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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2011年，IBM的“沃森”在《危险边缘》中击败两位人类对手
第二，“沃森”不仅能熟知我的整个基因组、完完整整的病史，甚至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表亲、邻居和朋友的基因组和病史，它也一样了如指掌。“沃森”能立刻知道我是不是最近去过热带国家，是否胃部感染痼疾，家族是否有肠癌病史，又或者是不是最近全城的人都在抱怨腹泻。
第三，“沃森”永远不会说它累了、饿了或病了，它能随时为我诊断。我可以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回答几百个问题，告诉“沃森”我究竟感觉如何。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或许除了疑病症患者），这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如果你今天才进医学院学习，希望自己在20年后能当个家庭医生，或许就该重新考虑了。有了这样的“沃森”，哪还有福尔摩斯出场的机会？
这种威胁影响的不仅是家庭医生，就连专科医生也无法幸免。而且事实上，钻研于相对专精领域（如癌症诊断）的医生，可能更容易被取代。最近一项实验中，计算机算法能够正确诊断90%的肺癌病例，但人类医生的正确率只有50%。
所谓的未来，其实已经来临。目前，用专门算法处理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乳房X射线照相检查已是常规，不仅能够为医生提供参考意见，有时还能发现医生未注意到的肿瘤。
目前仍有许多技术问题，让“沃森”及类似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明天一早就忽然取代大多数的医生。然而，虽然这些技术问题确实棘手，解决后却是一劳永逸。人类医生的培训是一个复杂而昂贵的过程，费时多年。而且，经过大约10年的学习、实习，终于完成整个过程之后，也只是培养出了“一位”医生。想要两位医生，只能从头再来一遍整个过程。相对地，只要解决了阻碍“沃森”的技术问题，能得到的不是一位而是无数位医生，能够在全世界每个角落、全年无休提供服务。因此，就算得花上1000亿美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长远看来，还是比培训人类医生便宜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医生都会就此消失。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需要创意而不只是日常诊断的工作，还会继续由人类完成。正如21世纪的军队逐步扩增精英特种部队，未来的医疗也可能有更多等同于医疗界游骑兵或海豹突击队员的医生。但正如军队已不再需要几百万士兵，未来的医疗也不会需要几百万名家庭医生。
医生面临的情境，对药剂师来说更是如此。2011年，旧金山就开了一家药店，由机器人担任药剂师。顾客上门之后，机器人只要几秒就能接收到这位顾客的所有处方、服用药物的详细信息，以及顾客可能对哪些药物过敏。机器人会先确认新的处方不会造成过敏，也不会与其他药物产生不良反应，接着才会为顾客配药。开业第一年，机器人药剂师开出超过200万张处方，一个错都没犯。而平均来说，人类药剂师配药错误的比例大约占所有处方的1.7%。也就是说单单在美国，每年就会有超过5000万张处方配错！
又会有人说，就算算法在专业技术方面优于医生和药剂师，却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温暖。假设CT扫描显示你得了癌症，你希望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是一台冰冷的机器，还是一个会注意到你情绪的人类医生？如果还有另一台机器能注意到人类情绪，会依据你的感受和人格特质调整用词，这下该怎么选？请别忘了，生物也是由各种算法构成，而“沃森”探测人类情绪的准确度，可以和探测肿瘤的准确度一样高。
“沃森”分析这种外部信号的准确度不仅高于人类医生，甚至还能同时分析一般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内部指标。“沃森”能够靠着监测你的血压、脑部活动和其他无数生物计量资料，清楚知道你的感觉。而在分析数百万笔过去收集的社交信息后，“沃森”就能用最适当的音调、你最想听的词语，告知你需要知道的事情。虽然人类总对自己的情绪智能洋洋得意，却也常常受情绪影响，做出消极反应。比如你遇到一个愤怒的人，自己也开始大吼大叫；听一个忧虑的人讲话，自己也忧虑了起来。“沃森”永远不会被这种诱惑影响，它没有自己的情绪，所以永远只会依据你的情绪状态做出最恰当的反应。
这种概念目前已经应用到某些客户服务上，比如芝加哥的Mattersight公司就设计出此类软件。Mattersight的产品广告词是：“是否曾和某个人说话，觉得心弦被触动？那种神奇的感受，正是人格匹配的结果。Mattersight将让全世界的客服中心都能创造这种感受。”
通常，打电话咨询客服或投诉的时候，大概要花个几秒钟，把电话转给专员。而在Mattersight的系统里，电话会由一套聪明的算法来负责转接。算法会先请你说出致电原因，接着聆听问题，分析你用的词语和语调，以此推断你当时的情绪状态甚至性格类型（内向、外向、反叛或依赖）。根据这套信息，算法再为你转接至最适合你当时心情并符合你个性的专员。算法能够判断，你需要的该是具备同情心、能够耐心听完投诉的客服，还是毫不废话、立刻提出技术解决方案的客服。搭配越得当，顾客就越满意，客服也就能降低服务时间和成本。
21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一旦拥有高度智能而本身没有意识的算法接手几乎一切工作，而且能比有意识的人类做得更好时，人类还能做什么？
纵观历史，就业市场可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大约公元1800年前，绝大多数人属于农业部门，只有少数人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的人民就离开了田野和牧场。大多数人进入工业部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服务部门。到了最近几十年，发达国家又经历了另一场革命：工业部门的职位逐渐消失，服务业大幅扩张。201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剩2%，工业人口有20%，占了78%的是教师、医生、网页设计师等服务业
从业人员。但等到机械的算法在教书、诊断病情和设计方面比人类更在行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以前就出现过。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就担心机械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并未发生，因为随着旧职业被淘汰，会有新职业出现，人类总有些事情做得比机器更好。只不过，这一点并非定律，也没人敢保证未来一定会继续如此。人类有两种基本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在机器与人类的竞争仅限于身体能力时，人类还有数不尽的认知任务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随着机器取代纯体力工作，人类便转向专注于需要至少一些认知技能的工作。然而，一旦算法在记忆、分析和辨识各种模式的能力上超过人类，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认为人类永远都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无意识的算法永远无法赶上，这只能说是一厢情愿。对于这种空想，目前的科学反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项原则：
确实，目前还有许多事情是有机算法比非有机算法做得更好，也有专家反复声称，有些事情非有机算法“永远”都无法做到。但事实证明，通常这里的“永远”都不超过一二十年。就像在不久之前，大家还很喜欢用面部识别举例，说这项任务连婴儿都能轻松办到，可是最强大的计算机却无力完成。但到了今天，面部识别程序辨认人脸的速度和效率都已经远超人类。警方和情报机构现在已经很习惯使用这种程序，扫描监控录像机无数小时的视频资料，追踪嫌犯和罪犯。
20世纪80年代讨论到人类的独特之处时，很习惯用国际象棋作为人类能力更强的主要证据。他们相信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在国际象棋领域打败人类。但在1996年2月10日，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就打败了世界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推翻了这个认为人类能力更强的论点。
“深蓝”算是有些取巧，因为编写程序的人不仅写入了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还加入了详细的棋局策略。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更喜欢让机器自己学习。2015年2月，由Google DeepMind人工智能公司所开发的一个程序，就自己学会了如何去玩49款经典的Atari游戏。开发者之一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博士解释道：“我们提供给系统的唯一信息就是屏幕上的原始像素，以及指示系统要努力得到高分。剩下的一切都是它自己解出来的。”而这套程序也成功找出了交给它的所有游戏的规则，从《吃豆人》（Pa）、《太空入侵者》（Spavaders）到各种赛车和网球游戏。而且，这套程序得到的分数多半都能打平甚至超过人类，有时候还会使出人类玩家从未想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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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深蓝”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
不久之后，人工智能又获得了更惊人的成就：谷歌的AlphaGo软件自学围棋这种古老的中国棋类游戏，而围棋的复杂度远超国际象棋，一般认为这并不在人工智能程序能够处理的范围内。2016年3月，AlphaGo和韩国棋王李世石在首尔举行了一场比赛，AlphaGo凭借出奇的下法、创新的战略，以4比1击败李世石，令各方大跌眼镜。赛前，大多数专业棋手都确信李世石能赢得比赛，但在赛后分析AlphaGo的棋路后，多数人的结论则是人类在围棋上已不再有希望能打败AlphaGo或其后来者。
近来，计算机算法也证明了自己在球类竞赛中的价值。几十年来，棒球队挑选球员靠的是专业球探和经理的智慧、经验和直觉。顶尖球员的身价高达数百万美元，自然财力雄厚的球队才能抢下一流球员，而经济拮据的球队只能勉强起用二线球员。但在2002年，预算有限的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尝试要打破这个格局。他决定根据经济学家和计算机怪才所开发的一套神秘计算机算法，找出人类球探忽视或低估的球员，打造一支常胜队伍。在保守派看来，比恩的算法根本是玷污棒球的神圣殿堂，他们大感愤怒。他们坚决认为球员的选择是一门艺术，只有长期亲近棒球、相关经验丰富的人，才有可能掌握。至于计算机程序，因为它永远无法懂得其中的奥秘和棒球的精神，所以永远都不可能学会这一套。
但没多久，令这些人颇感意外的是，比恩用算法打造的这支低成本球队（4400万美元），不仅能与纽约扬基队（1.25亿美元）这种传统棒球强队平分秋色，甚至还成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史上第一支20连胜的队伍。只不过，比恩和运动家队没能得意太久。很快，其他球队也跟进使用同样的算法策略，而且由于扬基队和红袜队不管在球员还是计算机软件上能砸的钱都远远胜出，现在像奥克兰运动家队这种低预算球队，能打败整个体制的机会反而更小了。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教授与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默南（Richard Murnane）教授发表了一份关于就业市场的全面研究报告，列出最有可能走向自动化的职业。当时讲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自动化的职业时举的例子是卡车司机。他们表示，实在很难想象计算机可以在繁忙的道路上让汽车实现安全行驶。但才不过十几年，谷歌和特斯拉不仅想到了这一点，还在加紧研发。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因为算法变得更聪明，也是因为人类逐渐走向专业化，所以用计算机来取代人类越来越容易。远古的狩猎者只是想要生存下去，就得掌握各式各样的技能，也正因为如此，想设计狩猎机器人的难度非常大。这种机器人得要懂如何把燧石磨出尖头，在森林中找到可食用的蘑菇，跟踪猛犸象，与其他十几个猎人协调如何进攻，之后还得知道怎么用药草来治愈伤口。但在过去几千年间，人类已经走向专业化。比起狩猎者，出租车司机或心脏病专科医生所做的事更为有限，也就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我已一再强调，人工智能目前绝无法做到与人类匹敌。但对大多数的现代工作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只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特定能力上超越人类，就已足够。
就连负责管理所有活动的经理，也可能被取代。例如Uber（优步），就因为有强大的算法，只要几位工作人员，就能管理数百万的Uber司机。大多数的命令都是由算法自动下达，无须人为监管。
2014年5月，专注于再生医学领域的香港创投公司Deep Knowledge Ventures（DKV）另创新局，任命一套名为VITAL的算法为董事会成员。VITAL会分析候选公司的财务状况、临床试验和知识产权等大量资料，据以提出投资建议。这套算法就像另外五位董事一样，能够投票决定是否投资某家公司。
我们查看VITAL到目前为止的记录，发现它似乎已经学到了一个管理弊病：裙带关系。将较多权力交给算法的公司，就更有可能得到VITAL的青睐。例如在VITAL的支持下，DKV最近就投资了制药公司Pathharmaceuticals，该公司采用了一套被称为Onder的算法来选择及评估针对个人的癌症疗法。
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在今天，人数达到数百万的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和卡车司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每个人都在交通运输市场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如果集体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可以团结起来、组织罢工、进行抵抗，形成重要的投票群体。然而，一旦数百万的人类司机都由单一算法取代，这一切财富和权力都将被拥有算法的公司垄断，放入这些公司的所有人，即极少数几位亿万富翁的口袋。
又或者，算法自己也可能成为所有人。人类法律已经能够认可公司或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称之为“法人”。虽然“丰田”或“阿根廷”既没有身体也没有心灵，但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都能拥有土地和金钱，也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原告或被告。可能在不久之后，算法也能获得这样的地位。这样一来，某一套算法就能自己拥有一个运输帝国或是创投公司资本，而不必服从任何人类所有者的命令。
只要算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就能蓄积财富，再用来做自己认定的适当的投资，或许是把你的房子买下来，当你的房东。而如果你侵犯
了这套算法的法定权利（比如不付房租），算法就会聘请律师，把你告上法庭。如果算法的收益持续超过人类基金经理，我们最后可能就得面对一个由算法组成的上层社会，地球的绝大部分都掌控在它们手上。在你觉得这实在是痴人说梦之前，请不要忘记，目前拥有绝大部分地球的正是各种非人类的互为主体实体，也就是国家和公司。事实上，早在5000年前，恩基和伊南娜这种想象中的神，就主宰着苏美尔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果神也能拥有土地、雇用人力，为什么算法就不行？
那么，人要做什么呢？常有人说，艺术是我们最终的圣殿（而且是人类独有的）。等到计算机取代了医生、司机、教师甚至地主和房东时，会不会所有人都成为艺术家？然而，并没有理由让人相信艺术创作是片能完全不受算法影响的净土。人类是哪来的信心，认为计算机谱曲永远无法超越人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并不是出自什么神灵或超自然灵魂，而是有机算法发现数学模式之后的产物。若真是如此，非有机算法就没有理由不能掌握。
戴维·柯普（David Cope）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音乐学教授，也是古典音乐界极具争议的人物。柯普写了一些计算机程序，能够谱出协奏曲、合唱曲、交响乐和歌剧。他写出的第一个程序名为EMI（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的实验），专门模仿巴赫的风格。虽然写程序花了7年，但一经推出，EMI短短一天就谱出5000首巴赫风格的赞美诗。柯普挑出几首，安排在圣克鲁兹的一次音乐节上演出。演出激动人心，观众反应热烈，兴奋地讲着这些音乐如何触碰到他们内心最深处。观众并不知道作曲者是EMI而非巴赫，而等到真相揭开，有些人气得一语不发，也有人甚至发出怒吼。
EMI继续更新，学会了如何模仿贝多芬、肖邦、拉赫玛尼诺夫和斯特拉文斯基。柯普还为EMI签了合约，首张专辑《计算机谱曲的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posed by puter）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人红是非多，古典音乐爱好者的敌意也涌现出来。俄勒冈大学的史蒂夫·拉尔森（Steve Larson）就向柯普挑战，来一场人机音乐对决。拉尔森提议，由专业钢琴家连续弹奏三首曲目，作曲者分别是巴赫、EMI以及拉尔森本人，接着让观众投票是谁谱了哪首曲子。拉尔森坚信，一边是人类的灵魂之作，另一边是机器人的死气沉沉，观众肯定一听就能判断出。柯普接下了战书。在指定的当天，数百位讲师、学生和音乐迷齐聚俄勒冈大学的音乐厅。表演结束，进行投票。结果呢？观众认为是巴赫的其实是EMI，认为是拉尔森的其实是巴赫，而他们认为是EMI的，其实是拉尔森。
还是有人继续批评，说EMI的音乐虽然技术出众，但还是缺了些什么，一切太过准确，没有深度，没有灵魂。但只要人们在不知作曲者是谁的情况下听到EMI的作品，常常会大赞这些作品充满灵魂和情感的共鸣。
EMI成功之后，柯普又继续写出了更复杂的新程序：安妮（Annie）。EMI谱曲是根据预定的规则，而安妮则是基于机器学习，会随着外界新的音乐输入，不断变化发展音乐风格。就连柯普也不知道安妮接下来会谱出什么作品。而且事实上，安妮除了写音乐，还对其他艺术形式很感兴趣，比如俳句。2011年，柯普出版了《激情之夜：人和机器所作的俳句两千首》（es the Fiery Night: 2000 Haiku by Man and Mae），其中有一部分是安妮写的，其他则来自真正的诗人。但书中并未透露具体篇目的作者是谁。如果你认为自己一定可以看出人类创作与机器作品的差异，欢迎挑战。
19世纪，工业革命创造出庞大的都市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工作阶级带来前所未见的需求、希望及恐惧，没有其他信仰能够有效响应，社会主义因而扩张。到头来，自由主义是靠着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精华，才打败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到了21世
..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
