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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民的自白》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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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中，两层的楼房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还有几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木匣。（“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茅厕，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颤，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子。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煤气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油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油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说老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在灯丝上方装上一块铂金片。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油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油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式暖气，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2
我的父亲也这样认为，有身份的人不应该付房租，不应该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因此，他为了能让我们尽快搬进自己的家而不遗余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了足足有十五个春秋。然而有一天，当我终于跨进“自己家”时，只是作为一位回家探亲的大学生，那栋流光溢彩、宽敞得浪费的建筑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公寓楼里度过的。我一想到“家”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中央大街路边的房子、宽阔的庭院、带铁栏杆的狭长走廊、掸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装有电泵的水井。在我看来，那是一栋阴郁沉闷、杂乱无章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居民之间缺少友情的维系，他们甚至连邻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袭的身份，论阶层，分宗派。住在老楼里和平房内的人家，不管是仇敌还是朋友，肯定都是属于难以相容的那类人。
楼里住了两户犹太人家：一户是所谓的“改革派”或“进步派”，家境富裕、见过世面、已经市民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租下了二层临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当封闭、傲慢，从不跟楼里人来往；住在庭院后侧底层的是一户族亲众多、信奉“东正派”的犹太家庭，他们家境困窘，并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总有更新的亲戚和新生儿出现，全家人挤在庭院后侧三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比如逢年过节，那里会挤满亲朋好友，嘈杂喧嚣，匆促忙乱，仿佛与会者准备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那些“穷犹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亚人打扮，恪守教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穷，但不管怎样，楼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对这家人的好感，远远超过对那户封闭、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层的“穷犹太人”家里，有人率先剪掉了传统发型，换上普通人装束，脱下长袍，摘掉礼帽，剪短头发，刮净胡须，穿上流行时装。没过多久，大多数家庭成员纷纷效仿，摇身蜕变。孩子们改上市民学校，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报名上中学。十到十五年后，身穿长袍的犹太人不仅在我们楼里销声匿迹，就连在城里也非常少见。在我们楼里住过许多孩子，但我已经不能逐一记起。跟楼上颐指气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楼下这家“穷犹太人”跟基督徒的邻居们相处得更为融洽，更为友好。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二楼那家贵族气派的犹太人我们很少碰见，他们活得潇洒自在，经常外出旅游，他们的孩子们在天主教中学里念书，女主人是一位消瘦、忧郁、患有心脏病的女士，能弹一手好听的钢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里找裁缝定做的。毫无疑问，楼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妇人们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总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连我都觉得她那样打扮既不礼貌，也不检点。楼上这家邻居“不管怎么说仍旧是犹太人”，他们活得过于浮华，过于奢侈，比方说，那位富婆比我母亲打扮得更为优雅得体，弹钢琴和乘轿车也更加频繁。“什么都应该有所节制。”我在心里这样暗想。我们跟东正派的那家犹太人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和相互理解。他们也不必因为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必因为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节庆风俗和古怪混杂的方言土语，不必因为将德语、意第绪语、匈牙利语的词汇大杂烩而表现出刻意的谦卑；包括他们自愿保持并且强调的外族性在内，让我们更多地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具有异邦情调的部落而已。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我们彬彬有礼地接过来道谢，饶有兴味地打开布包观看，不过我想，家里没有谁会吃它的，就连用人们也不会吃。我们同情并且接受这一家人，但是从某种形式上讲，这种态度就像对那些经过驯服后的黑人。我母亲有时跟他们搭讪，当然只是在大扫除时，她站在楼上朝楼下喊几句友善的寒暄话；那位憔悴不堪、头戴假发、永远在喂奶的妇人则平静地应和：“是啊，是啊，尊贵的夫人。”我不认为母亲这样寒暄是想让那位可怜的犹太妇人意识到“社会差别”；而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这家人对这种差别心知肚明，住在底层的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巴结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家人对于社会差别的谨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没什么两样，的确，他们或许更加神经过敏，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一样，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回避各种可能导致大家彼此亲近的机会。总的来说，楼里的住户们都很同情这家穷犹太人。我们怀着善意的默许，关注他们的节庆和非同寻常的习俗。毫无疑问，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犹太人的节庆旧俗在庭院里搭帐篷，他们连犹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亲甚感吃惊、略带愤慨地讲述说，他跟楼上那家颐指气使的犹太人一起乘火车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车厢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鲜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们整个晚上都惊诧不已、愤懑不平地谈论此事，尤其是我母亲，她为这种“不当行径”倍感愤慨。
这两户犹太家庭从不往来。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制造商，在外地生产玻璃制品，三天两头外出旅行，肥胖，敦实，秃顶，对自己的妻子态度恶劣，背着那位未老先衰的忧郁妇人跟他公司里的女出纳们乱搞；显然，全城人都知道这件事。妇人忍受着小说里才有的那种厄运煎熬，坐在敞开的窗前弹钢琴，琴声悠扬婉转，令人驻足倾听，乐音绵绵无终。楼里人都知道这家人不守犹太戒律，他们吃腊肉，用猪油做饭；出于某些缘故，楼里人对此也特别不满。如果说在这栋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楼里有过“犹太问题”，那么肯定不是由那户族人众多的东正派犹太家庭引发的。我们楼里的所有居民对底层犹太人那些身穿长袍、垂着小辫进进出出的加利西亚亲戚所抱的同情心，远远超过对彻底开化了的玻璃制造商及其家庭的。我们对改革派家庭优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点惧怕他们，至于惧怕什么，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触中，楼上的男主人对天主教邻居和楼下那家既谦卑又高傲的穷犹太人总是彬彬有礼，表情淡漠。比方说，我们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要我们避开东正派家庭的孩子们，从来没有人禁止我们跟那些面色苍白、消瘦单薄的男孩们一起玩耍。他们穿着式样特别、很显老气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总戴着黑色礼帽，一点儿都不耐心，在激烈进行的游戏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贱种”。当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不太生气，因为他们不懂这句意第绪语是什么意思。当六七个东正派孩子跟庭院里长大的天主教小子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制造商的继承人们已在保姆的护送下去学校上课，或有家庭教师登门辅导，这些孩子被悉心监护，唯恐会跟犹太无产者混到一起。楼上那家孩子从来不下楼跟我们一起玩，这种目中无人的自我封闭严重伤害了我的正义感，以至于有一天下午，我将楼上已读三年级的大公子骗到地下室，把他锁在锅炉房里。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缄口如瓶，那时警察已经赶来寻找丢失的孩子，玻璃制造商的夫人发疯似的哭号，呼叫声在楼里久久回响。清晨，男孩被锅炉工发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男孩始终没有出卖我。面对盘问，那位木讷、迟钝、困眼迷蒙的少年固执地沉默，后来也一样，他从未因此报复过我，即使许多年后我们成了朋友，他也对此事绝口不提。也许他觉得我那么做是对的。孩子们总是迅速判决，而且不留上诉的余地。
慢慢地，住在底层的犹太孩子们全都换掉了传统装束，但是这家人每年仍在庭院里用被子和毯子搭帐篷，男主人——那位少言寡语的部落酋长每天下午都钻进帐篷，一个人在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里待好久。听他的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在帐篷里祈祷。有一次，我们透过被子的缝隙朝里面偷窥，看到男人坐在帐篷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悲伤地望着前方。有可能是感到无聊吧。有一天清晨，整栋楼在一阵嘈杂声中惊醒，许多穿长袍的犹太人接踵而来，鱼贯而入，底楼的房间里挤满了陌生人。一个名叫拉约什的九岁男孩，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自豪而沉重地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答：
“真可恨，我父亲夜里死了。”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神情中带着一股无法模仿的优越感。
那一天，他从早到晚都一脸傲慢，那目中无人的模样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我们无缘无故地揍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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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一楼，我家的隔壁是一家银行。银行在很早以前就租下了那三个窄长、昏暗的房间，经理室的房门开在楼道里，旁边是财务室，朝向庭院的那间是会计室。我父亲的书房跟经理室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凿有一个“秘密洞口”，如果经理有事找我父亲，只需打开秘密洞口的小铁门，就可将信笺、文件或账单递给他。这种父权制的办事方式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确实颇有成效，银行的业务红红火火。两位年长的女出纳在会 8ba1." >计室工作，收银员的任务交给一位提前退役的骑兵队长负责，他被不测的命运折磨得总是愁眉苦脸，跟在兵营里一样，他总对那些前来借钱或付利息的农民大嚷大叫。这位骑兵队长之所以辞掉军衔提前退役，就为了娶他的情人为妻，女人是一位贫穷的女教师。他自从做了这一行后，再没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思乡般地眷恋过去的生活，于是总是诅咒这愚蠢的世界秩序，将一位骑兵队长贬为银行收银员，他迫不及待、粗言恶语地希望能赶快“发生点什么”。就在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一天，这位已经退役的骑兵队长又穿上了旧军服，腰挎战刀走进银行，向重又对他变得毕恭毕敬的昔日老板郑重告别。我从未见过有谁能比此时此刻的他更幸福，他捻着胡子简短地应道：“感谢上帝，终于发生了什么！”当时，有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热血沸腾地奔赴战场，结果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就阵亡了。
不过，正是由于那家银行——“我们的银行”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办得红红火火，我们未能嗅到战争的硝烟。银行的客户们扛着褡裢坐在楼道里歇脚，耐心地排队。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州里北部郡县的贫困农民，那里的收成总是很糟糕，有几英亩地的人就已经算是中产地主；由于那里的土质贫瘠，草场荒芜，即使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也称不上是庄园主。住在那个地区的斯洛伐克人大多不会讲匈牙利语，用人们也只会说一种图特语和匈牙利语混杂的特殊方言：在当地的乡绅圈里，人们虽然将匈牙利语作为正式的社交语言，但在家里，在家人之间，就连移居到那儿的匈牙利人都更习惯讲带齐普塞尔口音的德语。他们并非刻意如此。他们是有都市人气质的匈牙利人，但也习惯了穿拖鞋和长袖衬衫，晚饭后连老爷们也用德语聊天。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自豪、最光彩、最荣耀的记忆就是：在我们住的楼里有一家银行，那是一家有收银员和现钞的真正银行，人们只需去那儿在纸上签几个字，就能立即得到钱。那个时候，银行业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无神秘可言。农民们一大早就扛着褡裢排队等着，褡裢里包着腊肉、帕林卡酒和公证员给他们开的地产证明文件。每天中午十二点，银行都会进行一次“审核”，董事会成员、两位老神父、银行经理和法律顾问聚在一起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议”，对一百、两百克罗那的贷款进行投票表决，开单入账，客户下午就可以领走贷款。当时，钱多得让全世界惊叹，就连我们住的小城里也多得泛滥。除银行之外，还有个人信贷，退役的骑兵队长兼收银员有时出于“好心”和“侠义”，还会替客户代付欠账。贷款期限到了之后，农民们要么能还，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还款，就得拍卖十英亩地中的五英亩，由银行收购。那是一桩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意，自然得就像世间万物，有因有果，平静无澜。银行里有许多钱，可以四处播撒。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都为这家和善、友好的银行感到由衷地自豪。大人们的金钱秘密，就像其他的那些生活奥秘一样令孩子们兴奋。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我们楼里，在又笨又厚的保险柜里藏着大人们最常谈论的至尊之物。我们看到挂在前来借钱者脸上的谦卑，听到他们喋喋不休的哀叹和抱怨，还有他们对所有人低声下气地说“吻您的手”；他们不仅对银行的股东们，即使对仆从们也这般毕恭毕敬。楼里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慈善，而且归属于一个大家庭，这对楼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与自豪啊！我们觉得，只要住在这栋楼里，只要与这家银行为邻，谁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我认为父母们也都这么想。这栋楼属于这家银行，好心的银行允许楼里拮据的房客迟付房租，甚至还提供小笔贷款。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银行的钱里有一小部分也属于这栋楼里的人家；那是一个仁慈、友善、可以信赖的世界，住户们去银行借钱，就像去找一家之主或一位富有的亲戚，银行会借给他们钱，想来谁会为了躲债而从这栋楼里逃走呢？孩子们天生就有了钱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在银行的影子里降生并在它的庇护下长大的人非常幸运，就像定居在丰腴大地的古老源头，只要我们守着这家友好、善良的小银行居住，即使以后，我们都永远不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麻烦。这个并不很高尚的古怪感觉一直伴随我到学生时代，甚至伴随我到在国外流浪的蹉跎岁月；即便那家银行早已倒闭，但还是能在金钱问题上给我提供某种安慰和安全感，似乎我想跟金钱维持一种初始而直接的童年关系，而事实上，那些钱从来就不可能属于我和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想来这真是残酷无情。
银行的生意兴隆，股东们也都发了大财，就连雇员和仆从也不例外。有一位雇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另一位摇身当了作家，出版了两本讲述郊外城堡废墟传说的书。每个人都有闲暇和精力欣赏艺术。就像一位羽翼丰满了的工业骑士，银行在狭小的空间里已难以容身，于是大兴土木，在庭院里盖起一幢仙境般的玻璃宫殿。那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简直像一座玻璃教堂：厚厚的玻璃板是从德国运来的，在金库的上方，盖了一个我后来在国外都很少见到的穹窿顶。农民们将这座银行宫殿称为“伯利恒”，他们像朝圣一样从周围的村庄纷纷赶来，在玻璃穹窿顶下悄声耳语，一脸虔诚，仿佛真是在教堂里。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所有看过它的人都对它气派的外表和精美的装饰赞叹不已，很难用准确的词语形容这座过度浮靡、浪费、辉煌、极度华而不实的建筑杰作。那里具有真正的银行所需的一切：保险库的铁门足有一人多厚，听到魔咒才应声打开；理事会大厅也铁门紧闭，里面配备有非同寻常的计算器和打字机；银行里还储有许多钞票。最让我们这些住在楼里的孩子们好奇的是建在楼长家对面的保险库，地基打得很深，深埋在地下；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只只金属匣内装满了金银财宝。那是美好、欢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眼前施展的魔法，变出了一座如此这般的童话城堡，只是年长的存款者们不喜欢它，那些老派、守旧的有钱人更乐意看到他们的财产存放在楼上昏暗房间内瘸腿的钱柜里。他们望着那座玻璃宫殿和固若金汤的地下室连连摇头，疑虑重重地唠叨说：“这是拿谁的钱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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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列大叔”掌管银行，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安德列大叔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大家族后裔，法学毕业，他跟整个那代人一样，在“自由职业”中谋求快乐，对州政府或市政府的官职不感兴趣。在童年时代，我对贵族阶层这种博学睿智的生命阶段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我后来发现，当代文学对这段时光及其角色的记忆有误。安德列大叔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对他身心而言全然陌生的银行生涯，他一丝不苟地恪守营业时间，丝毫让人联想不到那类成天打猎、赌博、旅行，并在半夜三更打牌时接过卡西诺赌友欠账单的外地银行职员。生活总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人把安德列大叔看作经济学家，但是他在银行里誊写账目的时间远远超过打猎、打牌的时间。他也读一些书，偶尔外出旅行，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也许他这辈子对印戒的保管热忱远远胜过了贵族徽章。银行蹒跚起步，自行发展，一切都水到渠成；安德列大叔只需留心职员们是否在每笔贷款业务上都恪守了“银行规定”。我觉得，要想如实描述这位外地储蓄所经理，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他经常将钞票像在合同上盖章一样地贴到吉卜赛人的脑门上，并忧喜参半地投票同意向浪荡小子诺斯蒂——“我可爱的小家伙”借款。在沙罗什和泽普林州，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城市里，在这个中规中矩的城市里，他这样的人物很难存留。安德列大叔，这位“银行经理”，每天早晨都分秒不差地赶到单位，戴上套袖，一直誊写到夜幕降临。首都一家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为银行贷款，佩斯的经理们都是傲慢、年长的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下来检查安德列大叔的业务工作；那些年长的犹太人喜欢打猎，习惯以“你”相称，爱耍绅士派头，有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古怪习惯感到好笑。实际上，安德列大叔在银行经理写字台前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老父亲在州里和庄园内所做的没什么两样：他父亲需要留心的是，农民们是否按时完成了他们的交租义务。从前，农民要碾磨稻谷或交一半的收成，相当于现在付贷款利息，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他们是否向农民强征暴敛？我觉得没有。他们只是定期收息而已，要知道他们也“必须靠什么活着”。只要让农民“劳作”，就不会有问题；只是后来，当安德列大叔由于过于复杂的家庭矛盾而放弃了这个职位时，一位来自首都的金融师接替了他，那人怀揣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计划来到我们城市，就像一位殖民总督，结果遭到第一次重挫。那位新任经理显然出于善意，但过分大方地将储户们的钱大笔贷给了波兰葡萄酒经销商们，波兰人收购了当时的“山麓牌”葡萄酒，银行在那场商业游戏中损失惨重，损失数额以百万计。父亲偶尔跟我提起这事，当时他以特殊的手段分厘不缺地拯救了储蓄者的钱；他找到那位当初派人接替安德列大叔出任殖民总督的首都金融机构负责人，那位以绝情著称、国际知名、富得流油的大银行行长看了那份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后耸耸肩回答：“那就让这些先生们破产吧。”我父亲不动声色地提醒他说：“这样也行，那我就把这份材料带回去；不过在平衡表上也将留下您尊贵的名字。”那位声名显赫的银行行长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按了一下桌铃，对应声进来的经理说：“我们百分之百支付。”就是这句由三个词组成的豪迈话语，让佩斯银行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储户们不仅拿回所有的存款，还得到了利息。作为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美丽传说之一，这个故事我听人讲过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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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大概只有短短的几年，我的教父住在我家对面一层楼的一套三室公寓内，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很爱生气，烦躁不安；在我家里，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对他都像对待复活节彩蛋那样小心翼翼。他有一颗骄傲而孤独的灵魂，本想当一名工程师，他对技术性的东西要比当兵在行（他在炮兵团作为志愿兵服役），他想将自己的才能投入技术领域。据说“当时大家都央求他延长服役期”，至少家里人后来都这么讲。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秉性、天赋和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非常适合军官生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略受轻视的工程师行业，他总是忐忑不安，烦躁易怒，感到受辱，总是有许多“难堪事”。总之，让人觉得他在生活中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人们对工程师和医生的职业抱有歧视，认为不适合绅士去做；出身显贵的年轻人自然应该投身法律，不应该给人灌肠或摆弄容器或游标卡尺。我们家族在上世纪末，在外地，在等级意识严重、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对我叔父的“脏躁综合征”（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当时年轻的弗洛伊德已在夏柯的诊所里观察了歇斯底里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术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家的祖上是撒克逊人，在17世纪移居匈牙利，忠诚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我的太祖父被利奥波德二世册封为贵族，并被赐予“巴尼奥伯爵·克里斯托夫”封号，主管马拉马洛什州的皇家矿井。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出于对匈牙利的热爱，我们家有许多家族成员参加了贝姆将军率领的革命军。我有一位名叫日嘎的天祖父在维拉古什缴械后遭到降职，先后被流放到威尼斯和米兰的皇家军团服役，后来恢复了原来的名衔，退休时官至皇家卫队长。但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家族在维也纳享有很好的声誉，被视为“忠诚分子”。1828年，我的太祖父被任命为老布达总督时，曾去维也纳觐见过弗朗茨皇帝。“我对匈牙利国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维也纳写信给远在马拉马洛什州的弟弟说，“在这里住宿的开销非常昂贵，每天仅客房和取暖的开销就五个福林。皇帝亲切地接见了我，并且提到我们的父亲。‘对，对，’他用德语说，‘我听到不少对你的夸奖。’”很可能这位有着德国名字的官员于1828年受到皇帝亲切接见时，获得了皇帝和蔼的赞赏，并在宫廷里被划为“拉邦茨派”。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家站在了起义者一边，并将名字匈牙利化，科舒特政府特此颁发了批文，并于1848年8月将决议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从信念和行动上看，他们都是狂热的匈牙利人，尤其是我父亲和他的弟弟。当地的外族家庭对匈牙利持有的这种热烈、真诚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那些古老的匈牙利贵族家庭不仅容忍，而且真心接受了这些自愿融入匈牙利，并且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外族人。有的时候，他们或许能够容忍某种与生俱来的外族品德——我的祖先是撒克逊铁匠，我认为，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某种特殊的、对我来讲毫不轻松的、跟我的秉性相悖的、古怪固执的“责任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某种即便经过几个世纪的共生仍无法释解的异类感和外族感。从精神上讲，我们家是复杂而典型的天主教徒，这不仅是就“出生证”而言，从本质和观念上说也是这样。我们本能地回避新教徒，在社会交往上也是如此，就像他们也出于本能地回避我们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提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接受他”、承认他都无济于事，我叔父仍感到惶惑不安、痛苦烦恼。即使他拥有撒克逊人的血缘、德国人的名字、奥地利的贵族名衔，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完全、肯定地属于这个世纪末的匈牙利贵族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假如有谁能让外人感到从其骨子里散发着匈牙利贵族意识的话，那就是他了。他总是搜集家族的各种证书和纹章，喜欢绘制王冠，还将我父亲、母亲的家族纹章合二为一，设计出“统一的贵族家徽”（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那些资料，因为我母亲是摩拉维亚穷磨面工的后代，我怀疑她的家族从来就没享受过贵族特权；另外，我母亲和她的亲戚们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关心）。这种“贵族行动”最终以特殊的方式使他获得了一种傲慢而焦虑的内心表达：回避州里的社交圈，从来不跟那些人为伍。他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在波斯尼亚修建铁路和隧道，后来搬到了阜姆，在那里受一家法国公司委托修建了一座供电站，至今都为达尔马提亚海滨提供电力。在这期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位温柔娴静的诺格拉德州女郎，匈牙利最著名的古典剧作家的后代。我小的时候，曾在那个文学史上著名的诺格拉德城堡和园林里度过许多个夏天。在那里，叔父带我阅读了那位古代的、拥有不羁灵魂的、在雄性时代的黄昏近乎发疯了的匈牙利天才剧作家写下的许多诗歌。正是这种“文学的亲属关系”，使叔父在我眼里顶了某种奥林匹斯的荣耀光环。事实上，他对文学懂得并不是很多。他还单身的时候，曾住在我家对面一套朝向庭院的三居室里，活得“逍遥自在”，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他雇用男仆，经常会扇仆人的耳光；由于这些原因，我小的时候很怕他，后来又对他深感同情。他未能在阶层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凄楚地隐居在诺格拉德州的一座小村庄里。在那里，他就跟在我们中间一样缺少“在家”的感觉，就跟他在同事们中间一样感到格格不入。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郑重、公开的反犹分子；假如有谁提醒他说，就其本质而言，在那些愤懑挣扎的阶层之间，这种“我的国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本身有着多么原始的天主教色彩，换句话说，具有犹太特征，他肯定会感到非常震惊。
6
这栋楼里有两家“店”：白天，银行接待往来的客户；夜里，楼下那家被称作“咖啡馆”的简陋巢穴，通过女跑堂和赛猪游戏掏空那些游手好闲的市民的钱包。对于底层的喧哗，楼里人觉得十分自然，宽容地忍受。居民们，包括在道德问题上相当苛刻的家庭，根本不会因为楼下有人在夜深人静时哐哐哐地跳舞而暴跳如雷。这家“咖啡馆”对喜欢在白天喝咖啡、读报纸的客人们不感兴趣，因为它白天根本就不营业。到了傍晚，滚帘才会卷上去，几张铁皮桌靠墙摆放。“酒吧”里面，染过头发、穿着入时、体态丰满的女人们调蛋黄烧酒，沏俄罗斯茶。（那时候，香槟酒还属于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即使阔绰的军官们也很少能享受这样的挥霍——另外，在我们这座城市，几乎还没有“阔绰军官”这个概念，因为骑兵团驻扎在离我们五十公里外的相邻城市，而在我们那里扎营的炮兵和步兵军官们则更青睐朴实的喧闹、蛋黄烧酒和廉价葡萄酒。）光临这家夜店的客人，主要是牲口贩子，赶集商贾，乡村地主和来自周边地区、偶尔过一次夜生活的犹太房客。“绅士”只有酩酊大醉时才敢去那儿，这种时候，他们放下机械操控的铁皮滚帘高歌狂舞，声音大得能够吵醒睡熟的邻里；但是，对如此混乱的喧嚣，居民们不可思议地予以容忍。“咖啡馆”在楼下开了许多年。警察也不想插手市民的琐事；在这座四万人口的城市里，总共只有十五名警察维持市民们的生活秩序。十五位年老、肥胖的米哈斯纳·安德拉什，我从小就认识他们，能够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警察局设在一幢意大利风格、带有门廊、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不过大多数房间是空的，只有那些在清晨被警察用带油布篷的小推车从街头巷尾收容到一起的铁杆儿酒鬼们会在那里一觉睡到酒醒。卖淫，是一项较为优雅、显然也更昂贵的营生，每个夜晚都在我们楼下的“咖啡馆”里进行；有的时候，那里也发生肉搏战。有一天夜里，整栋楼都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大人、小孩都穿着睡衣拥到走廊，聚在庭院。我看到楼长正挥着一把扫帚揍一个穿长筒靴、留八字胡、模样简直像吸血鬼的牲口贩子，那家伙用十个手指紧紧掐住一个麦黄色头发的咖啡馆女招待那副本应该被温情抚摸的柔软肉体。那个场面相当恐怖，在黎明寒冷、刺眼的天光下，我恍惚觉得那不是真的，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估计这家夜店付了银行一笔可观的租金，所以即便它这么扰乱公共秩序，缺德地破坏街坊邻里的安宁，银行依旧置若罔闻。很久以后，银行才跟那家夜店的老板，那个精明狡猾、有商人天赋的吉卜赛头领中止了合同，而且并非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银行要用那几间房子：这个时候，银行即便少了夜店的这笔收入，也已经能够从容运转。
为了解决日常性的生理需求，城里也开了两家公开的会所：一家稍微廉价一些，简陋一些，开在碉堡大街；另一家稍微雅致一些，俗称“官房”，开在兵器库大街的一栋平房里，去那里消遣的都是官职较高的公务员和军官。街头的情爱勾当，则在大门紧闭的两家会所之间矮房错落的鲜花大街内进行，经营者不是私人业主，就是情爱街贩。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甜蜜的地下情爱世界。光顾那里的不仅有未婚的年轻人，已婚男子和军官也不少见；偶尔，当地神学院的一些年轻僧侣师生也会鬼鬼祟祟地闪身蹩入。那些老房子，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毫无变化地保存至今。抹了白灰的窗户、永远紧闭的大门和用绿色或棕色油漆刷得又平又亮的外墙，向路人们泄露了墙内的勾当。城里的绅士们在“泡完咖啡馆后”来到这里，在“沙龙”里享受午夜的欢乐，店主们经常调换女郎。在我出生的城市里，这种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是的，当时我还相当年少，只有十三岁；后来出于羞惭之心，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造访，给我留下的记忆清晰而残酷。那次是楼里的一个男孩带我去的，他是香料师的儿子，一个充满野性、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少年。那是一个明媚、寂静的夏日午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溜进碉堡大街内的“廉价店”里，紧张得牙齿打颤。大门口的撞铃在走廊内回响，大门的左侧有一个挂着垂帘、堆满特蕾西娅时代家具的房间。在镶嵌玻璃窗的房门后面，有一位包着头巾的老妇人坐在轮椅里，看上去活像童话书中描绘的、《小红帽与大灰狼》里讲述的那只假扮成外婆的大灰狼，她正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我们并咧嘴微笑。我们朝庭院里跑去，因为香料师的儿子对这里的地形已相当熟悉，庭院的一侧有一面石墙跟街道相隔，底层和楼上的房门一字排开，全都漆成了深褐色，就像监狱或医院里那样。我们连“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一只翅膀被剪、已被驯服的猫头鹰在院子里散步。后来，楼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悬廊上，她将铁罐里的水泼到庭院里，然后转身回到房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一动不动地紧贴墙壁，我那位爱吹牛的朋友也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院子里安静得真跟监狱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底层有一个房间的门被吱呀推开，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可能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窥视我们好久了，她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她的房间。朋友走在前头，我几近晕厥、浑身冒汗、不由自主地紧随其后。女人讲的是带斯拉夫口音的匈牙利语，但别的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记不得她是不是年轻，是胖是瘦，金发还是黑发。房间里有一张布满污渍的长沙发，估计她刚刚起床，因为床铺上面还凌乱不堪，冒着身体的热气。铁皮盥洗池歪斜不稳地靠在墙边，墙皮剥落；在盥洗池的上方，贴着一张用图钉固定、字母是印刷体的《卫生忠告》。我认真地阅读起来，与其说是感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尴尬和局促。“用简便的方法就可避免感染”——这是政府部门颁布的《卫生忠告》里的第一句话。床前扔着几双男式皮靴。我们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朋友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如，漫不经心，其实他心里也很害怕；女人跟我们要了一支香烟，她坐到床沿，坐在我俩之间，微笑地望着我们俩，一声不语。
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朋友给了女人三枚六克拉伊卡的硬币，我们从房间里溜出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逃跑，天色已近黄昏。那次历险抵消了马伊·卡洛伊小说里令人亢奋不已的色情描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这类地方都失去了兴趣，尤其对我那位“阔绰”的朋友感到深深的失望。出发之前，他用小说般的谎言欺骗了我，“在那里面”，他跟我一样紧张得牙齿打颤，跟我一样不知实情。比方说，他告诉我，男人和女人的性接触跟我们以为的截然不同（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以为，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云里雾里，所有不体面的东西纯属胡思乱想），最重要的是，男人要用力抱住女人，攥住女人的胳膊，然后咬女人的鼻子。鬼知道这是他从哪里听来的。后来，我对他的谎言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开始瞧不起他，不再乐意搭理他。
城里还住了两个“窑姐”，两位年龄较大、并不怎么漂亮的女人。她们在一条小巷里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总是一起进出，如影随行，脸上罩着面纱，戴着大风车似的帽子。她们俩在业内的男人圈里，很受城里那些风流男士们的尊重。其中一位绰号“柠檬”，另一位被学生们戏称为“橘子”。她们向那些有幸获得她们恩典的男人索要的钱数，很可能超过鲜花大街的那些情爱街贩和那些吉卜赛女郎或独身女仆。或许也正因如此，她们被赐予“窑姐”的荣衔。不管怎么说，“柠檬”和“橘子”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鲜花大街有一位看上去颇像家庭主妇、看不出具体年龄、身材丰满健硕的站街女郎，好几代男人都从她那里学到过情爱的秘诀。这位名叫“兰凯”的老姑娘，城里所有穿大衣的男人都认识她，就连严肃、寡言的警察们也都很怵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老妓女赢得了某种类似家庭成员的承认。她曾是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迟早都会跟她产生瓜葛。
但是，关于“红蟹”的传说我只是耳闻，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红蟹饭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欢乐谷，既神秘又华贵，城里最高雅的绅士们爱去那里。那里经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我是从一位乐观开朗的叔叔那儿听说的。那家神秘的“红蟹”——要比碉堡大街的老房子和我们楼下的夜店神秘得多——是作为国道旁的客栈修建的，位于几公里外的城郊地带。“主顾群”的男性成员大都是已有家室的丈夫们，所以我叔叔也在其列。如果想要放纵一下自己，他们就会到那里去。当我也开始追逐这类销魂的场所时，城外这家夜总会已经变成一家摇摇欲坠的乡村小酒馆。
婚外性生活就发生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如果谁感到了饥渴，就在这类浅浅的泥洼中解渴。“通奸”和有夫之妇的“堕落”，似乎只在小说帝国里才有。我在小的时候，从来没听大人们传过关于哪个“通奸”的“堕落妇人”的闲话；就连当地剧团的女主演们也处于严厉目光的监视之下，人们会“敌视”那些被发现“出轨”的人。
7
公寓很大，房间宽敞，窗户密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感觉到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白天大多是跟兄弟姐妹们和家庭教师一起挤在“壁龛”内，在那个拱形棚顶、没有窗户、堆满带栅栏的童床和学生桌椅的小屋里度过的。“壁龛”将父母的卧室和饭厅连接到一起；彩色的玻璃门把临街的饭厅分隔开，以防阳光投进屋内。我们就睡在那间屋里，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倒霉或者“受罚”的时候，大人禁止我们跨出家门，我们只能在“壁龛”里游戏。似乎谁也未曾想到过，那间宽敞明亮、一个月都没人进去的“沙龙”作为孩子们的房间才更健康，更适合。可是，在家里那个可能最高最大，也最敞亮的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用帆布罩着，那种布尔乔亚式冷漠的富丽堂皇，总让我觉得好像屋里死了什么人。“壁龛”是一间光线晦暗、没有气流的闷热小屋，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就连“家庭教师”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尽管家里在白天阳光普照，我们却应该在灯光下读书。
我们家有五个房间一字排开，纵三横二，三个临街，两个朝向庭院。除了孩子的房间外，其他房间的面积都很大，通风良好。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家庭，尤其是那些家境宽裕的人家，对孩子房间的质量和位置根本就不在意，即便他们溺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和衣着方面从不吝啬。那时候，人们对“卫生”的看法颇有分歧。当时，“杆菌学说”把许多家庭主妇搞得神经兮兮。我认识一些老妇人，她们染上了洁癖，从早到晚地清扫灰尘，戴着手套在家里爬上爬下，攥着鸡毛掸子追猎“杆菌”。毫无疑问，市民阶层的家庭主妇的最大理想，就是能让漆光的家具一尘不染。前来串门的教母们在喝咖啡时，会对女友家里进行现场检查，如果哪个倒霉蛋家的女佣粗心大意，忘了用抹布擦拭当天落在钢琴上的灰尘，访客就会大呼小叫。我母亲、两位用人和“小姐”，一天到晚打扫卫生。早晨用人打扫，“小姐”督查，随后母亲出场，就像阅兵式上的将军一样不留情面地严格检查，她用手指在家具隐秘的缝隙里又摸又抹，整个上午都用来追剿落网的尘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无尘是“现代卫生”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个目标，很多家庭将孩子的房间粉刷成难看的颜色，狭小得如同储藏室；钢琴背后洁净无比，而浴室里的大多数地方却很少光顾，不怎么使用。我家由于孩子太多，所以浴室的利用率相当高，尤其是我父母对于“身体洁净”的观念与众不同，一点也不现代。无论冬季，还是夏季，年轻女佣每天早晚都要给浴室里的铁炉子生火，“小姐”则为孩99lｉｂ?子们洗澡；但是根据市井常识，“洗澡太勤对身体有害”，因为孩子们会因洗澡而变软。在很多地方，浴室被当成堆破烂的库房，尽管用人们进去洗东西，但也只能蜷缩在成堆的皮箱、晾晒的鞋和衣物以及清洁衣物的用具之间的昏暗角落里。在我认识的许多人家，浴室里都包裹蒙灰，浴缸只在年底，在除夕时才能恢复一天的本来面目。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市民，通常只在生病或娶妻的时候才洗澡。不过家里还是要有浴室，只是不太使用而已。在我们家昏暗的浴室里，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我母亲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浴巾、浴袍的整洁。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用挂钩”，就像剧院里的存衣处，可是浴巾、浴袍、罩衣在浴室里挂得满天满地，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哪件物品是他用的，哪块地方属于他。浴室里永远凌乱不堪，那里是气恼和烦心的温床。
要知道，“储藏室”都要比孩子们的房间或浴室宽敞得多，整齐得多。在那个高大、干燥、明亮的房间里堆集了许多没用的“存货”和大量食品，像是储满面粉和猪油的被攻陷的城堡，或附近没有肉铺、食品店的村舍的中堂。事实上，家里到处都堆满了“存货”：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在柜子和抽屉里，到处都塞满了尚待裁剪的麻布、编织物和成团的棉花。我们囤购的“存货”什么都有，包括鞋带和抹布。那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收藏癖，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那般得意扬扬地从购物街归来，仿佛我们住在沙漠中的某个角落，刚从浩浩荡荡经过的大篷车队那里抢购回稀罕、贵重的二手货。我们一麻袋一麻袋地购买面粉，一桶一桶地购买猪油，买像磨坊风车那么大的奶酪，无论买什么东西，分量都不会少于一公斤。尽管家里有大量的“存货”，可我们还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哭嚷吵闹，两个女仆“消灭”面包，厨娘每天中午要做七口人的午饭，而我母亲每个月只领到一百福林的“伙食费”，或许还能从中省出些“盈余”……我们每天吃两顿肉餐，我父亲不能忍受午餐的剩饭。我母亲让厨娘做丰盛、油腻的匈牙利餐，一百福林养活七口人绰绰有余。那时候，匈牙利人过着迦南式既丰盛又廉价的日子；那时的廉价不是乞丐式的廉价，不像战后那样由于没钱而让人不得不精打细算，被迫贱卖家什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在物美价廉的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是一种优雅、富裕、物欲的生活。清晨，让人感觉就像是家庭的节庆，命名日或婚礼日。我父亲刚刚刮好胡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和光辉牌洗发水的味道从浴室里出来，走到精心布置好的早餐桌前。他穿着烟灰色睡袍坐到餐桌的主位，伸手拿过当地的报纸——我们订的当然是教会的报纸，由主教出资编辑、在主教的印刷厂付印的《高地日报》——在等待热茶从梅森制造、绘有花卉图案的瓷罐里“涓涓流出”的空当，他匆匆扫一眼重要新闻。那是相当隆重的一刻。即使在那一刻，父亲鼻子底下系胡子的线绳仍绷得很紧，他只在吃饭时才会解开它，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刷子，规规矩矩地向两侧梳理一下散发着光辉牌洗发水香味的唇须。我母亲与他相对而坐，餐桌两侧各坐一对孩子，他们偷眼观看清晨举行的这个隆重仪式。孩子们的早点是黄油小面包配咖啡，冬天则配热菜汤；他们欣赏父亲用早餐时油然而生的那股可以弥补一切缺憾的高贵感。我父亲用早餐的样子是那样的威严，那般的优雅；他身穿绸缎面料的烟灰色睡袍，他那戴着印戒、女性般柔软的小手举止轻盈。每天清晨，饭厅里都洋溢着宁静的、父权家庭的仁慈氛围。他喝的是香气袭人的金黄色红茶，茶里倒了不少朗姆酒，他一边酌饮一边吃腊肉、半熟的煮鸡蛋、蜂蜜和匈牙利黄油。（他经常为了黄油跟我母亲争吵，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出于节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有时买回来丹麦黄油。我清楚地记得某日清晨的一幕，我父亲看穿了妻子的“诡计”，从早餐桌前霍地站起，将“丹麦黄油”扔进茅坑里！）父亲吃的面包片需要给他单独烘烤，我对他挑剔的用餐习惯表示谅解，这种“见过世面者的做派”持续了好些年。在我眼里，这种“早餐田园诗”是布尔乔亚家庭的祭神仪式。只有那种获取到了社会地位、在白天不可能遭遇任何羞辱性意外的人，才会用这种缓慢而挑剔的动作准备投入一天的工作。事实上，我父亲并没有获取到什么特殊的地位；他身处的阶层，是他本来就属于的阶层，正是这种归属在他身上折射出的自我意识，使他的态度和举止变得至尊至贵。大凡属于那个阶层、生活质量优越的人，确实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过一天的日子。
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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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三个玻璃门的橱柜里放满了书籍。我母亲的“藏书”其实早就变成了装饰品，作为“沙龙”陈设的一部分和过去的记忆；桃花心木柜的柜门很少打开。几十部包有红色麻布封面的“世界长篇小说书库”占了我母亲藏书的绝大部分；剩下的多是德国小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鲁道夫·赫尔佐克，她最喜欢的书是这位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伟大的乡情》。弗莱塔格的《借贷》为黄色皮面，分上下两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此外还有布尔乔亚书库不大感兴趣的席勒、歌德文集。他们认为那些书“陈腐，传统”。不过席勒还是可以跻身于藏书之列，尤其是他写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书橱里还有一部《钟声》的豪华版。人们在席勒身上，多少看到了自由派先驱和革命者的影子。歌德则是“僵化的形式”和“古典的蒙昧”，乏味无聊。我认为，世纪末的市民阶层读歌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超过在学校里读的《赫尔曼和多罗泰》中的那几首歌和长大些读的《流浪者的夜歌》。
我母亲偏爱“德国现代作家”。除了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之外，她还爱读斯特拉茨、翁普提达和几位德国幽默作家的作品。我对那些书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在小时候，当我能够打开父母书橱的时候，我就已对那些书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一本我都读不进去。奇怪的是，书橱里居然还有一本《莉莉·布朗：社会主义回忆录》。我了解母亲的读书口味，她不会在书橱里收藏玛莉特、科尔茨—马勒之流的书。的确，像赫尔佐克和弗莱塔格，且不说他们的自身情感和爱国情愫，他们跟德克波拉克和维吉·鲍莫克一样是真正的作家。要知道，如今在市民家庭卧室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德克波拉克和鲍莫克的流行小说。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买诗集。诗歌，意味着令人不悦的记忆，来自校园的梦魇，“死记硬背”和书窗苦读。在上世纪初的市民家庭里，将“大诗人”的金口玉言和不朽诗行抄到“摘抄簿”里的可爱而幼稚的风俗，就跟绣花、弹竖琴、在丝绸上绘画一样是大家闺秀“精神生活”的见证之一，但在世纪末就已经不再时髦。我直到现在都不理解，像克洛普斯托克写的《弥赛亚》那种无聊至极的打油诗，怎么会混进母亲的藏书……在母亲的书橱里，匈牙利语书很少，她最喜欢的匈牙利语作品是威尔纳·久拉的小说《贝斯特茨的弟子们》；她也要求我读那本书，催得不依不饶，直到我硬着头皮开始啃。我记得，那是一本情感小说，不管怎么讲，要比同时代女作家的小说更引人入胜，更触动心扉，更含蓄内敛。我在书橱里还发现了一本卡琳·麦克里斯的书（我记得，书名是《乌拉·方格尔》），在大部头的书里夹有几卷《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世界上有上百万的市民阅读诸如《大陆与海洋》、《家庭主妇》、 href='/article/3927.htm'>《家庭》、《霍夫》、《花园》等德国家庭杂志，匈牙利家庭也津津有味地翻阅那些在柔软纸张上印满了食谱、生活小常识和相关主题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杂志。当然，“新时代”需要这些精神食粮。与《大陆与海洋》相比，朴实、细腻的匈牙利家庭杂志可能具有更高的“文学性”，不管怎么讲，不像德国同行那样对文学趣味的破坏是如此之大。
我父亲的藏书令人肃然起敬，占据了书房最宽的那面墙壁。在匈牙利作家中，他最喜欢读米克萨特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收藏有法律著作、大部头的《民事法》、《案例大全》和与公民权问题相关的文摘等；屋里有三个固定在墙上的高大书架，上面堆满了文学著作。我们城市的市民读书量很大，大家喜欢阅读。在这座城市里，早在两百年前就举办过“文学沙龙”；在18世纪末，卡辛茨·费伦茨曾在这里从事司法工作；当匈牙利的平原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还将杀猪节聚餐作为冬季的“精神生活”时，这里就已经在印刷报纸和杂志了。在中央大街带拱门的沙龙里，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文学和匈牙利作品展开辩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尽管这里人能讲多种语言，但是跟佩斯和布达一样，匈牙利语在这座城市里占主导地位。在这座人口不到四万的小城里，不仅存在好几位书商，而且他们都挣了些钱。书商们做生意，就跟下班后坐进咖啡馆的先生们一样，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翻阅堆在书架上的新书。精神的洪流冲破堤坝，席卷了战后的图书市场，在我的童年时代，人们再次为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展开辩论，几乎每天，四位书商中总会有一位寄来“敬请审阅”的文学新作……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面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父亲的夜晚，也是这样手里捧着书度过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们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一位属于中产阶级、有教养的人，如果没在睡觉前在床上花几个小时翻几页新书或某本心爱的书，就不可能让那一天结束。我家还订过一份英文杂志，一份名为《自然》的科学刊物，但是我们很少翻看，因为我家人的英文都不是很好，尽管一连几年，曾有一位年长、嗜酒的英文教师每周应邀来家里三次。有时午饭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跟我父亲两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内的扶手椅里，以上英文课为借口安静地打盹。在匈牙利杂志中，我们订了蒂萨·伊什特万主编的《匈牙利观察家》；我父亲并不是工人党，他跟当过一段时间市议员的安德拉希始终“关系密切”。日报类的，我们订了《佩斯新闻报》，还有两份儿童日报，《我的报纸》和《我们的旗帜》。上小学时，我总是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后者，满心喜悦地阅读；看来那份报纸编辑得很好，因为总能说些让男孩子们感兴趣的话，不抱明确的意图，不用说教的口吻，读来有趣，寓教于乐。
每过一段时间，玻璃门的多层橱柜里就堆满了书。被寄来“敬请审阅”的那些书，大多数时候都被忘了寄回去，只到年底才跟书商结账，家人并不太计较为几十本放在大书橱底层从未翻过、落满灰尘的书付账。“藏书”的内容应分为两部分：一大半是经纪人卖给他们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兴趣和好奇心挑选的。书橱里摆得最多的是《米克萨特全集》和全套的约卡伊作品。那是一套精装的纪念版，一百部的约卡伊小说逐渐变少，因为每到学年末，当我们到弗尔伽什大街的旧书店卖已经没用的旧课本时，旧书店老板会掏五十克拉伊卡收购一本约卡伊小说，他对其他的世界名著也同样不敬。我们之所以将约卡伊的书拎到旧书店去，并非出于轻率或贪欲——就拿卖《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或《一位匈牙利富豪》来说，我下了好些年的决心，确实出于需要才迫不得已出此下策。旧书店老板对约卡伊小说的每日浮动价格了如指掌。有一些杰作，譬如《新领主》、《金人》，尤其是《心灵教练》，在旧书店老板书价单上的标价始终雷打不动，不管什么时候它们都值五十克拉伊卡；《囚徒拉比》最多能值十八克拉伊卡，《政治时髦》仅值十二克拉伊卡， href='2086/im'>《十日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不太想收购特莫凯尼、伽尔东尼、黑尔采格的书，甚至对米克萨特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我不得不将我喜欢的约卡伊小说拿出去卖——我们家很重视生日和命名日，家人从来不会忘记在这样的日子里互赠礼物；我由于没钱，又不喜欢勤工俭学，不得不在生日或圣诞节前从父亲的藏书里挑几本卖，免得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两手空空。说白了，我偷窃父亲的藏书，然后用卖赃物换来的钱买回各种各样别致的礼品送给我爱的人们。意图高尚并不能改变野蛮的现实，我跟朋友们一起从我父亲的藏书里偷出约卡伊，毫无疑问，那位戴着黑帽子、蓄了大胡子的书贩清楚地知道，八岁、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通过正经渠道搞到《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等到我读高中时，那套纪念版的约卡伊全集已经没剩下几本了。
在设计有作者签名的紫红色仿古封面上印着烫金书名的“匈牙利杰出作家”丛书占据了长长的书架。选集中万一缺少的，可以在“杰出作家插图版文库”里找到，那套书设计得格外华丽，封面上印有作者浮雕式的烫金头像，并且饰有紫罗兰叶的花纹，书里还有与文字相配的插图。那些插图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用简练的手法刻画出诗人描述的或只能幻想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列维斯基·久拉的“作品全集”里——所谓全集只是一本很薄的册子——有一幅题为“乞丐歌手”的诗歌插图，画中的歌手是一位盲人，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朽，坐在石头院墙的墙根下弹竖琴。每当我翻到这一页插图，每当我读那首幼稚而悲伤的诗歌时都会流泪。我至今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书的颜色：“经典小说书库”的翠绿色，科舒特《流亡文集》的棕黄色，黑尔贝特·斯潘塞尔作品的浅蓝色，布列穆《动物世界》的深褐色。还有豪华版的科学知识丛书，其中有一本的书名是《人类、地球和宇宙》——特别是最后一本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我看来，作者和出版商能够在那个年代搜集到如此之多关于宇宙的或宏观或微观的具体问题并统统装进一部书里，实在是一桩勇敢的事。我记得还有一本很大很厚、用真宝石和金属片装饰封面的“珍藏版”，图文并茂地讲述阿尔帕德大公等人率领部落进入喀尔巴阡山盆地。能把这样一部恐怖的巨书走私到我们家的肯定是一位聪明的书商。托特·贝拉的文集《口口相传》和《匈牙利奇闻集粹》；黑尔采格和特莫凯尼的几本书，《凯梅尼的崇拜者们》和《苦涩时光》等；书橱里还有奥朗尼、沃洛什马蒂、裴多菲的几部旧版诗集和佩卡尔的一本书名为“多多中尉”的长篇小说。第一本在书架上获得公民权的“现代”书，是莫利茨的《沙金》。那时候，我父亲热衷于读匈牙利传统作家的作品，比方说，他晚上会读一本柯尔切伊、卡辛茨，甚至戈瓦达尼的书。后来，我把一些“轻松”的作品带回家，卡林迪的讽刺文学大受欢迎，大部分作者他们没听说过——他们读拉克希的评论时才发现了阿迪，只是在文学政治的辩论中听人提到科斯托拉尼和鲍彼茨——不过他们很爱看讽刺插图。“他们这样写作”，这是他们的口头语。卡林迪的名著就以这种直接的方式使当代文学大受欢迎。
每个星期一，都会有一个浑身酒气的驼背男人来我们家，背上扛着一只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托尔纳环球报》、《新时光》、《威尔哈根与克拉辛斯月刊》等国内外文学报刊，应有尽有。“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嘴里哼着歌曲跨上台阶，既兴奋，又痛苦，仿佛《家庭主妇》的到来是一桩意义非同小可的大事。我们心情激动地等待着。他给我们的乡下生活带来了“文学”和“文化”。我有二十年没再见到这位送报人。二十年后，我有一次进城时与他偶然相遇，我的童年记忆也被突然唤醒，他在街上叫住我，用熟悉的眼神打量我，然后用手捂着嘴巴跟我亲热地耳语说：“我在城里传送了三十年的文化；您知道，结果怎样？我掉进了臭水沟。”他无奈地挥了下手，随后把我丢在街角。经过追问，我得知这个可悲的消息是真的；由于喝多了，他背着“文化”一头栽进了臭水沟，差一点被淹死。这是一个粗鄙的念头，但我还是觉得，一个市民文化的热心传播者，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宿命。
9
用人们睡在厨房里。不管家里的房子有多宽敞，毕竟不同于乡下那种少说也会有十几个房间的老式家宅。厨娘和女仆都睡在厨房，她们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做饭洗碗。清晨，她们在厨房的水龙头前洗漱，刷锅水和脏水全都流进下水道。因此，在绝大多数市民家庭的厨房内，无论白天怎么通风，多少都会散发些臭味。尽管厨房里腌臜不堪，但是谁都不会抱怨，既然社会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老爷们住在五间、八间或十间屋里，房间内有钢琴、青铜摆件、蕾丝窗帘，立橱里摆满了书籍、银器和瓷器，所有的一切都熠熠闪光，一尘不染，女佣们从早到晚在房间里擦拭，用鸡毛掸子驱赶“细菌”，干净的桌子上铺着桌布，端上的饭菜色香味美，简直称得上是艺术品——但是，用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在厨房的蒸汽中遭烟熏火烤，衰老萎缩，她们身上的汗味儿跟稍后摆到“老爷家”餐桌上食物的热气和香味混在了一起。这个情况没有人过问。女佣们的“社会地位”在世纪初逐渐市民化了的匈牙利家庭里格外特殊。她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只限于在党部内使用——女佣们不是“有自我意识的产业工人”，她们对世界局势所知甚少。她们只是用人而已。她们挣的钱极少，比任何一名产业工人挣的都少，地位也更卑微；她们受到的压榨要比临时工更甚，只要稍加顶嘴，就会被开掉；即使她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也能被主人提前两周通知而遭到解聘。不过，她们“什么都有”，正如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们常说的那样，她们“有吃有住”，还想要什么？她们的住处是一只摆在厨房内带抽屉的木箱，箱子里装着红色或条纹图案的“用人床具”——夜里，她们打开箱盖，拽出下面的抽屉，女佣们就睡在抽屉里——营养质量因家庭而异，不过在迦南战役之前，大多数匈牙利家庭给女佣的饮食相当丰盛，她们可以吃盘子里剩下的、被允许吃的肉块，每天有定量的面包、牛奶和咖啡，并且配给限量的糖块。大多数家庭的“储藏间”都上着锁。用人一旦被开除，女主人会在最后一刻检查被扫地出门者的行李，并毫不含糊地予以搜身，她们仔细翻查用人打在包裹里的物品，看看有没有浴巾或银勺，因为俗话说，“所有的用人都是小偷”。即便“下岗者”已在这个家庭侍奉了几十年，平时连一根针都没有丢过，即便女主人颇有良心，但也会例行公事地进行这种搜身。对于这种侮辱人的搜身，用人们自己也不抗议，她们觉得这很自然。当女主人怀疑“雇来的敌人”有偷窃嫌疑，她们的判断也大多正确——用人们喜欢偷东西，她们主要偷手帕、丝袜和毛巾。“雇来的敌人”会惹出无数的麻烦。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关于女佣悲剧的记忆。厨娘们一般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朗姆酒，她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想在酒精的微醺中忘掉自己的现实处境，“她们拥有一切生活所需之物”，首先有吃有住。年轻的女佣爱追男人，经常追得五迷三道，她们难以让人信任，尤其是以“放浪不羁”出名的斯洛伐克女佣。用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始终很低下，但是在过去，她们多少也算作家庭成员。她们为老爷、太太们服务，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挣钱很少，甚至根本不挣，不过，她们确实被视作家人，老了也能够得到赡养。过去的老爷们虽然威胁并惩罚用人，扇她们的耳光，掌握她们的生死大权，但会让她们住在门房养老。她们一旦被允许结婚（当然，这种事需要费一些周折），有可能跟丈夫一起被家庭接纳。总而言之，她们被视为家庭中一位地位卑微的远亲。但是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不是家庭成员。主人对用人态度恶劣，对她们缺少社会责任感。女佣一旦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通常会不由分说地被辞掉，仅仅由于她们“让人厌烦”。
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市民家庭的女主人抱怨用人是“白眼狼”，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想来，无论女佣做得多好，她们都不再“依附”于女主人，不再跟“给她们一口饭吃”的家庭生死与共，因为她们一旦年老体衰，一旦因为什么事情惹恼了主人，马上就可能被踢出家门。无论主人用怎样和蔼的语调跟她们讲话，“雇来的敌人”都心怀疑虑，不相信自己能在市民家庭里待长久。她们嗜酒，追男人，偷方糖和毛巾，通过各种蠢事给女主人留下了恶劣印象，逐渐形成了公众观念中的“女佣族”。人们对女佣以“你”相称，年轻的女佣吻男主人的手，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对美好、和睦、传统的等级世界的纪念，人们已丧失了那个世界相对人性的、“保护人”式的责任感。恐怕只有在千分之一的市民家庭里，能有劳碌了一辈子的老女佣。我们家的用人也经常更换，陌生人的面孔如同走马灯。厨房里住了两位用人，一位是年龄较大的胖厨娘，一位是归厨娘管的年轻女佣。家庭教师睡在厨房隔壁的小屋里，她们大多是来自摩拉维亚地区或西里西亚的“女士”，她们教孩子们学德语单词。当然，这些女士也做一些家务，打扫自己的卧室，整理孩子的房间，熨烫衣物，缝缝补补，但她们很留意自己与用人之间的社会区别，尽管她们大多也是农民出身。中午和晚上，她们跟全家人一起用餐，但并不参与家人的聊天；饭桌上，她们只能用皱眉和无声的手势提醒我们，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她们在有我父亲在场时开口讲话。.９９ｌｉｂ.
