剧水准的提高要部分地归功于琼·利特尔伍德。剧场里几乎总是空空荡荡，观众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都是我们这些从市中心远道赶来的左派。琼本来的打算是为这一带的工人们经营一个剧院，但他们都不来。那时琼是个聒噪的共产主义者，她总在高声宣扬共产主义。我很难想象她真的是党内人士，因为党对她的态度充其量也只是“勉强容忍”。 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后来肯尼思·泰南来看了几场演出，向《观察家》的读者们介绍了这里，于是开往伦敦西区的地铁挤满了衣着光鲜的伦敦人，他们不辞劳苦地大老远来到斯特佛德，斯特佛德剧场变得一票难求。 琼·利特尔伍德一直没有获得她应得的声誉。部分原因在于她厌恶中产阶级，而他们其实是她的支持者。她忍不住要去羞辱布尔乔亚、当权派、BBC、西区剧院和西区剧院的观众们。她必须这样做。那是她的风格、她的标志。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她把手帕掉在椅子后面，转身去捡，这样她就可以把屁股冲着摄像机，羞辱观众。这是十足的孩子气，但她非这样做不可。她是个杰出的导演，是戏剧界的一股强大力量。她和她的队伍真正延续了巡游演员的古老传统，她在身无分文、毫无资源的情况下在偏远城镇上演戏剧，在临时搭建的剧场里上演政治剧和讽刺政治的道德剧。 纳尔逊·阿尔格伦来拜访我。波伏娃把他写进了《名士风流》，那是一部关于战后的巴黎的小说，波伏娃把他描写成一位难以捉摸的美国情人，情节直接取自真实生活。根据报纸和广泛流传的说法，他对此心怀怨恨。这肯定不是真的。因为当克兰西带着成功媒人的神气把他带到我公寓来时，他的微笑里满是情欲，羞怯但心甘情愿，就像一个非常年轻的新郎。但我是作家，是女人，而且是左派——百分之百的毒药，不是吗？但在这种迷惑人的情境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成分：直到六十年代末，伦敦在美国人眼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光彩。有时候，一个美国男人会把我当成一件珍品呈给另一个美国男人：“她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你知道。”——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是个正人君子——我觉得我在他们眼中就像一只奖杯，带着弥足珍贵的英国品质。但事实上，阿尔格伦并没有被我吸引，我也没有被他吸引，但我们确实喜欢对方，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他告诉我那些让他写出了《金臂男人》和《荒野之行》的经历。他娓娓道来，把那些经历描绘得像是江洋大盗的历险，充满魅力。他在伦敦寻找浪漫的贫穷，打算写这方面的故事。你们的贫民窟在哪儿？他质问我们。他跟克兰西去了东区，但原来的工人阶级社区已经不见了。他失望地回到我这里。他想找到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贫民窟，就像今天来伦敦的人希望遇上真正的雾，豆汤一样的黄色浓雾，那才是伦敦特色，他们听说了《清洁空气法案》后都感到遗憾。我向他解释，这一带沿街住的都是极端贫穷的人，他们住在破公寓、破房子里。但伦敦的贫穷往往是隐蔽的，一户殷实人家的隔壁可能住着捉襟见肘的穷人，他只需要转上一会儿就能看出来。他照我说的做了，但他看不懂，于是我跟他一起去观察。“瞧，看到那栋房子了？看到那条巷子了？”然而，英国人挨饿、以茶代饭、吃不像样的廉价果酱和面包、孩子们没有鞋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希望能找到美国的那种贫民窟：那种一目了然、触目惊心的污秽景象。我和阿尔格伦对彼此的好意需要克服一个基本障碍。把贫穷浪漫化的风格——这往往是一种风格——在我眼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让人恼怒的、非常幼稚的态度。这种风格由来已久。中产阶级对污秽总是充满爱慕之情——例如，波西米亚人。纳尔逊的小说的主旨是对贫穷、毒品文化和卖淫的浪漫化颂扬。就在当时，南非的贫民窟小镇——那里有着真正的可怕的赤贫——让一些人感到阵阵快乐的颤抖，他们兴奋地想象着：在亚历山大这种贫民窟小镇上，妓女有着金子一般的心，狡猾的小扒手们无牵无挂，乞儿机灵可爱，流浪汉们载歌载舞。 我灵机一动，让他去了格拉斯哥。格拉斯哥还远远没有成为今天这座美丽的城市，高伯区有着他想找的一切。他满意了。他在那里找到了毒品文化，立刻觉得如鱼得水。他带着我们在某类美国人身上经常看到的气质：木然、黯淡、沉抑。我们认为，这种气质是过分努力地顺从过于死板的社会的结果，但在阿尔格伦身上，这是服用毒品的结果。 我遇到一个麻烦。当我还在沃里克路住的时候，跟我交往的人里面有很多知名人士或者是即将成名的人，我住到朗廷路后遇到的更多。我可以随手列出一个名单。确切地说是“名人单子”。它意味着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某个人对我说：“我遇到了你的一个好朋友。” “噢，谁？”我对这个人没有印象。 “但他说他跟你很熟。”这个人在派对上见过我五分钟，或者曾经由什么人带到我家里来，参加有很多人到场的聚会，他（她）于是就四处跟人说：“噢，是的，我是她的好朋友。”你成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对你了如指掌。“她告诉我……”（当传记作者四处觅食时，他们就是那些最爱提供回忆的人。） 我认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融合程度要胜过今天。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更具有流动性，它部分地归功于奥尔德玛斯顿游行，那场游行让最不可能聚在一起的人聚在一起，彼此融合。如果让我列一个在游行中相遇的人的名单，就会像一个社会进步人士名册。今天还有能跟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等量齐观的事情吗？也许没有了。那时社会上还保持着战后的沸腾气氛，被压抑的能量正在爆发，工人阶级（至少是非中产阶级）的艺术天才涌现出来，最重要的是社会上充斥着乐观的政治情绪——如今已经蒸发殆尽。 我认为，奥尔德玛斯顿游行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想一想：六年来，每到春天就会有几十万人从英国、欧洲、美国甚至世界上更远的地方涌来，在奥尔德玛斯顿会合，然后用四天时间徒步前往伦敦，在学校和礼堂过夜，穿过欢迎他们和不欢迎他们的城镇和村庄，让世界媒体为之兴奋，引发大量报道。大多数报道带着敌意，而游行的人在结交朋友、增长见识、自娱自乐——如果不是这场游行，很多人不可能遇到一起。科学家和艺术家，作家、记者、教师、园丁、政治家，这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并肩前进，彼此交谈，往往在游行之后仍然保持着友谊。除了战争，还有什么社会运动能把这么多看上去不相容的人混合在一起？直到今天，我还会遇到很久以前在某次游行中并肩同行的人，还有人对我说：“我当时遇到了美国大学的某某教授，就因为这个，我去美国待了四年。”我还听到有人说：“我跟我妻子就是在1959年的游行中认识的。” 有段时间我经常见到乔舒亚·恩科莫，他现在是津巴布韦的领袖。当时他经历着作为未来的非洲领袖在伦敦必经的阶段：勉强糊口，对未来心怀恐惧。他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因为他将在南罗得西亚的拘留营度过十年，那无异于被关押在月球上，阴森可怖，见不到书和报纸。但当时他被一个新的局面所困扰：人们说他已经被收买了。道德重整会的人在拉拢将来可能成为非洲领袖的人，乔舒亚·恩科莫受到邀请去他们在瑞士的总部科城住了几天，于是背上了这个罪名。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对我不错，很好地接待了我。况且我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向他解释局势的微妙。他说他讨厌政治。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村子里开一间店铺，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很想家，在伦敦感到凄冷孤单。乔舒亚不是唯一一个向我吐露这种雄心壮志的非洲领袖。他是个卓越的演说家，这是他被吸纳进政治领域的原因。我对他的名声早有耳闻：他站在肥皂箱上演说，布拉瓦约的人群都被他迷住了。 我当然不是唯一一个给予乔舒亚建议和支持的女人。我们几个女人互相打电话，讨论棘手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觉得乔舒亚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我以前觉得这种评价是一种批评，但现在不这样想了。 比方说有段时间，我们的特工在纠缠他。他惶恐地来到我这里，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上有一个人上来搭讪，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房间里，打开一只公文包给他看，里面装满了纸币。这个人告诉乔舒亚，如果他把他知道的跟阿拉伯人有关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些钱就全是他的了。阿拉伯人又出现了，跟上次一样匪夷所思。但乔舒亚从未遇到过阿拉伯人。我告诉他，我们的特务机构对阿拉伯人着了迷，他们曾经怀疑我在跟阿拉伯人做交易，但我也根本没遇到过阿拉伯人。问题是，乔舒亚快要穷疯了，把那么多钱摆在他面前真的很残忍。我轻率地开玩笑说，他应该把钱拿走，然后不承认自己拿了。他给吓坏了，这个玩笑表明我多么不了解他所面临的严酷现实。那个特工（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军情六处的人）后来又出现了，对乔舒亚不仅加以利诱，还进行了威逼。 我跟其他几位“导师”在电话里商量了之后，写信向一个朋友讨教。接下来的小故事足足相当于一场关于民族道德的讲座。让我们管这位朋友叫“约翰”吧！约翰的父亲曾经因为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破产，因此约翰的童年生活堪称风雨飘摇，但他还是上了私立学校。战争爆发，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情境下，他邂逅了学生时代的一位好友，那位好友问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参军，对方这样暗示他。信不信由你，那人让约翰去一个绅士俱乐部吃午饭，手里拿上一份卷起来的《泰晤士报》。他根本没有问约翰的政治倾向，其实约翰是个极左派，但这是否意味着他有一张党员证，我不得而知。约翰在战争时期当了间谍，表现出色。但当时有很多像他这种背景的人在为安全机构服务，很多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战后，约翰成了英帝国的批评家，批评英国在各方面的帝国主义表现，而且成了非洲问题专家。我在“倡议结束殖民统制”运动中认识了他，我们是战友。我想知道乔舒亚为什么被盯上了。特务机关对一个不幸的黑人政治流亡者紧追不舍，用整箱整箱的钱去贿赂他，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这样做对吗？跟阿拉伯人有关的林林总总又是怎么回事儿？ 约翰向一些可靠的人（间谍头目们）咨询这件事情，问他们该怎么做。我收到一封信，估计是“拖拖拉拉部”的某个高级头头构思出来的。这封信什么也没说，一丁点儿都没有，堪称“无沟通”的典范。我把这封信保存了很多年，时不时拿出来读一下，惊叹它的技巧。但在我多次搬迁的过程中，这封信给弄丢了。它的技巧相当于跟间谍行业相类似的领域中的这样一封信： “你说警察一直在骚扰X街的那户居民，但首先，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X街，其次，你有什么证据？我们没找到任何可以支持你的指控的信息，你的指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当的构陷。你知道，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一视同仁，这是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不可能专门以那样的态度对待黑人公民，所以你的质询仍然不能成立。” 特工究竟为什么把我们跟阿拉伯人联系了起来，至今仍然是个谜。 乔舒亚跟我一起吃午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我们的伟大国家的林林总总，他说：“你是个好厨师，姑娘。我想让你做我的女人。我不需要向你解释非洲的政治，这多省事。” “但我已经有个男人了。”我说。 乔舒亚大笑。他是个身材非常魁梧、很讨人喜欢的男人，他会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整个身体都随着笑声颤动。“那么让他卷铺盖走人，让我取而代之。”他说。 这种浪漫的邀请，他至少对另外两个女参谋也提出过，都发生在同样的场合（美美地用餐的时候），说的是同样的话。 没过多久，我就见不到乔舒亚了，因为他完全卷入了流亡政治。但我确实去听过他的演讲——多棒的演说家！有王者之风！绝无仅有的摄人心魄的演说家。但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多年的流放，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流放，远离一切美好、友善、愉快、优雅的事物，被关押在像月球一样荒芜的拘留营里。他的遭遇证明了伊安·史密斯的叙述。 我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访客。他是来自布莱顿的巫师，不知道为什么，布莱顿一直是巫师们最偏爱的地方。他坚持说自己是个白巫师。他让我一定要理解，巫师有好坏之分，而他是个男巫师，不是术士，因为术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需要跟一个处女发生性关系，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灵性修行，但他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处女——一个纯洁无瑕、处女膜完好无损的姑娘。他找遍了英国的每个角落。我问：“但你是怎么打听的？难道是到处去问姑娘们，你的处女膜完好无损吗？”“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很无知，根本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不，你不明白。如果你坦率诚恳地对一个人说话，他们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我向她们解释我的情况，她们会听，然后我会问一些问题，但接着我就会看到，她们不是真正的处女。”他身材瘦削，肤色稍暗，头发平平的，没有颜色。他说起自己的困境时皱着眉头，绿色的眼睛看向一边，不看跟他谈话的人（也就是我，几个月里面，我们已经聊了好几次天了）。这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男人。他从来不笑。上帝饶恕我，我居然在他面前大笑、微笑。他感到绝望，认为不可能在英格兰找到真正的处女，于是去了爱尔兰。他说，爱尔兰姑娘对性抱着清新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英国已经消失了很久了。他在爱尔兰的克莱尔县找到了一个十四岁的处女。他想娶她，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让她一定为他保持贞洁，因为按照法律，他们必须等到她十五岁才能结婚。他对她说：“不要放纵自己，把你的手拿开。这是个悲剧——姑娘们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拥有一件珍宝；那是无价的珍珠，但你们对待它就像它只是一块肉。”多么漫长的等待啊，他有一次到我这里来时，向我抱怨（也许是两次、三次），他坐在那儿，烦躁不安，一只膝盖在颤动，手指拨弄着纽扣或领带——他总是衣着得体，整洁体面。法律多么愚蠢。女孩子应该一来月经就可以结婚。还是以前的人更明白事理。那时候女孩子十二三岁就结婚，这符合大自然的意图。 他总是很忙，他是巫师大会的召集人，而且在情感和魔法的各个方面对巫师进行指导。他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经常去爱尔兰，繁重的巫师事务把他羁留在布莱顿，他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去克莱尔县去看她，让她坚持住，时间正在过去，尽管非常缓慢，但用不了多久……然而，经典故事再次上演。他来看我，充满怨愤和遭到背叛的感觉。“他不是巫师，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否跟处女发生性关系对他来说毫无区别。他甚至没那么认真，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场风流韵事，而且她明年就去上大学了。” 处女并不是他唯一的痴迷。他想跟小女孩发生性关系，但他寻访处女的举动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小女孩无助于他的灵性发展。“每个人都看能出来，小女孩们想要什么。”他说，“即便是五六岁的小女孩都会站在那儿，指着她的嘘嘘给你看，扭动身子，想要它。好吧，如果她们想要的不是那个，又是什么？”他发出质问，但眼睛从不直视我，总是看着别的什么地方，有时看着一面墙，也许那上面有他投射的幻想，他用愤愤不平的声音继续说：“你看得出她们想要什么，但如果碰她们一指头，你就得进监狱。” 我不知道后来他怎么样了。我从未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我有时候会想，那个哀伤的人现在至少有七十岁了，赤身裸体地在月光下跳舞之余，他还在英伦三岛和爱尔兰遍寻他的梦想吗？“你是处女吗？你愿意为我保持贞洁吗？”“你没看出来吗？如果你坦坦荡荡地跟人说这些事儿，她们都会理解。” 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难解之处。一般的看法认为，性解放始于六十年代。诗人菲利普·拉金说：“性，开始于1963年。”他这样说的时候带着讽刺，但人们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一点。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五十年代多么压抑，性让他们多么恐惧。当我把白巫师寻找处女的小故事告诉他们后，他们觉得难以置信。但在我的生活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个时期，人们否认性，心中怀着禁忌，胆怯地在床边逡巡。性行为在战争时期当然盛极一时，在战时总是这样。但那是浪漫的性关系，因为迫在眉睫的生离死别激起了浪漫的情感。到了五十年代，似乎每个人都热衷于性。“那一定是你们伦敦的这群人。”对方这样反驳我。“唉，如果六十年代的时候我还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该有多好。我以前整天想的都是姑娘。”要不就是“整天想的都是男人”——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外省小说总是对它所属的时代的精确描绘，但那个时代的外省小说并没有记载性饥荒。 整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谜。有些事情只能是难解之谜。我只能这样记录：人们那时候像是过得很开心，欢乐不受到限制——如果“欢乐”这个词在这里恰如其分的话，但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谈到。 我的访客当中，最意想不到的是亨利·基辛格。事情是这样：魏兰·杨（当时他还远远没有成为肯尼特勋爵）已经成了美国左派和英国左派之间的联系人，这也许是因为他频频见报，出现在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的照片里，没有谁能抗拒这个有魅力的家庭：英俊的魏兰，一位可爱的妻子，漂亮的孩子们。非常民主地跟大众一起游行。亨利·基辛格想跟呼吁核裁军运动的代表成员见面。大多数左派们都在为竞选奔忙，但我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会为工党游说拉票，为正义事业企求资助，我不会去街头叫卖《新左评论》，也不打算发表演讲（“左派往哪里去？”“英国价值几何？”之类的题目）。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是写作，你们不喜欢，也得把它咽下去。我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已经为此跟有意见的人做过斗争，那些人比伦敦这些人厉害多了。所以当时我有空见基辛格。作为新左派的代表，我不是特别合适，但我确实可以代表呼吁单边核裁军运动（但这种区别在美国人眼中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总归都是共产主义者）。亨利·基辛格也许是德国后裔——因为从奇丑无比的水泥楼梯上冒出来、走进我的公寓的是个健康的德国年轻人——但他也是剃着板寸头的朝气勃勃的美国人，置身丑陋的背景中，他显得过于魁梧、清新、神采奕奕。现在很难描绘出那次会面的氛围，因为那个时代的氛围已经消失殆尽。记录过去的事情，总会遇到这种困难。其实陈述事实很简单：发生了这个，还有那个。但剥除了当时的氛围，很多行为（事实），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都像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冷战的声音在英国已经沉寂了（主要是因为新一代年轻人觉得那很傻，而且不管怎么说，冷战从未给英国带来致命的威胁），但在美国，冷战的气氛却达到了顶点。因为政治原因离开祖国的美国人向别人描述美国发生的事情，英国的年轻人觉得难以置信。美国的共产党组织一直很弱小，它的思想和感受没有向外传播很远，但在欧洲，“每个人”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曾经生活在共产主义氛围中。“曾经是共产主义者，现在不是了”，这在欧洲是正常现象，适用于你遇到的大多数人。但美国人从来不明白这一点。现在，当你翻阅联邦调查局的埃德加·胡佛或者是中情局的阿格通的陈述，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绅士们在跟风车打架，因为他们对普通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一无所知。在今天看来，这是那个时代最触目惊心的事实。一天天，一周周，胡佛和他的人马、阿格通和他的手下跟共产主义敌人做斗争，但如果真的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根本认不出来。欧洲存在着上千种不同形态的观点、不同程度的体验。在欧洲，如果你说“我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了，因为‘肃反’……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协定……因为苏联入侵芬兰……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审……因为对柏林起义、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每个人都会理解，这是一条受难之路。但在美国人看来，一朝是赤色分子，就永远是赤色分子。 亨利·基辛格让我想起在牛津的讲座上见到的艾森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精力旺盛、决心坚定——也带着谨慎和异议。在美国的报纸看来，整个呼吁核裁军运动是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我告诉基辛格，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是共产主义者，但在他听来这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我们的谈话很快聚焦到一个词上。他说核武器技术已经发展了，可以把打击目标精确到十万人，他把这叫作“猫咪弹”。他不断地使用这个词，猫咪弹。我非常震惊，我说，任何一个人如果能用“猫咪”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战争武器，都说明他缺乏道德感受力和道德敏感，它几乎概括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切问题。他说我太多愁善感，不现实，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我们没有争论，因为要想跟什么人争论，你们必须要有一些共同之处。我觉得他是一种粗粝、生硬、进攻性的力量，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他所代表的东西。而他觉得我是个假虔诚的、畏畏缩缩的白痴，在利用人道主义的语言为共产主义世界服务。这次会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加深了我们对彼此的最糟糕的偏见。 事实上，我钦佩他做出了理解左派的尝试。美国的其他保守主义者都不曾试着去了解自己的敌人——左派。因此基辛格的做法是英勇之举。他当时还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却有可能失去很多东西。我可以想象，他的举动会在美国招来什么样的新闻标题：“克里姆林宫影响下的基辛格”、“共产主义在腐蚀基辛格”、“共产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与基辛格”。不，我绝对没有夸张。当时那些事情在今天看来很疯狂，怎样才能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再现出来？今天，跟那个时代的情形最接近的事情，是来自穆斯林强硬派运动内部的报告，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种仇恨：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的阴暗的、无理性的、凶残的仇恨。这就是美国人当年看待共产主义的目光，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还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这也是当时很多欧洲国家（无论是左派，还是非左派）看待美国的目光。狂暴可怕的无理性。 魏兰·杨送到我这里来的另一个美国人是威廉·菲利普斯，他在三十年代创办了《党派评论》，从那以后一直担任主编。他对英国新左派怀着一丝怅然的钦佩，认为这场运动也许能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我们成了好朋友，至今仍然如此。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曾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而他更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在美国跟斯大林主义者做斗争。在局外人看来，这场斗争就像是两个拳击手在一个很小的围栏中，在强光照射下进行较量。古老的分歧在那时已经无关紧要了——古老的分歧转眼间就可以变得无关紧要。 从本质上说，《党派评论》是作为反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喉舌而创刊的，它一直在刊登最激烈的政治言论，但从创刊伊始，它就有另外一张面孔。美国一些最优秀、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处女作都是在《党派评论》发表的，同时，还有外国作家给他们供稿。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看《党派评论》的原因，我现在也仍然在看。这也是很多英国人看《党派评论》的原因，有些人是左派，有些人连社会主义者都不是。我每次拿到杂志，会先扫一眼政治辩论文章——我觉得我应该对它们感兴趣——然后去阅读文学类的内容。 威廉·菲利普斯不苟言笑，博览群书，喜欢讽刺，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也得到了欧洲文化的滋养。很多年后，我坦白对他说，我对《党派评论》中的政治内容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兴趣，我觉得我让他失望了。但事实上，我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看到政治性的恶意辱骂、论争、辩论、诡辩都渐渐烟消云散，文学和艺术却保留了下来。但在那之前，文学和艺术一直在政治家的勉强容忍中生存。 J. P.唐利维那一阵子在伦敦，他是小说《褐发男人》的作者，这是一部触犯众怒的小说——又一部桀骜不驯、惊世骇俗的作品，跟《幸运的吉姆》和《误投尘世》一脉相承。但唐利维很擅长出人意表，他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流亡的公爵，庄重、阴郁、优雅。他跟默里·塞尔一起，给我们讲各种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让我们的生活焕发出生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最温柔的瞬间。夜幕刚刚降临，八哥在屋顶尖叫着盘旋，唐利维来了。他刚从BBC出来，感觉到一阵向缪斯致敬的冲动，而我是缪斯的化身。“噢，坐下来，喝点东西——我的缪斯已经累了一整天了。”他让我看他手里的袋子，里面装着四大瓶甜黑啤。“上帝，你该不会喝甜黑啤上瘾了吧！” “不，我正要回家，我要把这些黑啤带给我妻子。任何一个跟小孩儿待了一天的女人都应该喝点甜黑啤。如果真的有玉露琼浆，我一定会买来给她喝，每天买给她喝，可怜的、可怜的女人。等小孩上床了，她肯定需要来点高雅的聊天。” 