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 第一篇 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年份，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隆重的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与之同时，一个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城市正在中国北方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诞生。它就是今天的石油圣城——大庆。 大庆的诞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1959年农历大年初四，北京街头虽仍冰雪寒意，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气氛仍然浓浓，来往拜年的人川流不息，喜庆的鞭炮接连不断。 这一天早晨，一行人叩开了老将军、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的家门。邻居们注意到，几天来，一群又一群的人给老将军拜年，总是待上几分钟，就得让给新一批的拜访者。而今天拜年的却叫人蹊跷：一阵兴高采烈的拜年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且老将军家的门也给紧紧关闭了…… 多年后，这一秘密被揭开：此次前来拜年的均是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部长、副部长和专家们。领头的是余秋里，他身后还有康世恩、旷伏兆、孟继声、顾功叙、沈晨、张文昭…… 这是事先招呼好的“拜年会”。 这是老将军何长工非常得意由他“当家做主”的，由“三国四方”参加的“国家会议”，而且属于想开就开的不定期会议。 需要作些解释。自中央决定重点实现石油自给的战略决策后，找油任务分别搁在了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身上。地质部成立早于石油部，中国科学院又集中了一批顶级科学家，中央要求合三支队伍之力，尽快找出油来，于是“三国”就这么形成，它们分别是以地质见长的地质部、以勘探打出油见长的石油部和以科学技术研究见长的中国科学院。所谓“四方”是指石油开发的四个主要环节：普查、物探、勘探、科研。 “三国四方”的“国家会议”再次在何长工家召开，这意味着中国石油工业战线正在揭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 指挥这场战役的两个“司令”便是石油部的余秋里和地质部的何长工。与何长工相比，..余秋里属于开国元勋中的“小字辈”。何长工资格太老了，余秋里那会儿在江西吉安老家当赤卫队员时，他何长工已经是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军政要员、政委和红军军长了。那时林彪也还在何长工手下当小营长呢！关键是，何长工老将军有过特殊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他是牵线人。何长工功比天大，他因此有资格几十年中能当众叫毛泽东“老毛”，这是所有中共高级干部中独一无二的。 余秋里敬重这样的前辈。而何长工自打当了地质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后，在石油工业建设问题上，对余秋里也是十分赞赏。年轻人嘛，干劲大，勇气冲。何长工不止一次当面夸奖余秋里，并说：找油问题上，你秋里怎么让我这个老头子协助，我就怎么跟你转！从踏进老将军的家门那一刻，余秋里的脸上就挂满了喜色。 “老将军，我和康世恩他们几个向您老拜年。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余秋里只有一只胳膊，不能作揖，只能敬礼。 何长工笑呵呵地拉过余秋里等人往客厅里走：“你们都是我的‘国家会议’成员，别客套了。坐坐，往里坐。”与余秋里等人在一起，是老将军最得意的事，因为他又可以主持这海阔天空的“国家会议”——国家的事在家里开，这就是何长工的“发明”。 “老伴，快上茶，我们的‘国家会议’就要开始了！”老将军往里屋喊了一声。 余秋里从老将军夫人尹清平大姐手中接过茶杯之时，何长工已经向他发起攻势：“秋里啊，你上任第一年，就给石油部摘了‘黑牌’，祝贺你啊！”余秋里脸一红：“老将军，你是夸我还是骂我呀？”何长工认真地说：“‘一五’期间，就你们石油部没完成任务，去年你们不是第一次完成了国家原油任务吗？”康世恩插话：“才勉强多了几十吨，我们是使了吃奶的力气的呀！”何长工笑：“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问余秋里，“哎，听说你们在四川那边不太顺利？”余秋里摇摇手：“别提了，我们被狡猾的‘敌人’耍了！”何长工听后显出一副慈祥而又有几分狡黠的眼神看着余秋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放缓语气对余秋里说：“秋里啊，你们在毛主席面前的牛可是已经吹出去了，今年再不打出油来，他老人家可要打你的屁股了呀！”余秋里一听，“噌”地从木椅上站起，毫不含糊地回敬道：“我说老将军，你的牛可吹得也不比我们小啊！你当着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我们可以找到中国的巴库’！”何长工一听，两眼发直，盯着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余秋里。余秋里呢，也不示弱地将目光直盯老将军。 突然间，俩人叉腰仰天大笑。一边坐着的康世恩、旷伏兆等跟着笑得彼此捶拳。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石油部和地质部两部领导在中央“吹牛”的秘闻——我们上面提到的在余秋里上任地质部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的王鹤寿放了“今年我们全国的钢产量坚决达到850万吨！争取7年赶上英国，第8年最多10年赶上美国”的话后，余秋里让李人俊上台“打擂”，放出了石油部要跟冶金部“一吨钢一吨油”的打擂口号。石油部是新成立的小部，石油部竟然有如此气魄，当时坐在台下的何长工浑身冒冷汗。 突然间，主席台上通过麦克风传来一个声音：“下面由地质部代表何长工发言。”怎么回事？正在思忖的何长工茫然地抬起头，发觉四周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他再往主席台上一看，原来是主持人周总理正在向他示意：“何长工同志，请上主席台来！”噢，轮到我了！何长工赶忙站起来，他那双本来就有点跛的腿此刻比平时更跛了。 场上发出了轻轻的窃笑——那是友善的笑声。 “长工，你有什么卫星可放？”老将军刚刚走到麦克风前还没来得及镇定一下情绪，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是“老毛”哇！他何长工对这个声音太熟悉了：从1918年在长辛店第一次见面算起，他跟“老毛”也认识有40多年了吧！“报告主席：卫星我不敢放，但我代表地质部几十万职工可以在这里向主席和全体代表报告一个喜讯……”何长工毕竟是快60岁的老将军了，他不能像前面发言的几个年轻部长那样冲动，但音量仍然不小。 “好嘛，说说你的喜讯。”毛泽东今天特别高兴。 “是这样。”何长工把秘书准备的稿子搁在一边，顺着“老毛”和整个会场的气氛说道，“经过我们地质工作者几年艰苦奋斗努力，我们已经对全国的‘地下敌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抓到了‘敌人’的一批‘团长’、‘师长’，而且还抓到了好几个‘军长’、‘司令’！”这样的比喻，很对台上台下大多数老军人的口味，于是何长工在获得一阵热烈掌声后继续说：“我们没有石油，国家就强大不起来。找不到石油是我们的耻辱！找不到石油我们得通通滚蛋！”何长工说完此话，回头朝主席台看看。他看到毛泽东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炯炯的目光盯着他何长工。 “是的，过去洋人都说我们中国‘贫油’。”何长工继续说，“到底贫不贫呢？我们的科学家不相信，我们的广大职工不相信。毛主席也不相信！”老将军突然把嗓门提高，“在我国的东南西北邻境都有石油，难道唯独我们伟大的中华大地就没有石油？这岂不怪哉？我们不信这一点！绝对不信！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向大家透露：我们中国不仅能够有油田，而且能找到大油田！找到中国的巴库！”“好，为长工他们能找到中国的‘巴库’鼓掌！”毛泽东这一声好说得很响，而且带头鼓掌。于是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老将军，想啥子事啦？快看看这个‘总体设计’行不行？”余秋里用胳膊轻轻捅捅依然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何长工。 “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是嘛，今天来找您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起来，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1955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8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6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4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继而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1000多米见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对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余秋里解释：他过年这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康世恩说：“谢谢老将军的关爱。”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更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蛮荒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10年前，我有幸为大庆油田发现而写过一部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因为涉及“一面红旗”的问题，而被当时的一名主管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批评过，其实这位副总理并不真正知道大庆油田到底是以什么理论发现的，他也是出于无奈，为防止这种“陈年旧事”再起什么风波。然而围绕大庆油田发现的科学技术争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不弄清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和石油工业史都是有害无益的。遗憾的是有人并不想这么做。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了主要的根据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决策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1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绘制的新中国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 10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前的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以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拥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被定为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羞羞辱，含冤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那没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结婚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他在半年前患了中风。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平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真怀疑她能不能发功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的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时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大口喘息着，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牛棚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作纪念就够了！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何长工笑着说：“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们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肉烧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余秋里立即改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您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话音一落，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红烧肉”在6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费举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把迫切的目光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没有压力，要你余秋里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一篇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余秋里也清楚着呢！ 油在何处？茫茫北大荒，浩浩松辽地。地质学家在中国雄鸡形的地图上潇洒地用红笔一圈，扛三脚架的地质战士和扛钻机的石油工人们则不知要跑断多少条腿、流尽多少汗水才能寻到一片沉积岩、一块油砂石啊！还在玉门和克拉玛依调查研究时，余秋里听了几件事感动得几度拭泪：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8月18日，正在依奇克里野外进行区调的113地质队女队长戴健，正带着两名队友越过依克里克沟，向另一座荒山挺进。戴健一路前进一路用地质锤敲敲打打，观察地貌，采集标本。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变色，随即暴雨倾盆。三位姑娘赶忙收拾已获的地质资料和标本，贴着如削的岩壁寻求躲身之地。在她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成。 不知是谁挎在肩上的标本包坠入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戴健正欲俯身去抓，这时“哗啦——”一浪劈头撞来，将手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冒出来的小张，幸运地抱住一块石头而幸免于难。一个多小时过去后，暴雨渐停。坐在石头上的小张高喊着队长戴健和另一个队友的名字。戴健和队友没有回音，小张忽然嗅得一股浓浓的石油芳香，再朝洪水退去的沟谷看去，只见众多油砂散落在她四周。小张兴奋不已，她以为是队长她们给她留下的成果，又直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队长——戴队长——”，然而空旷的山谷除了几阵回声外，没有人应答她。“队长，队长你在哪儿呀？”小张哭了，哭得天憾地恸。但她没能将戴健队长和另一位女队友唤回。第二天，邻近工作的施工队闻讯赶来，几十个人排成队，拉网似的将依奇里克沟寻遍，最后在沟谷下游十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情景惨不忍睹：姑娘原本的一头秀发被乱石全部剥去，两条小腿也被尖利的碎石划得皮开肉绽，露出白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一位姑娘一丝不挂的尸体……队友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他们脱下自己的衣服，把戴健和另一位名叫李月人的女石油地质队员包裹好后用沟谷的乱石垒成两座坟茔，然后点上火，随后全体同志默默地静坐在戴健和李月人的坟墓旁，整整守灵了两天。数天后，戴健所在大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戴健的悼词全部内容是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得知女儿牺牲后写来的一封长信。戴教授在信中说：莫道芳龄几何，花蕾初绽早谢。小女忠骨埋边陲，遥望西北老泪流。白发父母送青丝，健儿天国行，多珍重…… 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降到零下40摄氏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还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了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话，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还以为她是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着笑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战斗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试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行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沿。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记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教导关怀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队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立即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群，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多公里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地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一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松辽找油战斗比这要惨烈得多！我从好几个人那儿知道，余秋里曾经做过这样的心理准备： 松辽找油大战中或许要牺牲几千人…… 现在不是谈论牺牲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油在哪儿的问题。 油，能在哪儿呢？ 余秋里已有些日子在为松辽的找油前景焦虑不安了。自他上任石油部长后，部里已经向松辽平原派去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康世恩从地质业务的角度告诉他：要想在一个不见油砂露头、不见明显地质构造，又不见任何前人留下原始资料的“三无”地区逮住“地下大敌人”，就必须不断加强那儿的普查和勘探队伍。余秋里是谁？什么仗没打过？在用兵问题上，他有娴熟的指挥艺术。 那个后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特殊贡献的西安地质调查处的杨继良，被抽调往松辽石油勘探处途中，石油部机关有人托他带一枚“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图章，说是那边宋世宽他们正等着用章“开张”工作呢！在长春见到宋世宽后，杨继良兴冲冲地说：“呃，宋处长，我把章给你带来了。”“哈哈哈，杨地质师，你的那枚已经要进历史博物馆啦！”宋世宽朝新来报到的杨继良直乐。杨继良被笑得双眼发愣：“咋，你们连公章都可以不要啦？”“余部长已经把我们松辽石油勘探处提升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啦，他宋处长现在是宋局长啦！”有人告诉杨继良。 “这、这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就……”“小杨同志，余部长等部里领导每天都在等着我们松辽这边的找油进展，如今松辽大地上的石油勘探一天一个变化。你一年前要是到这儿来，我们石油部的地质勘探人员加起来也就几十来个人，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了，余部长他们还在不断往这儿派人哪！这说明啥？说明我们松辽方面能不能早日找到油，成为北京方面天天都在盼望的大事啊！年轻人，甩开膀子痛痛快快干吧！”宋世宽一番话，说得初来乍到的杨继良热血沸腾。 杨继良在这之前没有见过部长余秋里，他区区小地质队员，自然不知身经百战的将军是如何指挥一个又一个大战役的。 余秋里那个时候当然更不知道杨继良是何人。而他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打开松辽找油局面。过去外国人一直说中国“贫油”，后来地质学家们——包括苏联大专家们都说“东北有油”、“松辽前景可观”，再后来地质部何长工他们先是送来韩景行他们野外采集到的油砂，再后来是“南17孔”的岩心含油喜讯，而石油部自己的队伍也相继获得一份份“松辽有油显示”报告，可油到底在哪儿？余秋里要的不是两军对峙前那些侦察员向他报告的有关敌方的捕风捉影的虚玩意儿。 “‘有预料，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这话我不反对，可我更想能逮到就早逮到，逮到了就早吃掉！”秦老胡同夜深人静后，李人俊他们几个副部长都走了，秘书们也一个个在隔壁的房间睡下了，会客厅里就剩下余秋里和康世恩时，余秋里把脚上的鞋子往边上一甩，双腿盘在屁股下面，拿起烟盒朝康世恩甩过一支烟后，张大嘴巴、仰着头这样说。 康世恩笑了，说：“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我跟苏联专家分析的结果看，逮到‘大敌人’是早晚的事，到时候我还担心你余部长吃不掉呢！”这时，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进屋：“报告部长，松辽那边来电说，松基一井今天正式开钻了。”余秋里和康世恩几乎同时伸手捏住电报，兴奋地说：“好啊，终于要看到结果了！”“走！”只见余秋里的右胳膊向前一甩，便直奔院子外。 秘书着急地说：“部长您干啥呀？”“回部里去呀！”黑糊糊的院子外传来爽脆的声音。 康世恩拉着秘书，笑：“走吧，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今天晚上让他睡也睡不着了。我们上部里给松辽那边打长途问问情况！”古城北京的东方已经破晓，一辆苏式轿车行驶在晨曦中的街道上。车内余秋里和康世恩轻声交谈着：“老康啊，松基一井是我们松辽勘探战役的第一炮，关系重大，这个钻井队是哪儿派去的？”“是玉门那边调去的32118钻井队。这是我们的王牌钻机了，苏式的超级深井钻机，能打四五千米呢！”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不是一共调了两个钻井队吗？”“是，还有一个钻井队是32115队。这个队的任务是准备打松基二井，过些日子也马上要开工了。”“噢。这两口基井都很重要，但第一口井意义更大些，我建议派个得力的队长去！”“好的，我把你的意见马上转告给松辽局他们。”余秋里和康世恩在车内的这段对话是俩人正准备赴玉门和新疆等西北油田考察之前说的。 搞石油勘探的人都知道，要探明地下生储石油的情况，就先得钻上那么几口基准井。大松辽平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茫茫几十万平方公里，一亿万年前，这儿曾是一个遮天蔽日的水乡泽国，气候温暖潮湿，河湖成网，树木参天……随着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这里的湖河以及在此滋育繁衍的生物也跟着沉积在厚厚的岩层之中，形成松辽盆地这本层层叠叠的地质构造巨著。基准井的目的就是通过钻探获得这部“巨著”的每一个时代留下的地质符号，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钻探手段取上的岩心来判断地下宝藏到底有没有，在哪个位置，有多少储量。松辽还在找油初期，根据石油部和地质部的约定，两个部门在地质调查和地震物探方面的工作有分有合，主要以地质部为主，而在钻探和施工方面则主要由石油部的队伍来完成。基准井决定着当时松辽找油的直接前景，加上只有石油部才具备深井钻探的技术与设备条件，因此在两个部门的技术人员确定基准井方案后，石油部迅速调集了两个“王牌”钻井队，来到松辽。 这时间因是在余秋里执掌石油部帅印后首次赴四川前后与康世恩共同在东北地区布下的一着战略棋。 松辽第一口基准井确定在黑龙江安达建设乡，距安达县城47公里处，简称松基一井。松基二井确定在松辽平原的东南部的隆起区域，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登娄库构造上。 这两口基准井说是重要，但当时石油部在松辽前线工作的技术人员少得可怜，像承担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的钟其权、参与确定基准井位置的地质工程师杨继良他们，都才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余秋里有些不放心，便让康世恩从石油部研究院调了相对资历老一些的余伯良等人过去。后来在关键时刻又搬出了翁文波这样的大家坐镇前线，进行技术决策，当然康世恩在这样的重大技术问题上是跑不了的。 何长工在松辽基准井准备开工之前，向余秋里叫苦，说秋里你虽来石油部几天，但论装备我还得叫你石油部是“老大哥”，说地质部搞普查和打浅井没问题，可打几千米的深井，连台机器都没有。这份功劳你余秋里尽管一个人捞着，我何长工尽管很眼红，但也只能望尘莫及。 余秋里初来乍到，很是一阵得意，可当他一问康世恩，心里也有些凉：原来石油部的家底也可怜得很。比如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工人——应该还配有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等，可都没有。32118队原来在玉门油田，接到命令奔赴几千里之外的松辽平原后，同志们下火车一看，要路没路，要运车没运车，要吊车没吊车，这咋办？几十吨重的钻探设备怎么才能搬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呢？ “愣着干啥？没有吊车还没有肩膀吗？学着我的样——抬！”八路军骑兵连长出身的老队长李怀德将外衣一脱，赤裸裸的肌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石油战士的人拉肩扛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的。安达火车站很小，但它的历史不短，俄罗斯人、日本人早在这儿驻足。时过百年后的今年5月，我来到安达火车站时，仍见到俄罗斯人留下的许多建筑原物，特别是那座一度被余秋里作为大庆会战指挥部开会用的车站俱乐部建筑，百年过去后仍然风采依旧，令我颇为惊叹。40多年前，32118队的石油勘探队员来到这儿，把重达20多吨的钻机和两台同样分量的泥浆泵用肩膀从火车上抬下时，引起小小安达站不小的赞叹：这石油工人就是牛啊！咋都是肉蛋蛋捏成的人，他们就那么大本事？ 运输、安装，两个月的蚂蚁啃骨头精神，一座钢铁钻塔耸立于北大荒草原上，震撼了那儿的百姓。41米高的铁塔，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半座普通住宅楼房的高度，可那会儿的松辽大地上人们似乎像看到了一个巨人出现一样，多么好奇和振奋啊！7月9日，骄阳似火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地上锣鼓喧天。32118钻井队举行了隆重的开钻仪式，大队长一声“松基一井——开钻！”飞旋的钻机顿时隆隆响起，沉静的北大荒上从此没有了宁静…… “报告！”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口，来了一位英姿焕发、全身戎装的年轻军人。 “请进。”正在伏案批阅前线发来的一份份报告的宋世宽抬头见向他毕恭毕敬行军礼的年轻人，疑惑地问：“你是……”“原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转业军人包世忠前来松辽石油勘探局报到！”“你就是包世忠同志啊！好好好，来得正是时候。”包世忠说：“首长，有什么任务，请指示。”宋世宽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倒是挺痛快，先不忙。听说你的家眷就在本市？怎么不先回家看看？”宋世宽亲切地问。 “报告首长，听说这儿要找到油田啦，我着急呀！请首长快给我安排工作吧！”不知怎么的，才见面两分钟，宋世宽就喜欢上了这位少校转业军人。 “首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性子急，闲着就难受。这不我刚从部队转业就赶上了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我可不能回到家里睡大觉去！首长你放心，我参加过许多大仗，像攻克四平、锦州战役和朝鲜战场上的鸭绿江保卫战等我都参加过，我喜欢打硬仗！”包世忠像是怕首长真让自己回家休息似的，急着掏了一心窝儿的话。 “好啊！”宋世宽大喜。只见他稍加思索，便说：“我们马上要打一口基准井，就像打仗一样，要取得一个大战役的胜利，就先要搞清敌情，这找油也得先钻个窟窿，基准井起的作用就是这。派你上那儿去怎么样？”“行，只要有工作做就行。我一定在那儿当个好钻工。”包世忠说。 “哎，不是让你去当工人的，是让你当队长。”“当队长？我哪能成嘛！首长你……”本来天就热，房子里连把扇子都没有。包世忠急得满头大汗。 宋世宽递过一块毛巾，做了个摇摆的手势：“你不用说了。在你来之前我们就看了你的材料。正好余部长和康副部长要求我们加强基准井的钻井队领导，而承担一号井的32118队老队长另有任务，所以我们决定派你去那儿。这是组织决定。”包世忠一听“组织决定”四个字，就再也没有推辞：“是，首长。明天就去钻机报到。”宋世宽高兴地送这位雷厉风行的新队长出大门。突然他发现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人走路时怎么像地质部的老部长何长工那样跛腿？宋世宽后来才知道，包世忠原来是个战功显赫的三等甲级残疾军人。宋世宽有点后悔派这样一个同志上眼下最要紧的前线，但勇士已经起程，那是不可能叫得回的。 包世忠来到32118队时，松辽基准一井已经开钻，他从零学起，一直到熟练指挥整个钻机的操作，但石油部和地质部乃至中央都很重视的松基一井并不理想。从盛夏到深秋，包世忠和队友们苦战数月，于11月11日完成设计钻探进尺1879米。包世忠看着一箱箱圆柱状的岩芯被地质师排列有序地放在钻台旁边的木柜里，那些夹带小鱼、贝壳和树叶等化石的奇妙岩芯，如同天书般地吸引着他。包世忠每天美滋滋地看着这些宝贝儿，脸上总是露着笑容。但勘探局的技术人员告诉他：“这个井基本失败。”“为什么？”包世忠有些急了，“我们哪儿做得不对？还是质量不合格？”“都不是，是因为没有见到油！”包世忠像泄了气的皮球，他这才明白找石油并不比抢占敌人高地简单。 在32118队开工一个月后开始施工的松基二井也不理想。这口井钻井深2887米，除了在井深168米到196米之间的岩屑里见过少量的油砂外，同样并没有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这上任初始的第一年，将军部长不能不说是很不吉利的一年。“川东会战”之痛一直留在他心头不说，地质部已经提出“三年拿下松辽大油田”的口号，可油在哪儿一直是个问题。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相继没有逮到真正的“敌人”，而越是逮不到“敌人”，石油部上下越是摩拳擦掌。 当然，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部长余秋里。 这一天深夜的秦老胡同里，安静得出奇。余秋里家的那个会客室里被烟雾笼罩得进不去人。 余秋里和康世恩，俩人面对面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谁也不说话，四只眼睛盯着同一个方向——铺在地上的那张松辽地质图…… 就这样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地过去。 余秋里在等待康世恩最后确定“松基三井”的井位方案，而康世恩则在等待前线地质技术人员向他报告被退回去的报告。 用地质部老地质学家黄汲清的话说：“事不过三”，这松辽找油如果三口基准井都没有工业性石油显现，问题可就大了！余秋里能不着急嘛！余秋里一着急，一不说话，康世恩就更着急了，像打大仗时，参谋长不能给定夺战局的司令部拿出个可行的作战方案一样。 小桌上的几包“中华烟”都空了，最后只剩下一支了，余秋里刚要下手，却遭不客气的康世恩抓过去就往自己的嘴里塞。余秋里一愣，笑了：“老康，抽完这支烟你就先回去休息吧！”烟雾中的康世恩摇摇头：“回去也睡不着，还是在你这儿好一些。”余秋里没说话，双腿从木椅上放下，趿拉着布鞋，进了里屋。一会儿又回到客厅，只见他手里拎了一瓶酒和两只杯子，“咕嘟咕嘟”地各倒了大半杯，也不管康世恩喝不喝，自个儿先往嘴里倒。康世恩一见，甩掉手中的烟蒂，顺手端起酒杯……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子里已经积起厚厚的一层银装，余秋里和康世恩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依然喝着沉闷的小酒，一杯又一杯。 “怎么搞的，这酒和以前不一样了！苦啊！”余秋里突然大叫一声，眼睛盯着杯子里的剩酒，迷惑不解。 康世恩也像一下被提醒了似的，看看酒杯，又品上一小口，说：“没什么不太一样嘛！”“不对，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余秋里坚持说。 康世恩苦笑一下，再没说话。 雪夜，秦老胡同里，两位石油决策者依然一杯又一杯喝着。他们在苦闷和期待中等待着新年的钟声。 松辽前线关于“松基三号井位”的最后布孔方案终于送到了部里。余秋里让康世恩找地质部和自己部里的权威们赶紧研究商议。 “余部长很关心松基三井的事，今年春节我们几个就别休息了，抓紧时间争取把三号井的事敲定。”康世恩对勘探司的副总地质师翟光明说。翟光明转头就去告诉松辽前线来京汇报的局长李荆和与张文昭。 李荆和一听部长们还要进一步商量“松基三号井位”的事，有些惊讶地问：“这已经来回折腾好几回了，怎么还不能定下呀？”翟光明闷着头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三号井再见不到油，余部长还不得吃了我们几个？”李荆和苦笑道：“那倒也是。”又说，”不过如果三号基准井再打不出油，余部长第一个要撤职的肯定是我这个松辽勘探局局长。”2月8日，是农历乙亥年的春节。石油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很热闹。值班的人探头往里一看：哟，康世恩副部长和李荆和局长，及翟光明、余伯良、张文昭等人都在里面呀！ 不大的会议室里，铺展着一张巨大的《松辽地质勘探图》。康世恩脸色颇为凝重地说着：“松辽第一口基准井打在隆起的斜坡部位上，不到2000米就打进了变质岩，没有使我们看到油气显示，看来是没打到地方。二号基准井打在娄登库构造上，虽见一些油气显示，可一试油又没见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太靠近盆地边缘了。因此松基三号基准井就必须向盆地中央去勘探！李局长，你跟张文昭同志再把你们那边的情况和近期对确定松基三号井位的补充资料说一下。”知道康副部长对情况已经相当熟悉，所以就重点挑了松基三号井的井位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三号基准井的位置早先由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拿出的方案是确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公尺处”。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还对上面的井位确定理由作了5点说明。但石油部松辽勘探局的张文昭、杨继良和钟其权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提出的三号基准井位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井位未定在构造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的原则；二是盆地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盆地南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该点交通不便。他们提出应向盆地中央的黑龙江安达县以西一带布井，并陈述了相应的理由。地质部的同志很快同意石油部张文昭他们的建议，并派最早进入松辽平原的韩景行和物探技术负责朱大绶前来听取张文昭等石油部同志对具体布孔的理由。 杨继良和钟其权等面对同行的“考试”，很是一番辛苦，可当他们摆出五大依据时，物探专家朱大绶摇头：“地震资料不够，没有电法隆起的基础工作，难说新孔是不是在所需的隆起构造上。”专家们的讨论异常激烈。康世恩那个时候正好跟余秋里上了西北的克拉玛依，他通过长途电话问张文昭情况怎么样了，张文昭只好报告实情。 “地质部同志的意见非常对，你们赶紧补充地震电法资料。一方面请朱大绶他们帮助，另一方面我知道最近苏联专家有一架飞机要在松辽盆地进行一次考察，你们争取挤上一个人，从空中看看新布孔的所在地貌……”康世恩说。 张文昭问杨继良去不去乘飞机兜一圈？杨继良高兴得手舞足蹈：“去啊！我可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太美了！从飞机上下来的杨继良冲张文昭和钟其权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字。 “我们选择的井位没有错。那是盆地的一个大隆起构造……”杨继良言归正传。 张文昭告诉他：前些日子，钟其权和张铁铮等同志跟随地质部物探大队的朱大绶他们一起上了大同镇一带进行了地震工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的构造图，表明那一带真的是一个大隆起构造。综合资料看，我们原先定的井位，只需要稍作移动，就是理想的井位了！杨继良听后兴奋不已，连夜写出由他执笔的向北京方面报告的松辽石油勘探局第58字第0345号文件。该文指出：“松基三号井的井位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公尺，高台子以西100公尺处。”石油部接到杨继良他们写来的报告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已从克拉玛依回到北京，于是在余秋里参加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指示康世恩尽快通过研究后给松辽局一个批复。11月29日，石油部便以油地第333号文件给松辽局批复同意他们的松基三号井井位。 也许有过一号、二号基井的失败教训，余秋里和石油部这回对三号井的位置特别重视，就是文件下达了，仍没有放松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旧年底和新年初，余秋里指示康世恩让翁文波和勘探司副司长沈晨亲自陪苏联专家布罗德再去长春一次，与地质部的同行再认真讨论一次基准三井的井位。专家们经过几天反复审查已有的地质和物探及航探资料，最后一致认为： 大同镇构造是松辽盆地内最有希望的构造。苏联专家布罗德更是一口肯定：再不见油，我就断了自己嗜酒的习惯！1959年新年钟声刚刚敲响，石油部系统的厂矿长会议隆重举行。会议期间，余秋里带着李人俊、康世恩等多位副部长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司局级干部听了张文昭三天的松辽勘探成果及下一步工作重点的汇报，张文昭特别重点介绍了松基三号井井位确定的前后过程及理由。 “这事不用再议了，我看专家们的理由是充分的。成败在此一举！不过，这么大的松辽平原上钻那么三个眼，我想即使都没见油，也不能说明那儿就没有大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右手握成拳头，使劲往桌子上“嘭”地一砸，“我是作了打十口一百口勘探井准备的！既然大家认为那儿地底下有油，那我不信逮不住它！”春节前，余秋里因为要向刘少奇汇报石油工作情况，康世恩就利用春节几天时间把专家们请到部办公大楼上又细细讨论了松基三号井开工前的每个细节。 年初四，余秋里和康世恩、沈晨来到何长工家开“国家会议”时，就是带着包括松基三号方案去的。 “老将军，你快仔细看看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的镜头终于又拉回到了春意浓浓的老将军家了。 何长工慢悠悠地戴上老花镜，还是看不清。余秋里干脆就把图托到他眼前。 嗯，这回行了。老将军面对松辽地质普查勘探图，看得仔细。末了，又翻起一本厚厚的文字材料，然后抬头对余秋里说：“很好。这东西把两个部的协调与分工写得比较明确。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早日见油了！”余秋里的眼里顿时露出光芒：“那春节一过，我就让人以我们两个部的名义把这份《总体报告》向松辽方面发了？！”“可以。”老将军说完，发出爽朗的一阵笑声，然后拉着余秋里的手，说，“我们俩都在毛主席面前发过誓的，说要三年拿下松辽。现在就看松基三号井了！”余秋里听完老将军的话，用手往铺在地上的松辽地质图一指，做了个斩钉截铁的姿势：“对，我们的决心没改变：三年时间坚决攻下松辽！”何长工开怀大笑：“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吧，4条地质综合大剖面的工作由我们地质部来承担，你们石油部就全力把松基三号完成好！咱们携手并肩，在今年打它个漂漂亮亮的大仗！”兴致上的余秋里还要说什么时，却见康世恩装腔作势地凑到何长工耳边：“老将军，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求。”何长工开始一愣，继而抬起左手，朝康世恩的后脑勺轻轻一拍：“我知道你的‘请求’是什么！”旁人不知怎么回事。何长工满脸诡秘地冲康世恩一笑，然后朝厨房一挥手，大声吆喝道：“老伴，上饺子喽！——”“啊哈，知我者何老将军也！”康世恩乐坏了，他从何长工老伴尹大姐手中抢过一大碗白面饺子，就神速“战斗”起来。 “好兄弟，慢点儿。瞧，饺子里的油都流外面喽！”何长工一把拉过老伴：“你甭管他，秋里说他这几天光顾开会，春节都没休息一天。让他吃个够。不过明儿他要是不给我在松辽弄出油来，看我怎么罚他这条饿狼！”“报告老将军，我接受您的挑战！”康世恩顽皮地拿起筷子向何长工敬了个军礼，末了又可怜巴巴地抬起手中的空碗，朝老将军说：“谢谢您老再给来一碗！”“哈哈哈……”余秋里等人乐得前仰后合。 石油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家开的此次“国家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之后，余秋里在部党组会议上，迅速布置了新一年松辽勘探的战略部署。谁来打松基三号井，这是个问题。但这毕竟又不是个问题。 32118队自完成松基一号井后，在队长包世忠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整休时间进行了大练兵。 从干部到普通钻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又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操作也跃上新台阶。 大队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松基三号的任务就他包世忠队了！32118队全体干部职工接到再战松基三号的任务后，一片欢腾。从松基一号井址的高台子村到新井位的小西屯村，相距130多公里。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尽是翻浆的泥地田埂。120余吨的物资怎么搬运到目的地，成了包世忠的一大难题。因为队里松辽勘探局上仅有配备的4辆运车，最大运力也只有4吨重，而队上的两台泥浆泵外壳就有19吨重，且是不可分拆的整件。怎么办？包世忠发动群众集体讨论，大伙儿越说点子越多：没有大型吊车，他们就用三脚架和滑轮倒链提升近20吨的泥浆泵体，然后在悬空的泵体下面挖出一个斜面坑，再让运车徐徐内进，然后松开三脚架上的倒链，近20吨的庞然大物就这样安然地放在了运车上。而越来越重的运车启动后，包世忠像看着自己的闺女出嫁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啥叫难啊？ 这一路运载才叫难啊！走在田埂上怕陷进去出不来；走在沿途小桥，怕一旦遇上拐弯什么的就惨了：甭管怎么想，就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包世忠记不清这个春天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他要带着全体队员，像蚂蚁啃骨头似的将一件件、一根根铁柱重墩——当然还有一只只小小的螺丝钉和一片片岩芯碎片，全部搬运到130多公里外的新目的地。 “蛮干！”“胡来！”“破坏生产，个人英雄主义！”32118队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实现了在无任何外界帮助的条件下完成井队整体长途搬迁，即遭到有些人的政治攻击。拖着残疾之身的包世忠竟然为这不得不到局干部大会上作检查…… 余秋里得知后气得直咬牙关地痛斥道：“我的队伍是去找油的，油找不到，你们可以批他们、撤我职，但眼下我们上下都在为拿下松辽革命加拼命干的时候，你们这样打击干部和群众积极性，我不答应！”然而这仅仅是石油战线面临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下，所出现的极不正常的冰山一角而已。 余秋里身为部长，中央的重要会议或会议精神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在“大跃进”极左浪潮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仍然估计不足，或者有些事他连想都想不到的。 正当他和战友们摆开松辽找油大战之际，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向全国。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初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压缩空气”的建议，同时对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共产主义风”也极为不满，也正式提出了不再当国家主席。但在制订国民经济生产计划时坚持“以钢为纲”的方针，在经历大炼钢铁和“共产风”之后的国力受到严重损害形势下，中央又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用在了保证钢铁建设方面，石油工业怎么办？ 余秋里心急如焚。 石油部内部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既然工业战线都在“以钢为纲”，我们石油战线何必争着干吃力不讨好的事？让吧！让钢铁老大先行吧！但多数同志则坚持认为，国家统一计划下，我们可以摆正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既服从大局，又可以从主观能动性合理使用国家分配的投资和物资，在内部充分挖掘潜力，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同时尽量争取多找油。 “我看这‘又让又上’，比‘只让不上’好！”在全国石油系统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挥动着那只有力的右胳膊，铿锵有声地说：“从我们石油部的实践看，对待困难，一般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到困难就调转方向，在困难面前躺下来。第二种是不利条件看得多，有利条件看得少，当伸手派，不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持这种态度的是少数人。第三种，也是我们石油工业中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就是把困难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要依靠群众去克服的，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多次提出要做克服困难的勇士，而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困难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没有干劲，不动脑筋，必然步履艰难，一事无成！”一年多来，余秋里对自己的队伍抱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这支多数由部队军人出身组成的石油大军，在困难面前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但余秋里对下面一些单位由于受社会政治影响而把握不了自己工作方向的现象忧心忡忡。 新疆局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油田开发基地，却因为全民大炼钢铁而竟然在他们那儿有人放下石油不钻，整天热心搭起小火钢炉炼钢铁去。可气的是为了达到炼钢的数量，竟把国家进口来的无缝钢管锯断后去凑炼钢量！“你们这帮败家子！谁要再敢这么干，老子就派人把他抓到北京枪毙了他！”余秋里大发雷霆，把值班室的电话摔得八丈远。“你，马上到那儿去一趟，把党组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必须坚决制止他们的这种败家子行为！”他把副部长李人俊找来，命令他立即赶赴新疆。 那时石油部下属的单位实现双重管理，即业务上受石油部领导，而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由地方管理。李人俊到新疆局后，人家听不进余秋里和石油部党组的精神，反说李人俊是右倾，恨不得就地批判。 “反了！简直是反了！”余秋里不再是大发雷霆了，而是怒发冲冠了。这一天他被周总理叫去了。 “秋里同志啊，南边的形势很紧，军方一再向我要油。新疆那边的运力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呀！”周恩来见余秋里后就开门见山地说。 余秋里像做错了事似的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等待总理的进一步批评：“总理，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周恩来摇摇头：“这不能怪你，一是我们的车子太少，二是那边的路程实在太远。运一车油到南边，得走几千公里，成本太大了！”余秋里想说：总理啊，石油东移战略绝对是对的，得早动手多下点本钱搞呀！可他没有说出口。 “这样吧，我再请薄一波同志从国库里调拨1100辆汽车给你们！”周恩来操起电话，立即给薄一波办公室通话。随后，握住余秋里的右手，不无期待地说：“你得帮我这个忙啊！”余秋里无言可答，只是默默地点头保证。 夜深人静。长安街上无几个行人。余秋里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他想起刚才周总理的话和神情时，心头阵阵隐痛。有几件事他没有向总理说，但却一直像铅似的坠在他心头。 前阵子，炼合金钢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炼油厂，国务院还专门派了飞机去那儿空运石油焦。可当他余秋里根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给新疆局下达石油焦生产计划时，那边竟然这样回答部里：“炼铁7000吨，钢1000吨，一定要完成；努力完成石油焦任务。”“狗屎！这是狗屎报告！”余秋里把新疆局发来的文件甩在地上，重重踩了几脚，愤愤地骂道：“石油焦是国家的急需物资，一级任务！他们却说‘努力完成’。炼钢铁是他们的任务吗？瞧他们那么起劲，什么‘一定要完成’！我看他们完全本末倒置！岂有此理！”还有一件事更使余秋里无法容忍。国家为了从新疆多运一些成品油，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决定把石油五厂部分炼油设备调到新疆克拉玛依炼油厂。石油部正式下文给五厂，指示他们按中央精神迅速执行，并且还专门派人去督促。哪知五厂领导就是拒不执行，而且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部机关。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独立王国吗？以为保护本厂利益就是最崇高的了？呸！一点最起码最基本的全局观念都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个只顾局部利益的单位、厂矿，能搞得好吗？不行！永远不行的！”余秋里在部属厂局矿工作会议上，让五厂干部站在众人面前，暴风骤雨般的一阵训斥。平时那只空袖子此时甩得“嗖嗖”生风，吓得五厂的干部脸色发白。 “部长我们错了。回去立即改正……”“改正？改正就完了？”那只“嗖嗖”生风的空袖子甩动得更加激烈，“知道什么叫贻误战机吗？那是要杀头的！——”“是，要杀头的。”五厂干部的后脖子直发凉。 石油五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服从命令的事，这对军人出身的将军部长来说是他参加革命后极少碰到的事，因此也格外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余秋里还在《回忆录》中特别提起此事，他说：“经过严肃批评教育，石油五厂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执行了部里的决定。在克拉玛依油厂建设期间，石油五厂担负支援任务，在原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工作做得很好。但事实证明，他们并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事过半年之后，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石油五厂的同志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责部里不该把他们厂的设备调到新疆去……”一部之长，受国家之命，调所属一个工厂的设备竟然屡遭如此反复和不从，余秋里深感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和石油队伍“双重”管理所带来的重重问题。而所有问题的原因，则来自于一个因素：中央和地方的极左风盛行，盛行到大有势不可挡的地步。 刚刚起步的石油队伍面临着一场空前的生死抉择！找油的人要去炼钢。热心石油事业的干部则被批判为右倾分子。 余秋里苦恼和焦虑。 暂不提松辽战局的事。当时支撑着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基地如新疆石油局与玉门石油局，都面临“不干正业、干正业反被打倒”的局面。 新疆石油局局长张文彬，是原“石油师”的政委，从1952年接受毛泽东之令带领全师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后，一心想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出力流汗，多作贡献。可有人则把他搞石油的干劲说成了反“大跃进”的右倾行为，欲停其职。余秋里得知后，立即责令新疆石油局党委必须纠正对张文彬的错误做法。为此余秋里专门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王恩茂同志通话，力主保下张文彬。 玉门油田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全油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夜间让所有油井“放大嘴”，即开足马力出油，结果造成整个油田的油井陷入“空肚”的危险境地。许多原本是高产油的井，变成了低产油井；那些本来可以稳定产油的井，则成了“闭经”的枯井。局长焦力人因为反对这种“浮夸风”，竟然被玉门市委决定要召开公审式的批斗大会进行批判。 会议定在第二天8点正式开始。焦力人此刻已经知道，他是上面定的右派名额之内的人员了。而就在离开会只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局机关秘书匆匆地过来向焦力人和局党委书记报告道：“北京来长途，让焦局长和书记你们俩去接。”“谁打来的？”那个准备主持批判大会的党委书记不耐烦地问。 “是余部长来的。”秘书说。 党委书记一听是余部长的，只好朝焦力人招呼一声：“走吧！先接电话去。”“玉门吗？我是余秋里呀！你们俩听着：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起程到北京来开重要会议！”长途电话里，余秋里以无可置疑的口气命令道。 “部长，我们、我们正要开大会呢！能不能……等开完会再起程？”那党委书记支支吾吾地问。 “不能！你们两个立即上北京来，不得耽误一分钟！”北京的长途电话“啪”地挂了。 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弄不清北京余部长这么急让他们去干什么。于是也不敢耽误一分钟，夹起衣服又从财务那儿领了些路费直奔嘉峪关机场，火速赶到北京，直奔石油部机关。办公厅工作人员见焦力人他们来后，很热情地给安排在部招待所，一人一房间，而且还特意在房间里放了些水果。 第一天没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开会。 第二天还是没有人通知他们去开会。 第三天了，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坐不住了，上办公厅问。 办公厅的同志热情而又客气地说：“余部长说了，让你们俩好好休息休息。”“不是说有紧急会议要开吗？怎么让我们天天闲着呀？”那个党委书记莫名其妙地问。 办公厅的同志笑笑，摇摇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可余部长是这样向我们交代的，他特意说让你们来北京后好好休息几天。”四五天后，余秋里终于出现了，他先找焦力人，问：“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干啥要把你打成右派？”焦力人说，就因为我看不惯他们拼命要求油田高产。 余秋里一听，说：“我知道了。你先歇几天，回头我跟你们一起回甘肃去。”几天后，余秋里带了另一位副部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焦力人和那个党委书记遵照余秋里的指示没有下车，回玉门去了。 余秋里下火车时，甘肃省委和石油部运输公司驻兰州办事处的车同时到站接他。当时的石油部运输公司在兰州非常出名，因为国家的石油主要是靠他们运输到全国各地的。听说自己的部长来了，运输公司办事处的同志脸上很有种洋洋得意之气，他们知道部长的脾气：肯定不会上省委招待所，而是愿意上自己的运输公司办事处去住。 “这回我想住省委去。”余秋里将那空袖子一甩，没多说一句话，坐进省委的车子就“呼啦”一阵风走了。 省委招待处的宁卧庄宾馆，虽不像现在的五星级水平，但在当时也是兰州数一数二的只有高级首长才有资格入住的地方。但余秋里进了宁卧庄没有先歇脚，却又叫自己石油部的运输公司派来一辆“伏尔加”。随后到了兰州炼油厂。 兰州炼油厂位于兰州西郊，它南靠小平子山，黄河正好从它身边悄悄流过。兰州炼油厂在五六十年代声名显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它的任务是将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运送来的石油进行加工冶炼，然后再在这儿将成品油源源不断运送至祖国各地。“兰炼”因此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石油骄子，也是西北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宏伟的建筑，交错纵横的管道，及高耸云霄的高炉，象征着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无数人所崇敬仰望。 “兰炼”的建设是快速的，一年多时间便拔地而起。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先进，以及车间、食堂、各种小会议室、洗澡堂、喷水式的饮水器……所有这些在当时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般的缩影。 “兰炼”是当时的国宝，更是石油部的掌上明珠。为此，余秋里在当部长后，就派一名非常得力的部长助理、新中国第一位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石油机构的“钦差大臣”徐今强（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去管理“兰炼”，任党委书记兼厂长。 余秋里来到“兰炼”，见了如此宏伟的现代化工厂，真是心潮澎湃。但与之极不和谐的是他看到自己的助手、“兰炼”一把手徐今强怎么总畏畏缩缩，连句话都不太敢讲似的。 “今强，你这是怎么啦？是病了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余秋里停住步子，问徐今强。 “不、不不，余部长，我、我啥病都没、没有。”徐今强结结巴巴地说着。 余秋里疑惑地看着这位昔日敢说敢干的助手，皱皱眉头：“要不就是你不适应这儿的生活习惯吧？”余秋里继续被人前呼后拥着在厂区各个地方参观视察。 午饭开桌，有肉有鱼。余秋里忙将徐今强拉到自己身边：“来来，你这身子骨得补补，这顿饭你多吃点。”徐今强拿着筷子，就是不动桌上的鱼肉，最后他不得不对一脸狐疑的部长吐露真情：“部长啊，他们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余秋里一听就急了，“嘭”地将筷子往碗上一搁，问：“为什么呀？”徐今强支支吾吾不敢说。 余秋里更火了：“我在这儿你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 徐今强了解余秋里的脾气，于是如实报告：他是因为抓炼油而对大炼钢铁不热心才被省里抓反面典型弄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余秋里听完，非常生气地扒拉几口饭，便将筷子往桌上一甩，站起身：“这顿饭也吃不香了！我要上省委去。”这天晚上发生在兰州的这一幕后来连毛泽东都知道了： 晚饭很丰盛，酒菜齐全，且是超规格的。本来余秋里让下面的人吩咐由他们石油部出面招待省委书记，但人家省委的人不干，说余部长上甘肃来，再让石油部掏钱请客，他们省委领导的面子没地方放嘛！“那就客随主便吧！”余秋里对秘书说。 傍晚时分，宁卧庄宾馆的上上下下都知道省委书记要前来设宴招待石油部长，于是不到5点钟就有人在大门口站着恭候。 “哎呀书记好书记好！我已经有些日子没见您这位老首长啦！”余秋里提前几分钟在下榻的宾馆走廊里等候省委书记的出现。来者的身份不仅是甘肃省委书记，而且当年在长征路上与余秋里一起走过雪山草地，后在西北野战军当过四纵政委、兼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政委呢！论资排辈，余秋里叫他首长一点不过分。 “好好好，余部长，你现在可了不得呀！年轻有为，毛主席赏识，中央重视的石油部长喔！”省委书记一番夸奖，露出少有的钦羡之情。 “来来，给书记敬酒！”余秋里喝酒的水平一般，但为了表达诚意，他今晚不得不全力以赴。借酒意，他向省委书记一次次地表达心愿：“我们的玉门油田、兰炼、运输公司，都在你书记的地盘上，仰仗你和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照，我们才有了些成绩，感谢书记，感谢甘肃人民！”省委书记也是个不胜酒力的人，几杯下去，满脸通红，舌头根都有些大了：“余、余部长你太、太客气了，我们不都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干工作嘛！石油部在你余部长的领导下，去年就打了个翻身仗，今年形势更是一片喜人，毛主席表扬你，我们甘肃人民更感谢你！你瞧瞧，玉门、兰炼，还有周总理一直特别关心的运输公司，都在我们这儿，这是我们甘肃省的光荣和自豪啊！我们甘肃只要有这几个单位大跃进了，我们就能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份满意的卷子了！你说是不是余部长？为这，我得先谢你！来来、干——干了这一杯！”“干！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干杯！”余秋里今晚有事要求省委书记，所以人家的酒是不能不喝的，而且必须喝到主人尽兴的份儿上。 酒后的闲聊该是轻松的了吧？非也。会客厅的大沙发上，省委书记脱掉鞋子，说要舒服舒服。 人家是老红军，正式场合一言一行，有板有眼。从台前走来后，该是“老农民”的那套习性一点不马虎地彻底恢复。余秋里在这一点上非常喜欢省委书记，他们都是从小吃不饱穿不暖才扔了锄头跟共产党闹革命出来的，虽然现在官当大了，但骨子里的生活习惯还是农民一个。 余秋里也不含糊，屁股坐上沙发后，脚上的鞋一脱，跟着人家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不同的是人家仰躺在大沙发上。“不好意思了，余部长，今晚让你给多灌了几杯，有点那个了……”省委书记舌头根真有些发直了，脸绯红地，仰躺在沙发里冲北京来的客人歉意地笑笑。 “书记说玩笑了，那点酒对你来说就像当年战场上捡几根敌人的烧火棒一样不在话下。”余秋里从不奉承人，今儿个例外。 省委书记笑着在沙发上用手指指余秋里：“你至少比我少喝三杯！三杯肯定是有的……”余秋里的心里早已想着有求于人家的事，便引入正题地对省委书记说：“书记啊，这次我来拜访你可是有求于你啊！”省委书记半闭着眼：“说，你余部长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嘛！”余秋里一听很是振奋，赶紧把手里的烟一掐，说：“我是为兰炼的徐今强的事今天要求你帮忙了！”“徐今强？！噢，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嘛！”“当然是好同志了！对党忠诚，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这些我知道。可我听说他在兰炼的表现挺右的啊！”省委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省里正在研究下面报来的材料，好像他有点悬啊！离右派就那么几公尺了呀！”余秋里显得有些着急：“我不相信这个同志有什么右倾思想，更不相信他也会是右派！”省委书记把头往沙发里头一侧：“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突然又转过头，向外面喊着，“喂——组织部的小李过来一下！你是经办人，你给余部长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个经办人匆匆从门外走进来。先看了一眼自己的书记，又看了一眼横眉冷对的独臂将军部长，心里有些发毛地说：“是这样余部长，下面反映徐今强只知道抓炼油，而对毛主席和中央大炼钢铁的事有反对意见。群众因此对他……”余秋里生气地打断对方的话：“搞石油的人不抓炼油的事还要他干什么？”经办者很害怕石油部长的两只眼睛，尤其是他那只空洞洞的袖子，一扇动就叫人心惊胆战起来，到底胆战些什么，也说不上来，反正挺叫人害怕的。“可、可大炼钢铁是毛主席号召全党要抓的头等大事，他徐今强不但自己不热心，而且也不支持兰炼的群众炼钢铁，这样影响就很坏。”“坏什么？我看很好嘛！”余秋里的声音很大，一下惊醒了醉酒中的省委书记。只见他揉揉惺忪的眼睛：“怎——怎么啦？”他看看余秋里脸色不太对劲，便对手下说，“小张，你、你给余部长讲讲徐今强的具体事。”说完，他又力不从心地重新将头转向沙发的里面。 “对嘛，我听听啥事实嘛！”余秋里缓了下口气。 “是这样余部长。当时我们地方有人借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去炼钢铁，可徐今强就是不同意……”余秋里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这有什么不对？徐今强做得很对嘛！你们就凭这说徐今强有右倾思想，要打成他右派？啊！那我余秋里不是更大的右派了嘛！我让我们的玉门油田、新疆油田，还有柴达木油田不许拿石油的设备和物资去炼钢铁，那我不是更大的右派了？！这是什么逻辑？荒唐！”余秋里越说越火气冲天，“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那经办人员吓得赶紧退出会客厅。 省委书记惊醒了，吃力地支撑起身子。看着余秋里赶走自己的手下，颇为不满：“余部长，你别发那么大火嘛！这抓破坏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中央的精神，大炼钢铁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能不让我们要求下面的单位行动嘛！”会客厅的门“嘭”地被余秋里关上，但里面的声音，无一遗漏地传到了外面的几位秘书和宾馆工作人员的耳里——“那也要看什么人干什么事！如果徐今强把鼓风机借出去了，一旦正在工作的鼓风机出了故障需要更换备用又找不着时，就会造成炼油厂的瘫痪你知道吗？”这是余秋里的声音。 “事情不会那么巧合的。再说，大炼钢铁已经是全民行动起来了，他徐今强只顾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根本不顾全局的大炼钢铁和群众性运动，起的影响非常之坏。”这是省委书记的话。 “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这么说我们响应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你是跟我混淆概念。再说了，他徐今强还是我们石油部的部长助手，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反右倾斗争，是当前全党的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还需要向谁打招呼吗？这也招呼一下，那也招呼一下，我们上哪儿去抓右倾分子呀？”“你书记上哪儿抓右倾分子我不管，但你要在我们石油系统随便抓所谓的右倾分子，我看你抓个试试看！”余秋里的声音刚落，只听“哐当——”一声巨响。 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轻轻推开客厅的门缝往里面瞅：原来独臂将军站在那儿正大发雷霆，他的右手还紧紧握着拳头，两眼直冒火焰地盯着对面沙发上坐着的省委书记。这时余秋里的目光转到门口，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又关上会客厅的木门。 “除了徐今强不能抓外，玉门的焦力人，运输公司的张复振，你们一个都不能动！一个都不能斗他们！谁要是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我立即把他们都调回北京去。你省委有意见，我们上党中央那儿去说！”会客厅的门突然“哐”的一声开了，只见独臂将军部长气呼呼地从里面走出来，朝走廊里等候的秘书和随行人员一挥右臂：“走，回北京去！”一个部长和一个省委书记干仗，这不算小事。消息马上传到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听后扼腕道：自古就有不怕死的谏官嘛！刘少奇听人说后，颇为感慨地以欣赏的口吻赞扬余秋里：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据理力争。 那是个党、国家和许多个人命运搅在一起的特殊年代，政治风暴和经济压力下，使得全国上下个个都处在斗争状态。余秋里以一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办实事的工业部长身份，为石油战线尽量不遭受因为政治斗争而使一批干实事的优秀领导干部们沦为“阶下囚”的冲击，可以说费尽心思，力挽狂澜。对于那段往事，他有着自己的一段回忆：“在反右倾斗争中，我们保护了一些干部，为即将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1960年初，我们将张文彬、焦力人等人从新疆局、玉门局调出，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徐今强也于1963年调回石油部担任副部长，1964年起他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他们都为大庆油田会战和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隔40余年的今天，当我请83岁的焦力人老部长谈起这件事时，焦老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对这事他一生感谢余秋里，他说如果不是余秋里当时全力保他，那他焦力人恐怕后来的命运就非常惨了。他说后来他因余秋里把他弄到北京后，玉门那边的右派名额就戴到了另一位市委领导的头上。这位代他顶右派帽子的姓杨的市长，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平反，挂了几年酒泉地委副专员后终因积忧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余秋里部长当时救我，我的命运绝对好不了多少。”焦力人这位延安“鲁艺”毕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是说。 那个年代受难的还有许多人。共和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开国元勋彭德怀的命运也许是最惨的。 1959年7月初，正当余秋里与同事们热切地等待“松基三号”井的战果时，他被召到江西庐山开会。 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一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痛伤，对共和国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可轻视的巨大伤害。余秋里亲历了全过程，虽然他在当时并非是那场政治斗争的中心人物，但两个他最崇拜的统帅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与分裂，使他内心深深地受到震撼和痛楚。他崇拜毛泽东，一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行动。纵观余秋里一生在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所作出的那些卓越贡献和“特别能打开局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看到他余秋里如何熟练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并进行创新式的工作内动因是什么，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执行和实践的结果；他爱戴彭德怀，在战争年代他从贺龙的一兵一将转为彭大将军手下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他对彭德怀的军事艺术天才和正直为人的品质佩服又敬重，并一生视为榜样和楷模。但庐山会议上余秋里无奈地看着自己所崇拜的两位统帅人物之间出现的各不相让、各持己见又最后在完全不均衡的较量中草草结束了这场心底流血的“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对余秋里内心深处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他正在全力指挥石油战线打开新局面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在参加庐山会议之前，松基三号井已经开钻两个多月。包世忠这位满身带伤的残疾钻井队队长也真不简单，在没有吊车、没有大型运输工具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的条件下，硬是把120多吨机台设备搬到了地处黑龙江肇州县联合乡高台子村和小西屯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开钻的仪式也并不像余秋里、康世恩和何长工他们在决策井位时翻来覆去、几经周折那么复杂和劳神，基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找来一根小方木杆，上面写了“松基三井”4个字，用榔头往地里一钉，对包世忠他们说：“就在这儿钻！”包世忠是带兵出身的人，他懂得鼓舞士气该怎么做。于是在4月11日开钻那天，让队里的几个年轻人把41米的钻塔插上鲜艳的红旗，还特意到镇上买了几挂鞭炮。全体队员列队站在钻台，他一声令下：“开钻——！”顿时在鞭炮轰鸣声中，5台300马力的柴油机齐声怒吼，将强大的动力传送给钻杆。直插地面的钻杆开始飞旋，泥浆带着水花，溅向四方，令围观的几百名村民一阵阵欢呼和惊叹。 但是“松基三井”的钻探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一天，包世忠为解决职工的吃菜问题，正带人在一片荒地上垦荒翻土，副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队长，快去看看，井上出事啦！”“什么？”包世忠没有顾得上问清是怎么回事，就直奔井台。 带班的司钻耷拉着脑袋报告说，由于开钻的时候井队没有配好足够的循环泥浆，开钻后他们用的是清水造浆办法钻开了地表层。这办法通常不是不可以，但东北平原的地层与西北黄土的土质不一样。钻杆下旋不多久，地下的流沙层出现，造成表层套管下放时井壁出现坍塌，在100多吨的钢铁钻塔下出现一个不见底的深坑正吞噬着地表松软的土层……情况万分危急，如此下去，不光钻探无法继续下去，弄不好连整个钢铁钻塔都有被下陷的可能！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全队将士们看着包世忠，盼他拿主意。“松基三井”关系到余部长、康副部长和全石油系统对松辽找油的战略决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眼下要是连钻塔都保不住，这罪可就大了去啦！“愣什么？快填井吧！”包世忠与几个技术人员和队干部迅速商量后，立即回到机台，果断作出决定。 填，用可凝固的沙泥夯实塔基；填，用碎石子和草根条阻挡住坍塌的流沙；填，用心和意志拦击险情与恶果。 高耸入云的“乌德”钻机又重新抖擞精神，发出“隆隆”的吼声…… “同志们哪，我们要把昨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加油干哪——！”包世忠再次站在井台上作战斗动员。 然而老“乌德”好像有意要跟32118队较劲似的，在他们革命加拼命抢回前些日子耽误的时间，井孔钻至1051米时，测井显示井孔斜了5—6度，这与设计要求直井井斜每千米深度不得大于井斜度的标准相距甚远。 包世忠这回是真急了。生产分析会上，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说话也比平时高出了几倍：“都在说大跃进大跃进，可到底怎么个跃进法？如果光想要数量，不讲究质量的话，你打了几千米成了废井，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大败家子！……当然，责任不在大伙儿身上，我前阵子脑子就有点发热，不够冷静，一心想把松基三井打完，所以指挥上有操之过急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基层单位的每位队长、书记头脑发热、不够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石油系统都有这一热一冷的问题！” 庐山会议回来不久，余秋里在党组会议上面对当时部内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胸襟和气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热”与“冷”的关系： “什么是热？就是冲天的革命干劲！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态度！什么是冷？就是科学分析，就是要符合客观规律。热和冷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冲天的干劲，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分析，干劲就会处于盲目状态，不可能持久。这就像打仗一样，是勇与谋的关系。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立于必胜之地……不然，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也许今天我们听这样的话并不感到什么，但在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那个时候，余秋里能说这样的话，真可以用振聋发聩四个字形容。 余秋里的不简单之处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们欣赏这位独臂将军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猛，所向披靡，而且他头脑机智，对问题的判断与看法通常不人云亦云，总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党和国家及人民最高利益的正确选择。 别看国家做事那么大而杂，在有些事情上与过小家的日子形式差不多。在谁都想为“社会主义高潮”出头露脸时，每年国务院的计划工作会议就是一场你争我夺无休止的吵闹。部长们在计委主任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 钢铁是老大，粮食是老大之老大，煤炭的投入一分不能少，水利是“命脉”，交通是“生命线”……轮到石油部的余秋里，他只能做“老末儿”。 是嘛，我们石油部区区一个小部，又生产不出多少石油来，新油田的开发总处在“可能有”的未知数之中，谁买你账？ 嘻嘻，秋里啊，还是你最让我省心。被部长们搅得头昏脑涨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这时最爱跟余秋里唠唠嗑，并总会捎上那么一句话：要是部长们都像你余秋里，我这个计委主任可好当多了。 “副总理，我——也有一个要求。”余秋里不紧不慢地说。 李富春一愣，即刻道：“说，你石油部提的要求最少，我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说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余秋里抿抿嘴一笑，显得还有些腼腆似的：“我们系统有个先进代表大会要开，到时候请副总理在百忙当中去接见一下代表，讲个话，作作指示。给我们石油系统勉励勉励。”李富春一听大笑起来：“好好，这个好！到时候不但我去，我还要想法请总理和主席一起去呢！你看怎么样？”余秋里像获得几十亿投资似的高兴得站起来，伸出那只右手紧握住李富春的手道谢。之后爽快地甩着他的那只空袖子，离开了国务院。 李富春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那只甩得“嗖嗖”生风的空袖子，久久不能平静地感叹道：一条真汉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空袖子”甩进秦老胡同时，已经是又一个深夜了。房间里的电话骤然响起。 “喂，余部长吗？你还没有休息吧？我是康世恩呀！对对，刚才松辽那边来电话，说他们今天已经在泥浆里见着油气泡了！”一听是康世恩报来的喜讯，余秋里一边接电话，一边将汗淋淋的白色圆领汗衫脱下，露出光光的上身，声音特别大地说：“好啊，你知道他们现在打到多少米了？”“1112米。”“那油气泡能证明下面一定有油吗？”“那边电话里说，他们井队的技术员取了气泡样品，用火柴一划，你猜怎么着？点着了！是一团橘红色的火苗。肯定是我们要的油！”电话里的康世恩激动不已。 余秋里用握电话的右臂膀蹭蹭颊上淌下的汗珠：“这样老康，既然那边有情况了，我看你应该立即上前线去，坐镇那儿，等待进一步成果！明天你就出发上哈尔滨！”“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好。我在北京等待你的好消息。”余秋里放下电话，见三女儿晓霞揉着小手，从里屋摇摇晃晃地出来：“爸爸，你又把我吵醒了。你真讨厌！”余秋里高兴地上前一把抱起女儿，用胡子扎小霞：“爸爸真讨厌吗？啊，还说我讨厌吗？”父女俩嘻嘻哈哈一阵闹后，妻子终于摇着扇子出来干涉了：“都深更半夜了，还让不让人睡觉？”“走，到妈妈那儿去！”余秋里放下女儿，自个儿进了另一间屋子去冲澡。这个澡用的是冷水，他觉得十分爽快，竟然一边冲澡一边少有地哼起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建设高潮，建设高潮……”这是1959年盛夏的一个日子。此刻松辽平原上的那口松基三井现场，变得特别紧张和热闹。 昨天包世忠亲自看着技术员将气泡用火柴划出一团橘红色火苗后，立即命令钻工：“抓紧时间取芯，说不定下一次提杆就能逮住油砂呢！”果不其然，今天天亮后第一个早班的队员们在取芯时，发现了一段厚度达10厘米的黑褐色油砂。 包世忠欣喜若狂地对自己的队员们高喊着：“今晚我请大家喝酒！”这个酒是值得喝的，油砂出现，意味着钻机已经摸到油王爷的屁股了。 这一天，康世恩已经到达哈尔滨，在华侨饭店住下。一同来的有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科及中国石油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安德烈耶柯夫等人。 “好啊！你们尽快把油砂的岩芯送到哈尔滨来！我和专家们要看看，越快越好！”康世恩的电话打到离松基三井最近的大同镇邮电局。那年代国家的通讯设备极其落后，钻机井台上不用说根本没有手机，连电报机都没有，所有对外的联系必须经过当地最基层的邮电局来完成。于是，小小的大同镇邮电局成了松基三井和北京及石油部领导们唯一的联络点。 长途电话的声音极其微弱，每一次通话，无论是余秋里，还是康世恩，都得站直了身子、用足力气才能让对方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打包世忠第一次向上面汇报见油砂后，大同镇邮电局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包世忠向北京和外面汇报一件事、说一句话，几乎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不吊高嗓门喊着说话不行呀，而且经常一句话要重复喊几回才行！油砂出来那几天，正逢大同镇所在的肇州县开人代会。县委书记找到包世忠，说你一定要来列席会议，给我们农民兄弟们讲讲咱这儿发现了油田的特大喜讯。包世忠面对全县人大代表赶紧更正：“我们现在发现的是油砂，还不能说咱们这儿的地底下一定有油田，但这是个重要的希望！”“好——毛主席万岁！”代表们依然欢呼起来。 从这时起，32118队钻井台成了四乡八里老百姓赶集一样的热闹地方了，天天有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前来参观，谁都想第一个看到地底下“哗啦啦”的冒出黑油来。 “北京的余部长着急，派康副部长来哈尔滨听我们的消息了。你俩赶紧收拾一下，带上油砂上哈尔滨去，康副部长和苏联专家都等着要看我们的油砂和测井资料呢！”包世忠对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和测井工程师赖维民说。 “是。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朱自成和赖维民带上含油砂的岩芯样和测井资料，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搭上火车，直奔哈尔滨。 北国冰城哈尔滨的夏天，特别美丽。这一天，在十分华丽堂皇的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宾馆的四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里面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同志们，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只要我们抓紧工作，松辽找油肯定会有重大突破！”这是康世恩的声音。 突然，楼道里有人急促地喊着：“快让路！让路！松基三号井的技术员到了！”康世恩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向门口走去。当他看到手里抱着一大包资料的赖维民气喘喘地进来时，连声说：“辛苦辛苦！你是负责电测的赖维民工程师吧？”赖维民忙点头应道：“是，康部长，我把测井资料都带来了！”说着，将肩上挎的和手里抱的一股脑儿放在会议室的沙发上。 “岩芯也运来了吗？”康世恩一边迫不及待地翻着测井资料，一边嘴里问着。 “运来了。朱自成技术员就在楼下……”赖维民一边擦汗一边说。 “请朱技术员上来！”康世恩嘴里说着，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密密麻麻的电法图…… “康部长，油砂样品拿来了！”朱自成抱着重重的岩芯，轻轻在康世恩的面前放下。 康世恩一见黑褐色的油砂，眼睛闪闪发亮，连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快请专家！”突然，他对身边的人说。 正在房间里洗澡的米尔钦科听说是康世恩请他，那颗圆润而布满银丝的头颅高兴地摇晃起来：噢，康肯定要告诉我们好消息了！情况正如米尔钦科猜测的那样。康世恩见老朋友，也是他的苏联恩师之一笑呵呵地进屋，便一把拉过米尔钦科：“好消息！尊敬的米尔钦科总工程师先生，你快看看这些资料和这油砂……”米尔钦科看了一眼岩芯，又用鼻子闻闻，连连点头。然后又伏在电法图纸上认真看起来，而且看得特别仔细。这位苏联石油部的总地质师，也是苏联第二巴库等大油田的组织发现者，不仅在苏联石油界享有威望，而且在世界石油界名声显赫。康世恩和在场的中国技术人员们等待着米尔钦科的结论。那一刻，四楼会议室静得出奇，连手表秒针的走动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米尔钦科终于抬起头。他朝康世恩微笑了：“康，祝贺你！这口井的油气显示很好。要是在我们苏联，如果得到这么可喜的情况，我们就要举杯庆祝了！”米尔钦科说完这话，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了，唯独康世恩的笑容里带着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 “康，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米尔钦科有些奇怪地问康世恩。 “不，我是在考虑下一步的问题。”康世恩说。 “下一步？你指的下一步是什么？”“松基三井目前的进尺是1460米，而且出现井斜。我想如果按照设计要求再钻进到3200米深，肯定要有不少困难。纠偏井斜需要时间，往下再钻进1700多米，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恐怕还得用上一年时间……”康世恩嘴里喃喃地念叨着，既像对米尔钦科说，又像是在询问自己。 “怎么，你想现在就完钻？”米尔钦科瞪大了眼睛。 康世恩这回是清清楚楚地对米尔钦科说：“是的，我想我们打基准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的，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就应该立即把它弄明白，看看这口井到底具备不具备工业性油的条件。”“不行！”不想米尔钦科像一下失控似的冲康世恩叫嚷起来，完全没有了苏联大专家的样儿，更顾不上外交礼仪了。他抖动着根根银丝，愤愤地：“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松基三井既是基准井，那它的任务就是取全芯、了解整个钻孔的地下情况。这是勘探程序所规定的，不能更改！”“可勘探程序是你们苏联定的。我们中国现在缺油，国家需要我们尽快地找到油啊！找到大油田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康世恩力图解释道。这话更让米尔钦科火冒三丈，老头子气得一下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冲着康世恩大叫：“松基三井必须坚决打到3200米！不这样你们就是错误！错误！”说着，双手一甩，气呼呼地回到房间，“嘭”的一声关门后再没有出来。 怎么办？会议室顿时出现了少有的紧张气氛。20多双眼睛一齐聚向康世恩。 “看我干什么？我脸上生油？”康世恩吩咐自己的中国同行，“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会议室顿时又重新恢复了欢乐。 康世恩让人安排好从前线报喜来的朱自成和赖维民，然后说：“我要给北京打长途！”于是这一夜，哈尔滨——北京；康世恩——余秋里之间有了一段重要的通话。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余部长你拿主意。”康世恩静等在电话边上，他的心跳得很紧张。 北京。余秋里家。 长途电话被一只有力的右手握着，这是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松基三井，影响到松辽找油整体方向，也关系到国家能不能摘掉“贫油”帽子！区区一井，非同寻常啊！余秋里凝视着正前方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双眉一挑，对着电话筒，大声说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松基三井现在就停钻试油！这个责任我负！”“好！我、我马上组织人员试油……”这是康世恩微微发颤的声音。 余秋里放下电话，大步走到小院子的露天中央，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心潮起伏：松辽啊松辽，现在就看你松基三井这一步的结果了！“秋里吗？我是何长工呀！你们的决定我赞成。既然现在已经看到了油气显示，再往下打又有不少困难，那就停钻试油嘛！至于专家说的取岩芯的事，我看这样：我派我们的队伍在松基三井旁边，重新钻口井，设计深度与松基三井一模一样，全程取芯，以补松基三井的地质资料！”余秋里接此电话，脸上露出少有的感激之情：“老将军啊，你这是解我大难啊！”“哎——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松辽找油，我们地质部和你们石油部是一盘棋的事。祝你成功。对了，别忘了你说过的话：等钻出油了，你得请我吃红烧肉！哈哈哈……”老将军在电话里发出爽朗的笑声。 “哎，我一定！一定！”余秋里的嘴都乐得咧开了。 从这以后的日子，石油部上下像烧开了的水，每天都热闹沸腾着…… 打余秋里和康世恩决定松基三井停钻试油后，石油部上下这几天可是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松辽找油的曙光立即出现，担忧的是“松基三井”再试不出油来，那可就白费工夫了。用老地质家黄汲清院士的话说，“事不过三”。松基一、二号井打了一年多，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三号井再来个水中捞月，那石油部有何脸面向国人交代？不说别的，光一口基准井的成本就是几百万元哪！几百万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几万人一年的生活费！这还不说，松辽找油自地质部韩景行等第一支正式普查队伍进达之后，这三年多，已经相继有几千人驻扎在那儿，浅孔深孔多多少少加起来，那就不是几百万的事。 早在余秋里上任石油部，全力支持康世恩的找天然油为主的战略方向时，有人曾在背后捣鼓过不少事，说康世恩是能干，可他只会花国家的钱而见不到油——人家说这话的根据是，在“一五”期间，石油部投入在找油上的勘探费远远高于人造油的成本，但获得的油气量却没有人造油多。这回好，余秋里上任后，石油部在寻找天然油的勘探经费上的投入更大，瞧瞧川东会战——有人又把这事抬出来唠叨了，钱花海了，油呢？油没见着嘛！等着吧，今年再抱不到“金娃娃”，看余秋里和康世恩怎个收场！说不准哪，连我们的工资明年国家都不一定给了！议论有时是能杀人的。余秋里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这样的话，但他却能从司机那里听到。他对基层和百姓了解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就是从他的老司机那儿得到的。这一点余秋里的家人向我证实，尤其是他的几个女儿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后来官越当越大，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即使在一起时，讲的也是国家大事，或者最多问问孩子们的工作、学习之类的事。而且因为父亲“高高在上”，他们不可以多问多说一些他工作上的事。“师傅就不一样，能跟我爸什么都可以聊。我爸也愿意听师傅的话。就是爸爸后来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后，师傅还是唯一可以说说他的人。”女儿们说。 余秋里从解放军总后调石油部任部长及后来到国务院任计委主任、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一直到退休和临终前，有过几个司机，但时间跟得最长的要算贾师傅了。 “谁说的打不着油连工人的工资都不发了？扯淡！真要那样，拿我的工资给石油工人们发去！”余秋里一生最听不得有人欺负老百姓。 “别看他在外面脾气好像特别大，其实一接触，余部长这个人待人是最好的。”贾师傅说他有绝对的证明权。他说在60年代初的几年困难时期里，余秋里多次一有空就让他开着车，上京郊的几个石油部农场看庄稼地，就是到了90年代，余秋里已经离开石油部20多年了，他还经常问起石油部的那几个农场情况怎么样了。 松辽找油进入紧张时刻，余秋里工作千头万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忙 5f97." >得手脚并用。许多人以为余秋里只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说起话来像火炮筒似的，可他又是个特别粗中有细的人。那时有个通讯员姓马，小马承担着上送下发文件的任务，整天四脚朝天。可机关有点什么好事，好像从来没有他的份似的，小马自己也不吭声。余秋里知道了，一问小马家七口人，就靠小马一个人拿40来块工资支撑着。“这么困难的同志，工作又做得这么勤勤恳恳，你们就没有眼睛关心关心？”余秋里冲办公厅的人发火了，亲自为小马争取了一笔生活补助。 相反，有人要想在余秋里身上讨点什么好，可就麻烦大了。 有一次贾师傅从机关给余家带回了点日用品，也就是一瓶油、几斤肉之类的东西。余秋里看到了立即警惕地责问：“谁给的？”贾师傅说：“是机关发的。”余秋里立即来火了：“你怎么能拿东西回家嘛！回去回去！把东西给我还给人家！”贾师傅委屈了，说：“这东西是石油部机关发的，每人都有份的呀！”余秋里嗓门大了：“每人都可以有，但我当部长的就不能有！”贾师傅也不买账地回敬道：“这东西不是发你的，是给素阁的（余的夫人——笔者注）！她也是石油部的员工！”余秋里一愣，继而瞪着眼对贾师傅不依不饶道：“给她的也不行，她和我是一家人！”无奈，贾师傅只能屈服后才换得余秋里的一脸笑容。“老贾，我可不是冲着你的啊！有些人哪，就因为我是个部长、副总理，人家想方设法来套近乎，我就得注意！时刻警惕知道吗？这关系到党风！关系到干部的形象问题！”贾师傅心头其实对余秋里的做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表面上也不买账：“你官大压人，反正理都在你那儿。”“是吗？哈哈哈……真要这样，我改我改。来来，消消气，抽支好烟！”这时的余秋里格外谦和，给贾师傅又是递烟，又是点火的。 余秋里就是这么个人，外表铁骨铮铮，干事雷厉风行，气吞山河。而他内心又是那么的热情善良、平易近人。 松基三井进入停钻试油阶段，余秋里虽然人在北京，却心系北国松辽。在听完康世恩对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余秋里告诉康世恩：既然固井和试油是关键，就要调玉门最好的技术人员支援松基三井！康世恩立即表示马上调人。 “哎老康，还有一件事：听说松基三井那儿经常有野狼出没，你让松辽局或者当地武装部给井队配几把家伙！”余秋里在长途电话里补充道。 康世恩笑了：“我知道了。”康世恩接电话时，身边有松辽局的同志在，他们不理解余部长除了帮助他们调几个试油的技术人员外，怎么还要配啥家伙？ “就是打狼的枪！”康世恩说。 “哈哈，这事余部长都知道啦？”大伙儿笑开了。 松辽的事余秋里哪样不知道？ 队长包世忠给前往台井指导工作的工程师们描述得绘声绘色：“那狼大哟！而且特狡猾，它正面不袭击人，总是等你背过身去，忙着干活的时候，它就悄悄走近你，然后突然发起进攻… …钻机刚搬到松基三井时，狼崽子开始还挺害怕的，钻机一响，它们就拼命地跑，后来听惯了，就不害怕了。瞅着我们在干活时，它们远远地躲在草丛里等候机会袭击，有一次一个地质队员在井台后摆岩芯，那几只狼就“哗啦”一下扑了上去。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井台上的同志正好在提钻，一股泥浆顺着巨大的提力冲出地面，溅向井台四周，那几头狼吓得拔腿就跑……”包队长的故事讲得惊心动魄，也传到了部机关，传到了余秋里的耳朵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余秋里就想到了要给钻井台配几把“家伙”。 打狼是小事。试出油则是天大的事。 一切为了松基三井出油！那些日子里，北京的余秋里、前线的康世恩，每天通一次长途，一次长途短则几句话，长则一两个小时。 “松基三井的地下情况还是不十分清楚。主任地质师张文昭必须在现场。”于是松辽局的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背包一打，就住在了小西屯村，天天在井台上与钻工们一起一身水一身泥地盯班；“固井？固井解决问题？……我明白了，那就调玉门钻井部工程师彭佐猷同志去。”于是彭佐猷带着助手直奔松基三井。8月23、24日，彭佐猷一到那儿就指挥固井战斗。几千吨的水泥从堆场要扛到搅拌现场，正在这里“督战”的松辽局副局长宋世宽一声令下：“跟我走！”一百多名工人、干部，脱下上衣，在炎热的大太阳下，扛着50公斤一包的水泥袋，飞跑在堆场与井台之间…… “试油？试油碰到难题了？85/8套管上的采油树底法兰缺失？井场上连试油的计量器也没有？没有那东西也得试！土法上马嘛！对了，我看赵振声行！别看他年轻，技术可蛮过硬的呢！调，调他过去！我给焦力人讲！”余秋里一番调兵遣将，各路精英汇聚松基三井。 康世恩下过“只准捞水，不准捞油”的命令之后，井底的清理已经就绪，现在就看效果怎么样了！赵振声果然不负众望。他和井台技术员朱自成、赖维民和前来支援的钟其权、焦亚斌等通力合作，连连克服难关。这是见油前的最后准备：赵振声和他的战友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组织测井队和钻工们挖一个试验坑，下入一段85/8寸套管，埋入地面以下长度15米，管外灌水泥环厚330毫米，先试射4发58-65射孔弹，在进行射孔观察后再发射10发57-103射孔弹。没有见过这种特殊井下射击的人无法想象这一道工序对采油是多么重要和多么复杂。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钻杆往地底下打后，油并不是那么容易“哗啦哗啦”自然就涌出来的。它需要有个孔道，这个孔道应该是坚固的，固井的作用就是这样。但一固井又把油层与孔道隔绝开来，而且几千米深的孔井，有油的岩层，也有不是油的地层，为了保证能让有油的地层与孔道相通，就必须在加好的钢管上打开孔隙，射孔弹的功能就是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一程序的手段——把射孔枪轻轻放入钻孔内，在预知的多少地方发射，打穿钢管，让油层里的油通过弹孔源源不断地涌出地面…… 够复杂和神奇的吧？赵振声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找一块一寸厚的钢板，用气焊割下大小两个环形钢板焊在一起制造出一个土制的大法兰。啥叫法兰？那是采油树上的玩意儿，很专业。啥叫采油树？以前我看过石油部作家写的小说，却从未见过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东西。到了大庆我才看到这采油树原来就是油井出口处由大大小小各种阀门组成的器具，一排一排的，像结满果的桃李树，所以取名为“采油树”——当我第一次在大庆油田的“松基三井”纪念地看到它时，我真的很激动，我才真正明白石油工人对采油树的那份情感，也明白了石油作家们一提起采油树时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冲动。“采油树”是石油人的象征，“采油树”是石油事业的总阀门。 那天在松基三井纪念地，我久久凝视着左膀右臂挂满各种“果实”的“采油树”，突然发现那棵“采油树”其高度和肢体与我尊敬的石油指挥者、独臂将军余秋里十分相似，相似得惊人，因为那棵“采油树”的肢体不是均衡的，一边的阀门比另一边少一只，我因此联想到这是不是就是独臂将军那不灭的身躯和不散的石油魂呢？ 当我再转向千千万万大庆油田里的“采油树”时，我又觉它们有的像康世恩，有的像王进喜，有的像翁文波，有的像张文彬，有的像李人俊、像焦力人、像宋振明……也像杨继良、李德生、翟光明、包世忠……他们像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石油人！这让我感激不已。“采油树”的名字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一部书，更可以是一种象征，一把火炬……可现在还不是我抒情的时候，“松基三井”的试油阶段一切都是在严肃而紧张的科学程序里进行着。 赵振声他们真有办法，第三天就把土法制作的一个大法兰搞成功了：往采油树上一挂，然后进行清水试压——试压压强到72个大气压时，法兰处没有任何渗漏，这说明土法法兰成功了！井场上一阵不小的欢呼。 第三件事是邱建忠几个地质人员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从下油层组的油气显示和油层情况看，松基井下的油难以自喷、大喷，对它采取提捞法试油不会出现“万丈喷涌扼不住”的局面。因此建议应积极准备提捞手法和??相应的措施。 第四件事还是赵振声做的：他从废物中翻腾了半天，找到一根约13米长、4寸直径的管子，然后再请车间工人师傅动手，自制了一个下井捞油的捞筒！这东西看起来很土，但是实实在在与千米之下的石油“亲密接触”者。 剩下最后一件事：做两个大油桶，每个能盛200公升的油桶——余部长说了，如果松基三井出油了，就得知道它能出多少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下去捞油上来！“不行，现在不能捞油！只准捞水！”康世恩好厉害呀！他在哈尔滨坐镇指挥，就是不让松基三井的人在固井和试油开始阶段捞油，只许捞水。 为什么？我不懂。只有专家知道：松辽地底下的油是稠油，而油层上面有水层，下面也有水层，先捞油的话可能把油水搅在一起，油都“游”走了！这回明白了吗？康世恩是大专家，他身边还有一群更大的专家——苏联专家组在一起研究分析呢！听他们的没错！这是技术问题，更是科学。 苦了包世忠他们32118队的全体钻工同志们了！可包世忠他们并不感到苦，从玉门到松辽，打一井又一井，不就是为了看到油涌出来嘛！捞！捞！把地球的胆水也捞它出来！捞！捞！把地球的每一滴血都挤出来！“停！停停！”康世恩又发话了。这回是不让捞水了——地球的苦胆水都捞尽了，只有血了，黑色的血！1959年的9月26日。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使每一个炎黄子孙获得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因为这个日子中国的松辽出了石油，预示着“贫油中国”论调的终结。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1959年9月26日这个日子松辽出了石油才需要人们记住它，而不是1874年春天晚清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苗栗山挖井出油的那个日子，或者也不是1907年9月12日日本人帮助下在延长找出油的那个日子，再为什么也不是1939年8月11日玉门老君庙油田第一口油井出油的日子，或者也不是新中国发现开采的第一个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第一井出油的那个1955年10月29日那个日子呢？ 道理非常简单，所有1959年9月26日之前中国出油的地方，都无法与松辽相比。松基三井出油是一种标志，它预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大油田的诞生，这就是我们后来人人皆知的大庆油田的诞生。大庆油田的诞生改变了世界的石油经济格局，石油经济格局的改变，延伸下去就是世界政治和军事的全面改变。这一点，我们已经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演变过程充分地证明了。 石油让人类在20世纪发生了质的变化。难道不是？ 让我们一起回顾石油作为战略资源在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事件所起的作用吧。 请看： 20世纪前叶的1859年，“上校”德雷克先生在泰特斯维尔钻出第一口油井的第二年，美国就发生了内战。 1872年，洛克菲勒发动“我们的计划”，第二年诺贝尔家族就开始进入俄罗斯市场。 1885年，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岛发现石油，老牌帝国主义者便开始将掠夺的魔掌伸向非洲。 1896年，标准石油托拉斯的进一步风起云涌，使亨利？福特开动了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而在这之前，蒸汽机无法实现文明人对机动车的文明要求。 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平德托普油田喷泉油，使美国人陷入了石油革命的狂欢之中，两年后，赖特兄弟因为有了汽油，才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离开地面的飞行。 1904—1905年，日本击败俄罗斯，靠的是军舰，而日本军舰之所以所向披靡，首先要感谢美国人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石油。 1908年，波斯湾发现丰富石油后，世界便开始混乱起来，新老帝国主义便从这时起各打各的算盘。 1911年，英国的丘吉尔亲自出任海军大臣，他看中的是由石油支持作动力的军舰可以战无不胜。 德国人不傻，他们早已磨刀霍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机械化成为现代战争的一种基本形式。 而1919年俄国人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一枚枚攻击冬宫的炮弹就是从军舰上打出来的。 1931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就是想获取更多的石油与其他能源。 1937年，日本人已经全部用军舰和飞机直接开进中国关内关外了。 1939年，德国人也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入侵波兰行动。二战便这样开始。 1941年，日本人靠石油支撑下完美地执行了“珍珠港”行动，也彻底地迎来了美国人靠飞机运送原子弹往广岛投放的悲惨日子。 1945年日德投降，除了他们的非正义外，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燃料供应来维持军需是特别重要的原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双方在战场上血与火的角逐，仍然离不开石油。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来掌权的萨达姆在世界面前牛了近二三十年，凭的就是手里有丰富的石油。 之后，中东就没有安静过，理由种种的背后就是为了一样东西：石油。 终于，在1980年，中东的两个兄弟伊拉克和伊朗开战。 1990年，刚刚从“两伊战争”走出来尚未喘气的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还是为了那儿的有取之不尽的石油让萨达姆眼红。这回美国人不.９9ｌiｂ?干了，“沙漠行动”将伊拉克人打得差点回不了家…… 20世纪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带着石油的浓香腥味，影响和支配着人类的这段最辉煌也最悲惨甚至有时是最卑劣的历史。 正如《石油风云》的作者丹尼尔？耶金先生所说：“石油带来了我们的文明中最卓越，也是最糟糕的东西。它一直既是恩惠也是负担。能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在所有能源中，石油，由于其核心作用、战略性质、地理分布、反复出现的供应危机的模式，以及为了获得石油的报偿而控制石油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诱惑，一直看来是最大，然而也是最成问题的能源。如果我们到本世纪末，石油的卓越地位不一再受到（也许已预见到）也许是突如其来的政治、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危机之考验和挑战，那将是异常了。在一个由石油所如此深刻地形成影响的世纪中，不应不作如此预计。石油史一向是杰出成就的概论和一系列灾难性而且代价巨大的错误的冗长陈述。它一直是人类崇高的和卑劣的品质的表现剧场。创造力、献身、企业家能力、独创性以及技术革命始终跟贪婪、腐化、盲目的政治野心和暴力同台共存。石油有助于主宰物质世界成为可能。它实际上通过农业化学和运输给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和面包。它也为全球争夺政治和经济的优势的斗争提供了燃料。很多的血以它的名义而流。只要石油仍然居于核心位置，对石油以及它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势所进行的激烈有时是凶暴的探求，必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世纪一直是一个世纪，我们的文明的方方面面始终是由石油这个现代和使人着迷的炼金术所改造的。我们的世纪确确实实仍然是石油的世纪。”我们的世纪确实依旧是石油的世纪。21世纪了，石油依然是核心的能源，而且比20世纪更加突出了它的核心地位——至少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可以彻底替代它的新能源产生出来。那么，21世纪——至少是这个世纪的前50年里，我们将继续饱尝尤其是飞速发展的我们中国人将饱受前所未有的关于石油带来的幸福与痛苦、机遇与危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应当更加动员全体国民记住1959年9月26日这个日子。 当然，我们记住这个日子是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在这个日子里为我们民族创造了奇迹的人，以及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的国家精神是什么！9月26日，松基三井的井台上一片繁忙，大家期待已久的目光全都盯在那根通向采树油阀门口的一根长长的出油管……下午4时左右，主任地质师张文昭一声令下：“开阀放油——！” “哗——”那根8毫米的油管里顿时响起巨大的呼啸声，随即人们见到一条棕褐色的油龙喷射而出…… “出油啦！”“出油啦——！”那一刻，整个松辽平原欢呼和震荡起来。32118队井台上一片沸腾：包世忠抱着油管直哭，朱自成跟着队长也哭了起来，张文昭从老乡那儿拎来一只葫芦瓢盛满新鲜的原油，他看了又笑、笑了又看，最后竟然不能自禁地坐在地上失声号哭——那是兴奋的。突然，张文昭捧起原油，飞快离开现场…… “出油了！我们出油了！”这一天，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的领导同志正在松基三井驻地开会，张文昭端着葫芦瓢闯进会议室，欣喜若狂地向与会者喊着。众人“哗啦”一下围住张文昭，争先恐后地抢着看那瓢中散发着清香的油花。有人太心急，将手伸进瓢中，于是葫芦瓢承受不了太多的手，“扑通”一下落在地上，黑色的原油顿时溅在所有围观者的身上。大家兴奋得顺手捧着原油往自己的脸上和手上抹，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出油啦！而且油量很大！产能达十几吨！”身在哈尔滨的康世恩比预定的时间早两小时，给北京的余秋里报告道。 “好嘛！”这头，余秋里像早有预料似的，回答得特别简单，只是“好嘛”这两个字说得比平时爽朗和有力得多。 这一夜，秦老胡同反倒安静了许多。一则因为康世恩不在北京，二则松基三井出油后，余秋里内心显现出的是初战告捷、紧张后的宁静。 孩子们这一晚见自己的爸爸总在电话旁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忽儿往松辽那边打，忽儿往中南海打，忽儿往地质部何长工家打，忽儿干脆坐在木椅上一声不吭地猛抽烟…… “爸爸今天有点怪哟！”晓霞拉着妹妹晓红偷偷从门缝里看着父亲，回头对妈妈说。 妈妈便笑盈盈地告诉孩子们：“松辽那边出油了，你爸爸今天事多，别去打扰他。”晓红和晓霞手拉手，轻声细语地走到会客厅：“我们要睡觉了！晚安爸爸！”沉浸在思考中的余秋里，一见是两个宝贝娃儿，顿时站起身来：“好，睡觉！我今晚也早点睡！”余秋里睡下了，但他哪能睡得着嘛！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松辽…… 松辽那边此刻早已热闹透了。热闹的还有黑龙江省委的上上下下。 “喂，是李局长吗？我是省经委老封呀！你们快把松基三井的石油送点来给省委领导报喜呀！”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李荆和局长刚从32118队现场回来，省经委封仲斌的电话已经追到他的办公室。 “好好，我马上派人送喜报。”李荆和放下电话，就找到黑龙江石油勘探大队党委书记关耀家同志，“关书记，省里等着我们报喜去，你下午就动身上哈尔滨吧，带上油。”关耀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并随即起草了一份喜报，请李荆和审定后写在大红纸上。下午，他和办公室秘书小李俩人抱着喜报和两瓶原油，从安达火车站赶到哈尔滨。经委封主任约定他们明天在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门外等。 第二天上午，关耀家他们准时到达。不一会儿，封主任满面春风地对关耀家他们说：“走，我们上对面的‘107’去。”封主任说的“107”是黑龙江省委的招待所，这所看起来很普通的两层建筑，其实是省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 封主任带关耀家等上“107”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当他们推开大门时，正中央坐着的一个身材中等、年约六旬的老同志立即站起来：“来来，是松辽前线来的同志吧！快过来让我们看看油是什么样的！”封主任向关耀家等介绍说：“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关耀家早听说过欧阳书记，但却是第一回见面。他抱过油瓶和喜报，正要张开红纸念时，欧阳书记笑着对他说：“喜报就别念了，给我们讲讲油就行。”看得出，欧阳书记也有些迫不及待了。他指指关耀家放在地毯上的那个瓶子，问：“这就是原油吗？”“是的，就是从埋藏在1000多米的地下喷上来的原油。”关耀家说。 欧阳书记惊异地说：“是真的吗？拿火点点看能不能着呀？”关耀家：“能着。”说着，他便顺手卷起一个小纸条，然后伸进油瓶内蘸上原油，再用火柴划燃。 原油熊熊燃烧。 欧阳书记兴奋地冲屋里的常委们大声说道：“看见了吧？这是真正的原油啊！我们这里出油啦！这太好了！”常委们无不欢欣鼓舞。 几日后，省委就派副省长陈剑飞和经委封主任代表省委前往松基三井现场慰问钻探职工和技术人员。 而这时负责松井三号钻探任务的32118队成了大忙单位。除了执行余秋里等部领导要求他们十分仔细认真观察出油情况的指示外，白天队上的同志忙碌着向方方面面的参观者介绍喷油情况，晚上几乎都有来自省、县等单位的文艺剧团的慰问演出。而令全队人最兴奋的事还是余秋里部长指示说，让队上立即选出一个代表上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国庆观礼”，那会儿谁能参加“国庆观礼”就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因为能见到领袖毛主席。 这回让队长包世忠犯难的是：一个名额，给谁呢？部里传来余部长的意见很清楚：要挑一线上的同志去。谁都是一线的同志呀！包世忠扳着手指：“四大金刚”的司钻吴三元、王顺、刘福和、安发都是吃苦在先、手握刹把用汗水换出来的劳动模范；哼哈二将：副队长乔汝平、钻井技术员周达常更是冲锋在前的勇士；还有勤勤恳恳的地质技术员朱自成，就连炊事班的老班长张学孟都是功不可没的松基三井的功臣啊！“指导员你看这怎么办？”包世忠找到指导员沈广友。老沈笑笑，说：“要不你去最合适，因为队长只有一个。”包世忠不干：“这么大的荣誉，我跟你都不能去！得让工人们去。”俩人最后商量由王顺去。“我们32118来松辽后，一波三折，总算打出了油。现在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喜，得顺当点儿。王顺的字里有‘顺’字，他去好。”包世忠没辙，最后找了这么个理由。 哈哈。就王顺！26号出油。27号向省里报喜。28号部里下达参加国庆观礼名额。29号王顺的名额才定下，而此时离“十一”还有两天时间。 “快来刮胡子！把你那身臭烘烘的衣服也脱了！”包世忠和全队上下像要嫁闺女似的给王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收拾了整半天。 上天安门向毛主席献什么礼？这又是犯难的事。 “当然是带上我们打出的原油呗！”包世忠从朝鲜战场回来见过大世面，这点子是他出的。 全队同志欢呼雀跃。 王顺后来真上了天安门城楼，不过他没有机会代表石油工人给毛主席献礼，因为主席距他有一段距离，但王顺回到队上坚持说毛主席笑眯眯地向他招手呢！只是参加观礼要求太严，大会工作人员根本不让他们带什么东西上城楼。 余秋里后来上32118队视察工作时，包世忠跟他聊起此事，余秋里笑着告诉包世忠：毛主席其实已经知道松辽打出油了。是他余秋里打电话给了周总理，再由周总理转告给了毛主席。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吗？毛主席知道我们打出油啦！知道我们32118队在松辽打出了油啦！”包世忠拿余秋里部长的话，在井队全体人员会议上好好鼓动了一番。这是后话。 在王顺带着喜报进北京时，黑龙江省委的欧阳钦书记则已经坐不住了。 “余部长，你的队伍在我这儿打出了油，老头子我高兴啊！我得去看看他们！而且是带着大肥猪去！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也准备给你设宴接风啊！”欧阳钦书记给北京余秋里打电话。 “哎呀老书记，太谢谢您了！我代表在松辽工作的全体石油同志谢谢您。没有您老的支持，我们还不会这么快见了油，我现在真想飞过去看您，可手头事太多……”余秋里接到欧阳钦的电话，有些喜出望外。听余秋里身边的人介绍，余秋里生前对欧阳钦书记怀有特别的感情。他余秋里几次说过：他之所以能指挥石油大军搞出了个大庆，离不开黑龙江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欧阳钦书记的支持。 欧阳钦还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59年的省委书记中，年近六旬的欧阳钦算是少有的长者之一了。但这位老书记革命激情不减，那天亲眼看到石油部的同志送来飘香的原油起，他老人家就一直处在高亢的兴奋之中。 “好好。当京官身不由己，那我先行一步，替你去慰问一下石油同志！”欧阳钦性格爽朗，快人快语。 次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派出两辆嘎斯车，分坐着省委书记欧阳钦和李范五、强晓初、李剑白、陈法平等领导，直驰肇州县的大同镇。 北大荒的秋天，清风习习，到处是金黄色的如画风景。望着辽阔的黑土地，遥远耸立在平原腹地的高高钻塔，这一路上欧阳钦书记兴致格外高涨，他对身边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李剑白说：“北大荒啊北大荒，你沉睡了几万万年总算又要欢腾了！李秘书长，你说我们在北大荒发现了油田，苏联想卡我们脖子也卡不住了，这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这儿出油了，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伟大的发现呀？全国人民是不是应该好好庆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李剑白秘书长也被欧阳钦书记的话所感染，连连称道：“是该庆贺。松基三井喷油正值国庆10周年的大庆前夕，是向‘国庆’献了大礼，喜上加喜，应该大庆。” 欧阳钦书记的眼睛闪动着，露出少有的惊喜：“好啊，那咱们就给这个即将诞生的油田起个名吧！松基三井在大同镇，我们就把大同改成‘大庆’，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名副其实。将来这儿要是有了大油田，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山西有大同市，我们这儿再叫大同市就重复了。改！改大庆好！”欧阳钦听后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他的嘴里不停地在喃喃着：“大庆、大庆……”“同志们，我们在松辽打出了油，这是历史性的事件，值得纪念。将来，我们这儿要大发展，油田一旦建立起来，这沉睡了千万年的北大荒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地方，因此我建议，把我们未来的油田叫成大庆，因为它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发现的！你们说好不好？”在与松辽勘探局的干部职工见面会上，欧阳钦书记把自己的想法向大家征求意见，立即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响应。 “好——大庆好！”“大庆！”“大庆好！”大庆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大庆？！”余秋里第一次听人说欧阳钦书记把松辽出油的地方叫大庆时，眉头一扬：“好嘛！大庆好嘛！”他对康世恩和石油部机关的同志说：“今后我们就把松辽改成大庆。哪一天允许对外说了，我们就把它表在地图上。现在嘛，我们只能在内部称它为大庆，对外还不能说。嘿嘿，这叫内外有别嘛！”大庆就是这样在二位老革命者的谈笑风生中正式定名和诞生了。 从1959年至今天，50年的大庆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石油圣城，它的诞生使共和国摆脱了昔日依赖“洋油”的历史。50年来的大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源源不断的石油如一个人的管脉里的血液，确保着人民共和国的生命与成长…… 第二篇 一个因选美而荣耀的浪漫城市 太阳因为炽烈，常常让我们迷失。 三亚就是太阳，三亚因此常常让我们迷失。老人告诉我：“三亚在路的尽头。”路的尽头，应是在天上。天上最亮的地方是太阳。三亚因此让我们曾经迷失了很久…… 在路的尽头迷失后，我们才可能把疲倦的双足停顿下来。当双足停下的时候，你的目光才可能不再左顾右盼。可是在三亚，你会发现，当你的双足停下的那一刻，你的目光则开始了最不安宁的躁动。这是因为，这里的阳光太炽烈，炽烈得你立马想卸下身上所有的衣衫，然后一丝不挂地融入到属于大自然的那片绿与光、沙与海的世界里，那种感觉与惬意会使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于是你重新变成了你。这时的你，成为自由的你和幸福的你。那一刻，你的心里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一句诗：啊，活着是多么的美好啊！“活着真的是多么美好！”这样的话，只有在三亚你才能真正喊出来，才能真正地体味其意。因为三亚没有人类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污染，天与地之间不曾夹杂着一丝有毒和有味的烟雾与弥漫，空气清澈得仿佛在天外，甚至站在那些海岸边连海水的咸腥味都极少闻到…… 这就是三亚。 阳光是那样的充足和炽烈，如太阳就在头顶，伸手可触，于是顺手摘一张椰叶遮在头顶，成为了当地的一种民风习惯。潮汐会使这里的雨常年很丰润。有大雨，必夹着狂飙的台风，那时的雨大得惊心动魄，瓢泼倾盆，连海面都会像一只沸腾的巨锅泛跃着滚动的气泡；小雨蒙蒙时，沙滩被洗涤得晶莹剔透，山林陆地则被滋润得流绿滴翠。于是各种各样的花儿与草木争艳泛青，尤其是热带果林呈现的椰子、芒果、菠萝、香蕉等，像一串串金铃银果，挂满枝头，随风摇曳，展尽南国风情。 四季是春夏而没有冬天的境域，定是更多的丰收。 在三亚，收获最多的不是椰子和芒果，也不是香蕉和菠萝，而是梦——人的所有可能遐想到的梦。 三亚是何处？三亚在梦的开端。 那梦，有期待来临的青春诗意；那梦，有希冀黄昏的暮年宁静；那梦，带着几番冲动的追求豪情。那梦，藏着母性的美满与幸福。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梦。 躺在沙滩，枕着的是海涛叠出的卷卷梦意。这样的梦，连着天，连着地，如入琼瑶仙境…… 跃入大海，仰望在海面上所闪出的页页梦画。这样的梦，深邃而飘摇，荡然而幽情，如坠渊谷如入云端…… 步入绿林花丛，抚摸与亲吻飘香的丽色梦境。这样的梦，半醉半醒，赛过活神仙…… 三亚可以带给你许多别处无法感受到的浪漫与诗意，是因为她有得天独厚的在中国乃至全球独一无二的美景与自然，以及美景与自然所带来的独善其身、独占鳌头、独具一格、独领风骚的魅力。 这魅力，可以征服天下所有人，使善良的更加善良，使邪恶的脱胎换骨，一切不可想象的事最终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它就是中国的独一无二，它就是世界历史与未来文明的一个重要联结点。三亚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不少历史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有待社会学家去认真总结。三亚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新世纪的启始之初，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还做过一件功德无量的特殊贡献，恐怕更值得写入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三亚的这次特殊贡献，我将其称之为“美丽行动”。而正是这次“美丽行动”，使当时处在十分尴尬境地的中国走出了困境，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尊严与荣耀。 这是2003年的事。 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这一年成功地实现了从第三代领导人到第四代领导人交接的伟大使命。然而不曾想到的是这一年春天，中国从南到北，陷入了万分恐怖的灾难之中。一种名为SARS的瘟疫袭击了中国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危及着共和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打乱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先是从南端的广东发生了瘟疫，之后又传播到了首都北京，之后又传播到了许多地方，整个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之灾的考验。当年，笔者一直在灾难最重的北京瘟疫一线采访，看到和感受了几乎全部的疫情，也了解了SARS给中国百姓和中国政府所带来的全方位的痛苦折磨及危害，以及包括政治、社会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那几个月里，中国人似乎成了魔鬼，似乎人人都是瘟疫的传播者。 那时中国人得不到做人的尊严，我们的国家也得不到一个国家的基本尊严。生命和死亡在那一刻变得如此的脆弱，尊严显得分文不值。我知道，为了迎接一个法国总理到北京来，我们的有关部门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处在死亡线上的一个SARS医院的数百名患者进行大转移，而就在这一夜的大转移中有人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不想再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但每每提及此事，我想许多人都无法抹去对于这悲惨的一幕的记忆。 这一年，三亚人和全国人民都经历了一场特别的痛苦——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与民众因为SARS误解了我们、远离了我们。国内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幸灾乐祸地嘲笑中国，他们声称这是“上帝的安排”，他们以为飞速发展的中国从此再也不会振作起来，他们甚至希望这样的噩运在中国永远地持续下去。 灾情虽然在六七月份已经消失，可留存在外国人记忆里的“中国可怕”与“中国危险”的阴影远没有消失，加之一些敌对国家的添油加醋和恶意挑拨，世界仍然在紧张和畏惧中远离着我们…… 也是正在此时，一个三亚人酝酿已久的“美丽行动”恰逢其时地浮出水面，三亚人郑重向世界宣告：第53届“世界小姐”比赛活动在中国三亚举办！三亚人的“美丽行动”向世人再一次展现了中国人民处惊不变、临危不惧的坚强性格以及崇尚美丽、热爱生活、追求美好世界的精神风貌。 106个国家的美女，突然空降三亚…… 2003年11月12日，这个日子应当被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之中。因为这一天后的中国曾经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美女风云潮，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因此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年度新闻时将其列入2003年度三大“国事”之一。另两大事件是恐怖的非典和神气的“神舟五号”上天。 2003年11月8日，国人并不清楚这一天将会发生什么大事情。但在之前的一天，香港已经热闹非凡了。因为来自世界106个国家的顶级美女们正聚集在美丽的香港，正准备飞向更加美丽的“太阳之城”——三亚。 花花世界的香港什么世面没见过？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国家的美女，却也令习惯于沸沸扬扬的香港着实热闹了一番：倾城出巢的美女大游行，在香港凤凰电视台和专门机构的安排下，使得整个香港沉浸在花的世界、色的美颜之中。据说，那一天香港市民上街看热闹的记录为建港以来的有数几个最高纪录之一。大约八成的市民有幸通过不同途径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女。她们的风采让香港人大饱了眼福。 香港本来就是个十分西化的“自由世界”，这回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美女，全港上下自然艳福不浅。关键是“世界小姐”的组织者也特别迎合公众的爱美心理，美女们一到香港，除了巡游以外，专门挑了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地方进行集体拍照。据说这是作为“世界小姐”决赛时的背景要在大屏幕上播出的。然而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世界小姐”的组织者是为了能让所到之处的城市公民也能借“世界小姐”的拍摄现场，目睹和领略美女们的骄人身材与风采。 下面是一位记者记录的“世界小姐”在参观青马大桥后再坐巴士巡游的场面，标题是《世界小姐巡游香港西方佳丽酥胸“真空”》： 应届“2003世界小姐”共一百一十位候选佳丽，昨晨获香港政府特别安排，封锁青马大桥一段路线近3小时，拍摄她们漫步参观片段。至昨午，她们出席巴士巡游，部分佳丽换上低胸装与市民见面，尽显骄人身段，当中更有佳丽真空上阵，经常出现凸点情况。 其中以澳洲佳丽的真空超低V装最为性感，除凸点外，更经常露出“半球”，十分诱人！此外，爱沙尼亚佳丽亦穿上白色恤衫“激凸”上阵，俄罗斯小姐则凭一招“谷胸”顺利出位，众佳丽各适其饰，十分养眼！相比之下，亚洲佳丽较保守。至于香港代表杨洛婷，则不及一众外籍佳丽出众，只穿上密实红色中袖衫及黑色长裤亮相，纵有“主场之利”仍“输波”！问她有否觉得输阵势，杨洛婷说：“不会啦！穿最紧要有自己风格，始终亚洲人是保守点，现在我同新加坡佳丽同房，大家相处都OK，不过大会规定佳丽不可以单独出街，所以我连家都没回，感觉有点怪啰！”众佳丽昨午于湾仔金紫荆广场出发，坐观光巴士途经铜锣湾及金钟，再到上环欣赏舞狮表演，沿途不时向市民挥手致意。巴士巡游时，坐在车头的阿鲁巴小姐除凸点外，更不时摆出各种风骚姿势让记者拍照，终于在百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功抢镜！海南省和三亚市，是这次第53届“世界小姐”的主办者和主人，当然成为除了美丽的“世界小姐”之外的“第二美群体”。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亲自出面，三亚市长陈辞设宴招待。罗省长在欢迎宴会上热情致辞：“本届‘世姐赛’的宗旨是‘美丽、健康、爱心’，把‘世界小姐’中国行的第一站放在香港，是为了把一份美、一份爱、一份和平献给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以此祝愿香港美丽繁荣、兴旺发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海南和三亚的这份盛情同样十分珍爱。董建华先生亲自出面接见莫利夫人。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则对着各国电视镜头，笑眯眯地说，海南举办世界有名的美丽赛事很有意义，他对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府把‘世姐赛’的活动首先放在香港举办表示感谢。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香港大公报社社长王国华和香港文汇报社副社长刘永碧评价说：海南省政府、三亚市政府举办此项赛事的勇气和魄力令人钦佩。而那几天的香港，最得意和最吃香的要算海南籍、三亚籍港人了，他们逢人便夸耀：美死了，世界小姐是‘我们家请来的’！”“世界小姐”确实是三亚人请来的。 三亚人要让全世界为中国、为三亚喝彩！从海南专程来迎接“世界小姐”的“国色天香”号和“椰风海韵”号两架海航公司的专机已经载着106个国家的美女们，徐徐从香港上空飞起，于2003年11月12日中午安全抵达三亚凤凰机场…… 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对三亚来说是个历史事件，而对整个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需要写进历史的事件——这不止是一次简单的“世界小姐”中国行（其本身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而是中国在经历痛苦折磨之后的一次伟大展示。 现在，在中国三亚这个美丽的地方，有106个国家最美丽的小姐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香港凤凰卫视对这些美女们踏上中国之路的每一时刻都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女们下飞机那一刻的激动和狂欢： “哇——太美丽啦！”美女们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几乎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简直比获得世姐比赛的桂冠还要激动和兴奋。 三亚真的太美了：椰林、清风、阳光、大海……然而美女们来到中国领土、踏上三亚之后感受最深的是三亚人的热情与友好。 机场上的隆重欢迎仪式太让世界美女们惊喜了：那宽阔的停机坪上，早已鼓乐喧天，彩旗飞扬。鲜花簇拥中黎族男女青年们跳着充满浓郁的黎家风情的竹竿舞，让世界小姐们看得眼花缭乱。100多名可爱活泼的儿童给佳丽们戴上花环的那一刻，世界小姐们个个光彩夺目、无比娇艳。 美丽的世界小姐在机场上还享受了一项别的国家没有的特殊待遇——她们受到航空公司老总的邀请，站在“国色天香”号和“椰风海韵”号飞机前，列队集体亮相、合影，每个佳丽胸前佩戴的绶带在阳光下如道道彩虹，光芒四射。 接着，她们来到了30里长的迎宾大道。世界小姐如一道移动的风景画，从机场一直移动到三亚最美丽的亚龙湾，最后来到三亚湾最漂亮的喜来登酒店。三亚人告诉我，过去美惯了的三亚人对美女并不在乎。“每年我们的旅游季节，什么样的美女都会来到三亚，我们看惯了各式各样的美女，所以不太在乎。章子怡是我们三亚的荣誉市民，是因为她为我们三亚的形象宣传作过贡献。但像章子怡、赵薇这样的美女，她们走在三亚的大街上，我们这里不会出现那种疯狂的追星的。这就是我们三亚——美丽的地方，不拒绝一切美丽的东西，并且不对其他的美丽疯狂。 可是那次世界小姐来了，我们全三亚人还是疯狂了一阵子。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渴望美丽的到来。2003年之前的三亚，我们为迎接美丽的到来，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的城市和城市的品位、对市民的素质进行不断的教育与提升。而当这一切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现实条件后，三亚期待向国际旅游城市和世界热带旅游名胜地靠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期望美丽起来的三亚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和全世界游客的承认。但就在那个时候，意想不到的瘟疫非典袭击了我们的祖国，受此影响最大的便是旅游业。三亚是依靠旅游业支撑的城市，我们的旅游业又是以自己独特的美丽为支撑点的。当美丽被蒙上一层阴影时，痛苦将是必然的。第53届世界小姐比赛在三亚举办的消息我们早已知道，可当11月12日，一下子有那么多世界各国的美女们空降到三亚的那一刻，我们还是感到了格外的喜悦。三亚又以自己独特的美让全世界感受到了它的魅力与光芒。 “老实说，世界小姐空降三亚的梦想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我们既为自己的三亚骄傲，更为伟大的祖国骄傲。因为是伟大的祖国让三亚变得更加美丽，并且有了展示这种美的机会和可能，而三亚的美丽又为我们的祖国增添了伟大的资本……”三亚人说得多好！“欢迎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姐们光临喜来登！喜来登欢迎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们到来！”这一天，世界著名酒店“喜来登”成了名副其实的喜——来——登。 那瑞帝，这位约旦籍国际旅游饭店经销专家、三亚喜来登酒店的总经理，这一天可谓风头出足。 “太美了！太疯狂了！”世界小姐们没有想到在她们到达喜来登酒店才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她们就被颇具绅士风度的那瑞帝邀请到沙滩上去跳舞……以鲜花、海风、白浪、沙滩为背景的舞会，让姑娘们全都陶醉了。“我要为每一位美丽的公主跳舞！”那瑞帝后来告诉我，那天他的舞姿空前的潇洒和优雅，只是后来躺到床上的那一刻才感到了疲惫——109位美女加莫利夫人。那瑞帝说，那天他至少跳了100回舞。“爽！全世界的美女我都跟她们跳过舞了，就是累死了，也是美死的嘛！”那瑞帝总是这么顽皮。“中国太美！三亚太美！”这一夜，通过109位来自106个国家的美女们所拨打的电话，将这两句话传遍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这一刻，所有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都在为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摆脱瘟疫、重新恢复平安和生机而祝福、欢呼。 这一刻，所有敌视中国与中国人民的那些人都感到了沮丧——因为他们又一次失败了。 三亚的美丽成为全世界的话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势不可挡。 行动，“蓄谋已久”什么时候使三亚人有了动用美女来宣传和提升自己城市知名度这个念头的？ 这得问知底人。 2006年底刚从三亚市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蔡世东先生，是重要的知底人之一。 军人出身的蔡先生是1992年调到三亚工作的“老旅游”。之前他在河南省旅游局就是一把管理好手。初到三亚时，老蔡是旅游局的实际负责人，后来很快成为“一把手”。 “老实说，任何一个甘愿从内地来到三亚工作的人，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冲着三亚的美丽而来的。三亚的美能勾魂，但不是所有人来三亚后都会有这种感觉。作为主管旅游局的一名领导干部，我1992年底来三亚后，马上就是1993年的春节。春节对三亚来说，是最重要的旅游季节。可是那一年的春节，我一个人来到大东海湾，我躺在沙滩上，情绪低极了，甚至怀疑自己放着内地省旅游局的好位置不干，来到这天涯海角到底对不对？那会儿大东海湾的沙滩比现在还要原始状，海水也格外湛蓝，天上的云彩也特别的美，可就是没有游人。我独自坐在沙滩上吃方便面，因为周边的酒店和饭馆都关门了，没有客人。有位记者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作为三亚市的旅游局局长，如何看待环境保护？我笑笑，对他说，三亚还没有来得及破坏，何谈保护？ “我的意思是：三亚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旅游风景地，1992年、1993年那会儿，基本上还处在没几个游客的状态。没有游客的踏觅而来，何谈环境保护问题？”蔡世东回忆起当年，一脸自嘲。 “到了10年后的2002年、2003年，三亚却完全变了样。游客多得令我们的酒店无论怎么快速发展，还是不够用。这几年更不用说……”蔡世东谈起如今的三亚，脸上放着光芒，那光芒叫人跟着兴奋。“我只说一个数字你们就会明白这种变化：我刚来时，全三亚市年旅游收入才1个来亿，去年我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时，三亚全年的旅游收入是70亿元，今年听说可以达到80亿元！仅仅十几年时间，翻了七八十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全中国哪个行业、哪个地区的社会生产总值、行业收入有我们三亚的快速？三亚旅游还有4个数字值得骄傲：三亚旅游的产业收入达到我们这个城市总收入的70％；三亚的旅游固定资产投入也占全市固定资产投入的50％；三亚的旅游行业的就业也占全市就业的80％；还有就是旅游税收，也占了全市税收的70％左右。这4个数字的比例，在中国所有城市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三亚旅游在短短的这十几年里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天上不掉馅儿饼，更不掉‘林妹妹’。2003年底，三亚的天上一下子猛地掉下了106个国家的那么多漂亮的‘林妹妹’，是因为我们三亚早有‘预谋’，而且这个‘预谋’来之不易，倾注了我们几届三亚领导人和全体三亚人的共同心血。可以说，三亚对美的追求，与生俱来，蓄谋已久！”蔡世东说的没有错。三亚如果没有对美的执著追求，三亚就不可能有今天。 三亚如果离开了美的魅力，三亚只能永远如旧时代那些不得志的官员们的贬谪之地，成为人们在课本上阅读、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之感的“天涯海角”了。 然而，美要让世人认识并接受，而且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爱上它，却并非简单的事。 在回顾三亚市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向那些从把三亚追求美为崇高奋斗目标的三亚历届决策者和执政者的清醒与智慧致敬。正是他们的那份执著的清醒与智慧，才使三亚有了今天如此之美和由美而赢得的一串串丰硕成果。 现在我想重点探究一下三亚如何把美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来提升和完善自己形象的全过程——三亚是个美丽的地方，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三亚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要这个美丽的地方将人为的美融入自己的生活和经济之中，则是相当困难的。 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的张萍女士是1992年随丈夫来到三亚工作的。她的体会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人到中年的张萍，现在依然光采照人，可以想象十五六年前的她一定是个很有魅力的美女。 “我丈夫是因为开会顺便到了一次三亚结果就调了过来。他来了，我就不能不来了。可我有过相当的犹豫。因为有孩子了，所以我让丈夫给我照一些三亚的照片，好让我作最后的决定。哪知他照的尽是三亚的风光，看上去自然很美。可其中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个学校的，都是破木凳、旧长凳，我心里就咯噔了。但木已成舟，只好来了。当时来三亚的条件相当差。 我们给老家打电话都十分费劲，只能在清晨4点钟前和晚上12点以后，线路太少。我孩子很伤心，每天上学回家就哭，读了一年半，小学升初中居然没考上……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孩子。那时我爱人在政府拆迁办，没有地方办公，每天在大树底下办公。现在说出来好像让人不敢相信似的，他那会儿苦到什么程度，我都形容不出来。没有车，整天东奔西跑的，衬衣的后背湿得一圈又一圈，全是汗水留下的盐渍子。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冰箱喝啤酒，一喝就是几瓶，然后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呢，在市委办公室工作。 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全是男人。我调来时就是副科长，可第一天上班，人家朝我努努嘴，指着屋子最角落的一个破桌子说：你就坐在那里吧。我转过身子，眼泪顿时哗哗地流了出来。有人还在一旁唧唧喳喳地议论说：三亚咋没人啦？找个女人来搞材料？当时就是这样的情景。直到后来我写的材料被市委领导表扬了，他们才开始接受我……”张萍回忆起当年，颇有感慨地说，“这不能怪三亚人，因为这个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比较传统和封闭的。现在完全不同了，变得完全的包容，完全的开放，完全能接受所有美的东西。” 我相信张萍部长的话，不然，三亚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三亚接受美、以美为自己的形象增光添彩、提高实力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路途，其实也不平坦。 三亚今天的市委书记江泽林先生提出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听起来很新颖和时尚。而三亚走过的20年风雨历程，细细分辨，“注意力经济”其实一直是他们运作城市的一个有效经验。 而把“美丽”作为“注意力经济”中的一项突出内容则是他们成功的根本所在。 “美丽”的意识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三亚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与起点。对于自然美，三亚的普通人从第一个游客那里赚到钱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了，但这只是最原始和肤浅的自然美意识。1987年初，三亚举行了首届“少林可乐杯”铁人马拉松比赛活动，参加的45名男女运动员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这样规模的活动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起眼，但在20年前的三亚，可谓风光得很。三亚人第一次意识到通过一次体育活动，能够让三亚之外的人了解三亚。这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在三亚的萌芽阶段。可惜最初类似的活动搞得并不热闹，也缺乏新意，其内容和形式上仍然没有摆脱依赖三亚自然美的基本优势。 1996年，钟文当市委书记时期，旅游局蔡世东等人就开始琢磨起一件当时在中国还非常敏感的事情——“选美”活动。 “我们三亚自然风光那么美，如果再有美女的配合，就是美上加美！”蔡世东等人早已摩拳擦掌，有一次他们试探着跟市政府领导提起了这件事。 “沙滩、美女……这是滨海城市的特点嘛！”有个市领导顺口说了一句。当时提“美女”，还是很敏感的词句，特别是从领导口中说出。这让蔡世东等人兴奋不已，他们回到旅游局高兴地痛饮了几箱啤酒。“干，领导只要不反对，我们就干！”蔡世东来劲儿了。 这一年，首届“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拉开了序幕。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118对新婚佳偶和跨国夫妇、金婚老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开幕式还专门请来了美国电视节目制片人、主持人靳羽西女士。这是三亚第一次以人为美的主题内容所举办的大型活动。在这样的国际婚礼上，最漂亮的当数那些年轻的新娘，她们时而穿着婚纱，时而穿着比基尼泳装，一个个光彩夺目，吸引了众多游客，活动通过电视和平面媒体的报道更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观众与读者。 “有戏！三亚要想有所风光，离不开美女衬托！”蔡世东他们开始相信美女会给三亚带来好运。“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从此被列为三亚市的一项保留活动。 “既然婚庆节能够吸引人，你们何不把它弄得更美些、声势更大些？”这时，又有市领导对蔡世东他们说。 还有什么可以比婚庆节更吸引人的呢？蔡世东和旅游局的人开始了新的盘算。“这还用想吗？弄个选美比赛，不就成了嘛！”旅游局里年轻人多，思想新潮的人有的是。 选美？三亚搞选美成吗？ 这可是“禁区”啊！有人悄悄在蔡世东耳边叮咛道，并且用眼睛狠狠地盯了他一阵，意思是：你这个旅游局长小心踩“地雷”啊！“老实说，当时我一听选美这个词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终于得到了有的同志的回应。紧张的是，这选美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区，弄不好我们三亚会栽在里面。搞不搞，怎么搞，我想了很久。可让我放弃，我实在不甘心，于是最后想了一个招儿：先在我们旅游局内部搞一个‘企业形象代表大赛’。这样的活动从形式看，是企业行为，出了事，最多我们旅游系统承担点责任就完了。如果反映好呢，我们就再往前走……”蔡世东拍板了。 以三亚旅游行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很快到了各旅游企业。别小看了这个形象代表比赛，各个单位接到通知后可就忙碌开了：“一定要认真选出我们单位最漂亮的姑娘去比赛！”“实在找不到漂亮的，你们马上给我去招聘几个来！”“绝不能输！输了以后我们还有什么面子在三亚待着？”旅游行业的老总们比着劲儿为“形象代表比赛”作着准备。 “老蔡，听说你们在搞什么企业形象代表比赛，有这回事吗？”某一天，市政府有人打电话过来询问此事。 “是、是有这回事。嘿嘿，我们主要是想配合市里整治旅游环境，为提高三亚形象而搞的一项小活动。”蔡世东小心谨慎地回答道。 “好嘛！这有啥好躲躲闪闪的，你这个蔡世东！到时候别忘了邀请我们去参观比赛啊！”“一定！一定！”蔡世东放下电话，额头的汗水已经流了下来。他随即吩咐部下：再强调两条，一是参赛选手必须是我们旅游企业内部的人，二是评委也必须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总之不能越过“内部”这二字！“内部”活动如期举行。可谁也没有想到，正在举办比赛过程中，国家旅游局的一位司长来到了三亚。这位爱好摄影的司长听说三亚旅游局有这么个活动，非要过来“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司长手中的照相机就没完没了地把整个活动给照了下来。 “你们帮我冲的照片千万别忘了寄给我啊！”司长离开三亚时，一再对蔡世东他们说。 “放心，一定会寄的！”蔡世东向他保证。 “企业形象比赛”的照片寄到了北京。蔡世东那几天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直在等待上面的消息。 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啥风声都没有。蔡世东出差到了北京，又碰上了那位司长，满脸谦和，小心地问：“那些照片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收到了！挺好的，我给单位的同事们看了，他们都觉得挺好，说你们三亚旅游局蛮有创新。”司长说。 蔡世东这才彻底放了心……明年继续搞，而且我看可以把活动范围搞得更大一点！蔡世东回到三亚，一下子底气十足。 第二年，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再次举行。这回参赛的选手扩大到“相关企业”都可以参加。 “老蔡啊，我们单位也准备推荐代表参加你们的活动啊！你得给个名额呀！”有人打来了电话。 “你是什么单位？”“我们是市政府的××局呀！”“这个……”“什么这个那个！你老蔡通知上写得清清楚楚，说是与旅游相关的单位。你说我们是三亚市政府下属的单位，市委钟书记的报告你听过吧？他怎么说的你老蔡没忘吧？钟书记说，我们三亚是旅游城市，政府各部门与旅游业密切相关，凡与三亚旅游相关的事义不容辞。你说吧蔡大局长，我们到底与旅游相关不相关？”“哈哈哈……相关！相关！”“好！那我们也报名喽！”“欢迎！欢迎！”蔡世东放下电话，心里乐开了花。 这回“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的规模和水平可就比第一次要高得多了，首先参加的人数多出几倍，其次档次也提高了。主持人有中央电视台的人，评委连英达这样的名人也参加了。 比赛结束时，有人拍着蔡世东的肩膀对他说：你老蔡干脆把“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改成“全国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算了！更有人起哄道：老蔡，我们搞全国选美比赛算了！“哎哟，我可不敢！我们只搞自己企业的活动啊！”蔡世东连忙摆手，可心里却甜滋滋的： 我就要这个效果！三亚选美活动，早晚有一天将成为现实！蔡世东的目光已经看到了未来。 “哎呀蔡局长，你赶紧帮我出出主意呀！”有一天蔡世东突然接到了一位声音甜美的女孩子的电话。原来是第二届“旅游企业形象代表”的冠军、“北亚航空”公司的谢莹娜。 “什么事小谢？”蔡世东问。 “我不是上次得了冠军嘛！后来《海南日报》和电视台都报道了，海口有家企业说要请我去拍广告，蔡局长你说我该不该收费呀？”“收呀！当然收嘛！”蔡世东一听，像是天上的馅饼一下子砸在了自己头上一样高兴。 “那收多少钱合适？”“这个……”见多识广的蔡世东这回被小姑娘问倒了。他想了想，回答道： “你是‘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的冠军，我看不能少收了！该出手就出手！”“好嘞！到时我请客啊！”“哈哈哈……”蔡世东和谢莹娜一阵调侃。高兴之余，蔡世东的心头猛然一动：我们的“三亚旅游企业形象代表比赛”所推出的冠军居然被海口的老板看中了，这证明我们的活动已经有人关注了，而且效果蛮不错的。那我们何不干脆搞得更大一点儿？或者来个更新的花样？ 是啊，三亚旅游要形成热点，成为产业，像钟文书记所说的那样要成为城市支柱经济，首先要让外界了解和认识三亚，爱上三亚。而要让外界了解和认识三亚、爱上三亚，三亚本身就得与众不同！三亚怎么才能与众不同？光靠热带风光可以了吗？可以，但不会火，也不会热！三亚必须与众不同，三亚必须比别的城市更加风光，像我们的阳光和沙滩一样：灼热与白净。热，就要热得你通体流汗；白，就要白得你里外透明！“找‘新丝路’，跟他们联手搞全国模特比赛！”有人建议说。 “新丝路”？！蔡世东听说过李小白，于是让手下人搞了一份关于“新丝路”和李小白的材料认真地看了起来——李小白，号称“中国模特教父”，祖籍武汉，1957年生于广西南宁，1978年就读于上海中国纺织大学，1995年起任中国服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1996年起兼任新丝路模特公司总经理。 李小白的理念是：美女人人爱看，美丽将成为中国的一种“注意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这个概念好啊！蔡世东像是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那份激动让他按捺不住直接去找主管市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你是说要在我们三亚搞全国模特比赛？”市长问他。 “我就是这个意思！眼下三亚要走出去，要吸引全国、全世界游客的关注，我们光靠几块石头和几个海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将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通过这种吸引力形成和推..进我们的经济。其实，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对我们三亚这样的旅游而言，最终形成和实现的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好嘛，注意力产生的经济现象。我看可以干！市委和市政府会支持和同意的。”市长很赞同他的想法。 蔡世东听完市领导的意见欣喜不已。当他与“新丝路”的李小白一联系，两个人一拍即合。 1995年接手“新丝路”的李小白，此刻正在寻找新的突破点。作为中国“选美”的最早的专业组织，“新丝路”从20世纪80年代末诞生那天起，先是从地下，再转为公开，再到形成自己的品牌，10余年历经风雨坎坷。中国是个传统的国家，过去的政治年代里，选美一直被作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而受到打击与封杀。“新丝路”虽然打的是模特牌，其实明眼人谁都明白，他们是在以模特为幌子而从事职业性的选美活动。正因为如此，“新丝路”才走得不易。当他们把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时，各方面的压力也就向他们迎面扑来，直到要彻底地封杀为止。当他们到处逃避、零星想搞些活动时，又有人说是因为他们的“黄色”和“色情”才不敢公开……总之“新丝路”像个聪明可爱的“野种”，却始终不被社会正式承认。 与“新丝路”联手，三亚在某种意义上是想打擦边球——好了是政府行为，坏了是行业的企业行为。 “唉，去年我们‘新丝路’在杭州搞的那场世界模特大赛上，第一次到中国来参赛的外国模特，从条件上看其实并不特别优秀，甚至有许多人明显不如我们自己的队员，可她们的表现还是让我大为赞叹：我们确实赶不上她们！瞧那些外国选手，她们各个精心打扮，很会挑选适合节目气氛的服装，似乎都是有备而来，一出场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与之相比，我们中国选手无论在素质上，还是在表演上，就是不如人家有水平。这也是我一直感到痛苦的。中国选手要达到国际水平，就必须有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舞台。”李小白应邀来到三亚后，说着自己的苦恼。“三亚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一定要有与之相配的国际级美女来烘托！那才叫真正的完美！”李小白感叹道。 而这也正是三亚人期待和希望的。 “新丝路”？李小白？他们这个组织可靠吗？李小白信得过吗？就在蔡世东雄心勃勃地与“新丝路”联手筹备“三亚‘新丝路’国际模特大赛”时，有人向市领导提出质疑。 “李小白到底怎么样啊？”市领导问蔡世东。 “我们认为‘新丝路’和李小白都是在国内过硬的名牌和人物，值得信赖。”“何以为证？”“首先，‘新丝路’的模特活动已经在国内很著名了，自从1989年以来，‘新丝路’模特比赛已经搞过几次，反响强烈，是国内最有影响、最有主办能力的模特选拔机构。据我们考察和调查，现任领班李小白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本人提出的‘美丽经济’这一概念，已经被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可，并且有很高的评价。而李小白本人则把自己所做的事称之为‘美丽事业’。在一次活动中，李小白看到两个外国人在西藏办了一所盲人学校，专门帮助那些眼睛有残疾的又被遗弃的孩子，李小白很受感动，他说：‘这两个外国人本身家庭条件都很好，但是他们能够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做这些事，我觉得这也是美丽的事业的一种涵盖。’我们透过他说的话，可以看到这位职业模特经纪人内心的那个美丽概念是高尚和纯洁的。”“看来李小白确是个人物。好，就请他一起打造我们三亚的美丽吧！”领导拍板，事情就变得很顺利了。 三亚真正打“美丽经济”这张牌是从这时开始的。“新丝路国际模特大赛”声势浩大，各路媒体竞相报道。不过，聪明的三亚人此刻还不敢做到大张旗鼓，只是为了他们已经秘而不宣的最终目标在作一次预演。 “新丝路国际模特大赛”其实是一次全国选美比赛，主办者用模特的名义掩饰的只是一种形式，当然他们在主题上也颇费了一番苦心。用的是这9个字：人体美、服饰美、环境美。 明眼人一看就透：人体美，自然包括了三围和长相；服饰美，则是比赛形式的更加绚丽多彩；环境美是三亚的特色和展示。 活动怎么搞？搞成什么样的活动？ 要搞就搞成全国轰动，世界瞩目的！此时，一位更具开拓精神的市委书记王富玉来三亚已经一年多了。他手下还有一位更热衷于把三亚炒得热火朝天的副市长吴文学。当然市长陈孙文也是“新丝路”的热心支持者和开拓型的领导。 就放在亚龙湾文化广场上！气势要大，要有三亚气派！蔡世东从市委、市政府领导那里领到的“旨意”是：必须保证成功，宣传要有效果。 亚龙湾广场，在当时的三亚是最好的一块地方。但却对大赛的组织者来说有个非常大的难题——它是个露天广场。 1999年10月的三亚，总是有雨。“这活动放在露天，可把我折腾坏了。我们当时要在广场上放4000多个观众席，可广场的业主说只能放3000个座位，说我们要搭台，下面都是固定的喷泉，只能将我们要求的座位数减少1000个。但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么一场国际性模特大赛，我们为的就是想多吸引国内外的各界人士来参加活动。假如少1000人，等于活动少了四分之一的效果，甚至可能更多。争执的结果，我们坚持现场的地面座位必须保证4000多个，绝不能少！后来只好苦了我这个现场总指挥了……”蔡世东回忆道：“三亚第一次搞这么大型的活动，要是出了点意外，我个人丢官是小事，对三亚的形象实在是太重要了。大赛期间，上面载歌载舞，观众欢声雷动，我这个旅游局长只能钻在台底下不敢出来看一眼。我紧张啊！4000多人在上面呆着，如果台底出现塌塔，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所以我一直在台底下检查和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撑不住了。还好，后来啥事都没有发生，新丝路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蔡世东说那一次他立了大功，也累得差点又一次“死过去”。1998年，在三亚为争创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的活动中，蔡世东就累死过一次。 “当时我的心脏停止了4分钟，把当时来三亚参加评比工作的国家旅游局几个处长吓坏了。后来我到北京国家旅游局汇报工作时，那几位处长见我后就说：哎呀蔡局长，你可把我们吓死了！我半真半假地回敬他们说：是因为你们到了三亚，才把我吓死的！”采访蔡世东那天，这位三亚的旅游局老局长很幽默地说：“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三亚过去很穷，也没有啥名气。所以对争创国家优秀旅游城市格外重视，我作为市旅游局局长，真是费尽心血，那段时间真是累坏了！其实，多年来，三亚全市上下为了自己的城市形象，都在努力工作……”“新丝路国际模特大赛”在三亚首次亮相，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成功之后三亚人的心也就更“野”了：我们能不能把世界选美大赛搬到中国、搬到三亚来？ 蔡世东等人看着美丽的三亚被漂亮的“新丝路”模特这么一映照，不光更加美丽，而且多了许多说不尽的风情，更主要的是外界媒体对三亚举办这样的“选美”活动基本上都是正面宣传——这是三亚人最想获得的效果。于是他们的心也跟着“飞”了起来，“飞”到了中国之外那个更奇妙而多彩的世界…… “我看可以！”完全被“新丝路国际模特大赛”效果陶醉的三亚市领导对此很有信心。 OK，咱们找李小白商量，他这家伙跟国际上的选美界熟悉！对，找他就能与世界选美“接轨”！李小白被隆重地请到了某饭店，三亚市的副市长吴文学和旅游局长蔡世东等人亲自出面向这个“中国模特教父”讲了三亚的想法。“好嘛！这事我梦想了不知多少年了！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搞成。你们三亚政府出面，我看能够做成！”个子不高、世面却见过不少的李小白这回可遇见了知音。 “哈哈……我们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三亚人与李小白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小白，我们对世界选美组织机构和他们的具体运作方式不熟悉。你觉得我们引进什么样的世界选美赛事更有影响力？”三亚人问。 “你们的意思呢？”李小白反问道。 “我们听人说，美国不是有个‘环球小姐’选美机构吗？我们领导觉得这个‘环球小姐’有点意思。我们的领导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假如‘环球小姐’在三亚搞，我们随之还想在亚龙湾建一个‘环球大酒店’，与之配套，成为永久性的选美基地。”“我们的吴文学副市长更有浪漫的想法：他说他想把世界选美大赛现场放在海上，在海上搭建一个舞台，通过电视直播，让全世界都感受一下我们三亚梦幻般的浪漫……”三亚人说。 李小白被三亚人的浪漫所感染，脸上不时露出热烈的笑容。“想法很好。不过看来你们对国际选美赛事和机构还不够了解。”李小白说。 三亚人顿时认真起来：“怎么回事？你给介绍介绍！”李小白说：“是这样，现在世界上有三个选美活动的权威机构，一是英国创立的‘世界小姐’，二是美国人搞的‘环球小姐’，再有就是日本人搞的‘国际小姐’。相比之下，日本的影响最小，美国人搞的‘环球小姐’商业味太浓，恐怕不太适合我们中国搞。而英国人搞的‘世界小姐’，则是在业界影响最大的，创办时间也是最长的。从1951年创办‘世界小姐’评选活动开始，创始人是埃里克？莫利，他为这项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激情。埃里克？莫利曾是英国最大娱乐公司的主席，创办‘世界小姐’评选活动后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至今已向全球各类慈善事业筹集了超过3000万英镑的资金，此外还几乎访问了世界上的每一座难民营。