孩子们跟用人的关系通常不错，当然是在“成年人”和“老爷们”的世界之外，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处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对用人有礼貌，不准我们提出额外要求，要我们格外注意，哪怕给她们添了一点麻烦，都应该礼貌地道歉。我父亲搬到这套宽敞的公寓，搬进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厨房旁边有一个带拱圈的大房间供用人们居住；但我并不相信，在这座城里还会有哪个家庭为用人们提供单独的房间。那些金发、长辫的可爱女仆，又浮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们都是十五到十七岁的斯洛伐克姑娘，来自周边的乡村，看上去壮实得像小奶牛。她们穿着毡靴来上班，更穷的则穿着旧布鞋，肩上扛着一包没用的破烂，带着一套换洗的内衣、一本祈祷经文和一幅圣像画。她们这么来的，也是这么走的，没有姓名，没有个性，像是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多胞胎姊妹。我想不起她们单个的面孔，但是能够看见她们，衣衫褴褛，流着鼻涕。在冬季涨水的时节，她们来自某个被大雪覆盖的小村庄，来自卡维查恩或米斯洛卡，来自农家的土坯房，那里人不到圣诞节就已经吃光了米糠面包，于是将女孩们送到城里工作。这些女孩的月工资只有四或五福林，而且那也只是在工作了好几个月之后，这时她们已经长了一些经验，不再像刚到时那样地笨手笨脚。“偷懒”是不行的，每个用人一个月只能出门一次，顶多两次。她们在星期日下午离开几个小时——四点钟洗刷完毕，五点钟换好衣服，七点半就得回到家里。1876年颁布的《关于用人与主人之间关系规定的第十三道法令》至今生效，印在《用人手册》的第三页，其中规定“用人……从开始工作之日起，成为雇主家庭中的一员”——但实际上这条毫无实效。这项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主人和用人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他们之间相当不平等的关系。比方说，“如果用人在工作中违规，主人可以向法律部门起诉”；还有，“如果主人产生疑心，可以在用人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用人放在主人家的箱子、衣物及所有物品”——主人们经常利用这条法令。法令中的第四十五条规定说得更加直接，“用人必须尊重、服从主人的指令，不能将主人的言行视为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换句话说，主人可以训斥用人，可以把用人骂得粪土不如，但用人不能认为那是对自己尊严的伤害。在市民家庭里，用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跟主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厨娘们到了更年期或变成酒鬼后，有时会随手抄起菜刀跟性格暴烈的年轻女佣打成一团；通常来讲，很少有女佣能在一个地方待到一年以上。除了女佣之外，家里还经常有洗衣妇、熨衣妇和裁缝出入，这些外围的女工通常打扮成小妇人模样，对那些情窦初开、躁亢不安的男孩子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许多市民家庭都期望能雇到来自乡村的年轻女佣，帮助少爷们度过难挨的青春期，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私密服务。我经常听到有的父母满意地说，终于为青春期的儿子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仆，因为这些姑娘毕竟比男孩们为解决生理性的首要需求常去找的那些女人要“健康一些”。女佣如果怀上少爷的孩子，会立即被赶出家门。有钱的祖父会带着某种轻浮、欣悦的自豪感，代乳臭未干的孩子父亲支付每月八到十福林的抚养费。这个早已约定俗成。
我感觉自己是女佣们的亲戚，我跟她们相处融洽，喜欢坐在她们中间，待在拖过地的厨房里，靠在壁炉旁听她们讲稀奇古怪的传说和令人困惑的幻想，直到母亲找到我并命令我回屋。在一大堆模糊不清的女佣面孔里，我想起一个人称“大管家夫人”的女酒鬼恐怖的脸。她多次醉醺醺地攥着菜刀从楼上下来，危险地胡乱挥舞，扬言要杀掉孩子们，杀掉我母亲，直到家人叫来警察，这才兴师动众地将她捉住。大管家夫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执刀亮相，趁邻居们毫无戒备，活像希腊戏剧中瞎了眼睛的命运使者；女佣、大人和孩子们都被吓得四散奔逃，躲到储藏室、地窖或阁楼里；疯婆娘的手里刀光闪闪，她在走廊里左冲右撞，很像童话中要捉孩子当午餐的凶恶女巫。这个大管家夫人，就是造成我童年时代神经官能症和精神过敏的罪魁之一，我对她怕得要命，犹如老百姓害怕魔鬼一样。自然，我从女佣们那里，也染上了不少对迷信与巫术的心理恐惧。大管家夫人在我们家里没待多久，有一天就“被肚子里的酒精突然点着”，我们幸好摆脱了她；许多年后，她为自己找到一个快乐的解决方式。在当时，没有人想到大管家夫人实际上已经病了，她患有酒精导致的震颤性谵妄，应该被送进疯人院。然而，没有人会把女佣送进疯人院，估计在人们的意识里，疯人院是个很高档的去处。
楼长是一位颇有威望、脚蹬猎靴、蓄着捻尖了的八字胡的匈牙利大管家，模样正像扬库·亚诺什在作品里刻画的那样。他在州政府工作过，身穿带穗的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是一个舞台感很强、态度傲慢的匈牙利人；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拿起笤帚。当然，他把家务事交给妻子做，自己则保持一副做派高贵、恪守传统的绅士形象，挣钱抚养两个儿子。楼长的两个儿子小时候都曾是我的玩伴，其中一位机械专业毕业，后来改行当了水手；另一位上高中时，母亲将他打扮得优雅得体，当作贵族培养。楼长过着优越的日子，每天都喝白酒，两个儿子穿体面的衣服，这一切都来自楼长夫人挣的血汗钱，来自看门费、倒垃圾费、洗衣费和熨衣费，因为楼长夫人为整栋楼的邻居洗衣服，搓衣服，熨衣服。两个儿子被成功地培养成了有教养的绅士，从学校毕业之后，都在战争中阵亡了。从那时起，楼长夫人开始酗酒；后来，这对酒鬼夫妇从楼里被撵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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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这栋楼和这套公寓。饭厅的窗户朝向一家大饭店，那是全国最大的豪华饭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兼国王也曾在那里下榻，并且用过一次午膳。当时，在这附近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家饭厅的窗户正对着饭店一层“国王套房”的窗户。有一次，我弟弟得了猩红热，我们也在那套非同寻常的客房里住过，但是由于紧张和兴奋，我整整一夜没有睡着。承租这家饭店的是一位棕红头发的酒馆老板，那次“国王驾临”，他胆大包天，居然向管理部门递上一张天价的账单；尤其是陪同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司仪官大光其火，对嗜钱如命的酒馆老板大加斥责，说他给全城人带来了耻辱。饭店餐厅通向一座高大的礼堂，那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朗读会和全州庆典晚会，以及当地舞蹈学校“舞会彩排”之类充满科隆香水气味、带着晦涩和困惑记忆的儿童娱乐活动。饭店楼上有一间小活动厅，专门用来教城里年轻人跳舞和礼仪。年长的舞蹈教师有一位气质格外高雅的助手，T先生，他从头到脚都洒了某种桂皮味香水；也许是香味太浓了，浓得让人反感，让我怕他，以至于我拒绝接受他的意见，永远没能学会跳舞。活动厅里点的是煤气灯，伴着永远沉闷的钢琴声，小舞女们翩然起舞，当时流行“波士顿舞”，我们还特别学习了波尔卡舞，比如蒂沃利的兰德勒舞。“有几种动作，一辈子都用得着！”跛足的舞蹈教师K先生对那些怏怏不乐的左撇子女学员说。他穿着晨礼服在“出身于良好家庭、心性孤高的孩子们”中间快速跳跃，清晰地演示那些“一辈子都用得着”的动作要领。K先生的那个原创动作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男舞者从背后走近女方，舞步让人联想到公羊的跳跃，时而从右，时而从左，踏着四三拍的节奏不时向前探身去看女伴温柔、羞涩、充满期待的笑脸。胭脂膏味、孩子的头发味、年轻躯体的汗味、永远漏气的煤气灯味跟T先生桂皮型的香水味混合到一起，使厅里到处弥漫着永不会褪色的兴奋记忆，这是孩子们的爱的味道，直到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只要听到四三拍的波尔卡舞曲，就能嗅到这股味道。
透过我们家餐厅的窗户，可以看到方石铺地的宽阔广场，每天早上，运货夫和赶集者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一幅色彩炫目的图画，就像是亚洲的某个集市。在广场一角，在我们家窗下，每天中午都人声嘈杂，不是伴随着送葬队伍的《亡人弥撒曲》，就是军人葬礼上铜管乐队吹的《葬礼进行曲》。对于城里的亡人，送葬者和神职人员只送到这儿，在这里祭奠灵柩，随后神父、火炬手和送葬者坐进酒馆，几匹全套殡仪披挂的黑鬃马从那里继续拉着殡仪车，以更快的速度朝墓地驶去。在我年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下午两点整，当女佣端来午茶，窗下就会响起《葬礼进行曲》，都能听到神父用拉丁语唱诗的声音和军乐队嘹亮震耳的哀乐声——几乎每天中午，惶惑和悲痛都会绞痛我的心。我所感到的这种惶惑，其实并非源于莫名、残酷的死亡秘密，而是母亲僵化的教育原则，她有一次——也是永远地——禁止我们离开餐桌去看各种各样不知来历的陌生死者。如果是为军人送葬，半小时后管乐声会再次奏起，不过这时演奏的是欢快、跳跃的曲调，以此宣布“生命已经超越死亡的捷报”（有位教廷教师这样向我解释军乐队从墓地归来后的欢乐情绪）。有一段时间，军人葬礼隆重的送行仪式也诱导了许多步兵抑郁自杀；多愁善感的农村大兵在他们的遗书里坦言，他们羡慕那些享受隆重葬礼待遇的同村伙伴，他们也不能胆小地苟活，所以要追随他们的好战友去死，并请求家人、熟人和哥们儿不要嫌累，一定要跟着管乐队一起将他们送到墓地。有一阵子，自杀像瘟疫一样在大兵中传播，他们竞相用执勤的步枪饮弹自尽，为了能让自己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到有乐队伴奏的盛大游行，军乐队会陪未婚妻一直抵达墓地。后来，军队部门禁止给自杀的大兵举行有军乐队送行的隆重葬礼。瘟疫这才渐渐过去，大兵们要琢磨一下，值不值得为一个没有音乐的葬礼去死。
在大广场边的一幢平房里，有一家名为“黄金梦”的小酒馆专门贩卖味道很酸的赫尔梅茨葡萄酒，那里整日挤满了运货夫。这个地方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直到中午，拉茨家的厨房都在烧饭，一群头戴绵羊皮帽、鞑靼人长相的家伙站在赶集马车旁，他们披着羊皮大氅，手攥马鞭，带着坚如磐石的尊严和耐心；在赶大集时，来自奥巴乌伊、伯尔索德、泽普兰和格莫尔郡的运货夫拉来了季节性的紧俏货，脚蹬高筒靴、头戴圆礼帽、身穿皮坎肩的斯洛伐克马车夫则兜售木材、松乳菇、干奶酪、羊乳酪、甜奶酪和填在羊肚里的奶酪球。在这个广场上，巡回马戏团支起帐篷。这里还搭建起全城第一座电影院，用自己开发的发电机供电，放映在各个城市间轮流放映的、可怜巴巴的几部片子。“萨拉蒙国王举起了右手！”在电影院观众席上的一个漆黑角落，配音者大声旁白，这时候，在剧烈抖动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在活动手臂的模糊人影。那时候看电影，人们并不太注意影星、导演和布景；当然，那时的观众也没见过多大的世面，他们瞠目结舌、屏息静气地看着屏幕上的人活了起来。这个四方形的大广场上，每时每刻都展现着激动人心的热闹景象。演杂耍的、走绳索的、变魔术的巡回剧团在这里安营扎寨，跑马的、展览全景画的也在这里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胚胎发育”和“真人大小、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的列奥十二世教皇”——那尊垂死教皇的恐怖蜡像很长时间都在我的噩梦里挥之不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动物园，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囚禁笼中的生灵，那幅场景刺伤了我的正义感，我们楼里的孩子们共同掀起了一场“解放动物”运动。在这个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群殴，至少看到了一触即发的群殴序幕：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建筑工人们跟克扣他们工资的工头打了起来，警察赶来营救那个狼狈不堪、穿大衣的家伙，广场上越聚越多的工人转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穿乡下花裙、戴粗布头巾的村妇和披着羊皮袄的农夫也卷了进去，在广场的一角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弯刀和匕首寒光闪闪，已经谁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为什么打，仿佛某种原始的愤怒毫无因由地骤然爆发……我们从家里的阳台上俯瞰了这场最后以宪兵队登场告终的特殊“革命”；宪兵的头盔上鸡翎飘舞，他们戴着白色手套，肩扛长枪，腰佩长刀，精神抖擞、节奏统一、步伐矫健地列队而来，在他们展开进攻的阵势之前，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情景异常恐怖，人们相互并不很理解，只是彼此发泄长期以来掩藏在某个角落的可怕的愤怒。透过我们家漂亮居室的窗户，我能看到这所有的一切，包括大广场上的有趣场景。我想，就在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世界的某个“真面目”。
11
烧木柴驱动、箱柜外观、像咖啡研磨机似的一路嘎嘎作响的小火车，沿着中央大街朝着位于郊外的切尔梅伊度假村方向行驶；在有轨电车出现之前，正是这种古老而特殊的交通工具担负了城市的公交运输任务，现在，它主要是在夏天运载郊游的旅客。当道路被第一场瑞雪覆盖，小火车被关进库房几个月，一直要到春天，那熟悉的哨声和悦耳的铃声才会重新沿着宽阔的马路愉悦地欢叫。长长的中央大街（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精确地知道，那条路整整有一公里长）的一侧是贵族们散步的地盘，仆人、大兵、平民和穷人则走在路的另一侧。享用“贵族步行街”的成员们相当谨慎，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走到马路对面无产者的那一侧；几十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行人自动划分成两个群体，仆人们也很谨慎，生怕稀里糊涂地走到老爷们专享的那一侧。既然在生活中，他们活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街上混到一起？“步行街”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成为“老爷街”，晚上六点之后贵族们再次在那里汇聚。在大教堂的一角，在欧尔班钟楼前的空场上，站着一群法学家和军官，还有身穿波兰裘皮大衣、脚蹬白色长靴的州郡显贵，因为都市风流子的装扮更符合沙洛什州的时尚。入夜时分，在剧院门前，在大教堂和中央大街路边的一座伯爵府邸前，许多衣着高雅、仪态庄重的人在“步行街”成群结队地散步。在身穿深色服装的人群里，偶尔可见一个亮点，那是出门散步的“白衣主教”的奶油色教袍。这些杰出的教育者过着丰富多彩、视野开阔的社会生活。每天晚上，剧院里都能见到身穿黑色夜礼服和绸缎马甲的显赫人物站在演出大厅的前排，倚在将乐队与观众席隔开的乐池壁板上，或者双臂抱胸，或者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将望远镜举到眼前，神态自若地寻找包厢里的熟人，感觉像路易国王的宫廷显贵们在凡尔赛宫的剧院里。态度和蔼的神父们，总能吸引到“步行街”上众人的目光，他们世俗化的行为举止，很难让人联想到戒律严格的神职人员生活；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俗化的、富有人味的行为举止，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大主教也住在中央大街路边一座精致、典雅、巴洛克风格的府邸里，不过大家很少能够目睹他的尊容。他闭门索居，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只有在黄昏时分，他那纤弱、瘦小的身影才会在几位政法教师和教区神父的陪同下出现在外城偏僻的街巷里。这位大主教可是一位大人物，他是许多公爵的恩师；即使他后来搬到小城市隐居，宫廷也不会忘记他。罗马和维也纳方面也听取他的建议，尊重他的意见。他不仅声名显赫，还是一位苦行者，始终远离人群，淡泊寡居，信徒们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能看到穿戴华丽、威仪四方的他。其他时候，他活得像一位隐形人，睡在一张军营用的铁床上，就像皇帝、穷人或经过严格教育的僧侣们。下午，他头戴一顶造型独特的大主教礼冠上街散步；无论冬夏，他都戴手套，只要遇到孩子们，他就会停下脚步，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摸摸孩子们的脸。他在贫民区荒僻的小巷里散步，有一次我偷偷跟踪了他很久，被他纤弱的外表、别致的帽子和金手杖吸引，因为没有人戴着这样的高冠在街上行走。在一个街角，他注意到我，停住脚，招手把我叫到他跟前，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就像牵着一头迷失的羔羊。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奖赏，让我感到十分骄傲，好长时间我都激动万分地逢人就讲，当然是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我说：“大主教，一位真正的大主教，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出于崇拜之情，我诚心诚意地决定以后要当一名神父，并跟一位骨瘦如柴的小伙伴（他是一位军官男爵的儿子）一起用旧衬衫和破袜子缝制神职人员的行头，做弥撒祭袍、披肩和腰带。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秘密地彩排弥撒、坚振礼和洗礼仪式；我演神父，他扮辅祭，我还会用拉丁语背绝大部分的弥撒祷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游戏：我们将柴屋布置成小教堂，搭起祭台，拿祖父用过的一只脏水杯充当圣杯；我们还从安布鲁茨大婶那里买来薄饼，当辅祭用刀尖轻敲水杯的边缘，我举起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毛骨悚然地品着嘴里的薄饼，体验《新约》里记述的那个时刻……那并不是一出好游戏，假如让大主教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喜欢我。
在大主教府邸的后院有一间小屋，教会的报纸就是在那里编辑的。城里总共有四份日报，大主教的报纸和两份劳动党宣传物均用匈牙利语印刷，第四份是一份历史悠久、传播更广泛的德文报纸。报社是靠党费存活，编辑换得像走马灯。在当时，大多数的外地编辑都是浪漫主义骑士，浪迹天涯的临时工，他们频繁更换城市，更换报社，当地咖啡馆的大堂主管为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外地的编辑们都崇尚文学，在咖啡馆里，不打牌的时候，他们会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堆满“最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周游全国，就像首席歌剧女演员；他们的薪水少得可怜，必须挣外快才能维持生计，靠牌桌上的运气，或给当地团体做媒体宣传。在当时，媒体既有威望，又有权势。在靠码字谋生的穷小子们当中，有一位本地编辑极具优势，那是一个十分自负、浑身赘肉的胖子，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地在城里东奔西走，领结松松地系在腊肉般的双下巴下。他总是“公务”繁忙，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趟布达佩斯，回来后煞有介事地跟熟人透露，他在那里跟“最高层人士”商讨国家大事……市民阶层害怕媒体。企业商人、银行经理和城里的公务员都在人前虚张声势地竞相炫耀自己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们实际非常害怕公众监督。“编辑先生”始终是一位注重精神境界的人，他崇拜阿迪和现代诗人，但是与此同时，他经常造访外地储蓄所的经理办公室，在那里当然不会讨论文学和诗歌，而是为了别的事情争执。人们由于害怕媒体人，所以通常收买他们。当我们家人后来听说到这些时，我已在佩斯的报业圈混了好久，他们觉得我是个落魄之人，好像我是个剪草坪的或是屠夫。当时，记者在外地还不属于市民社会，人们跟他们打招呼，但不请他们吃午饭。若论社会等级，记者只比地方剧社的名伶靠前一点。记者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只在后来这些年有所好转，受到尊重。
“报社”大多是与印刷厂毗邻的昏暗小屋，既是仓库和出版社总部，也是纸张销售点；废纸酸腐、沉滞的气味和印刷油墨，以及令人窒息的铅粉尘雾混在一起。“主编”叼着雪茄坐在出版社总部的办公桌后，脑子里盘算着执政党的赞助或如何争取到利润不菲的国家印刷业务；编辑将佩斯的电话号码贴在隔壁的写字台上；透过玻璃门可以听到印刷机器的轰鸣声和贴报纸女孩们的歌唱声。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地方，谁去那里都会被感染。隔壁是制版车间，橱柜里的字架上摆着蒙尘的铅字。在学生时代，有一次我悄悄溜进一家熟人开的印刷厂制版车间偷看人家工作，老巴奈科维奇负责为当地最大的一家报纸排版。有一天他跟我说：“还缺个头条，年轻人；让他赶紧写点什么。”我去了编辑室，可屋子里没人（编辑在什么地方打牌呢），我坐到一张桌子旁，想出几句奇言怪语，开始咬着笔杆写了篇文章，抨击腐败、专断的城市管理。巴奈科维奇读了文章，大为赞赏，立即开始动手排版。我兴奋地在城里转了一整天，感觉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救药的事。那年我十四岁。
夏季的那几个月，有钱人家都到城外度假，住在班库山或切尔梅伊山上的避暑山庄。烧木柴驱动、像咖啡研磨机似的嘎嘎作响的小火车从6月1日起每天运营，一直驶到切尔梅伊泉边那家名叫“羔羊”的小酒馆。陡峭的盘山路从那里开始，穿过蘑菇味的野林通向山顶，通向班库的温泉度假村。那是一片原始森林，城市的领地，茂密幽邃的处女地。晴天时，从那块名叫“欧蒂莉亚”的林间空地举目眺望，可以看到国境上的峰峦。森林里到处都是野山莓、清冽的泉水、贵重的蘑菇、刺柏和蓝莓。那是“真正的”森林，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够与之比拟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英国的森林，都无法跟我童年时代的避暑地相比。那片森林无边无际，站在名叫“赫拉多瓦”的林间空地，可以俯瞰山谷和美丽的小村庄，那是一幅清爽、多彩、宁静的风景画，那里的气候、味道、香气不同于我后来到过的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从“欧蒂莉亚”或“赫拉多瓦”眺望到的土地才是我真正的“祖国”，与其他陌生的州郡相比，这里更真实，更内在。从山顶开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松树林，松涛和寂静总响在我耳畔，就像一个生长在海边的人，即使住在大城市里，也永远能听到浪涛声。战争的第一天，暴风雨席卷大地；狂风吹走了我童年时代的大森林，吹走了与之相关、值得留恋的一切。
当一部分城市家庭在这里修建避暑别墅，或在乡村旅店租下鼠臊味的、长满厚厚苔藓的客房时，班库和赫拉多瓦的山林还很茂密，充满原始的美。第一栋装饰繁复的猎屋式别墅建在林间公路旁，主人是我的一位年迈的姑姑；她患病三十年，卧床不起，在病榻上万无疏漏地操持家务，掌管财产。每年初夏，家人都把她送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当然，她从来不会离开避暑小屋潮湿的房间，窗户用布条封得死死的，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躺在用枕头和鸭绒被垫得很高的床铺上，躺在金丝雀、铜壶、篮子和钩针织物中间，向来访者夸奖新鲜空气的好处。待在房间里的客人则因堆放的杂物、病人的体味和空气缺氧而感到窒息，可是姑姑始终没有注意到这点，每年都要出来“换换空气”。不管怎样，这肯定对她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她确实活到很老。在山上，人们过着享受、平和的温泉度假生活，因为那时的市民们还不时兴去远处疗养，除非病了。晚上，马车从城里拉来丈夫们和第二天的食品。旅馆饭堂的餐桌上，防风罩护着蜡烛的柔光，这里有吉卜赛人演奏，在市民的田园生活中弥漫着某种不真实的和平气息。有钱人世世代代彼此依存，其生活方式的内在品质确定了家庭之间交往的基调。谁想去陌生的地方泡温泉呢？谁乐意去未知的世界呢？有一次，我跟父母还真去了国外泡温泉，在东海岸附近，我们带去了新采摘的葡萄，还有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弟弟；母亲担心婴儿受不了旅途的颠簸，在火车车厢内的门窗之间支起一张吊床。这个发明的结果是，旅客们要绕开我们的车厢，更倒霉的是，从我们住的城市开到柏林，睡在吊床里的弟弟居然得了脑震荡，结果我们在柏林什么也没看，只看了医生和一间旅馆客房。也许这是我们后来再也不去国外避暑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也到班库避暑，在林边租下一栋别墅，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或许最平静、最无忧的一段日子。一天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晚上有一户城里人驾驶自家的小轿车到来（或许那不仅是城里，也是全国的第一辆，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车身漆成蓝精灵的颜色，开得很慢，不停地鸣笛，在小孩子们的帮助下像蜗牛一样爬上班库山的陡坡，在那里，度假的人们正兴奋地恭候。铁工厂老板的轿车总是停在旅馆门前，为度假村增添了庄重的色彩；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天都汗流浃背、激动万分地将这新时代的庞然大物推到那里。在晚上六点左右，我们站在山下等候。铁工厂老板坐在驾驶室里，点着一支烟，态度和蔼地招招手，喜形于色、得意扬扬地鸣几声笛，朝等在那里的孩子们喊道：“过来推吧，帮帮车轮的忙！”行至半途，我们在魔鬼沟遇到一位老律师，他可能是城里最年长的人之一，他厌倦了律师的行当，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块用红丝线绣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不收支票！”他整日在山林里捕蝴蝶。老先生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帮助我们推汽车。就这样，我们在太阳落山时抵达度假村，累得筋疲力尽，却心满意足。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时俱进，尽管有点古怪。
12
从班库山的一个眺望台，可以俯瞰到处是钟楼、屋顶和窄巷的城市；这里有两座“贵族墓园”，罗西利亚和卡瓦利亚，在那里安息的都是富裕人家，建有气派的灵堂，不像葬在平民公墓千坟一面的墓室内的无产者或犹太人。罗西利亚是名人、商贾、当地大家族、缙绅和世袭贵族的墓园；在弥漫着麝香草、木犀草香气的卡瓦利亚墓园里，长眠着有钱的乡绅大户。在城市不大的地盘上，挤满了小街和小市场，它们之所以非常狭小，是因为建在曾经的城堡和防御工事里；在指向天空的屋顶之上，在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央，在像是用圆规标出的中心位置，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钟楼兀然耸立。这座有六百年历史的教区大教堂卓尔不群地矗立在城市上空，像是几百年来围绕它涌流的一切生命与思想的核心：仿佛穿越了时光和时代，维持着城市的平衡，犹如物化的思想，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日常的喧嚣、混乱和城市噪声中昂首站立。矗立在城市上空的瞭望塔高达五十三米，监视火灾的发生，守卫城市的和平。在大教堂隔壁，从五十米高的欧尔班钟楼传出深沉、庄重的钟声，早在拉库茨时代，它就宣告着喜庆、苦难与死亡。这座三廊式、彩色陶砖镶顶、高大鎏金的大教堂，凌驾于小城之上。
每当我从教堂门前走过，都会感到脊背发凉。在教堂里，昏暗的光线下总在举行弥撒，总会有谁在哪个祭坛上高声说话。“当我从大教堂的门前走过，心里会充满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位匈牙利语老师，每年都给我们出这个他最钟爱的作文题，我每年都这样回答：站在大教堂门前，我心里充满了“升华感”。大教堂，这个博大、崇高的思想化身，多少会让这座城市诚惶诚恐。它太磅礴太辉煌太神秘了，朦胧而崇高，让人无法适应，无法思考，它神气、傲慢地居住在城市上空。在教堂的一座地宫里，拉库茨的骨灰保存在一口硕大的大理石棺椁里。石棺周围摆满了月桂叶花环和各种旗帜，上面刻着：为了自由。每当我随学校郊游或虔诚拜谒，只要看到在破旧旗子上绣的这个词，都会感到非常震撼。那种感受十分特别，就像一行慷慨激昂、惊天动地的伟大诗句，每每咏读，都会让人感到脊背窜凉。当我读到这个词时，我并不知道它确切的含义；或许并不是出于口号中常喊的“为了祖国”和“热爱祖国”，而是仅仅由于那个词的含义本身：自由。每当我从大教堂门前走过，这个词都像一句含混的暗号在我脑际响起，或许为了它，活着才有意义。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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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婚姻都不美满。夫妻俩都不曾预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会将他们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破坏他们共同生活的潜在敌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却，而是再简单不过的阶层嫉恨。几十年来，他们在无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为其中一方的身份优越，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姿态优雅地攥刀执叉，或是脑袋里有某种来自童年时代的矫情、错乱的思维。当夫妻间的情感关系变得松懈之后，很快，阶层争斗便开始在两个人之间酝酿并爆发，尽管他们在同一张床铺上睡觉，在同一只盘子里吃饭，可许多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们之间表面看来并无矛盾，似乎一切正常，为什么会在背地里如此不诚实地彼此嫉恨？对于另一个阶层，他们憎恨，蔑视，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较高贵”，女人自然会乐意展示自己阳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场，试图有尊严、有魅力地跻身丈夫所属的那个更上层的社会舞台；但是回到家里，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们则会为自己遭受的某种内心伤害而毫不妥协地报复对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严以及世代积累的财富不会伤害另一方的阶层情感，这样的婚姻凤毛麟角，打一个比方，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总会时不时地跟对方说，“在我们家这样”或“在我们家那样”。家庭里始终存在着阶层争斗。
这种阶层争斗在我们家里也进行着。从来没有谁知道这个，也从来没有人谈论这个。我母亲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谓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亲则是一位木匠。后来，由于她父亲生意红火，作坊扩大，并且雇用了许多位伙计，所以家里人称他为“工厂主”；晚年时他成为企业家，自己不再拿着凿子、刨子在车间里工作，只是签收订单，分派任务。不过他这种地位提升，对我们来说帮助不大，因为在他身上永远沾着手工劳动者的“低贱”。当着外人的面，我们当然承认他，承认有这位谦卑的长辈，他用“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成为工厂主，不需要自己劳作，只管接收订单。然而我父亲的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辈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务员、临时雇员或好吃懒做的州政府秘书。小时候，我们为外祖父曾跟胶水、木锯、刨子打过交道而倍感羞惭。当着小伙伴和学校同学的面，我从来不提这位身为工厂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历史能被时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厂主”的事，也会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们用格外钦佩的语调谈论我的外祖父，讲述他为人谦逊、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们使用的语气仿佛在说：劳动不是一件耻辱的事。唉，怎么会不是？！我们之所以认这位外祖父，只是由于我们别无选择。其实，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岁。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给家人带来了耻辱，但我并不清楚这到底给谁带来了耻辱。是给我父亲的家族或孩子们，还是给我？我父亲总是用敬重、赞许的语调谈论我母亲的家族；但是孩子们的耳朵非常敏感，我们从敬重和赞许中听出某种不由自主的礼貌和相当饱满的骑士风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养犬者，父亲也会接受他；或者用同样的礼貌和骑士风度接受跟我母亲相关的一切。但是，阶层争斗仍旧以含蓄的方式、用骑士的武器进行着。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带有偏见、有意识地排斥我母亲的家族。我们从来不谈论它。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摆脱掉这种盲目、懦弱、虚假的恐慌，开始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兴趣，开始意识到我跟那个家族的直接关联，感到自己确实是我母亲的儿子。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口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就跟每个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样，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家人之间既不比大多数家庭中的成员们爱得更多，也没有恨得更少。犹太人家庭不是这样，基督教家庭很难理解犹太人家庭中那种有意识的相互依赖。在犹太人眼里，家庭至上，之后才是家庭成员；在基督教家庭里，每个人将自我排在首位，有多余的情感才分给别人，时多时少，包括分给家庭。犹太人为家庭活着，基督徒靠家庭活着。也许存在少数的例外，不过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当然，“我们家人彼此相爱”。父母对孩子们温情脉脉，倾注心血养育我们，父亲的态度非常和蔼，总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家有时仍分为两派，母亲一派，父亲一派。我们就像圭尔夫人和吉柏林人那样相互斗争。为什么呢？因为某种情感伤害、反应敏感、防卫意识的过度激亢潜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亲那派的家族成员身上，正是那些从未摆到桌面上谈论的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气氛，比方说，我们因为一把衣服刷争吵，背后实际另有原由。这种无关大局的革命，在每个家庭里都会发生，有的发生在7月14日，有的则在热月里。
2
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外祖父留给我的遗物很少，总共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只啤酒杯。啤酒杯上烫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着络腮胡须、额头很高、脸庞虚胖的汉子，他的嘴长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着。他身穿一件盘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装正襟端坐，下身却穿着西裤和短靴。他性格乐观，整日忙碌，结过两次婚，总共生了六个孩子。他挣钱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财会，兜儿里揣着账本和支票，四十七岁去世时，留下一屁股债务和一大笔乱账。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开心。家里住了一大群人，伙计和学徒们也住在那儿，午餐的时候，经常二十来人围坐在餐桌旁。
进门后的右边是“样品间”，里面堆满了新家具。当地许多人都买外祖父的家具，埃格尔大主教的几个沙龙也是请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标记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摆在大主教的客厅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占地面积很大。的确，在他的“木工厂”里，已经使用机器和车床进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终在外套口袋里记账，用铅笔随手将收支记在凌乱的纸片上，过一段时间，纸片就会丢掉。
这位手工匠总是到处“流浪”，他在国外的流浪岁月应该归在未婚的独身时光内。拉丁人几十年都不离开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国的人，多少会被看成是冒险家。大世界的缤纷色彩和混乱秩序，只有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被派东派西的现役军官们才知晓。外祖父去过捷克和德国，当了师傅后，三天两头去维也纳采购，学到了现代工艺的新诀窍。总之，他要比当地那些拉丁式的乡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热情、冲动、不安、幽默，喜欢饕餮大餐，特别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讨女人欢心。当听到院门外有个年轻的流浪汉用德语唱“一位穷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会透过玻璃门用德语喊，“谁要穷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随后，他会将流浪汉请进屋里热情款待。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一流的学校读书，一个考上军校，另外两个读中学；他的女儿们也都读书识字，只有我母亲在我外祖父去世后才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外祖父的一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长得简直太像他了。我的脸也是充满渴望，虚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着，长了一副络腮胡子，我跟这个从相框里望着我的陌生人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爱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动不安和开朗快乐，都是从他那里继承的。这个陌生人继续在我身上固执地活着。也许，一个人从他祖先那里继承的不仅是身体特征；就像我，不仅长着他的嘴、他的额头、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型，在我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倾向，还有某种潇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欢将记录我生活和事务的账本揣在兜儿里。不过，我祖父也同样活在我身上，他更简朴、更严肃、更和善，他也死得很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必须跟这些陌生人一起共同生活，并在自己身上痛苦摸索着雕刻出他们，可是他们很少允许我开口。比方说，我的外祖父是小城市里的福斯塔夫，他是当地有名的、心性快乐的啤酒友和酒桌上的领袖。我工作的方式也是从他那里继承的。我喜欢用手工艺者的方式抱怨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喜欢体力劳动者的身体节奏，喜欢在无足轻重的日用品上不遗余力地雕琢打磨。应该感谢他，是他使我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手艺人。有时候，外祖父会跟祖父打架，假如外祖父更强势，那么我至少半年都会兴高采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某种欢愉与轻松。每逢这种时候，我身上的流浪倾向就会突然爆发，既无计划又没目标地出游几个月，不管给家里和作坊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
我外祖母出嫁那年只有十六岁。女人脸上罩着轻柔的面纱。我外祖母跟外祖父一起只生活了四年，先是生下我母亲，后来还怀过一个孩子，不幸的是，第二个孩子死于新生儿高热惊厥。家里没有人提这件事。孩子的名字我也是很偶然才知道的，有一回，我母亲一不小心说走了嘴。叶兰菲是个女孩。家族里面，不管是我外祖母亲生的孩子，还是她非亲生的后代，都对跟外祖母有关的记忆保持沉默。外祖母只留下一张照片，一张手工上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副美丽忧伤的女性面孔，与其说是少妇，不如说是女孩。即便她有什么秘密，全家人也都守口如瓶。非亲生的孩子们不乐意提她；我母亲对她也记忆寥寥。外祖母是一个孤儿，由一位年长的女亲戚拉扯大。我猜，她那位亲戚挺穷的。我外祖父四十多岁时，带着他跟自己前妻生的五个孩子，又娶了一位年轻女孩。女孩茫然无措地在那幢大房子里走来走去，感觉像是被收养的第六个孩子。听家里人说，她从来不笑，一脸严肃地坐在长餐桌旁，坐在外祖父的右手边，在家里像一位陌生人。外祖父是个乐观开朗、说话幽默的男人，他讲的故事不管谁听了都会感到有趣。偶尔，连那位忧伤的妇人都会禁不住发笑，这种时候，她会从桌边站起，用手帕捂着嘴，“临时到隔壁房间笑一会儿”。她不好意思笑……这里有什么秘密吗？她觉得我母亲（她的第一个孩子）长得很丑，并且为这个丑孩子感到羞愧，以至于连看她都不敢看，喂奶的时候，总用一块手帕遮住孩子的脸。我母亲知道这个，还是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嘴里听来的。这位少言寡语、落寞忧伤、很可能有心理疾患的女人在那个家里总共仅生活了四年。不管怎么讲，她对我的生活也有所影响。我身上的绝大部分恐惧都来源于她。很可能这个女人因为要在与自己同龄的成年孩子们面前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感到羞窘，她不好意思在一个前任女主人的孩子们极力维护死者威信与记忆的家庭里流露母爱。很可能她做的一切都有过失，都不完美，都很蹩脚，内心的惊恐导致了她歇斯底里的自卫，因此当外祖父讲笑话时，她要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笑，因此她总是沉默不语，因此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奇丑无比”，大概她试图用这种谦卑来接受已亡女主人的记忆和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们。我一旦害怕，一旦疯狂，这位陌生妇人就会在我的心里开口絮叨。其实我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从来没有人当着我们的面提过她的名字。每当应该提起她的时刻，家里人就像天文星相，突然消失在茫茫的寰宇里。她给人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记忆，所有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都会眼帘低垂。相片上的她穿着绣花坎肩，白皙、纤细的脖颈上戴着一个串在一条黑线绳上的银十字架。在她衬衫的领口上，绣着精致的铃兰花束。她的眼睛聪颖、清澈、伤感，简直像是玻璃做的。这两个人在我身上继续活着。
3
那个名叫耶诺的男孩，是我母亲最年长的哥哥，他一心想当音乐家，但是只加入了军乐队，由于失意，他在普拉服役期间饮弹自杀。他的音乐爱好犹如咒语，始终困扰着这个家族。大多数家庭成员都秉承了先人的艺术天赋。一个女孩绘画，另一个唱歌。我母亲同样有艺术才华，走火入魔地迷恋音乐。她的另一位姐姐远嫁维也纳，将音乐天才传给了她的孩子们，那位姐姐有六个女儿，其中有一位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舞蹈家；其他人不是靠着音乐谋生，就是为了音乐活着，有的作曲，有的教学，有的演奏。音乐是生活的顶级元素，人们逃遁其中，音乐强迫我们和后代们追随它步入高尚的帝国，听从内心的意愿。在童年时代，我听过并且学过音乐，曾想当一名职业音乐家。或许正因如此，我才听音不准。小时候我听音乐听腻了，以至于长大后我下意识地逃离了音乐帝国，尽管有的时候我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惋惜不舍，但是出于羞恼和焦虑，我依旧远离了各种音乐。有一次在巴黎，我偶然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当音乐响 8d77." >起，我感到一股荒诞可笑、无法排解的烦躁不安，最终我不得不中途退场……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位由于未能当上音乐家而开枪自杀的耶诺舅舅。在我看来，音乐是一种惩罚，指法训练时，每当我用错误的指法敲击琴键，母亲就攥着一根藤鞭坐在我身边敲我的指甲。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音乐——毕竟我还是想听，就像一个想家的流亡者——就会在心里自说自话：你看啊，其实并不那么疼。
一个儿子开枪自杀，因为没当成音乐家；另一个儿子中学肄业，因为想干屠夫这一行。这个家庭真的很奇特。耶诺的弟弟德热，已经上到了六年级，但是脑袋一热，向我外祖父表示，他必须放弃人文科学，因为除了屠宰行业，他什么都不想干。外祖父是个严肃、公正的人，他叹了口气，第一次说他需要些时间想一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权衡，外祖父把德热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聊了许久，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在当时，打孩子是一种普遍接受的教育手段，扇耳光就跟祈祷或勤奋工作一样，属于日常性的工作范畴。第一次打孩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日常意义，父母和老师大打出手只是出于演练，只是遵循传统。打完之后，外祖父说，这件事他已经想通了，德热选择自己的职业没什么错。十六岁那年，德热揣着六年级的肄业证书很快去了布达佩斯，在一家屠宰场当学徒。
我跟这个怪人只见过两面。家里人提到他时都压低嗓音，仿佛在谈一个疯子。在我看来，这个孩子很健康，是个稀有之人，他不仅敢于而且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试想，假如德热当时没有“脑瓜一热”地异想天开，而是读完中学，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当一名公务员，徘徊于对他来说不仅陌生而且反感的阶层里干他不喜欢的职业，那将会多么可悲可怜！也许德热会变成一个具有病态倾向的危险分子！幸好，德热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个简单、勤劳、知足的人，他按时成家，开办商店，把几个女儿拉扯成人，等到自己命数已尽，带着基督徒的平静和谦逊安然辞世；不管怎样，德热都跟家族里其他的男性成员一样继续活着。当然，那些试图融入上流世界、渴望社会名声的家人永远不会理解德热的逃跑。“工厂主”的儿子，眼前是通向上层社会的阳关大道，可以靠名衔和学位跻身于贵族行列，可是现在，他不仅还要靠手艺过活，而且跟屠夫一样满手血腥。谁会理解这个呢？或许，德热对“贵族阶层”有一点恐惧。他抱着手工艺者的傲慢做出这个决定，逃开那个让他感到陌生、充满繁规琐矩的另一个世界。的确，假如他无论如何都想当一名手工匠，也完全可以接过我外祖父的木工作坊。但是，屠夫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有着更特别的吸引力。如果真有“使命”一说，那么毫无疑问，德热是一位天生的屠夫。童年时代，他就跟弟弟和学徒们一起玩“屠宰”游戏。听我母亲讲，德热将楼里的孩子们召集到庭院内的一个角落，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他们的背上和屁股上撒上盐，然后用一把从厨房里偷来的大宰刀将受难者凌迟碎剐。孩子们就像受惊的羔羊，忍受着这出古怪的游戏。这个游戏每个月都会上演一次。结婚时，德热已经当上了屠夫，他从婚礼现场拔腿溜走，撇下喜宴上的客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跳上马车，直奔屠宰场。他脱掉新郎官的漂亮礼服，兴高采烈地宰了一头公牛，然后又悄悄溜回到宾客之中，回到毫无察觉的新娘身边，他的脸由于快乐而涨得通红。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在挽联上写道：“情人，温情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这也是事实。出于本能，德热意识到了危险，并且逃之夭夭。
第一次见他时，我还是个孩子，母亲带我去他家串门。他的存在令我意外，因为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位这么与众不同９9ｌｉｂ?的舅舅。从来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在布达佩斯，我们居然还有一位当屠夫的亲戚！这个发现令人兴奋，这位舅舅我也很喜欢。德热的举止略显窘迫，由于我们是“有地位”的亲戚，他和妻子为了迎接我们的造访做了精心准备，家里整洁得让人感觉不舒服，两口子都穿上节日服装，他们的三个漂亮女儿被打扮得像是参加选亲，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坐在哪里。我在心里感到一股由衷的自豪，家族里居然有一位屠夫！而且，这位出色的、显然相当博学的、“首都”的屠夫还跟我友好地握了手，亲自带我参观了操作间，让我看了木墩、板斧和牲畜的尸首。他要比我认识的所有当教师、律师、军官的亲戚都更加有趣。我为父母在家里从未提过这位出色亲戚的名字而感到不可思议。
4
在一个夏日，埃尔诺来了，他气宇轩昂地登上台阶，用吝啬的言辞跟目瞪口呆的一家人打过招呼。他没有吻任何人的脸，特意选了一把扶手椅坐下，从一只银制烟盒里掏出带长烟嘴的“女士”香烟，开始宁心静气、聚精会神地抽起来，似乎他来这里别无他事，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他所发明的一种吸烟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他这样以这种复杂、郑重、灵魂出窍的方式吸烟。点燃之前，他将长烟嘴在银盒盖上戳了几下，眯起眼睛，用一只眼睛瞅了瞅香烟，仿佛在看一架天文望远镜；他朝长烟嘴里吹了口气，然后用舌尖舔湿了嘴唇，用两根手指仔细、轻柔地捏了一遍香烟，从卷了烟丝的烟卷里掉出点什么；他噘起嘴唇，然后将香烟放进嘴里，但是并没有松手，仍用两根手指小心地捏着，左手习惯性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一只手点燃，随后深吸一口——此刻他的两腮使劲嘬瘪，像死人一样——然后让烟雾在自己的肺里缭绕许久，大概过了足有半分钟吧，他一直在咀嚼，细品烟味的快感，之后开始缓慢吐出。烟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形成一缕淡淡的烟云，这时候埃尔诺的呼吸变得艰难，就像一位运动员刚刚完成一场全力以赴的体育比赛……一家人啧啧赞叹地围坐在他身边，看得出神。他来我家后的头几分钟，全部用在了点烟上，好像有意让全家人为他的艺术造诣惊诧不已。之后，他很长时间都一声不语。他的呢子大衣放在身边的椅子上。他个头很高，有一米八六，而且体形很胖，还蓄着跟威廉二世皇帝一样的翘胡子。
他在与家庭断绝联系十六年之后突然再次现身，似乎他这次沉默寡言、郑重其事的造访，只是为了向我们演示如何以专业的手法无比陶醉地抽烟。他是尼古丁的瘾君子，直到咽气那天，每天都要抽八十支烟。四十五岁那年他死于心绞痛，很大程度上是尼古丁的作用过早索去了他的性命。他在失踪的十六年里，连一张明信片都没给家里寄过。十六年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他，我们连关于他的传闻都没听到过。只有一次，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家族里传开，说埃尔诺将军在日本军队服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为此感到羞耻；不过庆幸的是，这个传闻不是真的。那副慵懒、高大的躯体坐在扶手椅里，向我母亲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一个十六年没见过面的人也只能如此，装作昨天才离开家的样子，随口问问留在家里的人都在做什么。在这十六年里，埃尔诺就这样行踪神秘地生活在远方，家里有好几个成员相继过世，并有一大堆埃尔诺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呱呱落地，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可是埃尔诺却大谈特谈国产香烟比德国私营公司生产的卷烟要好抽得多，质量更有保证。他感觉到尴尬，脸色煞白、呼吸困难地坐在那儿。他的举止泄露了他内心的抵触和焦虑的自卫。他不仅什么都不问，并且用沉默回绝所有的提问，极力回避在过去十六年里的家庭秘密。我们很快意识到，埃尔诺心里肯定藏有“秘密”。说不定他真在哪里当过军事指挥官，也许他只是在屈辱的生活环境中苟活了多年。我们怀疑埃尔诺是个“天生的懒汉”——当时匈牙利的剧院里正在上演《野鸭》——我们对他那伤人、恼人的沉默表示尊重。他就这样开始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国度，带着自己的“秘密”，带着总是装满香烟的银制烟盒，带着为数不多的衣服和内衣，带着淡漠的情感和独特的习惯。
埃尔诺的性情傲慢而敏感，他是我母亲最小的哥哥。他一下子失踪十六年的方式和事实，给他那壮硕、慵懒的体形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离家的时候，埃尔诺是一名在役军官，他是“家里的宝贝”，家里所有人都以他为荣。他在军校里地位优越，我的外祖父去世后，他仍可以继续在军队服役，因为家庭支持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军官。他在小城驻守，过悠闲的生活，嗜好喝酒，经常打牌，好赖总能够完成任务。他在朋友圈里很讨人喜欢，因为他喜欢弹钢琴，而且弹得相当不错；他还善于山聊海侃，很会讨好咖啡馆的女掌柜和途经此地的女演员。慢慢地，他沉溺于这种萎靡的状态，整日酗酒，无所事事，这位并不安分的在役军官就这样打发在外地驻军的单调日子。埃尔诺有着革命者的血性，内心封闭，生性好奇，躁动不安，向往流浪。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厌烦了军旅生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长，辞掉了军衔，分文不要，换上一身平民装束，不辞而别地出国远游。由此看来，我母亲家族的男性成员都不能忍受等级森严的生活。我的三个舅舅，一位因为不能成为音乐家而抑郁自杀，另一位冷漠地抛弃了人文主义学业去当屠夫，埃尔诺则扔掉战刀，跑到国外某个令人猜测、无人管束的地方为了某种“秘密”而生活。埃尔诺回家后，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地住在我们中间，行李里只有几本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书，还有不少的五线谱本。他酷爱数学。我从他嘴里第一次听说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埃尔诺从专业杂志上阅读学者们的论文，他对相对论的了解要比这个理论被媒体热炒早几十年；是他第一次给我讲的原子理论，讲普朗克，讲原子爆炸。他从早到晚都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夹鼻式眼镜，抽着香烟，谦卑而忧伤地坐在门廊的一个角落，读一本物理学著作或专业杂志。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向我透露了他的“秘密”，当然，他的秘密跟大多数重大、真正的“生活秘密”一样平庸无趣。“出逃”之后他先去了德国，既没有钱，也没有特殊的本事和学历，他到底是怎样活下去的呢？他用自己的音乐天赋挣了一些小钱，弹钢琴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在驻军的兵营里就常给战友们弹琴。他在德国偏僻小城镇的咖啡馆或饭店里演奏；后来组了一支乐队，在城市之间做巡回演出。他在德国的小咖啡馆里弹了十几年钢琴，整夜抽烟酗酒，直到天亮。他的生活每况愈下，四十岁时得了不治之症。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绝望之中开始了疯狂阅读，手边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不喜欢文学，但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尤其对数学研究很感兴趣——他就像奇闻逸事中讲述的、想在行刑之前迅速学会英文的死刑犯。埃尔诺也“想补偿过去浪费掉的时光”。他一想起军人生活就很反感。不管怎样，他以科学爱好者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就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辩论和闲谈。我跟埃尔诺一起聊天文、地理和原子爆炸；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要埃尔诺为我讲解，我这个数学考试总不及格的中学生居然能搞懂微积分。他教会我思考数学问题的方式，只需他的几句点拨，我就明白了数学并非魔幻的迷宫，而是一系列清晰、简单的思维过程。当然，他再也不弹钢琴了。
战争爆发了，埃尔诺应征入伍，他依旧一言不发，动作笨拙，旅行袋里塞满了香烟和巧克力，仿佛是动身去郊游。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只站在门口说了声“那好”，尴尬地微笑，犹犹豫豫地伸出手，好像只是去邻居家串门，没有必要说什么。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般紧张，想来，他只是出去一小会儿，去前线作战。他最怕的就是与人亲吻，无论是跟我母亲还是跟孩子们；他憎恶这类表达情感的家庭场景，不喜欢吻别。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战争中最折磨他的就是这个告别的场景。我们充满惊恐地将他团团围住，孩子们感觉到了埃尔诺的矜持，默然无语地送他到台阶，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埃尔诺自己更不会想到：我们都爱这个胖硕、忧郁、患病、笨拙的人。这种爱突如其来地从我们心底涌出；这种情况在这个家庭里确实很罕见。我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家人之间还从来没有谁彼此吸引过。埃尔诺迈着缓慢、蹒跚的步子投入了战争，我们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目送了他好久，我们敢打赌，即使天塌地陷，他也不会在路口回一下头……大家都很清楚，期望他这个“逃跑者”在上前线时在街角招手，期望他向“儿女情长”投降，这怎么可能啊？！他走了，没有回头，我们站在大门口哭了起来，并且报复性地大笑，说这个四十岁的埃尔诺简直是个孩子。你看啊，哈哈哈，他就这么上了前线，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里头塞满了羊毛护腕、巧克力、温度计、望远镜、带酒瓶起子的便携式折刀和所有打仗时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他在德国生活的这些年，被培养成了一位一丝不苟的严谨男人——即使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的，哈哈哈，因为他是这样害羞！但是我们知道，他也很爱我们——上帝可以做证，我们所有人都跟埃尔诺相处得很融洽，就连女仆们也跟他很好。尤其是，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懂数学的人；现在他走了，留下了我们，晚饭后再没有人举办有关原子爆炸的讲座了。
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跟他离开时一样地体态笨拙，步履蹒跚，只是脸色和头发更加苍白。“那好”，他嘟囔了一声，随手将背包扔到地上，脱下皮大衣，跟家人依次握手，跟我最小的弟弟也握了手，当时我弟弟只有七岁——埃尔诺既很热情又很拘谨地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眼睛在镜片后紧张地眨着，因为看得出来，他担心有谁会拥抱他或亲吻他。我们觉得，我们应尽可能地尊重从战场归来的英雄的歧见，因此没让自己的情绪大爆发。埃尔诺以他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他意识到在战场上拼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脱下了军装，退役回乡。他不管做什么，都采用这种我行我素的方式。现在，他厌恶了战争，准备去瑞士，当然，他想重新组建一支乐队。在生活最重大的转折关头，他是那样地心平气和，似乎只要他心意已决，自觉自愿地想去做一件事，无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还是翻天覆地的世界秩序，都无法改变他的意愿。战乱之中，埃尔诺目的明晰地一意孤行，有一天他真的去了瑞士，组起一支乐队，在一个名叫圣莫利茨的饭店里给家人写了几行温暖的问候语。即便生命的空间受到历史的禁锢，他仍尽其所能地我行我素。他认为，上等人有权利这样做。
一方面，埃尔诺跟大历史的宿命拼命抗争；另一方面，他未能跟另一个与自己个人生活历史相关的卑微宿命达成和解。直至生命的最后几日，他都在咖啡馆里弹钢琴，在瑞士和德国小乐队里为那些乡巴佬演奏。虽然他为那些人服务，但却从骨子里鄙视他们。每年冬天，他都回到圣莫利茨饭店，就在这家饭店，我经受了生活中最为特别、怪异、困惑不安的羞辱，直到今天，这种羞辱都不能因时间和距离的阻隔在我心里消除。当时，和平已经岌岌可危，我正在法兰克福读大学。有一天，埃尔诺把我叫到圣莫利茨饭店。我早上刚收到他的来信，中午就已经启程上路。我从来没有去过瑞士。出门时，我穿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系上新买的领带，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次买了一套睡衣，因为我准备去一个“大世界”，担心在高雅的圣莫利茨饭店让埃尔诺为我感到羞窘。我有镁光灯紧张症。在我的印象里，瑞士就跟舞台戏剧一样不真实。我在下午六点抵达目的地，埃尔诺在火车站接我，他光着脑袋，披着斗篷，在没有系紧的斗篷下，可以看到白色的夜礼服和白色的领花。他脸色苍白，带着尴尬的微笑；也许，他又在担心我想吻他。然而，埃尔诺的盛装吓了我一跳，燕尾服和领花；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埃尔诺是我们将去的高雅饭店——圣莫利茨饭店的雇员，就像大堂的服务生一样，埃尔诺每天不得不身穿这身工作服。接到邀请时，我忘记了埃尔诺的生活环境，在整个途中也没有多想；可是现在，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埃尔诺并不是那位住在圣莫利茨饭店里避冬、出于高兴邀请在附近城市读大学的小外甥前去住几个星期的布尔乔亚舅舅，而是一位贫困的无产者，他在高大、堂皇的饭店里只能走仆人专用的楼梯，和跑堂一起用餐，靠客人给的小费谋生……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因为我喜欢埃尔诺。我尽量表现得没有偏见，态度亲热，但却骗不了埃尔诺敏感的耳朵。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犯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无可挽回的错误。
接下来是折磨人的三天。埃尔诺和他乐队的成员们，住在饭店顶层的阁楼里。在那里，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内。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饭店里用餐，但是要比客人们用餐提前一个半小时。我们的餐桌被安排在豪华餐厅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跟所有大饭店一样，这里的菜肴也非常丰盛。作为“工作人员”，由于跟大厨关系良好，我们吃的东西很可能要比尊贵的客人们吃的味道更好……很有可能，给我们上的菜都是“精华”，最香美的部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用餐。虽然侍者抱着同行的友善和亲热款待我们，把最好吃的菜肴盛到我们的盘子里，可我真想连盘子带菜一起扣到他的脑袋上！我这三天的感受，跟在那之前我早已习惯了的感受截然不同。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它的意义和意味。在瑞士饭店的那三天里，我是埃尔诺（他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感情最细腻、气质最高贵的人）的客人，给我留下的记忆却终身难忘。就是那次，我直接体验到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头等阶层和次等阶层。我站在后台，看到了生活的构架。我被培养成了“绅士”，埃尔诺属于“侍者”；现在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另一个世界待了几天。那三天对我来讲简直是地狱。埃尔诺从下午五点开始在餐厅和咖啡馆里“工作”。在上等人享用晚餐的那几个小时，我待在饭店里无所事事，虽然我可以坐在咖啡馆内欣赏埃尔诺乐队没精打采地演奏德国歌剧音乐集锦，但我感到浑身发痒，如坐针毡。我怨恨埃尔诺将我“拽”进这个下层的世界，为自己受到某种上等阶层法则的制约而不得不跟埃尔诺绑在一起而感到痛苦，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羞耻的绑缚，我不敢走近人群。假如在另一个我所归属的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有一天人们得知我曾在一家瑞士大饭店的阁楼里跟仆人们一起睡过觉，他们将会怎样想我？……
埃尔诺邀请我去住两个星期。我在第四天就逃走了。我一副窘态、满脸涨红地跟埃尔诺撒谎，他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摇晃着身子，没看我的眼睛。我一个人去的火车站，埃尔诺没有送我。我们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就此决裂，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再没给我写过信。看来，他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这个创伤过了很久都未能愈合，后来，我梦到过在瑞士饭店的那些日子，我在梦里咬牙切齿，将盛着喷香饭菜的盘子扣到跑堂的头上。几年之后，埃尔诺死于疼痛不堪的不治之症。我再也没去过圣莫利茨。有几次，我去恩嘎丁那一带的小乡村旅行，离那里很近，但我总是绕开圣莫利茨。这种感觉，要比理智、意愿和悟性都更强大。要知道，我担心被哪个跑堂认出来。
5
我有一半的亲戚是隐形的，难以接近，高高在上。马伽什大伯父是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大伯父的钱多得不可思议，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即使悲观的人也会说，他至少有十万福林。最奇怪的是，这位有钱的亲戚从来不做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几十年里，他先是当匈牙利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德拉什伯爵的私人教师，之后担任他的法律顾问。他俩有一次吵翻了，大伯父返回维也纳，开始在特蕾西亚大学执教。他教授法律，用他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安德拉什在信里给他寄了最后一笔薪金，六万福林，六十张一千面值的钞票；伯爵没寄挂号信，信封里装了那么多张的千元巨钞，可连一个字也没写。
大伯父收下那叠千元巨钞，在维也纳生活，住在特蕾西亚学校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培养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贵族精英。他很早就结婚了，蓄着跟上帝一样的白色络腮胡。他是一位谨慎、敏感、高贵的思想者。作为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特蕾西亚学校教师、匈牙利伯爵的法律顾问和亲信，他是奥地利第一批在公开讲演中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信徒的人之一，要比维克托·阿德勒早几十年。他的观点十分纯粹，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他为手工业者和工人们举办讲座，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拉萨尔。他创办了奥地利的第一家工人联合会，捐出一万福林作为援助基金，旨在改善工人的生活。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和职业革命家利用了他的善心和轻信，接受了他的捐款，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大伯父对此没有恼火。他撰写文章宣扬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内容”。90年代，英国下议院曾朗读过一篇他撰写的这方面文章，将他尊为“理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榜样。党派从来没有接纳过他，他至死都是一位孤独的斗士，被人尊为“怀有浪漫主义理念的社会主义者”，试图用博爱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承认，在这位非职业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不仅在他身上，而且在他的文字里——确实有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孤傲，某种无法置身于任何集体之中的精神追求者的孤傲。他把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工人运动，因为他坚信工人运动终会成功，但他并未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大伯父一辈子都在特蕾西亚学校执教，后来当上了校长。
这个人是我乐观开朗、放浪不羁的外祖父的大哥，我母亲最年长的伯父。跟我母亲家族的所有成员一样，我的这位大舅公也是摩拉维亚人，但他自小在奥地利长大，从身心上讲，他都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许，他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位用无私和善良之心对待我母亲的人。有一次，他带这个小姑娘去了摩拉维亚，让她看了我外祖父的磨坊。在我母亲可怜、不幸福的童年时代，留给她唯一的美好记忆，可能就是那一次旅行，就是她跟这位既有名又有钱的大伯父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他们先去了伊赫拉瓦，看望了一家住在伊赫拉瓦市中心广场边一幢漂亮楼房里的亲戚。当时，大伯父有一个弟弟住在那儿，家境富裕，留在摩拉维亚，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那座富有的城市里算得上是一位有威望的市民。就我母亲而言，那次旅行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呵护，削减了她在童年时代萌生出的卑贱感，让她知道在自己的家族里还有几位令人尊敬的亲戚，在维也纳生活的马伽什大伯父，家境富裕、住在市中心广场的伊赫拉瓦亲戚。拂晓，他们离开了摩拉维亚城市，翻山越岭，见到外祖父那座建在一块空地上的磨坊。大伯父穿着一件庄重的黑色风衣，牵着侄女的手走在林间小路上，一边走一边讲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候他和他的弟弟们，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每天拂晓都要沿着这条从磨坊通向城里的林间小路步行几公里去上学。我们从生活赐予的厚礼中汲取信仰与善良，许多时候，只是这样一些无意中偶得、貌似无足轻重的礼物，就像我母亲在摩拉维亚山林中探访我外祖父磨坊的那次清晨散步。那天，大伯父的心情也格外舒朗，这位蓄着长髯、受人尊敬的长者声如洪钟。关于那次在陌生山林里的清晨散步，关于知道自己家族的存在和自己的归属之后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母亲讲述过许多次。当时，住在磨坊里的已是外人，可他俩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大伯父带我母亲看了他们小时候的秘密乐园、独特的地理风景和破落家族的昔日疆界。在单身汉的私巢里，或许有不少年轻女孩能够得到温情的关爱——我对马伽什大伯父的清教徒生活始终感到不解——从没有人听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英勇事迹或感情故事，他把秘密带进了坟冢。他以自己笨拙、蹩脚的方式试图帮我母亲减轻童年时代留给她的阴影。我母亲的童年记忆还没有完全毁掉，马伽什大伯父尽他所能，能挽救出多少就挽救出多少。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一个好人。
他非常富有，全家人都怀着期待和尊敬仰望他。我们既不敢写信打搅他，也不敢前去看望他。不过，有一次我们还是在维也纳看望了他，那次过程复杂的造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感觉像闯入巨人国。就连“大伯父”这个词，一提起来都让人带着巨大的想象，这个半神的造物以非同寻常、不成比例的庞大之躯凌驾于我们头上：大伯父“特别”好，大伯父“非常”有钱，大伯父是“欧洲知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大伯父会讲“所有的语言”，他的名望“极高”。一句话，他是家族里的超人，只有怀着宗教的虔诚才可能接近他。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情感穿着节日盛装、膝盖发抖地到特蕾西亚学校找他。大伯父坐在饭厅里，身材非常高大。他穿着睡袍坐在餐桌前，用一个比平常的杯子大好多的陶瓷缸喝早餐咖啡，用汤勺在陶壶一样的杯子里搅着白糖。他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也都尺寸独特，大得夸张，跟家族大人物的身份十分相符。不过他有些耳背，我们扯着嗓子谈话；我怀着孩子的惶恐偷偷发现，这位大舅公跟其他老人一样听不见，要想让他听见我们说的话，必须大声嚷嚷。我们浑身僵硬地坐在他周围，看这个大人物吃早餐。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当时大伯父在维也纳使用的物品之所以感觉尺寸大得夸张，只是出于孩子的侏儒视角；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家族分配遗产时，有一只那样的陶瓷缸到了我们家，拿在手里，我们都惊讶于它的尺寸。陶瓷缸短粗，非常深，感觉像是一只汤盘。大伯父肯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用另外一种与一般的同时代人不同的尺度评判好坏、社会与家庭、钱财和使用的物品，他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无论在环境、思想、道德，还是判断方面，他都可以独立于世。那个时代偏爱这种古怪的家伙，那是独特思想、个人主义世界观的黄金时代。大伯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位非职业先驱，当然不是“集体”的人。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身心，在他与众不同的外貌和内心里，均能我行我素，做一个在品行方面都非常可爱、自律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秘密，因为他利用我们在维也纳看望他的机会，让我了解了一个奥地利伐木场的机械设施。看来他真是一位无可救药的教师啊，他认为我这个家里年龄最小的后生有必要在离开维也纳之前获得一些“实用知识”。吃早饭时，他皱着眉头看了我许久；下午，他拉着我的手上了有轨电车，我们一起去了维也纳郊区，沿着荒僻、残破的街道步行到一个蒸汽锯木场的大门口。在办公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说了自己所有的头衔，向略感意外但还是满怀敬仰洗耳恭听的经理介绍说，他想让远道而来的孙子了解一下蒸汽锯木的技术手段。经理显然很吃惊。我非常害怕。整整一路，大伯父都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好像生怕我会逃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跟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起度过这个下午了，感觉有些沉重和倒霉。经理叫来技术负责人，让他带我们去伐木场，在那里我看到了在一个锯木场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既不多，也不少。蒸汽锯带着尖声的呼啸在锯原木；如果在更随意、更自然、不那么郑重其事的环境下，我很可能会对眼前的一切感兴趣，可是这样，我的手被大伯父的铁爪紧紧攥着，技术负责人的讲解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感觉自己很不舒服。我简直不能理解，维也纳有那么多的博物馆、动物园和其他景点，大伯父为什么非要带我来这里？非要我听技术负责人讲课？非要那个人在蒸汽锯刺耳的尖叫声中努力用很专业的语言对着大伯父的聋耳朵大声叫喊？那个大声呐喊的人，用手掌在耳朵后作卷筒状、带着满意的表情听对方讲解的大伯父，呼啸刺耳的蒸汽锯，维也纳日常的噪声和混乱，在那一刻将我团团围住，我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晕厥。大伯父的话，蒸汽锯原理，生活，这个那个，我什么都听不懂！……我绝望地想。“这就是蒸汽锯吗？”大伯父大声地问，手掌在耳后做成个听筒，皱着眉头弯着身子，对技术负责人的讲解生怕漏掉一个字。“对，这就是蒸汽锯！”他突然转向我，操着教师诲人不倦的教导语气抑扬顿挫地告诉我。就这样，我们在大声的呐喊和讲解中参观了整个锯木场。之后，他带我乘有轨电车回到特蕾西亚学校，他始终没有透露，这次郊游是如何满足了他的教师荣誉感。那一次，除了大伯父的家和郊外的锯木场，我在维也纳什么都没看到。
他一辈子都在亲戚中间分赠财产。我母亲得到了两万福林，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那位嫁到维也纳的小姨也得到了两万福林；但是我父亲在几十年里一直向大伯父支付那笔预付遗产的利息，而维也纳的亲戚们则免付利息，他们像获取礼物一样获得巨款。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年，大伯父去世了，确切地说是饿死的；维也纳的亲戚们描述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将自己的一切都捐给了穷人，连副食票也捐了。
6
我的维也纳亲戚们整天都在弹琴。六个女儿轮流着拉小提琴，弹钢琴，甚至还拉大提琴，吹单簧管。她们把音乐之外所剩无几的时间，全花在了跳舞上。位于希特金区的那套底层公寓被音乐声、姑娘们的尖叫声和歌声震得嗡嗡作响。整栋楼都摇摇欲坠，十口人住在三间屋里：父母，六个女儿，后来在战争中阵亡的唯一的儿子弗兰茨尔，还有三十年前就已经很老了的老女佣玛丽，她只能忍着腿脚的疼痛挪着碎步在半地下室内潮湿、昏暗的厨房里为一家人做饭。楼后有一个狭长的花园，那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香李树、两棵只结杂交小核桃的老核桃树、一片野草莓矮丛和长在花园尽头角落的一株芬芳扑鼻的接骨木。核桃树周围摆着长凳和桌子，从开春到晚秋，这一大家人都在这里安营扎寨。男主人弗朗茨一天到晚地站在那儿，他是位画家，长发飘舞，脖子上系着艺术家的领花，长了一个小辣椒杨奇那样又红又长的鼻子，戴着眼镜，总是满腹心事地盯着画架上刚开始落笔的油画布，同时听着从孩子们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传出的小提琴或钢琴声……“不行，跑调了！”特鲁黛或玛尔塔的手下刚有偏差，老弗朗茨就扯着脖子大声喊。他同时培养六个女儿，画油画，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老女佣玛丽或妻子罗莎争吵。希特金区家里的所有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度过的；生活就在这么悄然地流逝。
这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拮据；他们没钱，只是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在奇思妙想中挣钱。许多要交的杂费，七个孩子的穿衣、教育和食品开销，我姨父买颜料、画笔和画布的钱，还有生活中不得不花的医药费，买衣服买书交房租，还要避暑度假，这一切都仰仗天上掉馅饼的偶然幸运。靠音乐和艺术是无法糊口的。姨父画了很多画。他为妻子和六个女儿画过各个年龄段的肖像，画完这幢房子和花园后，又画维也纳的公共建筑，画拉因茨和默德林乡下的门窗；他为亲戚们画过肖像，还临摹过照片，画过一年四季的风景，画过他喜欢的所有花束；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连地下室和阁楼都没漏下。在他的画上要什么有什么，大画家将生活中的一切都记录到了画布上。姨父的画作非常精美，手法细腻，用色敏锐，光影斑驳，景物和人物的布局比例和谐，第一眼看上去谁都会喜欢。这些画完美无缺，有大师的风范。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在欣赏了我姨父的多幅作品之后，就会觉得画里缺了点什么。画里缺的就是他，我姨父自己。他是那么谦逊，那么内向，以至于不敢在作品里发声。他是艺术家，但从来不把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他们真的就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偶尔，有一两个闺女飞了出去，飞到外面闯荡世界，出嫁或——踩着华尔兹的舞步——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感情风暴。而后，等到婚姻或者华尔兹舞曲结束，她们又重新回到希特金区。玛丽已经老得看不出年纪了，就像《圣经》里的女性人物。他们在琴房里或封闭的门廊里放下一张吊床，让逃跑者在家里摇摇欲坠的房檐下落脚。女孩们和父亲仍不知疲倦地演奏，画画。他们生活在维也纳，生活在乐声悠扬、芳香醉人、和谐优雅的城市节奏里，并用充满激情的歌声、画面、旋律、观点和动作表达着生活。就这样，这家人跟画架、跑音了的钢琴、吊床、欢快而优雅的贫寒、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和平共处，享受维也纳赐予他们的最大恩惠。老弗朗茨和六个女儿至少跟圣斯蒂芬教堂和“铁树”一样属于维也纳。我们只要想起维也纳，就不可能不想起他们。施尼茨勒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去过他们家，在希特金区的花园里做过客；阿尔滕贝格曾给女孩们写过情书，后来又认真地要了回去，卖给了报社，收入自己的文集。有三个女儿学芭蕾舞，后来跳到了大世界，当然也是迈着华尔兹舞步，永远不会踩错点。这三个小女儿跳着轻快的华尔兹，她们的脚步声和笑声从圣彼得堡传到纽约，她们是维也纳的特使，浑身充满了情感丰富、旋律优美的四三拍节奏。老画家站在院子里的画架前，画剩下的模特，跟我母亲的大姐——女孩们的母亲罗莎吵架。他们吵了五十年的架，即使在银婚、金婚的晚餐上也吵得好几次要背过气去，但喘上气之后继续吵。一旦合同到期或跟丈夫离婚后，女孩们就会返回娘家，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曾在许多大都市豪华饭店套间下榻的世界著名女舞蹈家，回到家后，晚上一声不响地爬上吊床，睡在姐妹们中间……
画家有时到城里散步，经常带回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战利品；比如说，从破产了的歌剧院买回一套镀金的客厅家具，或在多罗泰宫用合理的价格买下几副浅紫色的女士长手套。这一切散布在全家人的记忆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精神刺激。舞台家具不得不摆在大屋里，浅紫色的手套女儿们戴了许多年。不过，艺术家弗朗茨有时候也悄悄溜到街上，因为家庭的田园诗生活显然无法满足他奔逸的想象力。在婚姻的模式之外，有时也需要积累一些不洁的体验。他在维也纳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租下一间画室，在那里可以摆脱家人的监视，享受女性的绘画之美。女孩们了解艺术家渴望美的心灵火花，她们为这间秘密画室和模特埋单，想方设法地跟父亲“做戏”。老画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有时下午出门，穿着深色西服，系着白色领花，手里攥着一束裹在报纸里的野花……罗莎透过厨房的窗口望着丈夫的背影，即使五十年的婚姻也无法减轻她心里难言的苦涩。这种时候，玛丽总是深有感叹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女佣站在女主人身边，从厨房的窗口一起望着远行者的背影。
与此同时，永不枯竭的音乐从公寓的某个角落里涓涓流出。在这幢房子里，大家不会单独坐下来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当然也有偶然的例外，不知疲倦的演奏、练习、教学偶尔会因突然发生的某种不和谐、不抒情的噪音而中断。格莱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正在练习一套将在维也纳歌剧院表演的芭蕾舞；特鲁黛在钢琴旁为一位准备到音乐学院任教的学生辅导；希尔达和玛尔塔在前厅拉小提琴。在这永远不会停息的洪流里，老画家有时也丢下画笔，抄起乐器——他有乐感极好的耳朵，能拉一手出色的大提琴，事实上他对所有乐器都有研究——或者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平静地坐在某出轻歌剧里用过的、桌腿描金的道具桌前，拿出钢笔、墨水和羊皮纸，修改五幕历史悲剧中某一幕的手稿。七十年里，他总共写了四十部戏剧，用扬抑格和长短格的形式再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讲述了许多类似霍费尔·安德拉什那样的奥地利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在外人看来，这家人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家庭成员是那么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置身于崇高的艺术境界。无论画笔，还是琴弓，对他们来讲并没什么区别，都不过是用来表达和讴歌他们为之献身的艺术和谐的工具而已。从更高层、更复杂的意义上讲，在他们中间其实只有老画家自己，不但画画漂亮，拉大提琴出色，还能用扬抑格写剧本，总是讴歌生活和艺术。他耸着架了一副眼镜的鼻子，嗅着芳香在世界上逍遥，以同样的喜悦享受喷香的古雅什汤、格莱特在歌剧院的演出、舒曼的音乐和维也纳老城内画室里的不洁体验。女儿们经常怀着理解的善意帮助他……他们很穷，但以自己的方式惹人瞩目；这家人总是在“创作”；音乐使他们超脱于市井的尘嚣之上。如果他们没钱，演奏音乐；如果他们热恋，演奏音乐；如果他们对情人失望，也演奏音乐，只不过演奏悲伤的曲调。来访者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音乐。“玛尔塔准备离婚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站在花园门口推测道，他对这家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玛尔塔一旦出现感情危机，就会一连几天地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A大调奏鸣曲》。玛尔塔经常离婚。塞扎尔·弗兰克的奏鸣曲在希特金区逐渐流行起来。藏书网
罗莎是一位严肃的母亲，痛苦地生活在这个反叛的艺术家世界。她总是奔走在厨房和住房之间，片刻不停地用浅色的卡尔斯巴德小锅煮咖啡，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总有某个女儿下课回家或要去上课。她总在收拾家里摊得满天满地、无法下脚的东西，六个女儿只专注于音乐和爱情。毫无疑问，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马不停蹄、疾风暴雨般的创作之中，生了七个孩子。她认为丈夫的那些画作和剧本毫无价值，没有哪个艺术收藏家乐意花钱买他的画。罗莎恼火地收拾家人乱扔的东西、钱和衣裳，还有丈夫用光了的颜料管、用秃了的油画笔，收拾所有的垃圾……在这个音乐四起、喧嚣震耳、忘我创作的家庭里，罗莎是保护神、组织者和收藏者，是这个家庭卑微、忧虑的尘世良心。该吃晚饭了，一家人从忘我的音乐中醒来，目光重新投向凡尘；罗莎和玛丽出现在门口，将摆放了黄油面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盘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剧大合唱，她俩开始议论外面的小道消息。他们就这样活着；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现在也会这样活着。
7
我父亲有着德国的姓氏，他的老家位于现在的萨克森州。有史料证明，家族的祖先曾为萨克森选帝侯效力，在国家铸币厂工作，几百年来世代锻造萨克森铜币；他们都是铸币工匠。后来，他们受雇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时间里富裕起来。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信任的外族人迁居到那儿，特别是托伦塔尔和巴奇—博德罗格州。他出任国库顾问，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财产负责人。他住在松博尔市，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安息在松博尔大教堂的地宫内。讣告中说：“祖国的不幸处境加重了他的肠道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讣告里出现了匈牙利语；他死于1849年，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们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国姓氏。曾祖父的遗产在人们的手中挥霍殆尽；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败落消亡。留下来的一支居住在马拉穆列什，在矿区任职，当小公务员，他们是我的直系祖先。
我的曾祖母是欧尔萨格家族的女儿，她的家族几百年来始终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们全家都是公务员，有法理学家、政府职员和军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穿着潇洒的白披风，蓄着匈牙利式翘胡子；这就是银版摄影技术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与不安来自我母亲的家族，中和了我父亲祖先公务员的刻板和骨子里的尊傲。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谁逃离过军队，没有哪个中学生放弃人文科学去当屠夫，从来没有人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连像马伽什大伯父那样以理想主义的谨慎方式也没有。父亲的祖先都是自闭、沉静、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点像退隐者，尽可能避开他们所属阶层的公众生活，在职业上不求进取，宅居在家，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孤傲之人。日嘎，这位近卫军官有一次出门远游，搭乘邮车走遍了整个国家，造访了散居各地、当时还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员，并用袖珍的字母、事无巨细地将一路见闻如实写到了日记里，详细之至，让我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位军官写的，更像出自公务员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达、泰迈什瓦尔、卡萨和马拉穆列什岛，见到了上帝的儿子们。日嘎变成了好奇者，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记录下平静生活的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寻觅爱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欢读日嘎的日记，这些“公务员”以退隐、慎独的方式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每个人都揣着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仅探究到了，并且用宽谅的词句记录下来。家族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获得了名衔和财产，但是在留下来的书信里，记录下一种特别的情绪；在1849年他们曾经藏匿过难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场上。我有一位祖辈，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从塔卡尔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久尔盖伊·奥图尔大将军放下了武器，在维拉古什城堡向俄国军队投降。我儿山多尔在经受了战俘营的折磨之后，随他的国防军战友们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乡，万念俱灰……我儿托尼在费尔南德骑兵团服役，在医院里丧生，这令我悲痛欲绝……听说我儿佩皮也死了。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我也一贫如洗，度日艰难。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没钱给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国军队没有抢走我的葡萄酒，情况并不会这么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每天都在这里打来打去，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财产也被掠夺殆尽，今年的收入已经预先支出……”这信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兴地主”写的；这位安陶为匈牙利自由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子和所有财产。
