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探路在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 前言 遥远的非洲大陆 远古的非洲与亚洲，都是人类的发源地。虽说远隔重洋，非洲的古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古文明，都同样年代悠久、灿烂辉煌而遥相呼应，都对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肯尼亚特南堡的类人猿与陕西兰田人及北京周口店猿人，尼罗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高耸的金字塔与巍峨的万里长城，北非至今依然屹立的石头城与西安保存完好的兵马甬，法老时代睿智而至今富于神秘色彩的医学、数学与中华祖先伟大的四大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从中显示了两地人民的巨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史籍便有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开始相互了解的记载。在繁荣昌盛的唐宋年间，中非之间就曾建立了沟通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杜环是第一个亲自到过非洲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人。他曾经中亚、西亚而到达北非，返国后在其所著的《经行记》就有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在唐代的史籍中就有非洲黑人来华的记载，当代在西安市南郊就曾从墓葬中出土了黑人陶甬。元代汪大渊游历非洲，远至非洲西..北角的摩洛哥，当时中国人视此为“日没之处”。被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本.巴图泰，也历尽艰辛经印度而来到中国，还去京城见了皇帝。明朝时代，中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发展，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曾率领船队四次驶达非洲大陆，每次船队随行人员过万，船只达、一、二百艘，可见其规模已经很宏大壮观，可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 十五世纪以来，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葡萄牙的船队先后抵达摩洛哥、加纳等.9９ｌib.地沿海，葡国殖民者率先登岸，建立起殖民点。跟随着葡萄牙入侵者，先后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十多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争先恐后，蜂拥而至，入侵非洲，连远在大西洋彼岸并建国较晚的美国也不甘落后。他们凭籍着舰队与枪炮的优势，气势汹汹，你占一片，我争一块，在非洲大陆纷纷划分势力范围，使若大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他们疯狂地开采与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残酷地奴役与迫害非洲人民，还大肆地抢夺与贩卖黑人作奴隶。 由于明清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古代中非海上航线渐为西方殖民者所垄断，中非之间的联系往来与传统贸易（商队贸易、船队贸>易与贡纳贸易）遭到破坏。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葡萄牙、荷兰入侵中国初期，闽粤沿海居民，亦大批被西方殖民者掠夺为奴，带至东非与阿尔及利亚等地。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大批劳工被殖民者网罗为“猪仔”，用船运送到非洲各国作苦工，其足迹遍及非洲。非洲心脏刚果的第一条铁路就有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参加修建，不少人死在路基两旁。 因而，近代中国与非洲各国遭受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共同命运。战斗的中国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每番斗争、每次胜利，都会感到欢欣鼓舞。非洲人民经过了五百多年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在本世纪中叶，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雷激荡的巨大变化，在二次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而大战后，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陆续挣脱殖民枷锁而获得独立。 新中国成立消息传来，后来成为坦桑尼亚总统的著名非洲政治家尼雷尔评价说，“四亿亿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在亚洲的东方站起来了，对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很大的鼓舞。”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在当年十月九日和十五日向毛泽东发来贺电，认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北非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十月十六日，非洲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罗伯逊也致电毛泽东，热烈祝贺中国人民的新生。 与此同时，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西方殖民统治在土崩瓦解，非洲在觉醒。在一九六〇年这个“非洲独立年”，在非洲的六十多个国家中，已有十六个国家获得独立。已经独立的国家也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实现经济独立来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治独立。过去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黑暗愚昧的非洲大陆，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随着新中国与非洲独立国家陆续建交，新中国的外交官陆续来到北非、西非和东非等地区的独立国家，促使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新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建交期。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行程十万八千里，首次访问非洲十国，为中国与非洲的友谊与交往，掀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一篇 新中国外交官陆续进入非洲大陆 周恩来与纳赛尔握手时说：想不到你是那么年轻 纳赛尔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高挺的身材，黝黑的皮肤，轮廓鲜明而显得坚毅的脸庞，与在身旁那穿白色长袍的尼赫鲁相比，更显出其英姿勃然的军人的气质。在已显老态的尼赫鲁身边，他又显得那么年轻，两人肤色身材那么相象，怪不得当时有人说，要不是纳赛尔身穿西服而着军装，真会让人误以为他就是尼赫鲁总理的随从武官。 在候机的时候，吴努总理还曾对周恩来说起纳赛尔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抵制并强烈反对美英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他此次顶着美英两国施加的压力，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毅然来出席亚非万隆会议。 在机场的见面，即是周恩来与纳赛尔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在与纳赛尔握手寒喧时曾说：总理阁下，想不到你是那么年轻。这一年，纳赛尔刚满三十七岁，要比周恩来小了整整二十年。 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在缅甸首都仰光的明加拉顿机场。万隆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十四日从昆明飞抵仰光的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一同到机场去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与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 四天前，也就是四月十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南中国海上空突然爆炸失事。当时，亚非各与会国的首脑或者领导人正准备启程去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对于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有所影响，造成了一些思想波动。缅甸吴努总理邀请尼赫鲁、纳赛尔、周恩来、阿富汗与越南等五国领导人先到仰光碰头，商讨开好会议的有关问题。 四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八时，在缅甸总统巴宇博士宴请五国领导人。宴会前，晚七时开始，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初次会谈。第二天一大早，这几国领导人各自乘专机飞往印尼。在万隆会议期间，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多次宴会上，周恩来曾邀请纳赛尔同桌吃饭或是喝咖啡。四月二十二日晚，周恩来在万隆市郊寓所达曼？沙里十号别墅设宴招待纳赛尔，双方都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情况与对外政策，并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对这次与纳赛尔会晤要涉及的建交问题，周恩来是早有准备的。 周恩来说：在与埃及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善于等待…… 两年前，周恩来曾经得到有关方面报告：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据埃及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透露，埃及政府曾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因为美国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动而立即向埃及提出警告，埃及就陷入了一种徘徊观望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曾经指示，对埃及等这样的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采取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多做工作、促进关系和水到渠成的态度。后来，埃及通过第三国探询可否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出总领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办法，但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 因此，在周恩来与纳赛尔的仰光及万隆会晤中，在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埃及希望中国谅解它目前尚有困难。双方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在万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外贸部长叶季壮他与会的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努赛尔具体地商谈了两国开展贸易的问题。 在万隆会议以前，由于受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恶意诬蔑与攻击的影响，纳赛尔对中国是缺乏真正的认识，因而是有顾虑的。特别是在宗教的问题上，埃及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它的首都开罗到处都是清真寺。西方报刊却别有用心地造谣诬蔑在红色新中国建国后，无神论的共产党“到处毁坏清真寺与教堂”、“焚烧古兰经与圣经”、“教徒都被当作反革命而关进监狱”等等。另外，纳赛尔在国内是实行反共的政策，也使他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不能不心存一些戒意与疑虑。 可是，通过在万隆会议中对周恩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触与观察，他开始改变原有的看法。首先在宗教的问题上，他注意到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有竟然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这使他颇感意外。他曾示意自己的代表团的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去与达浦生接触，进行有关伊斯兰教及其它有关问题的交谈，获得的印象不错。他还得到报告说，这位中国阿訇在万隆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组织进行了交流活动。 另外，纳赛尔也留意到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与会外活动中，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不输出革命”，并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中国人民尊重别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希望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作为人民总理真诚、坦率、友好地为新中国寻求朋友的态度，蕴含着孔孟故乡的悠久文明的睿智儒雅，特别是会议陷入分裂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那金声玉振的关于求同存异的著名演说，力挽狂澜，维护了这次亚非会议成功的大局，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赛尔虽不象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菲律宾罗慕洛外长或是缅甸总理吴努等代表那样感情外露，当场就直抒胸臆，热情地发表赞扬周恩来的讲话；但是周恩来的形象，确实影响了纳赛尔后来采取的对中国友好的行动。 在万隆会议接近尾声的一次会晤中，纳赛尔向周恩来提到埃及正受到以色列的威胁，要周恩来帮助提供武器以加强防御能力。那时，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不久的二月间，发生了以色列部队袭击加沙地带的埃及陆军司令部打死打伤近百人。加沙事件发生后，纳赛尔几夜未眠，想法购买急需的武器。他曾向英美方面作过多次赏试。美国要埃及与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作为卖武器的先决条件。英国对埃及的订货单不予答复。而以色列从法国不断买到大量新式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决定另找获得武器的渠道。 周恩来同意帮助纳赛尔与苏联联系。纳赛尔回到开罗不久，苏联驻埃大使就向他证实，中国方面已经将埃及的要求转告了苏联政府；还说，苏联愿意提供任何数量的武器，包括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可是，纳赛尔考虑到苏联可能动机不纯，反应很谨慎。纳赛尔想籍苏联愿卖武器而促使美英提供武器。 纳赛尔后来说：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它使我们团结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从万隆回去后，纳赛尔立即派出宗教部长访华 纳赛尔总理回到开罗没几天，立即派出政府宗教事务部长库尔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访问新中国的非洲独立国家的第一位部长级政府官员。中国给予了热情、友好、周到的接待。库尔部长率领的埃及代表团还特别参观了中国的穆斯林居民区和多处清真寺。后来有消息说，库尔回到埃及后对纳赛尔说：并没有西方宣传所说的事，中国的清真寺都保存完好，并没有毁坏教堂、迫害教徒的事发生，只是好些伊斯兰信徒与非穆斯林居民一样，生活还比较贫困。库尔部长在中国，赠送了一千英镑给中国伊斯兰教信徒，一千英镑给非穆斯林穷人，分别由中国伊斯兰协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转交。 几乎在库尔部长访华的同时，埃及政府向阿拉伯联盟秘书处提出了一项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动议。 在库尔访问期间，中埃双方就发展政治、贸易、文化、宗教、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全面交换了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并宴请了库尔部长与开罗大学法学教授卡迈尔，库尔与卡迈尔都曾跟随纳赛尔参加了亚非会议，与周恩来、陈毅在万隆见过面。在当时以色列希望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下，中国不急于同以色列建交，周恩来对库尔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共同立场。关于埃及急需购买武器问题，周恩来从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埃两国的处境出发，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就向埃及提供武器对双方都不利。库尔部长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库尔部长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各自向本国政府提出加强贸易与文化往来建议的协议。 通过宗教事务部长库尔访华，纳赛尔进一步消除了因西方对新中国污蔑宣传所造成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库尔回到埃及刚刚两个月，纳赛尔就又派出了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努赛尔率领埃及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周恩来让贸易先行，作为正式建交的第一步 埃及代表团于八月十日到达北京。这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埃及贸易代表团，也是从非洲大陆来华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他们参观访问了鞍山、沈阳、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大工厂，并于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二十二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这是中非关系史上的第一个官方贸易协定。协定确定：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六万吨，中国从埃及进口棉花四？五万包，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在对方国家设立政府商务代表处，并给予该代表处应有的尊重、安全保护和工作上的各种方便。双方还通过换文确认，商务代表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和有权使用密码。协议虽未明确规定商务代表处享有外交待遇，但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开罗设有“大使馆”，但周恩来与纳赛尔互谅互让，达成了可靠的默契。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同意在开罗设立上述规格的商务代表处，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据裴坚章先生主编的《９9ｌｉb.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6—1956）》一书评述，中埃之间“以贸易先行，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步，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创举，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代表李应吉、副代表张越率商代处人员赴开罗，并带去了周恩来致纳赛尔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驻埃及商代处正式成立。二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米德哈特？埃？法尔抵达北京并建立了商代处。 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万隆会议的握手，开始了新中国与现代非洲的新时代。 毛泽东买了一亿英镑埃棉，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棉花交易 纳赛尔是倔强的纳赛尔。 在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纳赛尔又一次表现出其桀敖不驯、不屈不挠的性格。在努赛尔部长访华回来不久，他就已经决定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美、英决定帮助世界银行向纳赛尔决心修建的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但是，美、英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旨在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以便使埃及在冷战中投身西方。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间来往频繁，当中国政府商务代办处在开罗悬挂起五星红旗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到达开罗访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在开罗受到了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十分热烈的欢迎。艺术团那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精湛演出轰动了开罗，许多人远道专程赶来开罗观看演出。埃及的主要报刊都以显著的版面报道演出的盛况。 这时已经担任总统的纳赛尔接见了鲍尔汉和代表团成员，并于三月十二日观看了中国艺术团在开罗的最后一场公演。纳赛尔对鲍尔汉说：“我非常钦佩你们的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东方色彩。……访问肯定会有助于埃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三月间，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问埃及，会见了纳赛尔总统并转交了周恩来总理的信件，周恩来在信中回顾了同纳赛尔总统在万隆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和近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希望中埃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三月间，中国在开罗举办了大规模的中国商品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也是盛况空前，中国还在展览会上赠予埃及二十八台机器。中国并决定在前两年购买三千多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在一九五六年再购买一亿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五百九十万英镑。当时，西方大国因埃及坚持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主权而锐减购买埃棉数量的情况下，造成埃棉严重滞销，影响埃及经济生活，中国购买的埃棉是对埃及最大的支持。埃方认为，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棉花交易。当时有家西方报纸曾用过这样的标题：毛泽东买了一亿英镑埃棉。怪不得有位埃及记者说：在这二、三月间，埃及刮起了中国风。 中国人在开罗的频频出现，使驻开罗的美英两国有关人士有如眼中掺进了沙子。美英两国不惜施加高压，企图阻挠埃及承认新中国。美国驻埃及大使卡佛里在开罗的一个外交场合中说，在埃及还有许多事要西方合作的时候，美国不希望看到在开罗有头脑发热的行动。 这是很明显地对纳赛尔施加压力。 纳赛尔不买美国人的账，采取承认新中国的行动 纳赛尔当然不买美国人的帐。 纳赛尔的父亲属于赛义迪氏族人，这个氏族的人一般都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个性高敖倔强、易于激动。纳赛尔承袭了这一血统，以后在其性格和体格的形成上都得到了显示。在历史上反英斗争中，赛义迪人许多都是英勇的战士。纳塞尔上小学的时候，常从城里随家人回祖籍玩，埃及的光辉历史及前辈奋勇抵抗英国远征军的故事在赛义迪族老人的宣讲下，常令纳赛尔激动不已，使他从小就对英国的侵略愤恨不平。这少年时的经历，使纳赛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十五岁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中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在组织一次沿着英国军营的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游行时，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子弹擦伤了他的前额。当他觉得军队才是决定埃及命运的关键力量时，他千方百计要进入军队，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并进入开罗陆军参谋学院深造。他性子倔强，作战也英勇顽强，一九四八年在著名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他任营参谋长，腹部被子弹打伤，在医院没等伤口完全愈合，就坚决要求返回前线，后来肩部负伤仍然率领军队英勇奋战。他为此荣获“法卢贾之虎”称号，晋升少校。他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以英国为靠山的法鲁克王朝陷于政治经济危机时，他审时度势，在军队中秘密组建了一个“自由军官组织”，目标是赶走英国人，推翻或者彻底改变埃及腐败的现行体制。经过长期准备，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举行起义，天亮之前，起义部队已完全控制了首都开罗，宣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开始了埃及历史的新时期。 埃及人民头上的暴君是被推翻了，但埃及土地上的英国占领军仍然存在。英国当然不愿意自己在埃及的既得利益濒临破产，美英等西方大国都企图把新生的埃及拉入自己的轨道，因而千方百计地对埃及施加影响与压力。美英两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五星红旗在开罗出现。美国大使卡佛里的话，使美国要控制埃及、干涉埃及内政、破坏埃及的中立政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纳赛尔决定采取行动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北京，埃及驻华商务代表法尔拜会周恩来总理并随后送交正式照会；在开罗，埃及总理办公室主任萨布里与工商部长努赛尔约见中国驻埃商务代办李应吉，正式通知：埃及共和国政府决定撤回对台湾政权的承认，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外交使节。埃及政府发言人随即向报纸、电台公开发布了这一决定。 五月二十四日，纳赛尔总统约见李应吉代表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候未宣布承认，原因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作朋友，而向以色列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佳时机。” 埃及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中埃建交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国家的报刊评述，埃及承认人民中国是西方外交政策的“一次灾难性的失败”。美国指责埃及的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国务卿杜勒斯甚至赤裸裸地宣布，他将采取行动敦促法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以作为对埃及的报复。美国为了压埃及屈服，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九日突然宣布撤回原答应提供的用于建设阿斯旺大坝的款项。紧接着，英国和世界银行也作出了同样的撤款决定。 陈家康大使一到开罗就遇上了战争 他戴着秀郎架眼镜，精明强干，文质彬彬。他这一年刚四十岁出头。他率领驻埃使馆的一班工作人员，经过了长途的辗转旅程，终于来到这遥远而陌生的东北非古城。郊区的沙漠、长长的驼队、耸立的金字塔，市里阿拉伯建筑与欧式楼房并存的街道、遍布全城的清真寺与宣礼塔，穿城而过的美丽的尼罗河，身披长袍川流不息的市民……；尽管异国情调扑面而来，他的思绪还是萦绕在所面临的开创性工作上：蕴藏极为丰富的石油，联结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道苏彝士运河，这中东地区的矛盾极为错综复杂，战后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迅猛发展；在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使埃及的。既然是第一位出使非洲的新中国大使，可说是任务艰巨而光荣，责任重大而富于挑战性。他想起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在全国人大最后讨论和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百忙中，抽空接见他与使馆主要人员，想起周总理的殷切期望的眼光和亲切叮嘱的话语，想起他去与很熟悉的邓大姐辞别，大姐说，你去的虽是一个陌生的大陆，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洲通了。 他们抵达开罗的七月份，是开罗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开罗临近撒哈拉大沙漠，要比家乡武汉这个“火炉”要热得多，气温竟高达四十几度。他感觉自己的心里比这儿的气候还要热—— 他这个出生于湖北广济的热血青年，早年就学于武汉大学，自从参加革命不久，因会说英语而因需要从事统战与外事工作，从一九三八年他二十五岁起，被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和英文翻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领导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在红岩村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一九四四年，他到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戴维？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一九四五年，联合国成立之初，他以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身份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一九四六年，他又跟随周恩来到南京，负责中共中央南京局外委会联络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还担任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数次代表解放区青年出席世界青年大会。一九五〇年，周恩来将他调进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司长。这次出任首任驻埃及大使前，他担任外交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他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事与统战工作，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风浪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他通晓英语，加上思维敏捷，活动能力强。由于驻埃大使极其重要，对非外交是新中国面临开拓的新领域，周恩来在考虑人选时，很快就想到他。离京前有人说，在已经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埃及使馆该是当时离北京最遥远的使馆…… 开罗除了酷热，就是入夜之后蚊子多。在热浪和蚊子的袭击下，他听着开罗电台或是阿拉伯之声，他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终于入睡了…… 陈家康到达开罗的时候，正逢七月十九日美国突然宣布取消对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再提供原承诺的给予水坝一期工程的援助款项七千二百万美元，世界银行也随着取消了给水坝建设的二亿美元贷款。这时，纳赛尔总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尚未回到开罗。美国停止援建阿斯旺水坝，以所谓“埃及不合作”为借口，甚至造谣说“埃及经济已经破产”。纳赛尔得此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说，这不是撤消援助，这是唆使埃及人民去推翻现政权。纳赛尔天生的倔强性子，他曾多次申明，他把报复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对待问题的原则是：以友好报友好，以敌意报敌意。 美国之举，极大地伤害了纳塞尔和埃及人民的民族感情。流过埃及的尼罗河是非洲的“众河之父”，在其上游建造阿斯旺大坝是埃及人民多年来发展经济的夙愿，因而埃及的报刊与电台对美国出尔反尔的行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街头群众的情绪十分强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也为此飞抵开罗进行斡旋。 此时，埃及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埃及外交部礼宾官员特别热情，陈家康很快就见到了外交部长法齐。法齐告诉陈家康，纳赛尔总统十分重视陈大使到任，总统回到开罗后，特意嘱咐将中国大使递交国书的时间安排在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因为这一天是埃及七月革命节的前一天，中午十二点因太阳高照、气温最高居民都留在家里休息，是广播收听率很高的时候。还有个礼宾官员悄声告诉中国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纳赛尔总统的会晤时间也安排紧接在陈大使递交国书之后。 陈家康大使递交国书四天后，亲身经历了埃及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经历了埃及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最艰难严峻的日子。七月二十六日，是埃及人民驱逐法鲁克国王四周年纪念日，在纳赛尔的家乡亚历山大城，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曼奇亚广场上聆听总统发表长篇演说。总统情绪激昂的演说经常为群众的掌声打断。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纳赛尔毅然宣布了《共和国总统关于国际苏彝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命令》。宣布运河公司国有化后，运河的收入将用于建造阿斯旺水坝工程。 倾刻之间，万众欢腾，掌声有如暴风骤雨，经久不息。埃及举国上下都在欢呼：“埃及的财富终于归还埃及了！” 埃及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终于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的尊严，向世界上最强的力量提出了挑战。埃及政府这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果断措施立即震憾了世界，得到了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但是，英国立即冻结了埃及在伦敦的一亿三千万英镑的存款，并采取了使运河公司在伦敦的资金不能为埃及所用的管制措施。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八月二日，英、法、美三国发表联合宣言，否认埃及对运河的主权，要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同时，英、法两国调动了陆、海、空三军，陈兵地中海，对埃及进行武力威胁。八月四日，周恩来向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完全支持埃及把苏彝士公司国有化，反对任何武装干涉的企图，主张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由于苏彝士运河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生命线，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早就怒不可遏，以色列更是早就想打击阿拉伯世界的首领，于是，在英国的带领下，三家联合起来对埃及动武。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出动四万五千人的部队，在英、法、美的飞机军舰掩护下，对埃及的西柰半岛发动闪电式进攻。十月三十一日傍晚英国的堪培拉式飞机开始袭击埃及的机场，紧接着，英法开始直接轰炸埃及城镇、港口与军事要地，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苏彝士战争爆发。他们企图垮纳赛尔政府，恢复对苏彝士运河的控制。 中国使馆在战火中坚守岗位，开展对外活动，保持与国内联系畅通 炸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落在闹市之中，街道楼房倾刻间被轰然炸成废墟。使馆人员能清楚地辨认出那掠过头顶的飞机上的英国标志或是法国标志。当时，埃及首都开罗、第二大城市塞德港和苏彝士市等人口密集的城市全部处在飞机的狂轰乱炸之下。情况万分危急，面临突然降临的战争，埃及人民没有屈服，都紧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奋起抗击。政府按纳赛尔总统的指示，将武器分发给任何志愿作作游击战士的人。在开罗街头可看见居民排着长队领取枪支弹药，参加保卫祖国。 刚到任的陈家康大使冷静、沉着对付这非常事件。按照国际惯例，战火中的外国使馆是应该免遭袭击的。但中国使馆地处开罗市中心地区，原是过去总督的官邸，占了半条街。在英美飞机的狂轰乱炸之中，使馆随时都会发生意外，当然也是前线。但陈大使立即将中国使馆全体人员集中起来，讨论与设想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并进行了紧急的布署和准备。使馆内年纪较大的人员，积极对外开展活动；年轻的坚守岗位，做好应急准备。 在飞机轰炸的恶劣危险的环境下，陈家康大使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对外活动，和埃及政府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密切注视着形势和动向，同时，保持着与国内畅通的联系，及时向国内报告情况，执行国内交付的任务和指示。 在危急时刻，纳赛尔在电台向埃及人民讲话，表示他决不投降，一定留下来坚持抵抗，直至入侵者全部被赶出埃及。他还拒绝让自己的妻儿离开首都开罗。在开罗电台与阿拉伯之声电台被炸毁后，他乘坐一辆敞篷车巡行在开罗街头。总统和军民一起抵抗，民众受到鼓舞。 当时，有的国家的驻开罗使馆准备撤离，备好了船只搭载妇女儿童，从城里上船驶至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去避难，并邀请中国使馆的女同志同去。使馆的女同志表示婉谢，要留在开罗的使馆里坚持工作。 在北京，周恩来在得到驻开罗使馆发来的报告后，于十一月一日下午，接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表示遣责英法的武装侵略，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周总理并将《中国政府关于英法武装侵略埃及的声明》面交大使，说明这只是中国对埃及支持的第一个步骤，中国还将考虑其它的步骤。 毛泽东向埃及提出埃军不宜固守西柰半岛的建议 十一月二日夜深，实际上是十一月三日的凌晨。天都快亮了，毛泽东却没有一丝睡意。政治局的几个在京的委员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面对着墙上刚悬挂不久的埃及的大地图，他的精神十分亢奋。 当年在陕北山村农家的院屋里，他是用煤油灯照看地图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的。有时遇到敌军迫近，警卫部队已经布置好转移，卫士和秘书将他的行装都装好了，他骑的马都已经牵到屋门口，他还在看作战地图。要不是周恩来亲自来催，他真还不走呐。往往是卷起地图刚走出山口，胡宗南的部队就进了村。 进城不久，发生了朝鲜战争，他就在这菊香书屋里摊开军用大地图，熬了多少过不眠之夜，凭着与彭德怀的频繁的电报往返，指导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美军的直接较量。 昨晚，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根据中国驻埃使馆的报告和埃及驻华大使的通报，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介绍了苏彝士战争爆发的情况。这就使他的思绪亢奋起来。 当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间，埃及收回苏彝士运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十分兴奋。这时，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到任，毛泽东立即接见了拉加卜。一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的谈话很亲切、广泛，他还引导埃方在斗争中做好统战工作，还关心纳赛尔总统要注意安全。他说—— 你们的国王做了坏事，所以被人民推翻了，但他还是个埃及人。现在全埃及人民、全阿拉伯人民和全亚非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他也应该讲点爱国主义，不要发表不利于埃及的言论，不要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应该对他做点工作。中国地主的土地土改时都被没收了，但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也赞成打美国人。…… 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现在英法联军真的进攻埃及了。这天白天的时候，毛泽东就亲自过问对埃及的声援。他还指示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埃及的方针应该是大力的、无偿的，它需要什么，凡是我们办得到的，一定要送去。 除了过问声援和经济援助，毛泽东还从军事上极为关心苏彝士运河战局的进展，下午，他还叫人催问驻埃使馆有没有战况的新报告。经过彻夜未眠的思考，十一月三日，毛泽东以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对整个战局发展作出了判断：以色列部队先对西柰半岛发起进攻，意图在于把埃及的主力部队吸引至运河以东地区，然后待命于地中海上的英法联军登陆塞得港后，沿运河南下，直逼开罗，三国部队合击，一举歼灭埃军主力…… 好大的胃口哟！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很快就提出了埃军不宜固守西柰半岛等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此建议，由周恩来转交给埃及政府。 十一月三日这天，北京市近五十万群众与全国各地上亿群众，开始了连续三天的集会游行，遣责英、法的侵略，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埃及，纳赛尔意识到了对方的意图，果断命令埃军从西柰撤出，不要恋战，以免陷入敌方圈套，使埃及主力部队免于覆没。主力保存下来了，后来有实力阻挡占领塞得港的英法联军南下。纳赛尔这一决定后来被称誉为“天才决定”，与毛泽东的“不宜固守西柰”的提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十一月十日，中国把埃及急需的大批物资装上运往埃及的轮船，其中包括六千吨豆类，一千多吨冻牛羊肉。随后又有大批钢材、粮食、茶叶、矿石、绵籽油等运往埃及。周恩来致电纳赛尔，代表中国政府向埃及赠送两千万瑞士法郎的现金。中国红十字会也赠款十万元人民币，还准备了一个医务工作团，以备埃及的需要。 埃及军民给侵略军以顽强的抗击，阿拉伯各国采取断交与切断输油管等手段，配合埃及的战斗，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包括英法本国人民）给入侵者以严正警告下，英法联军被迫宣布于十一月六日停火，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从埃及撤走了最后一批部队。埃及人民终于赢得了维护国家主权、抗击外国入侵的最后胜利。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群众隆重集会，庆祝埃及人民的胜利。 陈家康一出任驻埃及大使，就经受了苏彝士运河战争的严峻考验。他率领使役全体人员沉着应战，正确地执行国家的外交路线、政策及国内的各项指示，园满地完成了使命。通过这次经历，他和中国使馆赢得了埃及与广大阿拉伯人民的称赞和友谊。纳赛尔总统对陈大使也很赏识，在开罗的众多外国大使中，他是少有的可以与纳赛尔总统进行深谈的一个。他与中国使馆的表现，使他在开罗的外交使节中赢得了广泛的威信，连当时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的大使，如美国、日本等国大使，对他也很尊重，愿意同他交往。 来自茶叶发源地的“贸易大使”出使嗜茶如命的国度 新中国使多少投身革命的人的命运，会产生难以想像的变化。 白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离开了党政工作岗位，选择了对外贸易部，准备把后半生投入新中国的经济贸易工作中去。当时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大西洋岸边的古城拉巴特，在这如此遥远的西北非担任中国驻摩洛哥王国首任大使。新中国建国初年从军队挑选了一批将军耿飙、姬鹏飞、袁仲贤、黄镇等作外交官而被称为“将军大使”，著名作家巴人（王叔任）出任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被称为唯一的“作家大使”；这次，白认从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的岗位上来当大使，该算是当时唯一的“贸易大使”了。 摩洛哥和中国，具有相同的命运，过去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因而两国人民心心相印，彼此相通。一九五五年四月，当穆罕默德五世还被流放在印度洋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洋东边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讲坛上发言，就明确地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三月摩洛哥独立后，四月四日，周恩来总理致电摩洛哥王国首相西？贝凯，热烈祝贺摩洛哥独立，相信摩洛哥人民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建筑幸福生活的事业中将获得新的成就，并且愿意看到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发展。四月十八日，西？贝凯首相复电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希望摩洛哥的独立将有助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 摩洛哥的独立是政治上的独立，按照当时法、摩两国谈判所签的独立方案，是颇为有名的“互相依存中的独立”方案。因而，摩洛哥独立后的经济命脉还掌握在法国资本家的手中。穆罕默德五世和中国建交友好关系，主要想开展摩洛哥自己的外贸，而且很快就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一愿望。摩洛哥独立当年的十一月，周恩来就派遣了贸易代表团访问摩洛哥，在访问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时，当地总督表示希望中国在卡萨布兰卡设立领事馆，尽管当时未能设立，却体现了摩洛哥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此后，两国在贸易上的来往逐渐增多，为促进两国建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据中国驻摩洛哥首任大使白认在回忆录中记述—— 穆罕默德五世在位，双方的主要贸易是中国的茶叶和摩洛哥的磷酸盐肥料以货换货。摩洛哥磷酸盐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首位，每年向中国出口六十万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摩洛哥人民是世界上喝茶最多的人民之一，年需茶叶一万二千吨，平均每人每年喝一公斤的茶叶。摩是中国茶叶的最大主顾。 中摩两国经两年贸易来往并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后，一九五八年秋天，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访问摩洛哥，在洽谈好茶叶和磷酸盐的贸易的同时，达成了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定。 于是，摩洛哥成为继埃及以后非洲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因为与摩洛哥是从贸易口子入手建立的外交关系，当时外交官又很缺，有人建议从贸易战线物色一个驻摩洛哥大使，便于今后加强从贸易方面开展对非洲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同意了这个提议。 当时在外贸部物色的就是四十多岁的白认。 白认是北京郊区顺义县人，青年时想求学，因家里贫穷没法进入北平的名牌大学，只好进入免交学费、有饭吃的北平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国难当头，他在救国救亡的学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当时他只有十九岁。一九三三年，他因能写能说，擅长于宣传鼓动，被选进学生会担任宣传股长；这一年，他与一群热血青年离开北平北上投入抗日前线，参加了冯玉祥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总政治部担任宣传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在山西省参加抗日战争，先后担任兴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特派员，兴县县长，中共晋绥一地委委员，晋绥一专署专员。一九四五年起，担任吕梁七、九、十专署副专员，晋南行署建设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是担任西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然后担任西康省委常委、副省长。西康省合并后，他调到外贸部，于一九五六年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助理。 他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调至外交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离京赴任。行前，陈毅副总理接见并作了有关的指示。 在他作动身准备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要去的地区古代叫做“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是“极西”意思。这个地区在中国古代称为“日没之处”，是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古人看来是最西边、最遥远的地方。 六百多年前，中国和摩洛哥的旅行家已经相互访问 第一个有明有姓可考据的到达摩洛哥的中国人是汪大渊。他比白认大使早到摩洛哥六百多年。中国和摩洛哥的贸易往来，也可以追溯到六百多年以前。 在元代，也即十四世纪初，中国人已经绘制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这个地图已经把非洲正确地画成一个倒三角形，并且标出了三十五个地名。这要比欧洲一三七五年的卡塔兰地图、一四五九年的弗拉？毛罗地图出现的非洲三角形图像都要早一些。 大约在一三三六年，汪大渊从埃及来到摩洛哥，甚至到达了最西的丹吉尔港（当时叫挞吉那）。丹吉尔位于非洲的西北角，直布罗托海峡的西南岸，靠近大西洋，被阿拉伯人称为极西之地，中国人也将其视为“日没之处”。 汪大渊是元代洪州人（今江西南昌）。一三三四年冬，他租海船满载着瓷器、丝绸、药材，从福建泉州出发，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抵达亚丁。那时还没有苏彝士运河，他把货物从大海船转装至小船上，渡红海至埃得哈布港，再卸下货物装在骆驼背上，经陆路运往内地，约三十天后再用小船沿尼罗河运至开罗，从这里沿一条叫作加利齐恩的运河，最后运到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港，然后再转船运到摩洛哥。在这期间，他还去国过麦加朝圣。 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中有其在摩洛哥丹吉尔港的见闻—— 国居达里之地，即古之西域。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俗与羌同。男女身面如漆，眼园，白发。笼软锦为衣。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有酋长。地产安息香、琉璃瓶、硼砂，栀子花尤胜于他国。贸易之货，用沙金、花银、五色缎、铁鼎、铜线、琉磺、水银之属。 中国人带着美丽的瓷器、丝绸到达丹吉尔的消息，很快传遍摩洛哥。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巴图泰听说后，下决心也要克服重重困难，到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去旅行。 伊本？巴图泰是著名的中世纪探险旅行家。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团哲。他是个著名法学家的后代，自幼研习法律，收获颇丰，虽说当法学家可以受世人尊敬，并能获取高官厚禄，光耀门庭。但巴图泰在博览群书中对地理游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神秘的东方世界，牵动着这个阿拉伯青年的心。 巴图泰二十二岁开始出门探险远游。他穿过沙漠，三次到达伊斯兰圣地麦加。之后，开始航海闯向东方国家印度和中国。他历尽艰辛到达了印度最大的城市德里。他因博学而得到印度王室的器重，出任德里总法官，执掌司法职务，薪俸极为丰厚。一三四二年初，他受命出使中国。不幸的是，三艘使船驶离印度次大陆不久即遇海事，使团失散了。巴图泰几经周折，飘泊经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地，最终于一三四六年乘船抵达泉州港，开始了在中国的旅程。他称泉州为“剌桐”，夸奖泉州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他先后到了泉州、广州、杭州、北京等地，在北京觐见了皇帝。皇帝在诏书中命令沿途官员要给巴图泰“优待”，其费用由政府支出，等等。巴图泰在江南一个城市遇到了同乡——摩洛哥人布史雷。他们早在印度时已相识，此次在中国相见，都很激动，俩人“不禁落泪，布史雷来从印度来中国已有多年，善理财，资产巨万，现有男女仆各五十人。” 巴图泰回到马格里布后，由他口述，别人记录整理了一本书《伊本？巴图泰游记》。该书对当时中国地理风貌、城市状况、社会生活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馆址的楼里发现美国最先进的窃听器 初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使馆人员住在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旅馆里，每天去一个越南人开的餐馆吃饭，这个越南人能做中国菜。不久，就物色到一幢合意的房子。房子为两层楼，房子建筑约五百平方米，房子连院子共一千多平方米，正适合使馆需用。房产原属王国政府的前首相，其因盖了新居而出售旧屋。经人介绍，很快就达成了交易。在搬进去之前，对房子进行了维修。 使馆人员搬进去后，就发生了窃听器事件。 政务参赞进行分配房子，将接待室、会客厅、宴会厅、食堂及炊事员、司机等服务人员的宿舍安排在底楼，楼上是工作人员办公、学习和住宿的地方。楼上有间最大最好的房子，该是那位前首相夫妻的卧室。政务参赞理所当然将这间大卧室分给白大使夫妇作住房。可是，担任使馆二秘兼党支部书记的大使夫人黄其云过惯了简陋的日子，不愿在使馆享受特殊待遇，她看中了原主人小孩住的小房间，旁边照样有洗澡间和厕所，说这已经够好了。政务参赞不肯让白认大使住在这么个小房间。白大使说，尊重夫人的意见吧。 据白认记述，为分配住房还有这样的对话—— ……政务参赞笑着说，那是人家小孩子住的房子，分给大使和夫人住，让人家知道了会笑话咱们的。她说：“咱们不让人家参观宿舍，不接待外宾上楼，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的住房分配情况呢？” 政务参赞见她执意要住小房子，只得又问我：“大使，你看怎么办？” 我笑着说：“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由她决定。” 由于白认黄其云夫妇不愿享受特殊待遇，竟使大使幸然避开了敌人安装在大使卧室里的窃听器。 搬进新买的馆舍三个月后的一天，黄其云和另一工作人员郑守义在向法文翻译吴天波学法语，她听觉敏锐，忽然听见一种很轻微的嘀嘀嘀的声音。她觉得诧异，让郑守义、吴天波也注意细听。三人循声轻步寻找过去，寻进了政务参赞卧室里，并循声打开了挂衣服的壁橱门，经过细心倾听寻找，发觉声源就在壁橱下面的墙壁里。白大使得到报告也来了。大家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墙底部靠地面有一块砖大小的地方，比周围的颜色要新一点。吴天波用铁铲撬了一下，石灰和泥土随着坠落，一个微型窃听装置终于暴露出来。那是一块小薄片片，撬开时还在嘀嘀嘀的响。郑守义刚想拆出来看一看，白大使悄声摆手制止了，示意大家出屋去研究。 有的人要看一看，白认大使嘱咐大家：“在旁边看看可以，不过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以免惊动敌人。” 机要员小黄建议：“大使，我去取下来处理了，免得敌人再窃听使馆的机密。” 白认说：“不。我们不能自行处理。必须迅速向国内报告请示。” 当晚一请示。国内立即回电说：马上派人去检查。 过了没几天，两个专家携带着专用设备从国内赶到了使馆。他俩蹲在壁橱前看了又看，然后对使馆的人说：“这是一台接收转送的窃听机器，作用相当于一台广播机。看上去小巧轻便，是美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窃听器。这种最新产品，是美国的禁品，我们想买都买不到，想不到在这儿却唾手可得。” 两个专家拿出了从国内带来的探测器，将使馆所有房间的墙壁检查了一遍，查出了四个小窃听器，每一个只有小女表壳那么大，中间穿着很细很细的铜丝。由于敌人以为大使夫妇肯定住那间大卧室，他们精心装了窃听器。但没想到大使夫妇只住小卧室，大卧室改作大家的学习室，是大家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地方。敌人就只能窃听我们的学习内容了，如意算盘落了空，白白送了几个最先进的美国新型产品，让两个专家很高兴地带回国去研究了。 白大使细心谨慎，为了防备万一，那几个窃听器都没有马上拆除，一直到两个专家买妥机票，收拾好行装离开使馆上机场之前，他才让他俩把它们拆下来，马上乘车带走。 至于窃听器到底是什么人装的？虽说始终是个谜，但是联系到摩洛哥的战略位置与在现代史上的复杂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了。 摩洛哥位于西北非，它西临大西洋，北边海岸就是被称为欧、非两洲咽喉的战略要道直布罗陀海峡，隔着地中海与西班牙遥遥相望。因而，摩洛哥是个战略要地。二次大战期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准备到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美国作战部队就乘军舰在摩洛哥登陆，并在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建立了共同打击德意法西斯的盟军司令部。盟国的四国首脑会议就曾在这儿召开。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戴高乐都在海边的豪华别墅下榻。卡萨布兰卡也成了著名的特务活动中心，不只是美国、英国、苏联等盟国，就是德国、意大利、甚至日本，都在这儿设立了秘密的情报机关或是建立了特务活动的地下据点。有一部由大明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著名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表现的就是二战时期这个城市里错综复杂的国际特务活动。在战后的冷战时代，因为这里是进入非洲大陆的桥头堡，特务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说，街上有的商店、旅馆或者照相馆都会是某国特务开设的掩护门面。 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之后，中国驻摩使馆对于保密与安全工作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罕见的来到中国展览馆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领着戴面纱的宠妃和王储，还手拉着漂亮的小公主，前呼后拥地来到了中国馆参观。白认大使和展览团长在中国馆门口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馆是国王来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参观的少数几个展馆之一。这令其它许多国家的展馆人员外交使节十分羡慕与惊奇。国王参观中国馆，表明了驻在国对新中国的重视。 本来国家最高领导人参观在该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只是一种很平常的国际惯例。但在摩洛哥却非同小可。国王穆罕默德五世全名叫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是摩洛哥举国景仰的民族英雄，也受到阿拉伯世界与非洲人民的崇敬；但是这个国王却脾性颇有点怪，他在王宫里深居简出，很不愿意出席礼宾活动，各国使馆举行招待会或是节庆仪式，他从来没有出席过。中国首任驻摩大使白认到任开馆后，经过调研了解，也从不提这种办不到的要求。 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却表现了对中国的少有热情。白认大使到任不久，中国杂技团飘洋过海，乘船来到摩洛哥访问演出。中国使馆为杂技团在拉巴特的大剧场举行大型招待会，邀请来了摩洛哥王国政府各大臣、要员、知名人士和各国使节及华侨代表，一千多人济济一堂，气氛格外热烈。演员们表演的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技节目，极为成功。杂技团在拉巴特、卡萨布兰卡、非斯、丹吉尔、马拉喀什等城市演出了三四十场，受到了摩洛哥朝野的普遍欢迎，影响很大。深居王宫里的国王听说以后，特别邀请杂技团进宫去，为王室成员专场演出。穆罕默德五世全家看了后都异常高兴，对杂技团赞不绝口。 这次博览会在卡萨布兰卡举办，在白认大使的张罗下，对外贸易促进会组织的中国馆办得很具规模，占地面积约三千多平方米，参展商品品种大约三千多种。从红旗牌大轿车和各种工业机床，服装、五金、百货、日用品、食品、农产品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虽说当时中国商品从现代化程度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许多产品到底是在建国后刚十年的短短时间里，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充分反映了新中国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成就，颇得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海外华侨和好些西方人士称赞。 白大使想请国王去参观中国馆，开始使馆有人有顾虑，担心请不来。白大使向主管的王宫典礼局长提了出来。典礼局长说，他一定努力争取。果然，穆罕默德五世带着宠妃和王储来到了中国馆，就确实使人感到破例与少见了。 当人们知道穆罕默德五世为争取摩洛哥的独立而经受的磨难与坎坷，对他深居简出的孤怪脾性也都会十分谅解的。 老国王曾被流放到孤岛上，养成了孤寂的怪脾性 远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就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摩洛哥；八世纪，在摩洛哥古称非斯的古城，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人的帝国。从十五世纪起，就先后遭到西方强国的入侵。一九一二年三月，法国占领了摩洛哥王国的大部分地区，法国迫使摩洛哥苏丹签定了“非斯条约”，把摩洛哥变为“保护国”；同年十二月，摩洛哥的北部地区也被西班牙所占领。三十年代初，法国占领了摩洛哥全境。一九二七年穆罕默德五世继承王位的时候只有十七岁，他从青少年时就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很反感并抵制法国总督对他的所谓监护。一九四三年摩洛哥成立了奉行伊斯兰教义倾向于王室的独立党，该党旨在积极开展抗法斗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运动。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及其子哈桑二世积极支持独立党并参与了这场斗争。穆罕默德五世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公开发表演说，要求摩洛哥独立。一九四八年八月与一九五〇年十月，他向法国总统提出备忘录，强烈要求法国修改“非斯条约”，废除保护制度。 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国强行废黜穆罕默德五世国王，将其父子俩流放到法国南部的科西嘉岛，这个岛上曾囚禁大名鼎鼎的拿破仑。后来法国当局又穆罕默德五世转移去非洲东边的马达加斯加。 当时，法国殖民军残酷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大批爱国者被逮捕、流放、杀害，民族主义政党被取缔。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不到半年间，就有三万人被捕。一九五三年，法国殖民当局就逮捕了两万要求穆罕默德五世复位的爱国群众。但是，摩洛哥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仍然坚持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一九五五年二月，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埃德加？富尔出任总理，为了稳定稳定北非两翼摩洛哥和突尼斯，集中力量对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法国准备对摩洛哥和突尼斯作出政治让步。这一年八月，在穆罕默德五世被废黜两周年之际，摩洛哥各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要求释放国王，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富尔被迫同意穆罕默德五世重登王位。穆罕默德从马达加斯加经法国回到摩洛哥时，受到全国民众热烈欢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摩洛哥和法国发表声明，废除使摩洛哥沦为法国“保护国”的一九一二年“非斯条约”，法国宣布承认摩洛哥王国独立。 独立后，摩洛哥仍是君主立宪的王国，但王室公开地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正在艰苦斗争中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南非洲、佛德角等国，都曾得到摩洛哥道义、军事和物资等多方面的援助，得到非洲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也许是两年多在孤岛上的囚放生活，使他养成了孤寂的脾性。每次因国家事务需要国王邀请各国使节去外地活动，国王与使节一般都不直接接触，个别交谈也很少。 因此，穆罕默德五世来参观中国馆确属难得。国王带着王妃、王储在参观中，对中国的传统工艺品特别感兴趣。那些中国丝绸锦缎，有的艳丽璀灿、五彩缤纷，有的暗花流动、素净淡雅；那些翡翠、玛瑙、珊瑚雕刻的花草虫鱼、人物鸟兽，栩栩如生；尤其是那座仿造郑和下西洋航船模型雕刻的象牙船，船上的甲板缆盘、层层楼舱、舵台桅杆，都刻划得细致逼真，使他们惊讶赞叹不止。摩洛哥的地毯工艺精美，也出口国外，但国王看了中国的手工地毯，很喜欢工艺的精细高超、图案的美伦别致。哈桑王储很高兴地邀请白认大使坐在他的车上，一起去观赏卡萨布兰卡的工艺品市场，还送给大使一只阿拉伯式的大皮袋。 本来按阿拉伯的习俗女子在外是不能揭开面纱露脸的，穆罕默德五世情绪很高，打手势叫美丽的王妃揭开面纱，露出迷人的容颜，在中国馆品尝展览的绿茶。 派谁去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探路？总社长想起了王殊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的中国人在加纳议会大厦大门前徘徊。 看样子，他已经守候在此好一阵子了。在大门前来来往往的黑人市民中，他显得很显眼。在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加纳，还很难看到中国人。看样子，显然这个中国人是在等待着什么。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著名的独立门西边有一幢白色的楼宇建筑，这就是加纳议会大厦。高大的独立门的顶端那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巨型黑色五角星，在阳光下更显得黑亮黑亮。议会大厦上空飘扬着的一面加纳共和国国旗，在红、黄、绿三色的正中也有一颗黑色五角星。黑色五角星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处处可见，加纳人以黑色代表吉祥，把黑五星视作非洲解放、民族独立的象征。 等在议会大厦前面的这个中国人的神情显得很着急。 他就是新华社记者王殊。他可以算是持着新中国护照进入加纳、甚至进入黑非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好不容易才来到阿克拉，在开罗等了两个多月，才从加纳驻开罗使馆得到在加纳逗留六十天的短期签证。 他是一九五九年二月间到达阿克拉的，他在阿克拉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在这六十天内取得作为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加纳常驻的签证。他写了一份要求常驻的申请信送交给加纳政府有关官员后，等了两个多星期还没有下洛。他心中有些着急，决定要直接找恩克鲁玛总理要求解决。 他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离开北京的，如今在阿克拉已经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份了，常驻的问题还没能解决，虽说已经写了一些报道发回国内，但还谈不上进行深入的采访与调研。眼看在加纳短期逗留的签证就要到期，他心中真是不能不着急呵—— 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受到鼓舞、发展得很快，一批非洲国家将要获得独立。这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八年秋天，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同非洲这些国家建交估计还早，但派记者去可能容易一些，新华社可以派一些记者到那里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的国家去，主要是结交朋友，了解情况。 派谁去撒哈拉沙漠以南赤道附近的黑非洲地区呢？ 新华社在前几年已经派有记者驻北部非洲的开罗、阿尔及尔等地，但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那还是很陌生、很遥远的地方，驻北非的记者也未能涉足。这些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有的还有战事。派去的人需要政治性强、能独当一面以外，还要懂外文，身体好，能力强，富于开拓精神…… 吴冷西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经历过战火的记者：王殊。 毛泽东致电给彭德怀李克农，要他们看王殊的报道 王殊是江苏常熟人，这年三十出头，正好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年轻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的英语，在一九四六年春二十二岁时，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十月，被吸收进新华社，到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的前线分社担任见习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前线报导。一九四九年十月任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助理记者。一九五一年十月奉命赴朝鲜前线，以志愿军总分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在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报道；当时，停战谈判已经到了遣返战俘的议程。 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对外斗争的国际报道，没有经验，也缺乏信心。但是，他与同事们在没有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情况下，却都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对报道的重视与关怀，使他得到锻炼与鼓励。几乎每天早上一上班，都可以看到周总理机要秘书用电话传给总社办公室的总理作的有关宣传报道的指示、审批过的稿件和批语。这些指示都很具体，政策是什么，重点是什么，要写什么，怎么写，有时连第一点、第二点……都列了出来。报道组接到指示后，立刻搜集材料，在中午之前撰写，晚饭前将清样送到社长室。吴冷西社长审阅后重打清样送至总理办公室都是每天晚上十点钟了。总理公务繁忙，大都是在拂晓时审批这些稿件。据说，有些稿子甚至是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批的。总理对稿件改得很仔细，不但在对政策的表述上细作推敲，对文字也作润色，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些浸透周总理心血的稿件，发出去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谈判后期，有一次，志愿军捕获了几个美国空降特务，在审讯中发现这些人都是原来的战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向敌人屈膝投降，参与了敌人迫害和扣留志愿军战俘的罪行。这些人又被敌人训练成特务，空投过来搞破坏。王殊闻讯后立刻前往采访，写出的两篇关于志愿军捕获美国空降特务的通讯，揭露了美方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的罪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这两篇通讯经新华社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主席看了后，亲自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开城谈判代表团中方团长李克农发了电报。电报说，新华社记者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要求谈判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在会议上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的阴谋。 王殊这就在对外宣传的国际报道中凸现出来了。 王殊于一九五四年五月调回总社后，又马不停蹄地先后参加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中国馆与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的报道。他也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写了一批很重要的通讯报道。他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担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首席记者，是吴冷西社长很看重的记者。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王殊从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回到北京参加分社会议，总社通知他在年底前去黑非洲工作。多年来的军旅记者生涯，他已经习惯了爽快地接受任务，这次他对遥远的非洲是太陌生了，他只看过一本翻译出版的约翰？根舍著的书《非洲内幕》，除了从书本概念上知道西方帝国的殖民地、受奴役的黑人、可可、赤道炎热的气候等之外，对要去的黑非洲简直是一无所知。对独自去闯这块陌生的大陆，他当然也是欣然从命。他经过多次去跟新华社外事部与外交部新闻司商量，决定先去西非的加纳。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现已经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宣布在英联邦内实现独立，改名为加纳。实质上属于半独立，目前正在争取完全独立。非洲著名政治家克瓦米？恩克鲁玛担任加纳政府总理，并一再宣布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且，加纳曾经派出政府农业部长科佐？博齐约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同中国代表团有过一些接触。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就出发了，在卡拉奇还向接任的人交待了工作。 王殊于同年十二月初就赶到了开罗，无柰因等签证在开罗耗了两个来月，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来到了阿克拉。 王殊来到了原来叫黄金海岸的加纳，以前真的很多黄金 这就是加纳！原来叫黄金海岸的加纳。 古代西非的尼日尔河与塞内加尔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加纳王国是西非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它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经历了整整一千年。在公元九至十世纪，加纳王国达到了繁盛的顶峰，有发达的农耕、纺织、制陶、冶铁，也有相当繁荣的商业，贸易做到了北非甚至地中海北岸的欧洲。骆驼组成的长长的北非阿拉伯商队，响着驼铃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经过漫长的行程来到加纳的都城。加纳国王对过境货物课税，“对每驮入境的盐征收一个狄纳尔，对每驮出境的盐征收两个狄纳尔”。加纳国王依靠过境税，增加了财富，繁荣了经济。贸易的商品主要是撒哈拉的盐和西非的黄金。 加纳王国因盛产黄金被称为“黄金之国”。人民采掘了大量黄金，大块黄金缴交给国王，碎砂金生产者自己留下。加纳有着发达的黄金贸易，那时的贸易采用传统沿用的古朴的物易物“哑贸”方式。卖主在贸易点上摆好自己的货物，敲起大鼓，然后躲藏起来。当地的买主走过来把一定数量的黄金放在货物旁，也躲其来。卖主出来，如感到满意，就收起黄金，敲鼓而去，如不满意则再次躲起来，等买主增加黄金，真到双方满意成交为止。那时候，加纳王国拥有大量的黄金，黄金“变得几乎不值钱”。国王穿的是金饰的衣服，侍从配带镶金的刀剑，国王的马披着饰金的马衣，狗戴着金项圈，甚至在王宫门前的巨大拴马石都是用黄金做的。 十一世纪中叶，加纳王国衰落了，被随后兴起的马里王国所取代。一直至十七世纪在加纳的北部出现了阿散蒂王国。十八世纪中叶，阿散蒂成为西非强大的国家之一，并且成为英国殖民侵略的主要抵抗者，一直至二十世纪初，阿散蒂人民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八次战争。直至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阿散蒂人失败，领土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将加纳称作“黄金海岸”。 二次大战后，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的浪潮中，民族主义政党在黄金海岸成立，这一事件成为加纳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转折点。一九四八年一月，恩克鲁玛就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总书记，加纳民族独立运动走向了一个新阶段。经过深入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恩克鲁玛两次被捕入狱。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势不可当，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黄金海岸终于宣布成为英联邦内的独立国家，国名改称加纳。 王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加纳。 王殊受到英国人的暗中监视，为获常驻签证而直接找恩克鲁玛 王殊来到的时机正好。一九五九年一月间在阿克拉刚刚召开过第一非洲大会，反帝、反殖、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气氛很浓厚。为尽快在两个月内取得长驻签证，王殊拜访了不少加纳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对方普遍表现了友好合作的态度。其中好些人告诉他，申请常驻签证不要向新闻局申报，因为新闻局局长还是英国佬担任，会从中作梗；还建议他直接找新闻部长科菲？巴科，巴科在政府中属民族主义派，是恩克鲁玛总理的重要助手之一，也去万隆参加过亚非会议。王殊立刻拜访了巴科部长。巴科很友好坦率，同王殊谈起了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的许多问题，双方有很多共同语言。他向巴科部长表达了常驻的愿望，巴科听后很高兴地表示欢迎，要他正式送交一份申请信。他送出申请信时，还附上最近所写的有关加纳情况报道的剪报。 王殊住在阿克拉的旅馆里等了两个多星期还没有回音。阿克拉海滨的风光十分迷人，他当然也无心欣赏。住的时间长了，他愈发体会到当时的加纳受英国人的控制还很严。他在北京和香港订阅的报刊都被邮局没收，在拜会英国人担任的邮电局长并提出抗议后，人家才按时送报给他。当时在阿克拉除了他之外，还没有别的中国人。不久遇见两个香港人，他们告诉王殊，英国人拿了他写回国内的中文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帮翻译。后来，他还在电话听筒里发现了微型窃听器。 他觉得不能再空等下去，决定想办法直接找恩克鲁玛总理。 恩克鲁玛是加纳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不仅在加纳，而且在西非及整个非洲都很多影响。他才学出众，在美国、英国艰苦的留学十二年，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各种学说和各种社会思潮，还认真阅读了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玛志尼等人的著作，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在印度主张非暴力主义的甘地，有提出“非洲人的非洲”的美国著名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等等。他提出以非暴力主义作为加纳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指导思想，被誉称为“西非的甘地”。他经历坎坷，在加纳很有威信。王殊决定找恩克鲁玛，将来还要对恩克鲁玛进行深入采访。他知道，如要采用向有关部门提出采访或是约见，也会陷入等待之中。他想了这个办法尽快直接面见这位著名的加纳总理。 