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卡尔·弗瑞（Carl Be Frey）及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A. Osborne）发表了《就业的未来》（The Future of Employment）研究报告，调查各项工作在未来20年被计算机取代的可能性。根据他们所开发的算法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有很高的风险被计算机取代。例如到了2033年，电话营销人员和保险业务员大概有99%的概率会失业。运动赛事的裁判有98%的可能性，收银员97%、厨师96%、服务员94%、律师助手94%、导游91%、面包师89%、公交车司机89%、建筑工人88%、兽医助手86%、安保人员84%、船员83%、调酒师77%、档案管理员76%、木匠72%、救生员67%。当然，也有一些工作还算安全。到了2033年，计算机能够取代考古学家的可能性只有0.7%，因为这种工作需要极精密的模式识别能力，而且能够产生的利润又颇为微薄，因此很难想象会有企业或政府愿意在接下来20年间投入足够的资本，将考古学推向自动化。
当然，到了2033年也可能出现许多新职业，比如虚拟世界的设计师。然而，此类职业可能会需要比当下日常工作更强的创意和弹性，而且如果收银员或保险业务员到了40岁中年失业，能否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设计师，也实在难说。就算他们真的转型成功，根据社会进步的速度，很有可能再过10年又得重新转型。毕竟，算法也可能会在虚拟世界里打败人类。所以，这里不只需要创造新工作，更得创造“人类做得比算法好”的新工作。
由于我们无法预知2030年或2040年的就业形势，现在也就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下一代。等到孩子长到40岁，他们在学校学的一切知识可能都已经过时。传统上，人生主要分为两大时期：学习期，再加上之后的工作期。但这种传统模式很快就会彻底过时，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只不过，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大概都做不到这一点。
由于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潜力极其巨大，很有可能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都不做，整个社会也有能力供养这些人，让他们活下去。然而，什么事能让他们打发时间，获得满足感？人总得做些什么，否则肯定会无聊到发疯。到时候，要怎么过完一天？答案之一可能是靠药物和电脑游戏。那些对社会来说多余的人，可以多花点时间在3D虚拟世界里；比起了无生趣的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刺激，诱发更多情感投入。然而，自由主义推崇人类生命及人类体验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发展会是对这一信念的致命打击。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用处，整天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这样的生命何来神圣？
尼克·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等专家和思想家就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大概还承受不住这样的退化，因为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可能就会直接消灭人类。人工智能这么做的理由，一是可能担心人类反扑、拔掉它的插头，二是要追求某种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目标。毕竟，等到整个人工智能系统比人类更聪明时，要再控制系统动机，实在有如天方夜谭。
就算目前看来立意全然良善的程序，也可能带来令人恐惧的后果。常见的情节就是，某家公司设计出第一套真正的人工超级智能，对它进行了一个毫无恶意的测试，比如计算π值。但就在任何人意识到之前，人工智能已经接管整个地球、消灭人类、发动攻击征服整个银河系，把整个已知宇宙转变成巨大的超级计算机，花上几万亿年的时间，只为了算出更精确的π。毕竟，这正是它的创造者交给它的神圣使命。
87%的可能性
本章开头指出几个自由主义面对的实际威胁，第一个就是人类不再具备军事和经济上的用途。当然，这并非预言，只是一种可能。不论是科技上的困难还是政治上的反对，都可能减缓算法入侵就业市场的脚步。而且，由于人类心灵还有大片未知的领域，我们还不确定人类是否有什么隐藏的才能，或是能够创造出什么新工作来填补旧工作消失造成的缺口。然而，仅是这样可能还不足以拯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仅相信人的价值，还相信“个人主义”。这就要指出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二个威胁：社会系统未来可能仍然需要人类，但并不需要个人。人类还是会继续写音乐、教物理、做投资，但社会系统会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也会为他们做大多数重要决定。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将会剥夺个人的权威和自由。
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信念，前提就是之前讨论的三个重要假设：
1.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也就是说，我具备单一的本质，无法再分为各个部分或子系统。确实，这个内部核心可能有许多外层，但只要把这些外层剥掉，就能在内部找到一个清晰、单一的内在声音，也就是真正的自我。
2.真正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
3.根据前两个假设，我能够了解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自己。只有我能够进入我自己内心自由的空间，只有我能听到自己真实自我的低语。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赋予个人极大的权威。我不该相信其他任何人为我做出选择，因为没有别人能够真正了解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因此，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顾客永远是对的，而且情人眼里永远出西施。
然而，生命科学却对这三个假设都提出挑战，认为：
1.生物就是算法，人类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换句话说，人类是许多不同算法的组合，并没有单一的内在声音或单一的自我。
2.构成人类的算法并不“自由”，而是由基因和环境压力塑造，虽然可能依据决定论或随机做出决定，但绝不“自由”。
3.因此，外部算法理论上有可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能用某个算法监测组成身体和大脑的每个子系统，就能清楚掌握我是谁、我有什么感觉、我想要什么。只要开发出这样的算法，重点就不再是选民、顾客和情人；而是算法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算法永远是对的，算法觉得美，就是美。
在19世纪和20世纪，由于没有任何外部算法能够有效监测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很实用的选择。虽然国家和市场可能都很想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缺少必要的科技。不论是克格勃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无法完全掌握我的生物特征、基因组和大脑，而且就算特工偷听我每次打的电话、监视我在街头和其他人的每次互动，也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分析这些数据。因此就20世纪的科技而言，自由主义说得并没错，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于是，人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系统，听从的是自己内在的声音，而不是什么权威的命令。
但到了21世纪，科技已经让外部算法有能力“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一旦如此，个人主义就即将崩溃，权威也将从个人转向由算法构成的网络。人类不会再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个体，不再依据自己的期望度日，而是习惯把人类整体看作一种生化机制的集合体，由电子算法网络实时监测和指挥。要发生这种情况，算法甚至不需要能够完全了解我而且绝不出错，只要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犯的错更少，就已足够。到了这个程度，合理的做法就是把越来越多的选择和人生大事都交给算法来为我做决定。
在医学领域，我们早已跨过这条线。在医院里，每位患者不再是“个人”。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会看到许多关于身体和健康的重大决定将由计算机帮忙决定，就像IBM的“沃森”。这倒也不一定是个坏消息。目前，已有糖尿病患者安装传感器，每天几次自动检测血糖值，并在超标时发出警告。2014年，耶鲁大学研究人员宣布一种由智能手机控制的人工胰脏试验成功。有52名糖尿病患者参与该试验，每位患者都在腹部植入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和小小的胰岛素泵。胰岛素泵连接装有胰岛素和升糖素的小管，用这两种激素来调节血糖高低。传感器会不断测量血糖值，将数据传至智能手机，而智能手机安装了能够分析相关信息的应用程序，能在必要时对胰岛素泵发出命令，释出胰岛素或胰高血糖素，完全不需人为操作。
就算是许多没有严重疾病的人，也已经开始使用可穿戴式传感器和计算机来监测自己的健康和活动状况。相关设备，比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臂环甚至是智能内衣，记录着血压和心跳等生物计量数据。这些数据被传送到精密的计算机程序中，建议穿戴者如何调整饮食和日常生活，改善健康、延长寿命。
谷歌与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s）正在合作开发一种隐形眼镜，能够通过分析眼泪成分，每隔几秒检测血糖值。
精灵科学（Pixie Stific）公司则推出智能尿布，能分析婴儿的粪便，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2014年11月，微软也推出智能运动手环（Microsoft Band），能够监测心跳、睡眠质量、每天行走步数等信息。一个名为“Deadline”的应用程序则更进一步，它会告诉你，根据你现在的生活习惯，你大概还可以再活几年。
有些人用这些应用程序时并没想太多，但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宗教。“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运动认为，所谓的自我，就是数学模型。但这些模型非常复杂，人类心智无法理解。所以，如果真想遵从德尔菲神殿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就别再浪费时间研究哲学、冥想或精神分析，反而该系统性地收集自己的生物计量数据，允许算法为你分析这些数据，告诉你你是谁、该做些什么。这波运动的箴言，就是“通过数据，认识自己”。
2000年，以色列歌手施洛米·沙湾（Shlomi Shavan）以一曲《亚里克》（Arik）登上当地流行排行榜首。歌曲故事的男主人公一直很纠结于女友的前男友亚里克。他想知道，他和亚里克究竟谁床上表现更佳。女友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只说各有长处。但这家伙并不满意，追问：“小姐，告诉我明确的数字。”正是为了这种人，有一家名为“Bedpost”的公司，开发了一种生物计量臂环，让你在做爱时戴着，收集心跳、排汗、性交持续时间、性高潮持续时间、消耗的卡路里等数据。这些数据会传到计算机加以分析，用精确的数字来评估你的表现如何。这下可不能再假装高潮，也不用再问“刚才爽不爽？”了。
像这样通过设备无情揭示一切真相来了解自己之后，可能就会让人开始觉得自己是许多生化系统的集合，而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且，这些人做的决定也越来越反映出其中各种系统需求的矛盾。
假设你每周有两小时空闲，正在考虑该拿来下棋还是打网球。可能有个好友会问：“你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但你的回答可能是：“那当然打网球更好，而且这也能更好地控制胆固醇和血压。只不过，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说我该加强左前额皮质，毕竟我家族有这方面的病史，有个叔叔还很年轻就出现痴呆症状了。而最新研究指出，每周下一次棋，就能预防痴呆症状发生。”
到医院的老年病房，还能找到更多通过设备进行外部调节的例子。人文主义总是颂扬老年，说这时期充满智慧、洞察世情。一位理想中的长者，虽然身体可能没那么硬朗，但心智敏锐，更有可能长达80年的人生智慧可以分享，也总能为儿孙或其他访客提出恰当的建议。但到了21世纪，80岁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个形象了。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人类生物学，医学虽然能让人延长寿命，但心灵和那个“真正的自我”却已经崩解溃散。最后剩下的，常常只是各种已经功能失调的生物系统集合，倚靠着各种监视器、计算机和调节泵，才得以勉强维持下去。
在更深的层次，随着基因科技应用到日常生活，每个人和自己的DNA发展出日益密切的关系，过去真实的内在自我声音，也可能溃散成基因群的众声喧哗。现在再遇到两难或困难的抉择，我可能不会再问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咨询我体内的基因有何决定。
2013年5月14日，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她为何决定进行双乳乳腺切除术。多年来，由于母亲和外祖母双双在相对年轻时因癌症过世，她一直活在乳腺癌的阴影下。而她自己做了基因测试，证实带有致癌变异基因BRCA1。根据最近的统计调查，带有此类变异基因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虽然当时她并未患癌，但她决定干预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进行了双乳乳腺切除手术。在文章中，朱莉解释道：“我选择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是因为有很多女性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活在癌症的阴影下。我希望她们也能够进行基因测试，如果发现自己罹患癌症的风险很高，也可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乳腺切除术是一项困难也可能致命的抉择。除了种种不适、风险、手术及术后护理的成本之外，这项决定也可能深深影响个人的健康、身体形象、情绪健康及人际关系。朱莉的这个选择，加上当时决定公开的勇气，引起一阵轰动，为她赢得全世界的盛誉和赞赏，特别是有许多人希望这样的公开举动能让大众更了解基因医学及其潜在效益。
从历史观点来看，有趣的是算法在这个案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朱莉在做出对生活如此重要的决定时，并没有登上山巅俯瞰海洋、看着太阳沉入海中、触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觉，反而宁愿听听自己的基因怎么说，而基因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用感觉，而是用数字。当时，朱莉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疼痛或不适，她的感觉告诉她：“放轻松，不会有事的。”但医生用的计算机算法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你并未感觉有任何不适，但你的DNA里有个定时炸弹正在嘀嗒倒数。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就处理！”
当然，朱莉的情绪和独特人格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是另一位个性不同的女性，就算发现自己也携带同样的变异基因，也可能不会进行乳腺切除术。然而，现在让我们来到灰色地带，假设这位女性发现，自己不但携带有危险的变异基因BRCA1，还携带有另一个变异基因ABCD3（并没有这个基因，只是假设），会损害负责评估概率的大脑区域，进而使人们低估风险，她该怎么办？如果又有统计学家告诉她，她的母亲、外祖母和其他几位亲戚都是因为低估各种健康风险未能采取预防措施而英年早逝，这时候她又该如何抉择？
很有可能，你在未来也需要像朱莉一样，对自己的健康做出重大抉择。经过基因测试、血液测试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算法能根据巨大的统计数据库来分析结果，你也会接受算法的建议。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算法并不会忽然占领、奴役人类，反而是能够帮上大忙，为我们做出各种明智的抉择。到那时候，不听算法的，才是不明智的决定。
安吉丽娜·朱莉首次担纲主角，是在1993年的科幻动作片《无影终结者》（Cyb 2）中。她的片中角色是机械人卡塞拉·瑞丝（Casella Reese），在2074年由纸风车机器人公司（Pinwheel Robotics）开发，用于窃取情报和暗杀。卡塞拉的程序设计带有人类的情感，好让她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完成任务。等到卡塞拉发现公司不仅控制她还打算销毁她时，就逃了出来，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战。《无影终结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幻想，讲的是个人为争取自由和隐私，对抗国际企业无所不在的触手。
但在现实生活中，朱莉却宁愿牺牲隐私和自主权，追求健康。像这种追求健康的愿望，很可能让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突破保护个人隐私的阻碍，允许国家机构或跨国公司进入我们身体的最深处。举例来说，允许谷歌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追踪我们的各种活动，就可能让谷歌在流行病暴发而传统卫生机构都还浑然不觉的时候，向我们发出警告。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为NHS）如何得知伦敦暴发流感疫情？答案是分析几百家诊所中上千位医生提出的报告。但这些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相关信息的？假设玛丽某天一早醒来觉得不太舒服，她并不会直接跑去看医生，而是会先等上几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希望喝几杯加了蜂蜜的热茶之后，身体就会舒服一些。如果病情一直没改善，她才会预约挂号，去诊所看病。医生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理想的状况是NHS总部的某位工作人员会分析这个报告和其他数千名医生所通报的数据，得出流感正在蔓延的结论。但这一切得花上很长时间。
但对谷歌来说，这就是几分钟的事。谷歌所做的，就是监测伦敦居民在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引擎中所输入的词，再与疾病症状数据库做交叉比对。假设一般来说，“头痛”“发烧”“恶心”和“打喷嚏”每天在伦敦居民的电子邮件和谷歌搜索中会出现大约10万次。如果今天谷歌算法发现这些词语的使用次数忽然上涨到30万，就知道这下出了问题，流感正在肆虐！我们不用再等到玛丽去看医生。第一天早上，她起床觉得不太舒服，就在上班前给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头痛，但还是会去上班。”只要这几个字，谷歌就什么都知道了。
