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银色仙人掌》
夜里听见土狼的笑声,
阴恻恻充满非人的恐怖。
我在睡袋里觉得手脚冰凉。
一点点风吹草动,
或许只是蜥蜴爬掠过我的车顶,
都使我濒临歇斯底里想失声狂喊。藏书网
七月十日
我一定要维持冷静。维持冷静。把一切都记下来是维持冷静唯一的办法。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当然,我用捡来的柴生了一堆火,火焰冒上来的时候往上面撒一些还没完全死掉的木麻黄枝,明火就变成青烟,一缕一缕往天空里蹿。天空蓝得彻底,没有一丝云。南半球的七月是冬季,平均气温二十多度,雨量,零。
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了,我经过一条又一条铺满黄沙的河床。你认得出那是一条河,因为绿树像条带子沿河生长。但我离开了鱼河峡谷之后就没再看到河的痕迹;这里是大漠,我的耳朵里、眉毛里、嘴里感觉都是沙的味道。裤子拍拍就有一阵灰尘飞扬。
开了个肉罐头,吃了一片已经干掉的面包,一条快变黑的香蕉,喝了两口水。虽然水箱里还有十公升的饮水,我规定自己,一天不超过一公升。
太阳落在两个沙丘交接的地方,和昨天的落点没有差别,但是我注意到,左边沙丘的棱线好像比昨日陡了一点。风像一只柔软无骨的手,推着这些细沙堆成的山丘,推过来,推过去,山的线条柔美得像飘忽的烟,像蜘蛛吐出的若有若无的游丝。竟然从来不知道,沙漠是那么柔软的东西。可是它美丽的柔软含着深埋的陷阱,万劫不复的陷阱。
把水箱盖子拴紧,剩下的肉罐头用塑胶袋扎好,放回冷藏箱。冷藏箱本来还有一袋冰块,早就化成了水。香蕉皮也放进箱里,如果留在车外,半夜里会招来成群的狒狒翻东翻西。我坐在沙地上,穿上第二双袜子。太阳一下去,沙漠就劈面无情地冰冷起来。
收拾东西的时候,一直感觉到背后一只眼睛的注视;我背靠着敞开的车门慢慢回过头去,倒抽了一口凉气——在一株枯掉的木麻黄下,站着一只像野牛一般庞大的大角羚羊,眼睛发着幽光;它的犄角有一公尺多长,像两把刺刀长在头上。
我慢慢回过神来。啊,别慌,只是一只羚羊,草食动物,不是狮子,不是豹。抚着心口,想到白天在沙漠里看到的各种足迹。沙漠平滑细致,把最微细的印痕都能完整地呈现,简直就是个大自然的复印机。我看见蛇身滑过的清晰路线,看见狮子的脚印——四趾张开在前,肉蹄在后;我分辨得出狼的足迹——两趾前,两趾后,肉蹄呈三角形,它特长的脚趾甲还留下尖尖的点。有些巨大的印子,一坨一坨的,显然属于大象。那时还是上午,沙漠泛着美丽的粉红色,老鹰在蓝天里飞翔,看起来平和宁静,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生还不曾如此接近过真正的危险。
营帐是不能搭了,任何一种肉食动物在半夜里出现,我就完了。昨晚睡在车里,腿伸不直,到早上还麻着。几天前在Etosha野生公园露营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一九九三年的当地报纸。一个欧洲来的年轻人在一条长凳上睡觉,裹在睡袋里。半夜里两只狮子跳过围墙,咬断了他的脖子,报纸说,“然后将他从睡袋里拖出来,开始吃他的肩膀,吃他的背,吃他的屁股,最后睡袋里还剩下一条腿……狮子很饿了。”
看得我哈哈大笑,哪有这种新闻报道法,好像记者请狮子吃便饭似的。
我现在笑不出来。
羚羊给了我警觉。我做了会儿体操,设法让筋骨松活一下,然后钻进车里前座,锁上门,取出笔记本电脑。我可以写到电池用光的时候。
六点,天全黑了。树下的羚羊还站在那里,一团黑。是树影遮着它,其实天空亮得很,满天星斗,一颗一颗晶亮逼人。银河一无遮拦地可以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一轮明晃晃的满月,从我车后照来,看在后视镜里,简直就像那急着想超车的人打开的远光灯,大剌剌地亮得令人心慌。
火堆还冒着烟,但是不会有人看见了。
让我再了解一下自己的处境;没有比冷静更重要的事了,我是说,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在七月九日,就是昨天,从鱼河峡谷往大戈壁的路上,看见一株银色的仙人掌树。银色的树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外星球的金属植物,非常怪异。我从车里取出《非洲南部植物图鉴》,找到了这棵树:银树,可活两百年以上。树干柔软,Bushman取之做成盛装毒箭的容器。但是真正吸引了我的倒不是那好像被ET的手指沾过的银色树干;让我突然煞车的是盘缠在树上那巨大的鸟巢。那是非洲织鸟的巢,毛茸茸的一大团,交织环绕在树桠之间;我将车倒回十来公尺,扬起一阵翻滚灰尘。
织鸟是一种社群鸟。这一窝大巢里有二十八个鸟洞,像公寓大楼里住了二十八户人家。巢,由无数的细草和碎枝交织编成,显然是大家族的共同工程。大概为了避免蛇的入侵,洞口全朝下。我立在树下仰头往上看,脚底下则铺了一层褐色的鸟粪。是什么东西使织鸟决定群居,而有些鸟,譬如老鹰,却选择独来独往?
鸟巢依附在仙人掌的枝桠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仙人掌天生的一部分。
离.开鸟巢往车子走去时,车子正缓缓滑动,往前溜走——我竟然忘了手煞车;急跑追上,奋力拉开车门,跳进驾驶座,死命踩住煞车,把车停下来,驾驶位在右手,因为这个曾被南非共和国殖民过的国家,左道行驶。
大概就在惊魂未定、喘息不止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条岔路,在银色仙人掌的相反方向。高高低低、蜿蜿蜒蜒的一条小路,似乎消失在一座石砾山的后面。
很难说我后不后悔选择了那条岔路。不错,那条岔路导致了我此刻的险境,但是更让我思索的是,究竟为什么我走上了那条岔路?当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迷失;任何走上歧途的人开始都不会知道那是歧途吧?而且,谁知道所谓歧途不正好是终南捷径呢?我只是想不透自己的动机。说是冒险犯难吧,我的车原本就在茫茫大漠中,四边沙地石砾,一片亘古荒凉。距离下一个村落有三百多公里,村落的名字叫Solitaire,孤独。我准备在那里加油。土路漫漫,我的车后跟着一团白花花的沙尘。眼前一望无际,黄土连天。大概每隔半小时,远处仿佛卷起一股尘烟,由小而大,滚滚而来。我们交错时,互闪一下车灯,表示幸会另一个人类。我真的没有必要转入那条岔路,那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岔路。只因为它在织鸟巢的对面?
或者竟是为了试试我的四轮带动越野车?也许。租来的这辆白色越野车,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非洲丛林越野吉普车一模一样,罗曼蒂克极了。从机场出来一见到它,我就开始心跳,好像黏合狭隘的天地豁然晴空万里。我想象自己的草绿色帆袋行李(帐篷,睡袋,瑞士刀,手电筒……)绑在车顶,车子在旷野中颠簸行驶……
我的车确实在旷野中行驶终日,但是土路虽然掀起灰尘仆仆,却还算平稳,用不着四轮带动。银色仙人掌对面那条岔路,是的,我确实心动了一下。那条路凹凸不平,而且覆着厚厚的软软的黄沙,对我的车绝对是一个挑战。在美国留学几年,博士没有读成,从美国朋友那儿却学会开各种各样的车辆。有一年暑假打工,还和比尔一起去考了卡车驾照。现在手握着越野车的方向盘,感觉马达在低吼,血热起来……
可是我没有理由去走那条岔路,因为我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抵达Namib大戈壁,那儿有一段六十五公里长的沙路,从孤独村深入大漠,旅游指南上清楚地写着,无四轮带动车者请勿进入。我分明可以等到那里再驰骋我的越野车。
我确实还回头看了一眼那株因为有了织鸟巢而显得庞大的银色仙人掌,几乎不假思索地,将车挡用力推进四轮带动,驶进了岔路。我想知道这条路往哪里去;显然是条少有人迹的路,但总是条路。它似乎终止于前面的荒山,可是我想知道它是否真正在那儿终止。我只要知道了,就回头,回到正当的大路上。
我是这么走上岔路的。
小路到了山的后头,并没有终止,只是开始转弯。风景没有变,还是铺天盖地的黄沙和石砾。干枯的草从石缝里钻出,这儿那儿一株布满尘土的木麻黄,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几百年。在转弯处我的车轮却开始打空转,深深陷在软沙里。这一回,四轮也带不动了。
关了引擎,推门之前还不忘眼观四方,看看有没有野兽的踪迹。幸好四野空旷,一目了然。出了车子,蹲下来将前轮的轴承与轮胎扣上,让轴承带动轮胎,再回到车中。我并不太担心;再走不出去,还可以将后轮轴承也扣上,马力绝对够。
我发动车,引擎很吃力地响着;然后缓慢,但是稳稳地,车轮压过沙坑,像坦克车似的往前碾进。沙坑紧接着又是沙坑,好长的一段沙路,我咬紧牙,专心致志地让方向盘控制着同时配合着车轮运转;此刻车子的前进惯性绝不能稍停,一旦停止,也许就陷进去了,在这没有人烟的沙漠里。
我大概前行了约十五分钟。也可能更久一点。但是因为全心用在车轮的操纵上,当车子终于开上一段坚硬的土路使人有机会松一口气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原来的路在哪一个方向。
那是七月九日下午两点半。我熄了火,下了车,想爬上对面一个山头,登高远眺也许可以看到大路。正要拔脚,什么东西勾住了裤脚——我穿着卡其长裤。低头一看,是一堆白骨,大概曾经是一头牛。头骨还完整,勾着我的是头骨上的弯角。牛毛还附在皮上,横七竖八的肋骨和嚼断的牛蹄像一堆垃圾,拖在较远的地方。这是一只被肢解、被消化了的牛。
我不知道这只牛在多久以前还活着,看看我想爬上去的山头,觉得寒意从心底散发。回到车里,用力关上车门,调转方向,回头走,走在看起来像是回头的路上。可是回头的路没有一点认识的感觉,黄沙和石砾,看起来就是黄沙和石砾。碰到岔路时,就挑左边的走,为什么?也许因为,想到明康嘲笑我的话——我讨厌任何形式的右倾。
突然发现前面立着根柱子;天哪,不是柱子,是电线杆,接电话线的那一种。有电话就有文明,随着电线杆走,总有走出沙漠的时候吧?这支电线杆顶端肿起来一大团东西,细看才发觉竟然是一大坨织鸟巢。我“啊”了一声,然后太阳就在两个沙丘之间悄然落下。几天来的经验告诉我:太阳一落,就是五点三十分,对对表,果然不错。也就是说,在三十分钟内,天色将整片地暗下来。夜行的动物将出动觅食。
我将车停在织鸟巢下边。近黄昏,鸟已回巢。车驶近时,鸟族受了惊吓,拍翅蜂拥而出。在天空里盘旋了一阵,才又回到它们的公寓里。我有点高兴;至少有鸟,让我觉得沙漠不完全是死的。而且有电话线。
汽油,还剩下三分之一,可以跑一百五十公里。
那是昨天九日的事。今天,十日,我检查了粮食存量。肉罐头还有好几个,面包剩下一条,青菜只有两个番茄,一个芦笋罐头,一条香蕉;另外有一包乳酪,三盒高温杀菌牛奶。省吃俭用,可以支持一个星期?十公升的水,如果不蒸发掉,可以撑个十天吧。
天亮的时候,我推门出去小解。鸟在巢里头叽叽喳喳,听起来令人精神一振。抬头看鸟巢,我却愣住了。
这支电线杆没有电线。老旧的一截黑色电线像死蛇一样垂下。只是一支久经废弃的柱子。
我两腿发软,滑坐到沙里。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继续去找路,找到油尽而已。可是油尽的时候怎么办?走路。走路有两个结果:水不够喝,渴死,或者,半路上让什么野兽给撕掉。第二个,留着这点汽油,在这里等,等到有人经过。很可能没有人经过。事实上,二十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不曾见到一辆车。(为什么没有罗盘呢?租车给我的德国佬为什么没警告我迷路的可能?在我之前没人迷过路吗?为什么没有罗盘呢?)
明康说:“没有我你日子过不下去的,不要那么逞强。”他的意思是,你看,你的所得税是我报的,你的钱是我处理的,你手上的瑞士金表是我买的,你是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你以为离婚就自由了。你知道吗?猴子不管到哪儿去,都带着丛林的习惯,走不掉的!
我离开电线杆,试探性地将车开走,却总是在十几公里之后又折回来。我怕越迷越远。事实上,在这里也是迷,在那里也是迷,没有两样。但不知为什么,电线杆上的织鸟好像变成了我熟悉的东西,在它们的公寓旁,听它们叽叽喳喳,看它们进进出出,我就觉得还没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啊,我多么渴望那电线杆上有电流,电流通奔向远方发出嗞嗞的声响!
如果是明康,他就不会迷路,因为他从不走没有把握的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之前,他会把路线图用黄笔先画出来。是的,每一个交流道,每一个红绿灯;地图上没有的路,就不存在。
明康是个绝对可靠的男人。
我生火;老天知道,我还不曾一次看见天空里有飞机经过。只有无聊地飞来飞去的老鹰。今天再看了《非洲鸟类图鉴》——那我以为是老鹰的东西不是老鹰,是秃鹫,专吃死尸。
七月十一日
我离开了电线杆。
织鸟给我的安全感,我清楚地知道,是虚幻的。在那柱下等着无异于坐以待毙。我必须自寻生路。我越来越紧张,全身的神经末端都在一触即发的充血状态。夜里听见土狼的笑声,阴恻恻充满非人的恐怖。我在睡袋里觉得手脚冰凉。一点点风吹草动,或许只是蜥蜴爬掠过我的车顶,都使我濒临歇斯底里想失声狂喊。
啊,我书写,书写使我镇定。冷静,我需要冷静。
一夜未眠。天色一亮,就发动车子上路。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在鱼河峡谷北边约两百公里的地方转进岔路,离我本来要去的目的地大戈壁大约三百公里。地图告诉我,我人在南纬二十三度附近(北纬二十三度线经过南台湾的嘉义,天哪,我为什么不去嘉义?)。我应该是往北的方向行驶,希望能再回到那株银色仙人掌旁的大路,我所熟悉的像直线的大路,一百公里直通天堂不转一个弯的大路。
我可能一直在绕圈子。绕来绕去,而其实那株银色仙人掌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我可能绕到死都看不见它。
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广漠的大沙漠里绕小圈子,小却纠缠不清的圈子。我看不见啊!
这是我离开明康的报应吗?他在他小小的研究室里,等着我回去。可能对我还生着气;无缘无故地要闹离婚,朋友怎么说?“猴子离开丛林,还是猴子。”他发怒了,然后拾起医师的白袍,穿上,推门走了出去。医院大楼就在咖啡馆对面。椰树的影子长长挂在地上,他的背影在椰影中忽明忽灭。过马路的时候,他停下来,左看右看,然后谨慎地往前行去。一辆救护车拉着警笛风风火火地疾驶而过,遮住了他的身影。
我追了出去。咖啡馆的门在我身后“砰”一声关上。跨过安全岛,什么也没看,就这么一口气跑过去。一辆摩托车紧急煞车,轮胎激出刺耳的摩擦声,有人在我后面咒骂“干你娘”。我在台阶上赶上明康,气喘喘地与他并肩而行。他奇怪地看看我。大厅是挂号的地方,人来人往,消毒水和药的气味扑鼻,病菌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我拉起他的手,说:“真的,我要走了。”
他盯着我看,好一会儿不说话。然后在将我的手甩掉的同时,说:“孤僻!”踏大步走开。
在开上一条沙路前,我又将车停下。黄沙软得像面粉,起码有半公尺深。我向前走了几步,脚陷下去几乎拔不出来。于是我回到车边,将轮胎泄气,先泄前轮,然后泄后轮。感觉轮胎扁一点了,才再度启动。太饱胀的轮胎是过不了困境的。
孤僻吗?好像从小就有人这么说。露营的时候,别人也许聚在一堆玩牌,讲笑话,玩大风吹;我却坐在石块上看蚂蚁搬家。“这孩子孤僻。”有人说。我羞耻地低下头,可是,我不懂什么叫孤僻。蚂蚁的世界忙碌纷扰,有看不完的行动和讯息,有解不开的密码和暗号,有惊涛骇浪的光和热;我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捕捉大化中一点点破碎的意义。你看不见是吧?可是我看得见,看得我两眼发热,泪水就涌了上来。让我,让我全神贯注吧!我心底藏着一个微小而悸痛的呼喊,让我全神贯注于那个无声的生命世界吧!不要说因为你看不见它,它就不存在。
我早就离开了那个看似孤独其实蕴藏无限的世界,一离就是二十年。离开的时候也不曾回顾片刻,带着青春的懵懂奔向前方,和所有的人一样结婚生子过日子,不知道那是与自己永远的诀别。
可是我要把它找回来。
那个欲望,堵在心口,让我没来由地郁闷,像生了什么自己不明白的病一样。
丛林里的豹,怎么会跑上雪山顶的?
我的手指污黑;弄轮胎时太用力了,还狠狠地去了一块皮。伤口上覆盖一层薄薄的沙粒。
或许我不该再找那株银色的仙人掌。我也许早就超过了那株树,更接近大戈壁了。油耗尽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但是我能驮多重的水和食物呢?要走多久才能找到那株银树?还有那悄然出没的野兽……猎豹的奔跑时速达一百公里。狮子体长两公尺半。河马,素食的河马张嘴可以把一整个人卷进嘴里,嚼烂了再吐出来。
那么我只是出去走走,明康,只是出去透透气,其余的回来再说。我要冷静地想一想;你同意,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最需要冷静。虽然现在我觉得两颊发烧,心跳时快时慢。
然后我在天母的英文书店里找到纳米比亚的旅游指南。就从纳米比亚开始吧,那个我说。
绕来绕去。如果有目大如天,往下俯视我,我一定像一只没有意义的蚂蚁。不,也许有意义,但那不是我能捉摸的。沙上到处可见仿佛拇指按捺出来的小坑;蚂蚁走进沙坑。因为是滑溜溜的沙,蚂蚁怎么挣扎都爬不出去。挖坑布阱的是一种叫蚁狮的小虫,它挖好了坑就钻进坑底深深埋伏,等着蚂蚁滑下来,将它一口吞噬。
车子驶过一段特别颠簸的布满沙坑的路,好几回我被震离座椅,头猛撞车顶,撞得我两眼发昏。险路过了之后,我怀着很坏的预感,很沉重的心,到车后去检视水箱。本来立着的水箱翻倒下来。盖子被震松了,水流了一地。摇摇水箱,咕噜噜一点声响。
大概剩下一巴掌的水。
七月十二日
没关系。书写,就知道那个我还在。
石砾渐渐消失,沙地越来越多,而且是黄色的纯沙。枯草和偶尔见到的木麻黄也没有了。连路都被沙掩没了。我大概已在戈壁边缘。这里的沙漠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几百万年前就已是这样的景观。再往北有所谓骷髅海岸线;那儿也是延绵不尽的沙漠,漠上曝晒着无数的白骨,见证大漠永恒的孤寂。
一阵龙卷风突然发飙,卷起细沙漩涡似的蹿起,形成一条连着天的滚滚沙柱,像黑色的幽灵在旷野中浮游。我把车停下来,熄了火。闭上双眼。
不知道这里的人怎么度过这百万年如一日的亘古孤寂。是在中部一个小村落里——村落真小,一家白人经营的破败旅店,一家黑洞似的空荡荡的杂货店,几间铁皮搭成的小屋。灰扑扑的小屋旁倒长着一株艳红的九重葛——一辆小卡车停下来,开车的黑人伸出头来对我嚷,用英语,“喂,带你的人去领东西!”
“什么东西?”
“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呀!”
我看看自己:拖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裙,阳光把脸晒得发疼,显然已经开始脱皮;头发里全是沙,而且脏得打了结。这人把我当本地人了。
我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不会迷路。
龙卷风渐行渐远,直到只剩一个小小的黑点,没入大化。周遭回复死寂。我摸摸火烫的额头,觉得头很重。喝了口水。再要发动车子时,却发不了。引擎呼噜呼噜抽搐几下,像老人喉里卡着浓痰,一口气抽不上来。
没有油了。
……
我几乎是跌出车来的。太阳在头顶上火烘烘地燃烧,沙漠烫脚,反射着刺眼的强光。黄沙漫天覆地,地平线好像倾斜三十度,而且呈波浪形起伏。我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我会说,那地平线接天的地方分明是波浪起伏的蓝色的海水。水面上突出高高低低城市的轮廓。地图上没有这样的城市,在鱼河峡谷和Namib戈壁之间。更何况城市的轮廓也在慢慢融化,太阳的热力透过凸镜聚集。三十度倾斜。
不知哪儿来的一蓬枯草,在风里翻跟斗。由远而近,无声地,鬼魅似的打我眼前滚过,好像自万里以外翻滚着的灵魂追逐自己的尸身。太阳射着我发烫的额头,一只秃鹫在空中盘旋,发出异样轻快的叫声。
我拔掉了手表,丢在地上。沙会盖上来。
把水壶系在手腕上。
那个我开始走路。七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南纬二十三度。
秃鹫,一直在头上三尺处回旋,守着我踉跄的脚步。
请记得我。
高健壮的一天
高健壮跌坐在床上,bbr>藏书网
他的黑框眼镜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
他嘤嘤地哭起来,悲切而绝望地。
他没想到他终究也躲不掉
这属于男人的悲情命运。
1
高健壮推开铁门,对门的女学生刚好转过身来,她腼腆地看了一眼高健壮,用手把短发撂到耳后,也不回答“早啊”的招呼,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下了楼。
十七岁的倪竹君心跳得厉害。今天在门后足足等了八分钟,他才出来。这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好在哪里,她其实说不上来。高健壮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厚厚重重地覆在额前,时不时用手去撇开。他戴着黑框眼镜,整个人透着种说不出的属于文人的深沉气质。说早安的时候,脸上似笑非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夏天他穿着短袖恤衫出来,像今天,两只手臂鼓棱着一束一束的肌肉,教人脸红心跳。
到了大地庭园门口,不得不分手的时候。倪竹君鼓足勇气说了声再见,声音低得听不见,耳根发烧,差点撞上正在用牙签剔牙的大门警卫。
高健壮提着沉甸甸、胀得要破了的垃圾袋,一手一个。额前头发盖住一只眼睛,挺不方便,可是没有多出的手去拨。一只垃圾袋开始渗水出来,滴滴答答一路拖来,也弄湿了他的塑胶拖鞋,黏巴巴的。是昨晚的面汤馊了,他想。
高健壮加快脚步往墙边堆成山丘的垃圾赶去。一只尾巴被斩断的大黄猫坐在墙头,偏着脑袋,百般无聊地看着他走过来。
回去的时候,美丽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餐桌边,跷着腿,看报纸,喝着牛奶,嘴边浮着一圈白沫。
“飞飞还在睡呀?”他问,一边弯腰收拾门边摊着一地的拖鞋。
“嗯。”
打开冰箱,冷气“唬”地一团扑上来,高健壮打了个哆嗦。“飞飞又玩冰箱了!”他勾身在冰箱里旋转一个钮。
“咦?”他叫起来,“昨天给你买的樱桃乳酪你不吃?”
没人回话。
美丽在浴室里化妆。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上了粉。腮红使整个脸媚亮起来。她对着丈夫抿抿涂了口红的嘴唇,说:
“怎么样?有粉块吗?”
高健壮凑近妻子的脸,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他们的枕头永远是这个味道,高健壮并不怎么喜欢,你的头不管往哪边侧,总躲不过那个带点窒息的气味。眼前这三十九岁的女人,眼角皱纹实在不少,眼袋也微微肿着,可是美丽的唇像用细毛笔描出来的一样,线条分明,上唇薄得像只透明的彩虹鱼,下唇却又丰美如肥猪肉。
美丽不耐烦地推开丈夫,提起褐色公事包走向门口。挑出一双咖啡色的高跟鞋,边穿边说:
“我五点接机,不堵车大概七点到家。爸妈他们也都说好七点来。你今天下午就别去和老张串门子了!”
跨出门槛,美丽回过身来,用手指掐了下丈夫的脸颊,“人多,多准备几个菜!”
高健壮折进厨房,边洗牛奶杯子边盘算:岳父母两个,美丽两个妹妹两家人,八个,今天从东京飞回来的哥哥一家三口,加上自己一家三口,如果美丽的同学好友馒头也来,总共就有十七八个人。南门市场东西比较多,也许做个火锅,可是那儿常买不到牛肉,而且夏天吃什么火锅,还是到青田超市比较保险……还得跟楼上刘家借几张圆凳子……不对,好像上次借的还没还?
雨淅沥淅沥下来,打在纱窗上。高健壮关了水,冲上阳台,快手快脚地把几件衣服抢收进来。经过儿子房间,不经意瞄了一眼,喝,儿子不在床上。他把微潮的衣服带进他和美丽的浴室,大件的一件一件用衣架挂起来。美丽的三角裤和乳罩、飞飞的小袜子,就用夹子夹住。再折出去,飞飞咯咯的笑声从厕所传出来。
打开厕所门,高健壮看傻了。两岁的飞飞整个身体趴在马桶圈上,大大的头埋在马桶里头,一只肥短的手伸进桶底,正捞着什么。
做爸爸的一把将儿子拎起来,悬在半空中,儿子像条水蛭似的扭着身体,咯咯笑得更厉害了。高健壮看见马桶里头泡着自己一只黑皮鞋。
“船——爸爸——船——”
高健壮愣着,一时不知道该先给孩子洗手,还是先把鞋子给捞出来。
2
秘书探头进来,悄声说:
“李大伟。要不要接?”
美丽正低头看一份工程报告,头也不抬。
秘书等了一会,又试探地说:
“他说——”秘书咳嗽,“他说,不接你要后悔,好像蛮糟的……”
秘书又等了一会,发现美丽厌恶地对他挥了挥手作驱赶状,只好讪讪走开。
十一点。秘书把来口试的应征者带了进来。美丽抬起头,眼睛一亮。年轻人穿着一条白色的粗布牛仔裤,紧绷着的大腿显得饱满,充满张力。因为穿着阿迪达球鞋,整个人都有了弹性。头发鬈鬈的,衬着一对灵透似水的大眼。美丽用下巴示意他在茶几边坐下,自己则仍坐在旋转椅中,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桌上摊着一份大汉溪整治工程的环境评估报告。
年轻人安静地坐着,两手搁在腿上。帅气潇洒的服装和他举止的恭谨有点不相称。秘书端进来两杯咖啡,轻手轻脚地把杯子搁上玻璃茶几。
“要奶精和糖吗,张先生?”
“不客气,我自己……”年轻人欠身。
“陈俊雄,”美丽用脚把滑椅蹭开,站了起来。手里捧着文件,走近秘书。秘书赶忙放下装奶精和糖的小银壶。直起身来,赫然比美丽足足高出两个头。
“你把这个影印一份,”美丽将文件递给陈俊雄,“给王副理一份,请他下午两点来这里谈一下。不准迟到。”
秘书恭谨地接下文件,转身要走,美丽在他屁股上摔了一巴掌,很响,笑着说:
“你今天这套西装特别有味道!”
陈俊雄喜滋滋地走了出去。
美丽在年轻人对面坐下,身体斜出一个角度,以免显得呆板。窄裙下两条腿优雅地交叠起来,斜伸出去,让年轻人看得见腿肚后面那条丝袜上的细线。
“是自然鬈吗?”她徐徐啜了一口咖啡,皱了下眉,陈俊雄总是煮得太淡。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说:
“对,生下来就这样。”
美丽赞赏地点点头,她喜欢笨拙一点的男人,尤其是笨拙而又长了一头鬈发的男人——不知道他下面是不是也鬈着……美丽把茶几上的卷宗挪到腿上,边看边喃喃念着:“外文系、役毕、无工作经验——”
“寒暑假有在保险公司实习过啦——”年轻人急切地插入,然后又为自己的莽撞显得后悔,不安地绞着自己的手指。
半晌,美丽“叭”的一声关掉卷宗,丢在桌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偏着头,睨着应征者:
“我们做工程这一行,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打交道。从县政府官员到警察、里长,从省议员到乡民代表,都不能得罪。这些大姐头要喝酒就陪她们喝酒,要唱卡拉OK就唱卡拉OK……我找一个懂外文的人帮我处理文件,同时也希望他能帮我做点公关——”
美丽眼光灼灼的,年轻人抵挡不住似的把头低下去。
“抬起来!”
年轻人扬起脸来,却垂着眼睑,盯着自己的脚。
“你长得有点像张学友,”美丽倾身向前,眼睛溜着对方,继续说:
“场合里嘛,有时候酒难免喝得多一点,有时候客人难免有些轻浮的举动,不过都是逢场作戏,你觉得能应付吗?”
年轻人皱着眉尖,不说话。
“怎么?”
“我不会喝酒……”
“那没关系,”美丽洒脱地摆摆手,倾身向前伸出涂了蔻丹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年轻人的唇,“学了就会。”
在门口握手的时候,美丽注意到年轻人宽阔的胸膛上有些微毛发从衬衫开口处钻出来。她拍拍年轻人的肩膀,笑着说:
“天气很热……”
她很暧昧地笑着。
3
美丽和馒头各叫了一份丁骨牛排。
“晚上来吗?”
“看吧!”馒头给两个人斟果汁。“老公大概不想去。”美丽扬了扬眉毛。
“他最近老闹情绪,”馒头玩弄着桌上的牙签,折断一支,又拈起一支,“常常闷半天不放一个屁,问他也不肯说。”
“会不会知道你那档事了?”
“应该不会。知道不早闹翻天了。”
电风扇喀啦啦转过去,又喀啦啦转过来,一阵风掀起馒头的裙子;她今天没穿丝袜。
“昨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突然咕咕哝哝说了一堆话,我起先没听,后来听到了,听懂了,原来他在说,瞧,他这么说的——”
馒头两眼发直,作出呆滞的表情,喃喃地说:“我有抑郁症、焦虑症。”
丁骨牛排滋着热气被端到桌上。美丽一刀切下,不高兴地说:
“这牛排才有焦虑症!每次跟他们说只要三分熟,他们就硬要给你来块半焦的!蠢!”
“我说怎么了,日子过得好好的生什么抑郁症?赶流行是不是?他就说我不关心他,不爱他,只爱我的事业,我就说,关心事业不就是关心你吗?没有我天天上班作牛作马,你哪能那么轻松地天天度假?他就说他的日子太闷、太无聊,太缺少自我成长,缺少成就感,我就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家、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你还要什么嘛你——”
美丽?拿起胡椒瓶猛洒,边摇头:“男人哪!”
“他就说他也要出去工作,我就说,那就得请保姆顾小孩,他赚的钱恐怕还不够付保姆薪水,免谈!”