默里·塞尔有时候会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像所有的天生的喜剧演员一样，有时需要观众。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有急事 ，等他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刚满三十岁了。我们坐在一个花园酒馆里（总归是在户外的什么地方），在那里待了大半天。他一直在解释：女人根本不理解，三十岁对男人来说是多么可怕，那是青春的结束。我肯定很同情他，因为他的痛苦是发自内心的，尽管他当时跟往常一样，非常风趣。后来我才想到，我刚刚过了四十岁，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他或者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同情。我没有说：“得了吧，默里，跟我比起来，你的痛苦算得了什么？” 肯尼思·泰南也曾经把我召去，跟他一起缅怀时光的流逝。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坐了大半天，他的秘书像打强心针一样一会儿给我们端这个，一会儿给我们端那个。肯说，他才三十岁，但已经到达了成就的顶峰：《观察家》报的戏剧评论家。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挖苦自己，因为他经常挖苦自己，但这次不是，他真的这么想。我这样提醒他：一定还有其他顶峰在等他攀登。我们交流着语言，但我们的感受并没有相互交融，因为不列颠人的鼠目寸光有时候真的让旁观者觉得无可救药。他是认真的，一字一句都是认真的：他看到自己像一条绚丽的抛物线，划过英国戏剧界庸俗的上空，但这条抛物线已经开始下落了，它太早地到达了顶点。 我对肯来说，是一位特别的朋友吗？我从来不这样想，但那是因为他的自我保护总是无懈可击，光芒四射的机锋让你觉得无法继续靠近他。我只能推断说，我处在他的一个特殊的圈子里，也许像个姐姐。因为他有几次打电话让我去他那里，那样的谈话在他看来也许算得上推心置腹。 肯住在梅菲尔的蒙特街，跟他当时的妻子伊莱恩·唐迪住在一起。他们的公寓的装饰风格在我当时看来属于平庸的时髦。墙上贴的壁纸是波希的《人间乐园》，椅子上蒙着假虎皮。他们的公寓经常摆满时下流行的东西。如果你去那里参加派对，你会发现那里的人要么是新闻人物，要么有点名气。喜欢结交名士的人其实往往缺乏安全感，痛苦不堪，但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 我总是觉得肯是个很脆弱的人，容易受伤，仿佛一只优雅的灰色飞蛾，有着丝一样纤薄的翅膀，大而突出的绿眼睛，骨感的面额。他身材很高，但极其瘦削。我想伸出双臂环抱着他说：好了，好了。但这种举动对戏剧界的年轻国王不太合适。人们都怕他，因为他太有影响力。我欣赏他的机智，但我认为他的判断力经常受到一些教条的左右，它们让他偏离理智。他属于那种典型的性格：为了让别人大吃一惊，他喜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实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加入共产党。这些人在政治上总是很天真，或者说很无知，因为他们的思想都在空中飘浮，从来不落到现实中来。例如阿索尔·富加德，他是我们那个时代非常有创造力的剧作家，但他不符合肯的政治意图。肯也做出过其他错误判断。但他的剧评写得很精彩，总是笔下生辉，自他以后再没有人把剧评写得那么文采斐然。 如果你在派对上或别的场合遇到他，他就会送上一些俏皮话，但不那么流畅，因为他口吃，而且呼吸粗重，他一边说，一边观察你的反应。他有时会向你解释，他一整天都在锤炼这些俏皮话，因为“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和奥斯卡·王尔德这样的机智是不需要下工夫的”。 肯和伊莱恩·唐迪的婚姻正步入尾声，他们经常在餐厅里吵闹、发脾气。你有时会看到肯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面色苍白，哀怨但充满好斗的神气，向坐另一张桌子后面的伊莱恩抛出阵阵责骂，伊莱恩也从不示弱。 肯喜欢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就像是剧场的延伸。他是个公众人物。往往是等到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作品获得了好评，或者至少是报纸上提到它了。我当时对评论持批评态度，但现在我们把剧评、书评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因为我们越来越受到外部因素的摆布。喜欢你的人也许会写信告诉你“我喜欢那本书”；不喜欢你的人也许会写“我讨厌那本书”；最常见的是“我看了那篇评论”对读者有刺激作用的是书评，而不是书。 肯去了纽约，我顶替他为《观察家》写了六周的剧评。他离开之前给《观察家》列了个名单，上面写着他的朋友的名字，他不在的时候由这些人来坚守阵地。我写了六周之后由名单上的下一个人继续写。我很喜欢那段经历，主要原因是我去看了一些我通常不会去看的戏。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当时上演的戏剧种类居然那么繁多。那时，边缘戏剧、酒馆戏剧和酒馆里的各种表演还远远没有兴起，有些戏剧种类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比如某类闹剧，就像白厅闹剧那种演技娴熟、精彩巧妙的戏剧。我猜，这类戏剧的观众现在通过电视获得了满足。那时候的音乐剧也不像现在这么多。通过这段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有些批评家并不从一出戏自己所属的类别去评论它，有些戏就它所属的种类而言是不错的，但它们不适合所谓的更有文化的人，但这些评论家喜欢居高临下地对它们指手画脚。把《继续，护士》这类戏当成失败的《海达·高布乐》来评论，这当然是不得要领。 肯的结局令人心碎。他悲惨地死于肺水肿，他还那么年轻，他的才华让我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当噩耗传来，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但这当然算不上一种安慰。有些人的死会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一处永远无法填补的空场。 约翰·奥斯本。他像肯一样，当时也处在崩溃的婚姻中。有次我跟约翰、玛丽·欧瑞和……（谁呢？当时有四个人）一起吃饭。整个用餐时间，约翰一直在对美丽的玛丽抛出尖刻的话，玛丽哭了。当时的情景就像吉米·波特和艾莉森——那是玛丽不久前扮演过的角色。 约翰的几位妻子里面我认识三位，我最了解的是佩内洛普·吉列特。我有次去吉列特的公寓吃饭，她的公寓在梅菲尔。在场的有约翰·奥斯本，约翰的情妇乔斯琳·理查德，肯·泰南和他的一个情妇。克兰西也去了，尽管我们已经分手了，但人们还是经常一起邀请我们两个。有那么一段时间，克兰西是时尚伦敦的一部分，无论他喜不喜欢。吉列特的婚姻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奥斯本的婚姻已经彻底破裂了。佩内洛普不只是漂亮，而是很美，她是那种典型的红发美人：牛奶般细滑的皮肤，绿色的眼睛，婀娜的身段。约翰爱上了她，他的状态像某些恋爱中的男人——仿佛就要去看牙医了。我很喜欢吉列特博士，也很钦佩他——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迷上了别人，就要离开他，但他却没有让自己的感受流露出来。 就在那次晚餐上，佩内洛普称赞了我的进取心，因为我为了写《找寻英国人》而去“找了不少素材”。《找寻英国人》当时刚刚出版。我说，我没有去找什么素材，那都是我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我当时口袋里没钱，带着很小的孩子，只有那个热心的地中海家庭愿意接纳我这个带小孩的人。佩内洛普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我生气了，那一刻是个缩影，说明了这种圈子有时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跟皇家宫廷剧院的那些年轻人在一起很自在——我从来不需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后来，我也认识了吉尔·班尼特。我当时想，任由自己爱上约翰·奥斯本的女人一定是疯了。我现在也这样想。但约翰·奥斯本的女人都很出众，被他甩了之后都很伤心。我的看法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的。约翰·奥斯本对我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用“可亲”来形容最为贴切。他对事物的判断总显示出他的宽宏大量。绅士约翰，这是他的真性情——但后来，某些深藏的险恶的力量迫使他吐出毒汁，与别人针锋相对。 我觉得自己跟约翰很亲近，因为我熟悉他的痛苦——仿佛内心深处的脓肿。我理解突如其来的忧惧的刺痛，它让你变得烦躁易怒。我跟约翰到乔斯琳·理查德家里吃过两三次晚饭。那是在约翰跟玛丽离婚之后，跟佩内洛普·吉列特结婚之前。那几次晚餐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情妇的领地经常比妻子的领地安全。至少，乔斯琳是唯一一个跟约翰分手后仍然获得了他的称赞的女人。托尼·理查德森当时也在。那是“伍德福尔出品”的时代。他们一起拍电影，有很多时间待在一起。这是两个易怒、好胜、感情丰富的男人，总是成为聚会的焦点，因为他们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约翰在回忆录中称他们的那段交往为“没有性关系的婚姻”，但我觉得他们像是两兄弟，而且他们像同胞兄弟一样，每句说出来、没说出来的话背后都隐含着漫长、激烈、纠结的共同经历。但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那些友谊是多么的随机、短暂、不牢靠。回首往事，我看到我们怎样被风吹到一起，迅速结成紧密的、相互信任的同志，仿佛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然后，万花筒一转，表面看起来好像什么原因也没有，人和人就重新进行了组合。我以前经常在这里或那里遇到约翰，遇到他跟佩内洛普在一起，或者和吉尔·班尼特在一起。他还喜欢寄一些语义不明的明信片。我收到过几张，我记得那是在佩内洛普之后、吉尔之前，不过也可能是在吉尔之后，或者他跟最后一个妻子结婚之前。这些明信片向你招手，但同时又把你打回去。比如，一张明信片上印着黯淡的海滨街道，街边是提供“床和早餐”廉租旅馆，挂着“空房”或“出租”的牌匾。约翰在背面写着：我希望你能在这里。他在一张明信片上送给你几个吻，但乍一看，你会以为他画的是坟墓上的十字架。在另一张明信片，他没有署名字。或者，只写着“J”。然后是“你为什么还没给我打电话？”要么就是长bbr>.久沉默之后的交谈。对所有这些，我都没有回应。我很喜欢约翰。但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需要你付出宽容、需要注意力、需要你持续地保持警觉——因为害怕听到你说出伤害他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约翰。而我当时被各种负担所包围，让我根本不可能憧憬好事情的发生。我说过，我的皮肤生来就太薄，而约翰似乎一点儿防护也没有。他让我联想起一只受虐待的小狗，它勇敢地面对世界，舔你的手，感激你的抚摸，但当一只手过于接近时，它就会急忙躲闪，浑身颤抖，缩成一团，担心你会打它。我曾经有好几年梦到约翰。现在看来，那是些有趣的梦。直截了当的性梦算不上有趣——等你醒过来，你会想：噢，又是这样的梦。但有一种梦很有意思，梦里的男人感情丰富、友善，闪动着爱欲的辉光，仿佛旧情人的重逢，带着怅惘、诙谐和魅力。魅力，这是最主要的，梦中的一切风光似乎都在微笑，跟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有两篇故事是那个时期写的：《男人之间》，后来改编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每集时长半小时，非常有趣，得了一个奖项；另一篇是《体面职业的连带效益》。 我发现，这些时髦的左派人士，无论我多喜欢他们本人，他们的立场总会激怒我。这里有种“革命的势利眼”——你有什么资格管自己叫……他们个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仿佛那是最新潮的衣服，以惊世骇俗为乐。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历史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听听那些真正在党内待过的人怎么说。 他们都很浪漫、多愁善感。任何令人伤心的主题都会让他们热泪盈眶。当时有一本描写意大利南部的贫困生活的小说——《埃博利，基督在此止步》，作者是卡尔罗·列维。托尼·理查德森总是把它摆在书桌的醒目位置上。肯·泰南被史怀哲医生深深打动，当时每个人都被他打动了。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曾经像史怀哲医生一样在非洲各地的医院里工作过，现在仍然有这样的人，可是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典范，去敬佩一大群人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此时此刻，总有某个谦卑的医生、护士或者传教士在丛林中，在光秃秃、缺少设备的医院里年复一年地工作，没有资金，与世隔绝——没有任何刺激和兴奋可言。但我们需要一个史怀哲来矜夸地摒弃欧洲的舒适享受。我听说，印度到处都有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为援助穷人而工作，但我们需要特丽莎修女来让我们热泪盈眶。 这件事情也许集中概括了我的要点。一群戏剧精英们（都是左派）去德国跟布莱希特剧团交流。当时柏林墙已经砌了起来。为他们带队的是个女人，她小时候逃离德国，她的亲戚要么死了，要么在希特勒政权下受尽折磨——她的整个生活轨迹都被扭曲了，先是因为希特勒，后是因为斯大林。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确实意识到这位职位低微、无足轻重的公关女郎是欧洲悲剧的十足的代表。“你逃走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德国吗？”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回来。我没那么多钱。”她回答。他们的脸，她说，僵住了。他们吃不消了，她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理真正的现实，不知道怎样面对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幸存者。事情到此为止了，他们继续用原来的方式跟她打交道，把她当成有用的雇员。 我跟林赛·安德森打了一次奇怪的交道。我们有一阵没见面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急事。他和戴维·斯托里花了一年时间把《如此运动生涯》改成了电影剧本，但他们改的剧本平淡无味。他问我愿不愿意读一遍小说，说说我的想法。我连夜读完了那本小说，早晨给林赛打电话，告诉他这部作品让我心潮澎湃。他带着三个大文件夹来找我——里面放着三个剧本。他不想让我写一个全新的剧本，而是要求我读三个失败的剧本，用它们拼一个新的出来。他给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很生气：再没有比这更不专业的了。如果他事先告诉我，我的工作是把三个废稿拼成一个，我一开始就会拒绝。我也感到失望，因为那个故事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但没有谁生林赛的气会生很久。招人喜欢，这就是林赛。他总是招人喜欢，即便在他年老体衰，变得不讲道理之时——他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增长的年龄放大了他的缺点。喜欢林赛是件棘手的事儿，因为他是又一个早年有过深深的、不可挽回的创伤的人。他说，他在私立学校的经历是他的伤口，他对那段经历怀着怨恨。虽然他总拿私立学校开玩笑，但玩笑并不能治愈创伤。 我们很少见面，但只要见了面就会起争执。我发现，在那些时髦的左派人物中间，他是最能激怒我的。我们每提到一个人，他就称那个人为“叛徒”。背叛了什么？投靠了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林赛当然也说不出来。这只是一个时髦的行话，流行了几年。有些字眼儿似乎是专门设计出来阻止人们思考的，“叛徒”是其中之一。另一个词——“忠诚”——也风行一时，意思是某个人支持跟你一样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还有一个词是“事业”，它带着道德的意味，因为只要是“事业”，就一定是好的。“法西斯主义者”直到最近才淡出人们的语汇，它可以指称任何人，即便你只是冒出了一点儿朦胧的右派苗头。 苏联输出了几十种术语。有一段时间，爱德华·汤姆森、约翰·萨维尔和我们其他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意思是说我们偏离了党的路线，试图改变党的路线，而党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他们的另一个术语是“正确”。 《如此运动生涯》拍出来了，我喜欢这部影片，尽管我认为它没有把身体的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年轻工人对自己的体魄的骄傲，他们看到自己正处于生命的巅峰，而前方只是向着黯淡平庸的生活的慢慢衰落。 鲁本·席普已经娶了伊莱恩·格兰德，她是早期加拿大电视台的“魅力女郎”。她就像露西·鲍尔和拉娜·透纳，有着浑圆紧致的臀部（或者说屁股），坚挺翘起的乳房，友善的、姐妹般的性感。有一段时间，从加拿大和美国来的年轻女人都是这种体型，然而六十年代风潮一转，人们开始喜欢另一种身材：健美好斗，散发着对峙的意味。加拿大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换了伴侣。鲁本是个极和善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个‘好’男人吗？”不。他只是具有一种特质、一种人性。当时代氛围对某个主题特别宽容时，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对很多人和盘托出。但在这些听众那里，无论是他们的经历，还是他们运用想象去理解的能力，都使他们无法与你的观点形成共鸣。然而跟鲁本在一起，你可以无话不谈，而且他总能理解。我喜欢去鲁本那里的一个原因是他喜欢彼得，他对这个迫切地需要父亲的男孩非常和善。 鲁本写了些电影剧本，拍成了电影，其中一部由诺曼·威兹德姆出演。但鲁本的天赋在于创作愤怒的讽刺剧，就像《调查员》。他生不逢时，六十年代的讽刺剧的革命那时还没到来。他最终死于饮酒过度，但我不知道他酗酒是不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失望。 彼得去了寄宿学校之后，鲁本和伊莱恩就放开手脚实施把我嫁出去的计划。我走进他们在切尔西的住所，有时会发现一个男客人惴惴不安地等在那里。单身的女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男客人——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单身女人甚至会让她的好朋友们感到紧张。他们总是试图把我匹配给来访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我总是尽量在第一时间低声对他说：“放轻松——我不想结婚。”然后我们就像两个向大人隐瞒秘密的孩子那样相视而笑。“你们在笑什么？”而我们两个人故意并排坐着，像是犯了错，但其实是在暗自得意。 我始终记得他们为我介绍的一个男人，原因即便在当时看来也足以让人不安。他是个鳏夫，带着个很小的女儿，大约两三岁。他向我描述他和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确保女儿熟悉他的身体，他鼓励她探究他的私处，甚至让她玩弄它们。“这样一来，她永远都不会嫉妒男性有阴茎。”他这样告诉我。他对自己采取的抵制蒙昧的做法很自豪。我提醒他，这种做法也许会产生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比如说，他女儿也许会再也离不开他，没有办法爱上别人。他对我感到失望，认为我缺乏真正的洞见。他身材高大，毛发浓密，神色哀伤，注重言辞和思考，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桎梏。我们极不般配，我们私下达成的“不必担心对方想跟你结婚”的协议格外有效力。 还有一位年轻的鳏夫。他妻子突然死了，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尽快再婚。这种想法很不明智，因为他被忧伤压垮了，而且仍然没有从突如其来的噩耗中恢复过来。我爱上了他。虽然陷得不深，但也足以让我丧失理智。我居然搬到他在切尔西的房子里，跟他住在一起。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漂亮房子，里面有只美丽的红色小猎犬，它非常想念自己的女主人，壁橱里塞满了那个死去的女人的衣服。我再次被水下的一股逆流拖着走，这是跟克兰西分手后的无意志拖拽状态的延续。它其实也是尾声：被动状态的尾声。 他在《每日快报》工作，因为他我突然掉进了一个跟我自己的世界相去甚远的地方，仿佛走在一部小说里。他的朋友们都去看赛马，押注，都有他们最喜欢的酒馆，而且都是右翼人士。在报社里，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得到上级的垂顾，大老板对他尤其青睐有加。比弗布鲁克如果喜欢他的一篇文章，就会让跑腿的送来一百英镑。这种贵族式的慷慨气派让我莞尔，但这位雄心勃勃的学徒却热衷于此。他也为格拉纳达电视台的伯恩斯坦工作，但我不记得他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了，也不记得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喜欢这种身份：有权有势的人最宠爱的男孩。一天夜里，大约凌晨三点，电话响了，是伯恩斯坦打来的。格拉纳达电台的员工们明天要罢工，伯恩斯坦怒火中烧，但他的最主要的情绪是难以置信。“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他在电话里不断地质问，“他们难道不爱我吗？”他们难道不爱我吗——暴君永远的呼告。我听到我的临时爱人说：“爱，他们当然崇拜您，我们都崇拜您。”但这句话不符合人们当时对伯恩斯坦的看法，但女人们在历史方面往往鼠目寸光。伯恩斯坦也是一个不该被忘记的人。他立志提高电视节目的水准，他做到了。现在的电视巨头没有一个像当年的格拉纳达电台那样乐于冒险、勇敢无畏。 有那么一刻，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我住在切尔西，身边都是喜欢购物的女人，上午过了一半，她们就会出门去遛狗。我以为我在干什么？这有什么意义？我跟他分手了，回到自己的家。真正的悲伤已经让他刀枪不入，我们的分手没有给他造成多少伤害。至于我，我得出结论：我成了恋爱瘾君子。让我上瘾的是恋爱的状态：兴奋，胶着。那是一种轻微的陶醉，跟真正的相爱毫无关系。我以前怎么没看出这一点？只要看看我写的东西就会明白，比如说《恋爱习惯》。我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想重温跟杰克在一起的经历，但我盲目地飞来飞去，跌跌撞撞，最后又退了回来。 这段经历让我震惊——真正的震惊。这确实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我写了 href='/article/4512.htm'>《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然后又回到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创作中，我把头脑中多少已经组织过的素材整合起来。 我在那套公寓里写了很多东西，主要是 href='1820/im'>《金色笔记》和《壅域之中》。我早晨起来，套上长裤、衬衫或者毛衣，梳头，刷牙，烧茶。一写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时停下来睡上一会儿，恢复精力。我有时会写上一整天。有时一天写几千字，有时一整天的工作最后在废纸篓里着陆。到了晚上，我筋疲力尽，瘫在电视机前，或者独自一人去街上散步。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写作中的作家的生活并没有多少花样。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但只要彼得带着一个朋友回家，我总会带他们去康沃尔。对于两个精力充沛的十几岁的男孩来说，我的公寓实在太小了。 这段时期，我有过两次跟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它们跟“被动性”这个主题不无关联。 我躺在床上做妇科检查，那是一家声誉甚隆的教学医院。我总是感到疲倦，据说可能是因为子宫有问题。十二个女人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等着会诊医生。我旁边的女人僵硬地躺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竭力抑制住啜泣。一位年轻的护士在照看我们。那个大男人进来了，跟着十几个年轻小伙子。他的嗓音冰冷，带着挖苦，让听到的人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他从我旁边的那张床看起。“我告诉过你了——她叫什么名字？——琼斯太太。你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你一定得让你丈夫来见我，你不能怀孕，原因在他，你没告诉他吗？” “他生气极了。”那个女人抽泣着。 “他生气极了，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浪费公众的钱？你知道你花了纳税人多少钱吗？不知道？那么你应该知道。”冰冷的声音继续慢吞吞地说，“不要再来了……太太，告诉他，他一定得来。” “但他不肯来，医生。”她哀号起来。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吗？不是我的问题。” 此时，我看到那个年轻护士流露出难堪的神色。我在寻思，他肯定不会让我在这些一脸青春痘的年轻人面前分开双腿吧？我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我已经全心全意地抛弃了对性的保守态度，但那样做实在太过分了。那些年轻学生已经意识到了眼前的局面，咧着嘴笑，互相交换着眼神。我是病房中最年轻的女人。护士手里拿着一块两英尺见方的布或者是纸巾。她用它来做什么？医生来到我的床脚，护士急忙把盖住我的下身的毯子拉下去。医生看着手里的材料，然后打量着我：“你把腿交叉着，指望我这样给学生讲解吗？”护士急忙低声对我说：“打开腿。”然后用那块勉强够用的布遮住我的脸。“别浪费我的时间……太太。”医生说。我打开腿，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跳起来，给他一巴掌，痛骂那些挤眉弄眼的学生。但我什么也没做。“这是多次顺产的完美例子。”医生说，“三个孩子……”他参考了一下手里的资料，“是的，三个。可惜这样的例子我们见的不多。”然后他叉开双腿定定地站着，就像塞希尔·罗德斯站在开普敦向北凝视非洲大陆。他提高了嗓门儿，对病房里所有的人说：“你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早生孩子。这是大自然的意图。你们之所以会得这些妇科病，全是因为生孩子不够早。”他继续巡视，庞大的随从队伍簇拥着他。我本来可以杀了他，当然可以，但可悲而懦弱的受害者的斥责和控诉总是无声的。护士觉得羞愧，她站在我这边，跟我一样对那两尺见方的纸巾很不屑，她低声说：“还是起来穿衣服吧，你没什么病。”她快步走到旁边的女人那里，她已经泣不成声。“嘘……”护士说，“去穿衣服吧。我给你倒杯茶。他叫得比咬得凶。”我们两个沮丧地拖着脚步来到隔间。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到那个女人在纵情悲伤中崩溃了。透过窗帘，我看到她躺在诊断床上，胳膊横在脸上。她大声地抽噎，这种哀痛感染了每一个人。我心中翻腾着怒火。我怎么能让自己受这样的欺侮？为什么？为什么我在医生面前会这样的无助？ 在我从索尔兹伯里来到伦敦之前，在那段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糟糕日子里，我向一个朋友（他是医生）诉苦，我告诉他我经常感到疲劳。你可能得了吸血虫病，他说。他是吸血虫病专家，这种病的征候之一是容易犯困、感到疲惫。让我们称他为马修。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开始行医，但他的成功和他的病人为他赋予了一种徐缓、威严的气度。我们喜欢拿这一点来开他的玩笑。他为我做了血吸虫病检查，结果呈阴性。现在人们知道，血吸虫可以通过皮肤上的毛孔进入体内，只要轻轻碰一下被血吸虫污染的水就有可能被感染，我小时候总是在水里进进出出。不，我没有在长满芦苇、蜗牛贴在上面的死水塘里游泳，但我可能把手和脚伸进去过，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以为血吸虫只能通过尿道进入人体。我极有可能得了血吸虫病。测试结果呈阴性不表明我没有感染血吸虫，马修说。当时的治疗方法又漫长、又让人讨厌：病人每天去注射锑，至少注射一个月。大部分黑人体内都有血吸虫，这是非洲的地方病之一。漫长而痛苦的治疗结束后，那些受罪的人一定会再次染上，因为如果他们住在乡下（大部分人都住在乡下），他们在里面洗洗涮涮、从里面打水的小河和池塘的水里到处都是血吸虫。病人现在吃上几片药就好了——你的病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我对马修说，让我注射一个月，我受不了。马修说，他刚研究出一种改进疗法，把一个月注射的锑的剂量在三天里注射完。这是很剧烈的疗法，但它能够奏效。他问我愿意试试吗？况且，我还可以为科学做出贡献，因为这种疗法还处在试验阶段。我让自己住进了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都是裹着天蓝色长袍和头巾的天使般的年轻修女。我一天注射四次，每次注射时我都感到心脏在狂跳、伸缩、剧烈地颤动，仿佛要爆炸了。