然而，想让谷歌发挥这种神力，玛丽不仅得允许谷歌阅读自己发出的邮件，还得允许谷歌与卫生部门分享信息。如果连安吉丽娜·朱莉都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提高众人对乳腺癌的警觉，玛丽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类似的小小牺牲，以避免流行病暴发呢？
这种想法并不停留在理论层面。在2008年，谷歌确实推出了谷歌流感预测（Google Flu Trends）服务，靠着监测谷歌搜索内容，追踪流感暴发的迹象。这项服务目前仍在开发阶段，而且出于隐私考虑，据称只会追踪搜索词语，而不会阅读私人电子邮件。但仅是这样，已经让它可以比传统医疗体系早上10天发出流感警报。
至于谷歌基线研究项目（Google Baseliudy），则更加雄心勃勃。谷歌希望建起一个庞大的人类健康数据库，找出“完美健康”的人类基因模型。这样一来，只要发现健康数据与模型有出入，就能警告民众可能健康出现问题，及早防范。基线研究又与谷歌健康（Google Fit）的整套产品系列搭配，包括服装、手环、鞋子和眼镜等可穿戴设备。谷歌健康的各项产品，正是要收集海量生物计量数据，提供给基线研究运用。
然而，像谷歌这样的公司，绝不会止步于可穿戴设备。目前，DNA测试的市场发展飞快。市场龙头之一是私人企业23andMe，由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前妻安妮·沃希基（Anne Wojcicki）创办。其公司名“23andMe”指的是构成人类基因组的23对染色体，代表自己的染色体与自己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只要有人能理解这些染色体正在说什么，就能告诉你一些你自己从没想过的事。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内容，只需要向23andMe支付99美元，他们就会寄给你一个检测包，里面有一根唾液收集试管。你向试管里吐口水，密封，再寄到加州山景城的公司所在地，他们就会分析你唾液中的DNA，并将结果在线传给你。你得到的是一张列表，列出你可能面对的健康危机，以及基因反映出的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各种问题，从秃头到失明不等。“认识你自己”可从来没这么简单或便宜过。由于这一切都是基于统计数据，数据库的规模也就成为预测是否准确的关键。因此，最早建起庞大基因数据库的公司，就能为顾客提供最准确的预测，也就可能从此垄断市场。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越来越担心，由于美国严格管控个人隐私，导致未来可能将整个基因市场拱手让给中国。
如果我们能打破所有阻碍，让谷歌及其竞争对手自由接触我们的各种生物计量装置、DNA扫描结果和医疗记录，就能得到全面的医疗健康服务，不仅能对抗流行病，还能对抗癌症、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病。
然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数据库，谷歌能做的绝不止这些。正如警察乐队（The Police）的名曲《你的每次呼吸》（Every Breath You Take）。这样的系统能够监测你的每次呼吸、每个动作、挣脱的每个枷锁；这样的系统会仔细追踪你的账户、你的心跳、你的血糖值，甚至是你每次的出轨偷情。它对你的认识，绝对远高于你自己。人类常常因为自我欺骗和自我幻想，陷在不良的关系、不适合的职业、不健康的习惯中无法自拔，但这一切都逃不过谷歌的法眼。我们现在是由叙事自我所操控，但谷歌不一样，它不会根据那些虚假的故事来做决定，也不会被认知捷径、峰终定律误导。谷歌会确确实实地记住我们走的每一步，记得我们握的每一双手。
许多人会很乐意将大多数决策过程交给这样的系统，或者至少是在面临重要抉择时参考一下意见。谷歌将能够建议我们该看哪部电影、去哪里度假、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选哪个工作机会，甚至是该和谁约会及结婚。我可能会说：“嘿，谷歌。约翰和保罗都在追我，我两个都很喜欢，但喜欢的点不太一样，很难做决定。根据你手上所有的资料，你怎么建议？”
谷歌就会回答：“这个嘛，我从你出生那天起就认识你了。我读过你所有电子邮件，听过你所有电话录音，知道你最爱的电影，也有你的DNA资料和完整的心跳记录。你过去每次约会我都有精确的数据，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你过去和约翰或保罗约会时的资料调出来，显示你每秒的心跳、血压或血糖值变化。如果有必要，我甚至也能把你们每次做爱的数据调出来，用数字比较谁高谁低。当然，我对他们的认识也不少于对你的认识。所以，基于以上所有信息和我杰出的算法，加上几十年来几百万对伴侣的统计资料，我建议你挑约翰。大约有87%的概率，你们长期满意度会比较高。
“当然，因为我非常了解你，所以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答案。保罗长得比约翰帅，而你又太看重外表，所以你其实内心希望我的答案是保罗。确实，外表很重要，但实在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你体内的生化算法是从数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开始进化的，在对于潜在配偶的整体评价之中，外表占了35%。至于我的算法，是基于最新的研究和统计数据，认为外表对于长期成功的浪漫关系只有14%的影响。所以，虽然我已经把保罗的外表纳入考虑，但还是认为约翰是你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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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到这种完全掏心的咨询服务，我们就必须改变想法，不要认为人类都是不可分割的个体，不要坚信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能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从以前到现在，人类都是自主实体，由叙事自我叙写的故事所操纵。但在未来，每个人都将会是整个巨型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将叙事自我奉为圭臬，不论在投票站、超市还是婚姻中，都让叙事自我来做决定。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叙事自我相信的常常是各种虚构和幻想的故事，但我们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然而，一旦有了能够替代的系统，真正比叙事自我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时再把权力留在叙事自我的手中，就只能说是愚蠢的做法。
像民主选举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将会遭到淘汰，因为谷歌会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政治观点。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自由主义让我要听听内心真实自我的声音，选择能够反映我最高期望的政党或候选人。但生命科学却指出，我站在投票站里的时候，并不真正记得上次选举以来这几年的所有感受和想法。此外，我还被各种宣传、公关手法和随机想法不断轰炸，很可能扭曲我该做的选择。正如卡尼曼的冷水实验，叙事自我到了政治领域，一样会遵循“峰终定律”，忘了绝大多数的事情，只记得几件极端的事件，并对最近的事件赋予完全不成比例的高权重。
在这四年间，我可能不断抱怨现任总统的政策，一直告诉自己和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人，这个总统“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距离下次选举投票只剩几个月的时候，政府忽然减税，大方开出各种“支票”。执政党找来最好的撰稿人，举行一波漂亮的竞选活动，威胁与承诺并用，直接激起了我头脑中的恐惧。到了选举当天一大早，我醒来的时候有点儿感冒，脑子不太好使，也让我觉得安全和稳定实在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结果出炉！我又把那个“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家伙送上台，让这个人还能再当四年总统。
如果我授权谷歌来帮我投票，就能摆脱这样的命运了。你也知道，谷歌可不好糊弄，虽然它也会注意到最近的减税和选举“支票”，但过去四年的点点滴滴一样记得清清楚楚。它会知道我每次读早报时的血压，也知道我看晚间新闻时多巴胺分泌量是否下降。谷歌知道怎样看穿公关人员华而不实的口号。谷歌也了解人生病的时候会稍微有“右”倾倾向，会据以调整。于是，谷歌投票时，依据的不是我当下瞬间的心态，也不是叙事自我的幻想，而是集合所有生化算法真正的感受和兴趣得出的结果；而这一切生化算法的集合，正是所谓的“我”。
当然，谷歌也不见得永远是对的，毕竟这一切都只是概率。但只要谷歌做出足够多的正确决定，人类就会将更多权力交给它。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数据库规模会不断扩大，统计数字会更准确，算法会继续改进，决策的质量也会提高。虽然这套系统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也不可能完全不出错，但本来就没有这种必要，只要到了系统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那一天，自由主义就会颓然崩垮。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听起来的这么困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脸谱网这个谷歌的死敌最近委托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如果要判断某人的性格和性情，脸谱网算法会比这个人的朋友、父母或配偶更为准确。这项研究共有86220名志愿者参与，他们都有个人的脸谱网账号，并且填写了有上百题的人格调查问卷。脸谱网算法会根据被测者平常在脸谱网上对网页、图片、影片等点赞的记录，预测这些志愿者的回答。过去点赞的次数越多，预测的准确度就越高。接着，再把算法预测的结果，与参与者的同事、朋友、家人和配偶的预测进行比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只需要过去点赞次数超过10次，算法预测准确度就可以高于同事；7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朋友；150个赞，准确度高于家人；到了300个赞，预测准确度就会高于配偶。换句话说，如果你至今已经在脸谱网上点了超过300个赞，脸谱网预测你的想法和期望的准确度就可能比你的另一半更高。
事实上，脸谱网算法在某些领域对人的了解，甚至会超过那个人自己。例如，研究也请参与者评估自己使用成瘾物质的程度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而在这些调查项目里，参与者自己的判断就不如算法来得准确。该研究最后提出以下预测（这倒是由人类作者写的，而不是脸谱网的算法预测）：“人类如果遇到重大的人生抉择，比如要选择从事何种活动、职业道路甚至是交往对象，可以考虑放下自己心理上的判断，依赖计算机所做的选择。这种数据导向的决策，有可能会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至于比较邪恶的一面，同一份研究也暗示，在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里，脸谱网不仅早就知道数千万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还知道哪些人是关键的摇摆选民以及他们的倾向。脸谱网会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选情特别胶着，还有32417位选民尚未下定决心，甚至也知道每位候选人该说什么，才能让天平倒向自己这边。脸谱网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有无上价值的政治数据？都是我们免费亲手奉上的。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殖民者和商人用彩色的珠子，就从当地人那里换来了整座岛屿、整个国家。而在21世纪，个人数据可能是大多数人能够提供的最宝贵资源，但我们正亲手把这些数据交给各大科技企业，好换来免费的电子邮箱或是有趣的小猫视频。
从神使到君主
等到谷歌、脸谱网和其他算法成为无所不知的先知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进一步演化成代理人，最后成为君主。
为了解释这个过程，让我们以Waze为例。这是一个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应用程序，许多司机现在都在使用。Waze绝不只是地图，靠着数百万用户的不断更新，它能得知各种堵车、事故和警车位置的信息。因此，Waze知道怎样让你躲过繁忙的路段，让你以最快速度到达目的地。你到了某个路口，直觉要你往右，但Waze要你往左，用户迟早都会明白，最好相信Waze，而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乍看之下，Waze算法应该只是先知的等级。你问问题，先知给你答复，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然而，如果先知开始赢得你的信任，合理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让它成为你的代理人。你只是向算法指定一个最终目标，它就会在没有你监督的情况下，自行达成目标。以Waze为例，就是你将Waze连接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上，并告诉Waze“走最近的路回家”或是“走风景最漂亮的路线”，又或是“走污染最小的路线”。由你来发号施令，交给Waze来执行。
最后，Waze可能就会成为君主。它手中握有大权，所知又远超于你，就可能开始操纵你和其他驾车人，塑造你们的欲望，让你们做出顾全大局的决定。例如，假设因为Waze实在太好用，所有驾车人都开始使用。再假设今天一号公路大堵车，而备选的二号公路车流相对顺畅。如果Waze只是让大家都知道二号公路顺畅，所有驾车人就会一窝蜂开向二号公路，最后又全堵在一起。在所有人都找到同一位先知，而且每个人也都相信这位先知的时候，先知就摇身一变，成为君主。这时的Waze必须为大局着想。或许它只会告诉一半驾车人二号公路顺畅，而不透露给另一半。这样一来，一号公路的堵车压力能够减轻，而二号公路也不至于无法消化车流。
微软正在开发一套更复杂的系统，名为Cortana。名称出自微软热门游戏系列《光晕》（Halo）当中的一个人工智能角色，现在则是一款人工智能个人助理。微软希望Cortana能够成为未来Windows操作系统的内嵌功能，并鼓励用户允许Cortana存取计算机内的所有文件、电子邮件和应用程序，好让Cortana更了解用户，进而提供对许多事务的建议，并成为能够代表用户兴趣的虚拟代理人。Cortana可以提醒你给太太买生日礼物，帮你挑礼物，预订餐厅，还会在晚餐前一小时告诉你该先吃药。也可以警告你，再不放下手上的书，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你就要迟到了。而就在你开会之前，Cortana还会警告你，现在你的血压太高、多巴胺分泌量又太低，根据过去的统计，这种时候你的商业判断常常会出大错，所以最好一切先别下定论，别许下什么承诺或是签署任何合同。
一旦Cortana从先知发展成代理人，就可能会直接代表主人进行对谈。一开始可能一切都十分单纯，我的Cortana联络你的Cortana，敲定适当的开会时间和地点之类。另外就是在求职时，雇主说不用麻烦寄简历了，只要允许他的Cortana问我的Cortana各种问题就行。又或者，一个潜在交往对象的Cortana跑来找我的Cortana，互相比较一下过往的记录，看看这两人合不合得来，但这一切可能人类主人完全不知道。
随着Cortana得到越来越多授权，就可能开始互相钩心斗角，好为主人谋求更多的利益。于是，你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也可能越来越依赖你的Cortana质量如何。有钱人买得起最新的Cortana，在对穷人和他们的旧版Cortana上拥有绝对优势。
然而这里最难解的问题在于，Cortana的主人身份究竟为何？我们已经提过，人类并非不可分割的个体，也没有单一整合的自我。这样一来，Cortana该迎合的是谁的利益？假设我的叙事自我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去健身房。但一周后到了该去健身房的时间，体验自我却告诉Cortana开电视、订比萨。Cortana该怎么办？是要听从体验自我的命令，还是一周前叙事自我做的决定？
你可能会想，Cortana不就像个闹钟吗？叙事自我在晚上定了闹钟，好在早上把体验自我叫醒去上班。然而，Cortana拥有的权力会远大于闹钟。体验自我只要按个钮，就能让闹钟安静下来。但相较之下，反而是Cortana太了解我，知道只要按下我的某个内部按钮，就能让我听它的“建议”。
在这场竞赛中，不仅仅有微软的Cortana参赛。谷歌即时通信软件（Google Now）和苹果的Siri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亚马逊同样会用算法研究你，再用累积的知识来向你推荐产品。逛实体书店的时候，我是自己在书架间浏览，凭着自己的感觉挑出想看的书。但浏览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时候，则是有算法立刻跳出来告诉我：“我知道你先前喜欢哪些书，而与你品位相似的人，也会喜欢这本或那本新书。”
这还只是开始。今天在美国，读电子书的人数已超过读纸质书的人数。比如亚马逊的Kindle等电子书，就能在用户阅读时收集数据。举例来说，你的Kindle会知道你在哪些地方读得快、哪里读得慢，在哪一页你休息了一会儿，又是在哪一行你放弃了这本书，再也没读过（最好赶快告诉作者，让他重写那一部分）。如果Kindle再升级，装上面部辨识和生物计量传感器，就能知道你读的每个句子如何影响你的心跳和血压。它能知道什么会让你笑、什么让你哭、什么让你生气。不久之后，在你读书的时候，书也在读你。你很快就会忘了大部分读过的内容，但亚马逊却什么都不会忘。有了这样的数据，亚马逊就能更精准地帮你选书，也会让亚马逊清楚了解你是怎样的人，如何让你激动或平静。
最后可能是我们一分一秒都无法与这个全知的网络断开。断开，就等于死亡。假设医疗理想得以实现，未来的人类将会在体内植入许多生物监测装置、仿生器官和纳米机器人，以监测人体健康状况，并避免感染、疾病和伤害。但这些装置需要24小时全天在线，才能时时追踪最新的医疗发展，以及抵抗网络空间暴发的新瘟疫。一如家庭计算机会不断受到病毒、蠕虫和特洛伊木马的攻击，以后的心律调节器、助听器和纳米科技免疫系统也无法幸免。如果不去定期更新身体中的防病毒程序，可能某天早上醒来我们就会发现血管中的几百万个纳米机器人都被某个黑客操纵。
因此，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向实在太骇人，该怪的并不是那些计算机怪才，这其实是生物学家的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如果生物的功能真的和算法大有不同，就算计算机在其他领域大展神威，仍然不可能了解人类、引导人类的生命，更不可能与人合而为一。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务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了算法网络。
确实有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恐惧，但事实上，也有数百万人再乐意不过。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和个性，把许多生命点滴全放到网络上，每个行动都记录下来，与网络的连接一中断，就算只是几分钟，也会让他们歇斯底里。就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由算法代替人类权威的情形，不是因为什么重大的政府决策，而是由于狂潮般的个人日常选择。