“告诉你,”美丽把刀叉摆在盘子上四点五十分的角度,“下次不要再来这家吃了。男人的后中年期忧郁症候群实在不好搞,像便秘一样。”
馒头撞了下美丽手肘。后面两个客人结好账,正往这边走来。高的那个穿着短衣短裤,手腕里搂着一个篮球。修长而结实的腿长着细细的毛,沾着汗水流成盐似的结晶。矮的一个穿着白色运动裤鞋,网球拍随意地扛在肩上。两个人浑身洋溢着阳光青春的气息。
经过美丽和馒头的桌子,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吹了声口哨,年轻男孩子哧哧笑着,用眼角斜看那吹口哨的人。矮的那个低头捂着嘴笑,和高个子推推撞撞、扭扭捏捏地走了出去。
4
孩子们围着矮脚圆桌坐着,五个男孩、三个女孩,从..两岁到八岁半。高健壮蹲在飞飞旁边喂饭。飞飞沉浸在这盛大的宴会所带来的狂喜中,已经有点魂体分离。他的嘴机械地张开,让父亲将食物推入,推入之后却不记得咀嚼,只是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看着大孩子的动作。
三岁的球球缩在桌子底下,正用劲要扯掉身上的纸尿裤,因为尿裤里刚滚进一粒虾球;四岁的皮皮正将果汁从一只杯子倒进另一只杯子再倒进另一只杯子,每倒一次就流出一些在桌子;五岁的龙龙从碗里抽出一条长长的意大利面,正要把它粘上安安的头发,安安回过头来“哗”就是一巴掌,打得既狠又准;龙龙脸上浮起了红手印,一屁股摔在地上,开始不服气地嘶喊踢打;果汁翻倒了,流了一地。
“高健壮!”美丽从大人的桌上扎出一个头,“怎么搞的嘛?”
龙龙的爸爸,也就是美丽的哥哥,早已离座,扶起痛不欲生的龙龙,从西裤口袋里熟练地抽出一条方格手绢,半跪着擦儿子一脸的眼泪鼻涕,边问道:“是谁打的?”
这一问,龙龙哭得更惨烈,手指控诉地指向安安。
可是安安已经溜了。
高健壮跪在地上,正用抹布揩拭黏巴巴的果汁。飞飞从后面抱住他屁股兴奋地说:
“骑马,爸爸,骑马——”
龙龙的爸爸自地上拾起一根长长的面条,对已经爬入矮桌下的高健壮说:
“真过意不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男主人“登”一下从桌下伸出头来(现在他整个身子趴在桌面下,只有四肢在桌缘外,头伸了出来,你看他像什么),他堆着笑说:
“自己人嘛,难得咧!”
大人桌上刚好爆出一阵哄笑。
美丽高昂地说:
“来来来,咱们敬爸妈酒,哥哥难得回国——咦,哥呢?”
龙龙的爸爸赶快落座,抓起自己的酒杯。
“来——”
所有的手,好几十只呢,都向桌心举起杯子,突然有人说:
“少了妹夫怎么行?男主人呢?”
高健壮觉得膝盖上粘着一块什么东西,像口香糖,也可能是粉蒸肉,但是他没时间去看。他快步走到美丽身后,桌上没有他的杯子,于是他回身随手拿了一个孩子的黏腻腻的果汁杯,一手环着妻子的肩,热烈地说:
“来来来,敬爸妈!”
美丽的母亲是个退了休的小学校长,三层下巴松松晃晃地堆在脖子上,已经变成三角形的眼睛却还透着教人不能不尊敬的威严。美丽的父亲得了帕金森症,左手抖得厉害,心情愈兴奋愈抖。现在,他把不断跳动的手塞进裤袋里,可是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他裤袋里有只活的兔子不断在撞他。
因为用药,美丽的爸急速地在丧失他的记忆力。他不记得谁是谁的孩子或谁是谁的老婆丈夫,所以每次敬酒时,美丽都得说明:
“爸,这是老三的丈夫。”
可是现在,连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都搞糊涂了。盘子里一有菜,他就低头猛吃,他不记得他已经吃过。
“高健壮!”美丽的二妹美玲叫着,“你也挤进来坐嘛!轻松一下。”
高健壮挤进来。他坐在一只塑胶圆凳上,那只圆凳平常放在浴室里,飞飞站在上面对着镜子学习刷牙。
风格明朗的美玲举起杯子:
“今天这餐接风饭,实在辛苦了姊夫。你们看,这十二样菜,全他做的,真不简单。来,我们大家敬姊夫!”
敬酒。
刚下飞机的美丽的嫂子,龙龙的妈,热络地给高健壮夹菜:“妹夫啊,我真庆幸我们美丽嫁了你这么一个贤夫良父,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和国梁每年都来打扰——”
“嫂嫂,”美丽突然打岔,“嫂嫂,你们箱子里一定有脏衣服吧?待会儿别忘了拿出来给健壮。”
国梁说:“我可以洗——”
“哪儿的话,哥哥!”美丽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自己哥哥,“你是客人,让健壮来,他做惯了。他很行的。”
高健壮在一旁帮腔:
“应该的,应该的嘛!”
“爸爸——”
厕所那边传来小孩的喊声。桌上所有的爸爸们都竖起了耳朵。
“爸爸——”
“是飞飞。”辨认出声音,大家的眼睛向高健壮看去。
“帮——我——擦——屁——股。”
高健壮丢下咬了一口的红烧鸡屁股,慌忙上路。
美丽的妈趁着这个空当对女婿品头论足:
“健壮有点儿不修边幅。你看,还穿着短裤哪。你平常也该教教他……”
美丽皱着眉“嗯”了一声,不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哐当”一声,一只玻璃碗跌碎在地上,让所有的人都吓一跳。
高健壮其实早就在隔壁房间打开了电视,让孩子们看卡通片去了。这回是皮皮一个人溜了回来,吃西米露,打破了碗。
他哇一声哭起来。
美玲的丈夫李超群赶过来,把皮皮抱起来:“不怕不怕,皮皮不怕……”
高健壮刚好回来,救火似的又往厨房冲,去拿扫把抹布。
美丽的妈摇头,脖子上的肉扇来扇去:
“啧,本来就不该给孩子用玻璃碗嘛!玻璃打破事小,割破了手,得破伤风——”
她本来要继续训下去,但这个时候,美丽的爸用那只不抖的手碰了碰她,口齿不太清楚地问:
“这是什么餐厅来着?”
高健壮用扫把将玻璃碎片扫进畚箕,然后跪下来,用抹布擦地。他爬进桌子下面;从美丽的高桌子那边望过来,只能看见桌面和他不时伸出缩进的四肢。
“好了好了,喝酒!”国梁摆出老大的架势,把大人的注意力招回,“.99lib?美丽,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除夕,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郑国忠抓猫的事?”
“我记得我记得!”美玲抢着说,“他跟他爸爸,说那只猫老偷他们杂货店里的咸鱼。所以他们在麻布袋里放了条咸鱼,等那只——”
“我也记起来了,”美丽的小妹美欣雀跃着,“国忠跟他爸爸,还有国忠的弟弟,他们一人拉住麻袋一角,等那只猫进来,他爸爸就一屁股坐下去,坐在麻袋上——”
美丽哈哈大笑,“他爸爸是个大胖子,起码有一百五十公斤……”
“好恶心!”皮皮的爸爸说,他还搂着皮皮,“怎么这么残忍?”
“哈,”美玲对他嗤之以鼻,“残忍的还在后头呢,那只母猫里头还有好几只呢!”
“有一次……”
高健壮把玻璃碎片用好几层报纸包起来,然后才抛进垃圾袋。他不愿收垃圾的人割到手。
洗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道颇深的割痕,血,已经被水冲掉了。他怔怔地看着那道清楚的割痕,听见外面传来爆笑声,想到美丽……
他的头沉重地垂下来,一边用受伤的手关水,一边无声地饮泣起来。
“健壮——”美丽在高声叫,从客厅那边,“健壮,可以上水果了。”
他把水果盘端上,开始感觉手的伤口在抽痛。美丽的妈说:
“健壮,下次把柳丁要切细点,你知道爸妈的牙齿都不行了。”
“好。”
美丽用牙签剔牙,一手还遮着嘴。
她打了个嗝,懒懒地说:
“健壮,打条热毛巾好不好?”
“好。”
美丽的爸爸眯眼看着高健壮的背影,说:
“他是谁?”
5
飞飞睡得那么熟,高健壮帮他换尿裤的时候,他都没醒来。沉沉地睡着,均匀地呼吸,偶尔睫毛还颤动一下。
换下潮湿、有气味的纸尿裤,穿上干燥又干净的纸尿裤,“爸爸乐”牌品质最好。高健壮又拉扯飞飞肥短的四肢,为他穿上睡袍,然后照例将小熊宝宝摆在枕头边,拉上小花毯,亲一下他天使的脸庞。
关了灯,轻轻阖上门。
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经过卧室,美丽在床上翻了个身,用蒙胧的鼻音说:
“不要清了!留着明天吧!先睡啦!”
高健壮没应,他怕惊动隔房的国梁一家子。
肮脏的碗碟从水槽一直叠到窗台上,剩菜一盘一盘的,有的搁在冰箱顶上,有的甚至就摆在地上。地面黏黏的,光脚踩起来非常不舒服。整个厨房散发着油腻的气味。
离桌时,大家都抢着要帮忙,每个人手里都端着盘啊碗的,推推挤挤地扎到厨房来。
是哪个人手里滑下了一只瓷汤匙,清脆地破碎,美丽才大喊:
“都走开都走开!让健壮处理就好,他会。”
健壮满头汗,厨房热得难受,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出去:
“到客厅去看电视吧!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主人哩!”
客人也就一哄而散。
现在,有一只蟑螂,抖着两条神气的长须,镇静地爬过一只黏糊糊的盘子边缘,然后在水龙头的金属上停下来。转动着雷达天线似的触须,它盘踞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盯着高健壮。
高健壮拿起一本《傅培梅食谱》,对准了蟑螂,正要狠狠劈下,蟑螂早一步展开双翅,像蝙蝠侠一样陡然腾起,往高健壮的眼窝撞过来;被撞得头昏眼花的高健壮,倒不怎么在意蟑螂撞过来的力量,只是清楚地感觉到蟑螂的多毛的六只细足好像还在他鼻梁上抓了几下,令他觉得恶心不已。
他不敢再碰它。《傅培梅食谱》归架。
那只蟑螂又回到金属水龙头上,用雷达般转动的触须,监视着高健壮一步一步将整个厨房洗清。
6
高健壮走进卧室的时候,瞥见美丽那边的闹钟上指着一点半。(闹钟在美丽那边,因为她是个“赚面包回家”的人。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开始闹的时候,美丽都会对身边躺着的男人说:“你真好命!不需要面对外面人吃人的世界!”她说这话时的语调很奇特,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鄙夷。)
高健壮在床沿坐下,床随着他的体重往下一沉,美丽翻过身来,眼睛仍闭着,“嗯?”
“我有话要跟你说。”高健壮低低地说。
“嗯?”
高健壮坐在床沿,背对着妻子。他光着上身。雨后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刚好照亮了他弓着的背影。
“我有话要问你。”
美丽终于醒了。她拥着薄被坐起来,甩了甩蓬松的头发,亵衣的细带从她丰腴的肩上滑下来。
“什么?”她仍用半堵塞的鼻音说话。
“你说嘛!”
高健壮旋过身来。
“怎么了?”
美丽惊讶出声,她看见了丈夫脸上的泪水。泪水不知怎么使她冲动起来,伸手就去摸男人胯间的肉。
“你怎么了?”她黏黏地说,半闭着眼睛,感觉手掌间腻滑的触摸,脑子里掠过白天年轻人包裹在牛仔裤管里的坚实弹性的腿。
“他——”高健壮声音哽咽,“他今天来过。”
“谁?谁来过?”
高健壮把眼泪吞进肚里,很困难地,说:
“李——李大伟。”
美丽倏地抽回自己的手,往后颓然翻倒,眼睛看着天花板。
“他来干嘛?”
“他说,他说他和你有关系——”
高健壮跳起来,激动地想狂喊,又怕隔壁的客人听见,他几乎要呛到:
“他说,你要对他负责。”
美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戒备地说:
“我要对他负什么责?莫名其妙。”
“美丽!”高健壮曲着一条腿坐到床上去,凝视美丽的眼睛,发出绝望的呼唤:“美丽!”
“美丽,是真的吗?你跟他上床了吗?”
美丽不作声。
高健壮把头埋在手掌中,崩溃地啼哭起来。
美丽把手放在丈夫后颈,希望借用抚摸表达一点歉意。
男人却突然急剧闪开,恨恨地说:
“你知道你要承担后果吗?”
他的眼睛喷火。
“李大伟怀孕了!”
美丽噗嗤笑出声来,勉强忍住,说: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怎么知道?”
高健壮从床上蹦下来,两手在空中比划,踱来踱去,他实在气坏了:“我怎么知道?人家把医生的检验单都给我看了。人家已经有八个礼拜的身孕。”
“健壮,”美丽严肃地整一下脸色,站起来拉丈夫的手,“男人,不会怀孕。公鸡,不会生蛋。”
“男人不会怀孕?男人不会怀孕?男人不会怀孕需要你来告诉我?”高健壮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太急,口水多得喷了出来。
“他说他也吓坏了。他去三家医院检查过,荣总三总台大,结果都一样,positive,你知道吗?positive!po——si——ti——ve!”
两个人突然沉默下来。事情的严重性超过他们的想象。
隔壁传来一声咳嗽。
远处有一只鸡在啼,喉音很奇特的一只鸡,隐隐传来,有一下没一下地,好像让什么掐住了喉咙。
高健壮跌坐在床上,他的黑框眼镜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他嘤嘤地哭起来,悲切而绝望地。他没想到他终究也躲不掉这属于男人的悲情命运。
美丽迟疑地走近来,将手搁在他的抽动的肩上,低声说:
“我对不起你。”
一点温柔使高健壮哭得更凄切,从哽咽变成压抑的号啕。美丽反倒紧张起来,呵斥道:
“嘿,你会把哥哥他们吵醒——”
高健壮捂着嘴,抽抽搭搭地:
“李大伟说你不认账他就,他就要闹开来。你说我以后怎么,怎么做人——呜——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呜——对你不起……”
美丽知道,这个时候要耐心,耐心,她在丈夫耳边说:
“我从来没嫌过你,傻瓜,跟李大伟只是逢场作戏,你也知道嘛,女人有时候是忍不住的,不代表什么嘛!我还是很顾家的,出差都很少,跟李大伟只是一次,酒喝多了,纯粹生理反应,一点感情都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夫妻同林鸟呀……”
高健壮感到颈后美丽的呼吸,他的哭声稍弱下来。
“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美丽决断地说,“大不了花点小钱,把孩子切掉,补他一点,不就没事了吗?”
美丽用两片嘴唇——一片像彩虹鱼,一片像肥猪肉的嘴唇,轻轻含着高健壮的耳垂,一只手又伸到他短裤里头又捏又弄的。高健壮起先抗拒着,把她的手拨开;美丽知道时刻的重要,工作的训练使她惯常地作出正确而果决的判断,她坚持地将手又伸进他裤裆,把意志力集中在手指,作挤牛奶的连续动作。
高健壮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下腹渐渐勃起。
爱人比被爱幸福。
外遇
他怎么能那么快乐?她守着婚姻,
也许是一个发霉的倒霉的婚姻,
可是她忠实地守着它。
男人凭什么把他的快乐
建筑在她的痛苦上?
他有什么快乐的权利?
眉香正要上厕所,瞥见明义的公事包像个沙锅鱼头似的张着大嘴打开着,她心里一动,走过去,在里头迅速地翻了一下。两封信,粉蓝色的信封,完全不属于一个银行经理的公事包,落在她手上。信封上斜斜地写着“fidential”,李明义经理亲启,中正路八十三号华南银行。
明义在卧房里换衣服,哼着歌。她觉得血往脸上冲,心跳得厉害,膝盖发软。几个月来怀疑的事,马上就要揭开了,她慌张,觉得大祸临头,听到明义向这边走近的声音,急急逃向厕所。
锁上门,在马桶上坐下来,像一个病人般虚弱。
“眉香!”
“哎!”她提起力气答应。
“我的拖鞋在哪里?”男人在客厅里喊着。
“洗了,”她说,“在阳台上晒着,应该已经干了。”
“什么?”男人就在厕所门口,“你大声一点。”
眉香又说了一遍。男人哼着歌走开了,他愉快得像只小小鸟,她想。
厕所的瓷砖地上凌乱地堆着报纸,花花绿绿的时报影艺版;明义坐在马桶上就必须看这一版,“最轻松,”他说,“帮助排泄。”水槽底下的瓶瓶罐罐是她学雕塑的材料。小女儿上了大学之后,不愿意再和姐姐同房,眉香于是将自己的工作房让了出来。所谓工作房,是她从前烫衣服、补袜子、摆裁缝机的地方;孩子们大了,她开始学雕塑,开服装店之后,房间里就堆满了布料和美工刀之类的工具。工作房没有了,这些东西就流向阳台和七七八八的角落,譬如水槽下这一块可贵的空地。塑料飘着一种香气,像口香糖,也像指甲油,还不难闻。
她冲了马桶,盖上盖子,又坐下来,两封信一直捏在手里。水声哗啦哗啦的,她闭起眼睛,觉得全身发抖,透不过气来;马上就要知道是谁了,马上就要知道是谁在电话那一头不出声就挂掉,是谁在他的记事本的空白页上画了一颗心。马上就要知道为什么他出差回来口袋里有两张车票,饭店的账单上有两人份的开销,马上就要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穿起粉红色的衬衫,为什么对着镜子就直吹口哨,为什么那么愉快洒那么多的古龙水!马上就要知道了……
眉香愣愣地盯着浴缸。这个浴缸越来越小,因为丈夫的体积越来越庞大。他一躺下去,水就漫出来,流到地上。每次水一流出来,她刚好将他换洗的衣裤拿来,就要叫,“你就不能少放点水吗?”他心满意足地沉进热水,她就想起曹植量大象的故事,溢出来的水等于他的体重?还是,留在缸里的水才是他的重量?她搞不清楚。办公室坐久了,男人的肚子越来越肥厚,她是确定的。晚上压在她身上,常让她觉得窒息,做爱是义务,不是享受。
“喂!”他又来到门边,“你孵蛋吗?”
“女儿们今天不回来了是不是?”
“肚子不舒服,”她哑着声回答,听起来像哭,“她们学校露营,明天回来。”
“那我先吃了。”
“好。”
拖鞋啪啦啪啦过去。
我的小小哈巴狗:
我今天的心情是粉红色的,哈巴狗知道为什么吗?
猜猜看还有哪里是粉红色的,除了心以外!
你的没有爪子的母老虎
我的小小哈巴狗:
下星期六你可以出差吗?
小猫咪想出去走走,跟你天涯海角。
你的甜蜜的睡不着的小猫咪
眉香的手虚软地垂下来,背靠着水箱,脑子里昏昏的,不知道该想什么。信纸上端印着公司名号:益兴纺织厂,新市镇中山路二二八号。美凤,怎么会是美凤!不是昨天才和她通电话要到店里来看衣服吗?她说了什么?天哪!她说了什么?她说,她帮刚结婚的朋友买丝质内衣,黑色镶花边的,连身束腰的那一种。她说她星期一晚上可以早点下班过来,“我们也好聊聊,”她说,然后就笑了一阵。她还问,对了,她还问,“你老公好吗?”眉香说,“就是这样嘛!很忙,常出差!”美凤又笑一阵,有点莫名其妙的,但她就是那样一个人,想不出话说的时候就用笑来填补空间,好像是个害怕安静的人,而她笑起来其实并不好看,有点暴牙,两边的虎牙又特别尖锐突出,笑起来就难免有点青面..獠牙的味道。个子特别娇小,恐怕一百五十公分都不到。若是只看背影,会以为她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又瘦,整个人看起来干干的,是谁说的?“不开口就知道是个老处女!全身缺水。”
哎,这不正是明义的话吗?有一天他下了班来店里接她,美凤正好在,不是吗?那一定是个星期二了,因为每个星期二晚上她有雕塑课,明义总是先来把她送去东宁路再回家。三个人在店里聊了一会儿,美凤说她们厂里做西装的毛料特别好,她似乎还摸了摸明义的西装袖口,试图推断那是什么质地的料子,还说哪天她可以带布料来让他选。那天明义情绪很坏,她记得,因为晚上在床上他说起一笔来去不明的款项,显得很担心,而第二天消息就上了报。后来他们熟识的一个经理被撤了职,提心吊胆了好久的李明义反而补上了经理的缺。对升迁原本已经绝望的丈夫在天上掉下了这个好运之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不再怨天尤人,咕咕哝哝为什么就偏偏他得早起。当上经理之后,他对着镜子打领带时一定哼着歌。不对,他究竟是在升经理之后还是在有外遇之后开始哼歌的?
难道,他开始哼歌——不是因为升经理,而是因为有了美凤?
眉香怔怔地想着,两只手捧着下巴。马桶抽水停了,浴室静得出奇。一只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响着,好像在测量她思考的速度。“喂!”外边的男人在叫,“你完了没有?”
眉香无意识地说:“我完了!”
“什么?”
“没事!”她站起来,把信塞进裤袋,扭开水龙头,让水哗啦哗啦冲着。外边丈夫说的话她因此没听见。
她出来的时候,发现房间空荡荡的,丈夫显然出去了,她松一口气,知道自己还有一点时间把事情想清楚。不能忍受进入两个人的卧房,因此折进小女儿的房间,掩上门。读大一的?女儿是个文艺少女,墙上贴着长长短短的诗句和箴言?“要筑梦,也要踏实”,“对你自己负责”,“勿草草人生”,“不要问他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他做了什么!”,“青春不要留白”。她面对着一面镜子坐下,镜子旁挂着一块麻布,戴孝人穿在身上那种深褐色的麻布,麻布上有一行毛笔字“认识你的玫瑰花吗?对你的玫瑰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落笔是什么什么斋的什么什么山人。
她叹一口气,看见镜子里的人;不出门就不化妆的她,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看起来脸孔蜡黄粗糙。额头眼角爬满皱纹。嘴唇苍白干燥,还有一点脱皮。她对着镜子龇牙咧嘴,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好看的牙齿,那是花了好几万在日本做的假牙。头发,她用手爱怜地摸摸头发,因为刚烫过,好像被火烧焦了一样,发尾焦得卷起来。
这,是一张五十岁的女人的脸孔!她瞪着镜里的人,五十岁的女人都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她对自己说,说得很大声,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开始化妆,像平常要出门时一样,小心翼翼地一样一样来。女儿并不化妆,桌上的瓶瓶罐罐还都是做妈的人送的。先上粉底,均匀地抹在脸上,本来苍黄的脸现在泛着一点粉红的意思,可是毛细孔却又显得特别粗。然后扑上粉,把毛细孔掩掉。在画唇之前她先涂油膏,并且用牙齿咬掉唇上一块干燥的皮。画眼线的时候,她把脸凑近镜子,想看真切些,却突然停下动作,这一切,包括自己堵死在心里的难过的情绪,这一切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就是读家专的时候吗?同班的夏雪丽和刘大同偷偷约会了一次,被她发现了。被背叛的痛苦她原来是知道的。和夏雪丽那么好,每天彼此相等着去吃饭,睡一张床谈话到天亮,那么好却挡不了她去勾引刘大同——当然,也可能是刘大同找她,但是谁勾引谁并不重要,背叛就是背叛。眉香在自己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发现,被人背叛是人间最痛苦的情感,这种痛苦经验过后,人就无所畏惧,因为不再有比被背叛更大的痛苦。她才十九岁,她承受住了。就当原来的自己已经被撕掉死去,问题由一个全新的自己去应付。她应付得很好。白天仍旧和夏雪丽手牵着手去餐厅吃饭,晚上仍旧和刘大同去咖啡馆约会,只是在心里对自己..发誓,绝不原谅背叛自己的人,而且绝不做那背叛的人。
两者,她都做到了。夏雪丽不久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到外县的学校,和她,和刘大同,都断了关系。走的时候哭得两眼红肿,抓着眉香的手舍不得放。眉香和刘大同,却也没有缘分,若是早知道和刘大同也不会有结果,眉香或许不致做得那么绝,可是,谁能预知未来呢?谁知道刘大同后来会出车祸呢?她没有理由忏悔自己做的事情。夏雪丽和她一起去逛台南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往常一样,她们只是走走逛逛,里面的东西谁也买不起。和往常不一样的,她趁夏雪丽上厕所的时候在她包包里塞了一件价值上万的丝裙。夏雪丽还没踏出百货店的门就被侦探一把抓住了,事情还闹得真大。眉香,一直很镇定。雪丽留在宿舍里的行李还是她打包寄走的。
才将眼线描好,精准细黑的一条,不提防眼泪却流了下来,大把大把很多的眼泪。尚未干的眼线晕荡开来,染成两潭黑墨,挂在眼下。她丢下画笔,索性趴在桌上痛哭起来,不,这不一样。十九岁和五十岁不一样。她藏书网已经给了这个男人大半辈子,而且她是一个不错的妻子。家专培养出来的她能烤蛋糕能裁衣服会打毛线;长得不算特别出色,总算整齐,带出去也从没教他丢过脸。要说责任心,孩子小时,她全心全意带孩子,孩子大了,她经营服装店也弄得有声有色,从一个两公尺宽拥挤不堪的店面变成现在明亮宽敞铺着原木地板的高级舶来品店,不是人人能做的事。橱窗已经做好,就等买到体型别致的模特儿,她的精品店将是中正路上最有格调的服饰店——这些,他难道看不见吗?学人体雕塑,没有多久就和老师一起参加作品展。她的个性里有一个优点:一件事情一旦开始了,她一定锲而不舍做到底,做尽最后一个细节。雕塑老师赞美她捕捉线条的精准和细心:“眉香的手可以做外科手术。”她的店里摆着几尊半截的裸女像,每一尊由天花板上隐藏的灯光照着,很有小小艺术馆的气氛,多少男人羡慕他有这样能干的老婆,他会不知道?
要说照顾他,开店之后固然忙一点,周末不也全耗在他身上吗?男女之间的事,她也从来不曾拒绝过他。激情当然没有了,可是他们已经是二十几年的夫妻,没有激情也是自然吧?吵架,当然也吵,他觉得她太斤斤计较,她觉得他太无所谓,可是哪对夫妻不吵?所谓斤斤计较,也不过芝麻小事。譬如她挤牙膏,一定从牙膏管底端挤起,一节一节往上,到最后完美而彻底地挤空一条牙膏。她极受不了丈夫的随便,看不得一条牙膏被挤得歪七扭八的。比较认真的争吵,也不过像上回租他们房子的人慢了一个月的房租,眉香就把水电切了,明义觉得她过分,可是事实证明,切水电绝对有效,那房客第二天就来补了房租,明义哑口无言。再说,两个人之间没什么话好说,可是又有谁在一起活了二十几年还有新鲜的话没听过、没说过呢?把一百个男人放在一间黑室里,她都能辨认出他咳嗽和放屁的声音,这不就是夫妻吗?他究竟要什么呢?
我没有对不起他。
眉香猛然抬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粉和油膏稀稀糊糊地粘着,混着鼻涕眼泪,她抹着眼泪喃喃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
是他对不起我。想到丈夫穿着粉红衬衫对着镜子打领带边哼歌的轻佻样子,眉香感觉到刺心的嫉妒,不是对美凤,而是对丈夫——他怎么能那么快乐?她守着婚姻,也许是一个发霉的倒霉的婚姻,可是她忠实地守着它。男人凭什么把他的快乐建筑在她的痛苦上?他有什么快乐的权利?
也太迟了!现在说谁对不起谁,也太迟了!事情已经发生,要怎么解决?怨怼没有用,问题要解决,解决!
眉香设法回忆她所读过的小说,小说里到处有外遇的情节,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她现在记得的故事,女主角好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趾高气扬地离开不忠的丈夫,自己去赚钱,自己去生活,还可以再找个丈夫,比以前的更好,幸福快乐地过新的一生,天哪,我哪里还有新的一生?哪一个外遇的女主角是个五十岁的女人?
眉香把头重重埋在手臂里,闭上了眼睛,她觉得异常地疲倦,虚脱。是的,我也想离开他,用离开来惩罚他,看他没有我要怎么活!
可是他也许活得很好。
那么我自杀,看他怎么受良心折磨,看他怎么面对社会的谴责!
我自杀?我为什么要自杀?该死的是他们——是她。
离开他!反正孩子都能独立了,你有你自己的店,做一个坚强的单身贵族!
让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坐享其成?和他辛苦打拼的是我,消耗了青春的是我,成果却由她来享?让她做经理太太,我变成离婚弃妇?我的房子让她住,我的床让她睡,我的厨房让她用?
坚强的单身贵族?四十腰,五十肩,我腰酸背痛,割了子宫,动不动就累,累了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躺床上,离开他,谁来照顾我?做一个病在床上没有水喝,没有药吃,没有人扶去看病的单身贵族吗?一转眼我就要六十岁了——谁听过六十岁的单身贵族呢?
离开他,让他们去快乐?我不干,我不干,老天爷,这不公平,绝对不公平!
是了,那天晚上,去上雕塑课的那个晚上,美凤是搭了他们的便车的。“你们去东宁路?”她说,“真巧,我住胜利路,就在附近。”明义就邀她一起坐他的车,而眉香客气,让她坐前面,和明义并肩,两个人在前头聊了一路。眉香坐在后头,开始还倾身向前,保持三个人的寒暄,后来累了,就往后倒进座椅,任他们去谈。就是那时开始的吧?
可是明义说:“看起来就知道是个老处女,全身缺水。”眉香白他一眼,嫌他刻薄。他们怎么会开始呢?
西装!一定是那套西装。明义要陪董事长到德国开会,需要一套新西装,对,想起来了,是她自己打电话给美凤的,要求美凤带一些料子来让她挑,美凤很爽快地答应了,隔天就带了好几匹料子来到店里,她因此请她吃日本料理,快吃完的时候,明义也来了,看到布料很高兴,“美凤小姐人真爽快……”“哪里,”美凤说,“李先生应该到我们公司里来挑,货色真的很多……”
对了,我明白了。她摸他的袖子,她笑,一直笑,一副极天真的样子,三十八九岁的人了,还作出少女的娇态,还会伸舌头,眨眼睛。我以为是她没结过婚的关系,谁知道……原来是一场计算。
对不起我的是她,徐美凤。
门锁转动,眉香急忙三脚两步地冲向浴室,打开水龙头,勾下身子把水往脸上猛泼。丈夫在身后“咦”了一声,“还在这里干嘛?”
她用冷毛巾敷着发热的脸孔,淡淡地说:“没什么。”
丈夫伸过手来,摸摸她额头,“没生病吧?”
他的手掌大而温热,语调里习惯性的亲切,体贴,差点让她眼泪又涌上来;她心底马上就原谅了他;男人,是容易受引诱的。
“你到哪里去了?”她回身挂毛巾。
“跟你说了呀!”他说,“去慢跑。”
她转过身来,不可置信地望着他,这才注意到他一身运动装,满头是汗。肚围虽然大,颜色鲜艳的运动装却使他看起来充满劲儿。一顶不知哪儿来的棒球帽盖住了秃头,眼睛闪着光,脸孔几乎有点稚气。几十年不做任何运动,相信坐着比站着好、躺着比坐着好的他,有电梯绝不肯走一步楼梯的他,突然开始爱好跑步。她几乎有点站不住;扶着洗手台,无限酸楚地看着丈夫,慢慢地说:“怎么……怎么想到要跑步?”