这些“拉邦茨派”早在1800年左右就用匈牙利语或拉丁语写信，从来不用德语。卡博尔于1807年从佩斯写信给住在西盖特的弟弟亚诺士说：“我之所以给你写信，一是想跟你讲讲国会的情况，二是告诉你王后于本月13日早晨六点在维也纳去世。这里的生活奢华得令人难以想象，大庄园主的骑兵制服上镶金嵌银，跟圣职人员一样。”1834年，在自由革命爆发的十几年前，当家庭成员之间用匈牙利语写信没有什么“意义”时，山多尔从老布达写信给母亲欧尔萨格·波尔巴拉道：“……5月26日我从瓦拉德出发，28日晚抵达老布达，那天正好举行匈牙利的政府会议，我的就职仪式只好拖到今天举行，上午我已经宣誓完毕，办理这份委任状总共花了我二十福林银币。我买了一辆马车，非常漂亮，大概花去我一千零六十福林，我还置备了几件衣服。这一趟本身就开销不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巡查员了……”这些巡查员、议员、州府专员、国库负责人和矿区经理在上世纪初就已经用匈牙利语写信了——而匈牙利的贵族家庭，特别是大庄园主们，更愿意用德语或拉丁语！——这些“外来的”民族说匈牙利语，用匈牙利语思考；这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家族的所有财产和地位都该感谢“皇帝”的恩赐，要知道，他们从萨克森迁到那里还不到一百年！有一份名为《巴奇卡》的“州公共事务政治简报” 这样评价“软骨头”卡博尔：“我们杰出的……与世长辞了。他于1813年出生在西盖特，在佩斯求学并获得法学学位，1837年担任巴奇州的副公证员……40年代担任法官，1848至1849年在维尔巴斯兵营里管理新兵，1850至1854年在国外居住，1855至1860年担任法院法官，1861年担任州长的代理秘书官，1862至1868年担任州法院院长，1869至1871年担任巴奇州副州长……此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内容侧重于学术。他的处女作为《路易十四与拉鲁什弗柯德》，第二部德文作品为《奥地利、匈牙利与伏伊伏丁那》，其政治内容引起广泛反响。之后的作品更侧重于历史，作品有《匈牙利人口发展史》、《最后一位克拉伊男爵与塞尔维亚人》、《从莫哈奇到马丁诺维奇》……”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典型。家族中大多数成员的人生故事都跟他相似。他们对过去的匈牙利世界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位“外来的”家族成员从西盖特迁到巴奇卡，最后身为匈牙利尊贵的副州长溘然长逝……我父亲的那些公务员祖先与匈牙利土地感情深厚，不管怎么讲，哈布斯堡王朝没有把最糟糕的人迁到匈牙利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奥地利人聘请他们管理匈牙利王国的财产。
家族人谨慎、虔诚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和出于历史原因的审慎态度，将这些传统的萨克森家庭凝聚在一起。他们留心外部世界的变化，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我的曾祖父住在老布达，住在当时中央广场旁唯一一栋带阳台的楼房里（那栋楼现在还在），每天早上都用马车送儿子们去佩斯上大学……但是，从他跟儿子们的通信中获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就连要给哪个儿子买一件新衬衫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假如需要定做一身新制服，家里人需要开会商量。这些外来的传统市民家庭，在匈牙利生活得谨小慎微，毫不张扬。外族人的头脑确实很难理解这个看上去可爱、想起来诱人、感觉无比高贵、不遗余力地在市民化的匈牙利社会。在这里，律师活得像大庄园主，医生助理坐着轿子，当临时工的地质测量员晚上跟老爷一起打牌豪赌……“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就像保护人或奶牛。半个世纪后，匈牙利的中产阶层将伸出数百万只手抓住给吃给喝、用退休金催眠的国家之躯不放。但在奥匈帝国成立之前，对匈牙利人来讲，官员还是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业”，并要为之付出一笔财产；副州长腰缠万贯地走进州政府，离开那里时穷困潦倒……
我祖父是我出生的那座城市的财政顾问。他很早过世，享年还不到五十岁，身后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少得可怜的退休金。债务落到两个儿子肩上，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还债，用当家教挣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还。我父亲当上律师后仍在还家里的欠债。当见习律师时，他为有钱人家的孩子做辅导，就开始偿还祖父留下的债务。由于祖父很早过世，留给家人的记忆少得可怜。我父亲对他也记忆模糊。他喜欢音乐，能用拉丁语读书；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他只留下了几支烟杆很长、雕成大胡子形象、熏得焦黄的浮石烟斗和一座雕刻精美的烟斗架。他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一幅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的椭圆形油画，出自某位蹩脚画师之手。我祖父的生命，就这样不留痕迹地从家庭里消失。在冷峻、严肃的祖母的记忆里，也只能透过不朽的家族往事看到一丝微弱的反光。那是一位刚毅的妇人，R. 克莱门汀，一个人用几个福林的退休金拉扯大了三个孩子，生活意志格外坚强。她像传统妇人那样会纺线织布，妙手生花；她一辈子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她是一位表情严厉、言行不苟的妇人，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知道生活就是责任。她没有“心理症结”。她在这个地球上有事要做，而且做完了。
8
我有一位叔公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在人们眼里，在世纪末富有的匈牙利，他是学识最渊博、思想最独特的人之一。在上个世纪，匈牙利是多么的富有啊，拥有那么多非凡超群的天赋人物！奥朗尼、裴多菲、沃洛什马蒂、凯梅尼、久拉伊、厄特沃什、塞梅尔维斯——在青少年时代，我一想起佩斯的叔公，心里就感到无限自豪，他的名字镌刻在匈牙利世纪天才榜上！他教了半个世纪的民事法，并且——法学家们都这样认为——为匈牙利法学思想带来一场革命；许多年里，匈牙利的民事法都由他撰写。他的思维奔逸，对教育不太上心，只对“我的—你的”界定问题感兴趣。人类的共生极为复杂，与其说是由一系列法律问题组成的难题，不如说是道德问题。“民事法”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
他的思辨能力——某种非凡的内心公正、不可收买的判决勇气和游刃有余的从容应变——激发了学生们和同时代人的“天才”想象。无论在他的日常工作、精神气质，还是言行举止中，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独一无二、充满个性、无法形容的力量；他出奇制胜的表述与阐释，无不带着“天才”的个性色彩。他是特立独行的导师，不大理会弟子们的狂热，痛恨死记硬背，主考时对于聪颖的孩子从不刁难，即使对方不能对答如流地回答提问，他也总是高抬贵手……他拖着巨大的身躯吃力地走上讲台，倚在讲桌上的样子，看上去像是躺在上面；他带着从容自若、坚不可摧的平静。有的时候，他在课堂上一言不发地听诚惶诚恐、满头大汗的法学生的陈述。“虽然跑题了，但我看得出来，你有天赋。”有时他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经他主考的匈牙利法学生数以千计，只要谁一旦体会到他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就很难再摆脱掉他的影响。没有人知道某一个话题会在哪里转折，会到哪里结束。表述的方式与方向，只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复杂、稠密的语句（有一位学生形容他的语句“像中风、割脉一样紧迫”），出人意料的措辞，突如其来的想象，难以理解的比喻，丰富而严谨的语言洪流，神秘的“个性”。哪怕是连词的使用都泄露了其“作家”身份。他总爱使用冷僻的词汇表达看法，所以说他是“天才的怪人”情有可原！就他所选择的领域而言，他不仅是专家，而且是创造者和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研究民事法；在他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的陈述进行大修大改：凡是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有这个感觉。
这两位法学家，维也纳的浪漫主义者马伽什舅公和佩斯的这位叔公，都凭着他们享誉全国的名望和令人诚惶诚恐的严谨，为我们家打上了“杰出法学世家”的烙印。我父亲也是一位律师，毫无疑问，我也应该是。我们每年都去看望佩斯的叔公；他本人也格外上心地维持这个家族的团结，但并不太跟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直接交往。他住在布达，后来搬到佩斯区的一栋避暑别墅；他从那里去大学授课，认识许多住在老城街巷内的大人物们。路人们只要一见到他，都会停下脚步，凝视他的背影。他的着衣方式颇为古怪，西服的下摆从短外套下缘露出来；而且他跟所有的大老爷们一样，身上从来不带钱。一辈子从来没想过钱，他的这种做派纯属自然，并非装腔作势。他长得像一只古生物，身高马大，身体笨重。在思想上和生活里，他也似乎尺度超常，毋庸置疑地体现在用餐、娱乐、生活方式和生活细节等各个方面。有一回，政府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但他没有接受；事过很久，他解释说，他喜欢当我行我素的教师，不想当部长，因为“部长”是奴才，一旦惹老爷们不高兴，随时可以被辞掉……他是一位不受管束的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法则生活；他以自己的方式自律，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自在逍遥……不管去哪儿，他都步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搭乘公交车。这位怪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只能扭捏害羞地跟他讲话。跟家里大多数成员和他的孩子们一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可爱生灵，是肩负重荷的大自然造物。
我刚读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他担任佩斯大学校长。有一天上午，我去他那里报到。他在富丽堂皇的校长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坐在一张雕花的大写字台后，身宽体胖，形象高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像霍尔拜因画作里的英王亨利八世。在他的脖子上，挂着象征校长权威的金属链；一块大大的方餐巾塞在马甲的开襟处，遮住了他的大肚子。他用攥着餐叉的手和蔼地向我招了招，示意我走近一点儿；他正在吃炖肉，校长办公桌上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炖肉和一杯啤酒；他吃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在装饰华丽的会客厅里的形象。我出神地看着他，一直等到这位身材魁伟的大人物吃完最后一口饭。之后，他挽起我的胳膊，友好地领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那些他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油画。我们在象征学校尊严的权杖前站住。“这是什么，本尼叔公？”我问他。“我不知道。”他说，并且耸了下肩膀。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因为这个耸肩的动作喜欢上了他。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毫无疑问，跟普通人相比，这种人是由另外一种更加坚韧、刚强的材料造成的。从他们手中，我获得了赖以远行的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作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坚韧和耐力，并以此为生。
9
每隔一个星期天，茹莉表姑就来布达的寄宿学校接我，我们一起去岛上吃午饭。茹莉表姑写长篇小说，并且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住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着、气质、见识，无不显示出她拥有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匈牙利最后的七执政官之一，她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祖父的姐姐，温柔贤淑，头上总包着方头巾。茹莉表姑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但是家里谁都没见过她的丈夫。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出入宫廷。茹莉表姑总在讲故事；她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她讲“她的东巴黎”，讲生活跌宕、酷爱艺术的罗马尼亚王后，讲巴黎与文学。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为茹莉跟文学家很熟，认识霍伊希·帕尔和裴卡尔·久拉，她还在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开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样地与我交谈，跟我谈生活和文学。星期天郊游，她带我走进陌生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时，估计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来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结识许多著名的作家；她总是“在脑子里已编好了”好几部小说，“就差写到纸上了”；她跟罗马尼亚王后会晤过多次。总之，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成年人的世界，还有爱情与世袭特权的世界。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戴圆顶帽子，穿沙沙作响的绸缎衣裳，好像是去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去岛上，从那里搭船到勃拉洛什广场，去茹莉表姑位于梅斯特尔大街的公寓，在那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她对家族非常依恋，屋里摆满了老照片、旧书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纪念品。她也像对待祖传器皿或家族旧物那样精心地呵护我。茹莉表姑是我们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无可非议的陌生人……她住的那两个小房间，位于一栋公寓楼的二层，空间相当狭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围的一切仍显得华贵惊艳，她的每样东西、每件衣服、每件家具、每副手套、每顶帽子全经过精挑细选，引领时尚，她在每句话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掺进法语词！……她总是在路上，总在制订计划，写长篇或短篇小说，出席晚会，准备去巴黎——对我来说，她简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通灵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容摧毁的东西，某种内源的，即使后来变得贫困、孤独、失望也无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纪末”的杰作，是罕见的流星。
后来，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再没遇见过这样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认，上世纪的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我只认识几位歌舞女，可爱、有才华、肤浅或渊博、脾气温和或略带邪恶的歌舞女郎。她们有的时候学化学，有的时候生孩子喂奶，有的时候调情，有的时候恋爱，她们活得大都比上世纪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在骨子里仍是歌舞女郎；她们不是茹莉表姑那种能够让我难过、让我留恋的另类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种沉静的、本能的，并不浪漫的女性忠诚，这种忠诚，我在战后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动荡不安、经风历雨的大手笔人生，却是用最简单、最率真的方式实现的。这位女作家要比战后那些出入编辑部的“名媛们”更纯洁，更真诚。她教我喜欢上法国人——她并非刻意、无意之中带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让我开始揣测，在我生长其中的迷宫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逻辑、更简单、更公正的文明。
她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鲍里尼·贝拉。鲍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当时他在主编一份名为《纸捻》的幽默杂志。我跟茹莉走在环路上，鲍里尼正在一家饭馆喝酒，坐在一株种在酒桶里的檫树后，他离开桌子绕过酒桶朝我们走来，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么好聊的，鲍里尼主编不大可能请道德观严肃的茹莉表姑给《纸捻》投稿……不管怎么99ｌib.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秃顶、讥讽的眼神和牧师的面孔。“作家原来就长这样！”我心里暗想。有的时候，茹莉像履行义务似的带我去逛博物馆，不过，至少我们两个都很反感动物标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亚于听配有投影插图的民俗讲座；经过几次无聊至极的尝试之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点店或歌剧院。有一次，她带我去《佩斯新闻报》编辑部，穿过好几间空屋子，我拼命嗅闻硫酸纸和油墨的味道，骄傲地望着茹莉，望着这位令人钦佩的表姑；出入日报编辑部这样的文化重地，对她来说如履平地……她总是在写长篇小说，主题是“生活与幻想”元素的杂交。她还写过一部话剧，并将手稿寄到我在德国的住址，她虽然不说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这部戏搬上德国舞台。但是，出于年轻人的马虎，我在搬家时将手稿遗失了。她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我从别人嘴里听说，她写的话剧惨遭重创，以至于毁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译过许多书，挣了些小钱。后来，她的名字慢慢从报纸专栏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说。但是，她在家里继续偷偷地写了不少小说。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
10
有一天，吉泽拉终于出嫁了。婚礼上，她穿了一件灰色衣裳和一条长得垂地、蜂腰般瘦的灰色纱裙，家里每个人都为她的这一转变感到高兴。当时，吉泽拉已经四十多岁，家人都已丧失了希望，没有谁觉得还会有人乐意牵着这位忧郁老姑娘的手走进教堂。她既不漂亮，也没有财产，在玛丽娅大院里长大，是玛丽大婶亲手把她拉扯大的。玛丽娅大院里实行母权制统治，玛丽大婶发号施令。玛丽大婶是态度严厉的部落首领，慢慢地，她把家族中所有没希望嫁出去的老姑娘都收留到自己身边，还有所有离婚的女儿和孙女。此外，她还先后收留了吉泽拉和贝尔塔。贝尔塔在塞耶的邮局工作，但她在职业生涯上前进缓慢，六十多岁也没能当上正职……在玛丽大婶身边，逐渐汇聚起家族的绝望。在这种严厉的母权制下，男人不可能忍受太久：玛丽大婶的女婿，有着骑士风度、留着猫一样胡须的卡兹梅尔大叔很快就跟妻子离婚从那里搬走，从那以后，他只在命名日来玛丽家做客，一边呷着茴香酒，一边听半打的女人控诉各自丈夫的罪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把玛丽家的妇人们维系在一起？作为一家之主的玛丽大婶，是我祖母的妹妹；但对吉泽拉、贝尔塔、玛丽什卡、玛尔吉特，我只统称为“阿姨”，她们照看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之间的暴君玛丽大婶，从玻璃门的橱柜里取出香草味的糕点和甜味的茴香酒，假若有人来访，她们还会倾吐满腹的怨艾。她们连信也不能随便写，因为这位白发苍苍的独裁者，要经过亲自审阅才会给她们买邮票的钱；她们更不能在没得到玛丽大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城；即便是厄修拉修道院的那些修女，也不像玛丽大婶家的姐妹们被管得这么严。
因此，不难理解吉泽拉为什么想要逃出这座生活的修道院，妇人们和姑娘们被腌在这个没有男人敢走近的地方发酵变酸。向吉泽拉求婚的是一位河流管理员，他是鳏夫，是个沉静、忧郁的小公务员，生活里已经什么都有，缺的只是吉泽拉，就连玛丽大婶也未能弄清男人的想法！不管怎样，有一天，玛丽娅大院的全体成员为吉泽拉缝制了一身细腰、紧身的丝绸婚纱，河流管理员身穿黑色礼服，一副受惊的神情站在客厅里忙碌穿梭、兴奋异常的妇人中间。卡兹梅尔大叔一大清早就赶过来，喝了许多萨莫萝德尼葡萄酒，他用模棱两可的话鼓励了河流管理员几句。在忙碌、兴奋的喧嚣中，没有人明白河流管理员到底为什么要娶吉泽拉，就连新娘自己也不理解。可怜的人啊！妇人们给新娘烫前额的刘海，吉泽拉脸色苍白地站在河流管理员身边，用不知所措的眼神环视四周，觉得这一切都不现实，不相信这种喜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突然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幸运之神降福于她……河流管理员住在蒂萨河畔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有房子、院子、猪圈和一份稳定轻松、收入不错的工作，想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找到比看管蒂萨河更舒心的国家单位……所有人都说，美丽善良的吉泽拉真是太幸运了，这样从天而降的幸运实在罕见！河流管理员缄口不语，午宴上一声不响地吃了不少，喝了很多酒，然后挽着吉泽拉的胳膊，脚步从容地陪她去火车站，去蒂萨河畔。家里人很长时间都这样讲，吉泽拉太幸运了，好像命运跟她开了一个结局仁慈、让人感觉不真实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吉泽拉一直都很幸运！”那些继续留在玛丽大婶铁掌里的阿姨和姐妹们不无忌妒地说。
玛丽大婶在托卡伊有一片葡萄园，葡萄为她和许多亲戚的生活开支都提供了来源。每到采摘葡萄的季节，全家人都住在托卡伊的房子里，只有玛丽大婶留在家中，躺在床上通过派人送信或手续麻烦的邮政服务指挥采摘。每年都有人收购葡萄，尽管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家能靠这笔收入舒服度日。在每年的玛丽娅命名日，玛丽大婶都会向亲戚、朋友赠送茶叶。玛丽大婶从玛丽娅大院的住房里搬出家具，卡兹梅尔大叔过来当一天客人，开酒瓶，调钢琴。当然，他在家里的“午茶”上什么都喝，唯独不喝茶。下午六点，兵营的军官们赶来（玛丽大婶的孙女嫁给了一位军官）；卡兹梅尔大叔的朋友都是搞财会的。屋里有人弹钢琴，桌上摆满了盛着冷肉的餐盘，军官们轮流坐到钢琴前。这场饕餮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狼吞虎咽的模样不堪入目，像是一群饿鬼饥不择食……到了早上，桌上的东西已被扫荡一空，之后又是一年没有男人进玛丽娅大院。玛丽大婶的名声很恐怖。吉泽拉走后，她的位置很快被塞耶的邮局助理员贝尔塔替代，因为玛丽大婶喜欢总有一大群人围着她。
这个生活的修道院，这个有点让人头疼的女人圈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就像某个官方总部，来自家族各支的消息汇聚到这儿，在这里广播，记录所有的新闻，并做旁白解说；每隔一段时间，会用更加丰富的语言、以公告的形式将家族中发生的事件公之于众。阿姨们坐在弥散着煮水果和樟脑球味的房间里，守护着家族的灵魂。她们用血缘和记忆、悲剧和感情垃圾、绯闻和要闻的棉线编织家族永在变化、永不中断的神话。家里总有人死亡，按葬礼上的说法，是“提前离世”，因为，“假如他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假如医生能及时地发现病情”，他本来能够活得更久。但是不管怎样，家族——这个神秘的集体——仍然继续存活，家人们生死与共，相依为命。或许，跟德热或曼茨“提前离世”的悲剧相比，毕竟家族的生命更为重要……玛丽大婶和围绕在她身边的老妇人们怀疑，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提前的”；也许根本不可能有谁会准时死亡……总之，家族的神话继续流传，这种神奇的自我意识，赋予我们每个在家族神话中扮演角色的人以力量。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当人类被迫生活在缺少共同拥有的伟大神话的时代，袖珍的家族世界史更成为他们意义重大的体验源泉。家族中有奥林匹斯山，也有哈迪斯；玛丽大婶卧病在床，躺在被褥和枕头中间，精心地将家族成员们分门别类，规定谁属于哪儿。
有一天，她也走了，她并不想走，是“提前离世”的，很可能是去了哈迪斯，她在那里会跟亲戚们争吵几十年……不过，吉泽拉跟河流管理员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久。玛丽娅大院里的人总是说，吉泽拉是幸运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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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存在的大家族；难道它就是这个样子，仅此而已？只剩下名字和照片，一张嘴、一双眼睛和几个手势，几件家具，有时候，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困惑与犹疑，让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地孤独，距离他将作为礼物获得、并将进一步传递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物质与力量并不太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或许那种家族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个组构的家庭，由怨怒、激情与利益绑缚到一起的性情各异、倾向不同的人们组成；家庭，这个虽然有不少陌生成员，但在严峻时期仍能够存活，阶层界限模糊，即使在疾风暴雨中也能够超越阶层、坚不可摧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组构良好。这是一个复杂的家族，充满了怨恨与自我牺牲精神、心灵贫瘠与我行我素的个性，他们都属于市民阶层；当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时，他们的市民地位风雨飘摇，陷入危机。我的一切都感恩于它；我很难忘记和销毁自己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东西。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忘记。
第三章
1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七点钟我们都要到修道院的小教堂去做弥撒。低年级的孩子们必须站着聆听诵经弥撒；五年级以上的学生们才能获得教师的准许，坐到小教堂的长椅上。教堂里面没有供暖，阴暗潮湿，在大雾笼罩的冬日清晨，我们冻得直跺冰冷的地砖；三十分钟的诵经弥撒，像士兵一样膝盖僵直地昂首肃立，累得我们苦不堪言，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要带着头疼和焦虑去上一天里的头一堂课。从五年级开始，弥撒变成了休息，在光线朦胧的教堂里，可以坐在宽大的长椅里随意打盹，困倦的学生还可以假装虔诚、十指相扣地伏在经书桌上，将脸埋在手心里，舒舒服服地补上早上没做完的春梦。礼拜天的唱诗弥撒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有许多次，年迈的老妇和过度紧张的小学生由于站立太久或被香炉烟熏得突然晕倒；在信众拥挤、闷热缺氧的教堂里站一个半小时，连成年人都受不了。礼拜天，我们全班集合，列队走进修道院小教堂。唱诗弥撒之后是布道演讲。我们离开教堂时，时间已经将近正午。礼拜天上午大伙儿无精打采。教师对孩子们去教堂要求很严格，校监会念学生名单；假如有谁没有参加敬拜上帝的活动，必须跟缺课一样递交假条。
不管清晨的弥撒多么累人，我在四年级之前一直很喜欢去教堂，热心担任辅祭；不管怎样，只要我站在圣坛附近，自我感觉就很良好。我还喜欢教堂里的气味，尤其喜欢用鲜花和松枝点缀的圣坛，鲜花的芳香与蜡烛尖酸的气味混在一起。我只是受不了香炉的烟味，会像惧怕魔鬼一样逃之夭夭。我一闻到香炉烟令人窒息的味道，脸色立即就变黄变绿，脚步跌撞地跑出教堂，胃里翻江倒海，恶心呕吐。在平日的诵经弥撒上，不会受到这种威胁。对于每次五月份的清晨弥撒，我至今都能记起当时清爽、含蓄的色调和气氛。在教堂一米半深的窗洞里，透过铁格窗户，阳光像一道道金线投射进来，圣坛上铺着刚刚浆洗好的、饰有蕾丝花边的雪白桌布，在圣坛两侧燃着两支蜡烛，神父穿着紫红色或白金色的弥撒袍站在福音书架后，神色从容地做准备工作，不时低声吩咐穿着法衣和红色辅祭袍的我在圣坛的台阶上做这做那，帮助他翻弥撒书，往圣杯里斟酸涩的弥撒酒，给神父的手上倒圣水……“上帝亲临圣坛……”，当我走出法衣室时，我用坚定的声音这样诵念；当我走到圣坛前，我自豪地摇响象征上帝显灵的铜铃，清脆的铃声在教堂内回荡。那是滋味多么甜蜜、阳光多么灿烂、气味多么清爽的宁静啊。主持弥撒的神父的音调令人困倦，我真想一屁股坐到圣坛前的台阶上，蜷起身子在他低沉的嗓音里，在这宽厚、仁慈的气氛中睡一小觉。“你用心灵……”，我看到神父给我一个示意，马上受惊似的背诵起来。教堂内鲜花和蜡烛的记忆，拉丁文的语音，简洁仪式的温馨，比一切都要宁和的氛围，伴随我去上每天的第一堂课。
担任辅祭是一种恩赐和奖赏，是用出色的表现换来的。那些木讷、淡漠的家伙们垂涎三尺地跪在石砖地上，忌妒地看着那些被选中的孩子，忌妒他们能在每天早晨幸运地接近并分享上帝的秘密。学生的宗教道德教育由一家名为“圣洁”的神学会担负，负责人是一位体形发胖、言语不多、头发梳向脑后、性情温和、爱跷兰花指的中年神父。这位神父是神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单独关心每一个男孩；他到学生家里探访，当然这对家庭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在神学会下午的“自由课”上，他带着孩子们玩游戏或做手工，他将图书馆收拾得井井有条，男孩们会将自己的所有委屈和困惑都向他倾吐；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上，他为神学会举办的宗教剧演出撰写剧本，组织并教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他全能全知，主管“热爱信仰专业”和“保卫信仰专业”，做布道演讲，听学生的忏悔……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他是年轻人慈祥的心灵之父。这位轻声细语、总喜欢爱抚的神父对我也呵护有加，他也“单独”关心过我。在头几年里，我用热诚的眼光仰望他，总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跑。他是伟大的理想化身，是善良、开朗的灵魂导师。我从三年级开始躲避他。我没有什么托词，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不能谈，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厌恶他的理由。五月份是圣母月，学生们用鲜花装点教堂，一位学生坐在属于神父的风琴前，演奏匈牙利传统的《马利亚颂》。在那个五月，有那么多的困惑，大家的关系是那样地团结、紧密和不可思议的复杂！我对宗教虔诚得近乎卑贱，经常去做忏悔和祈祷，十分自然，神学会的教师担任我的忏悔神父。尽管学生们可以在全体神职人员中自由选择忏悔神父，但我还是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小秘密和罪过告诉别人，对他将是一种伤害……他像父亲一样和蔼，有时候挎着我们的胳膊，挽着他所宠爱的孩子的手。有一天，我开始怕他；这种恐惧，马上转变成某种无缘无故、阴暗而炽烈的敌意。仿佛我想要回避什么……但是我的词汇贫乏，语句无力，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察觉到一个心灵的秘密？我从来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位热情、谦虚的神父，名声很棒的教师；可我还是怕他，回避他。
一个冰冷的浪头将我泼醒；人的构造极其精细，孤独的生活更使人变得出奇地敏感，使人能够注意到一些并未反映在语言、目光、动作上的征兆，本能地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感受到在那个看上去如此放松的人体内正在形成的、暗涌的波澜。于是，他开始观察，仿佛将对方从其他人中间挑选出来，放到一间看不见的隔离室内。终于，他无法忍受这种冷战状态。“你怎么了？”挡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小心翼翼地问我。喑哑的搏斗持续了几星期之久。有一天，他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约我下午见面，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单独谈话。这既是莫大的恩宠，也是莫大的风险。他住在修道院小楼的三层，穿过一扇铁门，沿着拱券式的长廊，我迈着犹豫不决的步子往前走，一直走到长廊尽头，有某种难以接受的东西在等着我。现在，我第一次必须睁大眼睛注意将要发生的每个细节，用一个人尽可能有的警惕……我要更强势一些，绝不能退让，我要考验一下他，否则我就会失败。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要比男女之间的秘密还令人兴奋；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人类的秘密。我跟这个灵魂关系密切，我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不相信他，这一点我必须向自己证实。当我站在他房间的矮门外时，我感觉到，在门后有个人在等着我，他比我更强势，更有经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浑身充满强大的敌意。那该是一种很复杂的敌意，想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必须战胜这个灵魂，绝不屈服，我是叛逆者，我什么都不在乎。他的住所有两个带拱券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女人味的家具、沙发、钩编的东西、圣像和照片，虽然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但还是觉得似曾相识；“他就住在这儿”，我暗自吃惊，在这些橱柜里装着他的内衣和各种私人物品，这位身穿教袍、永远化妆的流浪者就在这个房间里过着真实的肉体生活；这一想象令我感到愤怒难耐。他招呼我坐下，一声不响地审视我好久。那是漫长无尽、窒闷压抑的几分钟。他也变得不安起来，转过身，站到窗前，盯着中央广场和马利亚雕像出神，终于，他侧过脸头也不回地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这一切都事关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张开颤抖、惊恐的翅膀准备从他的手心里飞走。看起来他很清楚，生活中没有比一个灵魂更重要、更无价的礼物了。他用一种带着忌妒的审慎透过眼镜片看着我，我贪婪地、急切地环视周围的每样东西，极力寻找证据，嗅着房间里的气味，我还注意到屋内的光线，阳光透过挂着钩编窗帘的窗户投在写字台上，庄重而确凿。他抱着胳膊坐到我面前，将白皙的手隐在教袍宽大的袖筒里，那天下午他的衣着十分得体，即使在午休时间，他也穿得像是站在布道台上或在忏悔间里听人忏悔。我们先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就像两名拳击手，用犹疑不定的出击彼此试探对方的能量。之后，我回答说：
“我跟女孩睡过了。”我说，我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
几个星期前，我刚刚过完我的十三岁生日。我恬不知耻地跟他撒谎；其实我只跟香料商的儿子一起找过一次女孩，但是那次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看到，我的这一拳击中了他，神父的心里怦然一震；仿佛有人突然从那张镇定自若的脸上撕下了面具，那是一张薄薄的丝绸面具。他震惊、忌妒、惊讶、友好、温柔、呆滞地盯着我，带着教师恼火的挫败感和神职人员的愤怒，以及佯装出的朋友式的幸灾乐祸……他像倾听忏悔似的轻声向我询问了细节；他脸色苍白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突然站住，将手掌按在我的肩头，望着我的眼睛。我喋喋不休地大胆撒谎，顺口编出我可能只在梦里见过的细节。事实上，我还是处子，我从来就没跟女人睡过。
第二天，他把我叫去，听我忏悔，我内心的焦虑随之释解。我留在神学会当学员，但我再也不跟他手挽手地散步了。我俩的关系就此破裂。
2
每年，我们都要做四次节日忏悔；在圣诞节、复活节和五旬节之前，新年也是由忏悔和祈祷开始的。就在圣灵显现的前一天，我们要向自己的神父供认自己在假期内犯过的罪。忏悔那天，我们下午三点就在修道院的小教堂前排成长队；上午，我就把自己关在客厅或父亲的房间里，为节日忏悔做准备，将自己的全部罪过写到纸上，高声朗读课本里的某段祈祷词。请求将听我忏悔的圣灵洗涤我的灵魂，照亮我的思想，帮助我认清自己的罪，让我悔恨并获得救赎……祈祷书里，已为想做忏悔的人写好了不少实用的建议，罗列出一张又长又复杂的罪孽表，这为祈祷者提供了便利，他们只需从中选择几条。我仔细读了一遍罪孽的类别，将自己喜欢的条目挑出来，记到一张字条上：“我在心里瞧不起仆人……我偷偷希望邻居遇到不幸……我懒于向善……”此外，还必须填写一段忏悔后神父将要求我们填写的证明文字，保证自己确实是这样忏悔的，并且得到神父的证实。“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进行了节日忏悔”——这份特别的证明文字大致如此。我们至少要在忏悔大军里忍受几小时的煎熬，我意识到自己凡夫俗子的无聊处境，审视自己深重的罪孽，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午饭之后，我跟父母道别，请他们原谅：我曾“在念头里或言行中冒犯过”他们。这是忏悔仪式里规定的法定忏悔词，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必须跟兄弟姐妹们道歉，甚至请求仆人们原谅。随后我从家里出来，手里拿着祈祷书、忏悔证明和自己每次不同的悔罪记录朝教堂走去。四百多人在同一个时间里做忏悔，我们机械地对着神父的耳朵嘟囔自己的罪孽，一般来说，神父们表情淡漠地听完忏悔，职业性地说两句针对所有人的赦免词。做完忏悔，我们回到家中，带着痛苦、忧虑的警醒，生怕受到罪孽的诱惑，以防刚洗涤干净的灵魂在早祷告之前又被玷污。但是结果总是令人绝望；当一个人试图在天亮之前在“言行”上不冒犯任何人时，这个“念头”本身就犯了罪，因为令人惊讶的是，跟忏悔与祈祷之间度过的那短短几个小时相比，平时我心里从未浮现过那么多有罪的念头。在那折磨的几小时里，我忍不住要想各种不该想的事，我脸色苍白地爬上床，在梦里也赶不走魔鬼的身影，因为我们跟罪孽的关系就像炼金术士与白象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往那边想……次日清晨，我就怀着这样并不确定的纯洁之心走向圣坛，我饿着肚子去，装了一肚子圣体回来，祈祷之后，好些天我都会因自责和悲伤而情绪激动……
在家里，我们到底信不信教？面对这样的提问，家里所有人肯定都会感到意外。我们庆祝所有的宗教节日，参加所有仪式，在斋期里吃酸菜，女佣们在复活节期间带着火腿和面包到教堂祭祀，我们的床头挂着十字架和念珠串，在日常对话中，上帝的名字也是大写的，每逢重要节日，我父母也会去教堂，但是出于某种特别的宗教倾向，我们在家中并不流露自己的信仰，似乎出于某种习惯，只有上小学的孩子们才做忏悔和祈祷……当然，我们信教；我们接受宗教，它是生活中一个严格、至上的准则，大概跟民事法的规则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学校和宗教教育慢慢扼杀了我心中自然萌发的对辅祭角色的欲望。在没有参加神学会活动之前，我是一个十分虔诚却很不安分的教徒，晚上我按照乳娘和家庭女教师教我的那样全心全意地做祷告；有一位生性开朗、孩子样顽皮、身体肥胖的老者向我解答神秘的教义，他一味沉溺于丰富的幻想，使我认为“奇迹”是自然之事，并不想去揭示“秘密”……神学会的宗教实践令人疲惫倦怠，不知怎么，宗教想象被僵化成了公共话题，在宗教实践中我们过多地忙碌，太频繁地动员，我并不理解祈祷词的本义，只是日复一日像佛教徒一样背诵祷文。我不能靠“信仰动员”抵达信仰。我接受信仰的过程是本能的，不包含意志，没有人“启蒙”，我在家里听不到疑虑，但也没有看到过分强烈的宗教狂热。我们去教堂，就像去一个灵魂不被污染的地方。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本质性思考之一，就跟在家里，就跟个人的心性一样自然。这种宗教崇拜是道德的，机械性的顺从与真正的信仰无关，我们并不做忏悔。
四年级时，我们班里出了一个伪先知，他情绪激动、脸色煞白地慷慨陈词，最后断言说：上帝不存在！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他从一本书里读到的，那本书是用拉丁文写的，他当医生的哥哥将其中的一个章节翻译给他。预言家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争论不休，老师并不知道班上人躁动的原因，只是看到连最温顺的羔羊都变得烦躁不安，脸上写着疑问……这个疑问要比乍听起来更加复杂。宗教的教义、圣徒写的福音书、世界的存在和其他有迹可循的法则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存在的证据则是一个预言，一本我们谁都没有读过的拉丁文书，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受和倾向使我被班上的辩论话题所吸引。天啊，一颗怀疑的火星，永远在我们体内殷殷不灭，不需要别的，只需一个不安灵魂的温热哈气，就会立即燃起火苗……这场关于信仰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后来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他们询问了班里的头头。一位年轻教师假装跟我亲近，诱使我说出了真实的想法。我们一起去滑冰时，我向他承认，我相信这个令人惊骇的观点，不再“无条件地”相信上帝。这位教师不守诺言地出卖了我，他在教师会议上心怀恶意地讲述了我的自白，我差一点被学校“劝退”，我父亲的威信使我侥幸逃过了已经临头的奇耻大辱。
有一天，全班人坐在一起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投票。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半年之后，那位“先知”从我们班里悄然消失。
3
当我再次跟我的神父发生冲突时，他要比我更强势。学校里每年举办两次青少年戏剧汇演，一次是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另一次是在3月15日。庆祝圣母无原罪始胎节时，圣母神学会会长亲自撰写了一部主题宗教剧。会员们绘制舞台布景，并且粉墨登场，青少年乐团也由会员们组成。神职人员表演的宗教剧都很深奥，非常神秘。有一次，我也参加了神学会演出，我在一部神秘剧里饰演大天使加百列，戴着披肩的铅灰色假发，身穿一件我父亲的、经过修改的长睡衣，背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大天使翅膀。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手里攥着棕榈枝，紧张地打嗝儿，用跑调的假嗓子大声说：
我在你们头顶挥舞永恒的棕榈枝，
你们的心啊，永远不会在生活的烦恼中徘徊。
这发生在我“犯罪”之前，神父的慈爱涌遍我全身。可以说，我是剧团里的独唱演员和“首席女歌手”，扮演大天使加百列成功的热烈场景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后，我开始跟神父彼此回避，他很恼火，但仍彬彬有礼，不过那种礼貌只限于面上的接触。学校里又筹备庆祝圣玛尔吉特节，神职人员跟我们学校的声乐教师合作，新创作了一出规模不小的神秘剧，声乐教师是一位虔诚的教会作曲家。他们谱写了一部小型歌剧，标题为《兔子岛》。学生合唱团一连几星期都在体操房内排演一首声乐作品，原定由我扮演圣玛尔吉特。我怀着领衔主演的莫大虚荣，带着歌谱自豪地回家，立即和母亲一起坐到钢琴前开始排练。我在第一幕就有一个“出场亮相”，从演员的角度来说非常幸运，声音和旋律我永远不会忘记。歌词是这样的：
圣玛尔吉特（在一开场就登台演唱）：
多瑙河雪白的浪花啊，
拥抱着一个美丽小岛，
我生命的日子就在这里度过。
这座兔子岛啊，只属于我。
至少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纯净，高音区清澈。第一次排练之后，声乐教师另有看法，他绷着胡须杂乱的嘴唇，表情严肃地沉思了片刻，然后将神父拉到体操房的一角，跟他解释了好长时间。神父习惯性地用三个手指捏着他的长下巴，摇了摇头。就这样，我的角色被拿掉了，因为我的嗓音哑了。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奇耻大辱；我的那些竞争对手，那些候选的女主角们则幸灾乐祸地偷偷坏笑。我垂头丧气地走下高台，站到合唱的队列里，声乐教师把我安排在倒数第二排最边上的位置。在那部戏里，我将变成一位普通的无名修女，将不再受人关注地为圣玛尔吉特做陪衬，那个角色由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接替；这两方面都让我心里难受。我带着一个含屈受辱的著名女演员的痛苦，脸上强作笑颜地站在队列中，感觉自己的重要角色被剧团里擅攻心计的家伙们夺走了，心里怀着明星坠落的痛苦感受。不管怎样，我仍想证明自己能比合唱团里的任何人唱得都好；当声乐教师指挥我们大合唱时，年轻而撕裂的嗓音从我的喉咙里发出惊人的声音。确切地说，从我的嗓子里发出的是一种悲楚、苦痛的声音，像暴风雨前驴子的嘶鸣，令人毛骨悚然。合唱团的队员们、声乐教师和神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排演结束后，声乐教师禁止我在演出中大声演唱；我只能无声地蠕动嘴唇，他让我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到家。全家人都为这道不通人情的严令感到气愤。父亲发誓说，他绝不容忍我遭到这样的伤害，这样被“打压”。全家人都为这个羞辱人的判决义愤填膺，认为夺走我出演圣玛尔吉特的角色是出于诡计和恶意，我母亲认为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为我写的”；但是我遭到诽谤，合唱团似乎是集体合谋想毁掉我的声音，这已经损害了我们家族的声誉……不管怎么讲，我父亲在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有资格要求学校允许自己的儿子至少在合唱中发出声音。他激动地说：“回头让他唱给你们看看！”可怜的父亲，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想让我展示什么——是我嗓音的清脆嘹亮？还是父子间的团结？……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上，我的对手演唱了圣玛尔吉特，我母亲认为那孩子唱得“有气无力而且跑调儿”。我站在合唱团倒数第二排，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嘴唇蠕动、喑哑无声地演唱。我从“首席”变成了“末席”。神父在演出结束后挽着我对手的胳膊，沿着学校长长的走廊悠然散步，就像作曲家跟首席女歌手在首演结束时谢幕那样……我被混乱和阴谋包围了。第二个星期，我退出了神学会；神父并没有挽留我。很快，我在学校里加入另一派，选择了另一个我从来就不知道的派别或世界观。我意识到我的同学们，我的伙伴们，学校里的四百名男生，经常分成水火不容、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每个人都属于某个阵营；我已经不属于那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思想简单的乌合之众，而是成为了一个少数派成员。我获得了一种命运形式，一种难与人为伍的个色地位；我从大集体中脱离出来，从那之后，我走上自己的路。但这个我只是很晚才知道。
在当时，剧社的经历并没有随着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和3月15日举办的学校庆祝活动一起完全消失。每年两次，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地剧团都为学校里的学生举办青少年戏剧表演，上演《欧奥奇卡伊旅长》，当然是经过改编的青少年版，还有尤卡伊的《金人》和一出名为《仙女爱情》的轻歌剧，音乐是由卡裘赫·彭格拉斯作的。神学会会长和神父担心轻歌剧的题目太过轻浮，一起穿着米黄色教袍、戴着硬檐儿礼帽、整个一副精神导师装扮找到剧社的负责人，造访的结果是，为青春期孩子们表演的轻歌剧被迫改名为《仙女之爱》。然而在学校里的僧侣教师中很少有这类偏见很深、忧虑满腹的人物。教我们匈牙利文学的是一位诗人教师，一位满腔热忱的年轻神父，他经常在二层的演员包厢里跟演员们和女艺术家们一起观看演出；从四年级开始，他开始和我们可爱的家长们坐在一起。当然事先经过班主任同意，我们也观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戏剧首演，至于哪出戏有爱国主义精神，则由班主任决定，而不是学生家长。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喑哑的愤怒》，但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丽的海伦》和让我的欲望与想象达到高潮的《艺妓们》，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看到。
4
从我六岁到十岁的那四年里，每天上午我都去艾玛阿姨家，我跟她学习书写、数学基础知识和匈牙利地理。艾玛阿姨是一位教师，给富裕人家的孩子们上私教；她有一只眼睛视力很差，教小学低年级学生书写字母就教了长达四十个春秋；尽管有着四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但她仍然像一个孩子。她过着像被消过毒似的纯洁生活，或许她只能在孩子们面前才能敞开心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能遇到她这类人。艾玛阿姨五十岁时，仍能感受到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感到的兴奋；当她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小孩子时，她自己也重新学习写字；当她成百上千遍举例讲解时，最先惊讶的是她自己；在她看来，在托付给她的每个孩子身上，她都能发现一个新世界。艾玛阿姨在课上从来不觉得无聊，只有在不由自主地困惑和吃惊时才会显得“严肃”。我们一起用彩色纸条做编织游戏，艾玛阿姨至少跟我一样全神贯注。头几个月里，我经常破坏上课的规矩，这让艾玛阿姨十分头疼，但她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跟我较量，而是苦口婆心地央求我听话，并不在乎她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年岁末，我们成了知心伙伴，决心一起在更高的权威——父母和学监——面前掩盖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只是玩了一年，什么也没学……在那四年无忧无虑、快乐而漫长的童年岁月，上午我去她家，每天我都兴奋异常，仿佛去参加一个奇特的幽会——艾玛阿姨比我年长十倍——我们坐在散发着樟脑球和苹果味的公寓里，坐在窗户旁边，因为街道上的风景总比课本更有趣。在黑檀木写字台的一角，在一只用布盖着的盘子里，总有上课的奖励和惊喜等着我：雪蛋和海绵蛋糕，香草蛋糕，加了少许红果白酒的煮水果，或装在一条长布袋里的几枚花生、红枣和无花果……到了年底，我终归还是紧咬牙关地学会了写字！但我把艾玛阿姨急坏了，她有时低声下气地央求我，用颤抖的嗓音尽可能严厉地责备我：“我的孩子，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啊！”她边说边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发愁地用右手整着别在衬衣上的漆瓷胸针。“你永远学不会好好写字……”三十年过去，我再次见到了艾玛阿姨。有一次，我借回乡探亲之机登门看望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女教师。艾玛阿姨瞎着一只眼，在名曰“女士之家”的贫民敬老院安度晚年。她住的小房间“干净”得令人不安。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我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因为她把一些老家具也搬到了“女士之家”，她不属于那类三天两头换家具的时髦女性。房门上用粉笔写着伽什帕尔、梅尼黑尔特、博尔蒂扎尔神父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橱沿上摆放着装满煮水果的玻璃瓶。我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看在黑檀木写字台的桌角上有没有用布盖着、盛有雪蛋和海绵蛋糕的餐盘。直到现在，我还会从艾玛阿姨那儿得到礼物，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她送我的礼物都很别致，比方说，尤卡伊夫人拉波尔法尔维·茹若的一张戏装剧照，因为艾玛阿姨认为“我肯定对女演员感兴趣……”。谢谢您，艾玛阿姨。
告别的时候，她开始跟我聊起天来，并将“女士之家”的留言簿硬塞给我，要我签下我的名字。我像染上舞台紧张症似的拿起笔，要知道，离艾玛阿姨最后一次鼓励我好好写字，时光已经流逝了那么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如饥似渴地滥用从她那里获得的书写知识，耳畔总能听到从前她教我写字时爱说的口头语：“先生，写啊，朝上一点儿，再往下一点儿……”我一笔一划地用字母拼写我的名字。她又一次，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弯腰审视我的笔迹，然后摇了摇头，用羞怯、期望的声音说：“你的书写，上帝啊，你的书写糟糕了很多……”她开始流泪，因为她已经太老了，只要过去的学生去看她，她每次都会哭。
直到今天我都不清楚：家里人为什么没送我去公立学校？为什么让艾玛阿姨给我上了四年的私教课？估计是担心我的健康，公立学校里经常爆发传染病，市民家庭尽可能将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科瓦奇大街的“贵族小学”；无产者的孩子们大多去另一所位于胡尼奥迪大街的学校读书。要知道，私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只有家境优越的孩子们才可能这样读小学。小学校长和学监亲自上门为孩子考试；或许因此……考试那天，艾玛阿姨很早就来到我们家，穿着比平时更黑的丝绸衬衣，别着漆瓷的胸针，挂着漆瓷的耳环，将一块白色方巾铺在桌上，仔细抻平，好像在死囚的牢房里。我们摆好教科书，习字簿，手工编织和用泥捏后上色的、能够证明我“手工精巧”的苹果、梨、胡萝卜等模型，然后等着主管教学的大人物们光临。考试那天，家人让我穿上蓝绒水手装，脖子上系着白色、丝绸的大领结。在另一张桌子上，摆满盛着熟肉和小点心的盘子，玛丽特意为这天送来一瓶由她亲手盖火漆章的细颈托卡伊葡萄酒。考试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一些；校长和学监提问，艾玛阿姨努力帮我回答。在考试开始时，我先将一个装有二十枚金币的信封递给艾玛阿姨；我父亲总是用金币支付学费，因为这样才很得体。
5
从六岁到八岁，我一直想努力做个“好孩子”。我两岁那年，我刚出生的妹妹从乳娘怀抱的襁褓里掉了出来；孩子的脑袋摔到地上，幸好死了。悲剧发生后，直到我的下一个妹妹出生，在那整整四年里，母亲对我娇生惯养。我总是穿着扎眼的衣裳，每次家庭聚会我都能得到一大堆玩具，我已经六岁了，仍睡在母亲床边带栏杆的小床上。她总是乐此不疲地绞尽脑汁，为我制作各种玩具，发挥神奇的想象力给我缝制古装戏服。我穿着它们在庭院里得意扬扬地招摇过市，让全楼的孩子都忌妒我。我五岁那年，母亲给我缝了一身骑兵戎装，并特意请鞋匠为我特制了一双由她设计的高筒马靴。母亲做的那些玩具，要比商店里买的大路货好玩得多，原创得多。母亲本来想当教师，年轻时毕业于女子职业高中的教育专业，并在出嫁之前教过几年书；出嫁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位一流的教育家。她有丰富敏捷的思维、无可比拟的幽默感和清澈透明的心灵，她一辈子都保持着充满天赋的孩子气，富于同情心，深得孩子们信任；我们感到，母亲不是那种“坐下来跟孩子们游戏”的成年人，而是真的跟我们一起玩，我们爱玩的天性感染了她，在她的内心深处，从来没从孩子的房间里彻底走出……她令人惊叹地组织家庭聚会，圣诞节在她手中变成了一出古代的神秘剧，房间里充满了神秘的惊喜；化装舞会结束后，她在家里举办假面狂欢。她从不知疲倦，一连几个星期跟女仆、女教师一起设计制作复杂的道具，最后将我们打扮成扫烟囱工、滑稽演员、仙女或女巫。母亲坐到钢琴前——只有家人，没有客人——我们穿着古装在客厅里纷纷登场。用人们也都化了装。没错，我的母亲，她非常会玩！她会从特殊的视角看人，她会把从街上、聚会上听到的故事编进她感人的节目里；人们看她表演，就跟读书一样。
这种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六岁那年。妹妹出生后，立即夺走了我的头衔，占据了我的位置——也许，那只是我自己这样感觉，但是在我周围肯定发生了某些变化，我在家里不再排名首位，那种失落感无异于一个人遭到流放。“姑娘！”家里人叫我妹妹的口吻全带着十足的骑士风度，我母亲也总是这样叫：“姑娘！”我尽量做一个“好孩子”，想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我攒钱给母亲过生日——在我困惑无助的努力中，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决定送母亲一件能让她惊喜的神奇礼物。我一大清早就溜出家门，兜里揣了三十克拉卡伊，我在城中转了几个小时，最后买了一块形状好看、做成肉冻的牛肝饼带回家，送给了母亲。那段时间，我生活的气候阴云满天。每个家庭的历史中，都会经历这样的危机时期，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事，但仍会为家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蒙上一层几十年不褪的阴影。从六岁开始，我突然变得孤身一人。这个我跟谁都没说过，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在生活中感到烦恼、无助和孤独。家庭，温馨的巢穴，我再也无法回归，失去的乐园我只能在梦中寻找。“姑娘！”后来也一样，在几十年里，我觉得在我父母心里，对“姑娘”有一种人为的、坚定的、刻意的崇拜；我怀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回避，试图让他们意识到我遭受的鄙弃。家庭的等级制度微妙、复杂和敏感。后来，在我生活的危机时期，即使工作和毒品也无法完全征服我的神经官能症，我不得不开始留意同时代最典型人家的家庭关系，从其他人身上，我发现了有规律的重复和同样的结局。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假如第二个孩子——无所谓男孩还是女孩——的出生比前一个孩子晚两年以上，先出生的孩子会感到自己遭到鄙弃和伤害，而在“失乐园”后，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想家；一岁半或两岁的孩子可以无意识地接受新降生的对手，比较容易真心地与之友好相处。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妹妹晚出生许多年，我最小的弟弟要比我妹妹小十几岁，他们得到所有“穿小了的衣服”；不仅是“穿小了的衣服”，还有藏到樟脑球里的情感……这些理论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实用。生活只偶尔尊重规律，大多数时候将一切理论都抛到脑后。
这样说或许有些轻率：一个人的生命画卷将如何展开，仅仅取决于一次伤害，就像从一个感染源滋生出所有的疾患。我妹妹的出生和啼哭，可能是我“受伤”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那段时间里，我脱离了家庭，开始寻找新的集体，开始走上自己的路。我在那个人多、喧闹、温馨的大家庭里孤身独处，那种孤独状态我有的时候可以忍受，但也只能忍受短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感到压抑不堪。我空寂的内心会在同时代人中爆发，寻找朋友，有时没有找到，有时磕磕碰碰，有时顺从，甚至哀求地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作为“家庭补充”的人群里：就这样，我走进了“帮伙”世界。这些“帮伙”都是由年龄相仿、精神状态相似的男孩子组成，独立于成年人的社会之外，在并非真有意识的反叛中集结而成，他们无视成年人的法则和生活规范，很容易卷入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我母亲和老师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至于我父亲，我们只是在吃午饭和晚饭时才能见到。当然，“帮伙”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热情充沛的家伙领头，一个内心伤害很重、不能忍受社会或某种环境的男孩，逐渐在自己身边聚集起一个松散的团体；“帮伙”成员的时间、能力，甚至连生活背景都不受限制。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卷进两个这样的团伙。从八岁到十岁，我参加了第一个这类无政府组织；后来，在战争期间，我十七岁那年，又混进了另一个“帮伙”，由于我们“玩儿大了”，有一位兄弟在一个特别的游戏中丧命。
有“健康”的交友倾向的孩子们，一旦在家中受到鄙弃或伤害，会到社会群体中寻找避难所，以摆脱失落和孤独感；比方说，他们参加神学会，通过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社会野心，或者成立学生会。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童子军”。这样看来，我不是一个有“健康”倾向的孩子；在社会上那些获得官方认可、作为“家庭补充”的集体里，在由学校正式组织、在法律监督下成立的青少年团体里，我都不堪忍受，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精神上深受“帮伙”、恶童和残忍的自由团伙的吸引！这样的阶段，不知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重复过多少次！在我的婚姻和职业生涯里，相同的伤害让一个个遁词花样翻新。经过受伤的孤独时期，我焦渴、饥饿地寻觅人群，找到同伴；我努力跻身党派，跻身那些由世界观和精神力量团结到一起的思想和利益集团；但是最终我总是在这个或那个“帮伙”里找到避难所，在某个社会边缘，在某种动荡不安、缺少监督的社会领域，跟那些或许只通过共同体验的同盟捆绑到一起的家伙们结成亲戚……然而在我小的时候，我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坐到家里的餐桌旁，即使母亲锐利的眼睛也无法从我身上看出，我只是一位坐在他们中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客，我从某个古怪的盟会中回到家。我极力平衡着我生命中这个脆弱易伤的两面性，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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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我为了逃避家庭而加入了“帮伙”，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帮伙”首领是一个身材瘦长、健壮强悍、皮肤黝黑的少年，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张脸，那副肺痨病的眼神，那张由于发烧长满溃疡的嘴，那双疤痕遍布的手，那副嘶哑的嗓音，总之，我记得他所有的身体特征；只是他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大概对他来说，叫什么名字最不重要。当然，他是“无产者”子弟；这位天生的革命者，永远都会让我意识到自己是“肥猫”的崽子。在他灵活矫健的瘦小躯体里燃烧着野性的火焰；他就像烬火一样掉到我们中间，所到之处，一切都会殷殷燃烧。我很清楚自己不属于这个组成“帮伙”的孩子圈。他好像住在“胡什塔克”，那是城里的贫民区，吉卜赛人聚居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好像不是吉卜赛人。有一天他溜进我们庭院，第二天他就高高在上，掌握了这幢公寓楼里居民、动物和没有灵魂之物的统治权。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来；他会在一天里的任何时辰突然出现，随时可能在我们的窗根下吹响令人心惊肉跳、军令如山、不可抗拒的尖厉口哨声。孩子们从各家的门口溜出来朝着口哨声会合，扔掉手里的玩具，撂下正做的功课，从母亲们手心里和家庭教师身边逃走，气喘吁吁地朝着口哨声发出的方向狂奔。“帮伙”首领在地下室、顶楼、洗衣房的某个犄角旮旯处等着我们；他那衣衫破烂、光着脚板的男孩身影，他那眼神病弱、轮廓漂亮、肤色晦暗的面庞，他一举一动的优雅傲慢，他行无影去无踪的神秘，向整栋楼的孩子们施展了巫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三十年后，我都能感到当时身陷的那种着魔状态，我活在令人压抑的诱惑里。那种诱惑，从一位羸弱但仍充满勇敢和反抗精神的男孩体内向我涌流。我毫无抵抗地被那个殷殷燃烧、与大自然力量有亲缘关系的更强大的意志所降服。
仿佛听到哈梅林魔笛手神奇的笛声，我们朝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声向我们的统治者汇集。要想逃出去并不容易，每时每刻，家里都有人看守我：母亲，家庭教师。在孩子房间的桌子上方，钉着一张字体歪斜的“日程表”，上面为八岁孩子的每个半小时都起了名字：起床，祷告，洗澡，早餐，散步和玩耍，上午茶和游戏；每天从早到晚，每分钟都有规定的内容。我母亲想要这样，她在我们身上不遗余力地实践她曾经的教育理论。我从家里逃出去，亵渎了“日程表”，我用完全自觉自愿的方式冲破了母亲在我们周围画下的、时刻监视我们的魔圈……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只要那魔法的哨声一响，我们立即冲出屋子——不仅是我，住在二层的玻璃制造商的儿子也逃出来，平时他也遭到严格看管，还有住在底层的无产者子弟，这栋公寓楼内所有隐秘、兴奋地组成这个小团伙的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凑到一起只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像地下的恋人，一听到指令，就在我们的帝国里飞奔，在地下室，在顶楼，或在玻璃圆顶的“伯利恒”光线昏暗的过道里。我们将他索要的礼物交给他——他一声不响地收纳贡品——我们谈好下次的碰面，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各自的房间，继续“玩耍”或学习，经常还要因为我们无人理解、难以解释的出逃而承受处罚。每天，我们随时随刻听候召唤；他凌驾于我们的身心之上；我们盲目顺从地听他的指令。
我们的统治者并不怎么有教养；有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谈论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知识范畴，他会木呆呆地盯着我们，那双好奇的眼睛里光泽暗淡，在他粗鲁而敏感的孩子的嘴角，浮现出一丝邪恶、怯懦、敌意的线条。但在家里，在有仆人伺候我们的漂亮房间内，我们的“另一半生活”格外烦人；尤其是，当我被迫跟玻璃制造商的儿子待在一起时，总要自虐般地仔细盘问，逐一供述。我们要讲自己吃了什么午饭，我们的父亲有多少衣服挣多少钱——钱的问题特别刺激我们的想象，我的统治者经常怂恿我在办公室下班后伺机溜进我父亲的工作室，看看律师的记事簿，当天总共有多少进账……那本又厚又大、羊皮封面、圣书一般的记事簿，总是翻开着摊在写字台上，办公室女秘书和候补律师将每天的业务登记在上面。记事簿里的数据总让我焦躁不安，里面记录的字里行间总让我感觉到自己家族的威信和富有；假如我在里面找到了四位数字，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信：两克罗那，咨询：十克罗那”，记事簿里这样记录。有的时候是我父亲干硬如刺、工整认真的笔迹，纸上记录了用钱量化的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业绩。“今天我们挣了一百克罗那！”我向我的统治者报告，他用带有恶意的眼神和有些不大情愿流露的满足的微笑认真听着，享受着数字带来的微醺。
他并不聪明，但从他的身体里无时无刻不辐射出诱人狂热的个性魅力，不容抗拒地“感染”了我们这些可能比他更聪明、更有文化的孩子们。我们毫无抵抗地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学识和身份的优越。但是，有谁想到了反叛呢？……当他终于出现，我们快乐地站在他的周围；当他从楼里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跟谁一起上课。我们为他偷家里的食物、母亲针线筐里的漂亮纽扣，我们把最好看的玻璃球献给他。他经常用一种讨价还价、呆滞残忍的微笑鼓励我们顺从，怂恿我们破坏法规；即便我们偶尔固执己见，出于胆小和逃避欲拒绝满足他的某种危险的愿望，但是最终我们仍会将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后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我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在所谓的政治中，我也多次遇到这类神秘出现，大多并不怎么有教养、修养和学养的“超自然人”，即使那些智力超群、谨慎小心、审时度势的人最终还是会放弃抵抗、悲喜交加地俯首顺从！在这种直接辐射到追随者身上的“意志”里，究竟有多少——到底有没有？——性的成分？我不知道。主流文学经常喜欢描写这类从天而降、遁入虚无的人物，他们突然现身于一个无意识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有时只引发一阵运动的骚乱，激起我们心中的疑惑，使人意识到潜伏的危险，并且将众人凝聚到一起，之后有一天，他们给我们戴上工人帽，悄然无形地站到一边，在绞架上或传说里演完他们的角色。我对这类政治神话的人物故事总是抱着怀疑的眼光。但是在大世界的缩影里，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小社会里，在我们的公寓楼内，在我的孩提时代，在我的童年伙伴中，我确实亲历过这类事情。
要知道，后来我刻意想要忘掉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懒散、腌臜、悲伤、粗野，但有着电流般刺激的感染力的“运动”小统帅，这个羞于在我们中间却渴望进入市民圈子、正因如此才藏书网咬牙切齿、残酷冷漠的“暴民”小领袖，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但我没能忘掉他垂下眼帘的样子；有的时候，他低下头，从半阖的眼皮下闪烁出多情的眼神，那么有人性，那么冷峻，那么饥渴，以至于让我毛骨悚然，一股冷气蹿遍全身。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首领。我们在一起的借口是玩游戏。不管是毫无新意地玩球，玩纸牌，还是捉迷藏——在大院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藏身，夏天有热气蒸腾的锅炉、名声不佳的咖啡馆木桌和顶楼挂在晾衣绳上的帘子，包括孩子们家里，我们翻窗入室彼此寻找；黄昏时分，我们跟蝙蝠似的穿过昏暗的陌生房间，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女佣和靠弹钢琴做白日梦的玻璃制造商的可怜妻子吓得魂飞魄散——在玩游戏的借口背后，每位参与者都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的意义并不在于玩球，而是另有别的更加隐秘、更加难言、更涉及个人的私事。很长时间我们都蒙骗自己，认为是集体游戏维系了这个“帮伙”。有一天我们必须明白，还有什么别的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游戏，没错，但那是一种完全特别、令人吃惊、棒得可怕、影响我们一生的游戏。
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挑的头？谁是玩那个新游戏的煽动者？我不敢断定新游戏的点子出自那个闯到我们中间的不速之客，那个躁动不安地在我们中间出没的小痞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种倾向，在这个“帮伙”里没有谁的年龄超过十岁，这个主意不可能是成年人教的……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在玩跟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游戏。我们突然不再玩那些天天都玩的传统游戏，我们越来越看重那些说不出口的私事，因为跟我们借以交往的借口相比，是私事将我们绑在了一起。那个陌生男孩建议我们玩一种“新游戏”。我记得，我们玩了一段时间“马戏团”。不久前，马戏团巡演到我们城市，我们帮助他们支起油布帐篷，偷看马戏团排练场的秘密。我们在庭院中央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里面撒上沙子，再从各自家中找出破被褥和熨衣板。有一天，我们的首领拎着一条真皮鞭出现了，那条鞭子很可能是他从哪辆停在大广场歇脚的马车上偷来的，他开始抡着皮鞭“驯化”我们。那小子站在圆圈中央，扮演马戏团团长，呼呼生风地挥舞鞭子，嘴里吆喝着可怕的指令；我们走马灯似的轮换着角色，一会儿装扮成马戏团的动物，一会儿饰演杂技演员，我们像狮子一样低声吼叫，张牙舞爪地迎接驯兽师的鞭挞，鞭梢一旦碰到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发出疼痛的哀号——马戏团团长毫不偷懒地频频挥臂，长长的皮鞭发出刺耳的呼啸——我们用花样翻新的节目逗观众开心，女仆们饶有兴味地趴在楼上厨房的窗口能看上个把小时。这个看上去天真的“马戏团”游戏颇受欢迎，家长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个游戏的意图和意味，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并不完全天真：其实这个游戏的实质是，我们遭到非同寻常的小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殴打，并且心甘情愿地忍受。从一开始就这样。
“马戏团”游戏的噪声很大，银行里的业务员抱怨这地狱一样的喧嚣，因此我们忍痛收场了。再者说，玻璃制造商的儿子生了病，平时他穿着母亲的一件短外套扮演斑马，马戏团团长站在圆圈里挥舞长鞭，将这只稀有的野兽驯得服服帖帖。由于不再玩“马戏团”，这帮人感到穷极无聊……我对那几天或那几周的记忆是如此清晰；当时是初秋，隔壁的院子里在打核桃，那株上百年的老核桃树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从墙头伸出，给我们的庭院也撑起一片凉荫；我记得午后的光线，记得每个时辰的光影变化，我们站在庭院里，胳膊肘撑在晾衣架上，“我们很无聊”……没过几天，玻璃制造商的儿子病好了，没精打采，噘着嘴等待，一直等到有了新的刺激。那个陌生男孩又想出一个新游戏……
就这样，我们玩了好长时间！关于这段体验的记忆，我已经丧失了时间感。也许我们在一起只玩过两三次，也许断断续续达几个星期。记忆的细节融进了体验的火焰，那簇火焰至今仍在我眼前炽烈地燃烧，犹如地狱之火，可以烧掉一切，无论好与坏，教育和禁忌。我从这个地下的世界回到家里，吃完午饭和晚饭后，我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合着双掌说：“赐予我食粮和饮料的……”话说回来，出于本能，我的言行举止无可挑剔，仿佛知道自己已经投身到一桩大事件里；我失去了乐园，但作为替代我得到一座地狱；我惊愕地猜想，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所得，而且并不是最后的补偿……但是有一天，那个陌生的男孩突然消失，再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我只是偶尔在梦里见到那张虽然野性但也甜美诱人、眼神里带着罪恶和闷热的欲望、嘴上有疤的邪恶而敏感的孩子面孔。我们茫然无措地留了下来，带着苦涩、痛楚的自罪感深深叹息，我们失去了那位充满激情，不知道犹疑、羞涩和自罪感的“帮伙”首领；接下来是一段唉声叹气的苦闷日子，我们不敢彼此对视，在我们那帮人里，恐怕至今都会有人未能摆脱那种游戏的自罪感。我肯定没有。
7
埃莱梅尔曾是我的柏拉图恋人，纯净的欲望，没有被肉体的接触所污染；他是罕见的漂亮男孩，真正的希腊美少年。蓝色的眼睛望着世界，金色的头发为他象牙白的肌肤增添了丰富的色调，他身材漂亮，比例和谐，动作轻盈，自然优雅，举手投足都透出一种骨子里的潇洒。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只要与他的视线碰撞，哪怕他只是抬一下手，都会让人对他生起一股折磨人的欲望。事实上，日后我可能只在骑士和高尚的造物身上又看到过这种高贵的“气质优雅”，这种肉体的性感和慵懒的自信，这种有的放矢的俊美和丰饶……我的爱是绝望的单相思；我蹩脚、谦卑的讨好未能打动这尊偶像——的确，他是被众人争抢的一尊偶像，埃莱梅尔实在太俊美了，我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无力挣脱他吸魂摄魄的魅力——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过几次，他将那并非刻意高傲、屈尊俯就般和蔼并略带不屑的微笑投向了我。我为什么这么想他呢？我想爱他。我想跟他手挽手地一起散步，告诉他我读了什么书，跟他一起放声..大笑，当然是笑其他的人，我们忘掉身边的世界，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我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他，中午陪他回家，早晨去他家接他，下午一起学习，他来家里找我，我给他看我父亲的藏书，告诉他人类的起源和宇宙的奥秘，我吩咐女佣尤莉什卡给我们准备可口的午后茶点、罐头水果和奶香面包……我邀请过他好几次，但是他从没有来过！事实是，埃莱梅尔并不爱我，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是另外一类人，是陌生、刻意、充满提防、脱离正轨的那类人。他偶尔投给我的不安、不屑的微笑，就是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有时他用尴尬不快的拒绝表情回应我的殷勤讨好。即便如此，我还是感激他的微笑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如果有谁对他讲话，他的脸会变得绯红可爱，自然的心灵无意中照亮那珍稀的身体；当他必须表态时，他会变得踌躇不决……他扬起眼睛，面色绯红，将他像中国人一样嫩黄、纤弱的手不好意思地伸向额头，撩开一绺金发，之后呆呆张着充血的嘴唇，用懵懂的眼神望着提问的对方，好像刚从永远的打盹中突然苏醒，就跟睡美人那样，睫毛忽闪忽闪。这种时候，我也会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因为在这样的美少年面前，我自惭形秽。
埃莱梅尔不爱我，因为我身材敦实，小手短粗，有着从萨克森和摩尔瓦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宽大脸庞和壮实体形。很自然，埃莱梅尔喜欢蒂哈梅尔。他们俩都出身于显贵家族。在蒂哈梅尔的作业本上，他将贵族的头衔写在家姓前头——难怪他们的父母会给他们起这种很像轻歌剧中人物的名字。埃莱梅尔和蒂哈梅尔形影不离，所有人都觉得再自然不过。蒂哈梅尔家过着奢华的生活，在市中心盖了一幢别墅，每年夏天都会举家去国外旅游，会带上长有雀斑、皮肤白皙的蒂哈梅尔一起去。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以悲情告终，后来，蒂哈梅尔的父亲饮弹自杀。那时我们已经是上三年级的大孩子了。我们有一位僧侣教师特别喜欢蒂哈梅尔，他父亲的悲剧发生后，这位教师收养了男孩，用爱慕、猜疑的宠爱细心呵护。
必须要爱一个人，我惶然无措地从哪里获知了这个巨大秘密，可是，爱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不想过度承受感情的痛苦，必须卑微地去爱……埃莱梅尔爱蒂哈梅尔就是这样，像一个女人爱上了女情敌，命运将两人抛进男人中间，即使忌妒彼此的成功，但出于某种女性的共鸣，两个人仍旧形影不离。埃莱梅尔是金发，蒂哈梅尔是棕发；埃莱梅尔穿英格兰绒的衣服，蒂哈梅尔穿黑灯芯绒的衣服；埃莱梅尔冷峻、漠然，蒂哈梅尔多情、娇媚。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两个姑娘生活在小伙子们中间；假如蒂哈梅尔用衣着或发型征服了大家的心，埃莱梅尔就会在第二天用新的玩具、很贵很罕见的铅笔、新收集的稀罕邮票引起关注。他们在我童年神话的边缘地带隆重登场，沉溺于他们美好的关系，就像某种神奇的生灵，惊艳的林鸟，不食人间烟火，是躁动春情第一股旋流的耀眼人物。这种躁动的情感就是爱情。但是埃莱梅尔并不知道。
8
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很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潜伏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十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藏书网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在我的老师中，职业教师并不多；但是学校的风气都很好。在这所“天主教”学校里，僧侣教师们教导我看重自由与正义。在教派问题上，他们显得耐心和宽容。我从来没有听他们咒骂过新教是“异教”；然而后来，我在大城市的“天主教”中学，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类矛盾。学校的风气是自由主义，是迪阿克、厄特沃什类的自由主义。绝大多数教师是神职人员，不过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从大城市来的老先生，他自己就把这门副科看成孩子们的“休息时间”和“游戏机会”，课怎么上，全根据我们的兴趣。现在流行的那种可恨、乏味的“校长范儿”，过去主要用于注重体育教育的英国学校，在我们小时候不但不流行，甚至受到鄙夷和蔑视，在我们学校，连体育课都影响不了。体育课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文化课的精神紧张、折磨人的义务和危险感在身心完全放松的蹦跳中倏然消解。从学校“人文主义”精神的意义上看，我们故意忽视，甚至有些轻视身体锻炼本身。体育课期间，那位教体育的老教师始终待在充满汗味、胶鞋味的体操房后一间窄小、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在细筛子上晾着切成细丝、味道浓重的烟草，他自己也智睿、淡泊、满足地坐在浓密的烟瘴里，放任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上体育课。我们有两位教师都是大城市人，体育老师和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出于对当地某位名画家的景仰，喜欢画骏马和“整装待发的骑兵”。像他们这样离开首都跑到小城市来帮忙的民间教师为数不多。美术老师是一位亲切善良的“波希米亚”，当然是根据世纪初的词义；他喜欢佩戴斑点图案的“拉瓦利埃尔领花”，不太搭理我们，我们也不搭理他。我们其他的所有科目，都由神职人员担负。
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要学一个小时的拉丁语；法语选修，想学的人才学；德语课从五年级才开始上；英语我们根本不学。在拉丁语课上我是好学生，解读拉丁语课文让我体验到真正的美，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快乐；我领悟到语言结构中的明义、逻辑与言简意赅，每个词都准确出奇，不可能造成任何误解，辅句在句子里不显得多余，不像野猪肉那样肥赘；我理解并喜欢拉丁语。我实在不爱学匈牙利“文学”；我们分析阅读《托尔迪》，由于语言基础还没学扎实，我无法听到诗句的乐声，感受不到词语的味道与滋味。历史课也显得空洞虚夸，不真实，刻意修饰，甚至说谎！令人费解的是何种复杂的体系竟把植物学、矿物学之类本该勾起人兴趣的科目教得那么令人生厌？是何种神奇的魔法能把简单、透明的几何学变成无法理解的抽象迷宫？为什么要把反映物理现象的定律说成记忆术般、人为操作的魔术表演？为什么在大多数的课上我们感到无聊？为什么我们感激那位一脸麻点、嗓音洪亮的数学教师？正因为他善于用平和、启发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词汇解释难度很大、看上去复杂的数学题，感觉是在讲一个笑话；他讲分数和正弦定理时，好像讲一位老熟人的奇闻逸事，就连脑子很笨的学生也会感到豁然开窍。有的时候，教师们像走马灯一样调换好几轮，才能碰到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假如这些另类者迟早被学校抓住私生活的小辫子扫地出门，或误入政治圈子，或“跳出”体制，或结婚成家，会有人觉得意外吗？……我们那位一脸麻点的数学教师也是这个结局，有一天，他脱下教袍，从这座城市搬走；后来还有两位年轻教师也这样走了，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文学课老师，他是个血气方刚、躁动不安、心高气傲的农村小伙儿，我们跟他相处得非常快活，可是后来，他为了一段昙花一现的爱情而丢下教职……在当时，这类“非常事件”会受到公众的严厉谴责；在战争期间，这样的“跳槽”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年轻教师毅然决然地退出从小就培养、教育、供养他们的教会；当然，大城市的教育部门也会惩处这类“逃兵”，把他们调到外地，发配到市民学校。不过，这些稀罕、难得的“逃兵”作为教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让我时常想起。
罗兰菲·茹热娜创建了一所寄宿学校，不遗余力地开展教育，但是学校始终顽固坚持一条广为人知的荒谬信念，不愿意招收才智出众的男孩入学。学员们必须穿统一的制服。那些傲慢自负、“信奉天主教的没落贵族子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没落了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后来在州里或政府里，他们都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不付学费，大多数人免费食宿，课本和衣服也全免费，在学校里享受某种优先权。我们这些交学费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优先权，我们有点鄙视他们，也敬而远之。
9
海蒂阿姨教我弹钢琴，但没什么成效……的确，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有没有兴趣学钢琴？不过，即使没有人问过，好人家的少爷学钢琴也是自然之事，因为音乐属于“日常修养”，因为钢琴就摆在客厅里，因为圣诞节和父母过生日时孩子们应该演音乐剧，因为埃尔诺有一次作为礼物寄给我们家一本名为《歌声》的歌曲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性。由于上述原因，我每个星期要去海蒂阿姨家三次。这位年长的女士专教城里的市民后代弹钢琴，或许出于某种潜在的意志，她的耳朵提早聋了，很可能她再也不能忍受听音阶和指法练习了。海蒂阿姨家住道明会教堂的马路对面，在城中一个比例和谐的中世纪广场旁一套光线昏暗的底层公寓内；练谱子时，我们的手刚在琴键上摆错个位置，她就一眼“看”到……在最靠门口的那间屋里，海蒂阿姨的妹妹永远在往一个被大头针扎黑了的道具模特身上绷布料；姐妹俩都是老姑娘，又聋又老，就像土地。海蒂阿姨从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就穿着一身丧服似的装束坐到钢琴旁直至天黑，手里攥着指挥棒，耳朵根后夹着一支红铅笔，身板挺直，瘦似竹竿，好像吞了一把尺子；她聋着耳朵、目光刚毅地望着来人。有的学生也许只为能在父亲命名日那天弹马勒《谁会想到这首歌？》的伴奏曲，但是感觉却像参加将会影响今后一生的重要考试……“准快板！”海蒂阿姨站在钢琴旁用惶惑的语调小声提醒，眼里噙着泪水，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两只脚使劲踹脚踏板，早就丢下了四手联弹的伴奏伙伴。“注意指法！”海蒂阿姨近乎哀求地小声说，因为我在音乐里添加了过多表演性的形体动作。海蒂阿姨是音乐老师；但在教钢琴时，跟旋律和学生对音乐的自我意识相比，她更注重礼仪和风度。四十年如一日，她教同样三四本谱子，教同样的“腕部训练”和指法训练。每堂课上，她用红铅笔毫不留情地修改“书面作业”，用各种不同的手段终于让我在八岁到十岁那两年成功地厌恶了音乐。我觉得，我的听力不错，但海蒂老师是个聋子，她对弟子的听力不感兴趣。这段钢琴教学的结果是，我的手指和手腕的姿势标准得无可挑剔，只是我永远不再学钢琴。?t>
教了四十年钢琴，海蒂阿姨患上了空间感觉统合失调症——或许这是她聋着耳朵教音乐受到的惩罚，或许是她在钢琴旁僵直的站姿导致的眩晕，最终丧失了平衡感。她的视力也迅速变弱，对指法已经难以检查。钢琴课变成了噪音工厂，因为两位耳聋的老姑娘最后只能一无所知、无可奈何地忍受学生们花样翻新的调皮捣蛋。终于有一天，我父母也对音乐私教感到不满，把我送进城里的音乐学校。官办的市立音乐学校设在一栋摇摇欲坠、耗子横行、塞得满满登登的建筑里；在拱券式大厅内，同龄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每星期两次，一位红鼻头的酒鬼老师指导我们囫囵吞枣地背下不知所云的“音乐理论”，练习我们老师创作的乐曲。这位老师倾心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例如《船到了》和《林中的黎明》，在年终考试时，学生们表演他那年的新作。《林中的黎明》，至今都让我记起考试时的情景：我跟一位同学演奏四手联弹，我在高音区模仿林鸟的啼啭……不创作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就酩酊大醉；如果既没喝醉，又不作曲，他就会跑到屋外去捉蝴蝶。他擅于将所有的癖好糅到一起：下午六点，我常看到他酒气熏天——在每堂课上，在他周围和钢琴腿边都会堆满葡萄酒瓶——灵魂出窍地带着漠然的微笑听学生们演奏他的作品《船到了》，一只手捏着一只品种罕见、刚刚捉到的蝴蝶，冲着煤气灯火焰的光亮，因为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弟子们为斑纹如此美丽的昆虫着迷……他沉溺于内心的享受，是位乐观开朗的哲学家。有一天他生病了——用城里人的话说，“烈酒在他肚子里燃烧了”——我去生病的老师家里探望。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在床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东倒西歪地堆着许多装满稀有蝴蝶的玻璃瓶。我很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亲人，只有装在瓶子里的这些蝴蝶；我非常难过地站在他床前，请他“保重身体”。他挥了一下疲惫的手小声说“这不重要”，本来我想反问他：这不重要，什么重要？……但在那个又酸又臭的单身汉家里，在那个固执任性的垂死者旁边，我犹豫不决地后退了半步。没过几天，他咽了气，我的音乐学习也就此放弃。不过，我至今还会弹那首旋律动听的《林中的黎明》，我能够栩栩如生地演奏百鸟争鸣，在高音区模仿林鸟悦耳的啼啭。
“小姐”在城里的社交界相当活跃。她像是从世纪末英国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人物，那时的英国女士们还戴着黑色的呢子礼帽骑自行车；“小姐”就是这样，有一回她骑自行车去了法国的里维埃拉……除了我父亲聘请的那位喜欢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师之外，“小姐”也教城里那些富裕人家学英文。她跟她父亲一起住在海尔纳德河畔一栋昏暗的公寓楼里。她父亲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先生是我们城里的法国文化传播者。这些颇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跟我们一起留在这儿；那位酗酒的英语教师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移居佩斯，因为他的赛马瘾即使在战争中也未曾减弱。有一次他在奥拉格跑马场用英语破口大骂，闹出丑闻，因为他认定有一匹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们理应弹钢琴，理应每个星期分别跟“小姐”和马德莫塞莱先生各练两小时的英语，理应找萨拉蒙教练上击剑课；击剑是崇尚体育的民族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体育项目。在当时，只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丛生、坑坑洼洼的空地上踢球。体操考试是一年中仅有的体育赛事，我们在那位老教师的率领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场上列队，在城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面前表演“自由体操”。当地的国防军乐队为我们演奏进行曲。我们放声高唱：
在高高的城墙上，
匈牙利国防军时刻警惕……
在一年一度的“鸟与树木日”，我们去哈莫尔森林里游玩。在那一天，我们应该“热爱大自然”。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实际上，我们一辈子都这样成长。
10
我们这些市民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生活”？我们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老爷，凡是好事都是老爷的；此外，世界上还生活着一群地位卑微、交不起学费、命运不济的穷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谨小慎微的教师们为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编写了一本《字母发音与阅读》，翻开那本教材的第一页，就能看到两幅插图，解释“书写，老爷，哭泣”这三个词的意思，说明老爷和百姓之间的区别：“老爷”戴着高筒礼帽，身穿休闲装，手揣在兜里，胳膊上挎着文明杖；在他旁边站着的一个穿裤衩的农民孩子正在“哭泣”，正用拳头使劲揉眼睛。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这就是我上学后看到的第一幅“看图说话”。我对图中表述的内容并不太理解，只是知道，老爷戴着高筒礼帽神气十足地散步，手里拎着文明杖，农民则由于某种原因难过地哭泣；不过，这幅画向我强调的内容，我能够看懂。