如果再不小心，结果可能就会是奥威尔笔下的那种警察国家，而且持续监测的还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各种举止，甚至也包括我们身体内、大脑中的活动。可以想想，如果生物计量传感器无所不在，斯大林可能会用它来做什么？普京又可能想做什么？然而，虽然有许多捍卫人类个性的人担心20世纪的噩梦重现，竭力抵抗这个似曾相识的奥威尔式敌人，但人类的个性其实还受到另一方向更大的威胁。在21世纪，与其说个人会被外界力量残忍碾碎，还不如说会先从内部缓缓崩解。
今天，大多数企业和政府都会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承诺依据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提供医药、教育和娱乐活动。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和政府就得将个人解构为许多生化子系统，用无所不在的传感器监测这些子系统，并用强大的算法加以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所谓不可分割的个体只是一个宗教幻想。现实中，个人是许多生化和电子算法的混合体，没有清晰的边界，也没有自我中心。
不平等的再升级
在自由主义面临的三个实际威胁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两个：第一，人类将完全不具价值；第二，人类整体仍然有价值，但个人将不再具有权威，而是由外部算法来管理。算法系统仍然需要由你来谱写交响乐、教历史或编写计算机程序，但算法系统对你的了解会超越你自己，也因此会为你做出大部分重要的决定；而且，你还会觉得这真是太好了。这个世界并不一定不好，但会是一个后自由主义的世界。
自由主义面临的第三个威胁在于：有些人仍然会不可或缺，算法系统也难以了解，而且会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精英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世上最重要的决定。他们会为算法系统执行关键的服务，而算法系统既无法了解也无法管控这些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
人类如果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就会摧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有自由主义的地方，仍然可能有各种社会及贫富差距，而且因为自由主义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为重要，所以甚至也觉得有差距是理所当然。但自由主义仍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和权威。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有人是亿万富翁，住在豪华的城堡里，也有人是贫穷的农民，住在茅草屋里，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对自由主义来说，农民感受到的独特体验，其价值并不下于亿万富翁的体验，所以自由主义的作家才会写出长篇小说来描述贫困农民的生活体验，而且连富翁也会满怀热情地读这种小说。如果到百老汇去看音乐剧 href='2081/im'>《悲惨世界》（Les Mi s éra b le s），会发现好位子的票价可能高达数百美元，全场观众的身家总和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但他们看到冉·阿让（Jean Valjean）只为了偷面包救活饥饿的侄子就得入狱19年时，仍然会深感同情。
同样一套逻辑也适用于选举，贫穷农民有一票，亿万富翁同样也只有一票。自由主义面对社会不平等的解药，不是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体验，而是对于不同的人类体验赋予同等的价值。然而，如果贫富差距已经不只体现在财产价值上，而且出现了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差异，这一套还行得通吗？
安吉丽娜·朱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就提过基因测试成本高昂。她进行的测试就要价3000美元（还不包括实际的乳腺切除术、重建手术和相关治疗），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10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15亿人每天收入在1到2美元之间。
就算他们一辈子努力工作，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要价3000美元的基因测试。目前贫富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到2016年年初，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总值等于最贫穷的36亿人的总和！由于目前全球人口约为72亿，也就是说，这62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就是较为贫穷的全球一半人口的财产总和。
DNA测试的成本可能会逐渐下降，但也会不断出现昂贵的新疗法。因此，虽然日后一般民众也能负担得起原有疗法，但精英分子永远能领先几步。纵观历史，富人享有许多社会和政治优势，但和穷人之间从未出现真正重大的生物差距。中世纪贵族曾号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印度婆罗门也坚称自己比其他种姓更聪明，但这一切都只是胡说。然而在未来，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这一天，在升级后的上层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身体和认知能力真正出现重大差距。
面对这种情境，科学家的标准答案是：20世纪也有许多医疗突破是从富人开始，但最后全体人类都同样受益，所以其实是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社会差距。举例来说，疫苗和抗生素最早只有西方国家的上层阶级能够享用，但现在它们改善了全球所有人的生活。
但要希望这种过程在21世纪重演，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原因有二：第一，医学的概念正在经历巨大变革。20世纪的医学旨在治愈病人，但21世纪的医学则逐渐走向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治愈病人”代表的是一种平等，因为这假设有个身心健康的规范标准，而人人都应享有这样的健康。如果有人低于标准，医生就该解决问题，让这些人能够“像大家一样”。相较之下，要让健康的人再升级，背后则是精英的概念，因为这里并没有所有人通用的标准，而是要让某些人比其他人强。人类就是希望自己记忆力比别人强，智商比别人高，性能力更不能输。如果某种升级已经变得太廉价、太普遍，人人都能升级，那等于就是把基线提高，等着下一代疗法继续超越。
因此，到了2070年，虽然穷人很有可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但他们与富人的差距将更为拉大。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找的比较对象通常都是同时代更幸运的人，而不是以前命运不佳的祖先。如果你对一个住在底特律贫民区的美国人说，他现在享有的医疗保健水平可比100年前的美国人好多了，大概不会有什么鼓励作用。事实上，这种话听起来是十足的自以为是。他会说：“为什么我要和19世纪的工厂工人或农民比？我也想过电视上那种有钱人的生活啊，或者至少有郊区那种高档住宅。”同样，如果你到2070年告诉下层阶级，他们享有的医疗保健已经比2017年时好得多，对他们来说实在算不上半点安慰。因为他们心中的比较对象会是那些升级后主导世界的超人类。
第二，就算会有许多医疗突破，我们仍然无法肯定穷人到了2070年一定能享有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因为国家体制和精英阶层可能根本不想再为穷人提供医疗保健。医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使大众获益，是因为20世纪是大众的时代。20世纪的军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士兵，经济发展也需要几百万的健康工人。因此，各国都建立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确保国民的活力和健康。人类最大的医疗成就正是为大众提供卫生设施、疫苗接种，消灭流行病。1914年，日本精英阶层之所以愿意为贫民接种疫苗，在贫民区兴建医院，修建污水处理系统，正是因为如果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和经济强国，就需要数百万健康的士兵和工人。
但这种大众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针对大众的医学也将随之走入历史。随着人类士兵和工人让位给算法，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再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是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升级到超人类。
今天，日韩等科技先进国家的出生率逐渐下滑，儿童人数逐渐减少，但这些国家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抚养、教育这些儿童。而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这种发展中大国，要怎么跟日本竞争？这些国家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头等车厢的精英，享有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同等条件的医疗保健、教育和收入水平。但还有为数几亿的一般国民，坐在三等车厢，苦于疾病、无知和贫穷。在21世纪，印度、巴西或尼日利亚的精英会想做什么？是要投资解决几亿穷人的问题，还是让少数百万富翁升级？在20世纪，因为穷人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精英阶层必须为穷人解决问题；但到了21世纪，精英阶层最有效（虽然十分无情）的策略，很可能是干脆切断百无一用的三等车厢，只让头等车厢继续前进。想与日本竞争，巴西需要的可能不是几百万个健康的普通工人，而是少数几个经过升级的超人类。
一旦出现这种在身体、情感和智力上都远超常人的超人类，自由主义信仰又怎么可能生存下来？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超人类的体验会和一般智人完全不同，情况又会如何？如果超人类一读关于低等智人偷盗故事的小说就觉得无聊，而一般人看到超人类的爱情肥皂剧又完全无法理解，该怎么办？
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成就——克服饥荒、瘟疫和战争——都是为了让所有人享有富足、健康与和平。至于21世纪的新议题：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也同样希望为全人类服务。然而，由于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超越而非维持基本要求，最后就可能创造出新的超人类阶级，砍断自由主义本源；超人类看待一般人，就会像是19世纪欧洲人看待非洲人的情况。
如果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将人类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又或者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已经完全从人类手中转移到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都将崩溃。什么样的新宗教或意识形态，能够填补这样的缺口，并且指导我们如神一般的后代？
第10章 意识的海洋
新宗教浮现的地点，不太可能是阿富汗的洞穴或是中东的宗教学校，反而会是研究实验室。就像社会主义承诺以蒸汽和电力为世界提供救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新的科技宗教也可能承诺以算法和基因为世界提供救赎，进而征服世界。
虽然现在大家常常谈的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但从宗教观点来说，目前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并非“伊斯兰国”或美国南部的《圣经》带（Bible Belt，信奉基督教福音派的地区），而是硅谷。在这里，各个高科技大师正在为我们酝酿全新的宗教，这些宗教信的不是神，而是科技。科技宗教同样提供过往宗教的一切旧奖励：快乐，和平，繁荣，甚至是永恒的生命，但方法却是在生前获得地球科技的协助，而不是死后接受天堂的帮助。
这些新的科技宗教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科技人文主义和数据主义。数据主义认为人类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宇宙任务，现在应该把接力棒传给完全不同的实体。关于数据宗教的梦想和噩梦，我们将留到下一章讨论。本章主要谈的是较保守的科技人文主义，这种宗教仍然认为人类是造物的巅峰之作，也坚守许多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科技人文主义同意，我们所知的智人已经成为历史，以后不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科技创造出智神：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智神仍会保有一些基本的人类特征，但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力，并且能够对抗最复杂的无意识算法。由于智能正在与意识脱钩，而且无意识的智能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类如果还想不被踢出局，就得积极将心智升级。
7万年前，认知革命改变了智人的心智，让原本毫不重要的非洲猿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智人的心智经过提升后，忽然能够接触到主体间的领域，于是创造了神和企业，建立了城市和帝国，发明了文字和货币，最后也能够分裂原子、登上月球。据我们所知，这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因为智人的DNA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大脑神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布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科技人文主义或许也只需要对>藏书网人类的基因组再多做些改变，将大脑再稍微调整一下布线，也就足以启动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心智改造，让人类能够接触主体间的领域，也就让智人成了地球的统治者；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会让智神接触到目前还难以想象的新领域，让智神成为整个星系的主人。
早在一个世纪前，进化人文主义就希望创造出超人类，而现在的科技人文主义则可说是这个梦想的新形态。希特勒等人的想法，是要通过选择性育种和种族清洗来创造超人，但21世纪科技人文主义则希望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脑机界面，以更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个目标。
心智的差距
科技人文主义希望让人类的心智升级，让我们能接触到目前未知的体验、目前未闻的意识状态。然而，要更新人类心智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任务。第3章就讨论过，我们还无法真正了解心智，不知道心智由何而生，也不知道心智的作用为何。通过试错，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控制人类的心理状态，却很少真正全面理解这种控制可能有怎样的影响。更糟的是，因为我们并不熟悉最完整的心理状态范围，也就不知道该把目标定在何处。
我们就像是一座孤岛上的居民，刚刚发明了第一艘船，正准备在没有地图甚至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扬帆出海。而且事实还可能更糟糕。在这个比方里，这些岛民至少还知道自己生活在一片茫茫大海中，知道自己只占据了一小块地方。但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可能也只是住在一座小小的意识岛上，而外面由我们不熟悉的心理状态所构成的海洋，可能无边无尽。
真正的光谱和声谱范围，都比人类能看到和听到的更为宽泛；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也可能远大于普通人的感知。人类肉眼只能看到波长在400纳米到700纳米之间的光，而在人眼这个小小的视觉范围之外，还延伸出许多不可见的广大领域，波长更长的有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更短的则有紫外线、X射线和γ射线等。同样，心理状态的频谱可能无限延伸，但科学目前还只研究了其中两小部分：次规范群体（sub-normative），以及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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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在整个电磁波频谱中，人类只能看到其中很小的一段。整体实际的频谱，大约是可见光这一段的10万亿倍。
心理的频谱，会不会也是如此庞大？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及心理
?.t>疾病的患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于这种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我们的了解虽不全面，但十分详细：这一状态范围内的人类感觉、思考或沟通的能力低于正常值。与此同时，对于认定为健康、规范的人类，科学家也进行了关于其心智及体验的研究，但此类研究的对象多半属于WEIRD群体，无法代表所有人。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的人类心智研究，是假定智人都像是《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
在2010年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约瑟夫·亨利希（Joseph Henrich）、史蒂芬·海涅（Steven J. Heine）和阿兰·洛兰萨杨（Ara Norenzayan）三人针对心理学六大次领域的顶尖科学期刊，系统性调查了所有发表的论文。研究结果发现，虽然论文常常声称人类的心智如何如何，但大多数的研究只是以WEIRD群体的样本为基础。例如，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可能是社会心理学这个次领域最重要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96%的抽样属于WEIRD群体，并且68%都是美国人。此外，足足有67%的美国参与者、80%的非美国参与者是心理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在这份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里，实验调查对象超过三分之二是西方大学的心理系学生。亨利希、海涅和洛兰萨杨就半开玩笑地建议，期刊名称应该改为《美国心理系学生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
