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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世系复杂，人数众多，人数众多，本表仅选入与本书相关人物。
此后的禅宗也只有法嗣，不传衣钵。是啊，南宗和北宗都自称正宗，如果一定要以衣钵为证，岂不会祸起萧墙大打出手？相反，不传衣钵，接班的人数就不受限制，必将有利佛法的弘扬。更何况，本来无一物，要什么衣钵呢？
事实上，六祖之后，法嗣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也不称祖，称世，包括四祖和五祖旁出的（见上页表，后面提到的人物关系亦见此表）。可以说，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便相当于阿拉伯人的四大哈里发，北宗和南宗则相当于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只不过，禅宗的伍麦叶和阿巴斯是同时并存，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而最终风行于中华大地的却是南宗，后来人们说到禅宗指的也是它。南宗与禅宗合而为一，提到北宗时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这样看，惠能其实是中土禅宗的初祖，因此也只有记录惠能言论的著作才叫做经，即《六祖坛经》。
这可是佛祖才能享受的待遇。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四、立地成佛
南宗的优越性，在主张顿悟。
顿悟和渐悟，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说，即神秀主张“渐入佳境”，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由于主张慢慢修成正果，所以要“时时勤拂拭”。相反，既然认为可以一步到位，当然要说“本来无一物”了。
显然，这里没有是非对错。惠能也说，本来正教并无顿悟和渐悟之分，只不过人与人有个体差异。有的敏捷，有的迟钝。迟钝的人修渐教，循序渐进；敏捷的人修顿教，立竿见影。但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
这是很实在的说法。可惜没人承认自己迟钝，大家也都希望速成，南宗作为顿教当然大受欢迎。
问题是，顿悟成佛有可能吗？
小乘佛教说No，大乘佛教说行。
乘（Yāna）音译衍那，梵文的本义为道路，汉语的本义为车辆，在佛教中指抵达彼岸的方法和途径。不过，小乘和大乘的主要区别不在运载工具，而在奋斗目标。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宣传普度众生。因此， 540e." >后者认为自己的道路和事业都大，便自称大乘（Mahāyāna，音译摩诃衍那），而把前者称为小乘（Hīnayāna，音译希那衍那）。
当然，前者并不认账，他们自称上座部。
看来，大乘主张兼济天下，小乘主张独善其身。这当然无可无不可。但不管怎么说，普度众生毕竟功德无量。小乘即便不肯做，也不至于反对，为什么不能同意呢？
关键在佛性。
佛性（Buddhatā）原指佛陀本性，也叫如来性，是人与佛的本质区别——佛的本性是佛性，人的本性是人性。佛性既然是佛的，就不可能是人的。否则佛与人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什么要拜佛？因此小乘佛教认为，人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度别人，最多只能修罗汉果，把自己解脱出来。
《金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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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代董其昌楷书 href='159/im'>《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清拓本。《金刚经》是大乘佛教般若部经典之一，在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后的禅宗有极高地位。成书于公元前494年间，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有六种译本，流传最广的是鸠摩罗什译 href='159/im'>《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乘佛教却认为，这种境界实在不高。学佛，就得修持佛果。即便一下子达不到佛的果位，也可以争取..做佛的“候补委员”——菩萨。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奋斗目标定得那么低，弄不好阿罗汉果也修不成。
何况罗汉也不是众生。这就是说，人性可以改造，佛与人也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通过修行和努力，人能够逐渐向佛靠拢，先修成阿罗汉，再修成菩萨，最后成佛。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连小乘佛教也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人又为什么能够向佛靠拢？
也只能承认：人性中原本就有佛性，只不过没有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但作为可能性，它是存在的。当它因佛教的修行而被引发时，就能够成为罗汉，甚至菩萨。如果还能够全部引发，圆满显现，那就是佛了。
9９lｉｂ?