市民阶层通过行善表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谈论穷人的口吻，就像谈论某个陌生、无助、必须予以救济的部落。有的时候，街上有人按门铃，女佣会说：“没事儿，来了个叫花子。”城里市民家庭的主妇们经常活跃于一家名为“免费牛奶”的慈善社团，热心组织诸如“圣安塔面包”或“欧索娅菜汤”的救济行动。每户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穷人”，他们领走平日的剩饭，圣诞节时，还能得到女主人亲手织的长袜。没有人真正为“穷人”操心，尽管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只是远远观望，就像看非洲人。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异教民族，天主教徒应该为远征军募捐，回头让远征军为那些可怜人做洗礼，之后万事大吉。跟穷人说话要和颜悦色，要用“给你，可怜的人，拿着吧”这样的语气，像是跟病人或白痴说话。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母亲有时会塞给我一枚硬币，让我递给乞讨者；虽然没有说出口，但从她的鼓励中我这样理解：穷人不咬人，只需小心对待。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贫穷不可耻”，跟穷人讲话要有礼貌，对待穷人要跟对待社会上的人一样，甚至应该安慰穷人，因为“贫穷不是他们的错”。这种“社会观”后来导致我在童年时代把穷人看成是残疾人。我猜测，世界上有很多穷人。
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是啊，这样的现实真令人心痛，很可能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世界有史以来就是这样”。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社会承认有帮助穷人养老的责任——当然不是所有的穷人，只是那些“有用的”穷人——把他们安置到济贫院。在那些可怕、酸臭、拥挤的房子里，住满了无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没有别的办法摆脱的女佣们；节日前后，我们和颜悦色地去济贫院看望老保姆，跟数以百计或瞎或聋的老乞丐一起挤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活动室里……这个社会看上去太平无事，穷人们只要还有体力并能找到活干，他们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舍；只要他们曾是“有用的”穷人，可以到济贫院安度晚年。
孩子们对“社会”的感觉扭曲而逆反。所有的孩子都充满理想和虚荣，笃信绝对自我。我在童年时代，对穷人的生活处境也没怎么想过。我模糊地揣测，穷人之所以成为穷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许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现在才遭到惩罚。有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说穷人们懒惰，不爱干活儿，一有钱就酗酒。因此，我对穷人感到更多的是厌恶，一想到他们就心怀鄙视。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我会毫不掩饰地用敌意的眼神盯着衣衫褴褛的人，心里猜想：他肯定是个懒骨头，所以才不顾廉耻地上门讨饭。没有，肯定没有人教过我“阶级憎恨”。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对这个令人难堪、粗鄙、复杂的问题大多避而不谈。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们的思维，给他们信号，暗示他们不应该往那边看。从来没有人开诚布公地教过我，但我对“穷人”还是偷偷地怀有敌意。
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紧紧拴在一起，家庭则带着全部的本能隶属于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和利益，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东西，一些垃圾。是的，即使在教堂里面，我也用这样的口吻跟穷人说话，像对一位病人，他该对自己的病承担责任，因为他没“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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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之后，我跟家庭教师一起复习拉丁语，读几页历史，背几段《托尔迪》，或者划拉几篇匈牙利语作业。尽管我在笔记本里就“奥朗尼·雅诺什笔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写了三页，但我对奥朗尼·雅诺什依旧所知甚少，对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说诗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后，我练一小时钢琴，或字迹工整地将头一天课上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做的听写练习誊写一遍；假如下午还能剩下有阳光的一个小时，我要出门“散步”。这种规定的散步，要比在学校上课更令人生厌。不论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点半起床，七点钟必须参加弥撒，八点到下午一点听课；有的时候，下午也要去学校上美术、声乐或体育课。我们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那么紧张，就像在战争时期服军役。在每年的复活节和九月份，我们得到新衣裳。在圣灵降临的前几天，母亲到当地的廉价商店为我们选购新衣，虽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从来不能苟同她的“实用眼光”。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许我根据自己的眼光买一双“我想穿的鞋”；午饭后，母亲递给我一张面值五十克罗那的钞票，当晚，我买回一双在我们城里所能找到的“最贵的鞋”：不是我们平时常穿的那种系扣的皮靴，而是一双明黄色、系带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总共花掉四十克罗那。母亲一看就气哭了；这双鞋成了能让家里人唠叨几年的话题，就连远房的亲戚们都摇头叹息，说我如果不赶快改好，“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的确，我自己也很着急，惶然无措地这样觉得，“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我努力在家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弹琴，背书，忍受无聊。家规严厉，不可逾越，我们只能俯首帖耳，像蜂巢里的蜜蜂，被夹在六角房孔的蜡墙之间。终于有一天，这曲田园牧歌结束了。
有一天早晨，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十四岁。
第四章
1
出走之前，我待在大姨家的庄园里避暑。她的领地并不很大，大约有一千英亩的耕地和草坪；庄园建筑颇具贵族气派，有着希腊式廊柱、宽敞的门廊、金属框架的高大屋顶和门前的大花园。马车穿过茂盛的槐树林驶进庄园，透过掩映的绿树丛，一幢白色廊柱、“士绅帝国”风格的庄园建筑展现在眼前，富丽堂皇……我每次到达时，都会为眼前的景色怦然心动；马车夫穿着威风凛凛的骑士盛装，悠然自得地高高坐在轿厢的前沿，驾驶着姨父精心饲养、彪悍健壮的骏马；庄园铺满了嫩绿的草坪，花园里玫瑰花盛开，在白色立柱的门廊两侧，是两道野葡萄藤构成的墙围，一家人和络绎不绝的宾客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吃早餐、喝午茶或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里打牌。我为有这样“显贵”的亲戚感到高兴；这幅欢乐的场景，向来人流露出安逸无忧的和平与富有。姨父是一位出色的庄园主，一家人靠着一千英亩领地的收入过着阔绰、舒适、社交广泛的生活。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园的房间，许多房间一字排成平行的两排：起居室设在有防雨檐的门廊一侧，掀起玻璃珠串成、一碰叮当脆响的门帘，客人走进空气清凉、光线朦胧的会客室，左右两侧是卧室、客房和餐厅；房子的后部也有一条设有许多房间的狭长走廊，沙龙厅里摆着黄色绸缎包面的家具，没有人记得有谁曾在那里待过；这里还有台球室、音乐沙龙和狩猎厅，狩猎厅里陈列着长矛、火枪、古代兵器和现代猎枪。家里的孩子们从早到晚都抱着猎枪反复擦拭，上油；子弹也是我们自制的，火药就像别人家里的烟丝在房子里撒得到处都是，子弹匣敞着放在抽屉里……庄园里的日子宁静而杂乱地流逝着。透过房间的大窗，可以从各个角度清楚地眺望园中葱茏茂盛的古树；夏天，我们经常在外面的花园里用早餐，在巨大的椴树下，离马蜂窝不远；这里的一切都气味芬芳，即使一连几周的喧哗也打搅不了这曲田园牧歌，尤其在夏季，大花园浓妆艳抹，争奇斗艳。我在乡村居住的头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了不真实的幸福记忆。那是在夏季，风和日丽，繁荣而肆意，时值暑假，好几个星期我都沉浸在儿童时代浪漫抒情的氛围里。即便如此，我在那个夏天还是感到焦躁不安；过不了多久，家人就会迫不得已地对我“严加管制”。我感到头顶的天空中乌云密布；后来，突然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大姨总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儿子，他们对城市来的亲戚表现出毫无掩饰的惊讶和蔑视；那年夏天，我十四岁，我知道很多乡村孩子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东西，但我不能把小麦跟大麦区分开，乡下的表姐弟非常瞧不起城里人的无知。我们整天扛着枪在附近玩耍，有一次，当我们在农田里行军，姨父的猎枪在我手里走了火，险些击中表弟的脑袋；男孩一步跨到我跟前，朝走火的方向点了点头；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没太在意，在父母面前更是守口如瓶。几天之后，大概只有十岁、生性鲁莽、少言寡语的表弟端起猎枪冲他母亲瞄准，险些击中她的脑袋；现在我都不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中止了这场死亡的悲剧；这些在乡村里抱着枪长大的孩子都很会用枪，肯定是命运的拯救，当他瞄准母亲脑袋的时候，在最后一刻出于神奇的本能抬高了枪口……“现在我让妈妈的脑袋开花！”他咧开嘴角顽皮地笑道，随后端起猎枪，扣动扳机，子弹出膛。子弹从大姨的头顶呼啸而过，射到墙上，一大块墙皮应声掉下，灰土四溅。后来，孩子们一口咬定（我们相信了这个无望的辩解，因为我们不敢相信会有别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给猎枪上了子弹！在大姨家里，即使小孩子也算正式的猎人，家规里面严格规定，打猎后必须擦枪，假如谁把枪上着子弹挂回到墙上，那是不可想象的罪过，是严重违纪……不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孩子向母亲开了枪。这是两桩不幸事件，我至今想起都毛骨悚然，很长时间我不再碰枪。男孩们受到惩戒，我们有段时间被禁止摸枪。虽然，那恐怖的瞬间已经过去，但惊悚和焦虑留在了我的神经里；田园牧歌一去不复返。我开始哀吟，感受到了危险。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段童年爱情的记忆和气味向我投来朦胧的晨光；女孩的面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她大约与我同岁，我们接了吻。她穿着新洗过的、还带着肥皂味的棉质衣服，是一个活泼好动、一惊一乍的青春期少女。她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在一天下午的光线下，我们俩走在麦茬地里——我已经二十年没再说过这个词了，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是的，在收割之后，我们走在麦茬地里，穿着薄底的凉鞋，女孩走在我的前头，她不时弯下腰，好像在地上寻找什么。天空阴暗，呈紫罗兰颜色，大概在下午三点左右，热风拂面，四周弥散着朦胧、不祥的光线，我嗅到甘草和泥土的味道，刚刚割好、随手堆成的草垛散发着轻微的尘土味——就在这个光线下，女孩突然朝我转身，将滚烫的小脸贴向我，用耳语的嗓音冲动地说了几个奇怪而紧张的字眼。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她爱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也属于那几个星期我呼吸到的空气的一部分；或许我想再次唤醒那种兴奋的体验，重温生活中转瞬即逝的难得瞬间。过了很久之后我才重拾这段记忆，回味生活中那个令人晕眩的重要转折，看到那难得瞬间的反光；我看到了午后的阳光，看到热风将隔壁紫花苜蓿田淡紫色的草场吹得波浪起伏，我被幸福和紧张的情绪捕摄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有什么马上就要结束，也许是永远结束……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在滚烫的风里喊着烦躁不安、无法理解的话。我只知道她是镇上一位地主的孙女； 他们没有庄园，她的爷爷像是从旧日历上剪下的人物，或从《完美的养蜂人》中的某一章里走出来的，整天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饱受风吹雨淋的阔檐草帽在水果树间走来走去，在茅草棚里鼓弄这鼓弄那，用晾干的驴粪在蜂巢间烟……
希迪凯站在槐树林边向我们挥手。希迪凯是当地合唱团的女歌手，她的来历早已隐没在家族神话的迷雾里；她在大姨身边生活了几十年，肥胖、可怕的脸上长满了肉芽似的黑雀子，嘴唇干裂，集女管家和女伴的角色于一身；她从早到晚待在厨房的蒸汽里，煮水果，熏肉，但在家里她始终还是“合唱团女歌手”，一位误入家门、需要道歉的陌生人，但为什么要道歉？……上帝知道。我们回到家时，镇上的神父已经跟姨父一起坐在门廊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生性傲慢、长了一副亚洲人面孔的匈牙利人，他上身前倾，塌鼻子几乎要碰到纸牌；放在桌下的冰匣里镇着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他们在跟我夏日女玩伴的爷爷一起打牌，即使打牌，老人也不肯摘下那顶农夫本色的阔檐草帽……这位神父在镇上和家庭生活里扮演着让人不安的重要角色。他是一位颇具演员气质的人物，头发过早花白，在他被日光晒成古铜色的年轻的脸上，一双带着讥讽眼神、激情燃烧的黑色眸子炯炯有神；他有着多血质的不羁性格，大概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人。那个时候，他就为农民做了许多事，站在老百姓一边，因此有不少人怕他并在主教跟前告他的状。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痛不欲生的戏剧性时刻时，这些人都充当了龙套演员。
2
拨开迷雾，我对那次意外事件的具体细节，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打击从天而降，完全把我击垮了；“情景”在大爆炸的惊愕中碎成了片片瓦砾，我后来一直都在疯狂搜寻。就在那一刻，在我周围逐日堆积、悄悄储藏了很多年的大量火药突然引爆了。
我开始扯破喉咙嘶声大喊，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当时我已经十四岁，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健壮少年）朝一扇锁住的门猛撞。我的疯狂发作没能持续太久，我就变得精疲力竭。外面院子里没有人说话；我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之后，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对这几分钟记得非常清楚。随后，之前的情景又变得模糊，“感受”的记忆变得破碎不全，有一些瓦砾永远不会找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从房间里出去的。是有人开门放我走的？还是我从窗户爬出去的？……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永远而无奈地从这里逃走，逃离这个家庭，远离我的这些亲戚；我万般无奈地这样思忖。我想，其实我很喜欢留在这儿，希望发生某种奇迹；但是我知道，奇迹并不存在，现在，我必须一个人孤独一生。我穿过花园，从容，镇定，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使我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不存在回来的路。或许，只存在虚假、强行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能够逐渐让我找到生活的平衡并维持与家庭的关系。大多数人会为这种逃离痛苦不堪，但也有不少人较为幸运，较为顺畅。穿过花园时，我的内心已非常平静，仿佛清楚地知道，没人能有力量拦住我的去路；我怀着某种怪异的目的性，因为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而是想要离开这里，不惜代价，不顾后果。花园里空空荡荡，一家人不是钻进了果林，就是去看蜜蜂；我沿着国家公路往前走，大概上午十点钟，八月末，骄阳似火；麦田里已经收割完毕，脱粒机在离农田不远的地方轰鸣。我就这样走到了天黑。
我大踏步穿过了三座村庄，下午在一个村子里，曾有位年轻神父叫住我，他是镇上的神父，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我简单回答了他的提问，并跟他一起坐到神学院门前的一条长椅上，我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他措辞小心地刨根问底，并打来一罐水让我喝。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向他伸出手说，现在我得走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后来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宪兵。）他送我走到院子的栅栏前，并没挽留我，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走出很远，都能感到他投在我后背的目光；我丝毫没有因为遇到了他并跟他聊了一会儿而感到不安，我在自己身上感到一股无人可以战胜的力量和平静。或许，那位神父在送我走时，他也给了我某种安全感；我想，他肯定惴惴不安地目送我很久，无奈地盯着我的背影沉默不语；他肯定没立即去找宪兵，而是过了很久，才到镇上的哨所说服他们派人追我。或许，我的样子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疑，一位绅士打扮的少年，没带行李地穿过村庄，因为要赶到哪里“有事要做”……我内心的平静，能够征服路遇的所有人；没有人问我这是去哪儿，也没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或为什么上路……晚上，我走进了森林。
离开姨父的庄园，我大约走了四十公里路，大步流星，时而奔跑。无论森林，还是黑夜，都没让我惧怕；任何恐怖之物跟白天发生的事情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途中好像还下起了大雾，四周朦胧一片，我能看到景物，还能看到几个人影；我隐约听到一位家教的嗓音，看到父亲忧伤的面孔，还清晰地看到母亲——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阳台上跟我玩。那是在郊外的一栋别墅，有个角落专门为我布置成“诊所”，我是医生，在一张卡片上写有我的名字，字母干硬如刺。另一个记忆，是我患白喉后作为礼物得到的一本图画书；当时我已经三岁多，但笨嘴拙舌，寡言少语，家人很难从我嘴里抠出两个词，他们以为我成了弱智，心急如焚地鼓励我说话；患病后我躺在床上翻图画书，有一次我突然喊了出来：“可爱的小猴子在这儿呢！”又是我母亲，我永远的母亲：有一次她生了病，病愈之后，她带我一起去了巴尔特法；我已经过了四岁生日，母亲在客房里躺了一天，交给我一项“成年人的”任务，要我去买寄信的邮票；早上我在小溪旁买了一块甜点，感到那么快乐和自豪。有一次，我们去卡尔斯巴德，天气闷热，我们的旅馆客房在庭院那侧，窗户开向狭小的院落，窗户对面是一堵防火墙，于是，我决定以后哪儿也不去，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比这里更漂亮，更好玩。还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深夜回家，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我躺在带铁栏的小床上，乳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在黑暗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大声哭泣，中了邪似的大声叫嚷：“猫和老虎会来的，你们谁也不管我！”就在这时，她在黑暗中俯身看我，脸色苍白……我一路听到的都是祖母的话，我搞不清自己怎么了，在哪里迷了路。我镇定地思索，仿佛朝着既定的方向；而我的目标只是，离开这里。假如一个人遇到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获知自己生活的真正方向，拐上一条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崎岖小路——一切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我心里清楚，这么走怎么都不可能走出去，漫无目的地游荡，早晚都会被人逮住，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我对历险不感兴趣，我并不想去陌生之地；只是离开家后，我在途中恍悟，郊游的意义不过如此。现在，不管谁做什么都已无法挽回，决裂已经发生，事实上我自己也无力转变。在这种境况下，谁都拿叛逆者无可奈何，一路上没有人挡住我的去路，他们只是望着我的背影，闪到一旁给我让路，像是躲一个杀人狂。现在事后回想，那几小时的游荡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远游。我在阴森的树林里平静地走着，好像对这里的路了如指掌，好像知道不会有危险，好像就是要来这儿，这里就是目的地。夜色明亮，空气潮热。后来，我遇到了几个烧炭工；不过当时我已在谵妄状态，不记得他们问没问我什么。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宪兵找到我。
两位宪兵和姨父用马车把我拉回家；这位长者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披着毛毯。他一路沉默，对我并没有声严厉色，但也没有安慰我。他们把我带进庄园的厨房，因为我不愿意进房间，不愿意见亲戚和表姐弟们。我在暖和的壁炉旁坐了很久，冷得打颤，用人们像巫师那样一声不响地在我周围走来走去。后来，我父亲来了，把我领走了。
3
在我的生活中并未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假如许多年后我们回忆过去，查寻某个对我们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起了不可逆转作用的瞬间，印证某次影响到我们日后生活的“亲历”或“意外”，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没有别的“悲剧”，只有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决定你是否留在家里，是否留在一个个更广义、更宽泛的改头换面的“家”里，是否留在“阶层”、世界观或种族里。当你只身上路，你知道自己从现在开始将永远孤独，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猎物，只有你才能够救助自己……当我逃出家时，我十四岁；从那之后，我只会在法定节假日才回家探亲，只待很短时间。光阴是奇效的麻醉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有的创伤好像都愈合了。但是过了很久之后，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它会出人意料、“毫无缘由”地突然复发，疼得令人难以忍受；之后再次麻痹，我们开始若无其事地谈别的话题。我很想把真相写下来。我是那么依赖于真相，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人离不开药物一样；真相也许会杀了我，也许能帮助我；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担心失去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心灵秉性和命运蹉跎而责难任何人。
痛苦体验加速了这个反叛的进程。反叛从十四岁时就在我身上爆发，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周而复始地频频发作；我并且清楚，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会这样。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
创伤很早就已经发生，也许是我继承来的，从前生前世……有时我甚至这样想，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人们生活在混沌之中；有一天云开雾散，但光明已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在某一天出走，并且“毫无缘由”地出走，逃离殷实、安全的家庭，逃离温暖的小窝，逃离潮闷、甜蜜的藏身处和自己的归属，而那个归属从在母亲子宫里就已然开始，并从那时起始终呵护并掩护所有忠诚于它的人：在家庭中，在扩大到阶层或国家概念上的另一个更广义、更宽泛的“家庭”中。你只需要留在那儿，只要你不跨出那个魔法圈，就会从你的第一次心跳开始，有一双慈爱的大手喂你吃饭，帮你穿衣，替你担负责任，给你遮风避雨，一直到你的最后一次心跳……为什么有这么一种人，他们非要挣脱安全感，非要逃离对温顺的生命来说阳光普照、悠然舒适的桃花源呢？有一天上午，我逃离了姨父的庄园，不想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那里、在自己家里——再找到我。有时候我真的认为，或许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这是“劳动”代价……世上没有东西可以不劳而获，即使这种作为创作氛围与前提条件的痛苦，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幸福也不会被无偿地赐予。作家的工作——无论质量如何——要求我们比普通人具有对生活更敏锐更警醒的心脏、神经和意识。没有挑三拣四，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人能跟“狂热”讨价还价，这种狂热被别人称为“献身”，可被贴上各种可爱的标签；不管把它叫得多么赤裸，多么粗鲁，在我看来，它都是狂热……“幸福”的人不讨价还价；幸福的人就简简单单地享受幸福。我从来没被“幸福”诱惑过，从来没把它视为某种能够有条不紊地接近的生活目标；反之，我有一点蔑视它。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举止是病态的。只是，一个人很难“用明智的头脑”理解摆在面前的东西，很难理智地背弃生活“阳光的那面”，先是背弃家庭，而后背弃那个由家族团结打造而成的富裕、兴旺、温馨的生活群体；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只需坐享其成，只需跟这个庞大的家族，跟这个与生俱来、我原本归属的阶层和睦相处……在生活的另一面，我肯定会有张写字台，会有比现在更舒适的家什、更幸福的日子，会有多么美好的亲情、财富和记忆等着我啊！但是有一天，我踏上了阿索德的国家公路，这条路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有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或许这条路还是通向哪里。当我偶然地想到自己时，我能感觉到有少数者存在，感觉到我跟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感觉到他们的命运，即便散在天涯，他们也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会跟那个田园诗般祥和有序的庞大群体、阶层或社会进行决裂，并毫不理智地投身于毁灭性的冒险之中？……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地球上好好地活着？当然，当我沿着阿索德国家公路逃离家庭，在外流浪时（不仅逃离了直接或狭义上的家庭，还逃离了从种群、阶层等其他各种意义上界定的大家庭），我并未用这种富于诗意或演讲般的措辞表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默默无声、充满惆怅地在我胸中响起。一直回响了二十年。我嘴里经常谈别的，但我无时无刻没有听到它。
有位作家曾这样劝导我，不满足和不安分是西方人讨厌的通病。有个女人曾告诉我说，这是“作家职业病”，不让精神追求者去享受另一种他本来能够得到的满足。也许，我是作家。这种逃离的欲望从那时候开始就伴随着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我身上爆发，炸毁我的生活框架，使我陷入丑闻之中，卷入痛苦、艰难的漩涡里。就这样，我后来逃脱了家人为我指定的职业；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婚姻；就这样，我投身一次次的“冒险”，有时我又逃避冒险；就这样，我逃避情感关系，逃避友情；就这样，我在青年时代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从已经熟悉、习惯了的气候，逃到他乡的陌生气候，直到这种永远没家的状态变成我的常态，我的神经系统适应了这种危机的处境，但又出于某种人为的“自律”，我最终开始工作……今天我仍旧这样过活，两列火车，两种逃跑，在两次“逃亡”之间；好像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时，正走在内心深处哪条危机四伏的冒险路上。我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4
家庭会议，决定了我的迁居；他们要把我送到布达佩斯上寄宿学校。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只有我父亲反对。我自己坚持要走。我非常乐意离开家庭，我自然这样想象，我已跟家乡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父亲永远平静沉稳，他是家庭的牧羊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想方设法地极力调节，试图恢复失衡了的家庭重心，但他最后伤感、绝望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已经破碎，破碎的瓦砾已经失去了拼贴的意义。暑假结束前，我俩一起去了首都。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把什么人丢在了家乡：我童年时代一个柔情似水、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朋友，也许他是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唯一朋友。那是男孩间的第一次友谊，是一段多么纯洁、永远不可能重复、任何关系都无法弥补的历险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未能获得那种我曾从童年友谊中获得过的感受。家人的忌妒心、荣誉感、价值观浸透到我的情感中，即使爱情的痛苦而热烈、多愁善感、虚幻失真的高烧状态，也不能像那段既无利益关系，也无客观目的、仅仅出于善良与真挚的罗曼司那样带给人平和与温暖，那是一段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的友谊……谁也没有等待什么，甚至未曾期待忠诚。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情感，一起散步了许多年，就像在某种风和日丽、永远晴朗的气候里。我的第一位朋友是一个极其敏感、天性善良、内心纯净的男孩。在青少年的敏感期，这段友情始终伴随着我们俩；成年之后，我们的关系开始恶化，但那也是我故意为之，因为那种关系变成了负担。有一天，我无情无义地逃离了他。后来，在我们“分手”之后，也是他率先跟我握手言和；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唯一的挚友，直到他死去的最后一刻。英年早逝，他离世时刚满三十周岁。
德尼，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但从不看重自己家族的声望。他的祖父母在附近租下一片土地，他父亲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并靠家产的利息生活。德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是疲惫、年长的父母很晚才生下的儿子；或许对这个晚得不成体统的新生命，家里人并未抱太大的热情。德尼是一个胖墩墩、慢性子、眼神惶惑的男孩。我跟这个孩子交朋友，让我的家人觉得有些意外；不过他们并没有反对。在德尼身上，一切都与众不同，令人感到陌生和躁动不安。他的父亲脾气火暴，像《圣经》里刻画的老朽人物，一天到晚坐在窗前，用怀疑的眼神监视我们的友谊，从不跟我说一句话；即使我跟他打招呼，他也只用愤懑的嗓音咕噜一声。我认识德尼时，他母亲就已经去世了，母亲的位置被他的父亲、孩子们和一位女伴以及走马灯一样数不过来的女亲戚们占据。我的朋友是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鳏夫身边孤独地长大，为父亲的财产感到羞耻，为老家伙总爱傲慢炫耀的富有感到羞耻。有一次，德尼用罕见的诚实和尖锐告诉我说，他们家不是“庄园主”，只是土地经营商，当时他还未满十四岁。
他是一个充满感染力的孩子，不仅聪明，而且有惊人的修养。当我连作业里的句子都不敢自己写时，德尼就已经写诗了……他爱读“现代”诗歌，是他第一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塞到我手里；阅读时，他持有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评论，非常鄙视我们同龄人喜好的那些娱乐。我们沉浸在文字里。我们俩由衷地对字母发誓，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作家或诗人……我们并不是幻想这个，而是由于我俩的相识，在心里萌生出这样的想法。我总是认为德尼比我更聪明，更“货真价实”。假若有一天我告诉他，在我俩的交往中，我为自己想象力的“低下”感到痛苦，他听了肯定会吃惊，不过我从没跟他讲过。他是一个怪人，比我更有修养，更具原创思维。总之，跟我相比，他这个人要好得多，耐心得多，也更有男人味。相识后不久，我就对这位小伙伴感觉形影难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严肃的、令人敬重的关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人们都能容忍我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耷拉下眼皮视而不见。后来他们意识到，德尼是我的“附体恶魔”；但那时我们俩已相互发誓，为了抵抗所有来自父母和学校的恐怖进攻，我们紧密结盟。
德尼在“文学世界”游刃自如，就像一位真正的作家；除了字母带给他的生活和满足之外，他一无所知。我们一起做文学游戏，就像同班的同学们玩警匪游戏……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从来就不曾是文学爱好者。一个人如何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过什么特别的“体验”促使我“下决心”当作家，他没给我灌输过作家观念，也没让我觉得自己在视觉、听觉和表达能力上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用字母记录下自己的思想，会成为自我表达的另一种工具。我觉得，自己十四岁时就已跟现在的我一样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了；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不会写，但我感觉到了读书是我表达生命的一种可能，我对文学这种乐器高度敏感；或许出于天性，就跟今天一样，即便我被怀疑、教训和无数次尝试搞得晕头转向，有过不少失误，但我总是抱着职责、使命的信念投入工作，总是惶惑不安，自虐般不甘于现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我觉得，我和德尼一起选择的起点有一点高；我们一开始就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藐视一切不“纯”的文学……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文学不只是杰作的总和；我们一点都不谦虚，彼此之间也不，所以很快出现了分歧。德尼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只写了短短的几行字，因为他什么都不敢开始，他对写作抱着宗教般的虔敬；当我稀里糊涂地开始给报纸写文章时，他不无忌妒地恳求我，就像一位僧侣恳求一位想要放弃信仰的同伴那样；后来，他不再搭理我……小时候我们玩“当作家”的游戏，并没有想到文章还可以有另外的写法。我现在觉得，我从刚一懂事起就为写作做准备，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工作，并不是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完成一件“大作”，即便这部作品并不完美，粗糙笨拙，充满劣质、多余的材料，但除了每次完成的任务之外，我努力把握整体，试图概观它的整体轮廓；但毫无疑问，“整体”始终隐在朦胧之中，无法看见……
德尼告诉我说，只可以用清晰的嗓音、喜庆的眼神开口说话。但是，我似乎直到今天，都被死亡的恐惧催促着，着急慌忙，开口就说。总之，他是那个沉默之人，在三十岁那年，在他想要开口之前。
5
父亲陪我去佩斯时，对我的态度非常好……在那些天里，他有目的、有意识地对我很好。我们投宿在布达的一家旅馆，十天后我才该去学校报到。我的勇气逐渐丧失，但即便如此，哪怕把天下的财宝都给我，也不能让我流露出一丝的惶恐。距离搬进学校、换上校服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牙齿打颤、满腹幽怨地等待那一时刻来临，仿佛要被关进监狱长期服刑。我们在城里走了一整天；佩斯既可怕又可恶，陌生得恐怖，大得无边无际，特别是那股“佩斯的味道”，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喧嚣，喜庆，就像一出舞台剧，如虚如幻，很不真实……我觉得，我的家乡（像一座微缩模型）是“更真实”的城市；只是后来才得到验证，我的疑惑是对的。这座大城市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贫瘠和乏味。以前我曾到过佩斯，在一次考试之后，父母带我上来住了几日，走了走亲戚；就是在那回，我们亲眼目睹布莱里奥特用铁丝捆绑的飞行器在拉库什区上空飘过；但是，那次难得的飞行表演并未能让我感觉到震撼，反正我觉得那很自然，我说，我见识过更加神奇的事情……但在这种失落中，缺少浪荡不羁的青春期狂傲；我没敢跟任何人谈这个，在当时，包括“奇迹”在内，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至少我觉得走在地上的人跟飞在空中的人一样神奇。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文学，敏感而高傲；我猜想在世界的后面隐藏着比现实更复杂的奇迹……在那些时刻，在我十四岁时，或许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位诗人。
我跟父亲一起度过了几天刻意为之的慈爱日子，就像一个人在温情脉脉、非常人道的疯人院里可能体验到的几个瞬间。慈爱的高潮是我们俩坐在马车上跑了一整天，坐在胶皮车轮的出租小马车上，两耳听到的永远是车轮柔软、清晰的吱呀声，马蹄轻轻踏在用木桩铺成的安德拉什大街上；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雍容显贵，我根本不知道居然还会有这样的生活……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这种殷实的生活感到自罪；这种“自罪感”，好像我对什么人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即使当我活得很好时（我是多么想“好好地活着！”），这种感觉也不会消失，会始终伴随我的余生。我不太考虑生活的彼岸，我不能解释这种自罪感；孩子们都是天生的“有产阶级”，直到生活迫使他们戒掉无尽的欲求。我贪婪地享受着这种优雅闲适的新感受——当时正值和煦的秋日，我们每天中午都出门到城市公园的豪华饭店用午餐，那里的人都认识我父亲，侍者们更是百般殷勤，我是多么地为他自豪！——与此同时，我还是觉得内心焦虑，惴惴不安，在这种贵族的奢华中，我既没有绝对的安全感，也不觉得像在家里那么舒适……父亲对博物馆百逛不厌，他让我选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佩斯的全景画展。整个佩斯在噼啪燃烧，到处蒙着一层石灰，每个街角都建了房子；在巨大、幸福、富裕的帝都，到处都在盖宏伟的楼宇，伴着噼啪的烧石灰声，庞然巨厦拔地而起。这里的匆促和忙碌，透着一股生意的味道；在佩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那座精美的小城，想起那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拱券式房屋。站在环路边杂乱无章、实用而呆板的居民楼前，我会感到心烦意乱，禁不住蒙羞地垂下眼帘……在倒数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去了“小马戏院”；我期待的是与众不同、可能有点出格的节目，但结果只有几只海狗和杂技演员登台，一位戴草帽、满月脸的大胖子唱了一句这样的歌词：“您看没看到布达佩斯的夜色？……”我当即感到有些鄙视。在佩斯，我始终要当“外地人”，从第一分钟开始，我就顽固地感觉自己是外地人，有意识地，带着一股羞恼的傲慢；这种感觉，即使今天在这座城市，有时也会突然袭来。
一天下午，我们坐进了出租车（当时城里已经开始跑第一批“的士”，它们像上足了发条的指针，吓人地在街上飞速蹦跳），我们驶向布达的寄宿学校。父亲一直陪我到最后一刻。我攥着他的手，哭了起来，毫无疑问，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办公室里，一位身穿黑色教袍的神父接待了我们，举手投足都带着官场的礼貌；这位神父主持这所寄宿学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青少年读物作家和经验丰富的教育家。从这幢高大建筑的会客室里，可以望见多瑙河和佩斯的一片灰屋顶的一角；房内的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相框，相框里摆放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学校资助人的照片。我的名字被写进一本厚厚的名册里，校长礼貌地跟我父亲寒暄，随后用一个聪明、干练、和蔼的动作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是在安慰我说：“嘿，别怕，不会那么疼的！”他打了一个含蓄的手势，表示现在是告别的时候了……父亲把我搂在怀里，我立即无措地举目四望，仿佛大难临头，已在劫难逃，他已经没有办法救助我了！我惊恐、诧异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环视了一下房间，黑衣神父已经坐回到写字台后，点燃一支烟，缓缓吐了一口，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礼貌语调说：“我了解你的一切。以后我会注意你的。”他这话里并没有威胁，而是宽慰。随后他伸手按了下桌铃，将我交给了一位学监。
我们三十五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两个年级的寄宿生在同一幢楼里学习、住宿，只在用餐时才聚在一起，在一个能容两百人的大饭堂里。我被编进了五、六年级；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消灭“我的早熟”，要么就是，那位“了解我的一切”的神父想让我害怕他们？高大的寝室内有两排床铺，有一扇门通向盥洗室，那里有六七个水龙头和洗漱池；在大厅的尽头还有一扇门，从门后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口朝屋内窥视，在一盏蓝光的夜灯映照下，可以监视睡觉者的一举一动，值班的管理员睡着了……学监为我安排的床铺，夹在两个六年级大孩子中间；其中一位是帕普的伯爵，另一位是佩斯州大庄园主的公子。年轻的学监把我带到集体工作室，告诉我哪张工作桌是我的，然后把我一个人丢下，扬长而去；偶尔有几名学员走来走去，扫地，拖地，收拾卫生，三天后我们就要参加圣灵节活动，在那三天里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新生们可以不受作息时间制约在院里和教室里玩耍，了解这座大房子的秘密。我走进工作室，坐到指定给我的桌子前；那是一张有衬垫、装饰繁复的雕花木桌，抽屉上染有墨水的污迹，桌子离窗户很近，窗外正对的是眼看就要坍塌的楼房庭院和只有仆人们进出的走廊——在漫长的囚禁中，我不知道多少次眺望过那座摇摇欲坠的兵营！——这样的桌子在房间里摆有三十多张，排成军人的方阵；与其说是住宿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更像是军营。我看不到任何彩色的斑点，连好看些的家具、适合插在乡下花瓶里的野花也没有；我在楼里穿行，每层都有两间教室和两间寝室；我在一间大厅里发现了一张台球桌，带栅栏门的橱柜里摆满书籍。没有人搭理我。“老生”们的脸上表情迟钝，带着青春期的颓唐，他们满腹戒心地观察我；失落、伤心的我，在他们眼里也许很可笑。是啊，半年后我也会变成他们那副样子，当新生入校时，我也会变得态度冷酷，脸上带着傲慢的淡漠。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像是在医院里。我在寝室里找到我的包裹，于是把东西掏出来；走廊里有一排编有号码、可以上锁的狭窄立柜，每个橱柜里都塞了被褥，味道难闻，好像洒了消毒水，或是某种石碳酸。眼前的现实令人绝望，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跟学员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心里都感到焦虑不堪。我坐到自己床上，坐在光线变暗的寝室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在楼下花园内，有几名“老生”正在踢球，我听到军令似的喊号声。我心怀厌恶地看着陌生的床铺，怔怔地望着无情的人群，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生活，睡觉，思考，永远不会再有独处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冷颤。在昏暗的屋内，有个人一直在晃来晃去，站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身体羸弱，我看到一张苍白的面庞微微发光，有人用非常平静的抱歉语调说：“我是克莱斯；但今年我将做私教学生，因为我病得很重。”他用冰凉、柔软的手指握住我的手。
6
生活有时是友善的；在危机时刻，总会有一个个克莱斯站到我身边，他迟疑着送给我几句语调平淡的话。克莱斯在班里不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孩子，大概跟我同岁。疾病有着某种古怪的优雅，仿佛疾病使他变得格外高贵……他已经是“大孩子们”的同学了，但他父母始终给他穿系带式、掐腰的丝绒衣服；他的手，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那么不真实、不健康和细腻的洁白；请想象一下，与这种肤色相配的，是浅蓝色的眼睛、浅黄色的软发（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铂金色”）和长长的睫毛。在总是一眨一眨、有点发炎的眼睑下缘，深褐色的雀斑十分醒目。他走路很慢，抬手的时候也小心翼翼，说话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流露出生性的拘谨和多虑，让人联想到一件异常贵重的瓷器；我惴惴不安地拿眼角瞥它，担心自己坐下或走动时，一不小心会碰碎它……克莱斯是个数学迷和病秧子；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数学和疾病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他的兴趣而言，学校作业、孩子娱乐、周围环境和我们的玩具，一切都排在第二位。他患的是血友病，很容易出血；谈起疾病，他总是态度客观而专业，郑重其事，一板一眼，满嘴都是医学名词，像一位年轻医生谈论第三者的病症。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有血友病；偶尔提到文学，他知道左拉的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里有一位小主人公就患这种疾病；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语气严肃、不带悲剧色彩、态度客观、格外热心地讲解血友病的症状、治疗方法和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血友病将克莱斯跟全班人隔绝开来，日常的生活起居，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量力而行。他用那双总爱眨动、有点炎症的眼睛无比严肃地关注周围的一切。克莱斯从不匆忙，不惊慌失措；他在生死之间漫步，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好像他有大把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来得及做。我后来意识到，他在第一天晚上对我的友好，并非出于温柔的同情心，而是出于某种含混不清、突然产生的情绪；他只是想找一位同伴，一位有理解力和求知欲的同伴，他想跟他讲述几个关于自己疾病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他几乎全都讲过，但有几点新发现。他对自己疾病的长期观察，就像对待一个宇宙或人类的核心问题。这种客观上的自私，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命。他用佯装出来的兴趣听我讲述我的怨艾和我的观点，就像一个成年人听孩子的抱怨。克莱斯以某种与众不同的、单向的端庄方式，在疾病中提早长成了“成年人”；关于生活他一无所知，但是却能跟死亡知根知底地和睦相处；他用一种慎虑的淡漠谈论毁灭，他那缓慢而单调的语气，就像谈论某个让他熟悉得生厌的话题。我始终未能完全弄清，数学——克莱斯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跟他的疾病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联，一个是源于另一个的结果，疾病成了数学的前提条件，两者密不可分，至少是对克莱斯来说……有的时候我很怕他。不管怎样，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寄宿学校里，他是第一个用人的声音跟我说话的人。
一两天之后，我明白了：我是这个社会无足轻重的贱民，我是排在最后几名的一个倒霉蛋，一钱不值，狗屁不是。我即使用从不懈怠的挣扎和随时随地的留心、谋算、龌龊和铤而走险，也可能只会一时半会儿地被别人忍受；对于平等，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寝室里的“编制”满员，我们以军人的速度脱掉衣服，爬上铁床；学监踱步走到两排床铺的中间，扫了一眼那些不情愿地钻进被子、姿势僵硬、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新学员——关上灯后，夜灯亮了，蓝色的灯泡照在三十五个孩子头上，我意识到，我被关进了笼子，在冷酷无情的监控下，如果我想活着出逃，怎么也得睁大眼睛……我意识到，家庭不再保护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得不在“社会”上生活；这个“社会”，就是睡在我周围的这些不同寻常、散漫不羁、既可向善也可趋恶的个体生命，无论他们醒着还是睡着，白天还是晚上，每分钟都被一个高高在上、强大无比的意志所监视、敲打、警告、处罚、驯服。那天晚上，我一分钟都没睡着。我暗下决心，要动用自己的全部本领，小心，谨慎，但绝不投降。接下来是一段艰难时期，只有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时光，我才能以苦涩的教训与痛楚为代价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首先我必须学会的是，人与人之间毫无因由，甚至毫无目的地利用一切机会冷酷地相对；这种习性来自我们的天性，对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对新学员来说，开始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正式的、受到监督的、在上层权力的犀利目光下生活，这种生活相对放松，还可以忍受；另一种则是无影无形，隐蔽难测，由幼稚的利益、力量、突然冒出的邪恶以及亲善的能力构成的。这已不是“帮伙”式的幻梦生活，绝对不是，我一下子跳进了齐颈深的血与肉的“社会”沼泽——我们总生活在同谋之间，眼珠乱转的虚情假意，从不松懈的“卑躬求乞”，哪怕是在两个人之间；这种坚忍不拔的努力，实际上只是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造作表演，为了在罪犯之间加强亡命徒的威信，对于这种威信，即使再大胆的家伙也不敢违抗。敏感而复杂，总之，我从上等人家孩子的个人生活，一头跌落到“拳头法则”的世界里。很快，我学会了使用我的拳头。
7
当然，我忌妒克莱斯和血友病，忌妒他能够跟周围人保持距离，能够受人尊重地作为局外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不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每天下午，他跟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学习，而且学多长时间看他自己的情绪……我们其他的孩子，则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学习，像机器人一样睡觉、游戏。不管我考试考得如何，身上都像奴隶一样披着锁链。清晨，我们在盥洗室里站成一排洗漱，之后在学校小教堂里做弥撒，早餐后是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上课，洗手，在一个铺着油布桌巾、能容两百人的餐厅里吃午饭，一小时的游戏时间，在神父的看管下，三小时背书，一小时散步，七点半吃晚饭，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最后在管理员的监督下脱衣上床……有时下午，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博物馆参观，每个月可以去一次剧院；萨奇瓦伊，就是我在国家剧院里见到的，他在台上扮演李尔王，吓人地吼叫，眼珠乱转。我们像王子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内；学校很注意自己“尊贵”的名声，他们为我们购买国家剧院和大歌剧院底层包厢的戏票；我们穿着民族盛装，戴着白色手套坐在包厢里；抹着头油，一副绅士风度，看上去就像青年军官。平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出门上街，我们全都身穿制服，披着军官式的斗篷，上面点缀了一大堆金黄的饰穗，下穿黑色长裤，头戴有帽檐的军官帽，活像鲁道威卡军校的士官生；星期天晚上，当我跟茹莉表姑一起沿着布达的街道往家走时，步兵们经常在黄昏的天光下向我们致意。在学校里我们也穿制服，俗称“小波兰服”，做得跟军服一样笔挺，让人觉得不自在，只是没有那么多金光闪闪的穗子罢了……穿着制服，我们也自觉很高贵，像陆军中尉那样潇洒帅气；我们蹩脚地敬礼，步兵们也迟疑不决地向我们致军礼；我们在裁缝那里定制了一顶“特殊”的帽子，就像军官们戴的大檐帽。
在这所学校，走读生也都经过挑选，住宿生里有不少都是大人物的孩子。不是来自贵族、名门，就是像我这样来自富裕的市民家庭。每天晚上，“吸烟室”（管理员允许五年级以上的孩子们在午餐和晚餐后吸烟）变成了元帅府，他们分别以勋爵、骑士、伯爵或帕普伯爵相称，挨个审查每个人的出身，连祖辈和曾祖辈也不放过；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谈别的，直到确定了每个人的头衔……从那之后，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等级。我不难理解那位当屠夫的德热舅舅，还有当过军官、后来在咖啡馆里弹钢琴的埃尔诺舅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当我列数了上百位家族前辈，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在元帅府里，大家对我的“奥地利贵族身份”颇感兴趣，我因此得了一两分，社会地位有所好转。但即便如此，我也站在后台，站在群众之间。
在教室里，在最后一排的墙边，坐了一位神秘、内向的年轻人。我只知道他准备当神父。起初，我试图跟这位年长的（十六岁）男孩交朋友；但跟所有人一样，他对我一口拒绝。态度冷漠，甚至用惊诧、羞恼、讥讽的语调跟我说话。没有人对他有更详细的了解；教师和学监们也认为他是我们中间较懂事、较成熟的一位……他不跟任何一个男孩交朋友，他跟文学教员一起散步，在大花园里背着手，表情严肃，踱着老气横秋的步伐。即便如此，我还是被那个门窗紧闭的傲慢心灵所吸引。我感受到他内心的叛逆，这是一个永远的敌手。如果我跟他打招呼，他会礼貌地回敬，由上到下打量我一眼，然后身子一晃，闪到一旁。他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一个固执、狡诈、充满野心的修道院院长；当时我还没有读过于连·索莱尔的故事，后来当我翻开那本书时，字里行间都能看到那位少年朋友狡黠而聪颖的微笑……他孤独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位成年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噢，这些沉闷、空洞、令人烦躁的星期天下午！楼道里已空空荡荡，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整整一天，我坐在吸烟室的窗前望着佩斯的楼顶出神，天色已经逐渐变黑！——就在我这样发呆的时候，这个古怪的家伙出现了；当我意识到他正走近我时，他已经一声不响地在我背后站了好久；我回过头来，在昏暗的光线中辨认出他的脸，我下意识地向他伸过手，那是一个热情、友好的动作。他抽回手，开始哈哈大笑……他慢慢从昏暗的教室里退出去，退到门槛时，仍很不友善、充满讥讽、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二十年后，有一年夏天，我在布达的一家饭馆里又听到了这个笑声。我可以肯定，只会是他；我慢慢转过脸，看到一位年轻神父坐在一群中学毕业生中间，高昂着脑袋，打着夸张的手势坐在餐桌的主位，半张着嘴巴哈哈大笑。笑声刺耳、可怕。我们的眼神碰到一起，但他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赶紧付账，离开了那里。
8
病号住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就跟监狱里的囚徒一样，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想方设法能住进医院。在那里，修女们为我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给我们烧饭；只是病房负责人是一位趾高气昂的护士。这位有着克里奥尔人皮肤、深棕色头发、嘴唇很厚的年轻女护士身穿制服和白色大褂，裹着浆洗挺括的白头巾，带着一股天下第一的风骚味。谢天谢地，我有幸染上了腮腺炎，终于也落到这位女护士手里。我脖子肿大，敷着冷毛巾躺在病床上；医生每天来查两次房，病号们用虎口和中指使劲揉搓体温计，好让汞柱能在查房之前升高一些，当然，做这个需要格外谨慎，只能在被子下面，而且温度不能高过38.2—38.4摄氏度。
由于腮腺炎，我得以在弥漫着碘酒和醚味、暖和、潮湿的小窝里住上几天。在隔壁病床上诈病的，是一个跟我同乡的男孩子：贝尔茨。他在学校里已住了一年，属于上等阶层；我猜，他大概只比我大一岁。男孩家跟我家是世交，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他是一个性情粗暴、乖戾的男孩，喜欢做露骨的恶作剧；我们从来不喜欢彼此，但是现在都身处异地，所以还是试图交往，我有点儿怕他……小时候我对他就心怀恐惧。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们只在假期见面，现在我俩又碰到一起，不知怎么，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一些，也傲慢了一些，大概是受到德尼的影响，我感觉到内心蕴蓄着反叛，经历过另外的生活体验；贝尔茨恼火地意识到这点，他儿时的优势不复存在，我已经不再怕他，他粗暴、鲁莽的举止已经震不住我了。
我们在同一间寝室里睡觉，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每天从早到晚，我们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我怕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威胁，而是他对我所抱的那种毫不吝啬的冷酷。我战战兢兢地活在恐惧里，因为他有时会动用极其细腻的手段对付我。他不知疲倦地纠缠我，吓唬我，声音时高时低地让我不安。他是一个英俊、瘦高的金发男孩，梳着中分头，总用犀利、狡黠的眼神看世界；他装腔作势，但一点也不愚蠢；在班级里，在游乐场，甚至在寝室里，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总能感觉到他审视的目光。当时，我似乎成了他生活的靶子；我是他的敌手，送上门的猎物，他一旦抓住就不肯放手……他像一名侦探，到处搜集关于我的“个人情报”，有一天他威胁我说，他要向学监举报我，我眼前顿时漆黑一片；我感到的并不是意料之中的惩罚，也不是难堪和侮辱，而是发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存在这样一种毫不吝啬却很利己的残忍……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贝尔茨，总是他比我更强悍，更自信，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某种莫名的攻守同盟和一股“牛头犬”、“好小子”的安全感，为此我很忌妒他，有点蔑视他；无论在什么事上，我在他面前都会感到自己笨拙和无助。贝尔茨绝对“属于某个阶层”，属于那群“好小子”中的一员；我一旦凑近他们，他们就闭口不语，这些家伙们说的话，我即使屏息静气地使劲偷听，也无法捕捉到他们话里的真正含义；我猜，在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相互理解、总在行动、贝尔茨类的“好小子”，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者或重整山河者，不管怎样，他们最终“缔造”了一个让人感到惊恐、惶惑、不安的世界……贝尔茨很清楚，他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种种迹象表明，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他毫无用处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在人们中间传播疑惑和焦虑不安，一有机会就应该被追剿，被灭绝……他不知疲倦、精神振奋、坚韧不拔地肩负起了这一项重任。
贝尔茨的父亲是一位退役上校，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学校探望儿子。上校把儿子叫到会议室里，抽出皮带，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狠揍；揍完之后，丢给儿子一个福林并扬长而去。对于父亲的殴打，贝尔茨并不在乎，他掸掸衣服，就像狗抖掉身上的雨滴；但是他把得到的福林像战利品一样积攒起来。学校管理员每星期分给我们一次“零花钱”；就是这点零钱，他们也会作为教育开销记到本来就很可观的账目上。具体能给多少，我记不清了，一星期我们得到一两个福林，还是一个月？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偶尔发给的那点零花钱少得可怜，怎么也不够用来为单调乏味的住校生活增添甜蜜……“增添甜蜜”，这个词对孩子们来说一点也不抽象，低年级孩子用零花钱买糖果或棒棒糖，高年级孩子买烟草和名为《纸捻》的青少年杂志。我们都已经是半大小子，学校斯巴达式的膳食制度，即使你的肠胃细如芦苇，经常也会吃不饱；我们请“走读生”为我们从城里捎来解馋的零食，最受欢迎的是“泰尔苹果”，那是一种用巧克力和丁香混制、包着银纸的棒棒糖，再有就是夹着香草酱的维夫饼干……我们成天吃这一类零食；家境好或年龄大的孩子则会买一些更正经、更男人的东西，比如沙丁鱼罐头、咸面圈和猎人肠。贝尔茨经过细心盘算，用父亲给他的福林偷开了一个小卖铺。
他把写字台的抽屉布置得像调料店的货架，里面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让人看了肠胃蠕动的百味美食：酸鲱鱼、咸面圈、维夫饼干、水果蜜饯、风干肠，当然还有烟草和香烟。这个秘密仓库很快驰名校园。从新生到毕业生，各年级的学生都到他那里采购。“生意”完全按照贸易原则进行；贝尔茨必须以精心、周到的服务向顾客销售优质商品，如果有快要变质的剩货，他晚上自己抓紧吃掉，早晨补上刚到手的新货。我至今都不理解，这家伙中了什么邪？怎么会热心于这种小买卖？他是一个富人子弟，跟那些从他手里买东西的孩子一样，跟我们所有在这家贵得宰人的学校里读书的学生一样，他能从家里得到所需的一切；父母给他定做“特别”的制服，他也戴着白手套、身穿民族盛装坐在国家剧院的包厢里，坐在我们中间，他跟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同等的待遇，接受同样的管束，可贝尔茨还是喜欢做生意……他的杂货铺生意红火。全校学生都替贝尔茨保密，掩护这座秘密仓库，保护这条走私货渠道……贝尔茨精心储备的各种美食，不分昼夜地供大家随时选购。我永远忘不掉他那得意的神情，下午，在教室里，他狡黠的脸上做出无辜的模样，假装背书地趴在课本上，用奸猾的眼神窥寻“客户”发出的秘密信号；我们用复杂的莫尔斯电码告诉他，我们想吃“泰尔苹果”，还是想买五十克风干肠（更容易饿的家伙们，早在午餐时就提前往兜儿里塞面包），之后，我们以“解手”的名义离开教室，回来时，若无其事地从贝尔茨桌边走过，动作熟练地接过我们想要的商品并揣进口袋……每个星期六，贝尔茨结算账目（他有一本明细账，记得百分之百准确无误），手脚麻利地收回欠款。他在耳根后夹一支铅笔，搓着双手坐在商品前，听着我们的解释和抱怨，用得意的神情瞅着“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每笔赊账与开销……很遗憾，没过多久我也跻身于他的欠债人之列；我要花几个月时间承受自己轻易上钩的后果。
有一天，他站到我跟前，用讥讽、傲慢的眼神从上到下地扫了我一眼，然后瞅着别处，用不经意的口吻说：“我跟你们家很熟。我可以贷货给你。”这种仁慈出人意料，我满心狐疑，猜他没怀好意，在我手头的零花钱花完之前，我尽量跟他做现金交易。但是，我最终入不敷出，又实在忍不住价高物美的“泰尔苹果”的诱惑，终于第一次犹豫不决、心贪嘴馋地接受了他提出的贷款建议。没过多久，我对厚着脸皮向贝尔茨讨货已习以为常……午前，我要一整盒沙丁鱼；午后，我跟他讨风干肠吃；从早到晚，我几乎每小时都跟他要维夫饼干。他一本正经、有求必应地提供服务，并一丝不苟地用铅笔将每笔生意记到他红麻布封皮的小账本里；几天后，我拿着刚分到的“零花钱”，想跟他消掉一两福林的赊账，但他礼貌地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固执地跟我重复道：“我跟你们家很熟。咱们半年后再结。”贝尔茨的姿态是那么绅士和谦恭，给了我那么长的“贷款周期”，但“我跟你们家很熟”这句话，并不能让我彻底安心。半年过去了，圣诞节前，他带着冷冰冰的眼神站到我桌前，给我念小本上记的欠账。我欠了他一笔难以偿还的债款——好像超过了三十帕戈。“请在节前结清。”他用一本正经的平淡语调通知我。我的回答简短而强硬：“很遗憾。现在我也需要用钱。”
我真想冲他哈哈狂笑；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我知道，只要我耸耸肩膀告诉他，只管跟我讨债好了，不过他要明白，后果对他最不利；他跟我们做交易的秘密一旦暴露，不仅他的上校父亲会揍他，他还很可能会被学校开除……我俩四目相峙，心里都很清楚，这笔账不可能一笔勾销，我早晚得还……别的不说，贝尔茨不可能善罢甘休；在这场特别的角逐中，他胜利了，肠胃的脆弱出卖了我，我的嘴太馋，不是他的对手，我在贝尔茨面前像另一个人，总之我不得不还他钱。在漫长的几个月中，我在贝尔茨那里赊账要吃的，我们两个都知道，贷款的意义不过如此；贝尔茨抱着胳膊站在我面前，简直就像狡诈的威尼斯商人。
“用名誉担保。”他平静地说。
“用名誉担保。”我咬着牙根咕哝道。
“用名誉担保”，在我们有着封建特色的校园世界，这句话有着生死的意味。第二天，我们都回家过圣诞节。三十帕戈！也许在家里的银行，都没这么多钱……圣诞节过后，我紧张得已经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最终向父亲进行了忏悔。父亲把钱给我，并向我保证，他不会把这事说出去。贝尔茨一声不响地接过钞票，把它们捋平，揣进口袋，望着地板和我的鞋尖。出于愤怒，我浑身发抖，我满怀羞辱地黄着脸、咬着唇站在他跟前，无措地等着，不知道现在将发生什么。他的回应出人意料：他突然把头一扬，瞪了我一眼，做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然后拔腿跑掉。从那以后，我们俩再没有说过话。
9
寄宿学校……身穿囚衣的服刑者人影，像鬼魂一样排成鹅队踯躅蹒跚。手淫，在男孩子当中相当普遍。夜里，我们在寝室里忍受季节交替，面面相觑；下午，我们在教室里读课文或做作业，不时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挂着黑眼圈摇摇晃晃地回到教室。绝大多数孩子并不掩饰这种心病；两百多个年轻、健康、春情勃发的鲜活生命挤在这里，身体挨着身体，在危机四伏的青春骚动中，经常顾不得去想别的什么，唯有听从肉体的指令。
在高年级的走读生中，大多数是对住校生心怀同情的“佩斯孩子”，他们穿戴时髦，是年轻的风流子；他们已是不折不扣的男人了，头顶硬檐礼帽，泡咖啡馆，去电影院，把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恬不知耻地信口编纂情爱体验。我们怀着心灵的焦渴听他们的绯闻，我们既是囚徒，又是孩子，在学校纪律与青春期的双重危机中情感泛滥。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乐此不疲地活在虚妄之中，即便为了赢得再小不过的一点点优势，也能够转着眼球绞尽脑汁；只有凭靠被驯服的温顺、持久不懈的同谋般团结和警惕才能够取胜……我意识到，我被要求完成的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猴子的机灵和驴子的见识，还有被驯化之后牙关紧咬的顺从。我们很快就跟校方的权势，跟教师和管理员们议和了。但是，我跟大多数同学自觉自愿、心安理得地与之议和的那些东西始终无法达成和解，我实在无法接受那类令人难以忍受的热忱期待，那类低级、廉价的荣耀，那类令人不屑、狡黠奸猾的惩罚式肯定；与我们教育者的意图，与惩罚的事实相比，这一切更加刺痛并伤害我的自尊。“这是他们的工作。”当学监“警告”我们时，我这样想，并耸一耸肩……但是，受到警告的羊群更喜欢长鞭，是啊，他们像对忏悔一样充满了期待，遭到鞭挞之后，他们可以再无顾忌地投身那些甜言蜜语的小罪孽的怀抱。与严厉的校规校纪相比，同伴们更让我备受折磨。我怀着心悸和惊诧，不可思议地审视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游戏、他们的读物、他们的罪孽和品德；他们的一切都这般粗鄙，这般低级，无论“罪”与“罚”，都像纸牌游戏一样随便得令人羞惭……某种原始的“需要”在我体内反叛。我渴望别样的“罪孽”，并且乐意承受它们，假如需要的话，我还乐意承受别样的“惩罚”——但是，情况依然如旧……他们的快感需求、敌意的态度、靠不住的承诺、对罪恶感的麻木不仁和机关算尽、假情假意的野蛮羞辱了我。也许我口无遮拦，缺思少虑，但这使我在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得以远离各种各样矫揉造作的小集团；“假若为了自己的归属、平安、藏隐和被供养，我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我想，“那我还是不要为好……我更乐意孤身独处，遭人嘲笑、危机四伏地孤身独处，远远地观望，看他们如何逢场作戏，满足欲望，争风夺势。”这种惊恐的疑虑，很早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后来，即便生活的经验，也难以减轻这种最初的、令人困惑的惊恐。
逢年过节，我回乡探家，穿着盛装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或许正是这套盛装，这身“成年人”打扮，成为我年少时就在屈辱、卑贱的环境下失掉“童贞”的原因之一。圣诞节，我回到家中，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对我来说，真实的家庭场景已变得虚无。在筹备过节那几天，所有的一切都很“神秘”；然而，当母亲依然如旧地努力为圣诞节游戏营造出灵动、细腻的气氛，试图通过精心的策划让那些日子充满惊喜，我们已经是成年、世故的男孩子了；几乎每次在点燃蜡烛的那一刻，母亲都用阵阵抽泣释解身心的紧张，晚餐的时候，她早已精疲力竭，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节日的魔力总是一次次重现：我喜欢这些日子，仿佛母亲想用她手中并不完美的小工具，将永远闪光的“和平世界”的传说与善良人的童话焊接到一起。十四岁那年，我知道了成年人的“一切”，但仍然偷偷地等待耶稣到来。在那一年冬天，我牙齿打颤地回家过节，穿着军官式制服神气地走在小城河畔的林荫道上，从里到外都冻僵了，就因为我曾郑重其事地向学校里的一位朋友——泽姆普林州大庄园主的儿子发誓，我要在圣诞节假期做“那件事”。这位泽姆普林的男孩也不过刚满十四岁，在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去了州政府大街的一个“那种地方”，并且做了“那件事”。一连几个月，他都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可悲的英雄壮举，直到我发誓绝不能落到他的后面。我很难从那次因“蛮勇”造成的伤痛中痊愈；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才稍稍忘掉一些内心的忧虑与震惊；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未能摆脱这种惊恐的困扰，漫无目标地在大都市的街上徘徊，始终不敢放纵自己，不愿再去那些同龄人都争先恐后、乐此不疲地寻花问柳的地方，用那般廉价、肮脏的性爱泥淖解除恼人的性饥渴。我许下“誓言”，并凭借“蛮勇”做了那件事；之后留下了惊厥的记忆，那种令人痛苦、难以解脱的“罪恶感”，后来折磨了我许多年。
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去了鲜花大街；当时雪花纷飞，下午四点就天已黄昏。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凡士林、煤油和肥皂气味，并且烧得非常暖和的房间；关于那次造访，别的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我在女人那里待了几分钟，还是个把小时？……我想，我是闭着眼睛走进那个房间的，就像被送去做手术的人，心灰意冷，感觉置身于自身之外。随后，记忆立即变得灰暗，没有色彩，在任何金色的光芒下我都不能忍受在那暧昧的轮廓上投照感情色彩。过了一会儿，我重又回到街上，走在干净整洁、白雪皑皑、洋溢着圣诞氛围的街巷里，自我感觉糟糕透顶。回到家，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已经点灯，家人在装点圣诞树。我觉得自己非常龌龊，再次深深地鄙视“他的现实”。我感觉自己被人蒙骗。难道这就是他的“秘密”？多么粗鄙，多么下贱，多么可怜啊！十四岁那年，我失掉了童贞；此后多年，我都活在一种自愿、孤傲与羞恼的自闭之中。
10
那年圣诞节，我们是在自己家的“新房子”里度过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新房子气宇轩昂，大贵族气派，或许当时在全城也找不出第二栋；但我只逗留了短短几日，只是为探家。我想嗅嗅“家的气味”，我去了公寓楼那套老房子——父亲的办公室还设在那儿——站在一层的悬廊上，倚着“伯利恒”的栏杆俯看宽敞的庭院和隔壁花园里的核桃树；透过二层玻璃制造商家敞开的窗户，仍能听到屋里传出的钢琴乐声。
我不想在这儿描述“自己家的新房子”，因为解剖图式的再现乏味无聊。那里有十多个拱顶式房间，里里外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岩石环绕，传说般的喷泉汩汩喷涌；走廊的栏杆上藤蔓缠绕，落英缤纷，飘满庭院；门楣上有一块天然巨石，上面刻着家族的徽章。有一段时间，我在回家的头几日，总觉得在家里不舒服。站在院内，可以望到隔壁穷人的庭院和喧嚣的楼上；我们从“世俗的”的邻居们眼中，觉察到许多复仇的敌意。楼上住着一家加利西亚移民，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女孩们整日穿着又脏又旧的破衣裳在悬廊上转悠，嬉笑叫喊，在敞开的窗户旁捉跳蚤，在更衣时展露自己的魅力，不以为然地接待那些轻佻浮浪、走马灯般更换的求爱者……我父亲确实认真地想过，他想买下那间“窑子”，将“穷鬼们”从这条安静、纯洁的街巷里赶走；但是他们要价很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诅咒。“移民来的”姑娘及其家人过着喧闹嘈杂、动荡不安的生活；她们穿着花里胡哨的破衣裳，总在下午裹着披肩倚在走廊上闲聊，将小道消息、闲言碎语连同脏水一起泼进小城的阴沟，在邻居家的下水道里哗啦作响。可恶的邻居令我们家人束手无策；“硬挤到这儿”的城外流民让我们感到当面受辱，他们如此无端无礼地侵入到我们风雅、骄逸的生活中。那些欢快开朗、友善大方的“移民”女郎，我始终一个都不认识；但在我回家探亲的短暂时间里，出于难以克制的好奇心，我经常偷眼朝喧闹、不洁、粗俗的邻居家张望，只是由于受到某种虚伪的、“绅士”的羞耻感约束，才没有利用女郎们毫不掩饰的美意……我想，我必须跟家人保持一致，不能跟那群“俗人”站到一起；她们要是没有如此欢乐、顽皮、满不在乎、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孽海”该有多好啊！……我坐在藤缠蔓绕、大玻璃窗明亮的豪华客厅内，手捧着书卷，带着傲慢、回绝的神情翻看两本课外读物，并将充满欲望的眼神投向比吉卜赛人还要喧闹、身体丰满、俗不可耐、出于无限的满足与无辜而胡言乱语的雌兽们。我不能有失身份地接近她们，不能将家族的荣誉葬送在那些快乐的小妇人身上。从楼道到顶楼，我们家的一切都设计精心，不同凡响；我父亲被推选为律师职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城里的社会名流上门做客，庭院里的喷泉汩汩喷涌……我垂下眼皮继续看书，落寞无聊。
即便后来，这种市民阶层的团结意识也让我跟含混暧昧、许多迹象表明是卑劣和不洁但又充满了甜蜜诱惑的娱乐保持距离。有时候我这样想，跟“快乐”保持距离，也是跟那种忘乎所以、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保持距离；这种精神状态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时候，其代价就是我们要为激情付出“我们的声誉”……一个人将自己从阶层团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敢于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接受快乐，这是一桩复杂的任务。在邻居家楼上，在那片温热的“沼泽”里，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窃窃私语；这种在生活中渗透，但不是很诱惑，永远成不了思想，很可能不太洁净、不太健康，并非不具风险的状态惹人深思……我不能跟他们站到一起，因为在我们家的饭厅里，壁炉里烧的是原木，这样的壁炉全城能够有几座？……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其实壁炉并不重要。我对我们的邻居抱有某种隐秘、伪善，却也相当强烈的同情心。他们活得是那么快乐，也许并不快乐，只是勉强活着；他们每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吸满生命的能量，自由自在，并不需要进行刻意的团结。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宿命将这群无产者迁到这里与我们为邻；生活大概出于平衡的意图，使我在“命运的打击”之下，在布置得过度奢华的自己家里，跟花园、跟喷泉、跟从墙上飘落的五叶铁线莲、跟壁炉、跟十几间拱券式房间、跟刻有家族徽章的大门进行代偿性复仇。生活中没有那么顺畅的事，我们刚扬扬自得地耸耸鼻子，立即嗅到刺激性气味；我们刚舒舒服服地坐进各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家”里，隔壁就搬来一家叫声刺耳的无产者，那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在我们鼻子底下散发着泔水的恶臭和难闻的气味。我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但我认为，生活的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
在隔壁贫民楼里还住了一位“革命者”，他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原来是一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编辑和人民领袖；他编辑了一份周报，并在出版物中执着、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透过隔壁楼上的窗户，这位革命者自然能看到我们，看到女仆将资产阶级的午餐端进烧着壁炉的饭厅里，看到如何培养资产阶级后代；他不止一次将我父亲写进他的报纸。许多年后，这座小城也掀起了为时只有几周的赤色运动，仆人们丢下我们不辞而别；住在隔壁楼的居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那位“革命者”邻居的表现却与众不同。当时他已成为当权者，担任地方的人民委员，随时可以将我父亲逮捕入狱；但是，不用我们请求，他就派人送来了食品，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善心，他禁止他的任何同志进驻我家。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不曾被伤害半根毫毛。我们像是空气，无产者邻居对我们视而不见。
11
在这片风景里，有一段盛夏的记忆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真正的夏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后来我也许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夏季。我们在“班库”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度过了情感丰富、身心舒畅的几个星期；那几周的盛夏假日，没9９lｉｂ.t>给我留下任何误解或不快的记忆。
自从上了寄宿学校，我跟家人的距离为我在家中赢得了令人愉快的特权。我们无须明言就达成了协议，严厉的家规对我来说不再成为束缚；我走上了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只需用客气的谅解彼此忍受。就在那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毛手毛脚的怀春少年，孩子们不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隐秘世界，成年人尚未允许我接近他们；我在两岸之间茫然游荡，在这种青春期极度敏感的状态下，心灵用某种扬声器接收并回放生活的噪声。避暑别墅坐落在松树林边，居高临下，俯瞰城市，掩映在茂密的大森林间；在林边大约建有六七栋别墅，不远的地方，在露易兹泉前，一家歪七扭八的客栈也一连几个月住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当然，住在别墅里的人都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保持距离。开放式的门廊前，花园里开满香气袭人的野花；在隔壁院落避暑的妇人们，在花园草坪上靠在躺椅里做手工；午茶后，老爷们在门廊下喝葡萄酒；日落时分，马车将丈夫们从城里的办公室拉到这里。在我们隔壁住了一位市议员，副州长也在这里租房度几星期假，他是位有着络腮胡须、膀阔腰圆的男人，让人联想到约卡伊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位举止威严的匈牙利大庄园主。来这里避暑的还有一对大法官夫妇，他们不仅拖家带口，随行的还有正在办离婚的、多愁善感的弟媳妇，那是一位肌肤柔嫩、雪白的美丽少妇……妇人们不是做手工，就是读 href='2108/im'>《基督山伯爵》；当时，这部名著刚出匈牙利文版，分册问世……松林很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芳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红色封皮的“大学小说库”某部作品里的主人公；除了 href='2108/im'>《基督山伯爵》之外，还可能放在妇人针线筐里的，就是这本红皮书。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向离婚中的漂亮少妇求爱，避暑的妇人们与他热心结盟。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黄昏时分，我们去林子里采蘑菇。
最后那些天，我是在林中度过的。几星期后，暴风雨吞没了整个山麓，一直席卷到弗列斯马洛姆山谷。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清晨都一个人钻进树林，发疯般地游荡，仿佛预感到末日将至，想要在这里迅速积攒起够享用一辈子的记忆素材。气候干燥，烈日将空旷之地烤得枯槁焦黄；但在密林深处，神秘的潮气滋养万物，到处都是清凉和树影，散发着刺鼻、霉腐的松林气息，我至今都能通过呼吸回想起小时候动荡岁月里那令人窒息、浓烈袭人的气味。有时，我在树林里遇到那位“不收支票”的名律师，他经常避开人群，兜里揣着包了层皮套的酒壶，手里攥着捕蝴蝶的网具，兴奋地追逐白翅膀的菜花蝶。当万籁俱静，在密林中央，即使远隔许多公里，仍能听到山谷里伐木的拉锯声。一连几天我都躺在这里，有时随身带一本书，但是很少翻开来读；我在树林里饮泉水，吃野果，从空气、阳光、气味和天籁中萃取养分，在我看来，这至今都是“大自然”的偏方；十几年过去，虽然我很少离开屋子，但我应感激那几周的体验，使我后来即使在外国城市的文学咖啡馆里也能重温这种体验并产生共鸣，我对这个从不否认。对我来说，“大自然”不是校园风格、心灵美好的文艺节目；它跟我存在着真实的关联；我偷偷地守望这种体验，后来也一样，即便我觉得这种表述有些可疑，有些陈腐，尤其是有一点“反文学”。是啊，这就是那年“盛夏”在林中发生的事……好几个星期没再下雨。
彼得—帕尔日的下午，一个振奋人心的浪漫喜讯从度假村里传出：我母亲和其他阅历丰富的女士们，预感到一个狂欢的时刻即将来临。可以肯定的是，就在这天下午，那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将公开向那位在婚姻中失意、温柔可爱、与我们同乡的漂亮少妇求爱。
我们在门廊下铺好餐桌，准备享用午后茶点，跟平日相比略显隆重。空气中充满五月的欢乐。求婚者从佩斯运来一箱礼花，老爷们从城里请来一支吉卜赛乐队；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从午餐开始就镇在凉水盆里。为了这顿午后茶点，每个人都很郑重地穿戴打扮；我不想破坏节日的气氛，也换上一身笔挺的学校制服。我为自己家的别墅能成为如此隆重的节庆会场而感到高兴；副州长，这位大人物也将来我家吃下午茶……如果他情绪很好的话，等一会儿会拉小提琴。多么丰盛，多么隆重，充满了夏季成熟的祥和。这天下午，这里将举办一场市民风俗的订婚仪式……我父亲穿着一件条纹外套坐在那儿，靠着门廊的护栏一边抽雪茄，一边跟副州长闲谈。山坡上，在泉水旁的客栈里，吉卜赛人在为畅饮啤酒的游客们卖力演奏。我母亲端出迈森瓷的餐具、大蒜图案的汤杯和卡罗维发利的玻璃杯布置餐桌。桌子上摆好了很大的牛奶面包、装在小瓷壶内的奶油、带绿叶的木莓，还有盛在水晶碗里的蜂蜜和黄油。
当副州长被人叫到花园里时，我们已经围桌而坐。两名州里来的骑兵腰板笔直地站在那儿，将一封信递到副州长手里。
他撕开信后，走回到门廊，站在门槛，一声不吭。他脸色煞白，蓄着科舒特式的胡须；听到噩耗，他的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情。
“怎么了，安德列？”父亲走到副州长跟前问。
“王储被刺杀了。”副州长紧张地挥了一下手说。
巨大的沉默，使吉卜赛音乐显得很近，响声震耳，仿佛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演奏。在场的人围着桌子，手里端着大蒜图案的汤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身体僵硬地盯着某个盲点，仿佛在玩无声游戏。我盯着父亲的眼神；他将茫然的目光投向天空。
天空是一片亮蓝色，那是夏日稀薄的淡蓝。不见飘浮一丝云朵。
第一章
1
桥上站了两名士兵，他们穿着潇洒的系带式过膝长靴和灰绿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猎装风格的运动装。他们将戴着手套的两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列向西行驶、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货混编列车。
“快瞧啊，”我对妻子说，“这里已经是欧洲士兵把守。”
我异常兴奋地盯着他们，心脏已跳到了喉咙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险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或斯坦因·奥里尔。当时，我们两人都很年轻。我刚满二十三岁，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罗拉坐在车窗旁，坐在这列已被法国人淘汰的列车上，这列火车曾经跑过巴黎沿线，如今被流放到临近德国—比利时边境的穷乡僻壤——亚琛。包厢里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被扯断的橡胶封条耷拉着，破旧的行李网低垂着，座椅里头露出了弹簧。“给他们用这个就不错了。”当这列旧车被调到亚琛时，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人这样想。的确，我们能搭乘这列火车旅行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坐在没有玻璃的车窗旁，冻得浑身哆嗦，盯着那两位“欧洲”士兵（从德国边境起的几公里路程，火车由英国人开），一想到这个我就牙齿打颤。
噢，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非洲人！在我们眼里，这一切是多么“欧洲”啊：这列气味酸臭、颠簸摇晃的火车，那位挺着啤酒肚、穿着印有银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浑身盖满邮戳似的比利时检票员，那盏挂在车厢棚顶、光亮微弱、咝咝作响的煤油灯，那张可以从考萨旅行到波普拉德菲尔卡的火车票……毫无疑问，车厢破烂座位上垂下的穗子，还有我们在沿途火车站购买的烟灰色、很难吃的法国巧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欧洲”。夏末带着尖酸烟味的“欧洲”空气吹进了包厢，包厢内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焦虑和自我意识，都让我们感到自己非常的“欧洲”。我们牙关咬紧，内心坚定，我已经感觉到巴黎正在向我们招手……（后来，在所有误入巴黎的中欧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到这种浑身发抖的优越感）我们是多么的好奇啊，激动得感觉脊背蹿凉。那时候，我们已经读过“全部的法国文学”——我读了左拉的书，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几部小说，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译本的作品我都读了；多多少少我听人讲过一点柏格森，我“了解”法国历史，但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到现在的这一段历史。
我们知道法国香水和头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读过波德莱尔的几首诗。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奥迪曾在那里驻足徘徊，咀嚼他那类人命运的痛楚，与此同时，他们肯定喝了许多苦艾酒，搂抱过许多“穿蕾丝袜的法兰西女郎”。是的，我们并不是野蛮人，我们预习了许多西方的功课。瞧我们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国人一模一样？（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扮得比法国人“更优雅”，我们的穿着跟西方的男女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是否拜倒在法国女郎的石榴裙下，过着优越、舒适的市民生活？我们是否跟女教师克雷门汀学习法语？我们的女士们是否紧追“最新潮的法国时尚”？……没有，但我们确确实实了解了西方文化，我们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们的阶层和我们的教养不会让我们在那里感到自惭形秽。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在西方人派来接我们的冰冷、腌臜的车厢里？为什么我们怀着羞怯与惊恐坐在这儿，就像乡下的亲戚进城拜访有钱有势的大人物那样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来，“西方文化”套在我们身上有点松松垮垮，就像让非洲人穿燕尾服。我们的神经出于自罪感而进行反叛。我们在欧洲的大门口开始忏悔，“西方”毕竟不同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著作蹩脚至极的匈牙利语译本，不同于奥迪的巴黎印象，不同于法国时尚杂志和法国刮胡刀，不同于在学校读的历史课本，不同于在家乡日常会话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顶的法语发音。我们开始猜测——其实只是出于在比利时—德国边境上对周围氛围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们国家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它不只意味着四个房间都有蒸汽供暖，有雇用的仆人、书橱里的歌德著作、优雅的绅士谈吐、对奥维德和塔西佗作品的了解，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对一种文化最表面的接触，跟我们现在前去造访的另一种真正的市民社会只存在皮毛的联系。我们通过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经感觉到困惑，感觉到在南特做一位市民跟在我们的“大城市”考绍不完全一样；在我们家乡，市民们感到尴尬内疚，我们试图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地履行市民阶层的义务，不遗余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们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种生活方式里，并没有特别的阶层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环视四周。我感到恐惧和紧张，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一遇到某道难题，就想通过自身的勤奋和让他人敌视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符合欧洲气质。
罗拉聪明地坐在车窗旁，望着欧洲沉默不语。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说话，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们俩相识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只使用符号性的语言；从我俩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阶层、同一个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气，当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她用聪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为她带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来到欧洲，她知道，“她必须格外小心”。我则左顾右盼，坐立不安，口无遮拦地喋喋不休。她静静地听着，偶尔说一句这类的话：“在柏林要多买些漱口水。现在那里肯定会便宜一些。”我在过边境时想到的是，柏林的烟斗或长筒袜吊带会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说的要买的是这些东西，会更合我意。