这天，王殊瞧准了议会正在开会，就来到议会大厦门前等候。王殊在其回忆录《开展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关系》一问中，作了记述—— ……有一天在议会散会时，我在门口抢前找了恩克鲁玛总理，作了自我介绍，并谈了常驻的愿望。他对我到加纳表示欢迎，还说已看到了我送给巴科的有关加纳情况报道的剪报，对我常驻的申请要我仍找巴科。不几天，巴科复信给我，表示欢迎我常驻。我立刻到警察局和新闻局办理了手续。 王殊终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第一个新华分社。 通过这次打交道，他同巴科就很熟悉了，俩人见面时经常随便说话，不再有拘束。他问巴科对于中加两国建交问题的看法时，巴科坦率地说，现在加纳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同中国建交可能要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比较现实。还有的加纳友好人士建议王殊先去几内亚。西非的几内亚刚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宣告成立共和国，塞古？杜尔担任总统。几内亚过去受法国控制，现在的独立是完全的独立；因而，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要比加纳大一些。有的还说，如果中国同几内亚先建交，对加纳也有推动促进的作用。 王殊觉得他们说的坦诚而有道理，联系到自己在阿克拉的亲身感受，也觉得英国对加纳的控制还很严，短时间内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不大。正在此时，几内亚执政的民主党将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几内亚总统杜尔作为党的主席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方派代表参加他们在独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发电报的时间仓促，已经不可能从北京派出代表，因此新华总社电告王殊，要他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采访。 王殊接到总社的电报后，立即离开阿克拉动身赴科纳克里。 杜尔对戴高乐说：我们宁愿贫穷而享受自由，不愿富裕而受人奴役 在新华总社通知王殊去科纳克里采访前，几内亚因为全国公民投票赞同而毅然宣布独立，骤然间戴高乐政府的报复性的封锁与打击，使几内亚的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一九五八年六月，戴高乐重新出山执政后，面临海外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日益蓬勃高涨而引起法国国内尖锐的政治危机。戴高乐被迫制定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来代替原有的“法兰西联邦”方案。新宪法让法属非洲殖民地人民进行抉择：或者参加法兰西共同体取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或者脱离法国而独立。法国政府同意各个非洲领地在同年九月举行公民投票，以对此问题作出决定。 这是戴高乐面对现实，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痛苦而无可柰何的选择。 在实施公民投票前，戴高乐进行了一次“推销”其新宪法的非洲之行。他打算逐一会见法属非洲殖民领地的领导人，设法使这些领地的人民投票赞成这部新宪法，而留在戴高乐所设想的法国与非洲各自治共和国的共同体中，将得到法国“慷慨”给予的各种好处；反之，要是他们的人民投反对票，那么法国将“中断一切关系”，他们将得不到法国给予的帮助或者庇护。二者必居其一。戴高乐当然是要他们选择前者。 戴高乐此次非洲之行全程共耗时九天，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戴高乐访问了马达加斯加、乍得、刚果（布）、乌班吉沙里（现中非共和国）、象牙海岸、几内亚和塞内加尔。除了最后两处之外，戴高乐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这使他对投票的结果深信不疑。 但最使他感到不踏实的就是几内亚了。八月二十五日，他到达科纳克里时，虽说塞古.杜尔也来机场迎接，但从机场乘车前往市区的沿途，到处看到经过训练的人群高喊着：“独立！独立！”每人都挥舞着写着“独立”一词的小旗子。显然，几内亚要求的是无条件的独立。 在欢迎戴高乐的大会上，塞古.杜尔饱含感情地说到：“我们宁愿贫穷而享受自由，不愿富裕而受人奴役！” 这段话受到在场群众的狂热的欢呼，这使戴高乐感到很大的震惊。戴高乐被激怒了，连杜尔后来所表示同法国维持友好关系的话也根本听不进了。当天晚上，法国方面宣布取消了原定的法国政府海外领土部长与塞古？杜尔的会谈。 塞古.杜尔建议陪同戴高乐乘机前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戴高乐立即予以拒绝。第二天，通往机场的路上冷冷清清。在舷梯前，戴高乐对前来送行的塞古.杜尔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再见了，几内亚。” 一个月后，九月二十三日。法国（包括海外领地）对戴高乐宪法进行公民投票。法国本土投票者的80%表示同意。在除几内亚之外的法属非洲地区，95%投了赞成票；只有几内亚投票反对。 几内亚的投票结果：反对票1136324张，赞成票56981张。 几内亚的投票结果震惊了法国，震动了世界。戴高乐对此作出了极其迅速而激烈的反应。 九月二十九日，法国政府通知几内亚说，如此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它已经从法属西非分裂出去。紧接着，法国就宣布中止所有对几内亚的财政援助，并命令法国在几内亚的文职官员、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回国。戴高乐政府还下令运走所有可以装箱运走的设备。在十余天内，大部分政府卷宗档案都被销毁，工厂里的机器设备被毁坏。有记载说，电话被从墙上拆下来，政府机关里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水箱都被砸坏，甚至种牛痘的玻璃瓶都被摔碎。与几内亚相邻的塞内加尔，由于受到戴高乐政府的压力，迫不得已宣布把塞古？杜尔开除出非洲民主联盟。戴高乐还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不要承认几内亚，或者不要给它任何援助。 塞古.杜尔并没有屈服。几内亚并没有屈服。 十月二日，几内亚正式宣告独立，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几内亚的竖条红黄兰三色国旗在科纳克里上空高高飘扬。塞古？杜尔担任总统。 亚非拉及世界各国人民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西非的几内亚。它的领导人塞古.杜尔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人物。几内亚宣布独立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立即分别致电祝贺和承认。十二月间，几内亚加入了联合国。恩克鲁玛访问科纳克里，并宣布给几内亚提供一千万英镑的财政援助，还宣布与几内亚缔结国家联盟。中国也准备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还提供一批物资援助。 王殊进入法国人撤走后的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 王殊在一九五九年三月间，从加纳的阿克拉赶到了几内亚的科纳克里。虽说加纳与几内亚同属西非国家，中间隔了一个国家科特迪瓦，距离也不算远。但是加纳的朋友告诉他，以前要去科纳克里没有直达航线，相互往来要去伦敦或者巴黎换飞机。新的直达航线是在几内亚独立后，恩克鲁玛访问几内亚，两国决定建立联盟并互派驻节部长，开辟了这条直达航线，成为黑非洲地区国家不依靠西方殖民国家而自己加强合作的第一个先例。 科纳克里城市是由罗斯群岛与卡卢姆半岛顶端的一块陆地组成，三面环绕湛兰海水、背靠绿林密布的山峦，有迷人的海滨、高大的棕榈树，富于热带情调。王殊到达的时候，这里还是旱季，风光格外秀丽。人们告诉他，在一百余年前，这儿只是一个有二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是土著居民巴加族每年举行盛大拜神仪式的地方。几内亚宣布独立时，这儿已有十来万人口。 尽管这儿风光美丽，但王殊感到法国对几内亚独立的报复行动给几内亚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粮食短缺，人民面临饥饿的威胁。从城里街道的商店可看见食品与日用品严重缺乏。法国撤走技术和管理人员，加上缺乏资金，一些工厂瘫痪了。以前由法国人管理的交通运输遭到破坏，正在恢复之中。加上法郎贬值，使几内亚经济濒于崩溃。 但是，几内亚并没有低下头来。以塞古？杜尔为主席的执政党几内亚民主党召开党代会，就是要号召全党和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措施、战胜困难、恢复经济。政府着手组织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执行使财政情况正常化的许多重措施。为克服人员不足的困难，公务员同意在薪金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在国外学习的专业人员以及邻国的数百名非洲人也响应几内亚政府的号召，来到科纳克里，代替撤走的法国专家。 这是几内亚民主党在独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殊作为新中国的记者来采访，受到了大会特别关注和欢迎。他在大会上还认识了不少前来参加会议的法属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他们也都在争取自己的国家尽快获得独立，都友好地邀请王殊在他们的国家独立时前去访问。 在大会上，王殊注意到杜尔总统讲话很有口才，滔滔不绝，雄辩而自如。他经常引用 href='115/im'>《古兰经》，用法语说起来挺动听：“当太阳下山你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一定要反复默念：‘人人皆兄弟，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大会结束之后，王殊专门采访了杜尔总统。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在宣布几内亚独立而就任总统时，刚刚满三十六岁。他出生在几内亚中部古老的尼日尔河畔的村庄，父亲是马克林族的贫苦农民。他平时在讲话中经常唤起人们对他的曾祖父、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的回忆。萨摩里.杜尔是十九世纪几内亚卓越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善用游击战，曾以从法军那儿缴获来的少数步枪和自制的土枪、弓箭，重创有先进枪炮装备的法国殖民军，被法国历史学家称其为“苏丹的波拿巴”。后因被法军袭击俘获，死于流放之中。在独立的问题上，塞古.杜尔敢于向戴高乐挑战，表现出铮铮硬骨，是深受其前辈影响的。他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从事专职工会工作，表现出罕见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他在组织为工人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中有杰出成就，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三岁就被选为科纳克里市长，不久又担任了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几内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独立斗争的胜利，这与他一手抓党、一手抓工会、广泛发动群众团结斗争是分不开的。 塞古？杜尔对中国十分友好，在接受采访中对王殊说，他很钦佩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曾多次在集会上要求群众学习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气概和在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在王殊涉及中几两国关系时，杜尔只是作了一般性的回答，没有提有关两国建交建议，看起来还有顾虑。 王殊利用此次在科纳克里的机会，比较顺利地在几内亚新闻局办理了常驻手续，成立了在黑非洲的第二个新华分社。办好手续后，王殊就回到了加纳。 中国特使和杜尔谈着建交事宜时，美国黑人大使出现了 一个多月以后。一九五九年五月。西非海岸的雨季来临了。在阿克拉的王殊又接到新华总社的电报，要他赶到科纳克里，与即将到达那里的我国政府特使白认会合，移交我国政府赠送给几内亚的一批大米。几内亚在独立后，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呼吁赠送粮食缓解国内的困难，我国政府立即复电表示赠送五千吨大米。我国驻摩洛哥大使白认奉命担任政府特使来科纳克里办移交。国内还指示白大使，相机试探两国建交问题。王殊及时赶到了科纳克里，并向白大使介绍了他上次在此采访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 白认大使首先拜访了几内亚经济部长和外交国务秘书，移交了已经运到几内亚港口的中国大米。部长和国务秘书都很友好，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对发展两国关系持积极态度，但要白大使直接同杜尔总统谈，总统还身兼外交部长。当时估计几内亚有可能立即与我国建交，因此白大使在拜访杜尔总统之前，事先拟好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的草案。 在杜尔总统接见时，白大使向其提到了建交的事。杜尔表示同意，正要进行商讨建交联合公报时，外交国务秘书推门探身进来，示意要杜尔出去商谈一件事。过了一会，杜尔回到房内，对两国建交的事竟然变卦了，说这件事要待以后在考虑。白大使只好告辞了。 原来，美、英、法等国利用几内亚独立后在政治、经济中的困难，对几内亚施加压力，阻挠几内亚与中国发展关系。一些西方报刊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决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 尤其是美国，早已迫不及待地涉足进来了。几年前法国从印度支那刚撤走，美国就填空赶去，控制了南越伪政权以作其傀儡。这次，在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法国被迫撤出了几内亚，美国便以同情民族解放运动的面目出现，向几内亚派出了黑人官员到科纳克里当大使，想控制黑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这天，是中国特使与美国大使几乎同时出现在几内亚政府的办公楼里。这位黑人大使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还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杜尔总统访问美国的消息。在白认大使拜会杜尔的时候，这位美国大使拜访了外交国务秘书，商谈杜尔访美的事，免不了对几内亚可能与中国建交施加了压力。因而外交国务秘书急忙跑来找杜尔报告此事。几内亚当时在政治、经济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对美国抱有一定的幻想，杜尔不愿在访问华盛顿之前得罪美国。 杜尔到底是杜尔，不是吴庭艳 杜尔到底是杜尔，而不是南越的吴庭艳。据王殊回忆说：美国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美国的沙文主义态度使非洲看清美国同老殖民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个月后，杜尔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访美之前，派遣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并授权予其商谈及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九月三十日，巴里？迪亚瓦杜部长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迪亚瓦杜带来了塞古？杜尔写给刘少奇主席的亲笔信。在参加了十月一日的国庆活动之后，经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迪亚瓦杜会谈，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十月四日，中几两国宣布正式建交，迪亚瓦杜向周恩来总理转达了杜尔总统的口信：“自即日起，几内亚政府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 几内亚是黑非洲地区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终于成为黑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周恩来指示：到黑非洲去建第一个使馆，要派出强有力的班子 赵源带领着建馆的班子到达科纳克里后，下榻于该市最大的法兰西旅客。建馆初期都住在这里。科纳克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他们到此时，雨季刚刚过去不久，这里阳光灿烂，海水碧兰，花木茂盛，真是风光迷人。 长途旅行的劳顿，在这黑非洲的热带风光的熏陶下消融尽净。 那时候去非洲可不比现在，现在从北京起飞，半途经停一站加油或者转机就可以抵达非洲几个主要城市。那时候赵源带着去几内亚建馆的班子，包括二秘、三秘外交官、翻译等一行七人，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启程，由于是第一次去非洲，路途不熟，走一站问一站，经过莫斯科、布拉格、伯尔尼、巴黎、达喀尔，直至年底才到达科纳克里。路上整整走了近半个月。 驻几内亚使馆，是中国在黑非洲地区国家中建立的第一个大使馆。周恩来总理很重视，指示外交部要挑选有经验的大使，派出强有力的使馆工作人员。中国政府在两国宣布建交后，很快就提名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为首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派出赵源作使馆政务参赞，率领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去建馆，在大使到任前担任临时代办，主持馆务。 赵源年纪虽不算大，却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已经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干部了。他这年刚三十五岁，但资历却不短，中共党龄已有整二十个年头了。“七？七事变”那年他只有十三岁，就在山西老家吕梁山地区参加了革命。快满十五岁时入的党。曾经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曾经当个演员、舞蹈队长、剧团团长，后来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组织工作。一九五八年七月调到外交部之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干部处工作。 到了科纳克里安顿下来后，赵源刚把代办介绍信交给几内亚外交部长西塞？福代，就开始了代办到任后的一系列礼节性拜会活动，并积极准备迎接柯华大使到任。 旅馆里又来了几个中国人，引发了一场抵制“两个中国”的斗争 赵源一行到后没几天，突然横生枝节，引发了一场抵制“两个中国”的斗争。 那时候，除了他们几个，在科纳克里是很难看到中国人的。有一天，外出归来，突然发现法兰西旅馆住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一经打听，他们一共有五个人，都从台湾来的所谓“中国代表团”，为头的两个，一个是所谓“社会事务部长”杨继曾，另一个是所谓“外交部专员”王懋时。听说，这些台湾来客是应几内亚外长西塞.福代邀请来访问的。赵源觉得情况异常，立即瞩咐将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国内很快就回电指示，根据双方商定的建交原则，立即同几内亚政府进行交涉。 赵源马上紧急约见几内亚外长西塞.福代和外交国务秘书迪亚洛.阿尔法，提出交涉，向他们一再说明：“中国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在中几建交联合公报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几方接待台湾官员，是同中几建交联合公报精神不符的，是几政府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表现。” 西塞.福代连忙解释：“台湾的官员来访，纯属礼节性的，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我们总统没有接见他们，也没有签署什么文件。这不能说是违背建交公报精神，更不能说是不友好的表现。” 可是，翌日，发生了严重事态。出现了塞古.杜尔接见了这个所谓“中国代表团”的情况。还看见有几内亚政府的三辆轿车到法兰西旅馆接送。据《黑非回声报》报道，当该报记者摩里斯.夫阿申问及此事后，杜尔竟说：“是的，我同样接见了来自福摩萨（即台湾）的中国代表团”，并说，“我们已明确回答接受这个国家的外交机构”。 为此，赵源代办再次紧急约见几内亚外交部秘书长法拉盖，提出严正交涉。赵源再次阐明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并对几内亚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要求几方以中几两国关系为重，立即停止接待所谓“中国代表团”并将杨继曾等一行驱逐出境。 法拉盖作了辩解，其态度很不友好。一方面说几内亚中只承认毛泽东中国，同时又将台湾问题与当时的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越南问题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拒绝对台湾来的所谓“中国代表团”采取措施；其人竟然还说什么“大中国与台湾并存的问题，联合国将会解决。几内亚政府无能为力，只能承认两个国家，直到问题最后解决为止。” 事态是严峻的。如果几内亚政府不改变其搞“两个中国”的态度，中国和几内亚之间刚建立的关系面临可能发生逆转的危险。 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审慎对待，中国外交部经慎重考虑，当即指示驻几使馆： 一、照会几内亚外交部，阐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集团根本无权代表中国。几内亚政府允许台湾分子以“中国代表团”名义活动，政府负责人并于接见，是极不友好的行为。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二、刘少奇主席邀请杜尔总统访华的正本暂缓递交几方。 三、柯华大使提名事，亦暂缓向对方催询，俟案件办理结束后再考虑。 当时在科纳克里参加筹建使馆的顾家骥，在其回忆录里作了真实的记述——一月三十一日，赵源代办约见几内亚总统办公厅主任巴里？布巴加，递交抗议照会。布巴加翻阅照会时，可能感到问题严重，神情显得窘迫，局促不安。一再表白，几内亚政府“不想损害两国关系，不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蒋介石政府并列起来看待”。他允将照会立即转呈总统并尽快作答复。 然而，随后却杳无音讯。直到二月十八日，在几内亚政府为刚果民族主义领袖举行的招待会上，第二号实权人物、公共工程部长伊斯梅尔？杜尔（杜尔总统同父异母兄弟，人称小杜尔）主动找赵源代办进行解释。小杜尔说：“几内亚政府接待台湾代表团是出于误会，安排错了。几内亚在中国和台湾之间作选择是很容易的。几内亚同蒋介石集团毫无关系。几内亚同中国的关系已经肯定下来。”他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招待会上不便同赵代办多谈，可以另找机会再谈一次。 陈毅说：人家人是黑的，心不一定是黑的 小杜尔在招待会上的这次谈话，应该说反映了在中方提出抗议照会后，杜尔总统态度的变化；很快就由赵源代办及时将情况电告北京。外交部认为对方这个澄清显然不大明确。虽然如此，人家态度有了变化，总还是好的。表明几内亚政府权衡利害得失之后，想下台阶，重新修好同中国的关系。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对此说了一句非常形象而幽默的话：“人家人是黑的，心不一定是黑的嘛！” 陈毅在外交部非洲司的有关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的批示—— 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对美国和几内亚这样的非洲新独立国家还是应当区别对待。同前者针锋相对；对后者立场要明确，道理要讲清。只要几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交涉可以考虑适可而止。 得到了国内的新指示，赵源代办心里就有了底。赵源就再次约见小杜尔，本着对几内亚上层人物主动、积极多做工作的精神，进行了谈话，重申中国愿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同非洲独立国家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小杜尔也友好地强调：几内亚独立不久，没有经验，工作缺点很多，希望中国谅解。还说接待杨继曾一行，如果说是错误的话，也是技术性错误，不是政治性错误。几内亚民主党和政府发展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是他们的既定政策，今后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小杜尔还对赵源说：柯华大使可以随时到任，不必等待几方复照同意提名；几内亚政府准备三月初接待中国杂技团的访问演出；杜尔总统已在议会宣布，希望不久能同中国签订经济协定。 在赵源告辞时，小杜尔一再表示愿为发展两国关系出力。这场斗争从五九年一月初开始至三月底，前后整整交涉了三个月。经过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最后由小杜尔代表几民主党和政府澄清了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认了错才算了结。 此后，中国政府同意柯华大使离京出发赴任。 想不到在三月十五日柯华大使到达科纳克里不久，关于“两个中国”的事件又起了一浪余波。台湾“驻利比里亚公使”汤武也来到科纳克里进行活动。中国使馆得知后，不得不又一次向几内亚政府提出交涉。几外交部秘书长迪亚洛？阿尔法对赵源代办解释说，汤武是以“私人身份”来这里的，几内亚政府未给他安排住宿与活动。小杜尔也会见赵源，推说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和政府并不知情，但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小杜尔当场作了三点承诺：一、总统和部长都不接见汤武；二、让他尽快离境；三、以后不准再来。 后来，赵源了解到，这位台湾来的汤先生在科纳克里期间，没有几方接待，不再有车子坐，只好徒步出行，几官员都对其回避，显得甚为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悄悄地走了。因而中国政府也未再采取新的行动。 杜尔终于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个非洲国家总统 经过了一番波折，中几两国关系终于排除了障碍，重新走上了友好发展的正确轨道。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柯华大使向杜尔总统递交国书。在友好谈话中，柯华按照国内的指示，代表刘少奇主席邀请杜尔访问中国，具体日期可根据杜尔的意愿决定，并表示他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杜尔总统十分高兴，之后还多次与柯华大使进行友好的谈话。在科纳克里的诸多外交使节中，柯华很快就成为能会见杜尔总统次数最多的人。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下午，杜尔总统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访问，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热烈的盛大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会晤杜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气氛十分亲切友好。 九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杜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毅等也陪同参加会见和宴会。这是少有而破格的礼遇，可见毛泽东对杜尔访华的重视。 毛泽东对杜尔说：我们是朋友，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朋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穷困，白就是文盲多。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是成不了事的，不讲卫生，不高尚。西方说你们也不行，但也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命运相同。朋友之间是要互相帮助的。 毛泽东还说：非洲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前线。非洲有些国家已经取得独立，有些国家还在争取独立。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非洲国家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中国也有义务帮助非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要团结起来，相互支持。 中几两国要在杜尔访华期间签订《中几友好条约》。周恩来和杜尔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周恩来早已获知杜尔极富口才，能言善辩，在群众大会上，甚至在赤道烈日之下，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在会谈中，周恩来亲耳领略了。第一次会谈开始时，只问了一句：“非洲形势如何？”杜尔一开口就讲了一个下午，尚意犹未尽。翌日上午，第二轮会谈开始，杜尔又要讲话。周恩来乐了，笑说：“总统阁下，今天该轮到我发言了。” 杜尔这才领悟过来，哈哈大笑，连说是的是的。 九月十四日上午，周恩来陪同杜尔乘专机飞往上海参观访问。周恩来在飞机上对杜尔说，几内亚要的农业机器和农具，我们正在具体考虑。水稻田拖拉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中国将派专家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 杜尔总统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中几两国签订了《中几友好条约》，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两国还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支付协定》。中国同意提供不附带有任何条件的无息贷款以及成套设备、器材和其它物资，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赴几内亚帮助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杜尔总统访问中国为中非关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源对桑戈尔说：如果你们驱逐台湾“使馆”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 桑戈尔具有典型的非洲班图人（黑色人种）的外型特征：黑皮肤卷头发，大嘴巴厚嘴唇，狮子鼻大而扁平。 桑戈尔会见赵源的时候，显得很热情，说了好些对中国友好的话。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曾经为中国革命的长征精神而深受感动。他还说非常敬佩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研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很赞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论述。他还敬佩毛主席是一位伟的诗人，他读过毛主席的诗。 他说着说着，似乎还担心赵源不相信，竟然在他的议长办公室里跪在地上，以便从书橱下面的柜子里翻寻了好一会，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来给赵源看。 中国驻几内亚临时代办赵源是奉国内指示来达喀尔了解情况与进行交涉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四日，马里联邦将在达喀尔举行庆祝马里联邦成立一周年庆典活动，邀请中国政府派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国内准备派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团出席庆典活动。但当时在达喀尔已经有台湾的“使馆”。国内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的条件是，要马里联邦国要台湾“断交”，并赶走台湾驻达咯尔的“使馆”。赵源带领随行人员于三月下旬从科纳克里赶到达喀尔。联邦国的外交部接待了赵源一行。外交部长立即向桑戈尔作了报告。 在来达喀尔之前，赵源最近已经大致了解了桑戈尔的身世和经历。 桑戈尔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的祖先是古代塞内加尔的锡内王国国王的姻亲，父亲老桑戈尔是当今塞内加尔有名的花生种植园主和出口商。其家世虽说比往昔王室的荣华富贵已大为逊色，但在塞内加尔仍是显贵的富户，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奴仆，在达喀尔、若阿尔等几个城市都有房产。桑戈尔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七岁就进法国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后进入达喀尔的一所法国人办的中学，这是一所神学院。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出类拔萃，许多科目都是全校第一。但在这所神学院里，黑人学生只能睡矮板、盖自己的缠腰布，而白人学生却能睡床和使用白床单。法国人院长公然指责黑人愚昧、迟钝，当众羞辱黑人学生。桑戈尔饱尝了种族歧视的屈辱。他愤然抗争，而受校方迫害。这对他以后从事民族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到法国留学，还取得了法国国籍，在法国的中学教书与从事写作，成为取得法国文学博士的第一个黑人。二战期间，他应征在法国的外籍军团服役，曾被德军俘虏。在纳粹监狱中，创作了催人泪下的著名诗篇《黑色的祭品》。他被公认为非洲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他还是“黑人传统镜神”学说的创建者，系统地阐述了“黑人传统精神”是非洲黑人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非洲传统社会的一种村社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明总称。二次大战后，桑戈尔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府的国务秘书、办公厅主任、文化事务及教育与司法顾问等职。他还多次代表法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一九五一年后，他成为塞内加尔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八年，他领导成立了包括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在内的马里联邦国。 在赵源来到达喀尔的时候，桑戈尔是塞内加尔总统还是马里联邦国的议会议长。他最近一直忙于与法国政府代表进行关于马里联邦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出来的谈判。五十年代末，在非洲好些国家纷纷宣布独立的影响下，桑戈尔以马里联邦议长的身份提出了马里联邦国独立的要求，迫使法国取消宪法中法兰西共同体成员国不得宣告独立的规定。双方谈判从一九六〇年一月至三月，进行了三个月了，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双方基本上达成协议；因此，桑戈尔最近心情很好。当他听外交部长说中国政府的代表赵源一行来到了达喀尔，他很高兴地立即安排了会见赵源。 赵源代表中国政府对塞内加尔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表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十分高兴出席马里联邦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就要求塞内加尔方面同台湾“断交”，并赶走台湾驻塞的“使馆”。 桑戈尔沉默了一会，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人民中国派团来达喀尔参加庆典活动，你们来，台湾人要走我不留。但是，要我把他们赶走，现在还做不到。这样做，一来不人道，二来我们需要他们，他们的农耕队在南部地区卡萨芒斯工作得很出色。 赵源对听到对方这样的回答是有所准备的。塞内加尔虽说即将正式获得独立，但其经济命脉还掌握在法国手中。其工矿、外贸、航运、银行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均为法国资本所控制，财政主要依靠法国的援助。塞内加尔虽要求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但还是要在政治上也同法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赵源就按国内有关建交问题的指示，表示说：如你们现在驱逐台湾“使馆”还有困难，我们可以等待，但我方派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就不方便了。 尽管这次中国未能派团去塞内加尔出席庆典活动，但是经过这番交涉，了解了塞方的立场，同时也宣传了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一贯原则立场，为以后中塞两国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王殊去多哥探路遇曲折，碰上了亲美的总统奥林匹欧 王殊是从阿克拉开车东行来到多哥首都洛美的。 多哥是宣布将于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洛美举行独立庆典，但是没有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因此新华总社派王殊去采访。王殊是四月二十七日的前数天赶到洛美的。 多哥过去沿海一带，是西方殖民者进行大规模奴隶买卖的地方。一八八四年多哥沦为德国的殖民地。一次大战后，德国战败，英、法各占了多哥的一部分，后来英国占据的西部一部分并入了加纳，这次要独立的是法国所占据的东部的那部分。现在这个多哥，人口只有一百多万，面积仅仅有五万六千多平方公里，要比加纳、几内亚都要小得多；但是其首都洛美这个海滨城市的历史，却要比阿克拉、科纳克里都要长。洛美当时就已有二十万人口，是个海滨城市，金色的沙滩、充足的阳光、蔚蓝的海水，茂盛的热带树丛掩映着一幢幢欧式小楼，环境美丽静谧，有“非洲日内瓦”的美称。洛美是西非的重要城市，商业繁荣，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从洛美登岸，再转销到加纳、贝宁、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等邻近国家。在市东南圣心教堂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传统非洲市场。市场的街道两旁，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路旁排满了地摊，各种特色商品林林总总，五光十色。设滩卖货的绝大多数是非洲妇女。 王殊赶到洛美时，就发现台湾驻利比利亚的“大使”已经抢先到达这里。他已经从各方面渠道了解到，多哥总统奥林匹欧是个很保守的人物，在政治上右倾。奥林匹欧公开地表示：独立尽管独立，但是多哥要同英、法殖民主义密切“保持关系”，以换取殖民主义的让步；这个总统还极力讨好美国新殖民主义，以求得到更多“援助”。王殊在洛美，多次通过多哥新闻局要求采访奥林匹欧与政府的几个主要的部长，想向他们说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都没有得到答复。眼看独立庆典的日子就到了，王殊很是焦急。在庆典的前一天，据洛美广播电台广播，奥林匹欧在接见来参加活动的各国代表时，也接见了台湾的“大使”。 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庆典那天，王殊还没法见到奥林匹欧。他觉得面临的情况很紧迫，在独立庆典的升旗仪式上找到了内政部长。内政部长对中国的立场完全不清楚，还说奥林匹欧已经决定要同台湾“建交”，要王殊直接赵总统本人去直接谈。当天晚上，在总统府举行的招待会上，王殊终于见到了奥林匹欧并与其谈了话，向这位总统阐明了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奥林匹欧反应很冷淡，沉默了半天才说，他的政府将会考虑中国的立场。 但是，翌日中午，洛美电台广播说，奥林匹欧又接见了台湾的“大使”，宣布了多哥政府同意与台湾“建交”的决定。 王殊的这次多哥之行遇到曲折，使他更全面地思考来到黑非洲地区一年多的工作与经验、体会。他在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记述—— 我在多哥得到了不少新鲜的经验，深感非洲各国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极为不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影响也很大，非洲独立和解放不是平坦的，将会出现新的困难、曲折甚至反复，同我国的关系也会是这样。 在多哥宣布独立两年后，洛美发生了军事政变，奥林匹欧总统在从总统府逃往外国使馆的途中被开枪打死在大街上。后来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九日，多哥才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 王殊二进巴马科很有收获，马里总统要立即建交，赶走台湾“大使” 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巴马科了。 这是一九六〇年十月初，在马里独立宣布成立马里共和国的十天后，王殊再次来到马里首都巴马科。这次很顺利，第二天，凯塔总统就要接见。他站在总统府所在的城西北的库鲁巴山上，饱览首都的独特秀丽的风光，眺望古老而宁静的尼日尔河穿城而过向东漫流而去。他所置身的总统府是一幢法式建筑，在独立前是法国总督府所在地。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使他觉得马里的历史画卷就展现在他眼前—— 一眼望不到边的撒哈拉大沙漠。金色的沙浪起伏逶迤。 有一支规模壮观无比的骆驼队，浩浩荡荡地行驶在这大沙漠里。队伍行进中扬起的沙尘组成一条蜿蜒的沙龙，前看不头、后望不见尾。骆驼队由一千二百多头骆驼组成，每头骆驼都是经过精心筛选而骠悍精壮。据说，就是二战期间北非作战中，德军或是英法联军中的骆驼部队都没有如此强大的骆驼阵容。 这就是十四世纪，马里王国最繁荣昌盛时，曼萨.穆萨国王（1307—1332年在位）去伊斯兰教圣地朝圣的骆驼队。最前面的五百人手持金执仪仗开道，每人身上都带着六磅黄金。跟随着是一百头骆驼驮着黄金，每驮达三百磅。再后面是一千头骆驼驮着食物、礼物以及大批身穿金饰服装的妻妾、侍从，这简直是用黄金装备起来的金色人流。曼萨.穆萨这次朝圣之行，曾经轰动了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曼萨？穆萨沿途广为施舍和大处采购，致使埃及的黄金价格下跌了五分之一，过了十二年才恢复过来。曼萨？穆萨朝圣归来时，邀请了许多穆斯林学者跟他一起回国，因而影响到马里王国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学术中心。廷克巴图的桑戈尔大学成为当时驰名各国的阿拉伯世界大学…… 马里王国是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兴起的强盛的西非大国。它幅员辽阔广大，北到撒哈拉沙漠，南到尼日尔河上游地区，东到加奥，西到大西洋海岸。它控制了西非的重要产金地万加腊和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重要产盐地塔哈扎。马里王国的农业很发达，高粱、稻谷、棉花等作物产量都相当高了，已成为一种发达的热带锄耕农业。食盐开采和黄金生产都有很大的规模。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它控制经过撒哈拉沙漠通往地中海南岸地区的多条商路。过境税成为马里国王的一大笔收入。当时的马里王国，可谓经济发达，国家昌盛。 尼日河从西向东流过马里的土地，尼日尔河流域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十六世纪中后期，马里因衰落而被继之而起的桑海王国所灭亡。桑海帝国是继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后兴起的第三个西非大国。这个时候，西方殖民者的船队陆续在西非靠岸，他们在西非沿海一带掠夺奴隶和黄金。西非统一的局面就结束了。现在的马里，在班加拉语中意思是“国王居住的地方”，曾是过去强盛的加纳王国、马里王国和桑海王国的中心地区。一八九五沦为法国殖民地，称法属苏丹。一九〇四年并入法属西非洲。一九五六年成为法兰西联邦的半自治共和国，一九五八年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定名为苏丹共和国。一九五九年六月，与塞内加尔组成马里联邦。一九六〇年八月，马里联邦解体，九月二十二日，马里宣布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 现在的巴马科就建于马里王国时代的末期，城市名由班加拉语的“河”和“鳄鱼”两个词组成，意思是“鳄鱼河边的城市”。相传很久以前，河里的鳄鱼经常伤人，而一些勇敢的部落猎人来此消灭了鳄鱼，定居下来，先是成为村落，渐渐发展为集镇，一九〇四年修了铁路后，城市就发展得更快。 王殊曾在同年六月间来过巴马科，但因法国人作梗，致使访问并不顺利。 那是这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西非法属苏丹和塞内加尔宣布独立，建立马里联邦。王殊听说后，决定从阿克拉前去采访。那时候，马里联邦没有驻外使馆，签证手续仍由法国使馆代办。王殊提前多日向法国驻加纳使馆申请签证，采访马里联邦独立日庆典。法国使馆大约受殖民心理驱使，一直拖到庆祝典礼前几天才发给他三天签证。但是，当时的主要庆祝活动是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进行，而签证却是到苏丹的巴马科。王殊要求签证改到达喀尔，法使馆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拒绝了。王殊无可柰何，只好去了巴马科。待他赶到巴马科时，苏丹总统莫迪博？凯塔和主要的部长都已经去达喀尔，他只能见到几个在巴马科的次要的部长，并有时间游览了这个马里的古城，去寻味它的历史和情调。这个城市与加纳的阿克拉相比，除了也有西非的特色以外，它还有较浓的阿拉伯风格。 王殊第二次又来巴马科，是因为马里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这次来，格外的顺利。 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联合，是法国为了维持其殖民利益的硬性凑合，因而，刚刚两个月后，联邦就宣讲告解体。塞内加尔在八月二十二日宣布退出，苏丹在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马里共和国，退出法国搞的“西非共同体”，并参加了几内亚、加纳的联盟。塞内加尔由于法国的压力而封锁了连接马里的铁路交通。这就给内陆国家马里造成了很大困难。王殊决定再次去巴马科采访。鉴于上次法国驻加纳使馆的故意刁难，这次他另想办法，就从阿克拉直接发电报给马里总统凯塔，希望到达巴马科机场时能够取得落地签证。两天后，凯塔总统复电表示欢迎。 在王殊动身之前，从法国的广播中听到那位台湾驻利比里亚“大使”到了巴马科活动，想同马里“建交”。半年前，王殊去多哥首都洛美时，这位“大使”也在那儿露面。 十月初，王殊飞抵巴马科，当天立即拜访了新闻部长，表示希望采访凯塔总统。第二天，凯塔总统很快就在库鲁巴山上的总统府里接见了王殊。凯塔总统这么快就接见中国记者是有原因的。因为上月中旬，与其紧邻的几内亚的总统塞古.杜尔刚刚访问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功。中几签订了《友好条约》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几内亚获得了中国无私而真诚的援助。这件事对马里有很大的影响。王殊在其回忆录《几度非洲行——开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里，对他与凯塔总统的会见作了记述—— 第二天，总统很快就接见了我，他说话非常友好坦率，表示希望同中国建交并建议我国政府派经济贸易代表团来商讨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我说将很快回科纳克里向柯华大使报告，一俟有消息就立刻再到巴马科来见他。接着，我向总统阐述了我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且提出有一个台湾的“大使”赖在巴马科不走。总统表示马里政府不会同台湾“建交”，而且要把那个“大使”赶走。谈话只用了半个小时，把原来要想提的都顺利地解决了。 王殊第二次巴马科之行很有收获。回到几内亚即向中国驻科纳克里的使馆汇报情况。没几天，国内就通知驻几内亚的柯华大使立即去巴马科商谈建交事宜。柯华也采用了王殊的办法，直接从科纳克里给凯塔总统发去电报，并且很快就收到了欢迎的回电。 十月二十四日，柯华大使到达巴马科，受到了非常热情友好的接待。凯塔总统当天就会见了柯大使，指定了内政部长马德拉？凯塔为首的代表团进行会谈。第二天，十月二十五日，柯华大使同马里外交部秘书长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并且很快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在十月二十七日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因为当时在巴马科还没有中国的机构驻扎，柯大使嘱咐随行的机要员将两种文本的联合公报用不同的办法发回北京：中文的联合公报用密电发回，法文的联合公报用明电发回。那时候，巴马科电报局的电报要通过巴黎电报局转发到世界各地。 中国外交部收到明电后，发觉法文公报少了一段重要的话。缺少了“马里方面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段文字。经过查对中文电报的密电，才知道柯大使没有遗漏这段话，估计事情出在电报局那里。代表团知道这件事后，又到巴马科电报局去查对，原稿并没有错，肯定是巴黎电报局搞鬼了。 中马建交联合公报如期发表。三个月后，即一九六一年元月，中国驻马里首任大使到任。中国与马里的团结、友好和合作的关系，从此不断地发展起来。 中加建交创记录，从起草公报到签署只花了半小时 王殊在阿克拉的日子比较长，加纳政府的许多官员、阿克拉的新闻界与市里好些居民，都知道这个很活跃的中国记者。他曾经问过好些人，为什么不喜欢黄金海岸这个很有色彩的名字。无论是官员、教师或者文化不高的市民，都会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回答说：黄金海岸这个名字，是乘船到这里来掠夺横财、买卖奴隶的殖民者所取的地名；而加纳，将使人们要回顾远古的历史，强大的加纳王国使我们在今天都会感到自豪。王殊这就理解了，英属黄金海岸变成加纳独立国，“加纳”两个字，凝聚着很深厚的民族感情，把它看作不依赖欧洲而独立的象征，这是很自然的。加纳这个国名，对一个自由的非洲民族从非洲本身吸取其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力量，将是一种鼓舞。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加纳经全民公决后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英国女王为加纳的国家元首，选举恩克鲁玛担任总统，并在阿克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除了王殊参加并采访这个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加纳政府邀请了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中国政府派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特使，来到阿克拉参加庆祝典礼。 七月二日，恩克鲁玛总统就接见柯华大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柯华大使向恩克鲁玛提到了建交问题。恩克鲁玛当场表示同意立即建交，近日就可以宣布建交联合公报。恩克鲁玛总统说台湾并不代表中国，他们不和台湾打交道，并说当晚将派外交部长阿科？阿杰伊到柯大使下榻的旅馆去，具体商谈建交事宜，谈定就可以签字。 当晚在旅馆里，加纳外长与柯大使从商定建交公报到签字，速度奇快。王殊曾作了生动的记载—— ……阿杰伊按时来到旅馆，说他已被授权同柯大使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他在桌上随便拿了一张纸，起草了建交联合公报，征求柯大使的意见。柯大使表示同意，他就再抄了一份，在两份上签了字，然后请柯大使签字。他一份交给柯大使，另一份自己带走。联合公报从起草到签字只花了半个小时，其快速程度创我国同其他国家办理建交手续的最高记录。 后来还发生一个有趣的插曲。双方原来约定在三天后即七月五日发表公报，但是当柯大使要机要员把公报发回国内时，加纳电台却提前广播了这份公报。当时国内收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要往加纳派出强有力的使馆班子，由黄华首任大使。 王殊来到刚果时，正遇上美国人指挥联合国军颠覆卢蒙巴合法政府 一九六〇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天刚刚有点亮，王殊搭乘的苏联运输机已经降落在离利奥波德维尔城郊的恩德培机场了。一下飞机，气氛有点异样，他看见的是荷枪实弹的官兵控制着机场。事后他回忆起来才体会到他抵达这里的这个八月，是决定刚果命运的八月。 待他进到城里，更觉城里的气氛很紧张，刚到不久的联合国部队已经占据了城里的战略要点，据点楼顶飘扬着联合国的旗帜，甚至架着重型武器。全付武装的联合国军的士兵在街头巡逻。持枪的联合国部队乘坐的军车呼啸而过。市中心的皇家旅馆被征用为联合国军刚果行动总部。负责指挥联合国军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尔夫？本奇是个美国人，坐镇在此担任刚果行动总指挥。联合国军正想接管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等重要地点，同驻守那里的刚果国民军部队发生了对峙和冲突。 王殊终于在此时赶到刚果来了。 利奥波德维尔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是六月三十日刚刚宣布独立的刚果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天，在礼炮齐鸣声中，比利时的三色旗降了下来，刚果的兰色七星国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升上兰天。王殊没有赶上参加刚果的独立庆典。前些日子，王殊还在北京开会。会还没开完，新华总社的领导要他立即赶回阿克拉，设法及时赶到利奥波德维尔，采访即将在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他立即匆匆飞离北京，经辗转乘机，予八月中旬返抵阿克拉。当时阿克拉与利奥波德维尔之间还没有定期航班，只有苏联的临时运输机。那时候，苏联、美国与英国出动了大量运输机，为参与联合国军的各国运送部队与装备。中国驻加纳使馆为他联系苏联飞机。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他正熟睡入梦，中国驻加纳使馆的同志来敲门，通知他苏联使馆告之有一架苏联货机马上就要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他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收拾好行李，急冲冲赶到机场去。天空还是黑糊糊的，就登上了运输机。半小时后，飞机就起飞了。 他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城里后，立即去刚果（利）政府外交部和新闻局了解非洲国家外长会议情况，才知道由于航班拥挤等原因，不少外长不能按时到达，会议已经延至八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举行。刚果（利）外长邦博科已在八月二十三日打电报给陈毅外长，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参加会议。当天晚上，与他同住一个旅馆的越南外长告诉他，昨晚听到法国电台广播，说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出席会议。他住下后，经一两天了解情况，感到刚果（利）独立后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情况十分复杂与紧张。 刚独立的刚果（利）多灾多难，卢蒙巴误请“狼外婆” 刚果处于非洲的心脏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最广大、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刚果河是非洲最大的河流。早在远古时代，刚果地区就有入类生存、繁衍。刚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十三世纪以来，这个地区曾先后建立过刚果王国、库巴王国、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等几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一四八五年，葡萄牙航海家迪奥戈？卡昂在航海中发现了刚果河河口，当时他没有上岸。一四八五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上岸与当地土著居民有了接触。不久，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入侵刚果沿海岸的地区。一六四一年，荷兰殖民者也开始入侵刚果。一七〇一年，英、法殖民者也相继入侵。 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刚果成为西方冒险家“猎获黑人的场所”，遭到四百多年奴隶贩卖的浩劫。惨绝人寰的奴隶贩卖使刚果大量人口被掠夺与屠杀，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到处是荒芜的村庄和破落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从刚果河口贩卖的奴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始派人入侵刚果，用武力和贿赂胁迫刚果河流域的部落酋长签订了一系列奴役性条约，并通过分赃的所谓“柏林会议”决定刚果命运，把刚果划归利奥波德维尔二世的个人私产，并成立了以利奥波德维尔二世为君主的“刚果自由邦”，面积为比利时的七十七倍。“刚果自由邦”对刚果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和极为残酷的剥削与掠夺，在其二十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掠走大批当时极为宝贵的象牙和橡胶，葬送了将近八百万刚果人的性命。利奥波德维尔二世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刚果人民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也激起了海内外公愤。导致一九〇八年比利时政府宣布直接接管刚果，使“刚果自由邦”改为“比属刚果”。接管后，为缓和人民的反抗，欺骗舆论，也搞了一些所谓“改革”，但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的本质没有变。比利时殖民统治下的刚果仍是一座人间地狱。连美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土人是在接近生物的生存水平上生活着……饥饿在威胁着他们。西方资本的巨大的垄断公司米巴钻石公司，渗入到刚果的各个角落，榨取着刚果丰富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 为了反抗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刚果人民长期以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九二一年爆发的基邦古反抗运动，还提出了著名的“刚果是刚果人民的刚果”的政治口号。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亚非会议后，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更加高涨，还产生了不少政党。有少数民族主义政党，如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但另外的许多党具有强烈的部族主义色彩，例如约瑟夫？卡萨武布为主席的“阿巴科”（即：巴刚果人联盟）、莫伊兹？冲伯担任主席的科纳卡特党。这就是在刚果独立后发生动乱的内在因素。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的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后，刚果人民强烈要求独立，在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心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卢蒙巴热情洋溢地喊出：“不能把独立看作是比利时赠送给刚果人民的礼物，而应当看成是刚果人民恢复它失去了权利。” 比利时迫不得已同意刚果独立。一九六〇年五月，刚果举行大选。投票结果，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以微弱多数赢得胜利。因权利分配而产生冲突，经过协调与众参两院选举，由卢蒙巴担任总理组织内阁，由卡萨武布担任总统。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刚果终于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卢蒙巴在独立庆典会上演讲，热泪盈眶地说：“每一个刚果人都不会忘记，独立是付出了泪、火与血的斗争之后获得的！” 几乎在刚果举行独立庆典时，七月一日加纳也宣布独立而举行庆典，王殊不能离开阿克拉。因而新华总社派了巴黎分社记者杨效农到利奥波德维尔采访庆祝典礼。王殊还了解到，台湾当局的“大使”沈觐鼎自从六月三十日曾参加了刚果的独立庆典后，一直呆在利奥波德维尔不走，在进行所谓“建交”活动。 刚果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但在军事与经济方面还受比利时的控制。尤其是比利时在刚果土地上还拥有两个军事基地：卡米那和基多那军事基地。在这些基地上，比利时拥有大批部队和军事装备。另外，刚果的既是警察又是军队的治安部队仍然由比利时的军官领导和指挥。七月六日，因为刚果士兵遭受担任总司令官的比利时人扬森斯的侮辱，触发了利奥波德维尔和蒂斯维尔兵营的士兵暴动，要求驱逐比利时殖民军官。当时，获得独立后欣喜若狂的刚果士兵涌出营房，走向街头，在议会大厦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我们不再要白人将军！”“刚果军队要刚果化！” 当比利时籍的总司令扬森斯乘车经过市区时，愤怒的士兵和市民把他从车中拽出来，煞了他的威风。当日午夜，利奥波德维尔兵营的士兵赶走了白人军官，接管了兵营的武器。 七月七日，其它大城市的刚果士兵们纷纷响应，全国立即出现了驱逐比利时殖民者的浪潮。 殖民者从刚果发出的告急电震撼了布鲁塞尔，同时也使华盛顿、伦敦、巴黎感到惊慌。 比利时殖民者在刚果投资约有30亿美元，英国、法国投资约14亿美元，美国投资约6亿美元。美国还几乎垄断了刚果战略原料的全部出口：铀矿90%以上，钴矿沙100%，这些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美国。 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刚果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它的边界。在非洲新兴国家内，刚果的经验将会引去巨大反应。……”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纽约电视节目中大叫“以另一个朝鲜的代价”来维护美国在刚果的利益。 殖民主义者们绝不甘心退出非洲，更不甘心失掉刚果，他们相互勾结，决心背水一战。 一九六〇年七月八日，比利时政府籍口保护侨民的安全，下令进行武装干涉；不仅出动了在刚果两个军事基地的武装，还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抽调了1500名伞兵空运至刚果加丹加省会伊利沙白维尔和开塞省省会路阿堡。 与此同时，英国在中非和刚果边境集结军队；葡萄牙三艘军舰在刚果海岸巡逻；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靠近刚果海域，第24步兵师进入“警戒状态”。 七月十一日，比利时殖民者怂恿和支持加丹加省的头子冲伯宣布“独立”，不几天南开塞省的头子卡隆基也自封为“国王”，刚果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局面。这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的事件，象一场暴风雨袭击着新生的共和国。卢蒙巴号召刚果军民抵抗比利时的武装干涉，但又感到单靠刚果的力量难以跟比利时对抗，在危急之中而想到请求外援。 面临严峻考验的卢蒙巴毕竟太年轻了、太缺乏政治经验了，甚至“病笃乱投医”，误请“狼外婆”，以致于匆匆忙忙地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卢蒙巴在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这短短的四天里，卢蒙巴的想法和认识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致于先后向水火不相容的美国和苏联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还向联合国、加纳也发出了派兵援助的请求。美国早就垂涎于刚果极为丰富的战略资源，尤其是铀矿的储藏量占世界的80%，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原料制造的，把铀矿沙秘密运往美国的加丹加某公司董事长因而获得了杜鲁门总统颁发的勋章。美国利用卢蒙巴请求联合国派兵的机会，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苏联也投票赞成。联合国军来到刚果后，并不象卢蒙巴期望的那样把比利时部队赶出刚果，反而缴刚果国民军部队的枪。这使卢蒙巴政府的处境更加危急，卢蒙巴赶紧飞往非洲的加纳、几内亚、埃及、摩洛哥等六国求援，倡议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一次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由于美、比、英、法等国新老殖民主义的阻挠和破坏，从中作梗，施加压力，一些非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得不降格为这次王殊要采访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而且会期一拖再拖。 陈家康终于在非洲外长会议闭幕前两小时赶到会场 八月三十日上午，外长会议在刚果河边的国家宫开幕。卢蒙巴主持了开幕式，并致了开幕词。卢蒙巴讲完话，将会议交给外长邦博科主持，就匆匆走了。据说是苏联援助的飞机到了，为了这批物资的安全，预定在东方省的斯坦利维尔降落交接。卢蒙巴离开国家宫就赶往机场，乘机前往参加交接仪式。十三个非洲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一些仍未获得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派了代表团出席会议。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派外长来参加会议，其他国家是派其驻刚果或联合国大使出席。开幕的当天，一些巴刚果族极端分子利用这个机会从事反卢蒙巴活动，在会场外举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警察开枪，打死数人，打伤十多人。原来外长会议还要讨论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事，因发生流血事件，安全得不到保障，讨论首脑会议的事只好又取消了。 一直到开幕之前，王殊还没有看到陈家康大使赶到，也没有得到陈大使的具体消息，因而十分焦急。刚果外长邦博科也很关心陈大使能不能赶到。一些友好国家的代表也期望中国大使能赶到出席会议。王殊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在开会的这两天当中，几乎每隔一个钟头都要走出国家宫会场的门口来看动静。 到了三十一日上午，还没有见到陈大使来。会议要在下午闭幕了，终于在闭幕前两个钟头，陈家康赶到了！消息传到会场，与会者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入口处。一位戴眼镜的学者风度的中国人，手提公文箱，风尘仆仆地走进会场。 陈家康看到王殊的第一句话是，“快给我弄两瓶可口可乐来”。 陈家康在开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时，离会议开幕仅剩下几个钟头了。 陈家康能到利奥波德维尔来赶上开会，真是历经曲折，好不容易呵！他接到国内指示他去开会的电报时，离会议开幕只有几个小时了。 八月二十三日，刚果（利）外长邦博科急电陈毅外长，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出席这次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当时，周恩来一直关注着独立后刚果的形势风云变幻，关心着年轻的刚果共和国的命运。在阅过邦博科的急电后，周恩来立即电示驻阿联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尽速前往参加。并指示：对此次会议要抱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这次会议对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出有益的贡献。还指示陈家康代表中国政府通知卢蒙巴，中国政府为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决定无偿赠送刚果政府和人民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它物品。指示中还说到如果航班拥挤，订不到机座，可以包租专机前往。 当时陈家康已经了解到刚果形势十分严峻，预示着会场内外将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意识到这次使命非同一般。他接到电报后，就和参赞林兆南简单地议了一下，就连夜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紧急部署。 次日一上班，使馆立即分头同埃及航空公司及各有关外航联系，急订去刚果的机票。结果是：从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比利时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飞往利奥波德维尔与布拉柴维尔的班机全部客满。唯有荷兰航空公司二十八日从罗马飞往布拉柴维尔的591航班班机情况如何尚不清楚。 由于美、英施加压力，苏丹不同意包机过境，租包机去刚果已无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陈家康决定绕道欧洲去刚果。力争在三十一日会议闭幕之前赶到，即使三十一日以前赶不到，他说也要去，因为仍可就地开展活动。 陈家康迅速收拾好行装，带着二秘詹世亮、翻译王书钟和机要员崔建生等三人，赶往开罗机场，从开罗飞往意大利的罗马，准备换乘荷航591班机飞往利奥波德维尔。事不凑巧，591班机已满座。他们又立即飞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还是没有座位。最后，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为陈大使一行订妥了三十一日比航从布鲁塞尔直飞利奥波德维尔的机票。他们在荷兰的海牙宿了一晚，三十日乘直升飞机从海牙飞往布鲁塞尔，当晚才乘上了比航飞往刚果的班机。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已经是三十一日的上午，在机场没有人接，陈家康不等找好旅馆，就直接从机场搭乘私人便车直奔会场，终于在会议闭幕前赶到。 这次外长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刚果问题，但是卢蒙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不少国家含糊其辞，有的国家甚至公开反对卢蒙巴的武力收复加丹加的计划。一些原先表示坚决支持卢蒙巴的国家立场也后退了。加纳代表在发言中说：“现在对付加丹加有两条途径：通过武力或谈判。如果决定用武力收复，刚果政府则将被迫单兵作战，因为非洲国家已将其部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之下，不可能撤出来。” 陈家康在途中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进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将近闭幕，准备的稿子很长，时间已不允许，临时作了压缩，就在会上作了二十分钟的发言。他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表示再一次向英勇斗争中的刚果人民致意，并祝刚果人民不断获得新胜利。他的发言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跑过来跟他紧紧握手，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声援和支持。 几经反复，陈家康与刚果方谈妥了建交事宜 当时在利奥波德维尔因有联合国部队，几乎到处象样的旅馆都客满。早来的王殊只号到一间客房。从会场回来后，王殊用当时走俏的美元直接找旅馆经理打交道，才要到了三间房，解决了住宿和工作场地而问题。 当天晚上，卢蒙巴派他的秘书奥隆戈和全国青年联盟主席基满加一起到旅馆来看望陈家康。奥隆戈对陈大使克服困难远道送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说卢蒙巴由于刚果形势紧张，工作太忙，不能马上接见大使，请原谅；希望大使在利奥波德维尔多留几天，以便和大使交换意见。奥隆戈介绍了基满加，让基满加担任联络，大使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告诉他。 九月一日上午，刚果外交部长邦博科接见陈家康大使。俩人刚寒喧了几句，邦博科就很快提出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利奥波德维尔尽快建立大使馆。陈家康向邦博科说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到了台湾所谓“大使”沈觐鼎从六月三十日参加了刚果独立庆典后，就一直赖在利奥波德维尔不走。这位台湾来客手持着由蒋介石签署的“国书”四处活动。邦博科听了，约陈大使于次日上午十时详细商谈建交协议和建馆的具体事宜。 台湾这个沈“大使”从收音机里得知陈家康到了这里，在外长会上作了发言以及刚果外长邦博科接见的消息。仅仅二十四小时内，刚果电台就有关于中国大使活动的三次报导，沈某人在旅馆坐不住了。此公四处活动，一天之内频频会见了刚果、联合国、美国、比利时的官员，促使联合国、美国、比利时等国的官员向刚果政府施加压力，阻挠刚果与中国建交。邦博科和陈家康原定九月二日商谈建交协议的会谈被迫推迟了二十四小时。 九月三日上午，陈家康与邦博科原约定的建交协议和建馆事宜的谈判继续进行。其具体情况，范振水在回忆录《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中有所追述—— 陈大使先谈了中国政府的建交原则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加丹加省是刚果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邦博科立即表示：我明白，我愿就这个问题向大使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谈清楚。我们可以采取中加（加纳）建交方式，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请大使根据上述谈话精神给我写封信，以便提交内阁会议讨论。当时邦博科的表态和他在九月一日表示要和陈大使“商谈建交协议和建馆具体事宜”的态度相比，显然是后退了。 上午谈完后，陈家康带着助手回到旅馆。可是，担任联络工作的青年联盟主席基满加下午突然来访，说捎来了卢蒙巴总理的话。上午的商议情况报告给卢蒙巴以后，卢蒙巴觉得应该把刚果方面的难处给中国方面说清楚，以请中国谅解。基满加说：“卢蒙巴总理让我转告大使阁下，刚果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同台湾建交，但建交公报须到九月二十日以后再公开发表。”他补充解释说，“九月二十日，联合国将开会讨论刚果加入联合国问题。台湾占据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担心台湾当局捣乱破坏。此点务请中国方面谅解。”两天后，九月五日上午，刚果副总理基赞加接见了陈家康大使。基赞加代表刚果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大使阁下能够等到九月二十日，届时我可告诉您递交国书的具体日期。” 基赞加还通知说，次日早晨卢蒙巴将接见陈大使。 这天，陈家康回到旅馆后，就作了布置。他估计两国建交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而离二十日还有整整十五天，他自己决定将先回开罗，留下二秘詹世亮作为临时代办筹建使馆，王殊也留下负责建立新华分社。头次进刚果，尽管局面很动荡，但是也终于有了结果。这天黄昏，这些中国外交官们来到刚果河旁拍照留念，用王殊的莱卡照相机相互帮拍照，大家兴致倒是很高。晚上回到旅馆，王殊才发觉在匆匆忙忙之中，忘了给相机装胶卷。詹世亮埋怨说，王殊让大家浪费了表情。 可是就在九月五日这天晚上，刚果局势又祸起萧墙、骤然急变，使陈家康大使未能马上离开利奥玻德维尔。 纽约来的神秘客戈迪亚全权指挥了颠覆卢蒙巴政府的政变 九月五日晚间的局势骤变，使陈家康大使未能在六日早晨会见卢蒙巴，也使他未能离开刚果飞往开罗。他率领的中国观察组就住在旅馆里，经历了决定刚果命运的惊心动魄的几天。 就在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前后，在卢蒙巴为赶走比利时入侵者、收复加丹加省而不辞劳苦、四处奔波时，一个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刚果国内及国外静悄悄地酝酿之中。这时，负责联合国军刚果行动的拉尔夫？本奇已离开刚果，新任的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达亚尔尚未上任，在这期间，哈马舍尔德派其私人秘书、美国人安德鲁.戈迪亚来利奥波德维尔，指挥联合国刚果行动的军政大权。戈迪亚是个具有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物，是反共的帝国主义者，与美国大金融集团有密切联系。戈迪亚看到卢蒙巴获得了苏联的一批苏联运输机及直升飞机，并仍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加强了卢蒙巴的军事力量；戈迪亚决定要把卢蒙巴搞掉。戈迪亚和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就在密室里策划了推翻卢蒙巴的阴谋。 九月五日晚上七点五十分，刚果总统卡萨武布突然来到刚果国家电台宣布：“刚果总理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独断专行，我行我素，不听劝告，现在正把他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漩涡之中。我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解散国会。”还宣布任命了“新总理”伊利奥比。由于过度紧张，卡萨武布还把关键的词读错，把“总理”读成“市长”了。 两个小时后，卢蒙巴赶到国家电台连续三次发表讲话：“我们的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得到了议会的充分信任，整个国家都站在我们一边。”他也宣布解除卡萨武布的总统职务，称其是国家的叛徒，愤怒地指出卡萨武布的决定是非法的，是卡萨武布和帝国主义者策划的阴谋。他还要求联合国和西方不要干涉刚果的内部事务，让刚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晚上，陈家康、王殊等在旅馆里感受到了这骤然间的风云变幻，夜里难以入睡，觉得刚果的形势十分紧张危急。 午夜，青联主席基满加紧急约见陈家康大使。基满加说，刚果政府已经获得卡萨武布和联合国军合谋搞政变的材料，由于局势紧张，内阁连夜开会，卢蒙巴总理约定次日早晨接见陈大使的安排推迟两三天。 这天午夜十一点至六日凌晨三点，卢蒙巴在总理府召开了特别部长会议。会后，卢蒙巴在国家电台宣读了部长会议公报，说国家元首的政变企图是比利时等帝国主义者及其收买的刚果败类共同策划的阴谋，是叛国行为，会议决定立即召开国会，并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卡萨武布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此时躲在总统府里，只知打电话去皇家旅馆求联合国军派兵保护生命安全。其新任命的总理伊利奥比已逃得无影无踪。真是烂泥糊不上墙，戈迪亚只好越俎代庖。手中掌握了联合国军的戈迪亚就从后台登上了前台，亲自替卡萨武布采取行动了。 九月六日，作为联合国刚果行动总部的皇家旅馆异常忙碌。最忙的就是挺着大肚子指挥一切的美国佬戈迪尔。为了防止那些苏联飞机将在讨伐冲伯前线的刚果国民军主力空运回首都，戈迪亚在得知刚果内阁的决定后，立即下令关闭除加丹加以外刚果所有机场，除联合国飞机外，其它飞机一律不得起降。致使支持卢蒙巴的刚果军队总司令伦杜拉将军率部队乘飞机飞抵首都时，无法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圈，试图强行降落，但都被联合国军挡了回去。关闭机场后，老练的戈迪亚又派联合国军去刚果国家电台，缴了守卫电台的刚果部队的枪，占领了电台，还让联合国的电讯专家将电台关键部位的关键零件拆走；即使卢蒙巴夺回了电台，也无法使之运转。六日上午，电台还在反复播送部长会议的公告，支持卢蒙巴的政党领导人、议员等，不断跑到电台发表讲话，支持卢蒙巴政府的行动，猛烈抨击卡萨武布。下午，电台就没有声音了。而卡萨武布却启用了设在刚果河对面邻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的秘密电台“马卡拉广播电台”，对卢蒙巴大肆攻击。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首都的刚果部队问题。掌握着这支刚果部队的总参谋长蒙博托，是跟着卢蒙巴一起闯出来的人。但戈迪亚得知蒙博托的部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就赶快找美国驻刚果大使廷巴莱克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金，还向在纽约的哈马舍尔德发去密电，让他火急汇来一百万美元。六日下午，蒙博托就得到了一大笔“军饷”，让他的部队将武器交给联合国军“暂时保管”。戈迪尔唯一剩下没做的，就是逮捕卢蒙巴了；美国大使廷巴莱克几次打电话给他，嚷嚷着要他赶快派兵去逮捕卢蒙巴。老奸巨滑的戈迪亚没有答应，觉得这么做未免太露骨了，此事该由卡萨武布去做，借刀杀人才算高明。 从九月六日起，刚果的命运不掌握在刚果人的手中，也不是掌握在所谓联合国手中，实际上是掌握在美国人戈迪亚的手里。联合国无非是他籍以顺利行事的好招牌而已。 九月十一日上午11时，在皇家旅馆的联合国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解散刚果军队的武装，推翻卢蒙巴政府。 联合国军中的几内亚部队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退出联合国军。但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恃无恐，一意要推翻卢蒙巴政府。 卢蒙巴政府被颠复后，戈迪亚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便把指挥权交给早意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的印度人达亚尔，就回美国去了。戈迪尔在刚果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却是决定刚果和卢蒙巴命运的关键日子。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在这个如此关键的时候把这个美国佬派来刚果执掌大权，是出于巧合，亦或是精心安排？其真相到底如何？在卢蒙巴死后不久，哈马舍尔德乘直升飞机飞临加丹加省上空因遭受空难失事而神秘地死去。哈马舍尔德死后，就给这位决定卢蒙巴命运的戈迪尔的来龙去脉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接替戈达尔的达亚尔倒是来龙去脉很清楚，此人是联合国秘书长刚果问题特别代表，原来是印度驻巴基斯坦大使，是尼赫鲁总理推荐给哈马舍尔德的。达亚尔虽说不喜欢共产主义，却并不认为接受苏联援助的卢蒙巴就是共产党。亚达尔接手后，想推动卡萨武布与卢蒙巴握手言和，但却无法实现。他很快就发觉，刚果的事情是戈迪亚和美国政府决定的。他只能跟在后面跑，此外别无选择。如果他不按此行事，就在联合国无法呆下去。因此，达亚尔不久就被哈马舍尔德解除了职务。 面对突然的事变，陈家康冷静地提出三点意见 当时，陈家康和中国观察组的同志估计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从收音机里，他们只能收听到卡萨武布的电台与加丹加省冲伯的电台，相互呼应，猛烈攻击卢蒙巴。不再听见卢蒙巴的声音。既然对方还在如此猛烈地攻击，也就说明卢蒙巴还在坚持斗争。王殊在来刚果之前路经香港，买了一个德国造的台式收音机，准备给将在此地建的新华分社用的，这时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中国观察组在刚果的主要消息来源之一。 那几天，面对刚果局势的突变，陈家康大使显得很冷静、沉着。他接连拜会了卢蒙巴总理的政治顾问穆米埃、正在此地的比利时共产党全国书记阿勒贝尔特，以及几内亚代表团团长，共同探讨刚果局势，其中还谈到当时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正在北京访问，建议中国政府和杜尔总统发表联合公报，声援刚果政府。 九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基赞加副总理的秘书赶到中国观察组下榻的旅馆。这位秘书脸上的神情很急，说：基赞加副总理请中国大使约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立刻到副总理的官邸有要事相商。 当陈家康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韦尔纽斯赶到基赞加的官邸，走进他的客厅时，越南大使已经在座。