因此，必须修订对佛性的定义：佛性是佛陀本性，也是成佛的可能性。它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犹如尚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唯其如此，创立佛教才有意义，普度众生才不是骗局，建立佛国净土才不会永无期日。
于是大乘佛教宣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时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众生皆有佛性，请问坏人有没有？第二，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他们未能成佛？第三，佛与众生，究竟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坏人也是众生。何况如果众生都是好人，则慈航普度没有意义。度得了恶人才是真普度，容得了小人才是真宽容。慈悲为怀不看对象，普度众生不设门槛，认定佛性当然也不论善恶。
实际上，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也不是美丑，而是觉悟与不觉悟，也就是悟与迷。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相反，不觉悟，未能觉悟，不肯觉悟，那就是众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佛与众生，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
既然只有一念之差，顿悟便完全可能。事实上，禅宗的四祖道信，就是在刹那之间觉悟的。当时他十四岁，拜在三祖僧璨门下学佛。僧璨问他：你来学佛想要怎样呢？
道信说：求解脱。
僧璨问：谁捆住你了啊？
道信答：没有人捆住我。
僧璨说：没人捆你，要什么解脱？
道信大悟，于是入门。
这叫什么呢？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如此说来，再苦再难也不要紧？
不要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恶多端也没关系？
没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禅宗，也难怪禅宗会被骂作“精神鸦片”了。是啊，按照“苦海无边”的逻辑，社会不公你不要抱怨，被人欺负也不要反抗，那只怪你自己不觉悟。如果你肯回头望望，就能看见那彼岸世界的灯火闪亮。
江湖骗子、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甚至窃国大盗，则不妨依然故我。反正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佛界仍有你一席地位，此前则尽管纸醉金迷，杀人放火，男盗女娼。禅宗已经为你留下后路，并且准备了心灵鸡汤。
如此说教，难道不是精致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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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误读和误解。禅宗从来就没有说过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愿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只在宗教的范围内，而且只是阐明一个基本原理：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迷与悟，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谓“回头是岸”云云，不过为了打消顾虑的极而言之。
因此，如果你要面对现实，完全可以不理睬禅宗。
何况觉悟二字真是谈何容易。它就像孔子的仁，一方面想要就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另方面又难以企及（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正可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想想也是。真那么简单，岂非满街是佛？
那么，不能成佛，问题在哪？
在执。
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比如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
六祖当年不丈夫，请人书壁自糊涂。
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为什么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他如何对答。
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
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
然而我们却只能说祖印明悟性不够，却不能指责他批评了六祖惠能。他是可以骂的，而且应该骂，必须骂。
因为禅宗的特色就是“呵佛骂祖”。
五、否定之否定
丹霞天然骑在了僧徒的脖子上。
这个胡作非为的人是惠能的四世法孙。由于当时流行在法号前面加山名、地名、寺名，所以叫丹霞天然——丹霞是山名，天然是法号。实际上他原本是儒家，只因为在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位学佛的禅者，才彻底改变了人生。
禅者问：施主到哪里去？
丹霞天然说：考公务员。
禅者说：当公务员哪里比得上做活菩萨？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丹霞天然立即改道江西去见惠能的三世法孙马祖道一，却被马祖一球踢到石头希迁那里。因为丹霞天然见了老师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托着额头，意思是要剃度。马祖知道来者不善，便将这烫手山芋扔了出去。
来到南岳衡山的丹霞天然故技重演，石头希迁却不吃他那一套，让他进了厨房。有一天，希迁让学生们到佛殿前铲除杂草，丹霞天然却洗了头在他面前跪下。石头希迁只好铲除这家伙头上的“杂草”（为他剃度），丹霞天然则在剃完头发后捂住耳朵掉头就跑，又跑回马祖道一那里。
这次他直接进入僧房，将那坐禅的僧人当驴骑。
马祖道一只好来看他，然后说：我子天然。
意思大概是：你倒天真可爱。
丹霞天然却翻身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
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是当时最受尊崇的禅师。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立即让丹霞天然名满天下。然而此人却依然无法无天。有一年在洛阳慧林寺，竟然将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却拨着灰烬说是要取舍利。
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
丹霞天然说：没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
啊！对待佛祖，也可以这样？
当然。禅宗五大流派之一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惠能的六世法孙德山宣鉴则声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就从佛祖、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一个不少地全骂完了。
..