心理系的学生之所以参与这么多实验，是因为教授的要求。如果我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用学生来做实验，可比用波士顿贫民区的居民方便得多，更别说要大老远跑到纳米比亚共和国，在卡拉哈里沙漠招募狩猎者作为被试了。然而，波士顿贫民区居民和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很可能各有其独有的心理状态，而只是逼着哈佛心理系学生回答长篇问卷或是把头塞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大概永远找不到答案。
而且，就算我们真的跑遍全球，研究每一个社群，仍然只能研究到智人心理频谱极有限的一段。现今所有人都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也都是单一地球村的成员。虽然卡拉哈里沙漠狩猎采集者的现代程度可能不比哈佛大学心理系学生，但仍然不像过去那样封在时间胶囊里。就算是这些采集者，也已经受到基督教传教士、欧洲商人、富有的生态旅游者、好奇的研究者等的影响。有个笑话说，在卡拉哈里沙漠，典型的狩猎采集者队伍是20个猎人、20个采集者，再加上50个人类学家。
在地球村出现之前，地球就像是由各种孤立人类文化组成的星体，当时环境促成的心理状态可能都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现实及日常生活不同，培养出的意识状态也就不同。不论是石器时代的猛犸象猎人、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还是镰仓时代的武士，谁又能确知他们的心智状态？此外，许多前现代文化都认为有某种更高级的意识状态，可以通过冥想、药物或仪式进入。萨满、僧侣或修士都很有系统地探索心智这片神秘的土地，并带回种种激动人心的故事，诉说着我们闻所未闻的意识状态，比如无上的宁静、极端的敏锐、无可比拟的感性，讲述着心智如何延展至无边无际、遁入一片虚空。
人文主义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化不再相信或不再想了解这种高级心理状态，认为一般人的俗世体验就是神圣。因此，现代西方文化有一点特殊之处：并没有某一群人形成某个特殊阶层，想追求超脱俗世的心理状态。有人想做这件事，就会被认定是嗑药、精神病或是诈骗集团。所以，虽然我们十分了解哈佛心理系学生的心理状态，但对于美洲原住民萨满、佛教僧侣或苏菲派的心理状态，反而所知非常有限。
而且，这还只是智人的心智。5万年前，地球上除了智人，还有尼安德特人这个近亲。尼安德特人没能发射宇宙飞船，盖出金字塔，或是建立帝国。显然，他们的心智能力与智人大不相同，也比智人少了许多天分。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其实比智人更大，他们的神经元都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可能拥有许多智人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
就算我们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人类物种全盘纳入考虑，距离要穷尽整个心理状态的频谱仍然差得太远。任何其他动物，都可能有人类难以想象的体验。比如蝙蝠，能够用回声定位（echolocation）来感受这个世界。它们会发出人耳无法听到的高频率声波，再侦测碰触前方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声波，建构出世界的样子。蝙蝠感知到的世界极度详细而准确，让它们能够快速穿行于树木和建筑物之间，捕捉蛾类和蚊虫，同时还能避开猫头鹰和其他猎食者。
蝙蝠活在一个回声的世界里。就像人类的世界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代表性的外形及颜色，蝙蝠的世界则认为每个物品都有专属的回声模式。仅从某只飞蛾纤纤翅膀反射的回声，蝙蝠就能判断这只飞蛾究竟是美食还是毒药。至于某些可食用的蛾类，则进化出类似毒蛾的回声模式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飞蛾进化出的能力更了不起，能够直接让蝙蝠雷达的声波转向，于是这些飞蛾能够像隐形轰炸机一般飞来飞去，而蝙蝠却浑然未觉。回声定位世界复杂和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及听觉世界，但我们就是全然未知。
关于心智的哲学，一篇经典之作就是《当蝙蝠的感觉如何？》（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这篇发表于1974年的文章中指出，智人的心智无法体会蝙蝠主观的世界。我们可以写出各式各样的算法来模仿蝙蝠的身体、回声定位系统和神经元，但这一切还是没办法告诉我们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 5728." >在某只飞蛾拍动翅膀的时候，回声定位是什么感觉？究竟是和用眼睛看差不多，还是根本完全不同？
向智人解释回声定位一只蝴蝶的感觉，可能就如同向一只看不见的鼹鼠解释看到达·芬奇画作的感觉，绝对没有效果。很有可能，蝙蝠的情绪也会受到回声定位感受的深深影响。就像对于智人来说，爱是红色，嫉妒是绿色，忧郁是蓝色，但谁能知道母蝙蝠对小蝙蝠的爱在回声定位里是什么感觉？公蝙蝠在回声定位里看到敌人，又是什么感受？
当然，这并不只是蝙蝠特有的情况，只是无数可能的例子之一。正如智人无法理解当只蝙蝠是什么感觉，我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当鲸鱼、老虎或鹈鹕是什么感受。当然感觉一定有，只是我们就是不知道。鲸鱼和人类同样使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来处理情绪，但鲸鱼的边缘系统却多出一整块人类没有的组织。或许因为多了这一块，就让鲸鱼能够体验到与人类大不相同而且极度深刻复杂的情绪？此外，鲸鱼也可能有极惊人的音乐体验，连巴赫或莫扎特都望尘莫及。鲸鱼可以听到数百公里远的彼此，而且每头鲸鱼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歌曲”，曲长可能长达数小时，而且非常精致复杂。经常就会有一头鲸鱼谱出新的“流行歌曲”，整个海洋里的鲸鱼都会跟风模仿。科学家常常会记录这些“流行歌曲”，再用计算机加以分析，然而人类真的能够体会这些音乐，知道鲸鱼贝多芬和鲸鱼小贾斯汀有何不同吗？
这一切不该让我们太惊讶。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智人的情感更深刻或音乐体验更复杂。至少在某些体验领域里，智人确实可能不如鲸鱼、蝙蝠、老虎或鹈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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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一首座头鲸歌曲的声谱图。鲸鱼对这首歌有怎样的感受？原声带专辑 href='/article/2460.htm'>《旅行者》中除了贝多芬、巴赫和查克·贝里之外，也录了一首鲸鱼歌，但我们只能希望这头鲸鱼真的唱得不错
而且，在人类、蝙蝠、鲸鱼和其他所有动物的心理范围之外，或许还有更大、更奇特的领域有待探索。很有可能心理状态无止境，但由于在这40亿年的地球演化中，所有智人、蝙蝠或恐龙还不具备能够感受这一切的必要能力，因此从未有相关体验。而到了未来，有了强大的药物、基因工程、电子头盔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有可能打开通往这些领域的通道。就像哥伦布和麦哲伦驶向海平面的彼方，探索新的岛屿和未知的大陆，或许某天我们也能前往心智的映照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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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意识的频谱
我闻到恐惧的气味
如果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一心想的就是治愈精神疾病、享受WEIRD社会的生活，光是研究次规范的心理状态及WEIRD群体的心智，或许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虽然常有人批评规范心理学一看到偏离规范就认为是问题，但在20世纪，这让无数患者得到安慰，也让数百万人生活顺利、精神正常。
但到了第三个千年的开端，我们将会面临一种全新的挑战，自由人文主义被科技人文主义取代，而医学也越来越着重于让健康的人升级，而非治愈病人。医生、工程师和顾客不仅仅满足于治愈精神问题，而是要让整个心智升级。我们的科技能力会逐渐打造新的意识状态，但我们对这块新领域还没有可用的地图。我们熟悉的只有WEIRD群体规范和次规范的心理状态频谱，甚至连该前往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因此，目前心理学最热门的子领域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也就不意外了。20世纪90年代，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埃德·迪纳（Ed Dinner）、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权威专家认为，心理学除了研究心理疾病，还应该研究心理的积极力量。究竟为什么，我们对生病的心智了解如此清楚，对正常强健的心智却连一张科学的地图都没有？在过去20年间，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优于规范（super-normative）的心理状态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但直到2016年，科学对于这片领域仍然可说是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盲目向前冲，一心想提升当下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的心智能力，却忽略甚至贬抑了其他心智能力。当然，这种现象自古皆然。几千年来，社会系统都会根据其需求来塑造或重塑人类的心智。智人原本的进化只是要成为一小群亲密社群里的成员，这种心智能力并不会让他们习惯于当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齿轮。但随着城市、王国和帝国兴起，社会系统培养了大规模合作所需的能力，但同时却忽略了其他技能和才华。
举例来说，远古人类可能常常会用到嗅觉。狩猎采集者能够靠着嗅觉，辨认出远处各种不同的动物、人类，甚至是情绪。恐惧的气味就和勇气不同。一个人害怕时所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与他充满勇气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就是不一样。如果你与远古时期的一个部落坐在一起，而他们正在争执是否要和隔壁部落开战，你真的能够“闻出”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但因为嗅觉这种功能只有在成员少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所以等到智人组织成更大的团体时，嗅觉的社会价值也就一落千丈。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就闻不出来。于是，人类的嗅觉能力遭到轻视，至于在几万年前可能用来处理气味的大脑区域，现在也可能被用到更急迫的任务上，比如阅读、数学和抽象推理。社会系统希望我们用神经元来解微分方程式，而不是用来闻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其他感官以及注意到感官感受的潜在能力，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过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总是保持警惕。在森林里找蘑菇的时候，他们会仔细闻风的气味，专心观察地面。找到一个蘑菇之后，他们会仔细咀嚼蘑菇，感受最细微的味道差异，分辨这个蘑菇究竟适合食用还是有毒。到了今天的富裕社会，人类多半不需要如此敏锐。超市里就有上千种食物可供选择，食品安全都有卫生部门监督。但不管选的是意大利比萨还是泰国泡面，都可能是在电视前面狼吞虎咽，几乎不管这食物有何风味（正因为如此，食品加工商才要不断推出刺激的新口味，希望能够动摇一下我们的无动于衷）。
同样，由于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就算是住处离得很远的朋友，仍然很容易见到面。但就算真的碰到面，我们也不见得把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总是在看手机有没有新信息、脸谱网有没有新动态，觉得一定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别的地方。现代人类已经患上“错过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在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虽然手中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选了之后又很难全心全意对待。
除了嗅觉和注意力，人类也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许多文化认为，人类在梦中的所见所为，重要性并不亚于清醒时的所见所为，因此会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记住梦的能力，甚至是在梦中世界控制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够控制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lucid dreaming），清醒梦的专家据称可以在梦的世界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相反，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信息，甚至不过就是心智产生的垃圾，于是做梦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重要，很少有人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不做梦，或是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专注头盔，就像是那个不耐烦的朋友。确实，有些时候（例如在战场上）我们需要迅速下定决心，但生命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使用头盔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最后就会像失去了嗅觉、做梦和注意的能力一般，失去容忍各种疑惑和矛盾的能力。社会系统喜欢我们下定决心，而不是心存怀疑，所以整个系统也可能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比起拥有怀疑和矛盾的社会，如果一切都要求明快坚决，生活反而可能变得更贫瘠肤浅。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
宇宙凭依的钉子
科技人文主义还面临另一个恐怖威胁。一如所有人文主义教派，科技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意志是神圣的，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依凭。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然而，如果未来科技能够重塑、改造这些期望，会是什么情形？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听真实的自己，总有许多嘈杂噪声铺天盖地而来。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真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那可能会是些不受欢迎的秘密和令人难堪的要求。有许多人根本是处心积虑不想对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业上平步青云的律师，可能就不想听到内心叫她放轻松赶快生个宝宝的声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负罪恶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梦，如影随形。对自己性倾向还不太确定的年轻人，告诉自己先保持沉默。对人文主义来说，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会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但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论内心的声音有多么丑恶，也要勇敢面对，要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听从它的指导、排除万难。
但根据科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是要控制这些声音。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化系统如何产生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玩弄这些开关，把这里音量调高、那里音量调低，让人生过得更轻松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师可以来颗派甲酯，有罪恶感的士兵可以吞颗百忧解（Prozac），至于对生活不满的妻子，替你忧（Citao）就是答案。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比如前面提过的记者萨莉·埃迪，她戴上“专注头盔”，让脑中其他声音安静下来之后，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觉也大大提升。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变革酝酿已久。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不再不证自明。我们学会调节内心声音的音量之后，也得放弃对“真实”的信念，因为我们再也不清楚现在是谁在调节开关。把脑中的噪声关掉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让我听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又怎么决定该关掉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呢？
让我们单纯为了讨论而做个假设：假设几十年内，脑科学家就能让我们轻松且准确地控制许多内心的声音。再假设有一个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年轻男性同性恋，许多年来一直不出柜，终于存够了钱，想去动手术。他带着10万美元前往诊所，决心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样是异性恋。站在诊所门前，他心里又重复了一次想对医生说的话：“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男人了。”接着他按了门铃，但开门之后，看到《急诊室的春天》里的乔治·克鲁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这个小伙子魂儿都飞了，喃喃说着：“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变成异性恋了。”