丈夫正费力地往前弯身,试图用十个指尖去触碰他十个脚趾。碍着圆滚滚的肚子,他只能伸到膝盖。直起身来,脸红得像要炸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嘛!身体——还是重——要的,重要的。你也该做做运动。”
李明义进到浴室里,不一会儿就响起他豪放的歌声,混在哗啦啦的水声里。
眉香把两封粉蓝色的信放回张开像沙锅鱼头的公事包里。
星期一下午,美凤如约来到店里。眉香发现她真的变了很多,惊讶怎么自己一直像瞎子一样眼盲心盲。她踩着高跟鞋,穿一件软绸的大圆裙,等着风来就飘飘然翻动。从前觉得她干瘦,现在只觉得她满面风情,狭长的眼角荡漾着要满溢出来的春意。暴牙,不知是否经过矫正——不太可能,因为矫正是长期的事——不管怎么样,她连牙也不暴了,两颗虎牙倒显得俏皮,有个性。
眉香早早关了店门,端出早准备好的酒菜,和美凤对饮起来。或许因为心虚,美凤似乎对眉香的诚挚贴心地感动,酒喝得特别爽快,仰头一饮而尽。
“明义说过,”眉香一边布菜一边说,“他就喜欢你的爽快。”
“是吗?”美凤咯咯笑着,甩了甩长发,风情万种地说,“他真的那么说吗?”
美凤挑出来的细肩带黑色亵衣还没包起来,悬在衣架上,挂在穿衣镜前。眉香瞄了衣服一眼,问道:“帮谁买这么性感的衣服?”
美凤娇娇地笑,“一个朋友。”她仰头喝酒,“一个爱玩的朋友。”
没有几杯,美凤就不胜酒力了,她举着杯,口齿有点儿不清地说:“眉香,你——你实在太好——太好……”
她软软地趴向桌面,头,负荷不住地沉向右手臂弯,脸庞向着眉香,闭起眼睛。嘴角含着一点未完的笑意,看起来醉态可掬。
眉香从储藏间里拖出她的工具箱,掀开盖子,检查了一下:美工刀,锉子,锥子,起子,榔头,该在的都在,满意地点点头。还有剪刀,还有明义的刮胡刀片;头发得剪掉,剃干净,否则会凝成一块一块的,不好处理,液体石膏凝结得极快。石膏粉是今天送来的,已经搁在后间浴室里。三十公斤,分成三包,本来只订二十公斤,后来想到美凤体型袖珍,也许要在石膏液里滚上两回,于是又加订了一包。内脏处理比较麻烦,还好明天一大早垃圾车就会来。她买了十个厚重的塑胶袋,免得巷子里的野猫在垃圾车来之前扯个稀里糊涂。让体腔撑起来,她只需要用来挂衣服的一管钢柱。
她穿上刚洗过的蓝布围裙,在腰后打一个结,然后坐上高脚凳,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小女儿。
“孩子,是妈妈,”她温柔地说,“吃过晚饭吗?”
“嗯。”
“告诉爸爸我会晚回来,”她说得很轻,似乎怕吵醒美凤,“就说我要自己塑一个模特儿。”
放下电话,她开始认真工作。
看鸟
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
她低低地叫出声,
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
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
用力吸食怀里娇小的女人。
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公鸡啼的时候,天还蒙蒙未亮。鸡啼在菜园里响起,凉凉的,孤单的,像蛇身滑过潮湿的草丛。邱郭秀花翻了个身,头埋进枕里,闭着眼;她和往常一样,等着鹅叫。当鹅开始叫的时候,也不过是清晨五点。邱郭秀花就会起来,拉开纸门,趿上拖鞋;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淘米煮稀饭。人口旺的时候,也就是说,丈夫还没去香港开分店,阿雄和意云还没分家出去,妹妹还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妹妹”其实念作“美眉”,他们这么称自己的女儿——她待在厨房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妹妹要带便当。便当的内容每天要换,妹妹不能忍受两天吃一样的东西,而丈夫是个西化的人,老人每天要吃稀饭,他却时不时要吐司加牛奶煎蛋,蛋黄要保持流质,他说了又说。邱郭秀花凭经验摸出了一个诀窍:大概在蛋黄像鼻涕的浓度时,把火关掉,就是阿昆想要的流质。
秀花插上电饭锅,悄悄折向里间。廊道黑黑的,前段还听得见墙上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后半段就被阿爸呼噜呼噜的喉声遮了。喉里似乎塞满了浓痰,在喉管里费力地拉扯上下。秀花小心地将门推出一条缝,耳朵凑上去,倾听了一会儿,又将门轻轻拉拢。房间里冲出来的药味,还有说不清楚只是属于老的气味,让秀花狠狠打了个喷嚏。服侍阿昆他爸爸这么多年,秀花熟悉阿爸好像一个小女孩熟悉她的洋娃娃。
邱郭秀花帮老人剪指甲——老人的指甲厚得像石块,黄得像骨董,不管什么东西,老了都要变黄吧。邱郭秀花帮老人梳头,那是总共十二根细细软软的头发,木头烧成灰的颜色。邱郭秀花帮老人刷牙,一排假牙搁在杯子里浸泡过夜,捞起来冲水。她用一把孩子用的细小牙刷里层外层各刷一回,当然要用牙膏;老人的下排牙齿,没有人相信,九十二岁了,还是真牙!而且一颗不少。
有一天,秀花正弯身待把牙刷伸进老人的嘴巴(老人通常坐在客厅中他专属的躺椅里,面对着窗外投进来的晨光,仰起头,张大嘴,“啊——”,说“啊——”),秀花的手迟疑了一下。她突然发觉老人的牙似乎长长了,一颗一颗牙像墓碑一样竖起来,看起来特别狰狞恐怖。
她只愣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不,不是老人牙长长了,是老人的牙床长矮了。因为牙周病,牙肉下陷,牙齿自然显得长。秀花有点得意起来,毕竟是护专毕业的,虽然结了婚之后没工作过一天,常识还是比别人多。她试图想某一句成语,和牙齿有关的,好像是什么“年齿渐长”还是“马齿”什么的,原来还有科学根据。她细心地将老人牙缝间的残菜挑出来。当老人散发着令人喜爱的牙膏清香的时候,秀花将上排假牙熟稔地装进老人嘴里,老人表示感谢地对她微笑;他将嘴唇上下翻动,好像是不随意肌的蠕动,做媳妇的于是注意到两排牙颜色差异之大,上排雪白晶亮,下排黑黑黄黄。老人咧嘴笑时,只露出上排美丽的假牙,看起来像戴着面具在笑。邱郭秀花突然想起和老人长得极像的儿子阿昆,阿昆老的时候,如果她还在,当然由她照顾至死,可是她若先走呢?譬如婆婆。所有的人都以为阿爸命在旦夕——不过他也确实命在旦夕了好多年,他站起来,家人就以为他马上要倒下去;他倒下去,家人就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所有的人都以为那成天高高兴兴的婆婆会成为人瑞,到一百岁的时候,“总统”会来为她庆生。可是她硬是先走了,跟谁也没约好就先走了。还不到七十五岁。也正因为没有约好吧,走得那么不安心。
婆婆没有力气将头转过来看她,只是抓着她手;嘴唇似乎动了一下,却只发出“嚇嚇”的喉声。婆婆用最后一丝气想和媳妇说什么。
秀花的手紧紧地回握着,极用力,极温柔地回握;然后感觉生命从手掌里一寸、一寸消失。死人的手有奇怪的质感,像橡皮手套,还有暖意。用另一只手,她覆下死人的眼皮。轻轻地覆下,像为疲倦的孩子催眠。十多年相处,这她叫婆婆的女人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重话。端茶给她,她说:“道谢!道谢!”菜烧咸了,她说:“是豆油太咸!”阿昆对妻子大声吆喝,她说:“有话不会慢慢讲,你起魈吗?”小产卧床时,她帮洗衣服,连媳妇换下来的内衣内裤一起搓,然后晒在阳台上。跟她结伴到北港进香的阿婆皱着眉头批评她,“真没款!这样没大没小!”婆婆只是笑笑,“拢是女人嘛!哪有要紧。”节庆到了,她蒸好了红龟,包好了礼品,总是在媳妇开口以前就说:“转去看你老爸!”
在建筑系当讲师的阿雄刚从台南赶过来,站在床的那一边,瘦瘦高高孤孤零零的。不知怎么,一个破旧的背包还搭在背上也不卸下。他一只手抓着背包的肩带,一只手抹着眼泪。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手就老往裤子上擦。阿爸整个人像烂掉的苹果皱成一小团,缩在轮椅里,肩膀隆起,头深深勾下来,几乎像折断的植物一样,垂在胸前。
立在床头一声不响的阿昆,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摆的阿昆,背过脸去,开始哭泣。嫌窄的房间里一股郁闷,关着的门窗透不过气。邱郭秀花把死人的手臂放进被子里,密实盖好,向丈夫走去,与他并立,手,伸过去让男人握着。一个熟悉的感觉在她记忆的暗房里亮了一下。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邱昆荣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罚站。当所有的孩子都冲向操场去打躲避球的时候,郭秀花偷偷走到角落里,将手伸给那个垂着头正哭泣的光头男生。
阿昆碰到她的手,像触电一样闪开;却再也不记得哭泣。他紧闭着嘴,抬头挺胸地站完二十分钟下课时间。
婆婆的声音已经干掉,发出绝望的“嚇嚇”的喉声,像来自最深最黑的井底。邱郭秀花马上就知道婆婆想说的是什么。她几乎可以用整个肺替婆婆喊出来:照顾他们!替我照顾他们!
几天之后,当她帮死者换寿衣时,她又想起婆婆那难以割舍的离去;婆婆死不瞑目,她知道,因为阿雄尚未成家。那个责任,现在,落在她邱郭秀花的身上,责无旁贷,就好像眼前这换寿衣的工作,也非她不可。日光灯开着,清冷的光照得世界惨白。死者的脸好像从冻库里取出的肉,蒙着一层阴阴的白气。墙上的电子钟滴答滴答响得特别大声,恶作剧似的大声,滴答滴答,大声得令人难受。她干脆走过去三下两下把钟给拆了下来,塞进一张沙发底下,然后继续工作。她脱下死者的长裤,手磕磕碰碰的,不停接触死者的肌肤。上护专时也不是没碰过尸体,但是这么老、这么风干的尸体还真是第一回。癌病死亡的婆婆已经空了,皮与骸骨之间什么都没有。松垮垮的充满斑点的皮就这么散在骨头上,抓起来像一大块用久了的抹布。
她退下底裤,死人的私处映在眼里,竟然没有毛发,她暗暗吃了一惊,经过照射的人不只失去头发吗?
阿昆打开门,伸进头来正要说说话,瞥见母亲的裸体,慌张地缩了回去,隔着门说:
“还要多久?极乐的人来了。”
邱郭秀花还是慢条斯理地将死者打点好,将每一粒扣子扣上,袖子和裤脚拉齐。然后将两手交握搁在肚子上。一身黑绸的婆婆现在看起来又是个端庄的老太太了,即使在凄惨骇人的日光灯下。
照顾他们!照顾他们!
可是谁又照顾过婆婆自己呢?
邱郭秀花从小凳子上站起来,瞥见桌上放大了的婆婆生前照片,照片下几个墨黑的大字:邱母王太夫人。在短得说不清的一瞬间,邱郭秀花恍惚了一下,谁?谁是邱母王太夫人?她抬眼看看照片,和婆婆两眼接触的一刻,有如电击,是她,是婆婆。婆婆本姓王,她竟然不知道!王什么?门外人声嘈杂起来,阿昆的声音拔高穿进来,“秀花!秀花!”一声比藏书网一声急,她竟然没想起婆婆的名字。
不过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料理你的后事。极乐社的人在客厅里坐了一圈,和阿昆正讨论葬仪的价钱。重要的是死了之后有人帮你换上黑绸寿衣。重要的是看见你死后裸体的人不是个陌生人。想到这里,邱郭秀花心跳停了一下。一下。她和阿昆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媳妇,没有媳妇……谁来帮你换寿衣?
在丈夫身边,她怔怔地坐下,两手并拢放在膝上,丈夫说的什么她一时没听进去;她正想到,我,我就是——邱母郭太夫人,邱母郭太夫人就是我,荒谬!她摇摇头,仿佛在否认什么,但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堵在某个角落,自己也不理解的一种不安,因为不理解,所以排之不去;婆婆衰败的裸身不知怎么又浮在眼前……
“邱太太,棺材的木头爱哪一款?”
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显得洋洋得意,为自己有眼光而得意。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在婆婆死了之后,秀花才发现阿昆选择她,恐怕还是因为她和他的母亲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婆婆是个没有自己的人,她把自己给了生命里的三个男人,丈夫和两个孩子。阿爸在台北住院那段时间,婆婆每天去照顾。阿昆刚到香港去打听市场,秀花每天陪着妹妹准备高中联考,婆婆决定一个人跑台北。她舍不得搭计程车——阿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香港会给他们带来一点财富——小脚放大的人走路不快,她得先步行十来二十分钟到巴士站,坐巴士到桃园火车站,搭了火车到达台北,再从台北火车站换公车到市立疗养院。走路,等车,换车,坐车的时间加起来,一趟就要花掉两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还不够。秀花一觉得自己能走开,就陪着她颠颠簸簸地一路赶去。运气好的时候,张勇杰会开车来送她们过去。张勇杰是阿雄读研究所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肌肉结实、安安静静的年轻人,在建筑公司上班。人不太说话,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的眼睛却那样专注固执,盯着不放。
张勇杰。秀花嘴里默念着,多么男子气、多么有气质的名字!车子到了医院,张勇杰会绕过来帮婆婆开门,扶着老人家出来,然后和秀花握手道别。在秀花的圈子里,男人和女人是不握手的,大不了点个头。这张勇杰却慎重其事地过来和她握手;手的掌握紧热密实,让秀花感觉到自己的手小。
幽暗的走廊药味扑鼻,阿爸由两个护士扶着,缓缓走过来。护士的白帽向两边翘起,像两条小船;年幼的那一个有着一双大眼,令秀花多看了她几眼,好像在一张旧照片里蓦然发现过去的自己。毕业之后在八〇四医院实习时,也曾扶过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走向一群又一群等待的家属;可是那个时候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家属的那一头。就像这个大眼睛的小护士——她哪里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她呢?眼光飘到阿爸身上,秀花吓了一跳。两个星期不见,他更瘦了,护士不扶着,他会被空气藏书网托着浮起来。眼睛只是两个黑窟窿,目光呆滞,动作迟钝。秀花悲哀地想着,用药的结果!可是不用怎么办?
护士将老人搁在椅子上后离去。婆婆坐下来,将包袱提到桌面上,打开。多少年了,她仍旧喜欢把东西用一张红红绿绿大花布包起来拎着出门。秀花的妈妈早逝,但是旧照片里那来自苗栗的妇人也拎着一个花布包。黑白照片看不出花色,大朵大朵的花样是绝对没错的。
婆婆从布包里取出一只空碗,摆着。取出保温瓶,扭开盖子,将瓶里煨好的鱼肉粥倒进碗里,粥还冒着热气,散着香气。她取出一只汤匙,舀了一口自己先尝,确定不太烫,然后开始喂给病人。病人像个乖巧的小孩,把嘴张开。
秀花溜眼看了下这会客室,又吓了一跳。一共将近十张这样四方方的桌子,都坐满了病人和家属——病人竟然都是男的,不对,斜对面是有一个女病人,唯一的例外。年老的男病人或坐在轮椅中,或歪歪倒倒靠在椅子里,像扁了的破轮胎。年老却仍健康的女人们一旁陪坐,有的在和她们的老伴讲话,有的则呆呆坐着,等时间过去,好像等了一辈子,很习惯地等着。有一个嗓门特别大的女人,恐怕也有六七十岁了,正在精力充沛地发怒:“这也不呷,那也不呷。给你讲,后次不给你带东西啦!人瘦得比如猴,还不呷不呷,夭寿喔……”说着说着甚至扬起手来好像马上要一巴掌打下去的样子。被骂的老头脑袋歪向一边,一动也不动。
直到他们离去,秀花还没看出来究竟老头的头是暂时累了还是永久地长歪了。
婆婆喂完了整整一碗粥,笑眯眯的,“不坏呢!昨天只呷半碗,今日拢总呷了了。这样慢慢会肥起来喔!”
做媳妇的收了碗到洗手间去洗,回来的时候,看见婆婆紧紧依偎着阿爸的身体,一只手不断抚摸阿爸的手臂,一回一回地抚摸,像爱猫的人摸猫一样温柔。秀花有点尴尬地将视线移开;没有,老实说,她从来没见过老一辈的人亲密过;她从来没见婆婆和阿爸甚至只是牵个手,甚至只是肩并肩地靠在一起走过,没有过!现在婆婆在大庭广众之下抚着他,抚着他。不说话,只是将手里的体温传给他,传给他,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阿爸的眼睛空空的。
秀花出神了。
然后有一天阿昆从香港回来了,遂一家人一起来看阿爸。除了阿雄,阿雄在马祖当兵。妹妹受不了房里的气味,说是出去走走。阿昆坚持带来的一束花,萎萎地躺在桌上;护士说没有花瓶了。婆婆将碗啊瓢啊一样一样收进花布包里,用力地打了两个结,转身坐到阿爸身边,拉过阿爸的手搁在她膝上,说:“阿雄有写信来,讲伊军营内的代志。伊跟一个医官很好,跟他学针灸……讲回来还可以给阿爸医病,真巧的孩子,又古意……”她一面絮絮不休,一面抚摸阿爸的手。秀花突然注意到,啊!阿爸的手不抖了,真的不抖了!
她正想回头告诉阿昆,却听阿昆附在耳边,热气呼在脖子上,说:“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默默地看着她梳头。两个人跪坐在榻榻米上,面对着面。阳光射进来,在地板上亮出一个方格,房间因而显得暗,那一方强烈阳光竟然像一个软绵绵没有底的陷阱,掉进去就爬不上来;或者说,像另一个空间,与这个世界平行却又错开的诡异的空间,诡异得令人不敢靠近。两个人刚好跪坐在白花花的方格的两边,在暗影里。阿昆垂着眼帘,不知在想什么。四十岁,他的头开始秃,但是脑后的头发却还浓密。走在街上,常有人突然回头看他,这些人多半以为自己刚和那个姓许的当过市长的人物擦身而过。
鹅群在下面聒噪,“嘎嘎”吼着,还猛力拍着翅膀。阿贵婶总是在这个钟点喂鹅,她从菜市捡来一篓又一篓的残菜,把白鹅养得又肥又大。秀花常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头了,桃园已经没有乡下。像他们邱家住的这一栋大厦,四处都是。大厦有十二层高,底下有警卫,进门处一个喷水池,喷水池里一座假山。大厦底层是停车场,停车场上是室内游泳池。大厦有三面,像大螃蟹吃小鱼似的掐着阿贵那矮墩墩的破败的红砖四合院。院子里永远有鸡飞狗跳,把原始的农场的声音和气味对着大厦的窗户放送。这大概是台湾最后一块乡下了。与其说邱郭秀花爱这栋大厦,不如说她爱后窗那鸡和鹅的嘎嘎叫声,还有那夜深时低低的狗吠。每一点声响都使她想起苗栗乡下的童年,想起那赤着脚喂鹅的母亲。然后,总是在自己发现之前,眼泪已经流下来,很快地在枕上凉掉。天,往往就亮了。
她把橡皮筋拿掉,黑亮的头发垂下来,发梢碰到她盘曲的腿。阿昆伸手捏住一节头发,说:“还是这么亮。”
她没有答话,只专心梳着头发,用手里一把木梳,一道又一道爬着。
“她的头发很粗,”阿昆说,“没你好看。”
秀花慢慢把头发盘起来,她的手臂高高撑着,宽宽的袖子滑落下来,露出细白的臂膀和腋下些许毛发。阿昆望着她,动感情似的说:“真的,她没有你好……”
一盒化妆品礼盒搁在秀花脚边;阿昆悄悄将它推近妻子。秀花觉得阳光晒到脸上了,很热;方格像灯罩笼着她。她立起身,把百叶窗帘徐徐放下。房间暗下来。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每三个月就会回来一阵,钱也会按时寄来。我们之间一切都不变的,你放心。”丈夫在身后说,声音好像随着百叶窗帘的下降逐渐小,“生意开发得不错,她帮忙交际,也懂一点会计。”
秀花离开窗口,走向纸门。她特意绕开一点,避免踩到地上的礼盒。拉开门时回头说:“生的时候告诉我。”
或许因为走道里太暗了,她完全没看到阿昆的皮箱横在那里。皮箱结实地绊了她一跤。
邱郭秀花很快地站起来,匆匆走进厨房;到第二天,膝盖里的痛才隐隐发作。
“你就让他去吗?”意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叉腰,一会儿挥动;鼻子喷着一团团火气,“你就这样让他去吗?”
邱郭秀花立在水槽边,两只手浸在冒着肥皂泡的热水里,低着头洗碗。水龙头哗啦哗啦响着。
意云是护专毕业的小学妹,在苗栗乡下秀花就看着她长大,介绍给阿雄之后没想到一拍即合。意云却坚持叫她姊姊,不称嫂嫂。她有自己的理论:“我跟你的姊妹关系在先,对不对?总不能嫁猪就变猪吧?”
这个比秀花小个十来岁的小学妹现在正对她大发雷霆。“你不会吵,不会闹,不会打架,不会把他眼睛挖出来,不会离开他吗?”意云怒气腾腾地走过来,极跋扈地一伸手把水扭关了,大声说:“阿姊,软土深掘,就是你这种女人招人家来欺负!”
邱郭秀花突然停下手,不动。没有了水声,冰箱嗡嗡的颤抖声就明显地响起来。意云不安了,正想说句好听一点的话,看见秀花缓缓将手从水槽离开,扯下一条纸巾,擦手;慢慢地擦,慢慢地说:“阿昆,去香港有三年了!”
意云有点摸不着头脑,张大眼睛等着下文,秀花平静地望她一眼,说:“阿爸的药,带来了吗?”
邱郭秀花把用过的纸揉成一团,准确地射进脚边的垃圾桶,走了出去。
可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结婚二十年来她邱郭秀花将第一次单独出游的日子。自从那次咆哮厨房之后,意云就不再批评她,却用邱郭秀花的名字向爱鸟人协会报了名,到惠荪林场赏鸟,钱都帮缴了。“阿姊,”意云浑身带刺地说,“你不要管邱昆荣去死!我们女人也要自己会玩!我休假,可以来照顾阿爸。”第二天,她不上夜班,就从医院先转到秀花这里来,带给她一个包好的礼物。
“什么?”秀花小声地说,阿爸刚睡下。
“打开嘛!”意云把头发放下来;为了戴护士帽,头发总是用很多个夹子夹得扁扁的。
“《台湾野鸟图鉴》……”秀花好奇地翻着,念起来:“鹃形目,杜鹃科,全世界一百三十种,台湾七种。通常单独活动……布谷——眼黄色,腰略带褐色……于野柳及观音日月潭曾捕获……出现于平地至丘陵之阔叶林缘地带……本身不筑巢,亦不育雏,托卵于其他鸟种巢中……这我听过,杜鹃是不讲道德的鸟……”
她笑出声,“你看这个……鹰鹃,长三十九公分……腮两侧黑色,呈八字形……尾下灰白色。常发出哀怨,悲戚,尾音微扬,急促似‘哭够了,哭够了’之声。”
把书阖上,“怎么这么好玩?”
意云递过来另一包东西。秀花小心翼翼地取出,是个黑色发亮的望远镜。
“看鸟,”意云用力抓着头皮,把头发前前后后使力地甩,一头乱七八糟,嘴里咬着一支发夹,斜眼睨着秀花,从齿缝间丝丝说,“也看男人的鸟。”
给阿爸的粥煨上了,秀花回到自己的和式房间,把被褥胡乱地塞进橱内,回身拉开梳妆台的抽屉,不知怎么拉的劲道太猛,整个抽屉被拽出来,洒了一地的东西;邮局存款簿,为丈夫备用的胃药,干洗店的收据条子,大大小小的发夹,指甲刀,去年的家用账本……妹妹从美国寄来的照片摊在上头。十八岁的妹妹是个美女,在台北街上每走一趟就有头发抹油的男人过来掏名片,问她要不要演电影,要不要拍广告,要不要上电视。把她送到美国去学服装设计,是希望她能学一技之长,不要就凭一张脸过一辈子。照片上的女儿撑着一把红伞,娇娇地对镜头笑着;是谁帮她拍的照片呢?
秀花决定让头发散着,穿上一件黑色的踩脚裤和运动鞋,然后对着镜子里的人笑一下;她的眼睛很大,有凹纹很深的双眼皮,和女儿的一模一样,只是女儿的眼睛飘飘然做梦似的,她的眼睛坚定而干净,好像认定了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值得争辩的事情,没有一点怀疑和犹豫。
走到门口,壁上的钟当当敲了六下。她折回厨房,弯腰在餐桌上给意云写了张纸条:“阿爸的救心在电视旁边第一个抽屉里。下午要推他到庙前公园去透一下气。”
直起身,发现望远镜竟然忘在餐桌上;她一把拎起来,快步地跑向门口。
邱郭秀花在爱二街下车,穿过一条小巷,从力行路出来。在一大片瓦砾地前愣住了:啊,才两个星期吧,又是一栋旧房子给拆了;是那栋有围墙,红色扶桑花长长伸出来的日本房子!带着钉子的木板碎片和残破的榻榻米散置瓦砾之中,半截玩具熊埋在土里。不要多久,棱角分明霸气十足的现代建筑就要在这废墟里站起来了。
她小心地穿过瓦砾地。
因为抄了小路,邱郭秀花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四分半钟。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她低低地叫出声,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用力吸食怀里娇小的女人。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是个极窄小的房间,一张书桌一张床,一地凌乱的书报纸张。
邱郭秀花不可抵挡地喘着气,她的声音沙哑。
“一整天……今天有一整天……一整天……”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
可是她的所谓爱,
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
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
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
在机场外边,我把车停下来;停得有点猛,我们骤然往前倾倒,我说,“对不起。”
他跳下车来,回身拖出行李,干干地说,“你不必下车。”
他转身向大厅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点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还是稍微内弯,O型腿。他的左手提着一个我为他买的小提箱,里头装着素贞的骨灰。
我发动车,“唬”一声冲上公路。这是个没有速限的国家,也因此是个高风险的国度。左邻右舍的人——北边的丹麦、挪威、瑞典人,西边的法国人,南边的瑞士、意大利人,慢吞吞地将车开到边境,一进入德国,就开始放纵狂奔。结果往往是车子开始冒烟、解体,这些车子不能适应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车毁人亡。
时速两百公里,我在快车道上亡命似的奔驰,眼前稍慢的车一辆一辆往右线闪开,躲避我瞬间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脸色铁青,两眼发直,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指针爬到两百三十公里时,我狠狠凝视前方的两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冲动,和恐惧,我的额头发烧。
四点半。现在,帕维尔在他的房里开始等我。他也许点上一支烟,把腿搁在茶几上,面对着门,等候我敲门的声音。他不知道我不会出现。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
让他去等。
进入海德堡市区,不得不慢下来,车子沿着河缓缓地滑行。内卡河流着茵绿的水,白色的天鹅闲闲地在水面垂柳间飘浮。有人在河边脱光了衣服晒着太阳。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
素贞的头,已经洗干净了——日耳曼人是个一丝不苟的爱干净的族群。她的头摆在一张看起来像手术床的大桌上,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下巴以下,我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把头缝到膀子上,或者在被单下,头和膀子之间仍是空的,我也不好开口问;我是来认尸的。
长到四十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不,其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在台南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被街上的野狗咬了一口,我带他到医院检查,怕有狂犬病。
急诊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妇人高举着自己的手,那只手上的拇指被什么利器切了,血淋淋地折倒下来,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她的手掌。
然后有个担架被抬进来,“哐”一声摔在地上;担架上躺着的是个两眼空洞、嘴巴张得大大没有牙齿的老头。
有这种脸孔的老头,你一看就知道是个独居的老兵。
穿着白褂的年轻医生蹲下来,从口袋里取出小灯,撑开老头眼皮晃了一下。
“死了!”
他说。站起来,走开。
老人两眼睁着,白蜡蜡的,好像没有眼珠,好奇的我走近瞧瞧,那两只眼睛像某个大门敞开的人家,只是里头没有人。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死人的皮肤是这样的?素贞的头颅,像蜡做的,很假,而且皮肤有点透明,似乎里面是空的,那只是一个圆形的蜡壳。
检察官问陈子铭要不要看他太太最后一眼——不是认尸,因为我已经作为报案人认过了——是问他要不要作为纪念地看他太太最后一眼。陈子铭摇摇头,检察官点点头。
子铭下飞机的那个晚上,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了。素贞的身体,在塑胶袋里找到;素贞的头,被丢在歌剧院后面大草坪,由一丛巨大的玫瑰遮着。
他闭着眼睛听我叙述。
我是不是该省了这些细节呢?也许吧!可是,诚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讨好而虚假地和老叶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发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爱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现在,我也不给子铭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这样死的,为什么他不该知道呢?如果素贞能够忍受人家用钢锯锯她的头,作为丈夫的陈子铭至少该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锯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贞比吗?
“蚂蚁爬满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着他。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髭,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合声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写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支火柴棒;火柴棒的支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支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bbr>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偿不起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守岗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胳膊上刺着“杀朱拔毛”),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脸上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的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萣乡,我在柏林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在走道里遇见系主任迎面而来,我赶忙低头假装翻看手里的书本,却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样的事情,”他皱着眉头,“您下次能早点和我说一声吗?”
他指的是我让学生将一批过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也许。”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开,知道他愣在那里,半恼怒、半困惑地瞪着我开始发胖的背影,后悔他聘用了我。
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谁在乎呢?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日子。和老叶决裂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我不再靠取悦于别人过我剩下的人生。
教职员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样,我打开自己的那一格,里头一大堆纸张,没有什么信件。我不太写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给我写信。通知单倒是一大把;星期几什么人来演讲请鼓励学生参加,新建系馆停车场开始出租,一年一度联谊郊游在几月几日举行请报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贞的,不,素贞写给别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台北市一零三巷四十五号五楼陈子铭”。
她忘了写上丽水街,被退了回来。
我将信拿到窗边,就着光看邮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支撑着找到一张椅子坐下。这是真的吗?素贞是二十五日离开我去赴约会的,尸体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写了——不,寄了这封信?会是她自己寄的吗?或者……?
我必须读这封信。
素贞蜡黄死亡的脸孔浮上来,我坐在走道阴暗处,几乎站不起来。我甚至于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脸颊,脸肉在手指轻微的压力下凹陷下去,像面团,像不新鲜的猪肉。她本来是酒窝的地方反而鼓出来,因为浮肿。
到河边去吧!
系馆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块一块的青灰色石头铺成,高跟鞋很容易陷进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隙缝。对于我,那已不是问题,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现在,我脚上趿着双典型的德国健康凉鞋,非常不秀气,像养牛的农妇准备一脚踩进牛粪的那一种。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怀里抱着酒瓶,红肿的烂眼迟钝地看着路人。他们的身体有尿骚味。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叉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不得不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
里头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转上大街,迎面而来两匹高大壮硕的马,拖着满载游客的马车,踢踢跶跶地过来。旅客,多半是马克·吐温嘲笑过的幼稚的美国人和表面恭谨驯服内心是恶狼的日本人,带着照相机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宽,我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让马车通过。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一阵莫名所以的不快袭来,我拉开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从这里到河边,势必要经过大学广场。
广场上熙来攘往,多半是学生。二十多岁的男人,瘦削的脸上有棱有角;二十多岁的女人,散着头发,摆 7740." >着细瘦的腰肢。他们有的骑着车横冲直撞,有的背着书包、素着脚,边笑边走。
再过二十年,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皮肤逐渐干掉,眼角拉下来使本来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变成三角形;本来是棱角的地方肥圆起来变成一叠一叠的赘肉。过了二十年,你们就会和我一样,体重多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广场中央植了几株会开香花的槐树。就在那槐树旁,几百年前横眉冷眼、有棱有角的马丁·路德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辩论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来尔所崇拜的那种英雄典型,而路德这个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堕落。
但是我不曾见过不堕落的英雄。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央,素贞和我头一次见到钢琴师。
那天天气有点儿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像金粉一样打在肩膀,一会儿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从面包店一推门出来,就听见钢琴的清越,从广场中央传来。那儿已经围了一堆人。
这样的街头演奏可还真没见过。海德堡的街头乐师不知有多少——拉小提琴的、吹法国号的、打鼓的、弹吉他的、清唱的……可是,当街弹钢琴?