我躺在那儿气喘吁吁，心想这就是死亡，发誓不会让他们再给我来一针了，但就在我觉得再也无法承受的关头，体内的喧哗突然停止了。年轻的天使们站在周围，内心担忧，但面带笑容，而我一天中有四次认为自己要死了。一天，马修踱步走进来，神色庄重，很有权威。“嗯，你看起来不错。” “但是，马修，我觉得糟透了。你肯定我的状况不错吗？” “完全正常。这是未来的疗法。” 四天后我爬出医院，浑身散了架，不停地颤抖，中了毒，觉得恶心，但体内可能已经没有血吸虫了。然而我的疲惫一点儿也没有减轻。后来我生了第三个孩子，写了《野草在歌唱》，来到了伦敦。 到了伦敦没多久，我又遇到马修。他附属于热带疾病医院和其他专科医院，已经是世界级的血吸虫病专家。“你好吗？” “还不错，除了总是觉得疲劳。” “你可能有血吸虫病。” “但你已经把我给治好了。” “噢，是吗？你治疗过吗？” “你对我实施了三日疗法。闪电战。” “那种方法已经停用了。我们用它治死了一些人。都是当地的非洲人。他们的体质承受不住。” 我只好告诉读者，我又让自己做了化验，结果是阴性，而且马修再次让我相信，化验结果并不能证明什么。我像是急于赞同任何事情，急于取悦别人，没有办法说出一个简单的“不”字。趁着彼得要在学校里整整住上半个学期的时机，我答应住进热带疾病医院，就诊于这位著名的医生。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然是免费的。治疗方法恢复到每天一剂，注射尽管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至少不那么可怕、痛苦。除此之外，我觉得很愉快。我躺在床上，读书，琢磨着 href='1820/im'>《金色笔记》，抽烟。他们很肯定地告诉我，一个人接受锑治疗之后，最多会再抽一两天的烟，没有谁例外。但我一直在抽烟，治疗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马修经常会来到我床前，高高地站着，举止缓慢，庄重威严，向我保证我的状态良好，然后踱向另一个女人的病床，她的症状让所有的医生着迷。她是个修女，英国人，曾在尼日利亚工作。她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两条腿间歇性地肿胀，泛起粉红、猩红或覆盆子似的鲜红的颜色。让医生感到奇特的是变色症状到来的时间。这显然是某种细菌在作怪，但科学对它还一无所知。路西嬷嬷躺在床上读妇女杂志或《圣经》，旁边放着个按铃。她按照医生的指示，双腿一旦开始肿胀变色，她就按一下铃。一天有那么几次，走廊里回荡起滚雷般的脚步声。医生和护士们从医院的各个角落冲向我们的病房，围着泛红的腿，取皮屑、采血样，不停地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太神奇了，然后又怏怏地离开，因为双腿的症状往往已经开始消退了。路西嬷嬷大约五十岁，她在尼日利亚的一个偏远的地方工作了几十年，教那些未开化的人爱上帝，也教他们读书写字。她像我一样，在好好享受休息的时光。修女们来看她，给她带来杂志、爱情小说、巧克力、粉色的皮拖鞋和粉色的短睡衣。然后她被转往另外一个病房，在那里接受更严肃的治疗。于是艾达·迪米特里奥斯夫人住了进来，她身材高大，气定神闲，是个地道的英国女人：顺滑的浅色头发，完美无缺、闪闪发光的粉色指甲——她进医院之前去做了头发和指甲。她坐的病床上，靠着医院的朴素的白枕头和自己带来的印花靠垫，读《每日镜报》、《每日快讯》和很多通俗小说。这些书她怎么也读不够，她说，她读起书来如饥似渴。 下面是她的故事。两个可爱的英国姑娘自己去希腊度假。那是五十年代早期，这是不同寻常的举动，很有魄力。她是在姐姐莫琳的说服下一起去的。“她总是很喜欢外国人。我从来不像她那样，我不怎么喜欢外国人。”到了雅典，她们在咖啡馆坐着。一位希腊商人望着她们，对这位皮肤白里透红、头发秀美的英国姑娘一见钟情，顷刻间神魂颠倒，堕入了情网。他向两位姑娘展开鲜花和巧克力攻势，要求艾达立刻嫁给他。她说：“你为什么不让莫琳嫁给你？她喜欢去国外。”但最后还是艾达嫁给了她的亚里斯泰德。“叫我亚里。”“不，我要叫你哈里。”她跟着他去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城镇的名字让人联想起骆驼、大篷车、唤礼员，还有弥漫着香料的诱人气息的市场。这是个古老的贸易城镇，向来如此，它的历史带着浓郁的浪漫色彩。来自克罗伊登的艾达发现自己住进了一座大房子，里面全是宽敞通风的房间，屋外有一座巨大的花园，高大树木的浓荫把炎热挡在房屋的外面。房子的屋顶是平的，她大多数夜晚都睡在那里。 “我们先做爱，”她说，“然后到屋顶上去睡觉。哈里说：‘来，让我们在屋顶上做爱，大家都这样。’我说不，我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你爱他吗？”我问，我觉得没有理由不问问这个关键的问题。 “人们总是谈到爱，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除了哈里，我忍受不了任何一个男人，这也许算是爱吧。” 她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现他非常富有、非常成功。他是个商人，工作勤奋，她很少在白天见到他。 “你觉得孤单吗？” “孤单？我不理解这个词。我喜欢自己给自己做伴儿，我一直是这样。” 她有时候去市场逛逛，由仆人陪着，因为她的哈里说她应该经常出去走走。但她真正喜欢的事情，是独自坐在宽敞的房间里读空运来的《每日镜报》。窗边的层层梯架上摆着她亲手垒起来的花，天花板上的大吊扇让花香弥漫到房间里的各个角落。她没有朋友。当她丈夫让她为他的商场朋友安排晚宴或午宴时，她就出来款待他们。但宴席都是仆人准备的，如果她让他们做这个菜、做那个菜，反而会添麻烦。她跟哈里的白人同事的妻子们毫无共同之处，跟哈里的黑人助理的黑人妻子们也无话可谈。当地有一些医生、传教士和教师，但“不管怎样，我受不了那些自以为是的救世主”。她说着，擦拭着完美的指甲，审视着她那完美的苍白皮肤，那皮肤从来没见识过尼日利亚的阳光。 她喜欢自己的生活，但她染上了一种细菌，一个劲儿地腹泻，她急不可待地盼望热带疾病医院把她治好，因为她想回家。 邮差每次来，都带着她的哈里寄给她的信——充满激情的信。 “他想我。”她说，读着读着脸红起来，“他性欲过度。我这么跟他说：‘你的力比多过剩了，这对你不好，天气这么热。’” “但他不肯听。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天会来上三次。他有时候在午饭时间回家，但不是为了吃午饭。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到床上来。’但气温有一百多度。‘你不爱我吗？’他说。他求我跟他做爱，我屈服了，因为我不喜欢看到男人哀求，像一条狗。结果我们大汗淋漓，床单都湿透了，我不得不赶快把床单换了，因为我不想让仆人知道。” 她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瞧，我亲爱的，不，听我说，你去找个姑娘，跟她做爱。我不介意。”他哭了，说：“你不爱我。”她对他说：“像你这样的男人应该有两个妻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性欲太强了。” “他沮丧极了。”她说，平静的蓝眼睛中掠过一丝阴云。“我看得出，我不应该说这种话。但我想知道，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找一个姑娘用来做爱，而我负责所有其他事情。因为我确实喜欢他，你知道；除了他，我不可能嫁给任何人。” “如果他找了个尼日利亚姑娘，你会介意吗？” “黑人姑娘？我更希望她是白人，但如果是黑人，我也不介意。我喜欢那里的黑人。我喜欢那里的食物。我唯一不喜欢的是那些噪音，他们很吵，但那是他们的国家。” “你的钱都花在什么上面？” “我买了好看的衣服。我晚上为他穿起漂亮衣服，他很喜欢这样。我甚至有条迪奥的裙子。在那里没什么可买的。他把大部分钱都寄给在希腊的家人。我喜欢那些愿意照顾家庭的人。我不能生孩子。我曾经想要孩子，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问他，你介意吗？他说不，整个世界上，他想要的只有我。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就没时间跟他在一起了。”她坐在那儿，把冰冷的乳霜涂在漂亮的皮肤上。她撩起淡紫色的缎子睡裙，把乳霜轻轻拍在脖子和前胸上。“你必须以柔克刚。”她庄重地说，叹了口气。 有很多人到医院来看我。艾达躺在那儿读书看报，听我们聊天。 “我喜欢聊天。”她说，“你的朋友们很有趣。你是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你知道吧？” “有人这样说过我。”我说，“但只有在非洲，人们才这样说我。你怎么定义波希米亚人？” 她认真想了想。“嗯，我不是。哈里也不是。他的家人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你的朋友们是。你们就喜欢与众不同。”她宣布。她转过身去说：“现在我要睡上一小觉。不要让护士叫醒我。我在家里从来也睡不好，因为哈里不让我好好睡。你猜怎么着？我有时候醒过来，会看见他坐在那儿，俯看着我，哭泣。他说我太美了，让他不得不流泪。我对他说：‘如果你老这么说，我会信以为真的。’” 我真的得过血吸虫病吗？现在无从知晓了。 这些跟医疗经历有关的记忆片段，记录了我在面对权威的压力时，表现出来的非常病态的被动性。我并没有说“女性的被动性”，因为我认为，人们在医生面前的反应，源自性别间的差异并不大。我们都被教导要听别人的话。我们作为小宝宝、婴儿、幼儿，最先听到的是：“这是医生……医生说……要吃药，医生这样说的……医生说你一定要待在床上。”他（现在也可能是“她”）从一开始就是家庭的最高权威，在医生去病人家里出诊的年代，小孩子经常看到一家人怎样等待医生的到来，等待他来吩咐大家做什么。但家庭出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情况也许发生了改变。 今天回想起来，有件事情让我很吃惊：尽管经常是我妈妈告诉医生该做什么、开什么药，但在她和病人（我爸爸、我弟弟和我）之间，她仍然需要医生的权威。这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医学界训练护士们服从一套极其苛刻的纪律：除了医生的指示，不允许她们做任何事情。在农场里，当我爸爸的糖尿病或者并发症恶化时，她就会把他放进那辆旧轿车，坐在他身边，盯着他的脸，注意有没有昏迷或神志不清的迹象，而我开着轿车向索尔兹伯里驶去。七十英里有多远？没有多远。但那条粗糙的砂土路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你要么很快地开过去，车子和车上的人一起颠簸，要么很慢地开过去，让车子从一道脊上缓缓滑下去，过渡到下一道脊。我必须开得很慢，因为我爸爸病得厉害。这段路也许要开上五六个小时，中间还要停下来，让他休息。汽车开到轨道式路面上时（轨道式路面就是没有用沥青把整个路面铺满，只铺了两条轨道，供车轮在上面跑），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但仍然比较慢，因为轨道的边缘是曲曲弯弯的坎儿，不小心就会滑下去，陷进流沙里。我爸爸坐在车上，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一只手抓着车边的扶手，另一只手抓着我妈妈。到了医院，医院收治我爸爸，让他在那里待上一上午或一整天，给他做我妈妈已经在农场为他做过的各项检查。医生吩咐我妈妈做那些她早就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些做法还是我妈妈告诉医生的。我们把我爸爸安顿在旅店里，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又顺着那条糟糕的路驶回农场。这场奔波只是为了获得医生的权威认可。疯了，但当时就是这样，非这样不可。 href='1820/im'>《金色笔记》被公认为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也许是吧，但我有自己的看法。人们认为作家不适合评判自己的作品。 href='1820/im'>《金色笔记》出版近四十年来，销量仍然很平稳，经常再版，销售的地区也并不仅限于欧洲国家。它的历史昭示出一本小说可能经历的盛衰沉浮。 人们总是在问：你为什么写这部小说？为什么写那部小说？为什么写那个短篇？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对于这类问题，从来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你可能会花几年的时间苦苦思索一部小说，却一直找不到恰当的方式，然后答案突然出现了，也许是在一个梦里，也许是在一系列梦里。无论怎样，原来显得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得容易了。《三四五区间的联姻》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的结构为十年来的寸步难行画上了句号。《联姻》是整个系列中的第二部，显得非常突兀。但就像常有的情况一样，解决办法十分简单：我让一个苍老的声音讲述这些故事，所有的事情都各归其位了。有时候，一部小说会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比如《好人恐怖分子》。 href='1820/im'>《金色笔记》诞生的过程并不很长，但非常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主题，还因为我当时的状态。我站在真正的十字路口上，处在转折关头——我在坩埚里，已经为重塑自己做好了准备。我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一是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的感情生活从此将会不同；二是因为政治，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我周围到处都是心碎欲绝的人，他们精神崩溃，经受着宗教改宗的痛苦。还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很多立场坚定的前共产分子发现了自己的经商才能，开始赚钱。他们以前对资本主义各环节的痴迷研究为他们的商业生涯提供了最好的准备。关键是，那些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的人非常痛苦。曾经被拒之门外的思想涌入他们的头脑，有时甚至是以疯狂的形式。我从小生长在一个一分为二的社会里：一边是白人，一边是黑人。这种分裂的结果在南非传来的新闻中昭然若揭：森严的界线溃散，演变为暴力和战争。继续回溯，我可以听到我父母的声音：我父亲（至少在他身体依然健康，仍然是他自己的时候）不会随意地论断他人，他宅心仁厚，通情达理，宽容大度；我妈妈则时刻准备着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准备去谴责和论断。我知道，在世界事务中，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知道，人们不久就会觉得那个时代很疯狂。我已经明白，仿佛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氛围和观念潮流，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这方面最极端的经历是“二战”刚刚结束、冷战粉墨登场的时刻，一夜之间，友谊尽毁，盟友变成了敌人。有几年，我一直在想，我渴望读到的关于19世纪的小说从来没有被写出来过。关于19世纪的史书汗牛充栋，但小说却不多。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论争、激情和仇恨，它们往往是隐藏在正史背后的真实故事，描写它们的小说在哪里？如实描写社会主义圈内生活的小说在哪里？ 我想写一部小说，让后来的人读了之后会懂得那些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那些人”指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梦想着黄金时代的到来——我必须提醒你，我们当时真的相信黄金时代很快就会实现。我们怎么会相信这么蠢的看法呢？但我们至少应该把那段癫狂的经历记入编年史。 我需要一个框架，一种形式，用它来表达当时社会的极度割裂的状态以及它后来的崩解——我以前经历过这样的局面，如今又要再次经历它。当时不仅存在着严格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女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人们现在都以为，女权运动像性解放运动一样，始于六十年代。而事实上，早在四五十年代，在共产党内部和受其影响的群体当中，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妇女问题的小组讨论、会议和对话。社会党中也有这样的讨论。妇女问题已经被提上了议程。女人们总是坐在一起讨论男人，这种声音也回荡在我童年的早期记忆中。我的记忆中装满了关于男人、女人、男女差异、爱、性和婚姻的谈话。新鲜的内容是这些古老的平衡必须要改变。 比如，在琼·罗德克厨房中进行的那些的谈话，我把它用在了摩莉和安娜的对话里。琼就是摩莉（在小说里当然已经改头换面），而我是埃拉。小说不是对说过的话、发生过的事情的严格记载——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那些如饥似渴地想把小说当成自传来读的读者们迫使我反复重申：不，实际发生的事情跟小说写的不完全一样。 人们对自传的渴求无比强烈。“不，摩莉是我认识的几个女人的结合。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的埃拉跟我的处境一样，但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听到的人立即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对不爽毫厘的精确事实的渴望落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真的这么说过：一部小说的一百个读者中，只有一个真正关心作家注入其中的想象性工作，其他人都想知道作家是否“把自己放了进去”，他们不断地追问，这是弗雷迪的自画像吗？这是简的自画像吗？ 作家们多么懂得珍惜那第一百个读者！ 但他们为什么总是想把小说中的人物变成自传？当我说“不，那个人物是虚构的……那个人物是由五六个相似的人结合起来的……那人物是从另一个场景中搬过来的”时，我经常看到对方的表情转为失望。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想象力的抵触。人们想要的是现实和事实，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如果我说“没错，那些事情全在我身上发生过”，对方就会长舒一口气，“噢——”，笑意绽开，心满意足。为什么会这样？曾经，人类的故事全是想象，我们的神话、传奇、寓言和传说都是想象，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给彼此讲故事的。但这种能力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压力下衰退了，至少我可以说，故事里面的想象和幻想成分都被扫进特定的小说分类里面：魔幻现实主义、太空幻想、科幻、怪诞小说、童话、恐怖故事。我们以我们分割一切事物的方式分割了文学。一边是现实主义：真实；另一边是想象：幻想。但现在，大多数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都愿意这样想：这些事情在作者身上真的发生过。作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故事摆脱了严格的个人性，把它转变为对个人和个人经验的一般刻画。他（她）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多此一举，也许把实际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就好了——写成一本自传，真正的自传。 当另一个维度的东西必须闯入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时，它往往以“精神失常”的形式获准进入。当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的声音被简·爱听到，它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感受绝不仅仅是一个可怜的疯女人发出的声音，而是唤起了整个诡异的、没有理性的世界，它被地狱和天堂的火照得通明——一个被我们的日间生活摒除在外的世界。它让我们惊魂不定。现实主义文学中，“精神失常”往往被赋予了过多的分量，这是因为“精神失常”是现实主义所允许的为数不多的非理性形式之一。梦也被给予了过多的重要性，因为对梦的描写属于“现实主义的”。毕竟我们都做梦。我可以轻松地列出一份长长的“现实主义”小说清单，它们都包含着非理性的元素，有的甚至用非理性元素作为故事的枢纽，但这些元素都带着人们能接受的伪装，比如：梦或精神失常。 href='1820/im'>《金色笔记》是在高压下完成的——内心的高压，它把我带入了另一个昏暗的领域。有时候，推动小说产生的情感压力跟小说的主题相去甚远。每个作家都懂得这一点，但我认为只有少数读者能够理解。《第五个孩子》的写作动力是剧烈的挫折感和愤怒，因为在当时，让报纸报道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整整一代编辑和记者（他们都曾经站在极度边缘的立场上，但就像常有的情况一样，他们的立场变成了主流观点）仍然保留着对苏联的温情脉脉的忠诚，无法对他们热爱的国家说出一句批评的话——一开始完全做不到，后来有所松动，但仍然很困难。这就是《第五个孩子》背后的蒸汽机头，但你不能说，这部小说是“关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 href='1820/im'>《金色笔记》写作的背后是失落感和变迁感。我被拽到了自己的情感极限，先是被杰克，然后是被克兰西——更确切地说，是被我自己的情感需要，这种需要跟他们个人其实没有关系。我已经明白，我有一种对“受伤英雄”和“受苦的男人”的需要，我知道这一切必须停止。与此同时，彼得（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正在长大。失去，分离……戏剧早已进入了尾声，该收尾了——剧终。所有这些剧烈的能量都涌入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情感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得多……而且，不得不承认，经常被我们称为“智性”的东西其实是感性的。当一群知识分子挤在一个房间里争论意识形态问题时，还有什么场合比这更加充满剧烈的情感、激情和毒素？但我屏住呼吸，滑过了这片危险的区域。 这部小说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框架，其背后是这样一种想法：将生活分隔成互不往来的部分，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只会导致问题。老年，青年； 黑人，白人；男人，女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重要的二分法毁了我们，强迫我们进入不真实的分类，让我们去寻找把我们隔开的东西，而不是共同之处。就是这种想法决定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形式或模式。但情感比思想更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 href='1820/im'>《金色笔记》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我的意图而言，它失败了。因为我们的思维越来越像计算机一样，把每一样东西——人、思想、历史——分门别类地装进盒子里，而 href='1820/im'>《金色笔记》对这种趋势有丝毫的扭转吗？没有。但我凭什么会有这么傲慢的期待？然而我当时处在发现的兴奋中，被眼前的启示牢牢地抓住了。直到那时，我才看清楚实情：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头脑像分类机器一样工作，我感到惊恐和厌恶。 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人把 href='1820/im'>《金色笔记》描述为“女权运动的《圣经》”，但当时，它并没有立刻获得这种殊荣。在英国和美国，所有的书评，无论是女人写的，还是男人写的，都尖酸刻薄，带着怨恨和敌意。后来，一位研究者来见我时说，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一开始获得的评价居然那么差，让她大吃一惊。她问我：“你注意到了吗？”我确实注意到了，很稀奇吧。那些评论让我既震惊又沮丧，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这种状态发生了。首先，在那以前我一直很幸运：我写的东西总的来说博得了赞赏，要么就是，实际发生的事件证明了我写的东西是对的。我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南非的境况，有人批评它们对白人“不公平”，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关于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评论中有一种声调，表明这部作品触动了人们的某根神经。当你看出或听出这种声调时，你就会知道，评论者的评论已经不是在讲这本书，而是在讲他（她）自己。当评论者带着一股尖酸的不平写评论时，她并不这样写：“这部小说让我难受，因为它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的丈夫，我的孩子。”而是写道：“这部小说糟透了。”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比当时的我更有经验。那些评论的激烈程度让人震惊。我当时还不知道，在任何领域里，真正出色的永远只是少数几个人，其余的都是二流的，而且无知。甚至没有一篇评论提到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独特结构，而那个时候，批评家们正在抱怨英国的小说过于墨守成规。他们被小说中的两性战争弄得心神不宁，对其他内容视若无物。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写评论的人大都是非常感性的人。评论家的作用应该是（真的吗？）掂量、权衡、思想、考量，但他们往往只会感情用事。 《又来了，爱情》出版时，这一幕重新上演，只是不那么明显。评论者认为，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主题就是女人和男人，对其他内容一概视而不见；同样，《又来了，爱情》的直接主题——老年人的爱情——让他们十分意外和震惊，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这本小说有着相当复杂的结构。 当时叫得最凶的一种批评，从那以后变得越来越微弱。这种批评意见认为，小说里面的男性都让人不愉快。我当时没看出这一点。（这种批评后面跟着这样一句话：女性作家永远写不好男人。这种陈腐的论调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小说里面所有的人都让人很不愉快。听到这种批评，一个人忍不住要想：这个批评家到底认识哪些超凡脱俗的人，跟我知道的所有人都不一样。而且他（她）真是自视甚高，跟别人对他（她）的看法大相径庭。普鲁斯特曾经狡猾、诙谐地评论过这一点。他虚构了一篇叙事文章，里面充满了温文尔雅的阿谀之词，就像社交专栏的编辑写的文章，只是素材来自龚古尔兄弟写的维都洪圈子日记，普鲁斯特以蠕虫的仰视视角对那个圈子进行描写——就好比《你好》杂志决定去写《危险关系》。 按照普鲁斯特的笔法， href='1820/im'>《金色笔记》也许可以写成这样： 我沿着丘奇街漫步，经过摩莉·雅各布斯的房子，二楼窗口坐着的是安娜·伍尔夫，《战争前线》的可爱作者。她正朝着房间里面看，然后笑起来，她一定是在跟谁说话，也许就是摩莉。我不由地泛起一丝对她们两人的羡妒：一个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新秀，另一个的演艺生涯则因为参演《丘比特之翼》而再度起飞，人们认为这出戏会长演不衰。送奶工人从小巷子里出来，来到摩莉门前。摩莉听到声音，走到窗口，站在安娜身边。送奶工人抬起头来，向两个姑娘问好。她们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画。摩莉看到我，向我挥手。我做手势问她，我能不能上去。她对安娜·伍尔夫说了些什么，安娜·伍尔夫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我们只在剧院的前厅匆匆见过一面。一眨眼的工夫，一块裹着钥匙的丝巾落在我站着的人行道上，落在我身边。迷人的波希米亚作风……我走上楼梯——我注意到，那架竖琴仍然放在楼梯上来的平台上——我走进客厅时，摩莉正在说：“是的，但我不擅长讲理论，我只是担心汤米。”显然，我打断了她们关于那个小伙子的前途的讨论。我说：“我来只是为了向你们表达我的敬意。”摩莉说：“送奶工人的儿子刚刚得了奖学金，他昨天跑到我楼上来，告诉我这个。”我脱口而出：“摩莉，你应该小心一些，不应该让随便什么人跑到你房子里来。”我说这话时突然想起，当她还是个在我膝上玩耍的小女孩时，我就一直这样叮嘱她。现在她只是做个鬼脸，耸耸肩。她这个演员可不是白当的。我觉得自己很傻，仿佛做了什么失礼的事情。街上传来叫卖的声音：“新鲜的乡下草莓。”两个女人向他招手，示意他别走。摩莉飞奔下楼。我站在安娜身边，看着楼下的一幕和安娜，安娜微笑着向楼下看。摩莉大声邀请卖草莓的人，让他上来跟她们一起吃点他的草莓，但他没有答应。摩莉跑上楼来，手里端着一大碗草莓，一看就是上等货色。摩莉看上去有些放纵。她说她最近刚从意大利回来，现在必须适应英国的阶级体系，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文化冲击。安娜对摩莉说，她伤害了那个卖草莓的人的感情。当然了，摩莉从来就不知道她毫无顾忌的举动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冲击。 我说我不准备吃草莓，我要走了。 “噢，我请你吃草莓了吗？”摩莉大笑。淘气鬼！ “反正你也必须得走了，”她说，“因为理查德就要来了。我们一谈到汤米的未来，就会吵上一架。但他来之前你一定不要走，好好坐坐吧！”