埃里克？莫利先生于2000年去世，他的夫人朱莉娅？莫利继承了他的事业和信念。莫利夫人接任‘世界小姐’机构主席后，继承和遵循了‘世界小姐’活动的宗旨，十分推崇赛事的文化与和平主张，并对活动从内容到评判标准上都做了一些改进，更为注重女性的优秀内涵和素质，甚至大胆地取消了总决赛晚会上的泳装表演，使该赛事不同于一般的娱乐选美活动，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世界性年度文化活动。她曾说：世界小姐比赛活动一切从尊重女性的角度出发，要为知识女性做一点儿实事。每年，莫利夫人都要同当选的世界小姐冠军们奔走于世界各地，探望残疾儿童和进行慈善募捐等活动。如今一年一度‘世界小姐’评选的狂热程度，甚至超过了体育界的世界杯和奥运会。今年——2001年举行的第51届‘世界小姐’比赛，据有关媒体介绍，其全球通过卫星电视收看评选活动的观众将达20亿人之多。”李小白讲得头头是道，三亚人听得津津有味。 “好。我看我们就搞‘世界小姐’！”吴文学这样拍板，继而说，“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任‘世界小姐’组织机构主席莫利夫人所提倡的‘世界小姐’比赛宗旨非常好，很能得到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认同。她提出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友谊，树立杰出妇女榜样’。”李小白接话道：“莫利夫人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她原来就是个模特。现今的‘世界小姐’评选活动内容积极健康，以促进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和帮助饥饿残疾儿童为宗旨，即‘有目的的美丽’。‘世界小姐’大赛选拔的优秀女性是才貌双全、充满爱心、积极向上的健康女性代表。主办方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方式，使‘世界小姐’大赛成为一种交流和传播的机制，将和平、友谊和爱通过各国选手和观众一年一年地传播并发扬光大。历届‘世界小姐’大赛的获奖者中，不乏后来积极从事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的爱心使者，她们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号召力，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活动还通过为获胜者提供奖学金等方式，鼓励女性争取学习机会，掌握科学知识，为年轻女性树立上进方向和榜样。”“好！太好了！这个莫利夫人干的事，跟我们国家的国情和社会价值观能够统一到一起。我们就搞‘世界小姐’比赛！”吴文学、蔡世东等人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很想马上就大干一场。 李小白笑了，说：“‘世界小姐’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城市愿意举办这样的活动呢？是因为举办‘世界小姐’，可以提升城市知名度，开展世界文化交流。鉴于‘世界小姐’评选活动的广泛知名度和巨大影响，世界上许多城市都在积极申办‘世界小姐’赛事，以求借助这一知名的国际文化盛典，扩大自身的影响和知名度，促进当地旅游、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你们可能不知道，一次‘世界小姐’比赛活动时间是一个月，在长达一个月的赛事举办期间，数以千计的‘世界小姐’组织机构官员和组织、编导、制作等工作人员，各国佳丽及随行人员，世界各国新闻媒体记者、赞助商代表和工作人员，还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云集举办地，不仅直接带动当地消费，而且通过平面和电视媒体向全世界展示当地的风光民情，对扩大举办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城市形象和带动长远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巨大效果，同时也为举办地的城市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很多城市对这项活动异常热衷。”“李小白，你不用说了，我们三亚干！你李小白就当我们的牵线人，我们三亚人亏不了你阁下！”吴文学副市长表态了。 “对，小白，我也是北方人，我们三亚人说话算数。你一定帮我们把‘世界小姐’弄到三亚来办！”蔡世东更是拿出军人的风格，拳头直落在李小白的肩膀。 “哎呀，你们先别把宝押在我身上。如果我们一起能把‘世界小姐’比赛弄到中国来举办，我李小白也算没白搞了那么多年的‘新丝路’！搞‘新丝路’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把中国女孩子的形象打出来！还不是为了咱中国人的形象！我小白愿意为这事与你们三亚同命运、共生死！”“哈哈……够哥们儿！”“来，为三亚争取办成‘世界小姐’活动——干杯！”“三亚一定能成功！”“干杯！”莫利夫人与海南省委书记在三亚“巧遇”2000年，关于三亚举办“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事，在三亚还只有几个人知道，一切都处于“密谋”过程中。 2001年6月初的一天，三亚人突然接到李小白打来的电话：“喂，告诉你们一个可靠消息，‘世界小姐’的主席莫利夫人即将来到中国，她准备要到几个城市旅游……你们得逮住她呀！”“好的！我们坚决‘逮’住她！”三亚人志在必得。 6月的某一天，首都机场。莫利夫人刚走出机场，就被一群不速之客“逮”住并“劫持”，然后迅速换上另一架飞往中国海南三亚的飞机。 “尊敬的莫利夫人，我是三亚市副市长吴文学，我代表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三亚欢迎您到我们那儿旅游观光。三亚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城市，相信您定会不虚此行。”吴文学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对莫利夫人说。 光彩照人的莫利夫人右手按在胸前，笑容可掬地说：“谢谢，谢谢你们的盛情。我很愿意到三亚观光旅游，虽然我没有去过你们的三亚，但我已经知道那是中国南部最美丽的海滨城市。我很高兴。”吴文学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想：剩下的就看三亚是否能征服这位眼光挑剔的“世界美女皇后”了…… “太美了！这是我去过的世界各地中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三亚是个浪漫之城，三亚的人非常非常友好。三亚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地方。”几天游览后的莫利夫人，完全被美丽的三亚风光和热情的三亚人征服了，她的眼睛里时时刻刻流露着甜美与欢快。 “夫人，您不觉得我们美丽的三亚如果能与您的‘世界小姐’比赛连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三亚人试探性地问。 莫利夫人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她欣喜地说：“好啊！我太愿意把‘世界小姐’放到中国、放到三亚来举办了！这是我多年的夙愿！全世界都会为之欢呼的！”这回轮到三亚人的眼睛放光了！“夫人，我们想——拥抱您一下行吗？”三亚人张开双臂，友好地期待着。 “OK！”莫利夫人张开柔美的双臂，迅速回应——她与三亚人一一热烈地拥抱，并且一起欢呼起来…… 这是一次圆满、愉快的三亚之行。这是三亚与“世界小姐”赛事首次友情接触。 双方印象深刻、难忘。 尤其是莫利夫人。这位被称做“美丽夫人”的世界选美活动主席，几十年来，她一方面秉承丈夫的遗愿把“世界小姐”活动搞得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且把传统的选美与社会公益活动联结在一起，因而使“世界小姐”的美丽目的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不过，正如李小白介绍的那样，“世界小姐”确实也让许多城市和地方一下子出了名，获得了成倍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那些想通过“美丽经济”实现自己和地区梦想的人，总是愿意找莫利夫人合作。这就使得这位精明的美丽夫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选美活动在西方世界已经不算新鲜事，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一直是被作为禁区的。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又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能够在这样一个拥有巨大市场潜力、政治意识又非常传统的国家举办“世界小姐”大赛，莫利夫人知道其活动的含金量，所以当她踏上三亚的这片热土，又亲眼看到如此美丽的城市风光与自然景色，加上三亚人如此热切地期待与她合作搞“世界小姐”比赛，这无疑是莫利夫人做梦都想做而靠她个人力量根本做不到的事，现在无须花费多大心力，即可梦想成真，这怎能不让她激动万分？ 与此同时，以吴文学、蔡世东等为代表的这些热衷于三亚形象的“美丽经济”的倡导者也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点儿也不比莫利想打开中国这个东方世界“选美禁区”的压力要小——中国选美与传统国情之间的理念冲突，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三亚人要想突破这一层“封锁线”所面临的压力，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三亚的领导人头脑很清醒，胸怀很开阔。王富玉的开拓精神和思想解放意识，三亚人早已熟悉。市长陈孙文没说的，“只要有利于三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我都愿意去尝试。”他说过这样的话。其余4套班子成员也不成问题，他们生活在三亚，感受到三亚的每一天改革所带来的全新气息，三亚能有现在的发展和进步，不都是靠“美丽”赢得的吗？“世界小姐”比赛，不跟“新丝路”和我们旅游局自己搞的“企业形象代表比赛”差不多嘛！现在的关键是，要弄清楚莫利夫人到底是什么态度！陈孙文市长找到吴文学，说请莫利夫人再来一次，我们好摸清她的底：到底愿不愿意放在我们三亚办？如果愿意会是什么底价？ 吴文学很快通过李小白将莫利夫人请到了三亚。这是10月份的事。 莫利夫人还是除了参观，就是不断地赞美三亚。“我真的是迷上了你们三亚。”她没有说假话，但三亚方面想从她嘴里听到的则不是这个。他们想知道是否愿意把“世界小姐”的主办权放在三亚和应该出多少承办费。 “按照惯例，她如果同意把‘世界小姐’活动放在哪个城市，就会与那个城市签份协议。”吴文学说。 “那你们打听一下莫利夫人到底有没有诚意嘛！”王富玉和陈孙文交代吴文学。 打听到了。莫利夫人在临走前一天的下午4点，突然拿出一份协议，笑眯眯地交给陈市长： “亲爱的市长先生，如果你们愿意举办第53届‘世界小姐’，那么我们就签订一个协议。这是协议文本，请尽快给我答复，我明天将要回国了。”“这个……”陈孙文非常尴尬地接过协议文本，不知说什么好，“她来这么一下子，我当时真有点蒙了。一是根本没有时间商量，二是这么大的事我们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陈孙文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而且协议还是英文的。我让吴文学看，他懂英文，他告诉我，说如果签约，得先交她承办费480万美金！我一听头都有点晕了！赶紧与吴文学一起去找王富玉书记。 在去见书记的路上，二位市长心里不停地算着账：一旦签下协议，“世界小姐”活.99liｂ.动就必须进行到底，否则三亚官员们无法向50万市民交代。可一旦签了协议，马上就要交480万美金，我们三亚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个来亿，480万美金等于3800万左右的人民币哩！加上举办活动的费用还得五六千万，里外里，还不得1个来亿呀？等于我们财政的一半？ 陈孙文质问吴文学是不是这个意思，吴文学沉默不语。 不行，这事还得请示书记来定。陈孙文与吴文学一起去见了王富玉书记。王富玉拿了协议文本，阴着脸，然后对二位市长说：“你们看着办吧！”二位市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板着脸又去见莫利。 现在轮到莫利夫人那边不断催促了：“怎么样了你们？我们明天就要走了，必须今天晚上把协议签了，否则我们只能把第53届赛事放到另一个城市了！”陈市长急得再次把电话打到王富玉书记那里。王富玉的态度仍然不变：“活动一定是要搞的，各种风险应降到最低限度。”“老蔡，你看这事怎么办？”市长已经无路可走，问旅游局的蔡世东局长。陈市长告诉了蔡世东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么大的一笔经费，我这个市长也是不能随便拍板的呀！得通过市委和几大班子讨论才能决定的呀！”“要不这样：你先与莫利夫人今晚签了举办的意向，再告诉她：我们中国政府办事也有办事的规则，像这样大的事也必须经过‘议会’同意后才能生效，只有等‘议会’同意了我们签订的协议才算数。”蔡世东建议。 “我们哪来‘议会’嘛！”市长急得反问道。 “人大不等于外国的议会嘛！”蔡世东想笑，又不敢出声，便继续道，“外国人对中国的政体弄不清楚，可你对她说议会要通过表决相关法律程序，她就能明白和理解了。”“你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好，就按你说的做！”市长仿佛松了一口气。 当晚（29日），陈孙文市长和莫利夫人在三亚山海天大酒店签下了关于三亚市举办第53届世界小姐比赛活动的意向协议，双方在协议文本上附加一条：如果三亚市政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第一笔承办费（即480万美金中的一部分）打给“世界小姐”组织机构，则意味着三亚放弃第53届世界小姐活动的举办权。反之，如果按期把钱汇给莫利夫人的组织机构，则这事就算敲定了。 莫利夫人对此完全理解。“我们西方国家由政府出面办的事，也是必须经过议会的法律程序。我完全理解你们。”她与陈市长庆贺签协成功后碰杯时这么说。 莫利夫人说得很轻松，三亚的陈市长心里并不轻松，因为后面的事还不知什么结果呢！第二天，市委出面召开的三亚4套班子成员的主题会议召开，关于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的议事最后得到了多数成员的通过。 吴文学常务副市长在莫利夫人临上飞机前悄悄告诉她：我们“议会”已经通过了与夫人签订的协议内容。 “OK！”莫利夫人在离开凤凰机场时，脸上像绽开的花一样漂亮，而且充满着胜利者的得意劲儿。 三亚人此时已无路可退。除了打给莫利夫人一部分定金外，更重要的是，对于举办“世界小姐”这样的国际选美活动能否得到上面的批准还完全是个未知数呢！在中国，这是最要命的事！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最紧张和担心的正是这个。 现在就看海南省领导什么态度了。三亚市政府派出主管领导前往海口打听消息…… “这是好事嘛，我们海南岛、三亚人的思想就是要比别的地方解放一些嘛！而且要我们看，那‘世界小姐’比赛又不‘色’不黄。‘世界小姐’活动正是正面引导人们看看啥叫美嘛！”“对，你们搞！我们坚决支持！”探问的结果是：省机关的多数人支持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不过，中国的事情就这么“特色”——如果没有领导人点头，像“选美”这类事下面再怎么热烈和拥护，也是白搭。 三亚人十分清楚这一点。 写个报告向省领导请示一下？谁写？让市领导出面写？谁挑这个头？市政府出面打报告？如果碰在枪口上，你三亚市政府一班人是集体瘫痪还是集体辞职？难啊！三亚人开始感到问题的复杂性。 “不难就不是我们三亚第一个干了！这‘世界小姐’比赛的事我想中国不止我们三亚一个城市想过，只是许多城市想了而不敢去碰这个硬而已。”吴文学说。 “我看也是。既然要干这么一件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肯定有风险、有政治风险。改革开放哪一件事没有过风险、没有过政治风险？认定了符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的事，我看就不要怕这怕那嘛！”市委书记王富玉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 “但你们要注意运作的策略。”市长陈孙文叮嘱吴文学他们。 这一点，具体办事人吴文学他们都明白。现在只等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机会仿佛也是上天赐给三亚的。2002年5月，莫利夫人再次应邀访问三亚，而这次访问与上次意义不同——三亚和莫利夫人将为正式确定2003年第53届“世界小姐”赛事是否在三亚举办这件大事。 三亚人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他们将要做一件震动国际的大事——新中国成立50多年尚未举办过世界选美比赛，他们将与莫利联手干这件对世界和中国影响深远的事。西方世界曾经有人预言，如果谁打开了中国的选美市场，那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大开放。这话听起来说得大一些，可仔细品味，确实意味深长。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无论从经济和政治以及民主进程和文化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开放。而“选美”在过去的传统概念里，它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如果这选美也开放了，用人家外国人的话说，中国做到了真正的全方位开放。而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道德价值观与传统的审美观都将受到巨大冲击。所以中国选美之事一直没有放禁，像李小白等人搞的选美活动，多少年来也只能停留在半地下或民间的“模特赛”的界线上。现在三亚人要越过这一门槛，能说这不是大事？能不让三亚人激动？紧张的是，三亚马上要与莫利夫人确定此事，按照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律，你三亚一旦与莫利的“世界小姐”机构签订了协议之后，如果再违约，经济损失不用说（仅经济损失这一块，对当时一年财政收入只有两三个亿的三亚来说，压力绝对不小。 知情人此时已悄悄告诉三亚官方领导：办一次“世界小姐”赛事，当地得准备1个亿左右的经费），更重要的是谁来承担这件事的政治风险？国家和中央从来没有对选美松过口，全国妇联对一些地区半地下的“选美”活动曾明确做过反对表态。现在三亚要向全世界公开做这件事，且由政府出面来做这样的事。一旦上面反对，活动办不成不说，三亚领导层将不可避免地为此作出牺牲。 想一想，三亚人当时的压力！莫利夫人也是位精明的商人，她在到三亚的头几天丝毫不透露与举办活动相关的任何风声，照玩不误，拍照、游泳、走访……带着她的几位前“世界小姐”尽情享受着三亚的风光和美食。 着急的是三亚方面。上级领导如果不点头，我们与莫利夫人签的协议等于废纸一张。废纸一张好办，问题是480万美金白白扔了，谁负担得起？ 三亚的领导们感到了火烧眉毛的滋味！“文学，省委几位领导这两天要到三亚视察，白克明书记也去，你们得抓住机会听听他对‘世界小姐’的事啥意见喔！”就在这时，中央新任命为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的原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突然从海口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吴文学。 “真的？太好了！放心书记，我们一定做好并且达到圆满的预期！”吴文学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心里想：富玉书记真够意思，人走了，可心里还挂念着咱三亚和三亚办“世界小姐”的事。 莫利这回到三亚，正巧遇上了三亚和海南省政坛一系列人事重大变动。首先是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换成了原来人民日报社长白克明同志，其次是原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升任海南省委副书记。 5月9日，王富玉同志还在三亚主持市委召开的学习传达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5月13日，海南省委作出决定，由于迅同志接替王富玉同志任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即日赴海口的省委工作。而莫利夫人是5月15日到的三亚。5月17日，中共省委几大要员——省委书记白克明、副书记罗保铭、副书记王富玉、省委兼组织部长张纪南等同志到三亚。 5月17日上午，三亚市召开4套班子全体人员和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区镇主要负责人及副厅级以上退休干部参加的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纪同志首先宣布了关于调整三亚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决定。随即，省委白克明书记、罗保铭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对王富玉任职三亚市委书记期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相信新任书记于迅一定能把三亚的各项建设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台上几位省委、市委领导一个接一个讲话期间，台下的三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吴文学和市委宣传部长张萍等人不停地打着手机，正在“密谋”一场即将揭幕的“莫利与白克明巧遇”的戏剧…… 他们选择了新落成的三亚市图书馆为“巧遇”的地点。三亚图书馆地处临春桥头，于5月8日开馆，为当时海南最大的图书馆，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也是三亚市唯一的一个市级图书馆。白克明书记一行和莫利夫人一行各自在两路人马的陪同下，在不同时间选择不同入口进去。官方的陪客是于迅书记、陈孙文市长等，莫利夫人则由张萍等人陪同。 “巧遇”的场所安排在图书馆的盆景厅。 那场“巧遇”的设计者之一、现任三亚市委宣传部长张萍同志谈起此事，仍颇为得意：“现在看起来这场‘巧遇’好像很简单，可在当时，简直有惊心动魄之感，因为我们要算准每分每秒！如果晚了，就可能场合不合适，如果早了，他们就会失之交臂。那我们办‘世界小姐’赛事就可能泡汤了！所以说是惊心动魄——对我们这些具体操作者来说确实如此。那天我们设计的是在白克明书记参观图书馆和一个画展之后出来而还在图书馆的那几十步之间，要让莫利夫人与他‘不期而遇’！所以时间必须分秒不差。还好，那天就在白克明书记参观完后往下走的台阶上，我们陪着莫利夫人正往上走。两队人马就这样遇上了……”“一见面我们就向白克明书记介绍，说这是莫利夫人，是‘世界小姐’组织机构的主席，来三亚访问。白克明书记很高兴，说好啊，欢迎夫人到三亚和海南访问。莫利夫人也很高兴。这么一来，那翻译却忘了我们提前让她翻译给白克明书记这回莫利夫人是来三亚跟我们谈关于举办‘世界小姐’的事。这主题忘了不等于白忙乎了嘛！当时我们几个都快急出汗了，后来一看不行了，就干脆直接对白克明书记说，莫利夫人非常希望在我们的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白克明书记一听，便笑眯眯地将手伸向莫利夫人，口里在说：好啊！欢迎！当他们俩的手握在一起时，我们就让记者噼里啪啦猛照了一通！第二天报纸上就大幅刊登了白克明书记与莫利夫人握手见面的新闻报道。‘世界小姐’一事，总算获得了领导层面的一点点支持——其实当时的做法有点像是我们让领导就范的味道。”张萍部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就在白克明书记与莫利夫人“巧遇”握手的那一瞬间，有两个人在一旁偷笑，他们是原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和新任市委书记于迅，他们在笑自己的那些部下“真会做事”。 “我们是采用了没有办法的办法。”三亚人解释道。 “既然白克明书记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马上行动！”市委、市政府领导明确指示道。 “那得专门到省里去一趟，正式向白克明书记等省领导汇报。”吴文学提议。 “去吧！趁热打铁！”于迅书记说。 吴文学等人到省里汇报后，这回白克明书记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你们三亚搞“世界小姐”活动可以进行。 省领导的这个态度就像是给吴文学等人打了剂强心针！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了李小白那里。“好啊，9月底我们不是要在你们三亚举行新一届新丝路总决赛吗？我请莫利夫人过来，你们争取在这一次正式签下一个合作举办的意向协议，这样事情就进入实质性阶段了！”李小白说。 9月底的新丝路模特总决赛很快就到了。与筹办“世界小姐”活动同步，吴文学和李小白着手做着中国小姐走向世界的准备，即把中国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送到在其他国家举办的“世界小姐”比赛中进行试探，看看中国小姐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后来他们把这一届冠军李冰小姐送到了年底在南非太阳城举办的第51届“世界小姐”赛事，结果获得了第四名。这是中国姑娘第一次进入世界性的选美比赛，成绩非常喜人。三亚人顿时信心大增，因为李冰也是他们自己举办的“三亚旅游小姐”的冠军。 莫利夫人应邀于9月26日到达三亚。本来是直飞三亚的，结果遇上“米克拉”台风，于是她们只好改飞海口，然后乘坐3个小时的汽车到达三亚。这回莫利夫人和三亚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准备签协议的默契。吴文学亲自到车站迎接莫利夫人，当晚市委书记于迅设宴款待莫利夫人，双方一致表达了共同举办“世界小姐”的心愿。 至此，关于举办第53届“世界小姐”活动的正式协议文本也已准备就绪——双方都知道，此事已是铁板钉钉了！市长陈孙文这回握笔签字的手比上一次要轻松不少，因为他看到了报纸上白克明书记亲切接见莫利夫人的大幅照片。“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他悄悄对于迅书记说道。 消息轰动伦敦观摩了新丝路模特大赛如诗如梦的比赛场景，欣赏了三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带着那份与三亚市政府签订的含金量丰厚的协议，莫利夫人和6位“世界小姐”组织人员飞离了中国海南岛…… 送走客人后，那份涉及近亿元举办经费的“协议”，便像块沉重的铁块，压在了三亚市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 钱从哪儿来？三亚的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才刚刚起步，许多山区的百姓还住在洞穴之中，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一旦“世界小姐”活动搞砸了、泡汤了，该如何向人民交代、向党交代？几位领导的心头都沉甸甸的。 本来按照预算，如果这样的选美活动允许公开招商，广告、电视转播和门票等方面的收入会有很好的预期，然而现在连能不能公开举办都还是个未知数，何来收入？如果没有这些收入，光靠财政支付，得拿出全市一半的年度财政收入，那对三亚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市长和主管副市长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可现在协议已签，没有回头之路。 “从现在起，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市长办公会上，各位领导在叹气声中说着并不太有底气的誓言。只有吴文学的脸上似乎有点笑意。 此时，三亚的“美丽行动”已全面启动。 2002年度的“世界小姐”大赛在尼日利亚举办，吴文学等人决定派遣蔡世东等有关人员前往观摩，为下个年度在三亚举办“世界小姐”积累经验，观摩团共有7人，与蔡世东同去的有市外宣办主任周雄，另有亚龙湾管委会的1名副总、2名记者、1名工作人员和1名翻译。 李小白也在准备，这回他要送刚刚获得三亚新丝路模特大赛冠军的吴英娜去报名参加本年度的“世界小姐”大赛。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分重要和急迫的。 关于吴英娜，三亚人对她充满着好感，这是因为吴英娜让美丽的三亚从纯粹的自然美走向了“人也美”的新境界。过去我们对海南姑娘的认识几乎是零，吴英娜的出现成就了三亚和海南的“人也美”。 有人说，这位三亚美女是从丑小鸭变成世界级美女的，这一过程称得上是化茧成蝶的艰辛蜕变。吴英娜自己则一直信奉一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吴英娜非常独立，父母也不曾过于娇宠她，所有需求向往的东西都得凭着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她说从小就喜欢跳舞，但因为个子过高而一次又一次地被学校的舞蹈队拒之门外。读初中时，吴英娜一次次地拜访舞蹈老师，强烈地要求学习舞蹈。后来老师被她的执著感动了，虽没让她上场，但总算有机会接近了舞蹈——当时老师给吴英娜安排的任务是帮同学编排舞蹈。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新学期伊始，她就以高票当选了年级的文娱委员，这就意味着她将有机会走上舞台了。有记者采访吴英娜时，她这样陈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初中毕业时，她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外贸传播学校，学习播音主持专业。一个月后，新丝路模特培训班面向广东招收新学员。她决定参加新丝路的模特培训。 父母也很支持她，家里不宽裕，父亲便四处借钱，终于凑够了她参加培训的费用。她很珍惜这个机会，在北京时，她几乎没出去玩过，一直省吃俭用。培训结束，回到广州的吴英娜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模特的面试，但她的信心很快就受挫了。谈及那段经历，吴英娜还有些感伤，她说当时落选其实是情理之中，因为单是她的形象都很难过关。那时她体重近120斤，纯粹是一个小胖妞，且服饰上也不太符合要求，面试那天，她穿了一身廉价休闲装，这已经是她从箱子中能找出的最好的行头了。吴英娜没当上模特，但因为她的勤奋和乖巧，公司还是录用了她，让她在公司里打打杂或到外面派发些传单。她说当时看着一同面试的人光鲜亮丽地走在台上，而自己却要四处奔波派发传单，心里委屈得想哭。但她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她首先得解决吃饭的问题。到广州参加面试时，她只带了一个小箱子和2000元钱，她清楚家里的辛苦，不能再向父母伸手要钱了。当年的吴英娜，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意味，她的T台梦也一直没有破灭过。那一年，她除了努力工作，还要努力地减肥。 近一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吃过什么鱼肉，不是啃黄瓜就是泡方便面。因为没钱去健身房，她就天天爬楼。当时公司的宿舍在20层，她天天就在20层楼之间爬上爬下。有时她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就一个人偷偷躲到楼顶上去哭，然后把这些伤心事都宣泄到日记本上。她说再苦也必须自己承担，不能再让父母为她操心了。经历了一年时间炼狱般的生活，吴英娜减肥成功了，也增长了不少阅历。第二年，她又报名参加了模特大赛，这一回她的辛苦得到了回报。在那年的模特大赛上，先天的优越条件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得吴英娜一举拿下了3个个人奖项，包括分量最重、最让人羡慕的女模冠军。那一晚，她一回到宿舍就放声大哭了一场，甚至没来得及跟父母报喜。2002年，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她在自己的家乡又摘下了“三亚小姐”的桂冠。 当吴英娜听说三亚马上要举办“世界小姐”大赛，并且让她代表中国姑娘，提前一年赴国外参加“世界小姐”比赛，以此衡量我们中国美女水平的时候，这位美丽的姑娘不由得流下了热泪…… 所有与三亚举办“世界小姐”大赛有关的人，此时都负有巨大的责任。 蔡世东他们更是如此。一切准备就绪，观摩团就要登机飞往尼日利亚了，突然前方传来消息：第52届世界小姐比赛不在尼日利亚举办，临时改到了伦敦。 “没看消息吗？尼日利亚因为要举办‘世界小姐’选美活动，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骚乱，死了好多人啊！”有人告诉观摩团。 原来，尼日利亚在举办第52届世界小姐大赛前夕，因为种族之间对选美活动持有不同意见，又因当时当局要“石刑”一位有“奸情”的妇女而暴发了骚乱。 所谓“石刑”，是当时专门惩罚与男人偷情的女人而采取的一种十分野蛮的刑罚，即用巨石砸死受刑者。这样的事在“世界小姐”活动举办时传出，参加“世界小姐”活动的各国妇女界人士和那些准备参赛的美女们纷纷抗议尼日利亚有关方面的这种非人道做法，莫利夫人也强烈要求尼日利亚政府制止这起刑事处罚。 可尼日利亚有其自己的民族风俗和法律，所以由此引发了各方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争议，在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莫利临时决定将“世界小姐”赛事搬到她的国家——伦敦。 吴英娜只能到伦敦去了。蔡世东他们也临时改飞伦敦。 三亚市政府派出的“世界小姐”赛事观摩团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在选美方面派出的政府层面的观摩团。别小看了这7个人，他们的行动特别受外界关注。起初在讨论派什么人的问题时，常务副市长吴文学本来是要直接带队的，结果也是临时降低了级别。 “市长你还是先别去的好，因为你去太敏感了。”市外宣办主任周雄有一天这样对吴文学说。 “为什么？”吴文学问。 周雄严肃地说：“反正我觉得我们这些小兵去无所谓，说错了做错了，也就是那么回事。最多回来把小官抹了，我还是去教书。你可不一样，你是常务副市长，影响面太大了。我们去可以为你探路，如果需要时，你再去也不迟嘛！”吴文学觉得周雄考虑得有道理。“那好，你们去吧！每天跟我联系，需要时我立即起程！”吴文学说。 “到伦敦的第二天，我们去了我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设宴招待我们，他很支持我们举办‘世界小姐’活动，让我们很受鼓舞。我当即通过电话，向吴文学副市长汇报了，吴副市长很高兴。我们特意邀请了文化参赞观看‘世界小姐’总决赛。那天我们的三亚小姐吴英娜表现也相当出色，得了第5名。这很不容易，这是三亚姑娘第一次登上全世界的选美舞台。最激动人心的是，当莫利夫人宣布冠军的名字后，她身后的大赛背景大屏幕上突然播放了我们三亚形象的宣传片，15秒钟！当屏幕上打出用中英文写着的下一届世界小姐比赛地中国三亚时，全场欢声雷动。那一刻，全世界都看到和听到了这一消息，当时我们几个观摩人员的眼眶里都是热乎乎的……”周雄回忆道。 “第二天，伦敦的各个媒体全都报道了我们要举办下届世界小姐大赛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媒体更是热闹……”蔡世东补充说。 “中国三亚要举办世界选美比赛！”“这是中共执政50多年来，第一次融入世界审美潮流！”“中国政府允许选美活动，具有指标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里程碑！”…… 一时间，外电以各种醒目的文字和标题，不仅报道了三亚要举办“世界小姐”赛事的消息，而且针对这件事大大炒作和猜测了一番。 “国内的消息也有些透露，但基本没有显著报道。《环球时报》曾经刊登了几位著名人士对选美活动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肯定的，但言语表达上还是十分谨慎。”周雄总结当时国内外对三亚举办“世界小姐”一事的态度时这样说。 惊动中国最高层200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其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新的“两会”上，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温家宝出任国家总理。外国所说的中国“胡温时代”到来了。然而，就在他们任职后没多久，一场从中国南方一直传染到中国北方的空前的大灾难就开始了——SARS瘟疫像喷血的魔鬼，考验着正在崛起的中国，考验着新一届中国政府。 这一年初始，三亚市的政坛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市长陈孙文调到省里工作，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任市长是陈辞。那位热衷于“世界小姐”活动、对三亚旅游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吴文学常务副市长也调到省里任旅游局局长（后来又调到国家旅游局任司长）…… 中国在这一年的春天，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旅游业因非典灾难而变得十分萧条。美丽的三亚和海南全岛虽然是零非典之地，然而旅游业同样惨淡。 像天涯海角和亚龙湾这样往日人山人海的著名景点，那些日子里一天接待不了几十个人。 “世界小姐”大赛怎么办？还搞不搞了？这个问题把三亚人压得一时喘不过气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亚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比那些有非典疫情的地方轻松。 新市长陈辞对原先在海上建个“美丽世界”有不同意见，后来经研究决定，准备建一个“美丽之冠”作为“世界小姐”决赛地，并成为三亚永久性的一个标志建筑。这事后来虽有些曲折，但在新一届政府直接干预下，“美丽之冠”建得非常漂亮。 它坐落于三亚市图书馆西侧的三亚河畔，占地面积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其中心楼高35米，主场馆由会展表演中心及陈列馆两大部分组成，将为“世界小姐”比赛提供一个专业舞台。其中会展表演中心能容纳4000名观众，具备一流的硬件设施，包括舞台、灯光、音响、观众席、化妆间等，配套服务设施有广场、停车场、游艇码头、休闲娱乐会所等。“美丽之冠”的设计方案取意于“花团锦簇，众星捧月，托起一顶皇冠”。夜光下的“美丽之冠”尤为漂亮、豪华，让人产生如梦如幻的感觉。 与此同时，三亚“世界小姐”组委会还专门为活动设计了一个由权杖与蝴蝶组成的很别致的大赛会徽。去过三亚的人都知道三亚有个神秘而漂亮的蝴蝶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蝴蝶即是美的化身。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也把化蝶当做寓意深远的美与自由的境界。由此，三亚人特别为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设计了这样一个很有寓意的标志图案——蝴蝶与权杖会徽。图案色彩简洁明快、寓意深远，传达了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这一图案包含了几层含义：其一是蝴蝶的两只翅膀分别代表“5”和“3”两个数字，翅膀组合起来又是“世界小姐”的英文单词MissWorld的开头字母M和W，代表着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其二是权杖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着皇冠，预示着全世界最美丽的女性将在总决赛上戴冠加冕。权杖同时又是西方神话中天使的手持物，象征着“和平、美丽、爱心、智慧”的活动主题。其三是权杖巧妙地穿插于蝴蝶中，构成了一个流动的“中”字图案，传递着“世界小姐”总决赛在中国举办的信息。其四是曼舞灵动的蝴蝶伸展着双翅，宛如一个翩飞的“亚”字，寓意着中国三亚将敞开大门，向美丽赛事发出真诚邀请。 一切该准备的工作都在准备之中“非典期间，我们旅游部门什么都干不成了，没事可干。这倒是个好机会。我们就组织人员进行培训。比如‘世界小姐’比赛时要来100多个国家的人，你得有那么多国家的语言翻译吧？那么多美女来了，你得把保安搞好吧？在非典期间我们还真逮住了机会，重点抓了这些培训工作，为日后举办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蔡世东说。 可是现在摆在三亚市政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2003年全世界因SARS都在拒绝中国，三亚的“世界小姐”活动怎么办？原本已经有的经费和审批问题就够三亚受的，现在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新问题。 三亚人感到头痛。光说头痛不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头痛。 这时，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来到三亚视察文化产业和城市建设项目。罗副书记马上联想到了“世界小姐”的事，问三亚市领导事情到底进展到什么份儿上了？陈辞市长如实回答：“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是审批问题，没有上面的批文同意，我们三亚干这事风险太大。”“都到这份儿上了，赶紧想法子上北京去呀！”罗保铭一听就着急起来。 “是。”陈辞市长马上开始行动。 第一份以三亚人民政府的名义向省政府打的报告，很快由海南省政府以办公厅的名义给了三亚。这文件的全称叫《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在三亚市举办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的复函》。 “光有这个怎么行？我们恐怕得一起到北京跑一趟了！”省委副书记罗保铭对三亚市领导说。 “好，我们马上准备相关材料。”三亚人一听高兴了，省委领导要亲自出面向中央汇报，这不等于与省委、省政府一起扛责任了？ “举办‘世界小姐’这么大的活动，是你们三亚的大事，当然也是我们海南省的大事。你们让我们坐上一条风险船上了。”罗保铭半开玩笑地对三亚人说。 到了北京，罗保铭副书记和三亚一行人从中宣部到广电总局，从文化部到全国妇联，跑了一大圈，结果是：公开不支持的少，但让某部门出面批文困难。说白了，没有最高层领导点头，像这么大的世界性选美赛事谁也不敢批文同意。 一周下来，罗保铭等人只能无功而返。回到海口，罗保铭对三亚同志说：“这种事看来不报则罢，一报肯定被拿下。所以还不如不报，你们自己再研究看看怎么办，然后把意见报省委。” “好的。”市委领导立即回三亚召开常委会，研究下一步行动。于迅书记这个时候还没走，常务会上，他非常激动而坚定地说：“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的话，就举手。现在我宣布：关于举办‘世界小姐’比赛活动一事，我们不再向上面上报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常务全体负责！”“我们同意！”常委们全体举手，并庄严保证，“常委一起负责！”第二天，市长陈辞带着副市长等人再次返回海口，向罗保铭汇报。罗副书记看完三亚的报告文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陈辞指示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周雄在现场拿出电脑随即修改。这时海南新的省委书记汪啸风正好看到了陈辞市长。“陈市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陈辞赶紧跟着汪啸风书记进去。当他从汪啸风书记办公室出来时，脸上有种特别激动的神情。他对周雄等人说：“走，我们回去吧！”“市长，汪书记是怎么说的？”一路上，周雄等人最想知道今天的“核心机密”。 陈辞笑了，说：“好好回去干吧！汪书记和省领导全力支持我们！”“哈哈……”周雄最先笑出了声。一路上，三亚的市长、副市长拉开嗓门，唱起了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 啦呀……啦呀……啦…… 不过市长、副市长的高兴劲儿只是暂时的。回到三亚，他们就开始盘算举办活动的费用，因为时间不多了。没有批文，就等于他们的整个活动，只能悄悄干，没有机会再拉广告、搞招商了。问题的关键是：海南的支持也是很有限的，虽然省委领导说，用海南旅游卫视的频道宣传“世界小姐”活动，可也就是一个频道，而且是非主流电视媒体，更不用说搞国际转播等极具商业价值的宣传了。 省委、省政府这回对三亚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首先是马上召开了协调会。书记、省长都在会上说了：“你们各部门要听清楚了，三亚举办这次活动，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三亚的形象，还有我们海南的形象，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举全省之力！三亚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帮助解决，三亚没有提出的问题，你们想到的也要全力帮助去做！”会后，电视台的人马上对三亚方面说：“我们干不了！电视台的事是国家广电总局管的，像这样的选美活动，国家广电总局不下文，我干了乌纱帽就没了。”电视台不配合，哪来广告招商？于迅书记急了，果断作出决定：“天涯海角、南山、大小洞天和亚龙湾4个景区全面提价15元！这15元作为‘世界小姐’活动专用经费！”“这行吗？今年游客又少……”有人嘀咕道。 “非典一过，游客马上会多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三亚是经得起考验并有这个魅力的！”于迅坚定地说。决议很快形成了。三亚在经费上有了一条路子。市长陈辞和副市长张琦当然最高兴了。 接下去的一件事让他们更高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王纪言先生来了。王先生一来就找三亚市领导，说要转播“世界小姐”活动。“向全球转播！说吧，给个价！”王纪言说话非常直截了当，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这回轮到三亚人愣了：“给什么价？还要我们出钱啊？”“谁让你们出钱？是我给你们钱！给你们卖给我们凤凰台的‘世界小姐’活动转播权的钱！”“给我们？给……给多少？”“500万！是人民币啊！”王纪言说。 三亚人高兴得有些热泪盈眶了：“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一切对外宣传报道我们负责了！一定把你们三亚和这次‘世界小姐’活动转播到全世界去！”王纪言话说得很大，开口闭口都是“全世界”。这太符合三亚人举办此次“世界小姐”的伟大目标了！所以王纪言一时间成了三亚人的“恩人”。 第二天，王纪言又满脸春风地跑到三亚人那里说：“我想了一下，这次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正好遇上国家非典灾情。现在世界上对我们中国很害怕似的，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借举办‘世界小姐’活动，为国家出把力。”“怎么个出力法？”三亚人眼睛瞪得老大。 “我们搞个‘美丽眼睛看中国’如何？”王纪言说。 三亚人的眼球这回停住了…… “说嘛，这个行不行吗？”王纪言被弄糊涂了。 “太行了！大大的行！我们中国时下在国际上什么都很困难，外面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灾情，搞得我们国家的形象非常不好，人都不敢到中国来。如果我们借举办‘世界小姐’活动，通过100多个国家的美女的眼睛和嘴来把她们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全世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比单纯宣传我们三亚不知要强多少倍！”三亚人兴奋不已。 “对呀，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在做什么事吗？”王纪言有意卖起了关子。 “什么？”“叫国家公关！”“国家公关！妙，妙极了！”“书记，有件重要的事得向您汇报！”电话打到了市委书记于迅那里，随即他听到了王纪言提出的倡议。 “好事嘛！我请凤凰台的那个王……王纪言吃饭！”于迅放下电话，眼睛顿时亮了一下：美丽的眼睛看中国、看健康的中国！好，这个倡议好！“是汪书记办公室吗？汪书记，我是于迅，我有事需要向你汇报……”于迅立即跟省委书记汪啸风通了话。 “好。这个建议很好。我建议马上再召开一次‘世界小姐’活动组委会会议，具体研究一下。然后再报中央有关部门……”汪啸风在电话里说。 组委会会议在海口如期召开。会上涉及的更多的是具体的问题。比如三亚方面提出：进行“美丽的眼睛看中国”活动需要租用飞机。 “海航”公司不干。那得损失1000多万啊！海航人一听三亚让他们干赔本买卖就急了。 汪啸风书记问参加会议的“海航”人：“你们一年向省里交多少税？”海航人回答：“1000来万。”“好。年底前，我让省里把这1000万税返还给你们。下午就让你们的老总到这儿来签约……‘美丽眼睛看中国’的整个航程你们要负责到底，而且必须用你们那两架叫什么来着？是‘国色天香’号和‘椰风海韵’号！”汪啸风的眼睛闪着光芒，直盯着海航人。 “是，书记。”“那个痛快劲儿甭提了！汪书记太支持我们了！”参加组委会会议的周雄说起这件事来，眼里满是笑。 “之后的工作，简直就是一马平川……”周雄形容道。 普通三亚人至今仍然不知道，真正形成这“一马平川”的局面，其实是来自北京的力量，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对三亚举办“世界小姐”活动的支持——在三亚与凤凰台正式签约后，一份以海南省政府名义起草的关于凤凰台制作电视纪录片《美丽的眼睛看中国》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办公桌上。赵启正认真地看完文件后，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很快同意了赵启正提出的凤凰台对《美丽的眼睛看中国》的报道，并强调了两点： 不要低俗、媚俗、庸俗，主要是对外宣传。 至此，三亚的“世界小姐”举办活动工作可以说是进入了真正的“一马平川”阶段。 北京的相关批示精神下到海南和三亚时，从汪啸风到罗保铭、到于迅、到陈辞、到张琦、到张萍、到蔡世东、到周雄……一大串干部和工作人员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现在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把活动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达到宣传三亚、宣传海南、宣传中国之目的…… 美丽的眼睛看中国。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就像三亚的风光，如同上苍恩赐的一般。从“国色天香”号和“椰风海韵”号降落三亚的那一刻起，三亚和这个多彩而美丽的世界便融在了一起，并且把中国也一起带进了美丽之中。 106个国家的109位仙女般的佳丽们来到三亚之时，也许不会想到正是她们改变了全世界人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对中国的看法。她们当然不曾想到，是她们的到来，使中国改变了一个50多年没有突破的一道思想和观念上的认识底线——人的美是可以成为一种经济、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价值取向的。 美，还能为政治和外交服务。美的功能无所不在。美属于全人类的共有资源。 三亚和凤凰台选择除三亚之外的西安、上海和北京作为“美丽眼睛看中国”活动的三个城市，既可以消除当时国际上的流言飞语，同时可以通过美丽眼睛看一看像北京这样曾经受到非典最严重袭击的城市如今是个什么样。让美女们看看古都西安，那里曾经是1000多年前世界上最辉煌美丽的地方。不用说，到了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肯定可以让美女们亲身感受什么是当今东方文化的时尚与潮流。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象。真正的中国，面对世界开放的中国，让美女们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民的热情与真诚，亲切与友好。 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们，她们曾经在各式各样的T形舞台上展示过自己的美，而且也被一切可以用上的美妙词汇修饰与赞颂过，自然也享受过那些真实的金钱，也被虚伪的笑容奉承过。可是她们不曾想到，只有中国和中国人民才会想得出、做得到那些让她们永远留在心头、记忆一生的事情来。 从11月11日抵达三亚到13日到达西安的3天里，美丽姑娘们不停地向她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报告自己在中国感受到的点点滴滴——那些点点滴滴，足可以比喻成钻石般的宝贵。 现在姑娘们来到了西安。 这个与三亚热带风光完全不同的古铜色的城市，此时已有几分寒意。然而姑娘们在踏上吊桥、步入月城的几秒钟后，完全忘了什么是寒意。人们的热情使她们不敢相信这是中国的现实还是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代…… 入城仪式的隆重震住了佳丽们。古城墙上挂着的一排排红灯笼，让姑娘们以为是天上闪耀的红星星。古乐声中，身着唐装的中国男士和扭着大秧歌的中国姑娘的表演，看得佳丽们如痴如醉。 “这是什么舞蹈？太美了！奔放而优美。我要去跳……”莫利夫人忘了自己今晚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她竟然离开贵宾席，跑到扭秧歌的中国姑娘队伍中去了……满场的欢笑，满城的喜悦，满城的笑脸！古都西安很少以全城张灯结彩的方式为远方来的贵宾举行入城仪式，可参加“世界小姐”比赛的佳丽们享受了这一待遇。当陕西省委副书记张保庆和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将入城的金钥匙和红红的中国结放到莫利夫人和上届“世界小姐”冠军获得者阿金小姐手里时，两位不同年龄的“世界小姐”连说了无数个“谢谢”…… 第一天的入城仪式的惊喜和惊叹还挂在姑娘们的脸上时，第二天佳丽们被邀请参观世界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的一路风光，更让她们激动得狂欢起来——因为几十里路途，她们享受着比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西安访问时还要隆重的“总统待遇”。几十里长的警戒保安人员分站两边挺立于风中，几十里长的挥动着鲜花的欢迎人群，几十里长的彩旗与彩球……这就是中国的热情！中国热情胜似太阳的温暖与灼热，有着比亲人更加亲切的笑容与真诚！姑娘们自己也想不到会被土坑里那些没有生命的男性兵俑们深深地吸引——她们每个人都爱上了一位中国古代英雄，并争先恐后地与其合影留念。 华清池边，盛装的“唐明皇”把姑娘们逗乐了，与古代中国皇帝亲密一回，是佳丽们谁也不愿放弃的又一个小“秘密”。当然不会放弃与中国古代美人杨贵妃比一比美丽…… 15日，是姑娘们在西安的最后一天。盛大的晚会上，全体佳丽分3组，与“兵俑”一起出场。那一新一古、一勇一丽的组合，成为了中国与世界、英雄与美人的完美融合。 姑娘们离开咸阳机场的那一刻，许多美丽的眼睛里流着热泪…… 上海是姑娘们寻找到的属于自己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就是美，东方的美，时尚的美，流动的美，自然的美，中国式的美，以及连通世界的美。 在这里，姑娘们不用集体行动和被明星般簇拥。一切变得自由自在。你可以三三两两地结伴出行，你走在大街上就像一个普通姑娘，你可以融入人海如潮的行人中间，因为这里的男性和女性见到像你这样美丽的同伴和异性时，会友好地朝你微笑，随后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之中，好像你与他们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距离，没有任何的特别。 这就是上海，像巴黎一样拥有所有美的和自然的东西。平常的市民，可爱的孩子，热情的笑容，甚至是温馨的提示。 这里有像纽约与东京一样的高楼和大厦，像温哥华和伦敦一样的电视塔和古钟楼，像威尼斯和香港一样的水城与江海……上海就是上海。东方明珠和外滩以其独特的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所有的人，当然同样可以征服“世界小姐”们。 上海让美女们有种回家的感觉。 18日，她们到了北京。 到了她们心目中早已熟知而又陌生的中国首都。 有人告诉她们：这里不久前还发生过大瘟疫。可她们的美丽眼睛不停地眨巴着：哪儿有呀？ 这里太平和、太祥和、太温和了！这里的皇城，如一个可以包容所有苦难与荣华富贵的地方；这里的广场，像天空一样广阔无边，装着13亿人的幸福与理想；这里的长城，像联结历史与未来的梯路，让姑娘们感到了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不可战胜的国家。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中国非美丽！” “中国，我爱你！” “中国，你是我心中的美丽！” 三亚，如今已迎来她美丽的青春的年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座热带海滨城市曾经用自己的美丽为共和国所作的一次特殊贡献！三亚，也因一次又一次的“赞美”活动而名扬全球。 第三篇 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 一幅秀丽的画卷，她的色彩之美，画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容易迷乱和纷扰。关于重庆，重庆人自己似乎就是这种感觉。 新重庆的色彩绘制者已经奋力拼搏了10年，这10年，我们再回首看去，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组成的时光隧道—— 90年相距，胡锦涛与孙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这对重庆直辖市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的灯光格外明亮，气氛更不一般。市委书记汪洋和市长王鸿举等几位重庆市领导站在大厅门口，欣喜地等待历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神采奕奕、面带笑容地出现在重庆厅…… “总书记好！”“同志们好！”顿时，63位重庆籍全国人大代表和胡锦涛相互握手致意，其乐融融，激动人心。 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内洋溢着浓浓春意。没有拘谨，没有客套，胡锦涛坐定后就亲切地招呼代表们发言。 “总书记，我先讲！”来自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刘中慧代表抢先举手。胡锦涛向她微笑着，鼓励着。于是，刘中慧的眼里放着光芒：“过去，我们石柱中小学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产党的孩子’，仅1998年一年，全县发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学楼，我们还清了‘普九’欠债，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也翻了一番！”刘代表的声音越说越高，深深地感染了总书记，只见他时而注目倾听，时而提笔记录。 谈起重庆的变化，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争着发言，生怕遗漏了心头横溢的那份激情与喜悦，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带着平和、认真的神色在听完10位代表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金色大会堂内外：“今年是重庆建立直辖市10周年。经历10年的建设，重庆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完全正确，今天的重庆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希望重庆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机遇，完善思路，真抓实干，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回味着总书记的讲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欢笑起来。 是啊，重庆——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明天该是个什么样呀？总书记说了，我们是中国西部的增长极。增长极是什么？增长极就是像一个人的心脏、一台机器的动力核。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该是什么样？应该像上海对长江下游的华东富饶之地的辐射地位吧！城乡统筹下大发展的直辖市！全面率先建成的小康社会！哇——我的重庆，我的美丽家乡！3100万重庆人沉浸在对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的憧憬之中…… 于是，在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瞥，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有大大小小14张。细细看去，喔，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放大镜下，他看到了地图上呈现的山川和乡村、城市与湖泊，还有连绵不绝的沙漠与草原……但那山，是死的；那川，是倒流的；那城市，是狭小而破烂不堪的；那乡村到处是无收的旱地和讨饭的人群；那湖泊里，流淌的则是被贫苦和饥饿所折磨而流出的眼泪；至于那些沙漠与草原，似乎更没有任何的目光光顾。 而他却看着，看着，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于是，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联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请再拿些纸来！”中年人一边挥笔疾写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对警卫员马湘说。 “先生，您该休息了！夫人请您把这杯牛奶喝了。”警卫员递上一沓纸的同时，又将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然后轻声地催促疾书者。 “好。我喝！”中年人眼也没抬地伸手抓起杯子，将牛奶一饮而尽，然后转身重新伏在地图上。只见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日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的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5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毛泽东两次到重庆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 当时，一心想挑起内战的蒋介石，凭着强大的美式装备和从主战场上获得的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战利品，加上所谓的“合法政府”的“元首”身份，多次电邀在延安窑洞里住着的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自以为是的蒋介石不相信毛泽东会来重庆“自投罗网”，所以从这年的8月14日开始，他数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一聚”。 于是，在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毛泽东敢到重庆来谈判的8月的一天，从延安起飞的一架美式飞机飞越秦岭，缓缓地降在了山城……之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此次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在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土包子”的“国统区”重庆，毛泽东顿时成为一代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蒋介石私下里暗暗自愧不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何等气势磅礴的佳作！而重庆人非常聪明，他们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每每建立伟大功绩之后，总会吟着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而自喻“一代天骄”，昂首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自然是老子重庆人哪！事实上，60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于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谨此，重庆人理当感恩于毛泽东当年留下的这篇不朽之佳作。 “重庆谈判”4年之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雷霆万钧之势下迅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成立了。 那时的重庆在毛泽东的眼里非同寻常，他把重庆作为新中国的西南重镇，派出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3名大员镇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于后来“南方战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势需要，重庆的地位一时向西而移，让位给了成都和西藏那一边……但重庆的实力毛泽东心里有数，所以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元勋级人物，相当一部分是从重庆“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数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毛泽东为此非常难过。 从来以诗才著称的毛泽东这次为武汉防洪军民战胜大洪水后而写下的贺电，竟然用的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毫无激情的话：“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严重的洪水。”面对人民和财产的惨痛损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泽东变得毫无诗情，只有字字掷地有声的殷切教导。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之间的江段最长、最多。这样的时间延续了很久，一个月？一年多？总之，我们从已知的历史资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后的几百天日子里，毛泽东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比战争年代还显得繁忙。一段时间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而不会搞经济建设，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在处理农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和国家基础规划方面的经济才能，是当时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领袖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他所著的堪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完全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经典之作。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天天听汇报、搞调查，十分繁忙。 在完成纲领性决策文件之后，毛泽东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江的那段“天险”……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常常伫立在东湖畔的小洋房上的那叶临江的窗户前，双目逆大江之水而西望、西望…… “主席，您是否想出去走走？”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多次过来小声询问毛泽东。 “我想游长江！”毛泽东突然说。 王任重一愣，转而立即进一步试探地问：“什么时候？”“马上！马上！”“是。我立即派人去准备。”王任重不敢怠慢，转身去做该做的事了。 这一天是六一，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江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 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6月4日，毛泽东又提出要畅游长江。四天游三次长江，足见毛泽东已被长江荡漾起的激情所诱惑。无论王任重等人如何劝阻，他老人家根本不听。“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不游可惜嘛！”毛泽东说这话时，双眼笑成一条缝，瞳仁里满是智慧。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束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西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县，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写下如下文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水调歌头.游泳》，气势恢弘，堪称词中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扬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智慧光芒。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张际春、陈锡联等87人为委员的领导机构。当时的重庆市，无论从所管辖的几省几区看，还是从担当西南局领导的人员看，其分量显而易见。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等考虑，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销各大区机构的决定，重庆成为了四川省辖市。 从“战时首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3次变化…… 好在重庆的“块头”本来就大，尤其是重工业这一块在四川省工业生产中占绝对地位，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范围内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间，三度被中央确立为计划单列市。特别是第三次计划单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中央所赋予重庆的权限上，均为前两次计划单列所不能企及。但毕竟是计划单列，也并不能消除重庆发展的体制上的瓶颈。 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可能成为改变国家行政区划的现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乡镇以上的任何一级行政区域变化，都必须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划分改变，则必须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表决才能生效。 决策权在中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最高层，在掌握中国命运方向盘的领袖手中，这个领袖还必须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万众拥护的伟大领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的岁月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掌着国家的命运。一向称“我是四川人”的邓小平是这个时代的总设计师，他的态度和意见影响着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态度呢？许多重庆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听。但说话很少、只干实事的“四川人”邓小平，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真是日理万机。拨乱反正工作之后，他先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然后搞农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之后是一场又一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讨论还没有了结，有人就搞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科学的春天刚刚开启，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摆在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争论又很热闹……此时，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摆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 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人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这次会谈是具有历史性的。“铁娘子”代表英国殖民地利益的英国政府，想在1997年后继续管制香港。面对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的英国首相，邓小平强压心头之愤，一字一句地告诉英国人，同时也告诉全世界：“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还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的。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据说，当天英国“铁娘子”在与邓小平谈话后，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9９lib.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布置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开始运作…… 1982年10月，万里副总理率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副秘书长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等一行23人，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国务院牵头的庞大考察团，将决定政府对未来三峡工程的意见。当时万里等经过实地考察得出两个方案：一是高坝方案，即三峡大坝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庆。建好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2200万千瓦，按当时物价计算，整个工程所需投资260亿元。二是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高程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的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工程总投资约100亿元。3年准备，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不行！那样太可惜了。我们重庆为三峡工程已经牺牲了许多利益，如果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我们重庆港埠，这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我们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们希望中央考虑重庆发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为180米的中方案为宜……”重庆人对低坝方案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尤其是时任市长的肖秧同志，当他听说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时，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我们重庆，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99lｉb?都别想顺顺当当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峡工程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这怎么行！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们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了！”这声音当然也传到了“老领导”邓小平耳边。 重庆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还有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距重庆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三个方案，到底选择哪个方案，“拍板”权到了邓小平那儿。重庆人和所有期待三峡工程早日上马的人都在等待总设计师的最后定夺。 1985年1月19日，这个日子并没有特别意义，但这个日子对重庆人来说，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开口要把重庆从四川省里划出来，成为中央的直辖市。 这一天上午9时45分，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建设我国第一个核电站的合同签约仪式。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偕夫人朱琳一起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邓小平这一天很高兴，与香港来的客人嘉道理勋爵等谈得很开怀。送走客人后，邓小平看到年轻的副总理身旁站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过去与他们握手。 李鹏忙将朱琳介绍给邓小平：这是我爱人朱琳同志。 邓小平握着朱琳的手，慈祥地看了看，然后问：你是哪里人啊？朱琳答：是上海人。 邓小平看看朱琳，又转头疑惑地看看李鹏，说：上海人为什么嫁给了四川人？邓小平知道李鹏的家世，李鹏的父亲是他的四川老乡嘛，这在延安时邓小平就知道了。没有想到邓小平会这样问自己，朱琳一下愣在那儿。还是李鹏反应快，说：云南人不是也嫁给了四川人嘛！哈哈哈……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邓小平也跟着“嘿嘿”地笑了。原来，李鹏说的云南人是卓琳，她是邓小平的夫人。 两位四川人，彼此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使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许多。 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邓小平又问李鹏和朱琳。 1958年。李鹏回答。 噢噢。邓小平笑笑，再没往下问了，却朝李鹏招招手，说：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留下来，说说电力发展的事。 于是，李鹏等围着邓小平重新坐下。于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开始了——邓小平：今天我们先谈谈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水电专家出身的李鹏副总理，立即回答道：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目前对工程主要的争论有两大问题：一是泥沙的淤积问题；二是坝高的问题…… 邓小平点上一支烟，目光直盯着李鹏：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李鹏：中坝方案按180米蓄水考虑，移民大约增加到100万，或者可能还多一点。 邓小平：你们考虑怎样安置移民？李鹏：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用准备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 而且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邓小平点点头：这个方法对头。100万移民也是有办法安置的。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嘛，也可以搞第三产业，搞旅游嘛！三峡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听取了李鹏详谈“180米方案”的相关投资与建设等工程问题后，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话缓缓说道：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嘛。 李鹏：国务院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这个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原本眯着的眼睛似乎一下睁大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场的人听到邓小平的话，互相对视着，会意地笑了。李鹏迅速地记下邓小平的话，并且认真地核对了一下。 上面的这段历史，被李鹏记在他的日记中，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为书名，于2003年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1995年11月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第七次考察三峡工程，乘坐“锦绣中华”号游轮。当时同船陪同的湖北省领导有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四川省方面有书记谢世杰、省长肖秧和副省长兼秘书长甘宇平。轮船夜泊巫山时，甘宇平看到湖北省的两位领导在吃完晚饭后进了李鹏的房间，便悄悄联系总理办公室主任姜云宝，说看看李鹏总理对四川工作还有什么指示，意思是他们也想同总理单独见见面，谈点事。姜云宝很快告诉甘宇平，说等李鹏总理与湖北省的领导谈完后，你们就可以进总理房间了。 甘宇平心领神会，立即告知书记、省长。3人等湖北省的书记、省长出了总理房间后，随即进去。 待甘宇平他们坐定后，李鹏手拿笔记本，说道：我检查了这些年的工作笔记，小平交代的事，还有一件没办。现在应该说条件比较成熟了，可以说说了。 会是什么事？甘宇平和谢世杰、肖秧对视了一下，期待着总理的话。 李鹏合上笔记本，朝3位四川省负责人说：就是1985年1月19日，小平在参加核电站签约仪式后跟我谈的话。随后李鹏便把当时邓小平如何见了朱琳问她为什么上海人嫁给了四川人，他又巧妙地反问邓小平云南人不也嫁给了四川人这样一则幽默笑话讲给了甘宇平他们听，并把邓小平在这一天明明白白地提出要把四川一分为二，一个是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是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的这件事讲了出来。 李鹏进而说：这件事我考虑，邓小平的原意是要重庆设直辖市。所以你们这次回去后要在小范围内酝酿一下、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个报告。 一定要保密啊！李鹏最后叮嘱道。 “1985年到1995年，整整过了10年。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央领导口中听到要把重庆建成直辖市的正式意见，更是第一次知道邓小平同志早在10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宏伟决策。所以说，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重要的日子。”甘宇平如此说。 是的，今天的重庆人应当永远记住“1985年1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就是在这个日子，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目光，提出了将重庆从四川省划出，单独成立直辖市。而正是这一历史性的决策，重庆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重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他们的“老领导”邓小平给予的这份厚爱。 1997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在中国，谁忽略了长江，谁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为长江主宰着大半个中国的命运。 谁读懂了长江，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1989年7月21日，这是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对长江三峡的命运却意味深长。 这一天，新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离开了北京的中南海。这也是他从一个直辖市的“一把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把手”的第26天。就当时北京的时局而言，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国际层面，那些敌对势力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国、注视着中国最高层。 新一代领导人到了长江三峡。这，让许多形势观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公开报道的行动。就当时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而言，对一个还未消除阵痛的大国的最高政治领袖的出行，为什么选择了长江三峡，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作出一百种的想象和猜测，也可以有一百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含义，但有一点在今天我们9９liｂ.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关注和重视三峡工程以及长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选择视察长江三峡，在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可以断定这种认识随着岁月的继续延伸，它将会越来越明晰和深刻。 江泽民风尘仆仆来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旨在以所谓的中国建三峡工程而“造成100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为由，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提案。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了个“人权问题”？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这个词，更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权概念。不过，三峡移民问题已经真的不再是简.９９ｌib?单的工程中的一个“细节”，而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国界的大事了！西方人其实这些年来在中国的三峡工程问题上有过太多的“关心”。某国因为想得到一份投标，后来投标失利了，他们就发表文章说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如何如何会有几百万中国农民将“丧失家园”，“沦为难民”。笔者在库区采访时，就有云阳县的人这样说：那一年有几个西方来的记者，想拍一组三峡移民不愿离开家园的“悲惨情景”。他们走了一路，没有找到什么“理想”的镜头可拍，后来假扮成中国记者（他们中有人会说汉语），于是叫了一个家住山腰上的农村大嫂，让她背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赶着一头猪，往山上走，说还必须有哭的样子。 那大嫂笑了，说我哭不出来。那个记者就赶紧塞上200元钱给那大嫂，并说这是拍“戏”，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钱面上，一边往山上走，一边抹着眼泪，可还是因为非“专业”，所以总不像。那几个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的阴谋也最终没有得逞。这还不算，有个右翼组织为了诬蔑三峡工程有“人权”问题，甚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责问道，你们中国人建了三峡水库后会造成污染，你们长江的“污水”就会直冲到我们日本岛上，就会影响我们的吃水问题，这是“太大的人权”问题！中国代表团人员一听就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并反问对方：我们中国的长江出口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位置又在什么地方？那几个人中总算有一两人有点地理知识，一算，对呀：长江出口处是在中国的上海吴淞口，离着好几千公里呢！再说长江出口处的东海海域的水也不会倒流到黄海海域呀！在国际上，少数反华势力，对所谓的“三峡移民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用说了，而且所花费的本钱已经列入了他们的某些“国家预算”，从20世纪90年代起的历次国际人权会议上，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次“提案”中，几乎每次都会将“三峡移民人权问题”列入其中。“提案”的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反华敌对势力罢休，他们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和说三道四，从来没有息声过。 一句话：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国人能在建设三峡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中将百万移民问题处理好！不相信别人能做成比自己更伟大的事，就会想象出那些可以任意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来。三峡移民中的所谓“人权问题”，便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喋喋不休的一个话题。 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余万平方公里，沿途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河口年平均径流量约9600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桀骜不驯，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灾难之苦。 几代中国领导人决策三峡工程的目的和意图非常清楚，一是要解决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后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是水嘛！是黄金！是白银！是我们的血！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每年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百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那样，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或者就是来不来百万人上大堤“严防死守”了。史料告诉我们，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153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8万立方米每秒。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可以保证在84000余立方米每秒。 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也不必担忧了！其实，长江洪水的发汛同期“百年一遇”，并不是每一百年就有那么一次像1870年的8万立方米每秒大洪水从天而降的概念。“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个通俗的解释：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一正一反，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反。“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是一百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超级大洪水，也许百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两百年中像1870年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不来，我们都可以放心。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所形成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21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年货运量可达55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使得它可以同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啊，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们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话说1990年，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进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正是因为重庆市的同志反对这个方案，后来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足见政治局常委们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高度重视和慎重态度。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作工作、作动员。 国务院开始了紧张的提交议案准备。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第二天，江泽民给李鹏来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江泽民还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李鹏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关于李伯宁这人，外界不是很了解，但重庆和三峡库区的人都知道此人。几年前，笔者在三峡库区采写三峡移民事宜时，就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三峡老百姓中，有些人不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谁，但都知道李伯宁是谁。”可见，李伯宁在三峡的影响。 重庆人民并 6ca1." >没有忘却李伯宁这个人的历史功绩：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试点获得的“开发性移民”经验，为整个库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移民工作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工程上马所付出的心血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在采访李伯宁时，他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数据：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重庆人民应当记住李伯宁这个人，他对三峡工程特别是移民工作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史册。还有后来接替李伯宁担当百万大移民工作重任的郭树言、漆林等，他们都为三峡工程和重庆成立直辖市后的移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都是题外话。让我们再来关注高层关于三峡工程的推进和重庆直辖市设立的历史内幕吧——3月16日，清晨7时半，秘书向李鹏报告：政协副主席、三峡协调组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病危。 “快走！马上去医院！”李鹏立即穿戴好衣物，挥手同秘书一起往外走。 但等李鹏总理赶到医院时，无产阶级革命家、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王任重已经与世长辞了。凝视着王任重的遗体，李鹏无比悲痛，失声痛哭。结果是王任重的夫人反过来向他劝慰，说不要过于悲伤。王任重家人都知道，因为三峡工程，王任重与李鹏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王任重作为政协副主席，“两会”要表决关于三峡工程上马问题，他就是在连日操劳下才突然病倒的，如今又突然与世长辞……李鹏想起这些，怎能不悲痛万分？“只要三峡工程上马，父亲死也瞑目。”王任重的儿子握着总理的手，这样说。 3月18日，“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召开，李鹏主持，江泽民讲了两个小时，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和我都投了赞成票。这分量足够重的了，令各位党员负责人印象深刻。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那一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永远地被载入史册，因为它的过程和场面非同一般。 也许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次的表决这样引人注目，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笔者当时作为某中央机关报的一名记者，也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兴奋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接下来的好事、喜事，一桩桩地接连涌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人3月下旬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老领导”当年1月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给重庆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紧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要搞三峡工程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重庆直辖就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想听？当然。太想听了。 好。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有这么大，人口就有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甘宇平同志对我讲，自从那次谈话后，他回到成都，就遵照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的指示，悄然地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准备材料，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重庆从四川省分出去的具体方案。当时方案有两个：一是把万县、涪陵、黔江和当时的重庆市加起来，看一下面积是多少，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粮食总量到什么水平，地下资源又是个什么情况，还有财政、人口、环境、社会等等综合情况。第二个方案是，除上面的万县、涪陵、黔江、重庆市加起来外，再加达县、南充、广安后，又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后一个方案，新分出来的四川省就只管川南、川西和甘、阿、凉三州了。而川东、川北的较贫困地区就划归重庆，用肖秧的话说：这是王国藩穷棒子社。意思是说，新重庆市会承受太重的负担。 1996年3月15日，李鹏请李贵鲜、肖秧到北京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问题。 199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一人事调动，让下面的人感觉到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央已经对未来的重庆直辖市班子安排开始布局。张德邻第一次出现在重庆时，让山城人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人身材高大，说话洪亮，中气十足，又相貌堂堂，一副标准的东北大汉形象，与一般的重庆、四川男人相比，显得高大得多。 另一位蒲海清，重庆人对他太熟悉了：他是地道的本地四川人。他的简历，重庆干部中有许多人能背得出来：1961年考入重庆大学，学冶金专业，后分配到重庆钢铁厂。39岁时出任改制成公司的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1984年42岁时调任省政府工作，1985年43岁时当了副省长，是位作风朴实、对百姓极有亲和力的干部。 蒲海清比张德邻晚一年多时间回重庆工作。 6月，北京来电，令四川省主要负责人谢世杰、宋宝瑞和蒲海清及重庆的张德邻到北京开重庆直辖市筹备组会议。 会议在总理李鹏办公处召开。中央宣布了张德邻为重庆直辖市筹备组组长、蒲海清为副组长的决定。不日，蒲海清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重庆市代理市长”。 而他仍担任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 1996年，是重庆建直辖市的关键一年。当中央决策要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一批批的中央领导趁考察三峡工程，陆续来到重庆。重庆人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直辖市”的热风已徐徐吹来…… 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带着6名副委员长考察三峡。 7月上旬，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在四川省厅局级干部中正式传达。7月8日晚，李鹏与蒲海清通电话，问筹备工作进展如何？蒲海清回答：正在抓紧之中。 7月18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就方案中的涪陵、万县两市和黔江地区的行政撤销问题，反映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上述两市一地的一些干部思想有波动。李鹏与胡锦涛通话商量。中央政治局在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后，分工由李鹏和胡锦涛具体负责。胡锦涛回答李鹏，他认为重庆改直辖市后，下面的体制可暂不变动，可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对后来稳定万县、涪陵和黔江两市一地的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8月1日，江泽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华社的内部材料，题为《三峡移民成败的关键在管理》。看完材料后他问李鹏：“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情况，再向你报告。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连着重庆建市。李鹏在6天之后的8月7日，给江泽民回信，指出，三峡移民任务很重，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要使移民经费不出现或少出现问题，必须抓好4项工作，其中第一件就是“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 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造成较大的影响。 中央高层在1996年中，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至次年年初，为重庆建市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9月5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为重庆市的问题开会，江泽民主持。会上通过了重庆市从9月15日起代管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的决定，同时作出了王云龙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决定。张德邻、蒲海清任原职。 9月19—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来到重庆，同时考察三峡。 20日晚上，蒲海清陪锦涛同志从朝天门上船去三峡。“那时，重庆像个小县城，我们上船的路上，灯光极暗，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亮光。当时感觉，建设重庆直辖市的担子很重。”蒲海清回忆说。 12月中旬，吴邦国到重庆，研究落实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次年1月下旬，朱镕基到重庆视察，再次听取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工作进展汇报。 而这期间，李鹏总理的10月17日之行无疑是让重庆人感到最特别和最带劲。因为李鹏总理此次考察重庆和三峡，一反常情，率了一个由多名国务委员组成的“考察团”，其中有国务委员李贵鲜、国务院副秘书长及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部长刘仲黎、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等。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感到重庆确实需要中央的支持。 张德邻和蒲海清心里最清楚。身为代市长的蒲海清是个务实和干事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该向中央“伸手”了——为100万移民，为100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为300万贫困人口“伸手”。 两天后，李鹏一行抵达万县后，又是参观工厂，又是视察城市建设面貌，急得重庆方面的蒲海清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3时，李鹏一行又登船东行。大江两岸风光优美，让中央来的“财神爷”们爽够之后，李鹏朝蒲海清笑笑，说：该解决你的问题了。随后，他把随同人员和重庆方面的负责人叫到一起，用一个小时回答重庆方面提出的要求。 蒲海清一下提神了，心中的那双“要钱”之手开始“伸”出——“总理，各位部长，各位领导，我们重庆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现在的一年财政总共才60来个亿，而我们在建直辖市后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证几级行政部门能正常运转和100多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300多万贫困人口的救助……重庆城市破破烂烂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所有这些都得要钱，就是一分不上缴，我们能否让直辖市正常运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每年还要向省里和中央上缴好几个亿……”“你就说你现在需要中央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吧！”李鹏打断蒲海清的话，让他直截了当说要求。 机会到了。蒲海清立即提了一连串“应当”、“应当”……也许心里着急，他认为今天机会太难得，所以这位首任重庆直辖市代市长，一下向总理和中央各大“财神爷”提出了好几个请求，这些请求都是数字，而且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 “蒲海清，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重庆的情况，你们是需要帮助，可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嘛！”李鹏忍不住打断蒲海清的话。 “可是总理，我们重庆这种情况，还要向中央上缴16亿财政，我认为负担太重，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交6亿……”蒲海清也许因为一心想“伸手”，一个劲地掏着心头的话。 “6亿不行。你们上缴的这数是中央对重庆计划单列市经济提出的要求。”某“财神爷”不客气地打断蒲海清的话。 “你这话放在以前说没错，可现在我们马上就是直辖市了，直辖市的情况跟计划单列市的建设规模和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求中央……”“蒲海清，你不要再说了！”李鹏再次打断蒲海清的话。 蒲海清一愣，这回他一下清醒了，两眼溜圆地盯着总理和各大“财神爷”。有人用眼睛瞪着他，有人朝他笑笑，意思是说你蒲海清也太着急了。慢慢来嘛，我们商量着办，别让总理冒火。 蒲海清不再说话了，看着、听着总理和众“财神爷”怎样答复。 先是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表态：同意重庆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化肥厂。 陪同考察的张德邻与蒲海清会意地对视了一下：计委这一支持不小，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同时能拉动相关产业。 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说：重庆城市建设的搬迁户补助，中央银行同意贷款给你们3亿元，先解决部分搬迁户的问题。 好事。张德邻与蒲海清暗自高兴。 财政部部长刘仲黎说：原则上答应对重庆增加财政返还，但增值税制度不能变。 李鹏插话：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比较严重。对国家财政上返还的钱要用于企业改造而不是新建项目。这个问题，我请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专程来一次重庆，组织召开一次老企业改造工程规划研讨会。 好极了。蒲海清心里暗暗高兴。 李鹏看了蒲海清一眼，又说：我先从总理预备金中拿出1亿元给你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另外从财政部补助你们6亿，由你们重庆方面自行分配处置。 太谢谢总理了！这回蒲海清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他向中央“伸手”的基本目标达到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说：万县至达州的铁路修建时，铁道部同意投入资本金3亿元。 谢谢韩部长。张德邻和蒲海清朝铁道部部长又是点头，又是微笑。 郭树言——国务院三峡建委负责人，他表态：重庆设想要在万县搞个机场，我们支持，钱由国家计委出。 好！太好了！这个下午，最高兴的是蒲海清，他的口袋里一下“装”得鼓鼓的…… 令他们感动的还有一件事：20日晚上，李鹏和夫人朱琳，亲手将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社给他们的3000元稿费交给他们，说是请他们转交库区的希望小学。 总理爱库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让张德邻和蒲海清等重庆人永生难忘。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一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 主席台上，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微笑着，与会场的全体代表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下午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首先走上大街欢呼的是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队员……重庆人民沸腾了！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重庆人民为了庆祝直辖市成立，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直辖市党政各大机构的挂牌揭幕仪式。 6月18日，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同志们，重庆建立直辖市，意味着光荣的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意味着很重很重的担子，意味着我们必须团结奋斗、艰苦奋斗……然而，我们有信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重庆直辖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以特有的磁性般的洪亮声音，向全市人民吹响战斗号角。 专程前来参加挂牌揭幕仪式的李鹏总理，更是满怀期待而深情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有机会参加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重庆3002万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组织安排好三峡库区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的新型经济区；有利于振兴重庆老工业基地，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许多革命先烈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这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我相信，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重庆人民艰苦奋斗，齐心协力，一个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将会出现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 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赞》……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 第四篇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 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让中国扬眉吐气的大山。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 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 7a76." >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8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告别时他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作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都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竟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王淦昌13岁时父母双亲都离开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过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个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这件往事仍非常激动：“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王淦昌过早地承受了包办婚姻的负担。在家人操办下，刚小学毕业才14虚岁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媳妇。当时他不懂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他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官”后，王淦昌被表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到“十里洋场”，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对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192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当这位前程辉煌的18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却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的囡囡长得多标致。”王淦昌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远…… 值得重重写一笔的是，在这之后的70多年里，王淦昌从一名乡下学子，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吴月琴，大科学家与她共生了三女二儿，孩子相继出生时，几乎都是在王淦昌读大学或在国外留学期间。王淦昌一生从事科学事业和肩负国家的特殊使命，从来没有管过一天家里的事。正是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带大了三女二儿，并让孩子们一个个读上大学，当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师和国家干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时，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对身份悬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亲爱地结合了近八十个春秋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94岁高龄的吴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旧硬朗，说话走路麻利干脆，全然不显半点迟钝，她的家人告诉我，老太太现在还坚持抢着上厨房为“老头子”做饭，我听后忍不住大为惊叹…… 王淦昌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第一届清华物理系学生，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后来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物理系毕业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的位置。当时引导他走上物理学之路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初进清华大学时，王淦昌对化学课十分感兴趣，后来听了叶企孙先生的物理课才立志毕生献身于物理科学事业。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 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孙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非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可以说，中国的近代物理科学没有吴有训教授将不知要落后多少年。 这位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在早年留学美国时就与他的导师康普顿一起研究X射线散射谱效应，后来他的导师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吴有训的实验，因为康普顿进行的X射线散射谱研究当时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线专家杜安的攻击，正是吴有训证明了自己导师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并以实验驳斥了杜安的错误，所以国际上有人称康普顿获得的诺贝尔奖的X射线散射效应为“康普顿—吴效应”。王淦昌在晚年曾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能够拥有后来的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国的原子弹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权威正是他从吴有训先生那儿学到的实验能力，他在科学实验上的专心致志与心灵手巧的天才本领，连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 “淦昌，快来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进门，大哥兴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婴儿塞在他的怀里。王淦昌看了一眼，大惊：“怎么是男囡？”“当然是男囡嘛！要不，我们全家非得让你回来看一趟？！”大哥冲着满身书生气的王淦昌边笑边说。 “我多了个儿子？！”他把肩上的书包一扔，抱着新生婴儿在原地转起圈来，“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儿子啦！”这一年，王淦昌24岁，其实他自己也还是个满身孩子气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第一个暑假回到家，当听说自己有了一个女儿时，每天红着脸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让他给女儿起名，他更是躲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大哥圆场给侄女起了名。这实在难怪王淦昌，当时他才刚18岁。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来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王淦昌踏上欧洲这块美丽的土地时，就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冲动。因为此时正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学的黄金岁月。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盖革、迈特内等一批顶尖科学家相继发现了影响20世纪后来几十年整个人类政治、军事与经济的伟大科学成果，镭的发现、铀的提炼、相对论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学家热血燃烧。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有来不及取舍当年度的科学家们所发现的惊天动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工业强国从自身利益发出，纷纷开始重视起科技革命，并将推进科技革命与本国社会发展紧紧联在一起。于是大量国家资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欧美物理学研究呈现“热火朝天”的景象。当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后，人们很快发现了射线的医疗作用，于是X光广泛被运用并使其在今天依然成为了解和战胜疾病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制成，很快就有人制成了标记原子，用来研究磷在植物枝叶中的分布，进而发生了一场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数原子能的运用了。1938年，物理学家刚发现中子会引起铀核裂变，在不到4年时间里，第一个反应堆便建成，美国人又用了不足7年时间便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力一下骤增，并一发而不可止。 科学家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发狂，政治家们则利用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而疯狂称王称霸。王淦昌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学留学的日子里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这决定了他后来一辈子献身自己民族的科学强国实践。 王淦昌在漫长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项影响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科学研究，但在90岁高龄时与我这位小他半个世纪的科学门外汉谈话时，说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轻时没有坚持一次重要的实验活动：“如果那一次我坚持了，别说我王淦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样！”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气说这番话的，但后来当我了解真情后则实实在在地相信了这确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一个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有一个杰出的导师——著名的女物理学家、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迈特内。迈特内的个人能力确实不容忽视，连爱因斯坦都评价她说是“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我们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迈特内手下当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终身难忘的，女导师对科学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从井底探出头颅看天下。 王淦昌两次听到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与他学生贝克用钋的粒子轰击轻元素硼和铍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一种穿透能力极强的射线放射出来，这射线能穿透10厘米厚的铅板却自身的强度减弱得很少，博特师生俩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R射线。自从发现质子后，科学家们纷纷开始向剖析质子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们的新发现立即引起诸多科学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妇也着手抓紧实验，以争取新的发现。居里夫妇用他们强大的射线源研究博特首先发现的奇异射线，这对著名的物理学家夫妇用的是电离室测量射线的强度，以石蜡做屏蔽层，放置在铍源与测量装置之间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计算器的数字大大增加。但遗憾的是居里夫妇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射线的物理现象包含着新的一种特殊物质，简单认为那R辐射能量极大的现象只是R的射线效应，仅仅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了个简单的报告发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妇把一项重大发现束之高阁时，年轻的迈特内助手、中国的王淦昌则特别地关注着博特师徒俩的那根神秘的射线以及他们没有能解释得清的未知结果…… “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对R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实验研究，并对其性质也作过一系列研究。最近我听了科斯特斯教授关于博特先生的有关R辐射具有那么强大的穿透力的介绍，我非常怀疑……”“嗯！什么怀疑？我听着呢，你说吧，密斯特王。”迈特内侧了一下头，继续做着她的实验。 王淦昌大胆向导师陈述道：“我以为实验用的是电离探测器，那样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如果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然后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不断的重复实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尊敬的迈特内教授。”迈特内放下实验，思忖片刻，摇摇头说：“不可能，这将是个永远徒劳的实验，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迈特内是公认的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某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现象都不会轻易放过的科学家，怎么偏偏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呢？他认定博特的实验坏就坏在计算器计数上，如果改用云室作实验，其结果必然两样。“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还是想着云室可能解决博特教授未解释清楚的问题，所以能否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我的师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云室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重新研究？”“密斯特王，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完成吧。”迈特内的回答让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两次要求都遭到拒绝，使王淦昌无法再就自己认定的预见得以在实验中加以证实。 就在王淦昌的建议被导师无情拒绝，居里夫妇同样钻了牛角尖的一个多月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样，怀疑博特和居里夫妇认定的R辐射效应，他认为R辐射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设想的利用云室，采用线性放大器质子所产生的脉冲进行一个一个测量，并将其与电子所产生的脉冲分解，结果发现质子的数量奇多，与当时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R射线的理论不符。查德威克认为从铍源放射出的是一种新的物质组成的辐射，于是他连续奋战数日，终于证实了这种粒子是一种质量与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后人称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时还认为这种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组成部分。 中子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物理界，也轰动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构成的政治家们早已等不及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它紧接着就可以制造后来证明确实可以征服全人类的原子弹！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密斯特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了一声。他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后来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了他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中子的发现非她的学生王淦昌莫属！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太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待了。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作出了榜样。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走访了欧洲几个著名实验室，有幸见到了卢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1934年4月，他带着“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 经恩师叶企孙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山东是处于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块“东亚肥肉”，局势动荡，根本无法很好地在那里进行教学与实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盛邀他去浙江大学当物理教授。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当时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浙江大学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是王淦昌所渴求的。于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来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长相细嫩且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都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且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当他在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入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β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后，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对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时这样说：“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庭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CM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RAE的β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的评语而“枪毙”，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自泡利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上阵一试，但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俘获的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该是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出证据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K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β+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拿出成果！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地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苏联、越南、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着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昌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家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以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淦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由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察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蜘蛛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让他们都过去仔细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的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斯大林——毛泽东万岁！”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际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一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而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昌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了。”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毫无察觉。“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王淦昌回国没多久，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内心的紧张似乎减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9９liｂ.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 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他一辈子就没入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R射线的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屁股那么大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R射线拍摄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样怎么能照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自己动手，一干一整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王淦昌是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谁还能计较什么？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拍摄片子，然而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出成果。”“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在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万—40万人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坚持了近20年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还只是在第一线的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军就不知其数了。王淦昌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是整个核研制的总导演，不仅要统领全盘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术难关。1960年至1964年，中国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除了精神富有，其余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段岁月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 美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我国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王淦昌与周总理见面，他就直撞撞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访问。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之后的科学家们试图用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 “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大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他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王淦昌电话已经挂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地，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转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激光打靶实验受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于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装置成功，并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 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有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高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从未间断过。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咚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隆隆爆炸声，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直到八十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小爆实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９９lib.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寿的庆典筹备由中国科协、中科院和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国资深科学家，以及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与学生们一致主张和发起。但像王淦昌这样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如此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大师，没有“国家级”组织出面贺寿，似乎实在过意不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给王老办个漂漂亮亮，热热闹闹的祝寿会？”“还用问？早等你老兄这句话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业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学会的几位领导电话一商量，一场“私办”的祝寿会变成了“官方”的。最后，私方、官方意见统一。 5月28日，北京的科学会堂里春意浓浓，笑语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学界泰斗和学者，三三两两地兴冲冲步入会场。“寿星”王淦昌这天特意着一身浅灰色西服，系一条紫红色领带，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个80老翁。我是从后来的照片上看到当时“老寿星”形象的。那次参加贺寿会的大多是王淦昌从事科学工作时的学长、同事和挚友，他们是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和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部的领导刘杰、蒋心雄、伍绍祖等，还有一位特别人士，他便是从美国专门赶来的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主持祝寿贺辞前，王淦昌收到了几份异常珍贵和特别的礼物，其中有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贺诗：“草原戈壁苦战斗，首次核弹凯歌奏。科技园丁勤耕耘，装点山河添锦绣。”王淦昌的家属告诉我，他生前特别欣赏这首贺诗，它常使王淦昌想起为国家和民族隐姓埋名的那些难忘岁月。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张劲夫同志也写了一副贺辞，这16个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学追求精神与辉煌事业。据说当时一听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要过80寿辰，北京新闻界着实“疯”了一阵，科学会堂一下拥去了不少记者，他们特别想看一看“露出水面”的大科学家的“生日”到底怎么个过法——此前，这些国家级“绝密人物”很少被允许对外宣传。但是，记者一进去便发现：这哪是什么热热闹闹的庆贺，科学会堂内，一片肃静，座无虚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着讲台——“各位师长、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其实我的缺点很多。就学术上讲，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论学得太少，远不如我的学生。我不熟悉电子学，更不懂计算机。这对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很大的障碍。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话，现在我体会更深。希望年轻人以我为借鉴，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点台上讲话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记者们不会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学大师竟然会在80高寿的庆典上如此坦诚地在大庭广众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面，我向大家汇报最近一个时期，我和一些同志开展准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报告的题目是《准分子KEF和XEP强激光》……”记者们见此情景恍然大悟：原来科学大师们过“生日”竟这么独特！科学会堂的学术报告会结束后，以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学生为主，一个专为王淦昌先生80寿辰举行的冷餐会在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几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系的毕业生全部到齐。李政道要求做当晚的司仪，他的开场白使许多人掉下了泪，在场许多学业有成的科学家，当年就是在王淦昌导师的敬业精神影响下才坚定地走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华”的道路，并在后来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后我提议：我们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学生，应当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个将酒一饮而尽。 “向王先生学习，多为国家作贡献！”已经是院士或在学术领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学生们，齐声高喊。 “有趣有趣！让我一下想起了当年在贵州湄潭的日子……”这一夜，王淦昌满脸笑容，开心得像个老顽童。他给自己的学生们讲了一段“最最危险的事情”。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同志把我叫去了。那时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三强同志是所长。丁瓒同志说，根据赴朝志愿军方面消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一种炮，威力特别大。志愿军同志怀疑是不是美国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级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战场实地调查。院里决定派我去……我一口答应了，一方面是内心被朝鲜战场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国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务是到战场测试原子弹所产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弹对战争特别是对我方军队的影响。当时国内没有测试仪器，只能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便携式测试器，连现在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随身听’都不如。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小林，还有日坛医院的桓兴教授和一名部队同志……我们后来经过实地测试，没有发现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志愿军同志们反映的杀伤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种‘气浪弹’新型火炮，但绝对不是原子炮什么的。其实那时我们对原子武器的知识很贫乏，现在看起来十分幼稚。因为即使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由于其爆炸后温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块状的弹片。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怀疑美国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这是有原因的。自二战时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多次扬言要动用原子弹来轰炸朝鲜和中国重要城市。事隔几十年后，据美国五角大楼透露，当年美国确实曾多次把原子弹轰炸朝鲜和中国的计划拿出来过，只是害怕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但美国人掌握原子弹后流露出的那种霸权主义的嘴脸是越来越清楚了。 “朝鲜战争的亲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们几年来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就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啊，罗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罗布泊却是个“希望之海”、“生命之海”。为了让自己亲手研究的“小太阳”在罗布泊诞生和燃烧，习惯用数字来演奏生命进行曲的王淦昌，时不时哼出几声“罗布泊，罗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阳，梦中的维纳斯……”为什么要选择罗布泊那样的“死亡之海”进行举世瞩目的原子弹试验？王淦昌对我近似天真的问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儿没人，炸起来不会伤着什么。说来也巧，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试验原子弹的美国人，当年选择的试验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对美国人搞的那个“曼哈顿工程”心里是清楚的，美国将军格罗夫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二战后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国家，要求奥本海默领导的数十万研制人类第一个核武器的勇士们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经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学家给研制核武器的决策者一个信息，即原子弹的威力有可能使某个地区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类生存与集结的地方进行试验。当然，把一种新的威力无比的科学实验放在一个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也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人当年研制原子弹时并没有告诉外人，他们在他们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尔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发了一份公报，谎称是“一座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直到20天后的8月6日广岛十几万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尔的原子弹试验场才不再成为是被封锁的绝密地方。 中国同样不例外。罗布泊的选择与保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机密，即使这样，美国还是先后派出了U2侦察机通过台湾机场入侵我领空，特别是对我原子弹研制基地罗布泊地区进行侦察与骚扰。“把老美的‘黑猫小姐’给我打下来！”毛泽东火了，命令刚刚组建的导弹营干掉美国的U2侦察机。那时中国的空军防空力量太薄弱了，庞大的领空只有一个导弹营，怎么打？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这个时间离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间很近了，再不能让美国人操纵的侦察机在我“绝密地区”的上空横冲直撞了！空军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在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战友们一起“锁住”了再次潜入我领空的U2飞机，以三发导弹击中了它。为此，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这位英雄的导弹营营长和导弹营全体官兵，在人民大会堂还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 王淦昌离开夫人之后的心情非同寻常，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将要加快速度，因为东西方核武器威胁的气焰越来越浓，毛泽东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全会开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个电话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经给你传达了。看来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把‘596工程’计划往前赶。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但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今天请你来，一方面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总理说这话时，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王淦昌顿时感到职责的神圣。 “请总理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加快研制进度！”王淦昌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服从国家的最高利益。 王淦昌就差没有急出毛病来。因为当时原子弹的爆试已经基本完成，但对核爆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有待认真的计算核证，然而事情恰恰在这方面进展极其缓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长中主持全面工作的一位，因所长钱三强忙于国务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这个事情不能老拖我们的后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怀副所长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头”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老彭、老郭你们看看怎么办？”王淦昌问他的老伙计。 “初步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下一步的关键是论证。”“娃娃博士”邓稼先说。 彭桓武是直性子，说这是我们科学方面的事，就是上面不说什么，我们也要努力加速进展。 郭永怀表示完全同意。 “那么剩下的就看你们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两位得力的助手邓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说，邓稼先和周光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超级数学天才，工作的认真和卖力自然不用多说。有一天，邓稼先刚从办公室出来，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平时研究所里的人对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独害怕比他年纪大一截、在学术上有世界影响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错了什么呀？”邓稼先一见王淦昌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他，心里发毛起来。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样搞糊涂了。 “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头都不一样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显“光天化日”的脑袋问邓稼先和彭桓武。 邓稼先一愣，马上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彻的头，我等小辈怎能与您相提并论？”王淦昌还在独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完，他才转入正题，“论证怎么样了？”邓稼先顿了顿，说：“同志们夜以继日，估计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但大家已经感到有些顶不住了，好几个人的腿都出现了浮肿……”“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现浮肿了。这不，他上午还在忙着跟中央联系，希望帮助解决所里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彭桓武正要为王淦昌提裤腿给邓稼先看，被王淦昌挡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儿去。”王淦昌告诉邓稼先：“中央对我们这儿的事很关心，听说还开了专门会议。告诉同志们，国家困难是明摆着的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为的就是支持我们造出争气弹，我们大家要体谅中央，用实际行动把工作做好。”“是，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做好！”邓稼先发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证。 事隔两日，研究所里突然开来一辆轿车，车门一开，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人。原来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邓稼先等他们熟悉的大元帅聂荣臻和陈毅。 “哈哈哈，王先生啊，这次你先不要带我到实验室去，我要先看看你们的‘弹药库’。”陈毅一边说一边就拉着聂荣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啊哈，将军同志你在这儿干啥子事哟？”