那是一架残破不堪的钢琴。琴盖早就脱落,三只漆已剥落的腿,有一只还用铁丝绑着。琴键上的白键颜色老旧,像一排老人掉剩了的黄牙。黑键有些脱了皮,露出肮脏的木色。
我们的眼光投射在钢琴师身上的那一刻,阳光灿亮,把正在专心弹琴的年轻人的头发照出一圈金色的光环,他偶尔抬眼,眼睛有干净的天空颜色。真是个美丽的年轻人!我似乎听见身边素贞深深的叹息。他的长发没有梳理,随着他手臂和双肩的摆动而不时落到胸前。黑色的贴身背心,露出他突显绷紧的肌肉,下面是条牛仔裤,光着脚踩着琴板。
年轻人的脸孔被太阳晒出一种健康的红色,当他垂首看手指下的琴键时,眼睛就是两弯浓密的睫毛。他的嘴角有一点浅浅的笑意。
肖邦的旋律像沾了魔粉的箭,射中了人们跳动的心脏。这不是严肃僵硬黑暗的音乐厅,这是空旷的广场,在蓝色的天空和摇晃的槐树之间。人们被点了穴道似的,全身静止,生怕错失天空和槐树之间即使只是一个音符。
我看到钢琴的琴盖了。它被搁在地上,上面摆了一个破口的陶盆。陶盆里有许多钱币、几卷纸钞,还有一枝鲜红带刺的玫瑰。
有一只细致的戒指。一支口红。
曲子悠然停止,掌声像忍不住的爆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有人大喊:
“Fantasie,OP 49!”
钢琴师微笑着,似乎在等其他的点曲。素贞轻声说:
“好贪心啊!Fantasie一曲就要十二分钟呢,不把他给累死!”
在我右边站着一对母女。穿着优雅入时的母亲对抱着一叠书的女儿叹气:
“唉,能有这样的女婿多好!”
“同意。”女儿说得干脆,眼睛还盯着前面,“他太迷人了。”
“不过,”做母亲的笑了,“他养不了家。”
女儿顽皮地撞了下妈妈,说:
“你怎么这么陈腐,妈妈,我将来是建筑师,我可以养他呀!”
琴声又响起,人们重新安静下来。
素贞对我耳语说:“小夜曲,二十七号之一。”
没人注意到,阳光早已被乌云遮去,广场阴暗下来,风刮着槐树,噼里啪啦扫下一阵叶子。在一片肃杀中,雨点开始扑打下来。光明和黑暗交替得如此迅速,简直像一场天意合作,令人措手不及。
钢琴师跳起来抢救钢琴,群众七手八脚地帮着推,目标是广场东边一家书店的遮篷下。有人去拾琴盖和陶盆,有人为钢琴师殷勤地打起伞。
钢琴被推到了篷下,有人将小圆凳抱了过来,让钢琴师坐下,有人喊:
“Impromptus 29!”
有人说:
“让他休息一下。”
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走过去,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钢琴师,亲他的脸,说:
“孩子,你太美了!”
钢琴师只是笑,牙齿极白。
老太太正走开,一个穿长裙的女孩亭亭走向前,把手腕上一个镯子取下,弯身搁在陶盆里。
“年轻人,”我身边的母亲大声说,“我正在物色女婿;你愿意待会儿和我的女儿一块喝咖啡去吗?”
年轻人的眼光和未来的女建筑师接触。
他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好,再弹最后一曲。或许大伙儿想一块儿去呢!”
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指已经按下。音乐像手里的白鸽,翩翩飞起。
雨,在遮篷外淅沥淅沥落着,和钢琴不断.升起的咚咚声组成一片奇异的风景。
我没忘记看看表,快到我上课的时间了。“走吧!”我扯扯素贞。
“嘘——”她根本不动,“听完。”
可是听完了她还是不肯走。“我们也去吧!”她说。
“去哪里?”
她指指钢琴师,一小撮人已经包围了他。
“我要上课你忘了?走吧走吧!”我跨出步子,却发觉她没有跟上来。
“?”我停住脚,瞅着她。
她看看我,又回头看看正站起来的钢琴师,脚,没有目的地挪动了一下,又回头看我;在一瞬间她必须决定她的方向,她显然地不知所措。
“走吧!”我说,转身往教室方向走去,不再看她。我十分肯定她会跟过来。我真的要迟到了。
当我直觉她不在我身后而回身寻找时,她已经直直地往钢琴师走去。我只能越过人头大声喊:
“要不要等你吃晚饭?”
她没听见。也许是因为教堂的钟声刚好洪亮地响起,当当地震着耳鼓。她好像在钟声的伴奏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她义无反顾的背影使我愣在那儿,诧异她竟然会独自走向未知,这不像我所知道的乖顺、柔弱、退让、害羞的素贞。
因为多看了她几眼,我这才发觉她竟然和钢琴师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背心,蓝色牛仔裤。那是她昨天才在老街上买的。
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黑云下,一束一束的,像舞台灯光打在广场上。
她纤瘦的身子笔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钢琴师。在浩浩荡荡的钟声中,晃动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两边拨开,她笔直地往钢琴师走去。
风吹起她背后的长发。
素贞从前不是个穿牛仔裤的人。
我在大学当助教的那一年,素贞突然出现在研究室。
基本上,当她去读师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上永不交叉的命运轨道。她去苗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在台南上大学。我们没见过面,没写过信。她是个好女孩子,我从来没怀疑过。小学四年级,班上来了个胖嘟嘟的转学生。当我们都围着他唱“胖子胖,打麻将”的时候,素贞画了张美人图,上了颜色,偷偷塞在转学生书包里。美人图上还写着几个字:“欢迎新同学”。
老师一手牵着那个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举着“美人图”作为好榜样,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和好人我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我一方面嫉妒他们是天使,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天使而瞧不起他们。能够瞧不起天使,我对于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实就不觉得是太大的缺憾。
大概从八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岁那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用水管冲出的水柱冲激下体,会有一种麻酥的快感上来。我开始三天两头地玩水的游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浴室门上“笃笃”敲了两下。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静悄悄的。
于是我再拿起水管,却又听见“笃笃”轻敲。那是个竹篷子搭出来的所谓浴室,从竹片缝里我依稀看见母亲的衣服。是她在叩门。
她知道我的水的游戏。
我羞耻得好几天不太和她大声说话,不敢正眼瞧她。羞耻,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贞站在我面前,有点尴尬地笑着。那张脸孔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白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也是夏天,她穿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长袖哪!胸口的扣子一个个扣上,直扣到喉咙。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百褶裙,长过膝盖。白袜子,黑鞋子。
还是黑鞋白袜,我想起茄萣的菜市场。
“你看起来好年轻。”她说。
“是你看起来老。”我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穿着正常的二十二岁的人该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蓝色的窄身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我带她去教职员餐厅吃饭,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实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规矩地走着路,不会伸手去撩拨一枝低垂下来的芒果。
我像上篮球架一样地跳起来,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还不够熟,于是放手,芒果枝又弹荡回去。我们走过去了,那个半青半熟的果子还在空中摇晃。
亲爱的牧师的女儿,那个在半空中悬着的果子,对你没有诱惑吗?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来、脱离原来轨道的冲动吗?
她客气地道谢,端庄地坐着,不时看看长裙是不是严密地盖着她紧并的双腿。吃饭时,她从皮包里掏出自备的餐纸,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饭之前,她已经用了桌上的餐纸擦干了她的和我的半湿的筷子。
她剪着学生式的短发,脸上没有一点脂粉。
才二十二岁,她沉重得像块举不起的灰铅。
我很快就忘了这块沉重的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厌倦。一个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裤、二十二岁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来用水养着的鲜花。人们凑近闻它的芳香、欣赏它的艳色,肯定的是,没有人期待这瓶花会继续成长。人们所求于瓶花的,只是它此时此刻短暂的清新。
大学里不少青年才俊,所谓青年才俊,就是那些头尚未秃但已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们。我用我瓶花的特质和他们混着,很让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们嫉妒。有一天下班时,和一个电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递给我,后头冷不防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唷——”拉得很长很夸张,好像话剧台词,“会送花给小姐,怎么就从来不送我呢?”
我们同时回头;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经很胖了(说“已经”,是因为我猜想她也曾经瘦过,当她是瓶花的时候)。穿着短裤,胖腿从裤管里勉强挤出一堆肉。
她绷着脸从我们面前走过,塑胶拖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我抬头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两边塌下来,笑得苦极了。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乏味透了。
别人所期待于我的,还有我自己所期待于我自己的,也不过就是终于嫁给了一个青年才俊,为他们煮饭生小孩,然后开始变胖,胖到腿肉塞不进裤管,然后在路上撞见才俊摘野花给新来的女助教。然后绷着一张脸,吧嗒吧嗒踩着拖鞋走向冷战的夜晚。
怎么样才能躲避这样的轨迹?
我终于还是以女人的方式离开了我盛着死水的花瓶。
核工系有个德国讲师,高高瘦瘦长手长脚的,常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用英语。这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小房间里听音乐。我随手放了张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唱片,唱片套上有两个歌手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两个人鼻子真大。”
他没作声。
我又说:
“犹太人鼻子都大,听说。”
他瞄我一眼,轻轻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哦——”我仔细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们的一半大……”
他笑起来,拉过我的手,无限纵容地说:
“在德国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犹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边,极温柔地亲吻着。当西蒙和加芬克尔唱到“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他对我的手说:
“跟我去德国好吗?”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栀子花却在夜色里蠢蠢动着,浓郁的花香缠绕在音乐里,像一缕一缕飘浮的轻烟。
“跟我去德国好吗?”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视我,那样诚挚的、信任的、充满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片刻怀疑的东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吗,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么呢?你在害怕什么呢?
他一直捧着我的手,亲吻着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说不清楚,因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只老鼠,你看不见它,但是半夜里,它就在抽屉与橱柜之间磕磕碰碰的,发出令人背脊发凉的杂声。现在,即使在它安静潜伏的时候,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或许提不出它在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么。
不要怕——我会给你安全……稳定。
他的脸靠近我,让我闻到他衬衫领颈项间香皂的气息。他是那样的干净、纯洁……他的鼻息烘热了我的耳根,使我来不及思考。当他的手指轻轻触到藏在我裙下的阴蒂时,我已经晕眩,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张开……张开……我柔软、潮湿、深不见底,我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冒着滚热的欲望的气泡,可以吸进整座坚韧的黑暗的原始的丛林。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人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若她们所说,女人天性主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 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得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唯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痛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砰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交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的黑人。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
“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赳赳地出去了。
那晚,我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色整个黑下来。这是北国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发亮的时候,起码已经午夜了。我自己有点惊讶,在这么多年之后,和素贞这么一个太过白净、太过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说那么久的话。黄色的月亮在屋顶上升起时,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觉。是因为久居异乡,我留恋讲母语的机会?是因为我的独立其实是寂寞?或者说,素贞的出现使我回头看那走过的、多半遗忘了的轨迹,从而更清楚地看见了现在?
或许只是那个五月夏日的夜晚太美好,茉莉花香和黄色的月光,在海德堡,可以使最苛刻的人变得宽容。
素贞絮絮不休,使我觉得,她大概也很久没有一个倾听的人。
“我们的话愈来愈少,阿铭和我。我们每天晚上,还有他妈妈,就看电视,我想起先是因为看电视就可以不必谈话,后来就倒过来,电视看多了,电视替我们说话,彼此更无话可说。
“我实在不想看。有时候就故意留在厨房里假装还在清理,他就会叫:‘喂,你好了没有?’
“我们一天谈不到五句话。我的朋友不敢来找我,他们知道阿铭不高兴。如果有我的电话来,他就假装坐在沙发上看书,一直等我打完。他不在的话,婆婆就来坐在那里。她不必假装什么,就坐在我对面,两眼瞪着我打完电话。
“渐渐嘛,电话铃也不响了。
“我们三个人每天晚上专心一志地看电视,他,坐在婆婆和我之间,在一张长沙发上面,就是看电视。我真的相信,我就要看着电视看到死,看到老死,死在电视机前面的那块地板上。
“当然,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啊,我和米夏不是这样的。到了柏林,他继续读博士,我上德文高级班。租到了一间地下室的公寓,便宜,采光极差。可是谁在乎采光差呢?我们充满了热量,像阴阳两枚电池。白天,外面有做不完的功课、听不完的音乐会、逛不完的博物馆、会不完的好玩的朋友,晚上,我们回到地下室,像两只发情的老鼠,老鼠哪里需要采光?
我们只需要一张大床,不,床垫,连脚都不要。我们在学生餐厅吃完便宜的晚饭,骑着单车回家。进了门,连灯都不必开,我们开始踢掉鞋子、脱长裤、脱内裤、脱上衣,一切在黑暗中进行,脱完最后一件,脚已碰到床,相拥着摔倒下去,跌进我们醉生梦死的世界。喝一口红酒,酒瓶就在床头,我还来得及向米夏解释中国字“醉生梦死”的意思。他“嘘”我一声,叫我安静,然后亲吻我瘦弱的乳房。
醉生梦死的意思,是说,生是一场醉,死是一场不醒的梦,我说。
我为什么会那样说呢?多么的不祥。
我确信米夏已不在人间。十几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就是把灵魂卖给魔鬼,他也会设法给我捎一个信来。但是,他连我的梦都不曾进来。这世界没有灵魂。
死,是绝对。
米夏失踪半年,他父母和我还上过电视节目。一个名叫“亲爱的,你在哪里?”的半小时节目,播出失踪者照片,重组失踪过程,同时让亲人朋友现身接受访问。
录像小组来到我们昏暗的地下室,镜头对着我们摆在客厅地板上的大床,一个枕头还凹下他头的印子;米夏的皮靴搁在椅子下面,椅背上搭着件他常穿的牛仔裤。
那是个星期五。他拎着一只旅行袋,里边只有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几本书,还有我们从台湾带来要送给他父母的一盏可以折叠的宫灯。
“实在kitsch,俗气得可怕。”我说,指宫灯。
“俗气的东西换了文化就不再俗气。”他说,一边从椅子上抓起忘了放进袋子里的袜子,“高级艺术换了文化也不一定高级。”
他在我颊上亲昵地啄一下,轻快地跳进车,扬扬手,走了。
在另一头,等候着他的父母,却等不到他。原只是三个小时的路程。
米夏的妈妈倚靠着丈夫,对着电视镜头流下大量的眼泪,泣不成声。
老态龙钟的爸爸只是不断地取下眼镜,低头用手绢擦眼睛,又把眼镜戴上。
轮到我的时候,导播说:
“换个角度。看这里,看这里,请把脸转过来一点。”
录像棚里开足了冷气,说是为了仪器,不得不如此。我冻得两臂冰冷,牙齿打颤。
我遵从指示地看着导演高举着的手,以为自己会哭,觉得自己该哭,可是我太冷,冷到心里,冷到骨髓。导播某一个手指上有一圈金色的戒指,当他手作势放下时,我听见自己飘忽遥远的声音,可是说的不是早就准备好的“米夏,我爱你,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一个消息;知道他下落的人,我们恳求您”……
我听见自己说:
“米夏,我的爱,永别了——”
导播显得意外,但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站起来,往门外奔去,顾不得身后米夏他爸妈愤怒而混乱的眼光。
我才知道我确信米夏是死了,电视给了我向他告别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被电话吵醒。很早,还没完全醒过来。一个陌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粗声喘着气,口齿不清急促地说:
“宝贝,是你吗?把你吵醒了吗?在电视上看到你,你一定需要吧?把你的腿打开,让我摸摸,让我进去——”
我完全醒了,觉得两脚冰冷。
“啊——”男人的声音狂乱地颤栗,“啊——我要来了要来了啊——”
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
米夏,你在哪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素贞伸过手摸了摸我的头发,竟然像个大姊姊,“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和阿铭还有阿铭他妈一起看了三年的电视。”
“告诉我,”她坐直了,暮色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你看过美满的婚姻吗?”
“没有。”我说。
我们沉默着。一沉默下来,就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是采蜜和繁殖的季节。
“我只见过蜘蛛网式的婚姻,”我又说,“不是公的吃掉母的,就是母的吞掉公的。有的是一口吃掉,不剩骨头,有的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吃的和被吃的,因为慢,所以两造都不觉得蚕食的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彼此吞噬,同归于尽,如果是蚕食式的同归于尽,两造还可能彼此都觉得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素贞凝视着我。
“你可以说,”我继续,“那也就是幸福的真谛了。”
素贞深深吸了口气,长长舒出来,说:“你真可怕!”
我说: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她清脆地笑了起来。
然后她开始告诉我她的病。
是这样的,她说,有一天我搭公车到三总去帮婆婆拿药,车里挤得不得了,又热,我上车时就觉得有点虚。站在我身边一个欧巴桑,怀里抱着很大一包东西;因为太挤了,她根本被夹在人肉堆里,不必怕跌倒。她两手抱着那包东西。是半透明的塑胶袋里面满装着一种猪肝色的流体,也不纯是流体,好像里面还浮着肠子肝脏之类的东西。
车子一直晃,那猪肝色的流体就一直滚动,我就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那包荡来荡去的像泡了福尔马林的内脏和子宫的什么东西,觉得恶心,想吐,头晕……
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里,阿铭把我接回去的。从那天起,阿铭,还有医生,就说我得了郁躁病。医生告诉阿铭,我一定要休养,要保持心情愉快,最好能旅行一下,最好能换一下环境……
“所以我就来啦。”
大街那边传来吆喝和歌唱声,那是充满度假欢乐情绪的人们,才从酒馆里走出来,走下燃着古典街灯的石板路;酒精的挥发使他们歌颂人生的美好,尤其在海德堡。
“为什么来找我?”
隐约有人在唱一支老歌,我在海德堡丢了一颗心……
“因为——”她边想边说,“你记得我去大学找你的那一次吗?原因差不多吧,我大概总觉得,总觉得你可以给我一点什么力量……很自私的理由吧!”
我在海德堡丢了我的心……歌声渐行渐远,月光照亮了茉莉花丛,一片白花花的。
我发觉自己渐渐开始等候素贞回来。这种感觉是新鲜的。和老叶分手后,也好几年了,我不让短时期的情人进入我生活领域,这里是我完全孤独而又自给自足的世界,我拒绝为任何人的一部分,也无意拥有任何人。我是一个绝缘体,当二十年不见的素贞提着行李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时,我是惊异而恼怒的:她有什么权利认为我非接纳她不可?中国文化里那种互给恩惠、互相倚赖也互相吞噬的人际网我早已抛开……
可是和米夏生活的那两年,似乎不是这样的吧?在我们采光不佳的地下室里总有朋友来借住。朋友自备睡袋,而我们总有一串多余的钥匙是专门留给过客的。我越来越像怕光的鼠类守着自己的洞穴,恐怕还是由于老叶。
和老叶一起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对我已经很少要求。当我想要的时候,他总是懒懒的,像条站不起来的老狗。前戏,是奢求。他甚至于懒得脱掉上衣,只是两腿蹭蹬着把裤子扯下,有时候干脆让裤管还留在脚上一圈,以便事后方便地穿上。当我因为失望而推他说“不要”时,他反而固执起来,“什么不要嘛!”他会说,然后,好像为了要证明他的权利,粗暴地用腿把我的腿掰开,直挺进去;在我还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完全进入时,他已经像一只泄了气的塑胶狗熊,软趴趴地压在我身上。
感情的品质恶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开始讨好他。在我们本来的同居关系里,工作分配还算均匀,谁恰好有时间,谁就做晚饭;两个人都不想做,就出去吃。我清厨房的话,他就会倒垃圾。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就会得到。对你的男人更好一点,就可以挽回他的感情,男人毕竟喜欢温柔的女人,我想。于是,我开始烫他的衬衫,为他刷掉黑色西装上的白色头皮屑,替他上邮局取包裹,到干洗店为他拿裤子;每天下午,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问他:
“晚上想吃什么?”
“嗯——”他似乎心不在焉,“随你。”
“烤鸡?咕噜肉?我们也有鲑鱼。想吃什么,我做。”
“嗯——你真好——”
他一客套,我就知道办公室里一定有旁人。
“嗯——鸡吧!肉也可以……鲑鱼其实也不错……随你。”
那个时候我并不自觉,我其实非常害怕失去他。毕竟我已经失去过一次。而不管我读过多少书、学过多少理论,我仍旧深受孩童时就接受的某些信仰的支配(《读者文摘》?少女月刊?女性杂志?),譬如说,“掌握了男人的胃,就掌握了男人”。那段时候,老叶不断地在我身上早泄,而我则不断地给他吃烤鸡鲑鱼甜酸肉,我就是在亲身实践女人一代传给一代的原始智慧。
可是,显然有些女人比我更懂得怎么掌握男人。那个时刻终于到来。老叶心神不属地撕咬一块柠檬鸡腿,吃得满嘴都是黄腻的油光;放下已经嚼光的鸡骨,就用那张油嘴,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他的意思是,那个已经怀了孕的北京女人搬进来,我嘛,搬出去。
“你比较独立、能干、自主,”他说,“她很柔弱,什么都不会,连煎荷包蛋都不会。”
我看着他,这个头已经开始秃,刚刚吃了我做的鸡腿打了饱嗝散着蒜味的男人。盘子里的鸡骨头是我爱情和付出的证据。也是下场。
“可是当年爱上我,”我说,觉得眼泪要上来了,“不就是因为我独立、能干、自主吗?”
“对。”
他低下头,有点黯然:“我……她很弱,没什么学习,也不会照顾自己……她需要我,所以——”
“所以只好对不起你。”他别过头去,“她需要我。”
“你——”我心跳得厉害,勉强镇定地问,“会和她结婚?”
他点点头,眼睛盯着鸡骨。
“可是当初,”我大声嚷起来,把自己吓一跳,“当初说不要结婚,让我们不要受传统婚姻束缚的也是你?!”
他不动。
“当初说不要小孩——是你不要不是我不要——”
我已经站了起来,手扶着桌沿,对着他半歇斯底里地咆哮:
“说不要小孩的负担、让我们过平等的两性生活的,也是你。说女性应该独立自主解放的,也是你。我可是要小孩、要结婚的。我可从来没说过什么解放不解放。都是你都是你是你……”
我奔进书房,在里头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倾听门的声音,期盼他来求我饶恕,我就可以抽泣告诉他:不是,我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即使我是,我也可以立即停止。我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我也需要你……天哪,我也需要你——
我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砰”一声关住。那是大门。他走了。
我也停止了哭,但是觉得心被狗的利齿撕裂了。我受到了惩罚,但为什么受到惩罚?
我觉得混乱。
搬进海德堡这个小公寓之后,我决定不再和男人发生任何关系,我是说,除了性关系。
我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尽管腰围已经开始变得肥厚)。和一个男人独处十分钟之后,我就能感觉他是否在想象我的赤裸的身体。尤其对于已婚的男人,我是个最好的“偶遇”对象:近四十岁仍旧单身,所以我一定有性饥渴;我看起来自信而独立,表示我不会找上男人的家门要男人负什么责任。我的成熟、不在乎、没有牵挂,是男人最喜欢的陷阱。
但是,有多少满足,就有多少空虚。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枕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阳光突然照进来,照着你赤裸的身体,你心慌地赶忙用床单裹住好像任何人都不该见到的身体,然后瞥见熟睡的陌生人的后颈上有一块突起的、像蚕豆那么大的黑茸茸的痣;那是你昨夜在黑暗中亲吻抚摸的地方。
你觉得这世界荒凉极了。没有成因,没有目的,解释更属虚无。
于是你匆匆穿上衣服,并且小心地不把陌生人吵醒,你绝对无法忍受面对他张开的眼睛和他礼貌地寒暄。你像逃命似的回到你的有阳台的小屋,锁上门,不让任何人闯进来。在这里,你放松下来,然后开始洗濯身体,一遍又一遍。
素贞提着皮箱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是惊异而恼怒的。现在,我却不自觉地等着她回来。那天晚上,她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
不等她从外边插入钥匙,我已经把门打开。她看见我,异常兴奋地说:
“他约我下星期再见呢!”
“谁?”
“阿诺德,弹钢琴的。”
素贞的眼睛发着光。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山猫,她不停地走来走去,肩上的皮包都没顾及卸下,嘴里喋喋不休地谈着阿诺德。
“别人都走了,包括那对母女,可是他要我留下来,我们又聊了很久,大半是他说话啦。他今年二十八岁,爸爸是个工人,酗酒死了,妈妈进了精神病院,他五岁的时候就进了少年抚养院,你说可不可怜?”
“这种人多半自己也有毛病。”我说,给她倒了半杯酒。她不理会我的冷淡,继续着:
“在抚养院人家就说他有音乐天才,让他学钢琴。十八岁他就离开了抚养院,到处打工,也靠救济金生活。后来,他捡到这台人家丢掉的钢琴,修一修,锯一锯,他就开始街头演奏了。”
她顿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赞美。等了一会儿,看我毫无反应,又接下去:
“你知道吗?”她终于坐下来,手支着下巴,两眼眯着无限憧憬地说: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born free,生来自由!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自由地活,自由!”
“你知道吗?阿诺德住在一辆破旧的货柜车里面,他和他的钢琴啊。他带我去看了,就在河对岸。货柜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边。货柜车就是他的家,他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捡来的床垫、一堆脏衣服、几个杯子盘子、一个电炉,当然还有他的钢琴,还有一地的乐谱。他就睡在钢琴旁边呢。”
她自顾自笑起来,不知想到什么。注意到她长发里有几根干草。
“唉!”她深深叹息,“海德堡太美好了!”
我瞅着她,说:
“你有没有问他,他有没有医疗保险?他生盲肠炎谁付开刀费?你有没有问他,冬天下雪的时候他睡在哪里?你有没有问他——因为长期睡地上,全身得关节炎,或者坐骨神经痛,或者中风瘫痪老年痴呆——他六十岁的时候要怎么生活你有没有问他?”
“哈哈哈——”素贞顽皮地笑起来,“我真的问了他,怎么想象老年的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素贞好像有憋不住的喜悦,眉飞色舞地说:
“他说呀,他有一天做梦,梦见在大学广场上有个白胡子老头在弹一架破钢琴,就在广场中央槐树旁边;他走近老头,老头抬起脸看他,哎呀,满面皱纹,那个老头就是他自己!”
我站起来,说累了,去睡吧!想想,又说:
“你会去和他约会?”
她仰头看我,不作声。
“你知道他是个西方男人,”我带点阴险地看着她,“约会就是上床,你知道吧?”
她的脸黯下来。
我走到卧室门口,听她在背后轻轻说:
“这是明天要穿的吗?”她指着沙发上一套摊开的素色洋装。
我打着呵欠,“对,明天要演讲。”
“怎么裙边没缝?”
因为我嫌它太长,用剪刀剪下了二十公分的裙摆,但是懒得缝边。
“你总不能穿着这毛毛的没边的裙子面对听众吧?”她瞪着我。
“无所谓啦!谁规定衣服一定要缝边呢!”
“没有边的衣服怎么能穿呢?”她说。
我疲倦地上床,把自己蜷起来,蒙眬睡去。
起身到厨房去喝水时,才看见书房里灯还亮着。蹑手蹑脚过去往门缝里看了一下:坐在床褥上的素贞穿着白纱睡袍,黑发披在肩上,她正就着小灯一针一针缝着我那件没边的裙子。
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放得极大,像个巨人。
周末,大教堂边的广场就成了农品市场。农人带着自己种的东西到广场来直接卖给顾客。广场上一片嫣红嫩绿。
“最新鲜的东西,”我对素贞说,“都在这里。”
没听到她回音,我才发现她正用手掌遮着眼睛,眺望圣灵大教堂的尖顶。
“你进去过吗?”
“没有。”我摇摇头,俯身看摊子上艳红的草莓,“我对教堂没有太大兴趣。”
“我很想进去看看。”她仍看着远方。
“当然。”我说,“一公斤草莓,要这种大的。还有一斤葡萄,白色的,这一串。”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如约在教堂大门前会面。手里的菜篮颇沉,我们干脆在台阶上坐下来,歇一下。
阳光从教堂后方射下,把教堂的影子印在地面。这是正午之后不久的太阳,素贞和我就刚好坐在太阳所投影的教堂尖顶的十字架上。
“你从来没进过教堂?”素贞问,她显得特别沉静,若有所思。
“没有,”我笑起来,“以前常坐在墙上听你在教堂里面弹风琴。”
于是我告诉她,八岁那年,知道妈妈发现了我玩“禁忌游戏”之后,曾经动念想到教堂里去祷告,看我是不是能得救。但是终究不曾进去。
“可是我去了。”素贞说。
“什么?”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十岁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体育课要爬竹竿?”
我记得。五根像旗杆那么高的竹竿,看了都怕,素贞却爬得又快又好,像猴子一样,敏捷地攀上去又“咻”地溜下来。是的,我记得。
素贞笑了,有点难为情地说:
“竹竿是我的游戏。我爬第一根的时候,就觉得心跳。从第二根滑下来的时候,觉得两脚发软。第四根夹得最紧,从第五根上面我通常是兴奋得撑不住,摔下来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心目中乏味的天使。
“我也不知道那个奇怪的刺激是什么,只是每次上体育课就希望老师会让我们爬竹竿。下课以后,我就进教堂忏悔,然后弹风琴。”
“哦——”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阳光已经把十字架移到身后,将我们暴置在耀眼的强光下。开始热了,走吧。
等一下,她说。
“你——”她迟疑着,“前天晚上没有回来——”
“对,”我说,“我在别人的床上。”
她不理会我挑衅嘲弄的口气,平和地问:
“算是男朋友吗?”
“什么叫男朋友?”我有点不屑地看着她,“他是波斯尼亚人,我们只认识一个星期,我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烂国家在打烂仗,他的妈妈穿着黑色的衣服哭瞎了眼睛,可是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他妈干嘛哭瞎了眼睛。我们在一起只是睡觉,你懂吗?”
她的眼睛盯着地面,原来十字架在的那一块。
“因为他坚持要告诉我他妈哭瞎了眼睛,穿黑衣服,”我说,“所以我跟他没有下一次了。”
她不吭气。
然后说,声音轻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得到:
“这样也能活吗?”
她很奇怪地看着我,看得我极不舒服。
经过麦当劳店时,坐在地上的一个着长裙邋遢不堪的吉卜赛女人对我们伸出她脏脏的手心,她的腿上歪躺着一个熟睡的小孩。素贞忙乱地往皮包里掏钱,我近乎粗暴地拉开她,一边说:
“都是骗子!她们其实活得好好的,只想不劳而获。那个小孩,八成被她下了安眠药,不信你过一个小时再来看看,他一定还睡着。”
素贞被我拉得脚步踉跄,有点不高兴我的强制,但没说什么。
我们一路没说话。她也许已不介意我的粗暴,我却为她的话愈来愈觉得愠怒。
这样也能活吗?
有什么不能?
连皮都没有擦伤过的她,凭什么质问我这样的问题?
到今天,我都不十分确定,为素贞的死,我是否有某个程度的责任。
她去赴约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二吧,五月二十五号。大概下午五点多,她已经打扮好,穿着一件白色的软绸洋装。她在门边磨蹭了一会儿,等我以为她要开门说再见的时候,她却折向我,我正趴在厨房桌上准备一篇稿子。
我低头继续看着稿子,等着她开口,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迟疑地、启齿困难地说:
“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她想着,“是不是不道德?”