我坐下，眼前的景象完全就是博纳尔的画——两个漂亮女人身旁放着白色的碗，红色的草莓上涂着奶油，阳光在黄色的窗棂上闪闪发亮，她们毫不掩饰地贪婪地享受面前的小小盛宴。 我默默想着，无论摩莉·雅各布斯在担心什么，一定不是钱。理查德不仅拥有无极高天公司——一个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拥有十几个其他跨国企业。看来只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而他和摩莉，我很高兴地说，是好朋友——以现代的、文明的方式。 门铃响了，摩莉把丝巾裹着的钥匙扔了下去。她和安娜相视一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我一向为我揣度心理的敏锐而感到自豪），她这样说我才明白：“他一直讨厌我扔钥匙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男人。”但她是带着感情说的，我可以肯定。 我起身准备离开，嘴里说：“我希望，你们不会等我一转身就说我是个自高自大的浑蛋。” 但此时理查德已经进来了，他草草地向我打了个招呼，我看得出他眼里只有那两个女人。我羡慕他可以跟两个这么体贴的朋友讨论他的问题。他穿着运动装，摩莉取笑他：“你要去乡下消遣一整天吧？” 我离开了，坦白地说，我不想走。那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一幕啊：那种特殊的友谊只能存在于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漂亮可人的安娜·伍尔夫，文学界对她怀着那么多期许，唉，还有星期天早晨的氛围，慵懒，徐缓，迷人。 我沿着丘奇街一路走去，想着下个星期天，我会再次从这里路过。我会再次从这里路过，以老友的身份再次拜访这里。 选自菲利普·麦克斯伯利·韦斯特本的日记 戏剧评论家，文人，专栏作家 女性读者一开始当然没有急不可待地肯定这本书。相反，有些人谨慎地跟它保持着距离，包括我的朋友，理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秘密说出来？但在那个时候，女人对男人的批评态度根本算不上秘密。最先肯定这本书的是男人：尼古拉斯·托马林，埃德温·缪尔（他就这本书给我写了封信）。支持它的美国男人有欧文·豪，稍晚一点有休·莱昂那多，再后来是罗伯特·戈特利布。戈特利布成了我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是我在诺普夫出版社的编辑。 我当时遇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这本书的出版恰好赶上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的动荡时期。整个公司根本没有征求员工的意见就被卖掉了，尽管上个接手的老板答应过，员工们在公司转手问题上有认可和否决权。结果一半编辑辞职了。我的编辑不喜欢 href='1820/im'>《金色笔记》，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是出版社里的其他人告诉我的。 然后，英国、美国、斯堪底那维亚半岛的女权主义者发现了这本书，它于是成了“女权运动的《圣经》”。这是一本由冷静的头脑精心架构起来的书，人们居然（在我看来）以歇斯底里的状态阅读它。我在瑞典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女演员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整本书我只读了《蓝色笔记》——噢，不，它是属于我的，跟你毫无关系。” 在德国和法国，这本书被搁置了十年，因为人们觉得它太激进了。当他们鼓足勇气，终于将它付诸出版时，立刻大获成功，而且被女权主义者采用。它在法国获得了梅第奇翻译小说奖。我在法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编辑是彼得·以色列，是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读 href='1820/im'>《金色笔记》时觉得怒不可遏，气得把书从房间的一头扔到另一头，差点儿砸在他当时的女友身上。但后来他慢慢喜欢上了它，而且也多亏了他，这本书在法国才卖得那么好。 认为这部小说只有一个主题的不仅仅是女人。女人们宣称我是她们的人，她们在小说中对除了自己的进程表之外的一切视而不见；同时我也收到很多信，有男人写的，也有女人写的，信中谈论的是政治（政治已经飞快地消退成历史）和癫狂。六十年代的思潮已经出现在我们身上：把癫狂浪漫化。一个人“精神崩溃”之后获得了对自己和时代的更深刻的理解，这种主题是很典型的六十年代口味。罗尼·兰恩和他的助手们当时就在前方，人们认为是他们引入了“癫狂”这个主题，他们是这个主题的发现者，始作俑者。但我觉得奇怪。五十年代，一个叫赫米·卡普兰的人写了一本书，叫作《精神疾病患者的内在世界》。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充满了人道精神，风格典雅，思路平衡中正。书中剖析了20世纪和之前的几个世纪的疯狂病例。我相信很多人读过这本书，从中受到了启发，但没有公开承认。我们经常看到这类情况：人们承认他们的灵感的所有来源，但唯独不承认那个最重要的来源。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感谢应该被感谢的人，而是因为灵感发生时的印象极其强烈，以至于受到激发的人把灵感的来源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很难说：“那个是外来的刺激，而现在这是我的起点。” 也有男人写信给我，谈到两性战争，表达对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赞赏。男人写来的探讨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信一直没有间断过。年复一年，我还是会收到这样的信：“我发现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妻子/女朋友/女儿。”最近一封来自墨西哥的信写道：“我刚刚读完 href='1820/im'>《金色笔记》。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女人除了谈论男人和孩子还谈论其他事情，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妻子。” 爱德华·汤普森从左翼的立场批评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我的回信是最好的说明： 亲爱的爱德华：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不仅打了电话，还写了信，真是太好了。 考虑到我们的脾气，进行这种争论（尤其是在信里）可能是危险的。 1. 我不理解，为什么每个人都把《金》描述成主观主义的——把主观的态度客观化，并把它们跟社会联系起来——或者认为那是我的意图。 2. 关于《新左评论》的历史。不，爱德华，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不是对实际情况的精确描述，但这个问题可以抛开不提了。 3. 我想，也许可以借助一个类比帮助你理解像我这样的人对欧洲的感受：我像是丛林中跑出来的动物，被明亮的街灯弄得头晕目眩。像我一样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必然会以局外人的眼光打量欧洲。 4. 不，亲爱的爱德华，我在书中虚构的那些评论不是从苏联报纸上抄来的。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它们都是我杜撰的。 其实，如果让我给自己和 href='1820/im'>《金色笔记》写篇讣告，我会非常刻薄，就像精力充沛的女家庭教师。我会在飘浮在我头顶的气球上写：“这似乎难以置信，但它们都是我瞎编的……” 或者，用更加理论化的语言来说：小说艺术正在死去，我们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获得信息，我们错误地相信，关于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救赎，所以没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一个人（即便是文人墨客，那些本应该对小说本身感兴趣的人）按照书的本来面目去读它。人们阅读 href='1820/im'>《金色笔记》就像在阅读一本自传。棒极了，这真是一个报道的时代。 我亲爱的爱德华， href='1820/im'>《金色笔记》是一本精心建构的小说，它的要点是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本小说写的是这个时代造就的知性和情感态度——人们现在持有的态度——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 你管它叫“主观主义”吧，这无异于在坦白：你没读过这本书…… 送去我对你们两人的爱，让我们做朋友。你们一定要来看我。 我愿意跟你的朋友汤姆见面。他是个很好的人。 爱你的多丽丝 href='1820/im'>《金色笔记》有着最离奇的经历。 有些女人告诉我：“我在六十年代读到 href='1820/im'>《金色笔记》，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女儿现在在读这本书，我的孙女也在读。” “一本书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云云，只意味着那个人已经做好了改变的准备，而那本书只是轻轻推了她一下。 有一次在里约，我坐在宾馆开在人行道上的咖啡廊，就像人们在南方经常做的那样。有些姑娘从贫民区跑来，坐在这里，有时候坐上一整天，只叫一杯咖啡或果汁。她们穿着价格不菲的得体的裙子，暂时（一个星期左右）脱离了肮脏和贫困。服务生们容忍她们，她们如果找到了一个主顾（但这并不是常有的事儿），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姑娘太多，主顾太少。两个姑娘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其中一个向我喊话：“我的朋友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她不会说英语。她爱你。”其实她想说的是她爱 href='1820/im'>《金色笔记》。那本书究竟是怎样不远万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穷的贫民窟的？我非常感动，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href='1820/im'>《金色笔记》在中国出版两次，每次八万册。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这只是个小数目，对于我们却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都是女人在买，因为在中国，人们也把它看成一本给女人看的书。女人在那里的生活很艰难，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对她们有所帮助，并不介意她们是否知道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但那是在中国。在美国和英国，我确实反对女权主义者把我的书霸占为她们的财产，因为我也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我在大学时代没有读你的小说，因为女权主义者冲我说：离远点。但后来，我读了你的书，发现它们并不仅仅是写给女人的。”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这本曾经让出版社和评论者心烦意乱的有争议的书变成了某种经典，被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一天，一群在伦敦上学的十六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的老师说，他们一定得读一下 href='1820/im'>《金色笔记》。“我们喜欢它”，他们说。 我还遇到过一个来自东欧的年轻女人，当时我刚刚做完一个讲座。她告诉我，她和她的朋友们在读 href='1820/im'>《金色笔记》，“非常迷人，所有那些旧时光……” 我有时听说，这本书也被列入了历史课和政治课的阅读清单，我很高兴，因为这恰恰是我最初的意图：我想写的是一部记录时代的编年史。这也恰恰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如果它没有被岁月所淹没。因为我确实认为，无论这本书有多少妙笔和败笔，它都是一份诚实、真实、可靠的叙述，叙述了我们当时的状况。现在不可能有人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一部小说的诞生必须有其特定母体，那是一种氛围、感受或思想。如今那一切都显得十分遥远，难以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所有那些旧时光”。 现在说说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诸多命运中最怪诞的一种：它被当成解构主义的文本。这本书直接来自我无数的血汗和泪水，难道仅仅是一场小小的智力游戏？除了大笑一场，你实在无可奈何。 写作 href='1820/im'>《金色笔记》的过程改变了我。写任何一本书都会改变你——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事情必然如此。从最低的层面上讲，如果你对着一个主题苦思冥想，跟那个主题有关的信息和洞见就会从各个角落纷至沓来：相关的书进入你的生活，你从收音机里面、从朋友的聊天里、从电视上听到跟它有关的东西。这是事实，是真的，它保证会发生——没有“科学的”解释，暂时还没有。但我在说的还不是这种信息向你迅速聚集的现象。写作 href='1820/im'>《金色笔记》更深地改变了我的思想方式，而不是我的思想。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尽管我已经抛开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但共产主义的思维定式还在。那套定式不仅限制着共产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很多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也拥有这种思维特点。五十年代结束前，我一直阅读“资本主义报纸”的主要文章，那些都是无可挑剔的保守派文章，但用的全是共产主义的套话：坚实的步伐、矛盾、示威、对立的统一、阶级战争，诸如此类。我们观察到不断重复的过程：一小撮被排斥、甚至被放逐的人的思路慢慢地扩散，起起落落，四处传播，最后变成“思潮”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被我称为“思想包”的东西，它们广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们的西方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每个年轻人都被灌输了这一整包东西，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思想。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因为后来被排挤的少数派的思想已经渗透其中。这个思想包里面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五十七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一种，即便当它改头换面，人们已经不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了，它其实仍然是。第二条是大家都相信的，人类社会注定会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好，尤其是物质方面。物质上的日益丰足是每个人的未来，汽车、冰箱、舒适和保障只会越来越多，世界上每个人都站在一架上升的电梯上。（但这种信心现在已经不那么有说服力了。）这是物质主义，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美国艰难时期的政治口号，取代了“天空掉馅儿饼”。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到处都有鸡吃——但到了今天，这一点似乎跟以前一样遥不可及。最后一点，思想包里面最庞大的术语：哲学上的物质主义，上帝死了、科学为王的物质主义。 如果你不接受这最后一条——它跟以前一样岿然不动——就会有人居高临下地教训你，认为你智力低下而且软弱。当一个人说“我真不明白那些信上帝的人”时，他（她）总带着或隐或现的讥笑神气。他们甚至会说：“那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肯定是。”在他们看来，上帝不过是那些没有勇气面对消亡的人为了抵挡永恒的恐惧而投靠的保险政策。然而，这些带着轻蔑的神气自我吹嘘的人似乎从来也没想一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不仅相信天堂的存在，也相信地狱之火和各种痛苦的天谴。比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极端教派。这种信仰难道不可以被视为勇气，而不是懦弱吗？瞧不起信仰上帝的人，这是很多人会经历的阶段。我经历过，我记得我当时的自鸣得意，也记得经过深思熟虑获得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它说出来时的感受。 思想包中有些必要的附加条款：南非是邪恶的暴政国家（这一点是对的），只能终结于一场血战，也就是“长刀之夜”（这是错的）。人们很快就会用同样的目光看待南罗得西亚。美国是世界的头号敌人，是比苏联还要邪恶的暴政——尽管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已经那么多，这种观点仍然在很多人脑海中占据着神圣的位置。对我们自己的国家（英国）的蔑视——我当时深深地感觉到，那是一种没有经过反思的情绪——反映在我们对英国每样事物絮絮叨叨的诋毁中，它是“英国是最好的”这种意识的另一面。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真正的政治发生在别处，因为真正的政治意味着动荡、暴力、暴动和革命，但那时候的英国不喜欢那类事情：我们是和平的、没有暴力倾向的种族，我们相信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真让人瞧不起），而且我们不喜欢极端的观点。其他地方只要有一点儿革命的迹象，哪怕只是一起骚乱，英国的“行动主义者们”只要负担得起，就会动身前往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是去巴黎参与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href='1820/im'>《金色笔记》完成之际，我也通过写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但并不是说，我在写完最后一个句子时，高声呼喊：“尤里卡，我终于找到了！”我注意到自己的变化，是在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些是我的同志或前同志，还有些只能算是政治观点相去不太远的普通朋友。他们散发着自鸣得意的神气，几乎可以说是自高自大，因为他们拥有那一套“思想包”。如果你相信持续的进步和物质增长的自动扶梯，就证明你怀着良好的意愿和对人类的关心；如果你把上帝从窗口扔了出去，独自面对冰冷的宇宙，就说明你非常勇敢、不屈不挠。相信革命就意味着你非常英勇——尤其当你暗暗幻想自己顶住了酷刑、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时候。 我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曾幻想自己为严刑拷打、监禁和劳动营做好了准备，即便在根本没有革命趋势的国家里，他们也这样幻想。“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调查员同志，”共产主义者用挖苦的腔调说，“我们都知道，在和蔼可亲的讯问员之后，审问我的会是一个下流的迫害狂。但你们忘了，我们生活在信息自由的国家。是的，我当然屈打成招。每个人都知道，没有谁能承受得了酷刑。但你们好像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国家之外，没有人会相信我有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在怎样刑讯逼供。真的，你们不应该这么天真、这么无知。”如果这种幻想在几百万人的头脑里上演，会对普遍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外部力量改变了你对自己想法的看法——而不是你的想法自己发生了改变。你某天早晨醒过来，突然想到：天呐，我以前是那样想的，不是吗？但你几乎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过程一再发生，无论那是你的想法，还是信念。 那份思想包已经变得稀薄、浮泛、肤浅，最重要的是，它已经被炸得四分五裂，那是来自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时期的碎片，来自克伦威尔时期或工业革命时期的残羹冷炙，来自马克思或列宁的信仰教条。我清楚地知道我卸下宗教和上帝的包裹的时刻——那是我母亲因为她的孩子迷上了圣母马利亚（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沮丧的时候，她向我举出一长串罗马天主教徒干过的坏事，但所有那些事情，新教徒的行为都可以与之媲美。我还记得，当我一举卸下了肩上既痒又不舒服的宗教重担，进入无神论的英勇的禁欲主义时，我感到多么轻松。我知道，我之所以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包裹，并没有比这更深刻的原因：我在南罗得西亚遇到的共产主义者跟我读过同样的书，都热爱文学，而且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白人的统治要完蛋了。但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我会同样轻易地接受当时当地的正确“包裹”。 还要提一件事情。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事情，它们不符合思想包里的教条。我讨厌“灵感”这个词，别人声称的那种上升的体验，我一概持怀疑态度。但我写过一些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但后来成了真的。我不想列举这些事情，因为人们的猎奇心总是如饥似渴，任何平白的叙述都会被夸张成一整套宇宙论。 很多作家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虚构的事件或想法后来变成了现实。那些抱定一个“思想包”、把它当作看待世界的唯一方式的人，为了让他们彻底相信我在胡言乱语，我要说：我认为，在我们的思维的边界外面，包裹着一种思维或存在的岩层。它像是一个波段，在我们的思维水平之外，但有时会渗透到我们的思维中。作家们经常沿着这个岩层驰骋，也许每次只有片刻的时光。我相信它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有时候，几个作家同时想到同一个主题、标题或想法，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想法是独特的、原生的，别人不可能想到过。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在我们身边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思想的海洋，它有着更精微的波纹，无论狂妄自大的唯物主义者们怎样否认它，我们都会感受到它。 我认为事情仿佛是这样的：我写 href='1820/im'>《金色笔记》时，我完全到达了一整套理念、思想和感受的谱系的边界。原来被我视为“不可能”、“反动”而被我排除在外的世界包围着我，不断挤进来，宣告它们的存在。 我开始了对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的系统化研究。我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个被排除的世界在我们的文化中的代表都是一些不太可信的做法和信仰，比如降神会、占星术、算命等，因此我一次又一次被推开，但始终没有放弃，沿着我能找到的每条线索探寻：书中的一条注解，偶然听来的东西，收音机里的议论。例如，叶芝领我进入了“金色曙光”，但布拉瓦斯基夫人和阿莱斯特又把我带了出来。我知道，魔法、神秘和怪诞行为不是我要寻找的东西。这段经历持续了几个月，与我的日常生活并行；我找不到可以跟我讨论这些事情的人，因为我认识的人都紧紧抓住那团思想包，左翼人士如此，甚至右翼人士也是如此。我在《四门城》中通过玛莎描写了这次探寻，但那是经过缩减、净化和简化的版本——你不能把生活不加修整地放进小说，如果你不想让读者打着哈欠把书扔到一边的话。我又陷入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的境地：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立刻被一个基本的、高于一切的事实惊呆了：存在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理念和信仰的世界，我几乎没有听说过它，更没有人认真地向我介绍过它。尽管我没有获得很好的教育，但我的阅读十分广泛，我赶上了知识发酵的时代，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但从来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向我暗示过我此刻刚刚发现的东西——如果把南罗得西亚共产主义小组最后的令人恶心的“灵性主义”阶段排除在外的话。 当时，我们的教育和文化对东方的伟大宗教和伟大灵性传统谈论得很少，连窃窃私语都算不上。我们自己的文化核心里面有基督教的内在灵性传统，有圣十字约翰、诺里奇的朱丽安嬷嬷这样的作家，还有《未知的云雾》这样的书，但这些都是罕见的个别现象。他们具有独特的气质禀赋，我认为，具有这类禀赋的人非常罕见，而且往往只有信教的人才知道他们。 这是一种缺失，它存在于我们的教育的核心（当时绝对是这样，现在已经略有改观）。我认为，这种缺失导致我们的年轻人在西方的扬扬自得、高傲浅陋的智识主义中长大。当他们与东方传统相遇时，他们毫无抵抗能力，即便他们遇到的只是东方传统中最低劣的形式。六十年代，曙光初现，我们一再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突然拜伏在江湖庸医、古鲁和各种秘密宗派门下，让他们的父母无比震惊，陷入绝望。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头脑中的这片区域是无人开垦过的，任何陈年的种子撒下去都能生根发芽，就像我在小说《杰克·奥克尼的诱惑》里写的那样。 我首先阅读了佛教的各种传统书籍。佛教很快就会吸引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当时我们几乎没听说过。在六十年代之前，我们思想上存在着绝对普遍的无知和僵化，很难把这种状态向今天的人描述出来。）佛教对强悍好战的西方很有吸引力。然后我开始了解印度教的方方面面。我喜欢印度教，因为它是多神教，有很多形态。它就像罗马天主教，把它遇到的文化中的各种神和圣人吸收进来。但我不是印度人。我知道，这对很多人而言根本不是障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在印度和其他地区灵修所里缠上腰布、戴起纱丽、在眉心点上红点。我当时读了东方的所有伟大经典——《吠陀》、《薄伽梵歌》以及各类禅宗典籍——我从中寻找信息，非常享受、非常愉快，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从中获得指引。但我总是从什么门进来，又从什么门出去。然而，一个事实从我的一切努力中浮现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种探求中，人需要导师。没有导师，就没有向导，你也许注定会遇上麻烦。在各种声音、各条道路汇成的海洋中，这是我唯一牢牢抓住的想法。但到了后来，这一点早就不再是理论上的假设，因为后来有好多年，我亲眼看到一些冲动的人在这些危险的领域探索，但没有向导，结果陷入各种哀痛，暂时或永久地发疯更成为家常便饭。 西方人最引以为豪的品质，就是我们的独立性。直到我挑战自己的独立性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让西方人放弃原有的自我依靠，这很困难，尤其是当你视独立性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曾捍卫过它、为它奋斗，暂时失去它时，你挣扎着把它夺回来，就像你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时所经历的一切。如果你是女人，放弃自我依凭就更加困难，因为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内在的压力、情感的压力。它们比外部压力阴狠得多。 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早期，“古鲁”伸出的援助之手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交出自己。我确实尝试过一次，部分地出于好奇心。我坐在古鲁的当地代表面前，他传授给我的东西相当于精神疗法，非常初级的精神疗法，以至于让我回想起萨斯曼太太而心生钦佩。精神疗法在当时是非常“炫的”、“潮的”（这些字眼儿也刚刚进入人们的语汇），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你认识的每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咨询师，尤其是那些（我忍不住要说）有过极其痛苦的情感经历的人。 我决定让自己耳聪目明，保持清醒，并继续我的探寻。