陈毅一进食堂就瞅见了李觉将军也在里面。 李觉还是军人作风，“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陈老总，我在给科学家们点馒头！”“新闻新闻，将军给科学家点馒头！”陈毅一听就兴致勃勃，“你点一下，够我们科学家同志一人几个馒头？”“这……”李觉为难地低下头。 “说嘛。”陈毅催他回答，并说，“我和聂帅今天来此，是受中央委托，查的就是你们的‘弹药库’！”“报告陈老总，每人不足一个半。”“这是什么军情吗？很紧急的军情呀！”陈毅大手一挥，指着李觉吼起来，“你是院长，你还是军委和中共中央派来保护我们这些‘国宝’的！让科学家吃不饱肚子，怎么能造得出争气弹吗？你得写检查！”“是！陈老总。”李觉又毕恭毕敬的一个立正。 “陈老总，别为难他了。你看看，稀饭都稀到这个程度。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有愧王先生他们这些科学家了。”聂荣臻用铁勺搅了搅大木桶里的稀粥，不无心疼地说道。 陈毅的脸顿时也沉了下来：“是嘛，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吗。”陈毅一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道旋风，“聂老总和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干的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艰苦。 其实你们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也都知道。现在全国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国家再穷，我们不能不搞国防，不进行争气弹试验！所以，你们的肚子要先吃饱，吃饱了才能造争气弹。我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你们的老部长、现在刚刚到东北局任书记的宋任穷上将想着你们，一下从东北给你们调了5万斤大豆来！大豆是好营养品哟！王先生，你们先享用着如何？”王淦昌连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员谢过陈老总和聂老总：“太感谢中央和两位老总的关怀，还有宋任穷部长。”陈毅哈哈大笑之后，一把拉过王淦昌的手，轻声道：“你那个……搞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响起来？我都等不及了！”“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数据论证，应该不会很长时间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好好。”陈毅紧握王淦昌的手，“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以后跟外国人谈判就硬气多了！”聂荣臻元帅走过来，弯下腰，轻轻扯起王淦昌的裤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说：“看看，连王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腿都浮肿了！”王淦昌心头一阵激动，忙说：“算不了什么，大伙比我还严重得多！我们能克服。”陈毅元帅又一次紧握王淦昌的手，这回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有晶莹的泪珠在眼眶内滚动…… 两天后，中南海又传来电话，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里没有说什么事，只说不用带任何文件资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每次周总理邀他们去，大多是听汇报和征求意见一类，所以他提前总会得到一些通知，或准备一些材料什么的。 “说不定总理请我们吃一顿好饭呢！”邓稼先最年轻，想的也最活跃。 彭桓武斜了邓稼先一眼，说：“总理那么忙还忘不了请你吃饭？想得美！”邓稼先在三位尊师面前伸了伸舌头，不再敢胡言了。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发现，除了他们所里的几个负责人外，钱三强所长也被叫来了，还有钱学森。 “三强，学森，今天总理叫我们都到这儿研究什么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问。 钱三强虽是研究所所长，但论资格比王淦昌“嫩”一点，故平时总称呼王淦昌为“王先生”。于是他说：“王先生，这回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学森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正在几位科学家疑惑不解时，掌声突然响起。王淦昌他们只见侧门间走出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元帅。 “坐坐，大家都围着饭桌坐下。”周总理一边跟科学家一一握手，一边招呼大家坐下。钱三强和钱学森坐在总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聂荣臻元帅的边上，与周总理面对面。 周恩来总理开始说话：“今天请大家来，只有一个任务，吃肉！算做我和两位老总的一份感谢之心。”“嘻嘻……”总理的话刚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侧的邓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的‘娃娃博士’有什么新闻？”总理问。 “报告总理，”邓稼先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我、我是兴奋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勒紧裤腰带不吃肉，可您和两位老总请我们来吃肉，这……我们过意不去。”“你这个‘娃娃博士’说得不错。国家目前有一定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但你们不一样。主席和我，还有聂老总、陈老总都希望你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把我们的那个‘争气弹’研制出来。在两位老总的建议下，今天请你们来吃顿肉，一是向诸位致歉，二是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来，动筷动筷……”王淦昌事后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肉过去不是没吃过，但总理和老帅亲自出面请我们吃肉，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国人民连毛主席都不吃肉的岁月里，能吃一顿肉，这是一生中不会重复的事。”中国的原子弹要进行实弹试验了，科学家们都做好了“西行”的准备，只等中央一声号令。 “同志们，你们谁能背诵唐代大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在科学家“西行”前的动员大会上，上来就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我来！”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应声而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好，记忆不错！”张爱萍热烈鼓掌后说，“今天这个动员会我想把它改为‘诗歌研讨会’。刚才那首诗，我看有个字可以改一下。现在请诸位不吝赐教！谁先来？”方才还很紧张的会场一下活跃了起来。 “我说把那‘无’字改成‘有’字为好。”有人说。 “妙妙！”张爱萍大声叫好，“王维那个时代的西域一片苍茫，别说找不到人烟，就是找到了人烟，你也不可能与其共饮和友善得起来。那时民族矛盾厉害哟！现在不同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样像在自己的故乡一样……而今，我们的科技大军又要出征西域，去进行伟大的事业，那正是‘春风已度玉门关’啊！”“诗人将军”的一片激情，激活了在场所有科学家的情绪。于是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张总长，我看这句话也该改一改，叫做‘春风已度玉门关’……”张爱萍将军高兴得指着台下的那位科学家，说你站起来让我瞅一眼，又说你可以带学生了。 “对啊，刚才这位同志改得好啊。”张爱萍将军突然端起一只水杯，“今天让我以茶代酒，为诸位话别。我没有发言稿，只有两首诗送给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龄的 href='/article/3149.htm'>《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场的诸位是当今的龙城飞将。当然，那‘胡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的核霸主。有你们这些龙城飞将，我中华民族就不怕几个‘胡马’了！第二首我要送给大家的也是王昌龄的，叫《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最后一句是全场所有科学家们齐声朗诵的，场面真是地动山摇。“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泪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数项世界级顶尖科学技术，在语言表达上仅能用有限的几个“太”字，然而这正是他那颗纯真心灵最真实和坦荡的写照。没有虚夸，没有掩饰，只有直截了当的炽热与坦率，以及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在现场这样评价过王淦昌，说像王淦昌这样只知干活不知回报不计名利的大科学家，在世界上也是极少极少的。我们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气一样，好像根本没有想过一分钱的成本。 王淦昌就是上帝赐予中国科学事业的“空气”与“水”。 到达戈壁滩后王淦昌发现，这儿的一切远比王昌龄写的诗要苍凉和可怕得多。先说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间房子——几万人集结的一个地方竟然没有一间房屋。然而，在我们这位老科学家的眼里，新中国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声号令，把整个“困着的”戈壁滩给“弄醒了”，而且到处“蛮开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话细细听来很叫人解乏。在当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有我英雄战士”的试验基础上，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阵不小的欢乐。 “王老，你得住进‘高间’。”一到高原，基地司令和先前到那儿的李觉将军就把王淦昌接进被基地同志们叫做“高干房间”的石头房子里。所谓的“高间”实际上是战士们用小石头垒起的一明两暗的3间10平方米的掩蔽建筑，这是专门为军委领导准备的。 王淦昌说什么都不愿住进去。“我同大家一样，不搞特殊，帐篷很好。大家能住我为什么不能？”王淦昌说啥也要搬到帐篷里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亚这些年轻人住在一起，而且还加了一条理由，“我们可以随时研究问题”。 战士们背后都叫王淦昌是“王老头”，王淦昌并不在乎，反倒经常跟那些小战士们开玩笑： “你们得好好谢我这个老头，这不，我一来你们的伙食就改善了！”原来，根据基地张蕴钰司令和李觉将军的指示，对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待遇要像对待基地最高首长一样。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检查工作，有关单位的领导就把平时不舍得吃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战士们趁机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别盼着“王老头”出现。还有，“王老头”自己根本吃不了几口，好吃的都留给大家。 大家喜欢王淦昌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国的原子弹什么时候真的开始爆炸试验，这只要看“王老头”的工作情况就明白了。别说是根本不掌握高级机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们的工作进展才能判断什么时候“争气弹”该耸立于长空了。 有人说：“基地机密虽多，但有‘王老头’这个活晴雨表，我们不比司令员知道得少。”这话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淦昌到基地一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来对王淦昌有过这样的交代。仅凭这么一句话，王淦昌肩头的担子便可知其分量。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缩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实验。由于戈壁滩基地特殊的环境所决定，各种车间、工号、实验场相距都十分远，常常为办一件事情，得清晨出发，晚上才能赶到。 远望戈壁滩似乎一展如平海，可当你坐在吉普车上飞速行进时，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样难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几乎每天都得在千里宽阔的戈壁滩上来来回回奔波。 1963年11月20日，这在中国原子弹试验史上是应该记住的一天。这一天，虽说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却有着与核爆炸相似的重要。当时参加这项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炸试验的人不多，可从技术角度而言，王淦昌心里明白：成功与否，意味着中国原子弹正式爆炸日的到来。王淦昌在获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后，便与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进入了紧张的实验实战。在那些日子里，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车间和实验场就得好几个来回……终于有一天病倒了，血压一下高了起来，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吓坏了。 “你们怎么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丝闪失，我就枪毙你们！”基地的人还没见张蕴钰司令这么严厉地训斥过部下。 “张司令，不能怪医生，我是上了年纪，有些高原反应罢了，不要紧的。”王淦昌赶快出来打圆场，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有病也不说，甚至当着众人的面连药都不吃。 “轰——”成功啦！成功啦！缩小尺寸的实验性爆炸获得了绝对成功。王淦昌像年轻人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好极了！我太高兴了！中国的原子弹可以正式进入爆炸准备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机部九所改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为副院长，继续主抓原子弹研制的生产与技术工作。4月，王淦昌和几位主要技术人员被北京派来的飞机突然接去。原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最机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于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随时听从中央下达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万无一失地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 “当时我们听了中央的这一精神，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多年的梦就要实现了，紧张的是假如爆炸试验中出一点差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后的几十年，还这样感慨。 谁都企盼成功，但谁都不可能在没有失败的经历中获得成功。王淦昌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不惧怕失败。正是一次次的失败使我激发了对下一次实验的兴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真理。”然而这一次没有失败，这一次不允许失败。虽然这对科学来说是有违规律的，但它必须是这种结果。你不管有什么理由，你一定得成功。这就是全中国、全民族给王淦昌等科学家的全部任务。 王淦昌不像美国的奥本海默那么轻松，因为奥本海默是第一个试验原子弹的人，即使不成功也还可以进行第二、第三次试验，反正别人拿他没办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苏联的科学家那么幸运，因为斯大林给苏联科学家的任务是“必须超过美国人的，不超过的我不想要”！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被隔海的美国人天天在用原子弹威胁，而“北极熊”更是张着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没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个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日子，全力准备在预定时间爆炸原子弹时，问题真的出来了！气泡！报告王院长，×××的三次模拟试验中出现了气泡！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基地本来对科学家们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两天。但王淦昌没有休息，也无法休息。 他刚从设在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回到基地，一个紧急电话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后面。 “我马上就来！”没有顾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带着卫兵和两名助手，又赶往酒泉。 “气泡事件”对当时整个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带来不大不小的紧张气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当年的“国庆”进行原子弹实验核爆试验，这一严重的技术问题如果处理不掉，势必影响整个试验的时间表。能不急吗？基地司令员急，几万名将士急，聂荣臻、张爱萍等军委领导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急。 自然，在一线负责技术和生产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据当时酒泉工艺车间负责人祝麟芳回忆：自一批浓铀235在兰州气体扩散厂生产出来后，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开始组合。这个铀235部件是原子弹的“心脏”。原子弹是个比人的生命体更为复杂的特殊“生命体”，其“心脏”出现“气泡”就意味着爆炸试验彻底“泡汤”。不用多说，“气泡”问题已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了。王淦昌赶到酒泉时，负责铀芯技术的物理学家姜圣阶总工程师早已忙得不可开交，并正在发动技术与生产骨干找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继续重复试验！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艰巨和困难，当时我们国内即使是生产最精密的高新技术产品，用的却是最原始的设备。酒泉厂消灭“气泡”的整个战斗就是这个状况。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无法上马，靠着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炉一炉地重复着试验，一丝不苟地查找问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彻底消灭了“气泡”这个幽灵。 五一节清晨，原子弹的“心脏”——铀芯正式安装完毕，而且经王淦昌等科学家检测合格。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诞生。 “全体集合！准备行动！”此时，从中南海传来一声号令。这句暗语告诉所有参与原子弹试验与生产的部门，原子弹安装开始！各路兵马向罗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里不踏实。”在指挥部会议上，王淦昌第一个提出要亲自去西安和兰州等原子弹重要部件的安装与生产地护送“宝贝儿子”到罗布泊来。 “王老，你年岁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强将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院长劝王淦昌不要担当累差。但王淦昌说什么也不听：“如今最后一步了，而且部件运送的安全与否，责任重大，我是总管技术和生产的，不去，出了问题怎么向总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好吧。王老要去，警卫部队的同志听着，你们要像保护原子弹部件一样一丝不苟保护好王院长，出了一点问题，军纪严处！”张司令员吩咐手下的一名师长。 这是真正的战斗。在五一节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从郑州、从西安、从兰州等生产原子弹部件的地方，率千军万马，将原子弹部件一个个护送到罗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卫森严的绝密专列，其警卫的级别与中央领导出访等同。每到一个站，全部清一色一级警卫，就连车站的负责人甚至当地的最高领导都不知专列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一次回忆中王淦昌这样描述过当时参与护送原子弹部件的情景：“我们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车站或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话，对方也不敢问我们一声是干什么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卫我的战士，只要我一行动，他们就左右前后地簇拥着，我真当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钢铁巨人在罗布泊湖边高高地耸立。这座由人民解放军124团5000余名官兵苦战数月竖起的铁塔，是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地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术与行政负责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基地最高领导层做最后的一次检查和动员，但爆炸时间却没有确定。“听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临结束时对在场的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这样说，“在正式命令下达之前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无论从技术还是从官兵的战斗情绪上，一定要一切从零做起……”王淦昌和将军们如期回到罗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凭经验，中国的许多重要事件，一般都发生在元旦、五一、七一这样的喜庆日子。这回中央让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这等于告诉大家：国庆前将进行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国庆快到了，怎么中央还没有下达爆炸试验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样，该是国庆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国庆节那天，北京仍然没有命令。 “王先生，张爱萍将军明天要带你们去古楼兰！”像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一样，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着北京下达爆炸命令。当听部下有人这样通知他时，不免奇怪地反问：“张将军让我们到古楼兰干什么？”“听说是带你们去散散心，那儿有很多鱼螺化石呢！”“什么什么？去拾鱼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么时候了，谁有那份闲心呀，不去！”“是王先生说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说着话时，帐篷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张副总长来啦！”工作人员赶紧趁机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来向您转达周总理话的。”张爱萍说着在王淦昌的铺上坐下，郑重其事地说，“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小太阳’要等国庆过后，让那些来参加我们15周年庆典的外国朋友都送走后再爆。为了稳定军心，我和基地司令员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让大家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临战时大意紧张带来急躁情绪而影响我们的‘万无一失’，我准备组织同志们到古楼兰散心来调整一下情绪，您看如何？”王淦昌这才恍然大悟：“张副总长，你们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虑战斗艺术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绪现在波动很大，太需要调整了。包括我在内，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楼兰去拾鱼螺化石！”“王先生，由您一带头，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几倍！”张爱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说，“王先生，你那么大年岁整天跟大家没日没夜地工作，千万要注意身体。否则我无法向总理交代啊！”“谢谢。谢谢总理和你的关心。”第二天，王淦昌随张爱萍一行到了古楼兰一带，那实在是个值得一看的戈壁滩上的独特景致。古河道虽然干涸了，却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随手可拾的鱼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摇动着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圆的黄羊群，使整个“死亡之海”呈现少见的生命画卷。不用说，“诗人将军”的这一招，让随行人员简直乐开了怀。但唯独只有一个人既不拾鱼螺化石，又无半句笑语，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张爱萍关切地问道。 “没没，我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或者哪个环节上有质量问题，我想回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线路接头安装得牢不牢。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其他心思啊，张将军！”张爱萍把科学家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对天长叹一声：“国宝，我终于明白总理为什么这样珍重您这样的国宝啊！”“现在我下令：根据中央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从现在开始的48小时内，全体人员进入战斗状态……”10月1>.９９lｉｂ?4日下午，张爱萍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石头房”里向基地高级将领和王淦昌等技术领导者下达正式命令。 “‘小太阳’终于要闪光了！”王淦昌内心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作为现场的技术主要负责人，王淦昌又无法平静。在过去的几十天里，他和朱光亚、邓稼先、程开甲等已经不知多少次检查过每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接头、线路或者装置，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经沙场的大科学家王淦昌心头紧张得直冒虚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们的能力，但他又担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点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可怕后果！啊，实在太可怕了！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万一……那可怎么办呢？不，不能有这种“万一”，绝对不能有！可谁又能保证没有这种“万一”呢？ 事后有人说那两天里的“王老头”真的像个老头，不管见什么人，都要不停地问你这儿到底怎么样了？那儿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清楚地告诉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时，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么就敢保证没有问题？”训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检查，直到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才罢手，可等临要离开时，又在唠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他心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4日傍晚7点20分原子弹放到铁塔，当那个巨大的圆锥体“家伙”傲然挺拔地耸立时，所有的人都紧张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 15日的一天是在检查再检查中度过的。大爆炸前的十几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我问过数位参加原子弹试验的人，他们都用了极其简单的“太紧张”或“稀里糊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张蕴钰司令员写的一篇题为《中国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细述了原子弹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光在朦胧的月色下却有些显得暗淡昏黄。我们住的帐篷内非常安静，听不见以往熟悉的呼噜声。在躺下之前我们都互相催促过，但能否真正睡着却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点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都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我们又登上了几级台阶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已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启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了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地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启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3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相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启爆电缆这时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更有利于争取时间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带领这些科技人员将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他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这是验证原子弹爆炸必须和最重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可以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就没有什么事做了。从决定16日爆炸试验倒计时48小时开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门口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24小时内的每一个细微的工作与他的心情。因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光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稼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这位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 当原子弹试验进入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晕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牢不牢。他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他甚至还要求打开已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得不绷紧的心弦是何等颤动！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个线路、一只螺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入可怕的后果！这样的问题，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谁该负责？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人的王淦昌第一个跑不掉！大爆炸前，他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最大的一个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但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了——“5、4、3……”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似乎连心跳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黑色防护镜下看到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在他前方有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百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那情景，王淦昌一辈子也忘不了：士兵们纷纷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空中扔去，将军们互相捶拳，科学家们抱成一团……他们喊呀叫呀甚至骂呀，连王淦昌这样年纪的“老头儿”都兴奋得跟着年轻人在地上乱蹦乱跳。王淦昌突然感觉两眼模糊，用手抹一抹，原来是泪水，是激动的泪水！“王院长，我们成功啦！”“王先生，我们终于胜利啦！”邓稼先、程开甲等科学家们一齐围过来，一个劲儿地向王淦昌祝贺。 “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嘿嘿，太有趣了！”王淦昌的弟子们见他们的恩师说的仍然是那类“太有趣”、“太高兴”的话，忍俊不禁地更加放声大笑起来。 当天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内。 毛泽东笑呵呵地示意周恩来：“你说，你来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吧。”在毛泽东面前，早已站满了被接见的《东方红》剧组的几千名工作人员。 周恩来一边笑着，一边退后毛泽东半步：“主席，还是你来讲吧。”这下可乐坏了在场被接见的艺术工作者们，他们看到了一幕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亲密谦让。 毛泽东又笑了，对着话筒朝周恩来说：“今天应当由你讲，今天一定由你讲。”周恩来顿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近话筒，用目光扫了一眼全场，说：“请同志们坐下。因为我们的合影架子还要接待很多人，我怕你们一高兴把它跺塌了！”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第一，赫鲁晓夫下台了！”周恩来伸出一个手指。他的声音刚落，全场齐声欢呼。 “第二，今天下午3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伸出另一个手指，并把臂膀举得高高的。 “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中国万岁！”人民大会堂内的欢呼声，飞向天空，飞向神州大地…… 劫难中的秘密历程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惊醒了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者。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隔日便开始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使西方政要和情报部门想不明白的是，到底是谁主持和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篇篇臆测文章带着情报部门和政要们的恐慌心理，不断抛出。 “K.g！”“一个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的K.g领导和主持了毛泽东的东方大国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K.g——中国的奥本海默！”一时间，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大量地刊载着一篇又一篇有关K.g的“传奇”、“轶事”，K.g成为公众议论的东方神秘人物。 K.g就是王淦昌的英文名字。西方人推测王淦昌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有足够理由的。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迈特纳手下曾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后来又在40年代提出微中子实验建议，50年代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无疑是此次东方核爆炸的“领头马”。 在20多年后的80年代中期，当中西方世界开始出现某些和解时，王淦昌作为中国核能代表团团长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引起了大西洋彼岸不小的轰动。 “原来中国的‘奥本海默’是那么慈祥，而并不是几十年来盛传的恶魔呀！”美国公众发现政府和情报部门又将他们捉弄了几十年。 西方世界知道王淦昌的名字的比中国人还多，这正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是因为西方传媒在当局霸权主义思想引导下，对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每一点发展都感到紧张和不舒服，特别是那些可以影响世界和象征一个国家实力的核武器与尖端科学领域里所出现的任何一点事，西方当局和情报部门都要大肆渲染一番。 美国的霸权主义者害怕“中国奥本海默”，除上述原因外，他们感到格外恐惧的是：自1964年10月16日那次大爆炸后，中国的核试验就像下凡的仙女在浪漫地散花，仿佛要把整个罗布泊的四季照个通体透亮。美国情报部门连续不断地派了高空侦察机和无人驾驶间谍飞机飞越那块令霸权主义者惊恐的“死亡之海”，而且得到的情报是：中国核试验的研制速度、技术水平，太快太神，实在是不可思议！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绑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恐慌心理，恶意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还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投下，后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40米偏差！这一次西方政要们哑了。 1966年10月27日，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飞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Q嘴脸，说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真是极其难受的“大度”！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点，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刹那间，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生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彩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晕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量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迹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10公里高10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半夜起床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8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氢弹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100个奥本海默？”白宫一片惊恐。在他们看来，中国倘若没有100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中国奥本海默”们！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又是个“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一旦获得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作为核武器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王淦昌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将他们接回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这对刚刚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被“左”、右倾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变得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看到人大公报上有自己的名字，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入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而且是以化名的身份出现。 自进入“灰楼”或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虽然工作中再不用“王淦昌”这3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后的“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无论从国家的总理到共和国的元帅，还是整天厮守在一起的同事，甚至那些“娃娃兵”们，全都叫他“老王”、“王先生”、“王老头”，这是他听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呼唤。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这位平时天真得像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唠叨着。回到家，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在这20多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试验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先驱”，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时局与形势的考虑，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搞氢弹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及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蛋”的威力远比那个“蛋”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也仅有美苏英3国能够掌握。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氢弹“老四”。这时，王淦昌、钱三强等中国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3年到5年能爆炸氢弹”的报告，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3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高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氢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氢弹探索，他们的第一颗氢弹爆炸用了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小黄，有一天我们要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30来岁的黄祖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叮嘱道。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使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开始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日，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被派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给全面主持生产与技术工作的王淦昌犹如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的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3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 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必须用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它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以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说。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地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就连我们几位年轻同志也知道原子方面的不少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事。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士”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先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要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地说。 “稼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氢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觉得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了。 “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住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老五’，争取把戴高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欢欣鼓舞。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方向望上一眼，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几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动员年轻的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夜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有这些好小伙，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新科学，根据当时的实际，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 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如美国的氢弹试验装置用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进行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慧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同年9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昼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功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害得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的将来的胜利而干它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他本人不善言谈，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他从心眼里喜欢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入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昌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为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许多被动局面。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辟蹊径，并和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于理论方案”。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淦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氢弹试验。 由子氢弹的原理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高手，但氢弹试验却让他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足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王淦昌懂得，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等于把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口粮剥夺了，因而他比别人想得更多。 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一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正是在一次次冷试验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入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氢弹试验实在太复杂，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炸实验，再到物理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几阵子的。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基地上，从细微的一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他都要过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他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实际上谁都不会相信他有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态度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一个从来不知政治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嘛！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上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聂老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那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聂荣臻一愣，继而笑开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试验，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那我就让谁尝尝‘蘑菇蛋’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呀！”王淦昌被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聂帅的到来，使基地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的心头暂时消除了一丝掠过的疑云。爆炸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 经请示中央，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在聂荣臻到来后的第二天进行。 王淦昌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们感觉这一次试验似乎比两年前进行原子弹试验时还要紧张，原因是这一次大家心里都没多少底。“我到罗布泊不下10次，每次做这种试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记得有一次试验，当量知道了，第二天才能知道物理试验的具体结果。会不会没有结果呢？那一夜睡不着，翻腾得厉害，真担心啊！心慌、心跳、紧张、不安，非常之难受！我躺在床上，不敢动，也不好意思叫人，强忍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怕，那时我是40多岁，如果是晚几年，心脏就会受不了，就会死在那儿了……知道成功了，五脏六腑和浑身的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在十几年后对作家彭继超谈起当年的心情时，充满了真切感。 1966年12月28日，曾经让全世界震惊的中国西部罗布泊又腾起一团直冲云霄的蘑菇云…… 这便是让王淦昌终身感到自豪的“大太阳”——氢弹爆炸成功了！“王院长，你感觉怎么样？”在“大太阳”徐徐升起的一刻，聂荣臻元帅握住王淦昌的手，关切地问。 王淦昌吐出了一句真言：“不轻松，太不轻松了！”聂帅听后，默默地点点头，因为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氢弹大爆炸还有太多的路要走。可此时此刻的聂帅心头不由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忧郁：唉，罗布泊的“大太阳”虽然升起，可当量级的热核聚变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聂帅最担心的不仅是这些，他担心的是一场已经开始袭击神州大地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有功之臣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帅望着身披绿军大衣、脑门已呈光溜的王淦昌的背影，心头一阵痛楚：这么好的老科学家，忠心耿耿为祖国，凭什么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列？我能保得住他们吗？一个被别人“火烧”、“炮轰”的人？ 聂荣臻对天长叹：“唉，老天啊，能多给我几年时间，中国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世界强国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人也可以不再总受人欺压了。”然而突发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历程开始陷入可怕的命运——1967年初，当中央决定大当量的氢弹“实弹”试验正式下达后，一些重要部门和生产基地却像断了齿的轮子转不动。那个试验必须用的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华北某金属结构厂加工，可人家根本不动手。 “张震寰，你去用3天时间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派大将。 作为氢弹试验的基地总指挥，张震寰后来因为忙不开身，周恩来又重新派遣另一位大将到这个金属结构厂，他整整用了12个白天和黑夜总算动员职工到车间干活了。 至于王淦昌他们急需要的一些部件，更是催张三张三说要“革命”没时间，催李四李四讲“批判”还没完。“这样还能干事吗？勿来事勿来事！”王淦昌一着急就冒出几句别人半懂半不懂的常熟话来。 “啥都可以马虎，科学实验是马虎不得的。这样搞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更大的核试验嘛！”王淦昌向周恩来总理和元帅们发起牢骚来。 于是一封以中央军委名义的“特别公函”产生了。 “毛主席号召做的事绝不能耽误！”“特别公函”所到之处，全都“坚决拥护”。 “为试验发展中国核武器作贡献是顶顶光荣的事”，成了千军万马的战斗号角。然而，被“革命”和“造反”弄得神魂颠倒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狂热，就连国家一级机密单位的人也跟着发疯与发高烧。 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后的第二、第三天，聂荣臻元帅在基地的“马兰招待所”主持了一次核武器试验高层会议，基地指挥方面的负责人有张震寰、张蕴钰、李觉、胡若嘏等，技术负责人有特意从北京赶来的钱学森和一直在基地工作的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郭会英、于敏、周光召等。聂帅给大家出的议题很清楚：总结此次核爆经验，来年进行百万吨当量的空投氢弹核试验。 “大家谈的时候不要过于慎重，随便些。”聂帅的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特别听说来年就要搞大当量级的空投氢弹试验，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精神振奋。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眼下到处都在贴大字报、抄家，可这样的风我绝不允许它刮到基地来，也不允许它对准在我们这儿辛辛苦苦工作的科学家们。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领导指挥的最高机密单位呀，乱冲乱批还了得！大家放心，有我在，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要想动你们或者想在基地上打主意，我和几位老帅都说了，那就拿我们的命一起抵上！”王淦昌他们听完聂荣臻的这番话，内心泛起无比感激的巨澜。尤其是周光召，这位已经被冲击得不轻的科学家，身体又有病，在聂帅亲自过问和保护下，才使他摆脱了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来到基地重新参加激动人心的核试验。 就在这时，一向被外界视为“苍蝇也飞不进”的罗布泊也发生了一连串荒唐的事。 有一天，一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基地禁区，警卫人员想拦住，结果反被对方缴械。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原来一打听，是那个通天人物毛远新。 “谁敢冲核试验基地，就给我统统逮起来，一个也不放！”聂帅火了。一道命令下达，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要员毛远新被官兵们押进一间小黑屋。 “谁干的？给我马上放人！”康生冲着聂帅高嚷。聂帅义正词严地回答：“放人可以，但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核基地是国家保密地方，难道你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下面的一件事更叫人听后心惊肉跳。 1967年6月17日，中央决定首次空投氢弹爆炸试验。聂荣臻亲自在基地坐镇。空投爆炸时间定在上午7点。一切准备就绪。聂帅和王淦昌等都进入了指挥室，等待空军飞行员驾着载有300万吨当量的热核装置起飞。 “嘶——”飞行员徐克江驾驶着726号“轰—6”飞机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聂帅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挥员与科学家们始终盯着战鹰，并且不时指指点点。8点整，徐克江的飞机进入空投区。地面指挥立即发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过去了，飞机竟然还在平稳地飞行，聂帅和王淦昌他们期待的大爆炸迟迟不见。 怎么回事？聂帅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则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聂帅，目光分明在说： 这是飞行员的问题。 是吗？聂帅又把头转向穿越于白云间的“轰—6”战机：嗯，好高嘛。它还在天空中转悠，好你个家伙！“快给我接通飞行员，问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聂帅发脾气了。 “报告聂老总：飞行机长徐克江说他因为背毛主席语录而一时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扯淡！”聂帅脸色发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口中吐出脏字。 “报告聂帅：北京来电。”“不接！”“是总理的。”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 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说？”“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这劈头盖脸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入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一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一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两人后被镇压），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恶二赵”见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量，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卜，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下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目“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一鼻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一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陷入混乱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与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地下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掌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的艰难！不说国家的物质经济条件差，不说西方世界对我国技术与情报的封锁，我们自己给自己却造成了那么多的难题！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在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一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在地面上大好多，特别是几百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同时亲自深入洞内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漏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十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那时的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在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便一个个告诫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待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做“反动言论”，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贴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身体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嘛！”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嘻地腐蚀青年人”时，一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惨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骤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3天3夜在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干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地底下几千米的原子弹呢！“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置，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查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这一事故，使王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荡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弹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做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好的，我回去马上做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回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10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某些意图。但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儿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击。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 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精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共有5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信联络要保持通畅；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做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一些情况——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骚，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儿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 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干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入，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区铺得特别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100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由于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儿肯听！地震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儿能顾及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 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入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爆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3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5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3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悼念队伍。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3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致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他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他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国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他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入“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9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990年2月，他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了建议，由他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作出贡献的奖励。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他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6年，他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他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第五篇 一个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30余年黑锅的老地主 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 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一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噩梦，那噩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乡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1，“老恶霸”的“变天账”竟然是学雷锋的诗赋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 那天夜里我们大约在十点来钟开始站岗放哨。其实是很简单的过程：几个人在头儿的带领下，拿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便顺着几个生产队瞎跑，走到哪儿就算哪儿，通常是先上生产队的仓库场看一看有没有堆放在外的东西。这算是重要任务。之后就是到各个自然村落巡逻，这中间的突出任务是检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家庭的敌情。我知道在对敌斗争严重的时候，基干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这些牛鬼蛇神宅基边静观阶级斗争动向。我曾听说临近—个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值夜班时，有个民兵是光棍，他主动要求到生产队的一户富农家守夜班，那富农家有个小媳妇的丈夫大概因为长期受压抑，没有什么性功能，妻子要闹着跟他离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门亲事实在太不易，富农的儿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有一天夜里欲火烧身的妻子将他从被窝里一脚踢出了家门。那躲在暗处的值班的光棍民兵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动向，赶紧冲过去用没装子弹的枪将富农的儿子逼到篱笆边，问是怎么回事。那富农儿子拉腔就哭诉起来。 那光棍民兵一听，说这有啥愁的？我帮你解决。说着把身上的枪往富农儿子肩上一挎，便大步进了屋。半个多小时后他拎着裤子出来了，对富农的儿子说，你进去睡吧，她不会再欺负你了。第二天，那富农的儿子在地里干活时找到那个光棍基干民兵，悄悄说道，大阿哥，你真有办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开始就对我格外的好，看来还是你能救我。喂，我们俩说好了，你每天夜里到我家那儿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对我不好，我就让你进去治她，你看咋样？那光棍乐得心花怒放，还有比这更好的？于是说行啊，不过你得给点吃的，否则我值夜班也很累嘛。那富农儿子连连点头，说这自然这自然。就这么着，那个光棍基干民兵就一连在那户农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开春，民兵营开始换班，可是这位被公社评为值班模范的光棍基干民兵就是不肯换班，还说他要坚守阶级斗争最前沿。当时公社武装部还为此特意发出通报，号召全公社民兵团的基干民兵们向他学习呢。有趣的事还在后头，一天公社武装部长为了让其他生产大队民兵营的干部向这位思想觉悟高，敌情观念强的值班模范民兵学习，特意带了三个大队的民兵干部一行二十人夜访这个模范的岗哨。武装部长到那儿一查，发现拿枪站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该受看守的富农分子的儿子。武装部长气得问模范到哪儿去？对方吓得只好如实说来。武装部长就差没有当场昏倒。这这……这是什么事嘛？！后来听说因为这个教训的原因，故大队基干民兵值夜班再不采取单个守哨了，而是集体流动着巡逻放哨。 “妈的，今天太冷了，风又刮得那么厉害，‘牛鬼蛇神’们肯定又要蠢蠢欲动。走，我们去査查他们！”我组的那头儿——副营长对我和几位民兵说道。然后他又问我：“小明，你是呆在大队部还是跟我们一起去？” “我也去。”这其实是不用问的话。因为我确实还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一个阶级敌人呢，所以我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同时我虽只有13岁，可内心还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战斗意志呢！ 我就是在这夜认识“老地主”陈月盘的。 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象中极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刘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强奸民女的恶霸，要不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上门逼债并抢走白毛女的黄世仁那样的坏蛋。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天生的“阶级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贫下中农都有同样的心情，并从心底里憎恨刘文彩和黄世仁这样的恶霸。 不知是有意的落后，还是“老地主”祖上专挑“阴暗角落”钻，陈月盘的家很偏僻，在大队最东的一个自然村，我和他虽然一个大队，但却是一东一西相隔三四华里的两个自然宅基村落。因为年岁小，所以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和见过陈月盘那个生产队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惨淡的月光下，我们一队民兵真的像要面临一场战斗似的向陈月盘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农户屋檐下，持枪的民兵副营长突然压住嗓门轻轻地向我们发出指令：不许出声，注意敌情！由于第一次同阶级敌人交锋，我当时的心头真是很紧张，也有些害怕。现在想起来觉得特别可笑，一个死猫似的老地主有什么可怕的？然而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的我，有这种紧张和害怕心理实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营长突然用拳头猛砸破屋下的木门，而且嘴里一边大声喊着：“开门，开门！” 这时，屋里传来一个又弱又颤的声音：“谁？谁呀？” “少啰嗦！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快开门！”我见民兵副营长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又是一阵砸门。 “噢噢，别敲了，我马上开门……”听得出，里面的人在忙碌着起床穿着衣衫。 大约几分钟后，门“吱嘎”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上身披着一件破棉袄，下身用草绳系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在哆嗦的干瘪老头，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干瘪老头鼻梁上竟然还架着一副眼镜！ “陈月盘，这几天你在干什么？快交待！”民兵副营长压着嗓门像训斥三孙子似地问起话来。 什么，原来这个干瘪老头就是“恶霸地主”？那一瞬间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象一下发生了动摇。这么个干瘪老头怎么可能是刘文彩、黄世仁式的恶霸呢？当时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出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太可怜了，丝毫没有一点让人心颤和畏惧，更谈不上可憎…… “快交待呀！”威严的民兵副营长的声音一下高出几分贝，我对自己心头刚刚萌发的一点点想法而紧张不已：这不行，这不是同情“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吗？13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压力。那一瞬间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怜悯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这些日子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呀。天天都在生产队耕耘劳作，别无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话竞然如此文绉绉，这对大跃进年代出生的我来说，又是一件惊诧不已的事。也许那一份以后一直留存在我内心几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生和深扎在心头的。 “恶霸地主”怎么会是这样的？我自己幼小心灵里的“阶级立场”开始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动摇。 “少他妈的斯文腔！”民兵副营长的话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点文明马上变成了野蛮味与火药味。“你交待交待，最近写没写变天账？” 虽然月色下谁也看不到谁的脸色，但我一下感觉空气顿时凝固了起来。 “老地主”还是一腔斯文地回答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问话：“岂敢岂敢，我仅作了几首未成品的小诗……” “恶霸地主”还作诗？我太惊叹了。然而这回惊叹的不只是我，连我们的民兵副营长都感到紧张异常：“啥？你还作小史？不会是当年的剥削史吧？快交出来，快快！” 这回轮到“老地主”紧张起来，他一听这赶紧返身进屋，一会儿，干瘪的老地主哆嗦着身子从里面又走了出来。“都在这儿。”说着，他伸出双手向民兵副营长交上一个小本本。 “有火柴吗？” “有。” 等有人“嚓”地划亮一根火柴，我已经好奇地钻到了民兵副营长的胳膊前第一个看清了“老地主”递过来的那个小本本。油腻腻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写了些什么东西，我正想顺着民兵副营长翻页的手细看时，火柴灭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正是变天账！”又是民兵副营长的声音：“好了，你老实回屋去，等天亮我们看看你的这些小史……” “是小诗。”老地主陈月盘胆怯地轻声纠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妈还不老实？小屎大屎，谁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里能拉出的还不都是狗屎？”民兵副营长火了，随手将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内一推，然后朝我们一挥手：“走！” 没有走出多久，民兵副营长又叫人划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个小本本：“什么竖一行横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诗，反正老地主的嘴里唱不出好歌腔来！见他妈的鬼！”只见他顺手将那个小本本扔进沟里。 老地主，恶霸？说话斯斯文文的，能写一手好诗的一个干瘪老头！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平静和理解。于是等第二天天亮后，悄悄独自到冬天没有水的渠道里捡起了那本被民兵副营长扔下的那个恶霸地主所写的“变天账”。当我打开那个小本本、翻阅里面写的那些小诗时，我的脑海里如同天劈雷打——“恶霸地主”写的竟然都是些“学雷锋诗抄”： 二三月里杏桃红，人在微风碧浪中； 正是春耕生产热，广播高唱学雷锋。（《学雷锋》） 入夜拖拉机响急，插秧就趁黄梅节； 汉子孀妇争能手，雷锋精神化雨滴。(《热汗》） 阴次睛冷暖无穷，月未西沉日又东； 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万朵泼新红。（《春更好》） ………… 老地主的“小诗集”写得密密码码，足有上百首。在我似懂非懂的年代里，当我看完这个“大恶霸”所写的学雷锋诗篇后，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2，“大恶霸”原来还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 虽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儿时代，虽然我家庭也因为父亲是个小走资派和爷爷曾在解放前当过一阵小贩子而牵连不少，但我检点自己时常常因为上面的那一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参与将“老恶霸”的诗集扔在渠道里）而充满了内疚与负罪感。 事过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样生活了十几年后大有一副衣锦还乡之状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双亲。一日，与父亲从小镇返家途中，一位颇有些面熟的老人与我父亲打招呼后擦肩而过，我问父亲此人是谁。 “他就是陈月盘，以前我们大队的老地主。”父亲说得很随便，我听后却大为吃惊。 “怎么他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现今他还是市政协委员呢！” 我扳扳手指，也该快三十年了，当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十来岁了，怎么可能三十多年后他还活着？！ 那天傍晚，我缠住父亲，希望他说说他所了解的有关陈月盘的事。 “提起来就叫人气愤。” “想不到父亲的内心竟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怎么不？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赶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对老地主陈月盘过于亲近关照。他们那些人哪里知道剥削阶级的分了中也有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呀。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说陈月盘，他在刚解放时就申明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有益的事，那时我是生产大队长，对他自己说的事作过调査，问过上年纪的人，也当面询问过当年与陈月盘一起从事敌后斗争工作的县委某领导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陈月盘确实在解放前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全县动员大战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当时已年过半百，却跟着我们年轻小伙子一起挑灯夜战，还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就因为我是生产大队长，曾在社员大会上多次表扬过这么个老地主。‘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中，有人就说我为剥削阶级唱赞歌，不分阶级阵线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后面的事你自己也经历了。总之世道对有些人太不公平了！” 父亲一生刚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们打倒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秉性，变得对什么事都没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惊的是我自己后来遇到诸多不幸的命运竟然会与老地主陈月盘连在一起！如果不是父亲这一说，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知其缘故呢。 陈月盘自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很多与他毫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跟他的沉浮有关。 “爸，我很想见见老地主。”我刚说完，又自觉再称谓陈月盘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适了。因为早在八十年代初，党的决定就已经取消了阶级成分，地富反坏右便永远成了历史。于是我问父亲：“现在你们叫陈月盘都怎么个叫法呀？” “还是叫老地主呗。”父亲解释说：“陈月盘这个老头子很开朗，他自己说过去别人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气，现在如果别人叫他大名反而觉得不舒服。他说当了一辈子老地主，如今别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里就有一种失落感。因为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真正当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他陈月盘说我戴地主高帽子时穷得饭都吃不饱，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却轻轻松松不费一点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过去，我心里不平衡。你说他这个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父亲的话里隐含着几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个性格独特的乐观主义者。我决意找到陈月盘，以了结我的一桩心愿。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却把陈月盘接到了我家来。 “作家，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好……”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开朗！ 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一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翻翻当年上海的《申报》，那个曾经跟鲁迅先生同块版面上撰文的‘阿迹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握过他的手——我知道我握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一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 “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二十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 他激动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3，惊天奇闻：没有他，就可能没有“沙家浜”革命传奇 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就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一样三四十岁以上年龄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而又简单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吿诉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历史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 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佃农，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医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涂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昌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亲戚。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小时候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正可谓一日入诗意，终身不改当诗圣。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七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上学了。五年大学生涯，陈月盘见到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豪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战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得了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上。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颗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常常要爾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部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 “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揉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 60c5." >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亲爱的战友，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发生在常熟一带一队在当地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一段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方圆千里碧波荡漾的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浩浩 荡荡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劈波斩浪，气势磅礴。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高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撒，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和100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荡火种》，于是也就有了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据《芦荡火种》改编成的京剧“革命板戏”《沙家浜》这部名戏。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当初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经典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一团带血的旧纱……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千古名戏的那段真实往事： 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军里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人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时势紧张，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入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三十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斯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可惜因1955年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 “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露出一丝亮泽的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我问，带着现代年轻人对男女之间所有的那种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上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日救国的谭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毒刑逼陈关林招认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宁死不屈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奋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3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 “《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几个‘阿庆嫂’，在‘文革’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当地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草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德一还狡猾的家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说来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在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脱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夏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重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队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无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势，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荡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入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7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说胡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正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9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陈月盘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打新四军进入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伍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新四军等抗日进步力量进行的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于是陈月盘不得不整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震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入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经执掌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日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搓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一直装的是芦苇荡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待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 “你恨日本人，这一点我同你一样，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手段，那太残忍了！”陈月盘说。 熊剑东便哈哈哈大笑起来，“月盘啊月盘，生性文文绉绉，只能一生做个被人奴役的月盘呀。” “五六十年前，我对同窗学友的话并没有理会，不想后来还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来父母给你起个名字完全是一时的一种念头或灵感而已，可多人却真的因为一个名字的缘故而命定终身。我就是。一个月字一个盘，命里似乎注定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陈月盘说起往事，不由感慨万千。熊剑东如此杀人不眨眼，没多久也无法在乡下待下去了，陈月盘只好送他回上海，劝他另想出路，后来又帮助熊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使这位“野马”有了比较好的归宿。经过一段时间敌我之间的拉锯战，我“江抗”队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新四军的敌后斗争形势出现了相持状态。这时，根据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区准备成立自己的政府组织。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县长人选时，首先想到了陈月盘。 “老陈有开明地主的公开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非他莫属。”江南特委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说。 “在当前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陈月盘这样的人出面当我们自己的政府负责人是合适的。”特委同志意见一致。 可江南特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传到常熟地下党组织，当组织向陈月盘本人征求意见时，他自己却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连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共产党的县长呢？不行，你们一定要找位坚强的‘江抗’领导同志担当此任。” 由于陈月盘的再三推辞，中共江南特委最后只得另选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带声威显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县长。说起任天石，陈月盘禁不住老泪纵横，这是我没有想到的。“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陈月盘用那双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边淌出的泪水，说：“任天石在我们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是后来《沙家浜》戏中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送情报的县委书记‘陈天民’。我听写《沙家浜》的作者说过，戏中的‘陈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过来的，陈和任音相近，中间的天字没动，陈天民的‘民’却隐含任天石‘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常熟梅里塘桥人。1913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初中毕业后，任天石回家学医。九一八后，思想进步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从那时起，我们这些激进人士经常在一起碰头。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国中医学院。3年后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在常熟城里开了一个诊所。这时他认识了常熟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建模，从李建模那儿看到了不少马列主义进步书籍，任天石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国武装自卫会。1937年常熟沦陷后，任天石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与敌人展开地下武装斗争。次年原红军团长赵伯华回到常熟，任天石便与赵一起举办了革命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队伍，简称‘民抗’，任天石任负责人。1939年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抗’来到苏南后，任天石的‘民抗’与‘江抗’会合，两支革命武装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任天石的名声也在当地响了起来，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了，由于我坚决不出任常熟县长之职，结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县长之职。在他的领导下，常熟人民在阳澄湖一带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夏光他们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既要养病，又要打仗，难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们坚定有力的配合，新四军伤病员这支队伍是无法坚持到革命胜利时刻的。” “老地主”的这段回忆，便我对《沙家浜》的戏有了很多联想：“陈--天--民，这个我党的地下领导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种联想，作者当时是不是也考虑到您在常熟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将地下工作领导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陈氏姓？” 陈月盘一听惊骇不浅，连连摆手说：“不会不会。从早先写的《芦荡火种》，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时，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当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么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一个地主恶霸树碑立传？” 听了老人的解释，我只得嘿嘿自乐，心想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可能有一些是对的，因为我了解一些中国文人的独特写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时，我就曾问过他《沙家浜》里的人物姓名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大部分是根据你们常熟抗战时期那些民族英雄组合起来的，有时用张三的姓，有时用李四的名，总之别看什么阿庆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内情的都明白那是写谁的。 据后来我回老家采访了解到，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月盘在常熟的影响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陈是公众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里的英雄人物，两人都为当地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问题是由于后来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这两个人物在当地被完全地拉开了距离。任天石后来在抗战结束后便改任为京沪路中心县委书记，1946年9月，他又任华东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1947年十地委机关迁至上海。任天石刚到上海市区，就被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了。在狱中的任天石宁死不屈，同国民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新中国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着的陈月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岁月里，陈月盘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进行着同任天石他们同等重要的斗争。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解救了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月盘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为后来成戏的在“沙家浜”养病的36个伤病员及后方医院的新四军们送枪买药的许多事。陈月盘说“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时，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有枪”？他便告诉“郭建光”，“你应该间，‘常熟是不是有枪’？因为常熟有了枪才能动员百姓起来打东洋人，保卫自己的国家”。陈说从那次见面后，“郭建光”(夏光)就经常找他，只要伤病员有什么困难，就来找陈月盘帮忙。为此陈月盘说，他祖上留给他的1000多亩佃田，最后到解放时仅剩了300多亩，那几百亩佃田大半是为帮助新四军伤病员买枪买药和营救地下党员卖掉了。 《沙家浜》戏中的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经历的是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的严酷斗争，演绎的是一曲军民鱼水情深斗顽敌的战斗凯歌。历史上的阳澄湖地区的那支新四军伤病员队伍确实有过比戏中更残酷的艰苦斗争，特别是队伍初来“沙家浜”时，人生地不熟，伤病员多数是闽南人，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位是红军战士。叶飞和谭震林领导的“江抗”正规部队西撒后，夏光率领的这支连医务人员在内的100多人的队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又对当地情况极不熟悉，所以曾屡次受到敌人的袭击，先后有几十名同志英勇牺牲。 “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身经百战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养病的后方医院很快组织起了一个特务连。一方面负有保护后方医院申的重病号责任，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先后与日本鬼子和胡肇汉的“忠义救国军”多次交战，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阳沟桥战斗”和“八字桥围歼”等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军队伍与当地老百姓紧密配合，利用阳澄湖一带水面自然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为日后《沙家浜》戏的产生留下了动人的历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战，新四军在阳澄湖一带的后方医院，创造了我军抗战史的辉煌一曲。而对一个爱国主义的革命者来说，陈月盘一直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岁月。那8年间，他陈月盘由一名握笔杆子的激进文人，变成了“半职业革命者”，成为当地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赢得了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戴。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陈月盘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日本人举手投降的日子里，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军队伍为了遵照党中央关于防止内战的指示，纷纷撤到了长江以北的解放区，苏南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本来陈月盘是准备随大军北撤的，但当时一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了陈月盘。这位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是陈月盘的学生，他的恳切要求使陈月盘放弃了跟共产党大部队北上的心愿。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陈月盘的这一走一留，使得他这辈子的命运完全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如今，蒋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从而想拖延我们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目标。所以党指示我们要做好敌后革命工作，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们敌后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陈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学友不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大官，听说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吗？”姓仲的地下党负责人又找到了陈月盘。 “是，我同熊剑东不仅是同窗学友，而且我还在日本人手下救过他一命呢。”陈月盘说。 “太好了。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为我党进行策反工作。怎么样，有困难吗？” “没有。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这样，在进大解放战争之后，陈月盘又满腔热情地投大了为我党我军展开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陈月盘再次来到了上海。 “好啊月盘兄，你来了正好，奶奶的这日子简直不知怎样打发了。你来简直太好了，可以帮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行了，往后我们这些人的后路不知怎么个弄法。唉！”熊剑东见老朋友投他而来，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来副官做记录道：“从今起，这位陈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他可以参与我部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决策，要把陈先生，不，现在应该是陈秘书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毕恭毕敬。 不用说，凭着熊剑东在上海的势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陈月盘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顺利。加上由于我军各个战场的频频大捷，熊剑东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不时与陈月盘倾心相谈。陈月盘借机不时向熊灌输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未来的前途认识。然而就在陈月盘不断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松对熊剑东的拉拢。有一次熊从南京回来，陈月盘发现他一反常态，默默地一个人跟谁都不说话，尤其让陈月盘担忧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会主动同陈月盘吐露，可这一次一丝不透。陈月盘思忖着情况可能有变。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内情，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拉拢熊剑东的目的，承诺要让熊当浙江省省长，并且暗地里给了熊个人不少钱。鬼迷心窍的熊剑东从此很难再听得进陈月盘的话。有一天，陈月盘刚刚躺下，就被一位陈月盘策反成功的军官来向他报信，说熊剑东要在下半夜带着部队开往江边准备迎战解放军。陈月盘听后心如火焚，当即去敲熊剑东的门。熊剑东就是不开门，并令警卫拉走陈月盘。熊剑东不听同窗好友的劝告，结果出师便大败，一向好胜的熊剑东自知无脸在主子蒋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枪自尽了。 消息传来，陈月盘自责自己既没有完成好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又没规劝好同窗，使其最后落得尸骨遗野的下场，心头顿时极其沮丧，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从此再也不愿抛头露面。 “我自知没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却极强。干什么事都希望能有个圆满的结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剑东没有成功后，我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革命事业，所以一气之下，再也不想折腾了。从此了断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为策反熊剑东工作的失败对我刺激确实太大。本来我自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准备正式参加共产党，并且己经同在革命队伍中做相当级领导的学友商量好了，准备上北京去见我一向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但熊剑东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打击，觉得自己再也无脸见共产党了。所以横下一条心，回家种地当农民。”时近百岁的老人陈月盘回想起当年这彻底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一气”，真是颇多感慨。他说：“人哪，有时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要是我当时能想开一点，照样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说清楚，自己也许照常可以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没有那样做，一气之下的后果，便是我永远与革命事业脱离了。但令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经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业在胜利之后，竟然使我这样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敌人，并且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弹压几十年……” 陈月盘讲到此处，那双早己失去光泽的眸子闪着泪光。 很久，我没有向他问话，因为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时，我便能感受到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内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4，为新中国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当了“恶霸地主”…… 有时人生的一闪念，便是对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品味着陈月盘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陈月盘的命运就是这样！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可能真是命里注定的。”陈月盘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观点，但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实我这个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时碰到那些无法理解的事后绕不过弯时，不得不这么去想，想一下似乎心头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剑东失败后，陈月盘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镇的陈家宅子。这时，除了那座标志主人曾经是位财主的大房子还留在那儿外，实际上陈家己经沦为破落户。革命几十载后的陈月盘从父亲手里接过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记不得，只知道有那么千把亩吧。后来在他手里就没有哪一年正经收过全额的佣租，所以陈月盘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陈月盘自家门里有位叔伯，在陈月盘教书和参加革命时期，家里的事都由这位叔伯代管。那时不少陈家的佃农到年底时经常不交租，陈月盘的叔伯就愁心得很，问侄子怎么办，陈月盘便大话一放：“够我们陈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吗？如果够了，就别为难佃农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不易，免得伤和气损财嘛。”他这么一大手大脚，渐渐陈家不收租像是成了当地佃农的习惯似的，所以后来新四军断药缺粮，“郭建光”向陈月盘求援时，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卖地。到底经陈月盘自己手卖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总之自打从熊剑东那儿回到老家，当陈月盘自己真想“以农为生”时，一盘点自己的家底：仅剩490亩田产，再就是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 “月盘、你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最后落得什么好处？一点也没有听说共产党搞什么社会主义，镇压有钱人。你大小也是个地主，留下来肯定好不了，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到台湾去发财。”就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曾在开滦煤矿当老板的同乡学友王崇植，在赴台湾之前回到老家见到了陈月盘便动员他说道。 陈月盘听后笑着摇摇头，说：“我骂了蒋介石几十年，到台湾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着胸脯对老同学说：“这个你只管放心，老蒋这人就讲老乡观念，他对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愿意听他话，不会吃亏的。” 陈月盘说：“我既然跟共产党干了几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后半生交给国民党了。至于说到跟着蒋家王朝发财，我看还不如回家种田。谢谢老同学的好意。” 王崇植后来到了台湾还真发了财，并且官至蒋介石的“社会局”局长。可他却没有劝动陈月盘一起赴台。没几日，陈月盘的嫡亲表兄也要搬往台湾去。 月盘的这家嫡亲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讲过的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王涂昌的堂伯侄。王涂昌的母亲便是陈月盘的祖姑妈。陈月盘虽比王涂昌辈分小，年龄却大几岁。王涂昌在我采访他时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月盘是好人，我们小时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着家人报考了学校想走德国留学，家人极力反对，他听说后便跑到我们家来做工作，我对这事印象很深。”陈月盘对比自己年龄小几岁的“阿伯”王涂昌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亲戚家的表兄要到台湾做生意去，这是时势变化的结果，陈月盘不好多加阻挠。但他心头异常沉重，因为他清楚此次一别，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这位表兄也是位知识分子出身，后来靠了陈月盘在上海与熊剑东的关系，才开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时很“背时”的陈月盘跟他一起到台湾，意在回报陈的往日恩情。陈月盘面对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绝了。只是这一次惜别对陈月盘心灵上刺激很深。那天他从上海回到偏僻的乡下老家，当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条村头小路时，举目村头路边，袅袅炊烟，忍不住勾起心头万般情结。当晚，他写下了一首 href='/article/1824.htm'>《西江月》： 瓦灶石台绳凳，纸窗竹径泥墙； 风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邻新酿。 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 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 陈月盘告诉我，他此时年值四十有三。后来9个月里，他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当起种田的农民，学会了锄田，学会了牵牛犁地。“一句‘再不关怀世事，从此老死家乡’，是不是对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说看破红尘的意思？”我吟着陈月盘50多年前的诗句，总感觉当时他的心态很灰暗。 陈月盘老先生听完我的话后，不屑一顾，说：“错了错了。如果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伤感之情，那不客观。但从那时起，我确实发誓‘再不关怀世事’和‘从此老死家乡’。因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发觉自己可能本来就不能成为革命和时代中那些力挽狂澜者，所以干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实实当个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者。这不是赌气。我从小爱读古人的诗作，尤其是欣赏陶渊明笔下的那种田园生活。可我觉得陶渊明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乐农派。我可以说比他要更多一层对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对这儿的一草一木，我觉得太恬静太美丽太符合我这个人了。故当轰轰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后，当不能实现个人理想中的那种大成功后，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种田园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觉得自己比陶渊明更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多了几分对泥土的亲近。与其说对泥土的亲近，还不如说我对家乡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么如果给他五石米呢？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我不一样，当我立志后半生与土为伍时，我心头极其坦荡自然，绝没有一点为难自己的地方，否则之后50多年里经历的事特别是解放之后一直当‘老地主’的非人经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因为我只能相信这样一个简直有点怪的老头的话，我扪心自问：假如我像他经历的几十年多舛命运，能像他那样挺得过来吗？挺得如此乐观自如？还挺得如此延年益寿？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陈月盘的人生魅力就在于此。这便是一个小人物的不一般之处。 芸芸众生，命运各不相同，有些事是无法比较的。也许找不出第二个与陈月盘的命运相同的人。 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使当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让陈月盘最寒心的也并非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恰恰是这过程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切肤透骨的世态炎凉。 新中国还没成立的时候，由于陈月盘自己早已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当他着手接管家产后，便开始整理以前租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处就根本清除了剥削阶级意识，因此在短短的时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佃田该卖的卖掉了，该送给那些贫苦乡邻的就送出去了，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亩地作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运动便在全国展开，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划成分。轮到陈月盘时，土改干部不知如何执行政策了，因为按政策，他当时的地大概就够个富农。但是谁都知道他陈家是历代富裕大户，那些政府准备划在地主成分线以内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队施压，甚至放言说你们要把我们划为地主，那他陈月盘就应该是第一个划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划了，证明你们共产党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陈月盘曾经为你们共产党办过事。要是那样的话，既然在陈月盘问题上你们共产党可以不按政策办，那凭什么非要我们执行你们的政策呢？ 当时执管陈月盘所在地区的区委领导正晕当年陈教过的姓仲的那个学生。于是仲来找陈月盘，说你看大家都盯着你，不好办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一次吧。 陈月盘想藏书网得太简单了，心想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划地主成分也是劳动种地，不都一样嘛！还谈什么贡献不贡献？评，就评吧，谁让我是个名声在外的开明地主嘛！ 就这样，陈月盘怀着“再为革命事业贡献二次”的纯真心愿，被“光荣”地划入了地主阶级。当时他并没有在乎这个“地主”成分到底对他后半生命运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他心头明了的是，反正共产党了解我，再说我自己的学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当干部嘛，他出来说一句，我这个“地主”自然就同别的地主不一样了。 然而陈月盘大错特错了。在无产阶级的眼里，所有被划归为剥削阶级的地主是一样的罪恶累累。 一顶“恶霸地主”帽子让这位为新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饱受了屈耻的人生…… 5，他靠雷锋精神支撑了几十年的非人命运 “老地主，今天生产队有只粪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 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陈月盘说，“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说“你就是地主，有什么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干了吧！” 陈月盘心里闷了一口气，可干完活，累了个半死，就忘了这口气，反倒乐滋滋地自我总结道：“我又在做农民的长征路上迈出了一步。” “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员们放假了，生产队的母猪要生崽，没有人管，你搬到猪棚去管一管吧！”生产队长说此话时连商量的口气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陈月盘话到嘴边，想说一声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里去儿子那儿看看孙儿，可他刚刚开口说话时，对方早已人影都没了。 “老地主，最近上面有话，你们‘四类分子’以后出门要请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镇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说。 陈月盘站在原地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只有别人在不断地向他下达各种命令、各种限制，而自己想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话，人家也根本不听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为什么地主就得受这么多限制？凭什么对我也这么限制？ “凭什么？就凭你是大地主一个，你说凭什么？笑话。”总有一天陈月盘可以说话了，可人家就这么回答他。 这回陈月盘真生气了，他回家就抄起笔给那位当过自己学生又一起在抗战时期干过地下工作的已经当上常熟县委领导的学生写信，他想问个究竟。 一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陈月盘始终没有盼到那位当了县官的回信。有次陈月盘听说那个姓仲的学生到大队来检查工作，陈月盘瞅机会跑到检查队伍前面，想亲自当面问一声自己的学生，可人家远远看到“老地主”向他走来时，就问身边的公社武装部长：“你们这儿对‘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作者注)怎么管的？”随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随后便气势汹汹地跑过来用手指戳着陈月盘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老地主怎么贼心就不死？回去给我罚三天苦力！” 悲愤之中的陈月盘又给他当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军队里当领导的熟人、同学、战友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过去与自己一起战斗的那么多人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了解我陈月盘的吧，总该出来为我说几何公道话吧？于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队民兵营长找到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件，毫不客气地朝陈月盘一扔，板着脸说：“以后你给外人写信先交我们，然后再由我们看是不是该发出去。” 那天，陈月盘听这话后，半天没有从惊呆中回过神：怎么，我连写信的权利都没有了？ 从此，他再也不给任何一位过去曾经与他并肩参加革命或被他救过命的同事、战友、同窗写一封求助信。他心里说：你们眼高，我陈某心高。 此后，明细人情世故的陈月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老婆和孩子们，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同我来往了，我一个人过，你们都过你们自己的，不要管我这个“地主分子”！ 陈月盘有3儿3女，大儿子也是地下党出身，其他几位读书的读书。参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来就远离他，这回他向孩子们发出一道“家规”叫他们不得“犯规”，否则就不是陈姓。 最让陈月盘难作决定的是与自己往日相依为命、相懦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经50多岁的人了，还恋什么儿女情长嘛：“你的路长着呢，该怎么走就往下走。”他对妻子说了绝情话。可是真当妻子挥泪向他告别时，陈月盘这回可忍不住眼泪哗哗而下……俗话说，50出头，病魔纠缠。人生悲剧，莫过于在年迈的日子里孤独度苍生呀。可一个“老地主”，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费心思的呢？陈月盘望着贤妻的背影，往事顿时浮现在眼前—— 妻名玉彩，是位贤惠女性。比陈小4岁。当时两人的婚姻是大人们包办的，结婚时陈月盘只有17岁，还在苏州上学。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陈月盘当初有想逃婚的念头。结婚前3天他还在上海徘徊，后来因为想到自己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当了新郎就想逃婚，母亲准会跳河自尽，为了这份孝顺，陈月盘勉强接受了这桩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陈月盘以颇带赌气的口气责怪小娘子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他要她离开他另去寻找幸福。后来新娘子哭了。陈又哄着说：“我给你想个法子：等我上学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们陈家，只要留个条子便可。那样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妆送到你娘家。”14岁的新娘子玉彩听着“小官人”的一番话，反觉他和蔼可亲，所以等陈上学去了，她不仅没有走，而且正正经经当起了陈家儿媳妇。半年后，陈月盘从苏州念书毕业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变之势，也就死了那份心。从此他教妻子认字。陈月盘在乡下当小学校长时，妻子也成了学校的一名老师。之后，陈月盘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带着孩子、照顾婆婆，一直留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教书。就是在陈月盘策反熊剑东失败后从上海回到乡下的日子里，妻子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了镇上，只是一到假期就搬来与陈一起住。那些日子对陈月盘是温馨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得改变，并且是永远的改变…… 陈月盘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么办法，因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让人仇视的地主分子！ 别了，一切儿女情长，一切世态炎凉，皆随我这头顶上的这顶“地主分平”的帽字而去兮。秋风萧瑟，陈月盘肚子蹲在长满草、两边蛙声震耳的田埂上，对着悬空的一弯冷月，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恫怅。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无数他永远想象不出的一个又一个严寒与一场又一场风暴。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陈月盘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开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变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觉了。 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岁月。广播喇叭里整天喊着“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反攻大陆阴谋”一类的口号。陈月盘从刺耳的广播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盘踞在台湾的老蒋鬼子白日做梦想反攻大陆呢！哼，这个“蒋该死”，还不死心呀！ 一天，陈月盘找到生产队长，说：“我对国民党太了解了，对蒋介石的脾气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陆，那是说说而已，绝对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信他。” 谁知生产队长瞪大了眼珠，反问道：“你怎么知道老蒋不反攻大陆？” 不几日，陈月盘被叫到全大队社员会议上。他被两位民兵押到前台，然令他把头低下来。 陈月盘不明白，反问为什么让我低头？ 民兵二话没说，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将其头往下一按：“你这个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头你就老老实实低嘛！” 后来干部和社员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后，陈月盘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成了“麻痹群众斗志，企图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牛鬼蛇神”了！ 那一天，陈月盘感觉是自己最耻辱的一天。他心头好冤啊，面对苍天，陈月盘大喊道：“老天你作证，我自20年代开始就与蒋介石为敌，同他视如仇家，我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呢？老天啊，你要为我作证！啊，你说话呀！一一” 老天无声。 陈月盘悲痛欲绝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后来是‘四清运动’，我又成了腐蚀干部的阶级敌人典型。”陈月盘指指我的父亲，说：“这段日子你爸最有体会的。” 我转头问在四清运动中被揪下台的父亲。 父亲抽着烟，苦笑着对我说：“当时我的一条主要‘罪状’是阶级阵线划得不清。说我们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陈老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要不我当了你好儿年‘下台干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问坐在一边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点点屁事”，看得出，父亲内心的气还堵在胸口，“当时县里号召各公社都要写地方志小史。我们大队接受任务后，觉得应该找了解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来干这事。一排队，觉得生产大队里只有陈月盘先生是既知道我们这儿的历史，又是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于是就决定让他来写地方志小史。后来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件事就成了阶级斗争大事了，说我这个当大队长的根本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让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写变天账，还说小史实际上变成了陈月盘他们这批阶级敌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于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阶级立场不稳，有严重政治问题。” 陈月盘接过话说：“天地良心，我为了写那份小史，费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阅资料，然后逐个年代逐个人物进行校对，完全是站在史学这个角度写的，哪知反被当做我自己想‘变天’的东西，还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几位主要干部。正是有理说不清。唉，哀哉哀哉也。” 往后的日子就不用说了，陈月盘成了彻头彻尾的阶级敌人了，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与尊严。 “那个时候，我仿佛觉得活得像个僵尸一样……”老人痛苦地低下头。许久，他抬起头，脸上恢复了正常表情，说：“那一年我被广播里学雷锋的事感动了，我一遍又一遍听雷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小雷锋小同志了不得！他虽然只会做点好事，可能像他不计较任何得失为他人做好事，而且是从心底里甘心情愿为别人做好事。这太不容易！我就想，我是一名老地主，过去为了新中国我做了些贡献、做了些好事。现在被人当坏人，可我只要自己的心底没有把自己当坏人、当恶霸，我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好事。能做好事就是一种幸福！之后我就平静下来了，生产队让我干啥，我就去干啥。农活干完了，我就帮邻居和生产队的一些缺少劳动力的人去干活。时间一长，人家也就把我当好人了！我当了好人，人家就不会把我再当恶霸了……新的日子就这样开始的。”可是陈月盘并没有想到，他想当好人也非易事。 紧接着是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陈月盘作为生产大队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各种大批判和游街的对象。下面的这些镜头是我作为“红小兵”的一员所亲眼看到的—— 镜头之一：大队仓库场上，身穿黑色棉袄的陈月盘站在批斗台上，胸前挂着那块打“X”的“恶霸地主”牌子；被人“飞机式”押着跪在地上，嘴里时不时地自己喊着“打倒恶霸地主陈月盘”；“永远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陈月盘”等等口号，直到最后又被一群造反派押着游村…… 镜头之二：清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们被排在了“走资派”们的后面，每人手抱一一个用纸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陈月盘是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游街对象，本来陈的个子就小，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又怀抱一只跟社会主义扭着劲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据游街需要，每到一个热闹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资派”和陈月盘等这些“牛鬼蛇神”们都要高高地喊几声打倒自己的口号，然后相互抱拢一下，以示“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是一伙的坏人。照理，我父亲作为“走资派”也是要被列入游街对象的，由于他那时年轻，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游街这类事没有轮到他。可是与我父亲并肩当了十几年大队支部书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陶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月盘和瑞康伯伯的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O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 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 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并非全部理解他的两本诗集的书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用的“阿迹子”，这个伴他走过近百年的笔名，使我重新把当了近半个世纪的“恶霸地主”，归位为一名文化人。 20世纪是怎样一个百年？20世纪是人类拥有灿烂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创造了这个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世纪，可20世纪又是中国文化人沦为最痛苦的一群孤独者的百年。也许陈月盘是无数文化人中沦为最痛苦、最孤独的典型代表吧。 我这样苦思的时候，他又拄着拐棍来到我的面前：“在家孤单了几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时间里，重温一下当一个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远了！”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对当了几十年“老地主”的陈月盘老先生如何能面对厄运、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怀和明镜般的心境，异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议。从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陈月盘从策反熊剑东失败后解甲归田，当了四五十年农民和三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镇压对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这漫长的失意岁月里，身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写了一大堆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诗篇，而且不少是如何向雷锋学习做好事的诗作…… 读了他的那些诗，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写出来的诗篇，因为只有从心底里涌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和热忱的人才能有这种激情，而陈月盘在写这些诗时又是什么样的境况呢？ 我们沉默着。我心头不由一阵冷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加过抄他家的那一个夜晚，对此我不敢当面对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极度自责。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话题转开了：“其实我作的诗大多是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描绘与抒情。我们江南水乡的景色太美了，劳动也是美的呀，这种自然美与劳动美，是我诗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说是我能够活下来并得以长寿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否则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可以让这样一位蒙受屈辱、备受摧残、命运跌宕的世纪老人坦然人生，长寿百岁。 陈月盘共有7个子女，其中第四个在他参加革命工作时过继他人后不久夭折。剩下3儿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在大学教书。然而正是这种身份，使他(她)们在父亲当“恶霸地主”的几十年里不能正常地照顾老人甚至连走动的可能都几乎全被剥夺了。 陈月盘的妻子年轻又漂亮，但这样的“地主婆”是不允许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寻了短见，与老伴没打一声招呼便永远离他而去…… “有情不若无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恼。终会生离成死别，更怜孤寂天涯老。”陈月盘为亡妻作了这首《无情》诗。他说他知道妻子早晚会寻短见死的，因为像“文革”那样的运动，怎么可以让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死守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说，在那些“革命者”眼里，一个“老地主”要什么感情和要什么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还要什么七情六欲？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性，只像一个孤独的木偶，一个尚有生命的孤独的木偶而已。”陈月盘自己说。 “从一个革命者到被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敌人，从一个知识分子到一个纯粹的农民，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许多后悔与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 他开怀大笑。然后清清楚楚地说：“说来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没有半点后悔，更没有半点仇恨，有的只是一点点可惜。可惜什么呢？可惜那些曾经把我错当阶级敌人并最起劲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们活到今天能看看现在的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云：仁最寿。虽然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整个20世纪，而且命运坎坷，但我能成为百岁寿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愿地在后半生的近60年间当了靠劳动自足自乐的一个农民。人生什么最快乐？劳动，人生什么能最长寿？把心放平——什么最充实？古人云：善最美。这善，就是为人要像雷锋那样，心里永远想着别人、无私为他人做好事，做了好事不计较任何回报，每做一件好事就是一种积德，积德多了，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人。雷锋精神可以使天下的恶霸和坏人都能变成好人！” 这一天，我父亲是准备好了要请陈老先生在我家吃顿饭的，但客人怎么也不肯。“在我读书和参加革命工作时，我家是地主富豪，别人请不起我；解放后我当了地主分子后，再也没人敢请我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摘了帽，那时已经80多岁了，别人也不敢轻易请我去吃，所以我一辈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们别客气。我得赶紧回家，早晨淘的米还在竹篮里呢！”陈月盘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凭拉扯也没用。我早听人说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关照，连子女孙辈接他到城里过也不愿意，每天依旧黎明即起，打扫庭院，刷锅起炊，手脚麻利得很，村上人无不称奇；对这样一个已经习惯于独立生活近百年的人来说，我知道怎么挽留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我对父亲说，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条通向远处的长满青草的长长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个移动的影子。然而我感觉那条田埂是他踩出来的，因为那条田埂是中国的，是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是一个小人物走过的中国的20世纪的田埂…… 陈月盘老先生是前些年去世的，他活了近百岁（93岁）。一个除我之外没有外界关注的小人物。然而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雷锋精神的巨大力量和光芒。我因此常在想：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一点雷锋精神，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不知会好多少！也许就不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了，世界或许太平得多！ 1999年10月1日于北京 第六篇 一个为百姓创幸福而60年不倒的农民伟人 5000多万元就放在面前，而且明确告诉你：这已经属于你了。你将如何？ 如此巨额财富，它的诱惑力足可以让一个高贵的人丧失高贵，让低贱的人一夜间成为高贵，不是吗？已位居“国家领导人”之一的成克杰，就是在远低于这个数额的金钱面前倒下了，使他高贵的身份，顷刻间变成了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大贪官。这样的人还有一批：胡长清、王怀忠、刘方仁、田凤山、李嘉廷、程维高、丛福奎……他们服刑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贵者，然而他们现在都已经沦为党和人民的败类，或被枪决，或为阶下囚。 归结到底，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人民期待的好官。他们只能与粪土为伍，百姓憎恨这样的人。 而他，完完全全、名正言顺地可以将这5000余万元装进自己的口袋。组织说了：“这是奖励给你的，你不仅可以拿，而且应该拿！”他淡然一笑，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不要。还是留给村里，留给百姓。”这个人不简单，与上面这些靠权力为自己收敛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者相比，难道他不算是一个伟人？ 他应当是个名副其实的伟人。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裤腿上一辈子甩不掉泥巴的农民”，可他的精神境界却如此高贵并值得尊敬。今年78岁的他，从未离开过生他的那个村子，也从未离开过与他同命运、同呼吸的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带领百姓把这个村子建设成“天下第一村”。 谁敢夸口“天下第一”？他敢！因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村子一直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近半个世纪里，多少与之同起和齐名的“红旗”或“典型”，或倒下的倒下，或消失的消失，有的像吹气的泡泡，有的则如昙花一现。