我丢下笔,把整个身子转过来,面向她:
“你真的要去?”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这才注意,她脚上趿着一只凉鞋,手里提着另外一只。
“然后呢?”我说。
“什么然后?”
“去了之后呢?”怕墨水干掉,我把笔套盖上,“你不跟子铭看电视了吗?如果你总归要回去,你今晚去干什么?如果你不回去,你今后去哪里?我觉得这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是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呢?”
我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觉得自己明快、成熟、复杂、看透了人生,而且对她绝对地不公平。(你到底要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余佩宣?)
她看着我,不吭气,她在思考的时候一贯地不吭气。
然后她转身,往门走去,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拎着一只鞋。
到了门口,她回头又看我一眼,然后,她弯下腰去穿鞋。
开了门,她一脚踩出去,回头嫣然一笑,说: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门轻轻带上。在门阖上之前,我还可以瞥见她飞扬起来的白色绸裙的一角。
我大概坐了三秒钟,在我赤脚冲向门口之前。
她正在楼梯转角,我一半在门内,一半在门外,说:
……
说了什么,我竟然不再记得。
至今,我苦恼着,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她的回答,在那幽暗的楼梯口,她说:
“你不一定是对的。”
我不一定是对的?我说了什么呢?我究竟说了什么呢?
就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有几种可能。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道德。”
我可能说:
“我根本不相信爱情。”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自由。”
我更可能说: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可是除了虚妄,我们一无所有。”
……
“你不一定是对的。”
她的声音透着轻快,就如她下楼的脚步。
回到桌前,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工作。素贞轻快的脚步声沉重地压着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不,我不一定是对的。或许你是对的,素贞,除了虚妄之外,或许这世界上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你看得见,我,我不确定;或许透过你,皮都不曾擦伤过的你,我又可以看见……
我趴在一堆稿纸上,觉得累得虚脱,这个时候,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
是帕维尔,用他低低的、伤感的声音,约我见面。我想到他瞎了眼的母亲,想说不,以为我说了“不”,但接着却听他利落地说,“好,就这么说定,老时间!”挂掉。我显然并没有说不。
素贞一夜未归。我想,匪夷所思,但绝对可能,她真豁出去了。
素贞又是一夜未归。我听听觉得不安,但是,我对自己解释,她知道她要什么了。
素贞在第三个晚上,仍旧没有出现。我有点慌。然而心里一个虚无的声音说,不是有个丈夫,穿着睡衣说到街角买包烟或是报纸什么的,然后就消失了吗?好像是Sherwood Anderson的情节——男人断然脱离枷锁,奔向自由。女人就不可能吗?
那个不虚无的我,在隔天早上,去了俾斯麦广场上的警察局。在那之前,还接过陈子铭一通电话,问素贞什么时候回台湾,我说她上课去了。
河对岸只有一个地方容许停货柜车。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阿诺德的那一辆,因为只有一辆的轮胎是扁得下陷的。
警察用一支铁棒撬开了货柜门。我们的眼睛还在适应货柜里头的昏暗,鼻子却嗅到腥甜的气味,好像加了太多太甜的番茄酱的馊掉的意大利面。眼睛能看了之后,素贞所描述的情景就在眼前:破钢琴在左边角落,靠着用铁丝绑起的那只脚旁有一张床垫,上面一团胡乱的衣物,一些还留着残渍的盘子压着几张散开的乐谱。
只有一个东西,是素贞不曾描述的。在右边的小窗下,立着一个比真人还高的白色石膏雕像,是个裸体的希腊女神像。雕像的颈子上紧勒着一条黑色的电线,电线从脖子前面垂下来,绕着腰围几圈,然后在左脚上打了个死结。
当那个较胖的警察——他早已满头大汗——踢到白色裸像后面那个厚重的黑色塑胶袋时,他咬着牙狠狠地咒骂:
“Scheisse!”
狗屎!
塑胶袋很大,是专门拿来装三十公斤重的垃圾的。素贞的尸体发出甜甜的腥味。
警察在大街上的酒馆(Sepel,大街北两百四十八号,“学生王子”饮酒唱歌的地方)找到了阿诺德;也是下午,他刚演奏完,正和三两个仰慕者一块儿喝酒聊天。
是在他的带领下,警察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素贞的头,被盛开的玫瑰遮着,玫瑰放出浓郁的香味。
钢琴师是有信仰的。
他相信,身首异处,灵魂没有归宿,就不可能凝聚而化成厉鬼向他复仇。本来他想在她头颅上扎一根钉子进去,将她灵魂锁住,使她不得脱身,可是一直找不到一根长度恰好的铁钉——钉子的长度必须相当于头颅的长度,他只好用锯子了。修理钢琴时,他刚好向加油站借了把锯子。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她?
检察官摇摇头,叹了口气。钢琴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再地强调他对她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
警方正调查其他在海德堡的女性失踪案件。
我看着检察官,他看着手里摊开的卷宗,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只苍蝇,也许是蜜蜂,在屋里回旋,嗡嗡作响,然后停在他的络腮胡上,他的胡子全白了。
“这种事情,”我说,脑海浮上素贞摆动着的白色的裙角,“只能在报纸上读到。”
他摇摇头,不同意:
“古怪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比我们想象的要真实。干这一行就知道。”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嗞嗞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
检察官开始告诉我上个月在莱比锡有个案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撒旦教的人在森林剖开胸膛,当作血祭的羔羊。
因为她是处女。血祭必须用处女。
在检察官开始讲述另一个什么案件的时候,我礼貌地打断他,说我的车停在法院消防栓前面,他慌张地起身送我。
走出法院大楼,步下台阶的时候,我无端想起了美狄亚(Medea)。
是她。
为了帮助情人铲除佩利阿斯,她告诉佩利阿斯王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切成几块,放在滚水中,她念个咒,佩利阿斯的身体就能重新复合,而且青春永驻。
可是在女儿们将父亲的肉块放进滚水之后,美狄亚早已不见踪影。
佩利阿斯的灵魂,因为身体已分裂,将永远不能再凝聚。美狄亚是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背叛了全世界,为了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情;牧师的女儿啊,你背叛了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可是她的所谓爱,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素贞,没有born free这种事情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吗?
可是,我干嘛去想美狄亚呢?我其实只想,素贞,其实只想再一次,一次就好,再一次地握着你的手,那样柔弱纤细其实刚劲有力的弹钢琴的手;只想再一次和你坐在阳台上,听风从河那边开始吹起,吹过河,穿过茉莉花丛,把花香送上阳台,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再看一次,一次就好,再看一次你时而迷惘时而憧憬的脸庞……我甚至以为你可以拯救我——
暮色中看不清我们深深浅浅、杂沓交错的足迹,究竟在哪一时刻,在哪一个路口,我们曾经有过换一条路走的机会?是我们愚钝认不出那个时机,还是根本没有?
我究竟对她说了什么,在那幽暗的楼梯口?
河边三五成群聚着等候上船的游客。这是个两百年前歌德所赞叹过的柔软如丝带的内卡河:游客穿着薄薄的春衫,享受着从树隙间洒下来的阳光,阳光照在水波上,跳动着像翻起的金色的鱼。
我傍着一株柳树坐下,背靠着树干,面向河水。素贞的信,写在浅蓝色的信纸上,信纸底端印着美丽的花朵,和信封上同一个图案。
阿铭:
我很欢喜地读君来信。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也能谈一点心里的感觉,多好。
我在河边写信。佩宣住所离此仅三分钟步行之距。
有一个小孩在用面包喂天鹅。天鹅意犹未尽,赶上岸来,追逐小孩,小孩呼叫惊走。
天鹅浮在水中,风姿优雅,上得岸来,却见两脚粗壮笨拙,声音亦粗鄙难听,与家禽无异,原来天鹅之飘逸全属想象。
想起儿时家中所养一对番鸭(脸红红的那一种),一公一母。母鸭由蒋妈拽至厨下欲杀。她通常抓紧鸭脚,让鸭颈直垂往下,地上置一小碗,以刮胡刀割破鸭喉,让血滴进小碗。
她会边割喉咙边念:
“做鸡做鸭无子时,后辈子让你做好业人的孩子。”
我与妈妈在后院喂公鸭,忽觉得脚边蠢动,低头一看,母鸭摇摇摆摆回来了。妈妈说:“咦,还没杀呀!”
我则惊恐尖叫,大哭不已。母鸭脖颈之间一片鲜血淋漓,状极恐怖。
妈妈痛惜摇头,说母鸭眷恋公鸭,不舍独去,所以回来。我现在理解,非母鸭眷恋公鸭,只是动物求生本能,求生欲望之旺盛,使伊割了喉咙仍欲生存。
两小时之后,母鸭趴下来,头颈缓缓着地,眼睛闭上,死去。
我知君不喜佩宣之刚烈率直,但她对我极照顾。日昨在巴士中有一光头青年对我恶形恶状,佩宣倏然起立,对彼劈头臭骂,旁观者竟喊好。实在不可置信。
今晨起得较早,佩宣仍熟睡中。我坐在她床边,看她熟睡时眉眼宁静如婴儿,与她白日时张牙舞爪,状若二人。我觉得想疼惜她,又不知从何处开始。她竟像一只受伤的刺猬。
至于我,阿铭,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怕了,觉得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只要无所惧怕,就可以诚实面对。自幼听《圣经》教诲“信·望·爱”,至今日方得领会,但愿不迟。
今晚将无法给君电话,因将到一较远之陌生地去看一极奇特的钢琴。对我极重要,君想必谅解。
当我回到君身边,若我回到君身边,一切将不一样,一切。我如此希望。
以马内利
阿贞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
缀满鲜花的游轮靠了岸。船上和岸上的人们,似乎心中溢满对夏日和人生的礼赞,愉快地纷纷对彼此挥手。戴着水手帽的船员在岸边敲响了钟声当当,告诉人们,新的欢乐的探险又要启程了。
一阵风把手中的信纸刮走。我任它飞去,也不看它飞往哪个方向。反正,哪个方向都一样。
都一样。
我比我想象的还要对,素贞。
堕
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
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
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
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
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
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22+N
大门徐徐打开。
两个人走出来,男人扶着女人,脚步迟疑不稳。
阳光剧烈,使他们骤然闭上眼睛。再张开,才看清眼前一片荒芜,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爬满蓊蓊郁郁的荆棘。
两个人都光着脚。
背后的大门无声地阖上。诡异的静寂。两人眺望着土路,露出茫然的表情。
男人和女人,终于拉开脚步。
荆棘在阳光下绿得发亮。
22
依凡一手撑着玻璃门,一手扶着她,慢慢地,慢慢地跨出三十五号。
阳光的强烈使她闭上眼睛,觉得晕眩,她轻飘飘地站着,身体晃了一下。
依凡环着她的腰,怕她跌倒。
三十五号大楼玻璃门前,站着一对年轻男女。男的是白种人,穿着白恤衫、牛仔裤;女的是东方人,穿着一件宽大蓬松的长裙。夏天,她肩上却披着件毛毯般大的围巾,使她乍看像个墨西哥农妇。
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睁开时,过路的人惊奇地看她一眼,觉得她眼睛空洞迷离,以为又是一个吃安非他命的失去灵魂的人。
住在大楼附近的人却没什么好奇心,他们知道,每天,从上午到下午,三十五号前都不断地有女人站在那儿,苍白而眼神空洞的女人,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推开门来,先把眼睛闭上,花半分钟的时间用脚底去感觉地面在哪里,确定了之后再摇摇晃晃地重新走向世界。
她的眼睛适应了阳光,但身体仍旧像属于别人的,自己无法掌握,她紧紧抓住依凡的手。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潮。
21
她已经脱光了衣服,护士却还没来。于是她坐下来,在一张圆凳上。
这是夹在候诊室和手术室之间的更衣室,很小,让她想起百货公司里头卖胸罩的试穿间。胸罩!好久没穿了。这么瘦小的乳房,没什么好托的。胸罩的作用只不过是一层障碍,把乳头较深的颜色和形状遮掉。
为什么要遮掉呢?
在一个特别热的周末,她取下胸罩,放进抽屉底层,轻轻松松地上了街。
她知道好像很久以前西方的女性就在公开焚烧胸罩。她也记得看过列侬和小野洋子相拥在床上的裸照。这些都和她无关。她不关心女性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自己活得好好的,对严肃的理想不曾兴起过任何太大的激情。她不会去焚烧胸罩,不会去焚烧任何东西,不管是毛语录还是国民党党证。别人在火光中喊叫、流泪、拥抱、举拳发誓,她只觉得事不关己。
解下胸罩,只是单纯地想轻松而已。在台北,她或许还不太敢,但是在海德堡,谁管谁呢?作为一个外国人,一向附着在皮肤上的监督自己的价值细胞就不见了,这,是她曾经理解的解放。
从右边那个门进来,现在她要从左边那个门出去;护士在召唤她。
她已经披上一件宽大的棉质手术衣,其实只是前后两片布,即使如此,她却因此觉得和医生握手还不十分难堪。医生是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留着小胡子,用温和且职业性的语调和她说话。
“身体移下来一点,”他说,“再下来,一直到这里。”
她已经半躺着,或者说,坐着,因为床背往上折起一个角度,托着她的背脊。
“把脚放进这个钢环。”护士说着,一边抓着她的脚帮助她。
现在,她的赤裸的两条腿向两边作最大幅度地撑开,护士把脚固定住。从上面看下去,她的姿态完全和解剖台上被针钉住的青蛙相似,包括它们大腿打开的弧度,甚至颜色——大腿内侧肤色较外侧要细白。
在她头上,悬着一盏灯。
把生殖器完全打开,让强光照着;她开始听见自己猛烈的心跳。
还有金属撞击的声音。护士在准备工具。
她侧一下头,发现手术室右边竟是玻璃,玻璃那边显然是休息室。她看见躺椅上有个女人,用毛毯裹着,神色灰黯败坏,紧闭双眼,像尸体一样。她心一紧,是那个长着雀斑的女人。天哪,她怎么了?
“李小姐。”
医生手里已经拿着针筒,一切蓄势待发。
“李小姐,”他说,拿着针筒的手悬在空中,“我现在要给您打麻醉针了,是局部麻醉,我会打在这里——”
她感觉他的手指按压自己身体的里面(“你还可以改变主意。”),钝钝的。
“在那个部位打针,一点都不会痛——”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医生弯下身,她只能看见他的头发了,“一点都不会痛,好像蚊子叮——”
(“你还可以——”)
她立刻感觉到针头的扎进,她“嗯”地出声,感觉到针头的长度,一节一节深深刺进她身体里面的里面。
(没有里面,都被翻出来了。你看过浮鳔被刨出来,然后体腔里面整个被翻成外面的白溜溜的墨鱼吗?)
“等五分钟。”
医生和护士都出去了。她小心地将握紧的拳放松。
天花板上贴着一幅画。秋天,原野上几棵苹果树。苹果熟得掉在草堆里,鸟在啄苹果。
……眼睛张着太累。
“我现在要把你的阴道撑开,”医生一边戴塑胶手套,一边说,“然后用吸的,像吸尘器一样。”
护士站到她身边来,压着她的手,“不要紧张。”
她深呼吸。深——呼——吸——
冰凉的金属,像钳子的两臂,挺进她柔软的阴道。不痛,但是她清楚地感觉金属的坚质,撑开下体肥厚的肌肉。她紧紧握拳,深吸进去的一口气憋在胸腔,不放出来。各种形状的金属利器,在灯下闪着光,要一一插入我最受保护、最隐秘、最最脆弱的私处。
吸尘器“嘶嘶”的声音响起来,她同时感觉金属在子宫里的重重的撞击,在很深的地方。
医生的陌生脸孔,对着我敞开、撑大、被强光照亮纤毫毕露的生殖器。
吸尘器的声音,同时也像牙医用电钻凿牙的声音。
她的五官紧绷着,牙齿咬得死死的,脖子僵硬。
护士还按着她的手臂。
吸尘器的嘶嘶噪音也不停。金属,医生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不断地往阴道里掏动、撞击,总也不停。
不停。
吸尘器的“嘶嘶”声,像一条响尾蛇。
20
候诊室里已经坐着两个女人,分开坐着,显然不是一起的。
比较胖的一个梳着马尾,长了一脸雀斑,显得稚气。她坐在衣架旁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肚子上,两脚平伸出去。她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脚尖,表情木然。
比较瘦的一个面向着窗户往外看,滚滚红尘在十楼之下。她的紧身长裤把腿衬得特别长,是个身段很好的女人。
她们竟然一个人来?
李英觉得惊骇,不自觉握紧了99lib.依凡的手,依凡的手也用了一下力,表示回应。
墙上挂着一系列的铅笔画,全是粗粗细细的线条构成的抽象图案。盯久了,李英遽然一惊,不,这些图案一点也不抽象。有些像横切面的梨,有些像剖开的桃核,有些像剥开的释迦底下的莲座,啊——李英在心里惊呼——
这是一系列的女性生殖器解剖图,横切、直剖、上半部、下半部、斜面、背面、反过来……
“还要等半个小时,”依凡在她耳边说,“干脆下去透透气?”
她马上站起来。拉开门时猛烈的劲道让依凡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在三十五号外面的人行道上走着,手挽着手,像一对在散步的情人。他们当然也是。
水果摊上的小贩吆喝着,宣告他有最新鲜、没沾农药的樱桃。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抱着满怀玫瑰花,看见他们,马上抽出一枝走过来。
“买一枝送给你美丽的女朋友。”
他们摇摇头,闪开。
喷水池哗啦啦响着水花喷溅的声音。几只肥胸的鸽子在地上啄食。三三两两的孩子穿梭在水柱间,尖声嬉闹。
一个肥嘟嘟的孩子开始追逐鸽子。除了白色的纸尿裤,他全身光溜溜,手上腿上是一节节像发粿的肉。刚刚学会走路,鸭子般摇摇摆摆地。也因为头大,鸽子没追到,小小的人往后翻倒,又笑嘻嘻地爬起来。
当胖小子欢呼着向上高举两臂时,李英注意到,他手臂的长度还不超过他的耳朵。那真是又肥又短的小手臂。
往回走到三十五号大楼背风的地方,一个死角,李英靠着墙,在阴影里。
依凡柔和地看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低声说: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李英侧头,脸贴着冰凉的墙壁,闭上眼睛;她觉得疲倦,好像长途跋涉走到了路的尽头。
“我们的选择,”她说,“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多。”
依凡一时没懂她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19
推开门,才知道这是个大雾深锁的早晨。
她在人行道上站着,深深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苹果枝越过人家的篱笆低垂下来。枝梢悬着晶圆的露水,给晨光映得发亮。世界好像刚刚开始,蓄满了可能。
不可能也是一种可能。
今天比较早。再过二十分钟,平常她赶火车上课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大门会此起彼落地打开。男人们,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公事包,穿过各自的花园,走向各自的车库,钻进各自的汽车,“轰”一声汽车发动,驶向各自的办公大楼。他们的女人,穿着式样不同的睡袍,倚在各自的大门边,对着汽车放 51fa." >出的青烟,招手。微笑。
哪里藏着一只鸟,啁啾啁啾叫着,孤孤单单一个声音,好像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从雾树里幽幽传来。
她留恋地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火车站人很少,还不到拥挤的时刻。
一个女人坐在长凳上,低头织毛线。粗粗的辫子从肩上垂下来,显得特别妩媚,但看不清她的脸孔。
这样一个女人,李英斜看着女人身上素朴的花格子粗棉裙,散漫无边地想着,这样一个女人,一定有个光洁明亮的厨房,厨房墙上挂着干燥花,花是春天采下来的野菊。她的橱架上有自己熬的果酱,果酱原来是院子里的苹果和樱挑。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窗子上一定爬着绿色的茂盛的藤叶,烤箱里一定有蛋糕,快烤熟的时候发出令人觉得幸福的香味……
李英自顾自笑起来,她想到余佩宣。
余佩宣,余老师会说,哈,这样一个女人,是男人的宠物。有一天,当她不想每天趴在地上擦厨房地板的时候,她就会失去他的宠爱。
余老师会说,男女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女人只要承认、接受男性价值的法统,她就会被爱。这种爱,是条件的交换,是兔子的红萝卜。
不要崇拜革命家,余老师说,最激进的革命家往往同时是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人。革命家为人类幸福献身,但是女人不属人类。他要求女人为他献身。
李英觉得余佩宣太偏激了,但她不曾与她争辩过,一方面自己能说出的道理没有多少,一方面,她毕竟是余老师。
火车开动了,李英从车门望出去,织毛衣的女人却不动,坐在长凳上,仍旧低着头,李英这才注意到她织的是件快要成形的婴儿外套。
她始终不曾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心里不明所以惆怅着。
依凡在月台上,她一眼就看见,火车尚未停下来。
他背靠着可口可乐贩卖机,两手环抱胸前,无所谓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眼里有一种漠然,好像他和周遭的人没有一丝关联。
李英觉得安慰,至少他今天没有迟到。想完,又觉得自己很窝囊,有点懊恼。
因此当依凡接过她的提包想低头亲她时,她别过头。
“不重嘛!”依凡故作轻松地,“东西都带齐了吗?”
她不说话,径自往前走去。提袋里有一包卫生棉、几件纸内裤、一条大围巾、一卷卫生纸。
他们找到了三十五号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就在大楼正对面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
隔着干净透明的玻璃窗,窗外的街景像无声电影的流动。一个胖女人气喘喘地拼命扯着一条勇往直前的巨大的狮子狗。一个少年两手抱在胸前表演特技似的骑着单车。三两个满脸胡髭的流浪汉歪歪斜斜地倚着邮局的墙角。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过去,婴儿车上撑着一把蓝色镶蕾丝的小洋伞。
然后她看见有人从三十五号出来。男人一手撑开玻璃门,一手扶着一个女人。两个人慢慢走出来,站在三十五号门口。
女人脸色苍白,闭着眼睛,似乎站不稳,男人一手环着她的腰。当她眼睛张开时,李英看见她眼神空洞迷离,像一个吃了安非他命失去了灵魂的人。
18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黑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17
李英看着余佩宣给她的纸条,公园街三号,家庭中心。没错。
九点整。
一进去,发觉一屋子都是人,女人。她们的约,显然比她的更早。今天有得等了。
角落里头还有一张椅子,在衣架边。她坐下来,衣架挂着七七八八的衣服就落在她头上。她偏着头坐着。
空气很闷,没有人交谈,也避免眼光的接触。墙上贴满了墙报。
强暴专线电话:06221-542461。
怎么样和你的女儿谈性?
怀孕了吗?未婚吗?
艾滋专线……
……
门边坐着个年轻的女孩,恐怕十五岁都不到,无聊地啃着指甲。身边的中年妇人翻着膝上的妇女杂志。她的皮肤相当粗糙,鼻子两边刻着深深的法令纹,是一张看起来就令人不愉快同时告诉别人她多么不愉快的一张脸。
这样的脸(通常覆在焦黄分叉的头发下),到处可见:巴士站、超级市场、美容院(美容院!)……
坐在李英正对面的女人,只是一堆不时会动的黑布。是伊朗还是土耳其来的伊斯兰教徒吧?黑色的包头巾、遮脸巾、衣、裙,把她整个人严密地封起来。她又深深低着头,从李英的角度看过去,她就像一堆蒙了黑布的家具。
所以当这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来,露出两只深藏的眼睛,李英像被电光闪到似的吓了一跳。那是一对黑不见底的山洞里豹子的眼睛,又圆又亮,带着丛林的天真无邪。太被这一对眼睛震慑了,李英过了好一会才注意到眼睛四围的瘀青。由于黑色脸布遮得密,她只能觉得,但不敢确定,女人的脸孔向一边肿过去,是一张变了形的脸孔。
小腿极粗的女人在大声擤鼻涕。
剪了个小平头、看起来像女同性恋的,跷起一只腿,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英厌恶地别过脸去,她讨厌烟的味道。
和一般的候诊室不一样,这儿的人,每一个人,都像躲在暗暗角落里的受了伤的野兽,带着戒备的、不安的眼光,看着外面光明的世界。
“我来这里,”李英对自己说,镇静!镇静!“是想请您给我一些荷兰的医生电话和住址。”
“为什么去荷兰?”这位名叫苏姗的社工人员搁下手中的笔,“这里不行?”
余佩宣说,德国很保守,许多妇女都到荷兰去。你尤其不要在海德堡处理问题,这里是天主教徒的邦,巴不得女人除了子宫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到法兰克福去,赫塞州比较开放。
“我听说,”李英想着余佩宣的话,“听说,德国很困难,要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决定,我觉得没有必要经过张三李四的证明、同意——”
“我了解。”苏姗点点头,站了起来,从靠墙的玻璃柜里取出一张什么说明书,放在李英面前。
“可是在赫塞州,您其实也只需要两个手续。头一个,您跟我说明为什么要人工流产——”
堕胎!李英心里打断她,不是人工流产,就叫堕胎!
“我的责任呢,”苏姗继续说着,一个手指跟着说明书上的条文,“我的责任是告诉您法律上您享有什么权利,譬如说,如果您决定要生,国家每个月给您多少育儿费;如果不生,您的保险付不付您的手术费等等。”
李英惊诧极了:
“跟您说就可以?您可以开证明?”
“当然!”苏姗友善地对她笑,有点安慰的意思,“第二个证明得由一个妇科医师开,她就在我隔壁办公室。她给您内检一下,证明您的身体状况可以动手术。有了这两个证明,您马上可以去流产。费用嘛,总共是三百马克左右,全部包括在内。”
事情出乎意料地简单,让李英愣在那儿,一时不能继续。
“如果您急,”苏姗读着手上的资料,“您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妇科医师今天也在,那您明天就可以去动手术了。”
李英木然点头,心里却一团乱。明天?手术?
苏姗手里有一叠像病历表的纸张,提起笔,发出公式似的问题:
“您为什么决定终止怀孕?”
李英一下就傻了。
她以为得折腾地买机票、办签证、订旅馆、长途跋涉,那么在她奔跑的时候,她就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好好回想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选择,甚至还可以改变,可是就在这里,完全没有准备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刀……
她垂下眼睛,看见玻璃桌上自己的倒影。格子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在玻璃里和阳光深浅交错,像波浪一样诡谲地搅乱了她的影子。
16
看见红萝卜,菲力普眼睛一亮,可是马上又嘟起嘴:
“我们的兔子不吃红萝卜。”
李英说:
“我不相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菲力普。”
他们牵着手往花园走。房东太太在一株苹果树下围了一圈铁丝网,黑色的兔子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两只长长的耳朵垂下来。
“真的,”菲力普还没铁丝网来得高,“我们喂它红萝卜,它从来就不吃,连闻都不闻呢!”
李英不相信。
她蹲下来,把一根比拇指粗一点点的红萝卜,还带着绿色的叶子,从网洞里塞过去。
兔子扭了扭耳朵,站起来,一蹦一蹦地过来。
菲力普睁大了眼睛,两手抓着铁丝网。
“它来了。”他悄声说,怕惊走兔子。
兔子凑近红萝卜,皱皱鼻子,嗅了一下,露出批判的眼色,不屑地走开,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斜着身躺下。
“我不相信,”李英说,“天底下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不吃红萝卜的就不是兔子。”
“算了,”菲力普拉起她的手,“帮我削皮,给我吃。”
15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余佩宣背着光,李英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很容易想象她挑起眉毛那轻蔑的样子。她不想来,但藏书网她走投无路。
李英对着一整面的落地长窗,太阳白花花地洒进来,像探照灯一样刺眼。窗外是一排密密的树丛,长满了荆棘。有一点点空地。上一回李英来到这间研究室,余老师正往空地上抛玉米,山雀穿过荆棘在地上啄食。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李英不十分确定余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她刚刚讲完依凡的部分,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有受骗的感觉”。
“我有受骗的感觉”,怎么会招来“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她不说话。她不想听什么教训,已经够倒霉了,她只想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说你知道他已婚。他也并没有拿着枪要你和他上床对不对?是你自己愿意的对不对?这怎么叫受骗呢?是你自己骗自己吧?!”
李英再也忍不住,委屈的眼泪冲了上来,她用手掌捧着脸庞。
余佩宣好像没看见一样,索性环起两臂,把腿长长地搁到她办公桌上,继续说:
“你说结婚,才奇怪呢!怀孕跟结婚有什么必然关系?你跟一个男人同居也可以养小孩,没有男人独身也可以养小孩。结婚跟养不养小孩没有关系,就好像——”
她停下来思索,短暂的悬疑,使李英止住了抽泣。
“好像,好像,爱吃西瓜不一定得一辈子当瓜农吧?!”
这是什么逻辑,余老师,可是开车总不能没有驾照吧?人们在耳语,余佩宣愈来愈奇怪……李英开始后悔来找了她。
这么重要的人生问题。她的前卫观点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她没怀过孕,也许有过,但至少她没生过孩子,好像也没真结过婚,她唯一面对世界的办法是站到世界边缘去,以便对世界中心嗤之以鼻,用排斥世界来肯定自己的边缘。
我不是一个边缘人,我没有那个勇气。余老师,我还要回到台湾去的。你还记得台湾是什么样子吗?
午后的阳光节节逼进,照亮了整个房间,连书架上的书似乎都在吐着蒸腾的热气。李英既已否定了余佩宣的绝对权威,她的注意力开始游离。窗外传进来当当的教堂钟声。书架上突出一本《清末上海妓女史》。余佩宣的凉鞋又脏又旧。脚踏车“铃铃”响着……
“怎么样?”
“嗯?”
“你决定了吗?”
“没有。”
好像不经意地听见两个不相干的人偶然的小小的对话。
“身体是你的,不要让张三李四替你做决定。”
“嗯。”
“跟男人其实没有关系。”
……
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老师?不是他的精子吗?为什么跟他无关呢?人都是孤岛,你说,带着黑色的微笑,可是,为什么女人必须比男人更是孤岛呢?我的腹中有另一个人,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不应该惊动玉皇大帝、不应该震撼国家元首、不应该感动所有的人类学者吗?可是你说我要对自己负责,意思就是,没有人要对我负责。我得独自面对肚子里那一个人;世界如此辽阔,我必须独自为这个人、这个除了我谁都看不见的人,负责,还有我自己。
我怎么承担得起怎么承担得起?
为什么我得比别人孤独,只因为我有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去申请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将它植进我的身体里。这不是我的选择呀!老师。
14
面包店的小姐抬头看是她,笑了一下。
“一杯咖啡,一个可颂。”
“四块二。今天一个人?”
她点点头。
她从俾斯麦广场穿过来,进入老街。这里不许通车,行人从容地漫步。夏天,涌进来大量的游客,老街盛满了人。李英在小喷泉的边缘坐下,倚着那个看书的人。
看书的人比她还高大些,也坐在喷泉边边,低头看着摊开在膝上的书,一动也不动。李英无袖的臂膀倚着他冰凉的铜臂。
鸽子在看书的人头上撒下一泡白色的屎。然后拍拍翅膀,飞走。
哪里传来歌唱的声音。女高音,那样流利优美的人类的嗓音,像彩虹蓦然在喷水中浮现。
李英追寻歌声来处。
斜对面的水果店前,两个女人一站一坐,正纵声高唱,现在,她听见了女中音的混唱,低回地衬着高音的明亮,好像墨绿的叶子托着白莲。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边弹着吉他伴奏。
李英被深深地打动。人间只要还有这么美丽动人的声音,就值得爱。就为这纯洁的、洗净一切污秽的歌声啊,我就可以再站起来。
她低下头,眼泪满了出来,滴在布裙上。她就这么低着头,傍着那看书的人,敞开整个心灵听歌声的流荡、洗濯。
余老师在研究室里等着。
13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墨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12
放下电话,她怔怔地坐在床沿。脑子里一团糊涂,不知该从哪里想起。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跟你去莫斯科?什么意思?那你的太太呢?你的三岁的小孩呢?他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他说。
他们住他们的,我们住我们的。
你是说,我去跟你同居?