当时的情景，范振水在《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一文中作了生动记述—— 基赞加迎上去和两位大使紧紧拥抱，两眼闪着泪花，声音颤抖地说：“一批军警手持总检察长（比利时人）的命令，包围了总理府，情况万分紧急。请各位大使立即报告各自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基赞加请大使们对总理府被包围事件出主意。捷、越两位大使异口同声地表示先请中国大使谈。 陈大使略加思索之后，谈了三点意见： 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卢蒙巴总理的安全并使其获释。 二、如果卢蒙巴总理被捕，希望基赞加先生以副总理身份调集可靠部队，发动群众，保卫和巩固现政权。 三、目前最主要的是镇静、坚定。 捷、越大使都表示同意中国大使的意见。 三位大使从基赞加官邸走出，一起来到苏联大使馆，继续和苏联大使雅可列夫讨论刚果局势。雅可列夫说，鉴于形势紧张，及时磋商很有必要，建议大家晚上九时再次集会。 当天晚上七点多了，陈家康才回到旅馆。观察组同志报告说，刚才得到消息，卢蒙巴总理说服看押他的士兵，现在已经获释。 苏联驻刚果大使雅可列夫听说卢蒙巴获释后，就去总理府探望。卢蒙巴看见雅可列夫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他们要杀我呀。” 雅可列夫对他说：“您被拘禁后，中国、捷克斯洛伐克、越南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今天在苏联使馆集会，大家为您获释想办法。” 卢蒙巴听了，顿时热泪盈眶，连说：“感谢了。感谢了。” 雅可列夫问道：“总理，您是怎么获释回来的？” 卢蒙巴说：“那个总检察长听卡萨武布的，派军警来将我逮捕。军警没有得到指示，逮捕我后怎么办，就将我送到兵营去。我注意到这些军警在行动中得到联合国军的支持和配合。在兵营里，我用自己的影响说服了士兵，让他们不要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士兵们就将我释放了。” 在当晚九时，中、捷、苏、越四国大使在苏联使馆聚会再次讨论局势发展。陈家康提醒说：“卢蒙巴是说服士兵释放他的，但那些头目和策划者还还不会甘心。” 蒙博托又进行了一次政变，陈家康毅然决定撤退 九月十四日，利奥波德维尔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刚果国民军的总参谋长蒙博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内心矛盾，卢蒙巴到底是他的恩人，总参谋长的职务是卢蒙巴任命的。但这天他决心实施政变了，其导火线是当时有谣言传说：卢蒙巴要解除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取代他。谣言归谣言，那时候谣言满天飞。这则谣言至今也查无实据。谣言到底是外因，权欲该是主要的内因。这天，他召集利奥波德二世军营的军官们开了一天的会，向军官布署行动计划。傍晚时分，他率领一支部队乘车去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达亚尔在数天前已经让电台恢复播音。他命令电台工作人员为他录制了一则声明，准备在晚上八点三十分播放。然后，他来到皇家旅馆，向达亚尔打招呼说：我决心采取行动了。黄昏前后，他手下的部队分头出动，占据了首都各个战略要点。飞机场被再次关闭，使运载支持卢蒙巴部队的飞机无法降落。晚上八点三十分，国家电台准时广播了蒙博托的讲话：为了使刚果摆脱目前的困难，军队决定“中立”国家元首、政府和议会。他要求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各自呆在自己的住所里。联合国军配合得很好，将卢蒙巴“保护”在官邸里，卢蒙巴从此失去了自由。蒙博托名义上是把总统、总理都“冻结”起来，实际上完全是针对卢蒙巴的，蒙博托早已和卡萨武布勾结在一起了。蒙博托的部队在联合国军的配合下，还封锁了首都的各个交通要道。蒙博托的部队封闭了议会大厦，禁止议员出入。蒙博托还派兵包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使馆。 在讲话广播后，蒙博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一家外国记者聚居的旅馆，在大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在附近所住的旅馆吃晚饭的王殊、詹世亮等，闻讯立刻放下饭碗，赶去会场。蒙博托宣布已经解散了议会，军队已经接管了政府的权力。他下令驱逐苏联集团国家驻刚果的外交官，要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刚果。 当晚，许多支持卢蒙巴的政府官员和议员纷纷逃出首都，卢蒙巴政府的几个要员基赞加副总理、国民军总司令伦杜拉将军与卡萨穆拉和康扎等，也在联合国军的保护之下，逃出城外的各找生路，有的人逃往卢蒙巴的第二故乡东方省，那里还有支持卢蒙巴的部队。半夜，全国青联主席基满加仓惶地来旅馆跟陈家康告别说：他们将去东方省，要在那里继续斗争。 亲身经历的王殊在其回忆录里，对九月十五日晚基满加来告别后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陈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全体立即撤离这个国家。九月十六日，大家就分别办理机票、付清账单等一些事务。晚上，我们在陈大使房间内回顾这些天的经历，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陈大使说，刚果（利）事件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所有新独立的国家警惕。他还根据大家的意见，随口吟了一首顺口溜— —部族主义大大的，民族主义小小的，帝国主义多多的，毛泽东思想少少的。 这个顺口溜言简意深，反映了刚果（利）事件的深刻教训。但在文革中，却被一些造反派说成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罪证”。 九月十六日，陈家康等人在办理离开手续的时候，卢蒙巴从被软禁的官邸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驻刚果代表达亚尔，抗议联合国军阻挠他的军队开到首都恢复秩序。卢蒙巴还致函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军十天内离开刚果境内。卢蒙巴从惨痛的教训中彻底觉悟，但可惜为时太晚了。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已经做了他们想做的一切。联合国军司令傲慢地说：“卢蒙巴的信是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 九月十七日一早，陈家康一行心情沉重地乘坐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离开利奥波德维尔，经布鲁塞尔前往瑞士。当天傍晚，他们刚到日内瓦，就从瑞士电台听到有关卡萨武布派兵去逮捕中国大使“扑了空”的消息，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庆辛早走了一天。陈大使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写了一份电报，向中央和周总理报告刚果（利）事件的经过，受到周总理的表扬，说这个报告写得好，很深刻。 王殊同陈大使一同回到开罗，然后再转道回到阿克拉。 卢蒙巴将儿子秘送埃及，让要员们分头秘密逃往斯坦利维尔 ——十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漆黑的夜幕之中，一辆车头飘着联合国旗帜的轿车，驶出被双重包围的总理府。内层守卫的是联合国军加纳部队的卫兵，车头的联合国军的军官朝其打了个招呼。卫兵见是联合国军执行公务的车，也就不加盘查，反而朝军官敬了一个礼。外层守卫的蒙博托军队的士兵也不敢检查这辆有联合国军标志的车子。这辆汽车穿过两层岗哨的封锁线之后，朝郊外机场疾驰而去。街头联合国军的巡逻队，看见这辆飞快行驶的车子飘着联合国小旗，也没有拦车检查。 机场停机坪上，一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夜航班机就要飞往布鲁塞尔。汽车直驶飞机舱门底下，这时飞机的发动机已经轰然发动。车上那位“军官”早已经在途中脱掉了借来的军官服。原来车上是三名埃及驻刚果使馆的外交官。两名外交官各抱一名用毛毯包裹着的孩子下了车，用早已准备好的假旅行证件顺利地通过了边防检查，并抱上舷梯、进了机舱，将孩子安排到后排的座位上，让两个孩子继续睡觉。航空小姐过来要打开孩子身上的毯子，被埃及外交官机智地阻止说：孩子很累，已经睡熟，不要吵醒他们。空中小姐只好作罢。凌晨一时，飞机起飞，天快亮时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降落加油，埃及外交官带着两个孩子下了飞机，并立即换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开罗。上午飞抵开罗后，纳赛尔总统亲自接见了这两个孩子，对孩子的生活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还对参与这次行动的有关埃及外交官给予特别奖励和表彰。这两个幼小的孩子，就是卢蒙巴的后代。据说，纳赛尔总统整晚到为此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担心。因为孩子太小，不懂事，任何的一点小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失败，会在刚果和全世界产生强烈反响，甚至会危及卢蒙巴与其支持者的生命。在整个刚果危机期间，纳赛尔虽然对卢蒙巴充满同情和敬佩，但却爱莫能助；因而很高兴为卢蒙巴的孩子做点事情。埃及驻刚果大使哈利卜是卢蒙巴的好友，向纳赛尔转达了卢蒙巴的话：他相信，即使自己被害，纳赛尔也会将他的孩子抚养成人的…… ——基赞加是在一个夜晚天刚黑的时候混出他的官邸的。当时，他的两个朋友籍故与守在门外的联合国军士兵说话，分散了其注意力。出了利奥波德维尔后，他先是化装成医生，乘着一辆红十字救护车闯过了路上蒙博托部队的关卡检查，送了他一段路；后来，他又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才在十月中旬到达了斯坦利维尔…… ——伦杜拉将军是在漆黑的夜里，化妆成一个妇女，乘隙逃过了看守住宅的联合国军士兵的视线。来到了城边的刚果河边，悄悄登上河边一艘接应的小船。小船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才抵达上游的斯坦利维尔…… ——格本耶、缪勒尔、姆万巴等十多位卢蒙巴政府的部长，以及好些议员也前后纷纷抵达斯坦利维尔。由于蒙博托的阻挠，每一个抵达斯坦利维尔的人都历尽了难以想象的坎坷曲折、千辛万苦。在蒙博托的追兵围追堵截下，也有人在途中不幸被逮捕和杀害。刚果民族运动党总书记、卢蒙巴政府的中产阶级部部长约瑟夫？姆布依在路上被认出逮捕后，遭到枪杀，连尸体也被肢解…… 上述的行动，都是在秘密地执行卢蒙巴的新决策：离开蒙博托和卡萨武布控制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迁都到东方省的省会斯坦利维尔去，在东方省开辟新的斗争基地。 这个新决策是十月九日那天产生的。那天，他乘守卫的刚果士兵不备，偷偷溜出了总理府，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市贫民区，走访了一家家小饭馆、小酒吧，跟黑人群众在一起，向他们发表演讲，说刚果合法政府一定会胜利。群众向他热烈欢呼，像滚雪球似的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聚集了数千人的队伍。当晚回到总理府后，他兴奋不已。他由此认识到，他需要跟人民在一起，有人民的支持，他可以战胜敌人，但这段时候的曲折与坎坷的经历，又使他感到前面的道路是漫长的，要有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就产生了迁都的构想。想到就干，事不宜迟。迁都的话，除了他的助手和部长们都去那里聚集外，他本人当然也要从此逃到斯坦利维尔去。他决定将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去国外。原来想送到加纳，送到支持他的恩克鲁玛总统那儿去，但加纳使馆已经受到了监视；于是，他想到了他所不认识的纳赛尔总统，他就秘密地找了自己认识的埃及驻刚果大使。很快就传来回音，纳赛尔一口答应。当消息传来，孩子顺利到达开罗，得到了纳赛尔的热情接待，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可以开始行动了！部长和助手们首先分头行动，奔赴斯坦利维尔。 先期到达斯坦利维恩的基赞加、伦杜拉、格本耶等，已经在东方省进行建立基地的工作。已经组成了事实上的刚果政府，并且运转起来，就等待正式挂牌了。等卢蒙巴一到，就正式挂牌并向全世界宣告。伦杜拉将军整顿了东方省的国民军，破获了一个亲蒙博托的秘密组织，将蒙博托分子从军队中清除了。伦杜拉召集当地青年进行训练后，编入军队。还组成了一支由基赞加控制的宪兵队。经整顿后的军队纪律严明、人民拥护，向心力强，战斗力也强。 充满活力的东方省在等候着卢蒙巴早日到来！ 老天帮卢蒙巴出逃，下起了罕见的倾盆大雨…… 卢蒙巴在伺机逃出总理府，逃出利奥波德维尔，逃往斯坦利维尔。 十月中旬，卢蒙巴留在身边的一个小女儿因患肺结核，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过早去世，他内心受到很大打击。他痛定思痛，决定乘此机会离开。他打电话给住在皇家旅馆的达亚尔，要求联合国提供一架飞机，让他将女儿遗体送去斯坦利维尔。达亚尔知道，卢蒙巴一到了斯坦利维尔就暂不会返回了，刚果将存在两个政府的局面。达亚尔婉言拒绝了。卢蒙巴在电话中对达亚尔说：“我将以自己的方式去斯坦利维尔，如果我倒下了，我将成为一个烈士，我的鲜血将溅在联合国的良心上。” 紧接着发生了两件事，加促了他的出逃。一件是联合国在西方大国操纵下通过接纳卡萨武布的代表为联合国的正式代表。另一件是蒙博托用武力驱逐加纳驻刚果代办，因为加纳是支持卢蒙巴的；为此，蒙博托的部队与守卫加纳使馆的联合国部队发生血战，双方都有伤亡。蒙博托派出的指挥官被打死，但加纳驻刚果代办韦尔贝克被抓住，强行扭送上离开刚果的飞机。卢蒙巴由此感到，蒙博托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 经过一番秘密地策划和准备，卢蒙巴选定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里出走。 十一月二十七日，卡萨武布从纽约回到利奥波德维尔。他穿着在美国做的有金肩章、金穗带的元帅服，腰间挂着宝剑，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下飞机。当晚，刚果首都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城市显得更加漆黑。但是，斯坦利山上的总统府里灯火辉煌，卡萨武布在举行盛大的晚宴，以庆祝胜利。蒙博托、达亚尔以及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大使都出席了，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这时，在几公里外的总理府，在滂沱大雨中，守卫在屋外的联合国与刚果的士兵都躲进了岗楼。这时，一辆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悄悄地驶进了总理府，卢蒙巴带着妻子和孩子，偷偷地钻进了汽车。汽车顺利地驶过了守卫士兵的岗楼，疾驰而去。这辆车驶出城外，更是在雨中加快了速度。在市郊某地，参议院长奥基托、青年和体育部长莫波洛等几十个人，已先期到达，早在等候。卢蒙巴与他们汇合在一起后，立即分乘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大到朝东方省驶去。 好在卢蒙巴走得及时。他这一走，至少逃脱了两起针对他的谋害阴谋。 其一。两名来自刚果（利）之境外的神秘杀手，两人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由同一个主子指使来暗杀卢蒙巴。这两名杀手，已经各自窥视卢蒙巴居住的总理府好几天了，还找不到潜入的办法。因为总理府在刚果河边，后面是临河的悬崖，前面有联合国部队、刚果部队双重守卫，戒备森严。来此监督执行的官员得到汇报后，正准备从境外运来配有望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关枪。 其二。卡萨武布对卢蒙巴恨之入骨，还在纽约的时候，心中就想着联合国不再承认卢蒙巴，这番回到刚果就可以下令逮捕卢蒙巴了。因为他以为总理府有联合国军和刚果军两层守卫，卢蒙巴已是笼中之鸟。在举行欢宴之后，卡萨武布与蒙博托在密室里研究了各种逮捕卢蒙巴的方案，决定采用攻占加纳使馆的方式来解决守卫总理府的联合国军。第二天下午，一支人数众多的刚果部队去执行时，强冲进总理府，才发觉早已人去楼空。 蒙博托立即下令手下得力的旁戈上尉带人去追，车上还架着无线电台。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获悉后，给达亚尔下令：所有联合国部队不得干预逮捕卢蒙巴的行动。与此同时，基赞加也从斯坦利维尔派出了一支部队接应卢蒙巴。 从利奥波德维尔到斯坦利维尔相距几千公里，也就是三、四天时间的车程。本来卢蒙巴一行比追兵早上路大半天，要是在路上不耽搁的话，完全可以顺利抵达斯坦利维尔。但是卢蒙巴犯了二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没有走近路，拐了一个弯路，二是沿途频频下车，接触群众演讲搞宣传。卢蒙巴把宝贵的时间耽误了。 卢蒙巴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刚渡过河又上船返回对岸 事情出在桑库鲁河渡口。在渡口，卢蒙巴又犯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他的车队来到渡口，但只有一条渡船，卢蒙巴率领缪勒尔、奥巴等人第一批登船渡河，他的妻子鲍兰、小儿子罗兰、议长奥基托、部长莫波罗等人第二批渡河。卢蒙巴等人登上对岸后，在渡船就要返回那边接第二批人时，旁戈的追兵赶到了。鲍兰、罗兰、奥基托和莫波罗等被扣为人质。这个渡口只有一条渡船，追兵无法过河。 在此情况下，本来他应该早日赶到斯坦利维尔，然后再设法营救人质。但卢蒙巴却不顾众伙伴的反复劝阻和苦苦哀求，登上渡船，驶去那边。他不但自己落入敌手，旁戈的追兵乘船过河，追捕先期过河的人员，又有一批人被捕，谬勒尔、姆万巴等几个人在丛林里躲了几天几夜，历尽艰辛才抵达斯坦利维尔。 卢蒙巴被逮捕的消息传到斯坦利维尔，人们极为悲愤。卢蒙巴的追随者们相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能对付蒙博托和卡萨武布了。十二月十二日，卢蒙巴的支持者在斯坦利维尔正式宣布成立“刚果自由共和国”，其中央政府确定斯坦利维尔作临时首都，基赞加任代总理。刚历尽艰辛从桑库鲁河渡口来到的缪勒尔被任命负责外交事务，伦杜拉被任命负责国防事务。 苏联、加纳、马里、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为营救卢蒙巴而在联合国进行了斗争。基赞加政府在组建后，经过各方面的准备，主动出击，扩大了控制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底和一九六一年元月初，斯坦利维尔国民军在基伍省和北加丹加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基赞加政府声威大振，刚果人民对卢蒙巴复出充满了希望。 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借刀杀人，让卢蒙巴死于冲伯之手 卢蒙巴等被捕后，被用飞机空运回利奥波德维尔，然后关押在蒂斯维尔的哈迪兵营。卢蒙巴虽被重兵看守，又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但他仍然坚持斗争。他和看守的士兵交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们解除了对卢蒙巴的戒备心理，而且很为卢蒙巴愤愤不平。一月十三日，哈迪兵营的士兵发生哗变，在军营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卢蒙巴。蒙博托虽然软硬兼施，制止了哗变，却使他不得不震慑于卢蒙巴的影响力。蒙博托与卡萨武布都迫切觉得卢蒙巴活着，即使被关押着，也随时都是对他们的威胁。为了从肉体上消灭卢蒙巴，他俩绞尽了脑汁。他们又不想担戴杀害卢蒙巴的罪行。最后，他俩想起了与卢蒙巴不共戴天的冲伯。于是，产生了一条毒计：将卢蒙巴交给冲伯，借刀杀人！ 当被五花到绑、蒙上眼睛的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洛三人，由蒙博托的亲信押机空运至加丹加的伊利沙白机场。在下机交接给加丹加宪兵时，在机场值班的一个瑞典籍联合国军官在值班的了望塔上，用望远镜看见，并辨认出了当中的卢蒙巴。瑞典军官当即报告驻伊利沙白维尔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得到的答复是：不得干预，不作记录。 卢蒙巴、奥基托和莫波罗三人，在被押至加丹加省的第二天，即在从机场至卢本巴希公路旁的一所别墅里被冲伯当面残酷地杀害。三人的尸体被送到联合矿业公司的一间冷库里冰藏起来。不久后，他们担心被人找到，又将尸体送到雅各维尔矿业公司的一家炼铜厂里，投进硫酸池里熔化了。 卢蒙巴被害的消息传出，全世界都愤怒了！无论是在非洲、亚洲、欧洲与美洲，无论是东方国家或是西方国家，也无论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大中城市里，都举行了形式各异、规模不同的群众示威和游行，悼念卢蒙巴，抗议杀害卢蒙巴的罪行。 卢蒙巴遇害的那座房子被人寻到，保存了下来。现在称它为“卢蒙巴祠堂”。说它是祠堂，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屋顶全无、徒留断壁残垣的废墟。在屋里正面墙上画着卢蒙巴的半身像。四周墙上有人胡乱涂写，墙根经常留有人们来祭奠时放的大小花圈。 刚果行动大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搞掉“疯狗”行动 随着冷战时代的过去，卢蒙巴之死的真相已经已经在七、八十年代水落石出。美国参议院特设情报委员会（亦称邱池委员会）七十年代调查中情局在海外所进行的一系列颠覆、暗杀活动，就披露出了其中关键情况。 一九六〇年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中央情报局策划了多起暗杀外国首脑的秘密行动，而刚果总理卢蒙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另外几个目标还有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洛、伊拉克共和国总理阿卜杜勒.卡塞姆。 当时，华盛顿方面认为卢蒙巴左倾，可能投向苏联而将刚果（利）变为第二个古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卢蒙巴恨之入骨，有次把卢蒙巴说成是一条疯狗，总统迫切想把刚果的问题解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研究刚果局势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在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是：“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 卢蒙巴接受了苏联运来的飞机、军事专家、武器和弹药的消息传到华盛顿，使得中情局精神大为紧张，连续研制对策。据后来解密的档案表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六日，艾伦？杜勒斯向中情局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其电文是——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了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大事。你与大使商量一下，设法得到他的帮助，如果发生了特别的情况，他不想插手这件事，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档案表明，艾伦.杜勒斯还亲自在此份电报上签了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足可见此份电文的重要性。电文中的“上峰”是指什么人？当时白宫内阁所有的高官之中，只有担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担任中情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俩可以直接进入艾克总统的办公室，他俩是总统亲信中的亲信。电文中的“上峰”是不言而喻的。 在九月十四日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后，九月二十一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杜勒斯兄弟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要员举行国家安全会议，会上，艾伦.杜勒斯说：“当前，蒙博托在刚果是一支有效的力量，而卢蒙巴尚未被搞掉，他的存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危险。”杜勒斯使用了英语中含义模棱两可的“搞掉（DO）”一词，来表述中情局对卢蒙巴的处理意见，既可理解为“把他杀了”，又可理解为“使他政治上彻底垮台”。那次绝密会议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最后决定，处理和解决刚果问题并不排斥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搞掉卢蒙巴。” 两个非美国籍的中情局职业杀手潜入利奥波德维尔 多年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卢蒙巴没有因中了中情局杀手的毒枪而丧命，但是中情局作了缜密的布置和准备。 一九六〇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从布鲁塞尔来的荷航班机飞抵利奥波德维尔机场。一个拎着黑皮箱的高个子美国人走下舷梯时，早有一个商人身份的美国人迎候。来人被接进小汽车，在车里置放那个随身的皮箱时，来人对接他的人低声说：“东西都在里面。” 车子很快就驶离了机场。这位来者，就是中央情报局有名的毒品专家、总部技术服务室的戈特里布。他所说的“东西”，是指皮箱里密装的生物杀人毒剂。他奉局长特别事务助理理查德.比斯尔的密令，花了一段功夫来搜集各种生物毒品，经过他加工提纯制作，注入人体，会使人患上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这是专门为暗杀卢蒙巴准备的。这次，他将毒剂携带到刚果，亲自交给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长德夫林。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与掩人耳目，事成后，不让人知道是美国人干的，中情局特别物色了两个非美国籍的职业杀手，在美国某地分开受训，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训练完毕后，这俩个杀手分头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先熟悉卢蒙巴总统府的环境。德夫林给这两个杀手发放了杀人毒剂。德夫林觉得这次行动十分复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手的，为此，他请中情局总部派一名执行官来监督暗杀行动。总部派来利奥波德维尔的执行监督官名叫贾斯廷？奥唐纳。这位奥唐纳虽说是中情局的特工，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对待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问题上，他与比斯尔和戈特利布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此类暗杀行动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还必须要最高司令亲自发布命令。因此，奥唐纳来到利奥波德维尔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不准备把卢蒙巴置于死地。正当两个杀手无法潜入总理府而准备换用带瞄准镜和消音器的机枪时，传来了卢蒙巴逃出利奥波德维尔的消息，他并不着急，一笑置之。他最后还取得了比斯尔的同意，他在利奥波得维尔不是为了监督中情局暗杀卢蒙巴的行动，而是去确保联合国军把卢蒙巴转交给蒙博托处置。奥唐纳完全是为了自己考虑，他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卢蒙巴的鲜血。 但是，在卢蒙巴逃出总理府后，中情局的工作站从利奥波德维尔给总部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队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利）政策的失败。 后来，中情局的头头们当然乐得有冲伯充当杀手，为他们采取“极端行动”。 周恩来派王殊进入被封锁的斯坦利维尔探路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致电刚果共和国代总理基赞加，对卢蒙巴总理等人被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表示坚决地从一切方面支持刚果人民的伟大的正义斗争。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天安门前五星红旗降半旗致哀。北京五十万群众参加了在工人体育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强烈谴责美、比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卢蒙巴。周恩来出席了大会。 二月十九日，陈毅副总理打电报给基赞加代总理，重申中国政府承认刚果合法政府，表示愿意建交并互派大使。二月二十日，中国与刚果正式建交。在二月间，已经有二十二个国家陆陆续续将驻刚果的使馆迁往新首都斯坦利维尔。合法政府控制着东方省、基伍省以及开赛省、加丹加省的部分地区，拥有全国50%的国土和人口。 在基赞加宣布刚果合法政府迁往斯坦利维尔后，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立即对斯坦利维尔实行军事封锁，通往斯坦利维尔的公路被切断，刚果河也被宣布实行水禁，从外界通往斯坦利维尔只有经由东北部的陆路可通，但据说道路年久失修，作用不大。刚果本来在地理上就被称为“非洲的心脏”，斯坦利维尔更是在其纵深处。最近以来，除了西方通讯社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外，外界对斯坦利维尔的情况知之甚少。很快就发现有苏联、东德的记者经由比属布隆迪和苏丹进入了东方省，并由斯坦利维尔发出了报道。周恩来让外交部与新华总社商量，希望派记者进去。就在中国与刚果正式宣布建交前的二月初，总社将在不久前已经去过刚果的王殊从阿克拉召回北京，要他和常驻开罗的摄影记者钱嗣杰一同设法进入斯坦利维尔采访。 据王殊在其回忆录里记述—— 周恩来还经由新华总社领导告我们：“刚果形势极为尖锐复杂，要有做俘虏回不来的准备。” 外交部和总社还给我驻埃及使馆和驻苏丹使馆去了电报，要他们帮助我们取得苏丹的签证，从苏丹的南部进入刚果到斯坦利维尔去。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在苏丹购买一辆吉普车自己开车去。总社还给了我三万美元的现款，以便在情况紧急时备用。王殊又开始了他的刚果之行。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中旬飞抵开罗。那时候，卢蒙巴被害死的消息刚传出，开罗骤然间变成了一座悲愤的城市。开罗几十万群众举行静默示威，象征性地为卢蒙巴送葬。 帕特里斯？卢蒙巴被害的消息是从联合国传出来的。二月中旬的一天，在联大的会议厅里，卡萨武布政权驻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给一位同事传递一张字条。字条上用刚果的土语写道：“帕特里斯死了。”这张字条在传递过程中，恰好被一位懂刚果土语的几内亚外交官看见。这位几内亚外交官便跑来问斯坦利维尔政府派来的代表康扎，康扎一听就知道卢蒙巴被他们害死了。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开罗在静默哀悼之后，爆发了愤怒的行动。几千名怒火燃烧的开罗青年聚集在美国、比利时驻埃及大使馆和联合国驻开罗办事处的门前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冲进比利时使馆，将使馆砸个稀巴烂，并浇上汽油把使馆点火烧了。之后，他们又冲进美国使馆，扯下美国星条旗，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示威群众还捣毁了开罗的美国书店…… 王殊在开罗街头，强烈地感受了非洲人民的感情。他急着去刚果，但是通过苏丹进入刚果的手续办得并不顺利，要经过苏丹进入刚果需要有一种特别签证，在开罗办不到这种签证。苏丹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独立建立苏丹共和国，虽说苏丹政府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与中国正式建交；但由于受到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压力，苏丹政府对中国记者要经苏丹南部去刚果斯坦利维尔甚有顾虑，迟迟不肯发给签证。 王殊在开罗等了一个多月，只取得了签证去苏丹首都喀士穆。他在喀士穆与先期已随一个代表团到那里的钱嗣杰汇合。中国驻苏丹大使王雨田亲自出面找了苏丹内政部长，才给他俩办好了经苏丹南部赤道省去刚果的手续。喀士穆在尼罗河的上游，是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的交汇处。钱嗣杰会开车、修车，王殊曾考虑在喀士穆买一辆吉普车上路。此时，正逢尼罗河涨水，他们要经过的白尼罗河地区洪水泛滥。他俩只能乘坐小飞机到白尼罗河口的重镇朱巴。苏丹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他俩到达朱巴时是三月间，三月份是这里最热的日子，气温在摄氏四十度以上。朱巴南边一带有世界上著名的野生动物园，他们租了一辆汽车穿越野生动物园。行驶在苍茫的草原上，到处都是比人还要高的茅草，零零星星的大树，车子走了许久才会偶尔看见路边有几间土著人的茅草屋，土著居民大都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可惜当时他们没有时间去寻找观赏的藏身在茅草丛中的各种野生动物。 车子终于从茫茫热带荒原进入了刚果的边境。他们来到了刚果西北边最偏远的边境居民小镇阿巴。没有向导、没有熟人、没有外事机构，从阿巴往南，还是莽苍无尽的热带荒原…… “卢蒙巴”和“中国”就是通行证 阿巴这个荒僻的小镇，以前除了狩猎者、比利时殖民者及邻国苏丹的土著居民，难得有外界的来客，更不用说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了。自从卡萨武布和蒙博托对斯坦利维尔基赞加政府进行封锁以来，这个僻静的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尽管这条斯坦利维尔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很是坎坷曲折，沿途充满艰险，但还是有不少人来来往往，这些过客无非是，基赞加政府的有关人员，卢蒙巴的支持者，无孔不入的外国记者，冒险贩私货的商人，承认基赞加政权的国家所派出的外交官等等。 王殊和钱嗣杰风尘仆仆来到这里，小镇的旅馆已经住满了过客。他俩找到了镇长想办法，一说起了“卢蒙巴”和“中国”两个词汇，对方就明白了他俩是来自中国支持卢蒙巴的记者，就热情起来。镇长将他俩安排住在白人殖民者走后留下的小洋房里。吃饭安排在旅馆里。 路上太劳累颠波了，他俩吃过饭稍作收拾就睡觉了。住在空荡而陌生的洋房里，为防意外，他俩还在枕头下放了刀子，以准备发生万一作搏斗。 半夜的敲门声突然惊醒了他俩。一开门进来的不是强盗，而是几个宪兵，他俩当然不敢动用刀子。宪兵很疑惑望着他俩。王殊忙对他们说起“卢蒙巴”和“人民中国”。很凑效，其中为头的军官露出了笑脸，还请他们喝啤酒。几个宪兵带了女人来这里找房间睡觉。原来他们是跟随这个地区的专员来视察的。 第二天，宪兵军官带王殊去见了保利斯地区的专员与公安局长。专员也很热情，说你们来早一点就好了，埃及来的大使刚刚上路，他派了两个宪兵沿途保护。并告诉说，从保利斯通往斯坦利维尔路上的桥断了，他可以写一张条子让王殊他们在保利斯乘坐小飞机直飞斯坦利维尔。专员的便条写罢后，王殊和钱嗣杰就租了一部汽车赶路。他们沿途经过了原始大森林，路很窄，路面经常横跑过一些热带动物，惊飞一些珍珠鸡之类的飞禽，他们疾驰的汽车还压死了好几只野兔。 王殊的汽车终于赶上了埃及大使的车子。前后跟着同行了一段时候，离保利斯还有一段路程时，天就黑了，突然王殊的车子熄了火停了下来，埃及大使的车子已经走掉了。他们在荒野里打着电筒，好不容易才修好了车。王殊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子在热带荒野里抛锚，又是漆黑的夜晚，当时心里是惊恐的，至今过去了那么久，他还忘不了马达修好发动起来的声音是多么温暖、亲切、好听。 半夜进了城，找了旅馆住下。有妓女来敲门，被他们赶走了，为了睡得安全，就用沙发顶住门。 天亮后，他们去找到了专员的秘书，出示了专员的亲笔便条。秘书说，明天就有飞往斯坦利维尔的飞机。 第二天上飞机的时候，宪兵检查行李，发现王殊携带有一个望远镜。宪兵皱了皱眉头说是军用品，不准带上飞机。王殊据理力争，宪兵只好带他去见公安局长。正巧，这位公安局长就是在阿巴时跟随专员的那位。两人一打招呼，可把那个宪兵看呆了。局长说了一句“卢蒙巴—中国”，就将宪兵臭骂了一番。 回到机场，飞机来了，这个宪兵让其他所有旅客等候着，让王殊和钱嗣杰先上飞机。 飞机只飞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就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这时已经是三月底了。从北京至此，路上就花了一个多月。 王殊无法将基赞加政府的新动向向国内汇报，只得又赶回北京 刚果独立后的兰色七星旗就飘扬在斯坦利维尔（后来改名为基桑加尼）的上空。它是刚果东北部的重要城市，有十余万居民。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如果说刚果是非洲的心脏，那么也可以说斯坦利维尔就像是心脏中的心脏。本来地理环境就极为闭塞，没有铁路，只有罕见的一两条简易公路，过去与外界的联系主要就靠流经城市的刚果河。刚果河是条有名的热带河，水量充足，流经斯坦利维尔后，先向西北，再拐弯向西南流去，经下游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后很快就到了大西洋边的出海口。物资的进出、人员的来往，都主要靠这条河的航运。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军队将水路一切断，上游的斯坦利维尔真是给严密地封锁了。还剩的空运，都掌握在西方殖民者的手中。 王殊和钱嗣杰抵达斯坦利维尔，先找旅馆住下。第二天，王殊就见到了老朋友基满加。此时的基满加已经担任政府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相见之后，分外高兴，他说要立即报告基赞加代总理。他说，他们派去北京担任驻华大使的贝纳顿已经离开开罗，大约也该到达北京了。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进步国家的使节或特别代表也驻在这里，其中有马里、苏联、几内亚、加纳、南斯拉夫和埃及等。尽管国民军在前线打胜仗，但在遭受利奥波德维尔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下，这里市面一片萧条，许多店铺都关了门，工厂也大多停工。这里商品奇缺，连日用品都买不着。没有广播，没有报纸。迁都过来之后，经常被对方的飞机袭击，遭派遣特务破坏。还经常停水、停电。政府控制地区的木材、棉花、可可、咖啡、棕榈油等大宗农林产品运不出去，工业品运不进来。政府财政极为困难，连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军队欠饷也多，官兵怨言多，纪律变差。一些军官被美国收买，阴谋搞政变。好些官员和社会人士对局势的看法很悲观，认为难以长期坚持。 大约十多天后，时近四月中旬，基赞加代总理接见了王殊和钱嗣杰。王殊在其回忆录里，对基赞加接见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他很友好，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他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声援非常感谢。在谈到刚果（利）局势时，他表示困难很大，特别是经济问题不好解决，群众和军队怨言很多。他说，利奥波德维尔方面说要“全国和解”，准备召开议会，重新选举总理、副总理，组织新政府。他强调他不反对“全国和解”，问题是怎么实现，有什么条件。要看他们提出什么条件，然后我们也提出自己的条件，同他们进行谈判。我从这次谈话中感到，基赞加和他的政府并没有动员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打算，而是观望局势的发展同对方讨价还价，保持自己的地位。 王殊和钱嗣杰在斯坦利维尔逗留了一个月。五月十二日，对方正式宣布，将在利奥波德维尔重新召开议会，选举新的政府并且邀请基赞加和其他的议员前去开会。基赞加并没有反对议会开会和成立新的政府，而是在开会的地点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若是在利奥波德维尔开会，那完全是在卡萨武布和蒙博托的控制下，因而基赞加主张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加丹加省的加米纳基地开会，并要求就此进行谈判。对方拒绝了基赞加的要求，希望他重新考虑。 由于当地的没有邮电局，王殊很难将在斯坦利维尔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周恩来和外交部汇报。他必须及时向国内报告这里的各种情况及有关所谓“全国和解”的新动向。他决定赶回北京去。 在临走之前，基赞加代总理又一次接见了王殊和钱嗣杰。基赞加估计，利奥波德维尔很快就要召开议会，并且给他和其他政府成员在新政府中保留一些职位。他打算要求对方共同商量新政府的内外政策，并保证他和其他政府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他还说，在成立新政府后，在斯坦利维尔的外交使节都将到利奥波德维尔去，不必再到斯坦利维尔来了。从谈话之中，可以感受到基赞加对利奥波德那边心存幻想。 王殊和钱嗣杰回去就比来的时候顺利多了。在斯坦利维尔的朋友指引下，他俩先到达南边的布隆迪。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乘比利时航空公司的班机经布鲁塞尔而到达日内瓦。陈毅副总理正在那里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王殊、钱嗣杰向陈毅作了汇报，他要他们立即回北京去。赶回北京后，他俩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黄镇和其他有关同志作了报告，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时，王殊才知道，他们回得正是时候，国内正在筹组驻斯坦利维尔的使馆，挑选大使和主要人员，正急需了解斯坦利维尔那里现在的详情。 周恩来指示：派去的大使要有回不来的准备 周总理这几天特别忙，他刚刚陪同金日城去杭州访问回京，送走金日城又赶去上海忙公务。但此次他在上海的忙碌中，心中还惦想着即将赴斯坦利维尔的建馆小组，他们此次是去最艰险最复杂的刚果外交前线去，甚至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安全回来，他特别叮嘱秘书让外交部安排好，他一定要在他们离京的前夕亲自接见。 七月二十三日这天下午，周恩来刚刚从上海回来，从首都机场乘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一进门就问在家的秘书：安排好了没有？请去刚果的同志来见面安排好了没有？ 周恩来是对此次派往刚果的使节的事，是格外重视与关心的，亲自过问。 这年二月二十日，中刚两国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四月十二日，刚果驻华大使迪亚卡.贝纳顿克服重重困难，几经辗转，终于到达北京履任。 六月初，周恩来在听了王殊从斯坦利维尔回来写的详细报告材料后，觉得对于基赞加政府来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他觉得有必要向刚果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六月六日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连续接待锡兰迎佛牙代表团、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之后，已经是午夜，他又接见了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从午夜十一点一直谈到凌晨一点。在座的有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何英。 据有关记载，周恩来和贝纳顿在谈到关于基赞加提出在联合国帮助下在加米纳基地召开议会的问题时说—— 刚果议会被解散，正常活动被阻挠，责任首先在联合国。你们主张恢复议会活动是有道理的，对此，我们是支持的。但联合国是站在卡萨武布这一边的，不能设想它会帮助基赞加总理提出的议会复会和支持合法政府对全刚果进行统治。而且不管哪个国家派去军队，都要受联合国指挥。因此，把议会复会作为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可以的。如果作为实际行动，则不仅没有把握，而且还有危险。如果议会通过坏的决议，这就不合基赞加政府的本意；如果它通过符合刚果人民利益的决议，则反对派可能搞政变，把进步的议员抓起来，而联合国是不会帮助基赞加合法政府的。目前在刚果人民的斗争中，恢复议会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基赞加政府的影响，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反对联合国，反对分裂刚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刚果现在的斗争处于困难的环境中，但这也有好处，可以锻炼刚果人民更加坚决地进行长期的斗争以求得人民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周恩来还对贝纳顿说：卢蒙巴是英雄人物，是代表英勇斗争的刚果人民，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联合国、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的阴谋而遭到陷害，有了这样的经验，基赞加可以避免上当。 送走贝纳顿大使后，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还将何英司长留下来谈话。周恩来说：“六月三十日是刚果国庆，人家在这里搞庆祝，我们还没有人在那里。”周恩来指示向斯坦利维尔派出大使和建馆的工作要加速进行。在谈到选派大使的条件时，周恩来具体指出：“要派一名将军去刚果当大使。这位大使要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好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到那里去工作，要有回不来的准备，要有牺牲的准备。” 周恩来还说，“做人民英雄为什么非得在国内？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例子。派到朝鲜去、越南去，都是打算不回来。到刚果、古巴去，也要有回不来的思想准备。” 后来物色大使的情况，据范振水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何英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解放军总政治部。几天后，得到的答复是：物色了两名将军，但都说因身体不好，不能去。 周总理听了何英的汇报，情绪非常激动，生气地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要坚决支持基赞加，要和他们患难与共。抗美援朝时，毛主席首先把毛岸英送到前线。毛岸英牺牲后，前线同志要求把毛岸英的遗体送回国。毛主席吟诵了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后来这一消息传到日内瓦的花山别墅。正在那里参加关于老挝问题国际会议的陈毅同志说：“去刚果是为了刚果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不是为了去穿漂亮衣服。要准备和他们一起扛枪，一起打仗。要有回不来的准备。如意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去。怕死不能当大使！” 那两位由总政治部物色的中将后来意识到错了，向中央写了检讨，又申请要去刚果。周恩来说，认识错了就行了，也不用他们去了。 外交部领导想起了一个军人——张彤 当时两位在外交部担任副部长的将军耿飙和黄镇，也很着急，他俩议论了一下，在严格审慎的遴选中，想起了一个军人。这个人就是张彤。 张彤这年四十一岁，河南信阳人，出身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教过私塾，爱好古文，甚有国学功底，影响到他自小学习都很用功。抗战爆发，他没有读完初中就离开了家，向往着革命，朝西北而去，先在陕西宝鸡的一个铁路车占做工，积了一点路费后就经西安奔向延安。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成为抗大的一名学员。同年三月，在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奉派来到淮北敌后战场，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名连指导员。 虽说没有将军衔位，却该算是颇有资历的军人。他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的锤炼，在战斗中，有勇有谋，在部队里一直从事政治与参谋工作，担任过团政委、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师副参谋长、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豫西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一九五〇年初，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正奉命准备向西藏进军，他在第十八军五十四师参谋长的职位调入外交部，到北京参加总部的武官培训。 耿飙将军担任中国驻瑞典首任大使兼驻丹麦首任公使时，就挑选了张彤担任驻瑞典使馆武官兼驻丹麦公使馆武官。后来张彤在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武官期间，经历了西藏叛乱、达赖出逃与中印自卫反击战。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武官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好评。尤其是印军前线指挥官达尔维准将被俘，送来北京，由张彤出面接待，数次与其交谈情况，对其做工作，使这位印度将军百感交集。达尔维将军回到印度后，对战争的过程有比较客观的说法，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喜玛拉雅山的大错误》。 一九五九年九月，张彤进高级军事学院进修学习。经过两年的学习，一九六一年七月就要结业。 经耿飙和黄镇商量，向周总理报告说：张彤熟悉军事和外交业务，在大使没有找到以前先派他作为临时代办率领建馆小组去刚果建立大使馆。后来，周恩来亲自找张彤谈过一次话。周恩来当时问：“卢蒙巴总理被害死后，那里的局势紧张，情况复杂需要马上就去，还很有可能回不来，你去不去？” 张彤当即回答：“我可以马上去刚果建馆。” 张彤率领建馆小组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根据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的要求，中国还准备赠送一批物资给刚果，其中有一架收发报机，是电子管型的，个儿很大，要拆开飞机的门才装得进货舱。经准备就绪后，预定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周恩来总理要在上路前一天下午五点接见，他们都很高兴。 这天下午五时，刚从上海回来的周恩来在西花厅里接见即将离京赴任的驻刚果使馆临时支部的三个人，张彤、孙浩和王殊。还有陈毅副总理、侨办廖承志主任和黄镇副部长在座。 见面之后，周恩来先逐个询问了张彤他们三人的情况。 之后，周恩来讲话就从讲刚果形势开始，并把刚果的形势和当年的中国社会作了比较。他说，非洲的社会情况复杂，会有很多变化，不要把人看死。到刚果后，首先要广交朋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非洲的部族、宗教、经济等。外交部要把研究非洲当作一门学问，很好地研究。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每一件准备工作，连带了多少钱和多少药品都问到了。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基赞加政府现在困难很大，去建馆时不能像到其他国家一样，要人家帮助这个那个的，应该体谅他们的难处，要设法自己克服困难。他还一再交代，刚果情况复杂，你们要准备做俘虏，甚至牺牲生命。他说到这里，又吟诵了毛主席吟诵的那两句诗。 周恩来留大家吃晚饭，谈至夜深还吃宵夜。 桌子小人多，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围桌而立。那时候，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桌面上是一大盆菜——豆腐、青菜、粉条。王殊回忆说，一人一大碗，一个大馒头，大家都吃得很香。 周总理还对张彤说：别人在我这里吃饭都收粮票，明天你们去刚果，粮票就免了。说完总理也笑了。周总理一句话，就使气氛轻松愉快起来，大家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后来黄镇曾对张彤说：“其他的驻外使节赴任哪里有周总理设家宴送行的？我那年坐船去雅加达赴任，只是在广州得总理剥了一个沙田柚吃。” 周总理谈话，从下午五时到凌晨二时，感情真挚、深谈细瞩。他讲话后，又要陈毅、廖承志再给大家谈谈有关问题。 大家离开西花厅时，周总理还再叮嘱说：“你们再检查检查，看还有什么事没有想到。” 大家一起到了陈毅副总理办公室，陈毅和廖承志又谈了两个小时，把可能发生的情况又谈了一遍。张彤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起飞时间将近，大家各自回家，提起行装，直奔首都机场。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总政的多位领导人来机场送行。 王殊回忆当时情景说：“中央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关心，使大家都非常感动，深知这次任务的艰巨和困难。离开北京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状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境。” 张彤率领建馆小组，包括二秘孙浩、王殊与翻译夏永安等一行六人。所乘飞机腾空而起，离京西去。在飞机上，他们回味起中央领导人的彻夜谈话，使他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美国人贼喊捉贼，操纵联合国张罗对卢蒙巴被害进行调查 就在王殊五月中旬离开斯坦利维尔至八月底张彤一行飞赴刚果的三个月期间，刚果复杂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三月间，在第三届全非人民会议上，卢蒙巴被宣布为非洲民族英雄，是全非洲民族独立的象征。在此后，尽管基赞加政府在经济上十分困难，在政治和道义上，除了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支持外，在国内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向往，其影响和控制区日益扩大。美国与西方害怕由基赞加政府引入“共产主义威胁”，又再设计新的阴谋，设法将基赞加政府搞垮。美国等西方国家先是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回过头来装出正义的面孔，抛弃掉卡萨武布-蒙博托政权与冲伯政权，出人意料地在联合国接纳一项亚非国家的提议，将刚果境内的比利时人、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都赶出刚果，张罗对卢蒙巴及其战友被害案进行调查，并要追查凶手。这一着确实厉害，导致了原来联合在一起的利奥波德政权、冲伯政权和另一个闹独立的卡隆吉政权三方的“邦联”破裂，卡萨武布下令将冲伯逮捕入狱，让冲伯完全承担杀害卢蒙巴的责任。这时，在联合国和美国的撮合和鼓动下，加上苏联的劝说，基赞加政府对利奥波德维尔政权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召开刚果国会，选举新政府。其实，这是美国和联合国设置的圈套，旨在引诱斯坦利维尔政权上钩。卡萨武布需要超过基赞加的票数，在取得冲伯关于劝说加丹加议员参加国会的保证后，释放了冲伯。 七月十三日，刚果议会是这样召开的。联合国军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将利奥波得维尔市郊的洛瓦宁大学师生驱赶出来，然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校园，设置了带电的铁丝网，将议员用直升飞机运进去开会，吃住在校园里，不准外出。外地的议员们携带了夫人来开会，这些夫人们也被拒绝进入洛瓦宁校园。基赞加由于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没有出席会议；但几乎所有卢蒙巴派的议员都来参加了会议。在初次较量中，卢蒙巴派占微弱多数，这将导致基赞加出任新总理。美国和卡萨武布慌了手脚，美国连忙派人飞去伊利沙白维尔，向冲伯施压，让他派加丹加省的八名议员与会，以改变票数上的劣势。冲伯怕再被逮捕，死活不肯。最后加丹加省的八名议员还是没来开会。美国只好另想办法，软硬兼施，向卢蒙巴派议员施加强大压力，并配以许愿贿赂，进行分化瓦解，使他们作出妥协，同意任命卡萨武布派的阿杜拉为政府总理，基赞加为政府第一副总理。 张彤代办一行人，就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奔赴斯坦利维尔的。 基赞加对张彤关于坚持长期斗争的忠言听不进耳 基赞加政府为了打破对方的封锁，让皮埃尔？缪勒尔到埃及的开罗设立外交部的办事处。忠于卢蒙巴的一些外交官如康扎、外交部国务秘书曼迪也设法逃出利奥波德维尔，经历了艰难曲折绕道来到开罗。纳赛尔总统不只一次接见缪勒尔，并亲自为办事处解决困难，提供一切方便。埃及政府和人民以热情的态度欢迎这些刚果的外交官。开罗成了斯坦利维尔政府的外交首都。纳赛尔总统指示航空部门迅速开辟了从开罗飞往斯坦利维尔的航线，主要进行货运，特别是将急需的军火运去。一些第三世界进步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也从这条渠道进入被封锁的斯坦利维尔。 因此，这次张彤一行进刚果就比上次王殊、钱嗣杰进去顺利得多。 他们七月二十四日离开北京，二十六日飞抵开罗，经过中国使馆与埃及有关方面及基赞加政府驻开罗的外交办事处联系，正好两天后有运送军火的埃及飞机要去。由于出发前连日辛苦，加上旅途劳顿，张彤一到开罗就病倒了，临去斯坦利维尔那天，还在发高烧。大家劝他退烧再走。他说，总理叫我尽快任，不得拖延。驻开罗大使陈家康见他态度坚决，就叫人用酒精为他擦全身以退烧。 二十八日深夜，张彤一行很快就搭上了刚果包租的埃及航空公司的运军火飞机。同乘一架飞机的还有卢蒙巴夫人鲍兰和几个埃及外交官。 飞机夜航了几个小时，在二十九日拂晓时分到达斯坦利维尔机场。机场上没有看见旅客和工作人员，只有守卫和接运军火的官兵。张彤一行下飞机后，正好王殊看见了老朋友基满加带着一些士兵和卡车来接运军火。一经寒喧交涉，基满加同意他们搭车进城。 建馆小组临时住进斯坦利旅馆。 中国建馆小组抵达、中国代办是打过许多胜仗的军人，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斯坦利维尔，斯坦利维尔旅馆马上就热闹起来。来登门看望的刚果朋友，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其中有部长、军官、市民、青年学生等。他们十分钦佩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中国八路军、新四军，钦佩在朝鲜战场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中国志愿军，他们要看看这个军人使节。他们还热情送来菠萝、香蕉、木薯、棕榈油等土产。刚果外交部新闻署长是王殊在利奥波德维尔结交的朋友，此时正要去开罗工作，便将自己的汽车交给王殊使用。有些朋友还主动为中国使馆物色馆址。 八月一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张彤代办在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的陪同下，在总理府向基赞加代总理递交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签署的代办介绍信。从此，中国驻刚果大使馆正式建立。基赞加在同张彤谈话时，好像有些心神不定，说话不多，对张彤针对刚果形势说的有关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斗争的话也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对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对张彤代表中国政府捐赠的一万英镑现款却很高兴地接受了。这几天，是议会开会的关键时刻，虽说基赞加没有去利奥波德维尔开会，但心里一直盯在议会的选举上。在这种情况下，谈话就很短了，张彤代办很快就告辞出来了。当时，张彤还这不知道议会的进展情况。 晚上，基满加来见张彤代办，说基赞加今天事务忙，没有同你多谈，希望明天下午再谈一下。 八月二日下午，张彤代办按约前往总理府，结果在院子里太阳下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招呼到会客厅里去。见了基赞加，他还是心神不定，不想多说，一会儿见面就告结束了。稍后才知道，因为就在这天，利奥波德维尔那边带电铁丝网里的议会“选举”已经传来确实消息，他只是得了个副总理。阿杜拉政府正式成立，在内阁二十六名部长中，卢蒙巴派占了十三个部长席位，卡萨武布派占了十二名，另一个所谓中间派占一名。虽说卢蒙巴派占有一半席位，但政府中国防、外交等重要部长职位均为卡萨武布分子所占据。国防部长由阿杜拉兼任，外交部长由原任外交部长邦博科担任。邦博科原来在卢蒙巴政府中任外长，后来投靠卡萨武布，成为反对卢蒙巴的主将。会后，阿杜拉致电基赞加，请他尽快前去就任新职务。西方有评论将这次在洛瓦宁的议会，讥说相当于“选举教皇的会议”。那是指教皇死了，各地红衣主教须立即前往罗马，限期选出新教皇。选举期间，他们被安置在特定的封闭住处，不得同外界联系；还逐渐采取减少供给伙食等办法，迫使他们从速投票。 据说，基赞加犹豫了好几天，没有答复。 张彤及时将情况和变化写了报告，急电国内。 电波从斯坦利维尔发向北京 根据王殊上次探路了解的情况，张彤一行这次来斯坦利维尔，万里迢迢带来了一些必要的物资。首先就有两部电台，另外考虑建馆后举行国庆招待会而准备的烟酒饮料食品等。 张彤一行来到之后，解决与国内的通讯联络问题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刚到之初，电台还没有架设起来，张彤非常着急。国内得知张彤一行飞离开罗后，一直联系不上，也极为着急，让驻开罗使馆的中转电台不断地呼叫。 张彤一行下榻的旅馆不能架设电台，王殊就找老朋友基满加帮忙，探询将电台临时加架设在他家里的可能性。王殊保证，一旦租到房子，就立即将电台搬出。基满加感到很为难，因为电台讯号往往是招致敌机轰炸的目标。 张彤在拜会苏联驻刚果代办时，也谈到设电台的困难。苏联代办主动表示，在苏联大使馆后花园里有一间放工具的屋子还空着，可将电台设在那里，并交给张彤一把开那间屋子的钥匙。 张彤是思虑再三，才决定暂时使用苏联使馆这间空屋的。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但考虑到在斯坦利维尔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与国内通报情况听取指示是如此之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经过从北京到刚果一万多里的长途转运，搬上搬下，带去了两部电台都出了毛病。可把张彤和大家急坏了。报务员李祥没日没夜地修了整整两天，在八月二日午夜，终于听到了中国驻开罗使馆电台的呼叫声，李祥开始时十分兴奋，但是对方就是听不到我们这个“刚果台”的声音，双方就是联系不上。李祥又急得热汗淋漓，急红了双眼。 他取下耳机，打开机器，又修了一夜一天。 八月三日晚上，开机不久，两下清脆悦耳的“嘀嗒”声在机器里响了起来，双方的讯号终于连在一起了。李祥欣喜若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每天由王殊开车送李祥去苏联使馆后花园的小屋里工作。后来，文革动乱中，此事被造反派说成是“为苏修效劳”，给张彤等人加之以莫须有的罪名。 不久，就在斯坦利维尔租到了一处房子。大门口挂起了亮锃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铜牌。在刚果的原始森林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设在苏联使馆花园里的电台也搬了回来。从此，电波就不间断地从这非洲心脏地带的原始森林里飞向北京，并不断地得到国内的指示，保证了使馆在刚果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正确地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 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一见面，就谈到了卢蒙巴之死和刚果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下午，非洲国家在北京的驻华使节都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参加中国欢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晚宴。这些来自非洲的外交官，当时人数还不算多，在京经常来往，彼此已经十分熟悉。他们聚在休息室里寒喧说笑等待宴会开始时，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又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埃及大使还不无妒意地说：刚果大使来北京时间最短，可是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中，能见周恩来次数多是一种难得的荣耀。他们都把周恩来视作中国政坛最有魅力的人物。 恩克鲁玛总统是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飞抵北京的，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下午，周恩来陪同刘少奇主席接见了恩克鲁玛总统。之后，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谈到了刚果局势问题。因为中国与加纳都支持基赞加政府，都往斯坦利维尔派了使节。最近几天，周恩来连续看到了张彤代办从斯坦利维尔发来的情况报告，十分关心那里局势的发展和基赞加政府的命运。 恩克鲁玛观点很鲜明地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认为，卢蒙巴之所以惨遭杀害，是联合国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反而剥夺了刚果合法政府的自卫权利。 原来，恩克鲁玛与卢蒙巴是很好的朋友，俩人在见面之前就常有书信往返。恩克鲁玛对年轻的卢蒙巴提出过许多忠告，甚至开列书单，推荐给卢蒙巴阅读。他们一九五八年在阿克拉举行的首届全非人民大会上见过面，卢蒙巴在会上的发言给恩克鲁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刚果宣布独立后，加纳虽是小国，恩克鲁玛也曾给予卢蒙巴政府很大的支持。但加纳为支持卢蒙巴政府反对比利时军队入侵而派去参加联合国军的部队，竟成为联合国反对卢蒙巴政府的工具，这却是恩克鲁玛原先没有想到的。对恩克鲁玛来说，不能不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因而，在会谈中，恩克鲁玛对周恩来说：现在联合国又操纵了在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刚果议会选举，联合国是不愿意让卢蒙巴派的基赞加担任总理的。恩克鲁玛很为刚果和基赞加合法政府的前途忧虑。 周恩来说，我曾经给基赞加捎去口信，目前恢复议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在人民中扩大合法政府的影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这在中国革命中也是有经验和教训的；中国政府是支持基赞加政府的。 周恩来紧急接见刚果大使，希望基赞加不要上当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到了关键时刻，在与恩克鲁玛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立刻见缝插针，安排接见刚果驻华大使贝纳顿。贝纳顿在张彤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斯坦利维尔后，他等张彤一行安顿好就又立即返回北京任内。 贝纳顿告诉周恩来，在这个月初议会选举完后，尽管阿杜拉催促基赞加去利奥波德维尔就任，已经两个星期了，基赞加还是留在斯坦利维尔。 周恩来真诚坦率地对贝纳顿说，卢蒙巴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希望基赞加不要再上当。《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一书中，记载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 今天下午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总统会谈时曾谈到了刚果问题，听取了他对刚果问题的意见。既然基赞加最后决心未下，我们仍然坚决支持基赞加合法政府，而且支持他留在斯坦利维尔的立场。我在托大使带回口信时，就曾预料到这种情况。自从刚果引进联合国后，刚果的自决权就受到了损害，给联合国以干涉刚果的权利，对自己很不利。重开国会，靠联合国担保，也就是靠美国支持，这是靠不住的，一定会受联合国影响。这次重开议会是联合国担任的，当然受联合国影响。联合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联合国支持卡萨武布当国家元首，联合国不支点基赞加当总理，联合国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第二个问题，授权给联合国可以解散民族武装，结果一部分爱国军队被联合国解散了，而冲伯等反动武装却未被解散，对自己很不利。在国会中原来卢蒙巴派是占多数的，而现在把国会放在利奥波德维尔召开，在卡萨武布控制下召开，在联合国、外国人进行活动下召开，等于把刀柄授给人家，等于自己解除了政治武装。一种是决裂，一种是又一次上当。卢蒙巴上过一次当，现在基赞加也可能再上一次当。民族运动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的。取得了经验以后就会更聪明更智慧。我们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这种经历。 张彤得到指示，最后等至基赞加离开斯坦利维尔才降旗撤馆 就在周恩来在北京与贝纳顿谈话的二天后，八月十六日，一架联合国标志的飞机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在洛瓦宁晓园里选上总理的阿杜拉飞来这里，基赞加带着人在机场迎接。选举结束半个月了，阿杜拉发过两次措辞热情的电报，请基赞加去新政府就任。基赞加还是坐镇在斯坦利维尔不动。洛瓦宁会议选出的新政府，只有一些西方国家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独立国家都仍然只承认斯坦利维尔政府。操纵议会选举的联合国人士也焦急了。于是，经过一番密谋以后，阿杜拉就搭乘联合国的飞机“躬身来请”了。 当天，基赞加举行了仪式，欢迎阿杜拉的到来。双方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和解的，阿杜拉没有忘记赞扬伟大的卢蒙巴。会后，这位参与迫害卢蒙巴的阿杜拉还去卢蒙巴纪念碑献花和默哀。 当时，苏联当局也劝说基赞加到利奥波德维尔去。 这天，基赞加决心去利奥波德维尔赴任了，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斯坦利维尔的卢蒙巴合法政府，而去利奥波德维尔参加美国操纵联合国泡制出来的阿杜拉政府。基赞加要在一个多月以后，才意识到他这个决定是悲剧性的决定。 八月十七日下午六时，基赞加在总理府召集各国使节开会，在会上介绍了阿杜拉与使节们见面，张彤代办也参加了会议。基赞加在会上宣布：刚果统一政府已经成立，我已经接受担任副总理职务。因此，这里（斯坦利维尔）的政府即告结束，但本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仍然有效。他希望驻斯坦利维尔的使节所代表的国家承认阿杜拉政府，并将大使馆迁往利奥波德维尔。 八月十八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举行万人大会和阅兵式，欢迎阿杜拉。 在阿杜拉在斯坦利维尔活动的期间，张彤代办根据国内的指示，约见了基赞加，根据周恩来总理与贝纳顿谈话的精神，希望基赞加要注意卢蒙巴的教训，不要上当，要有信心依靠人民，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斗争。中国政府表明了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态度。然而中国方面这些中肯的意见没有被基赞加等人所接受。 基赞加并非没有认识到依靠人民、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但他还是妥协了。当时，基赞加极为矛盾，心情极为苦闷。他私下对张彤说：联合国是刚果一切混乱和危机的根源。从一年来的事件中得出教训，我们不能相信空话，依靠实力才能争得平等。他深感敌人力量强大，自己没有实力，而友好国家援助的物资又无法运到。有些民族主义议员也对斗争倦怠，感到前途无望。他的真实思想是，与其被敌人全部消灭，不如暂时妥协，再作打算。 当时阿杜拉政府执行亲美政策，已经与台湾当局“建交”，台湾“大使”沈琦已经住在利奥波德维尔。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部指示驻斯坦利维尔的中国使馆，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刚果人民斗争支持到底的决心，中国使馆只有等基赞加去利奥波德维尔以后，才能下旗撤馆回国。 范振水在《中国使节二进刚果》一文中记述了张彤在离开斯坦利维尔前，与基赞加辞行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张代办去利奥波德维尔总理府向基赞加辞行，表示因为利奥波德维尔政府一年前已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不能迁往。 基赞加再三挽留说：“如果你们目前就决定撤离，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以后的苏联代表也会这样，基赞加就更没有力量了。” 张彤说：“阁下已经宣布了卢蒙巴政府的结束和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刚果的内政，我们无意干预。阿杜拉政府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中国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此我们必须离开。” 基赞加说：“如果你们目前就撤走，那就好像是在半路上把我们抛弃了。” 张彤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刚果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给予了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援助。中国是最早承认和接受阁下所领导的卢蒙巴合法政府外交代表的国家之一。在形势最艰危的时候，我们又来到这里。”张彤最后表示：“考虑到阁下新表达的愿望，我们可以在此暂留一个时期，同阁下保持个人联系。”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基赞加在总理府再次召集外国使节会议，宣布他将随阿杜拉去贝尔格莱德参加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后，他再从贝尔格莱德直飞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新政府副总理。卢蒙巴合法政府从此结束了。 基赞加乘坐的飞机刚刚起飞，联合国的运兵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在斯坦利维尔机场。斯坦利维尔一片混乱，空降来的联合国约三、四千人的部队，占据了机场、水电站等重要据点，和当地军队一起在大街上巡逻。紧接着，利奥波德维尔电台宣布，阿杜拉政府内政部长贝尼奉命接管了东方省。 九月十四日下午，张彤代办来到刚果军队总司令伦杜拉将军的官邸向他辞行，他已被任命为阿杜拉政府的内阁部长。中国使馆建立后，伦杜拉将军常来作客，也能说心里话。张彤拿出原来准备开中国国庆招待会用的茅台酒和食品招待他。此次，看见张彤来辞行，伦杜拉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他对形势甚感忧虑，言语间流露出的心情是：进亦忧，退亦忧。 九月十五日傍晚，如血的残阳照着苍莽的热带原始森林。中国驻刚果大使馆举行闭馆仪式。 张彤、孙浩、王殊等六名馆员站成一排，向缓缓降下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闻讯赶来的刚果朋友在编使馆院内站了一大片。许多人热泪滚滚，向中国外交官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 降旗之后，孙浩、王殊驾车来到刚果河边，将大使馆的铜牌抛入汹涌奔流的波涛之中。 晚上九点，使馆电台和开罗中转台进行了最后一次电讯联络。 九月十六日中午一时，张彤代办一行六人来到斯坦利维尔机场登机启程回国。伦杜拉将军到机场送行，舷梯旁，将军还命人端上了香滨酒。 登机的时间到了，大家长时间地热烈握手、拥抱，以致航空小姐两次催促登机。飞机起飞后，透过机窗可以望见伦杜拉将军还一直贸着烈日，站在原地朝渐渐远去的飞机挥着手。 上当的基赞加被囚禁在刚果河口的一个荒岛上 果然如周恩来所预料的，基赞加上当了！ 九月初，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上，每个与会国家只有一个领导人发言，在九月五日的会议上，却有两个刚果领导人发言——阿杜拉和基赞加——先后发言。基赞加在发言中公开承认了新政府的合法性。 基赞加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发言后，东方集团的国家陆续承认阿杜拉新政府。对卡萨武布来说，目的达到了，基赞加也就失去利用价值了。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闭幕后，基赞加来到利奥波德维尔，只住了将近一个月，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空有其名的第一副总理。阿杜拉跟随卡萨武布，执行完全亲美、亲西方的政策。他不相信阿杜拉，对阿杜拉投靠美国的做法十分反感，他根本左右不了新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他后悔了，已悔之晚矣。但决定要离开利奥波德维尔。 同年十月四日，基赞加又回到了刚离开一个多月的斯坦利维尔。相信他不会不想起周恩来两次捎给他的肺腑之言。他想重头来，他想在东方省、基伍省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借以牵制阿杜拉，迫使阿杜拉政府解决加丹加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冲伯集团，收复加丹加，恢复刚果统一。他在斯坦利维尔重建了卢蒙巴主义政党，还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卡萨武布和阿杜拉对基赞加出走后的做法十分惊恐和恼怒。但基赞加此举也引起了卢蒙巴派的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对基赞加的做法不满。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刚果议会在阿杜拉的要求下，通过决议：勒令基赞加在四十八小时内返回利奥波德维尔。基赞加表示不能服从。议会再次开会，罢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剥夺了他的议员豁免权，并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在斯坦利维尔，刚果政府的部队去执行逮捕令，与忠于基赞加的三百人的部队形成对峙。基赞加的部队在他的住宅附近设置路障，构筑防线。双方发生激战，十多人阵亡。阿杜拉请求联合国军增援。联合国军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将基赞加住宅周围地区包围起来。忠于基赞加的部队虽说作战英勇，终因寡不敌众而被缴了械。一月二十日，基赞加在斯坦利维尔被捕，随即被押送流放至刚果河流进大西洋入海口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布拉姆邦巴岛上。 一九六六年间，基赞加设法逃出了刚果后曾要求到中国来，中国已同意。但是当时苏联将基赞加视为宝贝，设法将他弄到苏联，配上一个苏联老婆，寄希望于他东山再起，便于苏联与美国争夺刚果。后来，过了一段时候，苏联看到蒙博托政权已经巩固，认为基赞加成不了大器。便又想把“包袱”扔给中国。基赞加多次从苏联向中国驻外机构提出，要求允许他移居中国，被婉言拒绝。 在基赞加被逮捕后不久，卢蒙巴的战友、前国民教育部长皮埃尔？缪勒尔在克韦卢省举起民族独立解放旗帜，扩展至东方省，并在斯坦利维尔建立了爱国武装，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六二年六月间，缪勒尔访问了北京。 在称赞了大胡子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曾涛有一百万人给他鼓掌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一大早，曾涛应邀来到哈瓦那著名的西雅卡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人海如潮。古巴外交部礼宾司曾预先通知，请新华社分社长曾涛与中国贸易代表邹斯颐出席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特别嘱咐了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曾涛觉得有一点不寻常，和新华分社的同志一起研究。鉴于当时中古还没有建交，台湾驻古巴“大使”刘驭万还在哈瓦那，有人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名堂吧！究竟有什么名堂？大家都说不上。最后的决定是：该去，这个行动至少说明古巴重视中国，对发展中古关系是有利的。 曾涛作为新华分社社长，是记者身份，竟然被礼宾司官员请到主席台第一排显眼的位置。气氛确是不寻常。宣布开会后，以擅长激情演说著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滔滔不绝地抨击美帝国主义攻击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内政，对美国操纵下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四天前通过的《圣约瑟宣言》，进行逐点批驳。这个《宣言》还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古巴的支持进行了攻击和污蔑。每当他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时，会场上就会扬起手臂的森林，就会响起震彻云宵的口号：“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在卡斯特罗驳斥了《宣言》中对苏联和中国的污蔑后，忽然加大声音地对广场的群众说：“古巴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会场上百万人举起双手，以雷鸣般地吼声回答：“同意！同意！同意！” 这时，卡斯特罗宣布：“中国的代表已经在这儿。” 他说罢，并转身将手指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曾涛。曾涛已经鼓着掌站起来。卡斯特罗走到曾涛跟前，把他拉到讲台旁，握着他的手高高举起，向全场群众高声说：“从现在起，断绝古巴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 这时候，广场上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高呼“中国！中国！”各种帽子在广场上空飞舞，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终身难忘。主席台上的古巴政府的部长们和外交官纷纷过来与曾涛等中国人握手祝贺…… 这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哈瓦纳宣言》。《宣言》中说—— 古巴人民全国大会批准它和全世界人民的友好政策，重申它也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外交关系的意愿，并且从现在起，运用他它的主权和自由意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要断绝到今天为止古巴还和福摩萨的美国第七舰队支持下的傀儡政权保持着的关系。 大会之后，古巴外交部把台湾当局的“大使”刘驭万叫到外交部，限他七天之内离开这个岛国。 当毛泽东在第一时间看到有关上述情况的简要材料时，格外高兴地说：“这个美洲的大胡子真有一套，还懂得群众外交。我们这个曾涛好厉害，有一百万古巴人给他鼓掌呐。”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阿尔及利亚宣告正式独立，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消息传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物色一个得力的大使派往阿尔及利亚。几经考虑，陈毅外长想起了刚从古巴回来不久的曾涛。 曾涛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对他是太熟悉了。 曾涛是江苏泰兴人，原来名叫曾海仙，人们笑称他为海上来的神仙，他就改名为曾涛了。年轻时读师范，毕业后在泰兴、南京、常州一带的小学任教。“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投身抗战的革命热情奔赴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第二年被派往浙江敌后事秘密工作，这年五月加入共产党时，年纪为二十四岁。后来多年做党政工作。一九五二年夏天调到上海，在陈毅市长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春转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一九六〇年曾涛调入外交部，同年以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的名义赴古巴，担任中国驻古巴的外交代表。一九六一年春回国，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曾涛政治性强，经验丰富，办事稳健、练达，善于做协调工作。 周恩来很快就决定了对曾涛的任命。 一九六二年八月间，陈毅叫曾涛到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谈话。陈毅一见他进门就说：“周总理决定调你去阿尔及利亚当大使，你没有意见吧？” 曾涛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有些犹豫而答不上话。 陈毅严肃地说：“这是一次重要使命，可以锻炼你，你应该勇敢地接受这一任命。” 曾涛问：“你看我当大使行吗？” 陈毅说：“行呵！你在古巴不是做得不错嘛，到阿尔及利亚也会做得好的。” 曾涛在出国之前，参加了周恩来对回国述职和休假的大使们的接见。接见结束，周恩来将曾涛叫住留下。周恩来对他说：“曾涛同志，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一个很重的国家，应该早些去做工作，你看能不能和他们明天一起走，时间是紧了一点，你来得及准备吗？” 