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9ｌib?，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９9ｌib.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二、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淮南王刘安，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衡山王刘赐，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济川王刘明，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 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罪名淫乱； 齐王刘次昌，自杀国除，罪名淫乱； 江都王刘建，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济东王刘彭离，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越货； 常山王刘勃，徙房陵，国除，罪名不守礼法； 济北王刘宽，自杀国除，罪名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 href='2204/im'>《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 5f00." >开斗争。 三、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藏书网，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四、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９９ｌiｂ?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 5934." >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bbr>..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瞯氏家族（瞯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五、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t>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 8bbe." >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 一、职业官僚 酷吏张汤是自杀的。 元鼎二年，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办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别人举报，罪名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经济改革。因此，丞相庄青翟抓捕了张汤的亲信，供词也被送达御前。 汉武帝问：朕每次打算有所动作，商人们都会事先得到消息，囤积货物。难道有人通风报信吗？ 张汤答：应该是。 汉武帝认为他不老实，便派赵禹去审问。 赵禹是张汤的老同事。武帝朝那些苛严的律条，就是他和张汤一起制定的。武帝让赵禹审理此案，应该说既想查明真相，也有保全之心。 张汤却仍不认罪。 赵禹便说：老兄怎么不守本分？扪心自问，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万千？现在人家告你，言之凿凿，只不过皇上不忍法办而已，你又何必硬要辩解？ 于是张汤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少得可怜，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并无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他的母亲却反对。张汤母亲说：我儿身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诬陷而死，何必厚葬，又岂能厚葬？ 最后，一辆牛车一口薄棺，埋葬了张汤。 武帝得知，感慨万千。他说：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那样的儿子。于是下令严查此案。结果，举报张汤的人被判死刑，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张汤一案的背后，无疑是官场的残酷斗争，且案情复杂，扑朔迷离。不过，张汤并未以权谋私，应是事实。他在任职期间并无渎职行为，更是事实。 克己奉公，忠于职守，张汤是清官。 但，张汤也是酷吏，他的刀笔之下冤案不少。大司农颜异，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汲黯也指出，张汤办案唯上不唯法，皇上讨厌的就设法诋毁，皇上喜欢的就曲意回护。请问，这能算是好法官吗？ 恐怕不能。 问题是张汤还有另一面：豪强的案子自己受理，从重从严从快。平民百姓犯案，则向皇帝口头汇报，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可见张汤在审理案件和汇报案情时，是不畏强暴的，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恶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给皇上，是忠臣。然而这个好人、清官、忠臣，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 张汤，该怎么评价？ 职业官僚。 秦汉帝国的职业官僚，叫文吏。吏是办事员，官才是管理者，就像僚是僚属，官是长官。不过，正如官与僚常常连用或通用，官与吏也往往不分。比如吏禄和吏治，便既包括吏，也包括官。封疆大吏，就更是大官。 但，文吏却不等于文官。 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不但应该是读书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至少要有政治主张。他们从政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执政的任务，是“再使风俗淳”。也就是说，他们是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 文吏却是技术官僚。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包括财会、法律、公文写作。比如汉武帝重用的桑弘羊，就是经济专家；张汤、赵禹、杜周，则是法律专家。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 武帝时代的文吏，就是这样一些人。宁成、赵禹、张汤、尹齐、杨仆、减宣、杜周，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王温舒还做过亭长。他们平步青云，则因为能干。或者地方官“以为能”，或者汉武帝“以为能”。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选拔标准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 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 因此，他们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做官为吏，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饭碗。换句话说，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 那么，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为当事人服务。 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 皇帝。 这就清楚了。据此，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 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答礼，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著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请问，不道德吗？ 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二、再反封建 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９９ｌｉb?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 53cd." >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t>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 三、中央与地方 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是机构。 