这个年轻人真实的自我，打败了过去经历的宗教洗脑吗？又或是一时的诱惑，让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听从或背叛？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及重塑意志，就无法再把意志看作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因为不管我们的意志为何，我们总能让它改变主意。
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欲望才能使世界充满意义。但如果我们连欲望都能选择，又凭借什么来做这种选择？假设在 href='9623/im'>《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如果整个宇宙所凭依的钉子钉错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颗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钉在哪儿？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钉，我该挑哪里？又为什么该挑那里呢？
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是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罗密欧，爱上了凯普莱特（Capulet）家族的朱丽叶，可两家却是世仇，于是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服个药丸或是戴个头盔，直接把那些对彼此造成不幸的爱意给消灭掉，不就没事了吗？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因此，有个更大胆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彻底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成为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选人坐在历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试。这位候选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
第11章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
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 href='1131/im'>《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今天，我们视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不只是单一生物，还包括蜂箱、细菌的菌落（y）、森林和人类城市之类的社会。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常用数据处理系统的概念来诠释经济。一般人看来，经济就是有农民种小麦，有工人做衣服，有顾客买面包和衣服。但在专家眼中，经济机制就是收集关于欲望和能力的数据，再转化为决策。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是集中式处理。资本主义让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换信息、独立做出决定来处理数据。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如何确定？每家面包店爱做多少就做多少，价格爱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顾客只要能够负担，一样可以爱买多少就买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面包店购买。一根法棍面包1000美元并不犯法，只是大概没人会买。
让我们把规模放大，假设投资者预测面包需求将增加，就会买入研发高产量转基因小麦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份。资金流入，该公司就能加速研究，更快提供更多小麦，以避免面包短缺。就算哪家生物科技巨头半路夭折，也可能有竞争对手实现这项突破。因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将分析数据和做决定的工作分发下去，交给许多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接的处理器。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说：“在一个把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给许多人的系统中，可以靠价格协调不同人各自的独立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证券交易所正是人类迄今创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系统。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或是通过银行或退休基金加入。证券交易所推动着全球经济，在地球，甚至外太空发生的事情，无不纳入考虑。不管是科学实验成功、日本传出政治丑闻、冰岛火山喷发，甚至太阳表面有不规则活动，都会影响股价。而为了让系统运作顺畅，就需要让尽量多的信息尽可能地自由流动。如果全球有数百万人都能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就会通过买卖来决定石油、现代汽车股票或瑞典政府债券最准确的价格。据估计，证券交易所只要根据15分钟的交易信息，就能确定《纽约时报》某个头条对于大多数股价的影响。
这种数据处理的概念，也能够解释为何资本家喜欢降税。重税代表可用资本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单一地点（国库），也就有越来越多决策必须由单个处理器（政府）来决定。这样一来，整个数据处理系统就会过度集中。假设税收高到离谱，几乎所有资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决定，包括面包的价格、面包店的位置，以及研发预算。在自由市场中，如果某个处理器做出错误的决定，立刻就会有人乘虚而入。但如果几乎所有决定都操纵在单一处理器手中，一犯错就可能是场大灾难。
这种所有数据都由单处理器来处理并决定的极端情况，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在苏联经济里，号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换句话说，政府会把你的利润全部取走，再判断你有什么需求，并提供给你。虽然这种极端方案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苏联及东欧可说是尽力逼近。它们放弃了分散式数据处理的原则，转换为集中式数据处理，苏联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处，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直接沟通，而且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
例如，苏联的经济部门可能会决定：所有店里的面包价格都是2卢布又4戈比（kopek）；敖德萨州（Odessa Oblast）的某个集体农场本来种小麦，但现在要改成养鸡；另外，莫斯科的红色十月面包店每天要生产350万个面包，一个也不准多。与此同时，苏联的科学部门也会命令苏联所有生物科技实验室接受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理论。李森科素负恶名，执掌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 Academy fricultural Sces），但他不相信当时主流的基因遗传理论。他坚信，如果某个生物这辈子得到了新的性状，就能直接传给后代。这种想法完全违背正统达尔文学说，却与苏联的教育原则十分吻合，意味着只要训练小麦承受寒冷的天气，后代的小麦也能够耐寒。于是，李森科把几十亿株“反革命”的小麦送到西伯利亚接受再教育；只不过，苏联很快就被迫从美国进口越来越多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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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1963年，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集中式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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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喧嚷：分散式数据处理
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又或者上帝对这些共产主义者降下怒火。资本主义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至少在这个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20世纪末期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法处理。像这样把所有数据都集中起来、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一群官员决定，虽然能够生产出原子弹，却绝不可能打造出苹果或维基百科。
有一个故事（可能是假的，但精彩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讲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了让苏联经济起死回生，派出一位主要副手到伦敦，想了解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东道主带着这位苏联来的贵宾参观伦敦，前往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政经学院参观，与银行经理、企业家和教授长谈。这位苏联专家忽然忍不住说：“抱歉，请先停一下。先别管所有这些复杂的经济理论了。我们在伦敦来来回回一整天，有件事我一直不懂。在莫斯科，我们派了最聪明的人来研究面包供应制度，但每家面包店和杂货店还是大排长龙。而在伦敦，这里有数百万人口，我们今天经过了许多家店和超市，却没有一个地方需要排队。请带我去见一下在伦敦负责供应面包的人，我一定得学学他的秘招。”东道主抓了抓头，想了一下，说道：“可是，没人负责供应面包给伦敦啊。”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并没有中央处理单元垄断关于伦敦面包供应的所有数据，而是信息在几百万名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包师和企业家、农民和科学家之间自由流动，市场力量决定面包的价格、每天烘焙的数量，以及研发的顺序。如果市场力量做出不当的决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我们现在的重点并不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用数据处理的概念来了解经济学。
所有的权力都去了哪儿？
政治科学家也逐渐把人类政治结构理解成数据处理系统。民主和专制在本质上是两套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对立机制。专制使用集中式处理，而民主则喜欢分散式处理。民主在过去几十年里占得上风，是因为在20世纪晚期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式处理的效果更佳。如果换一个情境（比如古罗马帝国时代），反而可能是集中式处理拥有优势，让罗马共和国衰落，权力从元老院（Senate）和公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转移到专制皇帝的手中。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处理的情境在21世纪再次改变，民主制度也可能衰败，甚至消失。随着数据量和流通速度双双提升，选举、政党、国会这些制度就可能遭到淘汰；原因不在于不符合伦理道德，而是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当时这些机构发展的背景，是政治的脚步走得比科技更快。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够慢，于是政客和选民仍能领先一步，规范及操纵发展的路线。然而自蒸汽时代以来，政治的节奏没有多大改变，但科技已经从一挡切换到四挡。科技革命的脚步快到让政治追不上，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选民，都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
互联网>的兴起，能让我们一窥未来。现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及安全来说，网络空间都不可或缺。但讲到网络设计的各种不同选项，虽然仍牵扯到主权、边界、隐私、安全等传统政治议题，却并未借助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有人曾经投票决定网络空间该是什么形状吗？网络设计者的种种决定未受公众监督，因此今日的互联网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管束的自由区域，侵蚀国家主权、无视边界、破坏隐私，可能正是最可怕的全球安全风险。10年前还几乎没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今日的政府官员忧心忡忡，认为网络“9·11”已经一触即发。
于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机，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进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美国国安局或许能够监控每个人说的每句话，但看到美国外交纰漏不断，就知道华盛顿虽然拥有所有数据，却没人知道该怎么运用。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知道得如此清楚，但也鲜有政府能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反应笨拙。这就像打牌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手有什么牌，却不知怎么搞的，总是一输再输。
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现今民主制度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的速度太过缓慢，而且大多数选民对生物学和控制论（cyberics）的认识也不足，无法形成切中要点的意见。因此，传统民主政治正逐渐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
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儿。在英国选民的想象中，权力被欧盟夺走了，所以他们投票脱欧。而在美国选民的想象中，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反体制的候选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可悲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权力去了哪儿。就算英国离开欧盟、特朗普接掌白宫，权力也绝对不会回到普通选民身上。
这并不代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会重演。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和速度.。在20世纪，独裁者对未来自有一套宏伟愿景，例如法西斯主义，希望彻底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论你对希特勒等独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说他们没有愿景。而到了今天，理论上领导者的愿景应该会更为宏伟，毕竟过去的纳粹不过是有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就想打造出新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还有生物科技和超级计算机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电影的剧情里，希特勒一样的政客，一心夺取各种新科技，用来实践各式极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纪早期，就算在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这些国家，实际的领导人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形象根本是两回事。那些人看起来可没有什么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他们做过的最疯狂的梦仍然不过就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之类的，还完全停留在“二战”时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旧的苏联集团，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国。与此同时，偏执的美国共和党人大骂奥巴马是个无情的独裁者，说他阴谋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但过了8年总统任期，奥巴马费尽心力也只是勉强推动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论是创造新世界还是新人类，都完全不在他的议题之列。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议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好事。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种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场灾难。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最好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决定，结果这就成了政客无为和无知的借口，还认为这种做法是大智慧。对政客来说，反正一切交给市场就好，自己何必要懂这个世界呢？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却短视而无远景，这样的搭配仍有问题。毕竟愿景不一定是坏事，而缺乏愿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纪，反乌托邦的纳粹愿景并不是自己分崩离析，而是被自由主义同样宏伟的愿景击败。之所以不该将未来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