原来周恩来安排了一架专机，明天就送大使们转道香港返任，也想要求曾涛一起走。曾涛没想到他这个刚刚宣布的大使也立即走，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问题，一个晚上可以准备好。” 周恩来高兴地笑了。 早到的苏联大使，被排在中国、南斯拉夫之后递交国书 曾涛大使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飞抵阿尔及尔的。那时候正在物色馆址，暂时住在旅馆里。曾涛刚到不久，正在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外交部联系递交国书的事宜。没几天，苏联大使就来看望。俩人就聊起天来。谈了一些别的话题后，这位苏联大使突然问曾涛：“曾大使，你有没有研究过英国的礼宾规范？” 曾涛不解其意，反问道：“你怎么想起要问我这个问题？” 苏联大使按柰不住就发起牢骚来，忿忿然地说：“你知道吗，按国际通用的英国礼宾规范，先到的国家应该先行安排递交国书。你知道吗，我到阿尔及尔已经两个多月了，至今还没轮上。反而是一些后到的大使，刚到达没几天，就被请去递交国书了。他们这么做是违反礼宾规范的。” 没等曾涛说话，这位大使又说：“礼宾是把刀，如果不顺着礼宾规范办事，就会伤害到自己。” 曾涛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尊重驻在国的安排应该是礼宾上的首要原则。为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亲身感受，是他们作出这种安排的依据。如果说有什么刀子的话，实践的考验才是一把真正的刀子。” 苏联大使无言已对，话不投机，说了几句到阿尔及利亚的感受和“今后多联系”就告辞了。 当时的苏联到底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上能与美国抗衡的堂堂超级大国。再说这位大使，身份也不轻，在斯大林时代担任过农业部长。为什么驻在国政府让人家等了两个多月都还没安排上呢？ 这个问题倒引起了曾涛的兴趣。 原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埃及开罗宣告成立，好些阿拉伯国家与亚非进步国家都陆续给予承认，而苏联迟迟不予承认。过了两年，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访问法国时还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千百万的利益，苏联承认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当然，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伤害了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感情。等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达成埃维昂协议后，苏联的承认才跚跚来迟。苏联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也是从一九六二年初才开始的。 曾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阿尔及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到达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告诉他说，阿政府决定先接受阿联等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国书，然后按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先后，安排各国大使递交国书。只有法国例外，因为法阿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大使任外交使团长，所以第一个呈递。对于驻在国政府从政治上考虑作的这种打破常规的安排，曾涛表示了尊重。他觉得，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曾涛后来才知道，尽管苏联大使早来了两个月，阿政府要等中国大使到任，在中国大使递交国书之后，才让他递交。 在万隆，几个阿尔及利亚人在走廊等候周恩来 阿尔及利亚人心中有一杆秤。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期间的一天，在召开大会的万隆红白大厦里，有几个北非男子在走廊上徘徊。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决阵线的领导人，那个时候他们的组织宣布成立还不到一年，五四年十一月在奥雷斯山区，他们的五百名战士使用蹩脚的意大利短枪举行奥兰起义，英勇壮烈，结果被法国殖民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仍在深山里坚持斗争。他们需支持。他们听说在印尼万隆召开讨论有关民族独立解放的亚非国家会议，他们就自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府，因而东道国没法发出邀请，他们虽不是代表，就自己来了。他们相信能在万隆找到朋友，找到支持。有人告诉他们，可以找一下中国总理周恩来。据采访过周恩来的作家韩素英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记述—— 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守在走廊里等待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努力争取独立与自由。中国一定会支援他们武器、弹药和装备，但这场仗一定要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己打。 万隆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到：“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人民还在被迫地进行武装抵抗。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对阿尔及利亚的紧张局势，也不能不深切关怀。” 周恩来在万隆说的话是算话的。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向其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一九五八年四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周恩来就真诚地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但如果采取直接提供的方式，可能会为某些西方国家帮助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提供新的借口，从而增加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困难；因此，中国的军事援助将通过第三国来提供。阿尔及利亚方面对周恩来这一考虑深表赞赏。中国为他们在中东和东欧购买的武器装备提供资金付款，并挑选阿尔及利亚军官到中国进行训练。这在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属首例。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当天，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寻求给予承认。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所遭受的恐怖的考验一直得到阁下和过去也曾饱尝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的最深切的同情。鉴于光荣的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巨大支持，……我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是最先承认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十三时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之一。”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阿巴斯发去贺电，陈毅外长给阿临时政府外长穆罕默德.德巴金去电，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临时政府，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当时法国有些政界人士提出，希望中国若先停止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支持，便可实现中法建交。如能实现，这在美国策动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当时，无异将是中国打破封锁的重大突破。为此，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以参议员的身分访华，探询这一可能性。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回答：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临时政府成立至一九六二年七月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中国先后接待了八个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其中政府代表团四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军备和供应部长马哈茂德.谢里夫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九年三月奥马尔.乌西迪克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一九六〇年五月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一九六〇年九月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主席还破格地接见有的代表团。据记载，毛泽东对克里姆.贝勒卡塞姆副总理兼外长说—— 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支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万岁，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就是一九六〇年中国遇到严重的灾难，在本国经济处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没有中断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法阿之间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中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一同从突尼斯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朝阿尔及尔进发。在路上同走了五天，中国记者到处受到欢迎和优待，而苏联记者到处向阿人民道歉，承认苏联过去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是一个错误。 在曾涛大使到达阿尔及尔两星期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理本.贝拉递交了国书。之后是南斯拉夫大使，然后才是苏联大使相继递交了国书。 将法国总督住过的花园洋楼赠送给中国作使馆馆址 为感谢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阿尔及利亚政府赠送一幢花园洋楼给中国做使馆馆址。这也颇使正在筹建使馆打算买楼的其他国家使节甚为羡慕。 这幢洋楼座落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烈士”大街上。地段很好，原是法国人的产业，据说有一位法国总督住过。主楼两层，有两个网球场和一个小型家庭游泳池。主楼前后都是花园，有不少桔子树和一些枇杷树。大门旁有一座两层附楼，下面作传达室。曾涛大使去看了后觉得房间虽不多，却很精致，加上环境优雅，是个很不错的馆址。有人告诉他，法国人撤离后，此所花园洋楼是阿尔及利亚一个高级军官居住，阿政府领导人亲自做工作，请这位军官搬走了。 曾涛大使到任不久，感受到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困难很多。首先遇到的就是法国秘密军组织“O.A.S”的破坏。以萨兰将军为首的法国右翼军人，反对戴高乐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在法阿签定埃维昂协议后，以代号“O.A.S”组织秘密地下军组织。这个组织不仅在法国策划刺杀戴高乐，还大肆在阿尔及利亚用武装力量进行破坏、捣乱与暗杀，使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首都阿尔及尔社会治安甚为混乱，爆炸与枪杀事件频频发生。阿政府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对付他们。到六二年初，虽说秘密军组织嚣张气焰已被打下，但仍然时有活动，署名“O.A.S”的反动标语到处都是，夜间还时而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曾涛熟悉了的阿政府外交部长赫米提斯，是个很年轻而有才干的外长，就在六三年春在首都被秘密军暗杀身亡。曾涛也参加了阿政府为其举行的隆重国葬，在炎热的阳光下跟随灵车走过好几条大街而去墓地。 另外是经济上的极端困难。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政府一下子就撤走了几十万法国人，从工具、机器到桌椅、电话等，他们几乎把可以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留下的是瘫痪了工厂、无人管理的农场和大量失业的阿尔及利亚人。政府也很困难，办公楼里空荡荡，没有桌椅，电话不通，部长办公室里连一张纸也没有，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没钱吃饭、没有住处，到处赊账。曾涛大使到处奔走，积极联络，促成中国赠送了一批粮食、药品和衣物等物资，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二亿五千万法郎的长期无息贷款，为帮助阿尔及利亚恢复经济作出了贡献。 参观卡巴斯——敌人殖民统治心脏地区里的革命根据地 曾涛到任后，广交朋友，到处访问。他在阿尔及尔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市中心著名的卡巴斯区。这儿是很著名的抗法战斗英雄地区，是在敌人殖民统治心脏地带里的革命根据地。卡巴斯是阿拉伯居民区，是典型的阿拉伯式的房屋和街道，街面很窄，高低不一，七拐八弯，大都有台阶上下，两边房屋店面紧相连，车辆不能进入。当年抗法战士根据需要设计了许多暗门、暗道，使各家的房屋内部都互相连通来往。陪同曾大使参观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带着进入一家居民的房屋，明走暗转，却从另一条街的另一家门出来了。还带他们参观了过去的修械所、供应站、急救站等。这儿是打击法国殖民军的战斗堡垒。这个地区既然在市中心，敌人绝不会甘心，就会产生特别激烈和残酷的战斗。拥有先进武装的殖民军多次袭击和搜查，围剿抗法战士，迫害无辜居民，敌人也付出很大伤亡的代价，以至于后来不敢进入这个地区，这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小小的革命根据地。曾涛参观后很有感触地对主人说：“卡斯巴地区使我想起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虽说城乡条件不同，但斗争的英勇、顽强、机智和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甚至在最边远的地区，人们都熟悉毛泽东的名字 曾涛在阿尔及尔以及奥兰、特累姆森和赛依达等省，接触了各级领导人，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法斗争的战士，他们都会领中国客人参观当地民族解放阵线战士战斗过的地方，叙述那些英勇斗争的故事。他们都会与这些可歌可泣的斗争联在一起地谈到中国，谈到毛泽东。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谈起中国红军的长征，说长征的动人故事激励着他们当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到底。他们都会谈起中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无私的援助，有人会拿出自己用过的来自中国的毛毯、军装、皮带和鞋子等物品，他们珍藏着作为很有意义的纪念品。曾涛也总是说，援助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义务，你们的胜利也鼓舞着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力量有限，所以援助也是不多的。 最令曾涛惊讶和感动的是，无论是在城镇、乡村、农场或是很偏远的山区，甚至沙漠地区，毛泽东的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毛泽东著作是人们所喜爱的，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还成为了战士手中的武器。当人们得知他是从中国来的，都会对他谈起毛泽东，谈起毛泽东著作。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代，阿尔及利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毛泽东著作秘密携带进奥雷斯山区、卡比利亚游击区，带进敌人的监狱。那个时候，无论在边境的山地军营，或是荒无人烟的高原岩洞里，总可以从抗法战士的书架、桌子上，找到毛泽东著作。这些法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有的已经又破又旧，许多人已经读过它，有的书上还有阿拉伯文的眉批和随感。他们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歼灭敌人。 奥兰省省长塞图蒂在向曾涛介绍了奥兰地区的各种情况后，就说起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过去曾经读过法国共产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向曾涛索要新版的毛选法文版。 在阿尔及利亚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法国共产党过去出版的法文版在此流行很广。还有一些毛泽东著作是阿尔及利亚的各种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带回来的。另有法国军方内部印行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法军在印度支那屡遭重创，知道越南人民军运用毛泽东战略和战术屡打胜仗，法国军方除了在其圣西尔军校开设了讲授毛泽东游击战的课程外，还内部印发了一批毛泽东军事著作。原法国军队中就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就得到了这些毛泽东著作，投身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后，就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打击法国殖民军。特别是有一批从印度支那回来的阿尔及利亚军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更是津津乐道。 一九六三年，曾涛到任后在阿尔及利亚举办的首次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上，看到阿尔及利亚群众对毛泽东著作十分欢迎，展览期间，一共出售了毛泽东著作四千多册。 坦噶尼喀的古代中国瓷器碎片多得可以“整铲地铲起来” 达累斯萨拉姆在望了！ 当飞机飞临东非高原沿海的狭长地带边缘的一个城市上空时，从渐渐低飞的机舱俯瞰，景色是格外壮观的，一边是苍苍莽莽的高原，另一边是深兰缎子般的印度洋，在中间夹着那些耸立的城廓，造型独特的宫殿和清真寺，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的石砌高大房子。这就是刚独立的坦噶尼喀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何英是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底飞抵这里的。他曾说：我是乘坐现代最迅速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但在很久以前，我的祖先们最早来到这里时，是乘木船飘洋过海来的，我们都是带着友谊而来的。 张云逸大将与何英都是海南岛老乡，有一次俩人见面时戏言：说不定我们祖先都曾跟随郑和乘船去过你当大使的地方，然后下西洋回来就留在海南岛了。 已经有史料和文物证明，唐代已经有中国人到达东非各国。在肯尼亚挖掘出唐代的青白瓷器，在桑给巴尔发现唐代的钱币。当过宰相的唐代旅行家贾耽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中国到波斯湾及其以西的海上交通线，并说这条路线的终点是“三兰”，还说从阿拉伯半岛南部海岸往南航行二十天即可抵达“三兰”。根据航行日期说明“三兰”不是在比较近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但总之是在东非海岸，很可能就是在坦噶尼喀某地。依照这个记载人们可能得出在唐代中国已经到达东非的判断。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在中世纪之初就到达了东非。 经过考古的挖掘，在东非沿海的许多地区，例如桑给巴尔、基尔瓦、希腊瓦等地发现了不少宋代的钱币和瓷器。特别是在基尔瓦，挖掘出来的瓷器与瓷器碎片多到不能胜数的程度。在阿拉伯人中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中国人由于有一时期国内的大不幸，曾将他们的贸易迁移到黑人海岸外的岛屿上。一一五四年艾德里斯说：“中国人把他们的货物运到桑给巴尔。” 中国古籍《宋史.层檀传》上说：“层檀国在南海岸，城距海二十里，熙宁四年……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各国，乃至广州。”许多学者都认为，层檀即桑给巴尔，这则材料说明东非人已直接到中国做生意。当时，层檀（桑给巴尔）盛产的丁香也运至中国。 href='9038/im'>《史记》记栽：“层檀国……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始入贡。……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使保顺郎将层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绝远，诏颁赉如故事，仍加赐白金二千两。”《宋会要辑稿》也有记载：“熙宁四年七月五日，层檀国遣使层伽尼，防授官那萨奉表贡真珠、龙脑、乳香、玻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元丰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物指阙谢恩，诏直多给舟令赴阙。”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当时层檀国使节层伽尼两度访问中国，并赠送礼物。宋神宗下令派船专程接送层伽尼到京都，赠送大量白银和礼物，并封其为保顺郎将。有人认为，这可以算为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 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船队到达东非海岸，中国和非洲的交往达到了高潮，使明代成为中国与东非交往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东非经济和文化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明代中国的瓷器和瓷器碎片在非洲许多地方，从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噶尼喀、肯尼亚、马达加斯加以及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德兰士瓦，到处都有发现。据说，坦噶尼喀的中国瓷器和瓷器碎片多得可以“整铲地铲起来”，多到惊人的程度。“中国不断地从东非输入象牙、犀角、琥珀、乳香等珍贵产品，以及驼鸟、长颈鹿、犀牛、斑马等珍贵的野兽”；东非各地则从中国不断得到他们所喜爱的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时至今天，坦噶尼喀人都还喜欢使用瓷碗、瓷盘和瓷壶，还用瓷器作房屋和坟基的装饰品。 就在明代与东非的关系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时，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与东非的传统友好关系遭到破坏，被迫中断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当天即与中国建交。周恩来很快就点将，让当时担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的何英出任驻坦噶尼喀首任大使。何英在赴任前，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当他了解和研读中国和东非的有关史料时，感慨万端。 跟许多老乡一样，他早年离开老家海南岛，飘洋过海闯南洋，刚十五岁就在海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后来还担任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马来亚共产党马六甲地委书记、马共中央巡视员等职。一九三五年在马来亚被捕入狱，次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解放战争中在第四战军主力四十一军一二一师任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然后调入外交部成为外交官。一九五〇年，出任过中国驻印尼雅加达领事馆总领事兼驻印尼使馆公使衔参赞。一九五四年，任中国驻蒙古大使。一九五九年任外交部西非亚洲司司长。 这次他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感到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次不像小时飘洋过海闯南洋了，他这次“飘洋过海”，含义已经大不相同，是代表在东方崛起的新中国出使东非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坦噶尼喀，感到中国与东非的关系在经历了昔日的繁荣而中断几个世纪后，必将掀开新的更辉煌的一页，他要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间，在参赞李钧一行赴坦建馆临行前，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接见了何英和李钧。陈毅对使馆工作作了明确指示。陈毅说：坦噶尼喀地位很重要，周围有许多国家在争取独立，你们有工作可做，首先要巩固在坦噶尼喀的工作阵地，然后再向附近国家开展工作。 一九六二年三月间，何英启程赴任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接见时指示：北非埃及的纳赛尔、西非加纳的恩克鲁玛和东非坦噶尼喀的尼雷尔都是非洲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我国驻埃及、加纳的使馆都已经开展工作了；这次坦噶尼喀是英属东非联邦头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尼雷尔不搞两个中国，主动邀请我们派代表出席其独立庆典，又迅速同我们达成建交协议，他这一着颇富远见，但不可能没有阻力。英国不会轻易撒手离去，那里情况仍是复杂难卜的。使馆要悉心调查研究，遇事多商量，多动脑子，注意请示汇报。 何英乘坐的飞机在达累斯萨拉姆机场徐徐降落，李钧参赞带着建馆组的同志和坦噶尼喀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已经在舷梯下挥手欢迎。 马及马及起义和义和团起义处在同一个年代，两国人民遭受相同命运 在达累斯萨拉姆有这么一句话：你若是不懂马及马及起义和尼雷尔，你就不懂得坦噶尼喀。 何英当然要懂尼雷尔，要与尼雷尔交朋友，这是在临行前周总理叮嘱过了的。他在坦噶尼喀拜访各方面的领导人、部长，在广交朋友时，无论是官员或是城乡居民，在谈到民族独立、谈到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他都会听对方谈到马及马及起义。他读到尼雷尔一九五六年那篇在联合国作的著名演讲中，就讲到马及马及起义。尼雷尔说：“人们之所以进行战斗，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白人有权统治和开化黑人。” 马及马及是什么？马及是本地斯瓦希里语中的圣水。 是上帝让一个传奇人物带来人间的。这个人的名字叫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他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殖民统治时代。 传说那是在一天早上，他用肚皮走路，手臂朝前伸去，许多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看见了，而且想拉住他的腿，向后扯，但拉不住。最后，他走进水塘里消失了。会游泳的乡亲们潜水去找，始终没有寻到踪影。他的亲属在水塘边守候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原来穿的衣服一点都没有湿。大家朝他欢呼，他显神了！ 他是一个“姆甘加”即乡村医生，家住坦噶尼喀南部苏菲季河南岸的恩加兰比。从此，他自称是上帝的使者，能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人间的救世主。上帝派他来赐“马及”即圣水。要把苦难的人民从德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他说在他的家乡恩加兰比有圣水泉，流出的圣水有超人的威力：施在庄稼地里，可以获得丰收；人喝了它，可以逢凶化吉，德到健康和幸福；战士身上涂了它，可以刀枪不入，德国佬的子弹射在身上，可以就像雨水打在涂了油的身子一样滑落下地。 于是，他号召人们：杀死德国佬！把德国佬赶出去！他要求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非洲人是一家，不管是波果人、基奇人还是马图恩比人”。他预言，非洲人世世代代憧憬的幸福王国就要实现。金吉基蒂勒不断地举行秘密集会，从家乡扩散至姆文盖人、基帕蒂木人、马图姆比人居住区。在秘密集会上，大家诉说德国鬼子统治下的苦难，传播救世主的预言。他用宗教包装下进行的说教，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广大坦噶尼喀人的觉悟提高了，思想发动起来了。 人们纷纷载歌栽舞，到恩加兰比向他朝拜。他们在恩加兰比留宿。晚上，点燃了一堆堆篝火，在跳动的火焰边，他们分队分组跳利金达舞。实际上是借跳民间舞，用暗语进行军事训练。头衔为姆波科希的人在带领跳舞。姆波科希嘴里唱着歌，手里总是拿着一把拂尘，身上携着一个药葫芦，踏着舞步，走到人们面前给他们洒圣水。下面是具体情景—— 姆波科希下命令：“立正。” 战士们齐声答：“是的，立正。” “你们带的是什么？” “我们带的是豆子。”（意为带的是子弹。） “什么豆？” “藤蔓生的豆。”（藤蔓爬行植物，意指向战场前进。） “藤蔓生豆？” “藤蔓生豆。”（意为：是的在前进。） 战士们边走边重复着暗语。 姆波希科又下令：“立正。” 战士们边做动作边重复：“是的，立正。” “转和黑水。”（意指面向印度洋。） “消灭红土。”（暗指消灭欧洲人。） “消灭！消灭！消灭！” 战士们喊着口号，边向前进，边做出打枪的姿势。 他们被洒了“圣水”马及后，第二天一早就各自回家了。当时在场的德国人甚不以为然，以为他们是在举行愚昧可笑的民族活动。 金吉基蒂斯勒派自己的信徒和战友到各地去赐“圣水”，发动与组织群众，并进行军事训练，做好起义的准备。 一九〇五年七月，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终于爆发了。在基尔瓦基温杰附近，马图姆比族青年与德国殖民者在种植园的棉花地里发生冲突，受到残酷迫害。马图姆比人愤怒了，纷纷拿起木棍、长茅、刀枪，揭竿而起，冲向殖民据点基巴塔。慌忙躲藏在德国大种植园主霍弗被打死。起义者乘胜前进，扩展开来，袭击德国人种植园、贸易站、官员的官邸、移民们的住宅。马图姆比的行动揭开了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的序幕。 金吉基蒂勒得到马图姆比人起义的消息后，极为兴奋，立即派出特使去各地，号召人民马上起义以配合和支援马图姆比人的战斗。但不幸的是，起义刚刚开始，金吉基蒂勒就被俘虏，遭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终被德国殖民者用绞刑架绞死。金吉基蒂勒成为坦噶尼喀的民族英雄。他的牺牲，对起义是巨大的损失。但他播下的火种，在各地燃烧成为燎原大火。他的战友，猎象能手阿卜杜拉？潘达成为起义的领导者。马及马及起义有如暴风骤雨，席卷了达累斯萨拉姆至基洛萨以南、基洛萨至马拉维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起义的高潮是潘达率领起义大军，经过激战，在城市居民配合下，攻占了德国殖民者重兵据守的城市利瓦累。接着，又进攻有坚固工事和大量守军的马亨格城。在城头工事里德国机关枪的猛烈扫射下，起义军冒着弹雨，冲锋陷阵，最后冲上了城楼，缴获了十多挺机关枪。德国守军弃城逃窜。德国殖民者有如惊弓之鸟，龟缩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与一些被分割的据点里。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配有里艘巡洋舰的德国强大舰队载着大量援兵赶来。德国殖民者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德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马及马及战士开始使用游击战术作战。德军采用残酷的“焦土政策”和“饥饿战术”来对付起义军。德军所到之处，居民惨遭杀害，房屋被烧光，庄稼被捣毁，牲口被抢走或打死。至一九〇七年一月，潘达率领的起义军残部在原史森林里全部被歼，潘达也被杀害。马及马及起义最后失败了。 德军扫荡下来，坦噶尼喀丧失了十二万人口，南部地区化为一片废墟。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英国取代德国对坦噶尼喀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于一九四六年通过决议将坦噶尼喀改为“托管地”，仍由英国统治。在殖民统治的压榨下，坦噶尼喀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独立前的人均收入仅为五十七美元。…… 中坦两国有着相同的命运，也就有着共同的语言。当坦噶尼喀朋友跟何英谈起马及马及起义的时候，何大使会跟他们说起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尤其是谈起几乎在马及马及起义的同时，谈起为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暴发的义和团起义，谈起西方八国联军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中国农民子弟的血流成河，攻入中国京城的烧杀掳掠，烧掉了珍贵的宫殿园明园……，谈起两国人民有相同的命运，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在递交国书后，何英仍然特别拜会了遭冷遇的尼雷尔 就在何英启程赴任之前，突然传来消息说，坦噶尼喀政局发生变化：尼雷尔辞去了总理的职务，由希拉迪.卡瓦瓦接任。原来何英到任后是向尼雷尔递交国书的，现在情况变了。 他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后，即迅速了解情况。他想起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英国不会轻易撒手离去，那里的情况仍是复杂难卜，要悉心调查研究，多动脑子。当时的西方舆论和坦噶尼喀亲英报刊《旗帜报》、《星期日新闻》等，在评论中大多认为尼雷尔的政治生涯在走下坡路，已经难以复出。尼雷尔因而受到西方一些政治短视者和一些驻坦外交官的冷落，以为尼雷尔从此就日落西山了。 据何英了解，英文《旗帜报》原是英国在东非、中非报业集团的报纸，常持殖民主义立场，还经常挑拨中、坦两国友好关系。这些亲英报纸利用坦独立后政权移交中出现的一些混乱大作文章。其实在政府机关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英国人撤得快，缺乏足够的坦噶尼喀干部来代替，这在独立的进程中可说是难免的。 何英大使动了脑子，分析了情况，决定特别拜访尼雷尔。他的文章《我在坦桑尼亚开展外交活动的片断回忆》有所记载—— 我四月七日递交国书，随即拜会了坦噶尼喀总理、外长，以及主管财政、卫生劳工、司法、工商农业等几位部长。在交谈中，我留意观察，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里仍然挂着尼雷尔的肖像。卡瓦瓦在谈话中称尼雷尔为坦噶尼喀领袖，有的部长称尼雷尔为国父。尼雷尔当时虽不在政府任职，但还是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主席，在执政党和群众中仍享有较高的威望。随后我们又了解到，坦噶尼喀内定在独立一周年时成立共和国，由总理制改为总统制，并已开始筹备选举总统事宜，而总统人选以尼雷尔呼声最高。从中可以看出，尼雷尔实际上仍不失为核心决策人物。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暂不约见其他部长，而决定尽快拜会尼雷尔。 四月二十日，何英拜会了尼雷尔。会见是在坦盟总部大楼的四楼进行的。 在跟尼雷声尔握手时，他觉得尼雷尔的手攥得很紧，很有力。 他黝黑的皮肤，短而浓密的头发，饱满园突而光亮的前额，眼睛明亮而生动，这都使他显得睿智而深沉。他说话热情，精力充沛，完全没有那种失去总理高位的沮丧失意的情绪。他穿着平日喜欢穿的那种非洲式的无领衬衫，一条卡其便裤。据说，即使他接待外宾或者出国访问，即使他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发言，也是这样普通朴素的装束。何英觉得，作为一个领袖人物，他的衣着太简单朴素，也太有个性了。 在获知要出任驻坦大使时，他就搜集有关材料，了解尼雷尔的身世和经历。他全名叫朱丽叶斯？卡姆巴拉奇？尼雷尔。他父亲是坦噶尼喀北部山区一个小部落的酋长。他父亲有二十二个妻子，他有二十五个兄妹。他排行第二。尼雷尔是父名，意思是“毛虫”，因为他父亲出世时领地遭毛虫袭击。他的原名卡姆巴拉奇是“雨神”，因为他出生那天下了倾盆大雨。青年时，他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又需取了一个非部族的名字“朱丽叶斯”，这个名字才有一点洋味。欧洲人习惯叫他作朱丽叶斯，坦噶尼喀人爱称他尼雷尔。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英国读书受教育的坦噶尼喀人。在去英国之前，他在乌干达读大学时，对生物和哲学很感兴趣，还组织了学生会，开始进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他于一九四八年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他选修历史和经济学，最好的功课是哲学。他读了很多书，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并接触了许多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加上当时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使他进行了思考，思路大为开阔。他提出了：“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从英国回来后，他先是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圣弗朗西斯学院教历史课。不久被选为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该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他被一致推选为坦盟的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冲破英国总督特文宁的阻挠，作了联合国之行。他代表坦盟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陈述意见，力争坦噶尼喀独立，但未能奏效。回国后，他辞去了教师职务，拒绝了一家石油公司和一家报馆的高薪聘请，全力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五六年，他又去联合国，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这标志着尼雷尔已经开始走上世界政治舞台。至一九五七年，坦盟在他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到五十万人，成为能够同殖民当局相抗衡的力量。 一九六〇年八月，在坦噶尼喀的全国选举中，坦盟大获全胜，在新议会的七十一个席位中获得七十个席位。尼雷尔被任命为相当于总理的坦噶尼喀内部自治首席部长，被授权组织政府。一九六一年五月，坦噶尼喀实行内部自治，尼雷尔出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宣布独立。好些人尊称他为国父，他也被赞誉为“非洲贤人”，深受人民爱戴。怪不得有句话说，不懂得马及马及起义和不懂得尼雷尔，就不懂得坦噶尼喀。 何英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与尼雷尔的第一次见面—— 四月二十日，我拜会尼雷尔时，在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后，特意赞扬坦噶尼喀人民是在他的领导下赢得民族独立的，今天又在他的领导下发展民族经济，致力于国家建设。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向他明确表示，中国对坦噶尼喀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台蒋提出的建交要求，反对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所持的正义立场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他为建立和发展两国友谊所作的积极贡献，强调他和毛主席、周总理是中坦友好关系的缔造者。我还明确表示支持他和他领导下的坦盟。他频频点头，深为感动。后来他在会见我国家领导人时还再度提及此事，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别的驻坦使节都以为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落西山，但中国大使却很了解他，支持他，实在难能可贵。在何英大使与尼雷尔的那次会见中，尼雷尔态度诚恳，热情友好，谈话气氛非常融洽。在告辞的时候，尼雷尔破例从四层楼陪送何大使的楼下门口，并亲自将何大使的车门打开，送他上汽车，招手送车消失。这真是非同寻常的亲切举动。后来，连坦盟的书记都曾说，他们的主席将一位大使送下楼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更不用说给打开汽车门了。 经过这次会见和交谈，建立和加深了何英大使与尼雷尔的诚挚友谊，促进了中坦两国关系的发展。实现了陈毅外长要求的，巩固了在东非的工作阵地。 何英在肯尼亚入乡随俗，甚至鼓起勇气喝了生牛血 在肯尼亚，肯雅塔真是太热情好客了！ 乔莫？肯雅塔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挺着大大的肚子，长着一把胡子，两眼有点充血，手里总握着一根柄头刻成大象的黑檀木拐杖，手上有一只大得显眼的镶金玛瑙图章戒指，常爱穿一件欧洲式的苏格兰呢上衣和一条宽松的法兰绒裤子。喜欢炫耀，脸上总有一种热情愉快的笑脸。 他常解释自己很胖的理由，是说他出生时族人们按风俗酿造了特制的啤酒倒在田地里以享神灵，他们为他倒得太多了。他具有丰富的经历，在英国曼彻斯特与恩克鲁玛是老相识，他娶有一个英国妻子，他数次去过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学校学习。他主张对妇女施行割礼；他写过一本有名的人类学研究的书《面对肯尼亚山》，对他所属的吉库尤部族风俗习惯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笑说，俄罗斯的纯朴农民常常擦擦他的黑皮肤，看它是否真是黑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而染成黑的。二战时，曾在德国纳粹的大清洗中死里逃生。独立前不久，又坐过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他说，大凡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前英国佬都要将独立运动的领导人送至“监狱大学”培训以番，象恩克鲁玛和我一样。在坦噶尼喀的中国使馆作客，他说他喜欢中国菜，不喜欢欧洲人的肉罐头。 肯国当时的领导人肯雅塔是非洲老一辈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在非洲有较大影响。中国对发展与肯尼亚的关系十分重视。肯尼亚争取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斗争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这两年来，何英与肯雅塔结识而成为很好的朋友。肯雅塔等肯尼亚主要领导人到达累斯萨拉姆来，何英都要去他们的住地看望，也常请他们来中国使馆作客。肯雅塔也数次邀请何英去肯尼亚访问。 肯尼亚是东非一个重要国家，在经济上比坦噶尼喀、乌干达都要发达，首都内罗毕是东非的交通枢纽，是个现代化的城市，繁华、美丽，街道整齐有致，树木葱笼，有“非洲伦敦”这美称，是国际著名的政治与商业活动中心之一。在内罗毕，介绍他认识肯国各方面的负责人，还请他去游览市郊保留的大片原始森林，那儿有近两万多头各种野兽和数不清的禽鸟。肯雅塔很重感情，表示肯国独立后不仅要同中国建交，而且还要帮助中国同别的国家建交。用何英的话来说：中肯两国建交问题，实际上在肯尼亚独立前就谈妥了。 一九六三年秋冬之间，何英又应邀到内罗毕来访问。肯雅塔热情主动地对何英说：大使先生这两年工作很有成效，与坦国周边好几个国家进行的建交谈判之中，有的已经建交了。我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的交情较深，我要帮助你发展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我写信给你带去，他一定会接见你。 肯雅塔兴致很高，让肯国二号人物奥延加作安排。奥延加特意安排何英与埃塞俄比亚驻肯尼亚总领事一起，离开内罗毕到驱车去奥延加的家乡旅行。何英在回忆文章里记述了他入乡随俗而生饮牛血的情景—— 他（奥延加）是肯尼亚的卢奥族首领，按照该部落的习俗，他们要用一种经过发酵的牛血款待客人，以示尊敬。牛血是用一根管子插入牛的血管里发出来的，盛在缸子里。存放一段时间发酵后，那颜色是又红又白，就像脓血一样，其味道可想而知，但据说是一种极富营养的饮料。埃塞俄比亚总领事说他们埃塞俄比亚有这种东西，他也常喝，这次他就不喝了，让远方的贵客多喝些。肯尼亚朋友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不喝，就是对主人不敬了。于是，我端起碗，鼓起邕气喝了半碗。也许正如俗话说的“虚不受补”，当天晚上我就闹肚子，此事迄今仍历历在目。 回到内罗毕的第二天，是个晴天，在这个高原城市，何英往南眺望，可以看见著名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那白雪皑皑的顶峰。他在眺望之中，还想起前日饮牛血的经历，顿生感慨，联想起自从出任驻坦噶尼喀大使近两年来，所开展的与东非其他国家的建交谈判工作。 在他到任后，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中国使馆忙碌起来了。 当时与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不多，而进入六十年代后，在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下，一个接一个国家宣布独立。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很重视已同中国建交国的作用与影响，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外交部制定的方针是：不仅努力争取和那些独立后未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而且对那些独立后已同台湾当局建立关系的国家，也尽力做工作，力争其改而同新中国建交；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建交的具体方式和程序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充分谅解某些非洲国家的处境。 何英主持下的中国驻坦噶尼喀大使馆，除了致力于加强和发展中坦两国的友好关系外，还积极设法与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及高级官员多联系与接触，以开展谈判建交的工作。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中，东非国家的领导人与政府首脑相互来往比较频繁。何英在达累斯萨拉姆就可以接触到坦噶尼喀周边国家的国王、首相或总理、议长之类的高层人物，例如肯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肯雅塔、赞比亚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卡翁达、乌干达的奥搏特总理及布隆迪的国王、首相、议长等，何英或者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拜访，或者请他们来中国使馆作客，尝尝中国菜，看中国电影，作友好交谈，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何英在布隆迪有理有节地抵制搞“两个中国”，退出庆典活动 布隆迪是赤道附近非洲心脏的地带的一个国家面积不大，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余万人，夹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和坦噶尼喀两国的中间。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布隆迪宣布独立，其执政党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在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内部意见尚不一致。新华分社记者高粱曾两次去该国了解情况，台湾也先后派人两次去活动。布隆迪政府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但他们在外来势力的压力下，也邀请了台湾代表参加庆典，据说是可能不把台湾来人视为正式代表。何英向国内汇报后，国内决定指派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并授权他相机与其谈判建交问题。何英也做好了万一出现“两个中国”情况的对策准备。 何英带着使馆二秘周南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抵达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在机场受到了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机场上只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二十六日，何英去已经布置好的庆典大会的会场上开始时也只飘扬着中国国旗，庆典委员会所发的贵宾名单中也只有中国代表而没有台湾代表，议长和庆典委员会主席等均向何英解释，台湾来人只被当作一般的旅游者。二十六日这天，台湾驻刚果（利）“大使”沈某跟随着刚果（利）总统卡萨武布来到了布琼布拉。庆典于二十七日举行，何英早晨到会场，发现挂有台湾旗。何英当即向布方提出交涉。布议长表示将通知政府立即降下台湾旗并查办悬旗人，而布外交大臣则表示此事棘手难办。当日中午，外交大臣向国王瓦姆布扎引见各国代表时，台湾代表竟然在场。为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情况，何英在表示遗憾并做了有关说明后当即退场，也不再参加其余的庆祝活动。当晚，布议长到旅馆会见何英转达了国王瓦姆布扎的意见。议长对何英说，布方了解你不能继续参加庆典活动的困难，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国王请你放心，我们只打算同中国建交而不会同台湾建交。翌日，何英向报界发表声明后，即返回达累斯萨拉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何英应邀再次到布隆迪访问，二十一日何英同首都达成建交协议并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不久中国便在布隆迪首都设立大使馆并派出了首任大使柳雨峰。 何英在乌干达、赞比亚的建交谈判获得成功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乌干达宣布独立。乌国也采取了与布隆迪同样的做法，既邀请了中国代表参加其独立庆典，也邀请了台湾代表。这次何英经请示国内，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改变了派政府代表出席的做法，派驻坦使馆参赞李钧持陈毅外长致奥博特总理的电文去坎帕拉会见其本人，当面阐明中国不能派政府代表出席庆典和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对其处境表示谅解。奥博特总理听后作了解释，并希望何英在庆典后到坎帕拉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庆典结束一个星期后，何英应邀前往坎帕拉。两天后，十月十八日，何英同乌方签署并发表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主人告诉何英，在何抵达坎帕拉前一天，在参加了庆典后一直赖在坎帕拉不走的台湾驻刚果（利）“大使”沈某，得知何大使即将到达，只好悄悄离开了。中乌建交后，国内任命何英兼任驻乌干达大使。 他和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导人卡翁达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卡翁达每次来达累斯萨拉姆，都要与何英见面。卡翁达也说，等国家一获独立，就与中国建交，并只承认一个中国。后来，北罗得西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宣布独立，国名改为赞比亚，卡翁达在独立的次日宣布同中国建交。 中法建交秘密谈判结束回到北京，周恩来想起了非洲大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心情是很兴奋的。 周恩来在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戴高乐派来的秘密谈判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双方签署了中法建交的《谈话要点》，送走富尔，回到北京。那几天，周恩来意识到随着西方大国法国与中国建交，中国外交将打破美英大国的封锁实现一个新的重大突破。 他在兴奋之中，很快就联想到非洲。他让秘书与陈毅副总理联系，尽快安排时间和陈毅讨论即将出访非洲亚洲友好国家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及会后，他访问了欧洲数国及亚洲数国。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后，他和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等已经数次访问过亚洲的友好国家，非洲大陆目前还是新中国领导人尚未涉足访问的空白地区。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至六三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增至三十多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同已独立的埃及、摩洛哥、苏丹、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加纳、索马里、坦噶尼喀、乌干达等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其他尚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有了经贸往来。几内亚总统杜尔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还先后访华。中国和非洲的交往日益频繁。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联合国每年把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所进行的表决；他敏锐地注意到，至六三年秋天的联大，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增加，亚非国家已经超过联合国成员国的半数，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变化。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从各方面反馈来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中国被迫进行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一是中国不参加美、英、苏三大国的所谓核禁试条约，使一些非洲国家在苏联、美国与印度的反华宣传的影响下，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了误解。因此，中国领导人需要出去澄清事情的原委，这将消除中印边界战争和禁止核试验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对来访的非洲领导人的回访，同时又可以在非洲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政治优势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了周恩来的有关活动： 十一月十二日，与陈毅谈即将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 十二月二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过渡阶段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在讲国际形势中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出访时间基本定了下来，为六三年年底和六四年年初，将在访问中度过六四年元旦。 周恩来是十二月六日飞离北京的。他先飞至广州，在解决了向香港同胞增供淡水的石马河分级提水的供水工程方案后，于九日离开广州来到昆明。 自从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会议前夕从香港起飞的中国政府包机被引爆失事，为了周恩来飞往万隆而开辟了从昆明飞望仰光的航线，昆明就成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欧亚友好国家的往返重要基地。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出访，都以昆明为基地而经仰光中转。 将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西亚非洲司长王雨田、新闻司长龚澎及英文翻译冀朝铸、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原、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已于十二月九日先期离开昆明飞往东非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将在参加了该国的独立庆典后，飞往开罗与周恩来汇合。 周恩来在昆明率领出访人员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非洲大陆及非洲陆续独立的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遥远而陌生的。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访问涉及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形势动向，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最仔细的，在有的篇页里，可看见他逐字逐句标重点、划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迹密密麻麻。甚至在吃饭或是散步时，他想起什么就会忽然用一两个非洲问题考问身边的助手。 “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起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昂起机头，从昆明机场腾空而起，朝埃及首都开罗飞去，开始了新中国总理的首次访非之行。周恩来在登机前，在机场候机厅里还接见了参加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刚回国的运动员。 为周恩来总理非洲之行使用的空中交通工具，是费了一番考虑的。 “波罗的海”号专机，是包租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当然这是洋名字。那个时候，中国的领袖人物还没有象样的专机。建国不久，百业待兴，国家困难，中国民航还没有远飞出国门的翅膀，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是空军的苏制里-2运输机改作的专机，航速240公里/小时，不密封，只能坐十四个人。比好些亚洲国家都不如，真是委屈了泱泱大国的首脑人物。周恩来去附近友好国家出访，开始乘坐的是包租印度或者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还发生过美蒋特务策划的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周恩来幸免于难。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周恩来乘坐自己国家的飞机，六〇年四、五月间访问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等国，出发去仰光时是坐里-2专机，遇恶劣气流爬高至四千米高空，就颠波得很厉害，而且供氧不足。从仰光飞新德里，就换坐伊尔-18。周恩来极力主张中国民航的飞机要飞出国门，曾于一九六三年初，同意民航与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同中央的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做准备。在此之前，中国专机飞出国门最远的一次，是刘少奇主席乘伊尔-18访问印度尼西亚。这次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欧洲，最远的航程要飞至西部非洲大西洋岸边的加纳与几内亚，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后因空军尚无把握，才决定通过荷兰驻华公使联系包租两架荷兰飞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在非洲的主要城市都有航线，机组人员都十分熟悉。 新中国总理首访非洲，每飞抵一地都遇到大批的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连周恩来乘坐的这架飞机也曾经成为记者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英国记者兼作家迪克.威尔逊这么写道—— 周恩来乘坐的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曾经这么评述—— 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首脑，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近时，你真不敢想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飞机在仰光和卡拉奇稍事停留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等国大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说—— 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第二篇 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 纳赛尔超越礼宾规格，要求在座的人都站起来向周恩来致敬 在万隆会议之八年半以后，周恩来与纳赛尔又见面了。在握手与拥抱以后，纳赛尔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的胸前，还授予陈毅副总理以“尼罗河勋章大授带”。这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在开罗的埃及总统官邸。周恩来是于当天中午飞抵开罗机场的。纳赛尔总统特别委派了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专程到机场迎接。 当时舆论上认为纳赛尔总统会亲自到机场迎接，实际上纳赛尔没有在机场出现，因而引起了一些舆论人士的关注与议论。连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其为周恩来所写的传记《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也受到了影响而记述说，“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 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至白热化的阶段。双方正在报刊上连续发表大块文章公开论战，在周恩来到达开罗的两天前，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刚发表了第六篇长篇评论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尽管纳赛尔不喜欢苏联人干涉埃及的内政，但当时埃及正和苏联谈判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所需的后续一亿英镑的贷款；而且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他，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提供这笔贷款。纳赛尔没去机场迎接只是对苏联人作的一种姿态而已，韩素英说，“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在意”。 其实，并非象韩素英所写的在周恩来到达的二十四小时后纳赛尔才与周恩来见面的，而是在周恩来抵达几个小时后，经过长途飞行的周恩来在宾馆稍事休息，纳赛尔就在当天下午和周恩来见面了。 纳赛尔在给周恩来授了勋章后，与夫人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总理接风洗尘。纳赛尔在致词中热情洋溢地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一九五五年同他会见之后（指万隆会议），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 纳赛尔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对他未到机场欢迎作了弥补。据当时在驻开罗使馆担任一秘的朱启祯在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这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 一九二四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彝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 一九五四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 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十二月十六日，在阿联第九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上，周恩来与纳赛尔都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周恩来说，西方国家嘲笑我们落后，夸耀他们的文明。其实，西方国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只要我们亚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赶上他们，而且能够超过他们，在创造人类新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纳赛尔在讲话中，用了一种阿拉伯语式的绕口而晦涩难懂的长句子来称赞周恩来，这使在场的翻译和记者都感到头痛难翻。纳赛尔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种称赞，确是少见的。 在沐浴着花香的夜谈中产生了又一个著名的五项原则 冬季是开罗的黄金季节。空气湿润，温度宜人，树木苍翠，鲜花照样盛开。在浓郁的花木芳香中，在隐隐约约传来的清真寺的风铃或是诵经声中，在总统府或是在库巴宫，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谈话是诚挚、友好、坦率、相互信任和谅解的气氛中。有时候谈到更深夜静。 周恩来推心置腹、情真意切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了解。由于最近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和三大国核禁试条约，在西方国家、苏联与印度的歪曲宣传中，中国似乎成了潜在的侵略者，正要把世界拖入一场核灾难之中。尼赫鲁又是纳赛尔的老朋友。种种情况造成了纳赛尔心中的疑惑。纳赛尔对周恩来说：“当我听到贵国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时，我的心中就十分不是滋味。” 周恩来知道中美关系和中印边界争端，是全世界包括纳赛尔等非洲国家领导人所关心的热点。周恩来坦率地说明了这两个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周恩来说：有人说中国好战、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在国外，而美国却有一百多万军队驻在国外，分布在几十个国家。中国受到美国的包围和敌视，新中国人民不得不反美；但是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美双边关系没有解决，并不妨碍我们同别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政策。中美双方虽然仍在谈判，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向纳赛尔预言说，中国等了十四年，可以再等十四年。结果是在十五年后，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后，周恩来说：我们希望中印两国关系搞得和缓些，亚非国家应该和平友好相处，这同我们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不同的。日本过去侵略过中国，现在我们也愿意同它改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同印度闹僵？ 纳赛尔的疑虑消除后，真诚地说：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少注意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样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你们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恢复良好关系。”“我们将再次设法促进双方的谈判。”以后，经过纳赛尔的工作，虽然没能促成中印谈判，但仍对双方起了某些沟通作用。这对中印边界局势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与纳赛尔的融洽的会谈中，鉴于阿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将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的一贯主张归纳起来，在会谈中郑重宣布—— 中国在处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一向坚持不渝地采取以下立场：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纳赛尔总统很欣赏周恩来提出的这五点立场。它作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写进了十二月十六日签署的中国和阿联政府的《联合公报》中。几天之后，这五项原则又写进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政府《联合公报》中。以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些原则恰当地处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保证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地发展。 纳赛尔同周恩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预定在阿尔及 5c14." >尔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遇到障碍，在周恩来处境很困难的时候，纳赛尔出面与有关国家领导作协调工作，减轻了周恩来的压力。 后来，周恩来曾经说：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 英雄港口的所有船只齐声鸣笛向周恩来致敬 在十六日离开开罗前，纳赛尔向周恩来谈到塞得港的时候，脸上闪耀着光芒，语气透着自豪。他是把中国人民作为并肩战斗的兄弟来介绍塞得港的。塞得港是埃及人民的骄傲！纳赛尔说：“塞得港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塞得港贡献了自己来拯救了整个埃及。”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底爆发的苏彝士战争中，攻占位于运河北面出海口的塞得港，是英法联军的主要目标。它是埃及仅次与亚历山大港的第二大港，地位极其重要。但其一面临海，三面为湖泊和沼泽所包围，只有向南的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军事上难以防守。在战争开始时，纳赛尔曾计划放弃塞得港，以引敌军深入而在伊斯梅尔地区决战。但战争爆发后，埃及人民的斗志超出了纳赛尔的期望，受到鼓舞的纳赛尔决定坚守塞得港。当时据守塞得港的守军只有六个营，临战前夕，纳赛尔下令派火车运送一大批轻武器去塞得港分发给全市的居民，造成全民皆兵之势。 英法空军在对塞得港进行了连续四天狂轰乱炸之后，十一月五日上午开始空投伞兵攻击。六日上午，由一百五十艘战舰组成的英法联合舰队抵达塞得港附近海面，两万多名海军陆战队在舰炮与战斗直升飞机的掩护下，以优势兵力抢滩登陆。下午，一支英军坦克部队打着埃及国旗隆隆驶进塞得港。市里居民看到“自己的”部队胜利归来，男女老少一齐涌到大街上夹道欢迎；可是他们所欢迎的坦克却突然用机枪扫射，大批居民倒在血泊之中。塞得港军民被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激怒了，他们同闯入市区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和巷战，连十来岁的孩子都拿起了武器同侵略军战斗。塞得港驻军司令穆古依不幸在激烈的战斗只被俘，但他英勇地拒绝下令投降。英法联军共出动了八万海陆空军，原来扬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拿下塞得港。可是英雄的塞得港军民顽强悲壮的奋战，打破了敌军的美梦。直至十一月七日凌晨二点英法被破停火，英法未能完全占领塞得港。在悲壮的保卫战中，塞得港有一千多军民以身殉国，两万多人受伤，整个城区几乎化成一片废墟。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在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的陪同下访问塞得港的时候，这个十五万人的城市沸腾了！在这个从战后的废墟上重建的城市里，男女老少挥动着小旗欢呼，万人空巷，全城都成了旗帜的海洋。 他默悼在保卫塞得港中牺牲的烈士，他在参观烈士纪念馆时写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借着访问这个英雄的城市——塞得港的机会，向英雄的阿联人民致敬，向不朽的伟大的反帝烈士致敬。” 当周恩来参观苏彝士运河管理局、运河入口处、港口和造船厂时，，港口远近所有的船只都同时拉响了汽笛，齐声向周恩来致敬，情景极为壮观感人。 周恩来在阿斯旺大坝流鼻血了…… 在参观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高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在水坝顶处逗留了一个小时，因流鼻血过猛而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流鼻血的事，还引起了跟随着采访的外国记者的关注与报道。 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陈家康大使因跟随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与身体比较了解，也深知羊肉为主的阿拉伯烹调很容易造成上火，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他事事都考虑对外影响，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周恩来访问埃及时间短促，日程排得满满的。他终因劳累过度与不适应当地饮食而流鼻血了。这时，他才同意使馆给他送绿豆汤降火。且看他在埃及访问的日程表—— ——十五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 ——十六日，上午出席阿联第九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塞得港。 ——十七日，出席塞得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赛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 ——十八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 ——十九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赛尔继续会谈。 ——二十日，拜会纳赛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制片人、导演和男女演员。 他在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之外，还安排了多次参观访问与会见活动。 在流鼻血以后，有人曾建议周恩来是否考虑减少一些使人劳累的参观活动。周恩来仍坚持按原定的计划安排执行。这天，从阿斯旺回来后，他又立即投入与纳赛尔进行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会谈。晚上，他与助手们为与纳赛尔下一轮政治会谈作准备，因为涉及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印关系等敏感问题，他们准备至夜深，周恩来在天快亮才入眠。第二天，他又乘车去开罗郊区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周恩来在大金字塔下为运动员算秒、号脉 周恩来一抵达开罗，就在他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说起，“黄河和尼罗河，孕育了我们两国古老的文化。万里长城和金字塔，闪耀着我们两国古代人民劳动和智慧的光辉”。他说他以前经过埃及，从船上和飞机上都眺望过和我们的长城一样伟大的金字塔。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此开罗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往西南行驶至离开罗城约十公里处，一幅宏伟壮观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万里无垠的碧空下，辽阔的沙海逶迤伸向天边，丘陵起伏，绿洲处处，最吸引人的是屹立在漫漫流沙之中的那几座古老而巨大的角锥型金字塔。 古埃及文称金字塔为“庇里穆斯”，就是高的意思。它是古埃及国王（法老）的陵墓，从四面看都像汉文中的“金”字，因而被称为金字塔。埃及有大大小小的金字塔近八十座。总统会议委员领陪同周恩来一行来参观的，是库孚王、卡夫拉王和孟考拉王祖孙三代的陵墓。其中以库孚金字塔为最大，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塔高一百四十六米，望上去有四十层楼房那么高，用二百三十万块巨石砌成，每块石头约重二点五吨，其中最大的一块重十六吨。这些花岗石是从九百公里以外的阿斯旺地区运来的。如果要用现代的载重卡车来载运这些石块，就需要978286辆大卡车。据历史记载，库孚王为了建造这座金字塔，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建造期间经常有十万人在烈日和皮鞭下劳动。这座金字塔不仅外观雄伟，而且角度、线条、土石压力等都经过周密的计算，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岁月风雨仍然巍然屹立。更令人惊奇的是：库孚金字塔的高度乘上10亿就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拿两倍塔高除以塔的底面积正好等于园周率即3.14159。过了三千年之后，人们才将园周率计算到这个精度。 周恩来一行来到库孚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飞也似地朝塔顶跑去，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运动员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刹那间就到了塔底，赢得了周恩来、陈毅与大家的热烈掌声。大家都没想到，细心的周恩来在运动员从塔底起动时，就已经看着手表给他算秒。 周恩来快步走至这个运动员面前，握着手赞扬说：“了不起！你只用了七分钟就将这一百四十六米高的金字塔跑了一个来回。” 周恩来还拿起运动员的手腕来为其号脉。一分钟后，他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一分钟八十多下。真是生命在于运动。” 周恩来将随身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作纪念。 发难的美国记者被周恩来反问得哑口无言 在离开埃及之前，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开罗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各国记者所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在首先回答开罗《金字塔报》记者要求谈谈访问的印象时，周恩来说：在阿联的访问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在短短的期间里出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气象。他还说，这次到非洲来，不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谈到了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为什么反对三国核禁试条约、中苏分歧等问题。当时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况之中，对美国记者提出的一些刁难性的问题，周恩来坦诚友好、以理服人地对答如流，表现了周恩来的机敏、睿智、深邃广博的思想和真诚坦率的人格魅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报记者问：阁下，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被杀害有何反应？ 周恩来：肯尼迪总统的被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在回答美国纽约《生活》和《时代》记者所提的，有关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时，周恩来以中国人民的遭遇和美国争取独立的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反而使他处于主动的地位，使在场的西方记者们不得不心悦诚服。 周恩来：没有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 5fc5." >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 记者先生，你会知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压迫的时候，自然会生长出不可战胜的反抗力量。记者先生也一定知道，华盛顿当年领导美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何等的英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重新出现。这使得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很为头疼。但是，我们独立了的人民是高兴的。我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同在华盛顿的时代，法国人民同情和支持美利坚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样。 美联社记者：听说一位英国大臣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议上说，中国一年内就要试验原子弹。是否真的？如真的，是否要在大气层试验？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我还不知道此事。请你去问问那位英国大臣。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闻。 周恩来的回答引起了一阵笑声。 紧接着，又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从中国反对三大国核禁试条约的问题，延伸至中国反对和平协商。