对呀!你还可以教我汉语呢!
李英突然停下来,觉得心里一片空白;怎么我好像在跟外星人谈话?难道在苏联,我是说俄罗斯,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怎么活呢?那个城市,不是连香肠和面包都买不到吗?那个城市,你自己说的,在冬天,路上只有肮脏泥泞的雪和脸色青黄的穷人。那个城市,也是你自己说的,依凡,人们只拥有两种技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文学,可是革命和文学都做不成面包,所以人们为了换取面包,只好出卖,出卖他们唯一的技能,出卖他们的邻居,也出卖他们自己。如果情况需要,他们也会出卖灵魂,可是灵魂,他们缺货。
这样一个城市,依凡,你要我去和你同居,然后生下一个孩子(这将是一个冬天的孩子)?你是说,我可以在上午教你汉语,下午,将婴儿绑在背上,踩着脏雪,去站在队伍里为孩子买牛奶和面包,然后,晚上和你做爱?
依凡,我向来对革命没有热诚,对文学没有天分。我几乎没有理由投奔那个城市,除非为了爱情。
问题是,现在,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很清楚的)。我现在只能用我的子宫思考。
用子宫思考。
11
菲力普在人行道骑三轮车,看见李英,跳下车,蹦蹦连跑带跳赶过来。拉着李英的手。
“英英,”他说,“走,妈妈买了一只兔子,带你去看,黑色的,长耳朵。”
兔笼搁在厨房桌上,菲力普太矮,他拖了张椅子过来,爬上去。
“它喜欢吃蒲公英的叶子,你知道吗,英英?”
李英说不知道,她以为兔子喜欢吃红萝卜。
“我好想抱它睡觉,”菲力普说,“可是妈妈说它身上会有跳蚤咬我。”
李英摸摸小男孩的头发,说:“猜我要给你什么?”
小男孩兴奋地将两手伸出来,手掌并拢向上,闭起眼睛,“我不看。”
“准备好喽?”李英把东西放在他手心上,“一、二、三,张开!”
是巧克力做的一只兔子。
菲力普连谢都忘了,跳下椅子,往花园奔去,“妈妈——妈——看英英给我什么——”
房东太太走进来,两手都是泥土,笑嘻嘻地说:
“你把他宠坏了。依凡来电话,说要你一到家就打回去。他打了好几次呢!”
李英往她房间走,菲力普黏着要跟上去,被母亲叫走。电话铃滴溜溜响起来。
“一定是你的。”房东太太丢下一句话,往车库走去。
10
吵得很。
几十台电动游戏发出各式各样的模拟声响:警笛声、冲锋枪声、子弹声、救火车声、救护车声、爆炸声……
然后还有店老板放的重金属音乐,一击一击地撞着耳鼓。
李英忍耐着,站在一台涂满火焰的吃角子老虎旁。
依凡坐在那儿,左手握着钱币,右手操作老虎的长柄,不时拉上拉下,两眼牢牢盯着机器,机器对着他的眼睛闪着时红时绿的光。
这已是第三次依凡说“等一下”了。
“依凡,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依凡扯着喉咙,他必须大声才能压过金属的巨大噪音。
哗啦啦啦钱币撒下来。依凡用拳头捶了老虎一下,乐不可支地笑着。
“什么?”他又大声回了她一句,可是眼睛注视正前方。
“走——”她弯腰对着他的耳朵,“我有事要跟你说。”
当依凡第四次说“等一——”,她直起身,隔着吃角子老虎,用喊的:
“我——怀——孕——了。”
声音传到依凡耳中,却极微弱;隔壁那台机器正发出拉警报的尖锐笛声。
9
她叉开两腿,跨在马桶的两边,然后把纸杯对着阴道。
即使小心,还是免不了让尿溅到手指。将温热的纸杯搁在水箱上,她先转身洗手。
一切准备就绪,她盖下马桶,坐下来。
只要五分钟,纸片上的颜色就会告诉你结果。那个圈圈若呈粉红色,你就怀孕了。
测孕器搁在洗手台上,刚好在她眼睛的高度。早上第一泡尿,够纯够浓的,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她看见那个逐渐变潮的圈圈已经转成桃红,鲜明的桃红。
她把尿冲下马桶。
8
他离开了她的身体,转过来拥着她。两个人弯向一个方向侧躺着,像一串虾。
对着窗。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现在她知道窗外的风景是什么了。
一条小路,两边植着樱树(可惜没赶上它开花的季节,人们说花的颜色是桃红色的)。路的尽头是坟场。不远,三百公尺吧。
那天早上听见的一只孤寂的鸟,想必是在坟场里头唱歌。
“依凡。”
“嗯。”
“你上课怎么老迟到?”
“嗯——”他慵懒地说,“因为我老找不到后门进去。”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他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只会走后门。”
“依凡。”
“嗯。”
“你为什么这么酸呢?”
他突然坐了起来,她于是也转过身来平躺着,往上看着他。
他正端详着她,手里玩弄着她一撮头发,轻轻说:
“怎么中国人的头发这么黑,这么亮,洒在雪白的枕头上——”
“依凡,你为什么这么酸?”她把两臂往上,枕在脑后。
“哈,”他又发出那种不知对着谁的嘲笑声,“我不但酸,而且穷。我们除了酸和穷,一无所有。”
“我不相信。”
“你又用那个词了。”
“我不相信你们一无所有,依凡,”她极诚恳的,试图使他也诚恳起来,“你们有托尔斯泰,有屠格涅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们不是一无所有的。”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帮我买到柳橙汁吗?”
她不说话。
他把下巴靠着膝盖,抱着腿。
“我没告诉你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吧?!他是政治学教授,东西策略研究所所长。他到东京去开东西策略研讨会,到哪里都大牌得很。
“可是有一天在会场,他几乎渴死。因为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供茶水,大家只能从一个机器里头买可口可乐。他渴了一整个下午。因为他没有钱币可以买饮料。
“没有钱,不是忘了带。”
她坐起来,想抚摸他的头,手动了一下又收回来。
“你知道我有一条很长的皮带?”
她点头。是的,挂在橱子里,很长,可以让一个两百公斤重的大胖子系上。
“那是我爸爸的,他比我还瘦。他被请到美国去开会,就穿这条皮带,在肚子上围上两圈。
“为什么?因为平常根本买不到皮带。一旦在店里看到一条皮带,当然抢着买下来;不管它多短多长,皮带总是皮带。
“你懂吗?”
她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和政治?”
她伸手抚着他的脸颊,用请求的眼光,说:
“不要说了。”
他把她的手拿开。
“因为我是政治关系研究所毕业的,专门研究过远东问题。那个研究所,只有高干子弟进得去,我也算高干子弟当然。我和赫鲁晓夫的孙子同班呢。”
“不要说了,依凡。”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德国进修吗?因为我有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走,我不走别人会走。我靠着老爸的关系招摇撞骗,不靠老爸关系的时候,就靠男女关系——”
李英倏地一下跳起来,下了床,开始急速地穿衣服。背对着伊凡,不让他看见自己的脸。
她走到门口,站着。
扶着门,慢慢回过身来。
依凡定定地看着她,眼里有说不出的忧伤,就像那晚在酒馆里见到的。
7
大大小小的盒子堆在小桌上,一共有八个。每一个都用色彩鲜丽的包装纸包着,然后用彩带扎起,打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李英坐在床沿,看着依凡将盒子一个一个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四十一号衬衫、领带、真皮制的男用钱包、鳄鱼皮带……三十九号阿迪达白色运动鞋。
她以爱怜的眼光看着依凡脱下原来穿着的恤衫,拔掉新衬衫上的细针,穿上。
她等着依凡弯身吻她。
他弯身吻她了,一面说: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谁是“你们”?什么“这样”?
“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就喜欢这个,”他在扣衬衫上的扣子,“过生日一定要送礼物。”
李英觉得受伤。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依凡拿出运动鞋细看,很满意的样子,“只是不同。”
“真有那么不同吗?”她说。
他们刚吃过晚饭,各人一盆什么都放进去的沙拉。她清洗了碗盘,挨坐到他身边去。
电视开着,音量放得极低,他按着手中的遥控器不断地在换节目。电视不断闪着光。
“你们有共青团,”她看着他侧面,用手指摸着他的轮廓,“我们也有‘反共青年救国团’,简称起来也叫‘共青团’。”
“差得远呢,小东西,”依凡笑着,“你不会说这个——”
他站起来,板着脸,用最单调干扁的声音说:
“在马列思想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及农民共同结合为整体社会利益奋斗消灭资本家及地主剥削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社会利益缔造最高形式及实质之民主运行机能——”
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像教徒说“阿门”一样,他虔敬地说:
“狗屎!”
李英开心地大笑,放肆地用光脚踢了下依凡,说:
“这个我也会,你听: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命生活的意义在发展宇宙继起的生命全国军民同胞们——”
嬉笑之后,他们漫不经心地瞄着电视。看起来像良家妇女的女人突然闻乐起舞,做出妖娆的动作,卸掉外套。原来是脱衣舞。制作人找来普通妇女——洗头发的、卖菜的、护士、店员、小秘书,模样愈平庸愈好,愈平庸就愈能让观众认同。
这些女人卖力地扭着屁股,身上只剩下黑色蕾丝三角裤了。
主持人,一个头发颜色像洗碗水的男人,跳上舞台,在一个稍胖的女人屁股上响亮地拍了一下。
“你爱她吗?依凡。”声音幽幽的。
“什么叫爱呢?”依凡眼光现在不离开电视了,“你说什么叫爱呢?”
李英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可是你们结婚四年了。”
“结婚?”依凡斜睨着她,“如果不结婚,我们就不能申请住房,就得和父母住在一起,做他们的乖儿子。当然要结婚。”
“就为这个结婚?”李英睁大眼。
“还为什么?”依凡用手指勾了勾她脸颊,这是他习惯的亲昵动作。
“那——”她想起照片上那个坐在马桶上的金发小孩,“孩子呢,你爱孩子吗?”
从主持人身后闪出一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随着音乐扭着扭着出来,踩着极高极细的金色高跟鞋。
她的两手反绑在身后,她的嘴里塞着一块布。
她扭着扭着,跳着跳着,眼里一派风骚。
“我平常住父母家,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孩子。这算不算爱呢?”
“为什么又住父母家呢?”
“比较自由。”
“那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小孩呢?”李英转过来面对着依凡,一脸困惑:
“你不相信爱情、亲情吗,伊凡?”
依凡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倒在他怀里,宠爱而纵容地用鼻子摩擦她的鼻子,轻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小东西?”
李英摇摇头,鼻尖擦过他的鼻尖。
“因为你常用‘相信’这个词。在整个莫斯科我还没碰到一个会说这两个字的人。男人或女人。”
他深深地吻她。
6
蒙蒙胧胧蜷睡在雾里,李英的眼皮颤了一下,神志在梦和醒之间游移。神经纤维像含羞草的细叶,一丝一丝张开。?99lib.
我在哪里?
光,透过白纱窗帘的过滤,薄薄地映进来。是宇宙的初光,晨曦。
鸟的叫声,一只鸟,啁啾啁啾地一溜串一溜串叫着,似乎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幽幽传来。初光里第一只鸟。
李英闭着眼听鸟,心情像一匹在净水中漂洗过的白布,皱皱的水纹透明晶亮。
她很想知道窗外的风景,很想知道鸟在哪里。
用手摸摸依凡的脸颊,刺刺的,原来男人的胡子像春草一样,在雨润的夜里抽长。
窗帘飘起,让风闯进来,撞着她的脸。她微笑,觉得脸上的汗毛像小草受风抚过,天地初醒的第一缕风,还不曾沾到人的浊气,直接从清新带着草香的原野吹来。
第一次可以这么美好。她轻轻喟叹。
5
他们在一家酒馆里碰头。第一次的约会。
酒馆里烟雾缭绕,尽是抽烟的人。高高的吧台上坐着的,多半是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看样子是常客,不必说话,酒保——一个秃头大肚的中年男人,就把某一种酒递过去。
围着酒吧台,每一张高凳上都坐着一个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脸上有相似的酒精引起的迟钝痴呆,还有一点和年龄有关的委靡。
中年男人,事业已经盖棺论定,不必再用手肘挤开别人往前冲刺,和家里的女人已无话可说,儿女已成长,即使未成长也是女人的事情;中年男人,每个周末晚上到酒馆来,坐上自己熟悉的高脚凳。到八点,每张凳子的人都到齐了,虽是陌生人,看看彼此的秃顶大肚,迟钝痴呆和委靡几乎是一种秘密的语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几杯酒下肚,这世界还真他妈的过得去。
李英约依凡来这里,因为这里便宜。
他们用德语交谈。台湾德文系毕业的李英觉得自己已深入德国社会,她以地主的口气帮依凡点菜:
“不要猪脚,太大盘了。排骨肉加酸菜还可以——你要不要马铃薯?”
依凡却四顾打量着酒馆的客人。音乐低低地响着。朦胧而温暖的灯光照着一丝丝、一缕缕的青色的烟。角落的一桌人快乐地唱起歌来。
依凡点了菜,却闷闷的,不太说话。半晌,他开口,近乎自言自语:
“……倒好像他们是战胜国似的。”
李英睁着大眼望着他。
“你知道列宁格勒围城的历史吗?”
李英摇头。
依凡倒笑起来,用手指刮了下她的脸颊:
“你们在台湾学不学世界历史?”
李英马上像猫一样弓起背、展出獠牙:
“我为什么要知道列宁格勒的围城?你听过南京大屠杀吗?”
她交叉双臂,扬起下巴,骄傲地看着依凡。
这种骄傲的姿态,还是从余佩宣那儿学来的。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一个读法律的男生叙述一个德国记者如何在台湾发现希特勒被中国人崇拜,他如何如何骇异中国人对纳粹暴行如何如何的无知。法律系的男生觉得相当丢脸。余佩宣一直坐在那儿抽着烟。她突然说话:
“你可以问那个德国记者对日本暴行了解多少。他如果不清楚南京大屠杀和二〇三高地是怎么回事,他就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不了解纳粹。”
所有的学生都静下来。
“他们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来得尊贵。”她说。停下来,对着灯喷出一口烟。
学生等着她继续,她却闭了嘴。
整个晚上,一直到走,她就只抽着烟。
“怎么样?”李英交叉着双臂,睨着依凡,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也试试抽烟看。
依凡又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非常妩媚,好像会出水似的一双眼睛。
“南京大屠杀,”依凡静静地说,“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开始屠城。中国方面说有三十万人死亡,日本方面——极右派说屠城是中国人编造的。”
李英不眨眼地瞪着他。
女侍把饮料摆上桌。依凡好整以暇地呷了一口柳橙汁,然后说:
“你知道汪精卫吗?”
李英吓了一跳,开始结结巴巴起来,“汪精卫,嗯——”
她努力回想最近一次接触这三个字是,是高中时代,准备联考的时候,那是十年前了。
“汉奸。”她说,“汉奸。”
她舒一口气,假装忙着喝饮料。依凡却不放过她:
“为什么是汉奸?他做了什么事?”
李英放下杯子,支支吾吾地,“他——他——算了。我只知道他被枪毙了。”
“对不起,”依凡促狭地瞅着她,“他是病死的。”
“哦——”她讪讪地,觉得热,然后想起更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中国历史?”
“排骨酸菜哪一位?”
女侍端上盘子,笑容满面的。
“炸猪排?”
依凡很容易地成为李英自那晚之后朝思暮想的人,不只因为他有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更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她认识的男人之中,第一个既知道汪精卫的生平又知道列宁格勒围城历史的人。
“他们先是把猫儿狗儿杀了吃。后来吃城里的老鼠,再后来,到围城末期,有人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交换着吃,我吃你的孩子,你吃——”
李英掷下刀叉,皱着眉,“不要说你不要说了!”
角落里的歌声突然变大,男男女女手挽着手,随着节拍摇晃起来。
依凡早已吃完。他默默地看着那一桌快乐的人,柔美的眼里竟然有一种忧伤,李英不理解的一种忧伤。
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着。
当他向她走来,披着白色的浴袍,胡子刮得极干净,全身散着香皂的气息,当他这样向她走来,她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等待,等待他张开他白色的浴袍,将她裹进去。
他张开白色的微湿的浴袍,露出蜜色的精瘦的身体,将她裹了进去。
她感觉他的身体有浴后的清凉,自己的身体却滚热。
他极熟练地解开她的黛安芬胸罩。
4
老幺: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颇挂念。
妈妈出院了,你可以放心。听说台湾每四个生产过的女人中就有一个割了子宫。满街走着的都是没有子宫的女人,想想看!不知道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
最近觉得身体不怎么好,接近四十岁,开始腰酸背痛。你记得生萍萍之后我有子宫下垂的毛病吧?现在只要稍微累一点,子宫就会突出来。我真怕它会掉下来,掉到马桶里,上厕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大夜班。一个老女人按了灯把我叫去,要我把她的痔疮推回去。我伸手下去,摸到一团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把它塞回她的下体。
塞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团东西不是她的痔疮,是子宫。
你大概觉得恶心,我不觉得,妇科待了那么久,什么都见过了。
和你姊夫还是老样子。他星期一到星期四不回家,下了班直接到那个女人那里。周末回来陪孩子,有时候,甚至和那个女人一起来。
我已经看开了。婚姻保持着,只是为了让孩子心理平衡。其实建国也找到了他的平衡——他有妻子也有情妇,有安全又有自由。对男人而言,这大概是天堂了。觉得空虚的是我。从医院回来,人已累极,还要看孩子的功课。只有半夜里,尤其是上夜班空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孩子活吗?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为丈夫吗?他正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为我自己吗?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爸爸要我郑重告诉你:你已经二十八岁了,要留意对象云云……不必我写,他要说的你全知道。邵伯伯从加州回来,跟爸爸说他有个朋友的什么的什么今年三十岁,有博士学位、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爸爸听得一愣一愣的,要你下个月回来时和那个人相一相。
老爸好像忘了当年的建国也是三十岁,有博士、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而和我相上的。现在他提到建国就咬牙切齿。
算了。满纸牢骚。其实没那么糟。我想我只要能再恋爱一次,人生就会不一样。可是一个腰酸背痛、子宫下垂的四十岁的女人(忘了说阴道松弛),没有什么恋爱的机会了。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
你还年轻,好好把握。
等你八月回来,让我们宠宠你。
惠
3
利用十五分钟的下课时间,她穿过街到对面去买一杯鲜榨的柳橙汁。
小贩立在一支五颜六色的大阳伞下,笑嘻嘻地看着顾客迎面而来。
真便宜,她想,接过杯子,在台北,她喝过相当于十马克的柳橙汁,这里只要两块半。多奇怪,这个国家还不产柳橙橘子呢!
“你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同吗?”
有人在她身后说话。她转过来,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有双特别亮的眼睛,像清澈的山里的湖水。
她矜持地微笑一下,礼貌地不置可否。和陌生男人搭讪,不是她的习惯。
他抽了一口烟,说,“教室里空气不太好。”
她才发现他就是今天早上新到的学生。不能算陌生人了,她放松下来。
“你刚说有什么不同?”
依凡甩甩额前的头发,把烟丢了,用鞋底踩熄烟蒂。
“柳橙汁。”他说。人高,站得又近,所以俯视着她,“资本主义国家有柳橙汁,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柳橙汁。这是百试不爽的定律。”
他们并肩往教室走去。李英边走边吸着果汁。
“咦,”她看他一眼,“那你为什么没买一杯?”
他“哈”地笑一声,像在嘲笑什么人,潇洒地挥挥手,“我没钱。”
“忘了带钱?我可以借你呀!”
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她的脸颊,让她一惊。觉得这个人孟浪。
“不是忘了带钱,”他说,“是没钱。”
进了教室,各自走向各自的座位。分手前,他对她戏谑地睒眼:“你碰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吗?”
李英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腿很修长。
没有。她没见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她根本就没见过苏联人。俄国大鼻子,苏联人就是专门偷偷搬动中俄边境界石的侵略者大帝国,不是吗?
她唯一“见”过的苏联人是日瓦格医生,可是那是奥马尔·沙里夫。奥马尔·沙里夫好像不是俄国人吧?
依凡的鼻子也不大,而且弯的弧度很好看。
2
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咆哮,菲力普哭哭啼啼地跑向院子。
李英往厨房里头张望了一下,太奇怪了,她几乎从来不曾听她对孩子大声过,那么一个轻声细语的妈妈。
房东太太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拢拢乱了的头发——厨房里一股油烟,一反平常的干净。
“哎,”她说,“倒车的时候撞到柱子,把尾灯给撞扁了。真倒霉!”
“在哪里?”
“幼稚园前面。还好不是撞到别人的车。”
她边切黄瓜边说,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
“修车贵吗?”
“不多啦!”一片黄瓜掉在地上,她弯身去捡,“两百块吧!不过菲力普的爸爸会很生气。”
她看起来十分忧愁。
李英到院子里去帮看菲力普。
这里当了三个月房客了,还没和男主人打过照面,实在奇怪。早上,男主人通常在她出门之前就走了,她通常可以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轰”一声汽车引擎响起。晚上,当她上完夜课或和朋友聚餐回来时,家里静悄悄,微微地可以听见他们房里电视的声响,也不知男主人回来了没有。
房东是一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责任重大使他早出晚归。
两百块不是太大的数目,连李英都丢得起;房东太太怎么会这么紧张呢?
菲力普坐在木兰树一支树干上,两条腿晃呀晃的。
李英隔着层层树叶,嘴里发出“喵呜”的声音。
“谁?”菲力普竖起了耳朵,“谁?”
“喵咪在找另外一只喵咪,不知道在哪里。”
小男孩“呼”地跳下来,一手掀开树叶,“喵呜”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是大黑猫你是什么喵?”
她牵着大黑猫的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厨房,听见里头抽泣的声音。
1
从曼海到海德堡还有足足十分钟的车程,李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在车门口,夹在她两只大皮箱之间,听着火车轰隆轰隆往前奔走的晃荡的声音。
窗外田野辽阔。成熟的麦田盛着满满的黄色的麦穗,有些已被收割,留下粗粗的麦根。黑色的乌鸦在麦田里啄食,时不时张开庞大的翅膀从麦田的一角飞往另一角。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田野结束、森林开始的地方,一只鹿,一只鹿在奔跑。它从森林里突然闪出来,沿着林线在田野上跃起,和火车的方向平行向前奔跑。
浅褐色的毛上有深色的斑点。
眼睛像两只发亮的黑纽扣。
它跑向哪里?
李英不敢眨眼,怕失去鹿的身影。它跑向哪里?
但是火车稍转了个弯,鹿就不见了。
她心猛烈地跳着,竭尽眼力地往后面的田野张望。只有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麦田。
在原野和森林中奔跑的一只鹿。
她觉得心里涨满了期盼和快乐,还有一点莫名的紧张。
火车缓缓进站。她的两只手握住皮箱的把手,看着站牌。
海德堡。
她的眼睛热起来,心里涨满的感觉激化成泪水涌进眼眶。我来了,海德堡,我来了。做我的森林,做我的田野,做我奔跑的地方。生命里所有的可能都从这里开始。你是一扇敞开的门,可是跨过你,不是进入另一个里面,而是离开我背后的密密围起的空间;跨过你,我就到了外面,无边无际无涯的外面。
跨过你,我就出去了。
所有的可能,像满地缤纷繁茂的野花,全在门外。你是门。
我要跨出去了。
两个人手牵着手,跨出大门,脚步迟疑不稳。
一离开门槛,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认出同样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同时回头。
门正无声地阖上。他们的眼光瞥见阖上前最后一刻从门隙里露出来的绿色,他们熟悉的绿色,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一种绿色。
园子的东边射出奇怪的晃动的火光。
他眺望着火光,心里透彻明白。
他对较矮的她说:
“走!”
她惊异地抬眼看男人,他声音里的权威性是全新的。
她反抗的念头一闪即灭。
“是。”
低下头,她说。
男人和女人走在长着荆棘的土路上,他们困顿的背影被园子东边的火光照亮,但渐行渐远,愈来愈渺小。
找不到左腿的男人
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
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
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
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
“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
是左腿,没错吧?”
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栋房子!”张胜捷说,然后掏出裤袋里的手帕擤鼻涕。
江力廉瞥他一眼,“为什么不用卫生纸?”她想到老是黏黏糊糊湿湿的手帕交给她洗。
但是她并不打开皮包,找卫生纸给丈夫;她被眼前的建筑吸引了。阶梯蜿蜒,花木扶疏。绿油油的爬藤覆盖着一整面墙,一阵风吹过,叶影翻动,妩媚极了。一路走来,一直在找一栋办公大楼之类的现代建筑,四面都是望得出去的透明玻璃,没想到国际知名的“神经精神研究所”躲在庭院深深、重重遮掩的古老房子里。
张胜捷走在前面。只是三两段石阶,抵达门口时,他却已有点气喘。久不运动的他,腹部突出,皮带系在肚子下边,裤子时不时往下滑。现在,他两手抓着皮带,用力将西装裤往上提一下,才伸手推门。门极厚重,缓缓地打开了。地上显然铺着极为厚软的地毯,因为踩下的脚步悄然无声。
老屋的雍容华丽,令人心虚。江力廉站在丈夫后头,赞叹地看着旋转而上、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光泽柔和的木头散着淡淡的蜡香。由于阴暗,头上吊灯亮着,玲珑水晶迸出光芒,江力廉注意到墙上一面宽大的穿衣镜,直抵地板。镜子里出现了张胜捷,他挡在妻子前面,从屁股后面的裤袋里抽出一只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镜子突然向他逼过来,他惊了一下,忙往后退。镜子原来是一扇门,走出来的萨克斯教授没注意到来客的受惊,只顾伸长着手要和他握手,嘴里说,“对不起,接一个电话,让您久等了!”
张胜捷也伸出手去,发现手里的头梳,遂自我解嘲地一笑,“您看,头发越少的人越需要梳子!”
萨克斯长得又高又瘦,一脸理不清的黑胡子,江力廉觉得那样子真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记忆里搜了一下,当他对她伸出长长的手时,她才确定,没见过,这个人只是长得像图片里的林肯罢了。
2
小房间倒又简朴得意外。粉刷的白墙上没有一幅画。一张极大的书桌,凌乱地摆着摊开的书和纸张,加上几张椅子。门后立着一个骨董橱子,橱门上端刻着年代,1516。江力廉坐在角落里,看着萨克斯在桌上翻找东西,张胜捷坐在书桌边,落拓地跷起一只腿摇着晃着,两只手习惯地围抱着肚子,说,“有十五年了吧?没想到您会成为神经科权威。史密教授说您才得了莱布尼茨奖,不得了呀!”
“您去见过他了吗?”萨克斯转身,手里拿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锤子。
“当然啦!我们上星期到,第一个就是去见他,好多年不见了,他精神还是那么好。以前在他手下做论文的时候,被他磨死了,现在却成了好朋友。不是他,我还真想不到要来找您呢。”
萨克斯弯下腰,对准张胜捷的膝盖猛敲了一下,张胜捷的腿往前弹起来。萨克斯满意地点点头,说,“他说您在台湾是个很有名的政论家了,请把鞋子脱掉!”
“您说脱我就脱,可是我得先跟您讲清楚,我好得很,身心健全,除了掉头发……”他弯下腰去解鞋带,“政论家吗?台湾是个浅盘子,要出名很容易。我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康德,了解康德的社会不会肤浅,不肤浅就不会堕落——”
“德国人自己不见得就了解康德,袜子,不见得不堕落呀,”萨克斯站起来,“还有袜子,我马上来。”
江力廉有点无聊地看向窗外,是个院落,一个人在扫地,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帽,低着头扫地。地上看起来空空的,不知在扫什么。无谓地又将目光收回,发现没有画的白墙上挂着好几面镜子。这是个形状不规则的房间,转弯抹角有好几面墙,竟然每一面墙上都有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不可避免地收摄进另一面镜子,另一面镜子又收摄另一面镜子又收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一面镜子……目光穿过无数个空间的回廊,越进越深越远,江力廉极尽目力追索幻象的层层铺排,为它的诡谲困惑,隐隐中觉得危险,莫名所以的危险,想收回眼光,却身不由己。
钥匙的叮当声使江力廉松了口气。萨克斯走进来,晃着手里一串钥匙。
“怎么这么多镜子?”
“我喜欢镜子。”
萨克斯面对张胜捷坐下,“在我这里等的人永远不会无聊,请把脚抬高一点,我要试试您的反射功能。”
他用钥匙去搔张胜捷的脚板心。张胜捷任他摆弄,显然不关心他在弄什么,继续以前的话题:“肤浅也有程度的不同。你们的政客至少受制度控制,我们的政客把民主当工具。我每次帮朋友助选,演讲就讲康德的Zwe sich,如此行动,即无论在你的人格还是其他每个人底人格中的人,你始终同时当作目的,决不当作工具来使用……”
“很有趣,”萨克斯抬起头,“您为什么不对选民谈孔老夫子呢?不过,您还真没变。他从前就这么爱辩论。”
最后一句是讲给江力廉听的。
“左脚也要脱。”
“史密说您也在这里读过书?”萨克斯转过身来面对江力廉。
“对,我们在这里认识的。不过我没读完。”她紧接着问,“为什么今天这么静?好像没人上班?”
“今天是节日,耶稣上天,放假。”
“您是特别为我们来的?!”江力廉不安起来。
“你们老远跑来,当然嘛!”
萨克斯回过去看张胜捷,惊奇地说,“还没脱?”
张胜捷两手扶着椅子,身体前倾,两眼盯着地面,一脸困惑。
“什么不对?”萨克斯挪了下椅子,凑近他。
江力廉也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
张胜捷缓缓抬头,脸上表情,像一个看着外星人自空中冉冉下降的孩子,既是迷惑不解,又是恐惧不安。
“什么不对?”
“左脚——”张胜捷迟疑地说,“我——找不到左脚……”
江力廉手抓着丈夫的椅背,心跳快起来。
“您再试试看!”萨克斯目不转睛。
张胜捷低头,可是眼光显然没有焦点。他看看自己光着的右脚,然后偏头向左,左边却像漫无边际的空白,他的眼光在虚无中游移。
他突然抬起右手,搁在右腿上,视线紧紧跟随着手。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顺着左腿。他的眼睛虽然看着,却好像看着与自己不相干的别人的手和腿,好像看着一只迷路的老鼠沿着墙根游走;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是左腿,没错吧?”
江力廉从来不曾在丈夫脸上看过那样不确定的、无助的眼光。
3
走下研究所的台阶,老教堂刚好当当地敲起来,十二下。
“先吃饭去吧。”他说。
可是满街都是餐厅,“吃什么?”他问。
“随便你。”
“中国馆子吧,”他说,“反正就在对面。”
“好。”江力廉习惯地将手插进丈夫的臂弯。
亚洲酒楼,四个字写得歪歪的,好像写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一进门,迎面就是一尊半个人高的弥勒佛,多肉的脸上映着头上红色宫灯照下来的光。张胜捷掀开布帘,放眼看了一下,里头没几个客人。
“坐鱼缸旁边吧。”他指指右边。
两个人坐下。侍者很快地过来将桌上的蜡烛点燃。蜡烛旁搁着一个小瓶,里头插着几枝塑胶花。在烛光的辉映下,塑胶花竟也显得妩媚。
菜单被递了过来。
“不错,”张胜捷满意地说,“这家服务不错。”
“嗯。”
“点什么?”