唯独他和他的村子，旗帜依旧高高飘扬，而且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他的旗帜越举越高，越来越鲜艳。 2003年时，他的村子实现经济生产总值100个亿；2004年为200个亿；2005年的目标是300个亿。 村子，在今天的中国是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又是纯粹的由农民组成的农业单位。这个村子的新掌门人吴协恩 5148." >先生非常低调地微笑着告诉我：“今年全村可以实现20个亿的可用利润。”而我知道，其实在这公开的利润之外，还有好几个亿的钱是明补给了已经非常富足的村民们…… 我们就说这年创20亿纯利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它是目前西部某些省区有史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年财政收益纪录！可他领导的一个小村庄，却创出了如此巨大的财富！仅此一点，难道不能称他是伟人？ 10余年前，苏北盐城的一个只读过高中的农村小伙子，在面对终日汗洒黄土不能抒怀青春理想的痛苦时刻，无意间看到一份包粮种的旧报纸上刊发的一篇介绍这位农村支书如何领导农民走向富裕的报道，于是这小伙子带着300元盘缠，只身来到本文主人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期待有份能吃饱饭同时还能余几个钱的工作。后来这位小伙子被留了下来，若干年后小伙子又把自己的户口从苏北迁到这儿。这还不算，小伙子“明眼势利”，又把自己的父母、对象，以及对象的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全都迁了过来，这滚雪球式的“家族大迁移”至今已达57人之多！“某某号”，这是小伙子现在的新家，一座两层建筑的欧式别墅，面积达500多平米，室内全套的豪华家什和精美装饰。主人介绍，这是村里分给他的住宅，按当地的“村价”约为230万元（折合成中等城市的价格在500万元左右）。“我还有一栋是前年搬入的别墅，面积也有400多平米。”小伙子非常平静地告诉我，没有丝毫的显耀。他告诉我，在这个村子里，像他这样的一户农民家拥有两幢洋气十足的别墅并不在少数。 “我们村的每户农民，最少存款也有百万元，当然存款千万元的也为数不少。家有别墅、汽车已是几年前就有的事了。你没听说我们村里的农民在10年前就有了‘八有八不’？”“何谓‘八有八不’？”“八有就是：小有教——孩子从幼托到中学全部免费上学，考上大学有奖励；老有靠——男55岁、女50岁后人人都有六七百元以上的退休保险金；房有包——所有村民的住房全部由集体负责分配；病有报——看大病小病全部报销；物有商——村民购物可以不出村，大商场小商场和适合农家生活的超市应有尽有；玩有场——闭路电视、影剧院、农民公园、世界公园你想得出的游乐全有；餐有供——各类档次的饭店餐厅遍及村子东南西北中，村委会为每位村民提供一年3000多元的补贴，等于365天你不用掏钱便可满足口福；行有车——村子为每个家庭配一至二辆小轿车。八不即是：吃粮不用挑——村里有公务人员专门将各家所需食粮送到你家；吃水不用吊——村里的自来水清纯可口，通至家家户户；煮饭不用草——这已不是新鲜事，用煤气管道跟城里一样；便桶不用倒——农村用上抽水便具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洗澡不用烧——农户有热水管道比你们城里人不差吧；通讯不用跑——我们村是全国第一个电话村；冷热不用愁——夏有空调、冬有暖气；雨天不用淋——全村住宅之间有万米长廊将户与户之间联结为一体，你可以雨天不湿脚、夏日不晒阳……”小伙子绘声绘色的描述，早已让我心旷神怡，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感受一下天堂般的人间仙境，当我走进七彩长廊时，仿佛步入北京皇家公园——颐和园那条著名的长廊…… “我们村的长廊可比颐和园的要长多了！不骗你，那年江泽民同志来我村视察时就这么说的！”主人充满自豪地说。 “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可以公开吗？”如此富有的村庄，于是便有了我心底早已想知道的问题。我问小伙子。 “没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在我们村里没有灰色收入，大伙的收入在村里都有账。”小伙子坦诚道，“拿去年说吧，除了日常的工资，去年村上一共给了我大约150多万元吧！”“什么？150多万哪？！”我无法不惊叹！一个农民的年收入竟然有这么多！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然而这是真的。 小伙子名字叫孙海燕。你要查证的话，我有他的手机号码。从一个对人生命运失去信心的打工仔，到年收入达150万元的新村民，是我的主人公依靠他那颗为百姓造福的共产党人之心，为无数孙海燕这样的农民创造了一个个中国经典神话。 这是个财富的世界！而财富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属于一切人类共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第一天就明确地指出了：“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引自《共产党宣言》）革命导师说的“整个世界”当然包括人类的一切财富。 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而组成这个先锋队的人，他们必须具有推动社会不断发展富裕和繁荣人类文明的先进性。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个先进性就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它必须坚持“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真谛……”（引自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 我的主人公是位地道的农民。他既没学哲学又没上过大学，但他在几十年间领导农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掌握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村子发展的道路；他只读过3年私塾，但他从几十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中悟出一条最朴素的真理，即你这革命那革命、你这主义那主义，唯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全世界人都幸福，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他的原话。这是一个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玄妙的逻辑，却包含了无数深刻理论与丰富实践经验的真理。其实大凡一切最管用、最经典的真理，都是清澈见底的“大实话”。不是吗？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不也这样嘛！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从马克思时代就争论不休，在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主义”争论更是激烈。100多年来，旧式资本主义学者甚至包括腐朽的晚清政府也曾尝试把垂死的社会改建为“社会主义”。到了蒋家王朝，“社会主义”也曾风靡一时。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才得以实现。可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与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耗尽了多少政治家的睿智和精力，也使10亿人民走过了不少曲曲弯弯的路途。 毛泽东是中国5000年间才诞生的一代天骄。他苦苦带领中国人民从贫穷中探索社会主义，可他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阴影而在晚年将民族带入一场灾难……但他仍是一位不可逾越的伟人和巨人。 邓小平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和令全世界的尊敬，就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寻找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他蒙难的“三落三起”并没有影响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光辉形象。 吴仁宝——我的主人公的名字，这位农民虽然不能与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民族领袖人物相提并论。但他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胸怀和睿智，成功地实现了让农民们从几千年形成的物质贫穷与精神愚昧的世界，过渡到物质富足、精神丰富、身体健康、人人都基本能“自由发展”，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日新月异的高水平的幸福富裕和完美方向不断前进——几千人、万把人每年以100亿以上的递增速度在创造物质财富和享用人均上万，甚至几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财富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少有，而这仅仅是物质层面。吴仁宝的伟大之处，更多的是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靠实干、靠求新所铸造出的“华西精神”，以及他本人这面历经风雨永不倒的红色旗帜，这正是我要告诉世人我们为什么可以称吴仁宝是伟人的原因——50年不败，靠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以人民幸福为己任。25年创出300个“华西村”，走一条从实际出发、发展经济的特色之路…… 华西村的百姓也经常在一起议论：“而今的老书记年届八旬，可思想为啥总比别人前一步？”省、地、市、乡的干部更会在平时如此议论：“吴仁宝这个人了不得，几十年总是先进，别的典型一个个倒下了、消失了，唯独他长盛不衰、旗帜高扬！”那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华西问到这个问题。吴仁宝回答：“我注意‘两头’。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嗯嗯，细细说来。”党的总书记颇有兴趣地请他解释。 “我认为，做一名干部，只要跟‘两头’保持一致，即既同上面保持一致，又跟下面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在下面做干部的，不要说做最好的干部，能做不太差的就不错了。如果专门想做最好的干部，就会容易只看自己好的一面，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面，最后这样的干部就要变成坏干部。”听吴仁宝这话，一下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农村干部典型。 他就是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吴仁宝曾经与禹作敏交往和交情很深，但由于各自的精神境界不同，两位农民领袖最终成了不同道的人。吴仁宝出名远在禹作敏之前，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初始，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突起，一夜间成了“华夏第一村”。早有“南大寨”寨主之称的吴仁宝听自己的助手赵毛妹、吴协德从南昌的“中国农村‘群雄会’会议”回来介绍大邱庄后，心潮极不平静。在此次会上，禹作敏的代表向外界亮出他们“华夏第一村”的实底：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002万元，人均过万元。其实当时吴仁宝他们的华西村人均产值比大邱庄高出2012元，为12012元。 “可我们与大邱庄比有差距，他们的村级经济总量比我们强！我们得迎头赶上！夺回‘天下第一村’！”已坐镇全国农村“经济老大”多年的吴仁宝不甘心屈居第二。在秋收秋种尚未完时，他便带着20多名村干部急匆匆地直奔天津大邱庄。 吴仁宝见禹作敏后，一副江南农民的谦和与诚恳之情，远远伸出双手握住对方：“早就耳闻大邱庄的事迹，我这次和村上的干部专门来取你们的真经，你可不能保密啊！”禹作敏则一副新霸主的气度，当着吴仁宝的面直拍胸脯：“北方我老大，南方数华西。我大邱庄哪里都可以不帮，你华西我要帮！”握手那一瞬间，吴仁宝已知这位新对手的三分深浅。可那一次吴仁宝不露声色地沉下心来学习对方在开发市场、体制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道道儿。回华西后，吴仁宝一连开了几次干部、骨干会，把大邱庄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反反复复琢磨了个透底，随后又派几位精明之人再度北上到大邱庄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摸底。之后，吴仁宝与禹作敏也有数度交往交手。日子一长，吴仁宝对小他两岁的“禹庄主”有了入骨三分的了解，以自己用血和泪水换的挫折教训，他对日益唯我独尊的禹作敏语重心长道：“禹老弟啊，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的，因为小事谁也不想动你，可你将来就可能会出大事。”吴>藏书网仁宝久经政治风云，他跟禹作敏说完“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作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更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以一位老练的农民政治家涵养，特意加了一句：“我说这些话，也是和你共勉的。”不出所料，弹指一挥仅是10年，曾经耀眼无比、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 禹作敏的下场，对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农民领袖在社会上引发不小的震荡。因为在这之前，新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政治末途和他“说没就没”（郭凤莲语）的去世，及其他几位农业标杆的纷纷落马，使得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成功者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态度： 他们能不能代表真正的农民利益？能不能成为永不倒的共产党旗帜？ 这时期，在农业战线依然站立着的似乎只有吴仁宝一面旗帜了！吴仁宝此刻在做什么？想什么呢？ 我知道吴仁宝此刻做了3件很经典的事： 第一件事是他不顾重重阻力，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大队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第二件事是他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是一首套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词的村歌，朴实无华，光“社会主义”一词就用了好几回。当这首由吴仁宝亲笔填词、华西村村民们齐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的村歌播出后，无数老共产党人、新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他们说：“这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已经好几年没听到了！”那时，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朝易旗，中国国内外嘲讽和怀疑社会主义的阴风也吹得玄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高吟这样一首“社会主义”赞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背景：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此时又面临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 吴仁宝才没管这一套，他对共产主义和建设有华西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信仰坚贞不渝。而正是因他的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才敢理直气壮高吟“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等豪迈诗篇。 吴仁宝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他在报端见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在中国农村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血本，以雷鸣闪电之势，奋力抢占市场的举措。 这件事值得细述——“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凌晨3点让他们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墙上的闹钟时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正一手拿着《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一手操起电话哇哇直喊。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3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急事！天大的急事！”吴仁宝连扫一眼会场的工夫都没有，便直奔主题：“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100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啥四个字？”会场上的几十双眼睛全聚集在65岁的华西村领航人身上。 “借——钱——吃——足！”一向说话绵软吴语的吴仁宝此刻运足底气，高声喊出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 “借钱吃足？”片刻寂静，会场上立即爆出此起彼伏的询问和议论。 “对，我们华西村过去当了几十年先进，一向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这回我们要打破老思路，来个借别人钱、生自己的财了！你们听我说……”吴仁宝站起身，示意与会者朝他靠拢，随后他以特有的笑眯眯姿态向村干部们如此这般一通言说…… “太好了！老支书，就照你说的，我们干！甩开膀子干！”村干部们兴奋激动起来。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它一场！”吴仁宝拳头重重地落在桌上。转身间，他健步顶着晨曦向东方走去……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的第一眼就十分意外地看到了默默等候在一旁的吴仁宝。 “我来向市长你借钱的。2000万，我要2000万元！”吴仁宝向市长开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商业机密，不可泄露。”“好你个老吴同志呀！连我都不透露一点？”“不透露！”吴仁宝一双眯成细缝的笑眼里透着几分狡黠。 “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2000万就2000万！”“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的恩。” 吴仁宝这回张大嘴乐了，他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之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而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时候，他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甩开四蹄扬鞭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10亿村、20亿村……50亿村、60亿村……华西村直奔天下第一，无人匹敌！此后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不再仅仅是全国产粮标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形象了，她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的巨轮——跃居全国百强企业行列；她已成为农工商全面现代化的旗舰——称雄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场；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和成功实践的经验产地——闪耀在中国共产党时代丰碑上一颗贴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标签的五彩金星！说吴仁宝是个奇人的已经很多了。但仅仅靠积累的经验和天性的聪慧而制造出的一点奇迹，并不能保证他会成为一名永不倒地的英雄和奇才。吴仁宝的一生闪耀的光芒，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对所追求的信仰的坚定性。这绝非所谓的奇人所能够拥有的。 足够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华西村现在的实力和发展速度仅凭想象是很难形容得出的。“3年。 再过3年你来华西村看看就更不一样了！”吴仁宝见我后的第一句话说得很自信也很有底气。 “三年后的华西会是什么样呢？”我在眼花缭乱的“人间天堂”中参观时尽力去想象明年的华西与现在的华西之间的差异，但我自感想象力的匮乏。明天的华西村有更多的“金塔”（华西村现在有3座15层的金塔）？明天的华西实现1000亿的年产？明天的华西是一个田野上的现代化都市？ 吴仁宝笑了，细言细语地告诉我：“这些都不难。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华西村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就是我们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法宝。”这是一句与炫耀丝毫无关的朴实之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实事求是”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它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同时也标立出了普通人与伟人之间的一道分水岭…… 吴仁宝的华西村并非生来就是天堂福地。20世纪50年代末，吴仁宝出任华西村前身的23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一些头脑发涨的人都在放卫星。先进分子吴仁宝自然逃不出上面的点名：“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多少亩产？”“那——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得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10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如数补上啊！”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从那以后，我再不相信玩虚的了。玩虚的假的，沾光的可能是一些当官的，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一辈子脱不了双腿上的泥土，所以我不忍作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和执著地对我说。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当时称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个，可耕面积841亩，人均欠债15000元。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茅草房，泥垛墙，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七高八低的田地落差数米……“高的像斗笠帽，洼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这是华西村当时的真实写照。 面对贫穷，吴仁宝最真切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再面黄肌瘦，就是要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孩子和婆婆婶婶们找回来暖和他们的手和脚…… 那时吴仁宝想要做到这两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带领乡亲们改天换地。 改天换地的战斗，是靠每一滴汗水冲刷和垒起的一种艰苦奋斗。吴仁宝一生最佩服陈永贵这位农民兄弟，就是因为当时的大寨精神给了他和华西大队一个改变村子旧貌的榜样力量。 学先进、赶先进，新中国50多年岁月里有过无数次这样的运动和高潮。但吴仁宝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创造。在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吴仁宝带领华西走的是一条既求艰苦奋斗，又讲规划目标之路。为“15年将华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吴仁宝身先士卒，与全村干部群众实干拼命干，提前8年实现。“做煞大队”换来的是土地平整、道路宽畅、白墙青瓦的新农村和闻名全国的“亩产超吨粮”先进典型。 现在我们到华西村参观早已看不到昔日吴仁宝他们改天换地留下的那些旧景了，其实当时他们干得相当悲壮。有一首民谣曾在华西村四邻流传了很久：“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吴仁宝和他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拼劲，是华西精神最初的核心内容。那会儿华西人的苦干确实吓退了不少本来已经准备嫁给华西村小伙子的外村姑娘。一时间，退婚的女子把华西村搅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所不曾料到的。别出心裁的“寻开心”青年社员大会上，吴仁宝高扬起嗓门，说：“我不相信华西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今天我们改天换地的战斗确实比别人苦出几倍，可明天我们华西村就会比别人好出几倍。那时候，我们华西村就会有成群送上门的好姑娘！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小伙子们被吴仁宝说得眉飞色舞。“现在我想鼓舞一下我们华西村的姑娘们，你们干活各个冲锋陷阵，不甘落后。现在你们要拿出干活的劲头去跟我们村上的好小伙子们去恋爱、去结婚！”吴仁宝的这句话把“寻开心”会引向了高潮……当下，“铁姑娘队”队长赵毛妹“噌”地站起身，响亮地表态：“我要嫁给别村姑娘不要的那个……”说完，她涨红着脸，瞥了一眼坐在旮旯儿的那位被外村姑娘退了婚的小伙子赵福元。赵毛妹后来真的与赵福元结为百年之好，证婚人自然是吴仁宝。赵毛妹非常了不起，她不仅以自己的行动在“做煞大队”的关键时刻为村里稳定了军心，后来也成长为吴仁宝的得力助手，人称“华西村的郭凤莲”。 华西村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威震神州大地。那年大将军许世友率领江苏省干部们到华西村开现场会，见身边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农村大队书记，一把将其揪到吴仁宝面前，说：“你这个书记我看不要当了，瞧瞧人家吴仁宝：捋胳膊，光双脚，手上的老茧铜钱厚。这样的书记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嘛！”华西出名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靠实干和抓生产争出的典型，在那会儿并不吃香。倒是一个由林彪老婆叶群抓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一夜间像神话般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这位种田的老阿婆能画各种符号来谈“学毛选”的体会。一时间，这位邻近华西村的老阿婆成了万众瞻仰的人物。可人们上她那儿学到的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种田出身的吴仁宝一看那些玩意儿就愤愤地甩袖回到华西村，对自己村民们如此说：“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出不了一棵好苗好秧。我们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忠心。”就这样，东边的“学毛选积极分子”老阿婆那里书声琅琅，却生产连连下降；西边的华西村脚步咚咚，却生产大丰收。于是不多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毛选典型”的人纷纷转道上了华西村。这还了得！吃政治饭的人赶紧派队伍杜绝前往华西村的人群，哪知根本不起作用。 “吴仁宝，你这么搞是什么用意？想用生产压革命啊？”帽子满天飞的年代，有人举着这样的高帽来压吴仁宝。 “我……”吴仁宝想当场顶那“领导”，可灵机一动，他又恢复了平时一脸笑眯眯的神情说道：“毛主席不是说了‘抓革命，促生产’嘛！我们华西就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再说我们的生产上去了，也是学习‘毛选’后的结果呀！”“老吴，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华西村的生产上去了，就是靠的学政治嘛！”那“领导”这回对吴仁宝颇为满意。 “我现在经常对人说，自己为什么七八十岁了还没有完全退休，就是因为以前犯过3个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主义在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犯，我也不例外。所以总想在自己身体允许和有能力改正错误的时间里多补点回来，多干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已从华西村“一把手”退位至“总办”主任的吴仁宝在华西接受我采访时说到此处，又一转话锋，“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我为什么总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要想从实际出发，为百姓干点实事时，不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年代，我们华西村为了改善和增强集体经济，偷偷摸摸搞了个‘小五金’厂。那时华西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农村先进典型了，我们办‘小五金’厂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事，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但我们为了让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把办‘小五金’厂当做头等重要的副业来抓，后来每年为村上创利几十万元，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有几十万元收入，绝对算富裕了！可这么好的事，领导来了我们只能赶紧关门，参观的人一走又机器隆隆响起……后来露了马脚，我只好跟领导这样汇报：‘这是响应上级指示精神，搞两条腿走路。’上面的人信这呀！他一信我们就可以继续干，华西村就这样慢慢有了较强的集体经济……”有人说吴仁宝之所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不倒翁”，就是因为他有一套能对付上面的手段。吴仁宝听我口出此言时，爽朗地笑道：“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主义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吴仁宝说到此处，笑眯眯地把嘴凑到我耳边说，“给你讲个故事，你不是就住在我们华西的金塔宾馆吗？华西的金塔现在有3座，我们还要造十几座金塔。你们大城市来的人看了金塔一定会说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吴仁宝怎么就这农民水平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造这不土不洋的东西。华西村发展成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非常气派的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我不搞那些。因为我们华西还是农民的华西，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一句话：喜欢塔。所以我就主张建塔，以塔代替各种大楼。你看到的金塔全是我设计的。造好后，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不土不洋。我心里偷偷笑，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这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我鼻子问我搞那些洋气干什么。他们还会说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那么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呗！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领导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你说说，这难办吧！所以我干脆来个不土不洋——正好。哈哈……”吴仁宝说着自个儿先笑起来。一个典型的农民风格的智者。“话得说回来：一般情况下，领导们到下面来总是爱看点好的、听点好听的，于是下面就有人专门搞些迎合的东西和名堂了。所以说到底，除掉形式主义的根子还要靠下面，靠实事求是。”吴仁宝如此下结论。 到60年代末，华西村依靠一个“小五金”厂和一台小磨坊，便积累了100多万固定资产和100多万现金存款。而此时的华西村村民们也全部搬进了大队统一盖建的新瓦房，并且家家有存款。从这时候起，外村姑娘嫁到华西村甚至小伙子“倒插门”来华西的风潮一直延至今日…… 吴仁宝通过华西村第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切地体会到：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落到为百姓谋幸福之上是多么的重要，而人民群众对这种重要性的呼应，又使吴仁宝更加坚定了走实事求是和创新创造的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怕农民群众弄不太懂，就自创了两句话，叫做‘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 我们华西就是靠这个精神一步步求发展的，走得还比较顺。所以我总结了18个字：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现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我的看法是： 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瞧这位农民政治家出口成章的经典词语，既朴实又充满深刻的实践思想！“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百姓幸福就必须大发展。”这是吴仁宝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几十年来总结和遵循的一个“真道理”。 为了把这个“真道理”转化为农民们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觉，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过了“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的3次革命性征程。 “70年代造田”完成的是农民们实现温饱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条农民们人人都明白如何走完的革命途中，吴仁宝也创造过许多“特色”。“造田”初始，吴仁宝就放言说：“这些年，干部一动员大干快上就说要让大伙儿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看哪，叫群众脱皮掉肉的干部一定不是好干部。从今儿起，我们华西人在搞大干快上时，不仅不能脱皮掉肉，而且还要长肉增膘！”天底下能有这等事？当然有。这就是现今老一代华西人给后代们经常讲的“老支书办食堂”的一则百听不厌的故事——农忙来临，支书吴仁宝忙着张罗的不是农田里的播种与收割，而是那个“大食堂”。 “你们听着：主食供应要放开，小菜副食多花样，荤素搭配得合理，茶水点心送田头……”吴仁宝拉长嗓门在食堂内外不停吩咐着。 农忙战斗打响前，吴仁宝特地指定58位姑娘称了称体重。大忙一过，竟然出现奇迹：有38位姑娘增了体重。现今姑娘增体重是件愁事，可那年代绝对是喜笑颜开的美事，更何况是在出力流汗的农忙季节！这就是吴仁宝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细节之一。“办食堂”曾经被当做一种极左行为进行过批判。可吴仁宝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农民们为了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如果不能把身体搞好，哪儿来冲天干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办起“农忙大食堂”。农民们高兴呀！干活有人管饭，自然心情舒畅。这心情一舒畅，啥苦啥累都不在话下，身体也就跟着长膘了！华西村的“农忙大食堂”一直办到80年代，后来“大食堂”就变成了大饭店、大宾馆和各种风味小餐厅。现今村民不管男女老少，每人每年有3000多元补贴，可任意在这些地方免费就餐，这是后话。 华西人有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口头语。早在70年代进行“造田”战斗同时，吴仁宝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经验，即：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们真正富裕起来，只有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 在跨越30年的土地集体耕作之后，农民重新获得了种地的自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展开，成为那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改革标志。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以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是绝对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的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 南京。花雨台。细雨蒙蒙中，100多位神情肃穆、列队整齐的农民，紧握拳头，面对革命先烈纪念碑，各个庄严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们华西人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3年，目标1亿……”尽管雨水打湿了每一个宣誓人的脸，但人们还是认出了领头宣誓的那个年长者，他就是吴仁宝。 这个日子是1985年8月19日。这一年吴仁宝58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共产党员。 在雨花台的那次雨中宣誓，心细的人会发现：流淌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脸上的，不尽是飞扬的雨水，更有两行是滚烫的泪水…… 外界人一提起吴仁宝，只知道他是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吴仁宝还当过乡官、县官，只是他在当乡官、县官时从没有丢过华西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吴仁宝一生中最大的官职，是他在1975年4月至1980年5月这段时间里出任的江阴县县委书记一职。 “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低，怎么能抓得了一个县的工作吗？”在上级领导告诉吴仁宝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县委书记时，吴仁宝再三真诚地推辞。 “我们认为行。你事业心强，魄力大，干劲足。再说你也兼任过多年县委副书记，在负责一方面工作中抓得很好，组织上考察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能挑起新的担子。再说，陈永贵不也是从一个农民、一个村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嘛！”领导举例说。 “我的水平哪能同陈永贵同志比？再说，我也离不开华西……”“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当江阴县委书记，仍兼任华西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也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嘛！”瞧，又拿陈永贵说事。 组织决定，没辙。于是吴仁宝就从村支书，一跃成为专职县委书记兼华西村支书。之后的5年零一个月里，吴仁宝以抓华西村的干劲和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抱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复出的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的“全面整顿”精神鼓舞下，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把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并用他特有的形象语言把几项奋斗目标编成一首诗：“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会人人喜洋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75年，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如久旱中迎来一阵春雨，但“文革”所形成的只讲“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和发展的政治风气，在当时的农业战线也还极其严重。吴仁宝想实现“誓改江阴面貌”的雄心十分困难。“建设新面貌，县委是关键；不怕群众不愿干，就怕县委不敢干；不怕农业上不去，就怕领导干部下不去；不怕基层干部不团结，就怕县委班子思想不统一。”面对重重压力，吴仁宝在县委常委会上用这朴实而炽热的语言，感动和激励着县委一班人。“干社会主义，就要拿出真变化”。吴仁宝结合江阴实际，提出3项“大跨步”。在这一系列措施中，有一项最能体现吴仁宝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的实干作风，他要求县机关干部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如此一来，整个江阴县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为之一新，全县各项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江阴的各项发展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阶段。从1975年至1980年吴仁宝任县委书记的5年里，江阴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 江阴本先进，昔尚不逮今，今日沸腾谋建大寨县，苟欲描摹语言良难寻。 我闻此讯心跃然，不胜欣喜望南天，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 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这是身居京城，与吴仁宝同乡的中国语言大师叶圣陶老先生在报上见得江阴欣欣向荣变化时，“感极喜极”地给吴仁宝作的一首诗。老先生感慨万千道：“我乃苏州人，想苏州人当同此兴奋。即非苏州人，亦必欢呼称颂也。”一生耿直天真的叶圣陶先生哪知他所万般欣赏的农民兄弟吴仁宝的“英雄业绩”，在一些人眼里却并非如此，加之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我们都曾记得，随着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典型和大寨旗帜的纷纷失色，或退出政治舞台，红了几十年的吴仁宝似乎也让个别喜欢在某个政治气候中捞稻草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写黑信说“华西是假典型”——华西假了吴仁宝还能真吗？这种逻辑的推断所造成的恶果极其可怕。而吴仁宝坦荡无私的工作作风，又使一些“讲实际”的干部党员也到了“出出恶气”的时候…… 1980年5月中旬的一天，江阴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生了一件曾在中共江阴县委和江苏省党史上十分罕见和震惊的事：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业绩灼人的全国老典型吴仁宝，竟然落选了！县委书记落选县党代会代表，更何况这个县委书记此时还是党的全国“十一大”代表呢！这是吴仁宝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起大落——是在他入党整40年时、官职最大、为党的事业干得最火热、功绩很大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命运，刚毅的吴仁宝此刻想流泪都没有可能…… 无奈中的上级组织考虑到这种局面，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区农工部负责人，但吴仁宝请求道： “我来自华西，还是回华西。我是党员，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为百姓多干点实事，坐机关不太适合我。”面对一位不计名利的老共产党员的诚恳请求，组织上最后答应了他。 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华西村当起了农民。 南京雨花台前宣誓时那两行泪水，是不是这位老共产党人内心涌出的一丝委屈？还是其他什么？吴仁宝从没跟人说过此事，华西村人在这种不平中也获得了一份欣慰，他们再一次看到老支书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他们中间！58岁的年龄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正常卸任，以后的日子颐养天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非正常“下台”的吴仁宝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并与村民并肩用汗水改变了旧貌的华西村。 现在吴仁宝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的实职是村支部书记（这一职务在任县委书记时一直保留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甘心自觉自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即便是伟大的人物。但吴仁宝做到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期待“为民造福”的宽阔胸怀和崇高追求，完成了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伟人的人格升华和心路转变的涅槃。 之后的20年里，吴仁宝这位老先进、老劳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踩踏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而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与成功探索，都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80年代造厂”，是他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亿元村”——这是吴仁宝领着他100多名华西村人在南京雨花台前发出的誓言。选择雨花台，这就意味着吴仁宝下了“誓死不休”的决心。 今天的华西村每年产值以100个亿的速度在递增。可在80年代时，“亿元村”对中国农民们来说，如梦里的天堂一般。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之所以牛气冲天，就因为那会儿他村里的产值已达3002万元（1983年），比在全国早出名的华西村高出一倍多的年产值。 “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华西村而言，如一座近似高不可攀的泰山。 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3年实现“亿元村”，而且是“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是吴仁宝当时给华西村描绘的蓝图，它浸渗着这位一辈子与农民滚打在一起的老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作风：不仅要追求物质文明，更追求精神文明；既要好看，又要实惠。而这也正是农民们拥护又欢迎的理想家园。 “搞建设，就得拿出革命先烈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今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家性命来押保华西3年内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的目标。拿笔来——”南京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重重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签名，村里的党员干部们知道：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在“亿元村”的奋斗中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他们的家产将全部归公！如此悲壮的农民革命啊！“从那年起，每年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使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获得了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吴仁宝说这话时，一腔慷慨和激情。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军曲。 田野上的工厂该是个什么样？显然吴仁宝想的绝不是那些“乒乓乱响”的作坊式小厂，这回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梦！从田园到工厂，中国农民跋涉了5000余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越。 “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那岁月，吴仁宝既像乐队的总指挥，又如亲自上阵演奏的大提琴手，忽儿掀动百舸争流的奔腾旋律，忽儿写奏绿色田野的春天童话。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又迷恋——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绑大船远航……这一招一术，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创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精彩音符…… 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这些精彩乐章中那颗闪耀得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羞涩”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你学的什么专业？”“机械制造专业。”“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有过3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番。但最终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作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眼下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并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做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那我愿意留在华西。”“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有什么条件？”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得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真没。”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支书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300来块就行……”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在华西村“造厂”创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老家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支书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 又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程先敏正在收拾行李时，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支书让我把这些给你。”程先敏打开麻袋一看，惊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妈呀，麻袋里装满一捆捆崭新的十元钞票！不多不少，50000元整！80年代的50000元，对多数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程先敏面对老支书吴仁宝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他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5年的全家户口簿，交给了吴仁宝：“老支书，如果你同意收留我们，从今起我们就是华西村的村民了……”吴仁宝听完此话，转身朝正在“造厂”工地上热火朝天干活的村民们大声嚷道：“有教授来华西当村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时，环绕全村四周的高音喇叭齐声响起农民们熟悉而高亢的那首《华西村歌》…… 3年，1000来个日子，转眼间的事，吴仁宝却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建成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个工业园区。 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已呈现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万元。 “亿元村”的目标实现，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这年吴仁宝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让谁也无法将“老人”的标签贴在他身上。 吴仁宝笑言自己正当年：“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能干什么？当然是干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事嘛！”一个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操就是这样崇高！吴仁宝有句口头禅：“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党员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共产党的好。”而且他这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要为人民服务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得发展经济。”吴仁宝正是靠这种理念，并以其不甘平庸、抢立潮头和求新务实的一心扑在发展经济上的雄心与干劲，带领华西村农民以“十年跨越一个时代”的速度，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一个又一个神话。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水平”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登高。这期间，在吴仁宝“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指导思想中，又加进了“科学发展、超前规划”的内容。 吴仁宝构筑的“不土”，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西村那一幢幢、一排排在大都市里才能找到的五光十色的中式、欧式农民别墅，或是象征华西形象的金塔建筑那种外观形态上的浅层感知。他的“不土”，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其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之先的英雄才智，完成从拿锄头，到拿榔头；从与庄稼土地打交道，到与机器、与市场拥抱；从种田汉，到厂长经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自我革命”，开始全面进入脱胎换骨的“基因革命”过程。这既有终结传统农业文明、挥手告别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辞旧意义，更是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城市化的新探索。“土”是农民的本质，吴仁宝在领导建设富足的华西村时，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和不失为中国农民的榜样，就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土”的本质。90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传统意义上，“造城”总会破坏原有的农村自然格局。可华西村在吴仁宝的精心规划下，没有将城市的概念简单地搬到村子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外建筑和内装置上“100年不落后”的超前设计与投入。在规划与选址上则坚持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与农村古朴的自然风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因而这样的“华西城”让人百看不厌、百住不旧，且独具魅力。 “规划和质量上的100年不落后，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农民日子一好过，就是翻盖房屋，再多的财富积累也因一次次地建房而所剩无几。华西村在发展初期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一百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作用。”吴仁宝指着那些让美国、欧洲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如此为我解读其中的奥秘。 与那些豪华的欧式别墅毗邻，我信步参观了代表华西村文化概念的“农民公园”，“不洋”在这里很有代表性。走进公园，绿荫和花丛间是小桥流水、扁舟穿梭与鸟语啼鸣，一派柳杨吹拂的阵阵欢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熟识的“桃园结义亭”、“三顾茅庐”和“二十四孝”长亭等等景致。许多到华西参观的人，总会在此对吴仁宝这位“具有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的老支书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提出疑问。 “这正是我们老支书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一向坚持倡导的一种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村“精神文明办”的小赵介绍说，老支书认为，教育富裕了的农民，既要向他们不断灌输现代文明思想，同时也不能放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教育。老支书常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得讲求“仁义忠孝”，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农民要教育他们对老人和父母必须忠孝。为此，老支书还在村里倡导设立了一项特别奖：凡哪家有90岁高寿的老人，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元。凡哪家有老人活到100岁高龄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0元。陈珍妹老人百岁时，她全家五代同堂，37人就每人获得10000元大奖，共计37万元！“有人问老支书，是不是奖金太多了？我们老支书说：一点不多。华西村的老人假如都能活到百岁，那就证明我们华西人民不仅生活富足、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且后一代孝敬老人做得出色，这样的奖励物有所值。”吴仁宝就是比人高一筹！这样的“不洋”里包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农民特色。 走出“农民公园”，我被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峦所吸引。此山虽说不上高，但因它矗立于一片平坦的田野上，故而显出特殊的气势，形状如一条巨龙，这使我心头顿升一缕联想：华西村好风水，原来此处真有“龙”也！说话间，我的双脚跨进了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弘的牌坊，上面有四个金灿灿的大字——华西公园。嘿！在这峰回路转、依山傍水的公园里，我终于领略到了华西村的“洋”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古城堡”、巴黎的“凯旋门”、德国的“天文台”、捷克的“乡村别墅”……这里真的“洋”透了！“农民们出国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可在华西，我们的村民可以天天‘出国’，而且免了任何手续，早饭可在‘印度’吃，晚上住宿在‘日本’，一天可以走十几个‘国家’，保证享受的是一流服务……”搞宣传的小赵绘声绘色地介绍，并不时领我身临“出国”之境。真的哦，在这华西“万国园藏书网”内，可有多种外语服务，可有各种饮食的享用，更有各种文化的赏别。总之，这里是十足的“洋”。 “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在华西村你无时无刻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中感受着、激动着、陶醉着、回味着…… 是的，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独特理念。 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我这样理解吴仁宝的“不土不洋”——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创新，一种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具有中国农村与农民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不土不洋”在这里是一对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充满活力的革命的辩证关系。“不土不洋”充分显示出吴仁宝和华西人不因循守旧，不盲目崇洋，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先进意识。 吴仁宝的另一个建设新华西的“亦城亦乡”理念，则是与“不土不洋”同样寓意。让我们有梳理不完的哲学境界和可借鉴的实质内容。 这再次让我感叹，我是否可以称吴仁宝为“带着浓重泥土味的伟人呢”？ 面对我内心的这种发问，吴仁宝谦和地说：“我只是一个农民，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如果问华西这面旗帜为什么几十年不倒的话，我的体会是：因为我们始终做到了‘三不倒’，即‘难不倒’、‘吓不倒’和‘夸不倒’。”老支书这样解释：“难不倒”，通常是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有决心和办法；“吓不倒”，通常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我们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同志有较强的政治识别能力和政治谋略能力。吴仁宝进而举例说，华西村和他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曾经遇到一次又一次的“黑典型”和“红典型”之争。比如在“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抬高他们树起的那些极左假典型，曾多次对华西村打压、污蔑，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企图毁掉华西村这面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旗帜。在那些岁月里，华西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信仰，他们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和为国家多作贡献这两大己任而使华西村的旗帜永远飘扬。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且当时只有同一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一时间，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不分不包”的华西村，当然主要打在了领头人吴仁宝头上。面对全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和重重压力，吴仁宝镇静自若，他对村里的干部群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教训后，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它的中心意思是对一切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和责任制都应予以支持，中央并没有说要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而搞一刀切、搞单一的模式，正是中央并不提倡的。针对外面有人说：“我们那儿分田到户后农民如久旱逢甘霖，你们华西不分田不怕上压下反吗？”吴仁宝坦然处之，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的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虽然我们搞的与你们是不同的责任制，可我们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吴仁宝还将华西村“产业结构有生命力、集体经济有吸引力”等比较优势介绍给那些真心爱护华西的领导和友人。尤其当吴仁宝介绍到华西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把那些便于个人操作的农活包户、包人，以及企业实行厂长责任制的做法时，那些怀疑华西村、劝说吴仁宝的人都十分惊诧地说：“搞了半天，你们华西村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又走在了前头！”谈起华西村和本人曾经亲历的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往事，吴仁宝坦言，共产党人的一大本事，就是在各种考验面前不被人吓倒。而要做到不被人吓倒，你心里就得有本执政为民、造福为民的账。有了这本账，你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更不用说被什么政治形势吓倒了。 在华西村，无论是那些当年与吴仁宝一起艰苦创业的老一代，还是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今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谈起老书记的政策水平和处变不惊的能力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意，甚至到了某种崇拜的地步：“老书记说对的就肯定没错，因为他对政策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准确。”这是实话。 党的“十五大”后，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一时间，上上下下、各条战线立马“忽悠”起一阵对那些丧失活力、效益乏力的小单位、小企业进行的“转制风”，在苏南地区更是刮起了一阵欲将“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全盘转制”的狂澜。当时华西也有一些效益并不太好的企业，有人便进言吴仁宝：“干脆借机把这些企业‘放’了算啦！”吴仁宝摇头，说：“华西村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块砖瓦，都是全村村民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利‘放’。我们能有的只是责任，把这些效益差的企业扶植好的责任。” 在吴仁宝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华西村借“十五大”东风，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的“抓大扶小”举措，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的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指标上，他和干部们制定的目标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结果由于大抓了“科学、有效、创新和统筹”发展的四大措施，生产效益不仅全面完成，而且出现了连续两年100亿元的年递增速度！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吴仁宝却出人意料地提前两年将华西村的领航大权交给了年轻一代——过去他多次表示要干到80岁。交权的那天，他深情地对村民们说：“没有吴仁宝，华西的明天定会更美好。” 事实也是如此，新华西村党委班子以老书记为榜样，紧紧抓住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两大主题，他们提出了从今年起，要“努力一千天，创造一千亿”的新目标，即在今后三年内，每天全村要创造一个亿的产值，三年一千个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数据。而他们仅是一群中国农民！一群由老共产党人吴仁宝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农民！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这一刻得到充分体现和升华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羡慕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大人们告诉我们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就是共产主义；等我们长大后，这些都有了，可是发现共产主义其实离我们还很远很远。 即便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们还仅仅刚刚跨入。于是我们有了许多疑惑，但我们仍然那么渴望共产主义……因为渴望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一心想建设好社会主义。这是所有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 但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们同样有许多疑惑，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排除许多疑惑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社会主义必须让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了的人民才有幸福可言。人民真正富裕、幸福了，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 走进华西村，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这里的农民真的是天下最幸福最富裕的人！他们住最宽敞、豪华的住房；家家停放着一至三辆轿车；吃，基本不用花钱；穿“仁宝”等自创的名牌服装；老人有丰厚的退休养老金；孩子上学全免费；每家每户少不了百万、千万的存款……这日子让美国、欧洲来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华西村的农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如果允许，我宁愿上这儿当一个村民”——这话新加坡的客人说过，美国的国会议员说过，德国的政府部长说过。 2004年，我国政府曾经宣布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这一数据的诞生昭示着中国从一个落后的贫困国家，全面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当我来到华西村，才知道今天的华西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其实已经过了8000美元，如果再算上村里的各种福利补贴，他们的人均收入实际已超过10000美元。我们因此毫不奇怪在华西村随时可以听到建设“中康”奔“大康”的话语。 说这话最多的，还是老支书吴仁宝。 可以这样认为：而今的华西村已经基本全面“中康”。但明天的华西村的“大康”究竟是个什么样呢？或者说50年后、100年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我希望能在已经走在别人前面几十年的华西村得到某种感受和体验，并期望从吴仁宝的嘴里得到答案。可是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没有直接回答，却把我带到一排在绿荫花丛和小桥流水间巍然矗立的新建筑面前，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18栋年底前竣工的“总统别墅”是以后让村里80岁以上的老年人轮流享用的。 “让村民享用‘总统别墅’？”我有些不解。 吴仁宝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解释，建“总统”别墅，一则是为了迎接更多的外国贵宾，二则也想让华西村民们享受享受“我们所能想得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文明”。 听其一言，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吴仁宝的一句名言：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华西村的农民福气太大，大到他们能享用到连我们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可能也难以享用的居室内有游泳池的“总统”别墅！真正的总统其实并非一定是幸福生活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没有自由；而具有总统物质待遇的农民才是真正的享受者——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吴仁宝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要让自己的农民兄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和最自由的人。为了实现这一境界，他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他的百姓…… “华西398号”是吴仁宝的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相信在农民们享受天堂般生活的光景中，这位缔造中国富甲神话的“村主”竟然与自己老伴俩人依然住在华西村70年代的旧楼里——听华西村民说，这样的楼现今多数租给那些外地来的“打工者”。 吴仁宝在“作秀”？一个大大的问号跃入我的脑海，但很快被否定了。 “老支书在70年代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时就给自己立下‘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老支书这‘三不’他全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过的生活越好，就越觉得对老支书过意不去……”村民黄永高——一个残疾的农民，他拐着双腿毫无顾忌地领着我来到他正在装修的新别墅，一边看一边跟我说着老支书的事。黄永高说他先前不是华西村的，是相邻的华明村人。他在两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家贫没有钱治，结果落了个终生残疾。1982年冬日的一天，靠修鞋维系生活的黄永高蹲在华西村一个厂子的门口给人修鞋，当时天下着雪，黄永高蜷曲着双腿，蹲在地上干活，那双缝鞋的手裂出一道道血口……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黄永高一看是华西村的老支书吴仁宝，赶忙如实回话。 “那你愿意到华西村来工作吗？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宾馆……”“我？能行吗？”“我看行，你能吃苦。”黄永高看着吴仁宝慈祥真诚的目光，不禁热泪滚滚而下……从此黄永高这位残疾青年落户华西村。几年后，黄永高不仅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还在38岁时与一位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同在宾馆工作的四川籍姑娘产生了爱情。要结婚了，黄永高将喜讯告诉吴仁宝时，老支书欣喜若狂，亲自为黄永高操办了5桌酒席。之后，又给黄永高分了一套3层楼房。 “老支书对村民太好了！去年我退休时，他考虑到我儿子也上中学了，又给我调了这套450多平米的别墅……”黄永高为了让我感受一下老支书给予他的关怀，楼上楼下地带我好好参观了一番。好气派！地面是锃亮的大理石和进口木地板，铝合金钢窗闪闪发亮，全套红木家具和应有尽有的电器家什……你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华西村一户收入相对属于中低水平的残疾农民的家庭。 “老黄，你家可比老支书家的房子气派多了！”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竟让黄永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啊，老支书家的条件有我这三分之一水平就不错了，我一想这，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黄永高说的是实话。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进过吴仁宝的家，在那栋二层旧楼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有3样东西：一是满屋子的照片，那是主人在各个时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及外国朋友在一起的合影；二是四周破落的墙皮；三是那张如今很少有人家再睡的南方旧式木床。不用刻意描述，就这3件东西，便概括了主人吴仁宝的基本生活状态：朴实无华，落后旧式，普普通通，与华西村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差3个时代。 在常人眼里，吴仁宝是华西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皇上”，有巨大的权力，有无限的财富，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可吴仁宝没有当“皇上”，他只选择做一名为民造福的公仆。 “人活着为了什么？活着的时候是得有点钱、享点福。可人不能仅仅为了钱才活着，为了享福才掌权。为国家、为人民多作点贡献，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我的最大幸福和满足，就是想看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在华西村采访的一个星期里，吴仁宝与我有过3次直接接触，而其中有两次他说过这样的话，使我印象特别深。 在华西人过着天堂般幸福富裕的生活时，我们随便问一位农民，他们一谈起老书记都可以给你讲一段关于老书记如何关心他们的感人故事，而且谈到动情处，总会热泪盈眶。村民们对吴仁宝如此深情，那么在吴仁宝心目中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的呢？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事。 “给你讲件事吧。”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在我提问后，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那年组织上让我当江阴县委书记，我思想上没准备，感情上也不愿离开华西村。可这是组织决定，我得上任去。 那几天村上的人都想我这一走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大伙儿在一起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向我道别，其中一个叫吴荷英的姑娘给我送来一双她亲手纳的布鞋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的话，这孩子说：‘吴书记，是你的恩情给了我工作、给了我家，我们当百姓的什么都不盼，就盼你这样的干部不要离开我们，要不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当时我接过她送的鞋，又品着她的话，眼泪一下掉了出来。这孩子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只能靠拐杖，15岁了还只能在家吃闲饭。在农村，这么大的姑娘摊上个残疾身子，如果不能自立就一辈子只能过苦日子了。孩子的父母着急，我看得也难过，心想一定得让孩子有份事做做。后来我到镇上的一家皮带厂，请厂里的领导帮吴荷英找个皮匠师傅。人家答应了，我就摇船把小荷英送去了。 一年后，我又把小荷英接回华西，让她进了村上的服务组，专为村民做鞋、修鞋、钉掌和补补缝缝。这孩子心灵手巧，不仅村上的人喜欢她，连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也看中了她，后来俩人产生了爱情。小荷英结婚时，村上分了她一套新房，我还特意批准她的新郎贡祥兴到我们华西落户。现在吴荷英一家过着幸福生活，一儿一女都非常健康，上完中专、大学后又在华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家美美满满。小荷英的变化，和她送我一双鞋时说的话，对我触动很深，所以有时我常常在想，老百姓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冷暖幸福，如果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再不去过问、再不去帮他们一把，那他们还会有啥好日子过嘛！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啥用？所以说，是党员的、是干部的，你的全部责任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的人民和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吴仁宝的话并不深奥，但却折射了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容，即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为了人民谋幸福。 华西村从20世纪的5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之所以始终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这里的老百姓能够过上今天最幸福富裕的生活，归根到底，就是领头人吴仁宝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的这份责任扛在了肩上，并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情感倾注在这份责任之中。 至此，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吴仁宝为什么在全村人都早已住上第四代、第五代别墅后，他仍然不肯搬出20世纪70年代盖建的旧房子，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将明明白白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的5000多万奖金一分不剩地全部留给了集体。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百姓们的幸福生活还要继续提高，即便是“中康”、“大康”后，我们还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去建设创造。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共产党人和当干部的这份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永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后还有一个留给后代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的问题。 这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为下一代全面富裕后的华西村的党员、干部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明白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丢失的本色。 像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时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进城后不要忘了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教导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刚刚成为全国农村“首富”时就以自己的行动，为全村党员、干部立下一条又一条“规矩”，这些“规矩”其实是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理解得了的通俗话语，在村民和世人面前作出的庄严承诺——比如他早期所说的“三不”：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这“三不”是当年吴仁宝给自己立的“规矩”，几十年来他全做到了。而正是他的这份无形的榜样力量，如今在村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吴仁宝的几位子女也都做到了。 2004年，他的二儿子按照承包责任书所规定的个人效益奖金近亿元，但吴仁宝的二儿子最后只拿了一个零头，几千万元奖金全部归到了集体。有人做过不完全的统计，仅吴仁宝一家，在这近5年中，光他们应得的个人效益奖金归给了集体的数额至少有两三亿元之多！华西村民知道，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祖孙三代的整个家族迁移到“深圳上海”，或“漂洋过海”，但吴家26口人至今无一人不是留在村里的，而且现在连吴仁宝的外孙女婿也从日本留学回到了华西。 比如吴仁宝为了告诫党员干部们（包括富裕了的村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把自己一句常说的话，刻在村头最醒目的地方。这句话如今不仅成为村里党员干部们的座右铭，就连普通村民也能熟记熟背：“家里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比如他要求党员得有“党心”、“公心”和“良心”。这“党心”就是党的先进性和原则性，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在“为官之道”上，吴仁宝以“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百姓信任”为原则，他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约法“三章”：一不沾酒、二不陪客、三不上群众家饭桌。 在华西村采访时，有一位地方领导曾经对我说了这样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吴仁宝能把华西带成今天这个样，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西村，二是他的心全部留给了这里的百姓。”在这句朴实的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村支部书记，用吴仁宝自己的话说，他是“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都当过，“小劳模、中劳模、全国大劳模”也都当过。可就是一样他没做过，那便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即便是在当县委书记的5年里，除了继续兼任村支部书记外，每年他给自己规定不少于100天的劳动时间里，多半是在华西。至于村里有事，起早摸黑赶回华西处理更是“家常饭”。这也就是那年他由于意外原因落选党代表、从县委书记的职务上能够很自然地重新回到华西村、心甘情愿做一个农民的原因。 吴仁宝如今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可华西村许多人跟我说，老支书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劲却始终像小伙子一样。他每天依旧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开始“走村串厂”，一直到傍晚九十点钟才回家。如果遇事开会时间就更晚。老伴怕他年岁大了，起早摸黑会出意外，所以总想跟在他后面“盯”住他，可最后准是连个人影都找不见。村里后来派一位年轻人“盯”他，结果被甩掉的还是那位年轻人。 “老书记的脚步，谁也赶不上。后来我们只好随他去……”村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吴仁宝管理的华西村如今早已是个庞大的工农文政一体的联合体，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当家人的工作一点不夸张，可这位秘书告诉我，吴仁宝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田埂、托儿所的小板凳和农民的家里，就是他的办公室。老支书处理事情都是在现场，几十年如一日，因此养成了他从不要固定办公室的习惯。”“那保镖、秘书呢？”似乎现今的一些“老大”都缺不了这些。于是我悄悄问。 “嘁！那是更不可能的事。”华西人嘲笑这样的问话。 我仍不死心，希望找到“真实”的吴仁宝。机会有了，主人要请我和几位陪同的当地领导同志吃饭，老支书说好是要来的。宴席比较丰富，老支书吴仁宝真的到场了，可他笑眯眯地拿着装白水的杯子过来跟我们一个个碰杯，然后抱歉地说：“我不能破规矩，你们自己丰衣足食吧！”见老人淡出宴席，感动之余我仍悄声问一旁的服务小姐：“老支书在隔壁吃什么？”“一碗清汤面。他最喜欢吃的……”服务小姐脱口而出，然后示意我上那边的门缝里往里瞧一下。我凑过去迅速扫了一眼，可不，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清汤面”，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碗盆…… 吴仁宝的心全扑在了村子和村民身上！他风风火火的脚步，是华西村追赶时代的战鼓；他起伏不息的呼吸，是华西村民晨醒晚眠的乐章；他笑眯眯的神情，是华西新的一天的幸福前奏…… 华西村民在自编的一个文艺节目里唱出了他们对共产党和这位共产党的老支书的心声：“老书记，是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天大恩情，是你让我们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仁宝仁宝，国之瑰宝。风风雨雨，红旗不倒。”“年近80，日夜操劳。健康长寿，人民需要。”一位领导在参观华西村、听得村民们讲述“老书记”吴仁宝几十年来一心爱民为民的故事后，感慨万分地欣然挥毫写下这样的话。 而我在华西村的日子里，从百姓嘴里听到的有关“老书记”的一则则“有福民享”的故事，更是催人泪下——那是30年前的事。村民孙良庆一家遇上了天灾，12岁的儿子不幸溺水而亡。孙良庆夫妇哭得死去活来，怎么劝也不行。眼看着好端端的孙家要垮下了，村上人着急，吴仁宝更是苦思冥想。俗话说：堆山的黄金换不了一个儿子。孙家的事怎么处理，也让吴仁宝一时感到为难。怎么办？那些天，吴仁宝辗转难眠了好几夜……有一天早晨，他将准备上学的自家儿子送出家门后突然喊了一声：“有了！”“阿爹，有啥事？”小儿子阿四奇怪地回头问父亲。吴仁宝挥挥手，说：“快上学去吧，回来再说！”小儿子阿四走了，吴仁宝的眼眶里却潮湿了……这天，吴仁宝来到孙良庆家，对孙家夫妇说：“水流走了不能收回，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别再难过了，你们不是缺儿子嘛！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看哪个合适就挑哪个！”孙良庆夫妇一听惊异万分，说这哪成！吴仁宝拉住孙家夫妇的手深情地说：“不要客气了。我家阿四跟你们的儿子年岁差不多，你们看成不成？”“你要把阿四给我们呀？”这是孙家夫妇更加没有想到的事，华西村的人都知道，吴仁宝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阿四。 “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阿四就是你们孙家的儿子。我吴仁宝是诚心诚意的，阿四也会跟亲儿子一样地待你们，直到把你们养老送终……”“阿四”名叫吴协恩，后来真做了孙家的儿子，并且十多年后又跟孙家的小女儿结成夫妻，成了孙家亲上加亲的女婿。吴协恩现在是华西村的“一把手”，吴仁宝在两年前把华西村的党政大印全部交给了这位“倒插门”的孙家女婿。华西村“新掌门人”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出力流汗在一线。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官就应该想着百姓’。几十年来，我真正在他身边只有十个年头，那天他把我送给孙家当儿子时，也是父亲一生中陪我时间最长的一天。至今我仍记得当时他再三叮嘱我，说你从现在起，就有两个阿爹姆妈，你首先要孝敬和照顾好的是孙家的阿爹姆妈……”“阿四”吴协恩后来做得非常好，所以当他被推荐接替吴仁宝出任华西村“新掌门人”时，得到的是村民的全票赞成。 我们再来说吴仁宝，再来说他的“有福民享”。 吴仁宝是这样一个人：近50年的“村官”生涯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追求锁定在“让百姓幸福，是我最大的满足”的目标上。而为了实现这一“满足”，他认为必须把“有难官当”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里的“难”，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创业的艰辛，也可能是创业的风险，还可能是创业成功后所要面临和处理各种非积极因素的局面。在所有的中国农民“精英”中，吴仁宝或许可以成为这种“难”的最多承受者——因为他主政的时间最长，他也是化解这种“难”的最智慧和最聪明者——几乎没有一个“典型”和“精英”能像他50年不倒，红旗一直迎风飘扬；当然他也是在这种“难”面前取得最大成功的收获者——他创造了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村”。 今天的华西村，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前去参观的普通百姓，或者外国元首与贵宾，人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它。这赞美的归结点自然而然会聚焦在创造奇迹的掌舵人吴仁宝身上。然而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吴仁宝为之所付出巨大心血和曾经历练的一桩桩“难”事……—— 创业初期，他的“做煞大队”名声差点让华西的一代年轻人断了姻缘，正因为他用一双坚定的脚板肩膀和“誓死改变旧貌”，换得了“金凤凰”飞回新华西—— “亩产吨粮田”的雄心壮志，却被人画成漫画，“吹牛大队”和“吹牛书记”的大字报贴满了村里村外，也因为他和群众用汗水与泪水凝聚了金色的谷山麦堆才把阵阵“妖风”吹散—— 5年县委书记，他呕心沥血，把江阴带向全国百强县之“老二”时，却因那股“农民政治明星们纷纷落马风”的惯性，使他的政治生涯坠入低谷，重新做起一介农夫（对此他淡然一笑，正好他离不开华西，华西也离不开他）。 吴仁宝还有一件不平事：1999年，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就因为他在外省贫困地区支持建立了多个“华西村”而得罪了本省某些地区本位主义的干部们，他又一次落选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这一回吴仁宝更是淡然一笑：“我已年近70余，将有生之年全部奉献给华西百姓才是我吴仁宝的最大光荣。”古今中外，能成为一代伟人的人莫不是他们都具有超然的境界和坚定的信仰。作为农民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吴仁宝，他的超然境界，来自于他为人民创造幸福和富裕后所获得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坚定信仰，来自于他对中国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期望的美好前景的理解中的认定：一切当政者的基石，是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而这才是最可贵与最可靠的。 吴仁宝无愧为国宝。他以自己的人生沧桑经历总结出的执政理念——“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折射的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胸怀。 华西今日富甲天下，但华西的成功绝非上帝的恩赐，更非一帆风顺。如果说华西之所以没有像大寨、大邱庄那样的农业典型出现大起大落，一个不可动摇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华西村的掌舵人吴仁宝，与上面两个典型的主要领导者相比，除了具有更高的政治智谋外，那就是他的内心世界比别人更深刻地懂得“官”与民的关系——在吴仁宝的眼里任何时候都是以民为主。 他因此立于不败。他因此成为从田埂上走来的带着泥土味的伟人。 华西村的“难”真的很多。媒体和公众人物眼中的吴仁宝很潇洒，其实耐心走入吴仁宝的世界，你会发现他的“难”比谁都多——他脸上的道道纹路就是见证，只是他的这些纹路最终是以灿烂的笑容绽放给了人们…… 60岁前的吴仁宝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六七个小时以上，如今年近80的他仍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很难活到100岁，但却能为百姓干100年的工作时间。”华西人对他们老书记的敬佩与敬爱，更多时候是在华西建设有难的关键时刻。老村民们都还记得：“造厂”岁月里，吴仁宝为了村上的眼镜厂和钣焊厂，拖着破损的解放鞋，肩背几十公斤的货物，穿梭在大上海的小弄堂里……那一年，投资规模很大的眼镜厂面临转产的风险期时，这位早已全国闻名的老劳模竟然只能忍受被人“踢”来“踢”去，直到最后才重新拾回了当家做主的尊严——吴仁宝以情取得上海乒乓球厂的信任。他把对方的厂长请到自己家里，像对待亲兄弟。上帝终于感动，眼镜厂转产成功，一个全国最大的乒乓球原料基地在华西村建成，年产乒乓球达1亿只、其他球类600万只…… 苏州羊毛衫厂的联营企业多年亏损，一时成了华西人的“心头病”，似乎谁也无计可施。村民和干部们眼盯着年过花甲的老支书。“这事还是我来料理吧！”近70岁的老人，担起这份千斤重担后，天天起早摸黑。有时为化解一个难题，半夜起床的吴仁宝竟会一连抽烟几小时，急得老伴不知所措。 “闷声大发财。”江泽民同志十分欣赏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致富之道，曾这样形容。而吴仁宝坦言，这“闷声”中常有惊涛骇浪。 90年代末期，华西村的发展如日中天。一个更大的宏伟设想在华西村的年轻一代管理者中间开始酝酿起来——“老书记，我们华西村应该集中优势企业，争取上市！”向吴仁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当时主攻华西工业生产的吴协东，他是老书记的大儿子。 吴仁宝瞪大了眼睛，目光带着少有的疑问，盯着大儿子，也盯着其他村干部：“你们论证了？”“论证了。凭我们华西村目前的企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上市是一条必经之路。”“哦？必经之路？可我们是村办企业，许多方面与现代化大型企业还有距离……”“而通过上市，正好能促进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得到完善……”吴仁宝抬头扫了一眼自己的部下，他们都比自己年轻。“我——考虑考虑。”吴仁宝紧锁眉头，神情凝重地起身离开了众村干部。 “坏了，老支书反对我们搞上市呀！”有人着急起来。 “不用怕，我们把上市的认证和理由再准备充足一些，到时我们正式讨论时可以向他再进一步说明嘛！”说这话的是吴协东。 几天后，关于上市决策的表决开始。当时在场的共12人，“一把手”吴仁宝如期到会。会场非常严肃，因为事先村干部们知道一向定乾坤的老支书态度依旧。 表决开始：11人举手赞成，1人反对，反对者正是吴仁宝。 少数服从多数。华西村历来如此。可老支书的这一张“反对票”分量很重，众干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考虑，他们还是特别想听取他的“反对意见”到底是什么。 “华西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地位，我们上市必须做到3点：股民满意，村民满意，华西村的牌子不能砸。现在你们说，我听着……”吴仁宝点上烟，一脸严肃地盯着众干部。 会场一时沉默。半晌，有人终于带头发言：“好吧，我们就说说上市的好处和理由……”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一场“上市”的争辩在华西村的金塔会议室热火朝天地“烘”了起来，一直延续数小时…… “老书记，该听听你的意见了！”干部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吴仁宝。 此刻的吴仁宝，一改方才的严肃神情，又重新恢复了他平时笑眯眯的神态：“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几天我一直对上市持‘反对意见’，其实并非我原本心意。我的真实心思是，华西的企业是我们农民办的工业，到底能不能与那些上市的大型企业融入一条轨道，并且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在决策上市这样的大事时，我想听到大家的真实意见，所以我用了投反对票的方式来争取获得你们多方面的对上市的认证，现在我的目的已达到。我宣布：华西企业，要真正走出田野——上市啦！”瞧这吴仁宝，他的“反对意见”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赞成理由啊！1999年8月10日，这个日子对华西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当掌声和钟声响彻深圳交易所的那一刻，世界金融市场上迎来了一个令10亿中国农民感到自豪的新客人，它就是华西村股票上市成功：3500万股的挂牌价83元，当日收盘时涨至21元！上市是喜事而非难事，但上市弄不好可能就是最大的难事。吴仁宝日后坦言，面对一些风险大的难事，做领导的就得有勇气去担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富裕的起码素质。 2003年对华西村来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一建党日期间，华西村召开了第六届村党代会，经吴仁宝本人提议，他把当了48年华西村“一把手”的岗位，留给了39岁的年轻人，自己则退居到了村党委副书记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二把手”位置。 一个中国行政级别最小的官儿——村支书的退位却引发了国内外几百家媒体的报道。吴仁宝的“退位”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当口有个问题：中国的官员一般只往上升、不往下降，尤其是“一把手”极少主动退至“二把手”位置。吴仁宝自己说：这是又一种‘有难官当’。 我早先说过，干到80岁，可2003年华西村当时的形势非常好，我来了个急流勇退，一则是希望在我不糊涂的时候交权，二则是想破一破‘一把手’不能退当‘二把手’的先例。 我在华西村干了48年，不用自己树碑，群众也会有眼睛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我本人不言退，也许可以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闭眼那一刻。但这实际上是给后人和整个华西村的事业留下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一个可能是功绩无量的人来说，他能不能自觉地、真心实意地把这样的难题由自己去解决好，其实也是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彻底的无私精神。”吴仁宝在他晚年的时候，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动，让人们体味了他这位老共产党人的崇高胸襟。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全退”时，吴仁宝再一次申明：“我身体好，经验也多一些，华西村现在正是一步几个台阶的高速发展期。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与华西村共命运同呼吸的老村民，我仍然想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就是吴仁宝。78周岁的一个老人，依旧天天四五点钟起床便开始“走村串厂”，一直到傍晚八九点钟回家，村子里能揽的事他照样事无巨细地负责到底。 “二把手”的吴仁宝，在村党委新班子上任后他做了两件事： 一是建议“一把手”带领全体新班子人员借上京城开会之机，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宣誓。“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头可断，血可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更美好的新华西，就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奋力冲刺今年100亿，夺取明年200亿！苦战3年，拿下可用资金50亿！”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上，吴仁宝又一次站在华西村众干部的最前面，高高地举起右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引领华西村的年轻一代领导者，吹响了新时代的战斗号角。 当年吴仁宝从县委书记位子下来后，曾带领百名村干部在南京雨花台雨中宣誓，如今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宣誓，与18年前的那次宣誓已今非昔比。此时的华西用一位中央领导的话说，就是“好得不得了”，可吴仁宝并不这么认为，就在别人都在高唱“大华西”时，他提出了“现在华西要小”的理念。 这便是他当“二把手”后所做的第二件“难”事。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迫在眉睫。我们要想抓住机会再上台阶，眼下最要紧的是掌握‘三车原则’……”班子会上，年轻的新成员们围聚在老书记跟前，听他的神机妙算，“这‘三车’是：现有的企业要开稳车——开足马力，狠抓效益；已投的新项目要开快车，早投产；未上的项目赶快急刹车……”“有这么严重？”“听老书记的没错。哪回他的决策出现过岔子？”吴仁宝摆摆手：“错了，哪回都不是我的英明，是中央政策的英明。你们看着吧，不出几个月，中央的宏观调整就会出台……”果不其然，在华西按照吴仁宝的建议，迅速对集团企业进行“三车原则”大调整之后，这年11月，中央的宏观调整政策出台，不少盲目追求规模的企业和地区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被动局面。可华西村的工业企业由于下手早，丝毫未因中央的宏观调整产生消极作用，相反他们借着此次宏观调整的有利时机，瞄准那些与市场对路的产品，加足企业马力，使集团当年的经济效益飞速上升，大大超过了年初确定的2003年全村工业总产值60亿的目标，首次达到100亿元。 而正是吴仁宝能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见难勇当，智谋除难，使得华西村近两年的总产值均以年增长100亿元在递增。1985年，吴仁宝为“苦战三年，目标亿元”而带领百名村民骨干在南京雨花台前盟誓25年后，华西村一年的经济效益就是当年的二三百倍！也就是说，如今的华西村，每年都在创造一百个以上的新华西！正是这样的积聚，华西村才有今天令世人感到羡慕的幸福与富有。也正因华西村百姓如此幸福与富有，吴仁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能坦然地直面关于华西村是否有他吴氏“家族制”的问题并这样回答：“确实，在华西村的25个正副书记中有我吴仁宝家5个子女。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能当书记不是我的指定，他们都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在取得群众公认的基础上，又经过党代会选举和上级组织考察批准后才当上书记的。不错，我吴仁宝家的子女确实在华西村都是官，但他们不是为我吴仁宝家做官，而是为华西村百姓在做官。 有人曾经怀疑华西村那么大的家底，是不是都掌在我吴家的手里，恰恰相反，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先后有6个人当过主办会计，但没有一个是我吴仁宝家的。华西村的账，从1961年到现在的45年账目都可以公开给世人看。可以这么说，如果在华西村有我吴仁宝这个家族的概念，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吴仁宝家的人都在为华西村的百姓做事，他们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在不断实践共产党员先进性中为自己的乡亲们贡献着每一天、创造着每一份财富。华西村有今天，与我家的这些子女们的心血和汗水分不开。我想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像我吴仁宝家这样愿意而且能够给百姓带来幸福和富裕的家族的话，我们全中国的百姓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也因此会感到无比欣慰……”吴仁宝的这段话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中说的，他能面对13亿中国人如此不加掩饰地袒露心声，没有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坦荡的足够底气是绝对做不到的。 有一位参观华西村的外地农村干部，在惊叹这儿的百姓与干部那么融洽团结奔富裕的景象后，找到吴仁宝，问他“为什么你这儿这么好，我们那里就搞不好”时，吴仁宝反问：“你当了几年村支书？”对方回答：“3年。”吴仁宝笑，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当满48年的书记，你那儿也一定很不错的。”是啊，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假如一个领导者能在岗位上像吴仁宝一样执政近半个世纪，如果他无所作为，如果他不能为百姓谋幸福，相信他无法主政如此长久的时间。吴仁宝说得好：“我们华西村的党员、干部数年来坚持‘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其实体现的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党员干部能够做到战胜困难和艰苦奋斗于人民群众之前、享受和享福于人民群众之后，老百姓就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同心同德挑担子，那么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看一看华西村的今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间奇迹发展的原动力也就在于此。 吴仁宝的“不老”秘诀：关于富裕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每一位到华西的中外人士，最惊叹的是：实在想不出当今世界上还有比这里的农民更富裕和幸福的人了！住的宽敞高档——每户400至600平米的别墅；吃的健康绿色——而且基本免费；穿的漂亮时尚——即便是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套“仁宝”毛料衣服价格也都是一两千元；用的现代超前——你城里人都敢说“轿车要买不带盖”的吗？“不带盖”的是什么跑车哦！1998年，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来华西视察，他走进农户，漫步绿色田野，登高眺望鳞次栉比、造型别致的别墅群，连声赞叹：“华西人民幸福！幸福！真幸福！”那是7年前的华西，七年前的华西综合经济实力还不足今日华西的1/10。我想，假如江泽民同志今天能再到华西看一看，那他可能会这样赞叹：“华西人民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华西人民确实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是洋溢在每一个华西村民脸上的，是光照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同时也让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人士敬佩与羡慕——在华西采访时，巧遇一群美国游客，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华西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而我知道，近年有本美国人写过的书叫《重新发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那书中写到华西村时有这样一句评语：“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并称吴仁宝是“中国的李光耀”。 我还知道，5年前就有一个日本访问团到华西村参观后这样说：“华西农民的住房面积、拥有的车辆、家用电器等都已超过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了。”村党委分管宣传的孙海燕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前年中国民间组织了一个百对金婚老人“韩国观光团”，吴仁宝夫妇作为特约嘉宾被邀参加。这消息被韩国总理得知后，非要见一见吴仁宝。可按照日程安排，吴仁宝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韩国。“不行，我的国务会议可以停一下，但中国的吴仁宝先生我一定要见一见！”韩国总理知道自己预约的会见时间与吴仁宝他们回国的时间发生冲突时如此说。于是唯一可能的会见时间只能是第二天一早吴仁宝他们离开韩国前的那一个小时。为这，韩国总理真的特意停下正在主持的国务会议，专门将吴仁宝接到总理府。韩国总理把能与“中国奇人”吴仁宝见一见视为“不可多得”的机会，最后他满意而开心地与吴仁宝进行了长达几十分钟的亲切会面。 正如一位德国政要所言：“华西村的富裕，让我们亲眼所见了马克思早在100年前所畅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富裕。”关于富裕，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所有到过华西村的人对这儿观光和认识后所产生的富裕概念，通常能得出共同的意见，那就是：华西人的富裕确实是真正的富裕，因为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方面。 而这，也正是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坚守的创富理念。 在华西，你可以在许多地方听到那些牙牙学语的孩子或者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不时地在振振有词地背诵着《十富赞歌》： 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劳富节俭富——精打细算聚财富守法富——遵纪守法健康富守信富——恪守信用客多富团结富——家族和睦同心富帮带富——邻里相亲互助富育才富——育好后代子孙富集体富——巩固集体共同富爱国富——国家强盛安定富吴仁宝绝对是个“田野学问家”，他的语言概括能力和表述能力堪称大师。农民喜欢他编写的这些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与《十富赞歌》相配的还有他亲自编写的《十穷戒词》： 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容易穷——家有钱财手头松懒惰穷——朝朝睡到日头红无才穷——不学无术人无用心散穷——家族不和常内讧受骗穷——不识良朋钱骗穷违法穷——违法贪财进牢笼无度穷——浪吃浪用山要空失算穷——算计不好一世穷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 不难看出，今日华西村的富裕，是建立在吴仁宝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上，那种具有明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的富裕理念之上的。“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这16字，是华西人用几十年创业的艰难历程，从一无所有到创下今天“天下第一”的辉煌岁月中凝聚出的“华西精神”的核心内容。这16个字集中体现了华西人的人生价值观，也是建立“富裕华西”的根基所在。 早在华西村脱贫的20世纪70年代，吴仁宝就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目光和唯物主义者的胸怀告诫他那些日趋富裕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人早晚要死，生前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对死者来说毫无意义。因此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权利争取生活得更好些。但再好的生活也总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在创富和享福的同时要有“三不忘精神”，即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正是在这种富裕理念下，吴仁宝才把他心中期望的中国农民的幸福富裕人生观——“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华西人的心中。华西人也因此有了靠艰苦创业、靠勤劳俭用、靠知识才能、靠诚信守法获得富裕的基本行为准则。 每每参观者看到华西人拥有巨大财富，又过着无比幸福富裕且太平的好日子时，总有些解不开的谜要讨教吴仁宝：“为什么也有个别地方、个别人的财富比华西人更多，可那儿的社会风气异常恶劣，有钱人也不能过安稳的日子？”这时的吴仁宝总会笑眯眯地告诉友人一个“秘密”：因为华西村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 这个“秘密”听来简单，其实折射的内容则丰富无比。这也是吴仁宝一生追求“为民造福”的基点，即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而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富裕与幸福，需要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领导人民的党员干部们的人生价值观和民众百姓自身的人生价值观。 华西村之所以了不起，恰恰因为是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实现了统一和一致。在我看来，吴仁宝用近50年时间所创造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天下第一村”，其最有价值的并非是村民们人人都在享受的洋别墅、百万年薪、绿水青山、金塔景观，而是他精心培育和制造的华西人的人生价值观，亦可称其为华西人的幸福富裕观。 这是吴仁宝最具魅力的地方。 这是吴仁宝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忠实履行党性的最具魅力的地方。 这是吴仁宝作为一个当代农民政治家可能实现一生辉煌的最完美的地方。 任何一位伟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能提出伟大的设想，更在于他们能把这种正确的设想变成一种现实。吴仁宝是普通人，一个个头不足一米七的普通农民，但他又是一位伟人，他使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得以在华西村实践并走向成功——而在新世纪的这几年里，他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运用于华西村的发展实践之中，甚至达到了近乎尽善尽美的境界！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谁把中国的农民问题彻底解决了，谁就是中国最伟大的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把中国苦难的农民带到了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把当家做主的中国农民带到了如何走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华西村的农民并不多，但他们走过的路就是所有中国农民都将要走的路，现在的华西村农民解决了今后几十年里中国全体9亿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因此有理由这样称道吴仁宝：他同样是位了不起的伟人！你信与不信无关紧要，但假如你有机会到华西村走一走，再跟华西村的农民们畅谈畅谈，或者有机会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那时你再重新检验一下我的话或许会觉得并非言过其实。 华西人形成的一整套幸福概念和富裕理念，是建立在吴仁宝几十年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农民们进行务实而不懈的思想教育之上。 比如他首创的“华西村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专司全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职责，将教育农民的“精神活动”与抓经济中心工作齐头并进，在村委工作中建立和形成了“两个拳头”都硬的长效机制。 比如他亲自担任艺术指导的“华西村艺术团”，几十名队员全是专业演员，每年在华西村演出场次达300场以上。党的方针政策和村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就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弹拉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表演，被灌输到了百姓脑海里和日常的生活中…… 曾经有位研究中国农民历史的学者说过，中国的农民可以创造历史的辉煌，但中国的农民却很难创造长时间的辉煌历史；中国农民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奋获得财富，却难以让财富变成永远的幸福与富裕。吴仁宝也许没有读过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但吴仁宝却同样懂得中国农民的优点和弱点。因此他认为：要让富裕了的农民能够保持长久的幸福、富裕和安定的生活，最关键的是让他们不仅“口袋富”，更重要的是要“脑袋富”。 “口袋富”和“脑袋富”，是吴仁宝创造的中国农民“两富论”，也是他在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后始终高举的执政航标。 “口袋不富”，就别谈“脑袋富”。“口袋富”才有“脑袋富”的基础。而“脑袋富”了，“口袋”才能永远的富。“口袋”和“脑袋”一齐富，中国农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不断朝着“小康”、“中康”和“大康”的目标步步登高。听吴仁宝的“两富论”，就像听一位大师的哲学课。 “脑袋富”，构建的其实就是精神世界。吴仁宝构建的华西农民的精神世界，是以“六爱”为准绳。这“六爱”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这“六爱”看则平常，但细细品味，内涵深刻而精粹。同时它又包含了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多少思想与智慧的冶炼过程！“华西村的农民不是天生比别的农民崇高，他们也有一切农民头脑和传统里的陈习旧陋。当经过艰苦创业后华西村富裕起来时，村里就有人曾经公开称我是‘华西的太阳’、‘华西的救星’。我发现后立即严肃地批评和告诫大家：‘我吴仁宝算什么？我吴仁宝仅仅是作了党教育我应该作的那一点贡献而已！华西的一切，包括我吴仁宝的一切，都是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反复告诉村民们，没有共产党，我吴仁宝这几十年只会改一个字，那就是当年我是放牛娃，现在我是放牛翁。我之所以这样告诉村民，是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华西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积累的任何一点财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和成功的。新中国的农民要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和富裕，就必须把爱党放在首位，它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六爱’的灵魂与核心。”吴仁宝坚定而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我看到在他身后是一面闪闪发光的红色党旗……那党旗，在这位老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信仰，在日久天长的一次次雨露滋润下成为华西村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信仰！爱国，也就变得自然了。任何一个民族的百姓如果不爱国，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富裕，因为华西人最明白：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始终关联在一起的。 没有“大家”的安宁与环境，何来“小家”的欢笑与歌声？ 不用说，“爱华西”是华西人自己的本分，一个不爱华西的人怎能成为华西人？华西村从吴仁宝这一代起，爱华西成为每一个村民们凝聚团结战斗的力量源泉和同心同德奔富裕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撑。吴仁宝告诉我，他如今快80岁了，他现在越发满意的一件事是：村上走出去上大学、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全都回到了华西。“我们华西村赚得最大的‘买卖’是——我们培养了自己的一代大学生、留学生，结果他们现在学业完成后不仅自己回到了村里，而且大多数还带回了一个……”吴仁宝说的是这些华西村年轻人，他们在回到村子时，也将同样高学历的未婚妻、未婚夫或者已经是爱人的“另一半”也一起带了回来。 “你说是不是我们赚大了？”吴仁宝对此实在喜形于色。 我还知道，正是这种充满感情和希望的“爱华西”教育深入人心和广为传播，如今从全国各地飞驻华西村的“金凤凰”（大学生）达2000余人，而且每天每月仍有数不清的“金凤凰”在飞往这里……华西正是依靠这些本地长大的和外面飞来的“金凤凰”，在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快速道上朝着多元的、现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发展方向越走越快，实力提升得越来越快…… “外国人弄不懂我们华西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水平、掌握那么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本领的人才。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今天的华西村民早已不是那些只会挑担锄草、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他们中有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留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硕士、专家……拿我们的外贸公司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以上的水准，别看他们人在我们田野里的村庄，可他们每天的工作通过网络和电讯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呢！”在去新建的一排“总统别墅”的路上，吴仁宝指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我说。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华西村的郭凤莲”——赵毛妹。这位曾经与吴仁宝并肩叱咤风云的铁姑娘队队长，现在已经到了华西村民退休的年龄（女50岁），可赵毛妹说她身体好，所以还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帮忙”。“老书记对我们这些参加创业的老一代村民特别照顾，退休发一份全工资，你如果身体好，还可以返聘到村集团公司哪个单位做点事。我在任时抓过旅游公司，所以现在还在那儿干点事。你是北京来的，听听我的外语怎么样……”快言快语的赵毛妹叽里咕噜立即从口中吐出一串旅游用语，那娴熟的程度绝对够得上专业导游水平。 赵毛妹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她从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可如果不是她在我面前开口表演，谁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至今仍留有当年“铁姑娘”痕迹的农家妇女竟会一口流利的简易旅游英文用语。 “比起村上的人，我算差的呢！”赵毛妹说。 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吴仁宝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和素质提高，从60年代他刚当村支书那会儿就已经十分重视。而当华西村富裕后，他把抓村民知识教育的提高纳入为“爱华西”的重要内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实行的是全免费教育，村民和老人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和业余学校。 所以现在的华西村民能说外语、冷不丁拿出个留学毕业证书给你看看，是太自然的事。 我还知道，吴仁宝从80年代初开始当第一位“外来工”进入华西村后，他就把“爱华西”的教育，扩展到凡是在华西村工作的所有人。“我们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 当年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如今已经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年薪和奖金能拿150多万元的孙海燕谈起这一方面的事，格外激动，“在我们华西的外地务工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因为老书记从来不把他们看作是外人，他也要求华西村所有的村民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这些外来务工者。每年在我们华西最热闹的一次活动是由有老书记主持的‘千张桌、万人宴’。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摆上一千张桌、由一万人参加的大宴会。那场面确实气派、确实热闹，也确实感人。一千多张桌子啊，一两万在我们这儿的务工者参加的宴会！想想看，国家总理所主持的国宴才有多少人嘛！”孙海燕说你何作家要是有机会参加一下华西村的“万人宴”，一定会产生不同反响的灵感。后来我看到了记录“万人宴”的照片，其场面确实壮观。 有个数据告诉我，现在在华西村工作的外地人达两万多，他们同样以“爱华西”的精神在为华西创造更加富裕的新华西，同时每年也从华西村赚回了3个多亿的工钱。 在吴仁宝口中，经常能听到他讲的一则非常有趣的“华西村买官”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永昌的人，此人原不是华西村人，干个体户，脑子灵活，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都不错。到华西村前，已经自己能每年盈利100多万元了，在当地也算个有点名气的小老板。1997年杨永昌到华西投资办个体企业，三四年后他的年收益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可是钱越赚得多，杨永昌想当“华西人”的念头越强烈。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自己几百元的资产全部奉献给了华西村，终于实现了他当华西人的夙愿。杨永昌成为华西人后，由于他勤奋工作，又在经营上有一套，很快被吴仁宝和华西村党委看中，让他担起了目前占华西工业集团三分之一总资产的华钢厂总经理。 杨永昌不负众望，使这个钢厂的效益直线上升，每天都能为华西村实现可用利润3000多万元。杨永昌从一名“外来个体户”，到如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西人，而且成为执掌“天下第一村”最大企业的华钢“一把手”，还身兼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等重职，吴仁宝因此笑言杨永昌的“官”是买来的，“他用自己几百万的个人企业资产和每年对华西创造几个亿利润的贡献‘买’来的村官！”采访杨永昌时，我才发现这位“买官”者确实非常有才气和悟性，更令我意外的是农民出身、干过十几年个体户的杨永昌还有很让人敬佩的思想境界，他说：“我当时花10元买个华西户口，绝对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是觉得当华西人自豪、提气。后来我把个人企业转制给了村里时，又有亲戚说我傻，说人家公的都转私了，你倒好，将私的转公了！我可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过去干个体户就像划着一只在风浪里漂流不停的小船，华西村则好比是只大船，它在吴仁宝老书记的掌舵下，行驶得稳当又快速。我个人的价值要想更好地体现，就必须跟着这只大船走。特别是到华西几年里，我耳闻目睹老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行为，所以我想自己是个年轻人，要向老书记学习，也应该像他那样多为社会担点责任。”像杨永昌这样的能人，后来成了华西的主人为数并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被“华西”和老书记吴仁宝的魅力所吸引。 曾有人对吴仁宝说：“有了爱党爱国爱华西，就可以保证华西长富了，又何必再要添‘爱亲爱友爱自己’呢？”吴仁宝对此恰恰认为，如果光讲爱党爱国爱华西的“大道理”，不讲“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小道理”，那华西的农民就无法实现和保证“共同富、健康富、长久富”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华西村不培养那样不讲良心、没有亲情的人。 对普通农民、平常百姓来说，树立他们的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意识有时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华西人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我们华西村的农民能不能保证富了以后不去触犯法律、不被社会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和社会陋习沾染，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 而农民一旦沾上那种毛病，再富又能富得了几天？所以‘爱亲爱友爱自己’，尤其是‘爱自己’这一条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健康富裕、长久富裕的基础，像金塔的塔基，一定要夯实！”吴仁宝给我讲起了村上一笔一直没有发出去的“特别奖励金”的故事——80年代初，销声匿迹的赌风又开始到处横行。华西村民中也有人“小弄弄”（搓麻将搞小赌），还出现过一位创业功臣孙某某到外村赌博的事。吴仁宝最担心富裕起来的村民沾染黄毒赌，一旦沾染上了就等于患了瘟疫，再富的天堂也会被穷光。为此，吴仁宝挥泪斩马谡，重罚了与自己并肩创业的孙某某4个月退休金。同时多次登门做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认识赌博的危害，直到孙某某自己彻底省悟为止。 可没过多少日子，在华西村邻乡又传出“华西村不赌是假的，吴仁宝也在赌”的话。“说我赌你们信吗？”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反问大家。后来调查证实，有人为了自己想赌，就放言“吴仁宝也在赌”的话，目的是在公众中造成“吴仁宝能赌，我们也能赌”，从而以假乱真。 这天，吴仁宝悄悄找来副村长，对其如此这般一番耳语。“好喽！”副村长欣然接令。于是第二天早晨，在华西村邻近的几个村子和市镇上贴着一张张醒目的《通告》，落款是“中共华西村党委、华西村民委员会”。《通告》内容这样写着： 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经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请兄弟单位对华西人监督，凡发现华西人在本村或外村赌博者，均要举报。举报准确者，一人一次奖励1000元，当场兑现，并给举报者保密。凡发现华西人搞迷信活动者，也适用于上述规定，举报一人次，奖励500元。 此通告自公布之日生效。 “嘿，华西村就是不一样！悬赏捉拿自己村的丑事，这吴仁宝抓经济有一套，你瞧他抓精神文明更有新招术！”《通告》激起周围乡村对华西村和吴仁宝的一片赞赏和议论。 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举报人出现。一年后，人们发现又一份出自华西村的《通告》贴在外面，上面这样写： 关于检举华西人参赌得奖的补充通知过去，华西为禁止赌博，曾在四周村镇贴过通告：凡发现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核实，奖励举报人1000元，至今未有人领过这份奖金。为防止今后可能有个别华西人参与赌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娱乐性活动除外），自即日起，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0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特此通告。 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1994年7月17日“这份《通告》后来还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江阴日报》的报眼上呢！”孙海燕告诉我。 “后来有人领过这10000元的奖励吗？”我问。 “没有。老书记提议专设的这个奖已经10余年了，一直没发出一分钱。”孙海燕似乎有些“遗憾”地笑着冲我说，“10000元奖金当时真吸引了不少外村人，据说有人专门整天在四处寻找看有没有我们华西人参加赌博的，结果他们很失望……”“我想肯定又是吴仁宝书记的一个招数：他让外人给华西人当义务监督员！”“对对！”孙海燕和我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仁宝就是用“口袋富、脑袋更要富”的“两富论”，成功地教育华西人避免农民们易犯的“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财大气粗、目无法纪”等陋习和毛病，家家户户都成为“口袋越鼓、脑袋越求进取”的新型农民家庭。这也正是吴仁宝能使华西村几十年红旗不倒的最大贡献点。 但吴仁宝心里明白，农民的素质能否得到提高，关键是领导和影响这些农民的村干部。几乎可以这样下结论：自中国有农民史以后，其成者和败者，无不都是这些农民的领导者的问题决定着成败结果。吴仁宝因此在狠抓村民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强化村干部的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颇为特殊。 比如在华西村我看到两件事影响特别深： 一是现行的华西村党委组织结构。通常一个党委会，书记和副书记，下面就由几个委员组成。书记作为一个班子的“班长”负有全责，权力自然也很大。然而在华西村情况不是如此。 村党委书记、副书记之上，还有一个“常委会”。 “我们在书记、副书记同级还设立了一个人数超过书记副书记人数的常委会，目的就是支持和监督正副书记工作。在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地方容易出现什么事都是书记、副书记说了算，有的更是书记一人说了算。在我们华西不行，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或党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这样可以避免那些在群众中威望越来越高的主要领导人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最后把好端端的旗帜给掀倒了……”吴仁宝对这一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做法颇为满意，“华西村几十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主要领导也没有出现‘禹作敏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这样的组织机制。”第二件事是在“富得流油”的华西村，有一个旧窑洞。这个窑洞与华西村同龄，也许是今天唯一还能见得着的老华西村的一个旧物。华西人称它为“创业窑”，干部们还喜欢将它誉为“华西工业的发源地”和“华西精神的铸造地”。那天我特意走进这个每年能吸引百万外地游客的“华西革命圣地”，看到狭窄的窑洞内有十几张木凳，窑壁四周挂着《延安窑洞放光芒》、《吕蒙正破窑攻读》、《薛平贵破窑接宝钏》、《包龙图破窑迎国太》等6幅与窑洞典故相关的“农民图”。村干部告诉我，华西发展几十年来，许多重要的决策、规划几乎都是吴仁宝带领干部们在这里作出的。 “老书记十分敬佩延安窑洞精神，他把华西的这一创业窑洞当做教育干部时刻牢记艰苦奋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讲，华西村之所以在越来越富甲天下时干部和群众还能保持旺盛的向上精神，与这窑洞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每当村里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老书记就会带我们走进窑洞。而每当我们一走进这里，再静静坐下来想一想、议一议，心态和处理的方式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就会有种饮水不忘掘井人和不断奋发进取、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精神与心态……”一位村干部这样说。 片刻的窑洞感受，使我也相信了这位干部说的话。 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回响起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华西村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让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能够长久地、健康地、越来越好地富裕下去。这就是我吴仁宝一生的追求和愿望。”有道是，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一次先进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是先进。 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心里装着群众，胜不骄，败不馁，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富裕，让已经富裕的人不忘本的同时，一方面朝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实现更美好的幸福富裕生活，另一方面去力所能及地为实现“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社会主义大目标贡献力量。吴仁宝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很好地诠释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仰，同时带领华西人民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无私地奉献着。 原始的华西村只有0.9平方公里面积，如今华西村的版图已经达到34平方公里。人口也由过去的1600来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0多人。“建设大华西，发展富华西”，这是吴仁宝“创富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和发展，也是他从毕生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到实现现实的可贵探索。 一位长期在华西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概括： 共同富裕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理想。可沧桑变，乾坤转，一次次社会形态嬗变，一次次生产关系变革，都未能使这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新协和公社”和“皇后林新村”，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在无可奈何中坍塌了！于是恩格斯大声疾呼：“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历史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任降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吴仁宝高擎共同富裕的旗帜，从华西走向邻村，从东部走向西部。他用行动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等鲜明的观点，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早在80年代，当华西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时，吴仁宝就教育自己的干部和村民时刻不要忘记把幸福的阳光与温暖播洒到周边的左邻右舍，而这也是他在近10年间忠实履行“执政为民”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境界、新视野的实践过程。 吴蕴芳，现今的大华西村民，以前她是紧挨华西的前进村村民。她说：“我们村上的人有句流行语，叫做‘儿好女好，不如华西好。’前进村在50年代时与华西村同属一个大队，那时吴仁宝也是我们的书记，后来行政分家，我们就成为独立的前进村。可前进村不‘前进’，1988年时华西已成‘亿元村’了，我们村却到年底时连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倒欠村民6万元。记得那天外面下着雨雪，刮着寒风，我们村上的干部愁得在村委办公室里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书记来了，他带着10万元现金对我们说：‘先把欠村民的债还了，再把年过了。’当时我们前进村的干部们真的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更让我们感到意想不到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当场拍板，说要帮我们建厂。‘我们华西出500万元投资款，赔了是我们华西的，赚了是你们前进村的！怎么样？干不干？’老书记拍着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这么好的事不等于天上掉馅饼嘛！再不干、再不好好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挨着华西村？就这样，在吴仁宝老书记和华西村的无私支持下，我们前进村化工厂于翌年元月正式投产，当年就净赚50多万元，三四年后利税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也开始渐渐走向富裕……”与前进村情况相近，华明、三余巷村也在那些年里，得到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全力支持，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老书记吴仁宝对我们周边村的帮助是无私的。那年他主动找我商量说要帮我们村办一个法蓝厂和一个化工厂。工厂建起后，我们村的农民收入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喜洋洋的。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月份，一场火灾把我们村的‘摇钱树’——化工厂全烧了。就在我们全村痛苦不堪的时候，吴仁宝老书记带来280多万元重建资金说要在原址上再帮我们建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化工厂。当时我们村的村民和干部全都掉下了眼泪，大伙儿说：‘啥叫社会主义好？啥叫共产党好？华西人的风格和吴仁宝书记的为人，让我们一下全明白了！’”原三余巷村支部书记孙大龙感触万分地说。 然而，让前进、华明和三余巷、泾浜等周边村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2001年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的“一分五统”的大华西概念。 何谓“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的一大发明，它曾被中央领导和学界称为“吴仁宝新模式”。这一构建模式，是吴仁宝在期望以“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时想到的。1988年后，华西主动伸手出资为周边几个村办厂帮扶后，虽然也让这些村的日子改变了一些，但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影响，周边这几个村的好日子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在下滑。这让吴仁宝对帮扶问题有了重新思考：过去总讲“船小好掉头”，其实在全球化经济越来越形成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大船才好抗风浪”。华西村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效益越来越好，正是因为它的企业集团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于是一个打破中国50余年农村行政格局的大胆设想在他脑海里形成，随即吴仁宝把自己的想法专门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好啊！吴仁宝同志的设想和思考符合邓小平理论，也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嘛！我们认为这‘一分五统’行！有创新，也有可操作性！这也说明吴仁宝一生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已经开始从华西走向社会，我们全力支持！”上级部门的态度，给了吴仁宝极大鼓舞。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年大家都看到了，华西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吃的、用的、穿的，还有银行里存的，都比别的村好一大截！可我要说的是，华西村富了，我吴仁宝高兴。可如果你们——你们这些乡里乡亲的邻居们都好了，我吴仁宝就更高兴啦！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跟着华西一起上路、一起走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吴仁宝来到华明、泾浜、三余巷和前进村的村头田间，他一边挽着裤腿帮人家干活，一边这样问大伙儿。 “愿意！我们做梦都想做华西人哪！”邻村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吴仁宝久久不愿离开。 “好，过些日子，你们都将是华西人了！让我们一起共同富裕奔小康、迎中康吧！”吴仁宝那天也很激动。当下他请来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村的干部，然后又对自己的“一分五统”的设想征求意见。 “一分，就是村与企业分开，我们与华西合并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即联合起来的5个村统一由华西集团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统一使用、村民的福利也统一、5个村的村建也统一规划是不是？”邻村干部问吴仁宝。 吴仁宝笑：“是这意思。你领会得蛮快。”“华西效益与我们有天壤之别，这一统一你们不是亏大了？”“华西村这几十年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你们加入大华西后，就是华西的人了。华西人不讲谁亏谁赚，只讲贡献和能力。再说，华西还要向前大发展，你们加入进来后，在人力和自然资源上也给华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前景，我们彼此谁都不吃亏嘛！”“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心甘情愿当华西人！”“我们也愿意！”“愿意——”呵，当华西人，这对周边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种梦想！农民们是最讲求实惠，现在吴仁宝把已经闻得到香味的“肥肉”送来了，谁还不愿意？不愿意的是傻子，种地人才不是傻子呢！吴仁宝推出的“一分五统”第一年就吸引了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4个村。第二年，西巷、北缪家、水池、陈塘、朱蒋巷等村又几乎以百姓百分之百的签字率（吴仁宝要求，凡想加入大华西的周边村子，村干部必须征求村民的自愿签字）请求“并入华西”。 华西在“一分五统”的引领下，短短几年时间里，一下“扩容”到了今天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下辖16个村级单位，人口也增至30000多人……当我们今天走进到处欣欣向荣、和和美美的大华西，看到那些井井有序的“工业区”、“生活区”、“休闲娱乐区”、“生态农业区”、“旅游风景区”等规模和气势都十分壮观与美丽的现代化景象时，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都市之中，而这在“一分五统”之前的华西村是不易做到的。 在请吴仁宝描绘“一分五统”后大华西前景时，老人举目窗外，然后深情地告诉我：“到我80岁时，所有大华西的村民都要搬进别墅、新房，让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到中康的幸福生活……”中康是什么概念？中康应是人均收入在6000以上美元的水平吧！事实上我知道华西村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但在吴仁宝的心目中，中康何止是一个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概念，它还有生活的质量、精神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等。 吴仁宝对我说，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华西村民们的生活越接近中康、大康，他越想为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穷困地区的农民兄弟实现脱贫和奔小康助把力……一个多么崇高的老共产党人的胸怀！“吴仁宝，国之宝。”有位中央领导这样评价他。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倡导下，始终信守“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理念，尽其所能地为“边少穷”地区帮困扶穷，功绩卓著。而在这其中，吴仁宝更是老骥伏枥，一马当先。 早在1991年，吴仁宝与陕西省领导签订建立第一个外省“华西村”后，他就亲自带领本村的骨干专程到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上的陕西汉中的高潮村考察落实扶贫与建厂事宜，并且从那时开始，每在外省建一个“华西村”，吴仁宝都要亲自前往考察落实具体项目，有的地方还要一年去几次。那一年，华西村的帮扶技术考察队在前往山西途中，车子发生意外事故，年届67岁的吴仁宝不顾流血伤痛，坚持要到目的地，当他带伤下车到大寨看望帮扶项目时，大寨的郭凤莲握着老人的手感动得热泪纷飞：“华西有您这样的老书记是福气，我们大寨有您这样的好亲人感到光荣啊。”1994年，国务院作出了力争用7年时间，解决中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向西部扶贫征程的吴仁宝在返程途中，专门上北京向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表示：华西村愿意投巨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培训干部，采取一带十、百带千的方式，并且在2000年前帮助西部地区10万人脱贫、1万人奔小康！“了不起！华西了不起！吴仁宝了不起！”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在敬佩吴仁宝的同时，又称他的培训和扶贫构思是“中国扶贫工程中的伟大创举”。 从那一年开始，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主持下，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任务，多则一次几百人、少则几十人，时间有的两三个月，也有一年、两年的。所有到这里培训的干部全部由华西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全套优质的免费服务。而吴仁宝不仅担任培训的领导小组组长，而且每期必亲自要上几堂课。来自穷困地区的学员，在华西和吴仁宝那里，既学到了小康的致富经验，也深深地被吴仁宝这位基层老支书的那份对百姓、对集体、对国家和对党的浓厚感情所感染。而吴仁宝则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穷苦地方的老百姓最关心两件事：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让孩子上学。 可每当我到西部那些穷地方走一走时，心里就特别的沉重，就特别想帮他们一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华西今天富甲天下，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华西帮一把穷兄弟也是自己坚定共同富裕信仰的一种体现、一份感情。”10多年来，在吴仁宝倾心努力下，华西在外域建立的“华西村”已经不下10个，帮助西部10万人脱贫和1万人奔小康的目标也早已实现。然而吴仁宝和华西人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止，一个个具有“吴仁宝模式”的“华西村”在甘肃、宁夏、黑龙江、江西等地遍地开花，而吴仁宝在帮助这些兄弟省区建设“华西村”时，掏的不仅是钱口袋，更多的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他甚至每一个关键时刻除了自己亲自蹲点扶植外，总要派出华西村最好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能手到那些地方扎根，而这些骨干和能手中必有他的亲生儿子。 1995年，村党委决定为黑龙江肇东的一个山村屯建“东北华西村”，那儿条件十分艰苦，社情也复杂。吴仁宝挑了自己最心疼，也是最小的儿子“老四”，临别时他对“老四”说：“你上那儿一定要像孝敬我和你母亲一样孝敬那儿的百姓，也一定要像建设华西一样建设好‘东北华西村。’”“老四”不负父望，带领当地村民，苦干一个秋冬春夏，既平地，又办厂，一年就使这个原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小村庄，一跃成了人均收入4000元的当地富裕村。 “我还是那句老话：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的共产党要干什么？就是要让没有过上好日子的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让已经过上好日子的百姓，更加幸福富裕、健康长寿……”50余年党龄、78岁高龄的吴仁宝，今天依然声音响亮、步子匆匆、干劲不减，他把华西的大权交给继任者后，说自己现在的任务是：争取活到100岁，再为党和人民做点事。 我们祝愿这位老人革命青春永葆，也祝愿他亲手举起的华西旗帜永远地高高飘扬…… 2005年5月至6月于华西——北京 第七篇 一场影响和改变9亿农民命运的山村革命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农民按下手印，签订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包干“契约”。 一年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将小岗村的事写成一组“内参”送到中央领导手里，小岗村从此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发源地并非在小岗村，而是在一个更边远和偏僻的山区农村——浙江台州的皂树村。这里的分田到户和大包干，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彻底，并且经受的斗争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树村和台州农民应该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发源地和急先锋！中国改革开放史将重新改写这一新事件。