德山宣鉴的另一大壮举是烧经书，而他原本是熟读佛经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修成正果，岭南那野蛮人（指六祖惠能）却说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便挑了一担经书去找禅师辩论，扬言要直捣龙潭剿灭禅宗。
没错，德山宣鉴去见的，正是龙潭崇信。
然而走到半路，他就挨了当头一棒。
当时，德山宣鉴向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鉴说：《金刚经》。
烧饼婆婆说：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别处去买。《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瞠目结舌。
是啊，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因此，到了龙潭寺，经崇信稍加点拨，德山宣鉴便豁然开朗，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
临济义玄也不含糊。他到菩提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祖（菩提达摩）还是先拜佛（释迦牟尼bbr>），他的回答居然是祖佛都不拜，气得塔主火冒三丈：长老跟祖佛有仇啊？
有趣的是临济义玄的解释。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一堂僧人还看经吗？
临济义玄说：不看经。
那人又问：习禅吗？
临济义玄说：不习禅。
那人不懂：既不看经，又不习禅，你们都做什么？
临济义玄说：成佛呀！
奇怪！成佛就要烧佛像，烧经书吗？
是的，因为破执极难。
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著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著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什么叫“空亦是空”？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 4e0d." >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也只好棒喝。
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后者甚至扬言：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问他道理何在，也是三十棒。
总之，跟他们学佛，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此外还有胡说八道或文不对题，比如惠能的五世法孙赵州从谂（读如审）。有人问他什么是古佛心，他答“三个婆子排班拜”；问他什么是永恒真理，他答“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答“庭前柏树子”。
庭前柏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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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白石画作。赵州从谂（778-897）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禅林公案，以“庭前柏树子”最为著名，完整的偈子是：出入云闲满太虚，元来真相一尘无。 重重请问西来意，唯指庭前一柏树。
于是便有人问：柏树子也有佛性吗？
赵州说：有。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
答：虚空落地时。
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答：柏树子成佛时。
请问，这是回答了呢，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其实，棒喝，胡说，呵佛骂祖，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因为众生执迷，无非由于总认为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死认就执著，就不觉悟。为了破执，只好壮士断腕以身试法，拿佛、祖、经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就连“我”也可以否定，比如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
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
兴善惟宽说：有。
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
兴善惟宽说：我没有。
那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你没有？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
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
兴善惟宽
.说：我不是佛。
那人又问：既不是佛，
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东西？
兴善惟宽说：也不是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
.99lｉb?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与儒家伦理也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
是为“否定之否定”。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和奥秘，正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
一、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 href='2210/im'>《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９９lｉｂ?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 5b66." >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二、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
..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
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 9053." >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百丈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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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
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
..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
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三、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藏书网。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
9９ｌib.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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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插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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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御制耕织图》1696年版本。该图册含耕种图23幅、纺织图23幅，每幅图配康熙诗一首。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
也有学者认为百丈并未创立清规。其实，怀海的宗教改革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别立禅居（不再寄居律寺），二是参加劳动，这应该是更早的事情。另外，怀海享年九十五岁，六十岁至八十六岁时处于德宗朝，肯定是他的重要活动时期。以德宗朝或其前后为禅宗的改革期，应该可以成立。">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四、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bbr>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显然，如果说“道”在基督教那里变成了肉身，在伊斯兰教那里变成了经典，那么，在禅宗这里就变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禅师还因此写下了“茶禅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为茶味就是禅意，却大错特错。
可惜，许多人连这一步都达不到，比如某律师。
律师是熟悉经书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类法，参禅的是禅师，讲律的是律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然而那位菜鸟律师，却偏要来刁难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和兴善惟宽的同门师兄弟大珠慧海。