“欧洲士兵”走到车窗前，他们踱步的样子，就像家乡的老爷们晚上打完猎回家。按照英国人的习惯，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车厢，不给凭据。我问他们，到了巴黎我怎样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时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显得非常惊诧。
“他们会相信吗？”我问。
那人从嘴里取下叼着的烟卷。
“您说什么？”这位欧洲士兵不解地反问，带着诚实的想象和不大友善的傲气反问，“您总不会撒谎吧……？”
他用英语跟同伴说了几句什么，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不时怀疑地扭头看看。
2
火车开了，罗拉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审慎的目光眺望风景，似乎所有的变化与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国时没感到害怕，也许，她现在正为离开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遗憾；在那里我们行动自如，德国的城市，德语，那里的生活习惯，那个庞大的帝国，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可信。在那里，我们往面包片上抹植物黄油，女士们戴着样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里，我们一起到雷恩哈特剧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和《格拉夫·冯·夏洛莱斯》，看完之后我们觉得，世界上的剧院都差不多。我们觉得德语挺有趣的，我们的情绪也挺轻松（一个人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还有德国人的住宅、华丽的服饰或我们住在那儿的亲戚，都会让人感到开心。据我们观察，虽然德国人观察世界的态度有几分戏谑，但又并不是不可爱。从本质上说，他们总是很真诚。这个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国人，有点惧怕外国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得局促和窘迫——的确，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在德国，我们这些风风火火的、可怜的匈牙利人，觉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国人”。我们看什么都聚精会神，心怀敬意。当然，我们都是名字里带“冯”字的人，护照上标明了我们的贵族身份，在德国人眼里是男爵名衔；那些朴实的莱比锡和法兰克福饭店的店员们，根本不知道名字里带“冯”字的匈牙利人在我们的国家多如牛毛。
不过，我们在德国见到的熟人是有灵性之人；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但感觉却像在自己家里。有一种文化的灵性，让人跨越了时间与疆界。在我们家乡，在考绍和整个菲尔维迪克地区，我们有意识地，或许也不是完全有意识地，多少有点按照德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至少我自己认为，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讲得挺不错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首都——布达佩斯刚好盛行匈牙利化，到处都是匈牙利风格，在新修缮的房子上画满了郁金香。在德累斯顿或魏玛，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像后来在法国、英国的城市里经常感到的那种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不知道在墙后发生着什么，不知道人们吃什么想什么谈论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蝙蝠一样抓着悬吊的绳子睡觉？抵达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在那个大得可怖的城市里过的第一个夜晚，在睡觉之前，在把自己被初来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惫不堪的脑袋撂到枕头上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大得惊人，就像一个不同寻常的外地城市。”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像个毛头小子那样没心没肺，但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写并非出于无礼，而是出于可怕的想象。我在二十一岁那年抵达了一座大得无边无际的外地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有四百万人过着外地人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就已开始修建摩天大厦，在这里演出最完美的戏剧，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令我震撼的音乐，城市里到处可见各种富丽堂皇的大都市建筑；在神奇的工厂和实验室内，外国的天才们在做实验，聪明认真的德国人将全世界躁动、焦虑的灵魂都吸纳到一个系统内，使他们变得完美无缺——这是一座包容万象的世界大都市，无所不有，无所不容：民众、部件和领导方针。当时我二十一岁，被庞杂的印象搞得头晕脑涨，那只是我在柏林的第一夜，就感觉到自己抵达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异国首府。不仅是我一个人感觉如此。当时，在德国战败后的第三、四年，柏林城挤满了外国人，下午，当我们在林登大道或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散步，大家彼此问候，就像在我们木碉楼相望的家乡或在外地小城的林荫道上悠闲散步。
我熟悉德国……就在那一刻，当我（我跟罗拉在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亚琛坐进一列剧烈颠簸的法国混编列车包厢）抵达莱比锡，准备在大学读新闻专业，我便感到自己熟悉德国。家人为我报的是报学研究院下属的文学系……从我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特别的安全感，感觉在那里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里人也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偏见、品位和性情；不过除此之外，在我离别的家乡与庞大而神秘的德国之间，还在气候上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噢，肯定不是“血缘”、“种族”或使用其他什么口号标榜自己的时髦团体，而是更神秘、更简单的亲属关系。后来，当我生活在另一种气候里，家教、成长和经验将我们区别开来；当政治与世界观将我推到另一侧河岸，我对无法否认的亲属关系进行了许多痛苦思考，试图用出身和起源进行解释，但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有一个猜测获得了证实：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句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们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战后移居德国的匈牙利人感受到的这种熟悉感和轻松感，是某种高傲自负、不尽信实的安全感和优越感：我们在那里虚张声势，就像莱万特人在巴黎；我们跟当地人称兄道弟，自以为比当地人更谙世故；我们认为他们有些幼稚，觉得我们只要凭借自己思维敏捷的大脑、不拘一格的方式方法、灵活机动的骑兵式勇敢，就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德国人什么都相信，就连佩斯的咖啡馆跑堂和偏远地区心地善良的小法官都不会相信的东西他们都会轻信！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的生活态度不那么认真，不那么踏实，不那么专注，但也不是那么拖拉……我们在家乡时疲疲沓沓，而在柏林的那几年，第三天就想事业有成。我们了解德国人，也彼此了解，我们了解那些在战后流浪异乡，学识和理解力都不很扎实，但精力充沛、百折不挠的同胞们，也了解“事业”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聪明的匈牙利男孩来说，没有什么要比成功地“跻身”德国人中间更容易了，就像佩斯人用土话称那些被成船运走、用来换取德国金羊毛的鹦鹉螺是“进口给德国人”。我们战后的这一代人意志坚定，神经里带着大毁灭的恐慌，我们毫不迟疑、满怀热望、义无反顾地闯到疲惫、萎靡、善良的德国……我们疾走在萎靡不振的柏林城，仿佛想给那些英俊、笨拙、迟钝的德国人一些教训。
瑞典人也这样东奔西走，为所欲为的莱万特人也是如此。他们成群结伙地坐进德国人的办公室、工厂、编辑部、剧院或画室，用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絮絮叨叨，隔着德国人的脑袋相视微笑。我跟罗拉一起坐进列车的包厢，永远离开了那个陌生、沉闷、时常在货币贬值的舞蹈病中歇斯底里地抽搐、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幸的德国，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永别是多么的悲怆与无奈。火车开始在黑暗中缓慢行驶，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地将我们从那个熟悉而神秘的国度拉走，在德国，我们多少能有一点在家的感觉；列车沿着那条不见横杆和界标的优雅路线驶出很远，穿过边境，离开那个名叫“中欧”的地方，离开我们在那里降生并长大的人文、种族与教养的辐射圈。虽然那个地方跟另一个欧洲有机地团结并融合在一起，但还是有着神秘的不同，难怪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犹豫不定：“究竟有没有意义把铁路修到那里？……”
3
不过，后来还是修建了几条铁路。有一天，我搭乘其中的一列火车抵达莱比锡，我到那里的第一周，就被女房东引诱了。这个妇人跟她当屠夫的丈夫一起从梅斯逃到这里，他们到了莱比锡后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把在梅斯卖掉肉铺得到的法郎作为外汇拿到德国，可以兑换很多的钞票。那年我十九岁。屠夫每天泡在啤酒馆和工商会，晚上回到家，用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逗法国人开心，挖苦他们。那时候，我对于人，对于文字的重要性，对于人心的叵测和自发的卑鄙都所知甚少，跟伦敦动物园从国外请来的傻瓜喂狮员对欧洲文明的组成和伪装的了解程度差不多。我生活在长期病态的惊叹之中。对于人，我通常轻信他们看上去的样子，认为他们的言行是真实的。来自梅斯的屠夫和他的妻子怀着特别的激情撒谎。我觉得他们喜欢我，男人也喜欢我，但我厌恨他们，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身心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用奴颜媚骨的无礼方式纠缠我。在他们眼里，我成了莱比锡小巷内一间出租房里的童话王子——穿着与众不同的西装，捧着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印刷的书籍，带着矫揉造作的物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小黑人木雕和仙人掌，那盆仙人掌我始终不离不弃地带在身边，穿越历史，穿越革命，穿越边境；说老实话，我对金钱根本没有概念……我找到我在莱比锡时期留下的第一张bbr>?相片。我瘦得吓人，一副黑眼圈，额头上耷拉着颇具诗人气质的发绺，两只手将一本书紧紧贴在胸口。我就这样于1919年秋天出现在莱比锡，出现在梅斯屠夫的妻子的生活里。
妇人怀着鬼祟不宣的目的讨好我。我住在她家的第三天晚上，她溜进我的房间诱惑我。我惊诧地看着她，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我整日在城里游荡，或在某家咖啡馆一动不动地坐几个小时，怯生生地品尝食物和饮料的滋味，我是那么孤独，仿佛在一座孤岛上。梅斯屠夫的妻子不能分担我的孤独。我喜欢这样的莱比锡，就像一座独一无二的巨大农庄，一座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农贸市场，在那里什么都可以买到：毛皮，南方水果，哲学，音乐，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屠夫的妻子是阿尔萨斯人，灵活好动，肌肉健壮，是一个矮个子混血后裔；她从法兰西母亲身上继承了讥讽、聪明、乌黑的大眼睛，那双令人难忘的法国女人的眼睛长在一张德国人的面孔上，闪烁着外邦人生动的光亮，仿佛它们待在那里只是作客。她想知道我的一切，她会偷走我的匈牙利语家书，怀着令人感动、难以克制的好奇心一连拼读几个小时；她从早到晚帮我刷衣服，摆弄我的书籍和纪念品；她总用窃窃的耳语跟我讲话，好像担心她的嗓音或发音会让我高贵的耳朵感到不适。出于一个娇贵少年屈尊俯就的友善，我接受了这种可怕的调情。我隐隐约约、并不经意地意识到什么，自己就像一个隐匿名衔的过客住在这里，住在他们中间，住在莱比锡的小巷深处；而在我的家乡，我习惯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环境，比方说，在饭厅里有立式壁炉，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雇用帮工……
关于这个妇人的记忆，直接让我联想到传说中女巫厨房里的魔法考验，或许因为她是我第一个通过每个汗孔和每寸肌肤，通过她难以名状、无法克服、隐秘莫测的陌生感认识的第一个“外国女人”，第一个真正的“陌生人”；对于这种陌生感，即便感情潮汐再汹涌也难以消解，肉体接触再炽烈也无济于事：总存在一扇陌生的身心无法冲破的绝密大门，即使用亲吻也难以打开，难以撬开；这是最后的秘密，这是黄金法则。我不相信爱情是所向披靡、能用符号性语言解开种族秘密的世界语。无论跟哪个热情洋溢、激情充沛的苏瓦达人交谈，这种陌生语言的爱情也会结结巴巴。人用母语梦想所爱之人。我在这个陌生女人身边，在我认识的第一个异族人身边，感到一种复杂的无奈：我不能将自己全部地给予她，有些东西无法用拥抱表达，即使被翻译成亲吻或耳鬓厮磨，但其本意仍永远是我自己的秘密；所有女人的秘密都要用母语讲述，梅斯屠夫的妻子就是这样……她总是显得既有点神秘，又有点原始；早上，当她一脸虔诚地踮着脚尖将淡咖啡和黄油小面包端到我跟前，头上戴了一只花环，腰间缠了一条藤蔓，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戴花环的人，在后来的十年里，在青春时代——可能是唯一真正不羁、欢快的青春时代——缺少田园牧歌情调的痛苦岁月里，“陌生女人”那顶繁复、杂乱的花环缠绕到我的生活中。在我脑海里，女人张开臂膀拥抱我的记忆时常闪现，我至今记得梅斯屠夫的妻子古铜色的瘦胳膊既强硬又胆怯的用力搂抱。我就像一位途经此地的统治者，允许她围着我伺候，并且爱我。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相识的最初阶段，她也并没向我索求什么。但是，在我搬到那里的第二个月，她和她的丈夫怀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愤怒，在我的背后发起攻击。这种愤怒含带了陌生、另类和永远的不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向我索要一把衣服刷的钱，在那之前，我对衣服刷的价格一无所知。
在我的莱比锡房东眼里，我的仪表可能有些令人不安。他们用淡漠的眼神不无反感地观察我，包括我的衣服、我跟萨克森人略有不同的发式、我惹人疑惑的生活方式。出于城市小市民心态，他们心怀嫉恨地接受了这个没精打采、言行放纵的年轻人。我出没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大学，几家咖啡馆，还有一个匈牙利年轻女演员的“艺术家沙龙”，那里聚集了许多容貌美丽、内心细腻的姑娘，仿佛在祭拜“地灵”。想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跟在剧院舞台上一样扮演露露——怀疑一切，对一切感到陌生。我随身带了好几套西装来到德国，每件衣服都是天鹅绒领，里面配一件黑衬衫……莱比锡的母亲们，抱着孩子站在窗口盯着我看。在我动身之前，父亲给了我三个月的生活费，可是我在第一个星期，就把这笔可观的费用花掉了大半，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花的，都花在了哪儿。——我想，我买了英国香烟、书和咖啡……品尝萨克森烹饪的美味佳肴；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主要靠黑咖啡和大学隔壁的费尔斯咖啡馆卖的一种名叫“年轮”的糕点度日。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生活窘迫，处境变得越来越戏剧化，冬天，我开始节食。最先，我卖掉各种天鹅绒领衣服，总共卖了二十多件。第二年我是这样过的：东游西荡，四处流浪，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饭店到租赁房；每天只穿一件西装，这件破了我会扔掉，然后再做一件新的。
由于“贫困交加”，我到新教传教士办的“救济站”蹭饭吃。一位脸色阴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汤锅前，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莱比锡，除了心胸狭窄、爱喝苹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还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大集市上不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新教传教士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在他们看来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锅里做的海鱼、煮土豆等特色小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爱吃味道过重的传统萨克森餐。战后，新教传教士从过去的德国殖民地被赶走，由于他们没有几个信徒，所以他们每天午餐后都向我传教——就像艺术家出于职业习惯，即使在火车上也忘不了背台词，仿佛他们担心所有莱比锡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会忘掉传教的方法和本领。午餐后，新教徒们喝着淡淡的咖啡，点上一支烟味刺鼻的“进口雪茄”坐在救济站的会客室内，镜子上方悬挂着一面织锦，上面绣着这样的话：“假如在不幸的命运中你感到绝望，请想一下奥古斯特国王的话：学会不抱怨地忍耐。”传教士们朗读《圣经》，然后提问，架势活像一头野兽。我听了他们几星期的布道，后来不再去了。我还不如吃罐头维生，当时罐头在德国很流行，我整天吃廉价的、密封在铁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麦汤。
4
我在莱比锡都做了些什么？家里人只知道我在大学用德语读书，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事实上我在幻想，在做梦。那时我很年轻，只有年轻人才做梦。我那代人并不渴望“出人头地”。我们真正渴望的只是梦幻，在我们生活里缺少不真实、不可证的童话元素……我在学校后面的墨丘利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莱比锡最古老的咖啡馆，好比一份“无所不知的世界新闻报”，上面有成百上千条新闻，每天我都会激动不已地阅读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预习课文，背诵那天在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我吸着冒着鸦片甜香的烟缕、令人飘飘欲仙的英国香烟，做着梦，看着窗外的莱比锡街巷，那么平常，又那么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树或棕榈树林。无限低调，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国香烟就完全满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员或哪出戏剧我不喜欢，我会在演出中间逃离剧院；我从来不进电影院。我能在雨里走几个小时，总是暗自演绎，我坐在莱比锡火车站——“欧洲最大的火车站”——的一条长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后来我在国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轻时代刚出国时那样放任自流。我没想从任何人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不曾期待；我对一切都心怀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个声调；在那些年里，我还极度善良。也许，当时我是一位诗人。
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诗歌。我在衣兜里揣着那些早已踪迹全无地消失在文学翰漠里的诗人的诗集。谁还会记得阿尔伯特·艾林斯坦？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古老，那古老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在时间与距离中迷途的原始人发出的。我记得他写过一本小说集《图布奇》，那本书我随身揣了好几个星期；小说并没什么特殊“意义”或“史诗性内容”，但在这位维也纳诗人所写下的字里行间和所描绘的幻境背后，都回响着清越不安的乐音；我对音乐心怀感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馆内翻译艾林斯坦的某篇诗作，不管我的译文是好是坏。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我至今记得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清新淡雅的水彩画，就像在某次梦境里看到的希腊风景。那时候，捷克诗人布列兹纳的诗歌刚被翻译成德语，由因赛尔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读者们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位诗人。有一位名叫库尔特·黑奈克的德国年轻人，我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也许他在当时，在某个瞬间，确实曾是位大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拉姆写了许多未来主义的德国垃圾；当时我很喜欢他。威尔费尔的声音已经相当响亮，他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戈特弗里德·贝恩、西奥多·道布莱尔、勒内·希克利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都在为新杂志撰稿。德国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从庸俗读物和战争宣传品中复活。
在这些诗人中，只有一两个名字留了下来，或许只有威尔费尔和卡夫卡的作品从当代的潮流与审判中幸存下来。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尤其巨大。在这个根本不能用公众标准进行衡量、只用欧洲文学的真正标准衡量价值的狭窄圈子里，这位年轻的捷克—德国作家的作品已经被划归为经典作品，他在四十一岁那年病逝，死后只留下残章断句。卡夫卡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在一家书店里，我从数以千计的图书中抽出一本名为 href='984/im'>《变形记》的小册子开始阅读，我当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不可能搞错，不可能误解。对于一位年轻作家来说，找到自己成长需要的榜样，凭的是神奇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模仿”过卡夫卡；但我现在已经很清楚，是他的几篇文字、他对事物的洞察及其观点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区域。很难为文学的“影响力”下定义，很难与在作家身上启动了文学思考过程的那些人坦诚相对。不仅是生活，文学也充满了神秘的亲属。在我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我遇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那种熟悉感来自复杂、痛苦和某种未能实现的久远约会），让我不得不带情入戏。有的时候我与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为可爱的女人都会让我感到有一点“熟悉”，让我想起从前那个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这些人让我无法回避，我们是亲属，有些事我们必须要谈，当面谈，一对一地谈！这种相逢有时也发生在文学中。一个熟悉的灵魂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呼唤，将自己袒露给别的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声音，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尽管我知道这位作家的“影响力”从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体现，但是他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了释放；我一下子作为另一个人进行观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不仅唤醒了他的力量，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感到惊恐不安。
害怕的人才会叫喊。正因如此，我在惊恐中迅速开始写作。我写诗歌，在那个莱比锡的秋季，我写了整整一本诗集——后来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类的声音》。“人”，遭受凌辱的人文，在德国的新文学里就像一出节目，就像杂耍戏院里的海豹。诗集中有一首取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人类的曙光》。有位一度彻底沉默、销声匿迹的德国年轻诗人莱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书，标题是《这是个好人》。这类标题本身就足够时髦，出版社和读者都满心共鸣地接受诗人。诗人们聚焦于“人性”，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那样，发掘出过去从未触及的题材领域。一切全都付诸纸上。人性也从未像那五年里被那般放肆、无礼地羞辱过，一下子成了文学商品。
我跟一位荷兰裔的年轻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他的名字很长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冯·登·布洛肯·尤尼尔。我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安狄米恩》的文学刊物。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其经费就花光了阿德里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全部遗产，大约六百马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儿子命名我们的杂志。关于安狄米恩的传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他妻子只能在他的梦里永不厌倦地亲吻他，并遭受众神惩罚，怀了多得离奇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希腊名字的旋律感。那本杂志只发表诗歌，大部分诗歌是阿德里安写的。即使在偏爱神秘传说的莱比锡，我们也应该揣测到，我们的杂志不会吸引太大的读者群。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创办这本杂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遇：从那之后，有越来越多满怀期待、钟爱诗歌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馆。谁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位年轻诗人，孤独而好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男孩，前额垂下一绺头发，就像旧版画上刻画的那种面无血色的病弱诗人。
5
莱比锡是这座精致的萨克森小城与粗粝、冷酷的异邦情调不同寻常的化合物；难怪马伊·卡洛伊曾住在这里，再不愿离开，他在一栋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纪末的分离派风格的房子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也不会比住在莱比锡更加危险。每逢遇到大集市，我尽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馆的门槛，因为我和阿德里安都极其蔑视世俗生活中的采购场景。要维持符合诗人身份的、真正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需要钱。
我对钱的态度格外特别，我从来不曾惧怕过它。从天性上讲，我是一个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种谨慎小心的寻欢作乐者。我从来不为可能遇到的生活烦恼忧心忡忡，既不担心会饿死，也不怕需要什么而没能力获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对钱所抱的这种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从何而来。我的生活条件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发生过太大的改变。没有哪个月我曾彻底摆脱过金钱上的困窘，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没钱而苦恼得失眠，只要我手头上一有钱，就会随手乱花，转眼之间花个干净；但是与此同时，我记下所有的日常开销，连小费都记，我随手记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账房先生，每天都认真地记账。在莱比锡，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是由父亲每三个月一次地转账到一家声誉良好的私家银行，银行的名字叫“科纳特、纳霍德与库恩”；这些古老的德国私人银行，通常坐落在狭小、低调的僻静地方，那些见识不多的公务员即使站到漆色剥脱的旧写字台前，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业务之多根本不次于我们家乡的那些大理石宫殿，甚至更加生意兴隆。很快，我跟这家银行建立了友情。他们可以不按“银行的常规”付给我钱；当然，我父亲随后会补付那些账。
他们预支给我钱，是因为我还年轻，我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回来，他们出于传统而相信这点；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他到国外念大学，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到10号就囊中羞涩，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因此，德国市民家庭会借钱给离家求学的外国男孩，这些小小的帮助会加强私人银行与好几代市民阶层的密切关系。这些男孩慢慢长大，父亲们会偿还儿子们留学期间的欠款，男孩们摇身变成律师、医生、商人、工厂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曾在学生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他们的银行做生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莱比锡的私人银行以某种家长制、家族化的处理手段，帮助外国市民阶层的年轻人随机地解决“月供”难题。这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后来我在德国外地城市发电报给莱比锡的金融机构，抬头称：“亲爱的银行……”亲爱的银行总能有求必应地寄给我两百马克，有时还会在汇款单上附一封信。
我在莱比锡另一个要钱的来源，是规模庞大的布罗克豪斯公司。当时，这家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能向国外汇款。有一位考绍书商跟布罗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业务联系，他给公司老板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住在莱比锡，假如我遇到麻烦，他们能否给我一笔不大的救助款，稍后结算，如数还清。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公司来说，通过这种家庭性质的业务委托帮助外国客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的。它曾是这个阶层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老布罗克豪斯对我非常热情，给我寄钱，请我到他家做客，经常跟我聊蒂萨河，送给我几本他自鸣得意的出版物。那是一家庞大的企业，印刷厂和出版社连为一体。《百科全书》一度将公司的业务范畴拓展到广阔无边，全世界人都谈论它，并跟老先生建立业务联系；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跟埃森的贝德凯尔公司旗鼓相当。老布罗克豪斯对我的态度格外友善。我要讲给他听：我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新闻学院的课上都教一些什么，我在剧院里看过什么剧目，我喜欢读哪类书，我认为什么是新德国文学。他睿智而强悍，属于铁血首相的那代人，属于强大、荣耀、坚韧德国的“橡木一代”；他是一位肩膀很宽、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有时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跟我促膝交谈；他对匈牙利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心。正是这一类德国人在那个时代——在俾斯麦时代——建立了第一帝国，建立了强大富有、让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国。我觉得，我去布罗克豪斯公司实习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那时候，我居然还会想着找工作！我对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我对“具体细节”并不太感兴趣……
但是，无论老布罗克豪斯，还是亲爱的银行的善心，都无法把我从没钱的窘迫中解救出来；我三天两头身无分文，徘徊在莱比锡街头，就像马伊·卡洛伊小说里描写的在沙漠中迷途、饥渴难耐的主人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术根本是错的，由于“长期”泡在咖啡馆里，我在那里花的钱比最为奢侈的、我能够担负得起的娱乐要多得多。我的钱都给了咖啡馆；我的住处没有供暖，因为我把供暖费花在了去咖啡馆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济站蹭饭，就是从书籍、罐头中摄取养分，因为我把本该正经吃饭的钱都花在了咖啡馆。我付小费，存衣服，买报纸，给看厕所的妇人钱——我把许多钱花在泡咖啡馆上，那笔钱足能养活多口人的德国家庭。我有一个偏执症，只要见到报纸、杂志就会买下，将口袋塞得满满的。我还买外国出版的外文报，比如瑞典或荷兰报纸，尽管上面印的单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买那些连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买、令人绝望的文学杂志，比方说，《安狄米恩》那类。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总揣满了名声不佳、毫无价值的新闻产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馆里，阅读这些印刷品。那架势好像要干出点什么。我对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对混乱无序感兴趣；没有人遵守任何游戏规则……报纸教我们的就是这些。可是，我的钱越来越少。亲爱的银行和布罗克豪斯大叔，终归也只是出于礼貌地借给我为数有限的一点点钱。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下定决心，要从事某种“职业”。
6
汉斯·雷曼是一位萨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名为 href='/article/3816.htm'>《龙》的周刊。这本 href='/article/3816.htm'>《龙》鞭挞了萨克森人生活传统在当地的表现，讥讽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想来，在莱比锡这座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车站、市政府大楼、屠宰场和民族英雄纪念碑处，在这个曾经“最大的”、不管怎么说也曾是德国“王宫”所在地，在这个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里，无时无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 href='/article/3816.htm'>《龙》中写了萨克森人吃什么，萨克森人觉得什么很幽默，萨克森人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方言，哪种萨克森人是最让人尴尬、最各色的萨克森人。可以想象，这本杂志惹人关注，萨克森人对这种无情的剖析并不太高兴。雷曼自己也是萨克森人，他对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周刊不报道当地丑闻，始终保持严肃、坚定的批评态度。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小杂文，描述一个人在莱比锡感到怎样的陌生。我将写好的文字塞进一个信封，寄给了雷曼。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德语文章。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语写作；后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诧，是一种怎样的不自知之明和无耻的勇气怂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种我虽然能说能懂但从不曾写过的艰涩外语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假如有人问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语名词为什么要用“n”做中性词尾——当时我也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但我抱着夜游神的自信使用动词和名词，调换“als”和“wie”，选择词汇，真的就像做梦一样……我十分自信地用德语写作，好像从来就不曾用别的语言思考过。我很可能写错了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写的是德语；后来我才知道，我写的可能是结巴的德语，就像一个小孩子或词语贫乏的人用母语结结巴巴地讲话。雷曼读了那篇文章，觉得那是用德语写的，并且登在了杂志上。我读到它时，心怦怦狂跳，认为自己能用德语写作了……我感觉自己潜入了深水。我看到了我的生活与规划的新的可能性。我何时何地学会了德语？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怎么学，我虽然在祖父母家里讲过齐普塞尔味的德语，但也不可能在记忆里留下如此之多。我讲德语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里学会了写呢？也许，我的德语知识是从我的萨克森农民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他们留给了我一些含糊的记忆，现在，当我置身于萨克森人中间，这种能力便从天而降。就像一个站在钢丝上的人被允许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带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国的海洋里扑腾撒欢。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厚礼；当时我并不知道，外语只是拐杖和助手，一个人并不能因为会外语而无条件地成为作家。作家只能在母语环境下生活和写作；我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因此，十几年后，我还是回到了气氛恐怖、满目疮痍的家乡；那时候我已经能用不错的德语写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讲法语，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自己的外语口音感到焦虑，脸色苍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语的环境中。
在莱比锡，我暂时为自己的德语水平感到自豪。雷曼是一位秃顶、矮胖的萨克森幽默家，他总是鼓励我，希望我成为布达佩斯名流。匈牙利有两类人名声很好，好士兵和好记者。德国人认为，我们至少能做这两个职业。但我的身份听起来还跟布达佩斯人不同，我来自菲尔维迪克，应该算是乡下人。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馆碰面（他心地善良，语锋犀利，总是不依不饶地挖苦萨克森人，极具杂文家天赋），他一脸严肃地问我：“您又在写诗呢？”他认为，年轻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为一个人稍不留意，马上就会犯青春的罪——写诗。他想让我写文章，时不时地递给我五十马克。我在文章里描绘了莱比锡的租赁房，讲述跟萨克森人在饭馆里度过的一个夜晚，记录跟一位萨克森哲学家在大学的交谈。他给我布置家庭作业，让我为 href='/article/3816.htm'>《龙》写一篇讽刺文章，命题为：“在莱比锡博物馆，在马克斯·科林格的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莱比锡的批评家们认为，科林格“将古希腊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里，但是在我看来，像某个人用萨克森口音说希腊语……）我满怀热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进行写作。在 href='/article/3816.htm'>《龙》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给报纸出钱的家伙、漫画家和在周刊上做广告的广告客户。几乎每期都会登一些我写的短文；条件只有一个，我保证不投给莱比锡报社……在莱比锡官方的精英圈里，这份小报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壶里放苏打粉。虽然，萨克森人晚上在饭馆里脸红脖子粗地高声谴责，但他们还是要看。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他有本事让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么样都没有罪。
我报名上大学，在文学系读了半个学年。这所专业学校隶属于报学研究院。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顾问官领导（威廉时代，在德国大学里留下了不少秘密顾问官），这位人称“枢密院顾问官布吕谢尔”的人早在青年时代，早在创始人莱奥波德·索恩曼时期就曾在《法兰克福报》供职。那些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写新闻的学生们，师从一位名叫约翰·克莱因鲍尔的哲学家。学院里有教学楼、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价值连城的藏书和成千上万份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报纸。我始终难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学计划”。秘密顾问官每天晚上都做报告，回顾德国日报的起源，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十字报》如何初出茅庐就战胜了自己的众多敌手……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带着文化史的性质；但是跟日常性的新闻写作没有关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我听说，美国的类似研究机构通常会为事业心很强、有新闻写作天赋和从业意愿的学生们提供很多的实践机会；但莱比锡的研究院对此却严格禁止……有一天，顾问官得知我给雷曼的报纸写文章，他感到吃惊，并禁止我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之前为那份报纸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学楼听了一段时间的课，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对那里的课程厌倦透顶。学期结束前，哲学家克莱因鲍尔把我叫到一旁，劝我离开研究院。我们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应顾问官要求编辑了一篇关于《皮斯堡日报》编年史的论文；他本人，顾问官本人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很蠢，事实也如此。我根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在《十字报》的旧报纸中花费时间？我学了半个学年，遭到劝退，因为我这个学生是个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最终我转到文学系的另一个专业，在那里听了半学年的“辩证历史观”，格茨和弗莱耶尔。
无论我自己怎么美化，我在莱比锡大学里都没学好，我在父亲面前感到失败的耻辱。父亲始终坚持说，既然我已下决心干这一行，怎么也要“拿个什么文凭”。从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读法学，以后成为律师，接管我父亲的事务所。父亲并不希望我误入歧途搞什么报道；当然，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过他要求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我都要将记分册寄到考绍；几年过去，我慢慢变成了一位“老学生”，先后在家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大学里学了十个学期。我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一点不觉得那个头衔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我看来，那只是个没用的幌子，花两百马克我就可以买到这个学历，选一个平常的课题，比如，做一个半小时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自由演讲。一位大学生总共只需花半年时间，就能把博士学位搞到手，每个人都能从文学系毕业。我一学期一学期地在大学之间流浪，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学文凭”。有时我追随某位教师，有时给某位校长当助手，根据他给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资料中发掘某枚未知的箭矢；这种时候，我能一连几个星期都乖觉地坐在教学楼内，直到讲座窒息于讲演者的“体系”里。我意识到，我需要的东西，大概只能自己寻找，必须通过独立思考才能够发现。
新闻写作十分诱人，但我认为，在任何一家编辑部都派不上用场。我想象的新闻写作是一个人行走世界，对什么东西有所感触，便把它轻松、清晰、流畅地写出来，就像每日新闻，就像生活……这个使命在呼唤我，令我激动。我感到，整个世界一起、同时、经常地“瞬息万变”，“令人兴奋”。跨进一个我从未进去过的陌生房间，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像去看一具尸首或哪位亲戚，或谈论一桩谋杀案。在我看来——我通常坚持第一印象——新闻写作跟我生存的时间相伴相存，与我的个人体验有关，不可能避开，而且一切都同等重要，同样有趣，一起发生，同时发生，“值得讲述”……我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只有我，必须由我独自、独立地报道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部长们的言论，神秘凶手的藏身地，包括隔壁出租房里的房客只身独处时在想些什么……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难以言表地“迫在眉睫”；有时候我会半夜惊醒，下楼，上街，像一位焦虑不安的报道者，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确实，新闻写作使我染上了强迫症，这个任务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掌握“原始素材”、事实、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神秘资料和不同场景之间的联系。我无时无刻不在做“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紧迫之事。当时我二十岁，我想在令人兴奋的报道中揭密，既不想多，也不能少，只需解开“生活的秘密”。我想，我偷偷梦想能做出一个“绝妙的报道”，不断登在报上，并不是什么特殊题材，只是生活本身。十五年里，我在数以千计的文章里试图写出这个报道。今天我都不写别的，今天我都不想写别的。
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生活对于作家来讲是不可靠的素材，他只能采用自己的方式在剥离状态下从中利用些什么。后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写作连同生命一起，仿佛置身于大爆炸的核心，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事实感到麻木，听而不闻。突然间，在我的视野里看不到任何障碍。这个世界在我眼里，充满了比有趣更有趣的“素材”；是的，我只需把它们写下来，征服读者，我喜欢这样。至今我都不是象牙塔理论的笃信者。我认为，即使在象牙塔里也可以写作……其实，对作家来说什么都无害，象牙塔也无害，新闻写作也无害。我不迷信那些拿腔拿调、逃离生活的唯美主义者以及充满怀疑与憎恨的“自然主义”作家，像吉卜赛部落首领那样“听从心灵的统治”“记录生活”，他们是那样一丝不苟，就像生活本身在讲述一样……作家活在两种意志之间：创作，置身局外。
我开始在德国旅行，总感觉自己像一个“我们出差在外的同事”，他在路上，也许在追查一桩盘根错节、诡谲多变、永远无法侦破的玄秘案件……我穿着天鹅绒领、质地很薄的外套旅行，在冬季，而且不戴帽子；我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只带《圣经》、仙人掌、耶稣受难十字架和小黑人木雕。新闻记者不可能带比这更轻的行囊旅行；“我的任务”也是那么随意，性质也很普通……我对一切都感兴趣，同时一切都像梦幻一般交织在一起。在青年时代浓密、窒闷的迷雾里，我看到了生活的四季风景；所有的人都很“有趣”。我心血来潮地在图林根的一座火车站跳下列车，在火车站站长家借宿并写了一首诗，讲述我在图林根的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切都是那么奇妙无常，不可思议。
不，在我身上找不到前几代人的痕迹，找不到“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生活态度。一片普鲁士的土豆地也能让我欣喜若狂，我就像只小狗，对一切着迷；我总是活得“很自我—很忘我”，就像一个死里逃生者，不知道应该先为什么高兴，一切都同样地迫在眉睫，感觉一切都跟自己直接有关……战争曾是死亡的危险，我从危险中逃了出来；我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接到入伍通知，当时战局已经明了，我们输掉了那场战争。我的同班同学们被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送到伊松佐河屠宰场；就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班共有十六人阵亡！但我对战争都知道些什么？我满心惊恐地逃离了命悬一线的死亡危险；面对眼前的所有一切，无论是物是景还是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位“目击者”；当时我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向后代人讲述我目睹的一切。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表述这个。一种“文化”，或通常被称作“文化”的东西，桥梁，弧光灯，绘画，货币系统，诗歌，都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没有“消失”，当然没有消失，只是重新组构，不过是以那么可怕的速度，仿佛我们已经习惯并一直存活其中的大气压发生了改变。就像飞行员升到极高的高空，他的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在流血，我惊恐万状地意识到那非同寻常的出血的征兆。我知道，我害怕了。周围的事物处于某种难以表述的重要、可贵的终结之中。我是那么害怕，就像一只小动物在地震前那样惊恐。那时候，我还没读过斯宾格勒的书，还没有搜集各种“理论”。我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我想看看“在原始状态中”、在尚未发生恐怖难测的变化之前的某些事物。我上路了。
7
我到鲁尔地区旅行，在夜色阴沉的风景里，工厂的玻璃棚顶闪烁着非自然的绿光，车站上有两名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站岗。我烦躁不安。难道世界就这么简单？“成功”，“胜利”，只不过是个武力和权力的问题？在埃森火车站，眼看就要散架的破旧列车淋在雨中，法国人不会管理火车站复杂的扳道系统，运煤车冻在寒冬里，手持带刺刀步枪的塞内加尔黑人士兵实在忍受不了那些磨蹭怠工的德国铁路工人。埃森火车站的扳道系统，只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才可能明白；不过这倒也安慰了我，一个扳道系统也能比“强权”更强大。在多特蒙德，我在漂泊异乡的埃尔诺舅舅那里睡了两晚，我住在阁楼，夜里跟他们去咖啡馆演奏。整个白天，我们都是睡过去的，醒后喝烈性的威士忌，吃威斯特法伦香肠；埃尔诺以计算积分为乐，晚上在小酒馆里为我演奏巴赫。醉醺醺的客人们出神地聆听，德国客人总能从夜晚的噪音里捕捉到巴赫的乐音，跟穿着猎裤的德国女跑堂一起被音乐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种虔诚是何等的执拗和病态，正是这种义务般的专业素养，使德国人不分阶层、不论等级地关注“艺术”和印刷的字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他们都会列队致敬……拘泥于道德规范、下等阶层式恐惧、民众导师般自命不凡和对精神的忠顺虔诚，都跟对“军事演练”、克制、“纪律”的官能之爱一样以相同的温度在所有德国人的体内灼烧（许多年后，我从英国人那里懂得，这种自愿遵守的纪律和某种相对的自由一样色情！），这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对年轻心灵的影响程度，至少会跟引发他们怀疑的程度相当吧？埃尔诺在小酒馆里为醉醺醺的、来自威斯特法伦的螺母推销商们演奏钢琴，那些人泪眼朦胧、满心虔诚地出神聆听，尽管带着某种让人听起来刺耳的虚假感觉，就像一个坏女孩在午夜后的夜总会里大聊特聊自己的母亲；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我在这些夜晚懂得了什么，懂得了德国人一些最秘密的隐私，至少就跟他们对于体制、纪律和等级的狂热接受一样，这也使他们“很德国人”……我认为，我开始理解德国人了。是的，就在那个多愁善感、教训深刻的夜晚后的黎明，两名多特蒙德警探到埃尔诺的住处逮捕了我，并且把我押到了监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牢。他们一直盘问到中午才把我放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我很可疑，因为我年轻，又是一个外国人，留着长发，穿着天鹅绒领的外套；当时正值慕尼黑的赤色恐怖和柏林的斯巴达克事件之后，他们从每个外国人身上嗅闻共产分子的气味。
他们中午放我出来，一位先生用很绅士的口吻向我道歉；那段时期非常混乱，什么都不可信，但通过我的各种证件，他们还是相信了我是一个市民阶层的大学生，一位出身良好的“绅士”……几小时后，我又在多特蒙德警察局上了一堂新的“德育课”。审讯者一开始气势汹汹，但遇到几个较为强硬的回答之后，以尴尬、内疚的情绪结束……我对警方审讯的国际技巧知之甚少，我本来以为，只有在“苏格兰场”会给被审讯者上茶并让他坐在咖啡椅里；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谁用我这种声调回答警察的提问，肯定都会遭到殴打。起初，审讯者以进攻性的语调发问，但刚遇到第一次回绝就羞窘地苦笑，喉咙发紧，嗓音变软。之后只是逢场作戏，走一个过场。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德国人的言行背后，也有困窘和自我意识。
“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本书里，每一行我都应该用这句话开头。我每天都是这样度过，“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意识到了世界、星辰、跑堂、女人、痛苦和文学。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个年轻人陷入了某种强迫意念，觉得自己肩负着某项不可能由别人替他完成的个人使命。这是一种紧张状态，总是心怀忧虑，万一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感觉到的那个样子该怎么办？并且陷入一种欣狂状态，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美好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你肩上。我去了埃森，去了斯图加特，我在那里并无什么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馆，也不对公共建筑感兴趣。我坐在街边的长凳上或咖啡馆里，总是兴奋地窥伺，揣着一些复杂念头，不可动摇地坚信现在马上将要发生什么，这些事会对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绝大多数时候，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我的钱花光了。熬过漫漫长夜，我抵达汉堡或柯尼斯堡，我在那里显然无所事事，一点儿都不像“游客”，有时连房东和警察都感到纳闷。关于那些城市，关于那些令人兴奋的旅行，关于那些漫无目标的抵达，我最多只记住了几副面孔。在达姆施塔特，有一位理发师给我理发，并跟我争论起政治问题，他把我带回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在他们家逗留了三日，直到我发现这家人——包括父母和两个孩子——都是精神病。但我自己就“正常”吗？每天晚上，我都像一个意外地得到一间游戏室做礼物的小孩子。在这间游戏室内，到处都堆着精心挑选、好玩的玩具，那是一个世界。在游戏期间（旅行，上大学，社交，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某些游戏的元素），我有时感到一种特殊，甚至痛苦的责任感。我活得非常焦虑，就像一个人有意辜负某项生死攸关的重要使命。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只是此时此刻不知道从何着手。一个人需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明白自己其实无事可做；一般在这种时候，他才终于开始做点什么。
我在慕尼黑歇脚，想喘一口气；正好赶上了暴动之后，街巷里到处设满了路障。在那几个月里，在我流浪德国期间，不管在哪个外地城市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散步途中，革命者突然从某个街角开枪射击，警察迅猛反扑，巷战越演越烈，我有时不得不在哪个门洞里躲避一会儿，看子弹横飞。高烧虽退，但仍不时地畏寒。人们从大屠杀中返回家，藏起枪支，因为他们是绝对的硬汉，时不时要以“政治”的名义动用武器。在慕尼黑，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路口遭遇险情。当时，赤色分子已被驱散，被殴打，被投进监狱——但是“赤色力量”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统计、公开登记的政党，赤色分子从那个时期一开始就在社会中存在，就跟其他政党一样，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瞬间才浮出水面。当他们受到镇压、组织被迫解散、领导人被处死时（殉难者中包括一位心灵格外纯净、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兰道尔）：“赤色分子”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在白色恐怖的社会里转移到地下，如同细菌在危险的培养基里受到抑制，但随时随地试图东山再起。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我躲进门洞，等待枪声平息。几辆卡车开过来，拉走了伤员，我终于可以走到街上，跨进街对面的咖啡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震惊。我年轻时代的散步，有时被机关枪扫射打断，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人们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满了；我满心迷恋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种迷恋阻碍了对细节的欣赏或怀疑。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座城市忧郁，颓靡，到处充斥着啤酒的欢愉，职业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艺术活动。我住在“英国公园”内的一个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风雅的英国人和匈牙利人中间，他们去施瓦宾格区参加画廊活动和在两次革命之间刚刚兴起的慕尼黑化装舞会。在施瓦宾格，在一个类似场合，我结识了一位说话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黎明时分，顶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国公园内的住所，上床睡觉前，她像家庭主妇一样开始忙活，我吃惊得险些下颌脱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干净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扫得一尘不染，随后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齐地叠好，摆好，最后将头发编成发辫，并用纸片将前额的发绺精心卷好。之后，她才用再自然不过的动作，用一位家庭主妇终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种亲热躺到床上。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居然能在偷情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仍然保持家庭主妇美德的女人。我惊叹不已。跟我通过文学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毕竟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要想在如此纷杂无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种观点，这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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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想通过诗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这桩神秘、怪异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试图通过他的故居理解什么，理解某些不仅作品从未说透，就连生平和“个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东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么都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天才和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寻踪觅迹，在一只水杯上寻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个阶段中的指纹变化，我凝视一幅描绘他在游历意大利途中小憩、风格朴实的学院派风景画，我能一周七天都在这些房间里踱步。在魏玛，这位大人物的肉体存在至今都未冷却，某种浓缩的化身留了下来，而他的存在的物质影响，只以无限缓慢的速度随时间消散。我不想对歌德做一番学术评价。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关于“诗人壮年时代”或晚年的研究论文……我在公爵公园里漫步，在那里，这位“小太阳王”，邀请歌德前去的公爵，凭借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努力蹩脚地复制了凡尔赛宫的设想；夜晚，我坐进剧院欣赏《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亚》——在魏玛剧院里，我感觉宾至如归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里不无忌妒地目睹了广受赞美的扣赞伯的成功……上午我去图书馆，歌德在那里至高无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极限的生活真理和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图书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负责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与诗人在当地居住有关的警察局资料；我们一起核实洗衣费发票和买调料收据，满心惊喜地揣摩推测，我们无须解释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无意地走进歌德的世界并在那里驻足的人一样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我们好几个人在一家名为“大象”的小客栈里投宿，大伙儿在魏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做，我们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里逗留的朴实体验传播歌德文学；我们只是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魏玛是一座比例适当、精致优雅的城市，几乎凝固在歌德的传统中，不会苏醒，不敢谈论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围绕着对天才的纪念。在客栈下榻的有苏格兰的“蓝丝袜”，有脾气暴躁、神经兮兮的老妇人，有一位颇像塞特姆布里尼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过他比托马斯·曼的 href='333/im'>《魔山》问世早十几年，晚上，他在旅馆会客厅里逐字逐句地给我讲“共和国与好国王”，还有心性孤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沉浸在冰冷闪烁的夜色里，沐浴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玛的氛围里。这里还有许多附庸风雅者和游客。但在这个精神错乱的世界里，转眼就能划拉进来几个死人，合同已经拟好，这为以后能在大屠杀中缓解内心的罪恶感提供了方式。魏玛，戏院，图书馆，那家“大象”客栈，以及另一家后来我在那里住过、由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妻子主管的廉价旅店，我跟她有过几天身心的瓜葛：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类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气质相同的人才会心诚意切地聚到那里，进行俗世的灵魂修炼。从远处旁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派有点夸张，但那些已习惯了的人，就会觉得找到了归宿。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人，具有物质的命运，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开的精神的命运。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说自己生活在某种狂热、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当我在上中学时背诵海尔曼和多萝西娅的六步格诗时，我就已经在一位天才的气场里，以某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似曾相识的命运；我既没有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觉得自己堕落。当我旅行到魏玛时，我大概还在读维特；今天我站在壮年的门槛，已经在读《诗与真》了；歌德就这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在道路的尽头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问——假如我有时间聆听和理解，我想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不能……我心情舒畅、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玛。歌德不是一位导师；人们可以怀着某种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悦的亲密与他为邻。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里都是家，就连阳光、植物、日常熟悉的习惯和礼仪，都跟在家里一模一样。
在德国，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较长时间：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我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可也不能说完全偶然，我在流浪岁月里选择歇脚的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里。读歌德的书，我从来不能这样随便：好吧，现在我坐下来翻翻《西东诗集》。如果这样读他，很可能就会令我厌烦。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让人将自己与他连为一体。我随身总揣一本歌德的书，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后来，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让我以如此固执的散漫阅读的作家，我手头总会有他的书，每天我都会读他的几行信或几句评论：他就是奥朗尼·雅诺什。我从奥朗尼那里学了匈牙利语，而且至今都在学。我从歌德那里什么都没学到。他天才的著作改变了他身后几代人的思想氛围；也许，我只在想摆脱他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一次魏玛。图书馆的人已经认识了我，看别墅的门房像熟人一样欢迎我，我看过园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写作；确切地说，我一到魏玛就不再写东西。歌德身上那种跟其作品相比或许稍显逊色但具有同样巨大感染力的永恒个性所形成的神话，是我在魏玛感知到的，这个神话与时间和作品无关，不会释解，不会消失，能够影响许多代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三行诗句，读它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后来，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它在我心里开启了什么，它活在我的体内，用不着加重语气，柔声细语，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经相信，现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运时而奇妙，时而卑微
我继续恪守信徒的教规。
9
在法兰克福，我在棕榈园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驼背的裁缝，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结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缝在隔壁小屋里做爱，午夜激战；驼背裁缝是个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两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奋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饶有兴味地偷听这不同凡响的洞房狂想曲，丝毫没有厌恶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觉得不过是人生常态。这种态度不可能学来，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然结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兰克福裁缝鞭挞妻子，女人亢奋地呻吟：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时想。新婚夫妇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我都站在窗前探出头张望，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年长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缠头，罩着披肩，打着蕾丝边绸伞，坐在由两匹黑骏马拉的轿车上。她住在街道尽头、坐落在巨大园林正中的罗斯柴尔德城堡里。园林四周，昼夜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古杜拉夫人透过轿厢的小窗温和地跟法兰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们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好像是对古代封建社会的公爵夫人致意。她年龄很大，干瘪的脸上布满皱纹。在驾驶位上，坐着头戴大礼帽、脚蹬漆皮靴、身穿白裤子的马夫和男仆，马车就这样在“革命的”德国共和国里招摇过市，简直像在示威游行或公开叫板。国王和王储们都逃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了下来。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兰克福城堡里，她的儿子们、亲戚们和住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后代们每年只有一次借某个家族庆典之机，从世界各地赶过来探望她；每逢这种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当地居民争相目睹这个王朝的嘉年华。
这个家族在法兰克福发迹，钱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宫殿前金属围栏矛尖上的镀金。钱在这座城市里落户，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已站稳了脚跟，辐射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要用黄金打造。这个王朝还有一位成员住在法兰克福，他就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汉。这些游民带着写有准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单来到德国，就像勤奋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个造访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组织负责人、各政治党派和国家或城市的慈善机构。有一个流浪汉，一个身高马大的塞凯伊男孩还找到了我，声称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绍来的，他在我那里借宿，跟我要干净衬衫，并向我借钱，并出于感激给我看了一份这样的“施主名单”。那是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用化学墨水写的，不知抄写过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还简明扼要地注明了每个人的“软肋”；比方说，对拉比要称自己是流浪的犹太人，对牧师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在党部要称自己是逃亡的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要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民族组织要称自己在为爱国行动募捐，在特别愿意呵护音乐家的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男爵的办公室里，则要称自己是游走世界的音乐家。男爵给每位造访者一张火车票和五十马克；当然，火车票随后会被卖掉。我的造访者是一个细心、谨慎、性情平和的人。他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带着那份“施主名单”，身披一件破旧雨披，口袋里揣着各种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东西来到我家，我记得有流行小说、放大镜镜片和一条很粗的船用缆绳。另外，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一家柏林分行开有账户，在流浪途中每天还能挣两三百马克，讲一口带塞凯伊口音的匈牙利语；他是一个生活节俭、行事周密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奋的小公务员。后来，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时候他已是一家大电影厂的一名经理。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不少类似的人物。他们被暴风雨席卷，没有“原则”，没有目标；的确，连良心的不安都没有。他们只顾生活，现实而具体，把谋生当成一个职业，不大在乎世界观和社会良心。后来，地址在他们手中互相传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并非是在某个领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动物；他们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逃避工作。不管怎样，他们注重“生活”，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偷过东西，如果借钱，大多数人都会寄还。总之，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们有一点亲属关系。
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年轻人，谁也不是，也没想成为什么人。当时，文学对我而言还只是团迷雾，只是一个朦胧、痛楚、恼人的含混概念。刚一开始，我就像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主人公，整日游荡在法兰克福。中午起床，之后在市中心广场上气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馆里坐到深夜，抽廉价、甜味的英国雪茄，可以一连几周只读一本书。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发现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莱的阿尔萨斯作家，对他十分敬重。我记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欧洲爱国主义精神”，并为之所吸引。我对每一位新认识的人，都从这个视角进行审视，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欧洲人？在某个波兰沙龙或丹麦大学里，到底有没有这类首先作为欧洲人、之后才作为丹麦人或波兰人高谈阔论的人？那时候，库登霍夫·卡莱基和胡伯曼·波罗尼斯拉夫还未提出他们的泛欧洲主义观点，但空气中传播着类似的口号。有时我真以为，生活或文学将一个个这样的“欧洲人”推到我跟前。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流浪汉或冒险家，他们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来的。
我听漂泊者和流浪汉们说，在法兰克福所有人都给他们施舍，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给；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已经给得够多的了。这座城市，简直像一个洛可可沙龙。有一天早上我睁眼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接受了。在这里有18世纪人理解的那种“社交生活”；在宫殿和沙龙里，极具修养的富豪们以名副其实的欧洲人方式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人的心灵需求要比肉体生活的林林总总都更强烈，更通达。人们在宫殿里过着隐居生活，四周摆满了哥特和印度风格的收藏品。他们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银行家、学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应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礼服的男仆引到客厅，我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统治着这个工业发达与精神丰富的国家区域。这个意外发现，要感谢我在大学结识的新朋友汉斯·埃里希。汉斯·埃里希对德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个封闭、矫情、法国味的法兰克福。汉斯·埃里希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富有的西里西亚工厂主的儿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是斯宾诺莎。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还加入了另外一个活跃在欧洲各地、由某种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来的国际组织。我对他心怀感激，另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怀疑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但我这个猜测从来没能得到证实。
10
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我想，我根本就没把自己跟这份“外国报纸”之间的关系当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对我来说，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还是登在考绍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考绍和法兰克福评论家对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来，都是在大报的星期日专栏版发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这样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别“想”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文章，可能他们理都不会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进一家佩斯周报编辑部的门槛，肯定要比被这家世界级大报接受更难。对于写作，对于词语的分量，对于文字的后果，我根本毫无概念。我写文章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呼吸，抱着某种粗野的欢乐张大肺叶。我不知道一位年长、博学的作家为了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几行自己的文字要走东闯西地花费多少精力；我不过把为大报工作视为一种消遣，他们为此支付昂贵的费用。我后来意识到，根本没必要向他们讨钱，如果完全听凭他们确定稿酬的额度，我会得到更多。在我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打电话到巴黎，派我去伦敦出席某个政治会.议，或到日内瓦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政治报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时的某个“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东欧几个月，他们支付全部费用……我知道了，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没有必要给他们寄费用清单，从来不需要我伸手要，报社就会主动给我汇足够的经费。
这家报社非常出色，就像一个小国的外交机构那样敏感。他们的外交官们坐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编辑部能够通过电报、国外评论影响伦敦的时尚潮流……对报社而言，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则是对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评论，确定各种时代现象的精神或文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说，德国的重工业是报纸的经济后盾；但在20年代初，这个传闻并不属实。德国工业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体是后来的事，更后来才是第三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对媒体都很谨慎；或许，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唯一一家纳粹很长时间都未能“操控住”的报纸。为了保持报纸的信誉、精神的高尚与独立，这份报纸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兰克福总部进行编辑；亨利·西蒙统管一切，事无巨细，即使一日出三份报纸，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会刊登一则无意义的消息，每则消息都要经主编兼社长亲自过目。他们只要接受了谁，就会将谁视为家庭成员。只要是他们相信的人，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确，在这份报纸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须能够经得住考验；从他们手里绝不会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
我跟这家大报社保持了许多年的工作关系。有一天，我们的联系就像刚开始建立时那样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断……那时，我已经移居巴黎多年，我为他们写过许多东西，在很多方面合作过。从某一天起，他们开始退我的稿子。发表一篇，退回三篇。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他们在退稿信中写道：“总之，我们希望您写的不是这样的文章……”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当我为他们写专栏时，我十分好学，耍小聪明；我给他们写他们希望我写的东西。当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后，我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我用德语写作，但是用外国人的心灵写作。偶尔，他们出于礼貌还会发表几篇，但就像一个人对待已被自己抛弃的情人。
11
有一天早晨，翻译K带着两条狗和他的女友从黑森林来到法兰克福，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肥胖，总用充满苦难、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K的女友是一位奥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德语，后来，她本人也成为左翼德国文学“运动”中一位相当多产的女作家。我在火车站等他们。他们进驻法兰克福相当惹眼。那两条狗惹出不少麻烦，他们刚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馆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我只好让他们住到我后来的住处；当时，我早就从虐待狂的裁缝家搬走，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离报社不远、与名为“吕腾与勒宁”的出版社紧邻的一幢房子里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我一个人住在别墅的一层，非常喜欢屋里赏心悦目的陈设。当K由于世界观和养狗问题跟法兰克福家庭旅馆房东吵翻后，他们搬到我那里住，我则搬到别墅二层的一间阁楼里。就这样，我跟在国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两头发生争执。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气，也最爱生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得十分开心。K和他的朋友们工作很忙，在那段时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写到牢骚满腹的信件里，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邮寄。在我的熟人当中，他是写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后来，我在国外也收到过他寄的这类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来的，信里的全部内容只是告诉我，他的工作按计划进行，或者收回他对我的好感，或者他认为误解已经消除，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旧。对他来说，不管什么都十万火急。他性情火暴，经常跟德国人发生冲突，动不动就写信投诉。战争期间，他跟女伯爵在达沃斯相识；当时两个人都在患病，他俩在达沃斯疗养院缔结的情谊，要比任何病人之间可能缔结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谊都更加纯洁、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他们两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欢文学，喜欢狗。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样奴颜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说话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宠爱狗和翻译书上了。他们翻译了许多作品，他们是那个行业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两位艺术家来完成：翻译家总是流产的作家，就像摄影家总是迷途的画家。K和女伯爵用真正艺术家的谦逊将自己的天赋倾注到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上。有的时候，他们会为如何将一个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准确译成德语而争论好几个小时。K从匈牙利语翻译，他是第一个将匈牙利新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人。官方不仅从来没有支持过他，反而不承认他。.