引言

历史学家喜欢追溯首创和第一，其意义显而易见。因为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称得起勇敢者，其后，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只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勇敢的追随者；第一个登月者在月球上迈出的那一步，远比今天在几万公里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员要伟大得多；《共产党宣言》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第一个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之所以被后来的信仰者与追随者称为“马列主义”，同样也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学说和学说实践的第一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谁发起和缔造了这场改变了当今世界命运的伟大革命，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们或许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客观公正的史学研究，然而现在大家能够统一和共同确认的是对前一问题的肯定，那便是：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那么，到底谁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说是深圳人，然而“特区”的孕育和“特区”这一词的出现，也还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说应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的18户按手印分田的农民，他们该是冲在这场伟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浙江人明确告诉我：中国的改革风暴确实始于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农民，是中国农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风暴，但我们浙江人毫无疑问是这场急风暴雨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说分田，我们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岗村人早得多，而且范围要大得多，不止几十个农民，是一个村、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区的范围。“在小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们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开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如果说农民走出庄稼地开始经商，“我们浙江人挑着补鞋机走遍全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靠粮票、靠定额过日子呢！”如果说民营企业，“这更不用说了，是我们浙江人最先开创了民营企业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制造’，而后才有了‘中国制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的浙江经济，特别是浙江广大农村所掀起的民营经济风暴，事实上一直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样式，是全国各地的样板。 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 然而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是：在英气昂扬的浙江人中，又是哪个地方的浙江人开先河并成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制造”的始作俑者呢？ 外界似乎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是温州人。其实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真正的先行者应该是台州人！这是笔者近年多次亲历台州实地考察的结论——许多社科界的专家和学者以同样的形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台州人？台州在哪儿？许多人听了这样的结论，会立即问起这样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不了解历史真实的重要原因，历史和传说因此变得有些偏误…… 现在该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了！改革开放30年了，越来越多因为客观和人为的原因阻隔了普通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期待，现在确实到了告诉世人什么是历史的真实的时候了！啊，台州和台州人，你亮出神秘面目和走向前台的时候到了——

真温州 假温州 原来是台州……

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在两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州采访前，竟然还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叫“台州”的地级市。买飞机票时，服务员特意为我查了好一会儿才告诉我：只有到黄岩机场的，好像台州就在黄岩附近。最后电话打到台州市委的同志才弄明白，原来黄岩机场就在台州市区。可为什么不叫台州机场而叫黄岩机场呢？到台州后问了当地官员，他们苦笑着告诉我：建机场时，国家民航部门的管理者说，国内和国外的人都知道黄岩，因为黄岩蜜橘出名，台州没人知道，若起名台州就会影响民航的“社会效益”。台州人哭笑不得，只好认账。 台州在99lｉｂ?哪里？几千年来，地图上我们找不到，即使在十来年前的中国地图上我们仍然找不到台州这样一个城市。就是在台州的诸多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温州市的今日，许多台州人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仍然会有意无意地加一句：“我们就在温州旁边……”嘿，这个台州！然而，到了台州，我才发现，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了若有谁把它小视，就等于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个严重的现实错误！在漫长的岁月里，台州因地理的闭塞，简直就是一个被大山和大海完全包围的独立山国。 有史记载：南朝大诗人谢灵运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七月，出任永嘉太守，在途经台州赴任途中，因山高路险，又多林莽深壑，便招得几百民夫开山伐木，一路焚烧丛林方“日走三里”。由于谢灵运他们一路砍烧林木，以致当地的台州官员以为是匪徒滋事，发兵前去阻挡，闹出笑话。台州交通不便而闹出的“历史性笑话”还有不少，即便到了20世纪后期的80年代仍然还有流传。在这之前的1958年，台州修过一条与外界通行的公路，但因翻越大括苍山等曾被李白惊呼高达“四万八千丈”的重重大山，司机们一向极其畏惧行走。天气晴朗时，去一趟省城，天不明出发，黑夜才能赶到西子湖畔。如遇雨雪天气，由于山道险恶，谁也不敢出差。 不然车至途中，一旦被险情所搁，呼天不应，呼地不灵，难保性命。一场雨来，几天不通路是常事。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群省城来的客人，乘坐几十辆客车被阻在猫狸山岭上，几天下不了山，结果几百名旅客，只得冲进沿途的农家户舍，竟然把山民们家中的所有食物吃了个精光。80年代初，浙江省委书记到台州检查工作回程途中，阻在台州境内前后动弹不得。这时省城有急事催书记同志回杭州，可就是没有办法，急得当时的台州地委不得不令沿途几县组织几百名基干民兵上山铲雪开路，方让省委书记得以回到省城。后来浙江省府上下有到台州的，旁人都会半真半假地关切道：你备好随行的基干民兵没有？ 台州东临海，在落后的时代，滔滔大海成了另一种阻隔台州与外界相通的屏障，倒是常有海盗和倭寇侵扰沿海庶民，弄得人人恐慌不已，纷纷后迁或逃跑。清初，台州又成为张煌言、郑成功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清朝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撤尽沿海30里居民于内地的政策，并禁止片板入海，台州又一次成为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 长达一千余年的封建皇朝时代，台州一直被朝廷当作贬官流放之地，又加上这些被贬的官员和学士经常奋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历代朝廷的眼里，是块必须打压的地方。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规矩，辖6县之域的台州，在之后的一千多年设郡立州的历史里，竟然没有一个“台州”的中心城市！其他府郡却不是这样。比如苏州，设府建郡后就有了苏州城，之后的几千年，苏州的发展与沉浮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的建设与壮大。台州邻居的宁波与温州，能够发展成解放初期规模仅次于杭州等名城的海滨城市。尤其像宁波，自19世纪中英《南京条约》起，就成为中外著名的港口，其发展一直没有脱离过中心城市宁波府。所以到了20世纪初时，它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处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前列，与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齐步发展成东方大港。即便我们今天看到了大上海，如果没有“宁波邦”加入和源源不断的输血，是断然不能成大器的。相比之下，台州的命运实在可怜可悲，连台州人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千年漫长的历史里，“台州六县”这一广大区域内、长达8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竟没有形成一个稍有些规模和影响力的中心城市？ 问旧史，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台州是贬谪之地，他们根本不想把台州弄出一个有团结力量和象征意义的中心城市，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清楚：让你台州永远一盘散沙，不得有为。即便到了新中国，台州仍有35年的漫长历史里没有一个中心城市。直到1994年8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和县级黄岩市、椒江市，设立地级台州市，将椒江、黄岩两个县级市一起拼合成现在的台州中心城区，境辖椒江、黄岩、路桥3区与临海、温岭2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县。市人民政府驻椒江区……至此，台州市才结束了有州（市）无城的历史。 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源于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现象”的学者所共识，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温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国民营经济的。正如前文所言，历史上的台州是块贬谪之地，进那里的人和出那里的人都不愿说自己是台州而来、台州而出的人。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扛着补鞋机走遍大江南北时，他们着意掩饰了自己的祖籍，都说是来自温州的——温州人天不怕地不怕，烂了名声也不怕。台州人如此谦卑，原因只有一个： 外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台州，而温州却是大家熟识的，并且也是能从地图上找得见的地方。 日子一长便成了习惯，连台州人自己都不太愿意说自己是台州人了，加上后来温州人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场上本来就兴谁的名气大，谁的生意就好做。如此一来，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间，台州人几乎统统称自己是“温州人”了——这份荣辱感在台州人内心压了很久，也很疼痛和无奈。 台州人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长期被外界所冷落、所陌生，所边缘……新中国成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和地区都跟着共和国一起奋发图强，而一大批老城和新城都在这样的奋发图强中或焕发青春，或平地而起。照理，有千年历史的台州应该像它们一样迅速崛起并被人熟识。然而台州却因地处与台湾遥望相邻的海防前线，又严严实实地被排除在大建设的总格局之外，眼睁睁地坐失于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之中……蒋介石军队与大陆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仗是在台州的大陈岛，时间是1955年。战斗的结果自然是我军全胜，可台州从此也就成了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线。 我军则把台州当做“放进来，关门打狗”的最佳海防战区。从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直到70年代初的二十几年里，台州一直处在这样的备战前线。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第一任务是支援前线和备战。有一个电影叫《东海女民兵》，就是按照台州所辖的温岭石塘镇一群守卫海防线的女民兵事迹拍摄的故事片。2006年笔者到石塘镇采访时，专程上了这个女民兵哨所，见到了今天的7位守疆海防女民兵，她们个个英姿飒爽，不减当年老一代女民兵的斗志，令人敬佩。 因为是海防前线，建国初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工程自然没有台州的份，即使国家和省内安排的一般性大中型项目，也不会有人敢放在台州。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国家在台州的各项建设投资加起来总共还不到5个亿，而且这些投资主要投向农业和兴修水利之类的工程，稍稍大一点的就是台州唯一的一个发电厂。这个数目与国家对邻近的宁波和温州所投入的建设资金相比，台州人实在可怜又可悲，如同一个从没有吃过娘奶的野孩子，它的成长经历中有些自生自灭的味道。而这恰恰给了台州人一份勇于奋进、从不索求的自强不息精神。这是后话。 经济上的不投入、少投入也罢，最让台州人不可忍受和负辱的是建国初期的前十年里，有两次竟然被撤销地区行政区划，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58年，撤销后的台州下属县级单位不是划给了宁波，就是分给了温州。直到1962年，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地叫嚣“反攻大陆”时，考虑到军事形势的需要，台州才再次重立专区。重立后的台州又在很长时间里承担了海防前线的特殊任务。所以因诸多的“军事秘密”和“军事要地”的原因，台州始终成了一个不被人熟识的地方。 台州还有一个非常不利于名气外传的原因，是它的地名读音，很不适合国人的理解。台州台州，不就是台湾的“台”字吗？非也。到了台州才知道，这个台州的“台”字不读台（tái），而读台（tāi），其音与“胎”儿的胎字一样。台州的真正读音，与江苏的泰州一样，所以过去除了台州地理上的偏僻荒蛮原因外，很多人一听“台州”，还以为是江苏的泰州。总之，台州的名声很受这些历史的、地理的、读音上的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吃亏。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起名于此岳。 天台山蜿蜒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临海昭然又与尘世几乎隔绝的独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从汉晋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静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与尊重。尤其是南朝陈至隋时的高僧智创立的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为中国古代佛教的圣地。天台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和传世多时，特别是对日本和韩国宗教的影响与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在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天台宗”的佛学和弟子之广、之多，简直令人吃惊。创立“天台宗”佛教学说的智，在隋初受“智者”号，世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是位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化起过巨大影响的大师。智者大师采取“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手法，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印度佛教经典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作，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欲念等融入天台宗思想中，提出有自己本体特色的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和引照了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完整的佛教哲学体系。 台州，又因历史上“贬谪之地”的缘故，像骆宾王、郑虔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大师和著名学者被贬之后在这里养心修身的同时，写书作文，使得台州的名胜古刹和自然风景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于是高僧与文化名流的合作，为中华文明史尤其是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如山一样的硬气，如水一般的灵气，如佛一样的超然与内敛，决定了台州人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闯荡，又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而这也为我们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台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以及它又没像温州那样早已被外界熟知的缘故。 历史需要还原真实，台州人现在已经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现出的强大内动力，已经让国人和众多研究者为之振奋。2007年，台州的GDP总量达到1717亿元，位居全国100个城市的第36位，这百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长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为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台州。其实台州人告诉我，台州人创造的GDP应该有两个概念，这官方公布的1717亿元是在台州本地统计部门统计的本地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至少还有达1700亿元的GDP是台州人在其他省市区为别人创造的财富。如果两数相加，550万台州人实际为国家创造的GDP，应名列全国100个城市的前25位，与大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相当水平。而这样的数据绝非杜撰，只要你到台州走一走，再深入百姓和金融机构了解一下，你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些数字或许还是低估的。 至2007年末，台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９9ｌib?达2000亿元。台州的经济95％以上是民营经济，也就是说，存在台州金融机构的钱绝大多数是老百姓的。按照这个“硬碰硬”的基本事实推断，台州的人均存款是多少，你可以计算一下，而计算出来的数字会吓死人！台州人与温州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做生意靠吆喝赚钱，前者是闷声大发财。 了解这样的背景后，谁都会对台州和台州人刮目相看。然而，当我们再深入到台州这块神奇的土地时，我发现的却是另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默默无闻而又绝顶智慧、坚忍不拔的台州人，在最近30余年的历史里，为中国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无数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而这些丰富的精神财富，在笔者看来，是必须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册的内容，否则中国的当代史将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绝非滋事惑众。所有从事党史和国史研究的学者与专家，所有想了解当代中国农民发展史的人们，都应该怀着虔诚的心，与我一起走进台州这块由农民们建立起的创新与求索的精神圣地——

皂树村：孤独而沸腾的农民革命策源地

翻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史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段历史记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分田，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 其实，最早分田到户的并非小岗村，从笔者实地采访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镇皂树村远比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包干要早出好几年，而且分田到户的范围和所经历的过程比小岗村所经历的要更加惊心动魄！ 2006年4月23日，当我采访完台州诸多现代化的先进企业和令人振奋的民营经济后，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较落后的山区看一看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与临海市联系了一下，结果有关人士带我到了临海、天台和仙居三县市交界的三水洋镇。与高度发展的台州市区相比，偏僻的山区小镇白水洋确实更像我记忆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镇。虽然这里的居民也能通过电视看到大洋彼岸的奥斯卡奖颁奖的现场直播，但人们住的、商店里陈设的基本上还都是一些日用品，时尚的奢侈品很少见。镇政府的文化站长小杨将我们领到镇会议室时，已经有几位老干部在等候我们。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会议室，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当副区长时，这会议室和办公楼就是这个样。近40年了，镇政府的办公条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白水洋历史上可是蛮有名气的呀！方圆几十里，就这儿街市热闹，有‘台州京城’之称的临海的城里人，都称我们这儿是‘小上海’。”老区长的话让我对白水洋刮目相看。一个山区小镇，有5万人居住在这儿，仅凭这一点，我相信它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镇最繁华的地方走了一程，总体感觉这里偶尔也有一些年轻人能够上上网，但百姓们基本上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那种逍遥自足的状态，与大都市那种人赶人、车挤车的情况相比，白水洋人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让人有种怀旧的享受感觉。 白水洋镇现在管辖二镇一乡，即原来的白水洋镇和双港镇及黄坦乡，与中国农村乡镇变革一样，这些年里白水洋镇并并合合，管辖的行政村也由过去的145个撤并成了122个。双港和黄坦也不再叫镇与乡了，改为白水洋镇下属的办事处，就是过去的公社。 我们这些当年“人民公社”社员，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当我离开白水洋，往大山深处的双港和黄坦两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时，仍然不敢相信中国之大、中国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之大。 双港小镇还算说得过去，有那么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黄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无法认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诉我，现在的白水洋黄坦办事处和过去的黄坦公社，都是在这座小院子里。这与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过的江浙小镇相比，黄坦实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象得到：双港和黄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双港和黄坦三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演变过行政管辖权。白水洋镇凭着历史悠久、镇大人多，所以从来都是以“中心镇”的优势在这一带雄踞龙头地位。“老二”的双港则曾经在镇之前的行政区划内一度作为县下面的区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黄坦始终是受白水洋和双港的领导与管辖。现在从台州市区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车路程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从临海到白水洋也就两个来小时，可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前一二十年，别说台州市领导，就是临海县的领导能够跑一趟双港或黄坦，也实在太不容易了。难怪当我把黄坦和双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积分田到户的史实告诉在临海当了十几年领导的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广建时，他十分惊诧地说：“我怎么不知道黄坦和双港有这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儿农村的分田到户大包干，从公社和区委、区政府的干部开始，所有人都是瞒着上面干的，根本不会让上面知道一点儿风声，知道就麻烦大了！”老区长王植江这样解释。 “难道就没透过风声？”我问。 “也不能说上面没发现过。我经历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农村包干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讲起当年的大包干，顿时情绪高涨起来，说：“先说1979年，因为我们双港和黄坦两乡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乡的干部就向县里报告了。有一天县里的领导就把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同志叫到县里询问。当我们承认有这回事时，县领导就责令卢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检查，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两个凡是’风还很严重，谁要搞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坐牢杀头的事。 我们的卢书记真是一条硬汉，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县领导，说让我检查可以，但让我动员农民把分的田再收回来，我不干！我也干不了！县里领导一听，气得嘴都歪了，说：你是区委书记，你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命令，还要你这个区委书记干什么？卢书记说：我这个书记的乌纱帽你们可以随时摘掉，但你们谁也无法阻止农民分田的行动！卢书记的态度，让这事闹大了，周围的公社怕我们的分田到户风刮到他们那儿去，于是在我们双港、黄坦二乡通往外面的一个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竖了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写了十个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双港烂。意思是我们双港已经被资本主义烂掉了，现在紧挨双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乡村的最后防线，一定要堵住不让我们的分田包干风吹到他们那儿去。”才30多年前的事，现在我们听听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会捧腹大笑。“后来呢？”我问。 “那个时候，农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早已像干枯的水秧苗，靠一块牌子、一个命令是挡不住的。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双港、黄坦周围的河头、沿溪、张家渡等山区乡村，也有不少农民偷偷仿效我们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还是我们双港和黄坦二个公社……”王植江老人谈起那一段往事，颇为得意。 “你们的分田到户，与安徽小岗村相比到底时间比他们早多少？方式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们这儿的分田到户，最早的一些生产队上世纪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说要比小岗村早出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们这儿的包干、分田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一开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岗村，他们是那种几个农户联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反抗集体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进而介绍：“比如黄坦公社有个皂树村，在1977年前就已经把地全部分完了，后来到80年代中央出台农村实行分地到户的责任承包制政策时，皂树村就没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为好几年前他们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两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政策时，他们因村里的户籍人员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才重新调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划分。”王植江说完这话补充道：“我在双港和白水洋当干部到退休，已经几十年了，都是在农村工作，对这里发生的每一件稍大一点的事，全部记得清清楚楚。”“那你能说说你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并支持农民们分田包干的呢？”“可以。”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干的事是在1976年。当时我任双港区副区长。”“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农民其实早把地分掉的呢？”王植江很骄傲地说：“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农业的一些基本情况吧。”老人到底是农村干部出身，知道应该先让我明白些什么，“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毕竟全国农村都是不允许分田到户的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1976年夏，我当副区长时，上面又要求我们组织工作组下乡，对那些分田的农民动粗。当时上面给我们工作组的精神是：只要共产党在，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搞单干。 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制止和刹住单干风，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天大问题。老实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为了给那些分田搞单干的人点颜色看看，工作组也曾采用专政的手段，揪了几个人，像斗地主、斗走资派一样，押着游街和游村。但这些措施还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单干的人太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搞单干和分田的人都抓起来；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开始有人报告后我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调查才有人告诉我说，区长这还不简单，我们熟悉每一块地，你们工作组白天把分的地收拢了，晚上我们再开个会，几句话就又把地分了。我听后，心想可不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每一块土地了如指掌。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说：“没办法，他们的招数太多了，无论我们工作组想什么法子来割‘尾巴’，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相反，那些靠吃国家返销粮又不分田的村子，则每年会有很多人出去讨饭。基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区委和卢凯书记作了汇报，结果其他几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农民们就是愿意分田单干。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这一态度在乡以下干部中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乡、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执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动员农民们上交已经分的土地和停止单干的话，那么乡以下的所有基层组织将基本瘫痪。在那个年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事，所以区委，尤其是本来就支持农民分田的卢凯书记的态度，我们那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后来完全站在了农民这一边。比如我领导的六个工作组，几十号干部，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单干和分田有什么坏处。 但毕竟作为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我们几个负责人，还要对上面负责，所以最后我把六个工作组的队长召集在一起，我们共同商量了一个对上的对策。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上面最关心的是在‘祖国一片大好形势下’，如果哪个地方出现成群结队的讨饭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几位工作组的队长约定：在我们负责的那些生产大队，对农民们的单干和分田分地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们了。工作组的任务将向上面保证：所进驻的地方，如果出现有外出讨饭的人，我们将负政治责任。当时我们还盟誓向上级保证：要让所进驻的农村，少要或不要国家的返销粮。县上后来听说我们双港区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组能够保证上面的两点，自然非常高兴，之后也就不再怎么逼着我们问到底有没有解决分田单干的现象，最多问问现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于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并不在统计之列。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1980年……所以后来听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有人跟着学他们时，我们这儿的干部和农民们只是笑笑而已，因为到那个时候，整个黄坦乡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双港乡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王植江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头瞅了瞅我们正坐着的白水洋镇会议室，说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个经济学家叫薛暮桥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后，引起了全国大讨论。当时我们区里各乡的干部都坐在这个会议室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分田到户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场讨论涉及的是农民们的大事情，所以我们干部在会议室开会，各乡的老百姓也来了不少人，他们在外面听着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讨论整整持续了一天，当社员们听我们会议室的干部说分田到户没有什么错时，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们会议结束时，各乡、各大队、各生产队那些没有分的土地，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全部给分掉了！”“有这么快吗？”我有些不敢相信。 “一点没错。就分得那么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证实，“分不分土地，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没有活路的大事情，他们太关心了！所以听我们干部说没什么不对时，他们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们这儿虽然是山区，可一传百、百传千……一顿饭的工夫，区委干部赞同分田到户的消息还不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吗？”原来如此！“王老，据你所知道的，当时分田搞单干的，在咱们双港、黄坦两个公社中，哪个村最早、最典型？”“黄坦的皂树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皂树村从此烙在我的脑海中。第一次采访台州没有时间了。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采访台州抵达目的地后，立即请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树村的采访事宜。下午3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皂树村。 这正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坐落在环山的半山腰间，背靠的大山顶峰，有一块冲天巨石，十分雄壮巍峨。皂谢村的正面，有一块小盆地，种着绿油油的水稻，满山都是绿林。那天我们去时，正是雨后，所以整个村庄和盆地，飘舞着湿淋淋的云雾…… 空气显得特别清新。村边的一条小溪，响着潺潺流水，无论是举目远眺，还是低头观草，无处不让人心旷神怡。 村民们告诉我，皂树村得名是因为村子后面的大山上有棵两人合抱的大皂角树，这树的荚果像肥皂一样，能用来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树村”。据老者讲，这村子有一百多年历史，过去住在这里的没有几户人家，抗日战争后，山下搬来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现任村支书李方满接待了我，当我在他家坐下后，立即有十几个村民跟我们围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镇上有干部告诉他们我要来了解当年他们村上分田单干的事，加上老区长王植江跟着一起过来，所以我们一出现，正在家里闲着的村民们纷纷来到了村支书家。 “我已经快三十年没来过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植江老前辈望着小山村，感慨道。 “我当会计那会儿，村上的人最多时共有296人，101户。现在少多了，常住在这儿的有70来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户到临海、台外买了房子，甚至还有到杭州、上海买房子的。他们都不会回来了……”李方满向我介绍说。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样有许多向往都市生活的人，并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别看我们村小，现在也有人当千万富翁了！”李方满指指村中央的一栋新楼房，说那家主人就是个“千万富翁”。 “是干什么的？”我吃惊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筑的。他是我的前任，当过村主任。”李方满说。 台州农民就是了不起，连这么一个大山深处的穷山村，竟然也会冒出个让我们感到敬佩的大亨，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皂树村都姓李。全村有100亩粮田，其中旱地30亩，水稻田70亩，还有460亩山地，是个很小的..t>山村。人民公社时，我们曾经是一个行政生产大队，根据自然村又分了三个生产队。因为都是山地，种植的粮食不够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销粮的那些年里，全村得到的返销粮在1万斤左右。到了‘文革’后，返销粮断断续续，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难过了。可日子总得过，怎么办呢？光靠外出讨饭不是个事，尤其是‘文革’那阵子。社员出去讨饭，是要生产大队开证明的，那会儿谁也不敢给社员开证明，你一开证明就等于说你允许坏分子出去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个责任干部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外出讨饭不行，国家的返销粮不来，人民公社大集体种田的收成又不够大伙吃，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把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种……”“这么说，分田到户，其实都是逼出来的？”“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画押，也是逼出来的，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人的特别多，他们的分田到户，其实是农民兄弟跟死神在决斗。我们呢，是同饿神在决斗。相比之下，我们这儿天高皇帝远，大山沟里，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会走到我们这儿的，最多区委和公社的干部几年来一趟，偶尔来一趟也不会呆上几个时辰，他们说什么我们听听而已，该做什么还是自己的事。再说，当年我们的区委干部、公社干部都是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跟我们农民有感情，他们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看着我们农民过的日子，他们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做些丧尽天良的事。 王区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可以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情况？你说。”李方满指指身边坐着的王植江。 “是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睁一眼闭一眼，谁也不得罪。”王植江抽着乡亲们递上的烟卷，点头道。 乡亲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干部和工作组只要睁一眼、闭一眼，我们就有日子过了！”有乡亲站起来，给王植江敬烟、敬茶，说着当年多亏了老区长开恩一类的话。 这时的王植江感到特别自豪，连声说：“我这辈子风水一直很背，唯独当年对你们的分田到户我是支持的。”“仅凭这一条，您老功德无量！”乡亲对他说。 王植江老人听后连连点头，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笑容。 “那——你们能不能准确地说出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分田到户的呢？”这是个关键性问题，我希望皂树村的乡亲们能够准确回答。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马上说。 “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早得多……后来报纸上说学习安徽人分田的事，我们这儿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文化大革命’，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头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那会儿，政治形势非常紧，别说是分田到户，就是发现谁种了几条丝瓜也算是‘资本主义’。农民们辛苦干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没办法过日子。上面又不让我们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坏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还过得去。可我们皂树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号人捆在这么一块山窝窝里，不想点法子，真的肯定会饿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户是逼出来的。”李方满说。 “可不，要不是怕饿死人，谁敢冒着掉脑袋去搞分田到户嘛！”李文君指着满屋的人，挨个问：“你们对作家说说，我讲的是不是事实？”“是，是这个理。”众乡亲异口同声，像要向我发誓似的。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回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老队长你能说说吗？”“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这个人“左”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人多地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像台州皂树村的农民分田到户事件，我想也许还有不少，他们或许也同皂树村一样远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要早、要彻底。我后来知道，仅台州地区，像皂树村这样的分田事件还有不少地方，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样可贵，并值得我们记住。 在台州采访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见了一位人称“台州农村通”的老干部邢传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台州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农工部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当土改队长。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 “有人现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硅谷，不是没有一点历史原因的。因为台州人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最大限度地发展自由经济形式，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人的最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是最讲实际、最求现实的人。‘文革’时期，我在下乡中经常听到农民们这样对我说，主任啊，我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做死也愿意。台州人就是这个样。在种地吃不饱的年代，你只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他们甘愿像黄牛一样干死也情愿。后来政策松动了，允许干私营经济，允许赚钱发家致富了，他们又对我说：邢主任啊，只要能让我们发财，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们也不会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人，你还不相信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邢传欣最后一句话发人深省，令我内心产生强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台州人能够在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奠基者。

田埂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股民”……

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认为，社会的经济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而股份制形式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中最活跃和具有社会推动力的先进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几乎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国营集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份制经济形式开始被人们渐渐认识和接受。最早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对当时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在许多年里，“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国这个红色政权的国度里，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剥削阶级的产物”。现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这不能不说是对实行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有集体经济的一场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国人眼里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国，它与当时农村所开展的“分田到户”搞包干一样，是实实在在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与“复辟”和“政变”没多大差别的惊天动地的事。 中国的股份制谁最先搞？忙碌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时间来总结，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又因为缺少实地考察与调查的能力而在书斋上添不出新的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责任让我们这些文学家来完成实在有些可悲。不过到台州采访，让我再一次感到发现的惊喜。原来，中国的股份制发源于台州，产生于台州的田埂上，植根于台州的农民中间…… 现在有据可查的几个史实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69号文件，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区的温岭县社队企业局(那时还没有工商部门)正式发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为“社员联营”的企业营业执照。“股份制企业”是1985年中央1号文件出来之后才正式可以冠于的企业性质，台州的乡镇企业局当时给牧屿工艺品厂等四家由社员合股出资办的企业起的名字为“社员联营”，用后来的名称就是股份制企业。这也是新中国工商企业史上第一个颁发的标明由几个法人“联营”的股份制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有据可查的上面两份史料，足可证明台州是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这已被现在研究经济工作的专家所认可。其实，谈到台州的股份制，其开始和发源的时间远比这两个事件要早得多和广泛得多。 在我来台州采访之前，浙江有关媒体就已经发表了一则令人鼓舞的文章，题为《寻找玉环股份制经济起源》，其中介绍了记者追寻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个“芦浦工艺厂”和那几个敢于最先吃螃蟹的农民。他们创办的这个股份制企业是在1967年，比温岭的那个有“正式户口”的“中国第一家股份企业——牧屿工艺厂”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这时间正是中国“横扫资本主义”最激烈和严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台州人竟如此胆大妄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引见下，来到玉环的芦浦乡那个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旧址现场，并与几位当年办股份制企业的当事人见了面…… 玉环是台州的一个县，面积很小，老玉环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后来又将温岭的楚门半岛划归了玉环，但陆地面积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环仍然是台州面积最小的县。可别看这弹丸之地的“海中玉环”，它现在的人均收入不仅在台州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国的百强县中也名列第29位。玉环有数个“全国第一”的产业与产品，这与玉环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有直接关系。浙江籍著名作家叶文玲老师曾经对我说，写台州，绕不开玉环。叶文玲是玉环人，她最了解家乡的历史和现状。 那天我是怀着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动的心情，跟着几个农民来到玉环芦浦分水村一块田埂上。一位本地农民老汉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闸上破旧的却依然挺立在那里的三间半砖瓦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当年办的最早的一个股份厂，当时叫红卫仪表厂……”“就这个样啊？”我对影响当代中国经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发源地竟然产生在这么一个极不起眼、极不壮观的地方，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心想：毛泽东当年打天下时，不也就是几根破枪、几把红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别小看这几间房子，当时我们还当宝贝呢！”林友泮老汉说，“这个地方办厂，一是不占集体房子，二是关键这里能上电线，好发动机器做工。”末后，他补充道，“我们办的是仪表厂，需要电动力。”原来如此。 可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个农民能有这样几间房子办工厂、能在田埂上响起机器的轰鸣声，这在当时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时在农村，能响机器声的，只有集体农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脱谷场上的拖拉机声，除此再不可能有什么机器声响了。林友泮他们能在如此无遮无掩的广袤田野上开动机器搞“资本主义”，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起码是吃了熊胆！在芦浦镇的镇委会议室里，几位当事人的讲述证实了我的看法——玉环农民在田埂上创办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果真历经了太多沧桑： “我们那时办厂，完全是被逼出来的。”林友泮是当年办厂的“头头”，也是当时分水村的党支书，他给我解释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随后他指指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60来岁的老汉说：“最早是他颜祜庆出的主意。”被林友泮点名叫颜祜庆的另一位老农笑了，冲林友泮说：“你是支部书记，我不向你说向谁说嘛！”林友泮显然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被老伙计颜祜庆这么一激，一边抽着闷烟，一边低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主意倒好，可把我拖进海里差点淹死……”屋里的人顿时哈哈大笑。“老支书你做人正直，再大的海水也淹不死你的。”颜祜庆这话让林友泮爱听，老人一个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最早动因确实是我。”看得出，颜祜庆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果然，他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几年兵。“我在部队时当过团部通信员。复员后，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穷，流血流汗干一年，连口饭都吃不饱。于是我就和也是从部队回来的本村社员蔡志昌，还有回乡知青、懂点机械知识的梁华星商量，说能不能几个人凑点钱办个厂，赚点钱。他们都觉得是好事。不过那时在集体之外办厂是件冒政治风险的事，所以只好找在芦浦一带有影响的支部书记林友泮商量。老林是个好人，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也属于脑子比较开放的人。我们一说办厂的事，他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听我们发誓保证：本金我们几个人自己凑，赔了算我们自己的，赚了也给集体分一点。这样他就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同我们一起合股干。有支部书记跟我们一起合股干，这对我们来说等于借到了天大的胆子，所以后来就偷偷干起来了……”“其实到底办啥厂，他们几个心里根本没有底。几个人想了几个月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 我就找了一位朋友，他叫林维庆，是坎门前台的支部书记。林维庆就建议我们办个仪表厂吧，他说他跟上海仪表厂有熟人，好有销路。这样我们才定下来办仪表厂的。”林友泮插话。 “干什么定下来后，就马上涉及怎么个干法的问题。集体的钱肯定不能用，再说生产大队也没有什么钱，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 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这个时候上面刮起了‘打扫地下厂’的运动，我们的厂自然跑不了，只好关门。几个月后，‘打扫地下厂’的运动风吹过了，公社干部看到农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所以就主动找到林友泮，劝说他们重新办厂，并且公开同意原来集体所有的、位于芦浦尖山三眼陡门的半门房无偿地借给我们当厂房……”“就是刚才我们在水闸上看到的那几间房子？”我打断颜祜庆的话，问。 “是。就是它。”颜祜庆继续说，“作家同志你可以想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公社领导能出面支持我们办厂，太不容易了，所以大伙儿的积极性挺高的，厂子很快重新动起来了。 公社这时也要求我们安排了一些退伍军人和困难家庭的人进厂，算是交换条件吧。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厂干得很不错，股东们劲头很高，再次出资扩股，增加了流动资金。时候一长，我们觉得有些亏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就托林维庆帮助聘请了一位上海小青年当我们的业务员，让他专门负责跑业务。产品也由单一的账册螺丝，到加工些其他产品。那阵子我们几个股东热情可高呢，看着产品一批批出厂，就等着汇款早点进账，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晴天霹雳砸在我们头上：一是有人又指责我们是‘地下工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黑厂’，要坚决铲除。汇来的货款因为厂里没有账号，只能到公社，一到公社就被扣住了。二是给我们跑业务的那个上海小伙子被公社基干民兵半夜抓走了。这样，厂子也很快被封了，不让再开了。”“我们不仅没拿到汇款，连手头买货的发票都没法报销，我损失最多……”林友泮又一次瓮声瓮气地插话道。 “林友泮他损失最多，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块。我们几个股东的损失也大呀！那时大家都穷，谁有几千块钱是了不得的事。本来我们几个凑的钱办厂，现在一下被查封了，损失惨透了。 可没法找人说理。你找公社的人去说，人家说没把你们抓起来送进监狱里算是对得住你们了，你们还嚷嚷什么？我们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颜祜庆回想当年事，依然愤愤不平。 “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的事当时在我们这儿闹得很大，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敢在‘文革’的风头上办股份制私有企业。”娄昌福接过颜祜庆的话说：“过了大约两年的1969年，公社要建农机厂，没有钱买设备，就想起了林友泮他们办过红卫仪表厂，所以就将他们的那些闲置设备全部充公到了公社农机厂。颜祜庆他们就闹，说那些机床是他们几个人出钱买的。公社干部一商量，说安排你们几个进厂，抵作你们先前的那些损失吧。老颜他们也没辙，就这么着平息了这事。林友泮是大队书记，后来被安排在公社养殖场工作。”“这个股份制企业就这样彻底散了？”“散啦！当时只能是这种命运。”娄昌福苦笑着看着我。我再看看林友泮他们几个其貌不扬、却是中国股份制的第一批吃螃蟹的农民，不由得赞叹道：“你们都非常不简单，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许多，而且今天你们中间也没有人成为富人，可你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载入史册。” “有你作家这话我们就满足了！满足了！”能说会道的颜祜庆喜笑颜开。而不太说话的林友泮，我则看到他的那双眼里闪着泪花……这位老人让我顿时想起了曾经同样当过生产大队支书的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同代人，我父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也是为了农民兄弟们能过上些好日子，在苏州地区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因为办了所谓的“黑厂”而下台、受批判，甚至影响到下一代的我们……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绕过桌子，双手握住林友泮老人的手，对他说：“老支书，我会在书里写到你的……”老人有些激动地：“是吗？我们有啥写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点头向他保证，心里说：是啊，都是过去的事，可这些过去的事，现在许多人并不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为了求生存而作出的探索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别小看了区区一个由七位农民合作起来的六个股份组成的“红卫仪表厂”，在那疯狂的年代，如此举动，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它弄不好是要被杀头，并且株连九族的！然而敢为的台州人就这么做了，并且做得曾经轰轰烈烈。 那天送走林友泮几位创办股份制的老人后，娄昌福要我“多留几分钟”，他说他要向我介绍玉环县真正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芦浦工艺厂。 “这个厂是原玉环县科协主席毛庆贵为主要股东办起来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娄昌福说。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我问。 “因为这些年来到我们台州来考察调查股份制发源问题的专家们认为，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林友泮他们的厂办厂时间短，只有两年左右。二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该企业从创办到最后倒闭，没有分过红，销售也没有在账目上反映出来，与严格的股份制企业有些差异。而毛庆贵他们办的芦浦工艺厂则完全符合股份制企业的一些基本规范特征。比如，股东，他们当时共十几个人，10元一股，股东中有干部，有教师，厂里会计和厂长都具备，虽然股东多为兼职，但职责明确。而且企业也有县工交局的正式批文。时间是1973年。”娄昌福从一堆档案中翻出保存的“芦浦工艺厂”批复材料给我看。 “毛庆贵他们的厂当时非常正规，就是从现在来看，也很规范。厂子办在当时的井头大队，厂里雇了业务员王孝增跑外勤，业务主要是做扇子，就是过去我们出差或旅行用的那种扇子，很有些销路。芦浦工艺厂由于产品对头，第一年下来，股东们所有人都拿到了千把元的分红，而且在工厂的工人拿的分红与股东们一样多，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如此连续运转了四年多，后来他们开始做宫灯，业务更加红火，产品销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务量大了，需要扩建厂房，股东们又每天晚上开股东会，研究商量扩大生产规模。据毛庆贵讲，当时股东意见并不统一，有人担心借钱投资风险大，但在丰厚的利润面前，大家最后毕竟还是统一了认识，所以企业越干越好。到后来做宫灯的业务，厂里来不及做，职工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收入就更好。厂子收入高了，厂外的人也眼红了，跟着干了起来，像楚门、清港、城关等许多人开始做起扇子和宫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这个厂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元，成为台州乃至浙江省第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乡镇企业。”“除了芦浦工艺厂外，当时还有类似这样比较成功的股份制企业吗？”“有啊！到1978年底，仅芦浦公社一个地方，就有股份制企业34家，企业人数达1500多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939万元，销售收入1913万元，占全公社农副总收入的646％。”娄昌福一边翻着资料，一边指着账本有凭有据地告诉我。 “我现在相信为什么台州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一统天下了！30年前，你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其实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了！”娄昌福笑道：“可以这么说吧。”“30年前，就有芦浦这样的民营经济现象，真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台州或者说会在你们玉环这种地方出现呢？”这是我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娄昌福脱开他的那些“宝贝资料”，与我侃侃而谈：我们台州这个地方，尤其是像玉环，我们的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流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 “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做“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台州温岭县于1982年12月18日以县社队企业局〔1982〕74号文件名义批准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那份写着“社员联营集体”性质的企业执照，据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可以查阅到的属于官方机构出具确认“股份制性质”企业的第一份文件。“社员联营集体”这样的企业所有制名称在中国没有过，那天到现在的温岭市工商局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告诉我：当时“社员联营集体”这名称完全是他们社队企业局给由社员联合出股的股份合作企业“戴”的一只“不红不黑的帽子”。“为什么叫它不红不黑呢？是因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文件明确社员合股能办企业。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争议和阻力正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这种长期以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但在我们台州，这种合股联合办企业的情况已经很多了，我们的领导很了解这样的情况，他们思想真的很解放，所以当牧屿公社的农民王华林和陈华根等人持着公社介绍信来社队企业局登记他们办工艺美术厂时，我们一问他们是几个社员合股办厂，想来想去，干脆给他们登记成‘社员联营集体’这样一个名称。”工商局的同志这样解释当时他们为“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所出具的经营执照。 现在的温岭市档案馆和工商局资料室，都备有牧南工艺美术厂的那份“社员联营集体”企业执照档案材料，并且成为有关部门视作考查中国股份制企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我在采访中也有幸见到了当年为这个企业开具执照的当事人陈心鹤先生。是他当年在请示局长后亲手为王华林、陈华根开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份执照。 当年在县社队企业局登记“温岭牧南工艺美术厂”的厂长陈华根，现在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了，不过他的企业已经不叫“牧南工艺美术厂”了，而是名扬海内外的“宝利特”鞋业集团。陈华根是标准的农民，只是他有些文化，高中毕业后不甘心整年过“背朝太阳面朝黄土”的日子，所以脑子灵动些，于是想做些生意过好日子。那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鼓舞下，与村民王华林一起想办合股企业，谁知到县里登记时碰上了“好人”陈心鹤等人，所以他的“社员联营”企业竟然被批了下来。“后来县上的工商管理部门吩咐我们，说你们这是股份企业，上面没有精神说可以办，我们是冒了胆发你们执照的，你们千万不能声张，悄悄干就是了。我们一听当然就不敢声张了，干了两年后，发现全县大部分企业都公开成了股份制企业，于是我们在1984年后也正式更名为股份制企业。后来我专心搞鞋业，就把企业更名为达力宝鞋业公司。1996年又改名为宝利特鞋业……”陈华根说。“宝利特”现在是中国鞋业界的龙头企业，一年所生产的鞋子能够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每人穿上一双。 但是，当我第二次到台州的临海白水洋采访时，碰到当年分田到户的积极拥护者、原临海双港区副区长王植树老先生时，他一口嚷嚷起来，说：“温岭陈华根的牧南工艺美术厂绝对不能算‘中国股份制企业’第一家，第一家应该是我们双港区办的双港金属薄膜厂和香料厂。 不信，你可以去查1980年8月5日的《浙江日报》。那天报纸的第2版上就有一则400字的报道，报道了我和区委书记卢凯参股支持办企业的事。这事后来弄得好大好大，《浙江日报》专门开辟了‘经济政策讨论会’专栏，闹了两个多月，谁都知道，不信你问《浙江日报》的人！”王植江没有瞎说，《浙江日报》确实在1980年8月5日这一天的第二版报道了当时的台州临海县双港区委书记卢凯和副区长王植江为解决社员联办企业——金属薄膜厂资金不足的困难，带头把平时积蓄的钱投资入股的事。干部带头入股，这在1980年被省级党报公开报道，不炸开锅才怪！“其实，我们台州办股份制企业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们双港区的做法。 《浙江日报》的那回大讨论也是被捅出来后的一个焦点问题。”王植江一谈起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慷慨激昂，指手画脚，一脸童真。据王植江介绍，当时他所在的双港区与台州其他地方的社办、村办企业一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资金投入无通道，当时全区的86家企业，有60家处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农民们分田至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使企业恢复元气，提高效益，然后有利共享，这是我们当时客观条件下认为可以使乡村的那些处于半死不活的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事。”王植江说，他们区第一个进行股份制的企业是区原所属的金属薄膜厂。在论证金属薄膜厂时，都认为企业产品在当时用途会很广，效益肯定不错。办厂的资金经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区委、区政府很明确这回金属薄膜厂以股份制形式来办，于是张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后工厂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并鼓励机关干部和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当时第一个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后就没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会上议论很大，有人说这样投股是搞“资本主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上面没收了。大家很害怕，没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双港区金属薄膜厂于1979年正式开办，当时厂里添置的一台设备还算比较先进。双港金属薄膜厂其实是个很小的企业，但由于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时，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争论的倾向，有赞成的，而批评和反对的则占了上风，相当多数的人则在中间观望。持反对和批评的人认为，国家干部的工资是国家发给你用于生活消费的，现在你们卢凯和王植江却拿去投资入股，而且还要分红，这不是把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吗？这符合马列主义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争执中，参加的基层干部、学界专家都有，大家众说纷纭，反对的和支持的态度都很鲜明，而在10月8日发表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题为《不可滥用资本主义和剥削的概念——谈谈我对双港区委书记投资办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大讨论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双港区委的同志投资办厂符合党的政策，应当热情支持他们”。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从整体势态看，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半，最后报社也非常宽容地没有肯定谁对谁错。聪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实践是检捡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上面大讨论，我们下面是大干。到1981年时，仅我们双港区就相继办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联户企业，整个临海县的股份制企业则达到518家。真有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王植江老人谈到这儿，眼睛里放着光。 采访中我发现，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谁是第一家，其实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台州农民以股份形式开办企业，“文革”前有之，“文革”中有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有之。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股份合作”字样时，整个台州的多数企业，其实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股份合作形式。十几年后世纪交替之时，有专家带着股份制经济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而走进台州考察时发现，这里除了一些如电力等极少的企业是国有外，已经几乎看不到国有经济，惊恐不已，悄声议论：这台州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们台州怎么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台州的所有企业和台州人对国家的贡献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难道我们还有错吗？ 实践证明台州人没有走错路，而且他们的经验影响了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与实践，虽然从开始是由老百姓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过传统的“打硬股”形式进行原始的实践，到后来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具有中国式的股份制经济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质与西方世界所创造的现代企业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于民众，动力于百姓，生存于自然，得益于政府和党组织的支持与扶植，因此它更具生命力。因而它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题为《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1986〕69号文件，这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黄岩因蜜橘和模具而闻名中外，这也让黄岩的名声远远超过台州。黄岩现在是台州的一个区属单位，正是因为黄岩在外界的名气大，而当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区改为市时，黄岩县不得不改成黄岩区。黄岩人为此曾经抗争了近两年时间，甚至采取非常极端的行动企图阻止黄岩被“矮化”的进程。黄岩人为自己曾经辉煌的黄岩历史和黄岩品牌，经历了痛苦的“改名期”。这是另外的话题。说到台州的股份制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黄岩这块土地，因为台州的股份制经济，其声势和规模在黄岩是最广泛和最深入的。这与黄岩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育比别人早和成熟有关。黄岩南邻温州，东有临海的台州港湾和海中宝地大陈岛，腹地有永宁江与椒江两大流域，特别是历史上有名的路桥，是浙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浙江义乌市场，其“祖师爷”就是路桥市场。百年前，路桥市场就在浙东名气很大，上世纪80年代时的路桥市场已在全国通商时，义乌市场仅有几条街的路边摊位！原中共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1986〕69号“红头文件”之前，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早已遍地开花。那天我到黄岩区委，原农工部的几位老前辈早早地等在会议室接受我的采访，他们现在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了，但一谈起当年的股份制，兴致依然高昂。 “我敢说，真正推广和实践股份制的要算我们黄岩最早，最广！”一位老“农工委”领导抢先说。 “为什么？”我善意地笑着问他。 “因为像玉环、临海等地方搞股份制是群众自发性的居多，而我们黄岩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和县委的支持下推广实施的。”“此话怎讲？”“因为黄岩历史上有路桥市场，这里的人商业意识强，商业活动的能力更强于别人，从古至今很会做生意。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黄岩因为有名扬天下的蜜橘和模具，做生意的人就有不少。我们的乡镇企业在七八十年代，就与绍兴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于我们处在台州这个地方，交通比较封闭，外来的资金很少，而当地企业又要迅速发展，资金怎么解决？国家和政府没有钱，所以集资和私人拼凑合作便成了一条必由之路。”这位老同志随手拿出一沓复印的材料给我看：“这是一个香料厂当时的群众入股收据凭证，你可以看看……”我接过复印件，在一张张“收款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厂投资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时间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1972年是什么年代？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在高举“语录”，“大批特批”的“文革”岁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还在起劲地批封资修、批摔死在沙漠里的“林副统帅”的疯狂年代，那是多数人连乡镇企业为何物还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黄岩人竟然已经在明目张胆地干起了投资办厂的事！“我们能这么干，主要原因是，当时乡办企业出现了问题，普遍存在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大呼隆劳动，分配上的大锅饭，群众意见很大。比如有的集体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可厂长一人说了算。集体企业的厂长或者供销人员，掌握着厂里的购进原料、销售产品的大权，他们熟悉购销渠道，明着干集体的，偷偷又办起自己的个体厂，而把一些私人企业的原料费、出差费弄到集体企业来报销。搞来搞去，集体企业亏损，个人腰包鼓了。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在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认为只有从产权所有制和职责上分清，才能使企业集体有活力，否则乡办、村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之后，我们在办新的企业时，采取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开。 这样办的好处是，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企业，效益都很好，集体、企业经营者和投资人三方皆大欢喜。我们的领导同志很讲实事求是，很开明，说啥革命不革命，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集体富强起来，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经济形式，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思想开明，不唯上。”在黄岩采访时，区委的同志给我找到了一份所谓“中国第一号”官方“红头文件”，此文件是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说：“在黄岩进行的几个月调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种新的极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黄岩萌芽。但当时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发现这个问题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它，风险太大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姓社姓资’的敏感问题，至今还未见到全国有一个地方党委正式发文表态支持的；从理论界的同志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权威经济学教授明确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而黄岩县委农工部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与我个人的调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几乎是解决当时企业资金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对促进黄岩城乡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老百姓几乎没有不欢迎的。这样一件大好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呢？于是我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百姓的靠背。 为了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后在县委农工部同志的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们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此黄岩的股份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蔚然成风……”如孙万鹏所言，有党委和政府的“红头文件”支持，黄岩的百姓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如四月里的雨后春笋…… 与此同时，随着股份合作企业的生机勃勃，原有的那些集体企业也被推到了前台。由于计划经济留下的种种体制上的弊端，纯粹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该向何方发展，成了又一个突出问题。这样的企业，如果再投入，有没有发展前景，是个问题。让其自生自灭，损失的是国家和集体，似乎让哪个领导出面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太客观。怎么办？党委和政府又面临一个新课题。 黄岩的金清区是该县乡镇企业最多的地方，遇到的这类问题也最突出，急需一种办法解决。 在台州地委和黄岩县委支持下，金清区大胆提出对那些政府没能力再投入，又缺乏管理人才使之起死回生的企业，实行“拍卖”。 这可是在20多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啊！“拍卖”二字，等于是彻头彻尾的“国家和集体财产变相到私人手里”，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样一来红色江山还算是共产党的吗？金清区的“拍卖”消息一传出，震动黄岩和台州的每一个角落，也波及到邻近的温州和宁波。好在浙江人此时都钻在“钱眼里”，看热闹的务实的人，比疯狂的失去理智的那种“左”派人士多得多，所以金清区的“拍卖”，引来更多的是热切的关注和兴趣。 1988年4月18日，这个日子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没有记载，但现在看来应该补上它，因为这一天在中国台州的黄岩县金清区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放到了“拍卖”场。 这一天，金清区公所的拍卖现场，能容纳200人的会场，挤满了参加竞拍和看热闹的人，连走廊里都是人头攒动。上午9时30分，拍卖开始，三位买方代表随即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轮番叫价，一直较量到23回，最后由徐正坤所代表的6位股东以1691万元的价格，购得黄岩县轮窑厂。 轮窑厂当时是金清区最大的社办企业，也可以说是金清最大的“国有”企业，连“最大”的国有企业都敢“卖掉”，这金清、黄岩乃至台州还有啥“国有”不能“卖”的？啥不能“股份制”的？老百姓在喜笑颜开地议论着，在欣喜若狂地询问着自己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和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眼睛一起看市领导…… “有什么看的？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我看‘改制’和‘卖掉’都可以嘛！”时任台州市的主要领导在干部大会上，回答得清清楚楚，而且底气很足。说这话的人叫黄兴国，时任台州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现在是天津市市长。他敢于改革，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台州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对台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人。 台州人的股份制经济浪潮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奔腾不息，一发而不可收，远远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 1993年，日益崛起的台州人需要一条高速公路通向他们期盼的致富前方！自行建高速，钱从何处来？政府有些为难了。百姓说：政府修高速，为的是咱台州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富裕生活，政府没钱，我们合股出钱！好啊！既然办企业可以搞股份制，为什么修高速路就不能试一试用股份制形式呢？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合计：干！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后人就该蹚一蹚嘛！“修高速、搞股份”的消息一出，台州各界大亨们纷纷响应。于是数亿元资金不日聚集到位。原本计划三年修完的全长82公里的台州境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仅用半年时间完工，它的建成通车，如给勇于创富的台州人的双脚添置了飞轮，台州经济和台州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 之后的台州股份制，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所有的经济领域，甚至向教育和卫生部门…… 2000年1月1日零时零分，地球外的第一缕曙光最先照射到中国陆地的地方是台州的温岭市石塘镇。“千年第一曙光”落脚台州石塘的新闻，通过央视现场直播，传遍五湖四海。那时，来台州的人越来越多，认识台州的人也越来越多。所有来到台州的人，被生机勃勃的当地民营经济所震惊和振奋，他们通常会时不时地问当地人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国有企业了？ 台州人会十分自豪地告诉客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了。台州的百姓这么说，台州的干部和市领导也这么说，没有一丝的顾虑。因为他们不需要顾虑，他们知道，虽然这里基本没有了国有经济，但这里的天下仍是共产党的，仍是社会主义的，这里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是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几倍！30年所走过的历史告诉世人：中国的第一批“股民”，源于台州，源于田埂上那些想发家致富的台州农民们！