与此同时，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让人不快的事实（这是我即将发现的众多事实中的第一个）叩响了我的房门。我研究的那些“途径”或“道路”，有时被称作“规训”。而我毫无规训（是的，我太夸张了，那些日子，这个事实的严重程度把我给压垮了），除了在一件事情上——我的确非常自律地让自己每天工作，我知道，有些人觉得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我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模式来适应我儿子，可以说，我生活的中心永远是他的需要、他的模式：学校，假期，上学，放学。但其他方面呢？好吧，我冷静地打量自己，我在其他方面毫无自律可言。 食物在我的头脑里盘旋：这个东西我要吃，还是不要吃。在我们这个丰足的时代，这几乎算不上反常，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在想这个问题上花了太多时间。另外，你也许在节食，但如果你是个好厨师，喜欢给别人做大餐，你仍然会花很多时间琢磨吃的东西。 我已经不像那个短暂的时期那样喝很多酒了，但红酒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可不能说我很克制自己。 我每天抽五六十支烟。我根本想不到，过不了多久，我会突然有一天再也不抽烟了。 （到那时为止，我研究过的所有灵修之路都认为禁欲是必需的。） 我的体型已经走了样，但不是太严重，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拿定主意，我至少应该开始晨练，从那之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当然也意识到了其中隐藏的陈词滥调的想法：活动活动筋骨。心想，兴许这也是通往更高的灵性事物的阶梯。 一个念头开始困扰我：自从告别了童年时代，我的行为、我的“生活方式”，放在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代，都会被描述为腐化的、颓废的，甚至是堕落的。但这种行为方式曾经是我赖以生存的立足之地，是我经过了艰难的斗争才赢得并保持的，我真的觉得它定义了我。（也定义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但问题是，当天平过于向另一端倾斜时（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天平从一端摆向另一端），也会带来危害，跟最偏狭、最贫瘠的清教主义的危害相反的另一种危害。如果有那么多人沿着性自由和其他自由的方向走了那么远，那么天平的指针一定已经进入了放纵的领域……这些想法和其他类似的想法都让我吃不消，而且跟往常一样，我找不到人一起讨论这些想法。于是我干脆把它们推开，留到以后去想。 我当时对“灵性探寻”和“灵修道路”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让我觉得难受、难堪。但我知道，我是我们的文化的孩子，不能指望我当时能够做得更好，我是很多人中的一个。 我们这些西方人，被西方价值所浸透，期待得到所有的东西。我们被允诺了一切，有些允诺是大声的、公开的，有些是隐含的。我们相信，我们配得上拥有任何东西。当有人告诉我们，那里藏着诱人的东西，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宝藏，我们的反应立刻就是：必须得到它。仿佛那是我们的权利。当我得知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灵性世界，用“灵性”这个词让我觉得很吃力，因为这个词已经被严重贬低）时，我产生了两种强烈的反应。一个反应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轻蔑，因为它居然对另一个世界一无所知——但我很容易产生轻蔑的情绪，我当时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种反应是强烈的攫取的欲望，带着隐秘的亢奋。那是贪婪，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还认为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反应。我拥抱着自己，暗暗说着“给我吧，给我吧”。然而比“给我吧”更糟的是“我要干这个，我要实现它。我一定要。”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沿着一条“灵修之路”走下去，回首自己最初的几步，感到很羞愧，后悔自己当时居然有那么错误的想法。 写到这里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难题。从这以后（就是从五十年代末之后），我生活中有一条干流真正占据了我的思想，比其他任何河道都深。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因为他们有过相似的经历，而大部分人对这部分内容都不会感兴趣，或者会觉得枯燥无味。因此我干脆这样说：这曾是我的真实生活。 伊德里斯·沙赫在《苏非派》里提到了一个苏非派的小故事。我当时还没跟苏非派相遇。 有一个人被禁闭在一座岛上，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禁闭在这里的囚徒，不知道囚徒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生活。一位营救者来帮助他逃跑，但他说：“哦，谢谢，谢谢，我会来的，但我必须把我的那堆卷心菜带上。” 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蠢到要带上一堆卷心菜——但是，唉，那堆卷心菜可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那些日子，我太喜欢讲这种话了：“我当然永远也不会蠢到……”这涉及我的另一个难题。如果你擅长做一件事情，你就会无意识地假定你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如果你在一个领域取得了成功，你就会认为你的成功在另一个领域里也“算数”。 重申一下，这个囚徒的小故事只对少数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其他人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好，在这方面就写这么多了。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探寻我当时研究的那些东西。接下来，我将发现苏非派导师伊德里斯·沙赫，我当时认为那是我一番探索的回报。读者可以自己找伊德里斯·沙赫的著作来看。 因为我的无知和自大，我对“交出”独立性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我很快就意识到了，但我真的感到难为情，心烦意乱。我对“灵修道路”和规训的探寻都是悄悄进行的，因为周遭的氛围对它抱有强烈的敌意，但六十年代的宗派迷狂也不难预料，尤其当我回想起我在南罗得西亚参加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个那么僵化、禁欲、教条的共产主义小组竟以鬼故事和降神会而告终。 1963年，我在派对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屋子里挤满了人，都是曾在党内或者接近过党组织的人。一个人拿起一本书，愤慨地问我：“你在读什么？” “这是一本讲哈达瑜伽的书。”我说。哈达瑜伽是瑜伽的身体训练。周围的人交换着眼神，抬起了眉毛，然后圆滑地转移了话题。但这之后不过五年，这些人听到“不行，星期三不行；我要上瑜伽课”这样的话，一点儿也不觉得有问题。 我需要简洁地概括一下我当时面临的真正的、持续的尴尬处境，这种概括当然不会特别令人满意。如果你是个虔诚地履行各种仪式的基督徒，或者出于文学的目的而读过《未知的云雾》之类的书，你就会知道“神秘主义”这个词意味着某些严肃的东西。但这种态度在西方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不像在有些东方文化里，人们求师问道（寻找规训）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在西方，大多数人一听说你对神秘主义感兴趣，马上会跟你谈起幽灵、喧闹鬼、轮回、算命、 href='1306/im'>《易经》、UFO、占星术等。他们认为，神秘主义就意味着这种或那种刺激的体验。然而，任何文化中的严肃的灵性规训都教导学生，要忽略所有那些诱人的路边风景（例如“超感知”），当你真的体验到“超常”现象时，要把它们视为诱惑、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 被别人当成傻瓜，这让我不太受用。 好了，再说一次——到此为止吧。 我要在这里引用两首诗，因为短短的几行诗抵得上平铺直叙的几页纸。这两首诗都写于六十年代早期，但它们属于这里讨论的主题。作为诗歌，它们算不上特别好，也算不上特别坏。它们的风格当然过时了，但能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这 里 我站在这里， 他们曾经站在这里， 我们全都舒展着开花的枝条。 我们身后有五扇锁着的门。 门后有野兽在咆哮， 它们曾经舔过我们的手掌。 四周漆黑，漆黑。 主啊，你让我如此濒临险境，多么奇怪。 他们也曾站在这里提问： 谁关上了门？ 谁教给我们的野兽咆哮？ 是谁，是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如果我站在这里， 临近黑暗之地， 那么这里必定终结黑暗， 是的，黑暗必定在这里终结。 群 岛 传说中的群岛无比美好， 但从那里爆发的电光火石耀眼眩目，让你惊疑 是天使，还是魔鬼，在控制着岛屿。 一次吸入一点，是的，这是探索之道， 当援助的手教导孩子， 或者让初生的植物生长。 当生活的鼓点过于猛烈， 允诺的超过你的想象， 下坠的昏睡就会接踵而至， 哪里亮起了灯光 就用脏水一样的睡眠把哪里填满。 于是我那双医治的手，见多识广的手， 抹平白色的床单，或者拉过一床被子。 我曾以为，每天增加的一点点行动 是疲乏的心需要的食粮， 悲伤与暴力是精力充沛的日常食谱， 现在，必须去做的事情，此地 每时每刻阻拦我，远离愚蠢的极端， 仿佛战争过后，病员防守着前线， 一声不响的朋友走进来，像我那双被时间教导过的手 和起面包粉，让损毁的房屋复原。 这些诗只代表了某个时期或阶段。但问题是，有些人没有走过“灵修之路”，却对过来人感兴趣。他们经常把探索者的暂时阶段，甚至是探索者本人也认为是错误和不幸的东西当作最终的成果或顶峰。就相当于文学领域里的这种情况：某个读者或批评家把一张纸戳到你鼻子底下：“看，你在1953年写了这个，你自己亲笔写的，你怎么能不承认？” 我说过，我不喜欢派对，不去参加派对，但当时有很多派对。有不少派对在派珀家的河畔宅邸举行，那栋房子里有很多漂亮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风景中。不，生活不是那样的。但确实有些地方、有些人被赋予了迷人的魅力，你看着他们，眼中只有他们的魅力。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派珀家，我这个逃离了家庭生活的人会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片神奇的土地的边缘，在那片土地上，家庭生活中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都被魔杖驱散，但我被永远地排除在这片土地之外。 一幕：彼得和安妮躺在床上，用胳膊搂着对方。我坐在床脚，我们一起聊天。房门突然打开，他们的一个女儿出现在门口，尖叫着，戏剧性地举起双手：“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抱抱。”安妮说。 “但……”女儿想说，为什么没有她，“你们太恶心了。”她宣布。 “我们家长有自己的权利。”彼得平静地说。 “我也要来。”女儿说。 “那你要把其他孩子都叫上，”安妮说，“要不然就是我们偏心眼了。” 女孩抱怨着、尖叫着跑开了：“我恨你们！” 整栋房子响起此起彼伏的笑声，伴随着夸张的叫声：“噢，他们真坏！” 在那个家庭里，青春期令人不快的一面被他们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一幕幕富有魅力、让人心领神会的戏剧。 有时候，我会坐下来想想我认识的那些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想想他们会让我在困境中觉得好受一些。在这种时候我总会想起大卫·派珀——彼得。他很安静，喜欢说反话，喜欢在一旁观察，因此不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死得太早，也许是因为他曾在日本战俘营待过几年，那种经历从来都不会让人健康长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国家肖像馆的负责人。 写这些回忆录让我知道了记忆的很多小把戏，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如何简化事物。它把人生经历修剪得整整齐齐，让光明与阴影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在沃里克路度过的四年不可能像我记忆中那么糟，我在朗廷街的生活也不全是社会运动和愉快的聚会。但贯穿五十年代缓慢生活真像是从一个深坑里爬出来。 我回顾我公寓里的一幕幕场景，公寓又小又丑，但挤满了人。我很忘情地烹饪，因为我喜欢。我脑海中浮现出很多面孔，但名字却记不全。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其中还有彼得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孩子。开派对的时候，我总是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请来，甚至把随便遇上的人也叫上，每次派对都很成功。派对上有时候会发生激烈的争论，然后就会有人对我说，我怎么会认识那个法西斯分子/共产分子/神经病/变态狂/白痴。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 在一个派对上——现在让我们跳到我在查林顿大街的房子里举行的一次较大的聚会上，大约有三十人，大家一起吃午饭——两个女人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对我说：“你知道，一个女人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有多了不起吗？” “做什么事情？我不明白。”这两个女人一个来自纽约，一个来自莫斯科，她们刚才一直在讨论。 “在纽约，如果你是单身女人，你就不会自己开派对，你等着已婚朋友来邀请你。你就像是待在闺阁里，直到找到一个男人。” “在我们那儿，没有哪个没有男人的女人敢开这样一个派对。” 我没有觉得自己的举动超出了常规，只好相信在她们看来，确实不平常。但我产生了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没什么新鲜的：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了，人们就会接受它，无论社会习俗接受与否。第二个想法是：我们都知道，纽约在讲究社交规矩和策略方面登峰造极，但莫斯科不是应该完全不顾这些中产阶级的禁忌吗？女权革命很快就来了，人们开始想当然地认为（真的吗？）单身女人可以开派对，邀请自己想邀请的人。 一幕：深夜，林赛·安德森带着皇家宫廷的一群演员来到我的公寓，其中一个是罗伯特·肖。他很快就要跟玛丽·欧瑞结婚，玛丽刚刚被约翰·奥斯本甩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罗伯特·肖，但他就像已经跟我聊天聊了很久了一样，对我说，他在跟谁睡觉，这大大改善了他和妻子的性生活。妻子们永远都不应该反对丈夫跟别人睡觉，因为艳遇相当于催情剂。女人们就是不知道什么对她们有好处。他浑身上下闪耀着演员走下舞台后仍然不肯熄灭的光彩。至于我，他一直倾慕我，现在终于跟我见面了……他这样讲了好几分钟，林赛在旁边听着，一幅学校校长的神气，不时插进来说：“好了，罗伯特，别说了。”然后他们一起离开，走进夜色。林赛像牧羊人一样赶着他们。“现在走吧……玩够了……该上床睡觉了。”林赛知道自己很滑稽，扮演着大惊小怪的女教师的角色，他知道自己让大家窝火，难以忍受。但他也总是让人喜爱，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皇家宫廷上演《换子疑云》之前，我再也没见过罗伯特·肖。他在那出戏里跟玛丽·欧瑞演对手戏，剧场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爱玛丽，爱得发狂。“我爱那个女人！”他的呼喊饱含激情，鲜活的生命压倒了戏剧，每个人都鼓起掌来。 爱德华·汤普森有天来看我。为了什么事情呢？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不会只是来随便坐坐，喝杯茶。谈完事情后，他站在公寓外面的街上。那是套丑陋的公寓，在一栋丑陋的建筑里，街道也不让人精神振奋。爱德华举起右手攥成拳头，向天空控诉：“巴比伦！我在巴比伦做什么？我必须离开。”他抖落脚上伦敦的泥土，动身前往更有益健康的北方。 爱德华·汤普森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在被遗忘、被冰封进过去的岁月。但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记忆中，他的形象要比大多数人高大很多倍。浪漫，总是充满激情地辩论，他的想象力照亮了他现身的每一个场景，描绘出人类充满无限希望的未来。我宁愿相信，英国此刻有年轻的爱德华·汤普森在成长，将会接替他的位置。然而，唉，我们生活在一个斤斤计较、冷漠无情、谨小慎微的时代。 就在我从朗庭路搬走之前，《与虎共舞》终于上演了。我在排练场度过了很多时光，部分原因是我跟特德·科特切夫成了好朋友。尽管我喜欢西沃恩·麦克纳，但我没有办法跟她成为朋友，因为她一排练完就跟一些喜欢豪饮的朋友去参加通宵派对，纵酒狂饮，东倒西歪，干各种任性的事情，因为她必须是个狂野的孩子，必须是女中豪杰。而我根本没那个体力。爱尔兰塑造了她，她被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她把她的角色发挥到了极致。她那漂亮的暗红色长发经常未经梳理，饱满丰富的嗓音和话语响彻剧场和她所到之处。即使可能招来指责，我还是要说：爱尔兰艺术家背负着额外的负担。如果你在西班牙，你去参加晚餐派对，你会看到一个原型式的爱尔兰人，他说话带着狂野的诗意，风采迷人，而且他喝醉了。他说他正在狂欢，已经有三天没回家了，他那可怜的妻子会怎么说？他那可怜的妻子会像往常一样：当他负疚而归时，她必须原谅他。“噢，你怎么可以这样？”但他就是可以这样，他这样做过，以后还会这样做，一次又一次，因为这些都写在脚本里，或许这也是一种诅咒：如果你是爱尔兰人，而且是个诗人，那么这里写着，你必须怎样做。 我去都柏林看望诗人约翰·蒙塔古。他娶了个法国女贵族，那套小公寓里面的生活不可能让她觉得轻松。他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我们谈笑风生，而他妻子在用吸尘器清洁地板，他把腿挪来挪去，避开吸尘器。他说：“法国贵族其实是农民，难道不是吗，我亲爱的？”她说：“就像我对你来说是农民一样。你的那些醉鬼朋友如果再出现在我们门口，我不会让他们进来。”他那瘦长的双腿荡下来，落到地板上，说：“来吧，我们去看看贝汉。”剧作家布兰登·贝汉住的地方跟这里隔着两条街。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到贝汉家时，他很清醒。我们坐在那里谈论（还能谈什么呢？）皇家宫廷剧院、琼·利特尔伍德的剧院。这些谈话都很理智，都是戏剧方面的行家意见。但贝汉在等一个从伦敦来的记者，约好十二点来。我们亲眼看着贝汉让自己渐渐进入了醉醺醺的爱尔兰人的角色。我看到，布兰登观察着自己，做出调整，创造出那个最近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有时候是头版）的人物。布兰登喝一口手中的威士忌，说几句流露出醉意的话，然后再喝一口，当伦敦人进门，我们正离开时，布兰登刚好进入了表演的高潮——一位狂放的爱尔兰诗人。我想，如果那个记者不来，我们会度过愉快而清醒的一天，很适合聊天，完全不同于乱砸东西、疯狂地胡言乱语的诗意情景。但脚本上说，富有诗意的爱尔兰剧作家一定要喝酒，而且媒体也肯定这一点。媒体也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把布兰登描绘成一个狂野的醉汉，所以到了最后，饮酒杀死了他，饮酒拖垮了他——这是戏剧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们的。 《与虎共舞》剧组里面的人，我跟莫琳·普赖尔见面比较多。收到剧本时她正卧病在床。她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冒着严寒来参加试演，最终得到了那个角色。莫琳·普赖尔热情奔放，爱冲动，具有能跟人立刻交上朋友的天赋。而她丈夫性格冷静，深思熟虑，智性发达。我想，哦，又是这样。如果大自然愿意让两个性情相容的人结婚，事情会怎么样？比如，两个热情开朗、生气勃勃的人在一起，他们一定会感到无穷无尽的欢乐，但如果两个冷漠、没有亲和力、性格压抑的人结了婚，我猜他们永远也无法伸出手臂，拥抱对方。 我有一阵子跟戏剧界的人交往很多，原因并不仅仅是我写的剧本正在上演。我们的头脑中正在孵化一个理想主义的狂想，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挫败伦敦剧场的傲慢气焰。伦敦剧场中有些亮点，非常耀眼的亮点：皇家宫廷，金融区人鱼剧院的伯纳德·迈尔斯，艺术剧院，奥斯卡·洛温斯坦。但大多数剧院都由非常正统的商业管理层掌管。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大相径庭，探索创新的小剧场今天已经星罗棋布，很多戏剧在酒馆里上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国家剧院和南岸。我们现在想当然地认为，剧院可以是一个社交活动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举行：讲座、学习小组、研讨会、音乐会，还可以开餐厅和书店。但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剧院。 我们打算在考文特花园弄一个仓库，创造一种建筑构造，可以容纳各种实验剧、新剧本、工作坊和其他国家的戏剧。因为那个时候，传入英国的外国戏剧非常少。 我们这些满怀希望的梦中人是谁？这是加雷思·威根的主意。他当时是经纪人（现在在好莱坞协助华纳兄弟公司的运营），他位于贝尔格维亚的房子是我们聚会的地点。参加聚会的有特德·科特切夫、泰德·阿兰、肖恩·康纳利、莫迪凯·里奇勒、希拉·德莱尼、舞美设计肖恩·肯尼（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和克莱夫·埃克斯顿。1960年，我们在几周内见了十几次面，我们的计划变得像设计师的图纸一样清晰可靠。那间屋子集合了戏剧、电影、电视和广播界人士的丰富经验，我们毫不怀疑我们能够筹措到资金。跟有钱人的交流表明，他们会非常支持我们。我现在仍然认为，钱对我们来说是最次要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我们可以无偿工作，或者只拿一点象征性的报酬，因为我们的意图，就是要以活生生的例子抨击商业剧院。我们找到一座仓房，条件很差，但没有关系，因为这样更容易按照我们的目的进行。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在仓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口碑和一点点广告吸引来了两百多人：演员、剧作家、舞美和导演。其中很多人都有工作，因此，我们的行动之所以吸引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碰了壁。整个气氛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鼓舞人心。西区的剧院管理层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彻底地、本能地蔑视他们，就像琼·利特尔伍德对他们的诅咒，说他们是腐朽的人——如果算不上“邪恶”的话。这里面带着一种政治意味。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受到一种想当然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取得了商业成功的作品一定是坏作品。这种想法现在仍然盘踞在我们的头脑里，我认为，这种态度是贵族对商业的蔑视的变体，它出人意料地构成了左翼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对西区剧院管理层的态度也是共产主义的残余。艺术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把这个新剧院视为对抗西区的据点，更是对抗戏剧界的一切专制的据点，尤其是对抗党的路线。人们现在已经忘了，当时有很多演员（也许是大部分演员）都曾在团结剧院（共产主义剧院）工作过，都曾经目睹了一个以破除偶像著称的生气勃勃的剧院怎样被国王大街的重拳摧毁。当时的戏剧界工会（平权工会）由共产党人把持，他们精于计算，耍各种手腕，大部分演员都不喜欢他们。在考文特花园集会的那个上午，大家兴致勃勃，非常乐观，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切就绪，只待出发。集会之后，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决定由谁来运作这个剧院。我们谁都不想做，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它做贡献，但就是不能出面来运作。那么我们应该请谁来做？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如果放在现在就容易了，因为今天这代人里才俊辈出，其中不乏我们需要的精力充沛、处事灵活的人。 好吧，在当时应该请谁呢？很多读者会看出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就像一群作家认为自己会比出版商做得好，于是合起来开出版公司，他们也许真的把公司开了起来，然后各自返回自己的本职工作，写作，雇人来经营公司。但这个新生儿跟其他出版公司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情况，而且都不奏效。处在这种事业的核心的人不能是一个雇来的人，他必须是个满怀激情、精神高昂、全心奉献的偏执狂，知道怎样搬动一座大山。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宏伟浪漫的设计摆在面前，人们纷纷写信、打电话表示愿意参与，但事业的核心还是真空。 此时，阿诺德·韦斯克登场了。我在什么地方碰巧遇见了他，告诉他，我参与了这样一个计划，他也许会感兴趣。他已经涉足了一些类似的事业，它们都处在早期阶段。他后来到我们这里来参加会议，我们那时都已经镇定自若，满怀信心，因为我们的构想已经十分完备。除了最核心的事情，每件事情都安排好了。阿诺德坐在那儿，脸上没有笑容，然后宣布：“只有一个人能做这件事情，那个人就是我。”泰德·阿兰开玩笑说，斯大林发话了。这就是结局，我们展望的蓝图的结局。阿诺德创办了“中心42”，等着我们起来反对。但我们每个人都厌倦了对抗性的政治，于是随他去了。我们的感觉是：“噢，好吧，他会成熟起来，度过这个阶段的。”我肯定，我们没觉得自己这种家长式的态度有多可笑，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过是刚刚度过了那个阶段。只有这样写才公平：他认为我们是一群老掉牙的老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中心42”的真正源起。就像他之前的琼·利特尔伍德，阿诺德发现工人阶级对他付出的努力不太热心。然而，每当人们在辩论中一次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起阿姆斯索普的矿工。他们含着泪水谈起西比尔·桑代克和其他艺人，谈起他们到矿工村来为矿工演出莎士比亚。两年后，我将看到两个理想主义的年轻老师，带着一些即将上班、即将开始成年生活的十五岁的工人子弟过假期。他们的假期不仅包括去牛津郊区游玩，还包括去斯特佛德看三场演出。那些孩子们喜欢剧院，喜欢莎士比亚，但他们的父母一辈子也没靠近过剧院。 “中心42”这个名字来自1960年英国总工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应该对艺术领域的状态作一番调查。阿诺德·韦斯克也许不应该动用有组织的工会运作这套机制。 现在，我回首往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当时看来那么重要的创造“新”戏剧风格的计划，居然没有我们也进行得有声有色。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个可悲的玩笑。圆屋，阿诺德倾注了心血、但又不得不放弃的地方，后来变成了我们最初设想的东西：很多人参与其中，那里有工作坊、讲座、书店和餐馆，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演出。圆屋成了最怡人的晚上消遣的地方。它的盛况本来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意识形态那只僵死的手再次袭来。卡姆登市政厅认为，这里应该成为黑人的艺术中心。为什么呢？黑人社区大多集中在伦敦的另一个区，根本不靠近圆屋。但你没有办法跟意识形态理论。黑人艺术中心始终没有运转起来，原有的东西却被毁坏殆尽。圆屋空荡荡的立在那里，很多年了，到现在还空着。我有时候驱车路过，心里会想，那些蛮干的左派议员们对他们干的事情作何感想，也许会感到一丝隐秘的满足，因为我肯定，他们在内心里害怕艺术。他们也许憎恨圆屋那种无政府状态的、生气勃勃、繁荣兴盛的青春气息。 1960年9月18日，星期天，百人委员会在特拉法加广场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警察立即前来制止，这很不明智。一来，这种举动恰恰证明了他们最厉害的敌人对他们的描述；二来，特拉法加广场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历次人数众多的大规模游行，禁止大游行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刻意侮辱。