有些人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站不住脚。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挡全球变暖，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权力真空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传统政治结构在21世纪无法迅速处理数据，形成有意义的愿景，就会出现更有效率的新结构，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些新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建立并控制这些结构。如果人类自己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或许该让其他候选者来试试。
概括历史
根据数据主义的观点，可以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而每个个人都是里面的一个芯片。这样一来，整部历史的进程就要通过4种方式，提高系统效率：
1.增加处理器数量。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运算能力会高于拥有1000人口的村庄。
2.增加处理器种类。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就不同。因此，如果单一系统拥有不同种类的处理器，就能增加其动力与创意。农民、祭司和医生对话中所产生的想法，可能是狩猎采集者之间怎么谈都不会谈到的。
3.增加处理器之间的连接。如果只是增加处理器数量和种类，但 5f7c." >彼此之间无法连接，仍然没有意义。10个有贸易网络连接的城市，产出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创新通常会高于10个孤立的城市。
4.增加现有连接的流通自由度。如果数据无法自由流通，仅仅连接处理器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这就像是在10个城市之间修建了道路，但路上满是劫匪，商人或旅行者难以通行，这条路的作用也就会大打折扣。
这4种方法常常互相矛盾。处理器的数量和种类越多，自由连接就越困难。因此，智人数据处理系统的建构分成四大阶段，各自强调不同的方法。
第一阶段始于认知革命，开始能够将大量智人连接为单一数据处理网络。这一点让智人拥有超乎其他人类及动物物种的关键优势。对尼安德特人、黑猩猩或大象来说，能够连接成单一网络的个体数量有限，但智人却打破了这个限制。
智人运用其数据处理优势，走向了世界各地。但随着智人分散到不同区域、感受不同气候，就开始彼此失去联系，经历不同的文化变革，形成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各有其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世界观。因此，历史的第一阶段就是增加人类处理器的数量及种类，但同时牺牲了连接：两万年前的智人数量远多于7万年前，但欧洲智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于中国的智人。当时，欧洲和中国之间并无连接，也几乎不可能在某天所有智人连接成单一的数据处理网络。
第二阶段从农业革命开始，持续到大约5000年前，其间发明了文字和金钱。农业加速了人口增长，使人类处理器数量急剧上升。同时，农业让更多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地方网络，各自拥有数量空前的处理器。此外，农业也为各个网络创造动机和机会，鼓励彼此贸易沟通。但即使到了第二阶段，仍然是离心力唱主角。因为没有文字和货币的概念，人类难以建立城市、王国或帝国，仍然只是分散在无数个小部落，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要说所有人类会团结形成一体，在当时简直是痴人说梦。
第三阶段始于大约5000年前，当时发明了文字和货币，结束于科学革命开始前。有了文字和货币之后，人类合作的重力场最终摆脱了离心力，让各个团体融合起来，形成城市和王国，而各个城市和王国的政治和商业联结也更为密切。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出现了钱币、帝国和普世宗教）之后，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想象着要建立涵盖整个地球的单一网络。
到了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大约始于1492年，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早期的现代探险家、征服者和交易商，一起编织出了覆盖整个世界的最初的几条线。到了现代晚期，这些线变得更加结实紧密，哥伦布时期已如同蛛网，到了21世纪更是形成了钢铁和沥青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是，信息能够在这个全球网络里越来越自由地流动。哥伦布刚刚把欧亚网络和美洲网络相连时，每年只有极少的信息能够越过海洋，还得应付各种文化偏见、严格审查和政治打压。但渐渐地，不论是自由市场、科学社群、法治概念还是民主传播，都有助于消除种种障碍。我们常常想象，民主和自由市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们比较“好”。但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改善了全球数据处理系统。
于是，在过去的7万年间，人类先扩散，再分成不同群体，最后再次合并。但合并并不代表一切回到原点。过去的多元族群融入今天的地球村时，各自都带着思想、工具和行为上的独特传承，呈现一路走来的收集与发展成果。在现代的食品柜里，就有中东的小麦、安第斯地区的马铃薯、新几内亚的糖，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同样，我们的语言、宗教、音乐和政治，也蕴含着地球各地的万世瑰宝。
如果人类整体就是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它的产出是什么？数据主义者会说，其产出会是一个全新的甚至效率更高的数据处理系统，称为“万物互联网”（I-of-All-Things）。只要这个任务完成，智人就会功成身退。
信息渴求自由
一如资本主义，数据主义一开始也是一个中立的科学理论，但正逐渐成为要判别是非的宗教。而对这个新宗教来说，最高的价值就是“信息流”。如果生命就是信息流，而我们又认为生命是好的，下一步就是让全宇宙的信息流更深、更广。数据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并不神圣，智人并非造物主的巅峰之作，也不是未来智神的前身。人类只是创造万物互联的工具，而万物互联可能从地球这个行星向外扩张，扩展到整个星系，甚至整个宇宙。这个宇宙数据处理系统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操控一切，而人类注定会并入系统之中。
这种概念让人回想起某些传统宗教愿景，印度教相信人类能够也应该融入整个宇宙共有的灵魂（atman）；基督教教徒则相信，圣人死后会获得上帝的无限恩典，而罪人则是切断了与上帝的联结。事实上在硅谷，数据主义的先知就在刻意运用传统上的各种救世说词。例如雷·库兹韦尔的预言书就叫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呼应施洗约翰的呼喊“天国近了”（《马太福音》3：2）。
数据主义者告诉那些还崇拜着血肉之躯的人：你们太依赖一种过时的科技了，智人就是个该淘汰的算法。这么说吧，人类有什么能胜过鸡的地方呢？唯一的一点，就是人类的信息流模式比鸡复杂得多。人类能够吸收更多数据，处理信息的算法也优于鸡。（一般来说，人类有更深的情感、更高的智力。但请别忘记，就现在的生物科学看来，情感和智力也不过都是算法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创造出某个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比人类吸收更多的数据，处理信息算法的效率也比人高，是不是这个系统就能胜过人，正如人类胜过鸡？
数据主义不只是空谈理论，而是像每一种宗教一样都拥有实际的诫命。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就是数据主义者要连接越来越多的媒介，产生和使用越来越多的信息，让数据流最大化。数据主义也像其他成功的宗教，有其传教使命。它的第二条诫命，就是要把一切连接到系统，就连那些不想连入的异端也不能例外。而且这里指的一切并不只是人，而是一切事物。人类的身体自不必说，还包括街上行驶的车、厨房里的冰箱、鸡舍里的鸡、树林里的树，一切都要连接到万物互联网上。以后，冰箱就会监视鸡蛋还剩几颗，并在需要补货时自动通知鸡舍。汽车能够互相交谈，树木则会报告天气和二氧化碳含量。我们不会容许宇宙的任何部分与这个伟大的生命网络分开，而如果斗胆阻碍数据的流通，就是犯了大罪。信息不再流通，与死亡有何异？因此对数据主义来说，信息自由就是最高的善。
人类很少真正能够想出全新的价值观。上一次提出已经是18世纪，人文主义革命开始宣扬人类自由、平等、博爱这种种令人激动的理想。而自1789年以来，虽然也有许多战争、革命和动荡，人类却并未想出什么新的价值观。后来的各种冲突及斗争，都是以前面提过的三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为名，或者基于更早的价值观，例如要服从上帝、服务国家。数据主义是自1789年以来第一个真正创造新价值观的运动，而这个新价值观就是“信息自由”。
新的“信息自由”与过去自由主义所谈论的“言论自由”不能混为一谈。言论自由赋予的对象是人类，保护的是人类思考及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权利，当然也保护他们缄默、把想法放在心中的权利。相较之下，信息自由所赋予的对象并非人类，而是信息。而且在这种新价值观看来，信息自由流通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因此可能侵犯到人类传统的言论自由。
2013年1月11日，数据主义出现了第一位殉道者：艾伦·施瓦茨（Aaron Swartz）。这位26岁的美国黑客在自家公寓自杀身亡。施瓦茨是个罕有的天才，14岁就协同开发出了关键的RSS（简易信息聚合）通信协议。而他也是信息自由的坚定信徒，曾在2008年发表《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o），呼吁应让信息流完全自由、不加限制。施瓦茨在宣言中表示：“无论现在信息储存在何处，我们都必须获得这些信息，复制并与全世界分享。我们必须收集没有版权限制的内容，并为这些内容建档。我们必须购入那些未公开的数据库，将内容公布在网上。我们必须下载科学期刊，上传到文件共享网络。我们必须为了开放访问，如游击队般奋战。”
施瓦茨说到做到。用户必须向期刊数据库JSTOR付费，才能获得论文，这让他十分恼火。JSTOR数据库有数百万份科学论文和研究成果，完全支持科学家和期刊编辑享有言论自由，但也支持这些人认为想读文章就该付钱的自由。JSTOR认为，在作者研究创造出某种想法之后，如果想以此获得部分报酬，应该是作者的权利。施瓦茨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信息也想要自由，这些想法并不属于创造它们的人，把信息锁在墙后、必须付费才能获得的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利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网络进入JSTOR，下载了数十万份科学论文，打算全部公开到互联网上，让人人可以自由阅读。
施瓦茨遭到逮捕，被送上法庭。他在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定罪并入狱之后，便上吊自杀了。对于控告施瓦茨侵犯信息自由的学术和政府机构，黑客们发动了各种请愿和攻击。面对这种压力，JSTOR对自己在这起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歉意，并开放了许多（但仍非全部）数据内容供免费使用。
为了说服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数据主义的传教士一再解释信息自由有多大的好处。就像是资本主义相信一切的善都来自经济增长，数据主义相信一切的善（包括经济增长）都来自信息自由。为什么美国增长比苏联快？因为信息流动在美国更自由。为什么美国人比伊朗人或尼日利亚人更健康、更富有、更幸福？都是多亏了信息自由。所以，如果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就是要释放数据，给它们自由。
我们已经看到，谷歌能够比传统卫生机构更快察觉到流行病的暴发，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允许谷歌自由存取我们产出的信息。数据如果能自由流动，同样也能减少污染和浪费。例如通过信息自由，让交通运输系统效率更高。2010年，全球的私家车已经超过10亿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车辆污染地球，浪费大量资源，更别说还得为此不断拓宽道路、增设停车位。民众已经习惯私家车的便利，不太可能再回头搭公交车和火车。但数据主义指出，民众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车辆本身，而是移动的便利，只要有优秀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简单又有效地提供这种移动的便利。
我自己也有一辆车，但多半就是停着。就我平常的一天来说，早上8点04分开车，半小时到大学，把车停好，就放着一整天。18点11分我又回到车上，开车半小时回家，就这样。所以，我每天只有1个小时会用到车，何必另外23小时还要把车留着呢？如果有个智能共乘系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能让计算机知道我需要在8点04分离开家，由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把最近的无人驾驶汽车调过来，准时让我上车。把我送到大学之后，这辆车就能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在停车场白白等待。到了18点11分，我走出大学校门，就会有另一辆全民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停在我旁边，带我回家。这样一来，只要有5000万辆共享的无人驾驶汽车，就能取代10亿辆私家车，而且所需的道路、桥梁、隧道和停车空间都会大大减少。但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就得放弃隐私，允许算法永远知道我身在何处、想去何方。
记录、上传、分享！
但也有可能，你根本早就信奉了数据主义（特别是20岁以下的人）。有些人其实很愿意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就算这代表着放弃隐私、自主性和个别性，他们觉得这无伤大雅。人文主义艺术推崇个别的天才，所以就算毕加索在餐巾上随笔涂鸦，也能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卖出几百万美元。人文主义科学赞扬的是个别的学者，因此每个学者都希望自己哪天能成为在《科学》（Sce）或《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然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和科学创作成于“所有人”的不断合作。是谁丰富了维基百科？我们所有人。
“个人”正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系统里的微小芯片，而这个巨大系统却没人真正了解。每天我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文章吸收无数数据，处理这些数据，再通过更多电子邮件、电话和文章，传回新的数据。但我真的不知道，在整个宏观的架构中，我究竟身处何处？我所产出的那些数据，又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出的数据连接？而且我也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因为光是回复电子邮件就已经耗尽我的时间。而随着我提升效率，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更多信息，也就是回复更多电子邮件、打更多电话、写更多文章，反而让身边的人淹没在更多的数据之中。
这种无情的数据流带来了新的发明和破坏，而且不在任何人的计划、控制或理解之中。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作，也没有人知道全球政治将走向何方。但也没有人真的需要理解这一切。你该做的，就只是回信回得更快（而且允许系统存取这些内容）。正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信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数据主义相信数据流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随着全球数据处理系统变得全知全能，“连接到这个系统”也就成了所有意义的来源。人类之所以想要融入这个数据流，正是因为只要成为数据流的一部分，你就会加入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计划。传统宗教向你保证，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上帝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至于现在的数据宗教则说，你说的每个字、你的每个举动，都是伟大数据流的一部分，算法一直看着你，也在意你的所有想法与感受。大多数人都对此非常满意。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要他们脱离数据流，就等于是要冒着失去生命意义的风险。如果你有了某种感受，而别人都不知道，也并未对全球信息交换有任何贡献，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文主义认为所有的体验发生在我们心中，我们要从自己的心里找出一切事物的意义，进而为宇宙赋予意义。数据主义则认为，体验不分享就没有价值，而且我们并不需要（甚至不可能）从自己心里找到意义。我们该做的，就是要记录自己的体验，再连接到整个大数据流中，接着算法就会找出这些体验的意义，并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20年前，日本游客因为总是拿着相机照个不停，曾经受到全世界的嘲笑，但现在人人都是如此。如果你现在去印度看到一头大象，你不会看着这头大象问问自己心中的感受，而是会手忙脚乱掏出智能手机，赶快照张相，上传到脸谱网，再每隔两分钟就检查一下，看看集到了多少个赞。在前几代人中，写日记只给自己看是很常见的人文主义习惯，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完全没道理。如果没有其他人读到，写了岂不是白写？现代的新座右铭是：“如果你体验到了什么，就记录下来。如果你记录下了什么，就上传。如果你上传了什么，就分享。”
我们在这本书里不断问着，究竟是什么让人优于其他动物？数据主义有一个全新而又简洁的答案。就个体而言，人类的体验并不比狼或大象的体验来得优越。只要是数据，都无高下之别。然而，人类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吟成诗、写成博客，再发表到网络上，使全球数据处理系统更为丰富。就是这样，才让他们的数据有了意义。狼做不到这件事，因此虽然狼的各种体验可能一样深远复杂，却毫无价值。这也就难怪我们会急着将自己的体验转化为各种数据。这不是赶不赶流行的问题，而是个生存问题。我们必须向自己和系统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而且价值不在于单纯拥有体验，而在于能将体验转化为自由流动的数据。
顺便提一下，就算是狼（至少是与它们血缘很近的狗）的体验，现在也可能会产生意义。现在已经有一家名为“不再只是汪汪汪”（No More Woof）的公司，正在开发一种能够读懂犬类体验的头盔。这个头盔会监测狗的脑波，再用计算机算法把一些简单的情绪（比如“我很生气”）翻译成人类语言。所以，你的狗可能也快要有它的脸谱网或推特账户了，搞不好还会比你得到更多赞或是有更多粉丝。
认识你自己