一台补鞋机掀起的“中国制造”巨浪……

很多年前，民间就有两句传说，叫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 温州人很有个性，他们有知命而认命，信命而不受命的特征，他们总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创造了人人皆知的现代版的经商神话。 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除了要比自己的邻居富有之外，没有别的使命。赚钱和比邻居更富有的欲望，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而以上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抢占邻居的“便宜”及喜欢张扬的个性。温州人从来都喜欢标榜自己，他们即便干着最低贱的活儿，受着最不能忍受的痛苦之时，也从不放弃向外宣传自己是温州人，这一点让人格外敬佩。 近邻的台州人则不一样。台州人因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台州”这个地名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的台州是“贬谪之地”，故而这里的人不愿声称自己是台州人。笔者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十几年前，我正在编著一套《中国英才》丛书，那时我知道北京的红桥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浙江人开的珍珠市场，因为那时经常在报端看到外国政要到中国访问，会到红桥市场买中国珍珠，比如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克林顿等。 有一天，我在编辑部见到一位长者前来拜访，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话，他说他是在红桥卖珍珠的温州人，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我，从此我知道了这位叫陈宜根的长者，他就是在北京红桥市场名气很大的“珍珠大王”。 因为陈宜根一直称自己是温州人——很惭愧，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台州。老陈后来入了我编的《中国英才》丛书。他的事迹很不简单，即使是现在，不用看介绍他事迹的文章，我也会说出个大概：他老家盛产珍珠，1987年时，年已花甲的陈宜根带着儿子独闯北京，父子俩先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3楼租了一个柜台，做起了珍珠生意。之后又搬到红桥农贸市场，摆下了浙江人在北京开设的第一个珍珠项链摊位。不料陈老先生的珍珠生意越做越红火，并成为京城一景。那时即便是首都北京的老百姓生活也很一般，开始爱美的女同志们能有一条价格在100元左右的珍珠项链是件十分惬意的事。陈宜根的生意就这么火了起来。后来他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一起都进了北京，之后又把村里的人、邻村的人都带到了北京，“温州人”在京城卖珍珠卖出了名。1992年，陈宜根把珍珠弄进了人民大会堂展出，中央领导和夫人，对陈宜根他们的珍珠大加赞赏，有中央领导还为陈宜根亲笔题写了“珍珠大王”四个字。陈老先生很会做生意，他把与领导人的合影和人家给他的题词往小摊上一放，于是那些逛红桥商场的国内国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后来他的珍珠摊位，成了外国总统参观红桥市场的必到之处，尤其是随访的总统夫人们对又便宜又光艳的中国珍珠更是爱不释手，更使陈宜根这个“珍珠大王”的名声威震四海。 他带的一批浙江徒弟有的成为国内外名门望族的常客，如白茹芳、童建红、茹培培等“珍珠女”现今都成了跨国公司的大老板。 因为写此文，我到了陈宜根老家温岭采访，才知我十几年前就认识的这位“温州人”，原来竟是台州人！“过去在外经商的温州人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台州人。那时台州没名气，我们说了自己是台州人，别人会再问台州在哪儿，有的甚至以为台州是不是在台湾。所以久而久之，在别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时，就不说台州人了，干脆说自己是温州人。台州人吃亏就在这里，在前二三十年里一直是这个样……”台州人谈起这事，至今仍有些苦涩。 “可我们台州人比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务实肯干，性格里有股硬劲，从不好高骜远，也不好大喜功。追求富有，改变贫穷命运，是支撑我们自身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我们日益进取不竭的动力源泉。一般的台州人都会有一股雄心——因为过去我们都很穷。”有位台州经济学家这样说。 他的话使我联想到一则法国故事：传说有位法国年轻人，他从小很穷。后来他以推销装饰肖像画起家，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跻身于法国50大富翁之列，成为一位年轻的媒体大亨。不幸的是他因患绝症于1998年去世。在他去世后，法国一份报纸刊登了他的遗嘱。 在这份遗嘱里他说：“我曾经是一位穷人，在以一个富人身份跨入天国的门槛之前，我把自己成为富人的秘诀留下，谁若能通过回答‘穷人最缺少的是什么’，而猜中我成为富人的秘诀，他将能得到我的祝贺，我留下银行私人保险箱内的100万法郎，将作为睿智地揭开贫穷之谜的人的奖金，也是我在天堂给予他的欢呼和掌声。”这家报社后来收到18000多个人寄来的答案，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中大概有三类：一类认为穷人最缺少的当然是钱，有了钱穷人便不再穷了；另一类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机会，有了机会就可能不再穷了；再一类认为穷人缺少一技之长，有了一技之长就可以改变贫穷；也有人说穷人最缺少的是帮助和关爱。在这位富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律师和代理人打开了这位年轻富翁的私人银行保险箱，公开了他的致富秘密。他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雄心。有一个年仅9岁的女孩猜对了，因此获得了100万法郎。这个女孩在领奖时说：每次我姐姐把她11岁的男朋友带回家时，总警告我说，你还小，不要有什么雄心！于是我想，也许雄心可以让人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我想穷人最缺少的可能是成为富人的雄心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无论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季，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城市的每一个马路边，或者在商场的路口和学校的门前。 她们的身边，是一台手摇的补鞋机，几乎席地而坐的她们以最低微的姿态、以最热切的期待，招揽着每一个需要补鞋或者捎带擦鞋的人。这种情形在北方居多，在寒冷的冬季居多。在那个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做生意，甚至把生意当做“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些“补鞋匠”，他们遍布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这样的“补鞋匠”，有姑娘，也有小伙子，有三四十岁的小媳妇，也有四五十岁的庄稼汉。 4ed6." >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中，并且深深地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因为没有哪类人能像他们那样不惧风寒、不分时光。当第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行人稀少的马路时，路边的补鞋机和补鞋人已经静静地守候在那里；当风雨交加、寒气逼人的夜晚驱赶着街头的最后一位行人时，你只要想补鞋，就可以找到马路边或公共汽车站边的补鞋匠，他们正在那儿等待你……在那个年代里，我在北京多少次看到冬天的寒风里或者是沙尘天的黄昏下，那些在街头补鞋的“补鞋匠”，哆嗦着一双冻得皮开肉绽的手，一手捏着鞋，一手握着针地在为别人掌鞋。他们只收一块钱，有人看着他们可怜，想多给一块钱，可“补鞋匠”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多收的钱还你。对这样的情形我几次觉得不可理解，于是有意前去问“补鞋匠”，他们的回答让我更加吃惊：“这回多收了你的钱，下次让我怎么再跟人做生意呀？”浙江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做生意为何物的年代，就已经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始了为赚一分钱而不顾艰辛、不知疲倦的人生轨迹。浙江人做生意不怕吃苦，勤奋精明，当然后来也出现了“浙江人做假货”的一阵风潮——必须说明，是极少数的浙江生意人败坏了声誉。 从风靡全国的“补鞋匠”到撼醒中国民营经济并形成举世瞩目的“浙江精神”，温州人扮演了前台的主要角色。然而中国人至今仍然并不清楚在这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浙江精神”中，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台州人，因为在当年的众多“温州补鞋匠”中，至少有近一半人是台州人而非温州人；而更加重要的是，那台引领浙江人走遍全国并致富浙江及影响十亿中国人共同致富的补鞋机，其发明人是地地道道的台州人！制造第一台补鞋机的人叫管康仁。 我见到管康仁时，这位曾经引领浙江人走向富裕的“浙江制造”之父，现在住在他的老家台州市中心椒江区下陈镇的一个叫水仓头村的地方。椒江区原属黄岩市，这里有着传统的经商风气，民间经商之风在数百年前就很有影响，与下陈镇近在咫尺的路桥，是浙东有名的商贾重镇，历史上就很有名。那天我去见管康仁时，对一个现象很吃惊：在弹丸之地的下陈镇水头仓村，竟然看到中国驰名、打下世界缝纫机七分天下的“飞跃”“杰克”等几十家著名缝纫机厂！现在的管康仁管着一家很小的缝纫机企业，每年生产约2万台缝纫机。与如今年生产已达百万台、销售额超100亿元的“飞跃“等企业相比，管康仁的“求精针车有限公司”，既显得落后又显得很不起眼。但在台州、在有“世界缝纫机之王”美称的水仓头和台州下陈镇，谁也不敢轻视了管康仁。1941年出生的管康仁，对我的来访感到有些突然，他在那间窄小脏乱的办公室外接待我时，第一句话便问：“你大作家怎么不到‘飞跃’那儿去？却来我这儿干吗？ 我这里没啥可采访的……”当我告诉他“到台州，不采访你这位‘浙江制造之父’就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时，他老人家显得很激动，忙说：“我有啥值得你劳神的？实在没有啥说的。”“就说说你当年怎样搞出第一台补鞋机的？”我直奔主题。 管康仁显然动心了，这可能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之一。“这个可以讲讲。”管康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对自己的历史倒是另一番态度，并且一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我高中毕业后到了浙江水泵厂工作，可是不到一年就碰上了国家精减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政策。我父亲解放前到了台湾，又是国民党员，还当过校长和保长。所以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第一批精减的对象。1965年我回到了家乡下陈水仓头村，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农村。 过去就有‘扁担两头尖，出门针线鞋’的传统，就是在农闲时，许多人挑着担子外出当手工补鞋匠，赚些钱补偿生活不足。还有一种生意就是挑担卖豆腐，可卖豆腐受天气和时间等条件的影响，相比之下，补鞋生意更适合走得远些。但因为是手工补鞋，又慢又粗糙，尤其是天寒地冻季节，外出补鞋格外辛苦，钱也赚得少。我在水泵厂时就爱捣鼓，特别是对缝纫机械的修理蛮热心钻研，拆拆卸卸，掌握了一些缝纫机的构造知识和修理技术。当时还不敢说自己制造缝纫机，可看到乡里乡亲们外出手工给人补鞋很辛苦，赚钱又不多，就想能不能搞个机器，代替手工补鞋？如果成了，不可以减少乡亲们一针一线缝补的辛苦？于是我就先从路桥市场上买回些旧钢板、铁皮和螺丝什么的，开始利用劳动之余，一个人躲在家里、关上门，敲敲打打，捣鼓起来，没多长时间补鞋机就出来了。 不是我聪明，因为补鞋机的基本原理就是缝纫，靠机械操作代替人的手工缝补，所以我把自己掌握的那点缝纫机构造知识搬到了相对简单些的补鞋机上。成功后，我很惊喜，先是把自己家的一双双破旧的鞋子拿来缝补，后来又试着把邻居的鞋也补了，而且针脚比手工缝补的要好，快更不用说了。机器补鞋至少比手工缝补快几倍，用这样的补鞋机外出做生意，一是省去很多手工缝补的辛苦，二是任意到哪里都可以去，这样不可以赚更多钱吗？第一台补鞋机搞出来后，我兴奋得很，心想如果多做几台卖给那些经常外出补鞋的人，他们一定非常欢迎。这样，我就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就偷偷在家里关起门敲敲打打起来，制造第二、第三台补鞋机……”“你有制作车间和模具什么的吗？”“没有。完全靠手工敲打出来的。”“手工能敲打出来吗？”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与缝纫机差不多的补鞋机，觉得它还是蛮复杂的一种机械，于是便问管康仁老先生。 “能。没听说最早的汽车也是手工敲打出来的吗？补鞋机还是相对简单些。”管康仁很得意自己的技术，说，“我喜欢捣鼓机械，特别是缝纫机制造，再复杂也难不倒我。可惜我对现在的电脑缝纫机不感兴趣，他们搞的那一套我不喜欢……”管康仁指指窗外，我知道他说的是同在水仓头村的“飞跃”等现代化缝纫机企业。看得出，管康仁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你后来是不是就开始将做的补鞋机卖出去了？”“是。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农民穷得很，我家里也需要钱，另一方面我为了制造这补鞋机要时不时地到路桥旧货市场上去买破铜烂铁等材料什么的，得花钱。另外我也确实想，如果能把自己制造的补鞋机卖出手，赚点钱，好养家糊口。前后我卖了三四台，一台卖了本地的一位补鞋匠，两台卖到了温岭。”“每台能卖多少钱？”“三四百块吧！”“赚点吗？”“赚，赚二三百块一台呢！那时二三百块等于两三个壮劳力干一年农活的收入，蛮可观了！”管康仁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后来呢？”“后来就惨了……”老人的脸阴沉下来，“后来就有人知道了，告发到大队、公社领导那儿去，说我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嘛！”我觉得很荒唐，但荒唐年代就有荒唐的事。管康仁自己说，有人认为你管康仁自己偷偷做补鞋机不说你搞资本主义已经够宽大的，你还将机械卖出去，你这一卖就是鼓励那些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出去搞副业，你这不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是什么？于是干部就把管康仁叫去办了四个月“学习班”，最后让他把所赚的1200元全部罚了出来。这怨，换了别人早甩手不干了，可管康仁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搞出了补鞋机，而且要货的人也很多，自己赚钱不赚钱是一回事，能够让自己的那些走南闯北的乡亲用补鞋机代替手工补鞋总归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吧！他管康仁是个认死理的人，心想你们不让我在水仓头卖，不让我在陈下和黄岩卖，我就卖到温岭那边去…… “温岭那边的人活泛，用现在的话说，那边的人思想解放，敢干冒险的事。所以后来我把做出来的机器卖到了温岭的牧屿。”管康仁说。 “没有再被人发现？”“我换了制造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做肯定不行的，就是关起门再敲敲打打也会被人盯住不放的。我不在自己家里做。而是跟牧屿那边的合作伙伴联手干，我把图纸给他们，他们就在牧屿那边制造，再由他们卖出去。他们每台给我150元。做完一台，我再教他技术，就这样一直做了好几年，他们那边也就慢慢做了起来。牧屿现在是有名的制鞋业基地，就是那会儿我们打下的基础。浙江各地后来出了几千、几万的补鞋匠，布满了全国各地，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补鞋机。别小看这补鞋机，这是我们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它的意义可不一般。 你们都说浙江人或者说温州人是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早、做得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浙江人靠一台补鞋机比别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国各地，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积累，先一步比别人知道啥叫市场。啥叫市场？就是我们这些补鞋匠到哪儿补鞋时，知道那个地方缺啥日用品，知道了那里缺啥东西，就多了一个心眼想法去搞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出去补鞋的人到处都有，而且相互之间有联系，一封信、一个电话，就相互之间把商业网络给建立起来了。在补鞋的同时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从南方调配到了北方，又把南方缺的货物从北方发到了南方，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赚钱机会，慢慢地从补鞋变成了做贸易、搞企业的风潮。我们台州人和温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国的，而最早的一批人应该说是我们台州人，因为浙江人的经商之风是从补鞋匠们开始的。补鞋能够形成风潮，就是因为有了补鞋机这个关键性的环节。补鞋机是我们搞出来的嘛！”管康仁对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很是自豪。 我之所以特别敬佩这位时下在台州并没有多少光环的老人，就是因为他制造出第一台补鞋机的这份历史性贡献，对后来浙江民营经济和“浙江精神”的形成所起的奠基性作用。绝不要小视了管康仁当年的那台粗糙的补鞋机，在我看来，它的成功制造和之后在民间广泛的运用，直至造就了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浙江帮补鞋匠，其意义并不比当年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小多少。瓦特发明蒸汽机，使落后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开始走向工业社会，人类的文明史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快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向前发展。浙江补鞋匠遍布全国各个角落，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建立起的商业网络和商品意识，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中国民营经济模式，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今天，并且延伸到影响整个世界的今天。今天我们不是常听到世界上有人一直在叫嚷“中国威胁论”吗？西方人所害怕的“中国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认为的“中国制造”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甚至是文化和军事的格局。诸君想一想：这“中国制造”首先是从什么开始的？毫无疑问，“中国制造”应该可以说是从“浙江制造”开始的，而“浙江制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同样毫无疑问，是从“温州制造”开始的。 可“温州制造”又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温州人自己也毫无疑义地认为，是从“补鞋机”开始的。那么补鞋机是谁先制造出来的呢？是台州人，是台州的牧屿人最早向温州和其他地方疯卖补鞋机的。台州牧屿之所以能制造补鞋机，其首功当推管康仁，因为管康仁是第一位制造出补鞋机的人，并且把这种技术直接引入了牧屿，使牧屿后来成了制造和销售补鞋机的基地，再后来牧屿成了中外闻名的制鞋基地。台州温岭的牧屿这个地方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作更深入的研究，本文的前章已提及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是牧屿人干出来的。这第一个股份制业主陈华根从一万元起家，通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已经发展到现在拥有占地108亩的标准厂房和6000多名员工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说来有趣的是，陈华根当年也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补鞋匠”。他与同村村民王华森等四个农民一起创办的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成为中国第一个领到正式“户口”的股份制企业，该企业干了没多久就改成了生产鞋子的厂子。 原因是，牧屿这个出补鞋机和补鞋匠的地方的百姓通过补鞋赚得“第一桶金”后，开始由补鞋和卖补鞋机发展到制鞋业了。而陈华根是牧屿制鞋业的“领头羊”，他把企业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宝利特”。这“宝利特”从制作低档鞋到现在生产各种高档仿皮鞋等数十种产品，成为日产10万双鞋的“中国鞋王”。牧屿这个地方除了陈华根的“宝利特”外，还有“雅迪”“远霸”“海王星”“天马行”“奥利莱”等众多著名制鞋企业，小小牧屿一年生产的鞋，可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上一双。不仅如此，牧屿的鞋业还辐射到了周边的横峰、泽国和潘郎等镇，形成中国制鞋业的主要出口基地。 牧屿从制造补鞋机和销售补鞋机到最终成为中外闻名的“中国鞋业制造地”并非特例和唯一。在台州，像牧屿这样的“浙江制造”和“中国制造”可谓遍地皆是。 管康仁所在的水仓头仅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也许正是第一台补鞋机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注定了水仓头的不平凡。 那一天采访管康仁出来，走在水仓头的那条狭窄的乡间简陋公路上，我不免有些感慨：世界上那些曾经辉煌了近一个世纪的缝纫机霸主，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二十年时间，他们就彻底地败在了一群中国农民手里。这群中国农民便是来自台州的邱继宝的“飞跃牌”缝纫机、来自台州的阮小明的“宝石牌”缝纫机和阮积祥的“杰克牌”缝纫机等。你自然不会相信，在全世界每年近千亿销售额的缝纫机产业中，这个中国浙江台州的小小水仓头村就占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就说被朱镕基总理多次称赞为“国宝”的“飞跃”老总邱继宝，现在他的“飞跃”缝纫机，一年销售量达上百亿元，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他的“飞跃”。邱继宝在许多国家，享受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一些国家的总统都认识他。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国家总理都夸邱继宝是“真正的世界名牌”。邱继宝告诉我，他也曾是补鞋匠出身。如今身价百亿元的邱继宝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在中国北方的那个天寒地冻的街头，靠着一台补鞋机为过往的行人补鞋。正是这半年积攒下的几百元钱，使他回乡后动了自己办厂的念头。而正是这一念头促使他第二年便开始做起了缝纫机零件的小生意，之后又办自己的缝纫机厂，一直办到现在。如今邱继宝家产过了百亿元，5000余人为他企业做事，100多个国家销他的“飞跃”牌缝纫机，那缝纫机大的能做像球场一样的巨幕，小到国家主席、总理出国手提着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元首们。 我还认识另一位奇人，他如今也是几十亿身价的台州人，他在1983年还是个补鞋匠。因为他年纪小，别的补鞋匠都赚到钱回家办厂了，可他才刚刚迈出赚钱养活家人的第一步。为了多补鞋，他只身到林海雪原的兴安岭，因为他听说那里的伐木工人的靴子是皮的，伐木工人很少出山，靴子坏了没人补。于是他扛着补鞋机进山，白天走雪地，晚上住在人家的狗棚里，几次半夜里被野狗叼出来差点丧了命。后来他学精了，逢到雪夜没地方住，就帮人家补鞋，补鞋换得一宿。就这样，他只身在大兴安岭挣得了“第一桶金”——是用自己的性命挣来的那桶金。回家后他也办起了缝纫机厂，现在他的“杰克牌”缝纫机同样是世界著名的品牌，他便是水仓头村又一位名人，叫阮积祥。小伙子看上去仍然像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整天一脸可爱的笑容。 台州还有一位传奇的人物，叫李书福，有名的“汽车狂人”，中国民营汽车“吉利”的老板，五六所民办大学的老总。这位模样憨厚的农民，小时候就是挑着补鞋机满世界走的台州人。 他现在搞的“中国制造”，把外国汽车霸主们搅得常常夜里做噩梦…… 台州更有几位现在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民间金融家，他们的发家初始，依然同样没有离开补鞋机。 台州人为浙江人制造了补鞋机，成全了浙江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浙江人通过补鞋换来的“第一桶金”，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小厂，又把家庭小厂慢慢扩建成拥有一定规模的私有企业，有了企业就有了工业产品，有了工业产品就出来摆地摊交换成现钱，于是一个个像义乌那样的自由市场便出现了。市场渐渐变大了，全国的商人和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做买卖，于是浙江人又开始从仿制到自制的阶段……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了，他们就开始独立研制自己的产品，“浙江制造”从此一发而不止，并且把中国民营经济风暴带动了起来，直到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得如此波澜壮阔…… 这就是台州人——确切地说，是台州农民们在30年前所掀起的那一波又一波惊天动地的春雷。 这春雷如今仍在中国大地上回响着、回荡着……

补记：发现历史的意义

2006年和2007年及2008年初的三年时间里，我先后在一个过去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进行采访，其原由是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一个提议：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应当请作家和学术界的专家们好好总结一下。于是我成了这一提议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不少理论家走进浙江后，多数跑到了温州。温州的经验和“温州模式”早已摆在那里，无需着力就已经很完整。然而这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 马克思说过，考察历史，必须追求真实，而真实的历史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起源点。 人类历史上有趣的一件事可以写入世界经典教材并成为真理：中国的农民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大禹治水到陈胜吴广起义，从太平天国到韶山走出的毛泽东，农民革命一直是改变和推进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的命运。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的现代化如此繁荣，而真正影响和推动这个现代化的繁荣进程仍然离不开9亿农民的每一个情绪与每一个表情——农民主宰中国命运的历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一百年后仍然会是这样。 我的结论源自我走进的一个农民创造了当代中国经济模式的地方，那就是浙江台州。这块土地过去我们对它非常陌生，即使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台州以另一个角色所出现在当代的其他形式，我们早已对它不陌生了。比如过去人们常说的“温州模式”，其实多数是台州人在支撑着这样一个“假温州、真台州”的现象。比如我前文所言，在全国影响广泛和最初的个体户形象与民营经济的形式的“浙江补鞋帮”就是台州人创造的并为主体；比如第一个尝试农村股份制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搞农业新型合作社的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民间银行的诞生也在台州；比如第一个民营汽车制造厂并形成名牌的也是台州人；比如第一个个人制造飞机的也是台州农民——这位农民虽然没有把土制的飞机飞上几千米的高空，但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试验……够了，有这些现象和事实，足可以证明台州人的与众不同。 然而，既然台州人作出了如此伟大和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为什么却一直默默无闻呢？著名学者、当了新华社《瞭望》十年总编辑的陈大斌给过我们这样的答案：台州改革与发展的特点，“都是静悄悄地推进，一切都不事先声张，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十几年间一直默默无闻。这与山水相连的温州形成鲜明的反差。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大力发展个体、私人经济，经济发展上取得突出成果，而政治上都陷入了众矢之的的险境。‘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批判，漫天卷地，有如黑云压城。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间，温州的航道上风疾浪高，电闪雷鸣。而近在咫尺的台州，却是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惊险动作’引起左邻右舍的关注。台州的航船在悄悄地绕过急流险滩。这是台州人审时度势，作出的智慧的选择”。 这就是台州人的聪明与智慧所在。这也是台州人做了那么多伟大贡献而至今仍不被外界所知道的主要原因。 其实台州人并不尽是因为看到左邻右舍当“出头鸟”的不幸命运，才收敛自己的“硬气”性格，而是他们自己也曾有过“血的教训”才慢慢懂得了“政治智慧”这四个字。 大凡英雄有两种：一种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结果还没有冲到目的地，就已经倒下牺牲了；另一种英雄也冲锋，可他一边冲一边在观察审时，结果别人牺牲了，他则成了冲到顶峰的继续生存着的英雄。台州人属于这样的英雄。而这样的英雄有时不被历史和他人所标榜，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历史推动者和历史继承者。牺牲的英雄可以将历史凝固在一个悲壮的定格上，而活着的继续在努力创造着的英雄则可以将历史推向更辉煌、更文明的新时代。 天台山脚下的一位老人告诉我：1951年，第一次获得土地的台州农民最先联手办起合作社，结果1952年使得这里的农业大丰收，于是大办农业合作社成了全国性的让毛泽东同志极为欣喜的一件事。浙江因此也成为全国办社的先进省份。但到了1953年、1954年，办社就出了问题，那些中农有意见，说拼起来种稻没有谷，合起来养猎没有肉，于是他们要求退社，而且有的地方退社后发现谷也多了，肉也能吃到了。农民们因此纷纷效仿，上面的一个叫邓子恢的领导也支持这事，提出办社的调整思路。毛泽东知道了，怒斥之是“小脚女人”，并再度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于是全国一轰而上，中农也被大批特批。后来是统购统销，农民的自主权基本被剥夺。1957年，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交了公粮后自己吃不饱肚子。带头闹事的就是台州的仙居人，一时间这个县的合作社全部垮掉了，一些坏人借机兴风作浪，把政府的牌子都砸了，再度惊动毛泽东。仙居一县被抓起来的人就有几百人……自古就有硬气性格的台州从此再不敢在政治面前碰硬了。他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自己的革命——想明白了，悄悄干，干对了也不说不扬。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台州人空前地收获了实惠。 只干不说，静收实惠，于是就成了台州人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传代经典经验和处世方式。 “以往一直需要国家大量返销粮的台州人竟然在混乱的‘文革’十年中没有饿死一个人。”对这样的“辉煌一页”，我问台州人是什么原因时，他们笑着告诉我：“全国工人在造反打架，我们台州农民在家种粮生娃。”智慧的台州人已经老到起来了，就像得了天台山上那些隐士的真传。 种田人知道：种什么样的田，就有什么样的收成。“人民公社”之后，农民们种田的自主权其实被彻底地剥夺了，剥夺了种田的自主权的农民等于没有了天生的能力，时间一长，就没有了进步。而对那些地薄人多的山区，没有了自主权的农民就只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笑话，农民们对这样的寄生生活自己也不满意，加上返销粮还常常不够和不及时，饿肚子的日子是难过的。走出大山到政府去闹事？去造反？农民们最后选择的不是这些，而是悄悄地“土地革命”——把集体的地分了，分给各家各户种，结果发现他们基本能丰衣足食了。这等好事怎不做？再说，山高皇帝远，没人说就没人来管——皂树村的老百姓和干部们就是这样在山外的世界都在大批“资本主义”时，他们却瞒天过海地进行着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分田到户。这样的日子竟然使全村的人在国家没有返销粮的年份里照样可以养活了全村人，于是他们认为这没有啥错，符合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慢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了习惯。再后来，周边的村子也悄悄地跟着学，一直把几个村、几十个村和两个公社的农民们全都带动了起来，所以等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以75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主持农业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发下来后及那个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中国，有这样一村庄》发表时，浙江台州的农民们带着半嘲讽的口吻说：小岗村人做的事，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了历史。也就是说，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掀起的一场最让9亿农民们激动的分田到户、承包单干运动，在台州相当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溅起一点儿水花——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早已把地分光了！比小岗村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们早承包、早分田到户的台州人，在别人忙着还在争论分田到户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他们便又开始了悄悄地离开家乡、离开庄稼地，开始向外乡、向城镇做起买卖来了——第一批穿村走街的补鞋匠、卖糖换破烂的货郎担延伸到江浙各地，随之到了全国所有角落…… “你们是哪儿的？”当货郎担和补鞋匠出现在全国各个角落时，有人好奇地问他们时，这些人开始告诉别人：我们是台州来的。 台州，台州在哪里？台州？是不是在台湾哟？什么，你们是台湾来的？是不是台湾特务？坏人！特务！竟然一时间在外补鞋、做货郎的台州人，连连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派出所和监狱。 台州人再不敢轻易说自己是台州人了。这个时候温州人跟着也“资本主义”起来了，而且温州人性格外向，“我们是温州人”。温州人因此有了好名声。于是与温州连山连水的台州人干脆也跟着说“我们是温州的”。结果是：他们不再被人莫名其妙地关起来、吃官司。 温州人的名声，越来越大。台州人默默地融入在80年代、90年代下的“温州热”中茁壮地成长与发展着，而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温州人”和温州货及“温州模式”被举国臭骂或抨击时，台州人则聪明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毛发未损地照旧按自己的改革与敢为的方式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经营世界里，不断往前冲锋，向前行进，直到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台州市建成硬朗朗的现代化城市和全国民营经济最繁荣、最坚强的地方…… 这就是台州的一部当代改革史。它简明而爽朗，智慧而诙谐，从从容容，遇险而不惊，最终变得光辉而灿烂。一旦闻世，举国震惊，人类敬之。 多数中国人没有去过台州，而且可能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台州这个地方。但今天去过台州的人几乎没有不被那里的人的改革精神和思想解放精神及那里的民营经济所震撼！本来我是要写一部关于台州的大书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没能完成，但我的采访任务则是完成了，并且前后去过那里5次，记录下了厚厚5本的采访记录，在我书房里有几大包关于台州的书籍和材料，它们已经伴随了我三年多时间……至今仍然时常感到台州之风的灼热与台州的温度。许多台州的当代人物和他们的敢作敢为，时常在我的眼前闪动，不用翻阅采访本，我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事迹——农民阮小明，从补鞋匠起家，一直把“宝石缝纫机”做到全世界，在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只要他阮小明出现，那个国家的总统就会像迎接国家元首一样迎接他；农民叶仙玉，能够把曾经名噪一时的北京“雪花”牌冷柜从地球上消失，而他的“星星”牌冷柜如今则成为中国“冷柜之王”；农民张小赧，1971年时他就敢邀集了24个农民兄弟凑“打硬股”，成为一家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前七八年里他屡遇失败却从未挫伤办厂发财的理想，后30年间他把企业建成全国同行之首，如今他的“三友集团”名扬天下；农民叶洋友，生产队会计出身，头脑灵光，按不住那颗想发财的心，于是外出搞建筑承包，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台州民营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老董”，现在他的“腾达”在上海滩威名显赫；农民吴金火，天生的聪明人，他因为听了一个当化学老师的亲戚说冲胶卷的定影水里有“银铝”，于是便从1974年开始，挑着水桶，到各医院和照相馆去收定影水……如此“银铝之路”，一直走了30多年，一直到他的徒弟可以排成几里长的队伍，最多时他的“收银队伍”多达四五万人！现今全世界都有他的“收银兵团”。 他所在的台州仙居，一个季度可以出口白银120吨！没听说过吧？没一寸银矿资源的仙居，竟然成了影响世界银业市场的“银都”！台州农民现在干的事你无法想象——一位姓丁的农民，他与几位农民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收旧货，后来到上海“收破烂”，从此一发而不止，一直将“收破烂”收到全世界。现今他的“收破烂”行当也改名叫成废物利用的“循环经济”，并将这一产业建成台州的一大特色经济，连胡锦涛总书记都夸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创建特色经济的典范。 农民谢启定，小时候全家人住在半山腰因为没有干净水喝，他就动脑筋为挑水的母亲架设了一条将山脚下的井水引到家里的自来水管，受此启发，他开始搞土水泵，后来搞“洋水泵”，一直搞到亚非拉世界各地。我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位“水泵大王”在老家的那个山窝窝里竟然在建一幢五星级的摩天大楼。“我要让村里的农民都能享受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每户四五百平方米，每户都有室内游泳池……”在即将竣工的大楼前，谢启定这样对我说。我走进那幢大楼的样板间参观之后，无法用感叹来形容对一个山区农民所做的伟业——因为即使在北京，我也很少见过如此豪华的住宅。而我的这位台州农民朋友告诉我，他的这幢楼，是要以特别的优惠价卖给他本村的农民兄弟。 台州人和台州农民的一切都让我无法不感动，这里掀起的农民革命风暴，虽然已经刮得很久、很久了，但由于它不曾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所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路线和方针政策都不再叫人有后顾之忧了，已经非常硬朗和殷实的台州人也开始知道挺着腰板站立起来的意义。 本书恰逢举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时刻，因此我将这段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的历史公布于众，意在让研究中国改革史的专家们和想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30年辉煌中国历程的世人们，能够更客观、真实地撰史与阅读中国，这样有助于全貌地认识我们的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的人民。同时期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获得应有的尊敬和荣誉。 我一向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取乐于人的消遣品，它更多的功能应是鼓舞和激励我们的人民与后代能够在阅读作品中获得积极的向上精神与动力。而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如果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为当代人和后代发现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经验与历史真相的话，那这样的文学意义比创作一部言情小说或写一篇爱情诗歌不知要强大和伟大多少！发现历史，将使人类自己清醒地明白以后的道路怎样走。发现历史，可以让智者更加聪明，并从已知世界获得更多的灵感与智慧去创造更多的辉煌与梦想；发现历史，可以使所有喜欢踏着时代足迹前进的人，能够不再迷失方向，以最快捷和简便的方式，赢得成果，争取未来成为居上者。在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发现历史与发现未来一样具有金子般的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我为我的发现而感到自豪。 第八篇 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 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校对者注），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典”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来自指挥部的报告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助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惨了！”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似乎到处迷漫着瘟疫肆虐的气息；街头巷尾，呈现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深深地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 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梁万年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 “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我说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后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主要为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得知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预情况又怎么样，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况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蔓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典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 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这小细节，可见市长的拳拳爱民心。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带领大家“抗非典”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典”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看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战胜非典的战役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典”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防预情况。 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典”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有说有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胜利呢？ 那一天，与王岐山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但从他们一张张黝黑而明显带着疲倦的脸上可以看出，我见过的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还有龙新民副书记、强卫副书记、杜德印副书记……无一例外。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一分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典”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连在一起。”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典”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关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送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他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组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系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内地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从北京“抗非典”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起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救命的“八味方”

战争状态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SARS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 “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多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12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我们要订5000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们要8000服！马上就要！”“给我们订10000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我们也要10000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人声鼎沸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年轻人的眼睛红了，那是被泪水呛着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人命关天时，皇帝又能怎么着？“哎呀，是陆市长啊！”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年轻的陆副市长。 “诸位，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样可不行！”陆副市长叫过陈济生等人，来到后堂。 “我们已经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号吧？9号一天卖出9万服！天文数字！”陈济生心急如焚。 陆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可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底全部调上了！再要每天抓出这么大数字的药来，就是挤干我千名职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没看见我们抓药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陈济生本想在市长面前诉一声苦，却见平日里英俊潇洒的陆市长可怜巴巴地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做着抓药动作，眼睛好一阵酸，狠着劲地说：“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将手工抓方煮药改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提……”“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陆副市长问。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药液。”“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哭着向陈齐生报告。 日供20万服！陆副市长下令。 20万服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藏书网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担当。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革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却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程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可恶的SARS此时正以最疯狂的进攻，袭击着医务人员。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三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拥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下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长、市委书记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你们要是没能耐，就统统下台吧！”政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包含着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和焦虑。 平时，举手投足都讲究得体的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接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做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有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是啊，国难当头时，每个公民、每个单位，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一分子，相互间不分你我，不分公私，都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一个碉堡里的机枪手，共同的敌人是SARS！陈济生又闪出另一个念头：当年林巧稚大夫给我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啊，济生，济人民、济国家、济民族之生！小女子有个“济生”的男儿名字，大概命运早就安排她担当国事民生的大任吧！陈济生在此刻很感谢林巧稚大夫——那是一位真正的给予别人生命的天使。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抄起手机，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赔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是。”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要命啊！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层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向全国、全世界订购！”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儿那个嘛！”有人提出异议，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一位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性命啊！”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和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从不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市民的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就用传真！我签字！”“人家要200万预付款。”“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给我发到北京！”“对方答应说行。”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扯着胳膊，互相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他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运到北京、送到医院、递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着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意。）“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藏书网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电话。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里。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儿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片成片地倒下！”陈济生说。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他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他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7点左右抵达北京。 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溢出眼眶。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成片倒下的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块！5毛钱一斤的土豆现在变成5块一斤！”“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俩人都愣了：北京解放50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场”，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一醒来，她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更有甚者，某小食品铺平时生意清淡，而22号下午至23号的一天半时间内竟然将店主积压了一年多所有能吃的货物全部抢了个精光。 最后3个顾客因为没有买上东西，竟然跟店主急赤白脸地干起仗来。小老板一横心，将自己留着自家吃的半袋白面也都倒给了顾客。老婆回来做饭，找不到一点东西，赶紧上附近的商店排长队抢回了30斤米、20袋挂面。老板娘刚回到自家的店还没喘过气，转眼一看却不见了刚买回的米和面。“喂喂，你怎么把我的东西拿走了呀？”老板娘抬头见店外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的正是她的米面，连忙一边追一边喊道。那老太太头也不回地说一声：“给你柜上放了100元钱了！别找了！”老太太一溜烟拐进了胡同。老板娘折回店铺，手持那张100元钞票，哭笑不得。当她再次奔到别的店面买货时，许多店面已经闭门停业，或者根本就没有你想要的货。 中国首都北京闭市，这还了得！市商委158号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8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号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声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趟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那是上好的东北大米呀！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已往的战备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包装，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是有毒气体，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的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的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的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自己却没有时间考虑出入疫区的任何防护……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儿，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像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特别行动队

在北京抗击SARS战役的关键时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有过几次重要的亮相。特别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众多中外记者的连珠炮式的发问，这位“抗非典市长”总能对答如流，坚定而务实的话语句句落地有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个风趣的镜头令人难忘：王岐山回答完记者们的全部发问，即将离开新闻发布会时，他说：我最害怕的问题今天你们没提出来。 众记者顿感惊愕和意外。 什么是北京代市长心中“最害怕”的事？这一时间成了中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对北京“双解除”。此间，王岐山代市长终于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说当时他最担心记者们发问的是怎么切断正在北京疯狂袭击的SARS传染源。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他们在切断SARS传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艰苦战斗中，立下不朽功绩！”王岐山感慨道。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正是由于SARS这样具有特别传染强度的疫魔，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典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而摄入我的视野。 我把他们比做战前的侦察兵，比做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做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做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全面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的艰难 北京与SARS的战斗中，全市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甚至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然而战争需要一切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不管你过去是否使用过枪，面对敌人的疯狂袭击，战斗动员令就是激发捍卫全体市民生命和这个城市安全的全部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对她和她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 “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吗？”“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你不害怕？”“有点儿。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招来对流调队员们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战役初期，宁芳她们的急救车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3月底的一日，某区CDC报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发烧，需要马上拉到医院去确诊。市流调队紧急出动两名队员。那时普通市民只是从传闻中听说“北京有种瘟疫在流行”，却并不知SARS真相。流调队的急救车只能远远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调队队员更不能穿防护服，即便是口罩一类的东西也得藏在口袋里，待到了患者家门口，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干吗呢？我们就来了两个人呀！”流调队员进入患者家中，即见患者家属神秘兮兮地将头探出门外，好一阵左右环顾后才迅速闭上门，于是就惊奇地问患者家属。 “我看你们后面有没有人看到你们进我家门嘛！”主人那时关心是否有人发现流调队员进他们的家门远比抢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确诊非典，那这种病的传染性是很强的，你们介意我们戴口罩吗？”流调队员们问。 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时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戴啥口罩，我们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你们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咋事还没干，就讲究这讲究那的？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们自己吧？这样蛮不讲理的不在少数。流调队员为了抢救患者，完成对密切接触者的调查，只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与患者、密切接触者面对面交流，而且必须神情平静、面带微笑，否则遭遇不配合，拖的时间更长。 为了把这一户的患者送上救护车，其家属足足跟流调队讨论了四五种方案，焦点都因为有可能被外人“发现”。最后的“秘密行动”是这样的：由一名流调队员先出门，紧随具后的是患者本人，两人之间的距离约二十来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什么。关键是患者后面这一个流调队员，她既不能离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发现什么，可太远了也不行，一旦下楼或出门时患者顶不住了要倒下怎么办？那时后面的一位流调队员就得有足够的时间冲过去扶住患者。就这么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个话什么的，后面跟着的那个流调队员就佯装谁都不认识似的往前走，或者干脆闪到一边，低下头假装系个鞋带什么的。在后一个流调 961f." >队员之后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属，他们的任务是给患者带些住院的东西什么的。这个距离近了也不行，太远了则会影响救护车的开车时间。９9ｌiｂ? 瞧这复杂！一切安排妥当后，流调队员才把患者从家中接应到救护车上，这前后整整用了2小时零20分钟。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这位患者被正式确诊为SARS患者。其家属的隔离任务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调队负责。 “每天的体温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报，可消毒什么的你们还得来，但说好了啊：你们不能进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大门！”患者家属说。 “那我们怎么给你们消毒呀？”流调队员觉得无法完成任务。 患者家属有招，说：“你们每天把消毒的东西放在院子门口，我们自己出来接应。时间约在上午九十点钟怎样？那时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不太会被人注意的。”“不行，你们是密切接触者，隔离期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调队员说。 患者家属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们就带着消毒用具进大院吧，但绝对不能穿白大褂什么的。消毒用具也得放进一个大塑料袋内。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收破烂或者卖东西的小贩什么的，反正你们自己去编吧。”“可还是进不了你们的家呀？”“这就好办了：我们不是住在5楼吗？你们可以从楼底下往上看我们的窗台。从明天起，我们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证明楼道里有人，你们就不能上来。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没了，你们就赶紧上来。记住：我们就用这暗号。千万可别搞错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经验多丰富。流调队员为了完成任务，也尽力适应这样的“地下工作”。 问题是，有时“地下工作”的对方并不那么配合，这给流调队员带来更多的艰辛。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都是大人物噢！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办法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着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只好无奈地沿着楼梯一层层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在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将他们隔离之外，便是尽快帮助他们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也罢，我们在门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扯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哐当乱响一通，像是在抄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楼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吁吁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过去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到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5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就以为我们都得了非典，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由于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登上前去接应的密切接触者代表开来的车。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动弹不得。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待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待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用不了一会儿浑身上下跟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儿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又过1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代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你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他的不准多说一个字！”不由分说地黄大夫等人被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消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厕所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那落荒而逃的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的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待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魔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立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烦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立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倒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避免让周围的百姓恐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顺顺当当地实施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集中营”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不露任何声色地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集中营”。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他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集中营’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送进“集中营”，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集中营”从建立到撤除，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阻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与SARS的战斗比做上甘岭战役。由最初600人的防病队迅速扩建成2500人的流调队也发生在此刻。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呀！”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喂喂，同志，我们是在旁边的大楼里办公，这儿出现了非典病人，我们大楼会不会被传染呀？”“对呀，这个人是我们最先发现的，我们是不是就很危险了？要不要隔离啊？”“没事，大家都是在室外远距离见到的患者，附近的大楼和居民更不会传染上的。”流调队员登上救护车的那一刻，隔着两层口罩对现场的市民说。 “哟，原来她们都是女的呀！”几个公安人员感到脸上红红的，相比之下，他们自感有些惭愧。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救。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历。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您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您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 吴疆小组大汗淋漓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5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白天色，已经出现在她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个小时里，吴疆小组共发现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50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告诉我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地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您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您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您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大爷，来，我帮您。”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老人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正好与老人面对面。 这是不曾想到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看到了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觉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 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您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那双混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上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多次去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后来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交大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提供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发烧，被确诊为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活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从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把病人弄走呀！“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胖胖的，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反而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某中央机关的姜某实在太大意了，自己无意间被传染上了SARS，还照常上班，照常跟人同屋睡觉。发烧了，他又参加一个十几名局长处长都在场的会议。领导看他提不起神，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发烧了可要注意啊！他说没事，自己年轻顶得住。下班了，他先回自己的宿舍待了一会儿，又上旁边保安人员住的房间看电视。单位一位同志提醒他，真要发烧自己上医院瞅一瞅，别耽误了事。4月30日晚，姜某自己也感到气喘吁吁，便跑到友谊医院就诊。那儿的医生也大意，说姜某不像患了SARS。姜某听后高兴万分地举着一块写有“我不是非典”的牌子，回到单位宿舍。这回他没进得了门，单位的人害怕，劝他说，你先在外面自己隔离一下，观察观察再来上班。姜某无奈，只好跑到在市郊住的同学家。同学见面，免不了一顿狂吃狂喝。折腾一夜后，姜某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又折回单位，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电话。急救车来了，单位的人也着慌和重视了。 两名处长见姜某上了救护车，为了表示领导重视，竟然跟着一起跳进了开向医院的急救车内。“这两个蠢猪！”在急救车后面，一辆紧随其后的小车中，两名局长气得直骂，“怎么就这么笨嘛！”其实在SARS袭击时，谁都不怎么聪明。 负责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员陈铁岩大夫她们接到姜某被确诊SARS并住院的疫情后，马上来到姜某所在单位，那儿的人却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们，姜某是单身汉，就一个人过着，没跟谁在一起。陈铁岩大夫并未因此了事，她们在进入姜某的房间消毒时，发现小屋内有两张床。忙问旁边住着的保安人员，与姜某一起住着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人？保安人员笑笑说，是还有个司机，可昨晚被单位轰出去了。陈铁岩她们一听立即警觉起来，随后要来与姜某同屋的司机的手机号码。一拨通，对方可怜兮兮地告诉陈大夫，昨晚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在西单文化广场的露天椅子上睡了一夜。陈铁岩虽十分同情这个司机，却心底也算落下一块石头。第二天，陈大夫等再去姜某单位消毒，一个保安人员有意无意间说，姜某住院前到过他们房间一起看电视里的球赛。什么？你们当时有几个人？陈大夫的眼珠都要瞪出眶了。保安人员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抖抖颤颤地把所知道的跟姜某在一起的事全倒了出来。姜某的单位领导也感觉事情不妙，在陈大夫她们的一再追问下，又倒出了姜某与他们一起开会、姜某到友谊医院看病、姜某看病后那晚没回单位去了同学家的事通通说了一遍。 “你们真够大意的呀！连SARS都不惧啊？”陈铁岩大夫想骂又不便出口，她真想把姜某单位里的人狠狠批一顿，但她脸上最后还是露着笑容。因为她顺藤摸瓜一共找到了与姜某相关的15个密切接触者，在姜某所在单位的配合下，迅速将这些人全部隔离了起来。 又一条危险的传染源被切断！SARS在英雄的队伍面前再次收敛起猖獗的嘴脸。 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拯救着灵魂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出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急救车将她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8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她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那个女患者家。 半夜里不能狠命砸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咋办？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一遍遍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回不回家关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要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了片刻儿之后，一把拎住老李的衣领，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礼有节地耐心道：“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 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生命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总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拿什么保证呀？”“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3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离开了人间。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这个SARS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抄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丁零零——”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活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事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为了像待“自己的妈”那样，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地去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呜呜……”男人绝望地哀号着。苗先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忍受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恐惧。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艰巨的任务。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啊？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感动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另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出一丝亮光。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无微不至。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磕拜。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的呼喊，让天地动容。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第九篇 一段悲痛欲绝的大地震记忆

三个不同的忌日现场

2008年5月12日。 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 这一天的下午2时28分。中国的一个并不被人们熟识的地方——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随即，一个个乡镇消失了，一片片农舍和居民楼坍塌了，一群群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被活生生地埋入了废墟，断头折腰，血溅大地，惨不忍睹…… 而与此同时，周边更多的村庄、更多的城镇、更多的百姓也被更严重的山崩地裂掩埋了，倒塌了，死亡了…… 北京在摇晃。上海在颤动。广州人惊恐地从楼房跑出，甚至连隔着大海的台湾同胞也感到了明显的震波。 里氏8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荡！从那一刻起，中国的13亿人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与悲伤、紧张与焦急之中。世界也在揪心地注视着东方大国发生的这一强震。 “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第一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声音回响在神州大地的上空。 “灾情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同胞们、同志们，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我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第一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声音和身影，出现在地震灾区上空的飞机上。两个多小时后，他已经到达灾区一线。 那时起，全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关注灾区的每一时、每一刻…… 那一天起，我的心就被拉走了，拉到了那片到处是废墟和流血与死亡的地方。 地震之后，我已经去了那里三次。每一次去后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颤抖—— ◆第一个忌日 我第一次到灾区是在大震后的第7天。 到成都后的第二天，我便进入了一个重灾区。那是个被地震毁灭了的山区小镇。眼前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当地百姓告诉我，地震前这里很美，常有成都的城里人到这儿休闲度假。“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连猪崽都死光了。”一位老乡这样说。 解放军在这里进行清理废墟。上面有指示：7天后大面积的救人搜索将结束——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人的生命极限。虽然前线时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说哪个地方又救出了生还者，但对多数被埋者来说，7天后的生存机会基本没有了。 一片废墟前，两辆推土机轰鸣着，一堆堆横七竖八的水泥板和砖瓦块被翻动着。周围有不少当地百姓围着观看，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后来知道那里面还有被埋者，那些活着的人在等待见到自己的亲人…… 一位中年妇女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穿着医生的那种白衣，说明她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她是我们附近镇上的医生，她丈夫埋在里面一直没有出来。今天她是来看他的……”一位老乡悄悄地告诉我。 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为这位不幸的女医生。 “她一直在另一个地方抢救伤员，中间来过这里几次，但因为她男的埋得太深，一时挖不出来。今天是清理废墟，估计能见到她男人了。”老乡继续在我耳边说着。我心头承受着推土机的轰鸣声而紧缩起来…… 那时间太残酷。你又想早些看到结果，可你又不愿看到结果。对女医生和对我们在场的都一样。 推土机继续轰鸣着，大地似乎也在强烈地震荡着。眼前：断裂的楼板被一块块掀开、推走… …我注意到女医生的脚步在不断往前移，但都被身边的两名女同胞拉住。 几位解放军战士在一位少校的带领下，出现在推土机前，他们预计下面的被埋者会马上出现，所以走在了前面。有两个战士的手里提着黄色的装尸袋——这让人看后十分不舒服，但战士们是在执行任务。7天后的死尸基本上都处在腐烂阶段，为了保护更多的活着的人，对所有遇难者进行现场及时的处理是灾区指挥部交给救援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军人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他们的职责其实非常神圣，那些小战士才当兵几天，他们多数还是“80后”的新一代，如果不是抗震救灾，他们怎么可能去干收尸这类的活呢？ 地震遇难者的尸体十分可怕，惨不忍睹。但为了防止瘟疫，必须有人去处理。于是军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出来了！出来了！”突然有人叫起来。于是我们都跟着往废墟前簇拥，但被战士们挡住。 只有那个女医生被允许往前挪动…… “是他。那件夹克我才给他买的，他第一次穿上的……”女医生说。我听到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一具完全变了形的尸体被4个战士抬出来。抬到废墟边的一块水泥地上。然后我们才允许走近…… 那是个男性遇难者，他的脸部是灰黑的，沾满了尘土和血水，腹部印着一摊血痕，显然是被重物压死的。 我见女医生一腿跪在地上，用自己的衣袖擦着遇难者的脸。马上有战士给她提来一盆水和一块毛巾。于是女医生便轻轻地非常职业化地为死者擦洗着头部，一点一点地为其丈夫擦洗着、擦洗着……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清死者的脸庞了。这时女医生抬起头，冲解放军官兵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见到了他……”然后她只顾埋头为自己的丈夫整理衣服。 那位解放军少校红着眼睛，朝战士们挥挥手，示意他们离开现场。我看到官兵们都在擦眼泪。 那一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脸上也早已淌满了泪水……我想上前安慰一下那个女医生，可我没有。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这样做。人们默默地站在那个女医生的背后，一声不响地看着她在为死去的丈夫擦洗、整理。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再看下去我会忍不住哭出声的。 我走了。但就在我走出不到十来米的时候，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号声，震碎了我的心——我转过身去，看到那个女医生已经伏在丈夫那具僵硬的死尸上面号哭起来，那哭声是那么的大，那么骇人，令人心碎。 在离开那个小镇向另一处灾区行进的路上，我发现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在自己倒塌的房前点着蜡烛和各种冥币，显然他们是在祭奠。 我突然明白了：这是灾后的“头七”。中国百姓中有这样的传统习俗：逝者走后的第七天，活着的亲人要为他们举行第一个祭祀。 于是我似乎也明白了那位女医生为什么哭得那么撕心裂肺。我想可能是她与丈夫的最后见面竟然会是在逝者已经离开她的第七天。对女医生来说，面对残酷的现实，怎能不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呢！乡亲们告诉我，这位女医生在另外一个镇上参与了抢救30多名生还者的战斗，而她却没有时间去救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英雄故事在灾区我听说了很多，却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位女英雄面对自己逝去的亲人的这份悲恸之情…… ◆七七忌日 很巧，我第二次赴灾区采访的时间已经距大震49天了。七七四十九天，是中国人纪念逝者的又一个重要日子。 这一天，我在德阳的什邡采访。那个矿区在大震时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许多山体崩裂后不仅将整座矿山掩埋在百米的废墟之下，而且沿途不少建桥修路的民工在施工时被掩埋在泥石流中。由于前一时期抢救太紧张，他们的遗骸仍在原地没有处理。而根据当地抢险指挥部的意见，一般埋得特别深的遇难者不再进行挖掘处理，而是就地现场处置。北川县城和不少地方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但也允许个别地方的百姓在有条件的情景下，对被埋者进行重新挖掘后再处置。 那天采访归途上，我遇上了这样的事。 这是一处完全倒塌的山体。据说当时在这里施工的有12个民工，他们都是距矿区不远的附近村民。大震时他们都在为矿上筑路建桥忙碌着。大震发生时，他们便毫无例外地全被埋在石头里面。 大型机械设备没有顾及这个偏僻的山区，一直都在最关键和更大伤亡的地方进行着紧张的抢救与清理。 40多天后，村民们向上级申请获得了用几台大型机械帮助挖掘清理的机会。于是就在“七七”这个忌日，全村人都来到了这片坍塌的山体前面，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废墟和挖掘遇难.99ｌｉb?者的工作。 现场很沉闷，只有机械的轰鸣声。令人感到窒息的是放在一旁的12口木制棺材——它们准备装殓12名被埋者，并将其骸骨运回村里…… “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埋在荒山野地里。得把他们弄回去，好好安置。”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尸体会是什么样呢？”我有些担心，小声说道。 “防疫队员马上到了，估计还能处理。要不村民不干，他们不愿让自己的亲人就这样埋在石头里面没人处理。”干部模样的人有些无奈。 百姓的心情可以理解。 “来了！解放军防疫队来了。”正说着，我们看到一辆卡车驶过来，随即从车上跳下4位穿着防护服的防化部队战士，他们是来帮助处理尸体的。 挖掘正在紧张地进行。第一具尸体很快挖掘出来，许多村民往前拥，但又很快退了回来…… “头都没了。”有人悄声这样说。听到这话后，许多人胆怯地缩到一边。 只有防化兵从容地上前对尸体进行喷洒药水。随后他们借助挖掘机的翻斗，轻轻将遗骸装进尸袋。因为断头缺臂，装的过程很费劲。待装入尸袋后，遇难者的遗骸便被移至棺材的旁边。有干部模样的人在喊：“你们过来认一认！”于是那些遇难者家属便一个个上前辨认。 “是他。是娃儿他爸。”一位妇女哭开了。她很快被另外的几名村民拉到一边。那具尸体也被几位青壮年移入棺材内，并且有人在棺材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 整个过程基本都是这样的程序。我发现，挖掘过程和在辨认死者时，多数遇难者家属已经不是那么悲痛欲绝，也许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天里流了太多的眼泪，也许他们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 “埋在石头底下能有活路吗？不可能的。”一位老汉抽着闷烟，蹲在一旁嘀咕着。我问他有自己的亲人在里面吗？他说：“两个娃儿都在里面，一个28岁，一个刚20岁……”老汉说这话时，眼眶里立即涌出泪水。“我不敢让娃的娘过来，她看了非死过去。老天作孽啊！”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语言去安抚这位失去两个儿子的老人，更无法想象还在家里等待儿子归途的老妇人。 “快过来，你娃出来了！”有人朝老汉喊道。 老汉顿时快走过去。不等防化兵消毒，他便冲到了两具遗骸前，最后还是被人拖了下来。“娃儿啊，你们都走了，让我怎么向你们娘交代呀？我不如死了算了……”突然，老汉像疯了似的冲向一块山崖…… 几位青壮年飞步将老汉拉住，哪知老汉拼命地挣扎，几度挣脱小伙子们的手臂，三番五次地要冲向山崖。最后还是被众人抱住，避免了更大不幸的发生。而这一幕令在场的人的心都深深地刺痛了一下，也让原本沉闷的挖掘现场，变得有些混乱起来。一些遇难者家属的情绪开始激奋，不顾一切地冲上坍塌的石堆用手扒拉起来。虽然这样做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似乎他们早已等不及地想见到自己已经埋了几十天的亲人……被装入棺材的遇难者也不能平静，他们的亲人不停地拍打着棺材，有的甚至再而三地要扒开装尸袋想再见亲人一面，防化战士们不得不采取强行措施隔离他们，然而仍然有人死死地伏在棺材上面不肯离去。 那情景叫人不得不跟着落泪。 显然，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12位民工正在同一地方进行施工。因此他们基本上都被埋在十几平方米的一个地方，因此挖掘并没有拖延太长时间。可是由于山体崩裂的力量猛烈，有几具残尸根本认不出是谁。干部们只好让遇难者的家属认个大概，然而再装入棺材。多数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尸袋内不时淌出混浊的血水，使现场的气味十分刺鼻。防化兵们一再告诉几位干部，要求转移遇难者的遗体。 “那大家就准备起吧！”一位干部模样的庄稼人，招呼着在场的几十位壮汉。随即只见4人一组的抬棺队伍各就各位，大家有序地准备着起棺。 “一、二、三——” “起喽！——” 顿时，现场的几位道士吹起尖声的唢呐，有人则点响了鞭炮，咚——哐！ “回家喽！——” 众人齐声高喊：“回家喽！——” 于是浩浩荡荡的抬棺队伍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向大山深处延伸，很快又有许多人加入其中，使得整个队伍不断扩大，甚为悲壮…… 我站在那堆曾经掩埋12名民工的乱石上，目送着这支特殊队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遇难者们终于回家了，他们与自己的亲人在大震后的第49天时终于团聚，这到底是悲还是喜？ 大震带给活着的和逝去的人都不是喜，只有悲。因为从此在我们的生命里少了许多欢乐与亲情，多了无数悲痛与思念…… “5·12”汶川地震，使多少活着的人要背起如此沉重的悲情？这时我的手机短信里显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的最近权威新闻：截至2008年6月30日，汶川地震共造成死亡人数××名，治疗××名，失踪××名。已经几十天了，那些失踪者事实上已经可以归入死亡名单之中。于是我们便知道了此次汶川大地震，其实共有9万多条生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万多啊！瞬间的天崩地裂，你就这样无情地夺走了这么多条活生生的生命！如果将这9万多条生命排列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它是何等的威壮！然而，现在他们全都倒下了——就倒在了我们的眼前，倒在了我们的身边，带着痛苦的表情与眷恋，甚至多数还带着断肢与残躯…… 痛，是我每一次从灾区回来的最深感受。于是无论在灾区或回到生活中的现实时，当我看每一个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时，会比以前多了一份亲善的微笑和敬意。因为我的心里想着一件事：活着就好！让我们向每一个生命致敬！致敬——向生命致敬，是最最重要的人生使命。 ◆百天忌日 这一天是9月18日，北京仍然沉浸在两个奥运会的欢欣与狂热之中。但我却在17日晚就已经睡不着觉了，因为第二天我要再次去汶川地震灾区，因为这一天是八万余名遇难者的百天忌日……我像期待某一个重大日子似的早早为这一天成行而准备着，但即使这样，仍然在临行时感到仓促，甚至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奇怪地屡屡向我发问：你怎么又要去灾区了？ 我能说什么呢？面对诸多发问，开始我解释困为是地震遇难者的百天忌日，后来被人问多了，便啥都不想回答了。 我内心对那些死难者的悲情，在现实里变得有些令人怪异吗？是我的怪异，还是他们的怪异，我有些不明白了。 但我仍然要走。也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19日这一天从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连连被推迟，9点多的航班10来点才起飞。中午到达成都后才知道这里下着不小的雨，正是应了一句老话：人到悲时，老天也要下雨。 我知道老天是在哭…… 成都消防总队的小李早早地等在那里。我一下飞机，他就驾车拉我往北川方向驶去。我们走得非常快，一路上小李还在念叨我们前些日子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小李说着说着，哭了起来：那天我不该只顾去执行命令，其实当时我要是留下来救她们，她们就有可能还活着……小李说的是5月13日那天，他奉命到德阳一带给部队传达总队的紧急命令，在途中路过一个重灾区的小镇时，当时有当地的老百姓看他开着消防车，便拼命拦住他，指着一片废墟对他说：有一对姐妹被埋在里面，还活着，希望他这个解放军（当地老百姓将消防官兵统称为解放军）帮助抢救。可小李身负总队领导的重托，不能停下来。他好不容易挣脱百姓的追赶和谩骂，冒着强烈余震飞车几百里完成了送达领导批示的紧急任务。后来在返回的途中，他特意回到那个被拦车的小镇。他看到那对被废墟掩埋的姐妹已经被老百姓挖了出来，但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躺在了冰冷的雨水里……小李哭得伤心，哭自己没有干好一件为人民服务的事。我第二次赴灾区采访时，他就给我讲起这事。此次已经是听他第二次讲了——其实他向我讲过无数次，每一次听了都让人心痛。 冷天是她们的百天忌日，我特意买了一个花圈去祭她们……小李指指后备厢。 于是我们有相当一个时间相互不说话，我想象得到小李的心情，也希望能够与他一起去祭奠——那姐妹的亡灵。 就是这里！在通往绵阳的途中，小李飞车穿越一些山岭后拐弯到达一个依然可见满街废墟的小镇，然后将车子戛然停下，说道。 这不是通平吗？我发现这个小镇似乎曾经来过嗨！ 是。就是这儿。小李一边说着，一边启开后备厢取出花圈。 我突然想起：临离开北京时，我将第一次赴灾区采访时在这个小镇的中学倒塌现场的废墟里捡起昀一张与我们作家协会著名作家邓友梅名字一模一样的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带在身边，希望能有机会再找找这位我一直牵挂的邓友梅是否还活着…… 中学的废墟现场已同我第一次采访时的情景完全不一样了：除了那栋没有全部倒塌的教学办公楼还歪斜在那里外，其余的曾经掩埋了两百多学生和教师的废墟已经不见了。只有一群群当地老乡在雨中或用雨衣或用塑料布挡着在点香燃纸钱，祭奠亡灵——我粗略点了一下，足有四十多群、一百余人。 你们认识邓友梅吗？ 就是她，邓老师…… 我拿着邓友梅老师的照片影印件，向那些正在点香祭奠的当地老乡询问。 这个老师我见过。不过地震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很失望，问了半天竟然只有一个老乡说了这样不明不白的话。 难怪的事。我们这个学校统计的遇难者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最后清楚，有几个一直没找到，连遗体都没找到，又没见活人，所以只能作失踪者处理。邓友梅老师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地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告诉我们。 小李安放好那个花圈后，又从当地老乡那里借得几支香点燃后向已经见不到废墟的那片土地鞠了三个躬，我学着他的样也鞠了三躬。我想起了那位年轻漂亮的邓友梅老师，也想从老乡那儿借几根香祭奠一下，可又马上打消了念头——我希望邓友梅老师能够在什么时候复活，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位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我想她应该活着，因为灾区还有许多活着的孩子正等着她上课呢，而她本人也还只能算是个大娃儿！ 北川县城是我们的目的地。 但在后来的一路上，小李和我几乎没有说过话，我们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之中。 过什邡后，很快进入北川境内。其实从什邡到北川并没有多少路，但我只感觉这段路很漫长，长得叫我内心有些发毛……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些亡灵是不是在路的两侧不断地向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呼救和诉说他们离开人间之后的这一百天中的种种苦难与孤寂……我的身子有些冷，问小李什么感觉，他竟然也说特别冷。是下雨的原因，还是心理作用，总之我们弄不清，浑身有些打颤。 第一站依然是我们熟悉而难忘的北川中学现场。 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与我第一次到时的情景差不多，仍然是大规模倒塌留下的大片废墟。似乎听说要建地震博物馆，现场可能是保护起来了。 我们到达这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以现场看到的祭奠人群仍然有几十个，而堆放在废墟上的花圈则有上百个，其中有政府的、民间的，更多的是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供奉的…… 真是奇怪，这一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是老天在哭喔！中学旁的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抹着眼泪喃喃地对我说。 我看到祭奠的人群中，有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几乎伏在地上呜呜哭泣，声音完全是沙哑的，与其说在哭，不如说在撕心。 因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在北川中学现场多停留，便上车迅速朝两里路外的北川老县城迸发。我们发现车子走不动了，因为通往县城的路上来往的祭奠者太多，尤其是许多遇难者的亲属都带着花圈一类的祭品，很占道路，又逢下雨，所以我们只能半途停车后徒步往里走……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北川县城了。每一次面对死城，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是痛，是悲，想哭，还是想喊，都是……我想喊，是希望那些被埋在碎石断墙下的几千名遇难者能够有可能复活；我想哭，是不知道那些无法救出的当时又没有死去的遇难者在最后时刻是怎样痛苦地离开人世的；这种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的活脱脱的生灵在瞬间消失的悲绝，苍天可知？这种一片一片的楼宇倒塌，一个、十个、百个家庭的毁灭之痛，能不撕心裂肺？ 这个北川县城，这个5·12大地震毁灭最严重的死城，你只要站在那里的废墟上稍作一下想象，眼泪就会哗哗地奔流而下……你不用去抚摸那些冰冷的废墟，你只要站在那里屏住呼吸数秒钟，就会感到全身发冷，冷得透心、透足，直到你站不稳——这是我每一次到北川县城的同一感受。 而这一次百天忌日现场不同的是，我看到了几对老人，他们或拿着儿子、儿媳的照片在号哭，或在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的照片前祭香默念，这种情形是最让人难受的……有一对老人告诉我，他们的儿子一家全都遇难了，地震后连影子都没有见过，一直掩埋在十几米深的泥石流下面，而且据说要成为地震博物馆的一部分被永远地保留原状。 作家，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政府挖出来，让我们看一眼也算一个了结吧？老人用枯干的双眼看着我，企望从我的口里得到答案。 我无言相对。只有眼泪告诉他们：估计可能性不大。 天快黑了，死城四处燃起缕缕星火，忽闪忽隐……走吧，要不回不了成都。小李催我快走。 我知道他有些害怕，其实我的内心也一样。 在离开北川死城时，我转身向这片仍然掩埋着几千人的废墟深深地三鞠躬……我不是这些遇难者的亲屑，但我确确实实想大哭一场，因为我知道我再来此地会是很久很久之后。想到此处，我突然有种与亲人永诀的感觉——我忍不住像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一样哭了，哭得一直收不住…… 我们离开了北川，离开了灾区，但我看到一路上仍然有许多人举着花圈或其他祭奠品向灾区行走。 我的姐姐是第二天才走的…… 我的儿子和他妈在第四天还跟我说过话，他们的百天忌日是几天之后。 我一直没有看到爸爸，所以我会一有空就过来看他…… 他们这样告诉我，这样继续往那一个又一个废墟和死城、死镇、死村走着，去与天堂里的亲人会话、向他们祭酒……呵，老天，这样的百天忌日有多少个呢？ 永远？永远。这是多么令人悲恸的旷世忌日！ 于是我又想：在汶川大地震的数百公里土地上，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之间似乎永远隔不断，只是他们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于我们这个地球上。 是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之间，有一样东西具有质的重要意义：唯生命第一。