江力廉看着手里的菜单,看了好半天,说,“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总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叫了两菜一汤。葱爆牛肉、麻婆豆腐、酸辣汤。
音乐突然大声了一点。
“是《茉莉花》。”
“《茉莉花》没错。”
柜台那边有人说,“包子两笼外卖。”
“音乐怎么突然变大声了。”
“我也觉得奇怪。”
鱼缸里有一只黑色的扁鱼,紧贴着玻璃,露出整个白白的肚子。上菜了。
“豆腐很嫩。”
“要不要辣油?”
“好。”
“牛肉有点淡。”
对面坐着一桌美国人,大声地笑着。每个人都拿着筷子,很熟练的样子。
“没什么客人。”
“不是周末嘛。”
“萨克斯人不错。”
“蛮随和的。”
“再给我一点辣油。”
“你什么都嫌淡。”
“也不是什么都嫌。”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
姑娘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
“好久没听过这条歌了。”
“嗯。”
“给我牙签。”
4
从火车站侧门出来,穿过马路就是电车站,搭一号或四号都可以到俾斯麦广场。原以为早忘记了的,竟然依稀都在记忆的角落里。火车站前的小亭,观光客服务站,和十五年前一样,被几百辆泊着的自行车包围着。抵达这个小城的第一天,你曾经在那亭子里向一个钻着耳洞的男人要地图,你记得吗?那个男人把地图递过来,说,“给漂亮的小姐,免费。”你欣喜地接过地图,掠了下耳边的头发。后来,你当然知道,那地图本来就是赠送的。
街景从窗边流过,一幅一幅像一明一灭的幻灯片。路边等着红灯变绿的行人,阳光照亮了他们的头发;背着背包的学生踩着自行车,年轻的脸孔向着风。眼光放远一点,就能瞥见栉比鳞次的屋顶后头的山,绿葱葱的山。
一个留长发的亚洲女孩骑着自行车,和走走停停的电车并行了一段路,风将她的长发往后吹出美的弧线,她向前看的目光却专注而严肃。
是我吗?这是我吗?
江力廉牢牢地盯着女孩,心里有点朦胧的痛楚;也许是,也许不是。她如果在酒馆里认识了一个高谈阔论康德和孔子的男人,为他怀孕而跟他回国结婚过日子,她们的命运就相同了,可是,这种几率不大。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女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你看她眼光多么专注,多么严肃!
长发女孩转弯了,转进一条江力廉不认识的路。
电车到了俾斯麦广场,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广场上人潮往各个方向穿梭流动。江力廉立在广场中心,一时之间不能决定往哪儿走。平常,她只要挽着张胜捷的手臂,跟住了就行。
挽住他的左臂还是右臂?
“自己吃饭,晚上不要乱跑,我星期天就回来……”他在火车上对她挥手——左手还是右手?
自己吃饭——他好像那个在妻子颈子上挂大饼怕她饿死的丈夫!
5
江力廉买了一本德文版的《美丽佳人》卷在手里。
找到新闻记者咖啡馆,她有点莫名的紧张,好像越来越接近一个美丽又喜爱的东西,但又害怕那最后的真正的接触,怕烫伤。多少次,她手里卷着书踏进这里。那个时候读的书,可不是《美丽佳人》,大概总是教育心理什么的。没读懂,没机会读懂。
她一进门就看左边靠窗的桌子,只有在那个位子,可以安静地看街上流过的彩色众生。
那个位子上已经有人坐着看报,她犹豫了一下,其实别的桌子也都满了,便径直走去,在那人对面坐下,却把脸向着窗外;她无意和别人交谈。
窗外川流不息,人来人往。两个十来岁的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撞来撞去,她想起寄住在娘家的女儿,明天无论如何得打电话回去。胸前吊着照相机的观光客随兴漫步,不时有人把鼻子贴上窗玻璃往里瞧,碰上她往外望出的眼光,便尴尬地一笑,走过。
一个衣衫褴褛、肮脏的头发盖住眼睛的疯子气汹汹地走在人群里,比手画脚地破口大骂。
“奇不奇怪?每个小镇都有它自己的疯子,每个疯子都会骂人!”
她愣了一下。是台湾人所熟悉的那种“国语”。发话的是与她同桌的这个人。他放下了报纸,也不看她,自顾自地脸对着窗外。江力廉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话,因为他也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呢?
男人大概有四十岁,一头粗粗的黑发,剪成平头。脸颊青青的,像虬髯客刮掉了胡子。他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极干净。江力廉正犹豫着,男人转过脸来面对她,微笑着说,“你见过不骂人的疯子吗?”
她正经地想了一下,点点头,“有啊!小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个女疯子。她不骂人,只是站在街上,怎么说,手舞足蹈。好像不可控制地一直跳舞——”
“那叫Tourette's syndrome。”
“什么?”
“对不起,”男人道歉得相当诚恳,像个承认错误的小男孩,“我不知道这个病的中文叫什么。Tourette发现了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就取用他的名字,好像帕金森病一样。以前的人都认为那些跳舞的疯子有什么魔鬼附身,其实是一种神经病,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大概叫舞蹈症吧,”江力廉开始猜测这家伙是个外科医生(你看他剪得那么干净的指甲!),“你怎么这么清楚?”
“亲身经验。”男人笑着,眼角浮起皱纹。
江力廉睁大眼睛,男人笑出声来,“不是我,我是说我有个叔叔生这个病……舞蹈症的病人用一种药,叫做Haldol,用下之后,病人整个慢下来,举手投足变成慢——动——作,像港片里的僵尸……”
江力廉用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白他一眼,觉得他对长辈不敬,可是他是个全然陌生的人,白眼看他似乎也有点失了分寸,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转头又看窗外,疯子已经走了。
男人饶有兴味地仍旧看着她,江力廉感觉到这男人和自己之间有一点微妙的张力,这种张力满足她女性的虚荣,同时使她紧张。她假装专心看着窗外,把侧面留给男人欣赏。她知道她的侧面轮廓很美,她的皮肤细白,一紧张就脸红,“脸红得迷人”,不少人说过;长发松松地扎着马尾,使三十七岁的她看起来还像个没结婚的人。
“有几个孩子?”男人啜了口咖啡。
江力廉慢慢地回过头来,看见男人带笑的眼睛,觉得他可恶,便说,“你会不会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
男人开心地笑了,江力廉的反击像老鼠对猫露出牙齿。他往后靠着椅背,双手交握在脑后,轻松地说,“当然!我自己就是两个孩子的爸。”
“喔——”江力廉觉得自己看走了眼,男人重新赢得她的尊敬,“孩子在哪里?”
“跟孩子的妈在一起。”
“那——孩子的妈呢?”
男人爱笑不笑地,“你——”他慢慢地说,“会不会问一个女人这样的问题?”
不等她作答,他却又径自说,“孩子的妈跟别人结婚了。那个别人也有两个孩子。”
江力廉蹙着眉尖,叹了口气,低低地,好像说给自己听,“这世界破碎的东西太多了!”
侍者过来收盘子,江力廉说,“麻烦您多给我一份糖。”
男人惊讶,“你会德语?你不是观光客?”
“学过。”
她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不,她不想提起她来过德国的过去,更不想解释和丈夫远道来求医的过程。他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她原要来这里独自追索一下心灵的幽深暗处,这陌生人的存在简直令人厌烦。
她沉默下来。
男人显然感觉到她情绪的改变,付了账(付了他自己的),站起来,对她潇洒地行了一个军礼,连再见的客气话都没说,走了。
现在,她倒可以安全地从背后看他的全身,男人不十分高,但是腿的比例长,身材显得匀称好看。而且,他穿着粗犷的卡其布长袖衬衫,袖子随便地卷起来,仿佛随时可以远征撒哈拉沙漠,在星光和野地里倒头就睡。不像张胜捷,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还要抹油,虽然已经没有几根。
还有,指甲剪得那么干净的人绝不会把鼻涕擤在手帕里。
男人突然出现在玻璃窗外向她挥手。
叫住他!叫住他!她心里在喊,问他的名字!
男人却已从窗边过去。
不过去,她也不会真开口叫他。
她自己清楚得很:江力廉只会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闹不清是惆怅还是懊恼。(是的,她很熟悉这种情绪,小时候,譬如说吧,她一心一意就想演白雪公主,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巫婆或小矮人,可是当老师问谁愿意毛遂自荐演白雪公主的时候,她只能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着别人举手了,自己心里难受。最近的一次是,总编辑问她愿不愿意去莫斯科做一个俄国妇女专辑,她挣扎考虑了三天三夜,还是对张胜捷开不了口,最后去的,当然是个年轻刚毕业的记者。好几个晚上,她坐在厨房里对自己生气,恨自己懦弱,眼泪扑簌簌地流,流完了之后通常也就气消了。她渐渐学到,世上没有什么真正承担不了的痛苦。)
走出咖啡馆,纳入了流动的人潮。她想起来,学生们是不走这条大街的。匆匆忙忙来回赶课,走的是和这条街平行的一条小街,“谁有时间去和那些观光客撞来撞去?”
但她现在是一个观光客。街角一家礼品店的阳台上坐着一只毛茸茸的布熊,对着大街吹泡泡。泡泡闪着阳光的色彩,轻飘飘地在空中晃荡,一个灭了一个又飘起,像开花一样。
江力廉不禁伸手去捕,一个美丽的大泡泡飘到她张开的期盼的手掌上,薄薄的,透明的,闪着彩虹的颜色,稳稳地落在她掌心,竟然不破灭。她立在街心,突然觉得胸臆间充满快乐。
她在下一条街口买了一筒冰淇淋,边走边吃。
6
下午的会程结束,大会秘书催着大家上路;离会场两公里就是此地有名的风景,蓝盆。一个直径约十公尺的小潭,潭里的水呈艳绚的深蓝色,蓝得出奇,像加了染剂一样。如果真有人跳进去,会发现潭底连着地下河流,蜿蜒游行几百里之后,再浮上来,人,已经在多瑙河。若有人不相信多瑙河是蓝色的,他只要来到树林里的蓝盆,看一眼那蓝得化不开的潭水,他就再也不会怀疑;而且绝对不会忘记,那蓝染的艳色,像一种蛊惑。
张胜捷对蛊惑没有兴趣,他追求的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离开了会场,他径直上二楼回房间去。下午会议中的争执令他不快,一口气不健康地堵在胸里。他妈的到今天还在引用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理解错得离谱,肤浅得离谱,可是二十世纪末的文化诠释权和十九世纪没有不同,仍旧操在西方人的手里,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维架构,怎么可能和他们辩论?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层次低,只比巫术复杂一点点。证据,黑格尔说,你看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中国人的“天”不是一个超出尘世的独立王国,像西方的宗教有自己的天使与魔鬼,或者希腊的奥林匹克有这个神那个神。孔教思想中的“天”,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东西,所有的权力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以儒家思想只有内在性,缺少超越性。
下午那个乳臭未干的家伙说来说去也只不过把黑格尔的冷饭再炒一遍,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
心情不好的时候,张胜捷就洗澡。水放得滚烫,里头滴几点香精。人躺进香气缭绕的热水里,闭上眼睛,烦恼的重量就像身体一样,让水承载了一大半。平常,总是力廉放好了水叫他,他才从书房里出来。现在,明明知道澡缸是干净的,他还是弯腰将缸底抹一遍,唰唰几下,利落得很;他自己最清楚,男人在家里的笨拙是做给女人看的,这有两个好处,它满足女人的母性,让她照顾男人像照顾儿子一样,而男人则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是并行的,张胜捷在报告里说,黑格尔未能完全了解“天”的深意。中国思想家讲“天人合一”、“天人同体”、“天人不二”等等,把天和人对立起来就证明天和人不一回事。理学家讲太极,讲良知,也表示良知的力量超过世俗的所谓权力。天,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它固然是内在的(imma),它同时也是超越的(transdent)。
那红头发、乳臭未干的家伙就说,这是和稀泥,内在和超越是两种彼此矛盾的品质,是内在的就不是超越,是超越的就不是内在。说一个学理既超越又内在就好比说一个人既高又矮,完全失去意义。
张胜捷很火,他质问小伙子懂不懂“天道”的超越意义;是不是没有西方的神秘主义就不能有超越性,他了不了解儒家的天道观是道德也是宗教,因为“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道德重内在,宗教重超越……
词汇不够,他说得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一个词含在嘴半天不出来。小伙子盛气凌人地打断他,流利地说,“根据康德,超越性有三个条件:上帝的存在,灵魂之不灭,意志的自由。儒家思想里有这种条件吗?”
张胜捷着急起来,长久以来他就有一个心结,或者说,朝夕不忘的目标,他要证明给西方看,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与现代民主的种种价值观并不排斥,非但不排斥,而且儒家基本精神是人本的、民主的。这和超越与内在的问题是一个整体。但越是着急,舌头就越打结,他的思想找不到语言来输送,他想说,超越性不只有康德这个定义,他想说,事物间的存在次序和认知次序不是一回事。他想说,超越性的概念只能说明事物的存在次序,你不能忽视儒家思想的独立性和永恒性,他想说,他想说——他脸涨红了。
在懊恼困境中,蓦然响起一个女性的清越的声音,张胜捷暗暗松一口气——
“我不懂,”那清越的声音说,“你们一边说儒家思想没有超越性,另一边想证明儒家思想有超越性,我不是研究哲学的人,但是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超越性必须是一个评价标准?”
会场突然静下来。
然后突然闹哄哄起来,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与会者抢着说话。主席不得不站起来维持发言次序。张胜捷的目光寻找刚刚发话的人,隔得挺远,完全看不清面貌,倒是那人桌上的名牌模糊看得出是“余佩宣”三个字。没听过的名字。
从澡缸里出来,张胜捷发现在妻子为他准备的行李里少了内裤。什么都有,袜子、手帕、牙刷、牙膏、发油,什么都有,就偏偏忘了内裤。江力廉就是这样漫不经心,所以当年学问也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却又好高骛远,老觉得她应该更有成就,真问她要什么成就她其实又说不上来,凭直觉生活的人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力廉要真是个雄才大略的女人,他们也根本不会结合。张胜捷一辈子在母亲强悍的镇压下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他不可能娶个意见太多的女人来虐待自己;这个道理,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一清二楚。小学三年级那一年,母亲提着他一只耳朵从家里走到学校,一路没松过手。
江力廉来告诉他怀孕的事,坐在床尾,低着头;没有一句怨怼的话,只等着他开口。她的脸很白,眼睛哭得肿肿的,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他根本不需考虑。她没有张牙舞爪地像那些现代的新女性口口声声自己要如何如何,就够了。他要她。
可是她还是忘了他的内裤。
他只好再度穿上已穿过的内裤,打点好,想想大概别人也快从蓝盆回来了,便关了房门折下楼去。
自助餐厅就在会场隔壁。晚餐所需的杯盘刀叉都已陈列在大桌上。包着花头巾的女总管再一次检视份数,一抬头瞥见第一个食客已经走进来。她正想开口招呼,却见他笔直地向柜台那边走去。柜台上摆着一盆绣球花,他对着那盆花礼貌地点头,说,“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半晌,好像等待绣球花回答,又重复一遍,仍旧礼貌得很,“对不起,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
女总管终于叫了声“哈啰”,客人似乎吓了一跳,转过脸来,显然在寻找声音的来处,然后向她走过来。他礼貌地向她点头,说,“请问会场……”
7
张胜捷今天是第三度给妻子打电话了,“对不起,”柜台说,“她还没有回来,要再留话吗?”
“算了,谢谢您。”
他有点不安。江力廉不是个自己一个人会乱跑的人。一整天不在,她究竟哪里去了?
当然,平常到处跑的总是他,开会、演讲、上电视……在台湾做一个学者,绝不是象牙塔里的思考者,他必须同时也是社会的顾问。他的意见对社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人为政治服务——执政党和反对党和反对反对党的其他党,都各自拥有一帮学者,平时在后头出主意,选举时就站台演讲或者发起什么签名运动等等。有的人选择媒体,或者应该说,他们被媒体选择,去鼓吹某种观念。每一个媒体,和政党一样,也各拥有一帮学者,在关键的时刻发生作用。
张胜捷当然也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论——学者应该只是学者,他不可以滥用知识的权力去影响社会,可是,张胜捷发觉,价值中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不吞灭别人,别人就吞灭你。你不影响社会,社会就被别人影响,而那个影响你绝对不能忍受的。还没有到达民主成熟度的社会,譬如这个小岛,意识形态之争像虎豹同笼,唯一生存之道是:如果你是虎,设法让对方相信他是只猫;如果你是豹,那你要不断地写评论,一直写到对方相信自己是只狗。这,就是知识的权力,马克斯·韦伯!
当然,这样深刻的体认也不是一蹴可即的;是在小岛一次“大选”期间,张胜捷被一个计程车司机冲上台用擀面棍打得头破血流缝了七针之后,他才得到这样的觉悟。
张胜捷更密集地给媒体写文章。他的头还扎着渗血的绷带时就连写了五篇谴责暴力的社论,给不同的报纸和杂志。线还没有拆就做了六场演讲,上过三场电视访问。在一次由大学生主办的选举大扫除、民主大会师的演讲会上,他的开场白是,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不是和各位一样的白头巾;这是染血的绷带。”
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然后凑近麦克风用沉痛的声音说,“民主一定要用鲜血去换吗?”
群众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他。
“民主是什么?很简单,民主就是,拳头伸出去,但是必须在碰到别人鼻尖之前收回来!”
回到家,他就把绷带扯掉,挂在浴室里;每次有场合,就再缠上。一天早上要出发前,发现绷带不见了。江力廉竟然把它给洗了。
“血淋淋的,”她说,“多难看!”
他气得一天不跟她说话。
可是他现在心里挂着她。这么晚了,她会在哪里?
经过休息室,一阵哄笑声冲出来。他才将头探进一点,就被叫住,“老张,老张,进来进来!”
小小房间里闹哄哄地坐着好几圈人。西方人跟西方人一堆,中国人跟中国人一堆。白天做思想交流显然已到忍耐的极限,交流的饱和;晚上,饭足酒醉之后,人们就回到自己的族群,绵羊归绵羊,山羊归山羊,放松而满足地释放出彼此听得懂的原始的声音。
一张椅子挪出来让他坐下。正对面那湖北来的诗人显然已经喝了不少,两眼迷离地哼着歌。昨天上午谈比较语言学的王什么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至同递过来一个酒杯——研究王阳明的李至同和他是大学同学。“你们认识吗?”
张胜捷正给自己斟酒,不知道李至同指的是谁。
“余佩宣,张胜捷。”
斜对面那个人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他马上知道,这个余佩宣一定已经在国外很久,才会在介绍的时候主动和人握手,像个独当一面的男人一样。她大概留着长发,面貌,很难说,只觉得她的眼睛特别亮,但是也说不出她眼睛的形状是大是小,是圆是长。
他有点沮丧;他真想清楚地看见这个女人的长相,想知道她是丑还是美,但是他只能听见她柔软的女性的声音。她说,“张胜捷,你今天应该用中文回答那个米勒的!”
张胜捷摇头,“他会听不懂。”
“他对儒家很有看法,不是吗?”她的声音带着嘲讽,“如果他连你的汉语都听不懂,他凭什么研究儒家?”
“话不是这么说,我觉得,”李至同插进来,“老张研究康德,他的德语表达也不见得好,对不对?可是那不代表他不能有见解。”
叫王什么的一只手玩着打火机,说,“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受制于语言。单单是我们用他们的语言作讨论工具,就表示我们在玩他们的游戏,玩他们的游戏就逃不了要遵守他们定下的规则。先天不良,没办法的。”
张胜捷连喝了两大杯啤酒,抹抹嘴边的白沫,正要说话,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比较低沉,带着台湾南部的口音,就从自己身边发出:“你们不要这么义和团嘛!他们研究中国思想,我们研究西方思想,我倒觉得蛮平等的。语言的障碍他们也有。”
“那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余佩宣的声音说,“他们研究中国思想中国文学,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用什么价值结构?”
“问题就在这里,”张胜捷搁下酒杯,“他们先给哲学下个定义,说哲学是一二三四,然后拿这个一二三四到中国思想里去找,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哲学。他们给宗教下个定义五六七八,然后到中国思想里去找五六七八,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宗教。你说这叫什么呢?”
“对,可是你硬要在中国的哲学里找到他们要的一二三四又有什么意思?”是余佩宣在质问他。
他正要回答,一直只顾喝酒的诗人转过身来,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懒懒地说,“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甩他们;我们搞我们的,他们搞他们的——”
“搞搞搞搞,我真受不了你们大陆来的,什么东西都用搞的,学问哪能搞,学问要治,懂吗?要治!”李至同站起来拿酒,“我们台湾只有女人才能搞——”
“李至同!”余佩宣的声音大起来。
李至同装出害怕的样子,张胜捷话犹未尽,“闭门造车也不行啊,跟西方对话不能没有——”
诗人对他做不耐烦的手势,“算了算了!严肃的问题留给白天,我们来讲黄色笑话比赛吧!我先讲。”
他推开挡住视线的酒瓶,“女强盗。打一个成语!”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
“逼上梁山!”诗人不动声色地说。
张胜捷身边这个女教授“我的妈呀”一声叫出来,其他的人东倒西歪地笑着边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语言学家兴高采烈地举手,“轮到我,轮到我。”
“老女人跟年轻人的男人做爱,打四个字的成语。”
沉默了一会儿。
语言学家得意地宣布,“古道热肠。”
听的人又歪倒,笑着叫着,“太脏了!太脏了!”
其他桌上的人好奇地回头看这特别快乐的一桌人。几个人起哄要政论家也讲一个。张胜捷惯说政治笑话,黄色笑话倒缺乏练习,可是他有一个听来的,“有一个男人住院检查。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你看见没有?那家伙的那个上面刺了‘一流’两个字。另一个护士就说,才不是呢,那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哄然大笑中,李至同突然问,“余佩宣,你怎么没抗议?”
“抗议什么?”她说,“如果连笑话都不能说,这个世界未免太没意思了!”
“我听过张胜捷的笑话,”她继续说,“不过是美国版的。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那个男病人的东西上刺着Wendy几个字母,大概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另一个护士说,不是啦,那个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Wele to the Bahamas and have a great holiday!”
喝了不少的酒,张胜捷有点头重脚轻地再度走向走廊里的电话。午夜了。
“对不起,没人接。要不要留话?”
8
余佩宣觉得张胜捷看人的眼光很奇怪,他似乎极专注地看着你,但你有种怪异的直觉,觉得他在注视你脸上的某一个部分。也许是嘴,也许是鼻子,也许是耳朵,你只觉得他眼光游移,专注而又游移,很奇怪。他确实在看你,但是有看没有见。
他说要打电话,先起身离去。当余佩宣踏进走廊准备回房时,刚好瞥见张胜捷正要上楼梯。他对着楼梯扶手——圆柱形的楼梯扶手大约有一公尺多高——他说,“晚安,明天见。”对着楼梯扶手。
是儒家哲学还是现代政治把他给搞坏了?
焦虑。
是了。焦虑。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症。两天下来的会给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两个字,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在做学问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心里都有一个压迫者,假想敌——西方人与西方文明,占尽优势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事发明,或者潜心研究,他们埋头创作,或者鼓吹改革,都为了赶上西方,学习西方,要不然就是反抗西方,排拒西方;怎么说,都是被罩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像在拳击赛中不断低头挨打的那一个。
有个探险家,什么准备都没有,就要去走塔克拉玛干沙漠。死亡之海。结果腿被冻伤,得了败血症,要锯掉。探险家在病床上等锯腿的时候,听说法国人要去穿越死亡之海了,他从病床上跳下来,拔掉臂上的点滴针头,劈头就往沙漠跑;绝对不能让外国人走在中国人的前头。
这个人还活着,活着好继续爱中国。
躲不掉那拳头吧,所以焦虑。
可是有时候,双方都是玩家,譬如洪飞。
她陪洪飞去领奖,一个欧洲的笔会要颁给洪飞什么自由斗士奖,因为她写的一系列揭发性的文章使她成为异议分子,回不了国门。大会上冠盖云集,总统、部长、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穿着黑色燕尾服,高贵而矜持地彼此点头,握手,寒暄。
洪飞是特别来宾,不是吗?为什么前来和她说话的人那么少?每个人都在忙着和别人认识;既然对她没兴趣,又为什么请她老远来呢?
洪飞打算领了奖就飞回祖国。在她上台领奖的前一天,她的家人捎来消息:不要回去,回去就会被捕。
洪飞于是和笔会干部商量:笔会可以为她的安全发表一个声明吗?
笔会代表闪闪烁烁,顾左右而言他。总而言之,声明,不合时宜,笔会有很多其他的议题要处理。
还有,很重要的,请自由斗士明天的领奖感言讲得尽可能短,因为总统很忙。
她们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对洪飞兴趣不大。就譬如有钱人家开个盛大的宴会吧。为了助兴,请了个表演者;当表演者演出时,当然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聚在她的身上,但她绝不是客人来此盛会的目的。还不太重要的人到这里来结识重要的人,已经重要的人来这里让比较不重要的人看见,从而证明自己的重要。在这种场合,谁会对那个被邀来当装饰的表演者认真呢?
那个表演者当然有她的意义——她是一个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小孩,一个残障者。展示她的伤害,再用一条温暖昂贵的毛巾裹住她,适切地表达了展示她的人的正义感和道德水平。
在欧洲人表现自己、满足自己的意义上,洪飞是绝对重要的。
余佩宣为这个发现而深深难过,看着洪飞美丽的大眼睛,她几乎想马上握住洪飞的手,给她一点真实的温暖。可是,她只是一贯地沉默,难过的时候,她总是沉默。
洪飞还是飞走了。在祖国的机场,她果然被拦下。余佩宣在电视上看见她好整以暇地对群集的各国记者读她早准备好的声明。她念来慷慨激昂。
余佩宣突然间就明白了。表演者何尝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呢?只是她懂得假戏真做,台上台下都是戏;在她编的剧本里,那些高贵而矜持、自以为重要的西方人才是她的配角。
他们其实彼此配合,彼此需要,谁也没骗谁。
太累了。我太累了。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大屁股的狒狒,比较谁的屁股大。对不起,我不加入。
她把窗帘拉拢,脱光了衣服,钻进被窝,蜷缩起来,像虫钻进蛹里。脚向脚取暖。
熄了灯,路灯苍白的光影闯进来,照亮了地板。是夏夜,怎么她觉得这样冰凉,从最深的心底凉起。也曾经是夏夜,蟋蟀和蛙在田野里纵声鸣叫,像《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月光和情人,田埂间的小径和认为是永远掌握的幸福。
我流落陌生的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黑夜的街道,
黑暗的滋味啊,我知道,就是在黯淡荒凉的路底,
蓦然看见一扇窗
燃起了暖色的灯,
别人的窗,别人的灯,别人的温暖,
黑暗中有叹息的声音,沉重不是为了你,
巷子里有人轻声呼唤,渴求不是呼唤你,
我累了。
9
我带了本字典来,萨克斯教授。
我在一家妇女杂志当了几年编辑,德文资料常常翻译,但是说就不行了,而且胜捷的问题,嗯,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他下星期天回来。
现在追想起来好像是在他参加竞选的那个时候,两年前吧,他突然要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说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肯弄脏手,当然政治就越来越脏。那段时候嘛,每天奔来跑去,他叫我把工作辞掉,专心帮他。我们也没什么经费,所以请客都得我自己下厨,有时候一天要准备好几场的饭局。家里的门是敞开的,人来人往。好像就是在那个忙得一塌糊涂、他一天到晚演讲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奇怪。
先是一个助选的研究生偷偷问我:“师母,老师眼睛有没有毛病?”
研究生说胜捷到菜市场去拜票的时候呀,突然满脸笑容地弯身,伸出两只手,好像要去抱小孩的样子,可是他抱的是路旁一个脏兮兮的红色的防火栓!大家就笑,以为他在逗趣。
胜捷当天一回来,我就想测他的眼力。萨克斯教授,他一进厨房就说,“怎么地上这么脏!”他连掉在地上的几粒米都可以看见,他的视力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常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凶。他——
吵的原因,当然我想我很累,他也很累。我会抱怨他害我杂志社的正常工作都放弃了,小孩也照顾不到一类的话,他就会暴跳如雷。(跟他母亲的关系不必说吧。奇怪的是,私底下对母亲那样不满、那样讨厌的人,却要求我对她百依百顺。他妈欺负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孝子,完全帮着他妈说媳妇该怎样怎样,实在搞不懂他。)
(其实,最让我不舒服的,还是我觉得他完全不为我着想——)他会三更半夜带朋友回来,叫我给他们下面倒酒,然后整个晚上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恋爱的时候可以谈康德,结婚了以后谈什么呢?),上了床就呼呼大睡。我不太敢说他什么,因为知道他压力大,怕刺激他,看他每天进门筋疲力尽、两眼发黑的样子,也蛮可怜的。但是一说他什么,他很容易就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就是……就是……会大声骂人。(我怎么能告诉他,丈夫会动粗?我怎么能告诉他,胜捷会抓起我的肩膀往墙上撞?不过,他动了粗之后又会后悔,像小孩一样,抱着我的腿要我原谅,可是下次又一样……我怎么能告诉他这些呢?)
我不知道,或许这些都和他的病有关?我不知道。
不,结婚头几年,至少在我们还住德国的时候,他没那么暴烈。(至少没打过我吧?我们都是学生,不在一起的时候就各做各的,不像回到台湾,他就老觉得做太太的应该这样那样。)竞选那段时候,他当然也突然变得很出名,身边老围着人。“学者参政”,报纸上天天都有他的消息,他对我脾气特别大,使来唤去的。有一次,我们请一对“部长”夫妇来家里吃晚饭——那个“部长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门口迎接客人,胜捷堵在我前面,跟客人握手呀,寒暄呀,他就那样挡在我前面,好像不感觉我的存在。(那种不受尊重的感觉实在令人难受,可是……我想我更怕冲突,怕他大吼大叫的吓人的样子。)总而言之,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很困难……(其实现在也还没过去……可是如果是病……)
对不起,我有点乱了。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在台北市中心。我送女儿去上钢琴课,走在大街上,一眼就看见他从那边走过来,可是很奇怪,一直到他和我相距不到一公尺了,我以为他要叫我了——因为他的眼睛明明看着我唷——他竟然没有看见我,那我忍不住开口叫他,他才吓一跳的样子,然后,萨克斯教授,他还将头转来转去,好像要凭着声音找我,可是我就在他的两只眼睛前面呀。太离奇了。
这我才想到,老天,这个人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他可以看见地上的米粒,却看不见我那么大的东西呢?
后来他落选了。一个电视记者访问他,说完话以后,他就伸出手去好像要和那个女记者握手,可是他伸出手去握人家的麦克风!旁边的人在笑,我却很紧张,天哪,不找医生不行了。
吵架?落选了以后还吵,他根本不准我去上班了,说他需要我。好吧,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反正多陪陪女儿也好。严重冲突?这和他的病——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病——有关吗?嗯——(严重冲突?那个晚上……我和他一个助教出去拿资料,回来晚了,他气得脸暴青筋,一巴掌打得我发晕,然后,然后,我怎么能告诉任何人,他……他见我垮在地上哭得很惨的时候,竟然……竟然掀起我的裙子就……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还好。我们还算过得去吧?!夫妻关系应该怎么样呢?(事后他说,是因为爱我……)萨克斯教授,我还是告诉您我们求医的经过吧!