这个尖锐的问题，使整个记者招待会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人们屏息静听中国总理如何作答——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 周恩来：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是代表美国杂志的。美国应该说是西方大国吧！中国也应该说是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吧！当然，我们同阿联一样都是东方国家。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八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一百一十八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现在美国还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同美国谈判解决中美争端的途径，而没有诉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 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听说周恩来要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就问：总理阁下，我是否可以搭你的飞机去地拉那？ 周恩来：你可以乘自己的飞机去。 美国电视台记者：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 周恩来：那是人家主权国家的事，我不能干涉。 周恩来这次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首次访问非洲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记者招待会，征服了与会的东西方各国记者。美联社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得心应手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不少原来对中国有误解的人改变了看法。有人说，周恩来机智、友好而平和地让刁难的美国记者尝到了他的“厉害”，在后来访问其它非洲国家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就不敢再贸然提出刁钻的问题了。 在到访之前，周恩来转发来一封绝密电报 在周恩来即将到访时，周恩来亲自批示转发给曾涛大使一封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是中国驻摩洛哥王国第二任大使杨琪良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转给曾涛电报的内容要点是：有的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 曾涛接到电报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他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通宵未眠，紧急开会。与会者从正面、侧面、反面摆出情况，提出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 当时，执政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负责人本.贝拉与布迈丁之间，已有矛盾不和及争权的传闻。本？贝拉担任总理，后又任总统，布迈丁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布迈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出于对殖民统治的厌恶，阿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发展民族文化的任何措施都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法国统治阿国一百多年，对北非殖民地实行法兰西化政策，因而造成阿国许多党政干部受的是法语教育，首先骤然全面使用阿拉伯语，这就使这批干部首先是本.贝拉总统甚为难堪。而布迈丁则是个例外。布迈丁从小受的就是阿拉伯教育，毕业于埃及著名的宗教高等学府爱斯哈尔大学，操一口纯正地道的阿拉伯语。本.贝拉与布迈丁两人对阿拉伯化问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上的差异。本.贝拉虽是总统，但布迈丁担任国防部长，兵权在握。 从历史上追朔，本、布两人的分歧由来已久。 穆罕默德.本.贝拉虽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奥兰省的山区小镇，但很年轻时就被征入伍，在法国军队服役出外作战。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作战英勇而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武装斗争和民族独立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在开罗从巴格达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突击队军官作骨干，回国后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先后袭击了奥兰和阿尔及尔的邮政局，获取了大笔资金，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游击活动。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国外的一些骨干在瑞士伯尔尼开会，成立了秘密的军事组织：“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同年十月，这个委员会在瑞士宣布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并决定在奥雷斯山区举行起义。从此，民族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两年后，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日，民族解放阵线在卡比利山区的苏马坶秘密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有各战区的二百多名代表参加。历史上称为苏马姆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集体领导、国内事务优于国外事务、政治优于军事等原则，作出了关于民族解放军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决定，通过了民族解放阵线纲领。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本.贝拉率领的国外代表团从瑞士赶回来，在意大利等待了三个星期还是未能到会。本.贝拉因为这次遗憾的缺席，失去了亲自参与对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的领导机会。这是造成后来民族解放阵线国外代表团同国内领导机关之间形成分歧的客观原因之一。苏马姆会议后，法国摩勒政府恢复了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决阵线的秘密谈判，但法国军方仍然反对政府的谈判立场。十月二十六日，法国军事当局获悉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几位领导人正在由摩洛哥飞往突尼斯途中，法军迫使客机在阿尔及尔降落，并将他们逮捕。谈判因此又告破裂。本.贝拉等人从此就一直被法国军方囚禁着。因而，在此后长期的抗法战争中，留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边境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的布迈丁就一直指挥着军队，以布迈丁为首的阿军总参谋部就设在摩洛哥东部紧邻阿国的边境城市乌日达。布迈丁独立后担任大权在握的国防部长。本.贝拉等数人长期被关在监狱中，直至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日内瓦达成埃维昂协议，三月十九日，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敌对行动结束，坐了五年半牢的本？贝拉及其战友才恢复了自由。本.贝拉回国后虽受到热烈欢迎并被选为最高负责人，但并没有掌握兵权。 后来，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时，向杨琪良大使了解其发那封电报的具体情况。杨大使说，阿国独立前布迈丁的总参谋部设在摩国境内的城市，他们的人常到中国驻摩使馆来。听他们的人说，同本.贝拉合得来就长期合作，合不来就随时一脚把他踢开。当知道总理要出访非洲，又听到有关朋友说，“阿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有可能要出事”。杨大使召集驻摩使馆党委进行了研究，一致担心他们利用中国总理来访的机会和威望，发动政变，因而决定报告上去。 这边，曾涛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悉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迈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尚未发展到最近就产生政变的局面。经过通宵研究后，曾涛立即发去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周恩来来到阿尔及尔后，在访问的间隙跟曾涛谈话时，他强调了从实际出发反映驻在国情况的重要。他说，向上写报告，不要像有的人那样，先摸上面的意图，按上面的看法写，那样是会误事的。周恩来联系起了曾涛对那份电报的答复，表扬说：“你还是大胆的，敢提自己的意见。” 周恩来对未能乘坐敞篷车面对欢迎群众而甚感失礼 “中国！中国！……” “欢迎！欢迎！……” “哟！哟！哟！哟！……” ——周恩来的车队经过之处，全是极其热烈而几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声音极为热情和高亢。有的人甚至呼喊到嗓子都沙哑了。尽管可以看出是经过训练的，透露出的感情却是真诚的。人们一边欢呼，一边鼓掌，一边挥动着小旗，建筑物上到处悬挂张贴着周恩来、陈毅的照片。欢迎标语也有用歪歪扭扭的汉文书写的。欢迎群众出自内心的真诚而挥动手中两面小国旗：五星红旗和绿白双色红月牙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在长期武装斗争中，在道义上与物资上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男女老幼都热爱遥远而亲近的中国，都熟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 红地毯。仪仗队。旗帜和鲜花。挤得密密层层地簇拥着的记者群。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理在舷梯旁迎接。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的副议长和议员们、政府的部长们、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官们与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们，都到机场迎接。显得格外隆重。本？贝拉在致欢迎词说：“阿尔及尔，在她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 从机场至代表团下榻的市中心国宾馆人民宫，在二十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三十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场面十分感人。但周恩来因乘坐封闭式轿车未能很直接面对群众而甚觉遗憾。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地下军组织在法国本土至今还在组织对戴高乐总统的暗杀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在跟外交部商量后上报中央，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进入市区的安排。 车队到达人民宫，周恩来与陈毅进入一间路易十四式的房间里休息时。周恩来对阿方的组织能力与群众的友好情谊，甚为赞赏地说：“进城才一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么强，这是了不起的。” 陈毅说：“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就是不一样噢。” 周恩来很有感触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呵！” 陈毅也赞同说：“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蹩扭的，我看得改一改。” 周恩来提出意见说：“要向国内打招呼，应该从实际出发，把这个规定改过来嘛。” 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不坐敞篷车的不足。 本.贝拉说，周恩来的访问继续几个月都是有益的 周恩来说，他喜欢在夜间谈话，没有白天活动的时间限制，谈话可以进行得很深入，精力集中而兴奋。当然，这也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高级领导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形成的夜间工作习惯有关。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将得到深夜电话而在梦中醒来，被周恩来召去夜谈视作一种很高的荣誉。 周恩来和本.贝拉的会谈几乎都是在晚间进行的。地点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夜深都可以听到附近海岸边传来的地中海的涛声。会谈往往都从傍晚开始，本.贝拉听到空中隐隐约约传来的祈祷声就说，这是高耸入云的宣礼塔传来的晚祷声，我们的谈判也是很虔诚的。有一次，双方谈到夜深、很兴奋。 在六天的访问中，周恩来和本.贝拉进行了四次政治会谈。中方陈毅副总理和主要陪同人员，阿方的布迈丁副总理与布特弗利卡外长等高级官员都参加了会谈。会谈的气氛非常友好、亲切。第一、第二次会谈是本.贝拉主谈。本.贝拉着重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独立后的形势和有关内外政策。周恩来十分认真地倾听，待对方谈完后，他提了一些问题，如阿尔及利亚与与美国的关系、与摩洛哥的边界问题，阿国的货币、金融、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作了回答。 第三次会谈是周恩来主谈，时间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周恩来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大学的欢迎活动后进行的。周恩来根据本？贝拉介绍的情况，分析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成功的原因说：第一，“当时发动的革命是民族性质的革命，直接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战，赶走它们。这样，这个革命就必然有最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除了极少数走狗外，绝大多数人在反法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第二，“依靠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直到取得胜利。你们从武装农民开始，建立了革命军队”。第三，“阿尔及利亚革命有一个革命的领导集团，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联系着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这主要是指广大劳动人民；谁能依靠人民，坚持革命，谁就能领导革命。”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领导是否正确”。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时，周恩来说：新中国诞生已经十四年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已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就想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更快地建设。”“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依靠外援，任何国家都不能满足。我们不仅需要质量，数量也是很大，因此必须依靠自己来建设。同时，胜利了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大国，有义务支援正在争取胜利、将要革命的国家，支援已经胜利的不发达的、正在培养自己力量的国家。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要我们必须建设得快一些，以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并尽国际义务。” 周恩来还坦率地谈到中国发展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由于要加速建设和依靠自己，由于经验不足，发生一些错误和缺点。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更快一些，但把建设规律同中国实际一结合，发现也不能太快。以前的一些错误很多就是要求太快而产生的。总起来说，我们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快，但也不能太快。”经过十来年的经济建设，我们已经“摸出一些经验”。 周恩来的谈话，引起了本.贝拉总统的极大兴趣。总统说：周总理“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你的讲话很满意”。“你们的经验很丰富”，“对我们很有用”。“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机会。”从我们的需要来说，继续几个月都是有益的。 因为周恩来讲得太好了，阿方想把范围扩大，邀请周恩来给阿民族解放阵线的高级干部作一次报告。这是原来商定的访问安排中所没有的，周恩来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去西部城市奥兰访问回来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不顾旅途疲劳，周恩来用了两个多小时给阿尔及利亚党政军高级干部和议员们做报告。据当时在场的曾涛大使回忆说：“周总理像对老朋友那样侃侃而谈，从与会者聚精会伸倾听和崇敬的表情以及不时爆发的阵阵掌声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完全赞同周总理的观点。” 把用法国总督名字作街名的大街命名为“北京大街” 阿尔及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的两个海湾之间，沿着阿尔及尔湾伸展二十公里，形状象一个半圆形的剧场。城市建筑于起伏高低的山坡之上，建筑物层层叠叠，街道迂回曲折。从海上回头眺望，由地中海海滩的豪华楼房、绿树丛中的别墅、高耸入云的清真寺，一直到层叠伸向山巅的阿拉伯风格的旧城区，密密麻麻的低矮石屋，高耸其间的圆顶尖塔的大清真寺，墙壁全为白色。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阿拉伯居民也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每当清晨或是黄昏，地中海的白纱似的薄雾常常萦绕着这白色的城区，景色非常优美，难怪人们称它为“白色城市”。 这天清晨，在白雾、白楼房之中，在若诺大街一大早就可以看见在街头的路碑上，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红得特别耀眼。 若诺大街是城南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大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之间的一条大街，街道与海岸线平行，街道两旁花木繁茂，欧洲风格的楼房精美雅致。这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在海岸边所建的新城区中一条著名的大街。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与若诺大街一样，整个新城有好些地名，都具有法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国务部长乌兹加尼、阿尔及尔市长巴拉马纳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 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碑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来时，白色路碑上“北京大街”的蓝色字样出现了！ 参加典礼的群众向周恩来鼓掌并欢呼：“北京！北京！” 这样，在美丽的阿尔及尔城里，“北京大街”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烈士街”、“迪杜什.穆拉德街”、“穆罕默德.拜勒卡塞姆大街”、“民族解放军路”等这些富于阿拉伯民族色彩或是含有纪念阿尔及利亚革命意义的街名一起，闪耀着光辉。 周恩来召见了中法建交谈判的中方代表又接见法国记者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个晚上。 这天黄昏，一架来自欧洲的班机在阿尔及尔机场降落，旅客们刚刚走下飞机，走在旅客中的一个中国人马上就被一哄而上的记者包围了。照相机闪着，录音机伸了过来。 这个中国人是新中国派驻瑞士的大使李清泉。 当时周恩来首访非洲，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许多国家的记者都云集非洲，紧紧跟踪着采访。几乎所有与周恩来有关联的事几乎都成了新闻，都会引起新闻记者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记者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消息，获悉中国驻瑞士大使要飞到阿尔及尔来面见周恩来，记事们当然也不肯放过。他们查到航班后，早就到机场等候着。 记者们频频向李清泉提问—— “大使先生，您从欧洲来到阿尔及尔有何使命？” “是周恩来总理召见您吗？” 据李清泉在有关文章中回忆说—— 因为在那个时候，怎样回答都不好，也没有必要回答，我一概以“无可奉告”回绝。这时我国驻阿国使馆的同志，也迎上来，带我离开了机场。…… 我走进总理的房间，看见总理正伏案写着什么。办公桌临窗而置，台灯放射着柔和的灯光，办公桌后放置一套大沙发，室内显得宁静而庄重。总理听见我走进房间，头未抬就问：“在机场被记者包围了吧？” 我说：“是的，我一概回答‘无可奉告’。” 周恩来在办完案头的工作后，就同李清泉谈中法建交谈判的问题。周恩来在听了李清泉关于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后，先让李大使复述了中央有关中法建交公报的谈判方针及设想的几种方案后，周恩来在确认复述无误后，接着就作了一些新的指示。周恩来指示说，中法建交以速决为宜。在整个谈话中，周恩来对有关原则和具体细节上都都作了详尽的指示。最后，周恩来要李大使把这次谈话综合起来写一个报告给外交部。 李清泉走后，尽管已是夜深，周恩来又单独接见了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在紧紧跟踪采访周恩来访非的记者群中，这位法国记者得到了周恩来特殊礼遇。 中法建交问题在前几年一直是和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米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在戴高乐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以后，鉴于戴高乐不乐意听从美国的指挥棒，西方舆论界已经根据蛛丝马迹在判断中法可能即将建交了。敏感的法国记者捕风捉影，好些法国记者在非洲跟踪着周恩来在访问中的动向。 还在开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曾弦外有音地向周恩来提问：“总理阁下，您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在非洲的繁忙访问中还亲自掌握着中法建交谈判具体进程的周恩来，巧妙地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说：“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年前都在法国勤国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在临离开阿尔及尔的这个晚上，周恩来对法国记者高达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哈桑二世国王破例接待周恩来、陈毅 深得民心的摩洛哥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一九六一年初因病去世后，即由穆莱？哈桑二世继承了其父的王位，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穆罕默德五世是摩洛哥挣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哈桑二世曾跟父亲一起被法国当局囚禁流放。深受其父的影响，年轻的哈桑二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哈桑二世除了接受过穆斯林的传统教育之外，曾到法国波尔多大学学习并获得法学学士和民法硕士的学位，因而眼界开阔，思想开明。他还接受过法国海军的训练，在独立后奉父王之命组建了王室武装部队并任参谋长，还担任过武装部队总司令。摩洛哥王国在独立后，一直公开积极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国的民族独立斗争，都曾得到摩洛哥道义上、军事上和物资上等多方面的援助。摩洛哥还为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提供可靠的后方基地，阿军总参谋部就设在摩洛哥境内的城市。为此，法国当局曾向摩王室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派飞机对摩国边境大肆轰炸，使摩国遭受了重大损失。摩王室在法国的军事高压下毫不动摇，继续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非洲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无论是老国王或是哈桑二世，对中国人民都十分友好，心心相印，彼此相通。哈桑二世还对中国大使谈到万隆会议对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的物资援助，从枪炮到药品、衣物，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摩洛哥渠道转交给阿方的。一九六二年底，中印边界发生战争，引去国际上的关注。当接手白认担任驻摩国大使的杨琪良携带着边界地图和中国政府声明约见哈桑国王，向国王详细说明了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哈桑二世看着地图上那刀裁一样直的边界线就笑了起来，因为摩洛哥也有这类边界问题，这类刀切一样笔直的边界线也是殖民者划的。国王说：“完全清楚了，中印边界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中国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希望像中国政府主张的那样，通过谈判合情合理地解决。”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对中国人民怀有感情、并十分仰慕周恩来的哈桑二世国王对于接待工作亲自过问，动了脑筋，要破例接待。 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的黄镇，对周恩来总理到达访非第三站摩洛哥王国情景作了真实的记述—— 在一九六三年的最后四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喧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摩方对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住所，也很费考虑、很细心。摩方认为，陈毅是位元帅，需要单独住，而和平宫只有一套供国王住的高级房间，给周总理住后，而其它房间格局都不适合给元帅住。他们说，不能把元帅的礼遇降低。另一方面又不能将陈毅安排得太远，以免影响陈毅和周恩来研究工作。于是，摩方礼宾司又在市区内安排了一处别墅，专供陈毅居住。礼宾司长还问杨琪良大使：“你们陈毅元帅穿什么衣服？要是穿元帅服就应同周总理一起检阅仪仗队，如果穿便装就不参加检阅了。”杨大使打电话请示了正在阿尔及利亚的陈毅。陈毅回答说：“非洲之行不穿军服。” 在抵达的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人物的国宴，本来早就已经改革而采用了欧洲国家的通常惯例：西餐两菜一汤。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出席宴会的各国使节均感意外，他们也因周恩来的到访而得以领略难以一尝的摩洛哥美食名菜。 当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琪良对宴会的情景有所记载—— 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直径长达八九十厘米的瓷盘中盛着一只烤好的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依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总理和陈总一再盛赞摩洛哥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则不住地称赞中国饭菜乃世界之冠。总理说“欧洲饭菜要以法菜为最好了”，哈桑国王点头称是。 宴会是在王宫举行的，始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大铜茶炉旁的高超外交对话 大西洋边的拉巴特城，美丽而宁静，入夜之后，更是显得静寂无声。在城市西南的阿特拉斯山挡住了南边撒哈拉大沙漠的酷热风沙，使岁末的城区晚上颇有些寒意。但是，哈桑二世的王宫灯火辉煌，在国王那豪华的会客室里，一个特制的亮晶晶的大铜茶壶冒着腾腾的热汽，壶底的炉里木炭火烧得火红。王宫里的专设的茶官亲自司炉煮茶。 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虽然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眉”，但煮茶的方式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在哈桑国王的解说下，周恩来与陈毅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位王室专职茶官煮茶。煮茶时，茶官先抓了一把极品茶叶进大铜壶里，再加上一大把鲜薄荷和好些类似冰糖的刚打碎了的糖块。茶官控制着火候，待煮了一定的时候，经他亲口品尝认为够味道了，才斟入一个用银托盘盛着的玻璃杯内，端送至客人面前。煮出的茶呈淡绿色，晶莹透澈，香甜清凉，确实别具香味。 宾主在融洽亲切的气氛中，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闲谈起来。周恩来对摩国特有的饮茶方式表示了欣赏。在场的中国大使杨琪良对这晚的品茶夜谈作了详细的记载—— 哈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六七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众皆赞美，就流传了下来，人人爱饮。摩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年需绿茶一万二千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立即说：“陛下讲的情况，已经听说过了。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 哈桑国王深表谢意。哈桑国王问到了中国飞机、导弹的生产情况，还问到固体燃料的前景等等，陈总一一作了答复。蓦地，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 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笑得那样自然。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嘛，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国王也笑了起来。 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 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三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哈桑国王可能是有准备而发。周恩来、陈毅来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国王、皇帝的，摩洛哥国内也有共产党，他不是没有顾虑的，因而他十分机智地将问题提得巧妙。我们的总理和陈总回答得更妙，恢谐中含有深意，体现了总理精湛高超的外交艺术。 笑罢之后，哈桑国王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正在监狱里，如总理阁下愿叫我放出，我立即下令释放。” 周恩来说：“我已经听说了。我们同阿里？亚塔观点不同，不过都是共产党就是了。”他将话说到这里为止。 哈桑国王说：“我明白了。”第二天，哈桑国王就下令释放了阿里？亚塔。 周恩来还对哈桑二世谈起了他对其父老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敬慕。他说：“摩洛哥的革命，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年轻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就以摩洛哥为例子。后来，先王陛下被放逐，我们也知道。” 周恩来对摩洛哥革命和哈桑国王的父亲如此关注和称赞，令哈桑二世甚为惊叹和感动。哈桑国王也谈到了关心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所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和禁运，然后对哈桑说：“尽管美国如此，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谈下去，要谈多长就多长，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八年，可再谈八年多，甚至八十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总是要达成协议的。” 周恩来说：千万不要以为非洲没有看头 还在周恩来乘坐的专机从昆明起飞、经听停仰光与卡拉奇后而直飞埃及的时候，在漫长的航程中，有一次，周恩来想起什么，突然问起担任秘书长的黄镇，有关到北非访问在每个国家参观炼油厂的具体安排。 周恩来在牵挂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所有在六十年代初期到了能记事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国家那个最困难最艰辛的岁月。在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物资和重要设备，造成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大批企业停滞甚至瘫痪的时候，好些城市的汽车没有油而停驶了，北京长安大街上的汽车曾经用起了生火的炉子作动力。中国需要油！需要自己的油！中国人要自力更生，开发“争气油”。中共中央动员了三万多退伍军人去大庆开发石油。全党关注、全民支持而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经过三年奋战，到一九六三年底，周恩来离开北京要出访非洲的时候，有关部门向他报告喜讯：一九六三年全国原油总产量达到六百四十八万吨，占国内石油消费量的71.5%，实现了中国石油基本自给。周恩来兴奋地指示新华社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周恩来在飞往非洲的飞机上，想得更远一点。 他已经在考虑：中国的石油工业刚刚起步，怎样用先进技术提炼加工中国当时年产一千万吨左右的原油，成为周恩来思考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北非的几个国家都盛产石油。周恩来在阿联、阿尔及利亚都参观了现代化的炼油厂，来到了摩洛哥，十二月三十日，他又在首相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一座炼油厂。他兴致特别高，观看得很仔细，也询问得很详细。他感觉很满意，并为工厂题了词：“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 参观完毕回到住地，他很感慨地对大家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设的炼油厂与摩洛哥这个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包括技术训练班的人，他们的职工总共才三百人，而我们却需要六千职工。他说，相比之下，我们人力资源浪费是何等惊人！所以很值得来看一看，千万不要以为非洲没有看头。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这里考察。 十天后，周恩来和陈毅把访问阿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专门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这些国家用外援兴建或接管的新工业，都采用现代化的设备，特点是投资少、设备新、自动化程度大、收效快、用的劳动力少。这对于我们进口工业设备和进行外援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直接导致六十年代中期，有关部委根据周恩来指示，陆续从日本、英国和法国引进价值二亿七千万美元、八十四个项目的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填补了不少空白。 陈毅乘坐哈桑的私人专机去看直布罗陀海峡 访问的间隙，在闲扯起二战时候著名的北非战役时，牵动了陈毅要去军事要地直布罗陀海峡观察一番的念头。他问起直布罗陀是个啥样子。去过那里的杨琪良大使告诉他： “直布罗陀海峡两边是高山。这边是摩国的当惹市，对面是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市，目前仍由英国占据着。海峡地势险要，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海峡宽二十多公里，有轮渡，每日往返四次，还有飞机往返，交通极为方便，游客也很多。” 陈毅说：“地中海东口有一条苏彝士运河，把亚洲和非洲两个大陆分开了。我们在埃及看到了，运河两边都是平平的，无险可守，河又不宽，打起仗来一下子就可渡过来渡过去，比渡长江容易得多了。地中海西口子有个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分开了。两个地方都算得上是军事要地呵！” 听得出陈毅很有想去直布罗陀海峡看一看的意思，但原来的访问计划里没有这个安排。黄镇就将此事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正在审阅中摩两国联合公报，听了哈哈笑，说：“老总可以去看看，用不着我和他两个都在这里了。” 哈桑国王听说陈毅元帅要去当惹市观看直布罗陀海峡，高兴之至，说：“我有架私人飞机，是特别制造的，请元帅乘去，非常保险。” 哈桑国王的私人飞机是在法国特制的，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六个座位。专职驾驶员是法国人，他说：“这是最保险的飞机。一个发动机出了毛病，还有三个；即使四个都出了毛病，还可以滑翔，因整体重量很轻，只要有一小块平地就可以迫降。” 陈毅听了兴致更高了，说：“保险得很噢，这太好了！我看，我们应该造这么几架，比坐汽车又快又保险。”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陈毅在杨琪良大使陪同下，乘机出发，三百公里路程。飞行高度只有三百米，地上景色，历历在目，尽可饱览，真是别有情趣。只飞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当惹省长已经在机场迎候了。下了飞机，换车沿松柏密林里的公路盘旋而上山顶。 直布罗陀海峡在望了。 省长也是个军官，陪着陈毅在山顶用高倍数望远镜眺望海峡，但见海峡南北两岸都是大山，地中海的碧波冲击着岸边陡峭的悬崖。接连有万吨巨轮从海峡里驶过。陈毅边看边向省长询问两岸的详细情况，不住地赞叹：“地势真险要！景色太美了！” 军人之间很容易沟通。省长边指点边说：“请元帅细看看，两岸的山上都有筑有碉堡和布了炮兵阵地。工事坚固，火力配置很强。完全可以封锁住地中海的出入口。” 陈毅看的很兴奋，不住的说：“真是个战略要地啊！难怪英国人就是占据着北面的直布罗陀就是不愿归还西班牙。” 省长说：“天下就是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事，英国人占据着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不愿意走，而西班牙又占据着摩洛哥的休达和梅利亚两个军事要塞也不走！” 陈毅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些国家不讲道理，依我看，他们迟早得要归还原主的。” 省长设午宴款待陈毅。饭后，陈毅当着直布罗陀海峡，作诗留念。他即兴随口吟出句子来，由随行的翻译执笔记录。省长听说元帅竞会写诗，大惊其讶，大鼓其掌，称赞陈毅是奇才。 陈毅此次出访非洲，也嘱咐其秘书石国宝携带着他那个宝贝的盒子，里面装有毛笔、墨盒、用荣宝斋的宣纸作的日记本和一副围棋。还带了两本他喜欢的诗集，一本是李白的诗，一本是辛弃疾的词。他在访问的间隙里常温读李、辛的诗词。访问之中，有了灵感，兴之所至，就自己写诗。 陈毅口占的五言律诗《游当惹》，当晚回到住处，就正襟危坐，石国宝为他研墨，他用毛笔写进日记本中。该诗收录在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毅诗词选集》中，其中有这样的佳句—— 海洋傍左右， 两洲在眼底； 俯仰天地宽， 当惹世无比。 陈毅对直布罗陀之行十分满意，当日下午飞回首都拉巴特。 周恩来说：要是美苏提前开辟第二战场，战争可能提前结束 这是一座七层高造型像一条船的建筑物。周恩来与陈毅在摩洛哥首相的陪同下，在建筑物的楼顶上眺望着濒临大西洋海岸一带的景色。一座白色的城市座落在湛兰的大西洋岸边，一条白色的长防波堤伸入大海的腹地，真像一条白色的手臂平伸在一大幅兰色的天鹅绒布上。这就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这是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周恩来是在卡萨布兰卡观光了市容，参观了炼油厂、港口和汽车修配厂后来..到这家饭店的。 他们脚下这家卡萨布兰卡最著名的饭店，在二战期间，美军在北非登陆后，西方盟国三巨头在这儿举行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讨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策。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首的盟军总部就设在这里。罗斯福、丘吉尔及戴高乐就下榻在附近的豪华别墅里。 首相指着远处海岸边的坦克的残骸，告诉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美英联军在这儿附近一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登陆，遭到了投降了德国的维希政府法军的激烈抵抗。这就是有名的北非登陆作战。 作为解放军元帅的陈毅也许联想到台湾海峡也许将也要进行的登陆作战准备，因而对盟军的北非登陆作战很感兴趣。问起了作战的具体情况，使用多少兵力，动用多少战舰。首相尽所知作了回答。 美英的北非登陆代号被称为“火炬”行动。该行动经过的精心的准备。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登陆行动的美英远征军共十三个师，六百五十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七个师，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参加行动，其任务是空降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登陆的空中保障使用了一千七百架飞机，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与盟军设想的维希政府法军不会抵抗的计划相反，法军的抵抗甚为激烈。经过五天五夜激战，战斗在空中、海上、地面交织进行。付出了很大代价后，盟军终于登陆成功。法军损失了三千多名战士，盟军损失的数字更大。美军被击落三十五架飞机，美国著名的马萨诸塞号战列舰遭到重创，一百多艘运输艇被打沉。 陈毅说：“看来，如果维希政府的海空军不反正，英美联军登陆还很麻烦哩！” 首相点头称是。 陈毅继续说：“后来，打败了希特勒的隆美尔军团，还是蒙哥马利立了一功呵！” 周恩来对首相说：“那时美英联军就是拖延时间，我们在东方战场已把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西方战场的德军已被苏军打得一步也不能前进，伤亡惨重。如果美英再提前一些时间开辟第二战场，则战争可能提前结束，牺牲会大大减少。” 在即将离开阿尔及尔的时候，周恩来接到了访突的邀请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也是曾涛大使确实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天晚间，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迈斯蒂里来找他。从迈斯蒂里脸上微微的笑容，他就揣知肯定有好消息了。 每到一地，陈毅都开玩笑的把中国驻该国的大使戏称为“地头蛇”。在周恩来到访期间，这些个“地头蛇”往往是最忙的人。曾涛可以说是这几天就没怎么睡觉，实在太困了，就和衣躺在沙发上假寐片刻。二十六日这天上午，是周总理与本.贝拉总统在总统官邸约丽别墅举行最后一次政治会谈；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宫举行记者招待会；黄昏，周总理在人民宫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并在宴会之后，又举行了告别招待会。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也在黄昏赶来阿尔及尔面见周总理，要派人去接。晚上，周总理答应会见一个法国记者，要作好安排。明天上午周总理和整个代表团要离开，行李和有关物资的装机工作要过问。特别使他操心的周总理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刚刚遇刺身亡，使馆和阿方都极为关心保障周总理的人身安全。 迈斯蒂里带来的消息驱散了因繁忙造成的疲乏，使他顿时兴奋起来。 突尼斯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为突尼斯政府指定其与曾涛经常联系，俩人已经很熟悉。在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国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约是这年十二月上旬，在另一个非洲国家驻阿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迈斯蒂里主动走过来与曾涛攀谈。寒喧过后，迈斯蒂里说：“我听说了贵国总理即将到北非访问的消息。” 曾涛说：“是的。我们使馆正在进行准备。” 迈斯蒂里这时问道：“周总理有可能访问还没有建交的国家吗？” 曾涛一听，觉得其话中有话，就说：“据我所知，这次访问的都是已经建交的国家。”然后就转而谈别的话题了。 外交场合无小事，曾涛回到使馆，立即将此事同参赞、武官们研究。大家都觉得突尼斯大使的询问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就立即报告了国内。国内回电指示：可找对方试探，看有无可能进行建交谈判，如果能建交，周总理可以去访问。 曾涛接到国内指示后，相机找一个时机作试探。曾涛约见了迈斯蒂里。首先向迈斯蒂里祝贺随着最近最后一批法军撤离比塞大港，已实现了法军完全撤出突尼斯的胜利。突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遭法国入侵，后来遭受法国的殖民统治。突尼斯人民不断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二次大战后，突尼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一九五四年组建了民族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一九五六年三月，法国被迫承认突尼斯独立。在独立后，法国在突尼斯好几个地方还有军事基地和驻军。突尼斯政府和人民一再强烈要求法军撤出。一九五八年六月，突法签订协定，法军撤出除了北部重要港口比塞大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一年七月，突尼斯人民又开展英勇斗争，要求法军撤离比塞大。直至一九六三年十月，最后一批法军才撤离比塞大港。 对于来自中国大使的祝贺，迈斯蒂里当然很高兴。 曾涛还对突尼斯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表示了赞赏，然后说：“中突两国都是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中国和突尼斯没有利害冲突，而且已有民间往来，为什么就不能建交呢！如果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周总理去访问就容易了。” 迈斯蒂里感谢曾涛的祝贺，表示说：“突中两国应该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我是很希望周总理在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以后去突尼斯访问。” 信息这样传达过去以后，一直到周恩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抵了阿尔及尔，都还没有得到迈斯蒂里的回音。曾涛就投入到繁忙的接待工作中去了。 想不到在周恩来离开阿尔及尔的前夕，迈斯蒂里大使专门来告诉：布尔吉巴总统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曾涛当即请示周恩来后即答复：中方同意接受邀请，并由双方大使商谈有关访问事宜。 从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曾涛与迈斯蒂里在一天之内商量了两次。双方同意访问时间为两天。迈斯蒂里提出要周总理去布尔吉巴总统家乡会见布尔吉巴而不是在首都。曾涛考虑了片刻，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总统访问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首脑要你们的总统去外地见他，你们会怎么想呢？” 迈斯蒂里听了后说：“好的，我马上向国内请示。” 后来，对方即改为布尔吉巴总统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总理了。 最后，经双方商定，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用中突两国使馆的名义在阿尔及尔发表新闻公报。 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晨七时，在飞往摩洛哥访问之前，就中突即将建交和访问突尼斯问题，周恩来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布尔吉巴决定正式邀请我们访问突尼斯两天，并愿在我们离开阿尔及利亚前，由两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商定并马上公布一个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到访问期间会谈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公报，公报中要特别宣布中突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我们已答复同意这一作法并接受布的邀请，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后访加纳前，到突尼斯访问两天。 一九六四年元旦过后，曾涛即带了夫人和几位外交官还有新华社驻阿尔及利亚分社社长陈迹等十余人到达突尼斯，为周总理、陈毅元帅的访问作准备。访问的时间最后确定为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至十日。 原定在结束了对比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周恩来飞往西非的加纳，飞行距离是万余里，中途需在突尼斯加油。这样一来，周恩来在突尼斯就由过境“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正式访问了。 周恩来和布尔吉巴都直言不讳 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已经站在迦太基宫门口欢迎了。 布尔吉巴与周恩来握手的时候，看上去两人年龄相差很远。布尔吉巴脸上皱纹纵横，头发几乎全白，背也有弯驼；跟周恩来相比，他显得很苍老了。他上上下下端详着周恩来，风华正茂，一张方脸显得丰润精神，身材挺直潇洒，黑发中只有少许银丝，比他要年轻得多。 布尔吉巴问：“总理多大年纪了？” 周恩来笑说：“一八九八年出生，马上就要满六十六岁了。” 布尔吉巴大为惊诧：“你怎么还要比我大一岁呀！” 后来俩人在谈到反帝斗争的经历时，周恩来说自己在二十年代就进行反法斗争了。谈话之中，布尔吉巴得知周恩来一九二二年就在德国、法国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回国就参加了北伐战争，多年从事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这位总统又有点惊讶地连连说：“你是老战士！老战士！” 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是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从地拉那飞抵突尼斯的。在机场受到了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执政的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然后，周恩来在突尼斯总统事务和国防部长拉德哈姆陪同下，前往塞朱米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周总理下榻于六一宫，这个宫殿原是布尔吉巴总统的住所，后来改为国宾馆。院子里树木花草繁茂，有很宽阔的草地。稍事休息后，下午五时，周恩来前往迦太基宫拜会布尔吉巴总统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中国代表团进入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突尼斯的领导人面对的也是陌生的中国政府首脑。两国之间缺乏交流和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深入讨论对方所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国方面建议，由周恩来和布尔吉巴俩人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双方的了解。 在迦太基宫举行的第一次单独会面谈中，布尔吉巴十分坦率，直言不讳。他表示说突尼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他不赞成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他们不同意中国反对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不同意中国用武力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不理解中国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激烈”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人愿意听的。” 周恩来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已经炼就了善于对待不同意见的艺术。他就这些问题介绍了情况，作了详细的解释。然后，周恩来说：“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 布尔吉巴有不同看法，说“单有共同目标还不够”，因为不同的方法也可以使人们相互间“产生距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某一种方法也许在一国内适用，而在另一国就不适用。但是大家可以有一致的目标，可以接近和了解，相互介绍自己使用的方法，也可以互相吸收好的经验。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 布尔吉巴还坦率直言：中国总理在非洲国家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时，对美国的态度不同，“使人们感到不严肃”。 周恩来立即作答，“谢谢您把这种想法告诉我，但是我也要坦率地回答您”。周恩来说：“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我们出国访问，也从未在态度上表现两样。”“美国历来敌视中国”，并“动用全国的力量和宣传机器，污蔑、敌视和攻击中国”。“您要是处在中国的境地，恐怕也不得不采取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政策”。但是，“我们这次到非洲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为了不使我们访问的非洲国家为难，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没有强调反对美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会谈中没有把美国敌视中国的情况告诉非洲的朋友们。我们在会谈中都讲得很清楚。”“阿尔巴尼亚是受美国欺压的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并不造成任何困难。所以我在那里更多强调反美，就好像我在北京时强调反美一样。” 当晚，在布尔吉巴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上，他又把双方不同的意见公开地提了出来。周恩来并不回避布尔吉巴在公众场合提出的分歧问题，但采取了化解矛盾的做法。 周恩来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突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 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布尔吉巴总统是第一个当面批阅周恩来的政府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反感动怒或是生气，反而很真诚地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我们这次访非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作，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愿意和突尼斯发展友好关系。” 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月十日，中突两国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当晚半夜，周恩来乘专机起飞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 周恩来冒着极大风险访加，夜航飞越撒哈拉大沙漠 飞机在满天星斗的灿烂夜空中向南疾飞。 机身的下面，那就是顶顶有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这如瀚海一样无边的大沙漠几乎占据了全非洲面积的三分之一，它北起地中海南岸，南至中部非洲的热带草原，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素有“沙漠之王”的称号。它横跨北非与中非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团的人员在北非几个国家访问，只是看到了它的边缘。一月十日这天晚上，他们要穿越整个大沙漠。有人曾无可柰何地说可惜是夜里飞行，只能在夜里感受一下浩瀚沙海的朦胧美，未能在白天欣赏在白天大沙漠的种种壮观奇景。由于沙漠的日光照射强烈，几乎终年高温，白昼地面实际的温度高达60℃～80℃。按当时飞机的状况，大都是利用晚上气温骤然下降至10℃左右时，穿越这个世界上最炎热的沙漠地区。胖而怕热的陈毅曾戏说：“飞机下的这块地方，要比孙悟空要过的火焰山还要厉害哟。” 夜已经深了。机上的荷兰空姐早已送来了毛毯。好些人已经在机舱里鼾然入眠，然而周恩来却未能入睡。他还在想着天亮到达阿克拉的情景了。他已经嘱咐过去打前站的黄镇，加纳目前是刺杀总统未遂事件的非常时期，一定不要让恩克鲁玛总统到机场来迎接。 已经是多年熬夜养成的习惯了，夜愈深，他的思绪愈发活跃—— 他们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从拉巴特飞抵地拉那的。新年刚过，一月二日晚上，就接到了当天下午恩克鲁玛总统遇刺的不幸消息。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焦急与担心。随着消息不断传来，情况才逐渐清楚。 行刺是发生在一月二日下午两点左右。当时，恩克鲁玛正准备乘车外出，他从总统府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正走近他的汽车时，在总统府里值勤的一名警察被某外国情报机关收买了，早已候在一旁，在近距离内朝他开枪。恩克鲁玛的卫士长闪身过来当即中弹受伤倒地。凶手仓皇逃走。恩克鲁玛在后面追赶凶手，凶手发现后又返身朝他射击，没有射中反而被恩克鲁玛赶上扭住按在地下。恩克鲁玛受了轻伤。卫士长伤势严重，不久就死在医院里。当局马上派军队把总统府内值勤的警察集中看管起来，差点引发军队与警察双方的冲突。不久，当局又逮捕了警察副总监及反对党的领袖，传讯了内政部长。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派系倾轧，政局十分动荡。刺杀事件传开后，加纳首都阿克拉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担心会出更大的乱子。 这时离周恩来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刺杀事件对周恩来的访问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刚刚是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现在又是恩克鲁玛遇刺。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能否按时前往访问？在加纳的安全能否有保障？ 在阿克拉的友好人士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推迟周总理来访为好，理由是恩克鲁玛访华时曾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并亲自陪同恩克鲁玛去外地访问，周总理这次回访理应受到同样热烈的款待。但在目前，恩克鲁玛陪同周总理在公众场合露面显然十分危险。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总理此严峻时刻来访，是对恩克鲁玛本人以及加纳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一月七日，加纳总统府内阁秘书、外交部主任秘书、非洲事务局主任秘书等四人一起约见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表示由于目前形势，他们四人拟向总统建议将周总理访加改为非正式的、私人性质的访问，接待安排重新作如下五条调整：一、总统不去机场，派代表去机场迎接；二、会谈不去阿布里总统别墅，改在总统住地克里斯兴城堡；三、不举行正式宴会或招待会，但总统在城堡举行小型的非正式宴会；四、参观访问日程不变，但总统不能陪同；五、取消在战士纪念碑献花。 但是，恩克鲁玛在获悉这五条后，立即将其否定了。恩克鲁玛在八日清晨接见黄华大使，一再强调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希望周总理按原计划如期访加，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只是因为忙于“公民投票”和其他公务，参观访问改由外长陪同。他还对黄华说，希望毛泽东主席对他这次脱险能发来一个慰问电。他说，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在加纳，而且还将传遍整个非洲。 到底还去不去加纳？ 中国政府代表团里不少同志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代表团的后方“司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 黄华大使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并及时给周恩来发来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根据黄华大使报告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随访的几个司长一起商议。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周恩来说，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坚持按原计划去加纳，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是要有胆略的。陈毅是周恩来多年的战友，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代表团其他成员却不同意，认为加纳政局不稳，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跟随周恩来多年的童小鹏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二十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阻挡，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挡不住的。” 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封耀元在《记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中作了记述—— 周总理和陈总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为好，因为：一、加纳政府仍欢迎去访问。二、现在恩克鲁玛总统遭遇困难，如果因为发生了企图暗杀他的事件就不去，从政治上说是不好的。三、从安全上考虑，恩克鲁玛遇刺后已采取措施，加强防范，估计他尚能掌握局势。 总理还决定派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总理让黄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黄镇一行九日晚乘代表团的副机抵加。第二天他就和黄华大使一起去城堡见恩克鲁玛总统，看到恩克鲁玛脸上贴着纱布，一只手上缠着绷带。黄镇首先代表总理对他进行慰问，接着转达了总理对访问安排的建议。恩克鲁玛听了周总理的建议后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 恩克鲁玛穿着中山装来迎接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清晨八时，“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明丽的阳光下，除除降落在阿克拉机场。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首脑首次访问黑非洲。当恩克鲁玛总统最早获知周总理要访问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时，很高兴，提出了周总理到西非首先访问加纳的要求。加纳在独立后，尽力支持非洲的反帝斗争，恩克鲁玛为支持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解放斗争做了不少工作。针对恩克鲁玛在访问的先后比较在意，周恩来同意在访问西非洲国家时先访问加纳。 飞机还在滑行，机场就响起了节奏欢快、情感热烈的鼓声，代替惯用的鸣礼炮的仪式。众多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鼓手们列着方阵，跺着脚，扭动着身子，其场面和气氛也很动人。那鼓声时而激昂高亢，有如热风骤雨；时而清柔如诉，有似和风吹拂。据说，这天鼓手们击奏的是一套叫“芳堂弗朗”的鼓乐，这是古老的酋长在最隆重的庆典仪式才使用的。代表恩克鲁玛总统的三人委员会—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率领阿克拉各界人士到机场欢迎。从机场到市内周恩来下榻的阿克拉总统府，机场和道路两旁群众的热情欢呼，冲淡了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访问的日程基本上是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安排的。当天下午四时许，周恩来陈毅等乘车游览了市容。然后再来到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拜会总统。城堡矗立在阿克拉城边的海滨上。 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在其回忆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周恩来抵达城堡的情景—— 富丽堂皇的宫殿从署气蒸腾的椰林里渐渐露了出来，渐渐地清晰了。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付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 我们一动不动地望着黑洞洞的枪口。 这时陪我们一起来的加纳官员忙不迭地跑到门口和士兵悄悄耳语，忠于职守的士兵只是将他们自己的官员放了进去，把我们留在门外的空地上。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那天的政变一定非同寻常，不然，这座官邸的人个个怎么都成了惊弓之鸟？…… 我看了看总理和陈老总，他们很平静，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预料之中的。 恩克鲁玛得到通报后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恩克鲁玛并歉意地向周恩来和陈毅解释门外的情景。 进屋坐定寒喧起来，才发现恩克鲁玛总统今天特意穿了一套中国的中山装，以表示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并又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中旬，恩克鲁玛总统首次访华，在北京见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身穿中山装，都显得很端庄大方，十分欣赏。周恩来对他讲了中山装的来历，还特意请来红都服装店的有名师傅为恩克鲁玛总统量身订作一套。几天后，周恩来陪恩克鲁玛去杭州见了毛泽东，并访问了上海后回到北京，为恩克鲁玛特制的中山装已经作好，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试穿后，甚至为高兴。 恩克鲁玛抱歉地向周恩来解释了城堡外军队戒备森严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在北京电台已经广播。”周恩来还表示了对刺杀他的卑鄙行径的强烈谴责。 总统很是激动，接过慰问信，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按时来访问了；因为他在前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闻讯后，就取消了原计划对加纳的访问。他在此危难之中，感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真诚。 恩克鲁玛立即叫来新闻官，嘱咐要将毛泽东的慰问信全文发表。很快加纳电台就将此慰问信连续几次重播。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称毛主席的慰问使周总理的访问更加意义重大了。 当时加纳政局很不安定，国内的高层领导人极为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有关周恩来的消息。刘少奇特地派了两名外科大夫从北京赶到阿克拉，以防万一。 当时的阿克拉很不安全，恩克鲁玛正在改组队伍不纯的警察，其对周恩来的保卫工作极其重视，投入力量之大，采取了的措施的严密，也是空前的。据封耀元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加方对周总理的保卫工作极其重视，动用力量之大，采取措施之周，据说超过前面访问的几个国家。加纳的安全保卫部门对所有的边境、机场、海港和阿克拉的可疑分子进行了搜查和监视。在沿途和住宅都有岗哨和便衣。对参与招待和警卫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挑选。每次外出都有四辆警卫车和十余辆摩托车护卫。专机停放在军用机场，由军人日夜看守，派一名中校军官负责。对采访记者也进行了严格控制。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比塔特的时候，曾经回忆说：“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恩克鲁玛领周恩来参观其居住的过去贩卖奴隶的城堡 在危难时期，对周恩来的处处体谅和照顾，恩克鲁玛很是感动。他知道，加纳只是一个西非小国，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能如此做法，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深受感动的恩克鲁玛亲自带着周恩来、陈毅等人参观了这座城堡。 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兴城堡是个奇特的城堡。城堡建筑在大西洋岸边的海滩上，城墙高厚坚固，城堞上设有炮口枪眼和了望塔。其正门通向陆岸，而辟有低矮的后门通向大海。过去是统治加纳的殖民总督住的地方。原来，这个城堡是当年的加纳地区残酷的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加纳从中世纪一四七二年开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卖奴隶，残酷地压迫剥削加纳人民。这个城堡就是殖民者罪恶的见证。恩克鲁玛领中国客人下到城堡的地下室。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还可以看见地上留着拴人的铁桩和铁链，保存着当年殖民者迫害奴隶的各种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地下室有门直通海上，奴隶就从这里拴着链条被送上贩奴船，贩卖去美洲或是别的地方。这给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很深的印象，很大的震憾。 为了冲淡地下室里给人那种迫害黑人的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领着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自己的住室参观，并同其夫人、孩子们见面。在非洲，外人是不能目睹自己家中妻子的容颜的，恩克鲁玛是将周恩来、陈毅等当作自己人了。夫人是埃及白人，长得十分美丽。孩子是可爱的混血儿，皮肤是棕色的。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竞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立即提议恩克鲁玛与自己赛一场。陈毅“自告奋勇”当裁判，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当副裁判。于是，一场罕见的国家首脑级的乒乓球“赛”就乒乒乓乓地挥拍较量起来了。他俩不高的球技更容易引发笑声。那轻脆的击球声混合着打球者及看球人的笑声，使刺杀事件以来，这个城堡里有了欢乐的气氛。 参观这个城堡给周恩来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有关讲话中都提到这次参观的印象。后来，他在访非的回程中，在仰光就对缅甸柰温主席谈起这次参观——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过去是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十五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参观之后，陈毅深有感触，发而作诗，填了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词—— 尽是黄金， 这海岸， 摩天壁立。 任掠夺， 大洋风雨， 神号鬼泣。 贩卖黑奴过一亿， 又教对岸红人绝。 惊世间残暴竞如斯， 两洲血。 谁宽恕， 谁同意？ 论报应， 亦不必， 最无情只有斗争逻辑。 独立非洲西北始， 揭竿而起相踵接。 看涤瑕荡垢土重光， 全无敌。 周恩来读了，甚为欣赏。后来谈到非洲问题时，常引用这首词，特别说到其中“两洲血”的句子，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访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推荐过这首词。这首词与别的一些诗词，在气势雄浑、视野开阔。怪不得毛泽东后来曾对人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 恩克鲁玛说：我的立场和你一样，你了解我，我了解你……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加纳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的陪同下，周恩来访问了加纳新海港和工业基地特马。访问回来后，周恩来在城堡里进行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恩克鲁玛说：总理阁下，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十分棘手的问题。他说：“我们非洲不希望卷入核战争，希望有一个政策为和平而斗争”，“但我们同帝国主义不能有和平，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消灭帝国主义这个战争根源”。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寻求一个最好的途径”来“实现全面和平”呢？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半年前在莫斯科签订的美、英、苏三国核禁试条约上，好些非洲国家不理解中国反对这个条约的立场。周恩来在访问每个国家时，对方都提出这个问题。在突尼斯，布尔吉巴总统提的更直言不讳。这次，恩克鲁玛总统问的更艺术和委婉一点。 周恩来爽快地说：“阁下的问题提得好，许多看法和我相同。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矛盾要解决。我们要和平共处，帝国主义要侵略和战争，如何同它共处。”“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些都是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的意见：要实现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都要经过斗争。不能乞求和平，只有斗争才能达到一些目的。”他强调说，“不依靠人民的斗争，仅仅依靠谈判和乞求和平，这样的谈判是得不到结果的。”他在会谈中支持建立非洲无核区，提出实现它的条件是：外国基地要撤出，包括在撒哈拉的基地，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可先搞先行的步骤，将来有一天会开世界首脑会议，所有国家都以平等身分来参加，不能由几个大国来包办，它与所有国家都有关系。 恩克鲁玛听了说：我的立场和中国一样，你的意见完全正确，你了解我，我了解你。 周恩来夜不能寐，写下了“援外原则八项” 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从克里斯兴城堡回来，已经是夜深。他与恩克鲁玛的会谈，都是在克里斯兴城堡进行的。恩克鲁玛几次想去他住的总统府回拜，都被他劝阻了。今天回到住处，时间过了零点，该算是十五日了。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更是夜深人静。倾听着城外大西洋上的涛声，他久久不能入眠。 这天上午十时，他与恩克鲁玛在城堡举行单独会谈时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使革命进行下去，就必须：（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在它的周围要有一批很坚强的、纪律性很高的干部，在外国要搞尽量广泛的统一战线；（二）要有一支可靠的军队；（三）要有一个适当的经济政策，要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 下午，恩克鲁玛在会谈中也表达了真挚的感情。恩克鲁玛对他说，“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明天他将要同总统商谈经济援助问题。他已经访问了五个非洲国家了解，对于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他渐渐理出一个愈发明晰的思路来。中国对非洲独立国家的支持与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更主要的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他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中国虽是大国，但人口众多，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虽说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这些数额是不算多的，但是中国坚持雪中送炭，用在刀刃上，真正用来扶植其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我们力所能及并见效快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加工厂、卷烟厂……等建立了起来，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编织业、茶业种植业……等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援助是真诚而无私的，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是受到了受援国家高度赞赏和感谢的。 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是时候了，要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经济原则。在他此次出访非洲之前，曾于六三年十二月二日，他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五个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现在是时候了，是该将此八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时候了。 这晚夜深，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八项原则：1、平等互利；2、尊重主权、不附条件；3、无息或低息贷款；4、有利自力更生；5、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6、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7、技术出口；8、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从保存在档案馆里的这份珍贵提纲，内容简明扼要，笔迹苍劲有力。 周恩来写完这个提纲，天亮了。他只是小睡了片刻。这天是一月十五日，下午在城堡与恩克鲁玛总统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周恩来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会谈完毕，已是晚上七时。当晚，周恩来会见外了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这个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重要举措，在加纳首都正式公诸于世——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对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务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在八项原则所体现的反控制、反干涉和反掠夺的思想，是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损人利己行为的有力批判，向国际经济旧秩序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周恩来倡导的这八项原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周恩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杰出贡献。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克里斯兴城堡举行了告别宴会后，回到下榻的总统宫专门为加纳方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招待会，邀请参加人员包括饭店招待、门房、厨师、司机、警卫人员等。周恩来和陈毅端着酒杯，亲自为他们敬酒。这与中国外援八项原则一起，成了第二天当地报纸的重要头版新闻。 周恩来高兴地跳起了黑非洲的舞蹈，连续参观动物园 周恩来在马里是最为放松了！ 长期跟随周恩来的随员目睹他兴高彩烈地进了圈子，还拉起莫迪博？凯塔总统一起，跳起黑非洲这种节奏欢快、情绪热烈的舞蹈。