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的是政府机构，地方的是政权机构。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央”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原文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 秦汉帝国的中央，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机构，是皇宫、相府、卿寺；首长，则是皇帝、三公、九卿。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宋代则叫官家。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天子，是君主，也是最大的官僚。 帝国的政治，岂非官治天下？ 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是政府部长。宰相三公，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三权分列。至于九卿和九寺，则官职与官署同名，其职责是： 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 光碌勋，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 卫尉，负责宫城屯兵； 太仆，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 廷尉，负责刑律； 大鸿胪，负责蛮邦事务； 宗正，负责皇亲国戚； 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 少府，负责工商税务（用作皇帝私房钱），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中尉，负责京城保卫。 显然，这里面只有大司农（财政部长）、大鸿胪（外交部长）、廷尉（公安部长）和中尉（首都卫戍司令），可以算是中央政府官员。其余，则都是皇帝的家臣：郎中令是门房和侍卫队长，卫尉是近卫军司令，太仆是马车夫，太常、宗正和少府则是皇帝的大管家。 这实在不太像政府。 然而皇帝的家臣，却又同时管国务。比如担任顾问的博士，便隶属于太常；负责议论的大夫，便隶属于郎中令；作为秘书的尚书，则隶属于少府。 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皇家事务和国家政务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特色——家天下。 其实就连宰相，也一样。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的家臣，在内打理家务叫宰，出门担任副官叫相。宰相这个词，也是封建残余。 封建残余的彻底铲除，要到隋唐。那时，９9lｉb?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帝国中央才像模像样地有了政府。秦汉两代的组织变革，则主要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秦和西汉的地方政权都是两级：郡和县。县属郡，郡属中央。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郡县是下属机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所以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郡县制的根基在县。 汉代县的长官不叫县官（县官是皇帝），叫县令或县长（大县叫令，小县叫长）。县令或县长的佐属，是县丞和县尉。县丞管文书、谷仓和监狱，相当于副县长（丞即副职）。县尉管治安，捕盗贼，相当于公安局长。 但bbr>，县令和县长是官，县丞和县尉是吏，他们的品秩（读如志，俸禄）也不一样：县令六百石到千石（读如但），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县丞和县尉二百石到四百石，叫长吏（长读如掌）。级别更低的叫少吏（少读如绍），秩百石。 县的上级则是郡。 秦和汉初，郡的主官有三个：郡守（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郡尉（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郡监（汉武帝时被取消）。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郡监管监察，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官名如此，官署亦然。汉代郡的官署称府（郡府），也称朝（郡朝）。县的官署则称廷（县廷），也称寺（县寺）。郡曰朝，县曰廷，合起来就是朝廷。郡曰府，县曰寺，岂非对应着中央的相府和卿寺？ 也许，这正好说 660e." >明郡县是中央的分支，也说明秦汉两代重视地方。汉宣帝就说，要保证地方上“政平讼理”，只能靠好的郡守。实际上郡官的地位不低。比..如品秩，九卿“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郡守“二千石”（月谷一百二十斛），郡尉“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而且郡守和郡尉都是银印青绶，跟九卿和御史大夫一样。 因此，郡尉升为郡守，郡守转为九卿，都不困难。直接升为御史大夫的也有，比如上党郡守任敖，淮阳郡守申屠嘉（申屠嘉后来还做了丞相）。同样，九卿转任郡守也不算降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隔膜。 更重要的是，中央、郡、县，只有三级。层级少，管理就方便。下情不难上达，政令亦很通畅，可谓效率高而成本低。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对于中央集权的大国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 然而东汉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简捷，层级也越来越多。东汉，郡之上有州；唐宋，州（府）之上有道或路；元代，路之上有行省；明清，省之上有督、抚。 当然，明清的总督和巡抚，从理论上讲都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专员，也都兼有中央政府的官职和官衔，严格地说不算地方官。布政使和按察使，才是省长。唐的道，宋的路，元代的行省，刚开始也不是行政区。但，县的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与汉武帝有关。因为最早成为郡县之上行政区域的州，便正是汉武帝的发明。 那就从州说起。 四、牧民与牧官 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州官，汉代叫州牧。 牧，是很早就有的官名。尧舜时代有十二牧，其实是大部落的酋长，兼任部落联盟的职务。十二牧之上，还有四岳，其实是小联盟的盟主。后来，牧，慢慢成为治民之官的称谓，叫牧夫、牧令、牧守、牧伯。 管理人 6c11." >民，就像放牧一样吗？ 是。被汉武帝树为道德楷模的爱国商人卜式，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卜式捐款甚多，却不肯做官。于是汉武帝便说，你到朕的上林苑去放羊吧！ 结果，上林苑的羊被卜式养得肥肥大大。 汉武帝大为赞赏。 卜式却说，管理老百姓，也跟放羊一样啦！ 汉武帝听他这么说，便让他做了县令。没想到，卜式先后担任县令的两个县，一派祥和太平。 县令也好，郡守也罢，岂非牧？ 实际上，地方官就是帝国的牧羊人，他们的辖区也就是牧区。好一点的牧羊人如卜式，基本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凶一点如宁成，便被批评为“如狼牧羊”。 这样看，州官叫州牧，并不奇怪。 不过，汉武帝设州之时，派出的官员不叫州牧，叫刺史。刺史的任务也不是牧民，而是牧官。他们要管的，是郡守和郡尉，县令和县长。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帝国实在太大。据统计，秦郡三十六，汉郡一百多，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如此庞大的队伍，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 于是，有牧民之官，也有牧官之官。 牧官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上级官员，一种是监察官员。其实上级管下级，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也需要被监察。结果，相对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官员，就叫御史。 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此后，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在中央的都叫御史。其长官和次官，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派往地bbr>..方的，秦和汉初叫监御史，武帝以后叫刺史，唐代叫观察使，宋代叫监司。 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他们的法冠叫獬豸。