都江堰：生命之痛

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恸。但这是历史，这是现实。不记述这生命之苦，就不知道人类是如何从漫长的蒙昧世界走向文明的社会历程的每一步痛苦与辉煌，这对人类更好地走向未来也是无益的。 8级汶川大地震中，人的死亡是最为惨烈的场面，而映入国人眼里最初与最痛的一幕是发生在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地方——都江堰…… 都江堰怎么啦？ 都江堰到成都只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每一位到成都旅游和出差的人，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到那里去看一看古代水利大师李冰父子留下的伟大遗作。那里的水、那里的水利工程以及由此带动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而都江堰，又是我20多年前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我比大多数人多了一份对它的感情。但都江堰是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最先让我们感到生命之痛的地方。 我们无法抹去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和中医院这三个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生命现场…… 许多人给我描述过当时地震那一瞬间成都和成都之外的情景。其实不用更多的描述，8级强烈地震在100里之内的那种感觉，就是死亡在接近每一个人，而且是在毫无准备、无法抗拒的死亡来临之时，人变得极度无助与恐慌，更何况身边的人、身边的亲人可能在那一瞬间，就死在你跟前，死得血淋淋的……没有人不因这种情形而感到可怕和惊恐的！ 都江堰的情况恰恰比这更加令人胆颤与心痛的是，死亡和倒塌最严重的竟然会是学校和医院——那学校里有我们的孩子，那医院里是我们的担任医护工作的亲友和有病就医的亲人呀！那天我走到聚源中学倒塌的现场已经是大震后一个星期了。我仍然能深切地感受到大震时留给当地百姓，尤其是那些孩子的家长们的那份悲恸与如刀绞的心痛…… 通往聚源中学的那条路叫学勤路，顾名思义，这是这所拥有1800多学生的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乡镇中学的一种向外延伸的标志，会让走入这条路的当地农民们感觉到这是一条通往改变身份、荣耀祖宗的光明之路。但在我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群死了孩子的家长们举着牌子和标语站在路中央，在向每一个来访者诉说着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场大悲剧——“教学楼全塌了，当时有900多个孩子被埋在里面，孩子们就这样活活地离开了我们，有的头跟身子都没有连在一起……”“温总理来的时候，我跪在他前面，他跟我一起哭……”“为什么镇上的其他房子没塌几间，唯独这孩子上课的教室塌得这么惨啊？”“……”家长们你一言、我一语，他们沙哑的嗓子不知已经重复了多少遍这一类话，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有用的和无用的机会在诉说他们心中的悲痛与悲愤。 “你看看，这是我的女儿，两个，是双胞胎。她们长得俊不俊？现在她们都没了……一星期了，我天天守着她们的灵，我心里好憋、好难受啊！”一个40多岁的妇女，双手举着一张放大的彩色“全家福”照片，指着上面一对如花似月的女孩，边说边捶着胸脯向我喊叫着。 她的眼里没有眼泪，眼泪可能早已干了，目光中只有期待与恳求：“我知道你是作家，我想让你跟我去我家看看，我在家里给孩子设了个灵堂，现在我每天陪着她们，像过去一样，可她们现在不跟我说话了，只冲着我笑，就是照片上这个样子……”我想强忍眼泪，可还是忍不住……我告诉她请让我记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她说：一个叫赵雅佳，一个叫赵雅琦。她自己叫赵德琴。 我一路洒着不由自主淌下的眼泪，踩着充满消毒药水气味和冲天死尸气味的学勤路，来到聚源中学的那个埋葬这位母亲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废墟前……现场的几位老乡告诉我，这里一共死了278人，其中有几个是老师，其余全是学生娃儿。 278个？！排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下意识地往废墟另一侧的操场看去，老乡便说：12号当晚，这个操场上就放满了尸体。 简直不敢想象！“当时你们都在现场？”“在。都在。出事后，这里围了几千人，一直到14号后才少了些。那时已经很少能挖出活人来了……”几位始终围在我身边的老乡似乎有话要跟我说，但他们又显得吞吞吐吐。这反倒让我有些欲想追个究竟。 “你不知道，已经有人来打过招呼，说不让随便跟外面来的人说了……”有个看样子胆子大一些的庄稼汉说。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学校塌了是事实，孩子死了那么多也是事实，你就说你看到了就行。”我鼓励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咋政府温家宝总理都能在第一时间到灾区来看望我们，他们下面这些官员就喜欢报喜不报忧，平时他们这么做，我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可这回是地震，地震死人、死多少人是老天爷都知道的事，他们还要那么做，我们老百姓看了就有气嘛！”中国的老百姓是很明白的人，他们要讲心里话。有人不让他们讲是没有道理的。 嘴，长在他们身上。血淋淋的事实就放在我们眼前，谁也瞒不住——“我家的孩子也是在这个学校上学，他运气好，那天他们班在操场上体育课，所以没出事。因为他没出事，所以我还能有心气出来跟你们外面来的记者、作家说说当时的情况。要不然，谁有心思天天在这儿呆着？”这位老乡悄悄指着刚才在我面前举着双胞胎女儿照片的赵女士说：“她从地震的第三天开始就天天在这儿举着娃儿的照片，她心里苦啊！好端端的两个漂亮女娃，一下全没了。换了你行吗？都不行嘛！人家每天举着娃儿的照片就想问问那些当官的：为啥学校附近的房子都没塌，偏偏娃儿们上课的教学楼塌得那么惨，害得几百个娃儿活活全死了！老子觉得人家提这样的问题没啥错！应该给人家一个答复嘛！”庄稼汉一说这，气就大了。 “老乡，这事我们先不去说。我想上面一定会有个说法的，请相信这一点。咱们说说当时学校的经过怎么样？”我跟他这么说，其实不全是哄他赶紧向我介绍我想知道的事。事实上后来没几天，国务院真的开了会，作出专门决定，提出了那些学校倒塌而造成学生严重伤亡的四条处理意见。这是后话。 “你这话还算中听。那我就跟你说说当时的情况。不过有个要求：你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书里。”在得到我的保证后他说了。 下面是这位老乡的话——“我娃儿是初三（3）班的，他们班正好12日下午上体育课，所以他运气好。他们那个班全活着。我家就在镇边上，所以来得比较早。那天我正在镇上的一家商店里买货，突然货架上的东西稀里哗啦撒了一地，这时满街的人都在叫、都在喊，说是地震了！我就赶紧往外冲，一直走了几十米，停步后摸摸自己的头，双腿使劲蹬了蹬，没伤着啥，就回过神拼命往家里赶。 一路上，看到有几栋楼塌了，哭的叫的到处都是，也见了死人。所以心里很害怕，就跑着回家。还好，到家一看，没啥事。老婆就对我说，你赶紧去看看儿子！我说我们家的破房子也就掉了几块瓦，他们学校的楼房不会有事吧！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心里悬了一块大石头，赶紧就往学校奔。平时15分钟的路程，这一天也就用了十来分钟。特别是我走到镇上时，一听就吓出了冷汗：一路上看到许多人边哭边叫地往中学跑，我一问，说是学校塌了，死了好多人！我一听，两条腿也不知咋的竟软了，跑不动似的。也看见有几个女的家长原来走在我前面的，结果当场倒在路上，哭叫着，她们是吓得跑不动了。这时，救护车也出现了，声音挺吓人。等我到勤学路口时，一看，学校那边全乱了。烟尘还是很大，人都在往那里跑，也有不少是往外面跑的，是一些家长带着活下来的娃儿回家。我看了看，有的娃儿什么事也没有，有的就惨了，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一看就是从瓦砾里刚刚钻出来的。有一个同学脸上都是血，家长背着他拼命在跑。 一个骑三轮车的人就赶紧招呼他们，好像他们是熟人，说拉娃儿到医院去。我一看这阵势，心里想着一定出大事了，我家娃儿是初三，他们在3楼，肯定跑不出来了！我就开始流眼泪了，还一边喊着娃儿的名字，跟着一起在跑的学生家长们往学校跑。一到学校门口，我就傻了：咋楼房塌成这个样？3层楼变成了1层楼，我娃儿上课的第三层歪斜着叠在一、二层的废墟上，而且也看不出哪间哪室了！现场已经有上百人了，都在叫着自己的娃儿名字。也能听得出压在下面的娃儿在喊救命声……当时很乱，大伙也特别着急，没有人指挥，乱挖一气。家长们都急死了，踩着废墟到处在喊，到处在寻找。多数人只顾救自己的娃儿，有些娃儿挺可怜，他们喊叔叔阿姨救他们，有好心人，顺手把他们拖了出来，血淋淋的。现场的老师比较多，他们一个个脸色也都变样了，拼命在自己的班级那里救人。我到自己的娃儿上课的那堆废墟前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可没有回应。我也很着急。旁边有个男老师正抬着楼板救两个压在里面的娃儿，他抬不动。我就过去帮了一把手。那两个娃儿救出来了，有一个腿断了，血流了半身。 我们只好两个人抬着她。当时救护车根本不够，我们就把她抬到一边的操场。躺在那里的已经有好几个，还有十几个已经死了，连盖都没盖，样子可惨呢！我一想自己的娃儿，就往倒塌的教室跑，突然有人拉住我，叫我‘爸’。我一看，是儿子！眼泪哗啦就像放闸似的… …走走！我拉着儿子就往家跑。我记不清怎么跟儿子回的家。后来路上他告诉我，他们班正好在操场上体育课，所以没压着。谢天谢地！他妈一看儿子平安回到家，也哭了。抱着儿子直念叨着‘阿弥陀佛’。儿子吓坏了，坐在那儿发呆。可我坐不住，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没事了，可他们学校那边事大着呢！就啥也没说，又往学校跑……这回学校的人多起来了，也看到有消防队员出现了，他们救人比较专业，但多数还是家长和老师在刨挖。我跟着上去开始帮着救人，不少人跟我一样，他们是镇上的人和周边来的，大家见一个救一个。那楼塌得玄乎，楼板压得死死的，刨一个娃儿挺难的。有个娃儿的脖子被卡在钢丝里，我看着血顺着她的衣衫在流，但就是救不出来。当时她还活着，眼睛里满是泪，我们几个抢救的人费了很大的劲把她拉出来，结果一看她的腿断了……我心里疼得不能形容，这个娃儿被弄到操场时，就已经断气了。她的家长来了，抱着她哭得死去活来，当场就昏死过去了。我再往那女娃边上看去，已经有二十几个躺在那里都是没气的了。有的身上好端端的，啥伤也没有，是闷死的；有的脖子扭到一边了，估计是水泥板压的；还有一个头被盖住了，可旁边流了一摊血，还有白乎乎的脑浆……我不怕你笑话，从那会儿起，我再没敢上废墟里去救人了，傻呆呆地站在校门口，看着一边是废墟上忙忙碌碌的抢救现场，一边是躺满受伤的或是死了的娃儿的操场，我不知干什么是好。不少人跟我一样，站在那里不知做啥。我是吓傻了。他们可能跟我一样，因为这种惨劲谁也没见过，没经历过。事后我心里骂了自己好几回，不像个男人，没去多救几个娃儿出来。12号那天，我回去比较晚了。快半夜了。温家宝总理来了后，我们大家都感到娃儿们有救了。 我和在场的人多数是第一次见温总理，他现场看了一遍，然后拿着喇叭对我们说：“我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人命关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难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他这句话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大家听后内心热乎乎的。我们现场开始被隔了几个区域，外面来的抢救专业队伍有一条通道，家长们有一条通道，中间是救护车通道。我看了看勤学路上围满了人，大家脸色都很难看。特别是那些有娃儿压在下面的家长们，他们简直急死了。我看到有个家长跪在地上磕头，不知是在求观音保佑自己的娃儿，还是在求人家帮她救人，总之非常可怜。在废墟里面，每挖出一个活着的娃儿，有人就喊快来看，是谁家的孩子，家长们就拥上前。一看不是自己的娃儿，就散去赶紧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喊、去刨。如果是自己的娃儿，家长们就又是笑又是哭的；如果抬出来的娃儿是死的，家长多半哭得叫人看着实在受不了！有个男的见了自己已经死了的女娃，双手握着拳头，连同头一起往地上又撞又击，嘴里还在哭喊着，样子真的叫在场的人都跟着落泪……夜里人少一点，因为只有一些车灯照着才能挖，所以多数家长只能看着一些消防队员和解放军等人在抢救。 这一天我离开学校时，操场上已经放了很多尸体，有人在说已经有八九十具了。我不敢去数，也不知道自己又是咋回的家。其实回家后也没睡着，眼前一直在晃着学校里的现场，所以第二天一早又往学校走。家里人不让我去，可我一双腿就是不听劝，还是往那边走，好像埋在里面的娃儿没全挖出来，跟我有啥关系似的。我一到那里，看到已经有很多人了。挖掘的机器好像也多了些。这个时候，操场上时不时有人放爆竹。我们这里有习惯，死了人，要放炮，算是送他上天。所以后来每挖出一个没气的，就有人放一响，这响声让我们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滋味……后来的情况好像报纸上电视上都有了，我还说吗？”老乡问我。 我说谢谢你。 “对了，地震当天晚上就开始下大雨，特别是13号这一天，下着大雨，大得很哪，老天不帮忙！你看这操场，过去长满了青草，现在基本都没草了，就是那两天下雨踩掉的。”老乡指着操场又说，“当时抢救现场不管是救出一个活人还是抬出一个死人，都得往操场这边送。 这来回走的人太多了，整个操场被踩得像个泥塘，青草全踩掉了……”见我被另一位遇难者的家属叫去，那老乡又拉住我胳膊：“还没说完呢！”“说吧。”我不得不停住脚步。 “13号不是抢救第二天吗？我再来现场时，看到了一支穿橙黄色衣服的国家救援队来了，就是温总理说的国家专业队。他们是13号凌晨2点赶到聚源中学的，带队的团长姓王，他们有狼狗，还有生命探测器，那玩意儿真灵，谁在里面还活着，就显示出来，狗也挺厉害，嗅得出来。13号早上我回到现场时，就见他们在救一个女娃，费劲大了！那娃儿压在3层半尺厚的楼板下面，正好在3层和4层楼板之间，只有20来厘米的空隙，娃儿从那缝里喊救命。救援队员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救不出来，我们估计那娃儿不行了，因为她的腿被水泥板夹住，不把她的腿截断不行。没办法，解放军的一个大官张参谋长最后决定用军刀把夹住娃儿的水泥板及桌子腿截断，再用气垫顶住，最后花了6个多小时才把那娃儿救了出来！娃儿的家长跪在地上直向解放军磕头致谢。娃儿叫高颖，跟我儿同是初三的，她也命大。13号晚上了，国家救援队员在团长的指挥下，说要撤离聚源中学了。我们一听就着急起来，特别是那些还有娃压在废墟里面没有出来的家长，急得死活不让国家救援队员们走。那个时候其他抢救队虽然也能救人，但基本上跟我们差不多，靠笨办法。所以现场的家长们一听就不干了，但国家救援队是奉命要到绵竹的汉旺镇去，那里也有一个中学倒了埋了好多人，他们那边比我们这边惨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江堰离成都近，交通是通的，其他地方就不行了。 第一个72小时里救命最要紧，估计汉旺那边太紧张了，说是总理的命令要调国家救援队过去。但我们这边的老百姓不理会这一套，都是孩子，都是命呀！所以家长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我也跟着跪了下来，求他们不要走，哪怕再给几个小时。人家国家救援队水平就是不一样，到13号后，一般抢救基本上不能救出啥活人了，只有国家救援队他们用探测器一搜索，又有专业抢救本领，基本上能发现一个有生命的遇难者，就能救出一个来。他们在聚源救了5个生还者，可当时废墟里还有几百人没出来，家长谁不急？但没有办法，我们跪在地上人家也要走。我当时看国家救援队的人也十分为难，他们从感情上也不愿走，有人看着我们跪在那里都哭了，几百人跪在地上求他们，我想国家救援队虽然身经百战，但这种场面可能也是第一次经历。 最后那个王团长站在废墟上用喇叭说：‘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国家救援队只有一支。这里已经经过我们多次探测，里面的生命迹象已经很渺茫了，所以我们必须赶到更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去救更多的人！’我看王团长说这话时，嗓子也是哑的。后来我们当地的一个领导也出面说话了，他说这次地震面积大，要我们顾全大局，让救援队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这样，我们才慢慢站了起来，可那些家长还是没有站起来，最后也基本上都站了起来，给国家救援队让出一条路来，这情景，我看了心里既特别感动，又特别难受，因为这等于说那些没有救出来的娃儿基本上没有希望了，家长的心情你想会是啥样？”老乡说到这儿一再说：“我不说了！不想说了……”然后背过身，走了。我看他在擦眼泪。 这一瞬间，我的眼睛也酸了，我能想象得出几百人跪在地上的那种场景是什么样的！那些百姓默送国家救援队离开现场时的心情又是何等的复杂啊！这就是生命之苦！生命之痛！我相信当时在废墟里绝对还有生命，事实上后来也证明了在聚源中学废墟里救出了存活70多个小时的遇难者。但我也相信，在国家救援队离开聚源中学之后废墟里又死去了不少人——他们是在无助的情况下丧失了残存的生命……地震就是这样无情！倒塌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这种情况。而在国家救援队后来救援去的汉旺镇其实命运要比聚源中学悲惨得多。因为多数山区倒塌的学校，他们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专业的救援，甚至连一些大型机械设备都不可能到达参与抢救。所以这些学校的死亡程度和死亡比例要比都江堰一带的遇难者多得多！都江堰是不幸的，但都江堰在此次地震后的第一时间里获得了最快、最多的救援，这是他们的幸运之处。温家宝来到灾区后选择的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也是设在都江堰。 都江堰必须承担悲痛和责任双重担子。 当我踩着撒满白灰的地面，走近聚源中学两座教学楼的那片废墟时，看到的景象令人吃惊，因为6层的教学楼除了中间还留了一个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一个歪歪斜斜的楼房走廊外，两边看不到任何竖起的建筑物。与之相距几十米的据说是老师的办公室，基本还算完好，但裂缝很明显，显然也是受到了严重损坏，不过据说当时这栋楼里没有死人，但遗憾的是学生们上课的所有教室全部倒塌了——这也是那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们无法想通的一个最痛的地方。 当地人说，聚源中学一直以师资力量雄厚著称，多年来为都江堰市一些高中输送了许多优秀毕业生。为此，在当地人看来，聚源中学就是该镇的骄傲，而学校门前的这条勤学路，记录了聚源镇几代人的希望。在勤学路的两侧，长满了许多高高的白果树，有的据说有40多年了，它见证了聚源镇注重教育的深厚历史。而10多年树龄的水杉树，则与聚源中学老教学楼的年龄相仿，记载了聚源教育的辉煌。 一位姓孙的老师告诉我，他小时候念书时，那时也建了一栋教学楼，4层高，在当时的乡镇初中学校里，是非常气派的。那些家长们会在学校门口的杉木树下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像这杉树一样，长得高高的，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勤学路和两旁的杉木树，寄托了全镇家长们对子女的期望。多少年来，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是家长们的荣耀和学生们的理想。但，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的大地震，打破了这种理想性的期望：聚源中学的教学楼彻底震坍了，震得极其惨烈，让人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倒塌得那么厉害！而在这之前的所有时间里，这里还是欢乐与理想并存的场所。地震来得太突然！大楼塌得又有些不可思议！逝者无法给我讲述他们有如何的感受，他们的亡灵在天国，有一天我们同在天国的时候，我想他们再向我们讲述的时候，天国会下泪雨…… 我们所能听到的是那些幸存的孩子们的讲述——初二（8）班一位同学这样回忆：“我们的教室在3楼，靠楼梯口比较近。下午上课大约20分钟的时候，教室突然晃动起来。有人说地震了！我们就开始奔跑，我跑得快，一口气就顺着楼梯口跑了出来。跑出来后，我看到有人从2楼、3楼，还有4楼的窗户跳下来。有的跌倒了又爬了起来，但从高的楼房里往下跳的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爬得起来，他们后来几乎都被压在倒塌的楼板下。 我跑得快，估计才用了几秒钟。我是男孩，平时我们同学之间吵吵闹闹，经常在楼梯上奔跑，那一天我跑得特快，所以跑了出来，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脑子空白了！只听身后“轰”的一声巨响，然后烟尘大得很，等能看得清时，我吓坏了：我们上课的楼全塌了，我身边不知什么时候，有个同学倒在地上，全是血……我一看，双腿一软，又啥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我爸正背着我在回家的路上。”初三（4）班的一个同学说：“我们班逃出来了一部分，压在里面的很多，后来被救出的一部分，死的很多。我也跑得快，可是当时楼梯口人太多，堵住了，我们只能从楼上往下跳。我看到有个男同学跳了下去，我也跟着跳，着地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腿可能断了，但还是站了起来，往前跑了几步，这个时候楼开始塌了……我回头一看还有同学在跳，其中还有个女同学，她跳的姿势不对，当场就伏在地上没起来，可能摔伤胸脯了。我想去拉她一把，但来不及了，楼塌下来时往我们身上倒，我赶紧朝前扑了几步，好险哪，一根大水泥板就倒在我身后不到1米的地方！等我能看清倒塌的楼房时，就再没见那个女同学，她被压住了，肯定没活成。 在倒下的楼板的一根钢丝上，我看到一个同学的大半个身子被挑了起来，她还没死，浑身在抽动，一会儿就不动了……我该怎么办，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后来被老师赶到了操场，坐在地上，想站起来，可腿就是不听使唤。其实没多大伤，可就是起不来。眼睛里老闪着那个女同学痛苦的抽动……”在这倒塌的两栋教学楼里分别有该校初二和初三各9个班。每个班的学生平均在60人左右。5月12日下午第一节，其中的两个班在楼外的操场上体育课，另有1个班在另一栋楼上微机课。这3个班得以全体幸免于难。 从那些从教师办公室逃离和上体育课的老师的描述中可知，藏书网楼房垮塌的速度很快，随之腾起巨大的灰尘，整个过程在一两分钟内完成，所以楼房倒塌一共有近千名学生和老师埋在里面。后来在抢救过程中，看到最惨的地方就是十几个十几个的孩子一起砸在水泥板底下，其情景惨不忍睹！成都一家报社的何三畏，是比较早到聚源中学现场采访的记者，他记录了当时一位初二同学地震时的心境，读后让人心酸——5月12日，星期一，刚刚立夏，以川西平原的天气来说，稍显闷热。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中午的作息时间是，1点40分学生到教室休息，到2点整，再活动一下，2点10分开始上课。也就是说，到地震爆发的2点28分，孩子们上了18分钟课。 初中二年级(8)班第一节是语文课。杨琳同学今天感到很满意，因为老师一上来就抽了她回答问题，“背诵一段你认为最优美的阅读课文。”她准备了好久，可是，老师以前总没有抽到她。 “荷是一种有人性有灵性的植物。如雁排长空，鱼翔浅底，驼走沙漠，荷与碧水结下不解之缘……今夜在如水的月华下，我在书桌上铺开绿色的稿纸，如同摊开一湖碧水，那荷则以诗的形状开在纸上，花蕊便成了诗眼……”杨琳喜欢这些句子。可是，她觉得她背的段落太少了，她珍惜老师抽她的机会，在“诗眼”那句后面临时加了些句子。这篇课文的名字叫《荷》，她喜欢。 老师抽其他同学去了，她检查了一下自己在这一堂课的内容，想到下一节是英语课，她开始背英语单词。“各科老师都关心我，我的压力很大的。有一次，老师还说有人要送衣服给我。因为我家里贫困。”杨琳14岁，还有一个弟弟在同一个学校念初一。初一在另一栋房子上课，那一栋没有垮。杨琳5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去世。妈妈很劳累，患骨质增生，在成都打过工，后来到了青岛，继续供两个孩子上学。爷爷66岁，奶奶63岁，是两个孩子在家里的依靠。 杨琳开始懂得生活的艰辛，性格独立，坚强而隐忍。她学业中上，但她愿意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她说，她到这里来读书，开始学校是不收她的。 教室开始摇晃的时候，她没有回过神来。她能回想起那一刻教室里恐怖的尖叫，但她说她甚至没有感觉到害怕。当教室越来越剧烈地摇动时，她失去了控制力。在教室倾塌的时候，她已经被从第一排甩到了最后一排，她是从最后一排坠落在废墟中的。 他们在3楼，教室最高一层。当尘埃初步落定，她被压在废墟里，伤势不重，横七竖八的建筑构件暂时稳定下来。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压在她的身上。在她的叙述中，地震发生过两次，教室“第二次”垮下来，她的臀部被重压，上面有了光线。但“第二次地震”应该是废墟里的引力作用。 她不能计算在那里面的时间。她先后两次跟呼喊着寻找孩子的家长对上话。他们问，是不是某某，回答不是，别的孩子的爸妈就走过了。两次过后，杨琳说她不叫了。她有一只手能动，就拿砖头砸自己的额头，因为“砸昏了就不难受了”。旁边的男生叫她“不要做傻事”。 不过，那只是一个瓦片似的水泥块，她没有昏过去，却感觉更加艰难。 前面一个同学终于被家长救出去了。她寄希望于他们叫人来，可是，她不知道过了多久，没有人来。压着她的那位同学，曾经昏迷过去，又清醒过来。那位同学后来也被家长救了出去。她又在里面等，可是，他们又“忘记”了她。 在等待中，她摸到一个同学的鞋，摸到她的腿脚，凉的。她能判断出是班上一位比较胖的女同学。 她不再喊了，开始自救。她要在玻璃碴上面爬行。她略微借用了一下书本垫着，隔玻璃碴。 她没有感觉到哪里痛，但是，她出来以后，遍体鳞伤。 她不能判断时间。只知道爬出来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她看到花坛，觉得有点怪异，这是一楼地面，而她没有走路，竟然下了楼。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背上她。下午第一节课听她背诵过美文《荷》的老师“扑过来”，抱住她，说，我叫了你跑的！她想，我在愣着背英语，没有听到。 她被抬到一边放着，等待送医院。同学老师劝她不要哭。她说她是在傻笑。但是，当同学们说，她爷爷奶奶很担心她，她才开始哭。 都江堰的医院没有救治条件了，她被送到成都。整个楼道都是地震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初一的孩子，一直没有跟家人联系上，而他已经截掉了一段小腿…… 在成都时，很想与杨琳同学联系上，可整个灾区的伤员分得太散。后来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了杨琳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这个女孩子非常坚强，内心也很丰富，她有个愿望是将来能上一所好的高中，然后是争取上大学。但她担心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那时她只能回家跟妈妈出去打工挣钱，来照顾爷爷奶奶。我请朋友转告杨琳，希望她树立信心，只要考上大学，国家现在有政策，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争取贷款或勤工俭学等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杨琳毕竟是幸运的。只要生命存在，就有希望。 但在聚源中学，有近300位孩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同学和亲人…… 震后的都江堰，完全处在一片恐惧和混乱的状态中，到处是痛苦和悲伤的场面。即使一个多星期后，我所看到的都江堰也还处在明显的混乱加悲痛之中…… 天上的直升机不停飞过，据说是在向大山深处的映秀等地运送伤员和物资。地面上的城市，到处都是军队和那些推土机的队伍，要不就是各式各样的帐篷。 “这已经不知好多少了！”当地一位百姓说，“现在至少晚上有灯亮了，白天能喝上水、做上饭了！如果你们在5月12日晚上和13日来，就可以看到真正叫惨了！没吃没住倒还能坚持，最让人揪心的是几个地方的死人太多，尤其是新建小学，这么多小娃儿，而且学校又是在市中心，去看的人也多，开始还能帮上手，后来只能靠机械来救人了，娃儿们埋在废墟里哇哇直叫，把地面上的人叫得眼泪哗哗地流，可就是没有办法去救他们，那楼塌得悬乎，像老天爷从楼顶往下砸夯下来似的，几层楼压得扁成一团，扒不开，有的娃儿被压成肉饼，不能提那惨劲儿……”都江堰多数人不愿再提新建小学的事，这痛在他们心头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有成都人告诉我，当夜在成都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交通台还通着，一个女播音员一直坚守在直播间，她的同事都跑到大街上躲避，唯独她没有放弃工作岗位，而她也成了地震之后的第一个让成都人感到有种希望和交流的“城市夜莺”。可是在我们与她单位联系采访她时，有人告诉我们说，此人平时表现一般，而且还不合群，言外之意希望我们不要“宣传”这样的人。真是可悲！一个给苦难中的城市带来希望和安慰的人，同时也用她的声音和传播拯救了无数生命的英雄，却在某些人眼里永远无法摆脱陈旧的偏见。 这位女播音员在成都市民的心中永远是英雄，至少她在那一夜比任何人都英雄。 “都江堰十万火急！那里急需救护车辆运送伤员，请的哥的姐们行动起来！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和同胞吧！”这是她的声音。这是她的呼救。 于是，成都到都江堰的公路上，长长的、开着应急顶灯的出租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向都江堰……最后汇成上千辆的队伍——而且他们都是自愿的！这是大震之后，第一时间里出现的第一支伟大的志愿者队伍。 苦难中挣扎着的都江堰人一见如此阵势，无不热泪盈眶…… 新建小学，顾名思义，一座新建的小学。它在都江堰市中心的建设路上，原本由两座平房和1栋4层教学楼组成。我们去时，看到了两座平房还基本完好，但教学楼只残留约四分之一的楼体，其余的全变成了废墟…… “地震时，只听‘轰’的一声，那座4层的教学楼就倒了，学生娃儿一下就埋在里面，惨得狠！”一位居住在学校旁边的居民指了指那堆已经被推土机和挖掘机翻了几次的废墟如此说。 新建小学共有学生687人。12日当天，在校的学生共680人。经过现场初步清点，安全撤离到操场的学生有350人。校长杨勇一直对外界这么说：地震发生时，他急忙冲上3楼，大声叫喊着要求学生们不要慌张，扶着墙壁往下走，到操场集中。“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人。”杨勇校长在地震发生时的指挥是有功的，不然不知要多死多少孩子！但新建小学付出的代价还是无法让遇难学生的家长们平息心头之愤：为什么教学楼就这样不禁震？砸死的又都是些七、八、九、十岁的孩子啊！地震袭击都江堰后，许多房子倒塌了，市民遇难的也很多。因此有一对中年夫妇志愿者驾驶自己的挖掘机帮助救援，可当他们经过新建小学时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也被埋压在废墟里。 “求求你一定救救我们的儿子啊！”中年夫妇看到现场的惨状，跪在正在抢救的消防支队四级士官肖和的面前乞求道。肖和点点头，转身上了废墟，这位战士当时已经救出了几十位学生。他又毫不犹豫地开始为这对志愿者夫妇寻找被埋的儿子。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挖掘，一具残缺的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抬了上来…… 那中年妇女一看尸体，话还没说出口，便当场昏死过去。那中年男子从消防战士的手中接过孩子，又一次“扑通”跪在肖和面前，哭着说：“兄弟，我的孩子没了，请求你们给他裹一床新被子吧。昨天我给孩子说好了，今天和我们分床睡，他很勇敢，不哭也不闹，就说要一床新被子，我和他妈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买被子啊……”中年男子泣不成声地说。 泪流满面的肖和将手里的工具递给战友，跑到自己驾驶的移动照明车上，将部队集结时候发给自己的一床新棉被抱了下来，裹在了孩子身上…… 当时现场围了很多人，大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落泪。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叫肖和的消防战士是正面临退役的四级士官，在消防支队中属于军龄最长的一个兵，可这位老兵在新建小学立了大功，仅他一人就先后救起45人。 “国家救援队来啦！我们娃儿有救了！快让让路！让一让！”突然，有位在现场指挥的当地领导对围在校门外的家长们高喊起来。大家顿时不由自主地往同一个方向看去，只见一队身着橙黄色服装的国家救援队的官兵们跑步向新建小学而来。立即，家长们让出一条通道。“国家救援队”迅速进入现场。领队的刘向阳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把手一挥：“快展开抢救！”一时间，队员们冲上废墟，生命影像测探仪、红外测探仪、声波测探仪，还有“搜救狗”——老百姓这样称呼那些灵敏的特种狗，一齐开始忙碌起来。围观的群众和那些揪心的家长们脸上跟着紧张和兴奋起来…… “发现目标！”不到三分钟，有队员报告。于是现场的挖掘机等设备被利用起来，包括消防队员的双手，集中在“目标”处……第一位幸存者被救。当受伤的孩子睁着恐惧的眼睛看着围观的人群时，他的家长又笑又哭，不知如何是好。 3个小时过去了，8个孩子被救出。这对现场是何等的鼓舞！“汪、汪、汪……”灵敏的“专家”又发现目标！国家救援队指导员杜国平带着队员张文起等飞步过去。他们通过电筒照射，发现楼板下面有个微弱的声音，原来里面有个女孩，而她的旁边还有一个男孩子也活着。 一定要把孩子活着救出来！领队刘向阳经过观察，迅速与大家研究出了营救方案：先把楼板吊起来，然后再视情况营救。 “你们把眼睛闭上！”刘向阳冲底下的孩子高声喊了一声，然后指挥吊车缓缓启动横伏的水泥楼板…… 再往里面看去，刘向阳他们又高兴又心痛——高兴的是小女孩儿的身体露了出来，那男孩儿也睁开了眼睛看着他。心痛的是，在这两个孩子旁边，拥挤着的七八个缠绕在一起的学生都已经死亡了……这一幕触目惊心。 “总理来啦！”突然有人说。 刘向阳他们抬头一看，可不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堆废墟上，温家宝冒雨来到了现场。“报告总理，我是国家救援队的副队长刘向阳，我们已经在这里救出8名幸存者。”“好。谢谢你们，你们是好样的！希望你们能尽快地救出更多的幸存者。”温家宝说着，就蹲下身子，往废墟的下面看……现场的人清楚地看到温家宝的眼睛一下湿了，“孩子，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能获救的！”“总理爷爷……”那个躺在死尸之中的小女孩儿轻轻地说。 “总理爷爷好，我很坚强的。”那个压在死尸之下的男孩儿突然这样说了一句。 温家宝的嘴顿时一抿，两行眼泪淌在脸颊上。 现场的人都流泪了。 “找个东西给孩子遮一下。”温家宝见雨水淋在废墟里的女孩子脸上，心疼地对刘向阳说。 马上，有人传过一床被子，刘向阳裹住了女孩儿的身子。 流着眼泪的温家宝这才慢慢站起身，并对刘向阳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两个孩子救出来。”“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向阳保证道。 工作人员一直在轻轻催着温家宝，显然另有重要的灾情要向他报告。可总理似乎放心不下仍在抢救中的孩子，于是在现场亲自指挥了20分钟。由于孩子周围的废墟呈网状，一时难以将孩子马上救出来。最后温家宝不得不离开现场，他再次用命令的口气对刘向阳说：“你们无论如何要救出他们。要查一下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将来我要去看他们。”5月2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都江堰灾区时，问当时在场的市领导：新建小学那两个孩子救出来了吗？市领导同志回答说，救出来了，现在可能在市人民医院治疗。温家宝当场就说，我想去看看那两个孩子。随后，温总理穿好衣服，正准备去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忽然又听说两个孩子都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于是，又直奔省人民医院探视。 温家宝来到两个孩子住院的病房时，9岁的赵其松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小其松觉得这个爷爷很面熟，便拿起一个苹果，热情地说：“爷爷，给您一个苹果。”温家宝的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俯下身子，说：“谢谢你，爷爷不吃，你留着吃吧！你还记得那天吗？那天我看到你了。你听见我喊你了吗？我叫你要挺住。我有一张蹲在地上看叔叔们救你的照片，我惦记着你呢！”小其松眨了眨眼睛，终于想起来了，忙回答：“知道！”看过小其松后，温家宝又来到7岁女孩王佳淇床前。他俯下身子，拿起孩子的小手说：“来，摸摸爷爷的脸。”小淇淇非常聪明，一下就认出了面前这位爷爷是谁，便十分兴奋地说：“总理爷爷，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没有哭，我做鼻子手术的时候也没有哭。”温家宝的眼睛顿时红红的，他满怀深情地对小淇淇说：“对，你很坚强，我记得你，你现在想和爷爷说什么话吗？”小淇淇那双水灵灵的眼睛转了转，说：“我代表新建小学的小朋友感谢温家宝爷爷！”温家宝点着头，双手紧握孩子的手，说：“你好了以后，代我向新建小学还活着的小朋友问好！”“嗯！”小淇淇开心地应道。 这个小淇淇和小其松是幸运的。他们是新建小学几百名幸存者中最幸运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在国务院总理的亲自关心下的幸存者。然而还有100多名小伙伴却永远地不能再做爸爸妈妈的好宝贝了…… 地震两天后的14日下午2点左右，另一支现场搜救队又在新建小学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名小男孩的遗体。孩子的母亲见到死去的儿子后，号哭一声，便瘫在地上，当场被救援队一路搀扶着离开现场。孩子的父亲赵建中看起来还算冷静，此前，据说他已经在废墟上搜寻了近两天时间。当救援队把孩子的遗体抬到收殓车前，赵建中蹲下身去，用手帕擦去儿子脸上的灰尘，然后拿出手机，拍下了儿子留在人世间的最后遗容。然后，赵建中和周围的人一起，平静地将孩子裹入一块军用毯里。紧接着，赵建中用力抱起军用毯，往收殓车走去，所有人都默默地望着他的动作。突然这个一直很镇静的父亲，仰天长啸，那声音撕破已经过度悲痛的都江堰的短暂平静，许多过路的人再一次围到新建小学门口，他们与赵建中一起再一次承受着悲痛…… 哭声自12日下午开始，在都江堰就没有停止过。 5月12日，对普通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在医院，这个日子会引起一些年轻的女护士们的热忱，因为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护士节”。100多年来，“南丁格尔”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白衣天使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奉献着纯洁的热情与精湛医术。而通常，这一天每个医院都有些特别的活动，这会让年轻的护士们感到格外兴奋和自豪。都江堰市中医医院的女护士们同样关心着这一日子。 上午同往常一样，只是因为这个“护士节”是周一，所以这家日门诊量在八九百人次的县级中医院，这天上午要比平日多一些看病的人。许多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一直忙到中午才算稍稍松了口气。 这座医院与新建小学离得很近，同在老城区繁华的建设路上。全院只有两座大楼，进院门右手边是门诊大楼，对面是“厂”字形的6层楼住院部，门诊大楼和住院楼合围成一个小广场。 因为上午的门诊特别忙，所以到中午后多数医院职工回家吃饭和休息去了。通常下午2点28分后门诊部的工作人员才开始重新多起来，但住院部大楼里一切正常。100多位病人和陪床家属，除值班医生外，最忙碌的要算护士了。而这一天还有一个情况是，今天的住院楼护士中，有一部分被副院长胡芸带走去参加市里的护理技能竞赛去了——没有人想到，这些去参加竞赛的护士们是多么的幸运，她们都幸免于难。而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几乎全都成为地震的死难者…… 住院部的5楼，是妇产科。2点20分，一例妇产科手术成功做完。几个护士嘻嘻哈哈地要去住院部大楼背后小巷吃麻辣烫，主持手术的吴大夫有点累了，说不想去，留下来处理一些手术室的事。 下午2点30分快到了，医院总务科的胡小弟提前几分钟来到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住院部大楼顶层的简易房内。他一看同室的4个人到齐了，刚要想做点什么，突然感到整个楼体在猛烈摇晃，“地震！快跑！——”是同室的张科长大喊了一声。胡小弟迅速跟着同室的人往房门外奔跑，他是第三个出的门。 走出房门就是住院部大楼的楼顶，胡小弟奔跑到大楼的中间时，他听到走在前面的张科长仍在急促地催他快跑。胡小弟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因为后面还有同事。他看到一个离他五六米远的同事刚刚跨出房门，那房门前原来就有的一条裂缝，忽然张得很大，并迅速倾斜下去，那个同事来不及反应，从裂缝处掉了下去……他惊得不知所措，又回过头看到走在前面的张科长已经进了楼房一端的楼梯口，然而就在这时，整栋楼体像坐空了似的颓然下坠，且下坠的速度令人难以想象之快，张科长的背影在胡小弟的眼里瞬间消失在一阵扬起来的尘灰中…… 胡小弟同时感觉自己的双脚也像被抽空了似的伴着扬起的尘灰往下猛坠，如坠入万丈深渊。 大约两分钟后。胡小弟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位置不同了，他的脚下尽是瓦砾和碎片。他从断裂的楼板上站起来，拍拍腿和腰板，没事！毫发无损！可张科长没了，其他几个同事也没了。倒是那个从裂缝中掉下去的同事还有气，但是脊椎骨折了。 胡小弟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脚下原先是6层高的楼房，现在只剩下两层楼那么高的废墟了。他知道住院部彻底完了，那么多病人和陪床的病人家属，还有自己的几十位医院同事也完了……这是地震吗？唐山大地震挺厉害，可也没有听说这么高的大楼往地下坐下的！他看到小广场上站着不少人开始喊了，也有人开始哭了。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明白了：自己还活着。 胡小弟认识门诊楼药房的罗昌伟。第一声喊“快去救人”和第一个冲进废墟里的就是他。罗昌伟从废墟里抱出的第一个人是活的，但第二个抱出来的却已经断气了。 后来门诊楼里出来的人逐渐多起来，他们都冲到了已成废墟的住院部大楼…… 很奇怪，“厂”字形的住院部大楼，有一面并没有倒塌，只是被扭斜了，像中了风的面孔，很恐怖。那楼上还有50多人，因为没了楼梯，幸存者聚集在窗口处拼命呼救。有一个人情急难忍，一不小心，从松动的窗台跌下，当即身亡。 罗昌伟看到了这一情景，喊人到门诊大厅里拉出一根消防带，试图用简易梯将上面的人救下。但简易梯不够高，上面的人没法往下滑。 50多个人更加紧张，大哭小叫，乱成一片。 这时，午休后回来上班的李其林院长、余福德、胡芸、周勇副院长等赶到了现场，救人开始进入有序状态。很快，成都消防队和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官兵也来了。最终，残楼上面有49人获救。 可是，倒塌的废墟里，仍然有大量病人和陪病的家属及医院的几十位工作人员被埋…… 此刻的废墟里，到处是血，救人争分夺秒。“当时我们看到倒塌的住院部大楼，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你甚至都不敢去碰它，因为都是横七竖八的楼板，你不知道动了这一块另外哪一块会再一次轰然倒塌，那样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医院和消防队的几个人在废墟上，只能靠双手抱、扒，或者用简单的木棍铁铲撬。还有不少来帮忙的人，一见楼板下有人叫救命，就小心翼翼地给搬掉压在上面的水泥块，有人还想往缝里塞矿泉水，但又不能解决多大问题。所以救出一个人非常困难。眼瞅着许多人在里面被闷死了……”七八天过去了，中医院的那堆废墟前，总有一些邻居和围观的人站在那儿向来自各地的记者等来访者介绍些情况。一个中年人这样向我介绍道。 下午5点多，下起大雨。人们冒雨把废墟浅层的人都救了出来。没有有效救援工具，深处被埋的人只能等待。人们又想法把瓶装矿泉水塞进缝隙里，希望里面的伤员能够坚持住。 因为有四川省省委有关同志的陪同，所以我的采访得到了中医院方面的配合。地震以来，由于门诊部大楼保存完好，因此这个医院的正常医疗工作仍没有停止，他们在院领导的带领下，坚持不分昼夜地战斗在岗位上，化悲痛为力量，为都江堰的抗震救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群体。 院办的一位同志向我们进行了正式介绍：12日下午地震后，医院方面迅速组织抢救，当场救出了几十位幸存者，这些主要都是与倒塌的住院部大楼相连接的那栋危楼上的病人和陪病家属及医院工作人员。但压在废墟里的人却很难抢救。下午5点钟后，天下起大雨，给抢救带来困难，一些松散的废墟在不断往下坠。后来主要赶来增援抢救的是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数百名官兵，他们在这里一直奋战了8天9夜，直到搜遍了全部废墟之后才撤离。 温家宝总理是12日深夜到的抢救现场，他在雨中所说的“决不放弃，全力抢救人”的话，就是在中医院的废墟上。温总理的话，也从此成为整个灾区第一阶段的战斗号令。 这位同志介绍，中医院的抢救工作，主要是在地震的前三天。除了当地武警和消防队外，国家救援队也都来过现场。“但由于楼房倒塌的情况太严重，几乎每救一位幸存者，都得花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几十小时，这也就给整个抢救行动带来非常大的不利。”他说13号他在现场就看到武警官兵为救一个幸存者，用了近20个小时。 “发现一个活人不容易，可要救出一个活人更不容易。在一个大坑上面，当时我们在地面上估计那里面会压着不少人，武警官兵便费劲费力用了十多个小时，才挪走了那些压在大坑上的水泥板和砖块。后来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名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幸存者，连忙给他戴上一顶安全帽。这个幸存者半坐在一堵矮墙前，背朝着搜救人员，左手臂还被压在一个已经死去的遇难者身下，抽动不得。而那个遇难的死者身上，又压着大的水泥板。在这个幸存者的正上方，又是随时可能倒塌的一栋悬空楼体。 要救这么个幸存者，实在太危险了！那垛矮墙是唯一的支撑体。抢救的消防队员只能轮流下坑，用腰斧将压在死者身上的水泥板块砍成小碎片，再慢慢抽出，进度很缓慢，但也只能如此。而且那个时候，讨厌的余震又不断。这个时候，3名国家救援专家到了，他们观察了一下现场，对搜救和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消防队员和武警官兵又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把那名已经昏迷过去的幸存者救了出来。我们在他的裤袋里发现了一个教师证，于是便知道了他的身份，是67岁的王德祥，小学数学教师……”王德祥老先生是幸运的。但活着的他内心极其痛苦。因为这一天本是他的生日。家人为了住院的他像以往一样过上一个生日，12日中午，王德祥的老伴、儿子、儿媳妇、孙子、侄儿、侄儿媳妇、二侄儿、二侄儿媳妇一行共8人，带着礼物和生日蛋糕等，喜气洋洋地来到中医院为老先生庆贺生日。哪知灾从天降，当时除儿子因为要上班而先行离开了医院外，其余7位亲属则全部被埋在废墟之中，永远地离开了王德祥。 5月12日，原本并不太在乎自己生日的王德祥，从今以后，不知这位老先生是否还愿意记起这个生日。当他想起这个生日的时候，他又是怎样的感叹与悲伤？ 5月12日，你让多少骨肉分离？你给都江堰带来多少痛与悲！中医院最后确认的死亡人数为160多人，其中医院人员30多名。这是除学校之外，在地震中群体死亡最多的单位之一。 在我记忆中的都江堰，无论是30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它，还是大震前一年重游故地时，它都是那样的清秀、美丽，既充满中国传统的农耕风情，又四处散溢着现代的时尚浪漫。然而今春5月下旬的都江堰，则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皆是眼泪和痛楚。 这种沉重令我有些窒息和压抑。 在12日至13日的都江堰，还有一个地方的抢救更加惊心动魄。这个故事在媒体上基本没有披露多少，其原因是有个细节很意外。然而在我看来恰恰说明了生命的不易。 在都江堰风景区，有条观光索道上，在地震时悬挂着12名台湾游客，另有2名中方导游。台湾游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最大年龄的已经73岁。山崩地裂后，索道完全停止了，悬在半空的被关在吊厢里的十几个台湾游客们，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拼命地呼叫，然而没有人回应他们。傍晚时分，才有人过来告诉他们已经通知部队来营救。 “我要下去解手！我憋不住呀——”一位女游客喊个不停。每个索道上的吊厢装着俩人，这位女游客正好与一位男游客在一起。他们虽然是一个团的，但并不太熟悉。现在他们成了险境中的同路人。男的对她说：“你就别再嫌弃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去你的……”女游客说完便哭了起来。不想，悬在索道上的几个吊厢内顿时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哭喊声。 “救命！”“快来救命——”“我要下去！”“我要下去解手——”女游客们全都哭喊起来。索道开始晃动起来。 “你们别哭喊了行吗？想死就往下跳嘛！”有个男游客愤怒了。那悬在半空的索道一旦晃动，他们随时可能坠入四五十米深的山下，那个时候只能是一命呜呼。 女人们不敢再大声哭喊了，可她们仍在哭泣。“让我死吧——啊呜呜呜……”突然，又有人放声大哭起来。 索道再一次晃动起来。 “快来人哪——！我们受不了啦！”这回是男人们在叫喊。 “让我去死吧！”“哐！哐哐！”有个吊厢突然发出响声，是一个男游客用脚在猛踢吊厢。 他想踢开反锁着的吊厢门闩，于是索道摇晃得更加厉害。 “你去死吧！你要再踢，看我扒你的皮！”前后吊厢的游客大骂起来。 “你们能不能不嚷嚷嘛！”有人在规劝，可谁也不听谁的。索道上成了你死我活的争吵之地。而唯有摇晃才能使这种绝望的喧闹声停止片刻。 谁也不想死。但谁都知道，此时此刻谁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将索道弄断，所有的人将粉身碎骨……可是你无法让那些悬在索道上的每一个脆弱的生命安静下来。 一个吊厢里的女游客接通了台湾的电话，她向女儿哭诉着自己在死神边上的感受。“快来救救我吧！我、我……”她再没有说出话，一下昏死过去。 “妈咪！妈咪你要挺住——”女儿在手机里呼喊着。手机坠入了几十米深的山脚下……女儿与母亲的对话结束了。 “醒醒！你醒醒。你死了我咋办？”一旁的同行者吓得双手猛掐对方的人中。昏死者一醒过来，就哭着呻吟着：“你还是让我死吧！我实在受不了啦！”所有悬吊在索道上面的人都受不了了。 雨开始落下。而且是倾盆大雨……“怎么还不来人？”“人都死光啦？”有人愤怒而紧张地盼顾着渐黑的天空，索道上的紧张气氛骤然加剧。 “哐！”“哐哐！”有人又开始不顾三七二十一地踢着吊厢。 “你们、你们能不能不要踢了啊？呜呜……”女人们祈求地尖叫着，然而“哐当”“哐当”的踢声依旧。有人的神经已经开始崩溃…… 一束灯光射来。 索道上顿时欢呼起来。“来人啦！”“是解放军同志来啦！”“我们有救啦！”“有救啦！”“解放军同志万岁！”这些台湾游客忘了自己在喊什么，但这是他们的真心呼喊——他们把解放军称为“同志”，将一个久藏在心底、平时不敢喊出的声音这回高声地痛痛快快地喊了出来。 来的真是“解放军同志”。他们头上的帽徽上有五角星，不过他们其实是武警消防队员。 “解放军同志，快救我们下去吧——！”有人高喊起来。十几个人一起高喊起来。将整个死寂的山冈喊得摇摇欲坠。 “请大家务必不要再喊了！索道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再加剧震荡了！记住了不能高喊！也不能有任何晃动——”消防队员在下面喊着。 索道暂时宁静片刻。吊厢也不再发出“哐当”“哐当”的踢打声。 突然又有人尖叫起来：“同志——我这里有人不省人事了！你们能不能拿点吃的来呀？水——矿泉水就行！”“我们也要矿泉水！”索道上顿时响声一片。索道又开始摇晃起来。 “请大家务必不要再摇晃索道了。这样会有更大的危险！我们正在想法全力抢救，你们千万要耐心等待……”消防队员在喊着。 索道上又恢复了平静。 “传动系统已经被破坏，又没有电力支持。看来很难救援。”“请求派直升机来支援吧！”“四周都是密林，直升机来了根本无法停留。”“哪怎么办呢？”“只有等待了……”由于索道的电力系统全部被切断和破坏，加之吊厢悬在几十米高的半空，消防队员的几次营救均告失败。 12日晚8点左右，营救暂时停止。 “你们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们咋活呀？”“我们是你们的同胞。我们过去没有得罪过你们呀！陈水扁不是人，可我们都是拥护祖国统一的良民呀！求你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呀——”索道又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说什么的都有，唯独没有听劝的。 “上面的同胞们，请大家无论如何要配合。不能再使索道有任何的晃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请大家相信，我们会全力营救你们的。而且我们正向上级请求支援。这次地震非常严重，整个都江堰市都处在紧张的营救之中。但是我们这儿的营救已经得到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将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你们。所以请你们务必配合，一定要保持体力，等明天天亮后我们一定会找出营救办法的……”消防队员们又在喊话。 明天？要等到明天！我的天哪！索道上，又有人开始低泣，也有人大喊大哭起来。 场面无法控制。只有听天由命了。 雨，猛烈地下着。将每一个吊厢淋得透湿……有个吊厢里一对男女吵起来了。男的骂女的不该拉臭，女的则回骂男的这个时候还穷讲究什么。 生命是第一位的。在生命面前，其余的都将让路。 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悬在半空之中，随时可能坠入深渊，粉身碎骨……没有一点心理素质的人无论如何也难忍这黑色的一夜。 有再好的心理素质的人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恐怖之夜。 这一夜，12名台湾游客在半空的索道上度过了人生最恐怖的十几个小时。当第二天黎明时，有人疲倦地睡着了，有人则根本没有合过眼——睡着的人后来说：“当时脑子全空了，真要索道一断，就一死了得！”没有合眼的人说：“就怕眼睛闭上的那一瞬，索道断了，所以不敢合眼呀！”活着太不易！活在死神的手掌之中的那一瞬更不易！这一夜，犹如又一个五六十年的光景。 十几位台湾游客各自想了一千遍后悔——后悔不该选择这一次都江堰之游。但也有人想通了：活着真累，不如索道一断，眼睛一闭，死了算了！然而，东方渐白时谁也没有死。可眼前的情景死比活着更可怕、更难受！“快来救救我们吧！”“求你们啦！你们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吊厢内的游客不再像前一天那么声嘶力竭，但呼救的声音却更令人揪心。 生命进入最后的绝望时刻时，那种悲切是恐怖的。 上午9时左右，几位军官来了。他们是成都消防支队的田政委和公安部的一位副处长。他们询问了现场队员的营救方案后，认为必须改变战术。“现在唯有运用现场现有的一台索道修理滑车，我们可以通过派一名经验丰富的队员利用这台滑车，慢慢接近吊厢，然后再用滑轮缓降器将游客解救下来。”成都消防支队的田政委提出了这个有效的营救方案。 “我看可以。现在也只有这个方法了。”公安部的副处长和现场指挥员都同意此方案。 “来，你把这三个鸡蛋吃了。现在就看你的了！”田政委把仅有的三个鸡蛋给了一位看上去训练有素的战士。他叫常维树，特警二中队的士官。大震之后的都江堰食品极度紧缺，在一线抢救的营救队员基本上都是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能吃上三个鸡蛋，这对现场的营救队员来说，好比吃了一顿山珍海味的大餐。 “保证完成任务！”有了鸡蛋充饥的常维树向现场指挥员行了一个军礼，便向索道攀进。 此时的常维树，浑身绑着各种营救的器材，其中最重要的是滑轮缓降器。窄小而笨重的小滑车在索道上每滑动一寸，都需要力气和高度谨慎，因为此刻的索道处在随时可能断脱的危险。 第一个游客吊厢已近在眼前。只见战士伸出右腿，轻轻地开启厢外的门闩。然后将安全绳索套在游客身上，再帮助其通过滑轮缓降器往下滑去——成功啦！第一个吊厢里的游客安全地降到距离索道四五十米的地面时，现场一片欢呼。 第二个吊厢里的游客以同样的办法获得成功的营救。 “我们有救啦！有救啦！”其余的吊厢内的台湾游客，欣喜若狂地等待着命运之神前来搭救。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大陆的营救队员是世上最亲的亲人！“我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你们中间的任何人！”一位刚刚被救下的女游客，抱住营救队员如此说。 营救队员没有时间回答她的问题。他们继续在小心谨慎和紧张地开始救援后面的那些游客。 索道太危险。动作不能重了，而轻了又无法救下吊厢内的人。每营救下一个游客，都要花去较长时间。 队员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吊厢内的游客有些急不可待了。“哐当！”“哐当！”踢打声又响起…… “你想死啊？”其他吊厢里的台湾游客不干了，骂骂咧咧起来。 踢打吊厢的是最后一个吊厢内的男游客。这是唯一一个只有一个游客在里面的吊厢。也许太孤独，这位B先生的神经似乎已经崩溃了。无论谁的话他都不听，一个劲儿地只管踢着吊厢，而且嘴里不停地喊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的话。他的行为给抢救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可，谁也无法制止他的疯狂…… “太危险了！照这样下去，后面的几个吊厢随时可能被他的折腾而毁了！”指挥员万分焦急，又无可奈何。 “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加速营救呗！”政委要求队员们尽一切力量全力投入最后的战斗。 此时天色又开始变黑——若不在天黑之前将最后的游客安全营救下来，便意味着又要让剩余的游客在半空的索道上多呆一个夜晚。“这不等于让他去死一样嘛！不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营救下来！”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吊厢了。里面只剩B先生了。不把他救出，就等于送他去死。 现场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别踢了！我们一定营救你下来！要配合，千万千万！”营救队员不停地喊着。 “你不要命啦！快安静点，解放军同志一定会把你救下来的！相信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不要踢了——”那些被救的游客也在地面上不停地鼓励B先生。 英雄的战士开始了最后的营救。索道上发出“咝咝”的声音，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极度紧张。 1米、5米，10米、20米……现在离B先生的吊厢只有三四米远了。战士甚至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B先生湿透了的下身，但就在这个时候，B先生又一次疯狂地踢起厢门，而且越踢越猛烈——“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他嘶哑地叫喊着，听不进战士和现场同行者的规劝。3米、2米……战士正准备伸出右腿开启吊厢外面的门闩时，突然“哐当”一声，B先生自己将吊厢门踢开了！“别动！千万别动！马上救你来了——”战士向他喝道。 可B先生看了一眼营救他的战士，然而双腿一跃，纵身向几十米深的山下跳去…… 这一幕谁也没有意料到。 这一幕让所有在场的每一个生命都感到了绝望的生命是什么样！B先生坠落在山坡的树杈中间，当时没有死。队员们立即将他放在担架上，接力向山下飞奔——被地震震塌的道路根本没有了，只能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走。三公里的山路，他们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抬担架的队员全都遍体鳞伤……他们尽自己的全力将奄奄一息的B先生送到山下的救护车上，又将其护送到成都人民医院。遗憾的是，由于B先生伤势太重，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报告总部：12名台湾游客除了一名意外伤亡外，其余全部获救……”消防队政委向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报告道。 “祝贺你们成功！”“谢谢大陆同胞！”消息迅速传到海峡另一边的台湾，电波里回荡起骨肉同胞间少有的欢呼与浓浓亲情…… 这是我们经历的都江堰震中的一幕。它是痛苦中的一幕悲喜剧。它因此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城市。 以前来都江堰，总是在城里转，并没有注意都江堰市其实还管辖了很大一块地盘。它下属有12个镇，其中包括此次地震中出名的聚源。2004年之后，都江堰下辖12个镇外，另保留了两个乡：向峨乡和虹口乡。 不曾想到，这两个紧挨汶川映秀的山乡，在此次大地震中饱受摧残。本来通往汶川的路是通都江堰的虹口乡，而恰恰因为这里的“生命线”被彻底地掐断。到了20多号，即便想到虹口乡，却已无法如愿。 “你要想看倒塌的学校，向峨乡必须去。”四川省委的朋友对我说。 “好吧，我们就到向峨乡去。”我问，“从都江堰到那里需要多长时间？”“几十分钟就到了。”果不其然，出都江堰后，经过一段山路，就进入了向峨乡境内。但路非常难走，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由于前些日子下过雨，许多路段的路面像是泥潭一般——我由此想到了这个偏僻山乡在经历地震摧毁后的前一两天的困境！“马上就要到了。”穿越过一片很大的废墟和农舍之后，司机说。 看到了：这就是向峨乡的所在地！沿着公路形成的一条山乡小镇的“7”字形街道，大概可以看出这个小镇往日的风貌。但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不见一间完整房子的巨大废墟！狭长的，除了中间一条为抢救队伍专门腾出的通道之外，整条约500米长的“7”字形小街两边，皆是坍塌的废墟……只有空降兵部队的一台大型挖掘机在捣毁那些半塌半斜的残余建筑的场面，似乎还能感觉到这个死亡了的山乡还有一丝生命。 陪同我的朋友是省委组织部门的，所以在他来向峨乡前就为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当然发生在向峨乡。而且后来中央组织的抗震救灾事迹报告团里就有这个人，他便是向峨乡党委书记罗鸿亮。 下面是罗鸿亮书记的报告内容： 5月12号下午，我正在莲花湖畔的莲月村主持一个村道建设工作会。突然，地动山摇，莲花湖像开水一样翻滚。有人大声喊：“地震了！”我和大家赶紧跑出会议室，爬上湖边的岩石，朝乡政府方向望去，那边已是满天黄烟，什么都看不清。不好，得马上赶回去！我和同事们急忙往乡政府跑。一路上，周围的农房几乎都垮了，水泥路面到处坍塌开裂。乡政府和周边的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成片的房屋只剩下几栋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中，整个街道变成了一片砖瓦堆！“罗书记，乡政府大楼垮了，好多乡干部都埋在了底下！”“罗书记，爱莲社区的房子垮了！”几个村民跑过来对我说：“中学的教学楼垮了！”我心里一惊，中学垮了？！这可是上课时间，几百个学生啊！我火速把在场的乡干部叫过来，主持召开了向峨乡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党委会，大家作出了一个生死抉择：先救学生！乡长付岷涛立即带着一群干部拼命向学校奔去，边跑边对惊恐的人群喊：“快去学校，快去救娃娃！”地震把中学的教学楼全部震垮，废墟中不时传出孩子的哭声、呼救声。已经赶到学校的家长哭喊着，扑在废墟上疯狂地刨找着自家的娃娃。 慌乱中，有群众问：“乡干部都到哪儿去了？！”民政干部罗代强跳上乒乓球台，大声说：“哪个说乡干部不在，我就是乡干部！男人们都站过来！”慌乱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付岷涛嘶哑着嗓子对大家说：“现在只顾自己，谁家的娃娃都救不出来。都到那边去，到呼救声最多的地方去，救一个算一个！”男人们过来了，女人们也过来了。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到了废墟的最上面，其余的人排成两行，把砖头和水泥块不断往后传！10多分钟后，废墟里救出了一个活着的娃娃！但是由于没有大型机械，救援进展十分缓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废墟中，孩子们的呼救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微弱，我的心也越来越沉…… 怎么办？必须找到救援机械！我们马上派人四处寻找。15分钟后，东林村村主任袁凤群带着自家的两台挖掘机赶了过来！挖掘机进场后，迅速清除了废墟旁的路障，并打通了操场连接校外的通道。怕挖掘机伤到娃娃，木匠任隆富带着几个人，拆掉倒在操场上的篮球架，土法上马，硬是把挖掘机改装成了简易吊车！这两台临时改装的吊车，在最危急的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任木匠指挥吊车，吊开水泥板，干部群众立刻跟进抢救。 自救中，我们用手刨、用肩扛，用自制的吊车救出了30名学生。当天晚上，1000多名解放军、武警和消防官兵陆续赶到向峨救援。最后，从废墟中一共救出了68名学生！前面提到的罗代强，在组织救援前已经看到了埋在废墟里的儿子。当时儿子露出了一只脚，老罗一眼就认出了儿子脚上穿的那再也熟悉不过的鞋和袜子。但为了不打乱救援安排，老罗没有向救援队伍表露过自己的孩子还埋在废墟下。3天后，孩子的遗体从废墟中抬了出来。儿子留给老罗最后的记忆，就是废墟里露出的那只脚。他后来告诉我，晚上睡觉就不敢闭眼，一闭眼，儿子的鞋和袜就在眼前晃…… 16号清晨，学校救援基本结束后，一部分机械和力量随即转到乡政府增援。但是，太晚了！直到5月17号凌晨，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乡政府废墟中才清理出最后一批干部的遗体，包括乡长助理易大东在内，8人遇难…… 32岁的易大东，去年9月从都江堰市下派到乡里挂职。当时，几块水泥板死死地压在他身上。救援的同事鼓励他要挺住，一有机械和人手马上就来救他，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你们先去救学生……”大东结婚多年，忙于事业，把要孩子的时间一推再推。大东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从得救孩子的笑容里，我仿佛能看到大东生命的延续…… 乡干部李明，在乡政府大楼完全垮塌的一瞬间，用力把一名来乡里锻炼的女大学生推出了死亡地带，自己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废墟里。后来，解放军战士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点财产，来到李明家，问李明的妻子有什么贵重物品需要清理。她说：“其他的都不需要了，我只希望能找到丈夫的‘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要让女儿知道，爸爸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地震后的这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脑海里总会闪过这几个朝夕相处的同事的身影，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如果早救他们几个小时，或许他们就能活下来。 但生死关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这几天到我乡爱莲社区的人，都会看到一块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立在废墟旁的受灾群众安置点。立牌子的人是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婉民。地震那天，她的母亲遇难了，她流着泪朝掩埋母亲的废墟鞠了三个躬，说：“妈，女儿不孝，顾不到您了……”说完就匆匆赶去疏散群众。第二天，当她再次跑过家门口时，家里人已经把母亲的遗体收拾停当。作为女儿，她能做的，只能是最后一次帮母亲换上一双新鞋。5月16号下午，受灾群众基本安置妥当。王婉民带着支部几个人回到原来的办公地点，从废墟里刨出了“向峨乡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她把这块牌子再次竖起来，她要让社区的群众都知道，地震没有震垮他们的党支部！5月17号，胡锦涛总书记到成都察看灾情，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得知我们向峨乡的情况后，高度评价了向峨乡党员干部危难时刻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做法。总书记的关怀和激励迅速传遍了向峨乡的每个角落。在乡、村和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受灾群众正在走出地震的伤痛，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现在，16个受灾群众安置点都插上了鲜红的党旗，全乡24个党支部已全面恢复工作，545名佩戴党徽的共产党员奋战在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第一线。 545个党员就是545颗种子。这些种子播撒在全乡5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向峨人民就一定能够重建家园、创造美好的新生活！罗鸿亮书记的报告内容与他跟我讲的和当地群众给我讲的是一致的。在5月23、24日采访的时候，我受这个乡感动的故事中，确实也有这两件事：一是乡干部在自己同事压在废墟时，首先提出了“娃娃要紧，先救娃娃！”；二是在群众处在六神无主、一片惊恐和无家可归之时，爱莲社区的女支书王婉民带着支部几个党员，从废墟里刨出了那块“向峨乡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并高高地竖在了废墟之上，让群众能够聚集在他们身边，这是何等的伟大壮举！向峨乡因一句豪言和一个壮举，将载入汶川抗震救灾的史册，并获得人们永远的记忆。 在同样的生命需要拯救的时候，乡干部们把自己的生命留给了学生娃娃，这让到处是悲情的汶川地震中亮出一道崇高的人性光芒。 向峨乡干部们的行为，在我看来可以比得上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等等英雄的行为。因为与之所有的生命相比，作为成人、作为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如果需要作生命的选择，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生的可能留给他们的孩子。 大震之时，在乡干部被埋的同一条街上、仅隔二三百米的向峨中学，当时有400多名学生被埋，罗鸿亮他们选择对了，一句“娃娃要紧，先救娃娃”，让那些无助的孩子和绝望的父母们有了一丝希望，即使在灾后的许多时间里，虽然不无悲痛地常常想起自己的儿女死去的那一幕悲惨情景，他们仍然不会有太多的怨气向政府和干部身上宣泄……这是向峨乡干部们作出正确选择后获得的最大安慰。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作深入研究。我只是想补充关于这个乡在此次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那一部分痛——生命之痛。 这是主要的。地震灾害之所以使我们流了那么多眼泪，尽管有很多是被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和人性复活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大爱所感动的眼泪，但我们无法回避那些突然失去生命的事实。 8万多条生命（其中包括失踪的），在瞬间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的甚至是整个家庭、整个班级，以及那种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作最重要的关注。 因为这是生命。 我不得不补充罗鸿亮书记的报告内容，因为他在报告中提到一个叫任隆富的木匠。事实上，这位叫任隆富的木匠是个英雄，因为他将挖掘机改装成简易吊车，并在现场连续工作近50个小时，他一人至少就救出了5个学生。直到15日凌晨搜救结束后，木匠才悄悄拉着在此遇难的女儿的遗体回家。 “任木匠就是从这条山路上把女儿拉回家的……”这位老乡指着那条崎岖的山路对我说。望着泥泞而狭窄的山路，我不知道任木匠最后是何等的悲伤。据说他在现场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因为他没时间掉眼泪。在解放军大部队没有到来之前，现场没有大型机械设施，一切抢救都是靠双手刨，而横七竖八的水泥组成的废墟和瓦砾，光靠双手刨的结果是，那些原本可以不死的人很快会断气……任木匠的英雄壮举就是他有一套木匠功夫和他善良的本性。 12日这一天，任木匠正在山上和一帮搞机械建设的兄弟们吃饭。上午在矿坑内的活儿忙了些，所以午饭吃得晚，这也使他和几位兄弟幸免于难。地动山摇后，任木匠立即想到了刚刚转到向峨中学不足三个月的女儿。“坏大事了！我娃儿她们的中学不知咋样了。下山！”任木匠凭着平时对兄弟们的关系一招呼，几个泥瓦匠、焊工、割工都跟着他向山下跑——当时山上到处飞石乱滚，十多里路，他们跑了一个多小时。 天哪！塌成这个样儿啊！任木匠跑下山，一看女儿上学的学校一下傻了：整个学校的大楼全部倒在地面……400多个学生娃，活着站在操场一边的没几个。任木匠扫了一眼，那边没有自己的女儿。娃儿肯定埋在里面…… “快来救娃呀！”有人朝他喊道。 “啊！”任木匠醒了，赶紧朝废墟堆上冲过去。 这时他看到现场抢救的人已经很多，显然有人在指挥——干部和家长们排成三行，从里往外传递废砖块什么的。这能救几个人嘛！任木匠急了，转身对一起来的几位兄弟喊道：“你们赶快看看哪里能搞得来氧气罐和切割工具。”说完自己则冲上废墟，大声说着，“你们千万要理智，要讲科学！”那个时候，能讲理智的人少，家长们疯了一样在废墟里到处寻找孩子的呼救声，然后拼命地挖。但当他们发现单凭自己的双手根本不可能救出自己的孩子时，才明白过来：必须有工具，还得有懂行的人指挥。 任木匠的话有人听了。因为他的兄弟不知从何处拿来的切割机，对搬动压在孩子身上的断裂了的水泥板能够起很好的作用，而仅凭双手是不可能拉断那些钢筋水泥板的。 “光这还不行。得有吊车！”任木匠发现切割机只能将一些断裂的钢筋什么的切断，但仍然不能将大块水泥板搬走。搬不走墙梁和水泥楼板，就仍然无法救出更多的孩子——他们像肉饼似的被挤压在横七竖八的断裂墙板之间，每延误一分钟就将失去一分钟的希望。 “镇上有没有吊车？”任木匠问乡干部。 “只有两台铲车。”“铲车也要。开来再说！”任木匠的话竟然开始管用。很快，有人将两台挖掘机开来了。 “这家伙胳膊太短，吊不到水泥板嘛！”有人看着开来的挖掘机，很失望。 “有办法。”任木匠真是个能工巧匠，只见他转眼工夫就将挖掘机改装成了简易吊车。这回抢救现场有人说话了——是乡长付岷涛站在废墟上，高高地扬起手，大声说：“大伙儿都听这位师傅的，哪个楼板下发现了娃儿，就赶紧让师傅用吊车吊啊！”这回任木匠顿时长了脸，从没当过啥官的，看着现场几百人都在瞅着自己，便挺直了腰板，二话没说，将先改装好的第一辆简易吊车开到废墟上，然后交给了一位一起下山的兄弟，自己则又去改装第二辆挖掘机…… “我到向峨中学的抢救现场时，就见到那个木匠在全场组织指挥了，问乡里的罗书记这人是谁，罗书记说是个木匠，还懂些机械技术。我一看这人有一套，立即与乡里干部作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抢救中学学生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二是现场抢救的指挥权交给这位木匠，他有经验，倒塌的教学楼只能靠机械才有可能救出更多的孩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木匠确实不负众望。”都江堰副市长廖小平大约是12日夜间10点赶到向峨乡的，他这样回忆说。 任木匠指挥下的群众抢救现场开始有序，同时效率也比家长和乡干部们靠双手刨要管用。但简易吊车是用挖掘机改装的，不一会儿其中一辆吊车的钢绳吃不了劲，绷成两截。怎么办？ 任木匠急了，说必须换成粗钢绳。乡里没有粗钢绳，得到都江堰去买。 “110马上走一趟！”廖副市长一声令下，警车以最快速度驶回都江堰。“救学生娃用的？ 快拿走，别说钱的事，快走吧！”货主一听警察救援，挥挥手就让拿走了钢绳。 13日凌晨1点多的时候，也不知任木匠从哪儿弄来了两台正式的吊车，这回他真的成了抢救现场的总指挥了：“这边，这边！对，往下，再往下一点儿……好，起吊！”在场的干部和家长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不知名的木匠，但他沉着和熟练指挥吊车的精气神儿，尤其是一个又一个生还者被他救时起，大家没有不念他是救命恩人的。 雨越下越大，向峨中学的抢救没有停止过一分钟。任木匠何尝不着急自己的女儿！可现在他的责任太重，在大部队和更多的大型机械设备没有进来之前，他是整个抢救现场的核心人物，他别无选择——救娃儿，救所有的娃儿是他现场的使命！“他的女娃儿也埋在里面？！”慢慢地有人在现场传开了。于是关心这位救命恩人女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3日一天，是抢救人命最关键的24小时，所以任木匠根本没有时间去专门抽时间寻找一下自己的女儿，他甚至连特意去呼一声女儿的小名都顾不过来。人家其实不知道，他任木匠也是特别爱自己的女儿，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格外爱自己的女儿。 14日之后，从废墟里挖出的基本上都是尸体，任木匠的女儿也是14日被挖出来的。女儿同样已经断了气……“娃儿，爸爸对不起你！”任木匠用衣角为女儿擦净脸上的血迹，然而抹了抹眼泪，挥挥手让几个兄弟把自己的女儿抬到一边后又继续指挥起现场的吊车——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担此重任，任木匠不想轻易放弃，他知道在场有几百人看着他，他们中有娃儿同学们的家长，有乡干部，还有市里的领导，他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下不能丢脸，他得尽全部的力量把市长交给的抢救指挥权用好、用尽！这一天上午9点多钟，木匠趁有人换他下了吊车，便从一位在现场的家长手里借了辆三轮车，然后抱起女儿的尸体放在上面，就向山里的家蹬去…… “你怎么又回来啦？”有人发现才一会儿工夫，任木匠又出现在抢救现场，便问。 “唉，这里不是还有活的，我哪能只顾死了的？”他叹了一口气，又重新担当起现场总指挥…… 这是一个平民。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乡干部在人民大会堂里向全国人民作报告时能提一下他的名字，他脸上就觉得很有光了。 其实，他才应该去作报告。可他没有去，有人提起这事，他羞涩地说：“别吓唬我，让我去作报告，非得腿肚子抽筋不可！”向峨中学是此次大地震中死亡人数非常多的一个学校，而且是死亡比例特别高的一个中学，全校420多名学生，前后一共获救的生还者才68人…… 老实说，罗鸿亮书记那生动感人的报告和任木匠那独特的英雄事迹，及后来解放军官兵们的英勇无畏、奋力抢救等等在向峨乡这块山乡土地上发生的一件件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各种事迹，它们都令我产生过强烈的震撼。但我仍然无法因此而减轻对这个乡死去了那么多孩子所感受到的深深的心痛！在我到达这个乡的时候，部队正在用推土机对学校旁边的原先是街道一栋死楼进行最后的摧毁，那现场的药水味和尸体味，令人无法解开口罩说话。然而，当我在一位叫唐凤的遇难学生家长带领下，来到那个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中央，回首凝视旁边的那堆如山一般的废墟时，我想我必须摘掉口罩，这样我才能倾听到那些埋在废墟里的稚嫩的灵魂的呼叫声和哭泣声…… “当时我就在这楼后面的田地干活，突然地动起来了，我不知道是咋回事，想抬起头看看，可双腿站不住，就只能伏在地上。这个时候，我看到儿子上课的学校楼房突然摇晃起来，那个样子从来没有见过，整栋楼像没有下锅的油条似的，朝左右猛地晃动了两下，接着就往中间垮下来，就听到一阵‘隆——’的响声，一股很大很大的烟尘就冲到了天上。我一想儿子肯定被压在里面，所以赶紧冲过去。一看当时的现场，吓傻了：土堆里全是娃娃们，有的当场死了，满身是血，看样子是被甩出来的；还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嘴还能动，可一会儿就不行了。最叫人揪心的是那么多喊救命的娃儿。你不知道救哪一个为好了。家长中我是第一个到学校的，因为我的田就在学校的后面，离儿子上课的楼房也就200多米，而且地震时正好伏在地上，脸对着这幢塌下来的房子，地震弄塌这楼时我看得清清楚楚，想不到楼房塌得那么快。真是太吓人了！”唐凤说这些话时，眼睛直直地死盯着我，怕我不信似的。 “你儿子什么时候发现的？”虽然不想勾起这位只有38岁的年轻母亲的伤心回忆，但感觉唐凤还算比较坚强，便问道。 “是第三天了。”唐凤说，“楼房塌了后，我们村上的人都过来了，乡里的人也跟着一起刨，一起挖，后来有人用土制吊车吊楼板，可我们家长还是不停地用手刨，当时约有一个多小时，到处能听到废墟里面娃儿们的叫救命声，后来就很少听得见了。所以我们一边喊着娃儿的名字，一边拼命挖。可真没挖出几个来。后来天下雨了，越下越大。我们还是照样挖，第一夜就挖出了好几十具尸体，基本上都是娃娃的。老师一共也死了有20个。我就奇怪，到现在还想不通：我娃儿是初二（2）班的，他们的教室是在南头，但最后挖他出来的时候，竟然在北头的地方发现的。都是第三天了，当时我在南头的瓦砾里刨，有人在北头喊说又有一个娃挖出来了，没气了。我跟着其他家长一起过去辨认，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娃儿，尽管他脸上净是灰，根本认不出面目，可我是他妈，一看衣服就知道是我家的娃了……娃儿15岁了，属鸡的，9月份是他的生日。”说到这儿的唐凤低下头，但没有眼泪——眼泪早已流干了。“那么多娃儿都死了，好像家长们的心也平和了些。我们是农村，一般家里都有两个娃，所以碰上这样的天灾，没啥说的。只是不明白为啥娃儿上课的学校塌得这么个惨法！你看看这栋新楼就没有塌……”唐凤转身指指与变成废墟的教学楼相隔一个篮球场的一幢似乎还没启用的学校新楼，心里显得很气愤，“这回塌得最惨的都是学校，我们想不通！是，我们农村的娃儿没城里的珍贵，可毕竟他们也是父母的亲骨肉呀！”一直平静的唐凤，这时变得满腔愤慨。 旁边，一位戴着口罩的中年妇女走到我身边，说：“我的儿子也没了，他也是初二的，15岁，叫贾叶聪。那天我就在街头的铺面上忙活，突然房子摇晃了几下，塌了下来。还好，没压死人。心想我运气真不错。可一想儿子在学校，就慌了。我们都跑到这里来刨，双手都刨出了血，还是没有刨出来……”那妇女伸出双手让我看，十个手指尚能见得伤痕。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儿子是第二天被挖出来的，早没气了。”“你们都是不幸的。我为你们失去儿子感到难受……”我不想再多问她们，因为我想到自己也有女儿，想到如果自己也碰上这样的事，我肯定不如她们坚强，我一定会彻底地倒下…… 儿女的命是连着父母的命。天下的父母都一样。 “谢谢你们，我想在这儿单独待一会儿……”我请两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先走，自己则独自站在向峨中学的操场上。 空空的，只剩下一个篮球架的操场上什么都没有，地面上撒满白灰的影印可以说明这里曾经有过的那一幕悲惨的情景——大人、孩子的哭喊，活着的和死去的那一幕生死离别之苦，都在这里上演……地震初期在报纸和网上经常流传的一张躺满用雨布和棉被裹着的死尸的篮球场的照片，就是此刻我所站着的这块操场。300多个孩子、20个教师，在瞬间，遇难者与我们分隔在生死两重天，目睹这个悲剧全过程的那些家长们的内心有怎样的创伤，我无法想象。 我觉得从那一刻起，我每天在灾区行走的双腿，变得发软。每天踩在那些废墟上时，我总觉得我的双脚下面还有生命，还有那些仍在挣扎的孩子们的呼救声，还有他们不甘离开人世的祈求目光……于是我自责自己不应该去踩踏这样的废墟，因为那是孩子们受伤和流血的稚嫩生命，也许我们不去踩踏，他们会“睡”得安宁些…… 可我又觉得我应该去每一个废墟看一看，或许在那么多压着的废墟里还有生命活着，他们只是没有幸运地被救起，但他们是活着的，即使十天、一百天以后，他们仍然还活着，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去营救他们…… 在大震发生的第一时间里，那么多学校的倒塌和倒塌后造成了那么多孩子的遇难，让所有家长和国人不得不去想这是为什么？ 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也就被亮在了公众面前。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在明显的比较之后发现的问题已经证明了一些倒塌的学校是完全由于建筑质量的问题而造成了不该有的严重后果。而这一问题引起有关部门需要认真思考和处理的事还很多，也会遇到很麻烦的连锁问题。 国务院也出台了相关意见，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而另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摆在我们面前：那些倒塌的学校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教室内的学生总是有六七十人，我不知教育部门有没有特别的规定，一个教室内到底应该配备多少学生合适？六七十人一个教室，这么多人在一起，必定要把教室建得很大，教室越大，楼房的建筑框架就会增大，越增大，墙体和框架的承载能力越会减弱。在许多现场看到的是，一边是倒塌的教学楼，一边是依然完好无损的学生宿舍楼，这使人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个问题同样不能遗漏和忽视：汶川大地震的震源在巨大的龙门山断裂上，该断裂始于汶川映秀，然后约以40度的方向朝东北方向逆上500公里，其断裂的宽度约70公里，一直至青川以北，这也是此次大地震波及得如此面积之大、范围之广的原因。强地震是以断裂带的生成方向而走的，所有在这条断裂带上的物体和生命都是此次灾难的最严重的受害者。专家有这样的意见：一些建筑假如顺着地震波的走向而建，肯定会受到严重毁坏。而一些“7”字形或“厂”字形建筑，由于与地震波产生阻隔式冲击，其破坏性也随之增大，这都是造成包括学校教学楼在内的一些这样的建筑的毁灭性倒塌的原因。 然而，以上这些解释和观点，都不能代表问题的根本和全部。我们亲人的生命和那些幸存者心灵所印刻的创伤才是最值得看重的。对人而言，没有比留下生命更重要的事，尤其是对一切逝者而言；对活着的，他们的心灵世界是否健康、安宁才是根本。 都江堰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并不是最严重的，但由于我们最熟悉它，由于它在第一时间内让我们知道了它，由于我们最先看到了那些倒塌的学校竟然会是在距离成都很近的地方，这个距离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我们因此感到特别痛……