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别墅里，K从早到晚都为他的两条狗捉虱子、逮跳蚤，经常写发泄牢骚的加急挂号信——毫不夸张地说，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为那些令人气愤的信贴邮票上——他总是躁动不安，兴奋不已；只要有K在，空气里总弥漫着火药味。我住在别墅的阁楼里，从早到晚都可以写诗。K做午饭，在手稿和打字机之间，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为他不会做别的。
K和女伯爵，这两个人由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与人关系，我后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我都不清楚，“他们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称为罗曼蒂克的东西，大概不是以这种依存关系为特征。他们是在患病的时候相识的。后来，K的病好了，但妇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健壮”、“沉静”等通常用来形容奥地利贵妇的概念毫无关联。她个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头的脸上，只有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动，那是一双因死亡恐惧而显得高贵、因人类团结而散射温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缝制的衣裳和踱步时不安的神情，都让德国人惊叹不已。我们在城里所到之处，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因为在女人身上，总有什么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某种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鹤立鸡群，一道在痛苦、彻悟和激情中经受过洗礼的精神光芒。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鸦雀无声。女伯爵走在前头，目不斜视，低着脑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过人群；随后是K，腋窝下夹着两条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满猜疑、暴躁和忧伤，已经准备好立即给让他生疑的人写加急挂号信；我只是这行人里的一个小无赖，扬扬自得地走在队列最后。
女伯爵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大使，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时代是在父亲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给了鲍尔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个地方，后来由于患病，从那里去了达沃斯，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丈夫的领地。她能讲能写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厄普敦·辛克莱尔和查尔斯·佩吉的作品；辛克莱尔用很小号的打字字体给她写过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谁，只要接触到这颗心灵，就会跟她成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满激情的左翼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将个性的傲慢与自己的言行，将无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与“女革命家”激昂的献身行为如此绝妙地结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儿，那里就立即形成沙龙，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她——有的时候，一些狂热、暧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坐在这个“沙龙”里，因为在K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俩也不得不扮演沙龙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们都这样待在女伯爵的客厅内，手里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兰克福的理论家和贵族们，都温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从她身边逃走。我们举办“社交活动”，应邀前来的客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担任大使的父亲在开罗或巴黎的奥匈帝国大使馆的宫殿内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动”——K则坐在某一个角落，宠护他的爱犬，用怀疑的眼光左顾右盼——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乖觉地追随那躁动不安的高贵心灵，浮游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空。
不，这个女人不是“蓝丝袜”。在她羸弱、病重的躯体里，蕴含着能够蛊惑民众的力量。她的肺脏几近萎缩，即使这样，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伏身坐在打字机前，嘴里总叼着一支英国或美国产的很粗、冒烟的鸦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们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说，“她非常可怜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阶层与过去，带着某种忌妒的怀旧之情憎恨它们。那些不时聚到她身边的人，时过不久会彻底消失，许多时候连姓名都不会留下；革命者们隐藏身份光顾女伯爵的沙龙，他们仿佛有一个誓约，都从来不讲更激烈的细节……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须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他的手白皙、光润、柔软，目光迷离而狡黠，他坐在我们中间，断续、干巴地回答我们的提问，极力隐瞒自己的名字。有人传言，他是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厂的工人。虽然他去哪儿都穿一件工作服，但从夹克细密的布纹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缝之手；从雪白、光润的指甲看，那双手从来就没沾过机油碰过铁粉……他的头颅形状、嘴和额头，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很快就开始在沙龙里流传。在女伯爵充满魔力的气场里，有过许多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客。
K把他的酒、英国烟和书称作“孩子”，并且与我分享。我十分温存地生活在他身边，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质，外加女人；我就这样无私、谦恭、悲伤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与众不同的女伯爵。痛苦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是命中注定，她带着蔑视和反抗予以接受。她是贵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贵族。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来看望我们，做完客后，我们在雨中散了几小时的步。茨威格向我讲述了这位卓尔不群的妇人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他写人物传记那样翔实细腻，充满感人的激情，讲述的方式我们只在谈论那种人时才会使用。当阶层、原则和价值准则在我们四周坍塌，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与坚韧保持身心的平衡。有的时候，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郊区旅行，去工人聚居区，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镇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朗读作品。“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也怀着由衷的爱戴簇拥着她，尽管她并非完全、无条件地属于他们，但他们应该将她视为自己人。
初秋时节，K又被什么惹恼了，从楼下给我写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阁楼。毫无疑问，女伯爵站在K的一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是跟K团结一致，或许他们两人关系的特征和意义就是团结，就像一颗卓尔不群的心灵接纳了另一颗受伤、愤懑的心灵。当我离开他们搬到火车站对面一家旅馆后，我过了一段流浪艺术家的日子。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不少类似爱情的经历，我成了当地冒险故事中伤感的主人公，成天纠缠在分手与丑闻当中；我的行为举止已经染上了神经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上。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这种病里蕴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不能在法兰克福继续住下去了，在这里，我已从这座城市和人们那里得到了他们在深夜和雾中所能给予我的最多的东西。我没有跟周围的环境保持一致，没有跟各个阶级、利益阶层和任何人团结一心。我在旅馆的客房里跟仙人掌、黑人雕像为伍，每天夜里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处，担心在凌晨会被逮捕。
12
有一天醒来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体内引发了某种变化。我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真正写下或表达什么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的那些涂鸦之作，那些诗歌、戏剧习作，都不过是初试牛刀之人结结巴巴的表达尝试，有时候显得相当聪明，这样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乐家的自信在钢琴上乱敲，感觉占有了这件乐器。我意识到，客居法兰克福的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么，某种写作的初始状态，或许，只不过是一些偶然、模糊、胆怯的举止。我生活在人群中间，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怜；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雾里，我上大学的感觉就像一个陌生人，脸拉得很长，一副军人做派，跟帅气可爱的同龄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乐，也没什么话好谈。我只对新闻写作感兴趣，我对唾手可得的成功虽然感觉良好，但并不太看重这种表达的机会。我觉得，新闻学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作家的行为、态度和观点立场，都是在人与事件背后影绰浮现的另一种“幻想”。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约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欢对作家而言的那种真正现实。文字创作的终极意义不过是行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话讲：道德行为。我意识到有某种使命在等着我，这种使命，我必须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由于我觉得自己还很软弱，还不成熟，这种任务让我感到焦虑，有时感到恐惧。
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我结识了很多很多人。报社有时派我去达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维希大公退位后仍旧住在位于该市中心的宫殿里，依然保持着宫廷内的精神生活；哲学家盖沙令伯爵是精神领袖。那座年轻人云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称作“智慧学校”，在那里，渴望知识的美少年们坐在丝绒面的扶手椅里，光着脚板在花园里散步，聆听盖沙令伯爵谈生活，谈死亡，或者参加某位应邀而来、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主持的讲座。在这里，我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我来说，他的样子有些可疑，我对所有穿长袍的人都觉得可疑，感觉是反欧洲，反理性。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智慧学校”里也基本都是单一性别。恩斯特·路德维希身材矮胖，弗恩模样，拄着拐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学员们的众星捧月下出现在公园里，一声不语地观察着这支“精英队伍”，仿佛欣赏一件特别的造物，之后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见的书籍、陶瓷和他赏识的哲学家们中间。这些达姆施塔特的造访者们——我必须撰写关于这些地位显赫的外国贵客或讲演者的“报道”——给我留下了令人压抑、很不舒服的记忆。但是法兰克福本身也窒闷，拥挤——有太多的金钱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满了因金钱诱发的恐惧、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有趣”得几乎不真实；我的每一天都过得矫揉造作，仿佛闪烁着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线的光芒里。在格罗撒·希尔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里，一百年前，人们在这里过着骄奢、舒适的生活，就像现在住在“黑尔·拉特”楼宇里的贵族家庭；毫无疑问，这里的城市氛围在整个德国最为奇特，我迟早必须得逃离这里，这里到处充满了刺激、甜蜜和过分的餍足。的确，我本可以在法兰克福干一番事业的。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带着我的法兰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车逃亡柏林。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只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别。那位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长十岁，整夜抱着痉挛的肚子躺在车厢里。我情绪低落地坐在她身边，望着车窗外黎明破晓的德国，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离开的是自己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站，后来我再没有回到过那里。就在客居法兰克福的那一年里，我的世界观或秉性气质逐步形成，从而决定了我整个一生跟写作和世界的关系。那时候我知道的只是自己的处境，我在那座异邦的城市里住了一年，并从那里将一个女人带入记忆，这个女人我并不爱，我真想尽快逃离她。那年我二十岁。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里精神焕发。我上了“冒险之路”。
第二章
1
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当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几条街之外，住到条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区里。但在第一时间，我就出于本能决定住到这里，住到点油灯、讲方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区，午夜，警车刺耳的鸣笛在街巷里回荡。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寻找人的温暖、亲近和某种真实性。我痛苦于孤独，痛苦于那种造作的伪文化的孤独，那种孤独在我的成长期和后来不同寻常的法兰克福时期，都像某种特殊的氛围包绕着我，就像从原始物质上脱落的迈泰奥拉。
在我周围漂满了浮冰状的孤独。这要比焦虑的孤独更严重：发自我的内心、我的本质、我的记忆。作家绝望的孤独，已经成为了生活态度。我“亲近过的”那些人，都处于同一个文化培养基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进或坠落，只相互发出光的讯号。在法兰克福，我们踮着脚尖走路，口齿不清、煞有介事地谈论玛丽·魏格曼的舞蹈或共产主义。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开，我自己也慢慢显得博学。空气里塞满了口号。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会了我相似的口号，但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对现实一无所知。我觉得，我的脚必须踏回到地上。我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经验。现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无论是在书籍里，还是沙龙里，都跟在妓女们身上，在与我一同夜饮啤酒的健硕士兵们身上，跟在斯泰提纳·班霍夫街区我的房东们身上，跟在那些由于我递上一张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请我作为“外国媒体”成员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玛部长们身上没什么两样。我惶恐而决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过的举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认为，她们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最为贴近。但是托马斯·曼和文学，通常来讲要比这个或那个女人对现实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来，“现实”就像一篇不应该跳过又没完没了的“课文”，一开始读，就差不多要忘掉。
在我住布吕切尔大街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当女伯爵把我带到工人们中间，我不仅怀着各种各样的良好愿望，还带着研究的目的。工人们就这样生活。工人们的精神生活就这个样子。工人们喜欢读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现实中，工人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仅读“革命”文学，他们中有不少人更爱读、最欣赏库尔茨—马勒的小说。工人们对于道德、婚姻与爱情，也有着与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们对革命的渴望也跟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写的不同，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觉得世界革命有多么急迫。大部分工人满足地住在房子里，他们有收音机，预订报纸，去剧院看戏看电影，领失业救济金；尽管过得并不宽裕，但那些年在德国没有人会饿死。现实与我们的想象并不相符。现实情况看上去跟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截然不同：有时更糟，有时更好，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更多意识到的是，人们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经症折磨，在这个方面工人们跟女伯爵或贵族们并无区别。“健康人”跟白象一样稀有；人们抱有深深的偏见，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统治之后，德国人开始习惯于政治思考。在这些人的言行举止里有着某种机械和固执。只有在这里，公务员们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领；在“自由”中有着某些他们并不知晓、难以忍受的东西无从解决，无可慰藉。
在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学咖啡馆，不钻孤独的迷宫，不给熟人打电话。我在布吕切尔大街租赁房里隐居，就像一个逃债者。房间是一位经纪人租给我的，煤油灯照明，墙上挂着宗教题材的东西，地板上撒满绿色的粉末，由于房子里有许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种杀虫剂。在那之前，我从来没住过这样的地方。我搬进去后，整整四天没有出屋，我买来纸笔，昼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写了一部戏剧，为此我在法兰克福已准备了一年。那部戏写得并不好，后来被一位经纪人买走了，在一座德国小城市的实验剧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败。那时候，“成功”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构建什么。从那之后，我十五年没有再碰戏剧，打消了所有尝试的念头。在柏林，在爬满蟑螂、点煤油灯的客房里，我头一次感觉到当一个人在凭空创作自己的某种想象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兴奋与揪心的责任感。某种并不完美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某种从前、今后都不会有人为他代劳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惊骇的感觉。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会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状态下——在某种冰冷和极度的忘我状态下，我坐在布吕切尔大街的客房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叠稿纸，随后将手稿塞进皮箱，试图忘掉这次尝试。我出门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围有什么东西活着并咚咚拍案，鼓励我工作。我感觉到力量、诱惑、巨大人群与机会。我生活的新阶段开始了，而且开始得并不赖。
2
在柏林，我开始了意外的历险：青年时代的历险……现在我已经明白，青年时代并不是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生命阶段，它只不过是一种状态，其开始和结束都不能用年份标记。青年时代既没有伴着青春期开始，也不是在某一天（比方说，在我们四十岁某个星期天下午六点钟）结束。青年时代，这种格外奇特、根本不是“暴风骤雨式”的生命感受可以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在我们对此毫无准备且无特别期待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一种忧伤、纯洁、无私的状态。你不由自主地被各种力量所席卷。你也为此倍感折磨，还有一点羞惭。你想尽快地度过这段时光，变成留胡蓄须、满口都是原则和冷酷而明确理论的“成年人”。有一天你睁眼醒来，发现四周是别样的照明，别样的客观含义，别样的词语意味。从你护照上写的资料和你身体储蓄的能量来看，你还很年轻；也许从幻想破灭和责任感的意义上说，你还没成为一位男子汉。但在青年时代的初期，那种蛰伏的、怨恼而无辜的状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已经有别的什么开始替代它，生活的一幕过去了。我从魔法中醒来，感到惊讶不已。这是一种怎样的“已经发生过了”的感觉，跟任何种类的肉身体验都截然不同，但在内心深处苦涩滋生，幻想短暂易逝。只要青年时代尚未过去，你就会刀枪不入。
毫无疑问，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柏林开始的。对于那种状态，人们后来以青年时代的名义蓦然回溯。每天醒来，我都感觉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说不上多么隆重，就是这样，我的青年时代在柏林开始，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不能说平平淡淡。那是一个过渡状态，有着非同寻常的仪式、与众不同的戏服和重大的转折。在柏林，在我周围谁都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我则做什么都有时间。城市生活正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不仅富于异乡风情，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或从某些特殊领域看，它都给人留下国际大都市的印象。外国人布满了城市的犄角旮旯。在这座城市的迷宫内，挤满了俄罗斯人和挪威人，每个人都要创建什么，德国人会为所有人的创业铺垫基础，哪怕外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生意能够成功。德国人追着无所事事的外国人给他们钱。有一天下午，两个从符腾堡来到柏林的德国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跟我搭讪，随后我们联手创办了一份画报。两个星期后，我们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栋公寓楼的楼上租了一套有好几间房子的办公室，不仅配备了电话和打字机，还雇了会计、收银员和打字员。画报还真的出版了，内容荒唐得不可思议，并且畅销了很长时间。创刊号刚一问世，我就与他们分道扬镳，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那副一本正经的空洞无知。这类的“创业”在这座城里比比皆是。在选帝侯大街的一条小巷内，我在一家午夜酒吧里结识了两位退役的德国军官，他俩在半小时前刚刚相识，很快就成立了一家投资百万的铅笔进口公司，他们为我不肯加入这桩一本万利的生意大惑不解。几个月后，他们就用进口铅笔赚的钱购置了住房。那些年的柏林并不浪漫。不过，那座巨大的城市是独一无二的大实验室；外国人可以在德国的工厂、剧院、电影院、编辑部和办公室里随心所欲地小试身手。战后的柏林对抱有敌意的外国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乍看上去，那是一个到处散发着可卡因和威士忌味的冒险世界，但在醉生梦死的享乐背后，格调日益溃腐，观点日渐清晰。
在柏林当年轻人，一刻都不会感到无聊。我在柏林的那几年，遇到许多善良的德国人，后来不管我去过多少地方，都再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好心人。他们是那么迷惘，灵魂中充满了困惑、恐惧和复仇的欲望。那座城市是那般饥渴，渴望生命的快乐，渴望风格，渴望新的表现方式。我喜欢它的忧郁和无边无际。我喜欢上午步行穿过动物园，看身穿骑马服的女士们在那里散步，手执的马鞭不仅表明她们热爱运动，有时还暗示了另一种癖好，邀你跳神秘的死亡之舞。人们按性别分拨结派；开始只是出于时髦，后来同性恋像瘟疫一样播散。为了解决泛滥的欲望，巨大的色情产业应运而生。
在那段时间里，我体内燃烧着温度不同、光亮各异的火焰，那是纯粹、自然的厄洛斯的快乐，让我既能投身于他，之后又不会感到自责或怨悔。那是一种特别的情感，就像在做爱之后我必须逃离“现场”，不会在体内蓄势累积。我伸出两手见什么抓什么，既无恐惧，也没愿望，不放过柏林给我的任何东西。那个时候，我年轻得那般纯粹，那样无辜……人们能从我身上感受到这种年轻。我所到之处，万物都向我张开臂膀。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阶段，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感受到厄洛斯的呼吸，他在别人中间随意穿行，仿佛是大自然挑选的灵物，既不能被伤害，也不会被玷污。
初到柏林的那段时间，充满了不期而至的爱情体验。在这座躁动不安的城市里，性别混乱，情色不羁。我认识的女人里，有的是秘密的普鲁士军官，她们在家里戴单片眼镜，抽雪茄烟，更有甚者，在她们的床头柜里放着军事书籍。而男人们呢，白天管理工厂，夜里打扮得像弄蛇人。柏林的冬季，有开不完的假面舞会。有的时候，情侣们戴着吓人的面具。我神情自若、心情愉快地出没在混乱不堪的舞会上，仿佛清楚地知道在寻找谁，不会迷失在疯狂情侣们的肢体之间。有一天下午，罗拉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已经从卡萨来到柏林，想约我见面聊聊天。就在那天，假面舞会以全新的形式改变了我的生活。
3
汉斯·埃里希无条件地相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信在欧洲至高无上的德国精神；但是与此同时，他同样无条件地相信阿司匹林的疗效，相信穿用羊毛线织成的内裤可以保护他在冬天不得感冒。我兴奋不安地跟他交往，因为像他这样误入左翼阵营的德国市民阶层男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无法理解他的脾性、他的品位、他的倾向和他的观点。在柏林，我认识不少瑞典人、法国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位德国年轻人那样魅力十足、令人不安的外国人。他谈话的时候思路清晰，但在清晰的思路背后迷雾重重，无措无序。他既读伏尔泰、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心怀崇拜地谈论一位名叫华德玛尔·邦塞斯的德国作家鼓吹的“现代神秘主义”，他从中感觉到“建设的力量”。但是我感觉到的，只是一个蹩脚的末流作家。我们两个都读马汀·布伯的传奇故事，吸引我的是作家率直、刚硬、传统的德国性，吸引他的则是犹太神秘主义的模糊性。许多年里，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交谈，几乎没有歇嘴的时候，我们的谈话硕果累累，这是由于我们永远不能让对方理解自己。我不能也不想摆脱他，因为从他的“存在”和“思想”中我嗅到了“德国人的秘密”，那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基于语言、环境和记忆能让一个人无可救药、确凿无疑地成为德国人的综合体。就我而言，我从来不是萨克森人，不是摩尔维亚人，而是无可置疑的匈牙利人——但我综合了他们的不同特质而成为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也可以想象，假如二十年后我在北京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滑稽或可悲。
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心，使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成为无可仿效的孤独者？我们了解的所有德国人特征都不适合用来形容他。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秩序癖”——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对秩序怀着痛楚不堪的思乡之情，只是在他的生活和世界观里不能够实现而已。一个人永远不能通过文学了解世界和种族差别（那种能让人群成为种族并与众不同之物），只能通过亲历和咖啡勺了解。汉斯·埃里希对秩序的渴望，就像一头野兽渴望自由。然而，秩序显然不能像汉斯·埃里希想象的那样唾手可得；尽管他循规守矩地生活，尽管他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准时散步（一分钟都不会多），尽管他在客房墙上钉了鞋刷袋（因为“鞋刷不能随便放在橱柜上”），尽管他在读过的书上用红铅笔做了标记（以防万一再读一遍），但是仍旧无济于事：汉斯·埃里希的内心仍纷乱无序。他的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努力目标——实现秩序，这是他圣洁的远大理想。但是他所到之处，绝大多数只是制度，从不是秩序。这个信念是他最崇高的理想：庞大的制度，完美的生活方式。一切“庞然”之物都盛大辉煌，他生活在“量的欣狂”中。但在必须当机立断的日常小事上，他却思前想后，绞尽脑汁，犹豫不决。他对一切都追求“形式”，同时又担心生活对他追求的形式难以容忍，一切全都杂乱无序，超出唯有死亡才能界定的可怜框架。
他总是手忙脚乱地捕捉细节。他本性惊人：惊人的善良，同时惊人的无助。他每天上午都来找我，置身于我所栖身的混乱中，他说无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目标的无序让他难以忍受，他试图在无序的背后找到形式、制度和观点——他问我晚上去哪儿。假如我跟我的律师朋友一起用晚餐，他会问我那个人住在哪儿，他的公寓什么样子，有几个房间，他住在那里多久了。听到回答之后他沉思片刻，然后又问：我们吃了什么？我们喝没喝葡萄酒，还是只喝了啤酒？谁坐在主人的右侧？他雇了几位仆人？晚饭前我们聊了些什么？随后又问：吃饭的时候聊了什么？吃完饭呢？另外，关于拉特瑙我们谈了些什么？谁先提起拉特瑙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吗？我得好好想想。邀请我的那个人是不是音乐教师？这个人怎么样？多少岁？一位音乐教师挣多少钱？在城市乐团工作是否也能得到家庭补贴？音乐教育由国家统一管理或推行音乐私教，我认为哪个模式更有效？音乐教师读拉特瑙的哪本书？他是哪个政治党派的成员？他的扣眼里戴没戴像章？（汉斯·埃里希戴。）我觉得拉特瑙的财产如今都到哪儿去了？我在拉特瑙的文字里是否发现了神秘主义元素？拉特瑙的实用政治是否可行？晚饭后有没有上咖啡？墙上有没有挂知名画家的画作？我是否无条件地相信一个人的才华早晚都会实现，还是只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在当今的社会秩序里，是不是天才也会迷失？
后来，我们休息了片刻。他直眉瞪眼地擦着眼镜，消化从我嘴里获得的细节。我从来不能与他“交谈”；总是跟他聊些什么……跟这位年轻的德国人交谈，我感觉就像复杂的法院开庭、检查或警察听审。一个细节都不容含糊；他并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保持含糊。汉斯·埃里希病态地渴望清晰、秩序和详细。他一旦抓住什么就不会松手，必须连筋带肉、一丝不剩地剥下来。随后他无精打采地盯着光秃的骨头、交谈的结果和剩余的话题，心满意足地想：谢天谢地，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休息之后，他又开始刨根问底。昨天上午我去哪儿了？去医院了？我有没有看医院的花园？有几公.９９lｉb.顷大？我都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到鸟？大概几点钟？下午三点？朝哪个方向飞？我不知道？往北还是往西？我不知道哪边是北？鸽子的大小？直线飞，还是绕道飞？灰色的，还是灰绿色的？真的很奇怪。说来说去，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鸟？他又开始折磨人地从头问起。飞得快还是慢？说完了鸟，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革命或爱默生的历史观。他是那样痛苦地渴望秩序，就像孩子们想要长大一样。他总是在窥伺别人，比方说，看看瑞典人或法国人知不知道什么被他忽略了的、历史里没写的、四五百年前的事；人们是不是在嘲笑他，是不是讥讽他无知。他认为生活中“怎么工作都没有够”——人们之所以工作，并不是为了满足要求、达到目的或者实现什么，而是“为了工作本身”。他心地善良，像孩子一样，同时又很强势和诡诈。他对一切都充满热忱，同时又对所有外国人满腹狐疑；在他的眼中，整个世界像一个同盟，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信念，即发现德国人的可笑之处，对纯洁的日耳曼种族的思想品头论足。我感觉到他活得忧伤而困惑，对他抱以由衷的同情。我敬重他的勤勉和多产。他总是描画蓝图，仿佛在用直尺和圆规丈量世界，努力将一些不可名状、难以捉摸的东西在日常实践中派上用场。由于他的努力时常受挫，于是他垂头丧气地擦拭眼镜，沉默了片刻，深叹口气，重又好奇不安地刨根问底。
他是一个家境宽裕的男孩，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相当多；他心地善良，试图讨我的欢心，经常送给我各种礼物。有一年的圣诞夜，他在我的房间里堆满礼物，并请我去西里西亚，去他的父母家做客。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因为他的本性极端懒惰；他总是想要整理什么，比如他的文章、学识、房间或周围世界，因为他的内心乱得不可救药。他只相信德国，认为整个世界混乱无序，颓废堕落，尤其是那些法国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我确信无疑，德国是国家秩序的经典样板，正像我们在家乡和学校里学到的那样。在博物馆里，火车站上，百姓家中，到处都秩序井然。只是在精神世界，在德国人的心灵深处，并没有“秩序”；雾霭朦胧，孩子式的迷雾，血腥、复仇、无可救赎的神话迷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汉斯·埃里希为什么如此迷狂地渴望秩序。……当我去了法国之后，那里日常性的无序令人作呕。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弄懂了什么是“秩序”——我花了许多年时间才理解，法国人虽然将垃圾随手扫到家具底下，但他们的头脑秩序井然，整洁明亮。
汉斯·埃里希成为社会主义者，大概就像一个人有一天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样简单。他的阶层背景和内心信仰，都跟这个立场风马牛不相及。我总抱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成不了别的，就会成为革命者。汉斯·埃里希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他渴望“职业”，这很自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去了巴黎，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习期间，他对巴黎人不可救药的无序感到紧张和厌恶。三十岁时，他已为德国最大的报社写头条文章；一两年后，他被选入了帝国议会。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几天之前去过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在城里疾驰；他向我介绍他的女友，那是一个漂亮、肥胖、体格硕大的女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广场；他停下车，我跳下车后跟他告别。
“革命将会逐渐取得胜利。”他沉思地说，胳膊肘支在车窗上。
三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占领了帝国。汉斯·埃里希被关进集中营。他工作的报社也更换了主人，过去的同事全被扫地出门。汉斯·埃里希被时间遗忘了，就像我年轻时代的许多伙伴；我再没听说过他的一点消息。
4
我在柏林的那几年，也不乏风流倜傥的日子；那个时期，正是“忧郁柏林”的特殊岁月。我们轻浮、放浪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矫揉造作的大城市里。城市的丑陋和建筑的贫瘠也讨人欢喜；假若让我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会惊诧地意识到：后来，不管我在哪个国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战后一年半的柏林那样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羁、轻率的年轻。“革命”时常爆发，但在血腥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那类幕间休息式的丑闻，就连参与者也不。曾在魏玛时期为新宪法和自由权益欢呼的德国人民，不再关心自由问题。艾伯特接受了其稳重而理性的政党的委托，收拾那个烂摊子。德国社会民主党暂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既不会使用，也不会滥用。
绝大多数“革命”，包括在卡普政变的日子里，都是平静无澜地进行的。同时代人对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只是注意到灯灭了，电话不响了，饭厅里的水龙头不流水了，我们要用矿泉水洗漱。我们很快学会了“现代革命”的生存技术：所有人都在家里备一小把蜡烛和几升瓶装的法辛艮牌矿泉水。当时货币贬值还不那么严重，并不像后来马克在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变成废纸。外国人拎着成筐的外币到物价便宜的德国来购物；在德国工厂的仓库里，则堆满了外国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产阶级、会拉丁文的学者和公务员损失惨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产阶级束手无策地充当了“涨价”、“昂贵”的牺牲者。在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相信，或许连国外都不相信：马克真会遭此劫难。千元面值的旧币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银行取一笔国外来的汇款，领到的竟是几百张印有威廉头像的千元纸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们迅速集结起来，用复杂的提薪运动应对灾难；但是中产阶级惊恐万状地木然观望，仿佛小市民的偶像轰然倒塌，突然被货币贬值的台风从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储蓄存款和生活费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我从布吕切尔大街点煤油灯式的孤单，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我每个月都要换一套公寓。我在“将军们的遗孀”家里住过，女房东们住在上下五层的豪华府邸里忍饥挨饿；我在有八个房间的医生家住过，而医生要自己打扫整套公寓；我还在前普鲁士总理家寄宿过，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两磅面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现：“西柏林”气宇轩昂、与世隔绝的大贵族庄园。一间巴黎顶楼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选帝侯大街租下四五个房间，沙龙里摆满了德国品味的珍贵艺术品，青铜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床上睡觉，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饭厅里用午餐。从那时候起，我不动脑子地挥霍钱财，我会在第二天意识到，我要比前一天更富有。人们在街上跌跌撞撞，嘴里胡乱喊着数字。大凡那期间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全都是骗子。疯人院里关满了疯子。在那几个月里，大工厂和银行都不可思议地暴富起来。施廷内斯的阴影在大地和水面上飘荡。中产阶级既无能又无助，绝望地等待厄运降临，被卷入了疯狂的假面舞会。
我用自己荒诞、可鄙的富裕，接济“将军们的遗孀”。我带回黄油送给她们，房东们低眉折腰、滋味难言地道谢并笑纳；至于普鲁士总理，我则给他雪茄烟。无论对于旁观者还是蒙难者来说，这一切都是说不出地令人生厌。但是，青春就在这一切中勃发，那是一段特别的胜利时光，生活中没有任何阻碍，仿佛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全部失效，不管在哪儿都整日乐声，而且是黑人音乐。钱变成了废纸，我们在垃圾中踯躅，浑浊的浪潮卷走了所有人的价值，我们为自己还在苟活而自惭形秽；但是生活还是让人快活……冬季在浑浑噩噩的半梦半醒中流逝，我们在灾难的上空浮游，并没有什么罪恶感。柏林，绝望而发疯了的柏林，在这个残酷的冬季变得美丽。通宵的舞会流光溢彩。每天晚上，我们都成群结伙地看遍柏林所有的演出。每个人都“寻欢作乐”，好像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德国年轻人总是在街上欢庆爱的节日，家长们失败了，失败得是那么羞惭和不可理解，以至于连防卫都不敢。每天夜里，我都带着新情人回到将军遗孀们的家中，在凌晨相识和分手的时候，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将她们的电话号码塞给我，但有谁真的在乎黑夜和爱情呢？一夜醒来，我躺在城西豪宅的卧室里，在陌生的房间里搂着陌生的女士，豪宅的女主人睡在我怀里；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明晚我也不会再认识她。一座城市，可以在瘟疫的死亡恐惧中如此狂欢。在瘟疫爆发的日子里，虽然我也染上了一些，但我仍揣着一种刀枪不入的安全感，对我来说，青春的节日就在那年冬天破晓。我不能感到羞惭，更没觉得自己有罪。
在瘟疫的恐惧中，在疯癫的狂欢里，在预示凶兆的假面舞会上，柏林变得美丽起来。我下午醒来，我是被朋友们叫醒的。人们被一股隐秘的旋流卷到一起，他们中有瑞典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处心积虑又愤懑忧郁的一代人，有修养的风流子和投机者；大多数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我们组成了一个道德感薄弱的联盟，不仅有别于德国人，可以说是为跟他们作对而组成的——即便有一天我们被冷酷无情地从这座城市赶走，我也不会感到震惊。不过，德国人只是感到惊诧，沉默不语。我们坐在罗马咖啡馆内，一群欧陆精神的集大成者和所谓的精英，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换钱和写诗，为皮货生意和佩吉争得面红耳赤。德国人严肃、静默地站成一堵不透风的人墙，组成一支跌撞蹒跚的队列。与此同时，我们以复杂的方式占尽便宜。德国人不仅将柏林拱手交给外国人，还给了他们值钱的外汇。柏林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有气质，女士们学会了穿着打扮，城市氛围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城市活得生机盎然……在那年冬天，柏林很美，神秘莫测。上午，我在动物园里散步，林登大道弥散着汽油雾障的躁动不安。这座城市介于一座南方港口城市的暧昧和一座普鲁士大都市的严谨之间。残酷的活力与饥渴，让这座城市寻找平衡与满足，表白和思考无可非议的自由；虔诚与善良，让这座城市接受各种各样新的艺术探索，所有这一切使得柏林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一座战后欧洲最具魅力，或许也最有希望的城市。在所有亲历了那些岁月的人们心里，“柏林的忧郁”是永恒的记忆。
转瞬之间，我自己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风流子。每天晚上我都西服革履地一头扎进夜生活，就像一位对这身都市夜礼服早习以为常、再自然不过的英伦青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粉墨登场的戏子。就我的良好感觉、自然率真和“大都市气质”而言，所缺少的恰恰正是大世界的见识和两三百年历史之久的沙龙生活，正是别让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感觉夜礼服、燕尾服是戏装并有安全感的前提条件。在我们家乡，通常只在上午穿礼服，去参加婚礼！——我亲眼所见，不仅在外地，即使在佩斯也这样！的确，我喜欢攥着身穿礼服的新郎的手，鼓励他说：别不好意思！这不是多大的罪过！……我们就是这样，谁要不喜欢，那就随他讥笑吧！但是，不管我如何毫不在乎地游荡在柏林的午夜里，多少总是觉得自己像在中学毕业的舞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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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住在阿德隆饭店。这里有前厅、沙龙、卧室、浴室和被称呼为“姑娘”的女仆，女仆也住在饭店里，住在一层。有一次，女演员让我陪她去银行，下到铁壁铜墙的保险室，嘟囔了一句密语，打开一只保险柜，我被珍珠、钻石和红宝石项链晃得眼花缭乱。她不久前刚从印度回来；她是第一位获准从英国殖民地返乡的“保皇派公民”。她的庇护者肯定极有权势，估计是哪个地位显赫的英国绅士；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那个人是谁——我尊重她的私生活，她也尊重我的隐私。她有汽车、在附近租住的别墅、各种支票簿和好几只猎犬。饭店服务生经常送去昂贵的花束和首饰，简直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她的生活准时准点，生活在美貌和女性——这种与众不同的奴役之下。对于“职业”，她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所以她跟所有喜欢穿金戴银、怀揣值钱外汇的女人一样精力充沛……每周六她都能领到一笔薪酬，一叠令人羡慕的钞票；我觉得她不配领那么多钱，因为我不认为她是真正的女演员；她实在太漂亮了，过分热爱生活，所以成不了真正的女演员。我认为，一个人为了艺术，应该经历一些生生死死……是不是她投注给生活和周围人的美貌、慷慨、笑容可掬的热忱，远远超过了她为完美饰演“朱丽娅小姐”所做出的付出？她自豪地掏出“薪酬”给我看，要比展示她的印度财宝还要自豪。她靠“工作”挣来的这些钱，总以罗曼蒂克的方式随手送人：送给女仆或马夫。她对我总是很好很温情。她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许多规矩，俨如一位军人或仁慈的女执事。
但是，我能否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我要揭开人的秘密，但我面对难以靠近的“现实”秘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望而却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都能够接受他们投到地上的影子，我相信他们能以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通过一句话或一个微笑让一颗心灵感动另一颗心灵，并在我身上塑造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时期都不留一丝痕迹地黯然消逝。我以自己的方式，的确，以一个孩子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一场场革命；但是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踪迹地从我身上滤过，显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的注意力投在别的上面。关于战争，我只隐约地记得征兵和患病；关于革命，我只能想起几张面孔，而且根本不是“革命者”的面孔；对我而言，有真正意味的是埃尔诺，我那位性情浪漫的舅舅在战争中往来穿行，感觉像是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上，他经常向我讲述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我十七岁那年应征入伍，好赖总算熬过了新兵的军训，我的同学们被立即送到伊松佐河前线，当时，他们中就有十六人遭到屠杀；我跟已被派到训练营服役的厄顿，在医院里保留下身心的健全；之后，我们目睹了革命爆发，盼望终于能出国的那一时刻……毫无疑问，我也亲历了那些“历史时期”；但是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只围绕着几副面孔沉积下些许零星的记忆，比如一个打牌者、一位诗人和一名吗啡成瘾的女医生，只有他们的轮廓能从那段时间里浮现出来，还算清晰……显然，对每个人来讲，世界历史都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对那位投给我们瞬间微笑的女人，我们能够了解些什么？“相识”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其结果往往只是开始。我对那位女演员的了解只有这些，她的情绪总是很好，她对男人和“生活”懂得很多……她凭着自己女性的聪颖，掌握许多只有那些真正的女人才可能懂得的原始经验；男人们若能了解其中的些许碎片，就会为此自鸣得意！每天早上，我在白雪覆盖的动物园里等她，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她上完马术课回来，带着聪颖的微笑，在她的微笑、举止和眼神里洋溢着一种无间、真诚的生命欢乐，这种生命的欢乐实在令人销魂。她非常含蓄，也非常讲究。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以自己的方式谨慎而温情地教会了我什么，教给我复杂的日常礼仪，它们对“大都市生活”的自我约束做出了规定。她对我密切关注，严格管教；就像一位导演调教年轻演员身上的稚拙，她努力柔化我举止和观点的粗莽。我意识到在社交圈内，真正的礼貌是人们共同生存的唯一可能，这跟我在家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截然不同，要复杂得多。我们在童年养成的“纪律”还相当低等；女演员努力用她美丽、轻柔的双手，解除我身上“低等纪律”的羁绊。她让我明白，真正的礼貌，并不是强打几分钟的精神参加一个我们并无兴致参加的约会；如果我们能把一次令人不舒服的会面无情地扼杀在萌芽期，那才更加礼貌……她教我懂得，如果没有无情，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自由，我们将永远成为同伴们的累赘。她还使我明白，一个人可以粗莽，但不能够无礼；可以挥拳打一个人的脸，但不能惹人厌烦；在那些对我们并没抱多少期待的人们面前假装充满爱心，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礼。
晚上，我们总是去剧院。七点左右我去找她，等在她的客厅里；大饭店的隔音墙板和手工编织的窗帘，将这个优雅、可爱生灵的生活与世隔绝。如果她要登台演出——并不完美地扮演某出名剧中的重要角色，我就陪她到剧院门口，然后坐进隔壁的咖啡馆等她。如果一位女性赋予我友情，而她在专业上并不那么完美，这种情况总会让我感到一种身体上的痛。在她闲暇的日子里，我们会去莱恩哈德剧院；她解释说，没有意义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一连四五个晚上看同一出戏。我始终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富翁。有的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用午餐，餐桌设在沙龙厅，饭桌上总是坐三个人。她不喜欢女人。她请来的“第三者”不是著名作家，就是德国贵族、富可敌国的银行家或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客人一走，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透露“第一手秘闻”——刚走客人的隐私，讲他现在跟谁住在哪里，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他有什么，没什么，喜欢什么。通过这些午餐，我慢慢熟悉了另一个柏林，当某位名人在什么地方遇到重挫或大获成功时常见于报端的那个柏林；有一种人，从来不会成为每日新闻。
我们之间没发生过“关系”，我想，我们根本就没有彼此相爱；我俩除了同龄之外，在别的方面都迥然相异，她要比我复杂，比我更老成，更有经验。我在所有人身上都期待奇迹，希望找到某种幻想；她则冷静地审视每位客人，注意他们的身体变化，吃什么，吃多少，留心哪一个动作、以什么样方式泄露了客人内心的不满。有的时候，我需要陪她去外地城市，去温泉度假村；我从来不知道她前去探望的人到底是谁。我经常睡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但从来没有萌生过爱情；在我俩的关系里，从第一刻起就缺少性别，我们之间完全是另一种亲密，我们俩都害怕会因为某个笨拙或不甚真诚的动作破坏这种信任。她以一种职业性的漠然和诱引，当着我的面穿衣，脱衣；我看着她，不抱任何欲望，那是一种充满特殊温情的爱，这种爱以某种复杂的、显然并不很“健康”的方式缔结，缺少了肉身的各种兴趣。通常来讲，我对这种“健康”，对人们在爱情中称之为健康的所有东西都并不看重……在那段时间里，在舞会上，在聚会上，我的女朋友都是她亲自挑选的。
她掌握玄妙的秘诀：能够一个人独处。那些爱我追我亲近我的女人，几乎都是很好的人；她们对待我的态度，跟我对待她们的截然不同，她们更加通情达理，品行更高尚。我跟她们的关系都很短暂，一般见了两三面后，我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到厌倦。但是，我以自己的方式爱那位女演员，我们之间维持的友情，要比任何可以想象的肉体关系都更可靠。跟她在一起，我是那么温文尔雅，乖觉顺从，好像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都没跟女人在一起待过。我会陪她散步，在寂静的房间里坐几个小时，看着她，看她坐在镜子前化妆，看她细心地护理身体——饭店的窗户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黄昏的街道上，弥漫着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气息——我听她通过屋里的电话跟陌生男人们撒谎或许诺。她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对我从不吝啬时间，夜以继日，温柔体贴，抱着某种非同凡响、格外珍贵的骑士风度。她很尊重我的忧郁，教我发现柏林的美丽，感受柏林的美好。她对孤独的艺术有着令人惊叹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贝壳内，就像一颗稀有的珍珠，价值连城；在那些怀揣欲望的人们眼里，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但是我对她没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渐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面纱都从她头上飘落，这样的脱，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圣诞节的上午，她跟我说：
“凯赛尔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去看看他。”
6
我们乘郊区小火车从柏林出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终于抵达勃兰登堡伯爵家族的一个避暑地。那是一座简朴的乡村别墅，几幢花园小屋隐现在松林中、湖岸旁。陪我们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剧作家，凯赛尔的朋友，一位秃顶、耳背的德国先生。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应他的观点，就用力排众议的口吻大声断言：“他是对的。”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国的文学咖啡馆和报纸上，都在争论这件事的对错。我们赶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在一家小客栈投宿，屋里没有暖气，所有窗户都朝向湖水，房间已经几星期没有供暖，盥洗池里的水已经结了冰。女演员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烛光中，她神色忧伤地望着窗外。树林里，在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伯利恒的孩子们一脚深一脚浅地打着油灯在戏耍。“什么都不重要，”她说，“爱情也不重要。只有才华最重要。”她的声音很小，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一个已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华，就会藐视一切，摒弃一切。高傲、美丽、聪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华，就突然变得谦卑起来。“凯赛尔很有才华，”她用固执的语调重复道，“他有权这样。”我缄口不语。我也这样觉得，他有权这样，但我拒绝凯赛尔采用的这种方式。这位作家想要“活着”——他到底想要怎么活着？这个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所以他才偷东西，从他的慕尼黑朋友，从他“恩人”的庄园里偷出价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卖。女演员出于女性的本能从心里相信，凯赛尔是位“有品德的人”；我后来认定，他不会是她想象的那样。女演员冻得浑身打颤。这个男人对她来说，意义远比“著名话剧导演”和临时情人更重要。她为他发誓，对他深信无疑，有那么一刻，只要男人想要，她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我觉得，这种牺牲是白白的浪费，比错误更要命，是一场事故。我们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间里，我们争论：有才华的人到底有权做什么？
女演员说，有权做一切。我惊讶地意识到，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股迷人的宁静从她的身上消失了。她双手紧攥，像在乞求什么。她需要鼓励，需要帮助。宁静的女人燃烧了起来，火焰熊熊。我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凯赛尔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安置到这里。我们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里，仿佛是在一部“栩栩如生”的小说中；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无与伦比的才华。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眼前破碎了，我们拐进生活中的一条死巷，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不认为对一位作家来说，偷壁毯、蹲监狱、和美女做爱、为喝法国香槟或开豪华汽车而挥金如土有什么好的。“作家应该表浅地活着，”我向女演员解释，“模仿生活，十分专注地观察它，但是尽可能不要投身进去。”
但是女演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高贵女人，美貌，年轻，善良，并且否认节制的必要性。她一窍不通，我是说，她根本不知道才华“有权”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简而言之，“生活”对作家来说根本毫无用途。因为在那里找到的只有物质；无论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混乱状态上看，作家在“生活”中找到的都是一些无用之物。我对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写作的作家，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夜深。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难忘的记忆；当时，我在黑暗中道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每位创作者迟早都会意识到的认知；这一课是不可能从传闻里、从他人的经验中、从古典或美好的榜样身上学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们个体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则一样，不可能从他人的经验中了解和接受。有朝一日，作家会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只能通过自己知道。在我们交谈时，我受到了某种命运的启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运，并在那一刻把它讲述出来，几乎是自发地，带着冷静的自信。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方式、写作和对生活的眷恋——我二十四岁那年，在“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获得了命运的启蒙，理解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判决；我谦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谦卑。
写作，是可以让作家在其灵魂中纵容自己谦卑的奢华的唯一准则；否则就会带着冷酷的怀疑站到生活现象的背后，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在生活的“冒险”和“体验”中绕开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从而丧失了作家的名衔。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诲人不倦。我们寻找生活的样板。女演员认定，“激情使人变得纯净，使人升华”。但是，这种苍白的德国—俄国式的理论并没能打动我。我回答说，只有写作能使人变得纯净。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
我们没有希望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我想写作，而这位年轻女士想要爱谁。当我们动身穿过白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朝凯赛尔住的小屋走去时，夜已经很深了。房间里头应有尽有，但还是让人觉得像置身于一间旅馆客房，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不能保证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房间里有着某种临时性的、既愤世嫉俗又惊恐无望的冷漠氛围，钢琴上摆着酒精炉，餐桌上摆着打字机和刚洗好的、还没晾干的尿布。三个可怜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间一声不响地摸来蹭去，孩子们带着本能的敌意，他们知道家里遇到了麻烦，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窝下夹着成包的礼物，带着假装公正的笑容向他们俯身，实际上他们是食人族，靠他们全家人的血肉喂养自己。凯赛尔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发妇人，以痛苦、无声的卑微接待“行善”的女情敌和接踵进门的客人们：一位柏林记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来派诗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出版商，在聚会上，那人总以一种不满的眼神环顾四周，仿佛这天晚上只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发生的这出人生悲剧，仿佛那个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凯赛尔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写的。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诗人的妻子，后来坐到了孩子们中间，令人感动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头，整个晚上都充满敌意地一声不发。诗人在煮潘趣酒。在这栋房子里，所有人都感觉像在自己家里，而且家里没有一个人，我们的举止都很放松。孩子们不时地开始尖叫或哭闹。
午夜时分，有人送来一封电报，内容是一份美国报纸驻柏林记者发给大家的新年问卷；这位记者想从德国名人们的嘴里知道，他们认不认识六个人；如果认识的话，哪几位是他们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请上方舟的。凯赛尔将电报揉成一团，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说：“我一个也不救。”监牢并没有搞垮他。在这个人体内蕴藏着出奇的力量。他是第一位我能从他身上直接观察并体验到“天才悲剧”的悲剧样板，他是那类叵测“悲剧”的经典样板。在凯赛尔身上，在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行为里，都能让人感觉到某种宿命的力量，无法仿效、无可指摘的举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只出现过一次的天才，一个永远不可能再度出现的人类现象。在我的同时代人里，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天才”还远远不够；写作为创作者限定了条件，比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对写作而言，天才的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不管他做什么，无论他沉默，还是开口；无论他憎恨，还是无聊；无论他突然介入谈话使之发生转折，或是拒绝这样，这都是他，不可被说服，他刚愎自负，冷酷无情，小孩子气，并且——以他怯懦、羞惭的方式——惊慌失措。从他的外表上看，颇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鲁士中士。他是一个身材敦实、圆脑袋、小眼睛的金发德国人。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偶尔，剧院里上演他的一两部戏，但并不太成功。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帝国里，他没有受迫害，因为他是雅利安人，但是他被赶进了巢穴。在新的强权扼住他的喉咙之前，真正的悲剧已经把他淹没了。
凯赛尔并不是经纪人常说的那种时髦意义上的“舞台剧作家”，他要比这个更重要。如果单看他的写作成果，我觉得他远不如那些勤奋、聪明的舞台剧大家们。在他所处的时代（十五年后，当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段流逝的岁月，仍觉得它比历史上一个已画上句号的章节要完美得多），或许他在我的同龄人中是唯一一个拥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唤醒先锋戏剧新生的人。
继豪普特曼之后，凯赛尔是当时欧洲唯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剧作家；萧伯纳拿大鼎，摆架势；皮兰德娄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凯赛尔将自己剧作家的才华和罕见的文学天赋，全都牺牲给了时髦政治。他将自己的戏剧打造成时事政治的鼓动工具。他剧中的角色刚一登场，就以宣传画的风格在舞台上讲演。他不能承受这种成功，这种巨大无比的危险，这种对天才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危险中的危险。他四下嗅探民众的期待，极力附和他们的风格要求；他写人们希望他写的东西，不再写只有他才能写出的东西。我对他出类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来观察生活的特殊、酸涩、羞怯的好心肠和火暴脾气。在那段时间里，我为女演员写了一部戏——专门为她写了一个“角色”——那部戏里写了一位作家的悲剧：一位绝望地从写作逃进生活的作家的悲剧。这出戏从文学上讲是不错的，但作为戏剧还是很弱，最后以这么一句漂亮话结束：“语言扼杀了生活。”但是，凯赛尔只是希望能够这样发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学行动的动机更为强烈；生活扼杀了他的文字。
7
这年冬天，罗拉被送到柏林，为了能够“忘掉”什么。她是一个在小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富家闺秀，怀揣一股对父母粗莽的“敌意”。有一天，她带着少女时代尚未完全愈合的爱情创伤，在安哈尔特火车站跳下列车。柏林城，到处充斥着化装舞会的喧嚣。她寄宿在一位亲戚家，在选帝侯大街附近，这位亲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国报业公司总经理。这些亲戚都是富人，而且都买了大房子。罗拉就在他们那里，过着她的“社会生活”。
她想要“忘掉”的那个男人是我朋友。有一天，这人写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罗拉，对他俩的事情表一个态。读完信后，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罗拉在剧院巧遇。当时，正好我父亲也来柏林看我。父亲从布拉格过来，只逗留一天。那时候，我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党议员，他利用一个上议院休会的机会转道来看我。无论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到过柏林。我不清楚什么是“偶然”，这种邂逅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管怎样，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这两个人，罗拉和我父亲，这天晚上在柏林见面。就我的生活而言，他们确实是跟我有过什么关系的两个人。我们在剧院的前厅不期而遇。父亲在我的提醒下，机械地跟罗拉打了个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问：“这个人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她很漂亮。”随后我们回到了观众席，再也没有提起过她。
第二天，我父亲启程离开，仿佛他只为了这次碰面——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跟罗拉约会。我给她讲了朋友的来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随后，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声不语。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坐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这样的约会总是很简单。出生也很简单，死亡也一样。我对我的朋友从来没抱过一刻的“自罪感”。我装不出那种虚伪、扯谎的“骑士风度”。其实，这样的约会既没有意图，也没有确切结果。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好做。后来，我多次从男人们手里抢走女人，男人们也从我手里抢走过女人。这种时候，我有过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惭，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每次都能给这种法国式的四角关系做出“解释”。当我跟罗拉约会时，我既没有跟自己解释什么，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就像一个人觉得没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兰大街，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街上“叫住”一个女郎，后来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还是处女，跟他走了。他们去了一家小客栈，从那以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从来没“追”过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要么在约会时互相看对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么一切谈话都是枉费气力。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缄口不语，看别人跳舞。我对那天下午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异常清晰。可以这么讲，我们根本还没谈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经满腹心事地坐在她旁边，盯着舞女在心里暗想：我们以后靠什么谋生呢？这种本能的直觉，对两个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误解。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戏，去莱恩哈德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为人类感到惋惜”，海伦·提米格演唱。那是一个盛大，却不迷狂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情绪不佳。那是一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的感觉，焦虑，忧伤。必须得认识什么人，带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个，用嗲气、平俗的字眼讲，被称作“爱”。相识，完美的相识，从来都不那么罗曼蒂克。我们心绪惆怅地往家走。当我们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哭了。我们两个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称之为“伴侣”的感觉。我还没到二十三岁，我是个诗人，靠临时性的收入谋生。几个月后，我娶了她。>
柏林的亲戚们赞成这个计划。罗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贵族家庭，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稳健派绅士。他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德国名流：作家，前军官，实业家和将军们。他们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挣钱很多，但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第一次正式邀请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围桌而坐，女主人客气地劝我再吃一盘，因为“没有别的了”——当我按照家乡的习惯婉言谢绝，他们也不坚持，一家人继续享用冷餐，后来我才意识到，之后并没有下一道菜。他们经常在豪宅里大宴宾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盘子里的猪肝馅饼。老先生很喜欢我，有时非常隆重地写信邀请我过去“小酌一杯”。这有如授勋一般的邀请，在精心布置的仪式中进行。我们穿着黑西装，气氛沉闷地坐在那儿，围着一瓶葡萄酒，一脸虔诚地品饮高贵的琼浆。在我们家乡，如果来了客人，立刻会拎来一大桶酒。罗拉的两个表妹是女售货员，战后的柏林女孩都过着自由的生活。女孩们不带男伴去酒吧里寻欢，去“克罗尔”，或去“动物园”参加著名的画室狂欢；这一类娱乐，并不是完全无害或毫无危险。凌晨时分，在“动物园”的大理石厅堂和楼梯昏暗的角落里，情侣们躺得横七竖八，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做爱。在这些柏林的化装晚会上，参加者将市民的道德准则抛到了脑后。在拂晓的朦胧中，“柏林西区”最上流家庭的闺秀们在台阶上打滚，躺在陌生骑士的怀抱里。后来，我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几次著名的画室狂欢，可那里的参加者也不会一直呻吟到黎明；这种疯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义与结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见到过。
罗拉的表妹们三天两头泡在酒吧。没有人在乎她们在这些化装晚会上的经历。她们的父母不在乎，她们后来嫁给的市民丈夫们也不在乎。对父母来说，已经成年的女孩们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直到天亮才衣裙皱巴、花环歪斜、发绺散乱地回到家，这很自然。简而言之，在化装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算；只有在白天——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规矩、章程和严格仪式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才算数。这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是说，女孩们的性自由一直持续到出嫁之日。这些柏林的女孩们，在疾风骤雨般的化装晚会后，带着天真无邪的羞涩嫁给在酒吧里遇到的某个舞男，摇身变成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这些女孩说起肉体之爱，就像谈论某项工作任务。后来，她们有一天退缩到婚姻里，结束了她们的爱情生涯。
对于家长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在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绝大多数都像罗拉的两个表妹，有着极其严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谈中，父母们很难说出什么淫词秽语或轻浮的笑话。但是，他们对女孩们在走马灯般赶赴的舞会上偶尔怀孕，却又觉得再自然不过。那是一个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药地陌生。
8
初春，我们结婚了。我十分郑重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义务。首先，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买了一只鞋柜。我为了买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准备用来置备全部家当的钱——几百万或几千万，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后，别的我什么也没买。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对开门的鞋柜，里面能装二十四双鞋。几周之后，就在通货膨胀爆发之前，我们在动身去巴黎时将这只鞋柜送给了柏林的房东。我们若把它带到巴黎，不仅太麻烦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双鞋。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解释我买鞋柜的行为：我尽了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准备过神圣的生活，准备让罗拉过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这样感觉的。我们把鞋柜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里面放了三双鞋，由此开始了神圣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找工作，应该做点什么事。从我们婚姻开始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身无分文。的确，在那个时候，钱在柏林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口袋一天比一天被印满百万数字的纸钞塞得鼓鼓的。从某种角度说，“生活问题”简化成了某种真实的意义。我在早上离开家门，就像一位远古的农夫、猎人或渔夫，脑子里在使劲地琢磨：怎么能在戈壁滩上搞到一块黄油或几块甜点？我的家人并没把我们的婚姻当一回事，我们想住在哪儿，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完全听凭我们自己选择。他们等待这桩可笑的、孩子式的婚姻结束，他们认为我俩的婚姻维持不了几个月。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信中并不明言地暗示我，我可以在维也纳，在一家银行里谋到一个职位。这种机会让我震惊。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将在维也纳或别的哪个地方的银行里供职。我并不想找任何职业，尤其没有想过当“退休者”。我心里暗想，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职业，要做一辈子的职业，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完全可以够我花的。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钱比后来更少；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人那么在乎钱。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在柏林的朋友们都在炒股，自然挣了很多钱。很多人不久前还付不起房租，转眼就在选帝侯大街或西区的小巷里购买位于街角的整幢房子。这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一个又饿又渴的外国人，只要张开双臂站到证券的尼加拉瀑布前，你手里能抓住多少就能抓到多少。人们在遥远、隐秘的地方工作，柏林的投机者们对这样的工厂一无所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工厂在生产什么，他们只需站到银行分行交易台的铁栏后，或委托代理人购买这样或那样的“证券”——的确，买东西的时候连钱都不用付，而是使用某种贷款。“证券”那天还值十万，第二天就会值三倍或三千倍……每个人都有“贷款”，每个不工作的家伙都能搞到钱。但是绝大多数人，那些劳动者们，在这场风暴中愚蠢地踉跄，用呆滞的眼神盯着一个土豆或一只破鞋底，仿佛是看祭坛上的圣物。我没有钱，所以也从来没炒过股，我瞧不起这种赚钱的方式，甚至觉得厌恶。在我看来，即使玩纸牌也比这种光天化日下的集体抢劫要道德得多。我没有“证券”——我想，在那段时期内的柏林，只有诗人没有“证券”。
我给一家考绍和一家艾尔代伊的匈牙利报社投寄文章，都是一些抒情短文，我就靠他们支付给我的几张外国纸币养家糊口。罗拉无条件地相信我，她相信我懂得该如何生活，认为我在解决烦琐复杂的日常俗事方面极其聪明，很有经验。但是很快她就明白，我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狂风在我们头顶呼啸，我们在暴风雨中惊恐地活着——勉强地活着，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里“开始”？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计划？一个人在这里能干些什么？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这个“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也令人震惊，让人难过。哪里能容下一位诗人？哪里都不能。那段时间，我跟德国人中断了联系。我没把手稿寄给德国报纸，我在我的德国编辑面前感到羞惭，况且，给他们投稿也挣不到钱，他们付的稿费不等我从银行里取出拿到街上，就在我手中变成了废纸……罗拉待在家里，我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绞尽脑汁挣钱。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买些糖或书，神情沮丧、一无所获地回到家。
这个“家”，我们的第一个家，单从所陈设的柏林家具来看，颇像一个大户人家。跟大多数柏林家庭一样，这里也堆满了笨重的德式家具，尺寸惊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纳头像、爱国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的木刻，给人感觉像是进了瓦尔哈拉神殿，还摆着威廉皇帝的铜像和大理石雕的腊肠犬。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家庭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洗澡令他们不悦。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战后，人们洗澡越来越少。不过，公开的冲突后来只发生在斯托普家，在我们搬去几星期后，有一次罗拉烤面包。那时候，我们靠发酵粉和植物黄油度日已经好长时间了。罗拉烤蛋糕的本事远不如我，但不甘落后——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一份家乡食谱，花外汇搞来五只鸡蛋、面粉、糖和巧克力，开始在斯托普家的厨房里揉面，烤制。女房东用怀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观察。当她断定罗拉将五只鸡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场令人不解的冲突爆发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间里冲来奔去，鼓动斯托普先生、仆人和孩子们也加入进来；从她语无伦次的话里只能够听出，罗拉玷污了德国人的习惯。“可耻，可耻！”她大声嚷道。他们丧失理智地说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着帮腔，要我们尽早离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搬了出去。那次“丑闻”的原因，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也许他们误解了罗拉的意图，他们以为罗拉故意嘲讽他们因通货膨胀忍受的贫穷，当她挥霍五只鸡蛋做一块蛋糕时，斯托普一家一个月也吃不到五只鸡蛋。在战争期间，他们学会了秘传菜谱，用胡萝卜干做“烤牛排”；不管怎么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假如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次悲剧性尝试，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罗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取五只鸡蛋……”她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其实，即使在通货膨胀期间，斯托普夫妇也要比我们富有得多，我们只有一只鞋柜，曾经有过。我们总不至于用一份家乡食谱，破坏了什么股市的秘密。对于这类厨室机密，不同民族的反应截然不同。就连四岁的小男孩，金发的赫尔穆特，也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
9
我为自己的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受到各种伤害和羞辱；我真想马上长出胡须，因为谁也不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事实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一方面我心里对罗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虑和抵触不断升级，让我感到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在极地气候中求生。简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这一探险行动的必要装备。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有一天夜里我不再回家，之后我们通一阵电话，我把鞋柜送给罗拉，随后我去哪个国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该怎么行事，跟朋友们一起我总感到精神紧张，拿着一家之主的做派为一些经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仅是，我没有点一支雪茄烟……我不知道罗拉是否看出我绝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认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对人的判断上，毫无疑问要比我有经验得多。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是一对寻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诗人，即使在冬汛季节，我也只穿一双单鞋和夏天的衣裳，仿佛没把残酷的自然法则放在眼里；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亲在韦尔泰姆百货商店给我买的毛线背心。那次父亲来柏林看我，实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轻时有人买来救我的“命”，为了我不被冻死……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记得，我都没为这件背心道一声谢。
在我们新婚后的前几个星期，罗拉哭了很长时间；她察觉到有什么不太对劲，通过比我敏感得多的本能，她察觉到要把在这里的日子过好几乎不可能。我们咬紧牙关，愁眉苦脸地守在一起。对外，在我们家人和朋友面前，我们摆出一副“回头我让你们看看”的架势。我们两个都担负起角色；但是生活不是演戏，所有强摆硬撑的样子迟早都会摔成碎片。我就像一个年长的丈夫，心烦意乱地开始了我的婚姻生涯；我揣着一肚子主意回到家，经常生气，吵闹。罗拉像对一个孩子那样安慰我。她只能绝望地感觉到，我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烦恼，不是现在，也不是我们之间，而是很早以前的事——我遇到了什么打击，我的心碎了，我不能完全将自己投入一种情感或一种关系，我因为什么事情生气，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生气了——当然，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到底因为什么或因为谁生气……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所能理解的只有这些，我承担了什么，由于这种承担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团结——我从哪儿能知道是什么样的代价？从第一刻开始，从我们的言行里就泄露出了某种意愿；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都向对方表现出荒诞、粗鄙、完全没有必要、自欺欺人的骑士风度和忠诚，都在相互扮演心灵高尚、浪漫、可爱的角色，这一切赋予我们的内心活动以外在的表现。至于我们心里的感受，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内心活动与所下的决心无关。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婚姻的头一年，我们在柏林的所作所为都是 4e00." >一场彻底绝望、惊恐万分的“过家家”游戏。我根本不清楚，供养一个陌生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何等巨大的责任！我更不清楚，一个人无法靠近、无法改变的秉性到底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继紧跟地逃进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们不惜代价地想在我们头上支起一片屋顶，建一个“家”，用我们笨拙的手为孩提时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凑一个扭曲变形、粗陋不堪的顶替品。这一代人在所获得的所有“体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家的体验。我们在国外租住的房间建了一个家；有鞋柜，没有“前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前景”？在柏林大学的名册里，始终保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当上了“丈夫”和“养家者”，但我还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尽头，报名上了半个学期……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拿一个文凭能干什么。不管我往哪个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团。身后是战争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经济的颠覆，是“价值再评估”的混乱时期，最流行的是口号。我们在这样的机遇中“建立家庭”。许多年里，我从来不能肯定自己从哪里能挣到下两个星期的房钱，我们会不会有吃午饭的钱。跟在家乡相比，这是另一种贫困。在家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很穷：没有钱，命运不好，但至少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也总能有一小块面包吃，哪怕又干又没味。可是在国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生活在焦虑、惊恐、无助的世界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个“家”，从这个拼凑的、孩子式的家的责任前连滚带爬地逃离。
罗拉在方方面面都很“节俭”。她把省下的马克存在一只旧雪茄烟盒里，这些马克到了第二天连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当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总共六千万人，一天又一天地丧失一切，她却毫不动摇地认真推敲，我们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估算哪种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毁灭里，这种审慎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当数十亿计地砍价时，亿就变成了零头。慢慢地，我让她懂得了这个“零头”的含义，我也自我封闭起来。
10
我在法兰克福开始喝酒；到了柏林，我变成了正经八百的酒鬼。二十一岁时，我就已经习惯，让女仆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兰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这瓶酒我会喝完最后一滴。我绝望、厌世地醉饮。我用最烈的白兰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用伏特加结束。我总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种半意识状态。某种日子开始了，而这种日子离开了麻醉品就无可忍受。为什么一位健康、并非没有教养、不管怎么说都很娇气和讲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要让人给自己送白兰地？这不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正像俗语所说，“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周围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兰克福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内心相当细腻的人；作家、艺术家、所谓的唯美主义者，他们都从上午开始就痛饮白兰地。有好些次，我心怀好奇地观察我的那些熟人们，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瘾。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让他们实在难以承受。很少有人为了醺醉饮酒。一个人遭受各种伤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饮酒。
我在真真确确的白兰地氛围里开始饮酒。在家乡，人们轻饮小酌：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醉过，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摆在桌子上。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喝白兰地的人，在家乡人眼里算得上酒鬼了。德国人饮酒，根本没有感染我。在法兰克福，在“卫戍营”附近的一家荷兰人开的白兰地酒馆里，城里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们每天上午都在那儿聚饮。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脸苦相地坐在他们当中，根本就觉得不好喝。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德国人中看到酗酒的犹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犹太人鄙视那种为了自己的“盲目”饮酒。在这里，在大学，在兄弟会，那里接纳了他们并且容忍他们，他们怀着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学，我们所有人都饮酒，德国人，外国人，一呼百应；我们脸色阴郁、情绪厌恶地饮酒。当我意识到自己时，我已踯躅在酒气熏天的世界里。
显然，我是个有病之人，因此更没有能力承受什么。周围人只需把酒递到我手里；假如他们没在法兰克福教我饮酒，那么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在无论我浪荡到哪儿都颓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会直接逃入其他种类的麻醉品里，也许会去寻找比酒精更加危险的镇静剂。的确，光喝酒并不能使人镇静。我记得有一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一岁那年，每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每天早上，连酒精也不能让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鲁米那。焦虑感和强烈、抵抗的恐惧想象压倒了鲁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鲁米那入睡，感觉就像晕厥一样；在深沉、无梦、滞闷的睡眠之后，我没精打采地醒来，立即去抓白兰地酒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再坚韧、再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很快变成一副烂皮囊，当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内脏和神经是怎么承受的？事实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一度滥用的麻醉品，还是帮我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危机时刻。现在我肯定地知道——这一点有许多细碎的符号记忆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险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这种危险。比方说在德国，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总是攥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我睡觉，手枪就躺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着左轮手枪去咖啡馆，去编辑部……为什么？我害怕谁？谁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优雅的、可以触及的记忆背后，有着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记忆折磨我；有的时候，我一“想起”这些，这种羞耻堵在我的喉咙，就像受到身体攻击，被人蹂躏，扼住喉管，我阵阵作呕；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想起了在某个场合我不能找到关联的记忆。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我到底在哪儿受到的伤害，让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够忍受了这些记忆，不再痛楚，不再出现那种身体的不适感和无法忍受感；于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药，我跟酒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愉悦。离开麻醉品，生活难以承受；那些一旦离开助行器就无法保持身体平衡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会对那些工具心怀感激，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神，几乎是吃惊的怀疑。他们藏了什么秘密？毫无疑问，“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许在女性当中可以最快找到简单、健康的心灵。我认识不少年长的女士，她们令人惊叹地承受生活之重，命运把她们放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随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寿命远远超过平均寿命，“她们的秘密”不是别的，只是服侍和屈从。（茹莉表姑七十多岁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要保持常态。”）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常态的。
毫无疑问，我有神经症，我的神经症源于儿童时代的伤害；那时候，我对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天才理论后来是通过外行人和庸医们的热心推广而变得那么流行，可我当时一窍不通。病人的心灵可以最准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他们确实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寻找灵丹妙药。后来，我吃惊地读那段时间写的信和诗歌——诗歌几乎写明了诊断，信件确凿地记录了病因。当我接触到精神分析法时，再想采用那种方法已经为时太晚；快四十岁的人了，再做各种精神分析纯属浪费时间；太多的记忆，复杂地沉积，在伤口上已结了许多层痂。我相信，对年轻人，对相当年轻的人和患有神经症的孩子们而言，精神分析法确实能够取得疗效；或许对年龄再大些的人也有帮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学术之?9９ｌiｂ?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种类型的创伤，可以让比较简单、不太成熟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我从来不把它作为“治疗方法”，因为我不相信场景可以再现，因此我不能将它当成避难所。我见过不少神经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较为成熟的心灵，有着惊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条件有的时候能使病人自然痊愈。弗洛伊德理论的天才活力与美感令我着迷；我认为“梦的解析”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重要发现。我也能够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会较为单纯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这类的情况发生，也是出于多种偶然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周围的骗子们和神医们正组成黑压压的大军鼓吹并滥用精神分析法时，我一方面拒绝接受这种疗法，同时我也怀着敬重和热忱了解这一理论，它对潜意识深层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无疑问，那些预言对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损。我通常见到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有时没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时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没好；还有时没做任何治疗，病人自己就康复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尤其是当我细读了弗洛伊德的书时，神经症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变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装备和条件之一；打一个粗陋的比方，我带着神经症“生存”，就像中国乞丐向人展示露骨头的断肢。
罗拉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终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对她来讲，它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她很难陈述我的“症状”。当神经症已出现身体与脏器的症候及功能紊乱，想要对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古怪莫测。我从来不知道醒来时有什么在等着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罗拉在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已为照看我的这种隐疾做好了准备。神经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敏感期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我十五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差不多，偶然发作，一小时就会变一个主意，会突然觉得必须去旅行，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时我只离开几日，但也有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我不会克制，我什么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围情况。这种危机过去后，接下来是一段相对的平静期。一个人总能忍受这种“疾病”吗？总能忍受自己受伤心性的胁迫吗？我认为，能够忍受很久。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为。就像一个人嗓子疼，我抱着同样客观的态度观察神经症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忍许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几乎能够忍受一切。神经症初期，我感到这种典型的焦虑，莫名的担忧，一开始就把人压垮了，患者感到万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心灵能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这种恐惧状态。这种焦虑——所有的神经症情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心灵深处，有些东西我们处理不了，比如欲望或记忆，我们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但是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残酷的代价和艰难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类能够借助意志和隐忍凌驾于雾气蒸腾的潜意识沼泽之上。我蔑视自己体内的神经症，我动用了意识、意志、隐忍等一切工具与它搏斗。我相信品质及其最高级表现——良心，能够维持我们疾病本能的监护与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写作的综合疗法。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那就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或者坐以待毙；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罗拉用她惊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受它。我们俩的关系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大概是一位患者与耐心照看他的护士之间的关系。