数据主义既非自由主义，亦非人文主义。但要特别强调一点：数据主义并不反对人文主义。数据主义对人类的体验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并不认为体验在本质上有何价值。前面审视三大人文主义教派时，我们曾问过哪个体验最有价值：是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查克·贝里、矮人进行曲还是狼嚎？就数据主义看来，这整件事根本是抓错重点，因为衡量音乐的价值，该看的是它带来多少数据，而不是它创造了什么体验。举例来说，数据主义认为，如果与矮人进行曲相比较，命运交响曲用了更多和弦和音阶，而且创造出更多在不同音乐风格间的对话，于是你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才能解读命运交响曲，由此也会获得更多的知识。
根据这个观点，音乐也是数学模式，也就能用数学来描述每个音乐作品，以及任何两首曲子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所有的交响乐、歌曲和嚎叫都能测量出精确的数据值，确定哪个最为丰富。至于它们对人类或狼所创造的体验，其实并不重要。的确，在过去大约7万年间，人类的体验是整个世界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算法，确实有理由多加推崇。但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到达临界点，人类算法将被取代，甚至成为负担。
人类是从数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开始进化，这套算法并非天生用来应付处理21世纪的数据流。我们可以试着升级人类数据处理系统，但光这样还不够。万物互联网可能很快就会创造出庞大而快速的数据流，就算是升级后的人类算法也无法处理。汽车取代马车，我们并不是让马升级，而是直接让马退休。或许，智人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
数据主义对人类采用严格的功能观点，完全依据能在数据处理机制上发挥多少功能来评估人类体验的价值。如果我们研发出能够具备相同功能而又更有效率的算法，“人类体验”这套算法就会失去价值。因此，如果不只是出租车司机和医生，就连律师、诗人和音乐家都能被更厉害的计算机程序取代，又何必要在意这些程序有没有意识、有没有主观体验呢？如果人文主义又开始赞颂人类体验的神圣，数据主义会觉得这是个打着情感牌的谎言。“你所称赞的体验，只是一种过时的生化算法。在7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这种算法可说是顶尖，而且就算到了20世纪，仍然对军队和经济至关重要。但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好的算法。”
在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的高潮里，人类面临外星人入侵舰队的机器人大军，又或是要消灭全人类的全知超级计算机，一切看来人类注定会灭亡。但人类总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而要感谢的就是所有外星人、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所未曾怀疑也无法看穿的东西：爱。就像在《黑客帝国》（Matrix）里，主角原本完全被超级计算机玩弄于掌心，被邪恶的机器人射了满满一轮子弹，但受到爱人的启发，就忽然大显神威，彻底扭转局势。就数据主义看来，这整个场景实在太荒谬了。它会对好莱坞编剧嗤之以鼻：“拜托，你就只能编出这种玩意儿啊？爱？而且还不是什么柏拉图式的大爱，只是两只哺乳动物的肉体吸引？你还真以为，如果全知的超级计算机或外星人都要征服整个星系了，还会被激素暴发这种小事糊弄？”
数据主义将人类体验等同为数据模式，也就破坏了我们的主要权威和意义来源，带来自18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宗教革命。在洛克、休谟和伏尔泰的时代，人文主义认为“上帝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现在数据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道：“没错，上帝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人类的想象力一样只是生化算法的产物。”在18世纪，人文主义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把神推到了一旁。而在21世纪，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把人推到一边。
数据主义革命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才能成功，但人文主义革命也不是一夜之间忽然成功。一开始，人类一直相信上帝，认为人类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人类由神所创，有某种神圣的目的。要到许久之后，才有一些人敢说人类的神圣是靠自己，而上帝根本不存在。同样，今天大多数的数据主义者认为，万物互联网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由人所创，要满足人类的需求。但到最后，万物互联网可能只要靠自己就有了神圣的意义。
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转变并不只是一场哲学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会真真切切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所有真正重要的革命，都会有实际的影响。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发明了上帝”，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有深远的实际影响。同样，数据主义认为“生物是算法”，这同样有深远的实际影响，不容小觑。所有的想法都要先改变我们的行为，然后才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在古巴比伦，每当人们面临两难时，都会在黑暗的夜里爬到神庙顶，仰望天空。人们相信是星星控制他们的命运，预测他们的未来，于是会用观星的结果决定是否结婚、耕田、发动战争。原本的哲学信念，转化成非常实际的日常作为。
但像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圣经》宗教，则讲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这些星星会说谎。星星是由上帝所创，而上帝早在《圣经》里就揭示了完全的真理。所以不要再观星了，读读《圣经》吧！”而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建议。每当人们不知道如何选择结婚对象或职业，又或是否应该开战，就会遵照《圣经》的指示。
但接着出现了人文主义，又讲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是人类发明了神，写了《圣经》，而且用了上千种方式加以诠释。所以，人类本身才是一切真理的本源。虽然可以把《圣经》当作一部颇具启发性的人类作品来读，但其实不一定需要这样。如果你面临两难局面，只要聆听自己，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就够了。”接着，人文主义也提供各种详细的实际指导及建议，告诉你如何聆听自己，比如看日落、读歌德的作品、写个人的私密日记、和密友谈心，还有举行民主选举。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同样接受了人文主义的这些指导。就算是物理学家想知道该不该结婚，也会去看看日落，想多多聆听自己的内心。就算是化学家考虑该不该接受某个似乎有麻烦的工作机会，也会写日记、找好友谈心。就算是生物学家争论该不该开战或签署和平条约，也会进行民主投票。就算是脑科学家要把自己震惊四座的发现写成书，也常常在第一页引用歌德的诗句。这正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之间现代联盟的基础，维持了现代微妙的阴阳平衡：情感与理性，博物馆与实验室，超市与生产线。
科学家不仅认为人类的感觉是神圣的，甚至还为此找出了很好的进化理由。在达尔文之后，生物学家开始提出解释，认为所谓感觉也是通过进化千锤百炼的复杂算法，能够帮助动物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类的爱情、恐惧和热情，并不只是能用来写诗的暧昧灵性，反而是体现了几百万年来的务实智慧。读《圣经》，收获的是古代耶路撒冷几位神父和拉比的建议；相较之下，聆听内心的声音，遵循的是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算法，而且这套算法已经通过了自然选择的最高规格测试。你的感觉正是几百万祖先的声音，而且他们都撑过了严酷的环境，成功生存和繁衍下来。当然，你的感觉并不见得总是准确，但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指导更可靠。几百万年以来，人的感觉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算法。因此，就算是在孔子、穆罕默德或斯大林的时代，人也应该聆听自己的感觉。
但到了21世纪，感觉不再是全世界最好的算法。我们正在开发更优秀的算法，能够充分利用前所未有的运算能力和庞大的数据库。谷歌和脸谱网的算法不仅完全知道你的感觉，还知道许许多多你自己浑然未觉的事。所以，别再聆听自己内心的感觉，听听这些外部算法怎么说。等到算法不仅能知道每个人的投票意向，甚至还能从根本的神经原因分析为何某人投民主党、另一人投共和党时，又何必举行什么民主投票呢？过去的人文主义呼吁着：“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现在的数据主义则呼吁：“聆听算法的意见！”
在你考虑结婚对象或职业又或是否应该开战的时候，数据主义告诉你，别再浪费时间爬上高山看落日了。至于去博物馆、写日记或与朋友谈心也是多此一举。没错，想做出正确决定，你确实要进一步认识自己。但在21世纪，已经有了比登山、去博物馆或写日记更好的办法。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数据主义指示：
“你想了解真实的自己？”数据主义这么问，“不用爬山或去博物馆了，做DNA测试了没？还没？！你在等什么？今天就去做！而且还要告诉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大家都要去做。他们的数据对你也非常重要。另外，听说过这些可穿戴式的生物计量装置吗？这些装置会每天24小时测量你的血压和心跳。听过？很好，那就去买一个，连接到智能手机上。另外，顺便买个便携式摄像机和麦克风，把你做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放到网络上。还有，要允许谷歌和脸谱网存取你所有的电子邮件，监测所有聊天记录和邮件，并且记录你所有的点赞和网络点击。只要这些都做到了，万物互联网的伟大算法就能告诉你该跟谁结婚、挑什么工作，以及是否开战。”
这些伟大的算法都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数据主义的神秘之处了。就像基督教认为人类无法理解上帝和他的计划，数据主义也认为人类的大脑无法理解新的终极算法。当然，目前的算法多半是由人类黑客所写的，但那些真正重要的算法（比如谷歌搜索的算法），背后都有巨大的开发团队。每个成员只懂拼图的一小块，没有人真正能够全盘理解整个算法。另外，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兴起，有越来越多算法会独立进化、自我改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些算法分析的数据量是天文数字，绝非人力可及，而且它们也能找出人类找不出的模式，采用人类想不到的策略。最早的种子算法或许是由人类开发的，但随着算法逐渐发展，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前往人类未曾踏足之地，而且人类也无力追寻。
数据流里的一片涟漪
数据主义当然也会面临批评及异见。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生命究竟能不能简化为数据流，还有待商榷。特别是我们也还不清楚，数据流究竟如何或为何能够产生意识和主观体验。或许在未来20年，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但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生物与算法还是不同。
同样有待商榷的一点，在于生命是否真的只是做出各种决策。在数据主义的影响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心投入研究决策过程，仿佛这就是生命的全部。但是否真的如此？知觉、情绪和想法当然对决策很重要，但这就是它们唯一的意义吗？数据主义越来越了解决策过程，但对于生命的看法却可能越来越偏狭。
要对数据主义提出批判，可能不仅是21世纪最大的科学挑战，更是最急迫的政治和经济议题。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自问，把生命当作数据处理和决策时，是否遗漏了什么因素？在这世界上，会不会有什么无法简化成数据？如果在所有已知的数据处理任务上，无意识算法终于完全胜过了有意识的人类智能，一旦我们用前者取代后者，可能会失去什么？
当然，就算数据主义有错，生物不只是算法，也不一定能阻止数据主义接管世界。过去就有许多宗教，虽然在事实上不尽正确，却也是大受欢迎、大权在握。如果基督教和政治风潮都能如此，数据主义何独不然？而且，因为数据主义正传播到所有科学学科，前景一片光明。只要能成为统一的科学范式，就很容易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教条。要反驳科学范式并非易事，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哪个科学范式真正得到整个科学界一致的采用。于是，某个领域的学者总是能从外部带入一些异端观点。但如果包括音乐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内的每个人都采用了同样的数据主义范式，各种跨学科研究只会让这个范式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就算范式本身仍有缺陷，趋势也极难抵抗。
如果数据主义成功征服世界，人类会发生什么事？一开始，数据主义可能会让人文主义加速追求健康、幸福和力量。数据主义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人文主义愿望而得以传播。而为了获得永生、幸福快乐、化身为神，我们就需要处理大量数据，远远超出人类大脑的能力，也就只能交给算法了。然而，一旦权力从人类手中交给算法，人文主义的议题就可能惨遭淘汰。只要我们放弃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秉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看来也就不再那么重要。都已经出现远远更为优秀的数据处理模型了，何必再纠结于这么过时的数据处理机器呢？我们正努力打造出万物互联网，希望能让我们健康、快乐，拥有强大的力量。然而，一旦万物互联网开始运作，人类就有可能从设计者降级成芯片，再降成数据，最后在数据的洪流中溶解分散，如同滚滚洪流中的一块泥土。
于是，数据主义对人类造成的威胁，正如人类对其他动物所造成的威胁。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不论面对任何事物，都以它在这个网络中有何功能来给予评价。几千年来，这让人类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人类在这个网络中执行着最重要的功能，也就很容易认为自己是这个网络所有成就的主要功臣，并认为自己就是造物的巅峰。至于其他所有动物，因为它们执行的只是网络中次要的功能，于是其生命和体验都遭到低估；只要动物不再能发挥任何功能，就躲不开惨遭灭绝的命运。然而，一旦人类对网络也不再能发挥重要功能，就会发现自己到头来也不是造物的巅峰。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会让我们也走上猛玛象和白鳍豚的灭绝之路。到时回首过去，人类也只会成为宇宙数据流里的一片小小涟漪。
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为科技并不会带来确定的结果。同样的科技，也可能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社会。举例来说，火车、电力、无线电、电话这些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科技，就能催生出法西斯政权或自由民主政体。让我们以朝鲜半岛两国为例：两国曾经可以获得相同的科技，但最后选择的用法只能说是南辕北辙。
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肯定将改变世界，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书中讲到的一切情境，都只是可能性，而非预言。如果你觉得某些可能性令你反感，欢迎运用各种新思维或采取新行动，让那些可能性无法实现。
然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常会受限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行动并非易事。本书追溯了目前各种制约条件的起源，希望能够让我们稍微从中松绑，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思考我们的未来。本书所做的，并不是断言未来必会如何而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窄，而是希望让我们把视野放宽，体察到还有其他更多选项。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没有人真正知道2050年的就业市场、家庭或生态将会是什么样子，又或是由哪些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主导世界。
但放宽视野也可能造成副作用，让我们比以往更加困惑和不知所措。面对这么多情况和可能性，该注意些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比以往更快，而我们又已被海量的数据、想法、承诺和威胁所淹没。人类正逐渐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由市场、集体智慧和外部算法，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类无力处理大量数据。过去想阻挡思想言论，做法是阻挡信息流通。但到了21世纪想阻挡思想言论，反而靠的是用不相关的信息把人淹没。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常常浪费时间研究辩论无关紧要的议题。在古代，力量来自有权获得资料。而到今天，力量却是来自知道该忽略什么。所以，面对这个混沌世界的一切，我们究竟该注意什么？
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情形，注意的可能就是当下的问题，比如中东动乱、欧洲难民危机、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思考的是未来几十年的情形，注意的就是全球变暖、不平等的恶化，以及就业市场的破坏。但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生命，其他的问题或发展的重要性，都比不过以下三项彼此息息相关的发展：
1.科学正逐渐聚合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条，也就是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
2.智能正与意识脱钩。
3.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这三项发展提出了三个关键问题，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仍能常挂于心：
1.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2.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
3.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