随员们熟悉他跳交谊舞的翩翩舞姿，也见过他去云南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时跟着跳过那种将双臂高举手腕灵巧转动的傣族舞，这是头一次见他在异国跳该国的民族舞蹈。周恩来有跳舞的天赋，他无师自通，一学就会，能踏着如此急速的鼓点，跟着集体舞群的动作，模仿着那种黑非洲式的摆臂扭胯，真也有黑非洲的特点。 凯塔总统十分欣赏自己的中国贵宾能与非洲群众同乐，一边跳一边告诉他：“你知道么，在非洲，歌舞是黑人生命的一部分。” 周恩来跳着笑着说：“好哇，那我也有黑人的生命了。” 周恩来是于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从阿克拉飞抵的马里首都巴马科的。这时正赶上伊斯兰教每年一度的斋戒节，为时一周，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该国大部分居民都信奉伊斯兰教。这天，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欢迎周恩来。从机场到库鲁巴山上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十多公里的道路两旁，插着彩旗，密密麻麻的人群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簇拥在路边欢迎。周恩来的车队来到时，他们忍饥耐渴，载歌载舞。当周恩来得知他们不能吃喝而表现出如此热情时，十分感动。 到了晚上，凯塔总统又在市内举行了一个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每当有重大盛事或喜庆集会，马里人民都喜欢纵情欢跳，表达心中的热情和欢乐。在马里国家交响乐队演奏起黑非洲欢快热烈的乐曲时，为马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周恶来和凯塔带头跳起舞来。 在这黑非洲特色的欢乐歌舞中，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加纳时产生的内在紧张情绪，都在这热烈气氛中释放了出来。周恩来访问加纳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阿克拉街头在刺杀事件后的恐怖气氛、政府当局动用大批部队实施安全措施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对周总理安全的关心，使这次对加纳的访问难免带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周恩来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的这次访问是很顺利的，首脑会谈也很有成果，并正式公宣布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他心中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也有人甚至说，在马里的这几天，是周恩来晚年最高兴的日子之一。 周恩来在马里除了纵情跳舞，还连续两天去看动物。 一月十七日，他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游览了库鲁巴山下的动物园。周恩来访问非洲已有六个国家了，他这天终于安排出时间来看一看非洲生长的特有的动物，倘佯于狮子、大象、河马、犀牛、羚羊、斑马、长颈鹿、秃鹫、巨喙鸟、红鹤等异兽奇禽之间。这天他看动物的余兴未了，第二天又叫上陈毅等人，前往参观巴马科市郊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凯塔总统听说周恩来对非洲动物很感兴趣，这次亲自作陪。这个研究所在独立前，原是法国殖民者经营的一个企业，一九六〇年由马里政府收归国有后，发展为集动物科研和生产于一体的大企业，它在马里六个经济地区设有附属研究站。在法国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全部撤走后，由非洲人全面接管。周恩来听所长介绍它的发展历史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很详细地询问了这个所的经营管理办法，还逐一参观了养牛场、家禽饲养场、实验室、饲料仓库以及这个企业的其他部分。临走，周恩来还给所长赠送了礼物，以表感谢。 凯塔总统说，我对你们的专家又惊讶又感动 周恩来在马里的访问中，不止一次地听到凯塔总统对在马里工作的中国专家赞不绝口。在周恩来访问马里之前，他曾派出中国水稻、茶叶等方面专家来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在来马里之前，曾获得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教导专家们要用雷锋的精神、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援助马里人民。 第一批专家到达巴马科以后，正好赶上凯塔总统星期一接见。凯塔总统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从遥远的中国来到，有什么困难吗？” 专家们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立即赶到工作的地方去。 总统告诉说：“目前还不能去，因为暂时还没有通汽车，需要等到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以后才能去。你们可以在巴马科玩几天，参观一下。” 专家组长问：“去那儿有多远的路程？” 总统说：“有二三十公里呀。” 专家组长爽快地说：“那没关系，我们走路去。” 凯塔总统听了，可惊呆了。他望着眼前这些穿着中山装、相貌朴实而充满了工作热情的中国专家们。总统已经接触了好些国家的各种专家了，可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专家。 在中国专家到了工地后，来自工地的有关报告深深打动了凯塔总统。中国专家到了工地，条件简陋，没有办公桌椅，坐在床上照样办公；从没有提出过要吃好的、住高级宾馆、乘高级轿车之类的要求，也没有提带家属的问题。中国专家的表现，也深得马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他们在马里享有极高的声誉。 凯塔总统为此作了一个特殊规定：中国专家可以随便出入总统府。 周恩来听了，感到很高兴和满意。 在谈到经济援助时，周恩来显得更谦逊而真诚 在马里听到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与对中国专家的赞扬声中，周恩来显得更谦逊与真诚。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在凯塔总统陪同下参观尼日尔河畔的库利科罗城的时候，在热烈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说—— 昨天，凯塔总统提到了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新兴的亚非友好国家，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这种援助，帮助亚非友好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而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新兴的友好国家，通过这种援助，逐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就是对中国极大的支援。 …… 中国目前对马里的援助是很有限的。中国专家在马里工作，受到马里政府的亲切关怀，得到马里人民的充分合作和支持。我们向马里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专家的工作是否称职，中国提供的机器和物资是否合乎马里的需要，我们真挚地希望马里有关方面向我们提出意见。 对周恩来出自肺腑的感人讲话，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恩来演说完毕，凯塔总统站起来走过去和他握手。凯塔感动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援助。” 周恩来回答说：“我刚才说了，援助是互相的，这是穷朋友间的同舟共济。” 一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飞离巴马科之前，中国和马里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了公报之中。 黄镇作为秘书长对周恩来思考与提出对比外援助八项原则有这么一段深切的回忆——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们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非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周恩来说：车祸虽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过问 出了巴马科市区，汽车就开得更快了。车队的一长队车子高速地行驶着，在泥土公路上扬其了滚滚烟尘，裆住了视线，对路况看得并不清楚。 这是一月十九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与凯塔总统留在城里进行会谈，应主人的安排，陈毅率领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去附近一个由中国援建的农场去参观。这些日子，警卫局李树槐局长对车速太高向主人提了意见，但是不顶用，非洲的司机就是将车子开得飞快。这次，车队还没有抵达农场就出车祸了，陪同去的主人乘的一辆车子因车速过高、烟尘太大，撞倒了一个横过马路的小孩。车队还要继续往前开。 陈毅在车上闻讯后，立即叫自己乘坐的车子停下。整个车队这才停了下来。陈毅忙叫自己的医生过去看。孩子伤势很重，还活着，医生赶忙协助护理将孩子送往医院抢救。车队这才继续前行。孩子送到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没有能抢救过来，死去了。 当晚参观回来，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明确指示大使馆要帮助处理这次车祸。周总理说：“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过问，处理好这件事。” 后来周总理到了几内亚，还叫人问起这事的处理结果。中国驻马里使馆慰问了死者的父母，赠送了五千西非法郎现金。死者父母很有感慨，说中国使馆那么关心，而他们政府方面却没有什么表示。 周总理回到下榻的草屋，陡然响起一阵枪声 塞古？杜尔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非洲独立国家的首脑中，杜尔是最早访问中国的一个。此次对周恩来的欢迎，也是最突出的。 红地毯。二十一响礼炮。乘敞篷轿车。科纳克里倾城出动的夹道欢迎。塞古？杜尔总统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了欢迎周恩来总理的。 从机场至海滨的“美景别墅”，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恩来总理欢呼。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条白手帕，当车队经过的时候，手臂一齐高举挥动，大街上倾刻变成了一条欢腾的白色的河流。一路上都有“达姆达姆”的鼓声，都有男女老少表演的各种民族舞蹈。 当车队驶经卢蒙巴印刷厂大门口的时候，敞篷轿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的欢呼声浪中停下来。周恩来走下车，接受两名几内亚女工代表大家向他献花，然后又按传统方式向他赠送几内亚特产的柯拉果…… 当车队驶经总统府门前的时候，周恩来在欢呼声中再次下车，杜尔总统逐一介绍他与早已迎候在这里的几内亚社会名流认识…… 当车队终于驶抵中国贵宾下榻的“美景别墅”时，周恩来、陈毅一看，倍感别致而亲切。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民族风格的园顶茅草屋。在客厅里挂着毛泽东和杜尔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作了安排，但是细心的杜尔总统还是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卧室，看到一应用具都已准备齐全妥善，才慢慢离去。黄镇副部长曾这么回忆说：“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昵的友情。” 周恩来第一次外出访问回到别墅，突然屋外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陡然一听，还以为有什么突发事件。主人忙解释说，这是警卫的士兵们朝天鸣礼枪，欢迎周总理归来。大约是热带长期炎热的气候，孕育了几内亚民族的热情、勇敢、豪放。不仅是代表团所住的草屋别墅体现了他们民族的热情，就是在这草屋别墅担任警卫的士兵，也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中国客人表现出一种超出人们想像的热情。有几次，周总理没有回来，只是随员们先回来了。警卫士兵看见中国贵宾的汽车回来了，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到周恩来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欢呼。大家开始不习惯，但客随主便，渐渐也就听惯了。主人独特表示感情的方式，却是很感人的。 “人家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为什么我周恩来不能坐？” 一月二十二日的晚宴上，周恩来对杜尔谈起下午刚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厂、火柴厂建筑工地的情况。这天下午的访问，是由几内亚国务部长、外交部长和经济发展部长三个部长陪同。因而晚宴时，杜尔一见周恩来就抱歉地笑着说：“今天我有公务脱不开身，实在是怠慢了总理阁下。明天弥补，我、赛弗拉耶议长和福代巴国防部长一起，陪你和陈总去金迪亚看我们的植物园。乘车去，开飞机送我们回来，带一个翻译就行了。” 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 但是，在晚宴开始前，主客双方有关官员在商量落实第二天的安排时，几方就提出了明天杜尔总统陪同，乘车去，直升飞机送总统、总理和陈总回首都。中方官员听了再一问，总统驾驶的是苏联出产的直升飞机，驾驶员是从捷克来的，中方就觉得是否安全？中方考虑到几国大部分是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之中驾驶苏联的直升飞机，那可是适应寒带飞行而设计制造的，具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在加纳的冒险访问中舒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呐！中方就以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不同意几方的这一安排，主张还是车去车回。几方主管官员外交部秘书长迪亚洛？阿尔法和礼宾司长萨松感到很为难，因为是杜尔总统本人执意要用飞机送周总理，主要考虑是减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长途乘汽车的疲劳。情况反映到黄镇、孔原那儿。黄镇、孔原也对周总理、陈老总的安全担心，就找了陈毅。陈毅说，这事由总理定，总理坐，我就坐。几方也将情况报告了杜尔总统。杜尔听了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由我自己去给周总理说。” 吃饭的时候这么一说，周总理亲口答应了。 晚宴结束后，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周总理表示了担忧。最为担忧的有三个人。两个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李树槐局长与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尤其是成元功具体负责周总理的人身安全，他跟随周恩来多年，已经切身地体会到周恩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危及性命的惊险遭遇，感觉到周总理这样乘机也是冒很大风险的。 另一个是代表团秘书长黄镇。黄镇不由得联想起两件乘机遇险的事。一件是黄镇自己在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间，有一次，苏加诺总统特邀黄镇及几个主要国家大使出游，从雅加达飞往安汶岛。他们乘坐的是苏加诺的专机，这是用美制“大力神”运输机改装的专机。飞机飞到安汶岛上空后，一直在盘旋，开始苏加诺强作镇静，没有告诉大家，只是掩饰说飞机多盘旋一会，让大家观看安汶岛的景致，过去荷兰曾在这儿出兵。但盘旋了半个小时后，不得不将真相告诉大使们：飞机有一个轮子下不来了。有的大使吓疯了，站起来猛地捶打机窗，但被冷静的黄镇厉声喝住，那些慌乱的使节才坐回座位。后来飞机强行着陆成功，打开舱门，看见跑道旁停满了消防车和救护车。那次，黄镇是捡回了一条命，他的镇定表现却得到苏加诺的赞扬。他此次担心的是，周总理这样乘坐直升飞机，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另一件是，一年多以前，卢蒙巴被害死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利），为处理冲伯集团的问题而乘坐飞机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在飞至恩多拉上空时飞机失事而丧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是，在向周总理表示了担忧后，周恩来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周总理接着明确指示，“客随主便。此事不要再提了。”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迪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后，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飞机。飞机在天空飞行，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等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为总理和总统的安全捏了一大把汗。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隔了两天的下午，总统杜尔、议长赛弗拉耶和国防部长福代巴，这几内亚的一、二、三号人物同乘一辆奔驰敞篷车，由杜尔总统亲自驾驶来到海滨的草屋别墅，拜访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他们的拜访深表感谢。但周总理对他们的行动，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周总理提醒他们：你们不能自己开车到郊外来，你们三位是几内亚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 几内亚这“三驾马车”年纪都还不大，杜尔总统这个月刚满四十二岁。杜尔听了周总理的忠告，很为感动地说：这是一位长者、真诚朋友的忠告。 夜半起飞之前，周恩来紧急修改告别辞 一月二十六日的午夜，周恩来将要飞离科纳克里，再次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飞往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当晚，他要在下榻的草屋美景别墅宽敞的大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宴请杜尔总统等几内亚领导人。 在招待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想起了那份预定午夜要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的告别辞。告别辞是由他指示要点后，由代表团中负责新闻采写和发布的乔冠华与龚澎夫妇经手写成的。 稿子已经送来。他已经看过一遍了。他觉得意犹未尽。他望着窗外蔚蓝色的大西洋海面那起伏无尽的波涛，想起了这几天的访问所获得的种种美好火热而极为强烈感受，想起夹道欢迎的市民、想起给他献花的女工、想起晚会上那富于活力的几内亚民族歌舞，想起他称赞的这“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所蕴含的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想起真诚、友好而正直的杜尔总统…… 几内亚政府刚获得独立，杜尔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个非洲独立国家的元首。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苏联也不顾事实地片面袒护印度。在这个时候，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几内亚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四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即中国政府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谴责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干涉。杜尔政府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呼声。这四项主张提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致电杜尔总统，说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做到这点尤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中几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 他觉得应该在告别辞中再强调一下塞古.杜尔总统领导的反帝反殖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并要提到总统的英雄祖辈萨摩里？杜尔。于是，他在窗前的办公桌上提笔给乔冠华写了一份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 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 乔冠华这位有名的外交才子接到上面这份意见稿后，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对告别辞进行了紧急修改。 午夜零时三十分，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辞后，与专程来机场送行的杜尔总统拥抱辞别，乘专机夜航飞往喀土穆。 在乘敞篷车的问题上，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中方礼宾官员 从喀土穆机场直至城里的国宾馆，苏丹当局组织了群众热烈欢迎。但周恩来乘坐在封闭式的轿车里，心里感到特别不舒服。他看到陪同的苏丹国家元首阿布德中将也似乎很憋扭，他俩只能从车窗伸出手去与欢呼的群众打招呼。他是下午三时飞抵这里的。这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下午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辰，群众站在烈日之下欢迎来自远方中国的客人，封闭的车子阻隔了两国领导人在此场合与群众的交流。 周恩来乘专机从西非的科纳克里起飞后，经过长途夜航，二十七日上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机场作短暂的停留，飞机加油。二十七日下午，飞抵尼罗河边的苏丹首都喀土穆，受到了阿布德中将率领苏丹军政众多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主人是以最高的礼仪方式接待中国总理的。 进得城来，在国宾馆里下榻之后，周恩来才知道，苏丹政府是安排了两国领导乘坐敞篷汽车行进的，以便于让喀土穆的人民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想借以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礼仪的官员却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安排表示了异议，并未报经周恩来、陈毅知道就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因为这就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待主人离开后，他严厉批评了决定此事的孔原、黄镇和童小鹏，认为这种做法没有从大局出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他立即指示，尽快同苏丹方面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游览了喀土穆的陈毅请人猜谜语 据说，陈毅曾经先后给人出过两个谜语。其一，“一条大河三座城”打中外两条河流与两个城市的名字。其二，中国“喀土穆”，打一个城市名。 其一的谜底是，尼罗河与喀土穆，长江与武汉。 其二的谜底是，武汉。 这次出访非洲，每到一个城市，陈毅要邀周恩来瞅空去兜风，观光市容。遇上周总理和对方首脑单独会谈，他就会邀上别的成员乘车去领略异国城市的独特风光。来到苏丹，尽管喀土穆是世界最有名的“火炉子”，那干燥的高温也未能冲淡陈老总的游兴。喀土穆位于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汇合处，恰是尼罗河上、中游的分界线。狭长的喀土穆城区夹于青、白两河之间，像一条“象鼻子”。喀土穆在阿拉伯语中就是象鼻子的意思。这条“象鼻子”是由喀土穆、北喀土穆与恩图曼三个城镇组成的，就象中国“火炉”武汉是由武昌、汉口与汉阳三镇组成的一样。气势轩昂的清真寺、浓荫如盖的大榕树、一江双色兰白分明的尼罗河、阿拉伯色彩浓郁的古神庙、壁画和陵墓，……这都是喀土穆独特的风光。 聪明睿智的陈毅从喀土穆联想到中国的武汉，构思了他这两个绝妙的谜语。 在喀土穆有一件满清皇帝赏赐的黄丝绸马褂…… 这是一件古式的中国黄丝绸马褂。布钮扣。织着暗花。 虽说这马褂经过的年代也不算短了，因为它的丝绸质地优良，透过陈列的玻璃橱板可以看见其色泽仍未见消退。 这是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周恩来来到苏丹英雄城市恩图曼，瞻仰了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的陵墓，参观了哈利法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陈列着苏丹历史上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丰功伟绩的展品。有起义军用过的长矛、刀、棒，也有缴获殖民者的枪支大炮。他来到这件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前细看。这件黄丝绸马褂是中国清朝同治皇帝赐给一个叫戈登的英国将领的。这是戈登为满清皇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获得御赐的赏物。 周恩来很熟悉这个英国侵略军官的名字。查尔斯？戈登到过中国，在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活动。一八六三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自杀，他在得到满清皇帝的赏赐后，就回英国炫耀去了。 以后，他的罪恶的名字又跟苏丹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在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尼罗河畔的苏丹暴发了非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殖民主义武装起义——马赫迪起义。英雄的苏丹人民浴血奋战，顽强斗争，赶走了英国侵略者，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国家，震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满怀热情地称赞苏丹人民“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是“勇敢的榜样”。 起义的领导者是尼罗河哺乳长大的造船工的儿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但他从小就不喜欢其父兄所从事的造船业，而迷恋于读书识字，热衷于宗教活动，后来成长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清心寡欲，能背诵全部可兰经和各种学者们注释的经文，经常独自长夜静坐苦思瞑想，完全摒弃了世俗生活的享受。他通过传教，抨击外国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动员人民起来斗争。他擅于演说，能作激动人心的传教，渐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经过了一系列的筹划准备之后，他发动了著名的马赫迪起义。在穆斯林中早就有这样的传说：在穆斯林遭到苦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位伟大的救世主——马赫迪，他能恢复真正的教义，拯救伊斯兰教徒。他公开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他在阿巴岛附近的尼罗河两岸举行了起义，起义军的大旗上写着几个鲜明的大字：“先知的哈里发——穆罕默德.马赫迪”。从一八八一年八月开始，起义军连续取得战斗胜利，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像大火迅速燎原至苏丹各地。马赫迪的起义军先后打败了法绍达省省长拉希德？埃曼贝依的军队，苏丹总督派来的优素福.沙拉利帕夏的远征军，并使英国退役上校希克斯指挥的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全军覆没。 在马赫迪起义势如破竹、英埃统治者一败再败时，英国统治者就将希望寄托于戈登身上。戈登曾在苏丹呆过五年，曾任赤道省长和苏丹总督。他被认为是“最熟悉苏丹事务的英国人”，“给了戈登最高指挥权，他就能够以一种任何人都不能采用的方式把事情解决”。有的人甚至吹嘘说：“光凭他的名字，就会发生奇迹”，“如果马赫迪是先知，那么，戈登在苏丹是更大的先知”。 一八八四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戈登乘汽轮从开罗抵达喀土穆。在码头上，受到一排身穿华丽制服的文武百官的热烈欢迎。他当众宣读了任命他为苏丹总督的任命书，并得意洋洋地发表了演说。他就任后，确实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先是玩弄起分裂苏丹的阴谋，企图以高官厚禄“招安”马赫迪。他写了一封信给马赫迪，提出一个主张：让马赫迪担任北苏丹独立国科尔多凡的国王，将南苏丹划归英国的东非领地。随信还送去了一套红色的官服。不久，他得到的是马赫迪如法泡制的答复。马赫迪回送给戈登一套起义军的服装——白色的阿拉伯长袍和包头，以示劝降。马赫迪以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回信说：我不需要国王的封号，不需要科尔多凡和任何别处的王国，也不需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至于你送给我的礼物，愿真主奖赏你的善意，原物奉还。 戈登出任总督也没有吓倒马赫迪。相反，马赫迪还积极布署了对苏丹首府喀土穆的进攻，至一八八四年八月，马赫迪的四万起义军将喀土穆团团包围，并切断了英埃军队的北退之路。一八八五年初，围城的起义军达到了十万之众。马赫迪曾给戈登写信，劝其投降。喀土穆被围数月之后，城里饥荒甚为严重，士兵饥肠辘辘，无法作战。戈登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整日惶惶不安。 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马赫迪亲临前线指挥进攻喀土穆。战斗非常壮观，有史料记述说：“一群群人擎着迎风招展的战旗，一排排步枪射击手隐蔽在战壕里，……爆炸的炮弹……无数子弹和偶尔进发的重炮弹搅得河水水花四溅，……这个暴风雨般的场面……给你一种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英勇无畏的起义军战士们前仆后继，终于冲进城里，把绿色的旗帜插到了喀土穆城头。一群起义军冲到总督府门口，正碰上狼狈出逃的戈登，起义战士立即用长矛刺穿了他的胸膛。这个在亚非两洲罪行累累的殖民者，终于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周恩来看到这件满清皇帝赏赐给戈登的黄丝绸马褂，作为起义军的战利品展示在苏丹的博物馆里，内心是很起波澜的。 周恩来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举行的国宴上演说时，就曾欣慰地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这种共同的斗争一直把我们两国人民联在一起。自从我们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后，特别是我们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和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老皇帝通过开罗渠道向周恩来发出访问邀请 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进入埃塞俄比亚帝国领空，在那山峦巍峨起伏耸立的高原上空，已有六架红黄绿三色横条标志的埃塞俄比亚战斗机在云中迎候。战斗机的队列迅速变换，三架一组分飞在周恩来专机的左右，以整齐的护航队列一起行进。不久前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也是派遣了战斗机遍队护航迎接。 当时中国与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还没有外交关系，这种护航迎接入境的方式，应该说，这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给予周恩来很高规格的接待。 中国方面与埃塞俄比亚的特殊联系渠道是驻阿联大使陈家康建立起来的。陈大使在开罗威信很高，出任了开罗的外交使团团长，与埃塞俄比亚驻阿联大使有过交往。陈家康在交往中了解到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倾向，既未与中国建交，也不准备承认台湾蒋政权；老皇帝具有民族气节，在抗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军队入侵中，不但亲临前线指挥，还常跳进战壕，端起机关枪射向敌人，因而有“战士皇帝”的美称。海尔？塞拉西虽说是个皇帝，但在国内与海外都甚有影响。陈家康向国内报告，获得批准，曾应邀去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受到埃国外交部的热情接待，还在皇宫里得到老皇帝的会见。陈家康跟老皇帝谈起，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候，就谈到埃塞俄比亚的抗击法西斯的游击战争。 老皇帝听了很高兴，很感兴趣：“呵呵，是吗？那时候毛泽东在山里就知道我们的游击战。” 陈家康说：“毛泽东不但知道，而且还预见到埃塞俄比亚一定能打胜，一定能恢复自己的祖国。” 老皇帝更高兴了。当时，陈家康就与老皇帝达成了共识。老皇帝对毛泽东也很敬仰。多年后，中埃两国建交之前，一九七一年十月，他虽已年过八十，仍来中国访问，当时晚年毛泽东已在病中。十月八日下午，他去十三陵访问，车队出了郊区快至定陵时，传来毛泽东马上想要会见他的消息，他很高兴地马上转头回城去见毛泽东。 但在他接见陈家康时，两国建交的时机尚未成熟，便商定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即由国内派新华社记者李翼振夫妇常驻亚的斯亚贝巴，经常来开罗向陈家康汇报工作并接受国内指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间，周恩来出访非洲的消息公开后，海尔.塞拉西通过这条特殊的联系渠道，向陈家康发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的邀请。 周恩来谅解对方苦衷，同意不在首都会谈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远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国北部阿斯马拉的机场。这是一种有失礼貌的安排。这种安排是在筹备访问的谈判中对方突然改变的。 陈家康大使在接到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周恩来发出邀请的信息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国内同意往访，并指示驻埃及使馆负责有关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飞离开罗后，陈家康即率领朱启祯、王炎堂等一秘、参赞奔赴埃塞俄比亚。陈家康经与埃国外交大臣商定了周总理访埃的具体安排，包括周总理飞抵埃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时间、下榻地点、礼仪规格、访问安排、会谈内容等。埃外长十分熟悉外交事务，对达成的协议很满意。双方都很高兴。 岂料事情又突生意外，这时埃国宫廷大臣赶来，推翻了全部协议；提出只安排周总理访问埃国最大的城市阿斯马拉，而不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埃方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动极为失礼，这使陈家康等人十分愤慨，也令其国外交大臣甚为尴尬。对一个受邀国的总理，不在对方首都接待是违反国际惯例的。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武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在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大会，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总部也设在这里。对方邀请周总理访问，理应要访问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陈家康当场表示，对于埃方这一出人意外的变更，中方须经请示才能给予答复。对这个变化，埃方外长也很不愉快。 在这种情况下，陈家康等人都不主张周恩来总理目前就访问埃塞俄比亚。 据当时参与谈判的朱启祯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在报告代表团后，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 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 埃皇帝请总理同住阿斯马拉皇宫里。塞拉西皇帝同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亲自陪总理访问历史古城阿克苏姆。为了确保总理一行的安全，埃政府命令原安排与代表团同住一个旅馆的美军顾问团人员全部迁走，并规定他们在三天内不许在阿斯马拉公开活动。 周恩来看得更高更远，体会到对方的难处。埃塞俄比亚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没有接受台湾派来的“大使”。但其与美国关系很好，与美国签订有“共同安全条约”。海尔？塞拉西多次访问美国，在阿斯马拉有美国的巨型电讯基地，在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给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费用，占美国给非洲军事援助的一半。埃政府未与中国建交，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他们在主动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又陷入了一种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 当时，代表团中部分随行人员对埃方在做法有反感的情绪。周恩来对他们说，应该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 在两国建交问题上，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 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是个小老头。一月三十日中午，他站在阿斯马拉皇宫的门口，身旁有两头狮子作警卫。他在等待去机场迎接的沃尔德首相陪同周恩来总理到来。 这个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后，改作老皇帝的冬宫。在这个宫殿里，周恩来总理与塞拉西皇帝举行了两次会谈。 在当天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塞拉西皇帝直言不讳，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周恩来耐心解释说：埃、肯、索三国的“民族争执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索马里与中国先建交，埃塞俄比亚同中国未建交，肯尼亚当时还未独立。由于中索建交，索马里总理到中国访问”。“索总理访华时向我们要求经济援助。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援要求，我一般都给予满足。”“我们帮助索马里进行经济建设，同索马里想用武力夺回领土毫无关系。”“好似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援助，同阿、摩冲突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因为“我们对阿的援助从阿进行反殖民主义战争就开始了，但阿、摩冲突是发生在去年十月”。“我们一向坚持万隆精神，主张任何争端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索总理表示同意我们的立场。”“我们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在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对索马里提供援助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是某些大国。”“我们不介入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已听过索马里的意见，所以这次先访问埃塞俄比亚，先听取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这番出自肺腑、通情达理的话，消融了老皇帝心中的误会。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并且表白：埃塞俄比亚并不是说中国“不该援助索马里”，而是“觉得只能给经济援助而不能给军事援助”。他接着说，埃塞俄比亚“仍愿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 周恩来笑着说：“很高兴听到陛下坚持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的立场。这精神很好，我一定转达索马里方面。” 第一次会谈消释了误会和隔阂，在说笑声中结束了。老皇帝为周恩来举行的宴会开始了。但在随访翻译冀朝铸的回忆中，皇宫里卫生条件较差，“这里苍蝇很多，多到可以飞到你的鼻子里去”。他在宴会上看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他很喜欢吃，等侍者去拿那块蛋糕时，用手一挥，那些“巧克力”飞了起来，原来不是巧克力，而是落在奶油蛋糕上的一群苍蝇。 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塞拉西一世陪同下，参观了历史名城阿克苏姆回来后，在皇宫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讨论中、埃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与将要签署的《联合公报》。 塞拉西皇帝考虑到目前与美国的关系及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不同意像突尼斯一样马上宣布与中国建交，但是，他说：“我们的建议是：‘双方协议采取措施加强埃塞俄比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包括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争常化。’”他解释说：“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我并非追随美国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我们相信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周恩来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这些解释。他说：我注意到“陛下提到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且表示要努力克服这种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照顾埃塞俄比亚的困难，还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 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周恩来在阿斯拉马皇宫举行告别宴会。本来，周恩来准备在宴会上阐明一下中方的观点，而且已经让乔冠华拟好的一篇讲稿；但他经过考虑，又改变了主意。他想，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已经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宣读此稿。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他将此意见征得代表团同志的一致同意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这篇稿子先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并征求其意见。塞拉西看了后，对俞沛文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 这样，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没有读那一篇稿子，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辞。在祝酒辞中，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陈家康又访埃塞俄比亚 在周恩来访问非洲之后，非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促进了又一批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在一九六四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埃塞俄比亚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指示陈家康从开罗飞抵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访问，向埃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探询有无在最近实现双方建交的可能。经了解，当时埃塞俄比亚由于受到美国的压力，还未能考虑实施与中国建交。 当时，陈家康带着一秘朱启祯等人下榻在埃外交部安排的旅馆里。有次在大堂里，陈家康发现台湾当局驻伊朗“大使”沈觐鼎也住在这个旅馆。原来他们发现在周恩来访问埃塞俄比亚后，中埃没有建交，就以为有空子可钻，就跑来埃国活动与台“建交”。都是中国人，住在不同的楼层，在走廊迎面碰见时，有时点一下头，有时也不打招呼。 陈家康这边有很多活动，好象沈觐鼎他们也有很多活动。 有一天，陈家康等尚未出门，电话铃响了，朱启祯拿起话筒一听是找“中国沈大使”相约一次聚会，朱启祯随机应变，就以忙为借口推掉了。朱启祯报告了陈家康大使，陈家康说最好让旅馆把中国的电话统统都接到我们房间来。 朱启祯接完电话，就去找旅馆的总机接线员，给了她十元埃镑表示感谢，请她以后将中国人的电话都接到某某号房间。陈家康等有事外出，也留人在房里守电话。于是，“两个中国”、“两个大使”的电话都接到我方的一个房间里来了。遇到是台湾方面的电话，我方就哼哼哈哈地将其应付过去，该推的都推了。 有次在走廊里，我方人员就听见沈觐鼎对其随员说：怎么搞的，我们的约会最近都没有消息。 这次陈家康大使的亚的斯亚贝巴之行虽说未能谈成马上建交，但通过访问活动，广泛交朋友，为后来建交打下了基础。 从周恩来访问埃塞俄比亚后的一九六四年，一直至一九七一年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尽管中埃两国尚未建交，埃塞俄比亚一直在每年联大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中埃两国政府等了历时七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前三个月，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两国达成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协议。当年为周恩来送那篇未发表的讲话稿给塞拉西老皇帝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终于来到美丽的高原名城亚的斯亚贝巴，出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 周恩来说：中索两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了来往 ——唐代史书上对东非已有记载。唐朝有个叫杜环的，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此人于公元七五一年被大食所俘虏，此后随大食国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公元七六二年归国，他是第一个有名有姓踏上非洲大陆的中国人。其根据十年的见闻写成《经行记》，现在留存只有一千五百字，散见在《通典》之中。在《经行记》中对东非的摩邻国有如下记载：“又去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两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食，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人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和出纳，唯饮酒滤浪终日。”摩邻国在什么地方，中外学者们进行过许多考证，意见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是指东北非，北非或者东非的某个地方。 ——《经行记》中还有“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大秦是指埃及，文意是说，在八世纪中叶，埃及的医生意已经能作脑外科手术，真令人赞叹。 ——一九五四年在西安市南郊的唐代裴氏小娘子墓里出土了一件黑人陶俑，高十五厘米，肤色纯黑，头发卷曲，额微凸，唇较厚，隆乳鼓腹，双手握拳，是一个坚强健壮的黑人形象。 ——宋代赵适著的《诸蕃志》中记的“申理国”就是当今的索马里。书中写道：“申理国，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著衫，唯宰相及王之左右，乃著衫缠头以别。王居用砖甓砌。民屋用葵茆苫盖。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书中详细介绍了鲸鱼及其用途：“每岁常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径高二丈余。国人不食其惟肉，刳取脑髓及眼睛为油，多者至二百余，和灰修船舶，或用点灯。民之贪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扇，截其骨节办臼。” ——明代所言的“木骨都束”，就是现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据明史记载，航海家郑和代表明王朝几次访问了木骨都束、卜刺哇（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索马里的朱巴河口）和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当时郑和的“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其长四十四丈四尺（约147米），宽十八丈（约60米），能载千人，载货千吨，备有九桅江帆，装有指南针，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船队。随同郑和一起出访的费信，在他所著的《星槎胜览》中就详尽地描绘了摩加迪沙的风土人情，使当年的知识层十分向往。在十二—十三世纪，摩加迪沙就极为繁华兴盛，是世界上第一个乳香和没药市场，也是象牙和皮革的贸易中心。当时，在永乐年间，木骨都束曾三次派遣使节访问中国，并赠送了“花福鹿”（即斑马）和狮子给中国；卜刺哇也曾九次遣使访问中国。 …… 在至今所保存的与周恩来访问非洲的有关文物中，周恩来所携带回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赠送的各种礼物，无疑是很有特色与很有意义的；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周恩来在访问非洲之前披阅过的有关材料和史料。他批写的眉批文字，他所划的杠杠圈圈，可见其阅读之细心，思考之深刻。有的材料，编写的欠详尽，他还叫秘书去查借有关史籍。还在访非出发之前，有的随员就说，我们的总理经过这次准备，可称是中非关系史的专家了。 二月一日上午，海尔.塞拉西皇帝在皇宫门口送别周恩来。沃尔德首相和众大臣送周恩来去机场。飞机往南飞往印度洋西岸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索马里是周恩来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意大利先后入侵索马里。二战期间，英国占领了意属索马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原意属索马里交给意大利“托管”。索马里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英属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于一九六〇年六、七月先后宣布独立，两部分于同年七月一日合并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独立的次年六月，中国便向索马里派出了大使张越。这是中国向东非派出的最早的大使。 二月一日中午，周恩来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下午，在这个郑和多次到过的“木骨都束”，他接受了摩加迪沙市赠送的“自由钥匙”。晚上，在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就把中索人民的友谊追溯到九世纪和十五世纪。他说—— 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九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次日上午九时，周恩来在拜会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的时候，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从联合国问题谈到了台湾，周恩来动了感情 此次所有访问的非洲国家都很关心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非洲国家的好些领导人，都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谈到这个问题。此次在索马里访问中，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舍马克总理对中国十分友好，也很关心中国恢复联大的席位问题，因而与周恩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谈得很深入、透彻，谈到关键的问题时，周恩来动了感情。 这是周恩来与舍马克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这是二月三日上午，在摩加迪沙的政府大楼举行的。 在舍马克表示关心这个问题，谈及数天前中国与法国已经宣布建交，其他国家承认中国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恩来对舍马克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说：虽然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能否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 舍马克问：这为什么？ 周恩来说：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假如它“看到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一定会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会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叫台湾政府，或台湾共和国，或者托管地”。拉丁美洲国家会追随美国，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非国家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去，不要反对把台湾除外”。“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让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 说到这里，周恩来动了感情。他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这是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他说得斩钉截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舍马克对此也有些想不通，为甚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这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舍马克心存疑惑而善意地问：“如果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而美国有不同意见，要把台湾除外，中国是否可先接受安理会的席位，同时宣布台湾是非法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因为“美国在搞鬼，许多国家受影响，要造成两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只有不进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在美国的阴谋面前屈膝。” 周恩来对舍马克提醒说：“阁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哩！” 两个阿里都说：这样的总理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愿真主永远保佑他…… 叫阿里的阿拉伯人真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这里说的是在周恩来访索期间的两个阿里。一个是国宾馆的侍从阿里，另一个是专为周恩来开车的司机阿里。 司机阿里驾驶周恩来乘坐的梅恩塞斯-奔驰轿车，他自称是除了舍马克总理外，他是与周恩来接触最多的索马里人了。周恩来飞抵摩加迪沙机场，下了飞机后就乘坐他开的专车。阿里为访问索马里的许多国家首脑人物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太深太强烈了。周恩来不仅经常与他打招呼，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周恩来还主动跟他合影留念，还专门嘱咐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照片给他。他说，周恩来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他要永远珍藏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的照片。 侍从阿里闹了一个与周恩来总理有关的插曲。 周恩来在整个访问期间都是同大家在一起吃饭，常常是随便找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同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分地位高低。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身材高大，很有气派。因为卫士长负着警卫的责任，在吃饭时，他要站在那里看着大家都入座然后才坐下。而周恩来往往来到餐厅后就随便坐了一个座位，其他人又没有谁愿意坐到总理应该坐的位子，所以最后只剩下那个总理位子给卫士长。在餐厅服务的侍从阿里就凭想当然，将卫士长当作总理。每次上菜都先给他，且对他特别殷勤。直到访问快结束时，周总理向各位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侍从阿里方才恍然大悟。这个阿里感动地说：中国总理真好，在世界上真是绝无仅有。 十多年后，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恩来与世辞别。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灵堂。一天，一个索马里人来到使馆要求见管事的官员。中国驻乌干达临时代办安国政见了他。他就是上面说的原来索马里总统府的司机阿里。阿里已经于近年调至索马里驻乌干达使馆开车。他以为只有政府官员和社会名人才能进入灵堂，因而他很真诚地问：“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只是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 安代办也为他对周总理的感情感动了，对他说：“你完全可以去灵堂悼念我们的周总理。我陪你去。” 司机阿里进入了悼念灵堂，在周恩来遗像前悲痛而真诚地祈求真主保佑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在告别非洲的时候，周恩来说非洲大陆觉醒了 这年二月上旬，是中国的春节。还在临离开科纳克里的时候，代表团收到国内发来的电报，鉴于已经访问非洲多国，国内建议代表团回昆明休息过春节，节后再继续进行访问。一月二十六日晚间，周恩来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同意有关出访安排的意见，并说：“我们决定在访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三国后，即直回昆明休息。春节后再出访巴（基斯坦）、锡（兰）、缅（甸）三国。”鉴于在非洲访问的时间已经很长，经与有关国家商定，周恩来原定对还剩下东非的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访问，推迟在以后方便的时候进行。 在索马里，周恩来通过这次出访对非洲形势的认识作出总结，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并且预言，“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二月二日上午，在与舍马克总理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说—— 我们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是已建交的国家。……以前我们对非洲情况的了解，基本是从到中国访问的非洲朋友和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得到的；现在亲自来非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增加了不少知识。…… 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人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 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借机在非洲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来控制非洲。我们支持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关于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的决议。但我们愿意提出以下两点意见：第一，有核武器的大国要给予保证，不承担义务就没有用处；第二，要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一是要撤出外国军事基地，因为有基地仍可储存核武器。 二月三日下午，周恩来又在摩加迪沙市的群众欢迎大会上谈到非洲大陆大好形势时说—— 独立了的非洲人民敢于当家作主，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敢于藐视一切敌人，敢于同一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这种无畏精神是一切新兴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我们深信，非洲新兴国家，有了正确的领导，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民族革命进行斗底，一定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 听了陈毅给使馆作的两天讲话，乔冠华说非洲之行总结初稿就有了 中国驻非洲各国使馆人员，长期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生活与工作，十分想念祖国和亲人。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每到一国首都，都要安排时间去看望使馆人员。周恩来因为实在太忙，与大家见面讲了几句问候的话之后就得离开去作外交谈判获是外事应酬，经常是由陈毅留在使馆给大家多讲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诸如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对非政策、访问沿途见闻感受等等。 无论使馆大小，听众多少，陈老总都是很认真地讲话。他视野开阔、见地深刻、政策水平高、加上说话都带有四川人的幽默感，因而讲话都很受欢迎，甚至连代表团的成员们都很愿意去听。 这次在索马里使馆，当时使馆不大，听众不超过十个人。乔冠华、龚澎、童小鹏等人都去听。中国驻索大使张越也在座。 此次已是访非最后一站，陈毅很有感触，就专讲非洲之行的访问情况、所见所闻与感受体会。他兴致勃勃讲了一个晚上还收不住，就又接着再讲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共讲了七个多钟头。 在场的听众都觉得受益匪浅。专门为此次周恩来非洲之行发布新闻和执笔写总结的乔冠华听了特别高兴，说：“将陈老总这两个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这次出访总结的初稿就有了嘛。” 毛泽东亲临机场欢迎周恩来回京 毛泽东在进京后一般很少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或者本国其他领导人。他仅有两次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周恩来，这两次都是集中在难忘的一九六四年。一次在年头，迎接周恩来出访非亚欧十四国归来；另一次在年尾，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 年尾的那次，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后，经毛泽东的提议和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见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籍此机会接触苏共新领导，看一看有没有扭转当前中苏关系恶化趋势的可能性。 十一月六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周恩来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情况发生后，周恩来十分气愤地率领中国代表团退出宴会厅。次日，周恩来向来拜访他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周恩来并在会谈中，和苏联新领导的老子党作风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尊严，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此，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回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欢迎。在机场有数千名各界群众欢迎周恩来，也是毛泽东事前过问而安排的。 年头的这次，就是三月十五日，毛泽东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作了首访非洲之行的周恩来。早在二月五日上午，周恩来结束了首访非洲之行回到昆明时，宋庆龄副主席、邓颖超和云南党政军领导及各界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十分遗憾的是这次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周恩来访非归来，没能留下较为理想的照片。周恩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原因大约是由于他经常拒绝拍照，给记者们造成了心理障碍，所以不敢正面抢镜头。年尾这次，周恩来从莫斯科归国，毛泽东再到机场迎接，在少先队员献花后，俩人边走边交谈时，周恩来凭直觉知道记者们并没有拍下一张理想的照片，他放慢了脚步，慢到几乎停止向前迈步。毛泽东开始略一迟疑，随即便心领神会，也停下步子，半侧身与周恩来相视而笑。新华社记者正好抢拍了这一个珍贵的瞬间。这是周恩来很满意的一张照片。 年头二月间，邓颖超是特地从北京赶来昆明迎接周恩来访非归来的。在所下榻的昆明震庄，细心的邓颖超看见周恩来的脸膛比以前黑了，而且黑里透红，邓颖超说：恩来，非洲的阳光把你的脸晒黑了。 昆明小休后，周恩来接着出访亚洲三国，然后经昆明、成都，三月十五日才飞回北京。这天下午，周恩来此次访问过的十四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也到机场欢迎，他们被安排在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很接近的显眼的地方。在这个使节的队列中，黑人使节站了绝大多数，他们一个个都高高兴兴，当看到毛泽东出现的时候，他们更是兴奋起来。有的喊着毛主席而招手，毛泽东听到了他们的招呼，也向他们挥手。毛泽东这几年虽说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不需要亲自来接受他们一个个递交的国书了，但几乎都见过他们。 在万隆会议以后，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会迅猛发展，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走上和平自立的道路，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并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次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访非途中所宣布的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联合反帝外交战略在处理中非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和全面体现。毛泽东高度关注着周恩来在非洲的访问，特别关心着周恩来与代表团在动荡的加纳政局中的安全。 毛泽东是格外重视中非关系的。他破格多次接见来自非洲大陆的访华团体或人物，无论是政党领袖、政府首脑、部长等官员来访，或是民间团体诸如青年、工会、妇女、新闻记者等代表团，几乎都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那些年月，相对比较起来，西方一般的外交官与西方访华人士及团体，就不那么容易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有一次在讲话中就曾说，我就喜欢接见穷朋友。 而当年有一位驻京的西方记者戏谑地对其朋友说：你要想尽快见毛泽东，我教你一个你办法，就是赶快把皮肤染黑。 对皮肤的颜色，毛泽东不只一次风趣而深有寓意地说：它们（指西方大国）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在接见非洲黑人朋友时，毛泽东对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的可喜发展，先后多次给予高度评价。他高兴地指出，“整个非洲大陆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他还说，“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把非洲国家当作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 北京机场上，三月的阳光照耀着黑人大使们那一张张黑黝黝的脸，他们觉得格外光彩满面。马里驻华大使对记者说：连毛泽东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感到格外光荣和自豪。 海滩上，榕树下，周恩来对柰温将军畅谈非洲印象 古老而浓荫如盖的大榕树，海水碧兰细砂柔软的长滩，印度洋的清风徐徐吹来。这个热带的海滩确实是个休假的好地方。从保存至今的文物照片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在沙滩上戏水，脸上笑的很开心。 这是在缅甸南部的额不里海滩，虽说地处热带，气候却凉爽宜人。周恩来在昆明过了春节以后，又开始了亚洲三国的访问。他飞仰光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柰温将军说，你长途跋涉访问了非洲许多国家，也该休息一下，我陪你去我们额不里海滩去度假。周恩来觉得盛情难却，就同意去海边休息一天。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这天，周恩来在著名的度假胜地额不里海滩，说是休息，但访问非洲而获的强烈印象还在脑中萦回不已。他在海滩的老榕树下，跟柰温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访问非洲的印象。 周恩来说—— 我们对非洲的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非洲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阿联、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作了一首词（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的句子），其中“两洲”指的就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然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分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的非洲。 周恩来首次访问非洲，就对非洲获得如此全面、深刻的了解，有如此独到的见解，使柰温将军听了很惊叹和佩服。 周恩来访非报告为什么一再“难产”？ 周恩来于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飞回到昆明机场。从五日至十三日，他在昆明、成都两地休息。周恩来虽然权重至国家总理，但他的组织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回国之后，他给代表团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作出这次出访的总结，以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 在昆明他和代表团的助手们议过写总结的事，都觉得此次访问非洲，虽说规模上不如当年郑和的船队那么宏大，但作为着中国总理首次访问非洲十国，亦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开拓性访问，访问非洲国家地区之广，接触非洲首脑人物之多，感受之丰富深刻，要一下就写出系统总结报告，确非易事。 二月九日，周恩来就写总结报告的事情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驰，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在国外时，本拟分国报告，但从阿尔巴尼亚后，硬分不出执笔起草报告提纲时间，致报告中断，心甚不安。幸好所遇问题，均未超出在出国前中央批准的外交部请示报告中的方针。……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从此电报可见，访非之紧张和报告之不易。周恩来本来就要在出访亚洲三国前拟出一个报告大纲上报中央的，但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去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拟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又发电给中央，说明情况。此电说——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三月一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为什么这份访非总结报告如此之“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生动，而且意义深远，必需安下心来思考与写作。 三月一日，周恩来访问缅甸、巴基斯坦与锡兰三国回到昆明时，周恩来和陈毅最后商量后决定：索性干脆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上报中央。 三月六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十四国的报告，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经过在成都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个大纲。 回到北京后，更是日夜加班的赶写这份报告。周恩来回京后尽管事务繁忙，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执笔人员讨论、修改。这份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经过数次修改，终于在三月二十九日写完。 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周恩来连续作了两天的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此份报告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 这个报告，题目看似枯燥乏味，可是报告的内容却极其吸引人，会场鸦雀无声，与会者都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加进了亲身的所见所闻、趣事轶闻等，使报告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据有个当年曾经听过周恩来这次报告的有关官员说，他这一辈子听过许多大小报告，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回忆，周恩来这个报告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报告之一。这个报告最精彩的就是有关访问非洲的部分。不仅使他们听者觉得生动活泼、大开眼界，经过了多年还回味无穷。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去非洲做的是“探路的工作”。这位官员说，在多年后，当非洲的朋友们在决定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投票中起关键的作用时，我们都会联想起周恩来的访非之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经历了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终于完成了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但是，他在报告中却谦虚而充满自信地说—— 我们这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时至今日，无论从南部好望角至北部的吉兰角，从东部印度洋岸边至西部大西洋岸边，整个非洲大陆，几乎都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和汗水，后来者为促进中非友谊、与非洲人民一起为非洲大陆的繁荣和发展而耕耘播种，并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与人民，都经常与中国众多的后来者一起怀念周恩来首访非洲的“探路之行”。 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赞扬了翻译 在三月三十、三十一日两天的报告会上，代表团的翻译一女两男共三人被请到了会场，就坐在显眼的位置。 当周恩来的报告讲到一定的时候，他说—— 今天，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 在全程人大常委和共和国所有部长面前，这三个翻译被周总理点名举荐时，都先后站了起来。会场报以掌声。翻译能得到这样的礼遇，是在别的国家所难以想象的。 接着，周恩来又满带感情地历数了曾经与自己共过事的翻译们—— 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就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举荐的这些翻译，众所周知，一个个都成了世界政坛所熟知的中国著名外交家，其中黄华还担任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冀朝铸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等。 “波罗的海”号机组得到周恩来的特殊礼遇 这是一顿富于云南民族特色的中餐，是周恩来和陈毅在昆明震庄专门招待“波罗的海”号专机机组而设的宴会。机组十八个男女成员都分外感到兴奋和荣耀，这是中国的国家总理和元帅外长为答谢他们的辛劳而设的宴会。总理和元帅还逐一跟他们每人都碰杯敬酒。 三月一日，当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再次回到昆明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马拉松式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园满地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为周恩来此次长达十万八千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他们以优秀的服务，为中国代表团在热带酷热的气候环境下长时间的访问保证了安全飞行，他们是尽心尽力的。 周恩来在出访的繁忙紧张中，也没有忘记对机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亲切、细致的关怀。这些几乎飞遍了全世界的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那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 他们也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了，他们也全心全意地为周总理和代表团服务。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六四年元旦过后飞抵阿尔巴尼亚，他们就该换班了，另换一组人员负责飞突尼斯以后的航程。但这批机组成员十八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本来二月二十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深受感动的荷兰机组的两个机长，见任务即将完成，就给他们所在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打了个报告，为答谢中国方面的盛意，请公司批准他们在拉瓦尔品第宴请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公司没有同意，回复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租用飞机的生意关系。于是，两个机长就决定自掏腰包，在巴基斯坦首都一家有名的饭店宴请中国方面的人士。 周总理知道后甚受感动，指示说人家自费请客，我们就不去那么多人了，让代表团里主管礼宾、安全、后勤等方面的同志出席。 周恩来在代表团里说：我们这次包租飞机，不仅交了一批机组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影响。 在飞抵昆明后，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周恩来从昆明以后的航程将乘坐中国自己的专机了。周恩来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们说没去过北京，很想去北京看一看。周恩来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指示派中国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派人作导游带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当荷兰机组人员回国的时候，已经有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临行时，他们还诚挚地表示：周总理以后若有出访的任务，我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 第三篇 中国热浪席卷非洲 周恩来刚刚回京时，头发篷松大脑门的青年阿拉法特来到了中国 （尽管阿拉法特出生在开罗，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不属于非洲，可是阿拉法特首次访华是在周恩来访问北非的影响下进行的，巴勒斯坦问题也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密切相关，因而笔者也写了这一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刚刚返京的周恩来在忙于准备访非之行的长篇总结报告时，有两个巴勒斯坦青年人也来到了北京。