另外还有现实方面的问题。那么多街道通往特拉法加广场，要想阻止人们进入广场，需要成百上千名警察。警察还忽略了一件事情：国家美术馆也在特拉法加广场。也许在他们的心理地图中，国家美术馆根本不在那里。 一些认识警局高层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迷人、最令人钦佩的人，但我们大多数人遇到的警察不知怎么都是级别较低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总的来说，警察都不是很聪明。我是白人，属于中产阶级，在伦敦居住十年后已经步入中年，我这种人不会引来警察那出了名的野蛮行径。但我有很多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会受到警察的野蛮关照。但在我知道的很多事件中，警察的表现不是冷酷，而是无能。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小事儿窥豹一斑。我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位警察来向我询问事情经过。他说他当上警察没有多久，但他就要离职了，因为他不喜欢他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比方说？” “不得不说很多谎话。”他说。 但从那时起，警署进行了不止一次改革。 “警察们为什么会那么蠢？”对抗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星期，运动成员中间回荡着这种让人开心的愤慨的声音。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对抗，很多人向往对抗、向往冲突和斗争。有太多人喜欢这类事情。 星期天到来之前，有两个人到我这里来。一个是希拉·德莱尼，她说她讨厌示威和暴乱，哪怕只是很多人聚在一起都让她厌烦。但她想：我们非这么做不可，不是吗？这也完完全全是我的情绪。另一个人是范尼莎·雷德格雷夫，她发着兴奋的高烧，仿佛年轻美丽的圣女贞德，又宛如博阿迪西亚。她不断地说警察是多么的残暴。时间不早了，我暗示说我想上床了。她站起身，挺起修长优雅的身形，质问我：“在这样一个夜晚，你居然会想到睡觉？”现在大家已经都知道这种状态：你刚刚脱离了某个幼稚阶段，但当你看到它在别人身上重演时，你会觉得忍无可忍。当时我就在想：噢，上帝，我不久之前就是那个样子，大家怎么受得了我？ 星期天中午，在他们封闭广场之前，我们几百人赶到了国家美术馆，我在那里遇到了约翰·奥斯本，我们在那里消磨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时间到了，我们成群结队地前进。我挽起约翰的胳膊支持他，因为他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他的状态很可怜。我们一大群人走下国家美术馆的台阶，走进广场，坐了下来。警察把我们团团围住。像往常一样，很多静坐的人不断地侮辱奚落警察；像往常一样，有些人觉得这种做法很孩子气，而且没什么用。场面就这样僵持着。每个人都知道，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一走，警察就会涌进广场，逮捕我们。我坐在约翰附近。约翰的律师奥斯卡·别斯林克（约翰后来跟他发生了争执）也在场。奥斯卡对我说：“这里有几百号人，为什么偏要这样对待约翰？就好像他是个残疾人，或者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他说的没错，但一个人要求或者需要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对待。事实是，这件事情让约翰感觉很差。而大多数人感到全身心的愉快。伯兰特·罗素坐在那儿，像只固执的小梗狗，身边围着他的护持。林赛·安德森坐在那儿，神色坚定，像个军人，和往常一样他对每个人都不满意。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在场。有一些原因让我不开心，一是彼得一直在警察队伍的外面逡巡，忧心忡忡，尽管我已经向他保证，一定不让自己被打。在外面站着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他们在为自己的父母或哥哥姐姐担忧。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怀疑“示威”、“静坐”、“跟警察起冲突”这类事情的意义，因为有些人真的特别喜欢这些事情，乐此不疲。他们的第一动力是不是开心、刺激、惊险或社交，然后才是政治？我相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广场上，摄像机沿着轨道移动，记者们吃力地靠近他们要采访的人。辱骂警察的声音越来越响，你可以看到警察在盯着几个人，那是他们的目标，然后媒体人员离开了，摄像机（目击证人）撤走了，警察猛冲进来。他们把坐在那儿不肯起来的人抬起来，送进汽车，不理会像我这样的站起身来走动的人。我听到伦敦的一个区长冲着警察像鲍尔小姐一样喊“肮脏的野兽”，而对方其实根本没碰到她。我跟奥斯卡·别斯林克走在一起，他以职业的眼光打量着那些车怎样载人离去。警察小心地不去粗暴地对待知名人士，但对那些辱骂他们的人，他们动手了。在一辆车上，一个年轻人差点儿送了命：他被扔上车时，夹克蒙在了头上，没办法呼吸。车上其他人发现他上车后一动也没动过，也不说话，就把他的夹克拿开，看到他已经脸色发青，失去了知觉。他们对警察说：“你们差点儿杀了他。”但他们说：“所以幸亏你们在车上，是不是？” 我怎样看待这些“示威”？我当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那次示威改变了政府的政策吗？当人们在全国的电视台上看到那次示威时，有谁的思想为此而改变吗？我是不是在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跟警察打架，因此他们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情：那次示威过去没多久，百人委员会举行了多次示威，在那段时间里，美国大使馆门外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斗，部署核武器的基地外面也发生了几次冲突，这些事件的核心力量正是那些出于兴奋而参与进来的人。 至于那次静坐，它立刻被载入史册，成为发生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又一次公民对抗权力机构的伟大斗争。 不久之后，我目睹了又一次政治冲突。人们决定去唐宁街10号静坐，抗议制造原子弹。我站在人行道上，留心观察着。欧内斯特·罗德克在一大群人中间坐着。在那之前，他一直不参与政治，也许是为了对抗他那热衷于政治的母亲。当警察驱散人群时，欧内斯特做出了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他伸出手去敲了一个警察的头盔，这当然很不明智。立刻有六个警察把他按倒，对他拳打脚踢。他倒在他们的腿中间，竭力护住头部。第二天上午，法官在弓街对他进行宣判，我当时在场，法官说：“你显然是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的年轻人。”欧内斯特的政治活动家生涯在那一刻开始了。有好几年，他一直是百人委员会的骨干。 跟“原子弹”有关的思想应该放在这里。这是人们当时对核威胁的感觉：那是终结一切的无人生还的爆炸，只要一次打击，就会杀死世界上所有的人，也许会让整个星球在几百年内成为不毛之地。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先例：广岛和长崎。那是发射两颗原子弹的后果。“原子弹”主宰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歌曲、演讲和宣言。如果那个白痴按下按钮，原子弹就会落下来，一切都完了。在非常遥远的将来，将有一些变异的幸存者在核污染的土壤上爬行，生命重新开始。 但这种模式（我们头脑里的模式）是从哪里来的？一定存在着这样的模式，每个游行、示威、奋笔疾书的人的头脑中一定都有这个模式：末日，天劫，下一场烈火。 我收到了一些年轻科学家写来的信（但那已经是七十年代了），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助长对核威胁的长期错误看法，核威胁不是一场单独的灾难——最终的灭绝或世界末日——而是各种各样的危险，例如，苏联发生了一些从未被正式报道过的爆炸和事故，导致大片区域被摧毁、污染、无法居住。这类事情比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要危险得多。（那时候，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当然还没有发生。）他们建议，如果我真想帮忙，就不要再继续谈论原子弹，而是向大家指出，核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危险。 当我写《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第一卷什卡斯塔时，我让原子弹坠落，毁掉了北半球，让北半球成为不毛之地，但读者并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读者谈起这本书时，仿佛我写的是整个世界的毁灭。现在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故事，不是情节，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当时绝对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一颗原子弹落下来，那么全都完了。那颗毁灭性的原子弹，代表彻底的终结。 这个模式仍然存在于集体意识中吗？如果仍然在，那么它正在哪个方面支配人的思维？它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起了哪些作用？这当然让我联想起南非：几十年来，每个人都认为会有一个“长刀之夜”，一场“血洗”——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在树梢上哄宝宝睡觉， 风儿吹过，摇篮轻摇， 风儿吹过，摇篮坠落， 宝宝和摇篮和所有的一切都将坠落。 接近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大笑，突如其来地大笑，怎么也忍不住。一开始，我发出一声难以置信的尖叫，然后是真正的笑，哈哈哈哈，噢，我的上帝，但实在太好笑了…… 我在笑什么？性，这就是笑的原因。除了时间上的错位，这个情节完全应该放在这里，因为当我纵声大笑的时候，我眼中不仅仅有六十年代，还有五十年代——正像我已经暗示过的，性并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开始的。 五十年代和后来的六十年代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规范。那个年代当然是有史（人类记得的历史）以来第一次，社会上不存在被人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我们又获得了控制生育的技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没有规范来约束大家的行为，直到艾滋病降临，一举重建了道德。 我要说，五十年代，在爱或性的问题上，最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其实是到后来才变得显而易见）：人们之所以要上床，是因为整个时代期待他们上床（这是时代精神的要求）。 有些人交媾就像两条碰巧撞到了一起的被催眠的鱼。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吗？也许有一点。是因为性狂热吗？根本不是。那些拥抱跟爱情无关，跟性也没有太多关系——我指的是真正的性吸引。整个事情里面有一种被动性。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男人和女人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是不是太夸张了？是的。因为我说的不包括那些令人愉快的邂逅。 现在每个人都配备了手册，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的基本差异，但六十年代正值女性主义运动否认男女一切差异的阶段——或者像D.H.劳伦斯说的：女人跟男人一样好，如有差异，也只是更好。 今天，如果有新闻说“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男人和女人想要不同的东西，这是他们的本性，无论文明、文化或当前的道德多么想驯服我们”，应该不会引起意识形态的怒火。没有一个男人不梦想短暂的艳遇，里面不掺杂一丝感情，没有任何瓜葛或责任，只有痛快的性交，而且对方不是妓女。我认为，这是黄金时代的幻想在盘旋。没有一个女人最初的感情冲动不是“这是我在寻找的男人吗”。即便当她下定决心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下定决心有那么一两个晚上像男人那样享受其中的所有乐趣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会冒出来。我敢打赌，没有哪个女人在经历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欢娱的夜晚之后（即便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不想知道），当他怀着对她的爱慕、钦佩以及对她从容态度的感激离开时，不会感到突如其来的枯燥和空洞，因为她违背了她深处的真正本性，她必须为之付出代价，即便那种感觉只持续了半个小时。 女人在完全坦诚地敞开心扉跟一个男人度过一晚之后，难道不是会经常诅咒对方，痛斥对方？“你这个该死的。你至少可以打个电话吧？你难道就不能送来一束花？”因为只要一束花就够了，就绰绰有余了，失去平衡的心理就可以得到恢复。这时候，那个男人就可以怀着感情和愉悦，心想，终于找到了一个既懂得享受生活、又不问“你真的爱我吗”的女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知道花意味着什么，男人必须向女人献上花束，这是约定俗成的。我很想说，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立下那么多规矩和约束时，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爱情是禁令的产物。但让我们抛开爱情这个话题，因为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爱情似乎已经过时了。早在五十年代，人们已经觉得性是安排在日程表上的东西，是应该按计划去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做，就会招来抱怨。 我和唐纳德·奥格登·斯图亚特在肯新顿的丘奇街上走着，我们要去吃晚饭，是他提议的。他一定有六十多岁了，瘦削，秃顶，浅棕色的皮肤上长着雀斑。而我三十来岁。他对我说：“我应该告诉你，这些日子，食物比性更让我感兴趣。”我的怒火在冷冷地燃烧。他是多么无礼啊！唉，你能指望什么呢？我是说，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身体相互吸引的暗示，一刻也没有，况且他也很老了。我现在觉得，那是他应对当时的情境的一种很明智的做法（尽管很无礼）。他毕竟来自好莱坞，来自美国的左派，也许已经跟十几个女人发生过风流韵事。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一定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我们都不善于觉察到，自己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吸引人了。他那时候在想：“我可不打算整个晚餐都坐在那儿，让她心里一直捉摸着，我是不是会跟她调情。” 还有一次，我跟格拉纳达电视台的一位高管一起吃晚饭，因为我要为他们写东西。他一整晚都在使劲儿喝酒。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喝很多酒。现在你邀请别人吃晚饭或参加派对，大家喝的酒只相当于那时候的十分之一。他开车送我回家，告诉我：“抱歉，我做不到了，我醉得厉害。”但我们之间连一点儿性兴趣的火星都没有。我怒不可遏，这个呆子、白痴、自高自大的蠢材小说《没入围的人》跟这件事情有关。 回顾过去，我看到自己：一个坦率的、直截了当的年轻女人，对在我看来不诚实的举动怀着真正的愤怒，因此经常表现得不圆滑。我当时蔑视女人的一切花招，认为那是对真正的友谊、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侮辱。我看不起那些为了得到对方而费尽心计地卖弄风情、故意忽冷忽热的做法。我应该说，总的来说，西方女人都持有跟我一致的态度，但我来自殖民地，我认为自己更多地摆脱了过去伪善的枷锁。同志般的平等，这是我的风格，自然而然地待人友善，甚至是亲昵。 要想明白解放了的西方姑娘跟没有解放的东方姑娘（比方说印度姑娘）究竟有什么区别，只要在一个既有西方姑娘、又有印度姑娘的地方待上一小时就会明白了。你只需要观察印度姑娘那种渴望的眼神、意味深长的一瞥、轻轻的叹息、让人心神不定的小小闪避、总在忙碌的撩人的面纱和纱巾。这并不是说，西方没有这种施展手段的女人，当这种女人出现时，解放了的女人只能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男人拜倒在她面前，因为这种传统的骗术恰恰立足于对男人和女人的本性的最充分了解。女人假装忽冷忽热，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成功的游戏——司汤达在《论情爱》中令人钦佩地列出了那些规则。然而，女人跟被自己的花招俘获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可能享受理想、完美、诚实的充满爱的关系？但对有些女人而言，那些手段不是花招，那只是她们的天性……于是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 跟西方女人（尤其是英国女人）在一起，男人往往不知道他们发展到哪一步了，除了那些本能地了解女人的男人，这样的男人遇到女人，双方会立即进入心领神会的快乐的洪流。 这如同挣扎在沼泽地里：同志般的、乐于助人的平等相处态度，会让男人以为这个女人爱上他了（仅仅因为她允许他们之间有些亲昵的举动），他也许会满心欢喜，也许会逃之夭夭。但同样，既然女人终归是女人，在所有的友善下面仍然充满了残余的羞涩，因此她也许在发狂地爱着一个男人，但对方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 我回过头来看这一堆误解的乱麻。有的男人，我喜欢他并且愿意跟他成为朋友，但他却以为我爱上了他，被我拒绝后非常困惑，怒气冲冲，很受伤害：“她为什么让我误会？”而有的男人，我迷上了他，希望他看出来，但他却不知道我是怎样想的，因为我发出的所有信号都被很好地伪装成普遍的友好。五六十年代的各种轻松随意、怎样都行的友好模糊了真正的情感、吸引和反感。如果大家公认“随意的性关系标志着普遍的解放、文明和平等”，那么，所有那些微妙的反复、自然的好感和反感——简而言之，真正的性关系——又是什么？ 为了增加对方的困惑，我当时喜欢调情，但后来，我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一种让人感到惬意的传统。好吧，它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些部分。我最近遇到两个年轻的墨西哥女人，她们去加拿大和美国度假。她们习惯了男人的殷勤和跟人调情的乐趣，因此在北美待了没多久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美貌和魅力全部消失了吗？”她们向一个同情她们的男性朋友打听，他说：“你们不明白：男人再也不能表现自己对女人的喜爱了，因为他们有可能被关进监狱。” 我跟肯·泰南之间的性遭遇是最怪诞的。我跟他一起去看戏，然后去参加了一个派对，一些演员在演出后在那里消遣。肯是派对上的明星，尽情说着俏皮话、给出批评和慷慨的建议。我们玩到很晚，肯建议我在蒙特街过夜。每一代年轻人都认为，随意的生活风格是他们这一代人发明出来的，其实，男女清白地同床共枕并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开始的。跟某个男人共同度过一个朋友之间的夜晚，这种情况我经历了不止一两次，因为我们聊天还没聊够，或者是他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肯和我之间从来没有感觉到性吸引，十分之一秒的瞬间都没有。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像我们两个人这样不能让对方的脉搏加快。我经常去泰南的卧室，因为在他家里开派对的时候，那是我们放外套的地方。我从浴室出来，准备上床，在可亲的肯身边躺下，突然，卧室的墙面非常诡异地变了样子：挂着各种各样的鞭子，仿佛一座鞭子的博物馆。你读到这里会想（你一定会想，是不是？），肯会说：“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把这些鞭子挂在这里做什么？”或者我会说：“说说这些鞭子吧，肯？”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我们躺下来，肩并肩，愉快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但绝对都是跟政治有关的，因为那是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我以前经常对他说，他是个浪漫的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而且懵懂无知；而他抱怨我愤世嫉俗，对人性缺乏信心。我记得有一次，他召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他们要去抗议什么事情，让我一起讨论策略，抗议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参加讨论的是几位知名人士。我说，一些名人通过在公众场所“静坐”和绝食来抗议，这件事情既滑稽又可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食”一结束，我们就会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吃饭。肯认为我在打造公共形象方面一点儿天赋也没有，而且他认为我经常表现出反动倾向。 我们就这样睡着了，女仆进来送早餐时，我们醒了过来，早餐放在两个托盘上。（肯拒绝下厨，伊莱恩·唐迪也不下厨。他们骄傲地宣称，他们两个谁都不会煮鸡蛋，他们总是在餐馆吃饭，就连早餐也是买来的。）然后女仆收起了那些鞭子。 我和其他知名男士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然而肯不仅不掩饰自己的趣味，还喜欢拿出来炫耀。他非常极端，像说教者一样，有一种相信每个人都必须跟他一样的需要。他把自己创作的有些荒唐的音乐剧《噢，加尔各答》描绘为“文明人的饭后消遣”。 一幕：蒙特街的派对上。肯在跟一位新到伦敦的年轻女演员争论。他想说服她，她之所以拒绝鞭子和鞭子带来的乐趣，是因为她接受的教导让她对鞭子形成了偏见。 “你形成了条件反射。”肯说，他的口吃加强了他身上的导师特质。他高高地俯视她，而她抬着头，愉快地冲他微笑。 “但是，肯，”她喃喃地说，“我不喜欢。” 他卡壳了，但说教的需要让他继续说：“你的教导告诉你，享受性爱的方式只有一种。” “我不认为只有一种……”她微笑着，赢得了听他们的谈话的人的赞赏。 “只有一种……”肯说，似乎马上就要打开闸门，滔滔不绝地说起希腊人、罗马人和天晓得什么人的让听众开眼界的逸事。但她又语气肯定地说了一遍：“肯，我不喜欢。” 此时，你也许会观察到肯的角色从老师转向了爱说俏皮话的人。“我必须抗议，你很不公正地让我噤声了。”肯说，“我无话可说了。从逻辑上讲，我能说什么呢？我怎么能不祝福你呢？那么，享受吧，我亲爱的。” 在享受过晚餐，愉快地谈论了文学、戏剧和政治之后，你发现东道主就像说“来杯波尔图吗？我有些很好的配甜点喝的葡萄酒”一样，建议你用鞭子来消遣一下，他甚至真的拿来了鞭子（有一次是粗皮鞭，它对施虐受虐狂总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如果你拒绝他的建议，他的反应就好像你有点反常，而他是正常的——面对这种情景，一个多少正常的女人总归会感到有些不安。 我下面要提到一个小故事，之所以要写它，是因为流传着“黑人男人的床上表现最佳”这种说法。白种女人渴望黑人的阴茎，这是盘桓在殖民者头脑中的一个神话，我是听着这个神话的各种版本长大的。下面这件事情发生在风流的黑人男人之勇猛被极度吹嘘的时期，不知道为什么，黑人（男人和女人）在性能力上高人一等的说法变成了“进步”思想的一部分。 一个黑人流亡作家在伦敦打发时间。他追求了我几个月，满怀热情；他爱我，想我想得无法入睡。他唉声叹气，痛苦不堪，不断地倾诉他浪漫的绝望——那一套情话。我还从来没跟黑人上过床，因为我对他们没有真正的兴趣。你可以说，这是我早年形成的条件反射，但它不同于另外一种条件反射，后者让人们（我认为主要是男人）渴望黑人的身体。出于对他的怜悯，我终于屈服了，希望能让他那痛苦的激情得到缓和。真正的性接触也许只持续了三分钟，然后他就睡着了。他打鼾，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鼾声，从那以后也没有。我去另一张床上躺下，平静地睡到早上。我给他端来一杯茶，他显出对妻子般的言听计从，同时又有些得意。然后他发现我没有睡在他身边，便质问我为什么。我所受的良好教养——“你永远不能伤害别人的感情”——起了作用，我只好含糊地低声说：“你打鼾。”他很惊讶。他喝完茶，穿好衣服，说自己真是太幸福了。他的浪漫追求又开始了：电话、充满激情的信、街头的邂逅——他埋伏在那里等我。我忍不住觉得，他的这些浪漫激情都是受到了文学作品的影响。有时候，当我跟一些黑人女性朋友谈起她们的伴侣那声名在外的性激情时，我会在她们的脸上捕捉到某种讥讽的神情。但也许只是我不走运。 还有一件事情，想起来让我觉得羞愧。那也是个黑人，来自牙买加。他疯狂地堕入情网，对我的追求旷日持久、全力以赴。鉴于上次的经历，我坚持说“不”，但到了最后，我想（就像很多女人可能会想的那样）：“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如果这件事儿对他来说那么意义重大，我何必这么坚决？”我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然后又穿上了，因为我想：“当我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这对他太残酷了。我妈妈也许会这样说，但那是另外一种语境：有些事情，正派女人是不会做的。 我还认识一位戏剧导演，他的行为举止非常女气，而且以此著称，我和他之间是女人和男同性恋之间的那种轻松的友谊。当时正在上演一出跟性有关的欢腾的闹剧：《锁好你的女儿们》。戏里有句台词：“这场美艳的狂欢何时开始？”我从楼梯上下来，一只手端着玻璃杯，一只手夹着香烟，这位追求者站在我面前，抓住我的两只胳膊，问我：“这场美艳的狂欢何时开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玩笑，然而不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要遇上，他就会来搭讪，后来开始不断地指控我：“你有义务来带我领略那闻名已久的异性爱的乐趣。” 现在谈谈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美国男人。现在跟以前也许已经大不相同了，因为事情总在变化，但在那时候，人们进行了很多比较，有些结论是公正的，有些不是。女人的床上伴侣首先不能是中欧男人，其次不能是美国男人，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对女人不加区别地对待。我说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泛爱女人的人”，如果那时候的美国人是“泛爱女人”，就没有人会指责他们，因为对女人的这种爱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陷入被我们称为“浪漫爱情”的魔法和狂热。我认识的每一个美国人对性（让我们别管那个叫“爱”）都有一种特定的态度，他们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好汉，硬汉。这种角色是从哪儿来的？我认为它像爵士乐和很多其他美国文化一样，来自黑人文化。一个真正的男人“爱”她们，然后离开她们。这里面有种他们渴望的东西，某种缺乏欢乐的东西。他们是一群实际的人，非常务实。或者说，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现在，这种“拥有女人、征服女人”的阳刚之气的精髓当然是主动、主导，成为设定节奏、划定界线的那个人。但我们都知道，两极相遇，物极必反。 现在想象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女人，全都是欧洲人，时间是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谈论美国男人。我们都有美国情人（不，应该说是性伴侣），有两个人曾经有过同一个男人，或者说曾被同一个男人拥有。这类谈话在女人之间并不常见（或者说在当时不常见），只是碰巧了，大家聊了起来。我们有十来个人，从这件事儿聊到那件事儿。我要给出的结论非常全面，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研究结果。 美国男人是用他们的头脑去爱的，而不是用心去爱。这是我们的一致结论吗？绝对是。他们的心不参与恋爱。而他们的头脑里是否有一张蓝图，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对待女人，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床下？他们完成性行为的时候，不是出于深深的本能或表达爱的需要（还是别指望了吧），而是出于让自己相信自己确实是条好汉的需要，是这样吗？人们在这类谈话中会频繁地引用劳伦斯的话，这很有意思。他虽然对性的了解不是很多，但对爱的了解确实不少。但说句题外话，我们也许不应该忘记：每个人都以性专家自傲，这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劳伦斯对性的无知在当时是很正常的，那是大家的普遍状况。 我们都认为，大概这些美国男人的太阳神经丛是个冰冷的地方，是个冰封的海角，是冻土覆盖的大洲的延伸。