她怀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她的帮助下度过的。这样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这颗心灵——罗拉的品质——从耗之不尽的储备里获取能量，随手挥霍。
11
罗拉是第一位探寻通向我的孤独之路的人；我惶恐不安地进行防卫。作家的意义，就是孤独。我总是逃避友谊；我觉得那是一种出卖，一种懦弱。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世界，保持孤独并不是很难。在灵魂内、性情中和品位上，我还是一个非常虔诚、不可改变的天主教徒。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了法国诗歌，读了维永、魏尔伦、克劳德尔、马拉美和佩吉的诗作。尤其是维永和马拉美的诗句，十分熨帖地打动我心；从他们的诗文里，我听到了亲人的声音，就像许多年前我从卡夫卡的书中听到的一样。这种亲情不是风格或气质，也不是出于观点的相似才将自己记入某个家谱。一个人归属某个精神家族；在这个等级体制里，在我看来，歌德是鼻祖，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找到了新的家族分支，出现了私生的精神兄弟和叔伯。当我拿到佩吉的书时，我是那样地喜欢，仿佛已经阅读过一样。这些灵魂对我来说，就像在一个家庭内用暗语交流的亲缘灵魂，用不着解释，我就立即能明白对方想指什么，想说什么。正是这些灵魂使我内心充满了作家的孤独；朋友和情人从来不会。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那块属于我的天地，采用实际手段，借助于生活方式和谨慎态度，尽量不让罗拉破坏我的孤独。灵魂有它最后的避难所，作家最终会逃向那里，寻找真理，但也将某些真理据为己有，不愿示人。我总是尽量做得自主而开明，保持真诚；我蔑视所有低贱、怯懦的不耻行径——我从来没有自己的“秘密”，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我都像写报纸新闻一样记录下来——但是那个“秘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我自己的“秘密”，那个让我“与众不同”的秘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罗拉的进攻，迫使我变得小心翼翼。我必须意识到，她也有“秘密”——由于她不是艺术家，这个秘密无法公开。从后面的这个推测看，女人们确实为爱情付出了许多；假如我们揭开她们的秘密，会发现她们整个一生都在玩一场轰轰烈烈的游戏，而且她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输者。
她的“秘密”是什么？我在罗拉身边开始猜测，忧心忡忡地憋闷于心，并且好奇地寻找蛛丝马迹。我心里明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观点、行为、同情心和憎恨看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只不过是某样东西或某个具体人的投影；所有人都如此，在世界面前蒙了七层面纱，隐居在内心深处，活在可以触摸的外表背后。这让我感到可怕和吃惊。在此之前，我只是负责任地生活在大众中间，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做出判断；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带着自觉自发的虔敬，对每个人都区别对待。这种突然注意到每个人的“个性”、秘密和个体存在的虔敬，是一个灵魂发展的浪漫阶段。在此之前，我对人总是根据他们的魅力做出判断。现在，我突然感到这种痛苦并快乐的惊喜，仿佛对我来说，“大众”的概念消失了；每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世界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探险去发现去查找去记录，穿过热带雨林和动植物群落，一个人的生命远远不够……这样的好奇心，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从书本里获得。我再强调一遍，这是罗曼蒂克的生活阶段。世界，这个人类的世界，分解成了一个个原子；对作家来说，先是追寻这种“无序”，这种观点的“混乱”，之后才是传统、秩序和将对人类个体类型的观察纳入统一形式的方法。
我进行自卫，提防有人想要侵犯我的孤独，尽管他们有合法的权利和自发的能力对我的“个性”发起攻击——我在自卫的过程中发现了炼金用的神秘原料，那些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做出回应的东西，那些没有法则和理论进行揭秘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人或许遇见隐在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事实，或者遇不见。我突然变得好奇起来。我的性情发生了调整，发生了改变。我抱着这种关注走近每个人，就像天文学家坐到天文望远镜前，他掌握所有的数学公式，确定无疑地知道在迷雾背后，在某时某刻，将会出现一个发光的星体，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新世界……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这种立场来观察人类的星象图，不会取得太多的成效。我们和某个人一起生活，我们了解他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他一无所知。有一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并看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好像以前我们从来未曾见过。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做什么做什么，在他的言行举止背后肯定深藏着这样一个人，你会终于辨出，冲着他大喊：“啊哈，原来是你呀！”……这一发现令人兴奋。我懂得了，不存在“简单的人”，在肉体与精神的能力和特征背后，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着某种真实之物，某种原始因素，人类的一个镭分子，幽幽飘曳，微微发光。
假如我在那段时间里能够写作，我最想写的是简单的游记，以伽什帕尔·费伦茨博士和沙克尔顿那样的风格：写关于人的探险文字。我会这样去发现人，按我自己的目的，好像发现一个有些神秘的陌生部落。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写。我甚至连诗歌都没再写。这是抒情诗般的生活体验，消隐在现实的体验之中；很可能正因如此，我才生了罗拉的气。诗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打乱他的诗人心境与习惯。
诗歌训练，“训练”这词，是在修道士和杂技师的意义层面；谁若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自以为是的文艺爱好者。（马拉美，我最喜爱的大师，他是最纯洁、最高贵的诗人之一，他懂得这个；他实在太懂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琢磨一种新式排版，以及增强或削弱诗歌“技巧”的字母形式。）做这种训练，必须要孤独，某种特别的、有时并不纯净的、混乱不堪的孤独。诗人们在喧嚣的文学咖啡馆里，在这种孤独之中，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脑袋朝一侧耷拉着。有的时候，我下午去罗曼尼舍斯咖啡馆，坐到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前，我们一起喝茶，谈论雅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雅典，谈底比斯，谈我们将要“返回”那里，种一棵棕榈树纪念她死去的情人们……（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过雅典。）诗歌不是“幻觉”，更不是优美迷人的胡言乱语；伟大、纯粹的诗歌能够让我联想到数学，一个必须破解的化学方程式，这跟音乐中的纯粹相仿。跟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也有两个国家并存：一个是能够看到的，到处是雪茄店铺、摩天大厦和外汇兑换所；另一个则是不太真实的、较难感受到的诗人国度。有时，林格尔纳茨摇摇晃晃地跨进咖啡馆，带着满肚子的朗姆酒和怒火，把我拽到附近的动物园内，在那里他冲着动物做长篇大论、抑扬顿挫的革命演讲，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老虎和蝾螈们联合起来……诗人们胆战心惊地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野蛮的、黑人式艳俗的、刀光剑影的世界里……市民们挤满了我们周围各种各样的夜总会，并在那里扯破嗓子高唱：“你在哪里听到歌声，就可以在哪里消磨时光，因为坏人从来不唱歌。”与此同时，他们自觉自愿地准备投身革命。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补助”，他们义愤填膺；但诗人们不要藏书网求任何的补助。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写了几首诗；后来，抒情诗的素材枯竭了，我再也不能破解“方程式”了；再后来，我跟几位朋友结伴去了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真正的”底比斯我再也不会看到……不管怎么讲，罗拉是“现实的”，现实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怖；我必须从“真正的”底比斯和雅典流亡，好能生活在她现实的子午线之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咖啡馆里故意绕开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的桌子，不再跟林格尔纳茨去动物园了，也不再去那些更暧昧的地方听人讲述“大洋彼岸”的历险……最后，我在另一个国家丢失了护照，丧失了国籍。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再没写过一首诗。但是关于这次流放，我就像一个被剥夺掉权力的国王，愤懑地沉默。
12
……德国那边，只有几盏路灯还冲我们照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比利时领土，我俩盯着车窗外面，一言不发。我将目光激动不安地投入黑暗。我们离开了哪里？我们丢下了什么？我们正朝着什么走去？那一刻，我名副其实地“在路上”，不仅是词语表层意义上的上路……我们穿过了国境，同时跨过了生活的一条可以感知的边境线；对我来说，有什么东西已不复存在，青年时代的一个阶段已告一段落。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德国被远远甩到我们身后，我最重要的记忆跟这庞大、辽阔的帝国牢不可分，次要的、更复杂的记忆也与之相系。这个国家是我父亲的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现在还以我们的家姓命名。他们在萨克森公国的铸币厂工作，两百年前的某一天，他们扛着包袱、拎着板斧从那里出发，穿过摩拉维亚森林，翻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蒂萨河畔，他们在那里定居，再也不想从那里离开……熟悉的德国被甩到我们背后，我在那里“真的”能听懂当地语言，不像后来在法国或英国，总是似懂非懂，感觉当地人谈话时，总有什么事情瞒了我。我们离开了大德意志帝国，离开了那座巨大的试验场和学校，在那里人们总是注重一切，在那里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在那里我们匈牙利人也可以做“高贵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稍微有点嫉恨，但还是乐意接受；他们的那种热情，我后来在任何国家都没再遇到过。我开始怀疑，要了解一个种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要对一个民族做出“判定”，那是一种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能基于僵化的、总是有些专横的印象，认为“德国人”这样或者那样。“德国人”有六千万人，甚至更多，他们确实喜欢军人和制服，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只认为军人和制服必不可少，可他们并不喜欢指挥令或紧急令。我在德国看到许多巨大的城市和迷人的风景，看到许多井然有序、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工厂，还有那些亭台楼阁。在那里年轻和年长的德国人聚在一起梦想崭新的优秀艺术，在那里我与他们相识，了解了他们的忧伤、敏感与不安，了解了他们的疑虑和“对欧洲的敌视”，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憎恨欧洲；我还结识了另外一批人，他们做好了为欧洲而死的身心准备。通常来讲，他们更愿意为什么而死，而不是为什么而活；但是这种“通常”跟所有的“通常”一样，是那么轻率随便。帝国隐入了我们身后的黑暗中，连同那些万家灯火的城市。在那里，六千万人生活在数千年的文化和城市文明中。尤其是柏林的“地方风格”，我慢慢开始理解它，习惯它，并尊重它；我还了解了外地城市深厚而真实的文化底蕴，了解了魏玛、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了解了符腾堡州的森林、图林根州的群山、勃兰登堡州伯爵领地的湖泊和西里西亚的沼泽，还有那熟悉的风土人情，以及表面看来秩序严谨但表象背后令人不安地隐伏着的“无序”的焦虑与困惑。即便如此，要对它下一个平日所说的“一般性”定义，仍是一种危险、肤浅的做法……我从列车的车窗探出身子，浑身打颤。已经驶入比利时的工业区，冶炼厂的火焰在黑暗中燃烧。
德国消失了。夜里，我们周围的人讲的都是陌生语言，我们困惑地跨过“真正”欧洲的大门槛，只有上帝知道，那里有怎样动人心魄的身心体验在等候着我们……但是，我在心里偷偷地惧怕那另一个欧洲。我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执刀叉的方式是否正确？等一会儿，假如外面有人谈论什么事情，我是否能笑得恰到时机？……在漫漫长夜里，我开始偷偷地想家，想念另一个更熟悉、更自在，却被我无情抛弃的欧洲，另一个德国。的确，对真正的欧洲来说，德国人可能是很危险的，他们有着不能释怀、仇怨难解、神秘莫测的罪孽感，非常复杂，令人恐惧，就像生性好战、结帮聚伙、寻欢纵欲、爱穿令人不安的制服、格外渴望秩序、内心极度无序的剑客——但是在踌躇满志、精神错乱、磨刀霍霍、出于恐惧而好战、统一并酷爱组织的德国背后，另一个德国正雄鸡破晓，沐浴着清晰、不灭、柔和的光——谁知道，谁敢断言，哪一个德国是真的呢？另一个德国，是歌德哺育的德国。在那里，不管德国人喜不喜欢托马斯·曼的 href='612/im'>《布登勃洛克一家》，他们也购买了一百万册；在那里，这位伟大、高贵的作家用他的著作和做人的态度，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跟欧洲站在一起；大约有三百万德国人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另一个德国，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至少跟俄国的读者一样多；在那里，人们怀着某种孩子式的、踌躇满志的虔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怀着虔诚之心去读所有铅印的字母；在那里，人们以最完美的方式演奏音乐，以恪守良心的责任感在化工厂里做化学分离，在手术台上抢救痛苦的患者——另一个，另一个！出色的学校，出色的教师，我流浪岁月的德国。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将身子探出车窗，感到忧伤和不安；我凝视黑暗，泪水盈眶！
我向西旅行，带着简陋的行囊，有点无家可归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我对那个我正在逃离的地方怀着无法释解的牵系。一位年轻的女性陪伴着我，此刻，她肯定在为某些更实际的任务绞尽脑汁，而不是欧洲的命运；行囊里揣着刚动笔的手稿，我带着它西行，估计将来这些手稿不会唤起我太大的兴奋，即使唤起也会转瞬即逝。我是“已婚者”、丈夫和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流浪岁月的记忆在我的身后时隐时现，我刚满二十三岁。刚才，在破晓时分，法国海关员在边境向我要去了护照。在我的护照上可以读到以下信息：“二十三岁，匈牙利人，已婚，学生”，“旅游目的：学习”……他看了看护照，也瞅了瞅我，然后仔细打量了罗拉几眼，耸了耸肩膀，咧嘴笑了。那是黎明五点，火车停在边防哨所前，四面八方的公鸡都在鸣叫，大概是高卢的公鸡吧。我在小卖铺买了一包烟，点燃一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抽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味的法国香烟。随后，我买了一份《马丁报》，坐到长椅上，直到开车之前我都在读报上的小广告。有一条说，巴黎有一家肉铺有意转让；另一条说，有人愿意倒插门到外地的饭店，最好是在“塞纳”、“瓦兹”等省份。火车站又脏又乱，烟蒂和橘子皮扔得满地都是。
第三章
1
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第二天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每日的“餐具费”。这家饭馆还卖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难吃的烩蔬菜、用发酵粉做的面条。我们二十个人围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条的油烟味里。在大堂尽头，在没有遮挡的炉火前，一位穿着脏得简直出乎中欧人想象的厨师服、满头大汗的家伙在炸马肉饼。即便我们离开了那里，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几个小时也散不干净。
我们从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脏。开始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实的洁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从圣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馆要跑回家洗好几遍手，因为在咖啡馆里不管碰哪儿都黏糊糊地粘手，那里的卫生间看上去就像一列载满闹痢疾士兵的战时救护专列上的厕所。在我们住过的大多数旅店里，要花几个小时说服房东们为我们这些外国“小资”准备洗澡水；我的卫生需求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耻的异想天开。在旅店和咖啡馆里，我们随地都能踩到传统的锯末，锯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为的是不把地板弄坏。我们体验的一切都跟我们过去学到、想象的样子“不同”。我们胆战心惊地住在巴黎。法国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语速飞快，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能礼貌而尴尬地点点头，权当是回答。我们无亲无故地住在城里，我们谁都不认识，那时候中欧的外国人还很少敢去凯歌高奏的巴黎。我们对法国毫无了解。我们只认识一位匈牙利画家，还有几位设计师和学生。这些家伙整日闲泡在蒙帕纳斯街区的咖啡馆里。但是，我对那些整日被来自两大洲的“波希米亚”流民占据的咖啡馆十分痛恨。我更喜欢在学生街区，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消磨时光。
开始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毫无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无聊。这种无聊，我们谁都没向对方承认：每天早晨我们都发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多么惬意，我们离开柏林来到这里是多么的正确……每天早晨，我都一个人去巴黎城；罗拉留在家里洗熨衣服，因为我们没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说，巴黎的洗衣店会过度漂洗我们精良的内衣。在这座城市，一切都让我痛苦不堪。我厌恶宽大的法式双人床；但我们却努力向彼此证明，这张床是多么漂亮啊，让人感到亲密和舒适……开始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触到浆洗挺括的法式床单，就会感到凉气上蹿，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罗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电熨斗熨烫，直到旅店里发现耗电增多，引发争吵。之后，快到中午时，她也出门“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待在塞纳河左岸的老区；她最远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馆，去到“蓬马歇”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着“巴黎新款”出一会儿神，之后坐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看看街景，直至从万神殿后面传来正午的钟声。这时，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饼的饭馆，坐到铺了纸巾的桌前，在那里等我。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好几个月。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作家杜亚美，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2
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
不管怎么说，我留了下来。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没有橱柜和浴室、散发着排水沟臭气的客房里。我们的钱越来越难挣。我们慢慢变卖掉所有的一切。罗拉搜罗出几副小首饰、一枚戒指、一只旧望远镜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门去了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尔寄来几个马克，考绍的报纸也付给我一点专栏稿费。德国人深陷在货币贬值的漩涡里，现在连一枚铜币也不寄给我。我们卖掉衣服，就为了能去吃顿晚饭。这一切我们既不觉得罗曼蒂克，也不觉得刺激好玩。在巴黎当穷人，是一种残酷的娱乐。我们身无分文，毫无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离家乡近一些的维也纳，怎么讲也会容易一些。但我们还是留了下来。我一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置身局外、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拉也绝口不提离开的事。她甚至连这种话都不说：咱们最好“开始”做点什么吧。在巴黎，什么都不可能“开始”。总之，她忍受住了我们这种丝毫不具任何实际内容的游荡、临时性的存在和彻底绝望的逛街；我们生活在我们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在巴黎看到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个外国游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们日复一日地试图向彼此证实这座城市意义的热忱里，颇有一些中世纪的味道、履行义务的性质、文学痴狂和附庸风雅。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来，我在欧洲各地，总能在第一瞬间感到熟悉和自在，从不像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评测标准。对周围的冷漠，我以前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竟会弥漫着如此浓密、无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家庭式的紧密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憎恨，有时还会彼此残杀，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这一教训使我幡然醒悟。通过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严酷与公正。由于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几乎对他们报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们无法出于某种“无条件的需求”在这里多逗留一天。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不确定的限期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待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做，有某种使命在等待我。罗拉也是这样感觉的。只是对此我们都避而不谈。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们有什么事能做。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命运，幽幽抱怨，瑟瑟蜷缩。我们时刻准备上路地生活在这儿，只差行李没有打包，我们就这样地等待和逗留。
圣诞节期间，罗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点死掉。她是内出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在巴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钱。旅店老板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蓄着胡须的年轻法国医生上门之后，要了二十法郎，耸了耸肩，给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若有所思地盯着这张苍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到房间的一角，告诉我说，问题非常严重，情况很危险，内出血已经渗入了腹腔，必须马上动手术，最好就在一小时内。我绝望、呆滞地望着他；现在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外国人，举目无亲，不知道能够向谁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医生耸耸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给他三千法郎，他去联系医院，请外科医生，否则很遗憾，他也无能为力。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们都是外国人，我给他看我的护照，家里肯定出得起这笔钱，等节日一过我就去找使馆，他们了解我家的情况，肯定会提供帮助的，他们会发电报……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从谁那儿能搞到这三千法郎？他戴上礼帽，环顾了一圈，看到墙上挂着几件衣服，角落里放着一两只破旧的皮箱，心想，他在这儿能“捞到”什么油水？……只需凭经验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捞不到什么；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学生区一间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国学生：关他什么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词，扬长离去。
罗拉在那个时辰里，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半小时后，房间里挤满了匈牙利人。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生死关头，同类的人群通过某种秘电的方式相互通告。我曾听人讲起过，在欧洲的大城市里，中国人以某种隐秘的方式紧密抱团，一人有难，八方相助。这个去凑钱，那个找医生。没过多久，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医生被请到家里，他硬着头皮、神色忧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满了爱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这些流亡的俄罗斯医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医，法国人要求这些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长的、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大学教授”去索邦大学认证他们的学历。晚上，俄罗斯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带回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从新年舞会上被拽到学生区的。外科医生穿一件燕尾服，纽扣上别着闪闪的勋章，他是驾驶自己的轿车来的，这位法兰西人文质彬彬，高傲自信。他一进门就果断做出决定，在蒙马特疗养院开了一间病房，叫来一辆救护车停在旅店门前，午夜时分，把罗拉接走了。他没有提钱的事情。俄罗斯医生的温情令人感动，有那么浓的“人情味”；法国医生冷峻、绅士，行事果决，能呼风唤雨。
通过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来推断一个民族的特征，这是多么轻率的做法！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两位医生都是法国人——假如我现在一言以蔽之地说“法国医生”这样或那样，该是多么轻率啊。实际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人——或许能够对人群进行归类的是学派、观点和某种知识的“渊博”，还有在我们国家医生的行为准则来看属于“草率”、“不周”的雷厉风行……比如说，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收罗拉住院的疗养院里没有冰块，午夜时分，我跑遍蒙马特新年狂欢的咖啡馆，乘出租车在一家家歌舞厅、夜总会之间疾驰，求他们高价卖给我降温用的冰块……可是蒙马特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冰块，跑堂领班只是向我耸耸肩……噢，法兰西式的耸肩！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忘记这个熟悉的动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为我还见过另外一种更温情的动作。最终，拉特—莫特歌舞厅的大堂领班以出奇的高价仁慈地卖给我一桶冰块，疗养院的一位护士被从梦中叫醒，手忙脚乱地准备手术室，法国医生在清晨为罗拉做了手术。他没有问我们是谁，是哪里人，这位知识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疗养院为我们提供救助，他既不询问，也无要求，他做这一切时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带有一点羞涩。出于复杂的绅士精神，他知道施予、“行善”总有点像蹩脚演员的举止，是人类最危险的行为之一……在疗养院里，大家对我们的态度大都挺好；只有第一天夜里我们请的那位值班女护士，趁着罗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里所有能拿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敢对她直说，于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些新的诱饵，让她安心去偷，只要她不伤害罗拉。“疗养院”是一幢坐落在蒙马特最高处、类似别墅的楼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会场所；房间的布局、门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吉奈特”、“妮娜”和“朱丽叶”的名片卡）和楼道里散发的廉价香水的刺鼻气味，都确定无疑地向人证明：这栋建筑用于公共医疗目的已经很久了。只要医生和护士在疗养院里，就会对我们有求必应；但是晚上七点之后，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有的时候，白天刚做完手术的重症病人，夜里不得不在没有一位医生、护士值班的情况下熬到天亮，只有女门房为他煮茶。最初几日，疗养院的管理让我有点吃惊。在家乡或在德国，疗养院里通常都会储备冰块，夜里不会丢下刚手术的病人而无人监护。我跟一位医生聊起这段独特的经历，他吃惊地听我讲完后，带着烦躁的宽宏大量说，他不理解我担心什么，这是多么“德国式”啊。其他人则态度亲切，热心相帮，只要他们有空或想起我们。
两星期后，罗拉出院回到旅店。这两个星期，我们结识了几张新面孔，结交了几位好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生活的一个阶段。罗拉的身体非常虚弱，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说，在巴黎终于“发生了什么”。仿佛我们之所以来到巴黎，就是为了让罗拉生一场大病，动一次手术，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挺了过来。经过那段收获不小的巴黎历险，我们可以离开那里了。于是，我们满心伤感、浑身哆嗦地开始收拾行囊。我们看到了巴黎，并且经历了什么……在一个冬季的清晨，我们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乡。
3
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充满敌意和紧张的情绪中旅行。我们顶着烈日，沿着法国的蔚蓝海岸走了好几天。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国人，我们在他们中间穷得自惭形秽，兜里仅有的几个克拉伊卡，我们也不假思索地当作闲钱输在了蒙特卡洛；我们几乎身无分文地跨过意大利边境。在那些天里，罗拉对自然风光漠然无视，要知道她刚从一次巨大历险中幸存归来。我们离家乡越来越近，我开始感到惊慌不安。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逗留几日，然后启程回家。“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宽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指维也纳、佩斯或考绍……我们怯懦地安慰自己，我们的家人肯定能为我在维也纳或佩斯找到一份“职业”；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该拿我怎么办，他们暗中为我们的婚姻能“维持至今”惊诧不已。我们自己也为此感到意外。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罗拉总是通过手柄式的单片眼镜看周围的世界，就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做长期存活的打算，用观望的态度审视我和我们途经的国家，并无抵触地接受眼前的风景与一路体验——假如这时候我向她建议，我们去日本并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很可能她会跟我去。但是，我们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光和现在伤残、沮丧的蹒跚回乡，恰让我感到十分奇妙……我从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险，心里揣满了疑惑不安的担忧。我感觉罗拉的患病是一种个体的伤害与出卖。她想死，我通过这一切感觉到的只是，我们进入了危险地带，在我们周围隐患四伏。毫无疑问，我非常同情她，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体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热那亚第一次“发作”。我一反常态，不再温顺，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们的共同生活，换句话说，“顺其自然”吧。我并不知道，恰恰这种“顺其自然”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睡足了之后去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我们的“婚姻”，在巴黎逗留的日子，还有在蒙马特疗养院的那一段小小、浪漫、生死攸关的郊游，这一切都让我们受够了；我们由激情变得麻木，神情惊愕地面面相觑。我从来就不适合让别人在我身上搭建他们的生活，尤其在那段时间里，更不适合；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着背叛，我时刻做着逃跑计划，准备逃离这个虽然世俗却也奇妙的“终身监禁地”卡宴……我们就这样抵达了佛罗伦萨。
城里正在闹瘟疫，冰雨飘落。家庭旅店里，老妇们整日手捧装满炭火的陶罐在大理石铺地的厅堂里穿来走去，街上寒风呼啸，人待在屋里也会感冒发烧。我们实在太想休息了，想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我们已经没钱继续旅行了，意大利的银行代理忘了通知我们汇款已到。一天上午，罗拉跑到托纳布奥尼大街一家意大利大银行的支行去碰运气，她跟一名职员软磨硬泡，在国外业务记账簿里找到一笔寄到我们住址的汇款；无须出示护照或任何证明，她就在支行业务员欣慰的祝福下取钱后离开……这全都归功于她的个人魅力、率直与自信。现在我们可以旅行了。那段时间，我对博物馆颇为不屑，我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说，“我只对生活感兴趣”。在托斯卡纳的冬季，我们冻得浑身发抖，无情的严寒让人绝难想得到妩媚的城市之光和气味。我们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罗拉染上了重感冒，并有折磨人的并发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额窦炎”，高烧不退，在床上又躺了三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在亚诺河畔的旅店里用炭火罐取暖……急救车一天到晚在城里疾驰；狭窄街巷的拐角处，瘟疫车的笛声长鸣不断，从各个角落搜集发烧病人。直到今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一听到这刺耳的鸣笛，就必定无疑地回想起佛罗伦萨的那个冬季；我在某种夸大了的薄伽丘小说的氛围中熬过几个星期，书名为《佛罗伦萨的瘟疫》，头上顶着死亡的凶兆。我们到达佛罗伦萨的第三个星期，罗拉痊愈了，她逃亡般地拔腿回家，仿佛是被暴风雨卷走，既遭到了别样的掠夺，也收到了别样的厚礼。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伫立了很久，望着载她回乡的列车徐徐远去，我惶惑地盯着列车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更希望什么：希望她回来，还是就此分手？我们是继续活下去，还是死掉算了？自从我们相遇之后，我们生活在怎样邪恶的凶兆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本可以分手的。不管怎么说，我独自留在了佛罗伦萨。
生活中总发生这样的事，生活赋予我的一切，总是跟计划和约定唱反调：我到一个地方旅游，结果在那里一住六年；或者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下车，原只为好好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结果四个月待在那里迈不动步，就像萤火虫见到了光，我在佛罗伦萨被周围璀璨耀眼、令人惊叹的光明迷住了。至少这一天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去维也纳，不会回家，也不想谋任何“职业”。危险的直觉敲响所有的警钟警告我，当我再一次应该做出“不忠”的选择时，我必须谨慎对待各种计划，以及别人为了收买、诱惑而向我兜售的聪明建议。在这一时刻，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比如在罗马或巴黎）有我的位置和我要做的事，我将被引上正确的道路，我不能软弱，不能轻信任何家庭的、三室带厨房的、固定薪金的“解决办法”，那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对抗我们而设下的陷阱……佛罗伦萨阳光明媚，三月初就已经开春了。
旅店里住的外国人很少，退休的托斯卡纳夫妇们聚集在这栋经风历雨的楼阁里，女主人是当地的一位贵妇人，她以无法仿效的高傲坐在长餐桌的主位上。在城市之上，在山丘之上，春天有如发起进攻一般突如其来、毫无过渡地到来了。有一天早晨我推开窗户，惊得目瞪口呆。我周围的美丽是如此澎湃，美得这般自然，这般温馨，这般寂静；这种美，我做梦都未曾梦见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丝毫都不夸张地讲，我浑身战栗，脊背蹿凉，瑟瑟发抖。我仿佛学会了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我突然理解了佛罗伦萨。突然之间，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桥梁、楼阁，以及教堂、绘画和雕塑都有了意义；仿佛我知道咒语一样，我走进一个新的家，我熟悉这里的一切，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对它了如指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新世界里展现，对我诉说……就这样，我开始激情万丈地在佛罗伦萨生活。我从来没有，从那之后再也未曾从生活手中得到像佛罗伦萨春天这般天赐的礼物。我吝啬、孤独地将这突然展现在我眼前的珍宝据为己有；罗拉在考绍的某个地方休养，试图从我们相识的惊厥中清醒过来，我将她的未来完全交给她自己决定。“我要做的事情”已亮若晨曦，再清楚不过：我必须留在这里，留在佛罗伦萨，留在离另一个世界最近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刻，直到操纵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把我放走。
4
要知道，当一个人放弃动机、憧憬、“心智”而屈从于某种内心抵抗的那一刻，生活才会出现转折：人们彷徨，迷途，盲目地寻路，从来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但有的时候，人们会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预测自己的行动；但也存在这类消极的行动：当我们明确意识到应该否定某个念头，不离开某个地方，拒绝做某件事情，待在一个地方不要挪动，我们会采取明确的行动。笔直的大路通向家乡；我两手抓紧我可能抓到的一切，不让自己被这股突然产生的内在焦虑、这场个人的暴风雨和出于软弱与怯懦的“理智”卷走冲走；我要留在外边，在佛罗伦萨或其他什么地方，我该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到……世界朝各个方向敞开胸襟。的确，有时我连买一张有轨电车票的钱都没有，但我从来没有因为钱恐惧过，现在也不，我根本不会将钱视为生活的障碍，钱不在我该为之调整自己生命行动的条件之列。我知道，自由是内在的条件、心灵的能力；一个人贫穷，照样可以拥有无限的自由和独立。后来，我有了比较幸运的生活环境，口袋里也有了钱和护照，但是我却寸步难行；内在的激情没有了，被无形的重量拖住，被神秘的绳索绑缚……在佛罗伦萨，我再次听到那个清脆悦耳的年轻声音：你必须留在这里，不要讨价还价，不要惊恐退缩！就这样，我留了下来。
这座城市是年轻法西斯分子的巢穴。住在托斯卡纳郊外的贵族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们身穿骇人的制服列队聚集在法西斯的徽章下；街上黑压压一片站满了潇洒俊帅、头发浓密、狂傲自负、目光严肃而固执、在制服的魔法下变得迷狂的年轻人。年轻的意大利精英们一旦穿上制服，就可以领取每日的补助，并且能够得到一份工作；难怪他们会有如此高涨的激情！生活服从于僵化的官方秩序；房子的外墙上画着鼓动、号召的宣传画，介绍维护法西斯秩序取得的成果，例如“准点列车”，里拉的价值，公共安全……法西斯主义在那几个月里如风扫残云般将社会民主主义击得粉碎，使之化成飞烟。社会主义者遭到迫害，转入地下，就像第一批天主教徒在地洞里集会。我是来自彼岸的人，对受到重挫的工人运动充满同情，我紧张地目睹胜利的独裁者耀武扬威的大游行，内心深处充满了抵抗。不管怎么讲，我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在中欧被灌输的那套“社会进化法则”，不大适用于意大利的灵魂。我不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几个月里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民族意志的集体表达。所有的外国旁观者都心怀疑虑地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和夺权者的行踪。“这个人”孤注一掷，能量四射，在那几个月经常来到佛罗伦萨；我以前在柏林也见到过他，那还是在“进军罗马”之前，在一家老城饭店的大堂内，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回答记者提问；现在，我在群众集会上看到了他，被煽动得激情四射的民众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先是在佛罗伦萨，后是在博洛尼亚和威尼斯。在那段时期，这个人将自己的性命相当廉价地投到国际市场，我在佛罗伦萨看到过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广场，他被数以万计的民众包围着，身边几乎没有警卫，似乎只有他的星象和命运能够保护他免遭政敌的报复。
他从内到外，仿佛都刀枪不入。这个人给甜蜜无为的意大利注入了成千上万马力的能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全新的速度；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这股生猛的力量所向披靡，开始泛滥，吞噬了政治，淹没了口号。这股汹涌泛滥的力量就来自这个人——墨索里尼。没在意大利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最初阶段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运动的成功秘诀。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切。
佛罗伦萨，烈日当头。市政广场上，农妇们兜售阔檐的编织草帽；古廊桥上，每天上午金银匠们都在本韦努托·切利尼银像周围支起货摊。上午，我泡在贾科萨咖啡馆或奈芙咖啡馆漂亮的大堂内，这是一天的开胃酒；下午，我跟英国人一起喝午茶，这些英国人也入乡随俗地喝苦艾酒和茶。身穿黑色礼服的托斯卡纳贵族坐在带阳篷的马车上沿亚诺河岸兜风。在托纳布奥尼大街，成群男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观赏外国女人；她们身上那股充满欲望的女性感，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我住在特立尼塔大桥的“布达”桥头，在圣马尔顿广场上，对面是一座教堂和一家妓院。早晨，当我推开窗户，屋外阳光刺眼，广场空空荡荡，透过斜对面教区公寓的窗口，我能瞅见老神父们在明媚的春光下心满意足地晒太阳，抽烟斗；妓院稍远，跟教堂隔了三栋房子，门口总有行色匆忙、绅士打扮、手提公文包的年轻人在按门铃——早晨九点，就一小会儿，在上班之前，就跟别人去咖啡馆一样。这一切我都能理解；熟悉的景色，我怀着顿悟的感觉在城里游逛。上午，我去那位疯神父的修道院或波波里花园；下午我去菲耶索莱，或到卡茨尼公园看赛马；晚上我泡在小酒馆里，置身于农民中间，我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杯杯地喝酸涩、黑色的基安蒂。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持久、恒温、不变的幸福感从睡梦中醒来。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勃朗宁和伊丽莎白·巴蕾特曾在那里住过；我从来没抱过比这更好的愿望，我想在佛罗伦萨度过平实的一生。组成这座城市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片丘陵里长出来的；这里没“引进”任何东西，既没有外来的建筑师，也没有外来的画家……城市和她的杰作共同呼吸，跟每栋建筑、每尊雕塑、每幅图画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亲身体验到这个——在此之前对我来说始终含糊不清的教科书概念：文艺复兴。多么熟悉的氛围，多么特别的体验，多么的似曾相识啊……我记得三月午后细碎的光影，我走在有沿街别墅与古柏的马基雅维利大道，走过圣米尼亚托教堂，在那里，大卫像的青铜复制品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城池；在山上米开朗基罗广场旁的小咖啡馆里，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眺望城市，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既不阅读，也不跟人交谈；不寻求“历险”，也不渴望友人。我是如此贪婪地将城市的风景、丘陵的轮廓、山谷的蓝雾藏入记忆，就像流亡者目不转睛地看一张从家乡寄来的全景明信片……我搭乘有轨电车去塞尔托萨，去皮斯托亚，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一切都很值得观赏：村舍和修道院，教堂和小酒馆，一切都用来自这片泥土、来自过去时光、来自逝者心灵的同一种材料建造。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多情的时光。肯定不是我青年时代最糟糕的阶段。我现在有时还会梦到那幅风景。
我到博洛尼亚和威尼斯旅行，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因为我的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每星期兜里的钱都不够花，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罗拉偶尔用带衬纸的信封寄些零钱来接济我，另外，我写一些体裁含糊的文章换取可怜的生活费，有几份菲尔维迪克、艾尔代伊地区和布拉格的报纸出于好心予以登载，大部分稿费用来支付账单。每次旅行结束，回到佛罗伦萨，我都像撤退回某个绝对安全的大本营、城堡或防御工事。旅店提供日常所需的一切用品，对房租催得也不那么紧。在那几个月里，我体内泛滥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和随意，仿佛获得了能够将自己置身局外的特权。我至今记得当时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罗拉回到佛罗伦萨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她带来了里拉，还带来匈牙利辣味香肠作为礼物送给我。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前往都灵，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科舒特故居；今天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了……我们在都灵吃了午餐，无忧无虑，格外快活，似乎万事大吉，想都不会想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搭夜车回到巴黎。
5
我们的行动是那么轻便，背着破烂的行囊，既没有钱，也没有前景……即使美国也想去就能去！后来，许多年后，一张我在街上看到的宣传画把我带到了巴勒斯坦，甚至更远的大马士革。我说走就走，仿佛在那里有什么紧急事等我去做！……只要我保持内心的自由和不羁，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阻碍”。
我们对巴黎已相当熟悉，既有经验又小心谨慎地选择住处。我们在新区找到一套公寓，在里沃利大街拐角，在“右岸”；我们熟悉了这个“新巴黎”……在右岸的巴黎，既不闲逸，也无浪漫。我们落脚的那栋房子位于康邦街，是一幢墙壁很厚、建于拿破仑时期的公寓楼。安托万的美发店开在一层，他不仅是巴黎最时尚的女性发型设计师，还为美国最大的一家摄影经纪公司做代理。现在，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开始赚钱：我凑出自己所有的钱，搞来一台打字机，将我写的“巴黎报道”一式三四份地打出来投稿，而且使用三种语言，寄向四面八方……我们在康邦街的住房宽敞漂亮，并且属于“带家具”的那类；房东夫妇除家具之外什么都不给，甚至连服务也不愿意提供；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比较有人情味，“比较中欧”，一切都能让我隐约联想到家乡人对“家”的那种概念，感觉仍住在传统街区。那些家具，让人感到某种早期、内敛的帝国气派；另外，公寓内的楼道、前厅、走廊都是那样吸音，遮光，隐秘……几个星期后，我们理解了在这种悄然无声的恢宏寂静背后隐藏的原因。亨利艾特夫人，那位富有的、头发染得乌黑的女房东，虽然按月出租客房，但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敬的形象；她更乐意将客房租给“半小时情侣”，每天下午，萍水相逢的男女们来这里速战速决地享受鱼水之欢……尤其是在我们隔壁那间贴了红色墙纸的客房，每天下午，都深受老先生和热情似火的女郎们青睐。有一段时间，我的市民意识让我对“我跟妻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感到恼火；但在罗拉身上并没有这类市民式偏见，她为我的大惊小怪感到好笑，所以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实际上也是，哪家巴黎旅馆或客栈不接待偷情的男女呢？
另外，这栋房子，这条大街，这个街区，更让人联想到哪个英属殖民地。在通向安托万神秘店铺的楼道里，每天的每个时辰都云集着仪态大方的英国名媛和性情放浪的巴黎女士，世界著名的美发师则开出高价兜售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客人们在楼道里领号排队，最昂贵的轿车排成长队在楼门前静候，不是“劳斯莱斯”，就是“希斯巴诺”，女主人坐在楼上光线朦胧的窗后享受安托万及助手们的揉捏和卷烫。正对楼门的马路对面，是一家冷僻、无聊、没趣的茶馆，旅居巴黎的英国侨民每天下午都聚在那里饮茶。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服务：银行，商场，饭店，茶馆，酒吧，包括那些大多开在城中心小街内的妓院，光在康邦街上就有两家。其中一家消费昂贵，极尽奢华，我这么说，不仅由于店里家具和所有的陈设，还因为许多登门的贵客是路易·菲利普时代的遗老。街道，茶馆，饭店，到处都不分昼夜地回荡着英语交谈的声音。这些英国人僵化、固执地保持着殖民国的习俗，神气地开着英国牌号的轿车出现：英国老先生们头发雪白，目光沉滞，皮肤因打高尔夫球晒得通红；而那些年过五旬的妇人们全都打扮得像玛丽女王，都戴着蜂房形状的礼帽，身穿长裙，白天执手杖行路，下午到隆佩梅耶尔喝茶，但是到了夜里，她们在安托万和裁缝的帮助下乔装打扮，摇身变成世俗的舞女……这些在自己家乡是那样谦恭内敛、节制有度、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英国人，在运河的对岸，在巴黎世俗的街区内，却变得如此饥渴，如此道貌岸然地贪婪，如此一意孤行地追情逐欲！我在巴黎，在康邦街一带，在短短几周内对他们的真实了解，远远超过了后来我在英国对他们长达数月的了解和窥伺。
他们住在这里，住在里沃利大街几乎隐形的、建于上个世纪的酒店里。临街的那面几乎不露酒店的痕迹，所有的富丽奢华和宽敞大堂都朝向内侧，朝向弗布尔—圣安娜大街。他们住在莫里斯酒店、德—奥尔巴尼酒店或州际酒店，开着所有零件都为手工制造的劳斯莱斯轿车，带着他们经过安托万和巴黎外科医生精心修复、重现维多利亚时代美丽余韵的妻子们……“睁开你的眼睛吧，我的朋友！”我自豪地对罗拉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以后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以后将在画报里读到的‘大世界’……”可这个大世界是多么小啊。在这里，人们在隔壁的克里伦酒店和莫里斯酒店之间散步；在这里，最昂贵的裁缝店、时装店和大银行的支行鳞次栉比；在这里，橱窗内不断更换着各种各样毫无用途的小玩意儿、小摆设、钢笔、首饰、花哨东西，以及因其繁赘琐饰而永远属于自己那“另一个”世界的小设计。我们瞠目结舌、神不守舍地住在这些窄街里。在这里，有许多地方我们连门槛都不敢跨进：比如巴黎咖啡馆，那里的菜单上不标价格；比如维尔森饭店，途经这里的国王和比国王更有权势的美国银行家们在这里通过烤肉和汤汁神采飞扬地展示自己的文化，至少跟卢森堡博物馆里的藏画一样特别……
丽兹酒店的大堂正门开向康邦街。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我坐到酒店的吸烟室里读报纸，喝一杯苦艾酒，将报纸摊在桌子上，随后我跟所有进出酒店的访客们一样，开始全神贯注地投身到“微服出行者”的角色里。墙上挂着骏马、名犬的彩色木刻和时髦美术家“塞姆”创作的漫画；过路的外国游客坐在桌旁，坐在磨破了皮面的沙发里，在朦胧的光线中喝威士忌；领班侍者面带甜蜜的倦意慵懒地坐在吧台后，不时会有人推门进来：西班牙国王，威尔斯王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成员，摩根也经常光顾这里……领班侍者对客人们的习惯了如指掌，无须询问，就将鸡尾酒端到他们跟前。西班牙国王跟驻巴黎大使基尼奥内斯·德·莱昂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所有来这里的客人都是“微服出行者”，我也是。没人注意坐在自己旁边的人，跑堂对摩根先生的态度跟对我一样，说一句“谢谢，先生！”，然后将摩根先生留下的小费扫到手心。从某种角度说，丽兹酒店的吸烟室悬浮在世界、时间和约法之上。在这里，造访者置身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局外地带，国王们，匈牙利记者们，画家们，皮条客们，世界著名的女演员们，途经这里的巴尔干国王们——只有领班侍者认识所有客人，他基于特殊的训练和丰富的经验，只用一个眼神或一抹微笑，无须尊呼名衔就能准确地向每位客人致以相称的敬意——只需要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点之间，这间小厅的空气里弥散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我在这里揣测世界，揣测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联系……我将许多副面孔存入了记忆，那些面孔，后来我在其他许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软卧车厢的过道里，在海滨，在机舱里，在英国或法国著名画报的封面上……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一刻都不觉得自己“附庸风雅”；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近距离地“看”一会儿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历史的沟壑里栽倒或爬出！在“鸡尾酒时间”，大概六点钟左右，在抽两支雪茄烟的间歇，在一张张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们跟西班牙经纪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广场上营业规模神速扩大的美国银行家只需通过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闲谈中顺便谈成大笔的生意。银行家们之所以下班后去丽兹吸烟室坐半个小时，就为做几宗真正的买卖……在那段时间，梅隆光顾过这里，还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储也经常来这儿。一般来说，每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录在《谁是谁》或别的哪部根据血缘、财富、权势编排的不成文、不公开的权贵名册里。在这个老派的地方，空气里弥漫着某种危险四伏的窒闷气息；客人们静静地坐着，抽着烟，与此同时，大堂内发生着什么虽不可见但可感知的大事件。“谢谢，陛下！”小跑堂低声地对坐在我临桌的葡萄牙或希腊的前国王说；没有人应声，没有人从报纸上抬起眼看，没有谁的视线从《纽约时报》欧陆版的股票新闻栏移开。
我将丽兹吸烟室视为只属于自己的某种秘密。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咖啡馆。我更对这类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场所感兴趣；我审视一张张面孔，观察每个人的气质、风度和言谈举止。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装的肖像摄影师在这里“工作”。我闯进了一个新世界，我在那里连嘴巴都不敢张开。我小心地品尝这个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每天晚上，我们都坐到大环路上的某家咖啡馆前。壮观的风景，巴黎的街道，满足了我所有的娱乐需求。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我经常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晓，在“小那不勒斯”或“马德里”，或在那家正对晨报总部，午夜之后单身牌友、赛马手、站街女郎和皮条客聚集的简陋不堪的小酒馆里，望着街道出神……初到巴黎的那段时间，有一点梦幻，有一点迷茫和羞怯。慢慢地，这座城市变得迷人起来，我开始听懂这里的俚语，了解这里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里穿行自如——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待我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她的味道，这股甜丝丝的黄花烟草和汽车尾气的味道，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她的节奏，适应了这种令人紧张、昼夜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波动。我在咖啡馆里已不摘礼帽，半夜我跑到普吕尼耶小饭馆，虽不算麻利但相当专业地用娴熟的动作吃一堆牡蛎。种种迹象表明我已“巴黎化”了。我已经变得没有教养，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没教养。我开始学习欧洲人的生活习俗。
6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我真心地获得了一切，当我刻意追逐“体验”时，我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除了经验，除了“真实”印象之外，别的我什么都不看重。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取决于能在自己个性的炼金炉中淬炼出多少。我想看……究竟想看什么？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学解剖室看尸体，下午五点我在丽兹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欢逐乐的夜店里看身体，或在一场“咖啡音乐会”的露台上看面孔。我爬到圣母院的钟楼顶，或钻进地下，钻进迷宫。我在巴黎城内东跑西颠，就像一只被松开狗链的小狗。我对拿破仑墓所抱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维莱特”的断头台。阿纳托尔·法朗士对我来说，就跟我的楼长一样陌生；我闯进他们的房子里，在他们家中四下环顾，嗅闻，记录，用眼睛和心灵拍照。从我的体内迸发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个可以不受惩罚、毫无障碍地在白人城市里行走的黑人。我的法语并不好，但我总是心急火燎地语速飞快；在这种状态下，谁会在乎不规则动词的特殊性呢？早晨，我离开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里宫花园与沃利拱廊隔开的栅栏散步，我看鲜花，看铜像，看卢浮宫屋顶上雾气朦胧的晨曦；之后，我怀着“前进”的感觉冲向城市，几乎是在放声叫嚷，就像一个不能快速迈开脚步的人。那些街名，那些建筑，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记忆”，这记忆来自文学，这记忆来自经遥远的时间、时代、民众和习俗过滤下的知识，现在，这记忆慢慢复苏并变成了现实，具有了形体，可以被触摸。“日常安排”的多姿多彩让我沉迷其中：对我来讲，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质区别；我下午去法兰西学院出席一次纯化语言会议，或走进某家百货商店的旋转门，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橱窗，或在国立图书馆大厅里读《箴言报》的某个合订本，或去皮托镇旅行，在那里拍售廉价机票——这所有的一切组成“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很有趣味”。无论我翻开大画册的哪一页，图中的风景都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一个相隔久远、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时代——某种共同拥有的、欧洲人的童年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了：许多场景与人物都从历史、小说和童话里复活，从雨果、法朗士、拉马丁、米什莱的笔下复活，成为时下话题，成为日常新闻。全世界所说的“法国”到底是什么？石头、血液和纸，风景和气候，具有特别的、“那么法国”味道的水果，微笑与风度的区别、与神经系统的区别和地理学因素，某种超人类的、超越其他种族的东西……为什么法国人拥有自己的文学，比方说荷兰人就没有？为什么德国的平原人拥有自己的艺术，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挪威人能拥有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法国音乐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种族”的秘密；我所知道的东西，总是对差别的证实，但从来不是回答。
这种好奇心的自然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借助于铅笔和打字机，不由自主、激情勃发地开始在咖啡馆里、在地铁中、在火车上为报纸撰稿。我跟“事件”的关系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是“在场者”，感觉自己生来逢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重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挑选。早晨我出门上路，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郁金香花圃，开始做报道……假如哪栋房子失火了，我会立即冲进去；我感觉那房子似乎是“为我点着的”，因为我在场，因为这个场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时此刻，我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星球上，在法国人中间……尤其是，那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法国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义”；我必须迅速、仔细地进行观察。写新闻报道也可以成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项“使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紧张状态而已。我总是时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欧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需要我提供新闻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乱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议会大厦去听卡约的讲演，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似的……但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吗？莫非在万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这个同时代人，跟我过客的灵魂无关？卡约在讲演，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屏息静气地坐在议会大厦的旁听席上，出神地盯着国家政要们肥如仓鼠、忽红忽紫、吃过午餐的脸。当然，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大厅里用拳头捶椅子，在厅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种方言的欣狂。中午，他们在波旁宫附近的小酒馆里用午餐，胃里灌满了勃艮第葡萄酒，从他们的呼吸中能闻到大蒜味，他们滔滔不绝，醉意醺醺，满腹伎俩，夸夸其谈；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里是民主的卫士、文明的最后堡垒，除了维护地方利益和拉选票外，他们还代表这个付出巨大代价、举步维艰、虽不完美但毕竟在向更高的人类准则前进的欧洲。与此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也在做生意，贪婪而执着；必须抓紧时间，这个国家很大，裙带关系都饥肠辘辘，总理们像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我永远不能理解法国党派政治的瞬息万变；我不理解，因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无法集中心思听他们解释。但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第三共和国在也就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届政府内阁不得不为饿得发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职位和津贴——总理们在宝座上的时间以小时计算，他们不得不发疯似的任命亲属和助选人，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和养恤金。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议员们，总理们和那群紧随其后，渴望获得职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帮伙……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坐在议席上的民主代表们，像听一场酒气冲天、怒火万丈的斗殴音乐会——他们单枪匹马，或许只是些偷鸡摸狗者，不过聚集到一起还是颇有力量，颇具权势，还是有良心有纪律，在决定命运的问题上还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国的意志。卡约在讲演，白里安在讲演，普恩加莱在讲台上拍桌子，情绪开朗的布伊松议长带着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无党派的气质不露声色地正襟危坐。除了政治之外，法国议会还是雄辩与风格的自由大学；人们对发言者的讲演风格、定语的清晰和力度、谓词的力量、句与句连接的乐感所进行的评论，跟对其政治理念进行评论一样认真。
我还去了里尔，我是乘特快列车去的，因为有一位绝食艺术家已经三十天没吃东西了。我去机场等候林德伯格；他走下旋梯时，所有人都激动得流泪，大声呼喊，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参加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我在火车站等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我在奥赛火车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达和流泪……我去过凡尔赛宫，见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再次感觉法国人是对的，在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不是仁爱、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么仁爱、较为粗莽的杜美。我去造访哈瑙夫人，听她讲据她所知谁在法国偷得最多；我还去过塞茜尔·索莱尔家，她给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他用不容辩驳的声调高声朗诵了他新剧本中最打动人的一段戏。我目睹过死刑，做过关于卢尔德的报道。我坐在宣誓就职大厅里听小个子、红头发、枪杀哥萨克酋长佩特尤拉的乌克兰钟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说：“因为他杀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冲他开了六枪。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补了一枪。”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微笑。我认真注视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里原谅斯托尔派先生。
随后，我写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报道，激动地记述了我的所见所闻。我总是一句话从中间说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讲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说的话掐在嗓子眼里。我睡不安生，经常半夜里爬起来，钻进出租车，跑到蒙帕纳斯，坐到酒桌旁偷听别人谈话，撰写新闻。
7
接近岁末，我开始适应了蒙帕纳斯的咖啡馆。我终于厌倦了丽兹酒店吸烟室独立于世的那种状态。就在那一年和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两家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曾是欧洲精神与艺术运动的自由大学。我在那里的感觉从来就没有良好过；但是如果我哪天没在某个嘈杂拥挤的露台上聊上个把小时，我就会心颤手抖地烦躁不安，因为我的喉咙里没吸到法兰西的黄花烟草，没有感到迷蒙的醉意。想来在那片街区里每个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车之间，在马路上穿行；他们用水杯喝廉价威士忌，即使贤哲们也把啤酒当水喝。这两家享誉世界的咖啡馆是：“多摩”和“圆顶”——在它们周围追风般地开了十多家歌舞场和饭馆——就在那一年，这里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实验室之一；一切都在这里煮沸，蒸馏，革命与品性，政治与激情；谁要是绕开了这些肮脏的街巷，谁就错过了诸多的大事件……
乌纳穆诺每天下午都坐在这里，带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悦地承受流亡的残酷；在他身边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识精英和冒险者，军人、哲学家和作家们。我很愿意坐在他们中间。他们都是忧伤的人；一般来说，跑到蒙帕纳斯的家伙们大都是试图寻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园的脆弱者。乌纳穆诺安慰他的战友们，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对欧洲文化的未来充满怀疑。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义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马西亚上校是加泰隆尼亚流亡者团体的灵魂人物，同时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国的敌人们，跟普里莫·德里维拉和长枪党的将军们一样，是位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者；午夜过后，他神色迷乱地用水杯豪饮杜松子酒，这位陌生的旁观者实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国内的“压迫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早晨，马西亚和乌纳穆诺前脚刚刚返回祖国，西班牙大公、女大公们和显贵、侯爵们就带着首饰、爱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车抵达了巴黎——“西班牙流亡者”遍布巴黎，只是调换了一下角色而已。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这一流亡群体中广受喜爱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国王的死敌和激情澎湃的时事评论家；这位西班牙的约卡伊没能看到他斗争的胜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罗旺斯的“玫瑰庄园”。伊巴涅斯的同胞们、流亡哲学家和军官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我吃惊地发现，通常在流亡群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个个人物，就其思想和领导能力而言，远不配担任这一角色。跟在“玫瑰庄园”里写文风矫饰、水平中等的小说的伊巴涅斯相比，乌纳穆诺要更聪明，而寡言、忧伤、脾气暴躁的佛朗哥少校则更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伊巴涅斯成为了所有人公认的精神领袖；就连那些比他更杰出的知识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愿地居身其下。
在蒙帕纳斯，每个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都算是流亡者。荷兰、美国和苏门答腊的流亡者们也生活在这里——这些人既没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也没跟国家政权发生对抗，而是为了逃离时间；他们从第二个家乡逃到蒙帕纳斯，在这里存在着另一套时间体系，在这里即便“拿破仑密码”也会突然失效……蒙帕纳斯是全世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流亡者们忧伤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帮，等待拯救他们命运的天象或地兆出现。俄罗斯的流亡者也坐在这里，他们对祖国的制度不满；我见过有些俄罗斯年轻人将自己国家大权独揽的当权者，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数落得体无完肤……蒙帕纳斯的部落成员活在时间的前头。对老百姓来说尚不知道为何物的时尚和信条，在他们嘴里不过是些过时、过气的陈芝麻烂谷子。当莫里哀剧院公演科克托创作的戏剧，“达达派”还让市民们大惊失色；当画商们还在用毕加索的立体派构图刺激艺术爱好者，这位伟大的探索者和嬗变者已经回归传统形式。当昔日的“超现实主义者”已经写下错综复杂、掷地有声的诗歌，当尤特里罗已经以图画书的风格画房子和风景，公众刚开始意识到在天地之间还存在着这类的艺术实验……蒙帕纳斯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充满艺术创作性的氛围，就像伊甸园的果实嘲讽四季法则。
除此之外，这里还像一个南方的累范特码头。时过不久，拉丁区果真变成了那个样子：在街上就有人挥刀舞匕，黑人们拎着左轮手枪聚众闹事，马来人、英国人、希腊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带着自己的忧伤、愿望和浅见加入午夜后的大辩论里，最后经常以刀光和枪声一决雌雄；尤其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为各自的恐慌大声争执。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神情。法国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倾巢出动，拥向蒙帕纳斯，就像古代去东方做生意的法国人那样目不转睛地观赏异国情调：父亲、母亲和已经成熟到足够能接受这种体验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礼服，一本正经、面带惊惧地坐在多摩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听那些单调叫卖、满腹怨气的小商贩高声兜售美国花生，听醉酒女人的尖叫，听那些带着野兽般的眼神通过言语、动作和情态蔑视文明的神圣法则的外国人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争辩，抱怨，挑衅，梦想。恐怕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某个愤怒的法国市民团体向这个闯入国门、聚众闹事的外来部落发起进攻，将他们踩成肉泥……法国人去蒙帕纳斯看外国人，就像我们外国人逛民俗博物馆或卢浮宫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挂着厌恶、恐惧的神情。的确，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喜欢呢？我们将自己标榜为“游牧部落”，在画室舞会结束后，浑身涂满彩色颜料在巴黎街道上裸体狂奔，跑到协和广场的喷泉池里洗澡……在巴黎人眼里，这片街区和蒙帕纳斯的艺术咖啡馆就像是搬入动物园的喀麦隆部落，或是展示幽灵一般、唇大如盘、属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观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掌灯时分，这群乌合之众——全世界忧伤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艺术家和小偷，哲学家和用哥罗芳作案的窃贼们，诗人和旧货商，捕鲸者和教派创建者——在这里尽情狂欢，就像在斋月之后，在节日最后一个夜晚的开罗或大马士革广场上。巴黎民众拘谨地坐在他们中间，捻着胡须，戴着礼帽，观赏这一节日盛况。两家咖啡馆之间的马路，慢慢被堵得水泄不通。便道上，马路上，街角上，人们挤得没有立足之地。人们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地欢庆什么。
蒙帕纳斯集大学神学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讲坛于一体。我在某张桌子旁坐上半个小时，孤独地坐在人群里抽完一支雪茄烟；我感到紧张焦虑，我待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昼夜，命运在悄悄向我靠近，这是蒙帕纳斯的命运，即便那些较为年长、较有经验、较具阅历的人也无力挣脱……在那些年里，这种特别的“蒙帕纳斯的命运”降落到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身上；那些人来自智利、纽约或鹿特丹，他们来到那个充满异邦情调的码头，怀揣着生活计划，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从那之后，他们一直这样坐在那儿，怀着期待，也许一坐就是十个春秋……他们激烈辩论，喝法国白兰地兑苏打水，慢慢忘记了承诺、家庭、过去、家乡和计划，变成了蒙帕纳斯的“名人”；就另一个家乡和世界而言，他们悄无声息、义无反顾地死掉了。另一些人在这个肮脏不堪的收容站里建立家庭，安居乐业，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帕斯森在这里生活，并自缢。我总是淡定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怀着不良之心……但是，不管晚上我去哪里，我都会在午夜时平心静气地撇下友人，纵身跳上某辆驶向拉斯帕伊大道、颠簸摇晃的公共汽车。
8
在蒙帕纳斯背后的某个地方，巴黎城隐约若现。现在，我有时能看到某一个片段：远眺的街巷，一间公寓，一个人的面孔，忽东忽西地跟哪个法国人聊天，跟牙科医生，跟邮递员，跟某位部长……或许，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见国家元首比造访一个法国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总是在观看“演出”，看巴黎盛大节庆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别开生面的万众狂欢；但时光过去了许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国人生活，我始终未能看见。法兰西市民回避外国人，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霍乱之乡，仿佛我们喝水的杯子上沾满了麻风杆菌；就连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是如此，他们看我们的喉咙，听我们的肺部，仿佛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携带着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专科医生。当他刷我的喉咙取菌样时，显然带着满脸的怒气——他有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瞎，现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张向我俯身、缠着黑色绷带、浮着扭曲并充满敌意狞笑的独目巨人的脸——出于对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疗费，用小刷子在我的嘴里刮来刮去，怀着灼热的激情将由衷的憎恨发泄到我脸上。对这种憎恨，他从没做出过任何解释。在那些年里，外国人将成麻袋的黄金扛到法国，每季度花在那里的钱都数以十亿计；然而，法国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蓝里，想在从佛日山脉到普罗旺斯的那片蓝天下晒太阳，别无所求……他们憎恨外国人搭乘载满货物的轮船抵达这里，后来又憎恨他们不再来这儿。在富裕的年代，法国人丧失了对数字的概念和现实本能：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他们咬牙切齿、一脸不悦地盯着我们，盯着那些使他们变得富有的外国人。即便在高档饭店里也会发生类似情况，男总管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对那类受到宽容的殖民地国的有色人种。在那段时间里，向世界贡献文明的法国人，俨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伏尔泰和丹东那代人彻头彻尾地向金钱投降。在法国人眼里闪烁着如此饥饿的光焰，充满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令人战栗的贪婪。他们鄙视一切其他民族的东西，甚至鄙视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法兰西”民族的外族人。他们多多少少只把英国人视为人类；德国人始终是“德寇”；至于其他民族，从希腊人到匈牙利人到扬基人，都是可疑的“外国佬”，粗蛮的异邦人。
当然，这里的“精英”持另外的观点；但这类精英在什么地方跟我们交谈呢？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艺术品向世界喊话，发出原则性的团结信号，但他们连地图都不看。在那期间，莱昂·都德曾向六百名法国议员发出过一封公开信；他在这篇激情洋溢的文字里，请求法兰西民族最杰出的代表们支持被迫害、被压榨、被宰割的高贵的斯拉翁民族，请求他们将回信寄到“斯拉翁民族运动”日内瓦总部的地址。结果，大多数议员都热忱回复，表示对高贵的斯拉翁民族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查一查百科全书，看看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民族。如果存在，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这个奇闻令人震惊，但又千真万确。在巴黎，外国人生活在某种令人发疯的孤独和放逐中；只有金钱的魔力才能够缓解这种孤独，以及这种悲凉的放逐。
罗拉表示，必须学到法国人的“秘密”——因为他们有一些小心隐藏的秘密，即这个伟大民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幸福生存的原则与共识。我们以为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楼长，邮递员，包括送煤的小伙子。法国人的节俭全世界有名，这么说没错；但是若从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节俭也与众不同：他们在住房、衣服、书和剧院方面花钱较少，但在吃和女人方面，出手相当大方……作为标本，我把周围遇到为数不多的法国人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每个人都有不多的“存款”——大约两千法郎，可保证以后退隐到乡下小屋；包括楼长和旅店女佣。我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拆解和分析，但并没有找到答案。没错，他们忘我地工作，挣一点小钱，花每枚硬币都要精打细算；但在我们家乡不管你怎么辛苦劳作，也不可能攒出两千法郎来。我曾毫不害臊地追问“他们的秘密”，但他们只是报以微笑。最后每个人都说，是继承来的；这个国家非常大，几世纪的经济积少成多；有谁敢动用资本呢？所有的都是继承来的，用心相爱，但理性结婚。爱情有时让人丧失理智，或杀人，或啼哭；但很少有人在没有嫁妆的情况下穷结婚。我们那条街上的面点师将自己的女儿连同三千法郎嫁妆嫁给了一位面点师，屠夫则给了女儿一百万的陪嫁。没有“经营资产”，法国人不会去办结婚证。
后来我发现，法国人的低调和节俭，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一切全都那样实际，经过周密考虑；一切全都参照经验，讲究方式……我近距离地接触，并仔细地窥探“欧洲人”的生活；我满脸羞红、惭愧不安地感到，我根本不懂得生活的责任，我只是这样活在世界上，我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超过了一位法国百万富翁的需求。许多年里，我搭乘公共汽车都要坐到最里面的座位；法国人有时会花半个小时等一辆人少的空车，为了能坐二等的硬座……为了能节省两三苏，他们穿着沾满泥水的鞋子，打着雨伞在雨里等待；噢，不仅穷人这样，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也是如此……的确，他们喜欢美食，用餐考究；他们吃礼拜日烤羊腿，一点都不在乎钱。但在平时，他们用马肉和让人胀肚的白面包充饥；他们吃廉价奶酪和粗糙、带筋的次等肉，吃最为便宜、冻得发紫的鸡禽，吃“削价处理”、最后甩卖的死鱼和劣等罐头，吃缺少营养的烩菜和我们从来不堪下咽的发酵粉面条……食品原料的售价极其昂贵；那个时候，中间商与经销商开始狼狈为奸，牟取暴利，这场影响巨大的运动在无形中摧毁了法国人的生活，他们就像政治舞台上的间谍和使节一样遭人厌恨……我们想学会法国人的生活技巧，但是我们缺乏他们拥有自制力的内在素质。法国人能够积攒成财产的那些钱，我们都花到哪儿去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可能花在了出租车上。出租车费是那么便宜，而生活节奏又是那般匆忙……只要我在视野里没看到公车，就会下意识地扬起手，立即招来一辆疾驰而至的小轿车。他们对小费格外看重，尤其当客人是外国人时；法国人彬彬有礼地将硬币摆在手掌边缘，跑堂默契地点一下头，收下这笔菲薄的馈赠；但我从来都大手大脚，缺少“零钱智慧”，因此我总是多给小费，脸皮很薄，让我改变做派实在不太可能……当然，我们还雇女佣，那类料理家务的小时工；我为她们敷衍、仓促的工作支付的薪酬，高于我们家乡政府付给持有文凭的公务员的工资。许多年过去，我才意识到，在我周围只有最富有的法国人才雇女佣；就连律师、医生、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也不过雇一位“清洁妇”而已，每天上门干一两个小时，一旦被发现把垃圾扫到了床底下，立即被解雇……只有在名副其实的豪门，只有富得流油的豪绅，才会雇帮佣、厨师、女仆和男仆们。法国的中产阶级活得相当低调，就像我们家乡的手工匠。在我住的那个街区内，没有一户小手工匠雇打杂的仆人。
秘密不可能“学到”，这是血缘的秘密，是传统的秘密；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的秘密……这些富裕的法国人，住在多么狭小的屋子里；这些有钱的屠夫、面点师、食品商、蔬菜小贩和家财万贯的杂货店主，穿着多么破旧、闪光、惹眼的衣服招摇过市；女人们带着多么妩媚、亲切的神情，身穿在百货商场购买的巴黎烂布头！他们午餐时品饮葡萄酒，但他们喝的是多么没味儿的葡萄渣酒！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欢乐都是多么的质朴无华，晚上，他们在人民公园是多么身心投入地欣赏蹩脚音乐——假若一位常受交响乐熏陶的德国杂货店主听到演技糟糕的巴黎街头音乐，肯定会逃之夭夭的……这些百万富翁抽的是多么廉价的烟草啊，他们多么耐心地坐在咖啡馆里，能守着一杯咖啡一直坐到午夜！他们多么贴近生活，多么全神贯注地体验生活琐碎而宁静的快乐和日子赐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有多么丰富的情感层次来享受生活，他们用多么庄重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每一个言行，可一旦受到心性或情景的激发，他们又能多么轻松、自然地抛掉形式！他们到底有没有“秘密”？的确，法国人是有秘密的。他们是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由石匠”，是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是小市民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种”，但在生活方式、行为举止和处事态度上，都是特立独行的法兰西人。当他们在集市上打架，当他们想到上帝，当他们感受到生活现实，当他们在私生活中“混乱无序”，当他们在关键时刻理清自己的思绪时，他们都是无与伦比的法兰西人。外国人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风格，永远不能学会他们行为的秘密。
9
城市向着讷伊镇延伸；新型的香榭大道，流光溢彩，就像美国的某条大道，在每个街角都耸立着不太张扬的摩天大楼。帝国时代的亭台楼阁，那些上世纪末建在庭院和花园之间的豪华宫殿都被拆掉。城市大声尖叫、躁乱不安地美国化。城市中汽车的鸣笛、广告的霓虹、俗艳的街景令人头昏眼花；这种风格让法国人也感到陌生，他们被迫接受，心怀鄙视……真正的法国人在灵魂、品位、感知和性情上都很法兰西，他们高傲地漠视野蛮叫嚣和军事炫耀。外国征服者们大把大把地将钞票撒在巴黎的街巷里——用“撒”这个字形容毫不夸张。有一天夜里，我在多摩咖啡馆的地板上、垃圾里、锯末中看到两千法郎，二十张崭新的百元钞票，肯定是从哪个酩酊大醉的美国人口袋里掉出来的；有人把钱捡起来，怒气冲冲地揣进兜里，骂骂咧咧地绕开在场的外国人扬长而去。
在巴黎定居的外国人，也在这个充满敌意的氛围里邯郸学步地效仿法国人。他们认为，“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都好像受洗成为了法兰西人。有一位匈牙利画家蜕变得是那样的彻头彻尾，以至连法国人都认为他是继图卢兹·劳特累克之后第一位终于能够注释和再现“真正巴黎”的艺术家……在法国人中间，我们用缺乏教养的市井语言交谈，衣着打扮都很法国式；可即便如此，我们看上去还是有点像皮条客，有点像葡萄酒商。当然，我们必须赶紧租房，毕竟我们是生活在法国的外乡人。我们在布格涅森林附近找到我们的隐身地，距离凯旋门只有几步之遥，在一幢摇摇欲坠老房子的第五层。我们充满好奇地搬进去，搬进法国房东以很高的房租、恩赐的态度和无法掩饰的鄙视租给我们的两间小屋，感觉像占领者进驻外族领地：打算支起帐篷，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在灌木丛中有敌人在窥视。我们在巴黎有了住房，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啊！——窝在旅馆客房里的同胞们从心里非常忌妒我们。他们羡慕我们小小的占领，好奇地跑来做客，爬上五层楼，摇头惊叹。当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感到幸福得晕眩，感觉自己的欧洲职业生涯开始步入正轨……
我们在五层楼上租了两间屋子，卧室和饭厅；还有一间名副其实的浴室，只是煤气炉的火苗像抽风似的不断熄灭；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浴室，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浪费煤气和水。罗拉注意到，法国人长寿，因为他们“吃很多沙拉并且不洗澡”；但是我固执地坚持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家中，我染上了肠胃型的伤感主义；每个月我都要炖肉吃，用“油炸干酪面片”款待上门做客的朋友们。因为那里还有厨房，真正的厨房，只属于我们的厨房！——年轻夫妇在炉火旁边，跟在床上一样能焊接他们的婚姻……在这个古怪的、同时容不下两个人的小厨房里，家人派来照顾我们的图特族女厨师茹菲卡，在那里缩手缩脚地洗涮，烧饭。因为我们不敢雇法国女佣，我们害怕她们，害怕巴黎女佣，也害怕她们烧的饭菜；或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害怕法国人……茹菲卡来自我们老家，来自我的故乡，来自罗拉出生的那栋楼；她既胆怯又傲慢地住在巴黎，匈牙利语讲得磕磕绊绊，对法语有点瞧不起，感觉那是一种粗鲁无礼、没有教养的土著语。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姑娘，丑陋而忧伤。然而，她觉得自己美貌惊人，一天到晚用“巴黎绸带”捯饬自己。她坐在浴室内的大镜子前，就像一位讨厌的公主，无聊至极地享受自己的忧郁。在巴黎当女佣，在这里，在这两个房间和厨房里，在这套连同居室、浴室在内的全部面积还抵不过老家门厅的“公寓”里打扫卫生、做饭、洗衣，对她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相当优雅的冒险……她很享受上帝的这份安排，让她能够住在巴黎；只是我们无法把她带进城，因为她胆怯，不愿意上街。她通过打手势在隔壁的调料店买东西，“就像一个哑巴”，讲话羞涩，没有谓语，因为回避使用谓语；就像鲁滨孙的仆人礼拜五，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动词，而且认死理地只使用动名词……她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缄口不语，缄默而热诚地在巴黎工作，在转身都难的厨房里做饭，做匈牙利餐，下午去邮局给家乡的熟人寄明信片。她对巴黎不感兴趣。她是二月份到的，我们在火车站接到她，满意地和她一起搭出租车穿过巴黎城；她始终眼帘低垂地坐在车内，都没朝大道边的宫殿看一眼，只是到了菜市场附近她的眼睛才开始放光，战胜了羞怯，用尖细的嗓音小声说：“这里可以买到沙拉。”之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一言不发。她胆怯、沉静地住在巴黎公寓里，那里的炉台、厨房、洗菜篮、烤肉叉等所有东西对她来说都富于异乡情调，就像在我们眼里刚果河岸村民使用的物品。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经过我们好半天的怂恿，茹菲卡终于肯跟我们出门散步了，她在塞纳河桥上突然站住，忧伤地说：“船……”在巴黎，她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船。
跟对面楼第五层的公寓相仿，我家的窗前也有一个围栏低矮的狭长阳台，双扇对开、下缘接地、横板条式的百叶窗将我们的住所与外界隔绝。形形色色的小市民跟猫跟狗跟金丝雀一起在这里驻扎。晚上，穿着拖鞋和长袖衬衫的男人们俯身坐在窗后的餐桌旁，把脸埋在汤盘里，披头散发、体态慵懒的女人们在陌生人家中招展她们的腰肢。晚上八点，他们准时坐到桌子前；十一点一过，他们准时关上电灯。我对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了解，都来自阳台上的风景。一连许多年，我彻夜要听对面公寓里生命垂危的退休者痛苦的咳嗽声；直到今天，我一想起巴黎，仍能听到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嗓音……从阳台上，我看到他们的葬礼和婚礼，看到女主人背着她们的丈夫跟邮递员偷情，看到他们攥着烤羊腿围桌而坐，看到他们填猜字游戏，锯木头，行房事，用报纸包平时省下的硬币，我看到了他们的生与死……就连茹菲卡耳背、傲慢的耳朵都能听到街巷里播散的小道新闻：婚姻破裂和家庭悲剧；食品商和面点师一边待客一边哼的《您还要什么，我的夫人？》的旋律从窗外飘来，夜里在街上发生的事，能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住在我家对面的草药商，那位头发焦黄、满脸疙瘩的老女人跟她名叫艾玛的老闺女，传播有致命危险的、关于街里的处女和有妇之夫的绯闻。漫长而悲情的小市民爱情，在街区的各个角落里隐秘滋生，交织发展，悄然消亡。女草药商和女儿艾玛相依为命，一边包着椴叶茶，一边怀着苦涩的怨愤和赎罪之心播散着家庭的恐怖消息——几年之后，我们生活在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乡村里，在巴黎的心脏，在五楼上。
在隔壁带花园的宫殿里，住着一位史上留名的公爵夫人，但她就像一位隐形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只能在《费加罗报》社会新闻栏目里窥知她的行踪：她去普罗旺斯的庄园过复活节了，或返回了巴黎，她在家里请侯爵和公爵们喝下午茶。每逢这种日子，在宫殿的大门前停满了世纪初制造、款式古老、眼看就要散架、只能在交通博物馆里看到的小轿车；在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内，在这些家族古老、住在圣日耳曼新区的贵族们眼里，这类马达驱动、没有噪声、早就不时髦了的老爷车才最优雅……在公爵夫人宴客的那些日子里，街里有名的甜点师，神态傲慢、留胡子的布韦松先生，负责为公爵府邸送烤点心；据女草药商所知，甜点师的老婆背着他跟住在街角的牙科医生偷腥。从我家阳台可以直接望到公爵夫人家挂着黄色绸缎窗帘的沙龙，宾客们恰好在那里聚会，就像一部法国新天主教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和罗拉在阳台上支着胳膊肘，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既低调又直接地跻身法兰西贵族的社交生活。公爵夫人曾在法兰西王储夫人——吉丝公主的身边当过女伴。但是几年之后，她也陷入了经济窘境，将府邸租给了南美人，她自己闷闷不乐地搬到乡下的庄园里隐居，从我们街区和《费加罗报》的社会新闻栏目里消失了。
在下一条街上，在富丽堂皇的公寓楼里住着暴富的“新贵们”；他们都是受益于路易·菲利普时期经济的市民阶层，在战争期间和贪欲横流的和平繁荣期内聚敛了无数财富。这些法国资产有时数以十亿计地流失于俄罗斯、土耳其的国债，但是总能留下几千个亿为巴尔干国家或海峡对岸的殖民地政治筹资。这些人住在尼尔大街和蒙梭公园一带的楼阁里。每天晚上，他们都情绪高涨地跟妻子们一起，跟情人们包养的求爱者们一起，泡在布里多尼和诺曼底风格、装饰繁复的“歌舞场”内。下午，这些寄生虫精英们懒洋洋地坐在佩特里桑先生开的酒馆里喝鸡尾酒，他们的钱多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无暇谈论政治……我喜欢蒙梭公园，喜欢公园里的莫泊桑雕像，喜欢被宠坏的孩子们大声的叫嚷和伤感的梧桐；我喜欢泰尔奈斯大街的购物氛围，喜欢陡直的卡诺大街的忧郁和梧桐树。青年时代幸福岁月的光芒，照亮了宽敞、宁静的街道。在这个乡下，在寂静的街巷，在五层楼上，没有人会伤害我们。在第一个三月份的日子里，阳光从清晨到日落投进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在对开式窗户的纱帘后面，在淡蓝色天空下，高低错落的巴黎房顶已经变得真实和熟悉；庭院中某一扇敞开的窗里，总有留声机在播放；在我头顶的阁楼里，经常有年轻的、有时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租住，每天下午接待在楼道里呼哧带喘地爬楼、老成持重的年长豪绅……我在这幢楼里总共住了四年。我从来不清楚住在同一层楼上的邻居是谁，从未结识楼里的任何一位居民；在住户的门外，也没有钉铜质的名牌。文明的教养和数百年的守密，保护并藏匿了私生活的隐秘。
公寓里大部分的家具是从德鲁奥商场通过拍卖搞来的。我买了一幅绚丽华美的丝绸窗帘，一幅跟公爵家挂的窗帘类似的帷幔，但我惶惑地将它钉在了墙上，因为它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窗户的尺寸。我买了一张桌子和所有没用的东西，多得房间里装不下，罗拉愁得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还急火火地买了狗；我在夜里出门散步，领回几条很便宜的野狗，那是在瓦格拉姆大街摆夜摊的小贩硬塞到我兜里的。不久，我们把狗送了出去，由于长期被囚禁在五楼的屋子里，它们染上了躁郁症。只有楼长养狗和猫，巴黎所有的楼长都会养，我们楼长也不例外；他们大多养的是劣等品种、三条腿或瘸腿的狗，因为楼长们养的这类狗，总是三天两头被汽车撞倒。我们楼长也经常宠溺一条条残疾、肥胖、倒霉的野狗。我常用小费、礼物和狗讨好这位讲究礼仪、态度严厉的家伙，因为我也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害怕楼长，他们是巴黎警察的耳目。亨利奎特先生——大家这样称呼这位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楼长——总是西服革履，平时也一样，一大早就穿着这身领导人的装束出门上街。他从不泄露自己的职业；对于我好奇的探问，他慎重小心地回答说，他干的工作“极其重要”；我在巴黎的匈牙利熟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刽子手……许多年后我碰到过他一次，那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大门口，他正神情庄重地指挥一支送葬队伍。
楼道里的电灯不亮，每天夜里都漆黑一片，我们摸索着爬上五楼。“抓住扶手！”我在黑暗的楼道里喊，吵醒了亨利奎特先生，他痛恨并鄙视我们像爬行的怪物，总在半夜三更爬上爬下。但在楼上的两间屋里，我们受到《民法典》保护，我们几乎享受跟法国市民一样的特权。我们慢慢地法国化了：下午去电影院，议政，赚钱，而且无论冬夏都吃绿色沙拉，因为我们想要长寿。
10
生活平静无澜，我们迎来了“甜蜜的生活”阶段。那些年，一个人虽然并不情愿，但还是跟生活达成了和解。
罗拉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怯懦的尝试，最终能在左岸圣佩雷斯大街内一家古玩店里打工。那里销售非洲木雕、诺曼底风格的锻打的烤肉叉、中世纪水罐、十字军向圣地出征时佩戴的十字架、弗朗克占领期间用过的枪支，还有亨利四世的侍臣们用过的午餐桌，他们曾在某个星期日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喝鸡汤；不过那里也卖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的画，墨西哥的瓦罐和火地群岛的黄金首饰……隔壁商店的商人和经纪人，从早到晚泡在这个世俗的博物馆里赌博；罗拉喜欢那里的氛围，古董也开始跟她对话，向她讲述。我则喜欢上这家古玩店的法国店员普利翁先生。普利翁先生六十多岁，已婚，共济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他是第一位我有机会近距离结识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在那之前，我还从没遇到过像普利翁先生这样能够遵守公民教育规定，阐述法兰西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品位与习惯的革命者。他整日酗酒，他要养活忌妒心很强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还有他那生性放荡、赌牌成瘾、最终被流放到法国殖民地之一科特迪瓦的儿子。他总是戴一顶硬壳礼帽、穿一件黑西服散步，向来商店的客人分发共济会徽章，有时去参加共产党聚会。在店铺里，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不管好书烂书，是书他都读，手里抄起什么就读什么，满腹忧思地消化良久，然后将战利品带回家，放到自己的藏书里。此外，他还把钱带到储蓄所，每个月都能从少得可怜的薪水里省下几百法郎存起来；他是那种典型的知识渊博、沉静如９９ｌｉｂ?磐的法兰西小人物。他背着人老珠黄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跟一位“律师的遗孀”偷情，包括商人和经纪人、罗拉和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个危险关系守口如瓶。有一天，他耷拉着脸来到商店，讲述了他的爱情悲剧：他的妻子“眼里不揉沙子”地证实了他的不忠。他难过地说：“她发现我找了别的女人。”
在马达时代，我们被轰鸣声包绕着，我受一个突然冒出、争强好胜的顽固念头所驱使，买了一辆汽车。我在巴黎有房有车……当然，我给汽车拍了张照，感觉像一件象征胜利的战利品，并将照片寄回家乡。这个成功从远处听来令人欣慰，惹人羡慕；但事实上它使我们陷入了泥潭。这辆车是许多年前由福特厂生产，是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定制的，车上有各种各样的特别设计；它看上去像是一辆赛车，开车者和运动员在街上看得目瞪口呆，摇头惊叹，都说不出这辆车的型号和款式……这辆车被漆成浅绿色，一旦启动，就像撒欢儿一般不知疲倦地疾驰；问题只是它很难启动。我为这辆车受了太多的洋罪；我想，在这一年里，我的摩登欲望和所有世俗的野心都得到了治愈……这辆车每天都会索要点什么：一会儿要汽油，一会儿要机油或螺母，今天电喇叭坏了，明天轮胎破了，要为它租车库，要付税和保险。我们紧咬牙关、惶惑不安地付完钱，家里连买袜子的钱都不够，但是管它呢，我们在巴黎有了辆汽车……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把汽车送到典当行，在那里评估员只用一个指尖，面带嘲讽地检查它，好像它是件不洁之物，最后恩赐般地给了几百法郎的抵押贷款。我们为了汽车活着和工作，同时我们很快入不敷出，因为有车的缘故，我们俩都较少工作。最终，我想把它转让给法国朋友或外国熟人，但即使白送也没有人要。夜里，我把它停在名声不佳的街角，希望有人会偷走它；但早晨它平安无事地停在街角，风吹雨淋，生锈变旧，忠心耿耿。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外地找到一位食品商，终于把赛车卖了出去；一年后，我有一次看到这人用它运胡萝卜和洋葱。
汽车夺走了一切：钱，时间，工作兴趣；我一天到晚被它折腾，但它毕竟有时能当成四轮的东西用，我高兴地开着它逛巴黎，去外地，游法国。我该感谢这辆破车，它让我熟悉了整个法国，如果不是开着它，巴黎有许多街道我永远不会去。我开着它像骑着没缰绳的马，几个月走遍了巴黎城，我连蒙带猜地拐入一条条连地图都未做标记的街道。我从一个又一个新的视角看清这头恐怖的庞然巨怪；它的小巷和白天的地下世界，凄楚、荒凉的城郊和仿佛有陌生部落栖居的空场，它们不受法律约束地生活在社会边缘。汽车向我展示了巴黎，让我看到了周围环境：午饭后我开车颠簸到海边，穿过诺曼底的村庄，熟悉了那些农舍；我在省际公路上游荡，看到了自卡洛林王朝后再未在实质和内容上发展、原始落后的农村生活。这辆车向我展示了法国的风光：车停在布里多尼的教堂前，头裹绣花头巾的妇人们用从没听说、不能理解的语言游街歌唱；我下榻在被称为“古碉楼”的乡村客栈，睡在带幔帐的大床上，醒来吃法兰西岛小城的早餐；在沙特尔，我坐在大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前，眺望秋日的萨沃亚森林；我在早春去看大海。这个国家慢慢在我眼前展开了画卷，她有着聪明的秩序、纯粹的形式、粗犷和妩媚的风景和智慧的平衡……汽车也向我展示了法国。在那些年里我很少工作，不带地图就开上国道，法国到处都敞开胸怀，并且让我受到启蒙：人们的气质，城市的结构，河畔的庄园，盖在从未听说过的偏僻小城主广场上的乡绅宅院，在蒙图瓦尔透过篱笆、在玫瑰丛中一个女人的微笑，晚上在第戎或图尔的小酒馆里喝葡萄酒，在马赛的咖啡馆里听外国人没完没了、满嘴口音、有时似懂非懂、有时几乎听不懂的辩论。像某种追风逐影、转瞬即逝的历险，跌宕起伏、此终彼始的生活仿佛在一条传送带上，一个个零件运送到我跟前；在加莱鱼市小贩中间度过的一个上午，在翡翠海岸上的布里多尼红礁石，在多维耶沙滩上的慵懒身体：这一切都是汽车带给我的。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巴黎就是一切，这个国家只是她的附加物、储备品。汽车向我展示了这个国家，我开始思忖，巴黎是从怎样的储备中汲取养料啊；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佛日山脉，从阿尔卑斯山到诺曼底果园，将这个成分复杂、躁动不安的民族的一切，将所有大地与人的精华都载送到巴黎的展窗……格外地恬静、睿智并很富饶；那些景色，那些村庄，那些城市，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向法兰西国会派送议员，通过“人权”启蒙与文明奉献出人文的厚礼。我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踮起脚尖周游全国。..