其中一个矮个子，头发篷松、脑门宽大、说话也特别多的，他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战友哈利勒？瓦齐尔。 这两个青年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主人的引导下瞻仰了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阿拉法特说：新中国是前赴后继牺牲了好几代人才建立起来的哟。 在走过了金水桥，在仰看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时，阿拉法特说：我在阿尔及利亚听好些朋友谈起毛泽东，毛泽东给了阿尔及利亚战士们武器，毛泽东还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的书里还教人打游击战。 吸引阿拉法特克服困难、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就是他认为并向往也象中国一样经过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他是出生于开罗的巴勒斯坦人，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的父母从加沙迁徙了开罗，认为是英国人暗地驱逐造成的。他十八岁那年就参与了从埃及私运枪支弹药的活动，以武装巴勒斯坦人，并参加过在加沙与犹太人的激战。他在秘密而紧张的战斗中结识了哈利勒？瓦齐尔，两人都主张用武装斗争解救巴勒斯坦，观点相同，旋即成为知己。俩人都是充满献身精神的热血青年，极力主张不断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哈利勒？瓦齐尔以组织体育俱乐部为籍口，成立了一个突击小组，秘密进行军事训练，用地雷、炸药袭击以色列巡逻车和军车。有一次在进行秘密袭击活动时，他们制造的铁盒式土地雷被查获，瓦齐尔进了埃及人的监狱。阿拉法特经过在开罗的上层人士中的斡旋，瓦齐尔获得了释放。 一九五六年秋冬苏彝士运河战争中，阿拉法特自愿加入埃及部队服役，担任少尉，带领埃及第一支未爆弹处理队进入塞得港，直至战争结束后。此后，阿拉法特与瓦齐尔来到科威特相会，俩人共同感到不能陷入如何解放巴勒斯坦的哲理讨论，必须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用枪声表达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一九五七年十月，他们建立了被称为“法塔赫”的第一个秘密小组。这个小组有五个成员，他们是其中的两人。但当时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进行武装斗争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他们认为，军事行动必须酿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阿拉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自然取胜了。为了在思想上唤醒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创办了一个地下出版物《我们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尽管该刊物遭到了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家的查禁，它还是在巴勒斯坦人中秘密流传得很广。法塔赫终于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初，纳赛尔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他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这使得那些把巴勒斯坦的解放寄托在他身上的巴勒斯坦民众被泼了一大盆冷水。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后，阿拉法特来到阿尔及尔，见到了本.贝拉总统。本.贝拉同意援助巴勒斯坦解放，允许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他的第一个正式办事处，对外称巴勒斯坦局，以结束它的孤立地位，同外界进行接触。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了解了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底周恩来对北非数国的访问，使阿拉法特渴望访问中国。当时，在法塔赫的中央委员会，阿拉法特所极力主张的军事行动，被多数人认为是“不成熟的”。大多数人认为，真正的巴勒斯坦解放，须以执政的阿拉伯政权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愿为前题。双方无休无止的讨论，搞得互相都很疲惫，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使阿拉法特十分苦恼，他要换个环境，他要获得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在阿尔及尔经过联络，他和瓦齐尔被邀请访问中国。他们是经过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辗转跋涉来到北京的。 第一个可能是刚从非洲回来的周恩来太忙了，第二个可能是当时在地下状况的法塔赫的影响还不够大，第三个可能是阿拉法特在当时的法塔赫十人领导集团中还名次靠后没能崭露头角，造成这次阿拉法特访问中国时没能见到周恩来。 海外的几种有关阿拉法特的传记都谈到了他首次访问中国的情景。其中一本有如下记述—— ……一九六四年初，这个机会来了，他（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被邀请访问中国。三月下旬，在春光明媚的北京，他们见到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领导人。阿拉法特向中国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决定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的军事战略。他兴味盎然地讲述着，等待着来自这个他敬仰的国家的英明决策者们的赞扬。然而回答出人意料。中国领导人坦率地告诉他们，仅凭游击战争是不能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猛然感受到一种失望，他觉得向中国请求武器援助的要求肯定落空了。但中国又一次出人意料，竟慷慨地答应了。只是把时机定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开始斗争之后。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如愿以偿。这使得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阿拉法特的军事行动计划第一次获得了多数委员的支持。 阿拉法特首次访问中国，尽管此次没有见到毛泽东，也没有见到周恩来，但他在中国获得的支持，并且得到了武器，使他此后在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中得到了多数的支持。 舒凯里对周恩来说，也许总理阁下已经把这事忘了…… 阿拉法特首次访华离京两个月后，一九六四年五月份，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东耶路撒冷举行，四百多名代表出席，通过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宪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不久，巴解组织又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军。 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访问中国。三月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由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握手之后，舒凯里微笑着对周恩来说：“十年前，我同总理阁下在万隆见过。” 周恩来素以记忆力惊人著称，他所见过的人，无论对方是政府要员或者只是助手、服务人员，他大都能记得，经常在多年后重逢，还能说出对方的姓名。此次，他望着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负责人，想起了什么，稍有诧异地微点着头笑说：“是的，我们是在万隆会议期间讨论过巴勒斯坦问题……” 舒凯里说：“我想起了在万隆会议的严重关头，会议在闭幕前夕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当时，如果不是阁下，至少有一个题目会使会议失败，这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有一些与会国家的领袖反对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九个阿拉伯国家宣告，如不列入，将立即退出会议。有一些很有势力的领袖也反对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也许总理阁下工作繁忙已经把这事忘了。当时，我是叙利亚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团长一起访问了总理阁下。” 周恩来豁然而笑，不是周恩来记忆力不好，而是对方的身份变了。以前舒凯里是代表叙利亚，而现在是完全代表巴勒斯坦。 舒凯里继续说着：“那时，我们向总理阁下详细地叙述了巴勒斯坦问题，并且指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在会议上讨论，那么万隆会议的前途有危险。之后，由于总理阁下利用了一切影响和力量，不仅使这个问题列入议程，并且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这是对阿拉伯世界和万隆会议作出了难忘的贡献。如果没有总理阁下的参与，会议是会失败的。所以应该把这一点载入史册。” 周恩来听了，很谦逊地说：“非常感谢舒凯里兄弟这一段异常过誉我和我们国家的话。这是我们国家、党和我个人应该为世界做的工作，是应尽的国际义务。万隆会议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阁下，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才会使会议取得成就。每当提到万隆会议时，我总是想到这几位合作者。至于提到巴勒斯坦问题，正是由于舒凯里兄弟和叙利亚团长那时给我们作了解释，才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和更清楚的了解。十年来，我们一直信守我们的诺言，不同以色列发生关系，一直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恢复合法权利的斗争，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色列一直要同我们建交。” 周恩来访问之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首脑摩肩接踵来到中国 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尤其是周恩来在非洲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则，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的时候，让非洲人民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形象，听到了中国真诚而友好的声音。这同当时某些大国对非洲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周恩来回京数天后，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出席了陈毅和夫人张茜答谢所访问的十一国而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谈了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印象。这天，他还接见了肯尼亚、加纳、阿联、摩洛哥、伊拉克和叙利亚驻华使节。因为这次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在世界上反映很强烈，在接见中，伊拉克驻华大使阿明情绪很热烈地向周恩来表示，伊拉克、叙利亚及其它阿拉伯国家都希望周总理去访问。 周恩来访非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骤增，来中国访问的非洲各国政府及各种民间代表团数不胜数，好些非洲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人物也纷纷来中国访问，要与中国人交朋友。在周恩来访问非洲之前的好几年内，仅有几内亚总统杜尔、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两个国家首脑人物访问北京，而在周恩来访非之后的仅仅一年内，即从一九六四年三月中旬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就一下增加到五个国家首脑，而且他们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五个国家首脑是—— 一九六四年五月，苏丹国家首脑、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将军； 一九六四年六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 一九六四年六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拉希迪.卡瓦瓦； 一九六四年九月，刚果（布拉柴维尔）共和国总统马桑巴—代巴； 一九六四年九月，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 一九六五年二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产生了惊人巨变的新中国强烈地吸引着尼雷尔 在海外，人们称朱利叶斯.尼雷尔为“黑非洲的良知”。在达累斯萨拉姆，人们简单地称他为“姆瓦列马”。这个“姆瓦列马”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导师”的意思。尼雷尔虽担任总统，每年只有六千美元的年薪，他出国访问不使用专机，经常乘搭民航班机，连头等舱都不坐，只坐经济舱。他虽是酋长的后裔，对于自己的部族扎纳基族人并不特别偏袒。他忧国忧民并关切全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在非洲的国家元首中享有一个独特的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之后，尼雷尔整天苦思焦虑的几乎都是怎么把贫穷落后的坦桑尼亚建成一个经济上繁荣昌盛、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国家。坦桑尼亚虽然富饶美丽，经济上却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之中。他所领导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穷的十二个国家之一，在独立前夕，人均收入仅有五十七美元。它只有一种出口作物——西沙尔麻。只有一百二十个大学生。代，英国殖民当局就曾经想修建这条连接坦噶尼喀与赞比亚的铁路。三四十年代，就有了修建这条铁路的想法，但也是纸上谈兵而已。在殖民时代，邻国肯尼亚是英国的“大婆仔”，受到“偏爱”，发展很快，而坦噶尼喀却是“失宠”的殖民地，伦敦对它的发展向来不大注意。二次大战后，英国人的东非铁路海港公司曾经进行过勘探并提出考察报告，五十年代初，英国亚历山大？吉布合股公司也认为可以修建这条铁路，并提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沿线地区”，否则不应修建。修建该线路目的是想连接当时的罗得西亚铁路（包括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境内的铁路主干线）和东非铁路（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境内的铁路），后来由于民族独立浪潮的高涨及经济投入过大，修建这条铁路的计划搁浅了。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坦噶尼喀和赞比亚先后独立后，经两国总统尼雷尔和卡翁达磋商，修建这条铁路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赞比亚是中南非的内陆国家，铜的蕴藏量极为丰富，有“铜矿之国”的称号。过去它出产的铜主要通过三条铁路线外运：经罗得西亚（即津巴布韦）至葡属莫桑比克的贝拉港或马普托港；经扎伊尔到葡属安哥拉的洛比托港；经罗得西亚、贝专纳（即博茨瓦纳）到南非各港口。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卡翁达宣告了赞比亚独立，成立了赞比亚共和国。但独立后，上述三个外运港口仍然处在葡萄牙殖民者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赞比亚必须考虑开辟新的运输路线。坦噶尼喀独立时，仅有从达累斯萨拉姆至坦噶尼喀湖沿岸的“中央线”，南部交通极为落后，为了带动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坦桑尼亚也迫切需要增建新的铁路线。一九六四年间，坦、赞两国曾向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苏联、英国、加拿大分别提出了建筑这条铁路的想法，均未得到支持，理由是建这条铁路缺乏经济价值。 尼雷尔总统将这条铁路视作“生命线”，在四出求援、均遭拒绝后，修建这条铁路的决心仍未变，尼雷尔说：即使要靠自己的牺牲也要修建这条铁路！ 此时，尼雷尔想起了向中国人求助。 对向中国求助，他也心有顾虑。一是，新中国虽说有了发展，但也还算穷国家，经济实力尚有限，中国自己的担子也很重，也有诸多问题要解决；二是，四处求援遭拒，颇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因此，尼雷尔准备访华向中国人提出修建这条铁路的问题，对于中国会不会答应，他心中无数，但是他内心抱着一冀希望。他担心自己贸然提出而遭到拒绝，会使处境很尴尬，他动了脑筋，在访华前，派自己的亲信商务合作部长巴布提前十余天访华到北京“投石问路”。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巴布率领坦政府贸易代表团到达北京。 二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午接见了坦桑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赛义德？特瓦之后，当晚就接见了巴布部长。因为巴布是为即将到来的尼雷尔总统打前站的，周恩来首先跟其谈到中国的礼宾改革。周恩来说，我们正在打破礼宾形式的限制。现在的礼宾是从三种形式传下来的，一是君主国家的礼宾形式，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待遇的礼宾形式，三是美国的礼宾形式，由自由随便发展为自高自大，傲慢凌人。周恩来说这三种都不好，我们还是要真正平等、兄弟般、相互尊重的亚洲国家的礼宾形式。还对巴布说，我们两国间的贸易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原则不行。这时，巴布本想就此谈及坦赞铁路的问题，他稍作犹豫，又打消了向周总理直接谈这个问题的念头。 敏锐的周恩来感觉到巴布想有话要说而没说，在送走巴布后就留下了当时陪同的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让何英向巴布了解要谈什么具体问题。 二月十日，何英及有关部门人员与巴布会见，果然巴布就直接谈到了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何英在回忆文章《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一文中对当时巴布的谈话有所记述—— 二月十日，我会见巴布，在谈到尼雷尔访华究竟要谈什么且体问题时，巴布表示尼雷尔总统非常希望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可能会提出要求中国帮助修建。巴布说，去年，坦、赞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助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被婉拒；坦桑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又要求苏联政府援建这条铁路但苏联政府毫不加考虑地就拒绝了，尼雷尔总统对此非常失望。在遭到各方拒绝后，他曾说过要靠自己的牺牲也要修成这条铁路。巴布认为，这条铁路的修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巨大意义。在遭到世行和苏联政府的拒绝后，估计尼雷尔不会直接了当而会婉转地向中国提出援建的要求。巴布建议，如果尼雷尔总统提出援建铁路，希望中国领导人不要立即作出否定的答复，可一般性的表示有兴趣，愿予研究。 何英在与巴布会见后，立即将巴布所说的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有关方针，授意外交部立即给中央写一个有关的请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了坦、赞两国想修建这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英国公司勘探考察的有关情况；修坦赞铁路不仅可以促进坦、赞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还可以给予中部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大力支持。如中国承担援建坦赞铁路，还可以使非洲各国看到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由外交部而不是铁道部给中央打报告，要去外国修建铁路，这在中国外交史和中国交通史上真可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紧急咨询各有关部门意见，便于毛泽东最后拍板 用被击落的美国军用飞机残片制作的镇纸条压着的这份的请示报告，在他那张褪色的大办公桌面上，已经放了快一天了。这是一份外交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内容是建议中国承担援建东非的坦赞铁路。此刻夜深人静，在台灯的光照下，镇纸压着的这份报告特别显眼。他为思绪而兴奋着，几乎在天快亮的时候，才上床睡了一会。 他睡得很浅，天大亮的时候，他醒来。红墙外隐约传来了大街上游行队伍那强烈而愤怒的口号声。这天，北京市有近百万人走上街头，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二月九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从二月九日开始，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天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了。 群众反美示威的口号声又使他的思维兴奋起来。他是倾向于中国要承担援建这条非洲铁路的。他将修建这条铁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斗争需要联系起来。 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十分严峻，我们腹背受敌呵！ 美国一直对中国进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在肯尼迪遇刺而林登？约翰逊接任总统以来，把中国当作美国的主要敌手，把远东当作反共斗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不断升级，美国已经派了两万军队在南越作战，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北越。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美国的轰炸升级，几乎天天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北越的铁路、公路、桥梁、仓库、军营、机场、工业地区和其它目标。美国还支持蒋介石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和破坏，至一九六五年二月初的近半年来，我军民连续歼灭了七股美蒋特务共一百九十六人，缴获和击沉武装特务船只八艘。美国还极力支持日本佐藤政府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不断制造事端，并在前不久在我国新疆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还煽动我国过万居民非法越境进入苏联。尽管赫鲁晓夫倒台了，经过他去年底去莫斯科摸底及最近与路经北京的柯西金总理数次会谈，了解到苏联新领导反华的政策并没有变。印度也乘机在中印边界对我进行挑衅，甚至发动武装进攻。周恩来深为忧虑，感到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南北夹攻，打破封锁，走出去广交朋友，特别是加强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二次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更是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一大批国家获得了独立。他经过前不久对非洲十国的访问，亲身感受的非洲大陆在觉醒，目睹殖民主义体系在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形势发展对我有利。这些刚获独立的民族国家，刚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经济极为困难，急需发展民族经济，从经济上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实现完全的独立。那些尚未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他们都需要支援和帮助。帝国主义国家不会真心帮助他们，苏联要不就不帮助，要不就心怀不诚，包含着称霸的目的。非洲正是中国外交开展工作的广阔天地。 修建这条铁路涉及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对中国都十分友好。坦桑尼亚独立较早，是东非较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尼雷尔总统为人也比较正直，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比较坚决。他计划开发南部地区，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同时提高个人威望，所以对修建这条铁路决心很大。赞比亚在去年（一九六四年）刚获独立，在独立的第二天就宣布与中国建交。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原有的供出海用的铁路独立后相继被封锁和半封锁，只剩下一条通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土路，且逢雨季不能通行，致使年产的五十五万吨铜难运出来，也急需修建一条铁路。因此修坦赞铁路就成了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 周恩来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准备同意援件建这条铁路的，还需要中央决定，毛泽东最后拍板。 他桌面这份外交部呈上来的报告是一份紧急报告。再过几天，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抵达北京之前，中央要决定是否考虑承建这条远在非洲的铁路。这可不是像批准向非洲派一两个医疗队、或者援建一两个茶厂、烟厂、体育馆场那么简单，它将耗资数亿美元，离国土是如此遥远，在炎热的赤道附近施工会像有的专家说的工程会是难以想象的艰巨……。 对外交部的建议，周恩来进行了慎重的研究。首先是我们能不能够修建这条铁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在崇山峻岭中中修建了工程难度很高的成渝铁路，当时西方有的专家断言其结果是，中国人只能将钢材扔在西南高原的大山里变成一堆废铁。他们的预言落了空。周恩来心中坚信，中国人是有能力在非洲修建好这条铁路的。为此，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将主管的外经委主任方毅留了下来。周恩来首先征询方毅的意见。他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而这条把他们连接起来的钢铁运输线，却可以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他们把世界反帝、反殖国家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所提供的生活物资和军事物资运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谋求解放的自由战士手中。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了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 周恩来还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绝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 听了周总理一番话，方毅表示说：“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之后，周恩来又找铁道部长吕正操来征询意见。周恩来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铁路建设者派往非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能不能完成任务？” 吕正操是位将军部长，回答得很爽脆：“总理，我部下的铁路建设队伍都是开得动、过得硬的硬骨头工程队伍，别说是非洲了，就是天涯海角也敢去！如果真要帮助非洲朋友修建铁路，我这个铁道部长决不搞本位主义，一定要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派出去！” 之后，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 毛泽东、刘少奇在这份报告上均圈阅表示同意。 尼雷尔说，在你们回答之前，我都不敢呼吸了 尼雷尔确实民族自尊心很强，他刚到北京后，头两天几次有机会都没有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事情。他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飞抵北京的。在首都机场受到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的热烈欢迎，他看见在北京受到如次隆重的接待，这是他去其他国家访问所从未遇到过的，他很受感动。 他在北京计划逗留四天。第一天，十七日下午，他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了花之后，参观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恩来结合着历史文物，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历程。晚上，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雷尔总统，会见后刘少奇举行宴会招待尼雷尔。这一天，尼雷尔没有提出援建铁路问题。 第二天，十八日。上午，尼雷尔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参观了北京棉纺厂。下午，刘少奇和周恩来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尼雷尔总统。这时，尼雷尔在北京访问的行程已经过半，第三天就是毛泽东接见了。第四天他就要飞往南京访问了。 在十八日下午，会谈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尼雷尔还是谈别的问题。早有准备的刘少奇问尼雷尔：总统阁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尼雷尔这才介绍了修建坦赞铁路的打算和遇到的问题。他说：“修建坦赞铁路不仅可以打破帝国主义想使坦赞重新成为别人殖民地的阴谋，而且可以开发南部地区，改变经济恶性循环问题。你们可能想不到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么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很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他说完这段话后，脸色显得有些紧张。 刘少奇当即对他说：“我们可以考虑，但需要较长时间，第一步是进行勘探。” 周恩来又接着说：“马里总统曾向刘主席提出，要求我们帮修一条从马里到阿尔及利亚的公路，它比你们要修的铁路长得多，战略上也很重要，我们答应了。东非的铁路，西非的公路，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非洲人民解放是很重要的。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修成这条铁路需要较长的时间。” 尼雷尔完全没有想到中国领导人的答复如此干脆、明确。他很激动地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当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 刘少奇说：“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周恩来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 尼雷尔高兴地说：“我兴奋得不能喘气了！” 十九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雷尔。毛泽东对他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互相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在谈到援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毛泽东的话使尼雷尔十分感动。 关于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就这样达成了。在二十日下午签字的中坦两国会谈纪要是这样写的—— ……中国还同意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工程，并包括对沿线煤矿的勘探。中国总理说明援建铁路和灌溉工程要较长的时间，并要求双方暂不对外公布。 美国报纸惊呼：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 在尼雷尔总统访华结束两个多月后，坦桑尼亚对外宣布了中国承诺援件坦赞铁路的消息。西方国家对此极为震动，真有点像尼雷尔在北京说的，修建这条铁路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 五六十年代以来，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一个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西方殖民统治在崩溃。当欧洲的殖民势力极不甘心地从非洲大陆步步败退时，美国意识到非洲大陆地位重要，正在加强对非洲的控制，在策划推翻了卢蒙巴政权后，美国已经侵入了刚果作为据点控制非洲。 美英两大国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反应最为强烈。美国报纸攻击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并且造谣胡说尼雷尔在北京做了一桩交易，同意从人口膨胀的中国接受二千万中国人去定居作为回报，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竟然对尼雷尔说，只要你把中国人赶出去，美国就同意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发表题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的社论，称中国援建这条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英国和加拿大假惺惺表示同意拿出十六万多英镑对修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进行联合勘察。 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力和攻击，尼雷尔对接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曾一度产生踌躇。周恩来在接到驻坦赞大使何英的有关情况报告后，决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回访坦桑尼亚。 周恩来乘中国民航的专机远航东非，结束了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机身上那五星红旗的标志鲜明地在非洲的阳光下闪耀。 这次周恩来飞往非洲在飞机上感到很舒畅，乘坐的是中国民航自己的飞机。这是中国民航首次远距离、跨洲界的飞行。这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事情！乘坐的这架专机是四个发动机的伊尔-18。在北京登机的时候，周恩来对机组人员亲切地说：这是建国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在飞经巴格达、开罗、喀土穆停留加油时，这些国家的总理来机场迎送，周恩来在寒喧的言谈中都不无自豪感地谈到：我们这次是乘坐自己的飞机飞往达累斯萨拉姆了。 周恩来多次对有关的领导说到：中国民航要飞出去。六十年代初，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邻近国家，已经开始乘坐自己民航的专机。但远航欧非大陆，还是租用外国的飞机。两个多月前，一九六五年三月下旬，周恩来在去罗马利亚参加罗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还是租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途中他对陪同的中国民航总局的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周恩来同意了这次飞往坦桑尼亚乘坐中国民航的专机。中国民航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先派机组试飞这条航线，搜集所需的各种飞行资料，熟悉沿途经过的十二个国家、地区机场位置、导航台位置和频率、气象资料，以及这些国家、地区所规定的禁区、空中走廊等。 对中国机组来说，出国远飞的试航中，感到语言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机组人员虽说经过了英语培训，但也只是粗通一点，掌握的词汇有限，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有时，难免出点差错，会将“东施”误听作“西施”。在试飞降落十分繁忙的开罗机场时，本该已到机场上空的中国飞机降落，可是无线电里传来地面指挥的声音： “保持高度右转弯。” 这是让我们这架中国飞机在机场上空兜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但我们机上的一位通讯员因看见我们飞机前面没有其他飞机，就想当然翻译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幸好机长叫地面重复了一遍，才纠正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后果将难以设想。 试飞回来，进行了总结，民航总局的领导对发现的问题采取了有关的措施。 这次中国民航远飞非洲大陆，出动了三个最优秀的机组同行，大家轮换着飞行，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途中处理了好几次险情。在首次远航中，保证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 据当时担任机组领队、后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的张瑞霭回忆：“这次飞行，结束了总理出访租用外国飞机的历史。无论是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还是我们机组人员，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都有要庆贺一番的冲动。” 尼雷尔说：我可以动员这么多人上街，但不能下命令让这么多人带着笑脸 六月四日上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总统、卡塞姆副总统、卡瓦瓦副总统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从机场到市里的街道两旁，身穿各色民族服装的群众手持小旗、鲜花。周恩来的车队进入市中心最繁华宽敞的独立大街，更是簇拥着载歌载舞的群众，好些人真诚、热情地呼喊着：“中国！中国！”将鲜花扔向周恩来乘着的轿车。场面甚是动人。 在车上，面对着这盛大的热烈欢迎场面，尼雷尔笑着对周恩来说：“总理阁下，我作为总统，可以动员那么多人上街欢迎你；但是，我不能下命令，让这么多人每人都带着笑脸来欢迎你。” 尼雷尔组织如此盛大的欢迎场面，是对他在北京受到的热烈欢迎的回应。周恩来对尼雷尔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真诚欢迎很为感动。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曾主动提出，希望坦桑尼亚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部长都能去访问，说：“百闻不如一见。” 周恩来说：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总统就掌握了一张王牌 达累斯萨拉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之中只有热季和凉季。周恩来到来的六月初，正好是一年中凉季的开始。六月六日下午五时，在西边高原的晚霞映照下，来自印度洋的凉爽而湿润的季风吹拂着，周恩来当天飞去桑给巴尔访问回来后，与尼雷尔在总统府里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商讨的就是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有关问题。 尼雷尔表示，中国虽是个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如果有可能，坦赞铁路还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援建，他将努力寻求这种可能性。 周恩来即有针对性地向尼雷尔交底说，坦赞铁路无论是由中国援建还是由西方国家援建，都可以，问题是必须尽快修起来。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这样总统就掌握了一张王牌，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周恩来还说，我们将于今年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先勘察坦桑尼亚境内段，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测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 尼雷尔听了周恩来坦诚的谈话，这就放了心。 周恩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还去中国使馆看望了中国在坦工作的同志们。他在中国驻坦使馆的领导和专家组长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说，我们要多考虑使坦桑在经济上搞得更好些。要尊重对方，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的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当然具体工作难免犯一些错误，但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及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尼雷尔老母亲也来机场送行，周恩来秘密委托尼雷尔向美国传话 六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总统在国家大厦签署中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公报。然后，周恩来前往机场，尼雷尔总统、卡塞姆第一副总统、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等都来到飞机舷梯旁欢送。连尼雷尔总统的老母亲、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在离开达累斯萨拉姆之前，周恩来得到消息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美国之行推迟，周恩来原来委托他向美国领导人转达的关于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但对战争有所准备等四句话未能转达。由于尼雷尔总统最近将访问美国，因而周恩来在离开坦桑尼亚之前，又秘密委托尼雷尔向美国领导人转达这四句话。 没有一个国家象赞比亚那样以铜为生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赞比亚那样以铜为生命。 赞比亚是非洲中部靠南的一个内陆高原国家，幅员即使按照非洲标准来说也是辽阔的，其面积要比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得多，而在一九六四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人口只有三百五十万。而且其大部分地区还处在非货币经济状态之中。分布在北部高原靠近扎伊尔的铜矿，形成了一条宽六十五公里，长二百二十多公里的著名“铜带”。这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的铜的蕴藏量为九亿吨，是西方世界蕴藏量的四分之一。在独立前的六十年代初，铜矿的产值就占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铜是政府巨额收入的来源，达到平均每人近三十英镑。赞比亚在独立前叫北罗得西亚。在一九六三年就有资料说明：“北罗得西亚公布的现在认为有价值的铜蕴藏量，在世界铜总蕴藏量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于科威特的石油蕴藏量在世界石油总蕴藏量中所占的比重。” 漫步在首都卢萨卡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见铜的标志，听到有关铜的美好传说。铜器店在街头随处可见，店内工艺精美的青铜、黄铜雕刻及其它铜制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东郊的国民议会大厦，屋顶全部由金光灿烂的铜瓦覆盖，外墙由铜皮包饰，堪称为“铜墙”。总统的豪华轿车铜光闪闪。国宾馆宴会厅的天花板是铜镶嵌的，周围墙壁上的灯具也都是铜制品。居民家庭中的茶具、酒具、炊具以及其它日常生活用品，无一不是铜制的。 这一带地区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采矿时偶然发现的罗德西亚人头盖骨，说明在五万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会用多种石器和使用火。在赞比亚北部山区的洞穴石壁上，所发现的神秘而潦草的几何图形的岩画，经科学的碳15断代法测定这些画至少出现在公元五千年前。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村庄遗迹里，考古学家也发现了贝壳和铜制的装饰品。在一千一百多年前，这一带已经在采矿炼铜，人们已经在使用铜锭交换布匹、陶器等用具，铜丝制作的装饰品是值钱的物品。在欧洲人入侵之前，赞比亚已经有很大的矿区，其矿井和坑道的规模甚至使初来的欧洲人大为惊奇。 在古代的这里的部族中，除了酋长之外，最有地位的人就要算巫师和“化铜的”冶炼师了。铜矿挖掘出来，经妇女儿童拿去河里冲洗干净，就交给冶炼师化铜。冶炼师的身份充满神秘和禁忌，例如在冶炼的前一天晚上，就不能同妻子有性生活，否则炼出的金属就不会变硬。冶炼的秘密通常是在部族的一个氏族中世代相传，进行冶炼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先是砍一种坚硬而结实的穆本加树，经三天火烧成优质木炭。于是，在一条小河边让巫师挑选一块的空地，冶炼师用巫医调制的树皮浆来润湿脸和手，然后在空地当中挖一个浅坑准备盛放熔化了的铜水。在浅坑上铺上木炭，再堆上干柴，化铜的炉子就砌在这堆柴的附近。炉子是用蚁山土砌的。砌炉子被当作一件极为秘密的工作，是不许旁人观看的，由冶炼师独自进行。砌完后，在炉子的鼓风管接口上套上一个羚羊皮做的手拉风箱。 一切准备就绪，酋长、巫师们就带领人们围聚在一起作祷告，巫师们用树皮和香草作仪式。仪式告一段落，就点火了。当火焰喷出来时，就把矿石倾倒进炉子里。周围的群众唱着歌、跳着舞，赤裸着身子的人们在灼热的炉子旁伴着歌声很有节奏地拉风箱。从炉顶喷出的火焰很快就变颜色了，先变绿色，后变为金黄色经过一个多小时，铜水开始流出来。 这时，冶炼师大声发出信号，青年们就跑上去扒开炉子，将泥土和炉灰搬开，让熔化了的铜水露出来。这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刻了！歌唱得更欢，舞跳得更有劲。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出铜水，是酋长召唤来山神力量的体现。 铜水凝固后，第二天又用来捣碎，放在另一种炉子里加以精炼。赞比亚的冶炼师把产品铸成锭和条两种主要形式。铜锭交给工匠们加工成装饰品、铜丝、子弹和锄头。铜条用来作中非洲的流通货币，大小从三十厘米长二十磅重至一米长一百磅重不等。一根最大的铜条可以买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冶炼师和矿工们由于付出了劳动，各分得产品的五分之一，剩下的都归头人和酋长。 欧洲殖民者入侵后，西方的公司控制了这一带的铜矿生产和贸易。 十九世纪中期，世界铜的.年产量还不到十万吨。二十世纪初，世界铜的年产量骤然增至一百万吨，到赞比亚独立的时候，已经超过四百万吨。在赞比亚，由铜矿生产刺激起来的铁路运输，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殖民统治年代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英国把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强行拼凑为“中非联邦”。在亚非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下，由于中非三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被迫于一九六三年底宣布解散“中非联邦”。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北罗得西亚实行“内部自治”，十月二十四日宣告独立，改名为赞比亚共和国。 当时，赞比亚的东西邻是葡萄牙侵占的莫三鼻给和安哥拉，南部是史密斯白人种族义者统治的罗得西亚和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占领下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它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只有东邻的坦桑尼亚是友好的民族主义国家。赞比亚独立后，英美帝国主义一直通过罗得西亚、南非反动当局以及葡属殖民地不断向赞比亚进行军事挑衅、政治颠覆和经济封锁。赞比亚产的铜已经不能通过经过这些国家的铁路外运出海。 赞比亚的经济命脉受到严重威胁，怎么办？ 卡翁达总统来到北京却不开口…… 有人说，大凡在五六十年代争取到独立的非洲国家，其开国元首都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早年到欧美留学，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二是在殖民统治者的监狱里坐牢获者遭到流放；三是演说家，都有雄辩的口才，讲话极能打动人心。 赞比亚首任总统肯尼思.达威德.卡翁达，却只有上述后两个共同点。他蹲过英国殖民者设在卢萨卡的中央监狱，后来还被流放到北方省。他极具辩才，演说很富感染力，他不主张使用武力革命，而经常在自己国家的各省长途跋山涉水作旅行演说，发动群众，争取民族独立。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首都卢萨卡市郊的独立体育场举行隆重的独立庆典，他对应邀来的四十多个国家贵宾所作的演讲就极其精彩。有人开玩笑说这与赞比亚人天生的大嘴巴有关，两万五千年以前留下的骨骼表明赞比亚人的祖先嘴巴大，脖子粗而短，眉毛下没有突出的骨架。卡翁达在外貌上确有这些特征。 但是卡翁达不是土生的赞比亚本地部族人，而是在十七世纪时从西边越过卢瓦普拉河迁徙来的奔巴族人。卡翁达没能象杜尔、恩克鲁玛、尼雷尔或是肯雅塔一样，很早就出去留洋，他是在国内的穆纳利中学读书，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总务主任、小学校长等职。他四十年代在科珀贝尔特开始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活动。一九四九年，二十五岁时，他放弃了在木富利腊的小学校长职务，回到钦萨利一边种地、一边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将当地人的非洲人福利会改组为非洲人民大会党的一个支部，并当选为书记。于是，他将田地交给妻子贝蒂照料，骑上自行车遍访周围的村庄，弹着吉他，招来听众，然后唱自己创作的政治歌曲。他的职业政治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在独立前，卡翁达就对中国十分友好，每次到达累斯萨拉姆，都会与中国驻坦噶尼喀大使何英见面，还到过中国使馆作客。 独立后的赞比亚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卡翁达就宣布同中国建交。尽管台湾派了外交官到卢萨卡来多方进行活动，美国方面还对赞比亚施加了压力，卡翁达决定只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理睬台湾而只与中国建交。赞比亚独立后，卡翁达考虑到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示现真正而完全的独立，修建铁路的问题是卡翁达优先着重考虑的问题。其实在本世纪初叶有了铁路，才使赞比亚的农业耕作和商品农业的发战有了可能，农民们在铁路沿线种玉米、养牛和种植西沙尔麻。当然，修建坦赞铁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保证作为财政收入支柱的铜的出口。有了坦赞铁路，赞比亚还可以参加东非国家的共同市场。有关专家告诉卡翁达，估计建设坦赞铁路需要四年，费用初估为六千万英镑。在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上，卡翁达的态度不如尼雷尔积极。但卡翁达在找了英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碰钉子之后，才转向了中国。 在当时，在美国、苏联两大国都敌视中国的情况下，要接受中国的援助是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卡翁达首先派副总统卡曼加到北京访问，进行试探摸底。他得知中国与坦桑尼亚已就修建这条铁路达成原则协议，下面需要同赞比亚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卡翁达正式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卡翁达出于民族自尊心，在谈判中一直未开口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周恩来早已知道对方的想法和心理，就在会谈中主动直接了当地提出修建铁路问题。当时参与会谈的何英在回忆文章《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中，作了记述—— 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卡翁达出于自尊，未主动提出援建铁路的要求，周总理体谅其自尊与困难，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修建铁路问题，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卡翁达说：他访华之前已向中国和日、英、法三国私人公司提出要求，下个月坦、赞、肯、马四国要召开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进行讨论，作最后决定，因此想先了解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态度。 周总理表示，我们已与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修建，我们是把坦桑和赞比亚一起考虑的。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把有关的设备从海上运去。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 卡翁达满意地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要求。 周总理进一步说：如果你们两位总统商定，下决心要修，愿意让中国帮助修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勘察。 毛泽东说：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这几天，由于在六月十七日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成功，毛泽东处于一种十分兴奋的心情之中。 尽管这几天国内事情不少，广西的造反派竟然在柳州截拦载有援越军事物资的国际列车，这是给胡志明打美国佬的枪支弹药啊！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的造反派竟然要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大会，随便将一个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怎么行？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省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但是，氢弹爆炸成功这件大事，又一次轰动全世界，使他连续兴奋了好几天，他叫身边的人连连给他念世界各地传来的反应：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它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实现，比预计的早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美国《纽约时报》说：在北京疯狂的造反红色风暴中，传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消息，不能不使白宫对这个世界的安宁深觉忧虑…… ——英国《每日简报》说：在朗读毛主席语录，和用浆糊抹英国外交人员以及互相戴纸制高帽的同时，中国人却有时间在核弹事业中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其速度要比任何其他初搞核弹的国家都要快…… 他兴奋地连觉都睡不着，护士长给他服的安眠药加了量，使他才能入睡。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他醒来后又问：又有什么新的反应情况吗？ 秘书给他念的材料中，意大利报刊上的一则小故事和卡翁达总统昨天在会谈中向周恩来祝贺我国氢弹爆炸成功，使他很感兴趣。小故事说在中国氢弹爆炸当天，一个塔斯社记者给柯西金报告此消息。柯西金瞪园眼睛望着这位记者。记者又说：“总理同志，这次爆炸是在新疆进行的，这是反毛派控制的省份，……反毛派会让炸弹爆炸吗？”柯西金眼睛瞪得更大，终于气愤地开了腔：“记者同志，你为什么如此惊慌，你信任我们塔斯社吗？” 毛泽东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并称赞了欧洲人的幽默感。卡翁达认为中国的核爆炸成功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毛泽东说，非洲的朋友与柯西金的反应显然不同，是很高兴的。 当天下午六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卡翁达总统，俩人的手紧紧握了许久。在谈到修建坦赞铁路时，毛泽东详细地问起现有由殖民主义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控制的三条出海铁路的情况。 毛泽东问：西边通大西洋那条有多长？ 卡翁达说：从卢萨卡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全长二千公里以上。 毛泽东问：东南边那一条呐？ 卡翁达说：从卢卡萨往东南到印度洋岸的莫桑比克贝拉港，长度有二千公里左右。 毛泽东又问：南边经南非出海那条呐？ 卡翁达说：这条铁路往南到南非开普敦或伊丽莎白港，长度要在三千公里以上。 毛泽东又问：我们要修的这条铁路有多长？ 卡翁达说：修至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全长约一千七百多公里。 毛泽东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卡翁达听了十分感动，一再表示感谢，并说，我们只有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 毛泽东接着说：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在卡翁达总统访华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准备工作加快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坦桑尼亚财政部长贾马勒、赞比亚国务部长索科率领的坦赞联合经济代表团；当晚，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分三个步骤开展工作：（一）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就铁路工程进行考察，其费用由中国负担。（二）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铁路工程进行勘测，根据考察、勘测的结果，由中国方面进行设计。（三）根据设计结果，由中国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坦桑尼亚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组织施工。 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这件大事最后确定下来。 哈马舍尔德的专机神秘失事栽落在加丹加的丛林里…… 至今非洲有人谈起这段刚果独立的现代史时，还迷信而带着神秘感地说，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死后不到一年，瑞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戈？哈马舍尔德就神秘丧命在刚果的丛林里，而不是在瑞典、纽约或是刚果以外的任何地方，这是一种人世间的不可知的力量对他的报应。刚果人说，哈马舍尔德是来刚果给卢蒙巴陪葬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哈马舍尔德所乘坐的联合国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四时五十一分从利奥波德维尔机场起飞，往西南方向飞往北罗德西亚边境的恩多拉市，他是飞去那里与冲伯会见谈判停火的。由于联合国驻加丹加部队与冲伯的宪兵武装的战斗还在进行，为了安全起见，他将飞行的目的实行保密，他还让飞机不要直飞恩多拉，避开加丹加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免受到加丹加宪兵队的战斗机拦截。飞机起飞不久，他就让机长在飞行中实行无线电静默，以防不侧。 飞机在傍晚的时候飞过赤道线，不知道这位被称为“世界大管家”的秘书长，有没有闲适的心情在飞机上欣赏非洲热带高原上极为壮观的落日。卢蒙巴之死使他受到了众多亚非国家的责难，已经使他觉得焦头烂额。 卢蒙巴没有意识到，刚果从独立那天起，就成为美国苏联两大国争夺的焦点。就象非洲谚语所说的，两头大象打架，受害的首先是草坪。哈马舍尔德虽说摆出一副客观、公允的面孔，实际上是受美国的操纵。当时的联合国秘书处基本上处于美国和西方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个班子有六个人，每天都要为刚果问题碰头开会，地点一般都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第三十八层秘书长的私人餐厅里。这些人一边吃饭一边讨论远在刚果问题。事关刚果生死存亡的事情，大都是在这张餐桌上决定的。当时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戏称这个领导班子为“刚果俱乐部”。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美国人拉尔夫.本奇在刚果独立前就到了利奥波德维尔，作为秘书长的代表参加了刚果独立庆典。刚果士兵开始骚乱后，哈马舍尔德就指示本奇留在刚果。这个纯西方人组成的刚果问题决策班子，决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哈马舍尔德的精心安排。为了防止苏联或亚非民族国家的人员接触关于刚果问题的秘密，哈马舍尔德还下令专门设置了一套供上述六人使用的密码系统，供他们在纽约和刚果之间使用。 联合国军刚进入刚果时，天真的刚果人民把联合国军当作“解放军”来欢迎，他们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还将鲜花和香蕉扔给军车上的联合国军士兵。刚果人民很快就失望了，联合国军非但没有赶走比利时入侵部队，反而将枪口对准刚果士兵，要缴他们的械。联合国军一批批进入刚果，比利时部队非但没有撤走，反而肆无忌惮不断攻城掠地，扩大占领范围。卢蒙巴气愤极了，声言要请苏联出兵，这样卢蒙巴与哈马舍尔德的冲突就激化了。 七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并不直接批评比利时在加丹加搞的分裂活动，苏联也没有使用否决权。卢蒙巴对决议内容很不满，不理解哈马舍尔德和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包庇、纵容比利时，处处为比利时开脱罪责。于是，卢蒙巴决定亲自去美国一次，要去说服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告诉他们刚果的事实真相。他也要去针对西方报纸大肆攻击他是共产主义者进行解释，刚果只要在联合国帮助下渡过这场危机，刚果将严格恪守中立，不会投入苏联怀抱。卢蒙巴乘坐恩克鲁玛提供的加纳专机飞抵纽约。哈马舍尔德并没有被卢蒙巴所说服，俩人经过三次长时间的争吵，几乎吵翻了脸。 联合国之行使卢蒙巴认识到哈马舍尔德主要是为西方的利益服务的，对联合国的期望最后破灭了。在离开美国之后，卢蒙巴决定接受苏联政府的军事援助。而哈马舍尔德从此觉得，卢蒙巴这个人鲁莽、固执、不妥协，“不可救药”，也决心要搞掉卢蒙巴。 哈马舍尔德说：“卢蒙巴要玩火，就让他去玩吧，最终他会玩火自焚。” 七月二十八日，哈马舍尔德到达利奥波德维尔，籍口不干涉刚果内政，拒绝了刚果政府的要求，坚持不派联合国军进入比利时操纵下在搞分裂的加丹加省。本来哈马舍尔德这次来刚果，是要会晤卢蒙巴继续讨论刚果问题。他经过与卢蒙巴的代表基赞加副总理几次冲突，关系恶化了。哈马舍尔德恼怒了，不等卢蒙巴从国外回来见面，在八月六日就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回联合国，走的时候没有给基赞加副总理打招呼。 哈马舍尔德与卢蒙巴的关系日趋恶化，连哈马舍尔德在八月中旬再来刚果时，俩人也没有见面。后来哈马舍尔德来刚果，就不与刚果中央政府打交通，却频频与冲伯集团接触，这正合冲伯的意愿。 后来刚果的形势发展，我们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经作了叙述。在后来卡萨武布总统与卢蒙巴总理矛盾加剧时，十月份，联合国发生了刚果席位归谁之争。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将刚果在联大的席位让卡萨武布所占据，哈马舍尔德表面上说两句无可柰何的话，实际上是给予默认了。卡萨武布从纽约回到刚果，就毫无顾忌地下令逮捕卢蒙巴。联合国实际上成了逮捕卢蒙巴的同谋。可以说，卢蒙巴被捕及惨遭杀害，是在美国、比利时和哈马舍尔德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得到了他们的纵容和默许。哈马舍尔德在卢蒙巴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卢蒙巴遇害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哈马舍尔德的策略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原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卢蒙巴继续掌权，他们在刚果唯一的目的，就是搞掉卢蒙巴，从而使刚果摆脱“共产主义赤化”的危险。在卢蒙巴从肉体上被除掉后，又搞跨了在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从而彻底铲除了在刚果的“共产主义威胁”。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及西方国家居然出人意料之外地接受了一项亚非国家的提出的决议：为防止刚果内战爆发，联合国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将在刚果境内的所有比利时人、外国军事、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赶出刚果，并成立中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卢蒙巴及其战友之死进行调查。 在联合国操纵下的亲西方的阿杜拉政府成立后，八月二十八日，在美国授意下，联合国军开始对冲伯的加丹加省发动了首次进攻，企图用武力赶走冲伯所雇佣的数千名白人顾问、军官和士兵。但他们遇到了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九月，联合国又调集了大量兵力到加丹加，制定了代号为“摩尔特”的军事行动计划，准备逮捕冲伯及其政府部长们，结束加丹加的分裂。九月十三日凌晨四时，“摩尔特”计划开始在伊利沙白实施，因事前走漏了风声，联合国军遭到占据战略要地的加丹加宪兵队和白人雇佣军的顽强抵抗。虽说联合国军占领了政府机关、警察局和宪兵队总部等战略要地，但冲伯和许多部长在英国驻加丹加总领事的帮助下逃往北罗德西亚。 第二天，冲伯组织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军进行反攻，炮轰联合国军阵地，并用飞机进行轰炸。联合国军装备落后，几乎处于无力还手的地步。在伊利沙白以外的地方，整连整连的联合国军被冲伯的军队缴了械。此时，英国和比利时向哈马舍尔德施加了极大压力，威胁要停止缴纳联合国会费。 最后，哈马舍尔德被迫向冲伯和英国、比利时妥协，与冲伯谈判停火问题。俩人约好九月十七日在北罗德西亚靠近加丹加的恩多拉市会晤。 当晚十时左右，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飞机飞临恩多拉上空正准备降落时，一头栽到了离恩多拉十多公里的丛林里。一声巨响，丛林里冒出了浓烟。哈马舍尔德及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去会晤的哈马舍尔德只准备在恩多拉仅过一夜，因此上飞机前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手提箱。事后在飞机残骸里找到了这只手提箱。手提箱里除了日常洗漱用品外，还有几本书：袖珍版联合国宪章，英文版的圣经《新约》和《诗篇》，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两本诗集，法国小说家季奥诺的小说《诺亚》，德国犹太哲学家布贝尔的著作 href='1153/im'>《我和你》的英文版本，一张纽约地图，还有一本便笺簿和当天上午刚收到的信函。在九月十二日离开纽约之前，他曾写信给出版商答应在两个月内拿出 href='1153/im'>《我和你》的瑞典文译稿。 蒙博托废黜卡萨武布，结束刚果动乱 在刚果独立后数年间这复杂、曲折的动乱局面中，约瑟夫？蒙博托手握军权而几经尝试后，他悄然鸷伏，积蓄力量，对刚果政坛的最高位窥视已久，等待着时机，至一九六五年底，他觉得该出面结束这乱糟糟的刚果政局了。十一月二十四日，蒙博托发动政变，一夜之间派出军队占领了总统府、总理府、警察局、电台、邮局等要害单位，一举废黜了窝囊无能的卡萨武布总统，在电台宣布由其行使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利，同时并宣布成立非常时期的政府，由其亲信穆朗巴上校出任总理。 刚果历史上一个政治强人正式登场了。 在刚独立后的刚果政府中，卢蒙巴以总理身份兼国防部长，在卢蒙巴的推荐下，维克多？伦杜拉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军衔为少将；原来在卢蒙巴身边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的蒙博托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参谋长，军衔为上校，低于伦杜拉。他们俩人原来均在刚果治安部队任过职，伦杜拉早在二次大战期间就在治安部队中任助理医师，独立前是加丹加省的雅多维尔市黑人区区长。来自赤道省的蒙博托在治安部队服役七年，当过军队的仓库管理员、会计和秘书，一九五九年时他曾去比利时留学一年，学习新闻和公共关系，回国后当过记者、编辑，甚为懂得待人处事。在刚独立的时候，他是算作卢蒙巴班子的人的。他也一再说过卢蒙巴是他的恩师。 当独立初期卢蒙巴为赶走比利时入侵者、粉碎冲伯的分裂活动而四处奔波，伦杜拉将军指挥着刚果国民军为讨伐冲伯等分裂分子作战时，蒙博托掌握着首都部队的军权。反对卢蒙巴的卡萨武布及美国方面都觉得伦独拉将军太忠心耿耿了，因而看中了蒙博托，都在蒙博托身上下了功夫。当过会计的蒙博托有他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为此美国使馆曾花掉数额相当可观的美元。卢蒙巴发觉自己的参谋长与美国佬过从甚密，象讨论寻求苏联援助、讨伐加丹加等这类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就没有让他充分参与。这就导致了蒙博托的不满。因而在卡萨武布想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而来找蒙博托的时候，蒙博托向卡萨武布保证：首都军队将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这其实就是将天平倾斜向卡萨武布。 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卡萨武布的政变在卢蒙巴的反击下没有成功。卡萨武布曾经要蒙博托去逮捕卢蒙巴。蒙博托带兵来到了总理府，一见到恩师卢蒙巴，他就有点胆怯，不敢下手了。卢蒙巴对他做工作，要他掉转枪口，去逮捕卡萨武布。蒙博托一声不吭，带着士兵走了，也没有去抓卡萨武布。从这时起，他心里冒出一个想法：与其让他们这样闹下去，不如自己取而代之！这就产生了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由蒙博托发动的政变。 政变后，卢蒙巴和蒙博托作了一次长谈，希望蒙博托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在自己一边，以便结束刚果的混乱局面，但说服没有见效。于是，卢蒙巴公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蒙博托的政变，谴责“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已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收买”。这个声明，起了相反的效果，把蒙博托进一步推到政敌卡萨武布那边去了。蒙博托的这次政变是他发动的第一次政变，导致了卢蒙巴的出走、遇害，也导致了阿杜拉政府在联合国的操纵下产生。蒙博托的政变使他一下子就成了西方世界的红人，但他还没有成为刚果的最高领导者。这次政变实际上成了他后来那次成为总统的政变的演习。 历史很快就又给蒙博托提供了机遇——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哈马舍尔德丧生后的一个多星期之后，联合国和冲伯达成临时停火协定，联合国军从所占领的地方撤离，“摩尔特”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冲伯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回到伊利沙白维尔。他得意忘形地说：只有一百七十万人的加丹加打败了由九十九个国家组成的、有二十一亿人口的联合国。 此次停火并没有维持多久，加丹加宪兵队频繁骚扰、袭击联合国军。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经过一个多月准备，联合国军又卷土重来。从十一月起，联合国从刚果各地调集了更多的部队，还采购了数十架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还运来了许多大炮、装甲车、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部队。十二月五日，在飞机和重炮猛轰伊利沙白维尔之后，重新武装起来的联合国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经两个星期的激战，终于完全控制了该市。冲伯被迫屈服，与阿杜拉签订了协议，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放弃了加丹加的独立，仍然担任加丹加省长。协议签订后，冲伯并不完全执行，他采用拖延战术，极力阻挠中央政府对加丹加行使权利，拒绝解散加丹加的宪兵队。联合国当然不容冲伯耍花招，新上任不久的肯尼迪总统采用强硬态度，要全力干预刚果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联合国军向伊利沙白维尔发动第四次进攻，终于制服了加丹加宪兵队，占领了伊利沙白维尔，冲伯被迫逃往国外，流亡至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一九六三年一月，结束了加丹加省的分裂局面。 联合国这几年在刚果折腾，耗掉了巨额的经费，一些会员国拒绝分担这笔费用。因为卢蒙巴之死，使联合国军在非洲的名声狼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决定从刚果撤退联合国军。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最后一批部队从刚果撤走。靠联合国军支持而产生并方能维持下来的阿杜拉政府，在联合国军最后撤出的六月三十日宣布辞职。 在美国和比利时的鼓动下，卡萨武布总统又重新起用冲伯，冲伯从西班牙巴塞罗纳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当上了刚果政府的总理。对于直接杀害卢蒙巴的冲伯复出组阁担任总理，遭到非洲国家几乎一致的抵制。 在当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开罗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除了乍得和马尔加什两国总统外，其他绝大多数与会国家都拒绝冲伯参加开会，不承认其政府。九月下旬，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再次不允许冲伯参加开会。在此次会上，十多个有影响的非洲国家元首纳赛尔、本.贝拉、莫迪博.凯塔、塞古.杜尔、恩克鲁玛、尼雷尔、肯雅塔、马桑巴—代巴等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决定用武力推翻冲伯政府，向继续与刚果中央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刚果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援助。在基赞加政府被整跨以后，在卢蒙巴渡河被捕时逃脱的前国民教育部长皮埃尔.缪勒尔从埃及回到刚果，组织刚果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抵抗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与上述这些非洲国家一起，对于卢蒙巴战友缪勒尔领导的武装斗争给予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由于冲伯如此不得人心，促使卡萨武布在内外的压力下，遂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利用总统职权强行解散了冲伯政府，任命冲伯在加丹加时的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坎巴组阁，但坎巴组织的政府在十一月十四日的议会表决中未能获得通过。卡萨武布与议会之间再次出现僵局，卡萨武布再次指派坎巴组阁。 这时已经担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蒙博托觉得时机来了，乘机发动政变，废黜了卡萨武布而自任总统，称其共和国为“第二共和国”，将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金萨沙。冲伯于一九六六年月初再次流亡西班牙。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冲伯被蒙博托的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蒙博托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对手就是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缪勒尔。缪勒尔是非洲团结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曾到北京访问。他领导的西线武装斗争失败后，避难逃至金萨沙对面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九六八年四月间，蒙博托颁布了一次大赦令。九月，经刚果（布）政府斡旋，扎伊尔外交部长邦博科去布拉柴维尔签字，保证缪勒尔回国后的安全。虽说当时蒙博托还在北非访问，但这此重大问题上，邦博科不经请示蒙博托是不敢作主的。缪勒尔就被诱骗渡河回到了首都金萨沙，还受到外交部长邦博科的会见和款待。此时，正在摩洛哥访问的蒙博托一回到国内，就立即将缪勒尔逮捕，作为“战争罪犯”予以审判。十月八日，缪勒尔被判处死刑，翌日即被枪决。此做法受到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鉴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将卢蒙巴树为全非的英雄，冲伯内阁所不为大部分非洲国家接受的情况，蒙博托执政后，就努力将自己打扮成卢蒙巴事业的“继承人”。一九六九年二月，蒙博托将在埃及流亡八年的卢蒙巴夫人鲍兰和三个孩子接回金萨沙。不久，蒙博托向刚果全国宣布卢蒙巴为刚果民族英雄，将金萨沙市的一条主要大街命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还在这条大道上修建了一个巨型的卢蒙巴纪念碑。对此，扎伊尔舆论大加宣扬，称蒙博托是卢蒙巴的“真正继承人”。但是，蒙博托这些言行主要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籍此改变自己的形象，以捞取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蒙博托仍然害怕卢蒙巴在扎伊尔的影响，在蒙博托执政期间，扎伊尔官方舆论很少提到卢蒙巴，也不举行纪念卢蒙巴的全国性活动。每逢卢蒙巴逝世周年日，只有沙巴省省长去“卢蒙巴祠堂”表示一下悼念。而隔着刚果河对面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却总是隆重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同金萨沙街头冷清矗立的卢蒙巴纪念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蒙博托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了刚果的局势，在经济上也实行了一连串改革措施，至一九六九年底的时候，蒙博托的政权已经巩固了。 冲伯乘坐的飞往罗马的客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劫持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一架客机从西班牙东北部美丽迷人的海滨城市巴塞罗纳的机场腾空而起，往东穿越地中海的上空飞往意大利的名城罗马。天空和大海都显得瓦兰瓦兰。搭乘这架国际航班飞机的多是各国游客，当飞机在万米高空中平稳飞行的时候，有的游客在欣赏窗外地中海的景色，有的已经合眼休息或是养神。突然间，几名持枪男子跳出来控制了不同的舱位，宣布他们劫持了这架飞机，只有按他们的意图去做，他们无意伤害机组人员和机上的乘客。他们命令飞机改变航向，拐弯往南飞往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机场着陆。 面对着枪口，为了解保证飞机和乘客的安全，机长只好让飞机向南飞往阿尔及利亚。经过用无线电与阿尔及尔机场联系，很快就得到了同意降落的答复。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 与通常劫机不同的是，该机的劫机者并没有与地面警方的对峙，亦未向警方交涉，并不提出诸如避难、要钱之类的任何要求。机舱门一开，两个劫机者就用枪口对着坐在一个角落的中年黑人男子。这个黑人又矮又胖，神色极为紧张，被劫机者揪了出来，挣扎了一会也没用，只好跟着劫机者下了飞机。飞机在加油后，很快就获准起飞，飞往原目的地罗马。 这个被押下飞机的黑人，就是声名狼籍的杀害卢蒙巴及其战友的凶手莫伊兹？冲伯。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追捕行动。说来话长，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初，卢蒙巴在去美国回来后先后访问了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利比里亚和多哥等六个非洲独立国家，各国都表示了对卢蒙巴的欢迎和支持。在突尼斯，卢蒙巴除了会见了布尔吉巴总统，还会见了在那里的阿尔及利亚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布迈丁等。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抗法战争，为了表示对刚果解放斗争的支持，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将一位名叫谢尔盖.米歇尔的年青人派给卢蒙巴作他的新闻秘书。