律师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
慧海说：当然。
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师说：这跟闲杂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说：他们吃饭时百种思索，睡觉时千般计较。
对于那不开窍的律师而言，慧海这是启蒙，告诉他众生之迷在于吃饭时不好好吃，睡觉时不好好睡。那么，认准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喝茶就是喝茶，对吗？
也不对。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离职前，到双峰山向法演禅师请教修行悟道的法门。法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提刑大人年纪轻轻，多 5c11." >少总读过点情诗吧？有两句诗非常贴切：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官员听罢，唯唯诺诺而去。
后来写出“茶禅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时还只是法演的学生和侍者。于是他问老师：这位大人明白了吗？
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
表面上看，这并不错。因为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就是：帅哥哥（檀郎）到家里来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见，就频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实她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记住自己的声音。因此克勤问：老师不是说“只要檀郎认得声”吗？既然他认得声音，怎么就不对？
法演猛喝：祖师西来意就是庭前柏树子吗？说！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说：恭喜！
这是一则破执的典型案例，看起来费解，其实简单。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通过什么途径觉悟，是吃饭、睡觉还是喝茶或者恋爱，都无所谓，因为“频呼小玉原无事”。甚至就连“檀郎认得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得心”。
认得心就是认得佛，也就是觉悟。但，这是你和佛之间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请问，还能说茶味就是禅意吗？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才真正懂得“茶禅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实际上，所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因为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通往心灵之路，?t>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茶禅一味
据1865年《煎茶图式》，酒井忠恒编，松谷山人吉村画。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而圆悟克勤的墨宝，也与日本茶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plate.pic/plate_300391_1.jpg" />
可惜这很难。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兴善惟宽请教。
那人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宽说：就在眼前。
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
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
那人说：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
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
那人说：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
惟宽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
这才真是精彩之极。
五、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
8fd9."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 href='2210/im'>《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科举、茶与禅
| | 唐高宗时期 | 唐玄宗时期 | 唐德宗时期 |
|---|
| 科举制度 | 承袭隋制并完善 | 科举成为定制 | 科举全面盛行 |
|---|
| 茶道 | 茶正式成为饮料 | 饮茶成为风气 | 陆羽《茶经》问世
茶道流传日本 |
|---|
| 禅 | 惠能成为六祖 | 南宗成为正统 | 怀海进行宗教改革
禅宗大行其道 |
|---|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9９ｌｉb?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一、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ó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西班牙科尔多瓦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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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拉赫曼一世征服西班牙，在昔日罗马神庙和哥特式教堂的遗址上，建造了这座大清真寺。当西班牙人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后，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但大清真寺的建筑实在太美，美到连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都不忍毁坏它。最终，在卡洛斯五世的直接干预下，保住了残留的大清真寺，为世界留下了这座罕见的混搭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
..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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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帝国的终结
| 750年 | 唐天宝九载 | 阿巴斯王朝建立 |
| 756年 | 唐天宝十五载 | 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 |
| 800年 | 唐贞元十六年 | 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
| 843年 | 唐会昌三年 |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 |
| 864年 | 唐咸通五年 | 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
| 909年 | 后梁开平三年 | 法蒂玛王朝建立 |
| 950年 | 后汉乾祐三年 | 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
| 967年 | 北宋乾德五年 | 基督教传入波兰 |
| 988年 | 北宋端拱元年 | 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
| 1008年 |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 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
| 1054年 | 北宋皇祐六年 | 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 |
| 1096年 | 北宋绍圣三年 |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
| 1171年 | 南宋乾道七年 | 开罗法蒂玛王朝灭亡 |
| 1236年 | 南宋端平三年 |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 |
| 1258年 | 南宋宝祐六年 | 阿拉伯帝国终结 |
| 1291年 | 元至元二十八年 | 十字军东征告终 |
| 1299年 | 元大德三年 |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
| 1453年 | 明景泰四年 | 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拜占庭帝国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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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二、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
..