他们有着聪慧的头脑，也有滚烫的凸起和睾丸，但在两者之间，是一片寒冷的戒备森严的地带。 我们的话题转移到法国（可爱的法国）的游吟诗人和游吟歌手的遗产上，因为我们也许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联系：对特定诗意或幻想的爱好也许从来没有到达过德国，而德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极其广泛，尤其是对美国的大学。嗯，我们当时谈的就是这类话题。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女人说的小故事把我们的谈话推向了高潮。故事里的他是个美国电影制片人，“爷们儿”的典型。他在她上方拉开架势，像隆起的弓，但是一动不动，训斥她：“用它，用它，你这个该死的。”这不是一种极端的被动吗？男性难道不是变成了机器，为女性提供快感，供女性使用吗？（但“快感”这个词，因为它的轻浮意味，可以被用在这里吗？）“好汉”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被动性和怎样使用他的指令同时出现了。这不是物极必反的例子吗？是的，这确实体现了物极必反——至少在这个例子里面，因为如果你读美国小说，或者看看对美国文化的其他形式的见证，你会发现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不是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像一切事物都会消失一样，它也消失了。真的消失了吗？女性主义让人找回了温暖的心，让男人的太阳神经丛像小太阳一样散射出炽热的渴望了吗？ 在这遥远的一幕中，最有趣的东西也许是大家谈话的语调，跟《冷酷姐妹》中怀恨在心的语调相去甚远。多年来——几十年来，也许是几百年来——女人一直在抱怨男人不够敏感、不够友善，但一旦获得了权力，她们就立即容许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在自己身上展现出来，甚至把它们神圣化。 电视节目上：面对着几百万观众，一个解放了的女人说：“我丈夫真有点像个窝囊废。” 如果是反过来：“我妻子是个非常胆小的人，我认为，她缺乏勇气。”噢，那头感情冷漠的猪。 晚餐派对上：妻子随意地说：“我的两个丈夫……”丈夫说：“但你有三个丈夫，是不是，亲爱的？”“噢，我没把你算进去，你还没让我有孩子呢。” “我妻子让我失望。她不能生育。”那头猪。 另一个派对上：“我丈夫经常不能勃起，他半阳痿了。”哄堂大笑。 href='2103/im'>《红与黑》里面的索黑尔先生——愚鲁迟钝的丈夫的原型——则讥讽地说：“女人那精致的构造……” 就在上周，我收到一个美国女人写来的信：“你有没有想过， href='1820/im'>《金色笔记》释放出多少女魔头？她们恨男人，也恨爱男人的女人。” 一幕：美国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来伦敦访问，我跟一位男士去见她。那位男士早在女权主义大行其道之前就一直支持女权主义的立场。我们三个人一起穿过酒店时，那个女人故意把门一次次摔在他脸上。 一幕：伦敦的一栋楼里有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楼里还有其他机构的办公室。我有一位朋友来自中东，他是个模范丈夫、模范父亲，他经常去那栋楼的其他机构办事。他说，他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他每次路过那家出版社，都会有个女人出来，用尽全身力气故意踩他一脚。 尤其让人沮丧的是，“冷酷姐妹”把这种事情视为政治行动。 一天，一个电视频道在播放一群女人抱怨男人很粗野，而另一个频道里，一个女人在说，男人都是软蛋。 这种粗陋的愚蠢在遍地开花，这是可以预见到的吗？是的，因为每一次大众政治运动都会释放出人类行为中最糟糕的部分，并加以崇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最近这三十年，做一个女权主义者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说说英国男人，他们也许比美国男人更受诟病：英国女人总是围坐在一起，抱怨英国男人。他们并不真的喜欢女人，并不真的喜欢性爱。英国女人在本国人中间寻找真爱，但最后找到的往往不是英国男人。英国女人去国外找情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我还是个女人。”这种现象提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里并不缺少性的冲动，而是缺少接近它的方法。但这些缺乏浪漫情调的英国男人不恰恰是姐妹般的、同志般的、直来直去、即使懂得女人的花招也鄙弃不用的英国女人的对应物吗？ 他们是同性恋，女人们抱怨着，这是因为他们上的男生学校。但我认为英国男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而且他们的浪漫恰恰是禁闭的男生学校的产物：男孩子才七岁，每天晚上把头蒙在床单下面，抽泣着想妈咪。再没有什么比早年的情感剥夺更能造就出这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反复地、狂热地爱上遥不可及的爱人。有些人的一生都在浪漫的想象中度过，他们的想象中居住着无法企及的爱人。然而，当他们与自己的爱人终成眷属时，他们就是最好的爱人，最聪明，而且（这一点最重要）最有趣。英国男人的问题不是他们恨女人，甚至也不是他们不喜欢女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塑造期完全是跟男性一起度过的。私立男校的生活十分严酷。“如果你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待过，那么监狱生活、人质生活就是小事一桩。”——我们最近又开始听到这种说法了。私立学校也许不像以前那么充斥着残忍和以强凌弱的事情，但那里仍然有着军队一样的等级制度和结构——这是它们的首要特点。私立学校的男生们，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在人性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带中成长：一开始想家想得要死，然后学会了情感冷漠；在跟其他男孩子的性关系或强烈的友谊中找到一些温暖……之后逃向对女人的浪漫爱情，他们感情的动力是童年和青春期留下的对情感匮乏的记忆。等年龄再长一点，无论结婚与否，他们总会感到某种缺失，那就是跟男人的伙伴关系。嫁给英国男人的女人并不太担心其他女人会把丈夫抢走，而是担心俱乐部、办公室里的要好同事、男人扎堆的地方。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浪漫的、柔情的、家庭的爱能跟学校里那几年的感情强度相提并论，那就像是士兵之间的同袍情谊。现在我们都知道，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会让人对自己肃然起敬；我们见识过上千种自虐的形式。一个令人反感的事实是，士兵可能会喜欢残酷的上级军官：“我要追随那个畜生出生入死。”他们喜欢的是那种强烈的感受。“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老兵们回顾战争的恐怖时，也许会这样说。他们当时在狂暴的体验中活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活在男人间的紧密而可靠的伙伴关系中。 读者也许会不同意：你说的是上私立学校的男孩子，他们肯定只是一小部分人。是的，但这种状况并不仅仅体现在上层阶级的男人身上，远非如此。有一个小小的证据最能向我们提供一条通往英国男性内心的黑暗深处的线索，那就是英国喜剧的一成不变的情景：一位无动于衷、目不斜视的严肃（“严肃”才是最本质的）男士，受到一位女士或姑娘的追求，她爱上了他，或者迷上了他。这种戏可以是愉快的，也可以是冷酷的，但她一定是个滑稽的角色，荒唐可笑。这是一种侮辱仪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没有这类人物的英国喜剧非常罕见。要不就是一位正派的英国男人，发现自己置身后宫女眷或一群性感女郎当中，但面对她们可笑的卖弄风情，他行为端正，无动于衷。“今晚不行，约瑟芬”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永不过时的玩笑，这绝不是偶然的。只有在英国（或者我应该说“只有在英格兰”）才会这样。然而我必须告诉大家，我遇到过两个男人，如果我嫁给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快乐地厮守终生，他们都是英国人。 女人现在有一种抱怨，我认为这种抱怨是新出现的，是随着两性平等而产生的。她们说：“这就是我，一个漂亮女人，做起饭来像个天使，床上技巧不错，经济独立——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是很好的伴侣。但他们一方面成群结队地爱上我，一方面却转身离开，跑去跟个黄毛丫头住在一起。”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那场无法停止的大笑突然在我身上爆发；我拖延了这么久，才看出事情有多荒谬。就像我们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在赞叹了大自然的丰沛之后说：“每年，她们生气勃勃地离开学校，这些可爱的姑娘们，自信骄傲得像春天里的花儿。我总是惊疑赞叹：我们做了什么，居然配得上她们？” 顺便讲一个悲哀的小故事。一个朋友，四十七八岁，漂亮，聪明，能干，博览群书，通晓政治，经济独立，她认为，如果男人不认为她这样的女人胜过美貌的少女，就太不公平了。有过太多的悲伤经历之后，她向朋友们宣布：她终于彻悟。她想要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有才智，博览群书，对政治感兴趣。他们的交往不是为了一起生活或者结婚，而是可以一起散步、吃饭、看戏。“兴之所至就一起上床。我再也不想早晨起来时，有个男人在我床上，而我必须起来给他做早餐。而且我向你们保证：‘我已经送走了我的最后一位大有希望的小说家、音乐家、诗人，我再也不是他们在暴风雨中的避风港。’” 与此同时，一位英俊、博览群书、令众多女人倾慕的中年男人正在告诉人们：他再也受不了不断地跟姑娘们结婚，然后又不得不离婚，他想要一个成熟、自立、博览群书的女人，而且不想让他搬去跟她住在一起。现在他看重的东西是他的独立。 我们这帮人就开始从中撮合，我们很讲究策略，小心翼翼地、迂回地行动着。不让这出戏的主人公看出一点儿马脚。我们安排了一个派对，找了个很随意的由头，邀请了足够多的人，以免太露骨。下面是事情的经过：贝蒂（我们这样叫她）跟杰弗里（我们这样叫他）同时到了，他们立刻注意到对方，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言语机锋。我们这些旁观者很高兴，因为针锋相对往往会走向快乐的结局。然而糟了……派对进行到很晚，一位同谋的女儿不约而至，那是个面带歉意的二十多岁的姑娘。她像一条横渡瀑布的小船，被一股力量牵引着奔赴自己的命运。她跟杰弗里一起离开，踏上了一场新的不幸之旅，而贝蒂跟一位来自英国中部的新入行的演员离开了。他刚到伦敦，饥肠辘辘，大声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有哪位好心的女人带我回家，喂饱我？” 当时有两个男人住在伦敦，他们早早地让自己脱离了被选为丈夫或“伴侣”的危险。这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但他们护照上的“职业”一栏，都可以写上“性”。 一个男人来自南非。他身后有着典型的恶劣的童年经历：有一位粗暴残忍的父亲，为躲避父亲的殴打和冷酷对待，他早早地逃进大城市的黑社会。他在伦敦为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就像一座神庙，但不是为了爱（当然不是），而是为了性。这个穷孩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可是一栋精致的房子。最好别问。这是一座暴力和多愁善感并存的房子——在这里，多愁善感和痛苦再次联系了起来。多愁善感是眼睛中的泪水，仿佛有一位看不见的观察者在数着泪珠，每一滴都证明了自己高人一等的感性。而痛苦不一定是身体的，那也是心灵的属地。在那栋房子里，每个女人——各种年龄的女人——都被爱慕、被崇拜、被征服。但这种类型的性爱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喜欢的。 另一个男人来自南美，是日本和西班牙的混血。他有一套很大的公寓，里面的每一件摆设，如果放在博物馆里，都会熠熠生辉。他非常富有。他研究过（当时仍然在研究）很多文化中的微妙而玄奥的性爱实践。他跟伦敦另一端的那个男人不一样，他不收集女人，因为他的最终目标是找到在爱的各个方面都跟他和谐一致的唯一伴侣，这是因为，他声称，要想实现爱的真正成就，两个人的身体、心和灵魂（他坚持强调后者）都应该跟对方完美地和谐一致，这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他轻视那些有几个或很多性伴侣的人，甚至只要有一个以上性伴侣，也会让他轻视。他认为这些人对性根本不认真，纯粹是业余的，什么也不懂。他妻子曾经是他的同事，他的理想伴侣，但她坚持要孩子，于是他们遗憾地分手了。她住在附近的公寓里，他是孩子们的好爸爸，但就像他说的那样，孩子跟爱欲生活不协调。他跟她的性关系是实用性的。写到这里，我当然受到了诱惑，想编造一段爱欲的冒险史，一段奥妙无穷的快乐日记，但在当时我不得不谋生，而且还要考虑我的孩子。这位有趣的朋友很理解我的困难——追求真爱需要一笔可靠的个人收入，而且要没有孩子，他经常这样说。在他离开伦敦去西班牙之前，我们偶尔会见见面，一起吃饭、聊天。他向我和盘托出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我偶尔发出一声叹息，因为比这更愉快的消遣方式确实不多——但我用“消遣”这个词已经解释了我为什么永远不可能是他的合适人选。另外，我必须承认（也许带着一点儿羞愧，就像没通过一次高水平的考试），长此以往，我会觉得厌倦。他的话当然是对的：一个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件事情里面，就像寻找圣杯，寻找开启秘密王国的钥匙——其实就是“成长点”——否则只能拣拾徒劳后的残渣，一块变质的甜点。 我住进朗廷路四年后，霍华德·萨缪尔斯去世了。我被召唤到霍华德的弟弟巴兹尔·萨缪尔斯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你们为之骄傲的典型的精明强干的商人。“我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需要资助。我向来不同意我哥哥这样做，他总是施舍你们这些人。你意识到了吧，你住的那套公寓，我可以收的房租是你现在付的十倍。”显然，在我眼前上演的，是两兄弟的长期不和、甚至是对抗中的一个片段。很容易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看着这位嘴唇紧绷、怒气冲冲的大亨，再想想为人随和、机智迷人（而且是左派）的霍华德·萨缪尔斯，一切都清楚了。我问，能不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因为我本来有充分的理由以为我可以在那里无限期地住下去，现在我需要时间寻找新的住处。他最后同意了。这种安排对我来说并不宽松，但我仍然感谢他。 现在我必须去找一栋房子：一是因为彼得非常希望我有一栋房子，他需要那个著名的“头上的屋顶”的庇护，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屋顶，我们的屋顶，安全而且永久；二是因为我强烈感觉到需要拥有财产的压力，你在英国总会感觉到这一点。当我需要透支时，总会被问及“为什么不买栋房子？”每个人都在说：“为什么把钱浪费在租房上？把房租变成按揭款吧。”因为在这个国家，用付房租来解决住房问题不是上策——如果你没有志气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就说明你不认真，甚至说明你放浪不羁、朝三暮四。 这次我只在一个区域找房子：卡姆登镇。我在一条街上发现了一个地方，那里很快就会成为很多戏剧界和艺术界名人的住所，但当时的房产经纪对我说：“我不会让我妈妈或妹妹住在这样一条街上。”卡姆登那时还没有成为时尚街区，但在很多精明的人看来，住在那里很方便。汤姆·马斯库勒看中了查考特广场的一栋便宜房子，但很难筹到钱，没过多久，查考特广场就成了最时尚的区域。一位朋友想买摄政公园路的一座大房子，没有银行肯贷款给她。她向别人借了钱，花六千英镑买了下来，二十五年后卖了一百多万英镑。专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判断错了。谁判断对了？不切实际、终日空想、不在意时尚与否、只想找个便宜方便的地方住下来的艺术家。 不光是房产经纪人，我的银行也不愿意听到我要在破破烂烂的卡姆登镇买房子的消息，我焦虑得发狂。一位绅士出现了，我称他为莱恩。放在十年前，我会觉得他显然是个善于用灰色手段搞定事情的人，一个善于钻空子的人，一个骗子，总在探头探脑地找好事儿——什么东西在我眼里都不稀奇——但那是1962年，友爱的、无阶级的六十年代的开端。回顾当时，我可以从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当中分辨出一些人来，他们不是骗子，只是在顺应时代潮流。如果放在八十年代，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宠儿。莱恩是个不那么挥洒自如的中产阶级，穿着粗呢大衣，发型很漂亮，嘴里迸出一些演员和电视人物的名字。他带我去了苏默斯镇的查林顿街，那片区域现在以骚乱和犯罪著称，但以前却是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难民的聚居地。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经住在苏默斯镇，跟威廉·戈德温住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刻在街脚小墓园的墓碑上。雪莱一定来过这里。这是一条短短的小街，一边的房子已经被推到了，地方腾出来，准备盖一座大大的新学校。当时整条街都破破烂烂的，没有粉刷。60号这栋房子之所以要出售，是因为业主老太太已经无法照顾自己，它比我看过的任何房子都便宜四千英镑，售价四千五百英镑。便宜是有原因的。它有几十年没有粉刷了，也许建成之后从来没有粉刷过，墙面已经裂得像干涸的河床，覆盖着一片片深褐色的壳，像变质的巧克力。自从1890年建成之后，它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整。 我的银行说：“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贷款给那片区域的房子，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但莱恩说，他能帮我搞掂分期付款，完全没有问题。我认为他说服银行的理由是那栋房子的结构很结实，因为人们那时候建房子是为了永远住下去的。不，不用担心勘察的问题，他已经让人勘察过了。于是我成了国家威斯敏斯特银行的客户。我父亲年轻时为威斯敏斯特银行工作过。我父亲一生最害怕的噩梦一直是他可能会欠债，或者陷入更严重的债务。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当我把我父亲当年的噩梦告诉银行经理时，他大吃一惊，他说银行业务的关键就是要把钱借出去。于是我办好了分期付款，还贷了一笔钱来修整房屋。整个事情办下来，不存在财务状况的弄虚作假，相反，弄虚作假的成分出在莱恩身上，他对60号房子的状况一直含糊其辞。他说，这房子有可能被列入市政厅的改造计划，但我一定得明白，大伦敦市政厅的房屋计划经常一拖就是好几年。而且他们一定会补偿我的。我一直喜欢碰运气，这次我也这么做了。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后悔过，因为如果不这样，我当时就不可能在我相中的地段买得起房子，而且它也确实让我告别了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随心所欲、无力承担贷款的波希米亚风格，过上了适合我的生活：拥有一份产业，受人尊敬，银行账户可以透支，即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但在我住进去之前，必须把房子修整一番。莱恩认识一个建筑工人，让我们称他为道格，莱恩的同类人，不拘礼节，“你可以相信我”，他会负责把房子很实惠地修整好。 我带着彼得和他的一位朋友来到房子面前。“就是这座房子。我买下来了。”两个男孩默不作声，看着立在破破烂烂的街上的深褐色的斑驳外墙。“瞧，”我央求他们，“房子会变得很好的，你们等着瞧吧。” 那座房子本来应该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它是一粒时间的胶囊。最先让外来人感到触目的，是它极其不舒适。它有三层楼，每层两个房间，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整栋房子没有设计合理的取暖设施，只有几个小小的壁炉。我不断提醒自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和威廉·戈德温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写下了那些高尚的想法，他们一定总在受冻。每扇歪歪扭扭的窗户上都挂着肮脏的破棉布。上面两层的四个房间曾经是卧室，最近刚刚租了出去，每个房间都装着投币式电闸。两层楼板上都放着煤气炉，火焰的位置离墙纸只有四英寸远，煤气炉一直有人在用。电路很危险，电线四处蔓延，线皮已经开裂。每个房间都装着吊灯。整栋房子只有一个厕所：地下室里装着水泥马桶，开裂的陶瓷水箱外面垂着一根下拉的绳索。地下室曾经是厨房，烧煤的炉灶仍然可以用，还有一口煮衣服用的铜器，那是一个圆锥形的大铜盆，嵌在水泥里，盆子下面留出了生火的地方。旁边有一台辗布机，熨烫桌上放着蒸汽熨斗。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浴缸，已经没有人用了，非常大，褐迹斑斑，已经开裂了。我看到两个大搪瓷罐，人们曾经用它们盛着热水走上快要散架的楼梯，如今它们已经是满身污渍和缺口，立在炉灶上。人们以前端着食物，沿着楼梯上去，来到小小的餐厅。餐厅俯视着无人照管的后花园，从那儿能看到团结剧院的屋顶。我在那栋房子里住着的时候从来没去过团结剧院，因为它已经陷入了恪守党的路线的教条时期。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给地下室做一个防潮层，然后铺上一层软木地板，地下室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有着低低的天花板的温馨房间，成了整栋房子中最怡人的地方。一楼前面的房间是厨房，摆着一张大餐桌，六十年代似乎家家都有这样一张餐桌。一楼的后半部分曾经是餐厅，现在改成了浴室，按照英国当时的标准，算得上宽敞、奢华。二楼是起居室。隔断门出现了（但后来我后悔把那些折叠门拆掉了），我把门漆成红色和金色；窗户改成了木质的百叶窗，这样可以防贼；接下来是处理壁炉，我按照大家的做法，用石膏板把壁炉糊了起来，炉架废弃不用了。 安装中央供暖的工人来了，我不得不就每一片散热器跟他争论。 “你不需要在卧室里装暖气，亲爱的。那样不健康。”这是人们当时的想法，现在仍然有人这样想。 “我想在这里装两个暖气片，因为按照你们的说明书，要想达到这种热度，这里必须装两片。” “你会后悔的。” 浴室里。“浴室里不需要装暖气。洗澡的蒸汽会让浴室变热的。” “是的，我要装。我还要装一个通暖气的毛巾架。请帮我装上。” “好吧，钱是你付的，但我不想看着你这样浪费钱。” 为什么要我来跟他争？为什么不让监理员替我办这些事情？ 为了省钱，因为道格说，用不着请建筑师或监理员，相信我。 道格有个小公司。他长期雇用了两个工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另请几名电工和木工。他完成了基本的工程：防潮，地下室的软木板，装好了大部分楼层的地板，重新布置了一部分线路，修整了窗户。然后他破产了。他来告诉我，他破产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难过。“我运气不好。”他说。接着他就跟女朋友一起去地中海度假了。他以前破产过好几次了。而我真的已经跟时代脱节，居然为这件事情感到震惊。 现在我被扔在这儿：装修了一半的房子，没有工头，没人跟我并肩作战。但接下来一切都顺当了。道格雇的两个工人（道格欠了他们两个星期的工钱）对我说，他们可以把我的房子装修完，我可以直接雇用他们。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朋友和各种专家）都说，我如果雇用他们，就是在发疯，我会后悔一辈子，因为他们会骗我。而其实那两个人棒极了，他们让每件事都变得很容易。我按照工会规定的最高标准付给他们工钱，每周付一次，而且会多给不少，因为他们为我省下了工头的利润，他们会把买材料的账单给我。他们称自己为“海盗双雄”，一个是杰克，一个是约翰。他们自从离开学校就在一起工作，已经有二十年了。杰克是个身材魁梧、慢条斯理的英俊男人，当他跟你说起他妈妈时，会用一双平静的蓝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你的脸。他妈妈照顾他，因为他一直没结婚。他妈妈做他>最喜欢的菜，他为什么还需要妻子呢？约翰结过婚。他活泼敏捷，精力充沛，显然在这对伙伴中间是领头的，但当他们需要作决定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那儿看着对方，默默达成一致，然后约翰转过身，来对我说：“不，你不需要在这儿装架子，亲爱的；瞧，你把手这样放上去肯定不舒服；最好装在那儿。”要不就是告诉我，为什么这块地板不需要换，只要补补就好了；为什么这个电灯插座应该刚好装在那儿。 该请木工了，他们领来一位伙伴，吉米，直到今天，我仍然会带着感情想起他。他个子很高，极其消瘦，脸色灰暗，内心忧伤，因为他的妻子跑了，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现在孤身一人。他咳嗽得厉害，暗沉的脸色在告诉人们：他来日无多。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他们在厨房搭了条高凳，刷天花板时踩在上面，他们有时候在高凳周围坐着喝茶。他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坐下来，聊这聊那。杰克和约翰分别跟我说过，吉米是“世上的盐”，他们总是以呵护、体谅、温柔的态度对待吉米。房子里上上下下的木匠活都是吉米做的，当我的提议不合理时，他会纠正我。然后又来了个人，电工比尔·康纳利。我跟他一直有来往，持续了二十年，直到他去世。他经常回想起，他们三个人在厨房里，我的两只脚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了出来，因为上面的地板已经拆掉了，只盖着一层石膏板。他们大笑了一场，笑我的脚，笑了好几年。 其实我们几个当时有很多开心事。我的那些精通世故的朋友到我这里来串门，看我这里进展如何，他们常常发现我们一起坐在厨房里，他们有时候也想坐下来，但工人们说：“时间到了，该干活了。”然后就走开了。他们知道，我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要小心他们。 杰克——那个胖海盗——后来非常伤心，但他从来没猜到原因是什么。他爱画画，想为每个房间装饰上斑比和唐老鸭图案的石膏线。当我说不时，他非常失望，他告诉我，他曾经用花、野兔和缎带的图案装饰过一些房子。他把他画的动物卡通画做成的礼物卡片送给我。只要我们一坐下，他手里就会冒出一支笔和一张纸，开始画画。他是个艺术家，他说，但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用，因为从来没有人引导他接触过真正的绘画、真正的艺术。他从来没去过艺术画廊。我告诉他，那些画廊是免费的，谁都可以去，他流露出负疚感，但也带着几分责备。我给他看复制品，他对那些作品大加赞美，但似乎没觉得它们跟自己的有什么关系。不过，即便是他画米老鼠和斑比，也带着一种创造性。如果真的有乡下的汉普顿，那么他就是一个。 但我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查林顿街，因为我需要钱，必须得挣钱。我以前从来没有为钱而写东西，就是说，我写东西一向是服从我的内在需要或模式，而不是外在的要求。是的，服从外在要求确实会削弱你真正的力量。因为真正的作品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一条别人看不见的生长曲线（生长点），而其他作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无论它们的技巧有多么纯熟，看上去有多么好，都是粗制滥造。除了为《纽约客》写的两篇小品，我从来没有为了钱而写作——不，事实逼着我这样说：有过两次，我和一位很穷的朋友一起尝试着写一个纯商业性的电影剧本，然而当你言不由衷时，你为了钱也写不好，这次有悖于心的尝试最后必然是徒劳无果。我活该，我这样想。我私下里认为，我的灵魂堕落了。但我为电视台写的东西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正相反。我很快就会跟另外两位作家一起，给格拉纳达电视台的莫泊桑小说系列剧写剧本，另外两位作家是爱尔兰的休·莱昂那多和格拉纳达电视台的主管菲利浦·麦凯。我们围着一张大桌子，像打牌一样分配小说。“我想写 href='1623/im'>《羊脂球》！” “不，我要写 href='1623/im'>《羊脂球》。” “那么我写《钻石项链》。” “我想写《泰利耶小楼》。”我们都懂法语，但我们也看英译本。 那个系列剧十分精彩。格拉纳达电视台当年进行的那些冒险，今天任何一家电视公司都不会去尝试。他们拍摄萨奇、A.E.科珀德、萨默塞特·毛姆、莫泊桑和其他作家的小说系列剧，为每位作家拍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十三个小时，里面包含三部一小时的电视剧，另外十个小时分配给两到三个故事。一流的导演、演员、作家和舞美。电视台非常轻视自己，后来竟然把这些系列剧一笔勾销了。但这些系列剧属于电视制作出来的最好作品。ITV在当时也堪称勇敢。斯特拉·里奇曼为他们做了了不起的贡献，启用了能找得到的最优秀的人才。《半小时故事》和《恐吓信》这些节目至今还有人记得。同样，ITV也把它们给毁了。 有时候你真想抱头痛哭一场，或者难以置信地号叫一声，都是因为我们伟大的国家：英国。这种质量的电视剧出现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珍惜、被推崇，被当成国宝珍藏起来。会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它们，就像那些纪念经典黑白电影的节日。至少，它们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佳导演、演员、舞美和作家的档案。