米歇尔精明强干，会几种语言，后来一直跟随着卢蒙巴，忠心耿耿，工作勤奋。因为米歇尔出生在法国，却有俄国血统，虽说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却并非亲苏派，对苏联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宣传机器却将米歇尔说成是“苏联政府派来的顾问”，将此当作卢蒙巴投靠苏联、刚果在“赤化”的证据，其实这只是捕风捉影、弓杯蛇影而已。阿尔及利亚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独立后，其领导人本？贝拉、布迈丁，与其他主要非洲独立国家领导人都对卢蒙巴遇害极为愤慨。据说是谢尔盖？米歇尔的朋友们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在冲伯出任总理时，因为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一九六六年初，冲伯再次逃亡西班牙，时机来了，他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行动小组，追踪来到巴塞罗纳，寻到了冲伯在市郊隐居的别墅，对其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平时很少外出的冲伯也许是住烦了，也许是去意大利有事，买了去罗马的机票。他们等了许久，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 冲伯刚被劫持者押下舷梯，不是飞机劫持者遭逮捕，而是冲伯遭到阿尔及利亚警方逮捕。他被投入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不久，阿尔及尔的法庭开庭，由阿尔及利亚政府以“非洲叛徒”的罪名，对冲伯提出起诉，法庭判处冲伯终身监禁。两年后，一九六九年六月，冲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监狱中，时年五十岁。 与卢蒙巴有关的另一个人物卡萨武布的命运要比冲伯稍好一点。 卡萨武布被蒙博托废黜后，念及近几年他俩之间的合作关系，蒙博托没有对他采取非常措施。卡萨武布就回到了老家下刚果地区。下刚果地区居住着刚果一个较大的部族巴刚果人。卡萨武布是巴刚果人，年轻时毕业于神学院，但他对神丝乎并不那么相信，毕业后他没有从事神职工作，而是当了一名教师。由于他是当时巴刚果人里学历最高的，因而在巴刚果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居住在金萨沙以西至大西洋岸边这一狭长地区的巴刚果人，早在十六世纪就建立了煊赫一时的中央刚果王国，只是后来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武力侵略下灭亡。卡萨武布对巴刚果人的辉煌历史和民族传统的热爱酷爱到了入迷的程度。他的理想是是将所有的巴刚果人团结起来，恢复昔日的中央刚果王国。但卡萨武布要求的刚果独立，并不是整个刚果的独立，而是下刚果地区的独立，至于其他地区怎么样，他似乎并不什么关心。卢蒙巴比他高一个层次的地方，在于卢蒙巴能够跳出部族的局限，以全刚果的眼光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这也是他俩经常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卡萨武布退出政坛赋闲在老家，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因脑溢血而在博马的家里死去。 近些年在刚果传来一个说法，说卡萨武布是中国人的后裔。在十九世纪末年与二十世纪初，比利时殖民者看中了华人劳工吃苦耐劳，在中国的汕头、琼州、澳门等地先后招募过三批华人劳工去刚果修建铁路。那时修建铁路极为艰苦，有记载说，当时的铁路“是建筑在坟墓之上的，是在哀乐声中缓慢地向前延伸的”。大量的黑人和华工死亡。在刚果的华工历经磨难，有一些人企图逃跑回国，也有的幸存者定居下来，与当地黑人妇女结婚。据说，卡萨武布就是这样的华工的后裔。他本人在世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这种说法。 “罗马尼亚渠道”传来了蒙博托的信息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是周恩来最忙的春天。在高度兴奋、繁忙和紧张中送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借用某西方记者的话来说，“关闭已久的‘中国门’实际上已经随着美国总统访华的卫星电视向全球转播而打开了”。 在尼克松走后的三、四月间，在北京的外国观察家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罗马尼亚要连续向北京派出两个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在尼克松走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府高官及各方著名人士，纷至沓来，与前相比，数倍剧增，而且遍及世界五大洲各地已经建交或者尚未建交的国家。中南海紫禁城里，各种各样的贵宾你走了他来，好不热闹呵。就以美国为例，尼克松走后仅三、四月两个月内，美国就有多批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及率领的代表团，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团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病重之中的毛泽东，在会见了尼克松之后，身体日见好转，但他只是接见最重要的客人；所有稍为重要一点的客人，都希望见到魅力无穷的周恩来，周恩来也乐意会见或者接见他们。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七时许，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政府代表团；相比之下，一个来月之前由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就只是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为什么对后一个相同级别的代表团如此重视？ 因为后一个代表团任务特殊，是访问非洲刚刚归国不久的齐奥塞斯库总统专程派来北京转达来自非洲的重要信息的。 在促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事件中，布加勒斯特曾经传来过尼克松总统的重要秘密信息。那是一九六九年八月初，尼克松总统访问布加勒斯特的时候，曾经这么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我的意愿？” 毛泽东、周恩来都极为重视罗马尼亚人传递过来的这一重要信息。后来周恩来把它称为“罗马尼亚渠道”。如今，尼克松访华不久，“罗马尼亚渠道”又传来了新的信息。 这一年三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非洲数国。在他访问扎伊尔的时候，受到了蒙博托总统格外热情的接待。两人在会见时，上个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所作的一周访问无疑也是他俩的话题之一，齐奥塞斯库很告兴地告诉蒙博托：现在已经无需保密了，三年前尼克松访罗托他秘密捎话给周恩来时，在罗马利亚只有两三个人知道。 蒙博托听了甚为高兴，这正触及了使他苦恼的事。何不请齐奥塞斯库再向中国领导人传一次话呐？ 原来，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已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去年十月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上个月连美国总统都去北京访问讨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蒙博托越来越感到扎伊尔不承认中国、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不行了。同时，这些年来，蒙博托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已经意识到过去的依赖美国的倾向，已经影响到扎伊尔和他的形象。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声明扎伊尔不是西方国家的附庸，他本人也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他强调扎伊尔奉行“积极中立”、“不左不右”的对外政策，“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友好关系”。 蒙博托正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又很有苦衷。在整个六十年代，因为卢蒙巴之死、基赞加政府、缪勒尔爱国武装等问题，蒙博托与中国是冤家对头。在对华问题上，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蒙博托曾是蒋介石在非洲的“忠实可靠的朋友之一”。一九七一年七月，蒙搏托曾亲自应邀去台湾活动了一个星期。为了拉拢蒙博托，台湾向扎伊尔派出了近百人的农耕队，帮助蒙博托修建恩塞莱总统庄园，并为扎伊尔培训保安人员。蒙博托的主要安全顾问都在台湾受过训。曾有非洲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劝他要与中国友好、建交，他考虑到自己与中国矛盾已深，恐怕一时难以实现建交。但是，尼克松访华的冲击波也使他受到冲击，连尼克松这个中国人的死对头都能到北京去改善关系，他当然也可以去。在加上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人在非洲朋友很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他在非洲显然是很孤立的。 于是，他也想改变对华政策，而苦于没有中间传话人，他就趁此机会请到访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 齐奥塞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立即派出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专程访问北京，奉命向周恩来总理转达蒙博托总统的这一愿望。 蒙博托的高级顾问在外交场合悄悄接近中国外交官 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断多年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间，在华沙举行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曾经发生过美国驻美大使主动追逐中国外交官的著名的戏剧化插曲，由此导致了转折性的第一百三十四次中美华沙会谈的举行。 想不到两年半以后，国际外交领域里这样的戏剧化插曲又在科纳克里重演。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几内亚总统府的礼堂里灯火通明，正准备演出着民族歌舞，欢迎访问几内亚的蒙博托总统。几内亚的民族歌舞的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杜尔总统喜欢用经过改造、揉进了现代争取独立与革命内容的民族歌舞款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周恩来就曾对这些节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还指示国内邀请几内亚著名的歌舞团去中国演出。 这晚，驻科纳克里的各国外交使节都应邀出席文艺晚会。因为中国与扎伊尔已无外交关系，中国驻几大使韩克华没有出席，只派了使馆参赞康晓出席晚会。演出开始前，有一些礼仪的讲话与应酬。这时，有一个扎伊尔外交官悄悄地走到康晓面前，自我介绍他是随同蒙博托总统访几的总统顾问莫科洛.瓦.姆庞博。他向康晓要求会晤韩克华大使，目的是“商谈一件大事”。康晓参赞也没有回避，当时即向他表示明日再谈。 原来，蒙博托总统这次访问几内亚，其目的之一就是打算同中国驻几大使进行接触，以试探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蒙博托有点着急了，这次访问几内亚要请杜尔总统从中说情。而这位莫科洛在刚果是个重要人物，当时是总统政治和对外安全事务顾问，富有外交经验，近年来一直参与扎伊尔的“秘密外交”工作，对在卢蒙巴事件后的蒙博托政权为非洲主要国家所接受曾经立下不小的功劳。此人很受蒙博托所器重，是扎伊尔公认的“基辛格”式的人物。 康晓当晚回到使馆后，当即向韩克华大使作了汇报。经请示国内，决定邀请莫科洛到中国使馆与韩大使会见。对俩人的会见情况，赵永和在《中国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的回顾》一文中作了有关的记述—— 二十五日晚，莫科洛来到我驻几内亚大使馆，并会见了韩克华大使。莫科洛谈话伊始便表明扎伊尔要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说“在世界形势有了新发展的情况下，扎伊尔不能无视人民中国”，但又说“一旦人民中国采取主动，我们就可以联系”。韩大使阐述了我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贯立场。最后，莫科洛表示“我们的交谈是私人性质的”，“我是作为总统的私人顾问而采取主动的”。 二十六日晚，莫科洛再次来到我驻几内亚使馆告韩大使，蒙博托总统一字不减地接受韩大使所讲的有关中、扎关系的一切原则，包括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条件，但总统主要关心的是不干涉扎内政。韩大使再次阐述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将来还要这样做。对两国过去存在的问题，韩大使说：“我们双方各有看法。但是，我们主张向前看，对过去的不同看法不应妨碍我们今天发展两国关系。”“扎伊尔政府愿与中国复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中、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莫科洛表示这次是授权同韩大使接触，至于何时何地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等候他的信息。 韩克华当晚即将这次双方谈话内容，向国内报告。由于蒙博托已经连续向中国方面表示希望改善和发展中扎两国关系，此次又表示一字不改地完全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一切原则，为表示中方的诚意，国内指示韩克华大使：在蒙博托总统离开科纳克里回国时，可以到机场送行。 六月二十七日，蒙博托总统乘专机离开几内亚，杜尔总统到机场送行。韩克华大使也前往机场送行，杜尔总统特意向蒙博托介绍：“这是中国驻我国大使韩克华先生。” 蒙博托很高兴，紧抓着韩大使的手握了较长时间，双方寒喧了几句。 在蒙博托登机之后，杜尔总统对韩克华说：“蒙博托总统从访问几内亚的第一天起，就和我谈到与中国 5efa." >建交的可能性。还请我从中促成这件事。” 六月二十八日，蒙博托返抵金萨沙，在机场刚下飞机就向扎伊尔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说：“在我离开科纳克里时，人民中国的大使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他同我长时间握手和谈话。我们互相致意。这说明人民中国知道扎伊尔共和国代表了什么！”蒙博托是想借此机会公开说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承认扎伊尔，主动作出与与扎伊尔发展关系的表示。 蒙博托回国一个月后，韩克华大使接到金萨沙飞往科纳克里的班机机长送交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莫科洛写来的。信中说：为便于联系，他愿在巴黎同中国方面的代表继续接触。 扎伊尔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 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后，周恩来苦撑危局，主持政治局工作。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国内经济也有了好转，应该是周恩来心请愉快之时，但是，他病倒了，累垮了，超乎寻常的繁重的工作担子损害了他的建康。这年五月中旬，确诊发现患有膀胱癌，入秋以来，周恩来连续发现便血增多，十一月初，经组织专家会诊，医生写报答给中央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 就是在这段时候，扎伊尔的“基辛格”莫科洛，也象美国基辛格博士一样，来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十一月七日，莫科洛到达北京。他访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同中国进行复交谈判。莫科洛是很想见到周恩来的。中央没有安排周恩来接见莫科洛，而由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予以会见。莫科洛对姬鹏飞解释说，他的使命是秘密的，这不是扎伊尔怕美国，也不是怕苏联。 莫科洛下榻在东交民巷的宾馆里。双方的复交谈判，由莫科洛同何英副外长进行。一九六〇年中国承认刚果卢蒙巴政府和卢蒙巴被害后的基赞加政府时，何英时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参与了决策的过程。在莫科洛到京之前，何英曾经同姬鹏飞部长去看望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双方向前看，相互谅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新关系的有关指示。 在莫科洛到京之前，何英回顾了周恩来处理承认卢蒙巴政府、卢蒙巴被害及承认基赞加政府等问题时，他经常当面聆听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非洲人民的深切感情。他为谈判作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对于在会谈中讨论两国关系史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再次作了回顾。 十一月七日，莫科洛在会谈中就提出了“扎伊尔政府唯一的要求是中国不干涉扎伊尔内政”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中、扎关系史上存在的主要历史问题。对方提出问题的方式，表露了其意图很明显，在于否定中国对基赞加合法政府和缪勒尔等爱国武装力量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 对此，何英早有准备，就在会谈中着重阐述了中国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关系，回顾了中国同扎伊尔关系的历史，指出承认卢蒙巴政府和卢蒙巴被害后的基赞加政府，并同基赞加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完全是为了支持扎伊尔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中国撤回使节后，缪勒尔等爱国人士举起卢蒙巴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冲伯的斗争，中国也支持了，这仍是为了支持由卢蒙巴开创的反帝反殖斗争事业。这些都是过去的事９９ｌiｂ.情了。现在，非洲的情况有了发展变化，扎伊尔的情况也有了发展变化。我们主张向前看，回顾过去是为了双方互相谅解，而不是挑起分歧。现在我们两国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和建立新的关系，这是符合我们中、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的。 十一月八日，莫科洛又提出了要中国政府对蒙博托现政权表态的问题。对方的用意是要我们肯定蒙博托政权是卢蒙巴政府的继续。 对蒙博托现政权的看法，何英表示中国方面注意到扎伊尔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我们表示尊重和支持；对近些年来扎伊尔同邻国改善关系和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强调发扬民族传统、提倡民族自尊精神等表示赞赏。何英特别提到对蒙博托总统提出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主张表示欣赏。 经过两天的会谈，莫科洛对何英副外长的答复和解释表示满意。何英还拿出了一份中方提出的复交公报稿子，经协商，初步达成了协议。公报只提“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关于台湾问题，双方达成口头默契：扎伊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扎两国复交后，扎伊尔立即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不容许其农耕队挂“台湾农耕队”的牌子。中国方面将派遣农业科技人员去扎伊尔顶替这个农耕队。 本来协议已经达成，事隔一天，莫科洛对其已同意的中、扎复交公报稿中“恢复”二字提出了异议。于是，何英副外长应邀到莫科洛下榻的宾馆同其进行商谈。 莫科洛说，刚果（扎伊尔）当时有两个政府，金萨沙蒙博托政府是正统合法的，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是不合法的，是个分裂分子的政府。因此，所有与基赞加政府建交的国家，要同扎伊尔现政府发展外交关系都是建交，而不是复交；在上述情况下用复交，就是对扎伊尔内部事务的干涉。 何英对莫科洛强调说，在卢蒙巴不能行使总理职权以及被杀后，基赞加作为卢蒙巴政府副总理组成政府，是卢蒙巴合法政府的继承者。当时还有二十二个国家，包括重要的非洲国家如阿联、加纳、几内亚等国都承认了基赞加合法政府，与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对基赞加合法政府的承认，决不意味着对扎伊尔内部事务的干预。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将“恢复外交关系”改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草签了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并就联合公报正式签署和发表的时间达成协议。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扎伊尔国庆，经扎方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在扎伊尔国庆节的一个星期前，在巴黎正式签署此联合公报；在扎国庆节的前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双方还商定了在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前，扎伊尔有关方面召见“台湾大使”，通知他和农耕队尽快撤走。 翌日，这位刚果的“基辛格”结束了他秘密的访华之行，何英副外长去机场为其送行。但他在数天后刚刚回到金萨沙，与金萨沙隔河相望的布拉柴维尔市的中国驻刚果（布）使馆，就向国内电告：蒙博托总统对已草签的联合公报有修改意见。 蒙博托又生波折要求修改联合公报，莫科洛急忙渡过扎伊尔河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刚刚访华回到金萨沙没两天的莫科洛就又急匆匆地出现在扎伊尔河（刚果河）的轮渡上。他又要到有中国使馆的邻国刚果（布）去找中国大使。这时是雨季，河面显得更宽。 在非洲中部有两个刚果。这两个国家以非洲第二大河刚果河（扎伊尔河）为界，河北边的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简称刚果（布）；河南边的过去叫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现叫刚果（金萨沙），简称刚果（金）。在蒙博托时代叫扎伊尔（金萨沙）。两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与金萨沙也在刚果河下游隔河相望。两个城市之间的河面宽阔，长年水量丰富，河水湍急，相互间有轮渡相连。刚果（布）原为法属殖民地，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独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同中国建交。建交以来，与中国关系友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驱逐蒋帮及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中国驻刚果（布）使馆是离金萨沙最近的中国使馆。 莫科洛渡过刚果河后，来到中国使馆，会见王雨田大使。莫科洛向王大使转达了蒙博托总统对已草签的联合公报有两条修改意见：一、将两国关系“正常化”改为“决定互相承认”和“建交外交关系”；二、要求中国全面支持蒙博托自一九六五年上台以来执行的内外政策。 王雨田听了，觉得表明蒙博托仍在肯定是他的政权而不是基赞加政府是卢蒙巴合法政府的继承者。蒙博托的意见不符合当时扎伊尔的事实。若否定基赞加政府的合法性，即等于说中国同基赞加政府建交是错误的。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不可能接受。因此，王雨田对莫科洛表示说，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公报是双方经过协商取得的一致意见，也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和满意的。在会谈中，中国政府已充分阐述了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双方一致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一点已写进“联合公报”。 王雨田还说，对扎伊尔政府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姬鹏飞外长和何英副外长在北京的会谈中都作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政府一向是说话算数的和负责的。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双方应互相信任，相互谅解，向前看。如扎伊尔方面坚持要修改，因时间太紧，按原定计划签字和公布就来不及了，只好以后由双方驻刚果（布）使馆继续商谈。王雨田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难以作出让步。 当时距离扎伊尔国庆日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莫科洛听了王雨田一番话之后，进行了认真的思索，然后表示，在原公报上签字没有问题，但需报告蒙博托总统。 在会见结束前，莫科洛还提出扎伊尔政府邀请王雨田大使参加当月二十六日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 几天后，十一月十九日，乔冠华副外长和扎伊尔外交国务秘书伊农加在巴黎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了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子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于“二十五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二十二日，莫科洛再次渡河来到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与王雨田见面。王雨田告诉莫科洛，中国政府接受扎伊尔政府的邀请，决定派他参加二十六日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莫波洛说到时将派专人过河来接。 二十五日，出现了新的情况。蒙博托这天在金萨沙市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中、扎联合公报时，并就此事在用林加拉语发表的讲话中攻击中国。这是有违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因此，当扎伊尔来人接王雨田过河去金萨沙时，王雨田托故婉拒了。 在婉拒出席观礼后，蒙博托再邀王雨田访问金萨沙 真升飞机盘旋在刚果河畔的金萨沙市的上空，他可以从空中不仅很清楚地鸟瞰该市的容貌，还可以望见河对面自己使馆所在的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市容。坐在飞机上，一眼可以饱览两国首都的景致，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首都都是花木繁茂、景色美丽的热带城市。河那边，布拉柴维尔城市布局井然，其主要街道的房屋造型多呈欧洲风格，又有简洁、明快、开敞的热带建筑特点。河这边金萨沙的铜色楼顶的矿贸公司大厦、流线型的扎伊尔银行大厦和议会大厦国家宫等高层建筑各具神采，卢蒙巴大道中那高耸的卢蒙巴纪念碑在太阳下闪着光…… 这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扎伊尔国庆过了一个星期后，没有出席这次国庆观礼的中国驻刚果（布）大使王雨田，应邀过河对扎伊尔进行的访问。蒙博托总统在河畔恩加利埃马山上的总统府接见并设午宴招待，还特别亲自安排王大使乘直升飞机鸟瞰首都市容。 在正式宣布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之前，扎伊尔外交部召见了台湾驻扎“大使”，通知他和台湾农耕队尽快撤走。 王大使本来是作了准备，要应邀来出席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扎伊尔国庆观礼活动的。但二十五日那天，蒙博托在宣布中、扎两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时，用本地语讲话时攻击了中国。蒙博托在讲话中强调了同中国复交和互不干涉内政的重要性，但污蔑中国曾支持扎的“叛乱”，使扎伊尔人民“流血”，在扎伊尔内部“制造混乱”。当晚，扎伊尔电台在综述发表蒙博托讲话的时候，却抹掉了其中指责中国的部分。蒙博托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要向公众交待一下，为什么要改变对中国政策，为自己的政策转弯找一个台阶下；但在讲话中对中国进行指责，是不友好的做法，违背了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第二天扎伊尔派人到布拉柴维尔接王大使时，他籍故婉言拒绝了。 蒙博托本来有自己的打算，待中国大使来出席观礼时，想提出尽快访问中国的要求，他要到中国去亲眼看一看，希望中国政府能予以同意并发出邀请。蒙博托见中国大使没有来出席其国庆观礼，在国庆数日后，派莫科洛过河来探询。 王雨田对莫科洛说，我不能接受蒙博托对中国的指责，中、伊双方在复交谈判中都表示了要向前看，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挑起分歧，而是为了取得相互谅解，双方应以相互信任和合作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莫科洛作了解释，说明扎伊尔政府重视不干涉内政问题，重申扎伊尔愿向前看；莫科洛还提出蒙博托总统希望一九七三年一月间就访华的要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同意。 蒙博托提出访华的时间要求是很紧的，立即向国内报告。国内很快就答复，邀请蒙博托总统与下一年一月中旬访华。 十二月十四日，蒙博托总统邀请王雨田大使到金萨沙进行一天的访问。王雨田向蒙博托转达了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问候以及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于翌年元月中旬访华。 蒙博托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接受邀请并表示感谢。他对王雨田说，台湾“大使”在扎伊尔的主要任务是使扎伊尔人民相信人民中国是一个“搞颠覆不讲友谊的国家”，相信中国大使来了就会以行动证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共处的国家。 王雨田告诉蒙博托，他下个月也将奉调离任回国，很愿意在北京欢迎总统阁下。 蒙博托说：我喜欢毛主席坦率的性格…… 戴豹皮帽子、持乌头黑檀木手杖的蒙博托总统从专机的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并陪同蒙博托乘红旗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蒙博托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访问北京的非洲国家元首所率的团。予定在中国访问十天。蒙博托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下午抵京的。 蒙博托坐进周恩来的车子后，大约因为不能不想起这些年来为卢蒙巴问题而与中国别扭的历史，心中十分感慨，他对周恩来讲了这样的第一句话：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来这里是把扎伊尔人民的和平情谊和善意带给你们。” 在车上，蒙博托告诉周恩来：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都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他说，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几次劝他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在其所下榻的十八号楼前下车时，蒙博托曾问：“去年尼克松总统也是住这儿吗？” 周恩来说：“尽管尼克松总统比你先到这儿，但金萨沙要比华盛顿先驱逐了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 蒙博托住下后，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同周恩来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周恩来对比蒙博托说，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平等、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注意和研究了你上台后扎伊尔的一些变革。你们走的这个道路还是可以发展的。你们取得了成绩，统一了国家。我们注意阁下同非洲各国改进关系，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非人民解放运动。对此，我们很钦佩。 蒙博托对中国曾支持扎伊尔爱国武装斗争和他对中国曾持敌视态度解释为“双方之间的误会”，反复表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把它一笔勾消”，“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我们的友谊”，强调此次来访“不是为了算旧帐，而是来增进相互了解，在新基础上发展新的友谊”。 当晚九时，蒙博托拜访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周恩来表示欣赏蒙博托在中、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有魄力，并告诉蒙博托，毛主席欣赏他果断、看准了就办。还指出，中、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我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地处非洲中心的扎伊尔和亚洲东方的中国结成友好关系，这对亚非人民团结会起影响。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周恩来与蒙博托在钓鱼台十八号楼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周恩来表示赞赏蒙博托关于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提法，并指出扎伊尔是扎伊尔人的扎伊尔，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而不容许外国干涉。周恩来还表示，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扎伊尔同台湾当局断交，使扎伊尔在某些方面蒙受了损失，中国将会进行补偿，提供一些扎伊尔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比台湾搞得更好，这才能考验中、扎人民的友谊是真诚的。 一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蒙博托。 蒙博托身材匀称挺拔，尽管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仍显出军人风度十足。他身穿着一种类似中山装而叫做阿巴科斯（意即：打倒西装）的民族服装，仍然头戴豹皮帽子，手执乌头黑檀木手杖。毛泽东这位颇具特色的客人很感兴趣，上下打量着他。谈话就从显示威严的豹皮帽和象征权力的檀木手杖开始。 在寒喧几句之后，毛泽东赞扬蒙博托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都很坦率地就实质问题，单刀直入地交谈。 毛泽东：“你来了嘛，卢蒙巴，他没有来过北京。” 蒙博托：“对。他还没有来得及。” 毛泽东：“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和他们在一起的。” 毛泽东毫不隐讳：“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被你打得呜呼哀哉了，那我有啥办法啊！听说你打仗很勇敢嘛。” 据说蒙博托的部队去以色列进行伞兵海上跳伞训练，他头一个从飞机上跳下去。他亲自率领军队去进攻爱国武装力量，开始部队一触即溃；在十分危急时，蒙博托连帽子也未戴，手执冲锋枪带头冲锋陷阵，溃败官兵见主帅带头冲锋，也纷纷掉头冲向前去，结果反败为胜。 蒙博托很得意，称他那时同士兵生活在一起，打仗时身先士卒，而爱国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只知在城里玩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出当时不仅中国反对蒙博托，非洲进步国家都反对他，他在非洲处境孤立，这是历史，不容抹杀。 蒙博托也很坦率，对此供认不讳，并表示：“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消了。” 毛泽东说：“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法子反对了。” 两人的几句话就把十年的问题谈清楚了。坦诚相见，实事求是，使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 与毛泽东会见出来，蒙博托很高兴。他很钦佩毛泽东，他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讲老实话，喜欢毛主席坦率的性格。” 蒙博托从此非常崇拜毛泽东。他提出要把儿子送来中国接受民族主义教育。他把这次同毛泽东的会晤的照片放大后，一直挂在总统府的客厅里。毛泽东去世后，他下令扎伊尔全国下半旗志哀三天。 宫达非出使刚果，参加金萨沙十万群众的集会 蒙博托会见毛泽东后，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中国大使和我一起去扎伊尔。” 周恩来已决定当时任驻伊拉克大使宫达非出任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曾在摩洛哥担任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恩来告诉蒙博托，中国派往扎伊尔的大使还在国外执行任务。 蒙博托说：“我预定27日返回金萨沙，28日举行人民集会，届时将谈中国问题。如果大使能够到达，我29日就可接受他的国书。” 外长恩古扎也说：“我于27日回到金萨沙后，一放下行李就接见中国大使。第二天大使即可作为我的客人参加金萨沙的群众集会。” 于是，周恩来让外交部当晚急电尚在巴格达的宫达非，指示他立即结束在伊拉克的工作，务必于本月27日以前赶到金萨沙，作为中国驻扎伊尔的大使赴任。宫达非都来不及回国，由董必武代主席签署的国书由信使从北京送往巴格达。 通过蒙博托访华，中扎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中国向扎伊尔提供两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同意向扎伊尔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和医疗队，与扎伊尔建立了空、海运输联系。 一月二十七日，首次访华园满成功的蒙博托回到金萨沙，他很兴奋和高兴。第二天，举行了一个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宫达非作为中国大使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宫达非已是第三位进扎伊尔（刚果）的中国使节。蒙博托在群众大会上作了两个多钟头的讲话。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中国，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联系扎伊尔本身的不足提出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提供给扎伊尔的一亿美元贷款，是无息的，这在扎伊尔是空前的。他说中国曾深受外国统治之苦，所以它帮助别人是真诚的。 这一年十月十四日，蒙博托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再次热情赞扬中国的无私援助；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对扎伊尔的掠夺和剥削。 第四篇 非洲不再遥远 当通过恢复中国席位时，非洲代表们在联合国大厦里载歌载舞 每年的九、十月都是联合国紧张繁忙的日子。在纽约东河河畔联合国大厦这座火柴盒式的三十八层摩天大楼里，在那座气宇不凡的会议大厅进出的各国外交官或工作人员，他们操着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各种语言，甚至还有少数人才懂的非洲部族语言，他们有白色、黄色、黑色、棕色等人种，代表世界各大洲、各岛屿的各种民族。 一九七一年的九、十月，召开的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官员、联合国问题专家、各国驻联合国代表与观察家们，似乎都觉得这一年的繁忙只是一种通常性的翻忙，觉得这一年的辩论及通过的提案将会是一些事务性的，感觉不到这年联大会将有意义特别重大或是令人特别惊讶的重大事件发生。十月二十六日这天，二十六届联大一年一度地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有关提案，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尽管长期以来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国家逐年增加，但是，一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年的表决中支持的票数会超过三分之二。 表决的时候，在联合国宽敞的兰色黄色的会议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在后面数排旁听的观众席上，每年这种表决的时候都会有好些海外华侨来观看。气氛虽有些紧张，却十分平静，因为对这一年一度的表决几乎都习以为常了，要达到有的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很不容易，还需努力，投支持票和投反对票的代表们都没有意识到今年会有奇迹发生。 事后的统计数字表明：非洲国家的支持票增加的最快。 在一九六一年的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36张赞成票，其中有9票来自非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塞拉利昂和索马里。此后，在联大会议上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非法国家越来越多。 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十二个国家提交了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其中非洲国家六个：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加纳、几内亚、马里和索马里，在表决时投赞成票的47个国家中有18个是非洲国家。 在第二十一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三届、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联大会议上，都有非洲国家提交类似的提案，特别是在一九七〇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大会谈上，由阿尔及利亚等十八个国家（非洲占九个）提交的提案进行表决时，有51票赞成，超过了反对票数（49张），却因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认为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才能生效为由而没有成功。 在这次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有23个国家（非洲占11个国家）联合提交了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 巨大的电动屏幕上计数的灯光数字变化表明：这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在表决中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它们是——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博茨瓦纳共和国； 布隆迪共和国； 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帝国； 加纳共和国； 几内亚共和国； 肯尼亚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马里共和国；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摩洛哥王国；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刚果（布）人民共和国； 卢旺达共和国； 塞内加尔共和国； 塞拉利昂共和国；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苏丹民主共和国； 多哥共和国； 突尼斯共和国； 乌干达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共和国。 表决结果一出来，还不等大会主席正式宣布，整个会议大厅里马上沸腾起来了，有人大声发笑，有人痛快地喊叫，有人兴奋得直拍桌子，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大厅的四面八方响起来，汇合在一起，经久不息。非洲黑人代表特别欢欣，竟然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大厅金黄色的圆屋顶下成了欢乐的海洋。只有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代表及蒋介石的“代表”，显得颓丧和狼狈不堪。 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电视转播的尼克松脸都气歪了 在纽约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就23国联合提案进行表决的时候，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那个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广播。他仿佛有什么预感，在关键时刻看得很专注而紧张。有一个能直接进这个办公室的助手走了进来，要向他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 当他看到表决结果出来，大厅里的欢乐沸腾的场面，他恼怒地狠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据目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气得脑门的筋都鼓了起来，脸都气歪了。为了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在这一年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其内容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甚至可以取得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资格，但是要保留蒋介石当局的席位。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这个方案，这个提案是和强大的伙伴日本一起泡制的，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布什与日本的代表一起，事前接触了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估计要比支持中国的多几票。当时，联合国的报道材料，好些观察家的舆论，都倾向于这样的估计。结果怎么会是这样？这许多代表为什么口是心非？美国、日本搞的提案在这次联大根本没有获得表决的机会。除了提案遭到失败，还表明美国的指挥棒失灵了，这怎能不令他火上加火呐！ 这天，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为那个提案表决通过后在联大会场“欢腾、鼓掌、跳舞”的做法感到恼怒，甚至扬言要对投赞成票的国家进行报复，削减给它们的援助。 基辛格在北京说，中国至少要在明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才能进联合国 消息是北京时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传到北京的。这时，纽约正是下午时辰，二十三国提案刚刚获得通过，大厅还在狂欢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当即打电报给中国代理外长姬鹏飞，要中国赶快派代表去纽约。这是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但中国方面没有准备是事实。既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当时，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尚在北京，为尼克松翌年春访华作准备工作，这也是一件大事，周恩来在短短几天内要与基辛格进行十次会谈，因对去联大的重大事宜中央政治局还要开会决定，给吴丹的明确的复电也就迟了。 吴丹急了，曾经一连给姬鹏飞代外长来了三封电报催促。因为吴丹碰到了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就是下一月安理会谁当主席的问题。当时大概是一个月换一次主席。主席的轮流是按国家名称第一个字母为准的。中国的简称是“C”，被蒋介石集团窃据使用了二十二年。如果再用一个“C”字代表，那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过去那个是假的，是冒充的，现在真的中国来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全称，就是“P”字打头，在联大要是使用“P”字打头，下个月就轮到中国当主席了。 吴丹的第一封电报来的时候，是二十六日凌晨。正好是周恩来最忙的时候，从凌晨五点三十分开始，周恩来与基辛格博士进行第十轮会谈，最后要就尼克松总统访华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然后在此轮谈完之后，由乔冠华副外长送基辛格去机场。兰白色相间的“空军一号”专机已经在首都机场做好了起飞的准备。周恩来估计联大这个消息会使基辛格难堪，就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而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的“空军一号”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但电讯员认为基辛格博士马上就要登机起飞，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设法送给在钓鱼台谈判的基辛格了。 这天上午九时，会谈结束，周恩来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五号楼的门口。在基辛格上车前，周恩来用英语对他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基辛格有点惊奇地笑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说话。 这天早上周恩来心情十分愉快，这不仅是“上海公报”已初步达成协议，还有刚才在天亮前传来的中国进入联合国表决结果的消息。就在五号楼门口，在基辛格快要离开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了要送客人去机场的乔冠华。 在由钓鱼台驶往首都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按柰不住心中的喜悦，有意识地和基辛格谈起中国的联大席位的话题。 乔冠华：“博士，我得到个消息，现在联大正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你看，今年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不动声色：“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十分肯定地说：“至少得明年以后，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得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毛主席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这天天快亮的时候，中国进联合国的消息也由有关部门紧急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刚刚入睡不久。这是长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 这几天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从十月二十日起，周恩来与基辛格要会谈多次，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和中美联合公报。会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他看了美方提出的公报稿子，没有同意，他认为美国人的公报稿子是在“放空炮”。后来，他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双方“各说各的”方案。经过几个来回，至二十六日凌晨公报基本构架已确定，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作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放心的服了安眠药，就入睡了。据说基辛格第二次来访，他就很想见见这位博士，这位德国犹太人出身的美国大官；但按美方的说法，中国最高领导人要与尼克松总统会见后，才能见其他的美国官员。这天凌晨入睡前，他还在嘟囔美国人这种礼仪规定过时了。 当新华社的紧急情况报告送来之后，毛泽东身边的值班人员斟酌了好一会，觉得在没有周恩来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特别嘱咐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急于叫醒服药熟睡了的毛泽东。这段时间，毛泽东身体不好，又太累了。 毛泽东临近中午睡醒了，得知了联大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很是高兴，还叫人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下午，毛泽东给周恩来去电话，询问此事。 当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自己办公的地方开会，讨论联大问题。参加的是外交部党组与有关人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正式电报，请中国迅速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离开会还有五天，往西半球走，可以多赚十二个小时，就是三天半。全世纪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时候，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和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说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毛泽东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以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 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嘛。” 毛泽东点将的“乔老爷”就是乔冠华。 当晚，周恩来去毛泽东书房开会，商定立即组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事宜。在决定此事中，毛泽东形象生动而用“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句话，高度慨括了非洲兄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他还在别的讲话中，说过“我们的非洲穷朋友很够朋友”之类幽默而含意深刻的话。 许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当作自己的胜利 中国在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了合法席位消息传出，许多非洲国家的报纸、新闻社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祝贺。 十月二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日报》发表题为“世界史上的一天”的社论说：“这一胜利实际上超出了联合国的范围，而成为世界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被战败的大国是美国。即使在最后一分钟，美国也不惜竭尽全力去阻挠正义的胜利。然而，不论是它直接玩弄或者间接玩弄的最后一些阴谋，在绝大多数人民面前，都成为图劳。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美国的压力没能使人们接受华盛顿的观点。同时，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新标志。” 马里国家电台十月二十六日广播的一篇社论指出：这一胜利“不仅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包括七亿中国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胜利”。 赤道几内亚、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刚果（布）、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赞比亚、布隆迪、喀麦隆、突尼斯、毛里求斯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还先后发来贺电。有些非洲国家在通过表决后的第二天便约见了中国驻他们国家的大使表示祝贺。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在接见中国驻刚果大使王雨田时说，这不仅是人民中国的胜利，也是所有进步国家的胜利，是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邓小平接过周恩来交付的外交事务担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席特别联大 现在恐怕很难以想象，有那一个大国政府首脑没有没有出席过联大会议！ 周恩来总理，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在其任内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而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新中国首任总理，他未能有机会出席联合国大会，未能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讲话，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察其原因，在七十年代初中国刚进联合国那几年，是文化革命动乱后期的几年，从现在看来，不能不认为有“四人帮”干扰的政治和历史的因素是主要原因，但周恩来当时已累得身患绝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经专家会诊确诊患有膀胱癌。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五月份确诊患癌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必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它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阅报告后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当时，周恩来的病情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即使在中央高层，也只限于少数人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已经在考虑怎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了。早在一九七〇八月庐山会议时，周恩来在庐山上就说过：“邓小平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是可以上山来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就对陈毅夫人张茜说到邓小平，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十一月，在确认病情发展以后，周恩来加紧了设法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信中在谈到让谭震林回来工作问题的同时，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参提过几次。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回信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四人帮的阻力，在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一九七三年春，周恩来的病情又发展了，便血骤增，冠心病亦加重。三月九日，周恩来在向政治局请假两周作检查治疗的同时，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到北京。毛泽东阅后，在此件上批示“同意”。 这样，三月十日，周恩来在请假治病离开之前，落实办好了邓小平复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然后，他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去玉泉山作全面检查治疗。直至三月二十四日，病情已趋稳定，即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西花厅。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去毛泽东书房开会。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两个星期之后，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和夫人在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出席宴会。这是邓小平自文化革命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八月间，在中共党的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大以后，因中风与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他觉得要对邓小平和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作一次考察，就派王、邓两人一起离京去外地视察。他俩视察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承致力于坚持主席革命路线和在此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小平则说，军阀混战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泽东对邓的回答比较满意。 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预言，在十二月底采取了行动，让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久，邓小平被选入政治局，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让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从一九七四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邓小平担当新角色之后面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代表中国去联合国特别会议发言。为这件事，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中国政坛上竟惹起了一场颇大的政治风波。 为邓小平出国，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迟迟不肯住院 一九七四年三月间，周恩来的病已经很重了。三月十二日，他刚在玉泉山进行第二次膀胱检查与电灼术治疗。术后效果并不理想，肿瘤再次复发，并以大量血尿。本来他早就该住院了，此次复发，医生再劝他早点住院治疗。但他还强忍病痛，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正在此举行国宴，宴请来访刚到京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就是这个晚上，几乎在同时，在西城区的钓鱼台国宾馆里，江青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召至她所住的楼里，横加指责，厉声呵斥。江青此次大发火，原因出自她刚刚看到送来的一份给政治局委员核阅的文件。 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只剩下最后一道手续：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这样，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似成定局。岂料，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看了，怒火一下就爆发了。 本来她就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邓小平是被她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早已打倒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竟然思灰复燃、卷土重来。邓小平复出这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柰何。但是，她于心不甘，思来想去，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求见。但毛泽东在三天前（三月二十日）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毛泽东在信中对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她心里正窝着气，三月二十四日这天又看了外交部写的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要是让邓小平走向国际舞台，威望更高了，将来更难被整跨。这段时间积压的火就一起籍此爆发出来。她把王海容、唐闻生召来住处，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却毫不畏惧，从容相对，据理力争。 原来，一九七四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三月二十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行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唐闻生立即组织起草报告。 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正式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方案。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他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因而他建议特别联大有三个星期的会期，邓小平只出席一个星期，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即启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 毛泽东在二十四日当天就圈阅了周恩来的批示意见。这样，下来就是送政治局的各委员核阅。江青一阅此件，就在钓鱼台大闹起来。 此时，周恩来的癌症已经日趋恶化，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常要靠输血和其它治疗才能坚持工作。这时，为了力保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他觉得更不能去住院，拒绝了医生一再提出的住院治疗的意见。周恩来担忧的是，邓小平因挨整被迫长期离开领导岗位，贬在江西，基本处在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如今他恢复工作不久，对当时外界的复杂9９ｌｉb.情况了解尚欠充分，周恩来觉得自己一旦住进医院动了手术，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江青那伙人会伺机出来发难，再整邓小平。到了那个时候，周自己将很难掌握情况、驾驭局势，帮不了他的忙，因而担心他再入困境。 周恩来苦思焦虑，毛泽东再次写信批评江青 得知江青出面发难，在钓鱼台闹事，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第二天（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雷尔总统结束后，为大局考虑，他曾向王洪文提议一同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主席，由毛最后拍板。 可是，一经联系，重病中的毛泽东在接见尼雷尔后已经太累，不能面谈，毛泽东让秘书传话给周恩来、王洪文：关于邓小平出国一事，他是个人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回答：将于明日向政治局传达，并对有关同志作工作。王洪文也作了一番表白：原先他并不清楚，既然毛主席这样说了，当照此办理。周恩来机敏地随即委托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谈，做做工作。 与此同时，江青在面斥了王海容、唐闻生之后，还不甘休，又继续向她们两人施压。江青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王、唐两人见江青气势汹汹，如此横蛮，十分担心二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否会倒向江青一边，要是让江青得逞，后果不堪设想。王、唐两人想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究竟持何态度，这是最关键的事。二十五日，王、唐两人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 “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 “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秘书，他让她俩稍候。他显然是去请示毛泽东。片刻，秘书回电话了。他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 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大家表情严肃冷峻，气氛凝重，两军壁垒分明，但四人帮这边因为有人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因而就采取了静默策略，先让肆无忌惮的江青出面发难。江青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 王、唐一走进东大厅，尽管会场静然无声，她俩却感受到了火药味。她俩看见周恩来端坐着，面容消瘦苍白、神色倦怠，但剑眉紧蹙着。冷不防江青一声猛喝，打破了静场，几乎让这两个年轻女子吓了一跳。 “让邓小平率团出国与会，究竟是外交部的意见，还是毛主席的意见？” 王海容、唐闻生跟毛主席作翻译时间已经不短，与江青打交道也已不少，对今天的对阵已有预见，还作了准备。她俩立即冷静下来，毫无畏惧地坦然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份报告是外交部写的，但是……” 王、唐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情况具体一说，有的政治局委员原来对邓作团长与会有意见的也不再说了。江青一看，以势压不倒外交部这两个年轻人，就想对她俩来软的。江青将她俩叫到东大厅一边的小屋里，骤然间恶脸变成了笑脸：“小王、小唐，不是我江青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开会，是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再好我们先要搞好根据地，国外的事相对来讲，是次要的……” 王、唐俩人随她编造理由说去，就是不吭声。 江青见不能使她俩松口撤回外交部的报告，和只好悻悻然地回到会场，继续纠缠不休。当大多数委员获悉毛泽东的意见后，纷纷表示赞同邓小平当团长去联合国开会。但是，江青还不罢休，江青气乎乎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王、唐俩人亲身经历看见江青给周恩来制肘，设置障碍；为了让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事，周恩来真是费尽了心思，还如此为难。她俩已经知道周恩来抱病在身，但还不知道他得的是绝症。她俩从东大厅出来后，经过简单商议，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悉知内情后，大为不快。三月二十七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告之：“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唐两人。江青收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在当晚十二时复信给毛泽东，表示拥护毛泽东让邓小平率团出国的提议。 当晚，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主管批林批孔的七人小组会议，会上江青被迫同意邓小平带团出国参加特别联大。当晚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致信给毛泽东，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从西线乘中国专机去纽约 第六届特别联大预定四月上旬末在纽约召开，从三月二十日开始张罗，因江青等的作梗，在确定由邓小平率团出席的问题上，已经耗去了一个多星期，计算起来，至少不能迟于四月六日要从北京起程，周恩来只有一个多星期为代表团作准备工作，时间是够紧张了。准备工作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专机长途飞行安全问题；一个是主持中央政治局审定中国在特别联大的主题发言稿，与确定与会的方针。这两个问题都得周恩来出面来主持准备工作。 毛泽东早就曾向周恩来嘱咐过，以后每届联大开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都要坐专机。此次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是作为政府首脑率团出席，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对邓小平此次去联大的安全问题，更是考虑得十分周全。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民航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迎送礼仪和飞行安全等问题。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了确保邓小平乘坐的专机安全与及时到达纽约，周恩来指示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东线飞越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美国西海岸，西线经法国巴黎飞越大西洋抵达美国东海岸。两条航线备好，届时如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行，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 周恩来与邓小平商量，决定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在特别联大的主题发言稿，由乔冠华执笔起草。 这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至三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再次访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贝蒂？卡翁达。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极大重视，在四月三日至五日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上将此思想向世界公布并全面阐述。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与修改情况。四日，毛泽东就此批示：“好，赞同。”五日，周恩来致信给邓小平、乔冠华，告之：外交部将毛泽东批示影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四月六日上午，一阵料峭春寒过后，风沙停了，首都机场上空从覆盖的阴云中露出了一片兰天。一架中国民航专机已经发动起来，正待起飞要经巴黎飞往纽约。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有西方记者如此报道：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后来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曾经这样分析那天拍摄下来的周恩来送邓小平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的健康状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现的面颊，从鬓角到下巴长着深色的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清瞿消瘦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月十日这天，据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因为“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使得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挤满了代表和观众。 邓小平从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站了起来，健步走向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显得十分高兴。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的声音，坚定、明朗、清晰、自信。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三十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团长或常驻的外长向邓小平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这时候，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北京已经是后半夜。 渐渐天就快要亮了。在中南海西门旁那座叫西花厅的灰旧院屋里，周恩来被癌症的疼痛所折磨着，要吸氧和配以别的治疗才能减轻疼痛而入睡。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自己伸手端起茶杯或者拧开收音机了。他手指已经极为乏力，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和脉搏加速。 身边的工作人员按时给他拧开收音机，早晨新闻联播里广播着邓小平在特别联大的发言的新闻，他听着听着，那清瞿消瘦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四月十九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数千名群众又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回到家不久，就让秘书送了一袋名叫“魁桑”的法式棍子小面包到西花厅给周恩来品尝。这是他俩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都爱吃的食物。这是他特意在纽约用零用钱为周恩来买的。 一个余月之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北海公园西侧的三〇五医院。 但是，随着邓小平代表中国在特别联大阐述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非关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书籍、资料与采访材料 1、《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3、《周恩来外交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4、《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世界知识出藏书网版社； 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6、《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075）》，世界知识出版社； 7、《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9、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大出版社； 10、赵淑慧：《非洲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11、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的《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各辑书中的下列文章—— 岳涛：《新中国第一位出使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陈家康》； 王殊：《几度非洲行——开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 何英：《我在坦桑尼亚开展外交活动的片断回忆》； 杨琪良：《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忆》； 白认：《摩洛哥漫记》； 赵源：《外交生涯，往事悠悠》； 张惠新等：《忆外交使节王雨.99ｌｉb?田》； 12、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的《新中国外交风云》各辑书中的下列文..章—— 杨琪良：《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回忆片断》； 王殊：《开展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关系》； 范振水：《中国使节二进刚果》； 赵永和：《中国同扎伊尔关系正常化的回顾》； 何英：《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 赵源：《忆周总理几内亚之行》； 过家鼎：《初进联合国》； 史实：《历史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纪事》； 封耀元：《记周总理访问加纳》； 13、曾涛：《外交生涯十七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14、王殊的回忆文章：《从记者到大使》； 15、顾家骥的回忆文章：《中国同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建交始末》； 16、云水：《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世界知识出版社； 有关海藏书网内外报刊； 1981年11月25日，乔冠华谈建国初期的外交工作； 1987年8月5日，访问王炳南； 1867年8月22日，访问冀朝铸； 1987年9月14日、11月24日，访问陈浩、吴瑞章、高文谦等； 1989年8月9日，访问童小鹏； 1998年4月至6月，访问安国政； 1998年6月3日，访问朱启祯； 1998年6月4日，访问詹世亮； 1998年6月5日，访问王殊； 1998年6月9日，访问石国宝。 1998年6月12日，访问马武业。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