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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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南北朝”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
..
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所罗门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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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王国时代，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又称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波斯帝国推翻新巴比伦王国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5年竣工。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圣殿再次被毁，只剩下一道围墙，即哭墙。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毕达哥拉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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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根据勾股定理绘出的可以无限重复的图形，因为形似树，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树。图中两个相邻小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相邻大正方形的面积；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喜欢把数描绘成各种几何图形，正所谓“凡物皆数”。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三、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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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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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的演化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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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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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宽容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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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教诗文板，其作用是提醒信徒们神的存在，通常被挂在犹太会堂东墙。在伊斯兰帝国，尽管会受到一些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一神教，并被称为“有经人”。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 6d17." >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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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四、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
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
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发都只能继承遗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启。这就从理论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当“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听命于安拉，只顺从安拉的旨意。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他们的思想的行为，那也是已经归真的最后先知。
这就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没有教士阶层，没有教义机构，没有教会组织。当然，伊斯兰教也有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ā），即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们只是正统观念和社会准则的监护人，没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权力和手段，何况他们的机构还是国家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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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阿拉伯帝国不存在颠覆上层建筑的基层力量，这在其创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伊斯兰教则在麦地那乌玛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传播，并非基督教那样先在基层发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夺权，又岂会出现二元结构？
这可与中华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从来就没有过教权和王权的同时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从东汉末年起就有以宗教为名义和号召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只不过，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争取的都不是教权，而是政权。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知教权为何物，也不知教会为何物。即便有组织，也是帮派，不是教派；有领袖，也是帮主，不是教主；有规矩，也是帮规，不是教规，尽管打着宗教的旗号。同样，中华皇帝也会皈依某教，但如果某个和尚或道士胆敢自称教皇，他的脑袋就会立即搬家。
更何况，中华皇帝即便自称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甚至被认定为佛陀转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礼拜赞颂的份，哪里还能平起平坐？何况更多的时候皇帝 8fd8." >还是孔夫子的好学生，佛教和道教能够敲敲边鼓分一杯羹，就已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难怪儒释道三家混战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为首，以儒家为主。说白了，就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阶层，儒家也没有教义机构和教会组织，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当然，他们更不会变成敌对势力，或者让统治者感到头皮发麻，就像打着净土宗旗号的白莲教。
这倒是有点像伊斯兰。
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都是族民或臣民从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也都从头到脚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还都主张与人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这样传达他得到的天启：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
孝敬父母，已是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务实。他没有提出玄奥莫测的教义、难以完成的目标，所有的训示教诲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义务也都简单易行。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禅宗。换言之，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实践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间的。
唯其如此，伊斯兰教才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因此，它的维持和发展仅靠自身机制就能实现，可以完全不受王朝兴替的影响。
这才真叫“长治 4e45." >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兰教抢先一步传入中国，会不会也像佛教那样中国化，改变中华文明的走向？不会的，因为跟儒学太像。太像就没有互补性，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何况伊斯兰教是信仰极为坚定的宗教，他们在全盛时期的宽容也只是允许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迁就和融入其他文明。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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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中国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却是奇葩。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种，佛教诞生在原本不该它诞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种姓观念，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当世俗的权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时，也能兴旺发达盛极一时。一旦社会政治发生巨变，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强势兴起，佛教在本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9９lｉｂ?
离家出走的佛教选择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犹太教不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犹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则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必须顽强地保持犹太教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独立性，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却没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虑与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况印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样多种族的。所以，佛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设法适应当地的土壤。这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尽管结出的果子会发生基因变异，却也毕竟是丰硕成果。
比如禅宗。
五、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９９ｌｉb?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藏书网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玄奘取回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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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留学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学说编译而成一部《成唯识论》（简称《唯识论》）。图示书影为明万历海宁陈瓛重刊本。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
.９９ｌｉb.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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