汽车向我展示了法国城乡的集市和国道，向我展示了法国市民阶层走过的、并不通坦的漫长道路；来自学校课本的记忆，在这些旅行中启蒙了我，我开始理解这条由地中海和北欧人种融合而成的民众在卡洛林王朝、卡佩王朝、奥尔良王朝、波旁王朝和身穿西服的市民阶层领导下走过的“欧洲”之路。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为我展开了一幅法国市民阶层历史的画卷，我仿佛参加了一次为进步欧洲人举办的、身临其境的教育培训。我不能付家里的煤气账单，因为我马上要去莫尔莱，参观布列塔尼的安妮宫邸……有一天，我感觉自己已搜集够了素材；我卖掉了汽车，回到五层楼上归隐。我的余生大多背向欧洲的风景，转身朝向欧洲书籍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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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年轻人在他们写的书里，以令人惊诧的冷酷和毫不妥协的现实感受抨击了旧时代的、官方的、历史的法国。这一代法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去前人爱去的沙龙、咖啡馆和小酒馆寻找体验，而是去中国和加拿大。在他们的作品里，找不到“光荣岁月”的欣狂和帝国主义辞典里任何一个刺耳的定语。他们以出众的学识和触觉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毫无浪漫可言地注视着西方与东方。他们什么题材都能写，他们表达的丰富性令人震惊。置身于他们中间，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乞丐或残疾人。作家的这种也被称作“谦逊天赋”的积极能量，使人对帕尔纳斯派传统报以不屑；年轻的法国文学让人感受不到诡辩和意图，仿佛对这一代人来说，文学不再存在形式问题……但是对我来说，他们的语言始终还是古老、纯净、敏感、矛盾的材料，是言简意赅的语言。现在连我都不相信，一位作家能在成年时代改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改用法语尤其不太可能；法语那种折磨人的、听起来再耳熟也无济于事的含混不清，在移民的耳朵里回响起不同的声音，这种耳聋令人困惑；当我必须要在两个意思相近的法文定语或主语之间做出选择时，总会陷入惶惑不安……我不清楚一个个词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仅仅十年里，到底发生过怎样的产生或成熟、过气或时髦的变故；这样既古老、圆熟，又充满了时下所有躁动不安的语言，是不会向外国人和盘托出自己最后的秘密的；在关键时刻——对于作家而言，写作的每个时刻都是如此“关键”——我们感到异教徒刻骨铭心的孤独；词语泄露的只是它的意思，但它的含义始终留作家庭成员的秘密。
读普鲁斯特的书，我震惊地发现书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匠气。在那些年里，普鲁斯特的世界向新一代人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他被看作“附庸风雅之徒”，神经症的话痨，一个对摩登社会古怪人的私事津津乐道的饶舌男。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较具勇气的家伙才敢讲述世界的方圆；沿着他们的足迹，充满疑问的新一代人开始怀疑，在普鲁斯特作品里展现的“摩登社会”与世界人类及其所有神话与记忆，存在着直接的血缘联系；在“古怪人的私事”，在细腻描绘的人与人关系、氛围、“微不足道”的言行和邂遇背后，氤氲弥漫着人类完整而古老的体验。普鲁斯特在那些年变成了巨人，他的身影笼罩了一切思想。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影响；即使那些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也逃脱不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以他无可抵挡的光芒，照亮了文学的素材，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异教徒和无知者。追随他的那代人知道如何写作；但是作家们怀疑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他们的使命和作家群体的声誉。那些年，最先喊出“文人叛徒”口号的是法国传教士；这些布道者，这些雄辩家，在被保佑或被诅咒的那一代法国作家中率先在欧洲文学里意识到：作家垮台了，他们丧失了威信，他们的话语失去了价值，尘沙不如。文学家们拿大百科全书的历史遗产和作家话语的社会影响力做交易。文学丧失了道德信誉。最完美的诗歌、激情澎湃的戏剧和恢宏的史诗，也不再能够改变人的宿命。作家不再能影响时代的思考，就像热闹非凡的演出，人们观看，鼓掌，很快遗忘。欧洲的诸种“伟大精神”即便摆出所有的威仪，即便使出全部预言的力量，即便铿锵有力地发表宣言，也不再能够说服一位固执的银行家、一位贪污的政治家或一位好战将军可疑的企图。作家们日益完美地采用难以超越的写作技巧表明，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无力。
他们顶多能作为法兰西义勇兵，作为承担特殊任务的自由军团投身革命；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服从运动。“伟大的”作家们愤怒地抗议这种记者式成功和对“风格艺术家”的出卖；瓦勒里在出任法兰西院士的就职演说中，以复杂的傲慢和由衷的怨愤，闭口不提他的前辈——“风格艺术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字。年轻的天才待在某家旅馆六层楼的客房里，咬着鹅毛笔趴在稿纸上，他所期待的“成功”，最多像一位技巧高超的吞剑者或聪明绝顶的葡萄酒商所能赢得的名声；必须知道，人们可能会围观并鼓掌，但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欧洲文明对一位天才的工程师或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所抱有的拯救期待，要比对“睿智”的学者所抱的期待多得多，也正当得多。那个时候，宗派更如鱼得水。新神秘主义的笛声吹遍了法兰西的精神生活，渗透到充满雅各宾主义思想的大脑里。各种“运动”到处蔓延：精神运动在政治尝试中迷失，文学运动被纳入政治范畴。
我住在巴黎最大的聚会场所——沙利·瓦格拉姆大礼堂隔壁。在这座大礼堂里举办过著名的拳击比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每年都在这里集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举办过弗伯格俱乐部慷慨激昂的“雄辩之夜”。起初，我参加这类人数众多的“雄辩之夜”活动只是出于无聊；后来，我开始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我能以最近的距离感受法国人的焦虑。在这广受欢迎的论坛上，业余讲演者们为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好文学坏文学、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争得面红耳赤；民众在这里发表看法，这条街就像希腊或拉丁市场；民众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深深渗透到战后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怀着极度的敏感怀疑自己的对错，怀疑法兰西的“使命”；所有曾在他们中间生活过较长时间，并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种疑虑。在政治上，这个国家仍由老一代人统治，那是雷厉风行、老虎与狐狸的杰出一代人：普恩加莱与白里安，卡约与霞飞。空气中充满着“安全”的传奇；但是民众却没有感觉到“安全”，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生活中到处都缺乏安全感。这个巨大、繁荣、富裕、健康的法国感到了恐惧。政治家们在讲坛上挥舞着“安全”协约；但老百姓们凭着冷峻的清醒、不容欺骗的本能觉察到，这个幅员辽阔、极其富有、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连同所有的安全部门和用之不竭的庞大储备，正面临一系列动摇根基的危机，并且在世界上处于新的位置，担负起新的义务。“国家利益”的清晰思维形式并不能化解战战兢兢的怀疑。有一天，这个最古老、最强大的欧洲民族之一，在荣耀和富有的光环下，人们开始为他们的生活、角色、文明和所有的一切感到心悸般的恐惧。从某个角度说，他们很孤独……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床垫里头藏满金条，在边境有地下钢铁城市；他们浪费像大地一样丰厚的能力。在小市民式国家田园深处，我开始感觉到这种否定一切“国家利益”和已经影响法国生活许多年的特殊焦虑。每个人都很富有，富得流油。他们坐在铺好桌布的桌子旁，但感到害怕。
12
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我们隐忍、孤独地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在这里，我们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会了对生活的赐予心怀感恩。巴黎的岁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时代的地平线；我们置身于灾难与毁灭之后，也许我生活在灾难与毁灭之前，但是我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岁月，如同岛屿浮现在青年时代雾霭迷蒙的风景中。在那里，我学会了需求与节俭；学会了感受现实的本领；学会了单纯率真、无须奴颜媚骨，而是心甘情愿地直面生活的行为方式。在巴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恰恰喜欢的就是在那里的这种陌生感。我在他们中间，但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以特殊的无人格状态在他们中间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欢那里的街道、气候、法语、诗人和哲学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惊艳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欢那里的风景；在第六年的岁末，我甚至惊讶地意识到，我连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锯末都喜欢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话说是“外国佬”；至于他们何以成为法国人，我永远没有学会；但在他们中间，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为一个陌生人，我如何成为“我”。只是，我一听到有人按五楼公寓的门铃，就立即浑身紧张，即便住了六年之后仍旧如此；我觉得是“敌人”找上了门，但实际上只是送电报或送面包的人在按门铃。
第四章
1
从巴黎到世界，道路笔直：需要的只是抬腿启程……有一年春天，我去大马士革旅行。我搭乘一条破轮船在地中海的港口间漂泊了三个月，之后抵达布列塔尼的一座小渔村，在那里一直逗留到大雨瓢泼的秋季。在这个春季旅行和布列塔尼的长夏之后，我突然从秋天开始工作。我回到巴黎的住所，就像学会说话的孩子，无拘无束、毫不胆怯地表白自己。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难阐述。我不能把它称作“体验”，因为我并不了解在心灵深处释放这股自然洪流的精神过程，并不了解化解所有疑虑与戒心的、几近厚颜无耻的写作和表达本领。我知道，我记下的文字并不完美，含混不清，形式松散——但是意愿与决心已使我对这种内源的强迫无力抵抗。我写了一本书，写得并不好。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之前从未遇到过的物质、形式和语言的阻力。这些阻力让我意识到，在此之前，我只是在雾里、风里、暗夜里历险，跟迷雾搏斗——现在，一切全都隐约若现，已经天光大亮，我从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维度坠回到地上；我跟物质现实发生了冲突，脚下绊到了可摸、可触的实体般阻碍。
即便如此，我记得在大马士革的一天清晨，有一个问题毫无“预警”、那么明晰、简单、冷峻、无可回避地摆到我眼前：“应该做一点什么？”仿佛有谁高声读出我脑际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我经历的那个清晨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到那座白灰墙环绕、种了桉树和橄榄树的庭院，看到摆在铺有条纹桌布的桌子上的蜂蜜罐和摊在茶杯旁的一份《贝鲁特报》。大概在清晨七点钟，已然阳光如瀑，这座摇摇欲坠的东方旅店的庭院一片寂静，是那样的寂静，我以前从未感受到过；大毁灭的寂静，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幸福感，仿佛你一下子明白了：生活为你安排了什么，或为你设置下什么障碍。即使爱情的销魂瞬间，也未曾赐予我如此彻底的幸福感。这不是别的，这是光明，借着这束光的光亮，你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风景——在那短短的一刻，你看到了在两次毁灭之间的生命。在大马士革，类似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数学家庞加莱记录说，他曾花许多年时间解析一个几何学问题，但殚精竭虑也未能获得任何进展，直到“一天早晨他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因为他想去卡昂旅行”——这时候，就在他踏上公共汽车踏足板的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他几乎没想这个问题的刹那，竟然高兴地找到了答案，旅行中他也没再多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在背心口袋里找到以为丢失了的怀表；几个月过后他才坐下来，如释重负地解析了这个复杂方程式……如果有谁没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瞬间，说明他未跟生活和世界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他错过了生命中一个难以解释的巨大历险。这种“历险”就是工作：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遇到”它……大马士革的清晨，并没给我留下别的记忆，只有我记下的几桩小事；的确，我记得那次“体验”发生时的场景，格外清晰地看到那个庭院、蜂蜜一样金黄色的阳光和黑如沥青的阴影；但是，这就是我关于这宗真实体验的所有证据。我朦朦胧胧地看到自己在许多羽翅中间；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在想什么了。我也忘掉了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我生活在那个松散的时间维度里，分钟和小时都丧失了它们自身的价值。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一道明耀的光束投向心灵的风景；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隐在朦胧之中的新领域，看到风景中有众多熟悉的人物。
我在东方流浪时获得的那种莫名、乏味、平静无澜的“体验”，让我发现了我应该谨慎启程的方向，我该朝那里走去的人、路和方法……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我们熟知自己的欲望、倾向和脾气的天性——因为在这样的瞬间里，刺耳的喧嚣提示我们（因为寂静的弱音也能像强音一样刺耳）：我们所生活的地方，跟我们喜欢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真正会做的事情截然不同；我们寻求另一类人的宽恕或激怒他们，我们冷漠、耳聋地住在远方，远离那些我们真正渴求并与我们命运直接相关的人们……那些听不到命运提示的人，会永远活得粗陋，懵懂，偏离正轨。这并不是梦，也不是“白日梦”——某种疾风暴雨般的精神状态提示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之物；什么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只有我们担负的义务，我们的宿命。这些瞬间显示出：什么是生活中的个体之物？什么是在普通人的命运和苦难中属于自身个体的独特内容？我从来未曾冥思苦想，从来没寻求过这样的瞬间，我只是怀着夜游神的平静听从指令。这是另一种梦，是在睡眠与清醒背后呈现的幻影，它有时提示我们关注那些跟我们有着某种关联的人，关注工作或友情的群体，关注那些我们在她们身上寻找爱的女人；假如我听从无声信号的指引，我永远不会迷路。
关于这种“经验”，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述。关于那次东方之行，我只能唤醒这一点点记忆。后来，我又曾到那一带去过，我曾去尼罗河畔的苏丹旅行，到过喀土穆，无所事事地待在耶路撒冷，站在黎巴嫩的山顶举目眺望；但是，我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在大马士革的清晨意外感受到的那股令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幸福感，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再也没有。后来，我遇到的多是些花里胡哨的异国情调、民间原始素材和护照上的漂亮印花……后来，我再没看到过这样令我流连忘返的风景，再没看到过一座这样吸引我前去居住的城市。“我学会了”旅行，就像掌握了一项常规技术，我懂得了如何卓有成效地思考和感受；但是，无论多么激动人心的风景，再也没能给过我像在第一次东方之行途中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的眩晕。我越来越少感到旅行是那种有计划、按行程的既定行动；就是在今天，对我来说也一样，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要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这种复杂的不忠，就像一种疾患，决定了“我的人格”，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我”的缺点和能力，也影响到我的旅行，为我制订出行程表。不忠者不仅对爱情不忠，还对城市不忠，对河流不忠，对群山不忠。这种偏执倾向要比一切道德公理都更加强大。我“欺骗”城市，就跟欺骗那些事后偶会思念的女人一样；我计划去威尼斯住几个月，但第二天我就从那里逃走，突发奇想地投宿在某座杂乱无章的末流小城，随后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一个人对于各种关系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对“小世界”不忠，也肯定会对大世界不忠。倚在轮船的扶栏上，或靠在列车的车窗上，在我的精神行囊里装满了“乡愁”；面对世界的美丽我顶礼膜拜，慷慨陈词，可我忧伤而内在的理智却提醒说，我的陶醉、我的乡愁和我的激情是戏剧化的，是演出来的，事实上眼前的风景与我无关，我并不渴望去任何地方。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跟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过了一段时间，我只怀着戏剧化的热忱和责任性的陶醉进行旅行。
我在青年时代做狂人、海盗式的旅行，感觉就像在世界上窥寻一头猎物，怀着野蛮人的激情、幼稚者和征服者的贪婪将山川风景和街巷旮旯都掠入记忆。然而，从青年时代的旅行中残留下的记忆，很快就变得模糊褪色。有朝一日，心灵踏上旅途，世界一片混乱。我们未经思考、没做准备、身不由己地踏上冒险之旅，即便是启程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也像做一次没多大花销、抬脚就走的周末郊游。内心不羁的不忠者，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谨小慎微，一张贴在旅行社橱窗内暗示他旅途无限的招贴海报，差不多就能让他满足了。
2
伦敦，曾是我巴黎岁月的星期天。最初，我只敢穿过海峡待一两天，小心翼翼地在市中心散步，在饭馆和博物馆里张着嘴愣神；熬过两三天的孤独之后（噢，那是黏稠、彻底、令人难忘的伦敦的孤独！），我在星期一早晨踉踉跄跄地赶回巴黎。这条几小时航程的狭窄水路距离并不长，但将我远远带离了熟悉的世界，仿佛去的是开普殖民地。我喜欢旅途中那种冒险式的随意，喜欢乘气派的“英国列车”穿越诺曼底风景——在这条铁路线上，法国人装备了至今为止最特别、最时髦的列车车厢，在餐车内提供经过精挑细选的美味菜肴，列车员和检票员用折磨人的礼貌接待乘客。抛开许多世纪以来永恒不变的反感不说，唯一能让法国人在心里服气地默认其优越地位的文明之邦，就是英国！我经迪耶普旅行，因为那条线上的火车票便宜一些。我喜欢在黎明启程离开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嘈杂无序，停满了“帝国气派”的双层列车，来自周围地区的公务员和工人组成了一股灰色的人流涌进巴黎，虽然人流中的每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他们循规守纪，秩序井然。我喜欢伦敦列车的风驰电掣，喜欢回家的英国游客的含蓄内敛，在他们的寒暄、举止和沉默中可以察觉到他们逐渐变为英国人的细微变化；列车每驶出一公里，每朝英伦海岸靠近一些，都能感觉到他们不仅在变为英国人，而且开始变得自闭……在迪耶普，列车紧贴着街道疾驰，驶向港口，驶向烧廉价煤、早该淘汰了的海峡客轮；当我们走上轮船的甲板，另一个世界在眼前展现，那是神秘的英伦世界。突然，一切变得更安静，更有序，更伤感。船来了，服务员端来热汤，驶离迪耶普才五分钟——还能看到繁华岸边的大饭店，大肚子的诺曼底人在那里用勺子品尝龙虾汤，喝高档红葡萄酒！——乘客们已经吃上了地道、难吃的饭菜，冷冻羊肉浇绿色的薄荷汁，餐厅里充满了羊膻味，面包又干又没味，葡萄酒很贵，而且是假的；感觉已经到了英国。乘客们跟平时不同，他们悄声地谈话；跑堂也跟平时不同，比法国跑堂更彬彬有礼，但似乎有更强的自尊心。空气中飘浮着弗吉尼亚烟草甜腻呛人的味道，船上的茶也很香，香得醉人……我喜欢在阳光下抵达白礁石的海岸，海峡的浪涛无情地拍打，小船颠簸，英国孩子们用很内行的呐喊估测船速；我喜欢看大海的深蓝色，距离福克斯通或纽黑文还有半小时的路程，海岸已经微光闪烁，巨大的轮船从帝国港口驶出，朝殖民地驶去，阳光灿烂，海峡的风又冷又咸，无情地刮在我们脸上。英国人裹着头巾和防水外套，全都聚集到甲板上，简直像儒勒·凡尔纳小说里描述的环游世界回来的菲利亚斯·福克；他们嘴叼烟斗，举着望远镜朝海岸眺望，脸上挂着微笑……骨瘦如柴的老妇们也满脸微笑，海风吹拂面纱，在她们尖削的下巴周围飘摆；年轻人则玉树临风，故意绷紧他们柔韧、动人的身体曲线；所有人都在交谈，相识。在不远的海岸，在白色礁石与蓝色海水交界的地方，那里就是英国了。回家竟是如此这般地令人兴奋，就连每天沿着这条航线往返于岛屿和大陆之间的跑堂、水手也都一样。在英国客轮上，在抵达码头的半小时前，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条海峡不仅是岛屿和大陆的天然分界，还有着其他更多的意义。另一个世界令人心如鹿撞地从那里展开，在石灰礁岩的背后，那里的一切都跟大陆人知道、喜欢和希望的不同，那里有另一种公正，另一种尊严，另一种味道的啤酒和另一种天性的爱情，这种不同是如此地令人震惊，仿佛从迪耶普穿过海峡的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几星期之久的远洋航程；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久，就在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大陆上跟法国跑堂争吵。在这里，离福克斯通还有半小时的路，已经没有任何人跟跑堂争吵。乘船旅行的都是绅士：乘客是绅士，司炉是绅士，刷盘子的也是绅士。他们是那样与众不同，那么不可思议地都是绅士；他们的神经以另一种方式接纳所听到的话语，缓慢地辨析隐在词语概念背后的道德观和内在含义，有的时候，他们过了半个小时才做出回答，这时候提问的人早就忘了自己刚才的好奇……但是现在，在抵达纽黑文前的最后半小时里，每个人都大声讲话。他们从世界回到自己的家，从他们在别处的帝国疆土，从印度、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他们进行了征服，签订了贸易协约，游览了风景，肺里饱吸了新鲜空气；现在他们马上将坐进岛上某栋烟熏火燎的老屋里，遵守他们自己的岛国文明法规，不只在他们的行动上，而且在他们的神经内、欲望里、思想中也都自觉自愿地隐秘顺从……他们回家了。没有人会像英国人这样声势烜赫地回家。
英国人只要手头宽裕，一有闲暇就会带上积攒的所有英镑直奔大陆，闯入世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家乡的生活。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感到无聊。他们的无聊是那样地自成体系，那样地神志清醒，无聊得全副武装，粮草充足，仿佛无聊是这个民族的首要职业。假如他们口袋里有五十英镑零钱叮当作响，他们就会立即跑到大陆，追逐阳光，追逐微笑，寻找私生活的另类自由，不用再那般地厅室整洁，窗明几净；在家乡，在秩序井然、一尘不染、由俗约惯例和精神恐吓控制的岛国，他们可不敢这样生活……对英国人来说，由于这种自由的匮缺，生活有时不堪忍受。他们奔向阳光普照的风景，奔向大陆或大陆城市匠气的日光，奔向里维埃拉，奔向殖民地国，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钞票从魔怪、嗜血、杀人的国王们手中购买自由。金融城用钞票买下几百年来所有的法律和宪章，他们买下市民阶层的自由，并在拥有自由权利的领地内建立起文明社会的典范；只是他们在典范般独有的英国市民文明中，并非总可以无条件地感觉良好……他们怀着自罪感旅行归来，眼里闪着羞愧的光亮；他们沉默不语、低眉顺眼地踏上岛国的土地，因为他们曾背信弃义；他们回到岛上，回到家乡，继续在这个纯净、高级、他们所有人都心甘情愿为之献身的文明中生活，工作；只是他们不能忍受纪律严明的无聊日子。只有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荒唐事：战后，一位英国贵族在上议会发言，要求政府对生活的无聊采取措施！
低矮、舒适的列车行驶在英国的风景中，从人们的眼神和音调里，从他们的微笑和检票动作里，我能感到那股令人兴奋、神秘莫测的英国式无聊扑面而来，我用自己饱经磨难、惶惑不安的大陆人的神经，像抽鸦片烟似的品吸这种无聊。对于大陆人的惊恐症，伦敦是一座疗养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那里隐居几日，我在弥漫全岛的疗养院式宁静中节食，调理，冲冷水浴。我喜欢抵达伦敦，也喜欢离开伦敦。英国人对他们家乡的情感也大致如此。我喜欢搬运工的风度，当他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从我手中接过行李，感觉像一位贵族大叔；我喜欢舒适、高大、老派、镀金、轿子一样的包租车，司机们每天都在车轱辘上画一圈喜庆的白箍；我喜欢第一次深吸气嗅伦敦街道的气味，嗅那潮湿、略带霉味、混杂了油和羊脂的刺鼻气味，嗅闹市区街道茶和阿特金森牌洗手液的气味，还有金融城的气味，那是在金融城街巷内伴随历史的旧闻沉积、挥发了数百年的小手工匠作坊与商行的工料气味——我通常在晚上七点钟赶到那儿，坐在饭店大堂内，四仰八叉地陷在扶手椅里，在法律体制和世界上最为随意也最为坚实的社会俗约中，此时此刻我跟岛上的所有人一样，跟其他四千万居民一样，伸直两腿，眼睛盯着天花板，无聊地待上一个半小时，自由自在，随心随性，一直待到要吃晚饭。
3
伦敦的氛围充满了情色；也许，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确切无疑地拥有情色氛围的城市。在巴黎，人们在街头长椅上接吻，在咖啡馆里做爱……但那里的情色幽隐而神秘，那里的情色总有层遮障，从来不是赤裸裸的。在伦敦，我从没见过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吻手礼超过一秒钟或不合常礼。这个城市的情色的尖叫声在大雾中回荡。我喜欢夜里站到剧院门口，看人类最成功修炼出的身体穿着燕尾服和袒肩露背的夜礼服粉墨登场；我喜欢这些精挑细选的人们喜庆而得体微笑的怯懦柔弱。他们在剧院的前厅展示自己精心保养、完美打造的身体，像被驯教过的动物展示本领一般地展示风度，炫示他们的珠宝首饰；与此同时，我心里在想，为了这些经过完美无瑕的沐浴、受过杂技演员般锻炼的身体，每天都会有一个印度人或非洲人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死去。我像一名在一出惊心动魄的悲剧演出尾声赶到的观众，情绪激动地细心观察；演员们自己也这样辩解，戏剧的表现不可能完全平静无澜。为了每位这般养尊处优的英国人，甚至包括在伦敦饭店看电梯的男侍，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都会有有色人种在拼死地工作；他们还要为那些穿着入时、颐指气使、无聊散步的无业者工作，这类无业者大概有五百万人，从早到晚都在岛上公园的草坪上抽雪茄，在法国通货膨胀期间，这些人大多在布列塔尼的温泉疗养地度假，在那里手握高尔夫球杆花失业救济金。为了这整个国家，为了这座辽阔、碧绿、迷雾笼罩的岛屿，数亿人在其他国家、在世界上流血流汗，累死累活。没错，英国人自己也工作；但他们用不着费太多的劲，只需要做最重要的那一点点！他们只从事精英类工作和较为高贵的家务活。在我下榻的旅店里，英国客人在初秋租下一季的房间；他们带着猫、狗和家眷入住，整天都在客厅里转悠，码纸牌，或闷声不语，上午去打高尔夫球，晚上谈论当天打高尔夫球发生的事……他们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远离曼彻斯特的工厂或埃塞克斯的温室，他们无所事事地慵懒度日，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里带着一种冰冷而幼稚、令人难以接近、既无疑问也无解答、总是稍与人接触就陷入惶惑的眼神。在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多彩一些，只一点点，介于孩子和成年人之间；我很长时间都这样想，跟这些养尊处优、深受自我怀疑恐吓的大都市人相比，我对生活、生意和爱情的理解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自信得多……这些人根本就没“活着”——我这样暗想——在躁动不安、从早到晚都将生活视为某种表演的中欧人眼里，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没有“活着”……大陆人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知道，英国人根本就不“幼稚”；东欧用莱万特人和中欧人的才智和勤奋谈生意，进行征服与扩张，但忽略了英国人的博闻和镇静。“接近他们是不可能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些到伦敦冒险的中欧人这样抱怨。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在做生意方面比我们更有经验，在社会生活中比我们更圆滑更灵活，他们用不可动摇的镇静抵御我们经纪人式的伎俩！我们花上几个小时介绍，解释，证明；他们只是听着，最后说一个“不”字——然而这个“不”字，就像炮声一样隆隆回响。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你不要总是一听就信。晚上，我去苏豪区的一家意大利或西班牙餐馆吃饭，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放逐者。我对伦敦的记忆是四五个小时漫无目标的散步，每天夜里我从皮卡迪利大街步行回家，回到我投宿的“南肯辛顿”区；这些从夜晚到黎明、穿越沉睡中伦敦的散步，这种不可侵犯的、身为外乡人的孤独，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现实的治疗手段。在英国人中做外乡人，通常都“不会感觉良好”；生活无聊，内心孤独。那些背负创伤、格外自负或傲慢的人（我肯定就是这种人，现在也是）在这里能够找到共鸣，从某种角度讲，他们这样能够感觉到自己更安全，更隐秘；他们知道，没有人会用一厢情愿的熟络和大陆式的亲密来碰触他们忧伤的秘密，没有人会不尊重他们的自负与痛楚……那些移居伦敦并自我感觉良好的中欧人，也总是逃避家乡的亲情。英国人相当留意他人的焦虑和底层人的创伤，并怀着同情之心予以体谅——伦敦是中欧人“自卑情结”的真正疗养院。大陆男人在伦敦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堕落者和不洁者，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受人尊重、享有治外法权、有优越感的外乡人。任何地方都不会这样尊重私生活的治外法权；然而，英国人一旦获得机会，他们对私生活的践踏要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无情。我常去法院旁听离婚案庭审；四千万人垂涎跃跃，因为终于有一位内科医生对妻子不忠，他们终于也可以写、可以谈婚外性生活了——这位内科医生是在哪里遇到情人的？他们幽会过多少次？女仆说了些什么？用人是怎么撞见的？他透过锁眼看到了什么？——媒体和民众全都跪到了锁眼前，他们终于可以谈论性话题了……我有一位三十六岁的匈牙利朋友，他带着怀孕的年轻妻子去做检查，英国医生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讲解避孕工具的存在和使用方法；他当真认为，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从来没听说过安全、卫生的避孕工具……成年了的英国年轻人对性事的无知，远远超出中欧人的想象。但也正因如此，这座城市情色得异乎寻常，让人窒息，让人刺激。“冒险”这个词，只有在伦敦才能从小说的角度和薄伽丘的寓意上予以理解，而在其他地方，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跟伦敦相比……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英国人聪明、热忱的虚伪感到震惊；后来，我学会了他们的技巧，并且快乐地生活在他们当中……比如在旅店里，门房怀着充满道德感的愤怒阻止女士上楼找我，之后告诉我说，“女士不能进入有床的房间”；他劝我租下隔壁的客厅，这样我就可以接待女士来访，因为“先生和女士可以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我不这样，又能怎么办？每天我都能学到点什么。
他们真像亲英派对我们宣传的那样异乎寻常、铁面无情、令人胆寒地“正经”吗？是的，他们确实很正经，至少在风度和外表上非常正经；然而，在四目相对的私下场合，我有时也惊讶于他们特有的正经。我生活在伦敦，仿佛是在欧洲学校最高的一个年级里读书，而且是读的一个特别培训班。我记得那些在外地度过的英国人的星期天，它让我理解了英国式的自杀；我记得有一位旅店里的室友，他每天晚上都身穿燕尾服，手拎一瓶法国红酒回到旅店房间，坐到壁炉前伸直两腿，他就这样坐着，穿着燕尾服，一直坐到午夜，这时他才躺下睡觉。英国人无聊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高贵野兽。有的时候，我害怕他们。
4
在肯辛顿公园对面那条街上，我度过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晴朗秋季；我住的那栋楼建于19世纪初，站在晦暗、沉闷的房间里，可以眺望分外朴素、恬静的秋日公园，那是伦敦最美的大众园林。那是一个多么丰盛、繁茂、阳光普照的秋季啊，或许在这个岛上，半个世纪也只能遇到一次；英国人真的为之陶醉。蜜一样的光线五彩纷呈，使岛屿变得妩媚多姿，异彩飞扬。透过我房间的窗户朝公园远眺，无业者们——那些工厂主，无聊贵族和来自外地、无所事事的庄园主们——天一亮就扛着躺椅来到公园的草坪上，在那里打盹儿晒太阳，在伦敦的中心，却像隐居乡下，就像吹笛子的希腊牧羊人在家乡的橄榄树下悠闲度日。在阳光普照的英国，这是唯一的大公园；岛民们在这一年的秋季不再争先恐后地赶到国外逃避大雾，伦敦人简直幸福得迟钝，他们在光的理想国中悠闲漫步；淡绿色和淡黄色的草坪，肯辛顿公园数百年的橡树和悬铃木，还有学生们在公园鱼塘周围燃放的烟花，诱引着那些醉心于季节美景的都市游客。在这个秋季，我熟悉了英国人的微笑，最羞涩、真诚、狄更斯式的微笑。
我也被那温煦的幸福所诱引，就像一只趋光的秋蝇。九月末的伦敦阳光普照，我还从来未曾享受过如此静谧颐和、平心静气的几个星期。伦敦城香气弥漫，舒朗宜人。苏醒已变成了一件愉悦的事，刚一进入梦乡就朝清晨微笑，仿佛在期待家庭的喜庆；我醒来的时候，男侍将一份厚厚的《时报》放到我的枕头旁，并将备好的早餐盘摆在我床前带轱辘的小桌上，他拉开窗帘，像魔法师一样张开两臂，每天早晨，他都怀着盛大的喜悦大声说：“多美的秋天啊，先生！”是啊，这是多么神奇的秋季！夜里，园中的树木仿佛穿上华而不实的古装；花匠们将气味扑鼻的败草和腐叶扫成一堆烧掉，年轻的姑娘们牵着大狗在草地上遛弯，绅士们骑着蹄声清脆的骏马在视野的尽头慢跑……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像一篇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体小说。房间里飘满了茶和烤熏肉的味道，在《时报》语句铿锵、掷地有声的文章里，以不可动摇的缓慢和连贯性讲述着那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房间里上世纪中叶的笨拙家具在阳光中熠熠发光，汽车和公车带着轻微的噪声从窗前呼啸驶过，因为伦敦总是非常安静，即使在交通最拥挤的时辰也一样……早餐我要吃很长时间，就像举行一个传统而神圣的重大仪式；在这座岛上，每个地方都像在博物馆里一样庄重肃穆；人们的私生活，也感觉像摆在陈列柜里，必须像参观展品一样地观看，严禁碰触。我穿过清晨的花园，穿过海德公园，那里有不少悠闲无事、漂亮而忧伤的女人在喂奇异的飞鸟——不知怎么，女人在伦敦总是很忧伤；她们目光茫然，背地里会喝很多酒——我去到圣詹姆斯宫对面的小酒铺，那里出售伦敦最好的雪梨酒；我坐到门边一条历尽百年沧桑的长凳上，手拿酒杯看阳光下在暗棕色的宫殿大门前闲逛的伦敦人，看他们不慌不忙地在两个目的地、两种犹豫、两桩生意之间游走。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未曾见过类似的场景：送货员也手拿包裹在伦敦城内散步，俨然一位尊贵的绅士在上午出门徒步健身。伦敦从来不匆忙。我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借一本19世纪不怎么出名的英国散文家的作品；我手捧昆西的《鸦片》坐进竞技场般的阅览室，慢慢饱吸书籍和氛围里的毒素，仿佛也在吸食鸦片。我喜欢在正午时分站在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口，看头戴大礼帽、剑桥培养出来的经纪人，他们口袋里身无分文，脑袋上顶着大礼帽，一上午一上午地谈上百万英镑的生意；他们获得无限的信任，因为股票市场从这些英国精英们中间选聘金融城的经纪人或代理人，他们绅士得就像一位刚宣誓就职的军官，良好的名声辅助他们纵横职场……我去泰晤士河畔，看泊在东印第安码头的轮船，它们夜以继日地将世界的气息、灵魂和原材料运到伦敦；来自新西兰、锡兰、孟买和澳大利亚的轮船在伦敦塔桥下的黄色大雾中疑惑地鸣笛，船长们在卸货之后聚到查理·布朗酒馆喝白兰地……我去白教堂买一条狗作为礼物送给一位熟人；正像白教堂小贩保证的那样，这是一条“饭量不大的狗”，并没有蒙人。夜里我去“皇家咖啡馆”，那是伦敦唯一的一家咖啡馆，我疲倦地坐在红色长毛绒面的沙发上，脑子里装的都是伦敦，但我还是感到饥渴、忧伤和快乐，既觉得陌生，又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任性。每天夜里我都想，我不可能忍受这种对当地人生活影响至深的无形历史恐怖，我不可能忍受在私人家里跟在街上同样生效的《雅各布禁令》和《亨利克禁令》，我连他们的自由都不能忍受，不能忍受那种用钱买来的怪诞自由和强大得让每个大陆人忌妒、感觉有点像紧箍咒和狱规似的法律保障。我不能够忍受，至今在房屋前仍竖着梯子；因为都铎王朝的某位国王曾经下令，在伦敦容易发生火灾的某些街区，夜里必须在房屋的墙上架一只长梯；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可梯子至今还在，人们每天晚上将梯子架在雨水槽旁……我不能够忍受，饭馆在午夜十二点从餐桌上收走客人还没喝完的酒杯；在有些饭馆里，客人要提前付饮料钱，因为啤酒是从隔壁店里买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这是因为什么……比如每天要更衣五次，因为每位绅士都有三十套衣服，每种场合专有一套，见国王一套，打高尔夫球一套，骑马一套，钓鱼一套，打猎一套，甚至打鸨鸟也要单有一套；比如上午散步也都戴着大礼帽，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进城买科隆香水或去皮卡迪利大街买鸟食；比如他们活的方式和死的方式，爱的方式和怒的方式，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表白的方式，对这所有的一切，大陆人只能靠理性理解，用感性永远不可能理解……黄昏时分，狂风横扫整座城市；就在那一刻，我理解了伏尔泰，他在伦敦遇到这样的日子，在夜风大作时想要自缢……噢，这些疾风，这些暴雨，这些堆满一模一样房屋的街道，这些用彩色粉笔在人行道上画风景的羞涩乞丐，这些吱呀作响的手摇风琴，还有在暗夜里吞没一切的大雾！这些英国俱乐部啊，有的不许女人进，有的不许男人进，还有的地方只要从话筒里传来女性的嗓音，就不会叫俱乐部成员去接电话；在那里，先生们摘掉了礼帽，表示回到自己家里，或沉默不语，或大谈高尔夫，或迷恋桌球而冷落妻子！这些仆人们啊，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会柔声细语、仿佛歌唱般地向你“道谢”；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傲慢，有优越感，因为他们清楚所有的因果，而你永远不可能明白这么多：因为你不是英国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么“特别”，包括信纸和洗手液，包括微笑和粗鲁；但是即便如此“特别”，还是让我感到这般熟悉，这般舒服，他们会以这般明智、会心的方式向大陆人微笑！我从伦敦带走了人类最美丽、最温柔的微笑记忆。从那里我也没能带走别的。
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这里，所有人能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只有在这里，社会的俗约能让所有人尽可能地不表达个人观点。伦敦是一所特殊学校。如果你到过那里，你不会变得更聪明，但你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将不会遇到太大的烦恼。
5
阿波尼在日内瓦讲“人性大教堂”；他的头要比大厅里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声音疲惫而洪亮，上身前倾，伏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讲台上，两只大手在空中缓慢地挥动。蒂杜莱斯库坐在他的对面，裹着貂皮大衣，带着寒气逼人的不安，紧张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过政敌的头顶投向虚空，当政敌在休息期间带着过分的自信向他走来时，他转过身子，并朝旁边挪了两步……“先生，我必须把我要讲的话讲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年龄……”阿波尼低声说；张伯伦戴着眼镜、穿着晨礼服一动不动、姿势僵硬地坐在那儿，出于礼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摆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态，捻着艺术家的胡须若有所思地冲阿波尼点头；日本人安德已经做好了鼓掌的准备。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物，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经过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没有亲眼见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们如何在日内瓦会议上向这位弱小战败国的代表致意的话，你很难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为匈牙利的利益据理力争的。即使他所讲的是在长篇政治讲演中无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还是那样地斟词酌句，那样地激情洋溢，铿锵自信，像是钟声在会堂里回荡。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员会取得的成功情况相同，人们的直觉感受重于客观事实。阿波尼的讲演，有时让人感觉到他说得不对，但是即便如此，那一个时刻仍属于他；他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那样充满诗意，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开心扉；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打开了人们的灵魂之灯，他创造出这种成功的发声术，即便所说的内容有毛病，但听起来能够让人同情。传统的讲演艺术又在日内瓦复活了。对专业谈判来说，这种“个性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后来，阿波尼去温室散步，张伯伦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过走廊，对他的态度，就像对一位东方大主教或“家族长”，或一个即使没有名衔、没有官阶也是家族里最重要的人。有一类欧洲贵族，他们并不靠家谱维系，而是通过品位、风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结在一起；在这个欧洲的精英家族里，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长者。
他在谈匈牙利，谈家乡；会堂里，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记者和外交官们中间，对他们来说，阿波尼所讲的一切都是会议的“讨论重点”；其他的以后会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维亚和希腊问题。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国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买回所有的匈牙利报纸，家乡人给我寄来国内的新书，偶尔有一两位熟人来到巴黎，我总是激动地接待他们，随后又许多次失望地离开……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访日内瓦或巴黎，举止总是那么特别，总带着那么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摆出一副官架子，居高临下地跟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穷困潦倒、四海为家的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艺术家们谈话；或许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贵族，在国外，他对每个人都抱以同样的热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极少有什么话题好谈。在官员接见的场合，我通常刚听到第一句话，就兴趣全无地沉默不语，躲到一旁。我感觉家乡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类人统治着国家，还是那个族阀主义的等级制度赐恩施惠，发号施令；白里安晚上坐进日内瓦的“巴伐利亚啤酒馆”跟记者们闲谈，话虽不多，但充满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爷们，必须向他们致信请求，他们才会跟我们搭一句话。家乡的状况怎么样？九百万匈牙利人过得好吗？在我可悲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激愤而忧伤地离开了日内瓦。
我去了蒙特勒，但我的不安并未能缓解。我感觉到，对我来说有什么事情已经结束，我必须回国。这样的归期，并不是根据日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够解释这种回国的迫切感。我也并不能说，在我身上爆发了某种可怜的“乡愁”。家乡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里根本没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这座城市在我眼里，已不再是旅游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沉潜到个人生活的现实之中；我从周围得到了很多，我结识了不少高层次的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舒适、从容、快乐、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现在我突然感觉到，我在这里待够了，我在这里再无什么“事”可做。如果我说，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启程回家，是因为在我身上突然爆发的萨伯尔奇卡式泪眼欢颜的乡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愿望，是出于“马群正在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旁歇晌”之类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谎。我从来没见过“霍尔托巴吉的查尔达”，也对马群没有过研究……对我来说，我真正的家乡，现实的家乡是考绍，还有卢日尼欧、吕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贝斯泰尔采巴尼奥。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萨河之间的流域，都会感觉曾在梦里见到过，有一点陌生。我的“家乡”永远是菲尔维迪克。我对佩斯没什么感情；在我的记忆里，佩斯人是一个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馆里、手拎公文包的经纪人团伙。我讨厌他们咏唱似的讲话方式，慢条斯理地强调自己的优越感；我讨厌他们幼稚、伤感的玩世不恭。他们之所以对巴黎不屑一顾，是因为“你要知道，佩斯人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就是卡鲁索在我们这儿也没有人爱听……”佩斯人在国外总是不安地充满忌妒。我连自己都不清楚，家乡人有什么能让我提起兴趣。我害怕家乡，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亲热的拍肩动作，害怕当地圈内头面人物的优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领域再典型不过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头一点也不能让我兴奋起来。在我的印象里，佩斯就像一座音乐咖啡馆，许多聪明绝顶、学识渊博的人坐在那里，他们确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鸡毛蒜皮和难堪事。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家。这个“要”字，这个神秘的迫切需要并不能成为自身的动因。一个人的整个身心都服从于这个隐秘的指令，无条件地服从，不讨价还价。“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年，就像一名勤勉的上进学生；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是一个谎言。从某种角度讲，我的生活并不现实：一切都缺少跟我直接相关、可以触摸的现实性，缺少那种一旦缺乏，我在国外的生活就将变成任务和角色的生活内容。我必须意识到，我在国外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一切都离我很远；我的兴趣是中学生的；我对马塞尔·普鲁斯特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同于国内诗人成败的关注；当我坐下来用午餐时，即使“在自己的巴黎公寓里”也一样，总是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做客，饭菜的滋味对我来说，也有点像在展会上品尝厨师的杰作；我在报上读到的消息都与我无关，翻看每日新闻，我对谁死在了街上、谁被狗咬了毫无兴趣。总之，我在欧洲始终是一个外乡人；在巴黎那些年，我一直订阅考绍的地方报，我对家乡小城的政治风云或当地某晚演出的报道，要比对法国内阁倒台或关于巴黎国家剧院庆典演出的评论有更直接的兴趣。我应该回家：我抱着非同寻常的反叛者和抗议者的情感服从这道指令。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周围有什么东西确实结束了，我可以闲耗，可以拖延，可以不马上服从这道指令，但我不能够逃避它。我将要回家，现在我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既不好也不坏，既无牢骚也无快乐；我只是惶惑不安地努力适应，心烦意乱，脑子里充满怀旧与出逃的念头……但是，有什么东西结束了，获得了某种形式，一个生命的阶段载满了记忆，悄然流逝。我应该走向另一个现实，走向“小世界”，选择角色，开始日常的絮叨，某种简单而永恒的对话，我的个体生命与命运的对话；这个对话我只能在家乡进行，用匈牙利语。我从蒙特勒写了一封信，我决定回家。
6
早春时节，我动身回家；蒂罗尔的果树已经开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动，也没抱荣归故里的情绪，甚至没有紧赶慢赶。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时地驻足，歇脚，给自己缓期。归途中，我在苏黎世下车，在慕尼黑投宿，在萨尔斯堡逗留，在维也纳待了几个星期，最后这才横下心，在奥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在海捷什哈罗姆车站，我看到头裹方巾的老妇卖烤点心，看到赤足的孩子们卖报纸和香烟。他们全都衣衫褴褛。我透过车厢玻璃看着他们，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我想，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这样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到家了。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乡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来可以留在那里，留在国外，留在“欧洲”：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我还年轻，还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可能还有什么任务在等着我，或许还有成功，我在国外“活在深水里”，小本子上记满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伦敦、柏林和罗马的熟人——的电话号码，我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认识我的人也不少。家里有什么在等着我？贫困，怀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话。不管我听到什么，我都听不懂背后的含义；不管我说什么，别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说的内容。之后，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想否认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回家并不是浪子回头，但也没有人原谅我或杀猪宰牛地欢迎我。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当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我回来的正是时候，趁我还能够跟得上潮流，趁我还没被时尚抛弃……我了解“匈牙利作家的命运”。火车刚一停进凯兰弗尔迪站，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车，坐进出租车，想要尽快赶到佩斯。
城市穷困，蒙尘，破旧，悲凉。就像一位正从瘫痪中康复的人：已经能够挪动肢体，能够迈步并说话。在奥克托宫街角，我叫出租车停下，跳下车。大约是晚上七点。放射路上空旷无人；在广场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业精神完成着军人式的手势训练，但街上根本就不见车辆。在安德拉什大街尽头，有一辆汽车闪着车灯由远而近；环路上一辆辆有轨电车带着叮铃铃的声响，以沉稳的缓速在轨道上行驶，感觉严肃而隆重。（开始那段时间，我经常从佩斯的有轨电车上烦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颓沓、磨蹭和颠簸摇晃；后来，穷困和麻木让我慢慢适应了它，我随遇而安地乘着它咣当驶过一个个小站，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徒步走出几公里远。在佩斯有轨电车的节奏里，有着某种瘫痪、困乏、蓬头垢面的东欧特征；我无法忍受这种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缓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们的衣着不是华贵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从这头走到那头，穿过卡洛伊环路，走到拉库茨大街。旧旅店的窗口亮着灯；就在拉库茨大街上的这家旅店里，我曾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和国内记者生涯的最初岁月。我走到门洞下，跟楼长聊了几句，得知旅店的老房东已经搬走，他们的女儿，漂亮、聪明的女医生，我年轻时代那位可悲可怕、吗啡成瘾的情人则死于吗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库什凯莱斯图尔公墓。显然，我在这里没有人可找；旅店里面没别的熟人，只有臭虫。我沿着夜色下的拉库茨大街游荡，望着街边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经风历雨、饱受历史浸淫的忧伤老楼；我走到楼门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掸被褥的铁架、门洞墙上的住户名牌和高大、昏暗、占地费料的楼道；我看商店的橱窗，橱窗里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异，不能说更漂亮，也谈不上更难看，只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在拉库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内，样品的布置是那么精心别致，要比贴在旅行社橱窗内、一眼可见桔槔井的霍尔托巴吉草原宣传画更能唤起我的“乡情”。不知道怎么，这种微妙的差异，让我感到一种回乡者常会感到的视觉性眩晕：佩斯显得非常大，仿佛房子已经长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还要大，无边无际，像有许多巨人住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残疾人，一个侏儒。在巴黎，我从没有感到过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无比。我再次体验到我在大学一年级当“仙鹤”那年曾经感到过的那种眩晕感；在佩斯，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在佩斯，住着“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许多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一本正经、目光僵滞地盯着外乡人看，仔细解答他们的提问，但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对这些乡巴佬充满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馆环路。
我熟悉这片街区。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几条环路，还有桥那边的布达街巷；我从来不敢钻进佩斯的小巷，以前还不敢沿着维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么东西会砸到我头上，或有谁在背后冲着我嚷——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么。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秘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们始终让我感到陌生——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安特卫普或爱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馆里，坐着沉思冥想、眼神聪明而多疑、讲话飞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讨厌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有些见识的可怕天敌。不过在这里，在博物馆环路上，熟悉的幽灵在游荡。在斐乌迈咖啡馆前，在“露台”新油漆过的栏杆后面坐着希尼·久拉，这位高贵、寡言的作家正透过带柄的单片眼镜，目光忧伤地盯着《费加罗报》的版面，他怀着脆弱生灵儒雅的哀伤和痛苦的怀旧，低头阅读法文的“西方新闻”……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最新的西方新闻，跟他谈论纪德或阿兰；但最终我还是没敢叫他，因为我不能保证他会对我讲的消息感兴趣。他也早成了那样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这座城里、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安营扎寨的作家们一样，口袋里揣着匈牙利语校样和法语杂志，心里揣着苦涩而智慧的教训；要想说服家乡“真正的作家”，比说服纪德或托马斯·曼困难得多……我这样觉得。我从大学门前路过，走进大学隔壁的奶制品市场；在我青年时代经历过起义、革命的岁月里，我曾在这里为了买干酪和面包排队到天亮。我曾跟厄顿一起坐在这儿，但厄顿也已经离世了。我们曾在这里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这里阅读格伦瓦尔德·贝拉的《关于旧匈牙利》，在这里，我们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诞生，但那只是讲演者的哈气，从嘴里吐出来便蒸发掉了……我已经十年没来这个充满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边一张旧桌子旁，就在这晚，就在这个奶制品市场内，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回家了。青年时代的气息在我周围弥漫，那是贫穷与绝望的氛围；我这一代人，我的同龄人，正是从这个奶制品市场出发的，我徒然在此间走遍了世界，现在我又从头开始。这时候，一位恰巧来这儿的老记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认识他，我走到桌前向他问好。他正在费劲地敲半生的煮鸡蛋；他抬眼看我，点了下头，然后高兴地说：神给养、使其开花结果的巨大暖流，已经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文字的含义，他只能连猜带尝，通过货样揣测新产品的滋味……我从远方关注几桩重要事件，但是关于新动向、年轻人、“运动”的消息只能经过筛滤和稀释才传到这里。我只听到世界充满威胁的冲撞声；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乌合之众，我们怀着紧张和恐惧试图及时“组织起来”，缔结同盟或联手防卫，抵御内容未知、阴影不祥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些集社结伙的尝试最终总是失败。作家们依然孤独。我们的本性和命运也就这样。
在佩斯，有时我坐到环路边的长椅上，饶有兴味地观看“嘈杂混乱的首都生活”。在这里我过着彻彻底底的孤独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边境。
10
写作像是一种疾病，慢慢统治了我的生活。写作不是“健康”人应该承担的任务；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为了能够接近作品的更深处，在那里危机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我的神经官能症会随着对某个写作题材的接近而周期性复发，我的焦虑越积越多，有时持续几个月之久；冒着相对较小的生命危险，我举步维艰地工作着，满腔毒素，孤独隐居，远离人群……我只能幻想爱情、友谊、人类的团结和乡愁，就像一名僧侣幻想都市生活；可是，这种乡愁也是对自己的出卖……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寻找一个人或一个女人，但每次尝试总是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然而在作品里能够感到这种“乡愁”，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之后，我必须直面现实：对我来说，无处可逃，没有人为我的命运承担责任，我必须完全彻底、毫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作品；我将这样生活，在偏执的高压之下，不时在逃跑的恐慌中感到绝望，总是重又跌回到另一个生活，摔到纸上。的确，写作是其自身最权威的理解者和分析者，欧什瓦特·埃尔诺称之为：生活方式。作家要过作家的生活，至少要过有作家尊严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不忍受讨价还价。生活尖厉、诱惑的声音永远在勾引，在伤害；没有“解决办法”，我已然清楚；我将永远这样柔弱，永远试图逃走，在人的生活中寻找位置，直到浑身战栗地蜷缩到一颗心灵或一副身体旁取暖，结果导致了对旅人灵魂与写作恶魔的双重出卖。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我有什么话想说出来——我写完一本书后，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才懂得，作家的“计划”不是丛书系列——在我写下的每行字里，总是想表达同样的内容，只是通过多部作品和多种体裁，潮水朝向唯一、共同的三角洲涌流，这时候我只是在场而已，我的全部意义和命运就是：我必须在场，因为有什么东西想通过我来表达自己。这个“什么”是不成形的，有时我觉得，它是反灵魂的。写作的原始素材始终都只是泥土而已，要想让它进行有生命地运转，要吹入比灵魂更多的东西，要赋予它比例和外形。我焦虑无助地以写作为生，整日与作品面目相对，我看不清它的终极比例，由于充满多余、杂碎、偶然之物，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大小，就像一个人感觉不到生命的大小；也许，作品只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获得其终极形式，但也可能要在生命结束后才可尘埃落定，所有的繁装琐饰纷纷脱落，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有机体，一个具有生存活力的整体。我不能看清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可以浪荡到哪儿；也许在作品的深山老林里，作家从来都辨不清路，这里的路牌指不了路，只有你的本能和神秘的声音能够指引你翻山越岭。我从来不能理解那些在灵感突发的瞬间能够“想出”不朽名言的作家们；是写作找到我们，不是我们找到写作，我们最多能做的是：不逃避它。有时候写作非常令人欣悦，我所写下的每一行字只是徘徊，拖延；成千上万句的细致描写，书里漫长的字行，所有都只是遁词而已，为了逃避所承担的任务。以后总有一天，你不可能再逃避见面，不可能再写一本书，不可能再跟分期付款似的请求作家的命运之神给你延期；总有一天，你不得不坐下来面对任务，直到你再不能说出别人无法替你说出的话为止……我的所有作家式冒险都是在为逃跑和不忠做准备；就像恳求魔鬼先放过我一码，还没到时候，现在我想先说说别的；这只是在做准备，建立新的关系，我还没听清自己的声音，我耳朵里灌满了陌生的旋律，我必须先忘掉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一切，必须忘掉在我生存的时代无处不在、强大得能够穿透一切的文学旋律……是的，我先随便写点什么，以后，等以后我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我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写书的，仿佛是给命运纳税，试图通过微小的牺牲平息无情上帝的嗔怒。但我隐约而痛苦地明白，我不可能这般轻易地逃走。
“以后您将写什么呢？”他们问我。有时我吃惊地意识到，确实还存在作家的命运；有一些任务，有一些感情或感性责任，恰恰不大可能逃避掉。我绝望地发现，在许多年前，甚至在我的前生前世，我就清楚地预知我将要写什么——我在聊天中提到的写书念头，以后，哪天，可能，我想写一本什么书——许多年后，我有一天震惊地发现，书我已经写好了，而且跟我许多年前心血来潮、随口一提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要能够摆脱这类“随口一提”的写作任务该有多好，“推掉”一个，再推一个，休息一下，伸个懒腰，或许为另一类尝试积蓄力量；但是我连一个字母都未能逃避。显然，我写的每行字都属于任务范畴，也包括那些多余、不完美、有罪地夸大或轻率的文字……我很清楚，我从来没准备写一部以后将“讲述一切”的“巨著”；巨著只有那些文艺爱好者或生活在文学领域的专家们才准备写。其实我还是相信，不管怎么说，那些出于多事、躁乱、内疚担负起的写作任务都是无法逃避的，即使是在时事文章中，我也有机会在某一行或某一段里说出别人不可能替我说出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我想说的话也并非那么精明绝顶，极端原创，闪烁着耀眼的精神光芒；也许，我该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通俗的方式讲出来，因为在生活中，就像文学中的重要陈述，那些能够彻底表达一个人内心的话语或看法，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当简单。我有的时候这样想象，我所写的一切都只是前言和遁词；实际上我只想写，只想描述一个人物，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物活着，我连他的姓名都知道，我认识他。比方说，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女性，她站在人群的中央，并非聪颖绝伦，也非好得出奇，然而她却知道什么，有可能是她肯定不能用词语表达的生活“秘密”；沉稳自信，仅此而已……相对所有的现实而言，我在写作过程中首先想窥视这个女人，这个陌生女人的秘密。这是作家的“计划”吗？肯定不是。有的时候我感到震惊，我要花费多少精力走多少弯路，才能找到朝向她的那条路；我要走遍上百座记忆的岛屿，才可能找到她——对于生活我知道的或我想知道的一切都跟她有关；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是否有过这么个人，我是否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也许她是母亲，另一位我想见到的永恒、未知的母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所写的每一行字、每一本书和我所采用的每一种文体，全都是在研究她，仿佛她能给予我答案。之后许多年过去，生活中充满了写作、讨价还价和尝试。当我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疑地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时，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后来突然有那么一刻，在陌生的地方，我意外地瞧见了她。好像我的写作不是别的，只是遁词和时机，有一天能够遇见她。
11
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
12
父亲下葬了，我感觉自己通过了一次新的评审，晋升了一级。我被一种十分特别、令人窒息的自由感所捕获，仿佛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你可以加入无政府主义党派，可以把自己吊死，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一切，不再有禁忌……当然，这种“自由”是虚无的，其实派不上任何用场。根本不存在其他的自由，只有爱和顺从的自由。但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只有他无私地待我，以他自己有教养的可悲方式——我爱不了别人，愤怒、创伤与复仇的欲望替代了爱与顺从在我心里作祟。这种理解和洞悉，削弱并排解了我的悲怆；我不相信“痊愈”，也不相信和平。我知道，我不会再无条件地跟谁卷入充满人性的关系里了；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追求“生活方式”，我要把留在自己内心深处和个人世界里的人性，全部珍藏在文字中。
因为，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都不再相信“和平”，不再相信“痊愈”。受到惊吓的小市民们，在各个角落里哀怨悲号，他们除了纠缠和砍价之外，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阴郁的光线，投向生活的山野。我生活在一个可怕可疑的世界里，那里的国家政要们一次又一次地给民众缓期，似乎在公开鼓励大家，可以往地里再播种一次小麦，可以再写一本书或建一座桥；生活和工作就在这种永恒的危机感中进行。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跟迅速攀升的阶层混淆到了一起；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有灵魂的人是孤独的，他们被迫钻进各地的茔窟，就像在中世纪怀揣密文、到处藏身的僧侣们躲避征服者的迫害那样。确定无疑的悲剧性惊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活下来，并写作。这非常困难。有时候我惊诧地意识到，在灵魂里和品位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根本不像二十五岁。我们这些在这个“阶层”最后一个荣耀时刻降生的人，命运都相同。今天的写作者，似乎只想为他们身后的时代留下见证……见证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纪里，曾经高唱过理性的凯歌。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就生命规划而言，这算不上是个大手笔，但我做不出别的规划。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想以自己冷酷、不忠的方式，保持对道德的忠诚。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亲身经历了一种文化……我能否从生命的手中获取更多？好吧，我在这里告一段落，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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