然而不行，这是英国——所以大家只能一起进垃圾桶。 我估计，在伦敦的住房费用会花掉一个人三分之一的资产，我指的是实际的货币资产。先要花时间找房子，有了房子之后，就要不断地维修、改装水管、屋顶、窗户……诸如此类的工作——这是拥有一座房子的真正开销。值得吗？问我一千次，我会回答一千次：值得。伦敦是欢乐的丰饶角。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我必须搬出朗廷路的时候，房子还没有装修完。大家一起动手：海盗们干那些技术活，比如地板和窗户；另外一组人——几个朋友、彼得和我——站在椅子和脚手架上把墙纸一层层揭下来，七层、八层、九层、十层，甚至更多……最里面一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图案，非常漂亮，印在厚重的墙纸上。拿起一叠墙纸，你手中就是一本七十年的社会史，一份七十年的报告，然而这些全都进了后院的火堆：墙纸的纤维、碎片和破条，一度光鲜精美、如今碎裂朽烂的地毡，虫蛀的地板木头，旧架子和窗帘的破布。但房子的墙体非常结实，石膏板下面的板材清洁如新，砖头也依然闪亮、簇新。那是一栋精良结实的房子，当初建造它时，人们希望它保存到永远。 离那里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整条街整条街的房子都被推倒了。那是六十年代初，政府对市容的肆意破坏达到了顶峰。我对海盗们说，那些好房子都消失在烟尘和瓦砾中，真可悲。他们想了想，说：是的，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些房子跟切尔西的房子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份工作了，不是吗，杰克？不是吗，约翰？是啊，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份工作了，对的，约翰，对的，杰克。你现在不能买切尔西的房子了，除非你有一笔钱，比我们俩一辈子见过的钱还多的钱，是不是，杰克？是不是，约翰？是的，约翰，你说的一点儿没错，杰克。 我经常走到那边，看那些倒掉的房子，我的心在痛。我看到萨默菲尔德家的房子已经化为齑粉，那里曾经是一座小天堂。现在，它的原址上矗立着冷冰丑陋、灰扑扑的市政公寓，长长的一排，有几百码。 一天，我在新装修好的厨房里。卡姆登的一名官员走进来，她是左派市政议员。她轻蔑地扬手指着我们在的小小街区：“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清出去，让他们住进新建的市政公寓，越快越好。”我说：“但这是工人阶层的老社区。他们在这里聚居了几十年了。” “我们会把他们全清出去。”她说，“我们要把这里清理干净。” 如果真的有哪位官员在意这些居民的想法，就会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房子翻修一遍，加装浴室和方便的厕所，换掉危险的电线。他们说：“但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这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也是我的孩子出生的地方。”他们是在向我哀求，因为我是中产阶级，按说应该了解内幕，有关系，也许还有一些影响力。但历史的潮流和她们的心愿相逆。日日夜夜为关心爱护工人阶级而心潮澎湃的人在这片乐土上走来走去，嘴里说着：“我们会把他们全清出去，把这里全清理干净。”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当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庇护下住进冰冷阴沉的公寓，远离自己的老邻居，接二连三地死去、中风、心脏病发作时，他们大概也满怀爱心地注意到了。“他们只是想除掉我们，就是这样。”58号的皮尔斯太太说，“这样可以为他们省掉很多麻烦。一有葬礼他们就高兴。” 我下决心买60号房子的那天，我去敲了58号的门。当我在查林顿街看房子的时候，整条街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窗户后面观察着我。58号，一个体格硕大、面色苍白、长着一头又白又硬的头发的女人把胳膊和胸脯放在窗台上，君临着整条街。上千项研究已经让我们认识了工人阶层中的“女族长”这个角色：她指挥着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社区。这里就有一位：皮尔斯太太，她将成为我的邻居。我硬着头皮去敲门，因为我认为这种关系紧密的社区不会欢迎初来乍到的人，尤其不欢迎我这样的人。“中产阶级化”还没有成为常用词。我自报家门，告诉她我是她的新邻居，希望能成为她的好邻居。这种态度蕴涵在当时的时代精神中——友善的六十年代——也蕴涵在当时的政策中。我说的是真心话。皮尔斯太太坐在窗口，转过背来，对我说：“坐下，亲爱的。我们很高兴你会好好修整一下那座房子。它破破烂烂的已经很多年了。是不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应答道：“破破烂烂啊。”那个男人极其矮小，但肌肉发达，体格消瘦，两条腿罗圈得像个赛马骑师。他咧开嘴向我笑了笑，欢迎我。屋子里还有一个老态龙钟的丑婆婆，穿着一身黑衣，牙齿都掉光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她颤颤悠悠地尖声说：“破破烂烂，破破烂烂。”他们有一条狗，一条欢天喜地的杂种狗。大家走路时不停地把它撵开，它是整个房间里最干净、最漂亮的生灵。 “茶。”莉莲·皮尔斯吩咐着，小个子男人立刻把茶壶端了上来。 “他是我丈夫，”莉莲·皮尔斯说，“但并不从来就是。这是我的朋友罗金厄姆太太。”我记得是这个名字。“我从街上把她领回来，从水沟里。她当时在水沟里，是不是啊你？”她提高了嗓门儿，问那个丑婆婆，“她耳背，而且差不多全瞎了。但我对她好。”她身子向前倾，手放在大腿上，提高嗓门儿说，“我对你好，是不是？” “是的，是的。”丑婆婆喊着回答，“你对我很好。”她正在把一些漂亮的饼干摆在盘子里，随手把饼干屑撒给小狗，小狗像咬苍蝇一样去咬它们。 “别把她放在心上，” 莉莲说，“她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你的脑子有点问题。”她冲着老太太喊，老太太回喊：“对的，亲爱的。” “现在你可以向我打听你需要知道的任何事情，我会告诉你的。”她说，而且她也真的告诉了我。“二战”后，她一直住在60号隔壁。卖房子给我的那个老太太是她的好朋友。莉莲知道那栋房子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谁在那里出生，谁在那里死去，谁没付房租就跑了，还有那里住过的每只狗和猫。 皮尔斯太太自己的房子在大伦敦外面，但那栋房子跟卡姆登市政厅的关系也很复杂，她把最上面的两个房间租了出去。58号的状况跟我刚刚买下的60号的状况一模一样：煤气灯，危险的电路，没有浴室，只有一个肮脏的厕所，当然也没有暖气。一楼的前厅永远生着火，那儿其实是这三个人真正居住的地方。 如果我有时间，莉莲·皮尔斯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到第二天早晨，我当然很少听到这么令人着迷的狄更斯式的故事。当我离开时，她说她很高兴隔壁终于能有点生气了，她指导丑婆婆说：“告诉她，我们很高兴她住到这里。”老太太顺从地喊着：“是的，亲爱的，在这里你就随意吧，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至于莱恩·皮尔斯，当我需要让自己振作起来，需要对世界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有信心的时候，我会想到几个人，莱恩·皮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我列出的天堂候选人名单中，他高居榜首。他是个善良、友爱、慷慨、体贴的男人，他妻子对他就像对待一条狗，干这个，做那个，替她把那个东西拿来。他都毫无怨言。他大半辈子干的活是在市场上当脚夫，但现在他太老了，在为地方市政机构干点小差事。他是个文盲，极其瘦小，两条腿罗圈得很严重，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让工人阶级遭受的极度贫困的产物。他告诉我，一连好几天，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口粮只是一块面包，上面抹着人造黄油和一点糖，他光着脚去上..学。跟莉莲结婚让他有了保障，终于可以够吃够住，但现在他必须跟罗金厄姆太太分享这块地方，罗金厄姆太太大小便失禁，口臭，一般总是让人作呕，但只要莉莲吩咐，他也会伺候她。莉莲·皮尔斯总是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她看到我在抬什么东西（比方说在花园里），如果她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了，她就会冲着莱恩·皮尔斯喊，莱恩就会来到我身边，咧嘴笑着说：“让我来。”他就把东西接过来，就好像是我帮了他的忙。这个小小的男人身上闪烁着光芒，仿佛暗处的一盏灯，就像木匠吉米。我经常同时想起他们两个，认识他们让我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莱恩只有一次提到自己的处境，那是几年后，高龄已经把莉莲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狂怒的暴君。他伤心地对我说：“如果你认识年轻时候的莉莲，你现在就不会计较她的缺点。我总是想着当年的她。她很可爱。她是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在伍尔沃斯家里打扫地板，她要养自己的孩子。她的腿上没有长袜，两条腿红红的，生了冻疮。她让我给她买些长袜，然后给她买双鞋。那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她的孩子当时都跟着她，她让我帮她。” 莉莲·皮尔斯希望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离家太久，比如说三天，那么在我进门之前，她就会在窗口用她那不容置辩的食指把我召过去。“你付厨子多少钱？……太多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比这个便宜十英镑的厨子。”她把海盗们叫过去，有时候让他们一起过去，有时单个叫，她指导他们应该怎样善待我。她一定要知道我付他们多少钱，并且告诉他们，我对他们很好。她也告诉我，他们对我很好，我可以相信他们。她给海盗们送来茶水，吉米在的时候，也送茶水给吉米，再加一剂止咳水，或者给他一块蛋糕，让他带回家，因为他不会照顾自己。“他日子不长了。”她冲丑婆婆喊，“就跟你一样。” “对的，亲爱的。”丑婆婆尖叫着回喊。 我一直跟莉莲·皮尔斯有来往，直到她去世，那是二十多年后。无论是到她的房子里去，还是去她后来住的市政公寓（他们把她搬到了那里）。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跟我讲上一段灾祸史。这种叙述是从我第二次去她家开始的。“我的乳房出了问题。”她宣布，“我得了囊肿。有橘子那么大，他们要把它切掉。”她在棉布围裙下面，从裙子里面拉出一只又白又胖的长长的奶袋。“看看，看到那个肿包了吗？”还有就是：有人把计费表撬开了，三个月的电钱被偷了；猫身上长了寄生虫；狗的耳朵裂了；她从三楼后面的楼板上掉了下来，因为那些楼板朽了，市政厅又不愿意修；她从炉子上拿平底锅，结果那口重重的深底锅掉了下来，砸在她手上——瞧见这块青了吗？你去看莉莲·皮尔斯，却听不到一个灾难故事，这是不可能，这些灾难要么发生在她身上，要么发生在罗金厄姆太太身上，要不就是关系到她的某个孩子，他们总是生病，让她操心。我以前经常会把这些事情讲给我的朋友听，他们一开始听到会有些紧张——因为让一个人适应这么坏的运气有些困难——但一旦听到她的名字，他们就松了一口气，转而问道：“好吧，这回又怎么了？”一个人怎么能承受这么多重重叠叠的厄运，但莉莲·皮尔斯却能，年复一年，她真的承受住了。这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她是个私生女，是爱情的产儿，这就是为什么她妈妈讨厌她，不愿好好喂她的原因，但她的外婆爱她，所以她没有因为抚养不当而死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对罗金厄姆太太好，看到了吧？因为我想通过她来报答我外婆。” 我在莉莲那里坐着的时候，经常要始终努力控制自己，因为我感到一阵大笑在我体内不断上涌，一直威胁到我的表情。她从床上掉下来，崴了手腕；她的大腿青一块紫一块，因为她的血管很容易瘀血；狗打翻了托盘上滚烫的茶水，泼在她的大腿上，把她那里烫起了水疱；她的膝盖骨坏掉了，医生说已经没指望治好了；她的钱包丢了，收的房租全在里面；她在杂货店里遭到了打劫，幸好她身上只有一英镑；她刚听说她儿子必须要做一个可怕的手术。相信我，我从莉莲·皮尔斯身上懂得了喜剧和悲剧是怎样盘根错节地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为随着那张被命运摧残的戏剧化的脸上一点点地吐出阴郁的新闻，我眼睁睁地看着一种无法克制的歇斯底里的大笑从我体内升起，直到我不得不找借口跑回隔壁，伏在餐桌上，把头埋在胳膊里笑啊，笑啊。她从来不编故事，那些事情全是真的。有些人登上标着“灾难”的自动扶梯，再也下不来，或者是一脚踩进了不幸的节拍，再也出不来——莉莲·皮尔斯就是这样。 “我带着三个孩子，那是闪电战的时候，炸弹掉在离我们不远的街角。孩子身边爆炸不断，我的眼睛里溅满了灰泥，但医院说，他们那天晚上有些伤势严重得多的伤员要救治，只给了我一些阿司匹林。但防空洞积水了，所以我们只好待在床底下，我和孩子们，炸弹冲着我们掉下来，房顶塌了，掉在床上……”但在最受厄运青睐的受害者身上，灾难总是加速恶化，因此故事必须继续进行：“床里面的弹簧割破了我的脸，血染到了衣服上，我们没有其他衣服了，只能穿着带血的衣服。早上，防空民兵队长看到我们，他说，赶快，莉莲，快去医院。但我说，太晚了，罗恩，现在去医院太晚了。而且昨晚我们需要医院的时候，医院没有时间治我们，他们只给了我一些阿司匹林。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好好地喝上一杯热茶，但煤气总管已经关了，我没东西给孩子吃，而且我拿不到我的炉子，因为碗橱倒下来，把炉子压住了，而爆炸的时候我的手腕扭了，靠我自己的力气不能把碗橱推回去。罗恩对我说：莉莲，你真是个巾帼英雄，我一直都是这么说你的，但你现在一定得从那座房子里出来，因为它马上就会在你耳边塌下来，我说，那么我们去哪儿？他说：‘我想说去教堂，你可以在那里弄到一些汤和三明治，但教堂被炸得最厉害，所以你最好坐上巴士，去总防空洞，但我对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身无分文，罗恩，因为炸弹把我的钱包从我手里炸飞了……” 我经常向我的朋友讲起这些传奇，看着他们的脸，等待着这样的时刻：一丝懊恼的负疚神情出现在他们的脸上，表明他们正在疑惑，他们怎么变成了冷漠的恶魔，听到这样的故事居然想放声大笑。 无论多少不幸也无法阻止莉莲时刻关照她的邻居。她会打发约翰或杰克来告诉我，她听说我想在三楼的后墙上贴黄色壁纸，我应该心里有数，晴天里，太阳会晒到屋里好几个小时，我最好确保墙纸经得住这样的日晒；要不就是当我从街上路过时，她冲着我喊，说她刚刚看到水管工在原来埋狗的地方挖新的下水道，那里埋着六条狗，我最好是注意一点，别让那些骨头跑进垃圾箱，否则警察就要来问话了。她会沿街拄着双拐（因为她的腿不好），拖着身子来到我门前的台阶，敲门，因为她听说街角蔬菜店的店主明天要专门去一趟考文特花园，他会按照我的请求带一些精致的水果给我。“是大蒜吗？你快去吧，亲爱的，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他会看在我的分儿上帮你带的。” 只差几天就到了说好要搬走的时间，我却得了德国麻疹。不知道为什么，德国麻疹这个词让人发笑。是因为“德国”出现在这样的语境里？这个词记载的是哪一次被人早已遗忘的外来传染病？设想一下“秘鲁麻疹”，这个词也让人隐隐地想笑。（意大利麻疹呢？俄罗斯麻疹呢？）如果说“我得了麻疹”就没有问题，人们会按部就班地表示同情，但“德国麻疹”就让人想笑。这是我第二次得这种麻疹，每次都很严重，浑身长出让人不舒服的疹子，发高烧，头疼。我躺在阴暗的房间里，备受煎熬，我已经给海盗们打过电话，让他们继续工作。我深深地沉在病痛那黑暗的海底，泛起阵阵恶心，这时门铃响了。我咒骂着，跌跌撞撞地去开门。门口站着个年轻女人，闷闷不乐，眼中含着怒气，身边的折叠童车里有一个婴儿，好几层楼梯，她把童车一路抬了上来。我说我得了德国麻疹，这对她肯定有危险：她怀孕了。但她不管。“德国麻疹”这个词应该激起的笑声被她的怒火转变成一声讥笑。她说：“我是来拿钱的。你既富有又成功，而我需要钱。”我说，现在我非常缺钱。我说的是实话。她说：“别跟我来这套。”很少有人比她让我更不喜欢。“为了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拿到这笔钱。”她想要五百英镑。或者我印象中是这么多。问题是，现在钱的价值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知道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我只能增加我的透支。几周后，我送了一张画给朋友，花了十英镑，我恐慌起来，因为我其实付不起那么多钱。那幅画也许是五十英镑，或者是一百英镑。那个年轻女人的叔叔极其富有，是个名人，后来我写信给他，问他是否考虑过把钱还给我，但他说，他看不出他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这些事情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躺在黑暗中，眼睛濡湿，病得很严重。我思考了一些事实。我是那种心软、容易受骗的人。这背后有充分的原因。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即便在最穷的时候也会遵照《圣经》的诫命，拿出十分之一的钱做慈善。我记得一些跟这“十分之一”有关的对话。 我爸爸不耐烦地笑着：“但我们没有任何收入。等卖掉谷子有了钱，这笔钱应该直接进不动产银行，还掉我们的债务。” 我妈妈：“那么，我猜我们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收入，但那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会付出。” 当他们计算这十分之一的时候，我爸爸的抚恤金也包含在内吗？她卖鸡蛋给班凯特的商店得到的那笔钱呢？ 他们每年都捐钱给“救助困境女士联盟”、一个救助贫困海员的慈善机构和一个救助一士兵家属的慈善机构。他们告诉我，应该把口袋里的十分之一的钱捐出来，无论是我卖鸡蛋给商店挣的钱，还是写广告挣的钱。我一直有负疚感，因为我没有这样做，但我不是已经决定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吗？ 自从我离开了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离开了弗兰克·威兹德姆，跟同志们会合，我就一直跟慷慨的人在一起——在我的经验里，共产主义者总是很慷慨。我在伦敦的早期生活也伴随着对金钱的总体蔑视，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没有钱。自从我终于挣到一点钱，就开始有人向我“借钱”。很多钱借给了年轻男人。一文不名的年轻男人经常得到年长女人的帮助，这种现象合情合理，因为这种心理需要是双方的，而且它跟性不一定有很大关系，或者说跟性没有关系。如果我想，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债务人”名单。我对这些丝毫不感到后悔，但给那个让人不快的年轻女人的每一分钱都让我觉得怒火中烧，我很生自己的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躺在黑暗里，忍受着恶心、高烧和躁怒，反思自己的性格。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写下对自己年轻时的性格的洞见是很容易的，但即便在当时，我也瞥见了我性格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我一生中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在我真正恰当地理解自己很久之前，短暂地、隐隐地领会到这种理解。我当时下了个决心：如果我天性中有这样的弱点，那么我至少要能够控制它。等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之后，我要真正挑选一下，哪些人是我愿意负责的，这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决定，我将获得控制权——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响应。那栋房子太大了，我当时这样想。彼得那时是十五六岁，他的行为举止已经开始像整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的风格：他有时候被别的家庭当作荣誉成员，就像他的朋友们，跟我的关系比跟他们自己的父母的关系更融洽。用不了多久，那栋房子就会被十几岁的孩子占满。 那个不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的事情也预告了一些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她的态度，那是一种泛化了的气急败坏的轻蔑。她体现了一种积怨已久的嫉妒，我当时已经开始对这种态度感兴趣——现在我对它的兴趣更浓了。她显然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别人应许给她的东西。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以此为基本动力。“他们骗走了我应得的东西。”这个年轻女人带着一堆没有父亲的孩子，是一个受害者，只是一个受害者；她的处境完全不是她的错，她有权利憎恨这个世界。她的存在就是一种控诉。是的，我那时才开始理解：我说过的话，尤其是我曾经的思想，有多少正是那种东西——控诉，我控诉。我控诉这个世界。 这是她发泄控诉的方式：“你既富有又成功。”她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这里透露着我们民族的恶习：嫉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综合征。 我搬家了，不是很麻烦。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我跟弗兰克·威兹德姆和后来的哥特弗莱德·莱辛一起生活的时期，我们总在搬家，完全不当一回事儿——我带走了书、两张床、一张桌子、床上用品、窗帘和厨具。把那些丑陋的家具全部留在身后。 好了，这就是我经历的五十年代，捎带着前后两个年代的末尾和开端（1949～1962），就像一个年代经常会向前后延伸一点。我在1962年秋天搬进新房子。著名的62年、63年之交的冬天就在前面，整整七个星期，寒潮蔓延了整个国家。还有一场糟糕的大雾，但不像过去那种可怕的黑雾那么糟，后者已经败给了《净化空气法案》，但我那雪白耀眼的墙壁还是在那场雾中丧失了它们的清白。这不是因为新做的窗框不好，而是因为紧闭窗户让我受不了。查林顿街和苏默斯镇的其他街道，家家户户的水管都结了冰，只有我家的没有被冻住。当水理事会放在街角的水塔也结了冰，我就给58号供水。我在 href='746/im'>《特别的猫》这本小书中描写了这场冰冻。 我举办了一场盛大喧闹的乔迁派对，邀请了所有参加过装修的人。派对进行到高潮，跟我隔了两栋房子的那家人的男人来到街上，大声骂我。我想，好了，我现在住在工人阶级的街区了，我就入乡随俗吧。我出门站在台阶上，叉着腰，冲着他喊，让他闭嘴，不要再扫我们的兴，干吗不一起进来开心。 彼得和他的朋友目睹了这种不像贵妇的举动，感到难为情。 “这就对了，亲爱的。”莉莲·皮尔斯从她的窗口说，“你不要理那个肮脏的老东西的胡话，也不要让他进你的房子。” 几个月后，我收到市政厅发来的《强制购买通知》。就是说，任何权力机构要求买你的房子，你都必须卖给他们。我一直设法拖延，一直拖到将近六十年代末，终于有一天，我跟市政厅的代表一起站在搬空的房间里，移交钥匙。我母亲的女儿交出的房子一定得是光鲜整洁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个男人充满了官员式的和蔼，称赞我的房子很干净。 我们离开没多久，在邻街修整房子的市政工人就来了，他们拆走了我那栋房子里面所有的暖气片、水管和锅炉。莉莲·皮尔斯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给市政厅打了电话。市政厅便派了个门卫守在门前，从晚上6点守到早晨6点，但房子的后面却是敞开的，于是那些工人继续溜进来，拿走漏网的东西。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莉莲·皮尔斯告诉市政厅，后门没有人把守，放了小偷进来，但那些小偷就是市政厅自己的工人，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会调查这件事情的。 那栋房子空置了八年，在这期间，市政厅一直在争论，应该怎么处理那个区域，他们不断地改主意。我本来可以跟他们打官司，但明智的人怎么会让自己卷入这种事情？我已经在卡姆登市政厅的辖区居住了三十多年，目睹了难以置信的失职和腐败。我写下我看到的情景——一份控诉——从被强迫“住新房”的苏默斯镇居民的待遇写起。然后我不得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执迷于这个主题？我知道，这是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行政区，他们自鸣得意，正像那些共产主义国家，自吹自擂，妄自尊大；他们就像那些喝醉的吹牛大王，衣冠楚楚，但你看到他们忘了系扣子，露出了事情的真相：一个毛茸茸、长着疥疮的红色臭屁股。我为什么期望这个行政区的情况会更好？当然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如果卡姆登市政厅是保守党掌权，我会写下这样一份充满怨怼的记录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会想：“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所以——够了。够了。别再说了。我这种年龄的人总是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的情境：一个年轻人看着你，竭力不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委婉地、尴尬地问：“但是多丽丝，告诉我——你说，你希望社会主义行政区比保守党的行政区更好？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她）认为，我只是又一员老将，反复絮叨在我看来重要的事情。而我却再次明白：长达几十年（两个世纪？）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们仍然都站在大写的“进步”的自动扶梯上，整个世界都在繁荣上升。有人挑战过这种快活的乐观主义吗？我不记得有。这是一个经历了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世纪，一个为了国家的消亡、为了实现人间的天堂而不惜做出过可怕牺牲的世纪，人们热情澎湃地梦想过乌托邦、仙境和完美之城，尝试过社群和共同体，尝试过合作社、集体农场和集体农庄——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难道还有谁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会心存感激地安于政府的一点点诚实、一点点能力吗？ 六十年代大约有六年的时间，对于在查林顿街60号居住或进出的青少年或年轻人，我充当了他们的女舍监（这是个六十年代的词），这足以证明我跟时代的融洽。这些年轻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他们很“不安”，受到毒品的诱惑，酗酒，严重精神崩溃，在警察局挂了号。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是我的成长点，成了我的工作，尽管我也在努力写作，最显著的成果是《四门城》。 六十年代在人们眼中散发着光彩；在我看来，它有时被错误地视为很多事情的开端，其实那些事情始于五十年代，或者更早。但有一样东西确实始于六十年代——毒品。毒品来自东方，每个人都能弄到，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从未有过的。我相信，长远地看，在足够长的时间带给我们的视角中，我们会发现，毒品才是六十年代的重要事实。“毒品其实是无害的。”人们仍然在这样说。一位来自中亚的朋友当时说过：“你们西方人从来没见过毒品，它对你们来说是全新的东西。你们就像小孩子，想把蛇当宠物来养：看这条漂亮的蛇。但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被毒品盘踞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文化中，你就会知道，只有那些一败涂地的人、失意的人和毫无希望的穷人才使用毒品。” 我对六十年代的看法因为我自己的经历而带有偏见。我们现在生活在它的后果里。那么多人进了精神病院和监狱；当人们回想起一个自杀的人，谈话就会突然陷入沉默；每个星期都有消息传来，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但这是阴暗的图景，它来自街道背阴的一面，因为就在这个星期，我听到一个中年男子说：“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我们要去移动大山，改变世界。但人们忘了，当时还有从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中涌出的巨大生机——这是文法学校的功劳。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文法学校的男孩，像我这样的，学的往往是文科。这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 然而，当我听到人们怀旧地说起六十年代时——“如果你记得，你当时就不在场” ——我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我小时候（几乎还是个女孩子）写下的一句诗：“当我回首往事，我似乎只记得歌唱。”呵，是的，那句诗说的似乎就是这个。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