獬豸（读如谢志）是一种神兽，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无一例外。 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 首先权限大。上至宰辅，下至郡县，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 其次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第三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这三条，从秦汉到明清，一贯到底。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东汉到元叫御史台，明清叫都察院。 但，仅有中央监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这就是刺史。只不过，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还设置了监察区。 监察区共十三个，十二个在地方，即.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一部加十二州，合起来叫十三州部。 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的事。 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犀印青绶。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也负责监察朝廷，因此地位崇高。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 也就是说，刺史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岁末回朝。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 由此可见，刺史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州也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刺史改为州牧，职掌与刺史相同，官阶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叫..州牧，一会儿叫刺史。到东汉末年，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并赋予军政大权。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也如此。一方面，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另一方面，监察区和特派员，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监察部部长）和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这时，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五、仕途广阔 跟牧官同样重要的，是选官。 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途径有三：察举、征辟（读如避）、杂途。察举是选举的一种，选举即选择和举荐。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号称正途。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99ｌｉb?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藏书网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六、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 5e74." >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99ｌｉb?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bbr>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９9lｉb?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又由太学而郡县，再由郡县而郎署，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尽管直到东汉末年，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至少，帝国政府不再是刀笔吏的一统天下。武帝在重用文吏的同时，也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 这扇窗户，就是郎署。 想当年郎署之中一定十分热闹。任子的官二代，赀补的富二代，乡里的穷秀才，郡县的刀笔吏，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济济一堂。没错，汉武帝用人是不拘一格的，进入郎署的也不乏各种奇人怪才。 比如东方朔。 东方朔走的路子既非吏道也非文学，他是靠上书得官的。据说，他的奏章用了三千枚木简，有关部门派了两个壮汉才勉强抬动，汉武帝则用了两个月才看完。 于是，这位自称“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奇才，被任命为郎。 有一次，汉武帝跟他闲聊。 汉武帝问：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东方朔说：前无古人呀！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盖过三王。看看陛下的朝廷吧！丞相是周公，御史大夫是孔子，将军是姜太公，廷尉是皋陶，大司农是后稷，少府是伊尹，大鸿胪是子贡，博士官是颜回，郎中令是子路，郡守是子产，开路先锋是后羿，人才济济呀！ 汉武帝哈哈大笑。 东方朔这话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一、外戚政治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前，他为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他们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磾（读如低）、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个班子，几乎是汉武帝一生的总结：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桑弘羊代表经济，金日磾代表外交。汉武帝?的是非功过，不妨从他们说起。 先说霍光、上官桀。 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只不过，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谋来的。当时，汉昭帝年方八岁，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抚养。长姐如母，公主开始为弟弟寻找皇后。上官桀觉得机不可失，便削尖脑袋活动起来。 他找到的说客，是丁外人。 丁外人是谁？长公主的情夫。汉代，公主包养情人并不少见。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就养了个比自己小了三十多岁的情人董偃。汉武帝不但不责怪，还到他们家做客，把董偃叫做“主人翁”。 汉昭帝和霍光也一样，公开承认长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关系。上官桀也运作成功，他那六岁的孙女被册封为皇后，尽管一开始霍光并不赞成。 其实霍光跟上官桀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外孙女成为皇后，原本勉强能算外戚的霍光，更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亲国戚。他起先不赞成这桩婚事，仅仅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太小。 那么，上官桀为什么心急火燎？ 看看后来霍光如何废立皇帝就知道。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二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昭帝驾崩。这时，金日磾早已病逝，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宫廷斗争中败亡。大权独揽的霍光便不顾群臣意见，立汉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为天子。 然而昌邑王进京才二十七天，霍光就看他不顺眼，要废了他。而且，霍光只是事先征得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两人的同意，就把这事办了。 实际上昭帝继位之初，霍光就已领尚书事，位在丞相之下，权在 4e1e." >丞相之上，因此很便当地就把丞相、九卿、将军、列侯、御史、博士叫到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社稷，诸位看怎么办？ 