他的情况越来越奇怪。学生说,胜捷很幽默,常对着柱子说话,对学生却又常常视若无睹,我们先去找了个眼科权威,眼科权威说他视力极好。后来,我们又找了一个极有名的针灸医师。为什么找针灸医师?因为他号称神医,台北人说他可以让瞎眼的人看见,让瘸子走路,您别笑,很多人这样相信,我反正也觉得不妨一试。
那个针灸医师白天是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晚上才凭面子看一点针灸。他跟我们谈过之后,竟然叫我们去看白天的精神科,说针灸帮不了忙,我们应该试试夫妇治疗。(胜捷当场哈哈大笑,说,对不起,龙医师,精神医师都是自己有毛病的人!“精神医师对人类底本性与一个社群底一群成员之可能行为有多少洞识?他对于Pflicht义务与Neigung个人性向有多少理解?”)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把他劝去。(结果竟然好像是为了我,好像是我出了问题似的……其实也未尝不是。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之后,他一回家我就紧张,小心翼翼怕得罪他。夜里,就怕他要求……)我们去了一次,以后他就不肯去了……
然后有这个学术会议他要参加,就想到顺便来这里检查看看……
我?我很好。
三十七。
有时候觉得闷一点,压抑一点。可是大致来说,还可以吧。我对人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从小看着爸妈厮打,看着披头散发的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整理皮箱,然而没走出过一次,现在她每天坐在电视前面,从早上看到晚上,有时候连睡衣都不换掉,反正晚上来了又要上床,每天都一样不是吗?我想我对过日子从来就没什么幻想吧?!)女儿发展得很好,我自己……就是这样嘛!(一半的人生都过去了。)
10
站起来和萨克斯道别的时候,江力廉眼角又瞥见他,在院落里,戴着白帽,穿着白大褂藏书网,低头扫地,不停地扫,专心一致地扫;地上,什么都没有。
从阴暗的老屋出来,觉得外面的阳光轰一声扑在脸上。江力廉站在一排七里香前,仰脸对着阳光,闭上眼睛,感觉眼睫间一片温暖绚丽的红光,欧洲五月的阳光,含着微风,同时飘来七里香浓郁的吐气。
她深深地吸一口气,缓缓地舒出来。离开胜捷的题目,她觉得一身轻松。
她迈着大步向老街走去。
哒哒的马蹄在身后响起,她赶忙转身,退到一家书店门口。两匹壮硕高大栗色的马踩着哒哒韵律自她眼前经过。阳光下的马背闪着光,散发干草和汗味,那个气味令人联想绿色的原野;江力廉觉得自己像涨了氢气的气球,想飞。
一条流动彩色的街。脸颊红润的孩子们呼喊着追来追去,穿着碎花裙子的女郎笑着亲情人的手。画家坐在路旁帮人画像,一个喇叭手悠悠吹起《夏日最后的玫瑰》。
大学广场上围了一堆人,人堆里传来钢琴的流水似的咚咚声。大街上也能弹钢琴吗?她想看看,正拉开脚步,却听到有人在喊“喂喂”的声音。不是“哈啰”,是“喂喂”。
呼喊的人坐在一辆马上要发动的巴士里;还有人在前门上下车。他把头探出车窗,大声说,“我要去看一看垃圾场,要不要一起去?”
她愣着,意外的再度邂逅使她有种模糊的喜悦,可是,她不认识他,而且,什么垃圾场?他要去哪里?车子马上要开,她需要时间作决定,哪里能就这么跟着他走——
“上来呀,”他挥着手,竟然有点不耐烦,好像他们早约好的,她不知在拖什么,“快点,车子要动了!”
她抬头看着他,心跳得厉害。
11
机器声很响,轰轰震着耳鼓。戴着黄色头盔的技师用喊的,“我们一年处理六万吨的废纸,一万七千吨废木,一万吨玻璃瓶,一万两千吨包装盒,这个厂房是处理废纸的。”
一辆推土机在来来回回运作,推的不是土,而是土丘一样高的纸堆,“在我们眼中,”技师指指漫天漫地的纸,“没有废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价值,只是不断地转换用途。”
上一段狭窄的铁梯,就是分类线。两条进行中的轮带满盛垃圾,往一个方向流去。轮带两边站着工人,大约每隔一公尺就有一个人。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伸进不断流过的垃圾堆里翻翻找找,像小孩在水沟里捞鱼。输带开始的地方悬着一个巨大的磁铁,把纸堆里的金属都先吸走了,工人的手只是把昂贵的瓦楞纸挑出来,丢到身边的大桶。“瓦楞纸的利润最高,”技师说,“我们分类出来,卖给造纸厂,赚得最好。报纸最贱。”
“我同意,”正做着笔记的他突然莞尔一笑,对身边的江力廉说,“报纸擦玻璃最干净,你知不知道?”
“你看你看,”江力廉叫起来,指着涌过来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只鞋子。”
技师一点儿也不惊讶,喊回来,“我还看见过一只死老鼠!”
江力廉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流般的永无止境的纸垃圾,技师几时走的她都没注意。那带她来的人一直在做笔记,时不时退到一个角落去选镜头拍照。当江力廉抬起头来,他已经收拾了笔记本子,伸手来拉她,“走,到下面再去一次,”他护着她走下险险的铁梯,“我再补一张照片。”
下面是纸河的起点,成堆成山的纸,从千千万万家家户户的字纸篓里倾倒出来的纸,凌乱地散布在每一个视线所及的角落。
他们并排站着。
“这些哪是纸?”她仍旧为眼前的景象震撼,“你看嘛,上面全印着字,印字的纸叫纸吗?”
“不叫纸叫什么?”他偏过头来看她,风吹乱了她的长发;他们站得很近。
“叫知识,”她说,平白地想起张胜捷,“以前的中国人凡是有字的纸头是不丢的。”
“那是崇拜知识,”他又牵起她的手,小心地绕过一辆推纸机,推纸机轰轰的声音掩掉了他半句话。
“你说什么?”她对走在前头的他喊,“听不见。”
迎面又隆隆驶来一辆卡车,“我说啊,”他吼回来,“知识也是一种垃圾!”
江力廉让他牵着自己的手,走出了忙碌嘈杂的厂房。
到了马路上,一静下来,她自觉地抽回手,想到怎么回旅馆的问题,“奇怪,你们做记者的人不自己开车?”
“当然开,”他把相机放进皮制的器材袋里,熟练地拉上拉链,“从巴黎来的路上车子漏油,在海德堡修呢。明天会修好,我明天到布拉格去。”
江力廉感觉一沉;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吗?当他牵着她手在垃圾堆里穿来穿去,她有一时的错觉,恍惚他是自己大学时代的情人,两人正谈着人生中最纯洁而且绝对不会再有一次的恋爱,那种抚摸一下头发、不小心碰一下肩膀就令人魂魄摇动的恋爱。这个人明天要去布拉格,从此走出我的人生。她心里涌上一阵自己不能理解的悲戚。总是这样,美好的东西像泡沫,彩色缤纷的泡沫……可是我是怎么了?这个人我根本还不认识。我知道些什么?他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他自己是个台北美国学校教出来的孩子,在美国读新闻,到欧洲来闯下来,为巴黎的《论坛报》已经工作了八年。他喜欢当跑来跑去的资深记者,不愿意坐办公室,明年要调到中东去,也许是约旦,也许是以色列,最想去耶路撒冷……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他说。
“为什么?”她不曾单独旅行过,觉得那是件得克服多种恐惧的事情。一个人看地图?一个人找旅馆?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面对茫茫的、没有栏杆扶手的世界?
“一个人,你才能专心地看世界,”他说,脸对着车窗外,郊区的田野风景不断倒退,“有个伴,你就不得不分心去应付她。”
“而且,”他转过脸来盯着她看,“单人旅行像一扇敞开的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两个人就是一个闭锁的世界,你说呢?”
她避开他炯炯的眼光,觉得脸颊发烧;她是他那多余的伴,还是那可能发生的事情?
车子摇晃,他们的肩膀和膝盖时不时碰触,每一次轻微的不经意的接触都令她心里一紧,一种麻的感觉奔向指尖。
又回到大学广场,已是晚上七点。欧洲的迟迟夏日,太阳还任性地照着,一点儿也不想下山。广场上露天的咖啡座里,坐满了悠闲的人。情侣携着手,依偎着走过。江力廉心里有说不清楚的难过,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这次分手,他们不会再偶遇——你到底想要什么,江力廉?就是再度偶遇,再给你们二十四个小时,你要什么呢?你能要什么,敢要什么呢?你的人生走到了哪里?
巴士已经开走。几乎是刀扎的痛楚的感觉,她沉默地抬头看他,准备道别。他把摄影袋搁在地上,夹在两脚之间,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低头凝视着她。
好一会儿不说话。
静默的压力太大,江力廉觉得晕眩。广场像落潮的海水退去,远远退去,所有的声音消失,所有的灯火熄灭,所有过去的痕迹被风吹散;巨大的心跳声撞击着耳膜,她看着他温柔又复杂、复杂又温柔的眼睛——她多么多么想亲吻那双眼睛,用她的唇,她的心,用一辈子换一个时刻……
他拾起她一只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轻轻说,“保重!”
提起袋子,挂在肩上,伸手在她脸颊上亲昵地抚了一下,转身离去。
叫住他!叫住他!
江力廉盯着他的背影,退去的海水淹了回来;那背影让人海遮住,又露出来,遮住,又露出来,越来越小,渐行渐远,走上一条与她不再交叉的线,没入一个空间,一个她今生今世触摸不到的空间。
她仍旧不知他的名字。
12
柜台后的胖太太递给她留话条,满面笑容地说,“您先生来过三次电话了。”
进到房间,揉了纸条丢进垃圾桶,她坐下来拨电话,才拨第二个号码,就赶忙挂掉。六个小时时差,现在台北可是三更半夜,差点吵醒了女儿。
冰箱还没开过,门上插着钥匙,一扭就开。里头瓶瓶罐罐,琳琅满目。她随手抽出一瓶什么,看看是威士忌,咕噜咕噜倒了大半杯。
灭了灯,拔掉了电话线,她倚坐到床上,闭着眼睛,黑暗,像发烧时额头上清凉的毛巾,抚慰着感官。
印象中喝威士忌得加冰块,但是没有也无妨吧。
第一口很呛,第二口很辣,然后,液体逐渐扩散蔓延,在自己和黑暗之间游出一堵透明的、极富韧性的墙,她出不去,黑暗也进不来;看不见的墙像水母似的伸缩,微微漂浮,随着水波,膨胀、缩小,膨胀、缩小……体质透明、柔软的水母……她觉得很清醒,只是四肢重得很,不由自主地向地心下沉……沉……
他推门进来 熟悉得好像这是他的房间 不必开灯就知道床在哪里 难道竟是我走错了房间
他说 声音里有一点戏谑 他的“国语”很好听 很圆熟的那一种 怎么美国学校出来的孩子能讲好听的“国语” 我妈是北平生的 教小学 我的英语更好听 你要听吗 怎么鞋子还穿着 坐在床沿将她的鞋带解开 床下沉
来 洗个澡 你会舒服些 我帮你放水
不要 我喜欢淋浴 我不锁门 但是你不可以进来
莲蓬水力充沛 强劲地打击在肌肤上几乎有点疼痛 疼痛的快感 水使全身肌肤雪白里透着绯红 热气缭绕 毛玻璃门被拉开 他跨进来 立在她身后 两只手臂环过来缠住她 她闭上眼睛用赤裸的背脊 所有的触觉敞开 细细寻索他的肉体凹下和突出的线条 他的呼吸在她湿透的发际 他的手抚摸她被水润滑的乳房 乳头在水的冲激下情不自禁地胀起来
他用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将她裹起来 紧紧地像宠爱一个婴儿 然后将她抱起 掷向床上 抓住毛巾的两头 用力一扯 又将她抖出来 她慌着躲进被子盖住自己 他也钻了进来 贴着她的身体 却突然安静下来 那样甜蜜的安静 一只手撑着头 自上往下凝视她 痴迷的眼睛说 你很美你知道吗 这么亮的头发 在黑夜里发光 她不说话 不说话 就怕一出声 他就会消失 几个小时下来 他的胡髭长出了一点 脸颊更青更粗了
我不敢问你的名字 因为只要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就不必负责 负什么责 我不知道 你每次单身旅行 告诉我 你每次单身旅行都会找个朋友吗 不要 不要 不要说 我不要知道
他根本不在乎她的自言自语 一心一意吻她的额头 很轻很轻地吻 从额头到鼻尖 到她微张喘气的唇 他把她当一张市区地图 顺着中轴线自北往南向下探索 用他的唇与湿热的舌尖 经过乳房之间 到肚脐 小腹 她的小腹紧绷 腿在他的重量下分开 他的舌尖死死缠住她裸出的欲望 她要承受不住 承受不住了
她叫出声 像从危险的高空坠落 颤栗 颤栗不能自已
然后黑暗覆上来,她抱紧蜷曲的双腿,在灵魂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彻底地垮了。
紧闭着眼,热热的泪水猛地涌上来,滑下眼角,大把大把的,湿了枕头。
13
知道要和余佩宣搭同一班火车回海德堡,张胜捷莫名地兴奋起来。几天的会议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捕捉她的声音。弄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
她冰雪聪明,书读得多,侃侃而谈时没有人敢不听,这都使她隶属于男人的圈子,可是她的声音又充满了女性的妩媚,与她思想的阳刚糅成一个很奇特的混合,是这种混合令他迷惑吧?她与江力廉的截然不同,也令他觉得心动。然而是什么呢?是什么使她和江力廉如此不同?
余佩宣和大会的主持人握手,然后提起行李,大步走开,一个人往前走去,火车站的方向。
是自信。张胜捷看着她的背影。她明明知道他们搭的是同一班车,可是她不会等他,她毫不在乎。她只在乎她自己;这个女人,有一种旁若无人的自信。
她的旁若无人刺激着张胜捷。
他赶上前去。
车厢里六个位子全空着,余佩宣索性将行李搁在椅子上。张胜捷仍旧规矩地举高皮箱,塞进头上的行李架。他两手高举的时候,裤管往上提,余佩宣看见他左脚上空空的一截,没穿袜子。这么不拘小节的人还真少见,她想。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火车开始滑动。从蓝盆到海德堡,他们得一起度过三个小时,余佩宣觉得有点不幸,可是安慰自己,换了人也许更糟。正想拿本书出来打发时间,张胜捷说,“他们说你是个女性主义者。”
“喔!”
张胜捷原以为她会骄傲地或者自我辩护地说些什么,等了半天,却发现她没意思继续这个话题,便说,“我对女性主义没有偏见。”
余佩宣噗嗤笑出声,却不说话。
张胜捷觉得有点受伤,不高兴地问,“好笑吗?”
余佩宣冷淡地说,“当然好笑。你会不会对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者说:‘喂,我对历史还是人类学没有偏见?’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哈!”张胜捷愉快地抢说,“你犯了类比的错误。历史和人类学都是客观科学;女性主义是一种主观信仰,对主观信仰当然能说有没有偏见。我也可以说,我对天主教有偏见或没有偏见。”
余佩宣往后躺进椅子,意兴阑珊地,“那你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张胜捷宣布的姿态,有一点殉道的悲壮,仿佛他在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国民党员,或者,我是最后一头白皮犀牛。
查票员出现在门口,剪了票。
“旅游愉快!”他说,转身离去。
张胜捷要强调的是“诚实”两个字,这两个字使他有异于他九〇年代的同侪。他觉得以余佩宣的聪慧,他可以让她理解他对诚实的信仰。
一个巨无霸似的女人来到门口,先将行李掷到位子上,然后艰难地把自己的身体塞进嫌窄的门。女人全身是肉,往横的长。穿着大花鲜艳的衣服,更使得整个身体庞大凌人。她背对着张胜捷弯身将行李推进位子下层,巨大多肉的臀部不可避免地逼在张胜捷鼻尖,令他觉得窒息。他把头转向窗外。
折腾了好一会儿,女人总算坐了下来,喘着气,竟然紧挨着张胜捷。肥墩墩的手臂搁在扶手上,张胜捷努力往窗边缩,否则他就得和胖女人摩肩接踵,肌肤相亲。
他觉得倒霉极了。余佩宣那儿许久没有声音,或许已闭上眼睛。在强邻的压迫下,他也不再有心思谈话。
“Japanese?”
是胖女人在说话,在对他说话;如此惊人的恐龙般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却尖细如猫叫。他摇摇头,假装听不懂。
女人叹息,“Japanese!”
张胜捷把眼睛闭上。不是,他不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价值大翻转的年代里,做一个保守主义者需要勇气,你知道吗?余佩宣。美国人一喊出“政治正确性”的口号,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客(这两个是分不开来了)马上发现他们也有政治正确和不正确的两派。在张胜捷虎豹同笼的小岛上,政治正确有几股力量:譬如搞环保反核的,譬如搞原住民还我土地什么运动的,再譬如那一撮喊性解放的激进女权运动者……
还有所谓左倾知识分子。
这些人“正确”,因为他们拥有的虽然只是一个政治立场,可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一些特定的形容词画上了等号,他们是进步的、革新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拥有一圈道德的光环。
他们中许多人其实是机会主义者,为了那圈好看的道德光环而加入那个阵容,真正要满足的是个人的道德优越感,议题本身反倒其次。
这些人,在一个山地人因为杀人而要处死刑的时候,就来个集体声明:“刀下留人!!”原住民犯罪要考虑他的不公平的社会背景。奇怪,被那个山地人杀了的倒霉鬼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社会背景了。
把被害者和迫害者的道德位置颠倒过来,是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
譬如那杀夫的女人,刀子还淌着血呢,这些人就大喊:她,她是弱者!她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个被分成八大块的丈夫,还倒在血泊里呢,已经被宣布为无恶不作的坏人,谁教他打她呢。这样,凶手和被害又调了位子。
可是我张胜捷知道:阶级和秩序的形成都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不能轻易推翻。
再譬如反核吧,可是电,照样要用。可没见哪个反核的人回家把冷气机给拆下来的。
这话,在政治正确的气焰下,没人敢说,连张胜捷都不敢。他只能在私下放炮。
但是他能说的也已不少,譬如女权的问题,他有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解放女性多半不生孩子,忙着去追求自己的天空。她们的下代就越来越少,这种自私自利的女性注定了要绝种。生物淘汰原则,清清楚楚。不,女性解放并不忧心,他对她们没有偏见。
道德选择,对张胜捷不是一个需要大量考虑的难题。康德在他的《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说得那么明白。譬如说谎,为什么说谎是不道德的?并非因为神在一块石板上刻了“汝不可说谎”,所以说谎不道德。现代人的思维是这样的:说谎之有用,倚靠别人的信任,他相信你的谎,你的谎才生效。谎,被一个“大家一般说实话”的保护网护着,所以可以得逞。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说谎,那个保护网消失了,谎言根本没有被相信的可能的话,谎言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是因为这个功利考虑,所以说谎是不道德的。
女人的解放也是如此,解放的意义在打破束缚,如果人人都打破束缚,也就没有解放可言。
女人只要用逻辑想一想,她就会冷静下来。
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睡熟的胖女人整个人歪过来,像一座山似的倒向他;头重重地压着他的肩膀。
他突然渴望看见江力廉。
她应该在车站等他。
14
张胜捷将行李丢到床上,轻快地说,“走吧,先去吃饭。你可以回来再整理。”
他走到了门外,才发现江力廉没跟上来。
“喂!”他叫,“摸什么呀!”
江力廉默默地过来。张胜捷见她跟来了,也就径自往楼梯走去。
一出四季旅馆,一阵清新的河风吹来。
“吃什么?”他问。
“我们,”江力廉说,“到桥上走走好吗?”
他奇怪地看她一眼,“干嘛?”
江力廉已经往前去了,他只好跟着。
老桥上行人如织。许多人走过桥,到另一头,然后回过身来眺望海德堡的古城轮廓。山上的废堡在无数强光的照射烘托下,美丽璀璨得令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展现在眼前,一点也不假。它像灰姑娘金碧辉煌的马车,可是坚持着拒绝变成南瓜。
上坡使得张胜捷有点喘。还好江力廉立在桥心就停了下来。倚着石栏,背对着丈夫。
“你怎么了你?”
他与妻子肩并肩站着,只是各看着各的方向,妻子的视线还在山腰上的废堡。
“你怎么样嘛?几天不见就闹情绪。”
妻子把脸转过来。张胜捷不十分肯定,但他直觉妻子的激动,她的眼里好像蓄满泪水。
“胜捷……”她哽咽着,“我……”
“我受不了了……”她说不下去。
“唉,我的天!”他把她搂过来,让她的头靠在他肩上。
“你的情绪像天气,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快乐,天气不好你就心情坏。”他皱着眉头。
“今天是晴天,你怎么会这样呢?”
妻子挣脱他的怀抱,停止了抽泣,抬头看着他,不知心里在想什么,就那样看着他。
“你受不了什么呢你?”他诚心诚意地想知道。
妻子却崩溃似的掩面哭起来,简直就是放声大哭。
他觉得难为情极了,赶忙牵起她的手,往桥头方向,边走边说:
“我们去吃饭。”
15
连着三天的检查下来,江力廉看得出张胜捷越来越不安。他不再坚持自己没病。他知道自己是出了毛病,更懊恼自己完全不觉得问题在哪里。在他的身体里,竟然有一个理性无法掌握的东西,唉,别说掌握,连看都看不见,那个什么东西。
萨克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张胜捷做这做那的。昨晚三个人一起看录像带,放的是 href='2773/im'>《飘》的片段。看了半天,当白瑞德一把扯过郝思嘉抱在怀里热吻的时候,萨克斯问张胜捷:
“你想他们在干什么?”
张胜捷眼睛盯着荧幕,困恼地说,“他在抓一个人,我想是个女的。”
“很好。”萨克斯说。
郝思嘉在房里哭。
“一个人在哭,”他不等萨克斯开口就说,“声音是女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她是谁?她跟男主角什么关系?”
张胜捷茫茫然,犹疑地,边想边说,“好像不止一个女的?弄不清她是哪一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很好。”萨克斯满意地关了机器,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我们来玩纸牌。”
他把一张画着黄色三角形的牌放在张胜捷面前。“这是什么?”
“一个黄色三角形。”
“这个呢?”
“圆圈,红的。”
“这张?”
“绿色梯形。”
“很好。”
萨克斯对江力廉点点头,江力廉会意地走到门边,站在衣架旁,衣架和她人一般高,上头岔开,挂下来几件外套,还有她的一件薄风衣。
她咳嗽几声,然后轻手轻脚回到沙发上。
萨克斯把纸牌收拢,指着衣架问,“那边站什么?”
张胜捷抬头直视衣架,很快地回道,“我太太呀!”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江力廉渐渐觉得,萨克斯为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不只是因为他与张胜捷是旧识,不只是因为史密教授有面子。在做各种实验时,他不时露出惊讶、困惑、不解的表情,那种专注与投入,像面对一个难解的谜。
江力廉已经熟悉了这里的镜子。萨克斯说得没错,在这里等候的人绝不会无聊。镜子以不同的角度收摄别的镜子,又以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出现在另一面镜子里。江力廉试着用眼睛去追某一面镜子的映象——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那么镜子里的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中的幻象?对幻象中的幻象而言,幻象就是一个相对的实体吗?
“我们差不多有结果了,”萨克斯又走了进来,“我只要再确定一件事。”
他拉下百叶窗,房间顿时暗下来。
“眼睛闭起来,”他说,“您刚从旅馆走来这里,请告诉我在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房子。”
张胜捷坐着,双眼紧闭像接受催眠的样子,边想边说,“面包店、书店、眼镜行、毛衣店、希腊餐馆、广场……银行。”
“好,您的左边,左边有什么商店?”
被问的人蹙起眉头,极认真地思索。
江力廉和萨克斯不约而同对望一眼。
张胜捷摇摇头,“想不起来。”
很沮丧地又说,“真想不起来。”
“没关系,”萨克斯耐心地说,“现在,您离开研究所,顺着原来的路走回旅馆,告诉我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店。”
“咖啡店、意大利餐厅……花铺、手工艺店、玩具店……旧书店……”
“很好,那么,您的左边呢?”
张胜捷再度陷入沉思,低着头,一动不动。
许久。
“不知道。”
江力廉长长地舒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紧张。
萨克斯走到窗边,“咻”一声拉起百叶窗,江力廉震动了,她又看见那个白衣白帽的人,低着头在院落里扫地,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几只小鸟跳来跳去。
“要杯咖啡吗?”
萨克斯不等他们回答,径自拿起桌上的壶,倒了两杯,递给他们,然后在两人对面的旋转椅坐下。
“说吧!萨克斯。”张胜捷跷起腿,洒脱地挥了下手。
萨克斯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从哪里开始,慢条斯理地先啜了口咖啡。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详细讨论了您的情形。”他放下咖啡,拿起摊开在桌上的卷宗。
“我们都同意,您的主侧大脑半球出了毛病,是一种失识症。”
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让夫妇两个看。纸上画着看起来像一团软软的弯弯曲曲的肠子。上面写了许多数字。他用一支铅笔比划着:
“这是我们的大脑。一个叫Brodmann的人把它分成好几个区。这里,十八区和十九区发生问题的时候,视觉认知就有问题。”
他在上面画了两个×。
“可是您也说我的视力没有毛病。”
“我说的是视觉认知,不是视力。失识症的意思是,你可以看见物体,但不能认知物体,重点是认知,不是看见。”
“您记得吗?”他对张胜捷说:“我给了您这个闹钟,您是怎么形容它的?”
张胜捷一时说不上来,江力廉替他回答,“他说,圆盘形,塑料,有玻璃表面,五公分直径,约一公分半厚度。”
“对,可是您无法认知这个物体的功能,您看见这个东西,可是认不出它是个闹钟。”萨克斯讲话的速度整个放慢,“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确定他们是否听懂,接着说:
“您的忽略左臂和左腿也跟大脑有关,这倒不是什么罕见的病,当非主侧顶叶——您看这里——”
他换了一支蓝色的笔,在大脑图上描:
“当非主侧顶叶出了毛病,就影响到身体左半部的感觉,”他抬头对江力廉说,“他穿衣服会忘记穿左边吧?”
“对!”江力廉惊愕地叫出声来,“常常!”
“失识症,英文叫agnosia,您除了视觉失识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prosopagnosia,颜面失识症,这个病例我还是第二次碰见。显然您的单侧和双侧枕叶出了毛病。”
“什么叫枕叶?”夫妻两人合声脱口而出。
“枕叶,”萨克斯在桌上找了支红笔,“这里,枕叶,是膝状体禽距回传导径路的终点,人的视觉和感知就靠它。枕叶发生病变,就影响病人看东西,东西会移位啦,或者变大变小等等。您对几何图形还可以正确认知,可是认不得人的脸孔——”
“可是我昨天还在比萨店那儿认出您呀!”张胜捷抗议。“您——”萨克斯把脸凑近他,瞪着他说,“您认出了我,还是我的胡子?想想看!”
张胜捷思索着,显然不能确定。
“我到现在不能理解的,”萨克斯站起来,两手抱在胸前,用研究的眼光盯着张胜捷看,“为什么您比较看得见男性;对女人,却几乎完全失去辨识能力。”
“我和助手翻了好几天的资料,”他又坐下,“关于颜面失识症的案例报告,譬如说,英国就不少,可是男女性别造成差异?”
他摇头,“完全找不到前例。”
他又停下来,眼睛看着桌上的卷宗,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想会不会和颞叶有关,根据Gesd的说法,颞叶癫痫的病人会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反应特别强烈——”
本来显得有点抑郁的张胜捷几乎要跳起来,大声说,“您在开我玩笑,萨克斯!”
萨克斯仰头大笑,为自己的幽默得意,摸摸胡子说,“冒犯冒犯!您当然和颞叶癫痫无关,不过我想伊曼努尔·康德一定是个颞叶癫痫患者。”
江力廉也忍俊不住,张胜捷讪讪地自我解嘲说,“疯子和天才本来就差不多。”
萨克斯笑完了,又恢复了职业的严肃。他收好卷宗,转过来,温和地说,“还想问什么吗?”
“有,”张胜捷显得困惑,“您以前有过颜面——颜面失识症的病人?”
萨克斯点点头,“我在伦敦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个在恐龙博物馆工作的职员,他老把自己在镜子里的投影看作猴子。”
张胜捷一手插在裤袋里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萨克斯面前,立定了,说,“您还没告诉我,我要怎么办!”
做妻子的紧接着,“他怎么继续工作呢?情况会不会恶化呢?”
张胜捷说,“要开刀吗?有治吗?”
萨克斯一个劲儿摇头,慢慢地说,“这个病不影响生命,只是使日常生活不太方便。您有太太帮忙,应该过得去。”
“您有什么建议呢?”张胜捷坐下来。又站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张,这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病,”萨克斯认真地说,“这次检查的好处是让您知道您对物体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是有所偏差的,如此而已。”
张胜捷站在那儿,手仍插在口袋里,两眼垂看着地下。
另外两个人也静静地不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张胜捷抬起头来,迷惘地说,“我总不能跳出我的脑子吧?”
16
黑头发的侍者一看到他们就大声用意大利语招呼。张胜捷眺望了一下,指指最里头一张小桌,说:
“坐后头吧!比较安静。”
“好。”
侍者过来,殷勤地点上蜡烛。粉红色的桌布,映着摇曳的烛光,散发出罗曼蒂克的情趣。客人们窃窃低语。
“点什么?”江力廉读着菜单,先是前菜,然后是比萨,然后是面条,宽的窄的圆的扁的面条。她放下菜单,说:
“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就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给自己叫了四季比萨,“这在台湾没有。”给妻子叫了海鲜面,“这里的海鲜不会含重金属。”还有一个综合沙拉。
“不要橄榄!”对着侍者的背影,他还来得及加上一句。
柜台上摆着几个酒瓶,每一个都怪形怪状的。有一个瓶颈像蛇一样扭转着盘旋而上。干净的酒杯倒挂着,一个一个就在侍者的头上。酒吧台后面的那个侍者正在洗杯子,水放得哗啦哗啦响。
“意大利餐厅没有音乐。”
“对,我也注意到了。”
“无所谓。”
“无所谓。”
饮料和沙拉先上来。
“没有橄榄。”
“你跟他说了嘛。”
“要不要胡椒?”
“不要。”
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满怀酒红色的玫瑰花,在桌与桌间穿梭。他不打扰人,只是安静地自每个桌边走过。看见行止亲密的,他就逗留久一点,低声说些什么。
“比萨好吃吗?”
“不错,你的面呢?”
“很好,哪个是盐?”
“当然是写S的这一个。你什么都嫌淡。”
“很好吃,就是有点淡。”
隔壁一桌结了账,纷纷起身。一支叉子很响地掉在地上,侍者捡起来,笑着说,“没关系。”
“这家服务不错。”
“我也觉得。”
“可以再来。”
“嗯。”
“面好吃吗?”
“不错,就是淡点,要加盐。”
“是你口味太重。”
“比萨好吃吗?”
“不错,沙拉也还可以。”
突然有音乐轻轻地流出来,一个娇嫩的女声唱着一首六〇年代流行的英文歌。“我相信天使……我相信所有的梦……”烛光和甜美的音乐使整个餐厅感觉温馨和平,像圣诞树下的摇篮。“我看见彩虹……相信它七种美丽的颜色……没有雨的时候……知道它也在……从不消失……我相信……我相信……”
“力廉……”
“什么?”
“力廉……”
“嗯?”
“我的病……”
江力廉抬眼看丈夫,他正凝视着她,疲倦的眼睛下面有两个浮肿的眼袋,微微发黑。
怎么从前没注意到。
“没关系的,”她把手盖在他的一只手上,“我帮你穿袜子。”
抱着花的大眼少年刚好到了他们的桌旁,弯身,甜甜地说:
“在海德堡,给情人买朵玫瑰花吧?!”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