众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支支吾吾。 田延年却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诸位，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先帝托孤于大将军，就因为大将军忠诚贤德，能安定天下。如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大将军虽死，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九泉？请速速决定。有迟疑者，看剑！ 群臣闻言，无不惶恐，便拜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万民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我等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于是霍光请出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外孙女），盛装坐于未央宫中。侍卫持刀，武士持戟，陈于殿下。文武百官依次上殿，然后叫来昌邑王，由尚书令宣读弹劾奏章。 这样的架势，当然同样没有商量。太后甚至没等尚书令读完奏章，便已震怒。由丞相杨敞领衔的弹劾请求也得到批准，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谢恩受诏。 昌邑王却还稀里糊涂。他引用《孝经》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 看来，这位昌邑王确实够呛，他的引经据典也不伦不类。《孝经》那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天子，如果有三公四辅鼎力辅佐，直言匡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丢失天下。那么请问，他的身边有这样的争臣吗？ 恐怕没有，多半只有小人。 霍光却懒得跟这废物啰嗦。他说：被太后废了的怎么还是天子？说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带交给太后。霍光还说：大王自绝于天，臣等却不敢辜负社稷。请大王好自为之，臣等恕不奉陪了。 短命皇帝刘贺就这样失去了帝位，他的随从二百多人则统统被就地正法。临刑前，这些人哭着喊着说，悔不该没早早杀了霍光。当断不断，反受９9lｉｂ?其乱呀！ 昌邑王被废之后，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被立为天子，是为汉宣帝。宣帝继位时已十八岁，却不敢亲政，大事小事都取决于霍光，尽管霍光是表示要归政于天子的。 刘家的天下，其实姓了霍。 实际上直到霍光病卒，宣帝才收回权力，这是六年以后的事。此后又用了两年时间，才消灭了霍家的势力。即便如此，宣帝仍心有余悸。他说，此前每次出门只要与霍光同车，就如芒刺在背，坐张安世的车才放松。 顺便说一句，张安世是张汤的儿子。 堂堂大汉皇帝，居然伴臣如伴虎，可见外戚是何等威风。上官桀急于成为外戚，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上官桀是失败的外戚，他是在与霍光反目为仇后一败涂地的，正如武帝初年窦婴与田蚡的两败俱伤。同样，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也与当年的吕氏无异。 但，外.9９ｌib?戚却一直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西汉，霍光之后有王莽。东汉，窦宪之后有邓骘（读如至），邓骘之后有阎显，阎显之后有梁冀，梁冀之后有窦武，窦武之后有何进。两汉政治，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外戚在执掌。 这，大约是汉高祖和汉武帝都没想到的。 是的，他们只想到要防范功臣（异姓诸侯）和宗室（同姓诸侯），却不曾料到外戚也会危及皇权，更没想到后来把汉代断为两截，变成前汉后汉的，正是外戚。 不必责怪刘邦他们没有深谋远虑。其实即便两汉，各自的年头也并不短。西汉从刘邦称帝到王莽称帝二百一十年，东汉从刘秀称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 何况汉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一方面，吕后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先例，而且她有资格；另一方面，功臣和宗室都要防范，靠得住的自己人就只有外戚。 .这当然说明帝国还不成熟，统治阶级也缺乏经验，才会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然而汉武帝却并非没有责任，因为将汉代断为两截的那把刀，就是他打造的。 这把刀，叫大将军。 大将军是秦汉都有的。秦将白起，汉将韩信，都当过大将军。但，他们担任的大将军是军衔，不是官衔，这样的大将军也不理朝政。实行一国两府，由大将军领录尚书事，成为内朝魁首和真宰相，是汉武帝开的头。 以后就每下愈况了。 事实上，两汉执政的外戚除阎显是车骑将军外，霍光、王莽、窦宪、邓骘、梁冀、窦武、何进，都是大将军。王莽和霍光，还都是大司马大将军。 这无疑是有问题的。要知道，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都是军职。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相矛盾，外戚政治与皇权政治相冲突。以外戚为首辅，引军人入政权，岂非与帝国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如此。 很清楚，汉武帝为了从政府夺权，发明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可谓逞一时之快，贻后患于无穷，堪称饮鸩止渴。只不过，这种危害在当时并看不出，因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恰好是卫青。 二、大将军卫青 卫青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 当然，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实际上，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骑奴，母亲卫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卫姑娘生了三男三女，二女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三女儿是卫子夫，卫青则是她们的弟弟。 不过卫青原本姓郑，父亲叫郑季。郑季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与卫子夫的妈妈偷情，生下了卫青。 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郑季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卫青当兄弟。只有一个服劳役的囚徒说：你的面相贵不可言，将来会封侯。 卫青bbr>９９ｌｉｂ?笑了。他说，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封侯？ 类似的还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父亲叫霍仲孺。霍仲孺与卫少儿偷情生了霍去病，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 事实上，把霍光带到长安，让他做了郎官，从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则又因为他的母亲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 卫青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也如此。 显然，没有卫子夫，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然而卫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跟她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都是奴仆。 但，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她。 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皇后叫陈阿娇，父亲是项羽部将陈婴的曾孙，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馆陶公主。据说，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陈阿娇，一定盖栋金屋子藏着她。 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金屋藏娇。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完全靠不住，刘彻和阿娇的结合则多半是政治婚姻。两人婚后感情破裂，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骄，也不妨姑妄听之。但没有儿子，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