撤离死城北川：生命的撕裂之恸

8.0级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震感，亿万人感到恐惧和不安。令人异常担忧的是，地震中心的数个县与外界顿时失去了一切联系，而地处群山怀抱的北川县城更是成了人们最担心的地方——事后证实，此次大地震中，北川县城遭遇了最惨烈的毁灭，2万余人的小城，当场死亡的就达1万多人，整个县城瞬间变成一座与世隔绝的废墟和死城……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那些仍然活着的北川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几乎是在无援的绝境中，怀着求生欲望，与死神展开激战，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死城大撤离的悲壮之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页。 到前线采访，我想北川是必须去的地方。我想亲眼见证一下这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的昨天、今天与未来。 许多过去到过北川的人告诉我，这个小山城曾经很美丽、很漂亮，山清水秀，非常适合夏季旅游和度假。尤其是空气特别清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比较落后，基本上仍处在农耕社会。县城虽然这些年也盖了不少新房子，大部分也还是属于穷困山区对口支援的项目。在工业文明社会里的都市人喜欢到这一类比较落后的但却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度假。 然而北川县城因为大地震而不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往日的山清水秀了。我进北川的地界是在灾后的十多天的一个日子里。这里的空气已经重度污染，必须戴上口罩，而且最好戴双层口罩。 从安县的安昌镇一路往里走，便是北川县。大震后的北川县政府办公地址就设在安县，很像“临时政府”的味道。安昌离北川还有几十公里，属于安县原来的老县城。这是个比较繁荣的山区小镇，我们在街中心的一个地方看到了北川的“临时政府”办公地——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镇级宾馆，所有北川震后的主要政府管理部门都挤在一楼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监局、检察院、公安局、国土局……”一块块小牌子后面只坐着一至两个工作人员。北川在地震中死亡的公务人员超过三分之一，大震后干部严重紧缺是整个灾区的突出问题，北川尤为严重。在这间北川“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有些工作人员还是从绵阳借调来临时帮助工作的。“他们没有人了，可工作还得开展，所以我们被抽调来帮忙。”一位绵阳来的女同志介绍说。 到北川去！我和同行的几位作家向绵阳作协的朋友请求，但他们很为难，因为前面的路据说早已封死，有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部的通行证才能进得去。 “这个证搞不到。”绵阳作协的同志为难地说。 那也得进去！我们几个当过兵的人来了浑劲。因为我们确实太想去亲眼看一看大震毁灭的北川城了。 我们早已有所准备——我到前线采访的第二天就重新穿上了迷彩服，是正式的文职官员的军装。特殊时期，只有军人才被允许到各个地方。我已经有过几次大事件的采访经验，加之与部队有特殊关系和本人曾经是个十几年军龄的老兵。 不想我们竟然真的直达北川城。但前面的去路，由一支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着，而且醒目的“禁区”牌子横在我们面前。 “兄弟，让我们进去一下可以吗？”我们装出是“上面”来的军官。 把守的战士不动声色地问：“有总指挥部的通行证吗？”有还用得着向你区区一个小战士点头哈腰吗？可就是因为没有特别通行证，所以只能在小战士面前装孙子——同行的李鸣生人家是正经的总政治部作家，他的口气硬，跑到管事的岗哨队长那里，先来了个下马威：“哎队长，你们参谋长给你来电话了没有？”彪悍的武警队长看着别有“总政治部”袖标的我们几位“总部”来的“大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于是我和李鸣生继续施展“骗术”和诱惑手段：“你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就在前面拍几张照片，都是当兵的，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还得回去向总部首长汇报这里的情况呢！”如此一番连哄带骗，搞得把守的官兵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瞬间，我们几个“大领导”也不顾体面地“噌”地钻进拦挡，直往里面飞步而奔……只听后面军人在吆喝：“喂喂，你们不能进去了！”回头一看，他们把我们同行的一个没穿军装的高伟先生给拦住了。高伟一脸大胡子，也不知他跟那几个军人说了什么，竟然也混了进来。 哈哈，我们终于到达了北川县城！但这份得意很快被眼前那满目疮痍所震撼了——北川城真的已经死亡，只偶尔能看到几处焚烧的烟火仍在风中晃动着，其余的均是一片死了的废墟… …我们赶紧猛拍了一些照片，便退出禁区，算做对北川城最后的告别。临别的时候，我默默地向这个曾经很美丽的小县城作了几十秒的默哀…… 转身的那一刻，我的嗓子眼一阵强烈的恶心，差一点吐出来！赶紧换个口罩，结果就在车内换口罩的那一分钟时间里，我几乎憋不住气，因为四周的空气里弥漫的味道太浓烈呛人了——这便是死城的特殊之味。 我一生难忘。 亲历毁城那一刻“那一刻，真的是山崩地裂，天昏地暗，遍地尸体，满目疮痍……”这是一个北川生还者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似乎太概念化了，但还没有谁能用更确切的语言来描述得比这16个字更形象、更真实。 这是瞬间的天灾。这是瞬间的毁灭。这是瞬间的惨烈。这是瞬间的生与死…… 那一刻，大震到底是个什么样？一个城市的毁灭又是什么样？毁灭后的城市里的人又怎么样了？中南海在揪心，全中国13亿人在揪心，全世界多数人也在关心和关注……但与北川的所有联系全部断绝，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震这一天，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志武上午在部里开会，一直到12点40分才结束。在机关食堂里刚吃完饭，听说农民日报社和绵阳电视台的几位新闻界朋友在北川，郭志武便赶到新城一家小饭店陪客人又上了桌。快要结账那一刻，突然饭店内的桌椅摇晃起来…… “地震了！”不知谁说道。 “开啥子玩笑嘛！”同桌的人满不在乎地嘀咕道。因为北川地处断裂带，平时摇摇晃晃的小地震经常有，所以包括郭志武在内的很多人并没在意，而且以为有人又在开玩笑，所以小饭店里谁也没有站起身来。 大约5秒钟后，桌子再一次摇晃，这一次不再是一般的摇晃，而是有些天翻地覆的摇晃，顷刻间整个房屋内的所有竖立的东西全都倾倒在地。那一刻，没有人能弄清是怎么回事，机灵的郭志武一个箭步冲出饭店，双脚踩到了街头的马路。令他不可思议的是，此刻的双脚根本站不住，整个儿身子好像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浪折腾着，随即掀倒在地……他企图奋力地爬起来，但怎么也站不起来，如同乘在一叶行驶在风口浪尖的小舟上…… 他只能伏在地上。于是清晰地听到地底下发出“嗡嗡——”的闷雷声，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再往四周看去，更是心惊肉跳：几乎所有的房子，无一例外地像一具具纸糊的玩具，被来自地底深处的巨大冲击波左一掀、右一掀，继而轰然倒塌，变成一片废墟……而与此同时，天空倏然腾起一二百米高的烟尘，转眼间天地一片灰黑，什么也看不见……这种情形维持了大约两分钟左右。 “等天渐渐露出一些亮光时，我再一看马路，全都拱了起来，像波浪似的，有的地方裂开了长长的口子，那水泥地就像被扯开了又想重新合上，但又没能合到一起……”郭志武事后描述道。 郭志武从地上爬起来的第一个反应是想看看刚才一起吃饭的几位新闻界朋友怎么样了。可现场一切全变了，变得什么也看不清。（事后知道，这几位新闻界朋友除了一位受重伤外，其余都幸免于难）。“乖儿子，你可别吓唬老子！醒醒！你不能死嘛！”这时，他听到有人在身后说话。回头一看，是个满头灰尘的小伙子拖着另一位血肉模糊的小伙子，躺在地上，一边拍打着对方的脸，一边不停地说着。显然，那人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话了。 郭志武觉得自己的鼻子呼吸十分困难，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抹，结果发现鼻孔里净是稀泥，再掏一下耳朵，里面同样灌满了湿糊糊、黏兮兮的东西。脚上的鞋子也不知什么时候掉了。郭志武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更不明白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地震，我们北川这一带过去大大小小地震也经常有，就是唐山那样的大地震也听说过，可我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一刻，不知道天地间发生了什么，也不相信这是地震，就算是大地震也不会使大地变得像海浪一样叫你站都站不稳，更不可能出现大山崩裂，房子一样的大石头像雨点似的把我们的县城一下给砸烂，给埋在了地底下嘛！所以当时我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这回是地球要毁灭了！我们都活不成了！永远活不成了！太恐怖了！脑子一片空白……”稍等头脑清醒，郭志武便想起了单位和自己的家怎么样了。 自己的家不就在离刚才吃饭的小饭店30多米的地方嘛！于是他转过身看去——哪还有什么家嘛！塌了！彻底地被埋在了完完全全的废墟里！郭志武便转过身子，开始朝县委方向走去——县委、县政府和同事们，还有自己的妻子都在老县城那边，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被埋了没有？郭志武的心一下揪了起来，抬腿便往前走，可哪里有路啊！一片废墟之中，郭志武刚刚迈步，猛地被人死死抱住：“救命！快救救我呀——”郭志武低头一看，是路边的一个人昂着头在声嘶力竭地叫他。那人已经断了双腿，血流如注。郭志武一把将其拖到路中央，然后继续往前跑。 从北川县城的新城到老城区，相隔大约500多米，中间是条紧挨着大山的公路。这短短的500米，郭志武看到了、听到了令他今生不能忘却的惨状——道路已经面目全非，从山上滚下的石头塞满了通道，大的石块有二三层楼高，小的不计其数，由于余震不断，山上滚下的石头仍然不断地在飞坠，不是砸在路面呈一个大坑，就是引来另一片石流滚动，其景叫人心惊胆战！但此刻的郭志武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一心想的是单位同事和自己的妻子是否安好，便不顾一切地穿梭在飞沙走石之中。此时他仍然心有余悸地说：“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一路的情景。地震时，正值我们下午的上班时间，所以这条路上当时估计有几百人在行走。这一震，多数人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了，平均20多米就能见到一个死人。有的整个身子被石头压在底下，只露出双脚；有的身子露在外面，头却被压在巨石底下……在一块大石头边，有一男一女靠在那里，那女的膝盖以下像被刀切了似的没了，男的虽然一条腿被压断了，但还连在身上。我听他们对话道：‘你看看，我的腿全都没了，你的腿都还在，比我好。’这是女的在说。 那男的苦笑着回答道：‘你掉了干脆，不疼。我可疼得要命。’我想那女的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死掉，因为她的双腿无法止血，当时根本没有医务人员。一路上，不少压在大石头底下的人在呼救命，我想救他们也无能为力，后来我知道自己的肋骨其实也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石头压在他们身上，就是大吊车来了也不一定搬得动……我只能跟他们说，你们坚持坚持，我马上去叫人……可人在哪里？我们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此时此刻又在哪里？我不敢往下想，一心想着要赶紧找到县领导，只有找到他们，找到组织，才有可能迅速组织力量，争取使遇难的群众获救。”通往县委、县政府的路早已阻断。原来的街道，现在已经被乱石和垮塌的房子堆成二三十米高的废墟，想往前走一步都不可能。郭志武凭着感觉，沿河边的一条小道迂回绕过去。这时，又是一阵剧烈的余震。躲过山石的郭志武从一间倒塌的房子边捡了一双鞋子穿在脚上，继续往前跑。一路上，他见几位被大震和余震吓坏了的妇女跪在地上祈祷：“观音菩萨，求求你不要再震了，不要再震了……”几分钟后，郭志武终于找到了自己每天上班的那栋县委办公楼，可6层的大楼，现在不见了，一片废墟上依稀可见的只剩下五六层的楼层歪倒在那里…… “郭部长，你还活着啊！我们以为你……”郭志武的突然出现，让几位死里逃生的宣传部同事万分欣喜。 “活着！你们也还活着啊！”郭志武看着往日活蹦乱跳、爱说爱笑的同事，此时伤的伤，流血的流血，忍不住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大家别哭了！我们去找县领导！赶快想办法救人！”郭志武直起身子说。 “经县长已经在那边开始组织人员了！我们一起过去吧！”有人说。 “经县长还好啊？他们在哪儿？”郭志武的心头一阵惊喜。 “郭部长，你先看看谁来了！”郭志武顺着一位同事指的方向，见一位女同志哭哭啼啼地正绕过县委大楼的废墟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妻子！是自己的妻子尹秀梅！“你还活着呀？你看看你的办公室压在了地底下……”妻子飞步跑过来，抱住自己的丈夫，悲喜交加。 “秀梅！”“你……你们怎么跑出来的？”郭志武知道搞新闻工作的妻子今天下午正在参加县里的一个五四表彰会，那里有几百人正在开会，县里不少领导也在那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郭志武迫不及待要知道。 “县长带我们逃了出来！大家都还好！”妻子边哭边说。 “好，你自己先照顾好自己。”郭志武安慰一声妻子后，朝几位大难不死的同事们一挥手，“走，我们去找县领导去！”妻子“哇”地大哭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你先去吧！我……我喘口气……”秀梅是吓坏了，刚才她还以为丈夫肯定死了，因为丈夫的办公室已经全部倒了，她以为郭志武必死无疑，哪知命大的丈夫在大震时被几个新闻界朋友邀去吃饭了，她太想感谢那几个记者了。 “哎呀——”“怎么啦？”郭志武刚走出两步，尹秀梅惊叫一声，让丈夫吓了一跳，忙问她怎么了。 “你、你看……”妻子指了指废墟里的一个人头。 郭志武仔细一看，是他们的一位遇难的同事，其死状很惨，头被压扁了，脑浆正在往外流… …而这种情形，郭志武从新县城走过来的一路上见了不少，他似乎已经不怕了，可妻子受不了，普通人都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受。面对活脱脱的一个城市瞬间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死城，活着的那些北川人必须面对这极其残酷的现实。 迟开的表彰会，幸存的领导们 此次汶川8.0级大地震的持续时间，大约只有十几秒。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北川县城陷入了死亡。外界了解这个县城的真实情况是在13、14日。有消息可查的是，当时从北川方向逃出来的人几乎用同样的话告诉人们：北川县城已经夷为平地，人都差不多死光了！这并非在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 有一个现在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告诉我：他是在北川打工的，那天饭店的老板让他上绵阳采购些物品，正好搭上一辆便车驶出县城。突然大震来了，一阵炫目的地动山摇之后，他从车子里爬了出来。回头一看，吓得他魂飞胆寒：车子被一块山上滚下的石头压个正着，司机和另外两个伙计的身子与脑袋全碎了！小伙子爬起来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骨，竟然除了脚脖子扭伤外，其他的都没事。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往回赶，向自己的老板报告去不了绵阳了。可没走出几步，往县城的方向瞅了一眼：天啊，怎么全塌了？！再近看：路头，死伤无数，样子都很可怕。小伙子吓昏了，拼命朝绵阳方向走，一路上的惨景和危险又让他心惊肉跳。不知用了多长时间，他摸到了安县的永安镇，这时有一辆疾驶而过的拖拉机拉着几个伤员正往绵阳方向走。车上的人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让他上车。这小伙子就是不愿上。“我再不敢乘车了！一直自己走，走了两天才到了绵阳。”从他嘴里，外面的人知道了北川受灾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夷为平地”的某些根据。 小伙子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当了一段时间志愿者。他说他是有些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如果不是因为我搭车，那辆车就不可能那么巧正好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了……”原来他是为这自责而不愿透露姓名。 可以理解。在一路采访中，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人。在大震那一刻，别人因他们而死，而他们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感到极其内疚。其实谁也不是先知，地震是个自然灾害，运气和命大属于每个人自己的。 但是在北川县城里工作和生活着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不曾想到灭顶之灾在12号下午正值刚刚重新上班和上课的那个时间里突然袭击他们…… 这一天下午，县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是“五四青年创业表彰会”。这会本应在5月4日那天开的，因为各单位在向县委组织部门报表彰名单时迟了，所以会议一直拖到12日下午才召开。 会议安排在县委办公大楼旁的县礼堂召开。这座礼堂能容纳四五百人，所以安排这一天会议的参加时，各单位都派了一些人。县常委会定了：凡在家的县领导都要参加。各单位派出一些代表。其中还得有100多个学生组成的表演节目队，当然县广播电视局和报社要派一些记者参加。 县委书记宋江明同志临时接到绵阳市委的通知，所以他把出席会议和作讲话的事交代给了县委副书记、县长经大忠同志，其他在家的县委、县政府和人大、政协的负责同志尽量参加。小县城，有这么一次表彰会，也算是县里的大事。再说是为了年轻一代的事，领导出席一下，鼓励鼓励嘛！于是县委、县政府、人大和政协等几套班子的负责人都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下午2点左右，县委组织部和县团委的同志来得比较早，那些要受到表彰的青年和有表演任务的学生们来得比较早。2点15分左右，会场里已经基本坐满。几分钟后，经大忠县长和其他领导徐徐入场，就坐在主席台上。 这个时候有位胖乎乎的年轻人，带着几位县报社、县电视台的记者慌慌张张地进入会场。这胖乎乎的年轻人是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何锦。 “我一到会场一看，我们有些来晚了，便让记者赶紧准备，自己则到后排坐着。当我坐定往前面一看，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主席台上的经县长他们都在。这时，主持人向几个领导点点头，意思是，是不是可以开会了。经县长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想会议马上就要进行了。 谁知这个时候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我的一只脚怎么也不听使唤，有那么一两秒钟，抬起后刚放下，另一只脚又被抬了起来……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发现会场立即大乱，一片哭喊声。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不少是学生娃儿，他们被吓坏了。我从后排看到经县长猛地站起来，大手朝外一挥。当时很乱，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事后听靠近他坐的人说，经县长当时大喊道：‘让学生娃们先出去，党员干部留下！’那个礼堂只有两个门口，所以往外走的人挤在了一起，但短时间内学生和多数参加会议的人还是冲了出去。我在后面一下出不去，就钻在椅子底下，看着天花板剧烈摇晃。 十几秒后当我冲到礼堂的门口时，仍有许多学生和青年堵在那里，哭喊着、拥挤着，我顺手抓住一个女孩，就往外面冲。这时余震来了，又一阵地动山摇，我赶紧一手抓住一根门柱，一手抱住孩子……这个时候四周突然变得黑黑的，大约两分钟左右，我模糊看到从会场里出来的人多数站到了比较安全的一片草坪上。这时我看到了县长，他的脸上全是泥尘，其实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像从泥浆里钻出来的。县委副书记浦方方，满身是血，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他们的身边还站着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理效，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文刚，还有县政协主席杨应庆，县人大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看得出，他们都是最后一批从会场里撤出来的，像李春寿主任则是刚从家里出来准备上班时从倒塌的废墟里爬出来后，自觉围聚到那儿的……借这个当儿，我往四周一看，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就是恐怖片和科幻片里都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我们的县委大楼，被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和泥石流，埋在了里面……我们全都吓得不知所措，女同志都在哭，孩子们有的甚至在发抖，我不敢朝他们看，只能朝县长他们看，这个时候县长和县领导最坚定，他们的脸全都板着，其实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惨景。我相信他们也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的责任好像又让他们马上清醒和意识起来……”是的，应该说经大忠县长是最清醒和最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干什么的。 经大忠，羌族，44岁。在汶川大地震中，他可能是肩上责任最重的一位地方官员，因为当时他的眼里，成百上千的人都在无目的地逃命，连平时几个喝了酒吹牛能拧断别人脖子的人，此时也趴在地上起都起不来。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经大忠用手甩了甩冲过来的团团飞尘，眼珠子里尽是喷涌的血丝。他有些看不清眼前奔来跑去的人是死是活，因为有人跑了几步就跌倒了，有人叫了几声就没声了，还有更多的身子在废墟里，双手在喊着“救命、救命”…… 老天，你是怎么啦？44岁的壮汉子，此刻欲哭无泪。嗓子眼也一下变得很干、很疼。而之后的几天里，这种干和疼一直延续，甚至越发严重，连说话都困难，但他必须说话，必须行动。他是特殊时期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着十几万灾民的生死命运。 他忙得不可开交，每一件事都与人命连在一起。他是在用命换命，否则就会死去更多的命！经大忠根本不去想也根本没有时间想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事。他的眼里只有活人和死人，活人怎么样保证他们不再死去，死人尽量让他们与活着的亲人作最后一个告别。这都得由他和县里的领导来处理与指挥。 他原本想与死者一一道别，因为他内心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大震一来，他们就匆匆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惨！这是他当县长最感到对不住大家的地方。但他发现这事做不到：每天挖出来的死尸成百上千，根本不可能一一去道别。关键的问题是还有活着的人要去抢救，如果晚一点，他们也会同样死去。尤其是那些伤员，有的不及时送到医院，即使费尽力气将他们抢救出来后仍然要死掉的，这让经大忠感到每一分钟都是要命的。是啊，时间就是生命，这话放在这个时候的北川，再合适不过。 时间是生命，每一分、每一秒就可能是一条、十条的生命！经大忠每每想到这里，所有的毛孔都要裂了！人命关天。过去只是一种比喻似的，现在这话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人命关天意义了。人命对现在的北川来说，不仅是关天，也关地，更关系到北川今后千秋万代的事。北川城毁了，但北川的明天不能没有。要有北川的明天，就得把今天还活着的人好好保留和保护下来，否则北川还不断子绝孙？ 出现那种情况，你这个当县长的让大石头压死算了！经大忠的心火烧得厉害，烧得他心尖儿直痛、直发焦……许多记者曾经试图采访他，都被他有些粗暴地顶了回去，并且扔下一句话：“我现在关心的是尽量让北川少死一个人！”大震后的第四天，经大忠才算第一次正式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回忆起大震第一刻时，他忍不住泪水纵横：“我和几位县领导最后一批从礼堂冲出来后，便带着两个人把县城大部分跑了一圈，当时看到整个县城已经全变了样子，一片废墟，惨不忍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没法细说……当时我发现县城通往两边的道路都被塌下来的山体毁掉了，通信也完全中断，当时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城死了。 城死之后的经县长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一时间的组织与指挥——嗓子完全变了调。 “浦书记、老王、文书记、杨主席，还有李主任，我看震得这么厉害，得马上组织力量抢救群众！”经县长叉着腰，对几位县领导说。 “县长你指挥，我们分头把活着的干部全找来，马上行动！”“对。刻不容缓！”“另外，得赶紧与外界联系。”组织部长王理效说，“手机也不通了，不知去绵阳开会的宋书记走到哪儿了，我们必须派人出去！”“照这个样子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大家分头行动，先把干部找来，有几个算几个！”经县长果断道。 “好！”几名县领导不顾自己的伤痛和自己亲人的死活，开始第一时间的第一救援行动。 “何锦，你把草坪附近的干部也给我找来！”经县长见脸上流着血的何锦身体没什么大碍，便命令道。 何锦奉命围着混乱的草坪快步走了一圈，找来四五个科级干部，当他回到经县长身边时，连同那些县领导，约有一二十位干部。这时只听经县长大声道：“同志们，是党员和干部的，跟我站到一起！大家现在的任务是：全力救人！记住：先去救自己单位的人和群众！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经县长重复了一遍。 “听明白了！”话音刚落，在场的干部立即分头行动去了。 “何锦，你的身子结实，你负责去绵阳报信！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上级！”经县长又对胖乎乎的何锦说。 “好。我马上走！”到底是广电局的副局长，临离开县城时，他让死里逃生的县电视台记者拍了几组地震毁城的镜头。“凭嘴说怕市里的领导不相信，所以我想到这个。”何锦事后说。 “县长，你的爱人和儿子都遇难了……”这时，刚折身要走的何锦，听到有人向经县长报告道。 “你现在别给我说这个！快去干自己的活儿！”只听经县长大声吼道。 “当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县长，只见他板挺着身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像尊雕塑。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是我震后第一次掉泪，我知道许多县领导和干部们的亲人都没有了。 但在大震的那一刻，他们都顾不得这份悲痛，因为当时有太多、太多的遇难群众在等待着他们去组织力量救援……”何锦在接受采访时，说到这儿又流泪了。 从大震的那一刻起，北川其实就成了一座孤城。取得与外界的联系，是确保一批又一批生还者的当务之急。而山崩地裂之后的北川，能够与上级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只有靠人的双腿了。可是此刻所有的山路以及道路上的桥梁，或被山体泥石流阻断，或被洪水冲断，加上不断的余震，飞沙走石仍在到处肆虐。能冲出死亡之地，实非易事。接受重任的何锦冒着生死考验穿过一座座飞石滚滚的大山，快出老县城时，他遇见了刚刚从废墟里逃生的县检察院的唐文。 “走，我们一起去绵阳报信吧！”何锦想到出山的路非常危险，随时可能牺牲。如果多一个人，就可以再接再厉，完成好县委的重托。于是他对唐文说。 “行！”于是两名青年党员干部以其灵敏的步伐，一边躲闪着头顶随时可能飞来的滚石，一边艰难地寻路。然而所谓的路早已没了，他们只能攀山而行，寻找便道出城。好在俩人熟悉当地的地形，终于找到了一条从老县城通向外面的生命线。 在老县城与新县城的中间，何锦他们碰上了匆匆过来的北川中学老师吉敏，问他干什么去。 吉敏说：“学校让我下城里去看看初中部的学生。”“你们那儿的高中部怎么样了？”何锦问。 吉敏突然哭了起来：“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你快走吧。我们要上绵阳去报信。”何锦知道不能耽搁每一分每一秒，便跟吉敏老师说了一句后又同唐文飞步向县城口上的北川中学跑去。吉敏老师则往县城里面跑，他进城后看到学校初中部比城外的高中部还要惨烈：四五百人的学校，只有二三十人活了下来。 大震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是北川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更何况许多北川人连想都没来得及想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然而那些活着的人，在最危险的那一刻，他们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不仅挺了过来，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了自救，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生命之歌…… 北川中学，近2000名孩子们的生死悲情位于县城边的北川中学，共有1800多名学生。加上其他几个附属年级及教职员工，共2900多人。大震的瞬间，正在上课的3栋教学楼全部倒塌，这是整个四川大地震中埋在废墟里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而且绝大多数是学生。当时除了3个班在操场上体育课，其余的十几个班级的学生与老师全都埋在废墟里…… 北川中学从这一刻起，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牵动着中南海的每一位领导人的心。 太多太多的孩子们被埋！太可怕太可怕的倒塌！“看到教学楼在摇晃，听到有人在大喊快往外跑后，我们就拔腿往外冲，刚冲到门口，就听后面的楼房轰隆一声倒塌，再回头一看，我们的同学有的没了头，有的身子断了，有的肠子挂在了水泥板的钢筋上……我们、我们全都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18日晚上，几位来自北川中学的学生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向我们、向全国同胞哭诉时描述的那一幕惨景。 在场的李长春同志流眼泪了，刘云山同志流眼泪了，刘延东同志流眼泪了……我们的张锲老作家哭得像个没了娘的孩子……在场的所有人都掉了眼泪。全国人民也在为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流泪。 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1800多名孩子啊！当时加上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和从教室里逃出来的学生据说总共还不足700多个，也就是说，被埋的学生和老师多达1000多！大震前的北川中学，在当地是所最好的学校，很新的几栋教学楼，还有如今仍屹立在废墟之后的学生宿舍楼，都是让当地孩子和家长们感到自豪的地方。11日下午——在地震的前一天，这个学校的操场上，还举行了一次充满欢声笑语的运动会。老师为了缓解高三年级同学的高考压力，把几个高三班的学生聚集到操场上，进行各式各样的自娱自乐的体育和游戏活动，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并让高二、高一和初中班的孩子十分羡慕。但一天后，这些孩子多数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无比热爱的课堂和老师、小伙伴们…… 回忆瞬间发生的毁灭性的悲剧是痛苦的，尤其是花季年龄的孩子们。但他们无法回避这让他们永生铭记的悲惨时刻——“一切都没有任何征兆，一切都似乎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一切的一切都似乎被这场天灾毁灭了。”北川中学高二（4）班的杨治军同学后来对一名记者这样说。 所有北川幸存的同学都还清晰地记得大震前学校的情景：5月12日14点25分。北川中学南面新修的大操场上，体育老师赵东在给高三（7）班和初三（4）班的一帮孩子们上体育课。 天气虽然有些闷，但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唧唧喳喳的声音响彻校园。一道上体育课的，还有高一（6）班的孩子们。 “下节就是体育课了！”听着楼下的嬉笑声，正在上英语课的北川中学初三（3）班的李森民兴奋地想。这是下午的第一节课，坐在教室里，李森民急切地期待着下节课可以好好去玩了。 高二（4）班的杨治军刚刚和自己的同桌陈娅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心里挺美的。杨治军和陈娅关系很铁，陈娅习惯叫杨治军的小名，杨治军最喜欢开陈娅的玩笑，两个人平时在一起还畅谈过长大后要实现的理想。 新教学楼2层的多媒体教室里，高一（1）班的同学们正津津有味地听唐老师讲艺术欣赏。 唐老师用鼠标点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片，教室里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忽然，大地震了一下，随后就平静了。大家都把紧张化作了一场笑声。北川这里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小地震，都是震动一下便停止了。因此，大家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然而，这笑声似乎只持续了1秒钟，大地再次摇动起来，像个巨兽开始不停地抖动自己的身躯，整幢教学楼都在剧烈地摇晃着。 “快跑！快跑！”英语老师何海平大声疾呼。 听到老师异乎寻常焦急的声音，孩子们害怕了，拼命向外奔逃。而何老师为了让大家尽快跑出去，自己一个人急忙闪在一边…… 当李森民到达楼梯时，房子摇晃得非常厉害。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该跑下去，还是跳下去。但看见后面还有人，他想，不能把路挡住，于是，急忙向下跑去。当李森民跑到新教学楼北面小花园第一个花坛时，他看见所有的人都向最后一个花坛跑去，他也本能地跟着跑。 跑动中，李森民回头一望，北面老旧的教学楼开始垮塌了，转眼，这座多年的老楼变成了废墟……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呆呆地看了有几秒钟，但随即被一片哭喊声惊醒了——学校出大事了！混乱中，杨治军几乎和陈娅一同冲出了教室。然而，当杨治军回头再看时，陈娅已经躺倒在血泊中。看着她流出的鲜血、被压着的脑袋……杨治军惊呆了！转眼间，整个校园内，到处都充满了尖叫和哭泣，灰尘铺天盖地，整个教学楼笼罩在一片灰尘下，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气味……随后，大地似乎停止了自己的怒气，一切又平静了。操场上一片狼藉，有的同学用手捂住正在流血的伤口，有些人正在那里哭泣，地上有着长长的裂痕，大家心里十分害怕。 震动中，多媒体教室的天花板上的水泥块开始大块、大块地下落，整个楼层都在下沉着。高一（1）班的郑友全动作很敏捷。在楼开始摇了几下时，他就躲到了桌子下面。天花板整块掉下时，由于桌子椅子的支撑，没有全部贴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就这样，郑友全躲过了一劫。 过了几秒钟，他听见身边一位同学无力的呼救。郑友全开始大声呼喊那位同学的名字，可是，已经没有回应。郑友全开始害怕起来，接着又呼喊侧面另一位同学，同样没有应答。 郑友全不敢想，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过了几分钟，他用手摸了一下那位同学的小腿，体温明显下降了许多，他连续做了几次这样的动作，那位同学的体温一次比一次低。郑友全很想救他，可是他所能够到的，只有那个同学小腿以下的部分。 同在一间教室里，还有一位很镇定的同学叫席杨。在楼层往下跌落的过程中，席杨紧紧靠附着桌角，仿佛一松手便会被黑暗吞没。然而他坚持着……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唐老师在讲台下，不断地鼓励大家要保持精力，等待救援。 老师的话，使慌乱的同学们镇定下来。同学们纷纷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可是，没有一点儿信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外面响起敲打砖块的声音，不一会儿，坍塌的教室里出现了一丝光亮。“同学们，有人来救我们来了。”一个同学激动地喊道。 顺着亮光，大家开始往外爬，并主动让出位置，让受伤了的同学、哭泣的同学、女同学先走。 通过一个仅有几十厘米的洞口，席杨看见了外面的景象：高耸的教学楼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堆废墟，许多人在废墟中寻找，摸索。眼泪打湿了大家的衣袖，大家哭着往外走……走出来后，同学们惊呆了：他们所在的教学楼2层，现在只有七八十厘米的空间，一层则根本就压在一起了，3层变成了1层。而对面的5层旧教学楼，完全垮下去了，只有1层楼那么高。 在外面的班主任看到他们出来，眼泪流出来了，全身都在颤抖……因为大家都害怕。害怕眼前的一切，害怕还有1000多名埋在深处的同学与老师能不能像这个班的这些同学和老师那么幸运地走出废墟…… 外界得知北川中学的险情最早也是在13号以后，而在这之前的30多个小时里，这个中学的整个抢救工作基本上都是靠北川人自己的力量。 说来也巧。那天大震时，县委书记宋明同志正在往绵阳市里开会的路上。地震那一刻，他乘坐的车子才出县城20多公里。突然间的山崩地裂和颠簸起伏的公路，使宋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大地震。“停停！是地震了！马上回去！”宋明命令司机立即往回折。 此时通往北川的公路上，已无法正常行车，不断有飞石从天而降。司机知道书记心急如焚，凭着熟练和高超的车技，穿石飞坡，几度差点车毁人亡。 “宋书记啊，你快去救救娃儿们呀！他们全被埋在地底下了……”行至北川中学门口的公路上，几个群众看到宋明，哭喊着将他拉到中学院内。 眼前的惨景，让县委书记一下子泪流满面。 “估计有多少人埋在里面？”宋明急切地问已经正在组织力量抢救学生的校长刘亚春。 “1000多人……”刘亚春沉重地汇报道，并指指身后操场上那些惊恐万分的学生，说，“地震发生时，我们立即组织学生向教室外疏散，但由于大震开始到房屋坍塌才短短十几秒，所以1、2、3层的学生除了少数逃出来了，其余多数被埋在里面，4、5层的高三学生多数幸免于难。”1000多人被埋在废墟里呀！现场的混乱和惨烈，受伤和被埋在废墟里的孩子们的叫喊声，让县委书记心如刀绞。 “救命要紧！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是共产党员的给我站在最前面！”宋明站在一张断了腿的乒乓球台上，对现场的党员干部大声说。说完又跳下乒乓球台，与教师员工和那些英勇的高三学生一起投入了战斗。他们唯一的工具是一双手和随手捡起的残棍断木。 县委书记的到来和身先士卒的行动，鼓舞了在场的所有人，于是一场抢救被埋学生的救命战斗有序地开始了——个头矮小的校长刘亚春，此刻扛着一个又一个从废墟里抢救出的那些活着的和已经断了气的学生，飞步来回在操场与坍塌的教学楼之间，血水、汗水流淌在他的全身。同学和老师们则知道刘校长的妻子和儿子已经遇难了，其实他自己也已知道这一切。 副校长张定文正用双手扒着被埋的学生，废墟下的妻子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听到了！听到了！等我把孩子们救出来再来救你啊！”张副校长应了一声，回头又拼命去救学生。 校团委书记蹇绍琪在拼命扒废墟时，上高一的女儿蹇韵就埋在下面，一声声“爸爸妈妈救救我”的凄惨呼救没有动摇和停止蹇绍琪去抢救其他孩子的行动……7小时后，自己的女儿被挖了出来，可已经断气了…… 学校唯一的司机王少春，地震后火速从绵阳赶回学校。他没有先去扒废墟下的女儿，而是立即开始运送受伤学生，从北川到绵阳的救援点，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一共跑了29个来回。然而，他最终同样没能留住自己心爱的女儿…… 物理老师张家春，在大震那一刻，他用双肩死死扛住门框，让一个又一个学生从他的臂下穿过。最后关头，他一手推出一个男生，一脚又踢出一个女生。张家春却再也没有走出废墟，但教室门外，站着得救的46个孩子…… 救自己的子女和救学生都是一样的。在那个时候，只有生命是最重要和最亲切的！然而生命对孩子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太多的内容与深刻。他们在大震之前，几乎都是在父母和社会的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太理解生命的重要及其意义。可大震的那一刻，他们又比谁都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生命是痛苦的。 高一（1）班的同学们在午睡后来到新教学楼的多媒体教室准备上美术课。一些都那么平静，似乎与平时没有任何区别。但谁也不知道，15分钟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竟然彻底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将近炎夏，天气闷热，让人不由昏昏欲睡，有些同学甚至打起了盹儿。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神正悄悄地逼近这群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他们都处在人生的黄金阶段，有梦有理想，潜藏在内心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满腔期盼，尽管对现实有些许叛逆。有一位前线记者记录了这个高一（1）班的大震经历： 2点15分，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时，教室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厉害，桌子椅子倒了，电风扇和墙上的音箱也被震落在地。还来不及反应，巨大的天花板就跌落了下来，将他们全部压在了下面。灰尘弥漫，空气令人窒息，更可怕的是，就在刚才墙体坍塌的瞬间，已经有几位同学离开了人世。 有人被卡住了，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呻吟，狭小黑暗的空间中，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死亡气息！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后排几位同学被天花板牢牢卡住一动都不能动。 但逐渐地，大家冷静了下来。在班干部的组织下，同学们依次呼唤着彼此的名字，通过声音的沟通，确定每个人的状况，大家在黑暗中寻找摸索着对方的身体，确定每个同学的位置，大家手握手、心连心，鼓励着受了重伤的同学要坚持下去，很多人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们永远是好兄弟。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大家一起努力想自救的办法。当务之急则是捅开一个小空隙，让新鲜空气流进来，如果不这样，许多同学就会因为缺氧而昏迷，数条生命危在旦夕！经过大家的多次商量，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一个同学用脚，另一个同学用日光灯灯管伸到外面，不断敲击以便引起外面人的注意，情况紧急，好几个同学已经休克了，几位还活着的班干部一直保持着联系，以便清楚到底有多少同学还活着，同时大家时刻与那些受了重伤的同学说话，不断鼓励他们要坚强，不让他们睡觉，因为睡觉意味着死亡。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与外界取得联系，有些同学因为没有正确地自救，就这样静静地死去了。亲眼目睹要好的同学流血而死，大家的心都好痛。在自然灾害面前，生命竟是如此脆弱！由于在废墟里待得太久，很多人的腿脚已经失去了感觉，同学们用各种办法，尽力让手摸到自己的脚，不断地揉搓来保持血液的畅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情况也越来越紧急，如果再没人来救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同学因为窒息而永远昏迷。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时，终于有人来救他们了。在大家的集体奋斗下，一条生命的小通道终于被挖开了，还是在有序的组织下，一个小时后，没有被卡住的大部分同学都安全离开了废墟，尽管不时还有余震。 来到操场上，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曾经美丽的校园荡然无存，尘土飞扬、尸横遍野，惨痛的哀号与血淋淋的尸体充斥着每个人的眼球，很多人都因为无法忍受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而失声痛哭。 逃出来的同学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暂时安全而留下来休息，尽力找到工具后，大家又冒着生命危险，飞扑向废墟堆，不断喊着自己同学的名字，以便营救。余震还在持续，每个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死神丝毫没有离开一步，而大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在心中暗暗地祈祷：希望被压在废墟中的同学还有救，希望生命之火不熄！但事与愿违，手与粗陋的工具实在力不从心，他们见到很多天花板和柱子，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能去营救的范围，而就在这些可恶可恨东西的下面，是他们的同学、朋友与兄弟。隔着狭小的缝隙，看到同学被压在下面，血流满面，痛苦地呻吟与求救，他们很想很想去救他们，但是不行，没办法，撬不动石板，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亲爱的同学离他们而去……这种生与死的离别，让人痛彻心扉！“我的高一（1）班，我的北川中学的同学们，我的北川中学的老师们！”高一（1）班的幸存者默默地祈祷着，心却在碎：老天爷，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要让大家承受这样的灾难与痛苦？ 高一（1）班的幸存者发现，最后他们全班人只有5个活了下来，其余62名同学全部遇难。 地震之后的那天晚上，天黑了，余震却还在持续，每一次地震，都能听到远处建筑物坍塌的声音，每一次抖动，都让人内心更加恐惧…… 孩子们的心在痛，无论是懂事的还是顽皮的，大震带给他们的那一瞬间悲惨的记忆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初二（4）班全体幸存者回忆： 这一次地震，让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也是这次地震，让我们班上的所有幸存者永远记住了这位伟大的老师——李佳萍老师。 当地震发生时，我们正在教室上李老师的政治课，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教室剧烈摇晃，同学们都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李老师大吼了一声：“快跑！”同时飞快地为我们打开门，拉着推着我们赶快往外逃。当时整栋楼房已经摇摇欲坠，给我的感觉是房子就要垮了。为了能让更多的同学逃出去，李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抵挡住已经摇得变形的门框，可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承受得住5层楼的重量，李老师被垮塌下来的楼房压在了下面，房屋倒塌的那一刻，李老师还拼尽全力将一个学生推了出来，学生们安全出来了，而李老师，我们伟大的老师却倒在了垮塌的房屋下，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班所有的幸存同学，向老师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和怀念。谢谢亲爱的老师！李老师一路走好！高三（2）班胡晓霞： 那是无比平常的一天，却成为每一个北川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疼痛。我们正在上语文课，成都三诊的试卷还在手边，红笔正在改错，灾难便以它不可逆转的姿势席卷了北川。一浪强于一浪的激烈的震荡，斑驳的墙体，都成了回忆中的一道殇，长长久久凝在心上，让人夜夜失眠。 我无法用文字描绘那满目疮痍的景象，泪水是那么廉价地挂在每个人脸上，悲伤和死亡的阴影像是那漫天的灰尘一样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废墟的缝隙处有孩子们年轻稚嫩的胳膊和腿，如花的年龄也如花开一般短暂。有孩子绝望而悲伤地叫着：“哥哥，姐姐，救救我。哥哥姐姐救救我，救救我……”可是没有办法，在灾难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那么渺小而脆弱，操场上都是躺着的伤员和尸体，心开始麻木起来，是梦吧？只有在梦里才会这么无助。是梦吧？ 只有在梦里才会这么无力，可是那一声声撕心的哭泣，那一团团鲜红的血液，为什么那么惊心？！ 我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位女孩子生命逐渐消殒的过程，她双腿齐膝盖而断，身无外伤，但嘴里一直在流血，她双眼无力而空洞地望着天空，眼角的泪水不断地涌了出来，她一定喃喃地想说什么，但却只有血气上下翻涌，是对亲人的牵挂？是对自身的惋惜？没有人知晓，刹那间芳华消逝得如此令人心痛。 高一（1）班郭金菊： 我的记忆锁定在5月12日那天下午……我的大脑装满了那天下午的一幕幕，他们永远地装进了我的大脑……我永远地记下我们高一(1)班的名字，他们永远在我心里…… 尹春陈、李汶健、王号、张露、母莉、六怡雪、张燕、余冬梅、梁晋菲、王方亮、杨植清、唐玉婷、陈俊、漆正龙、焦松龄、张明、黄兴、李汤龙、赵鸿鸣、董平、李宗跃、王欢、朱付敏、孟丹、何玉琴、夏语、席杨、黄召杨、王晨旭、姜栋怀、王甜甜、顾玉凤、李瑜、赵兴丽、张彪、刘波、邓博、王银萍、杨岗、郭金菊、徐波、邓胜萍、陈佳、王明芳、学艳、张黎、陈琳、王暄齐、朱静、李俊华、林发杰、刘旭良、马武平、周梁、陈东、何江、李朝平、黄圆圆、陈莎莎、吴昊川、陈祥、郑有全。 高二（10）班赵亚： 5月12日下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课，突然之间，教室内抖动起来，同学们开始慌乱起来，老师叫我们镇定，不要慌张，随后，更加剧烈，老师让所有同学们往外逃，我们的教室在新教学楼的第二层，当我们跑出教室时，房子震得更加厉害。我趴在地上，一堵墙直面向我打来，浑浊的空气让人窒息，我只看见一条光线，于是顺着光线往外爬，当我逃出来，二楼的阳台已经垮在了一楼，许多同学活生生地被压在了下面，我们大声地哭着，喊着他们的名字，可他们很多都已经听不见了。仅仅几分钟时间，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我害怕极了，心里使劲地重复：“这不是真的！”“大家都还活着！大家都还能逃出来的！”同学的哭喊声，废墟里虚弱的呻吟声，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每个人的心，甚至让我们发抖！5月12日晚上，那是个漫长的夜晚，我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我们时刻警惕着再次发生地震，担惊受怕地度过了一整夜！在得知妈妈已经找不到的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愿相信！一切来得太突然，还来不及反应就成为过去……我要学会坚强，学会面对，学会独立，学会生活，同时去帮助更多比我更不幸的人！初一（1）班张雪琴： 在5月12日下午2点多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吓坏了，地面不停地晃动着，我以为我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当我逃到学校操场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同学们的尸体，还有楼房倒塌留下的一片废墟，我当时傻了，泪水已经流了下来，沾湿我的面颊，我想起我的亲人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安然无恙，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哭了起来…… 初一（4）邓敏： 当天，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屋突然一下子就倒了下来，我们比较晚地往外走，所以我们走在后面的几个同学被压在一个空地，只有脚被压住了，我们便慢慢地把脚移出来，并救活了其他三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被一块很大的石块压住了上半身而无法呼吸，把我旁边的那位同学急坏了，我就说我去叫班主任，在我还没去叫班主任之前，教我们历史的任老师还在救我们班的同学，任老师的肩膀也受伤了流了好多血，我一下子跑下楼，楼梯上有一个同学的头被压得都扁了，我当时看得非常害怕，那里全部都是废墟，我一下子跑到操场上去… …一边跑，一边喊班主任老师，我又怕被压在大石块下面的同学会因余震而死，把我吓得腿一直发抖。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师叫我到操场中间去，要我和我们班的同学在一起，我一去的时候，看见我们班的同学不是眼皮烂了，就是头被石头砸了，简直全都是伤员。我们班几个大个子的人去救被压在里面的，还救出来了几个，我们几个看见一个就哭，看见一个就哭。 有一个跟我特别好的同学，她刚在绵阳做了手术，她又不能使劲，所以她这次被压在了里面，眼睛和头又受了伤，她被抬出来的时候哭得伤心极了，我也哭，我一边哭一边安慰她。等她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又想睡觉，但是我们不能让她睡，因为如果她睡着了就可能醒不过来了，每次等她快睡着的时候，我就说：“你千万不要睡着，睡着了就可能醒不过来了，醒不过来就不会再看见被压在教室下面的同学了，就不会再看见你爸爸了。”就这样，她坚持了一整天。 初二（3）班杨红： 当时我还在信息室里舒心地上着课，突然，一阵猛烈的摇晃打破了我们每个人的平静。那时，我脑中一片空白，只知道拼命地跑……在一阵混乱之中，我茫然地走在操场上。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班的人都还活着。但这时只听到清脆的一阵倒塌声，眼前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埋着头，害怕地蹲在地上。一阵白烟过去后，我抬起头来，哭了，眼前的教学楼已经是一片废墟……看见一个几千人的学校，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在一个地面裂了口的操场上，绝望地哭着，那撕心裂肺的痛苦都在这一刻表现在每个受灾的学生的脸上，操场上一片凄惨… … 当天下午学生们自行组织，用双手去找下面的人，我只能尽可能地帮忙。每当出来一个人时，我都会去看，因为我希望那是我姐，当我看到被找出来的死人，我害怕得差点晕过去。从生下来，我从未看到过如此血腥的场面，我从未想过自己美好的家园会变成如此模样…… 无数个被救的重伤者，在无法抢救的情况下，永远地离我们远去了……所有的人都没有睡，我们的心中、脑中全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们以前欢声笑语的样子。我们都睁着眼，看着无数让人辛酸的画面，还带着无数的担心坐在操场上度过了不眠之夜…… 初三（6）班马国江： 当天是一个很好的天气，阳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感觉非常温暖。下午，大约2点20分左右，我们班的同学都在操场上高兴地上着体育课。突然我看到一个老师很快地从二楼的楼梯上跑了下来，我当时不知道他在跑什么，当老师跑到第一个篮球架时还在继续向前面跑去，我还以为是操场下面谁在打架，老师跑去看呢，于是我也随之跑去，我大约跑了有两三米远时，我只知道自己已经站不稳了，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我当时都还没有想到这是地震，我在地上向教学楼一望，只看见一块很大的石头很快就要压在教学楼上，也将要压在我的身上了，因为我离教学楼很近，教学楼离那块大石头更近，当时不是只有那一块石头快要压下来，而是很多块石头将要压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去看另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快要压下来时，我也没有管自己跑得稳还是不稳，当时一切都没有想，我只管奋不顾身地努力地向前跑去，我跑了只有2米多远，我只是在那里绕了一个圈，然后，就又滚到地上打了几个滚。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想学校教室里还有几个班在上课，办公室还有那么多的老师，这下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我在向上看了一眼时，只见小石头已经打在我的脑袋上，然后，我的背上就压了一块石板，我于是双手撑在地上，这块石板是水泥块上破裂了的。我当时以为那块大石头要压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下死定了，我就闭上眼睛，就像昏了一样。等了有两三秒的时间，我再睁开眼睛，我想这下不会死了，我的呼吸器官已经进入了很多灰尘，呼吸都快要停止了，眼前已经一片茫然，什么也无法看清，我于是就使劲地用右手撑住那块石板，因为我右手的力气要大些，用左手把衣服拉起来把鼻子捂住。 过了一会儿，灰尘散去了能茫茫然看到眼前时，只看见眼前的房屋一座一座地倒在地上，只听见哭声四处都是……然后，我就用力地动了一下，却又无法动弹，下面上来一个同学，我就叫他来帮我解脱背上的那块石板，他帮我解脱那块石板后，我看见我旁边有一个同学滚在乱石头上，我和帮助我的那个同学去扶他起来，我们看见他流血不多，就先没有管他，因为还有一个老师在喊救命，我们跑过去，问那个老师怎么回事，她先问我：“你受伤了吗？”我说没有，这个老师的手脚都受了伤，她说，快喊救命，快……快打电话。当时到哪儿去打电话啊！通信全部断线，每个人自己都难保命，又有谁来救命呢？其实，老师喊救命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她旁边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脑袋上落了一层灰，很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骨头，后面有一个竖口，流血很多。又一会儿，眼前的房屋都暂时没有垮。有几个男老师就叫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们救自己要紧。我们下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只看见四面八方的山，山上的石头从山顶上哗啦啦地滑下来。 在下午大约有6点钟的时候，天气很不好，有雨点落下来，几个老师没有管他们自己的家人现在何处，又商量着给我们想办法，因为生怕雨来了，四面八方的山体滑坡形成泥石流。当时是余震，到处都还可能滚石头，但我们长时间留在那个地方肯定不是解决的办法，就都抱着“听天由命”的那种态度，要说我们北川那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任家坪。 我们于是就上任家坪，这一段路本来是有公路可以行走的，但当时没有了，就是小路可能都很困难，我们也不知道，于是就去找看有没有人从任家坪下来的，终于找到了一个，他说“还可以”，于是我们就上去了，我们在那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死人，有的没有了手，有的没有了脚，有的没有了脑袋，我们看了几个就再也不敢去看了，只顺着有人走过的路，努力地向上跑，当我们跑到目的地时，已经累得不行了。 我们到了时，坐在那里又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想父母，想同伴，想同学，还想我们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该怎样去面对生活，我们能走出北川吗？走出了北川又该去哪里？父母又怎么能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得到答案。晚上，我们同学老师都在操场上，背靠背坐着，一晚上都提心吊胆，根本无法睡也不能睡觉，因为一晚上随时都在余震，对面的山随时都在哗啦啦地滚石头，老师就告诉我们随时都要准备跑，这一晚上的时间过得太漫长了…… 所有幸存者对大震发生时的那一幕都记得特别清晰，而这中间发生的师生之间、父女之间、母子之间的感人离别，无不令天地动容！刘全，北川中学初中语文教师，大地震时他正在家备课，而他的妻子，北川中学政治老师李佳萍，因为正在上课而被埋在教学楼里最终遇难。 灾后有人问在医院养病的刘老师前后过程。刘老师则说了另一件事：“5月19日的上午，我突然接了个电话，有个学生让我过去一下，有遗物给我带回来了。我感到很惊奇，说什么遗物啊？对方说老师你过来就知道了。我马上就打的赶过去，找到在医院养伤的那个学生。 “那是个女学生，她真的交给我一些我妻子李佳萍老师在废墟里面交给这个同学的遗物，我一看的的确确是我爱妻的。”通过这个转交遗物的学生，刘全老师才了解到妻子临终前在废墟下所发生的一切。刘老师说：“大震后两天李佳萍老师与班里的几个同学都困在废墟里面，他们相互之间还能说话，并且一起鼓舞坚持下去。李佳萍老师像平时一样，以一个政治教员的身份，不时给同学们讲英雄战胜特殊困难的故事。但14号后，学生喊她她就不答应了，当时救出来的那几个同学去拉她，拉不动，她没反应了。估计可能是失血过多已经断了气……她的遗物是在13号的时候交给学生的，她可能知道自己没法逃生了，就把自己身上唯一的手镯和戒指摘下来，交给了一位叫周红的同学，叫她转交给我。同学们后来叫不应李老师了，可大家拿着她的遗物像接受了必须活下去的命令一样，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他们。孩子们很勇敢！“这上面有她的血。”刘全拿着妻子的遗物，双手抖动着，说，“前年，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朋友，主要是几个同事组织到西安去旅游，我和李老师也去了，回来的时候说买个东西作纪念吧。当时她看中了一个手镯，我说100元，可那老板非要200。两百就两百吧！我妻子一听就犹豫了，说要不算了。我说买吧，反正走了这么远的路程，买一个东西也算有个纪念。就这样她有了一个手镯。回到学校她一直戴在手上，很有些得意。平时我爱人不舍得花太多钱，所以珍惜这样东西。 “戒指是我们结婚十周年时我给她买的，她非常珍惜这几样东西，没想到成了她留给我的遗物……”相思之物，怎不叫活着的刘全悲痛！据说，李佳萍老师被挖出来的时候，衣着整齐，面容平静，仿佛熟睡了似的。尸体也是在倒塌的教室里面发现的，而不是在教室外面，这就说明当时她根本没跑。而事实上在上课的老师他们离门口都是最近的，他们最有可能逃生。她要跑的话，是一定能够跑出来的。可李佳萍老师和许多北川中学的老师一样，他们把活的可能留给了学生。李老师上课的那个班的幸存同学回忆说，他们班共60个同学，36个跑出来了，多数是李老师将他们疏散出来的…… 在5月19日“四川在线”上，我看到了一份北川中学学生幸存者名单，我相信这份名单除了个别可能的差错外，基本上体现了此次大震带给这个中学的死亡情况。这份名单上说的北川中学幸存学生为1342人，也就是说，有近1000人遇难了。这中间，高三的518人极为幸运，他们全部幸存。而初一到高二的那些班，除了当时在操场上体育课的三个班外，所剩无几。 其中高中一、二年级的幸存者情况是： 高一（3）班只幸存5个；高一（4）班只幸存5个；高一（5）班幸存10个；高二（5）班幸存14个；高二（6）班只幸存4个；高二（8）班只幸存1个女同学，叫唐继维。 初中部的同学死亡情况我不想做统计了，他们实在叫人想起来，更可怜、更心痛。他们可都是刚过十来岁的孩子，就……他们可都是爸爸的心肝，妈妈的宝贝啊！有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在灾区和网络上十分流行——有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在灾区和网络上十分流行——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 怕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模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着的孩子吧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地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在北川中学的幸存孩子们中间也有许多他们自己写的诗歌，同学们用自己的心和灵魂在追忆 往日的小伙伴—— 我的中学我的北川 重新坐在这明亮的教室里 再次来感受知识的温暖 身边的课桌缺少了熟悉的身影 曾经的你音容渺然 我们在心底呼喊你的名字啊 我的兄弟我的伙伴 在每个与你有关的日子里 想你的时候我把红烛点燃 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 我带着泪光绽出笑颜 祈盼你平安地一路走好啊 我的姐妹我的思念 你的牵挂也是我的牵挂 我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 我会照顾你我的父母 也请你庇护咱们的河山 我们一定努力地重建她啊 我的故乡我的家园 无论你在山之北还是水之南 不管我走过地角旅经天边 我都用奋斗来为你祝福 你会因成就为我心欢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守望啊 我的学校 我的北川 悲情能出伟大的诗篇。汶川大地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规律。而现实中的悲切又何止是诗篇所能承载得下的！5月12日的下午和紧接着的这一夜，对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来说是恐怖、恐惧和极度悲痛的时间。尤其是这一夜，天还下着雨，校园内的混乱，一具具同学、老师的尸体搬来搬去，那些受伤者痛苦的叫喊声和家长们撕裂心肝的哭号，叫在场的学生饱受的悲恸与无奈、焦躁及思恋和担心亲人的痛楚，无法用语言表述。 这是永远抹之不去的黑色之夜！“让孩子们继续留在这里太危险，也不合适。必须让他们随群众一起撤离到安全地带。”县委书记宋明和经大忠县长都是这个意见。他们向刘亚春校长提出看法。 “那就天亮再行动。往哪儿去呢？”刘校长问。 “外面一点联系也没有。我想既然是地震，就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像我们这里一样严重。先往安县撤。如果那里也不行，就再往绵阳方向撤！”经大忠县长建议。 “我同意。”宋明书记点头道，并指示，“要派党员老师和一些有能力的高三同学领着。必须保证同学们在路上的安全。”“是。”刘校长接受撤离指令。 天，亮得很慢。上午10点钟左右，现场仍在紧张地抢救，操场上的幸存者们在老师和部分高三同学的带领下，约1100多人开始起身，向着山外长途跋涉。 “当时我们的样子很凌乱，大家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同学和老师埋在废墟中，他们能不能出来是大家所担心的，另外余震不断，山路相当危险，我们能不能安全走出去也还是个问题，大家一路上几乎很少有人说话，像一群孤独的逃亡者……”有同学回忆说。 撤离者最初的目的地是奔向安县的永安镇，因为听说那里有个灾民收容所。但赶到那里才知道，他们的消息有误。怎么办？余震不断，为了能够不迷失方向，大家商量决定，只能继续沿着大路走下去。只要走下去，就能有活路！师生们都这样想。 就这样，第一批大震余生的北川中学师生们互相搀扶着、鼓励着，顽强地走了五六个小时的路，来到了绵阳市的九洲体育馆。而这时，庞大的九洲体育馆人山人海，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灾民——师生们身临其境，也第一次尝到了当难民的滋味。然后他们又很快看到了许多袖子上别着“绿袖标”、“红丝带”的好人，那一张张温馨的脸，让北川中学的孩子们感到震后的第一丝温暖与安全…… 几天后为保证他们正常上课，他们又被转移到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这里条件比较好，能够上课。 我与这些孩子见上面是在地震十多天后的了。十多天后的北川中学学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正在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临时学校”学习。我去那天已近晚饭时间，所以同学们正在长虹培训中心的空地上吃晚饭。我首先看到的是高三的同学，女同学居多，她们端着自助餐式的铝饭盆，吃得很多，看见我们来，脸上也挂满了笑容。我开玩笑说，你们一个人的饭量我要吃三顿。她们便不好意思起来。指指草坪，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行吗？她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问她们家里的情况，她们说她们很幸运，家里房子塌了，但没有死人的。原来她们的家都是在农村，“山区的房子比较简易，地震一来塌的多，砸死的人少些。城里就不一样了……”说起学校遇难的那一幕，女同学们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一位叫母亚兰的女同学显得活泼些，她说，她们几个都是高三（4）班的，北川中学新教学楼共5层，都是高中部的学生。当时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在上课。1、2层是高二、高一的同学，高二高三都在3、4、5层，特别是高三，都在5层。地震使整个教学楼全部坍塌，1、2层压在最底下，他们在5层的感觉是当时房子一下往下坐了好几米，等他们从废墟里逃出来的时候，再往教学楼看去，发现只剩了3层。“我们高三共10个班，死得不算多，高一高二的死得特别多。不能回忆那一幕了……总之，当时现场很乱，我们高三的男同学就去救人了，我们女同学就负责看护抬出来的伤员和同学的尸体……”母亚兰说。 我觉得不能再问这些心灵受过巨大创伤的同学了。从北京出发前参加中央台的那台赈灾文艺晚会现场，有3个北川中学的同学代表参加，他们在现场的诉说和眼泪，已经给国人留下深深的印象了。那种痛与悲无需再重复，每一次重复，对孩子们来说，等于是挑伤口，让他们幼嫩的心灵再一次流血…… 刘亚春校长几乎每天都要接受采访和与各种官员谈话。个头矮小的他，显得非常疲倦。他是个不爱多说话的老师，听说我是北京来的作家，他似乎才有了一点想说话的意思。 “地震以后我们的人都很团结，学生也很坚强，大家一般都是通过眼神来传递信息的，或者是拍拍肩膀什么的，很少有人说话，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太想说话。”刘校长的开场白让我意外。 “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家的人，家破人亡的那种。好多老师，家里边都失去了好多亲人，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挺着。有学生在，我们就得挺着。没有学生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讲的时候都会哭……”校长开 59cb." >始有些哽咽。 “你们不在学生面前哭？”我问。 “很少。一般不。”刘校长说，“我女儿死的那天我都没掉一滴泪，可我看见学生的尸体时我就哭，不停地哭，眼泪收不住！孩子们有的困在一起，解放军战士把楼板一搬开，就能发现几个、十几个孩子死在一起，有的孩子甚至连一点伤都没有，他们是闷死的……看到那种情景，我能不哭吗？我哭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这些孩子！有些孩子当时压在下面还不停地喊救命、救命，喊我的名字，喊校长救救他们，可我搬不开那些压在他们上面的楼板，几天都搬不开，等把楼板搬开时，他们都死了……我不哭行吗？我哭干眼泪都没用，我哭不出声，哭的不是泪水，是血…… “我也是家长，我一直想拼命去救自己的孩子，但我救不了她，因为有那么多孩子在喊我、在喊救命……有一次一个小孩的尸体挖出来，我从衣服、裤子和鞋子的颜色样式看，从背面看，我认定那是我的孩子。我痛哭了一场，抬出来后我又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不是，但又觉得他就是我的孩子，后来每挖出来一个尸体，我都觉得是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刘校长的话没有半句修饰，但句句能痛人心。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抢救现场的那些分分秒秒里，无论是谁，脑海里都是同样的一个念头。 擂鼓镇是除北川县城之外，离北川中学最近的一个镇。大震那一刻，这个回民居多的小镇同样伤亡严重。派出所副所长李林国这一天正在与当地一家企业协调工作，不料地震将他们5个人砸在里面。李林国是第一个逃生者，他出来时，一只耳朵被切掉了一半，血流满面。可这时他发现其余4个埋在里面没有出来，便不顾一切地往里冲，硬是将这压在废墟里的4个人抢救了出来。这时，有人从北川县城回来报信，说北川中学的教学楼全部塌了。李林国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李王智国。他因此成了第一个赶到北川中学的民警…… 他来了！至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以什么速度赶到几里外的中学所在地的。 “儿子！”“儿子你在哪儿？”李林国第一眼看到的中学坍塌现场，令他每根毛发直竖：老天！两座教学楼塌了，塌得像用千斤铁锤砸的纸盒子……一千多个孩子埋在废墟下，几百个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家长和干部群众在废墟上面叫喊着、抢救着…… “爸爸，我在这里——”混乱中，疯狂中，李林国突然听到从地底下传出的声音。那是自己的孩子的声音！“儿子！儿子！爸爸来救你了！”李林国凭着警察的好力气，拼命地用双手刨着废墟，扔着砖块……一边还不停地对儿子说，“坚持儿子！有爸爸你就别怕！”“救命！”“叔叔救救我——”李林国的手迟疑了一下。他的身后的楼板下，有几个孩子在呼叫。 “警察叔叔，快救我！救我——！”孩子的呼救声，撕碎了李林国的心。 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是人民的警察呀！李林国突然清醒过来。 “警察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一个家长跪在他的面前，双手揪着胸前的衣襟，像是要挖出自己的心肝一般。 李林国愣了一下，朝掩埋儿子的地下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子，又像疯了似的刨了起来：快点！再快点！把孩子救出来！救出这个孩子后就可以去救自己的儿子了！快快！一个孩子被李林国刨了出来。还活着。 “这边！这边还有孩子！”有人又来求李林国去刨另一个被埋的孩子。 李林国就又跳到另一堆废墟上拼命地刨啊刨……双手流出了鲜血，指甲断裂了还在刨！刨，不能停下！停下以后就没有时间再去救儿子了！于是李林国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帮着别的家长刨啊刨，一直刨了一天两夜。经他之手，30多个孩子被救了出来！14日早上，他终于回过神，又刨到了儿子那个地方，在群众的帮助下，他的儿子终于被刨了出来，可儿子再也不能叫他声“爸爸”了……“老天爷呀，你咋这样对我们北川不公啊？你咋对我救出几十个人不公啊？！”那一刻，钢铁汉子李林国对天长号了两声，便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他醒来时，县委书记宋明默默地在他肩上拍了拍，什么话也没说。李林国看了一眼躺在他身边的儿子的尸体，轻轻地用自己的衣服给儿子盖上后，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重新走向废墟…… 正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影响下的人民群众临危不惧和英勇顽强地战斗，他们在灾难降临的第一时间，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先救学生，哪怕是亲生骨肉就近在咫尺，仅凭一双双流淌着鲜血的手，在救援部队没赶到前，先后刨出了200多名活着的学生！这是奇迹！这是凯歌！是生命的奇迹！是生命的凯歌！26号那天，我终于到达北川中学原址。尽管十几天过去了，但现场的废墟仍保留在那里。当地的一位群众告诉我：废墟里仍有几百名同学埋在里面，不好挖了……望着这里没能逃生的深埋于废墟之下的孩子，我无言无语，只能默默地弯下身子，向他们鞠了三个躬。 像见到的其他倒塌的学校一样，我看到这个学校也有一个让人疑惑的现象：在变成废墟的教学楼旁边，有栋很漂亮的学生宿舍楼基本上没有多少损坏地屹立在那儿。另外在校门口的几户农民家的旧房子，同样没有倒塌，这是为什么？我弄不明白。 在那块当时躺满死尸的操场上，我看到一位拾荒的老太太，正在捡着到处可见的课本和裹尸的塑料袋。她身边是一只没有了主人的猫在惨叫……而靠近校门的几个显然是学校校工和办公室的房子里，我看到到处散落着的是教师和员工食堂的饭票一类的东西。一间屋子里，有只孤独的狗躺在里面，没有死，但一动不动，它的样子令我伤感：孤独的它也许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它不再有勇气活在这世上，它是想去陪同那些埋在废墟里的伙伴？它没有气息，只在我临走的时候，翻动了一下眼皮，仿佛是在向我告别，向这个不幸的世界告别…… 我不敢多看它一眼。我回到了现实——站在那块宽阔的操场上。我知道，在我来之前的几天，这里曾经举行了一次庄严的仪式，有34名年轻人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宣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追求。 这是另一种让人震撼的生命！活着总是美好的——人类总是需要有人活下去，并永远繁衍下去…… 有一个镜头我们不能忘记： 14日上午10时许，温家宝总理来到了北川中学，他迅速察看了整个学校的灾情，看着狼藉的校园，看着仍有数以百计的孩子被埋在废墟之中，温家宝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站在废墟的一角，温家宝握过宋明、刘亚春等人的手后，将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投向在场的学校师生、北川县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武警官兵大声问道：“抢救人的生命是这次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抓紧时间，只要有一线生还希望，就要用百倍努力！时间就是生命，抢险救人，刻不容缓！同志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场特殊的考验。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这气壮山河的回应声，震荡在刚刚经历劫难的北川大地上。那一刻，没有离开过一分钟抢救学生现场的宋明书记和刘亚春校长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生命的责任大震的第一时间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与死的厮杀和拼搏。在城外的中学抢救的同时，困在北川县城中上万群众的自救战斗更是惊心动魄，分秒必争。指挥这里的战斗的是县长经大忠，县委副书记浦方方和县委组织部长王理效，纪委书记文刚等县委班子成员，还有县政协主席杨应庆，县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春寿等领导。 县城被毁的前几个小时，可以说是最危险和紧急的时刻，不仅每一分、每一秒对那些被埋的群众是关键时刻，而且对随时可能被余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吞噬掉生命的几千名死里逃生者来说，也是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必须迅速采取措施让所有活着的群众转移！”几位县领导当即作出决定。 “可现在往外面走太危险了！”有人看着四周仍在不停滚落巨石的山体，担忧道。 “这个时候每一秒钟都极其宝贵！用我们的生命换回更多群众的安全转移，这是我们这些在场活着的党员们的责任！火海刀山，也必须冲出去！”经大忠县长铁了心。 “对，必须在天黑之前把在场的所有活着的群众带出去，否则天黑后危险会更大！”组织部长王理效说。 “好，我和王部长带第一批群众先往外转移。浦书记和文书记，还有杨主席、李主任你们在后面继续组织现场抢救和后续生还者的转移准备！”经县长立即布置道，然后命令在场干部，“马上让群众分成5个人一行跟着我们走！年岁大的老人、小孩和伤病员，要一个帮带一个！现在所有的人跟我们走——！”“走！我们要转移啦——”“快快，大家相互帮忙，赶紧动起来！”于是，一场求生大突围开始了！在不停的飞沙走石之中，浩浩荡荡的一支4000余人的生还者队伍，在县长经大忠和组织部长王理效等领导的带领下，踩着废墟，穿越飞石，攀登山道，时快时缓地朝城外大转移。一路上，那些伤员和老人都由县领导和共产党员、干部们扶着，甚至背在身上走！途中，有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因为让群众躲闪飞来的滚石，几度险象环生。 “太好了！”当宋明书记和县长经大忠在北川中学会合的那一刻，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患难之中的战友和同志间的战斗情谊，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战胜震灾的决心与信心。北川县抗震救灾临时指挥部也在大震之后的第一时间里正式建立。 “现在，抗震救灾工作是全县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关键时刻，全县人民期待着我们，县委要成为全县人民抗震救灾工作最坚强的后盾，最值得依靠的主心骨。”县委书记宋明在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上，向县委和全县党员干部发出了第一道抗震救灾战斗命令。 同在第一时间里，县委、县政府开始组织抗灾自救，征用周围农户的钢钎、铁锹、锄头、杠子，由幸存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青年党员、基层民兵，组成青壮年“抢险救灾突击队”，迅速深入到县城各个角落搜救被埋人员，疏散安置群众。 同在第一时间里，县委、县政府组织幸存的医护人员，紧急救护伤员，并征用客车、小货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迅速将伤员转移到邻近的安县和绵阳治疗。 这期间，县委一班人和党员干部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县委书记宋明连续在北川中学现场指挥抢救学生三天三夜没合眼。等救援的部队到达后，他又开始踏着不断的余震，奔赴那些被困的山区帮助群众自救。他的儿子在大震4天后，才辗转打听到父亲安全的消息。 县长经大忠在大震当天与宋明书记会合后，又与组织部长王理效马上返回县城，当晚又从废墟里带出2000多名被困的群众和伤员。他自己则在失去妻儿之后，又有两位亲人离他而去。 这里我用了很少的文字来说县长他们带着幸存的群众撤离县城，其实这过程非常艰巨和危险。当时北川县城完全陷入了一片惊慌和逃命的绝境，大震造成的极度破坏已经使整个城市变成了废墟不说，大量的伤亡，血淋淋的场面，都不是正常人所能接受的，然而此刻的北川人必须人人面对这样的惨烈场面。有位年轻的妻子，她正跟自己的丈夫上班去，她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地震来时，她和丈夫都倒在地上。当她睁开眼睛时，几分钟前还有说有笑的丈夫，竟然没了身子，脑袋滚在她的身边，嘴巴张着，似乎还想与妻子说着什么……妻子吓坏了，拼命地跑，可没跑出几步，余震再起，一块巨石将她的身子埋在水泥地里，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 有一家三口，大震时刚从废墟里钻出来，想喘口气再往山外逃。结果身旁的楼房第二次倒塌，路过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家三口被活活地埋在里面再也没有出来…… 而另一些人是在大震第一时间里，或自己从废墟里逃脱出来，或被经县长他们组织的临时抢救队救出的，可由于现场没有医生包扎，失血过多，一两个小时后就死掉了。这一类死里逃生后又断送生命的在大震第一时间里，占了不小比例。 山仍在崩塌，地仍在颤动，余震加之下雨，这是北川县城在大震后的第一夜最痛苦和艰难的一幕——孩子在哭，老人在哭，找不到主人的猫狗到处疯跑。倒塌和断裂的楼房与残墙，仍不时发出更可怕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倒塌声音…… 必须让已经脱险的群众尽可能地撤到安全地带！县委临时指挥部的决定英明而正确。然而县城里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还有多少人需要及时送出去，这是个大问题。 第一批撤出去的大部分是受轻伤和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相对安全和行走方便些。但后面再聚集到一起的大多数是受重伤和已经被埋一段时间后神经错乱的人。有一个老人任凭武警中队的官兵劝说，她就是不愿走。跪在废墟前哭喊着要找小孙儿。可小孙儿埋在深深的楼底下，而且当场死亡。“我不信娃儿死了！不信……”老人哭干了眼泪，还在喊。这一夜，她一直坐在废墟前，烧着纸……第二天有人再路过那堆废墟前，结果发现老人的身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陷在废墟里，她的头被两块水泥楼板压扁了，与心爱的孙子一起进了天堂…… 死人太多了！活下来的人太不容易！活下来的人就是北川未来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命根儿！那些清楚现实的北川人心存这样一个念头：得让每一个活着的北川人尽可能地逃出去！活下去！可在无援的死城里，要想活下去谈何容易。 这个时候，人的求生本能，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那种坚定、坚信和组织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方人总喜欢在发展中国家面前卖弄他们的所谓人权，他们常常指责别人不懂人权，似乎只有他们才懂得人的生命之重要。然而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人表现出的人权意识让他们大大吃惊。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生命的意识和行为，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水平与能力。可以设想：如果这样的大地震换在另一个只讲求个人的人权重要性的国度，那么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可能失去的生命要多得多。因为，在绝境之地，在死城之地，假如没有像北川县委、县政府那么迅速、果断、坚强地组织和指挥现场，大震后的第一时间内那么多毫无方向和不知所措的人就会无所适从，就会继续让乱石飞滚的山体崩裂和余震困死在里面……而北川县之所以还能够留下数以千计的活人，这与他们及时有效地组织撤离与发挥集体的力量进行自救有着直接关系。 北川县委和县政府应当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应当受到人类的尊敬。他们无畏无私、勇敢杰出，才使留存在死城里的生命获得拯救和逃脱。 看看他们当时有序和清醒的表现吧： 由于当天派往绵阳等地的报信者仍没有回音。县委作出决定：在自救的同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将北川面临的严重灾情上报给上级。“派谁去呢？”书记与县长正在商榷，已经忙了一整夜大转移的组织部长王理效带着满身伤痛，主动请缨道：“我去比较合适。让我去吧！”“快去快回！”宋明书记紧紧握住王理效的手说。县长经大忠则拍一拍行将出发的王理效的肩膀，不言中寄托着无限期待。报信的路上，王理效穿越过危险狭窄的山涧河道，穿行于乱石飞奔的峭壁绝路，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两个小时后，他幸运地拦住一辆农用摩托，催促驾驶员火速驶向绵阳市委。北川严重的灾情就此正式上报到了省里和北京的中南海，于是救援的部队官兵、消防队员和各式各样的志愿者，纷纷赶向这个被毁的“孤城”，为迅速抗震救灾和抢救被埋人员赢得了宝贵时间。 再看看他们一班人的英勇无畏吧：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贵钧，在地震发生后，不顾自身安危，马上组织公安干警到曲山小学东区废墟里抢救被掩埋的学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被掩埋在废墟之下长达3天，获救后的第二天他就带领工作人员，翻山越岭，深入乡镇查灾救灾。县委常委、副县长瞿永安正在成都开会，北川地震后，连夜赶回北川，在得知11个亲人被灾难夺去生命后，他强忍悲痛，不分昼夜地搜救群众、抢救伤员、疏通道路。在绵阳开会的县委常委、副县长王久华在地震后，用了30分钟时间就乘车赶到擂鼓镇，然后徒步赶回北川县城，一头扎进抢险工作之中。而最悲壮的，莫过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泽森，他被埋在废墟里，当救援人员发现身受重伤的他后，他拒绝救助，而是用尽全身力气说：“不要管我，先去救被埋的群众。”两天后，他长眠在县政府大楼的废墟之中…… 李跃进，北川县公安局副局长，不属于县领导之列，但在大震之后，他成了县抗震救灾指挥队里的主将之一，他的任务是接受县委的指令，带领一批又一批群众撤离死城。这个任务比平时破案一类的事要艰巨得多，因为那些人民的生命，每一条大震后余留的生命，都太宝贵了！这是北川未来的香火。香火绝不能断了。 大震太无情，让北川县城死去了一半左右的人。他李跃进是公安局副局长，同样没能保护好县城内的家人，他妻子和老母亲至今埋在废墟里找不到尸体，只能算“失踪人”——妻子和老母是属于明明知道在那些废墟里早已死去的“失踪人”，因为她们无法再从废墟里被挖出来，所以暂时还被叫做“失踪人”，而她们是永远陪葬这座死城的几千名“失踪人”之一。 李跃进是个50多岁的汉子，在公安局干了几十年，平时什么场面没见过？但地震这样的大灾，死这么多人的场面他没见过。震后已经有段时间了，这位曾经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现在也变得非常脆弱和憔悴，眼里时常含着泪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播出了他的事迹后，总有记者和作家来请他谈谈“英雄事迹”，可老李不太愿意谈。或者只会说一句：“都是亲人，那个时候谁见了都会尽力去救援和帮助的。”老李不愿多谈，是因为他心里其实有太多的痛。这痛与他这样一位公安局领导的身份并不太相称——人们一般的眼光里，公安局人员都应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子。 李跃进当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子。但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他这个汉子也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内心的乏力…… 老李的家在老城，他上班的公安局大楼在新城。中间要经过一条断水河和丁字路口。 12日午后的2点多钟时，他还是走在这条路上，一直到了丁字路口。突然，他的车身剧烈地摇晃起来，摇晃得有些悬乎。车胎爆了？他赶紧减速，但车子还没有停下，他猛然发现他和他的车子已经陷在四周垮塌的房屋里，旁边的高压线像乱蛛网似的，将他和他的车子全部罩在其中。 怎么啦？束手待毙？哪个敌人敢这样对他？不像是敌人！敌人没这力量和本事，况且这儿也没有什么敌人嘛！是地震？这么厉害的地震？可地震也不会这么厉害呀！老李和许多经历此次大地震的人都在那一刻不相信这是地震。 他惊恐了，甚至非常害怕。世界发生了什么？毁灭？是毁灭！他清楚地记得第一眼看到大震时的一切：地底下叫的声音就像地狱里的大鬼小鬼从油锅里爬到地面上来了，它们的能量之巨大，可以将整个县城和周围的群山掀来掀去，甚至能够将地面上的任何物体想卷到什么地方就卷到什么地方。你看看那石头，跟几座楼房似的那么大，却在地震的兴风作浪下，随意乱滚乱跑，几栋、十几栋楼房像纸糊的盒子，转眼就成了废墟……老李骇然了、惊呆了。那里有他的家呀！那里有他的公安局大楼啊！那一幕的恐怖，永远定格在老李的脑海之中，他现在不愿意翻开来给别人看……那是他永生的记忆之痛。 又几乎是同一刻，天空发出一道道炫目的亮光，是蓝色的，死光。李跃进赶紧借力打开被强力紧闭住的车门。走出车门的他，像一根弱小的草儿，被飓风吹倒在地，令他睁不开眼。 这个时间持续了约2分钟——与别的幸存者讲的一样。 待老李睁开眼时，一切都变样了：河堤崩塌了，山路掩埋了，行走的人都成了死鬼和半死鬼，仅有的几条生命在哭喊和毫无方向地奔跑——人们不知怎么回事地在发疯和恐怖之中寻找摆脱死神的路……老李看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其实人的力量非常之可怜，根本经不起这种突如其来的死神的侵袭。 丁字路口在那一天的那一刻，也成了老李生命的十字路口。往后走，是让死神笑话，因为它们在那里等待着这位北川汉子的拥抱；往前走，死神明明告诉他，同样是一条不能活的路——你的城市和家已经被摧毁，你想干什么？ 是啊，我想干什么？我能在此刻干什么？老李在半醒半昏中迈开了步子，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警服和警服上的警号仍然留在身上。033068，这是他的警号，这警服和警号是一个公安人员的标志，是他与死神拼杀的力量和本钱。什么都不怕，即使天灭地毁。老李这样想。他这个时候也只能这样想。老百姓简直不可能像他那么有所思维、有所冷静。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是公安人员，现在哭出声来，在地上不敢动，也并不算胆小鬼。谁有本事试一试8级大地震！谁胆大试一试山崩地裂的恐怖！ 但老李想到了自己是局里的领导，想到了整个县城在此时此刻必须勇敢站出来与死神拼杀的就应该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于是，他迈出了摇摇晃晃的步子…… 这一摇晃中，他想到了儿子，想到了在同一个县城同一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儿子在哪里？好像出差了吧？对，可能出差了！老李相信这是对的，儿子出差了，出差就不会死在这个废墟里的。老李的心灵上竖起一座长城，他想把儿子隔离在最安全的地带——这是唯一的可能。 有了这一心灵上的“长城”的慰藉，他老李便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力量，他快步走到那些没有了方向感的人群中间大声喊着：“大家听我说，我是警察，不要乱跑，都站到空地上来！那里安全——快快！”惊恐的人群好像一下清醒过来，跟着他就往空地上跑，他成为人们挣脱死神纠缠的天神！安置好一群老百姓后，他便想法去找自己的单位——公安局…… 公安局大楼在哪里？这就是我的单位公安局大楼？李跃进不信，但他必须信，因为逃出死亡废墟的战友们站在他面前已经证明他找到了自己的单位。 “局长，你还好啊！我们怎么办呀？”战友们站在他的面前问他。 老李看着自己的战友心痛得很：他们有的断了胳膊，有的眼珠没了，有的头部在流血，还有的甚至拖着已经没气儿的尸体——那是他们的战友…… “去救人吧！”老李只说了这句话。而这句话代表了一切的命令。 于是，那些有伤的、流着血的、只要还有一口气的公安干警跟着老李见被埋的就去救——要救的人太多、太多……他们都在喊救命、喊警察！老李和战友们手里没有任何工具，只有双手或者随地捡的断棍与木棒。能刨就刨，能撬就撬，只要把还活着的人救出来就行！老天无情。竟然还下起大雨，滂沱的大雨。刚才还哭喊四起的县城，渐渐声音少了，呜咽声多了。这让老李更紧张——那些刚才还有气儿的人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救！”老李喊着，其实不用他喊，所有在地面的人都在拼命地抢救他们看到的遍地都是的被埋人员…… “局长，我们必须先把已经救起的群众迅速带出去，否则今夜他们很危险！”战友提醒他。 “把群众聚集起来。跟我走！”老李又一次带领那些伤的伤、残的残，但还有宝贵生命的北川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撤离。 半路上，有民警默默地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儿子李宇航的警官证，没错，是儿子的。那位民警告诉老李，说是从他儿子衣服口袋里找到的。老李什么话也没有问，继续领着脱险的群众往山外走。 到了设在北川中学操场上的县委临时指挥部，李跃进告诉局长说，有人见到了他的儿子。 他说话时语气异常平静。局长以为老李的儿子幸存下来了，便随口说了句：“你去看一看儿子吧！”是的，该去看看儿子了。到城里的路平时只需十几分钟，而这一次，老李走了近两个小时。 一路上还有那么多刚刚从废墟里逃出来的伤员需要他搭一把手，肩一程路，指一条生路，甚至带出几处危险地。 傍晚时分，老李才走到了废墟里的老城，老城已不在老城的位置，它被山推移了两三百米远，又被山顶离地面六七十米高，再被山掩埋住，老城成为一个不可寻觅的地方…… 他有家的钥匙，但已经没有家门了。他知道儿子派出所在这座城中的确切位置，可是，城都没有了，他参照什么可以找到儿子呢？ 傍晚的天边剩下最后的一线余晖了。这时候，他看到了一辆被砸扁了的警车，他认识这辆车，是局里的一个民警开的，车号是571。他朝着这辆被砸扁的车跟前走，离车大约有十米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儿子的遗体！不，他不想说那是儿子的遗体，他看见了儿子。儿子是那么年轻，才25岁。就是因为年轻，所以他才跑得快，可是，四周全是房子，他无路可逃。他的手高举着交叉地护着自己的头，那是房子垮塌砸向他时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他看见儿子的前胸全烂了，腰带也断成了两截，他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视着儿子，最后，他的目光停在儿子英俊的脸和带着血痂的额头上，颅骨很深很深地陷进去了，他轻轻地触摸着…… 他心疼。 他是一个人走进老城的。他无法为儿子做什么，既没有力量把儿子背出废墟，也无力把儿子就地掩埋，他只能看看他，陪他坐上一会儿，说说话。后来，他在地上，儿子的遗体旁写上儿子的名字李宇航，多大了，警号是多少。最后，他把儿子的警号从胸前解下来，擦干净，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为儿子整整警容，向儿子默立了一会儿，转身融进了夜的黑暗中。 自此，李跃进是真正地孑然一个人融身进黑暗的孤独里了：他的妻子，他的70多岁的老母亲也都在这场大地震中永远地长眠在了北川老城的这片废墟中…… “希望小学”大希望：483个孩子一个没死“我现在担心的是10里外的希望小学，那里不知怎么样了！”县委书记宋明在一边指挥北川中学的抢救，一边悄悄将经县长拉到一个废墟边说。“你看看这儿死了那么多孩子。我实在心疼……”书记说到这儿直想哭。可他没时间哭。 “我马上派人过去看看。”经县长铁青着脸，跑到人群里，找到县武警中队的几位同志，让他们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赶往希望小学。 让我们把镜头拉到离县城10里外的那所希望小学吧。 这一天的大震前一刻，希望小学的教导主任肖晓川正在操场上，他无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气，觉得与以往一样——半阴半阳的天，于是便准备进教室上课。下午2点28分，肖晓川突然觉得地面在剧烈抖动，转眼间四周一片“噼里啪啦”的声音。“怎么啦？”肖老师回头一看，学校周围的民房在瞬间全部垮塌。随即又听到“轰隆”“轰隆”的巨响。只见山上的巨石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夹着树木和泥浆，势不可挡地泻向山下……刹那间，尘土飞扬，气流冲天，肖晓川的眼睛被迷住了，难受至极。两三分钟后，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然成了一个“泥人”，呼吸都非常困难。 “地震啦！”肖晓川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了一声。他的心一下悬到嗓子眼，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自己学校的那栋3层教学楼。 天哪！肖晓川差点没哭出来。摇摇晃晃的楼房竟然没有倒…… 孩子呢？孩子正在午休呀！肖晓川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让学生到操场上来！快呀——”肖晓川拼命地高喊。 “地震啦！孩子快出来！”“快到操场上——！”“不要乱！要有秩序地往外走！”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这时也都惊醒和紧张起来。整个学校一片呼喊声，但撤离则是非常有秩序的。 “快！快快！”孩子们太小，27名老师奋勇相助，将一批批孩子从楼上的宿舍拉扯到操场。 这个时间很短，短得连老师都怀疑这是他们的速度吗？像是部队的一次紧急集合，像是英雄的一次冲锋。 “让孩子们手拉着手，按班坐好！”肖晓川一边指挥，一边要求老师，“马上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还在房间里没有出来的。”“肖主任，9个班的学生全到了！”“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孩子都出来了吗？”“也出来了！”“点人数了吗？”“共483个。”“483？”“对。483名！”“一个都没少？”“是，一个没少！”“我的老天爷！”肖晓川双手抱头，眼泪夺眶而出。真是难以相信：孩子竟然一个没少！此刻的希望小学，连同附近的几十位老乡，共500多人被突如其来的天灾困在山谷之中。刚刚被大震惊吓的孩子们还未擦干眼泪，一阵又一阵强烈的余震“轰轰”震个不停。孩子们清楚地看着周围无数百姓的土房在倒塌，倒塌之后腾起的灰尘遮蔽了整个天空。 “妈妈呀！”“爸爸快来救我呀！”“老师！老师——”孩子们大的叫，小的哭，甚至有的想逃离群体。 “不能在这里待下去！这样随时可能受到山体滑坡的掩埋！尤其学校旁边就有一条河道，一旦泥石流堵道，河水上涨，这块操场和学校将会全部淹没！”“太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转移。”老师们向肖晓川建议。 “我也是这样想。”肖晓川说，“现在外面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大家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每一个孩子。我们几个在前面找路，后面的老师带着同学们跟上来。注意：一定要手拉着手！”不能有片刻犹豫。转移立即开始！肖晓川和几位年轻的男老师及几位老乡在前面披荆斩棘地找路，后面的师生们则手拉着手，向学校背面的一座山体进发。然而余震仍在继续，山谷间不时传来骇人的飞石坠地的轰鸣声…… “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能掉队！”老师们在学生中不时传话。一些学前班的孩子才五六岁，根本走不动，还在哭叫着要“回家”“要爸爸妈妈”。老师们就哄他们安静，哄他们“没事没事”。“其实，那个时候连我们这些大人都吓得浑身直哆嗦，孩子们哪见过这么大的地动山摇？再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外面什么样，我们每个人心里还在惦念着各自家里的情况，也不知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总之，都是魂飞魄散。但看到这么多可怜的孩子，我们的心就收起来了，忙着照顾他们。有的孩子实在太小，根本不会走山路。我们就背着他们走……”有老师事后这么说。 大震的第一时间里，在崇山峻岭和崎岖小路上，在随时可以看到和听到滚石飞舞的泥石流与山体崩裂的山谷间，希望小学的这支近500人的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他们缓慢地行进着，也不知前面的危险到底有多大，更不知能不能走出山谷，摆脱死神的追击。 走至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肖晓川让队伍停下。“只有这个地方比较安全些。不能再走了，要不更危险！”肖晓川仔细观察了周边的山区，对老师们说。 “今晚就在这里露天住宿了？”有老师惊恐地看着连绵起伏的大山，担忧地问。 “只有这样了！通知老师：就地宿营！并且要为今晚可能出现的险情作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肖晓川用了少有的严肃口气，叮嘱他的同事。 “同学们，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宿营啦！大家要听老师的话，不能随便走动，更不能离开班级。现在大家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就地宿营准备！”老师刚下达通知。孩子们便嚷嚷起来，有的说要尿尿，有的说要拉屎，更多的人说饿了。总之乱哄哄地吵成一片。最让老师们心痛的是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子，不知哪个先带头说了声要“回家”，于是几十个小孩子跟着“呜呜——”地哭喊着要回家。这下可好！幼儿园的孩子哭喊之后，学前班的跟着又叫喊起来。学前班的没停，一二年级的孩子又跟着哭闹起来。三四年级的看着小弟弟小妹妹哭得伤心，于是也不由得抽泣起来，到最后也跟着大哭大叫起来。五六年级的孩子本来是以大孩子自居，这回见那么多弟弟妹妹们伤心地哭着，也忍不住哭喊起来。 “回家！我要回家！呜呜……”“爸爸！妈妈！快来救我——”山谷间，那一刻很悲凉。几百个孩子面对阴灰的天空和摇晃的山峦，在孤独和悲切地嘶号着、哭泣着，那稚嫩和沙哑的声音，仿佛是在向苍天祈求，在向死神求饶……那声音，那场面，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悲痛与震撼！“孩子们，别怕！有老师在，大家别怕！”“你们都是好孩子！勇敢的孩子！我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你们的爸爸妈妈会很快来接你们回家的啊！”老师们一边安慰，一边跟着流泪。 苍天，你有眼吗？你为何要对孩子如此疯狂？ 然而，苍天并没有回答，苍天变得无情无义，继续它的疯狂与肆虐…… 天色渐晚，四周一片惨景与死气。许多孩子害怕地自觉蜷缩在一起，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肖晓川等老师十分心疼。 “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大山。我们必须给孩子找些吃的，要不今晚就不能安全露宿。”“哪儿弄吃的去呀？周围的房子都塌了，再说这个时候出去弄吃的也太危险了！”“为了孩子，再危险也得去！”肖晓川叫来几个党员、团员老师，让他们迅速到周边那些倒塌的农民家里寻找食品去。“凡是能吃的都找来！”肖晓川说。 “是。”不多时，几位老师抱来一些从废墟里找到的冷饭剩菜和玉米棒子之类的食物和一些棉被。食物虽少，但孩子分着吃，而且吃得特别香。这让老师们有了些安慰。但老师和大一些的孩子都没有吃一点东西，在他们此刻的心目中，小弟弟小妹妹才是最重要的。 大震之夜异常寂寞和漫长。害怕和疲倦中的孩子们刚入睡，天便下起瓢泼大雨。附近的一名家长正好拿来几块油布，肖晓川和老师们便从半山腰上折来一些竹子制作成简易帐篷，保证了孩子们尽量少淋雨…… 夜长长，雨蒙蒙。这个山岭间的不眠之夜，老师们谁都没有合眼，他们像母亲一般，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岗位上保护着这些心灵受伤和精神上饱受惊吓的孩子。 天，终于亮了！孩子却仍然在熟睡。 “不能让他们再睡了。早一分钟走出去，就少一分危险！”肖晓川决定道。 “起来吧同学们！”“同学们起来吧！”学生们一个个被叫醒。“现在重新点名！”肖晓川最关心的是这个。他必须保证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报告主任，483名！一个没少！”“好！一个没少。现在大家还是手拉着手，继续出发——！”肖晓川一声令下，一支由近500名娃儿组成的逃生队伍再次出现在摇晃的大山之中，他们幼小脆弱的生命，因为有老师的存在，因为是手拉着手，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生命的长城。这生命之长城，是失去了一半以上生命的北川死城的一支永远生生不息的生命枝杈，并将在这块死而复生的大地上创造新的伟大业绩。 监狱的犯人也是人！救他们！12日下午2点27分，即大地震的前一分钟，北川县武警中队的营院里静悄悄的，部队正在午休，看守所的监视墙上，当班的哨兵正在全神贯注地巡视，中队作战值班室里，值班员张元和值班干部中队长赵德清正在观察电视监控，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窗外还不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转眼间，中队长赵德清感到地在晃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暖水瓶被重重抛出，发出破碎的声响。他敏感地意识到大地震发生了，拼命大呼一声：“地震了，快撤！”值班员张元快速反应，“嗖”的一声第一个蹿出门外，随后他吹响了紧急集合哨。 “紧急集合，不带装备！”中队长赵德清站在院子里发出大震后的第一道命令。 正在午睡的战士听到紧急集合的哨音后，快速抓起衣服冲出宿舍。就在战士们冲出宿舍的那一瞬间，只听“隆——”的一声巨响，战士们回头一看：天，营房倒塌了！要命的事还在后头。 这时，营房的地面却在剧烈地晃荡着，让人站不住……“快趴下！”赵德清又一声疾呼。 15名训练有素的官兵“刷”地全都就地卧倒。顷刻间，天旋地转，昏天黑地，四周尽是“隆隆”的惊天巨响。赵德清他们不清楚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战士和看守所的安全。 “立即清点人数！”“报告中队长，除副指导员贾达国带领14名战士外出执行任务，和在家的一名领班员及正在执勤的两名哨兵外，其他官兵都在位，一个不少。”“好！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地震，现在我要求……”赵德清一边在向官兵们提要求，一边想着副指导员贾达国和14名战士现在不知怎么样了。贾达国他们的任务，赵德清是知道的。他们是去参加县里的“五四青年创业表彰大会”的。 事后知道，副指导员贾达国带领的14名战士在县委礼堂参加会议时，地震发生了，这15名官兵迅速安全地撤离了现场，并且随即参加了现场的抢救，在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靠双手从倒塌的县委办公大楼内救出了4名干部。之后他们又在县长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更紧张的抢救工作。 现在，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北川县的犯人看守所。 大地震突然来临的那一刻，大地开始剧烈摇晃，一时间，天昏地暗，地转天旋。地震了！正在担负看守任务的领班员李伟迅速作出反应，高声对一号哨兵熊毅、二号哨兵刘洋大喊：“地震了，赶快报警，赶快撤离！”李伟边跑边喊，剧烈的晃动，几次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 顷刻间，耳边传来房屋倒塌的声音，眼前尘土飞扬，一片混沌。站在监视墙哨楼上的二号哨兵刘洋感觉到哨楼晃动得越来越厉害，他嗖地拿起手中的枪，快速冲出哨楼。他前脚刚迈出哨楼，身后的哨楼就倒塌了，刘洋也跟着倒地。大约1分钟后，刘洋从地上爬起来，看到监区一片狼藉：监墙倒塌了，监房倒塌了，哨楼不见了，高压电网断了，看守所羁押的犯人生死不明。就在这时，李伟也从废墟里爬出。两个死里逃生的战友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熊毅呢”，一号哨楼已经扭曲变形，门打不开了，熊毅被困在里面。刘洋急中生智，用枪托将一号哨楼的门砸开，将熊毅救出。 危急关头，3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没有走下哨位，没有丢失枪支，没有自顾逃生。领班员李伟下令：迅速按照发生自然灾害处置预案行动，绝不能让一名犯人脱逃，赶快搜救犯人。熊毅负责查看险情和警戒，刘洋和李伟一起去监区救人，各就各位，立即行动！俨然一名气度非凡的指挥官，面对复杂的战场形势，他镇定自若，胸有良谋。这就是忠诚，这就是素质。监房已全部倒塌，毫无自救能力的犯人们歇斯底里地呼喊着，仇恨的情绪集聚着，一旦将他们解救出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怎么办？救不救他们？”“还用说，他们也是人，救！”李伟毫不迟疑地冲向倒塌的废墟，边救人边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 “救救我——”“大哥，快先救我！”吓坏了的犯人们你争我夺喊着李伟。 “不要挤，都会救你们的！”李伟大声说着，一边将手伸向那些无助的犯人…… 一个，两个，三个，犯人们一个个被救出。 “轻伤的跟我上！你们也别闲着！救人要紧！”李伟对那些没有受伤的犯人一挥手，然后自己先冲到了危险的废墟之中。 那些犯人们先是愣了片刻，随即善良的人性之火在他们的身上猛地复燃起来。他们顺从地跟着李伟，自觉地加入到了救援的队伍中。 李伟见此景，内心一动：是人性的回归，还是人性的觉醒？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这类问题。眼前，只有一件事：救人救命！“你们要特别注意搬动石块和残墙时的动作，千万不能再伤着人！”李伟对那些参与抢救的犯人说。 “快救我——哎哟！”一名重伤的犯人被救出时，流血不止。李伟猛地撕扯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迅速为其包扎伤口。 “里面的人快不行了！怎么办？”跟着李伟抢救的几个犯人惊恐地叫着。就在这时，前来支援的中队官兵赶来了，他们迅速与李伟等并肩战斗，冒着余震和随时可能再次倒塌被埋的危险，及时把所有在押犯人全部救了下来。经清点：25名在押人犯，重伤4人，死亡8人。 “县城都毁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必须把犯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赵德清说。 “可往哪儿转呀？万一路上出意外，犯人们跑了怎么办？”有人担心起来。 赵德清扫了一眼自己的战友，同时也扫了一眼在场的犯人，然后坚定地说：“转移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果谁在这个时候逃跑，那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现场暂时一片死寂。 “现在我宣布：全体在押人员，暂时在营地休息，不得走动，违者责任自负！中队的同志请注意：迅速组织力量探清转移的路线，一旦可行，立即执行撤离转移！”赵德清宣布命令后，即派人前往通向绵阳的方向探路。 “经县长和公安局的同志，已经探出一条撤离群众的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安排活着的人往外撤。我们是不是马上行动？”探路的人回来报告道。 “立即行动！”赵德清一挥手，于是全副武装的官兵押着17名犯人开始向城外进发。 在纷乱和仓皇的撤离人群中，在押犯人这支队伍有些引人注目，可似乎在那一刻，大家都显得不再仇视，平起平坐，甚至一路上有群众主动帮助那几个重伤的犯人翻越挡路的滚石。 而几位没有受伤的犯人，则去帮助同行的几个步履艰难的老人和孩子上路。他们相互之间表现的人性之善，在大灾面前变得极其自然。 下午4点35分，押解犯人转移的12名官兵行至北川中学门口时，听到倒塌的校舍里传来阵阵哭天喊地的呼救声。 “你们快去救孩子吧！我们保证不跑！快去吧！”犯人突然停住脚步，对押着他们的武警官兵们说。 “救人要紧！”指导员钱永存果断地下令留下4名战士配合2名公安干警看守犯人，自己则带领8名官兵迅速冲进中学校园，参与第一时间的紧张抢救。 眼前的凄惨让钱永存和战士们大惊，甚至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太多的被埋者！太多的孩子在呼救…… “救命啊——”一个清晰的求救声就在战士们的脚底下。士官班长张辉循声蹲下身子。他使劲搬开一块楼板，又招呼身边的战士王雄雄帮助，两人接连搬开两块水泥板，当他们合力搬开第三块水泥板时，一块砖头从头上掉下来，正好砸在张辉的手臂上，顿时血流如注。“别管我！”张辉一手挡开要救护他的一名群众，奋力与战友扛起水泥板……那个被困的学生被指导员双手抱起，“哇”的一声哭出了声。 “继续抢救！”指导员指挥着战士们，与在场的数百名当地干部、群众和学生家长们拼命地抢救着。 晚上7点03分，刚刚完成县委礼堂救援任务的15名武警官兵也赶到了北川中学增援，这一夜他们与县委书记宋明组织指挥的抢救队伍，一起从倒塌的废墟里整整救出了被困学生42名…… 第二天，武警官兵们重新整装出发，押着17名犯人，冒着一路艰险，安全地到达绵阳。 几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绵阳的临时看守所看到了这群从死城中走出的犯人，奇怪地发现，他们住的地方是“灾区最豪华、最安全的地方”。 “你们没有想过半途越狱逃跑？”外国记者问在押犯人。 “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有武警看着我们，比哪个地方都安全。政府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再跑干啥？”在押犯人们这样回答外国记者。 后来这件事还登在了外国报纸上。 死城不死 这一天是5月16日，距毁城已经第四天了。北川县毛坝小学四年级学生魏鑫钰和她的两个小伙伴却发生了奇迹——“地震发生后，我们一直找不到孩子，魏鑫钰的妈妈天天以泪洗面，我也始终不愿相信女儿会这样消失了，所以一直怀抱一线希望到城里去看看。”16日这一天，魏鑫钰的父亲再次来到女儿就读的学校教学楼前，一看早已成废墟的地方，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叫喊女儿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老魏竟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女儿的回答。“一开始我以为听错了，便继续喊，这次才确认真的是女儿在回答我。”父亲魏鹏不由得泪流满面，急忙喊来现场的救援人员。 救援队员发现，与魏鑫钰一起活着的还有两名同学。他们是怎样度过这4天4夜的死城生活的？小魏鑫钰被救后告诉大人，他们三人被困的几天里，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他们没有怕过，相信会有人来救他们。特别是小魏鑫钰表现最突出，不断地寻找话题和两名小伙伴说话，鼓励他们坚持。被困的空间特别小，三人就挤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虽然没有食物，但他们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当我听到爸爸在叫我时，我心都要跳出来啦，所以就拼命地喊了起来。”小魏鑫钰的这一喊，喊出了三个生命的奇迹！获救后的那一刻，魏鑫钰说自己不饿，而等到经过清洗消毒后，她忽然开始猛吃东西。“我们都不敢给她太多东西吃，怕一下子撑坏了她。”医护人员说。但孩子吃得特别香。魏鑫钰说：“我真的太饿了！”她天真的样儿让谁看了都会开心地笑。 同是5月16日。 海南救援队在这座死城里同样创造了一次成功救出3名被困者的生命之歌。 这一天的上午9点10分左右，海南地震紧急救援队的一个搜救小组行进到北川县信用社附近时，几个当地群众指着那一座面目全非的信用社7层大楼现场说，昨天他们听到过楼底下有呼救声。海南搜救队员一听，便立即用生命探测仪对现场进行了搜索，但遗憾的是废墟内已无任何生命迹象。 9点36分，又有群众反映北川县国税局昨天有呼救声。搜救人员前去确认，但遗憾的是同样显示已无生命迹象。 10点左右，搜救小组侦察员在北川县麒麟街一座宿舍楼废墟内终于发现了2名女性幸存者在向地面发出微弱的呼救声。 “立即投入抢救！”海南救援队一阵兴奋。他们迅速作出部署，一边对被埋者进行精神安慰，一边报告总部申请人员及装备增援。 这个时候，死城内的空气已经很糟糕，到处弥漫着尸体腐烂的刺鼻气味。但丝毫没有影响救援队员的救人心切与干劲。搜救队员经仔细侦察，初步判断幸存者被埋压在距外墙约8米远的深处，被倒塌的屋顶和地板夹在中间，内部空间十分狭小。 此时的北川，余震仍然十分频繁且震级较高，房屋二次垮塌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被埋人员的生命已经非常危险，等重型机械设备来再抢救的可能性不大。搜救队员们便决定冒险依靠手中轻型装备挖掘。近2个小时的艰苦挖掘后，一条长约9米，仅容一人匍匐进入的地洞深入到废墟内部，接近年纪较小的那个幸存者。当救援队员出现在这位被埋人员前面时，她异常激动地不断说着：“快点挖，快把我救出来！”救援队员则安抚她要稳定情绪，保持体力，同时又以科学安全的方法继续掘进。 约中午12点，这名叫席丽的28岁女性在被困90多个小时后，成功被救出废墟。周围赶来的灾民们一片欢呼。 抢救另两名被埋者的战斗仍在继续，而且要比救席丽复杂得多。其中一名叫张燕的36岁女性，她被一个防盗门和一具尸体夹在中间，只有脑袋露在外面。搜救队员竭尽全力试图攻破防盗门的阻挡，但电动剪扩器电池此时却耗尽了。抢救队员忙换成手动液压钳……经不懈努力，坚固的防盗门上被打开了一个可供人爬出的洞。可抢救队员马上又发现，由于受到尸体腿部的阻挡，张燕不管怎样努力就是无法钻出防盗门上的洞口。两条早已僵硬的腿，像一道栅栏挡在了生和死之间。 怎么办？要救出张燕，就不得不将尸体的双腿切除。面对不幸的死者的躯体，救援队员们于心不忍。经过权衡，在排除了其他营救方案的可能性后，救援队员不得不决定对尸体的双腿进行截肢。随队的海南附属医院骨科医生张英在废墟中找到两把破旧菜刀，冒着腐烂尸体内可能存在致命炭疽杆菌的危险，用简陋的工具艰难地完成了截肢手术——现场惨状可怕又奇臭。 但为了群众的生命，海南救援队员们顾不得这些，他们与在场的消防战士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躺在洞穴内，接力一样地将张燕从死城的废墟里抬到了有阳光的地面……救援队员看了一下手表，时间为16日下午2点40分。 海南救援队这一天战绩辉煌。 下午3点08分，在北川县职中救援的另一支海南救援分队传来喜讯：14岁的刘正喜也被他们成功从废墟中营救出来。 生命的奇迹竟如此闪耀！死城不死！对那些从各路赶来北川抢救的队员们来说，这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并成为一条定律。 17日是江西消防部队赴北川突击队搜救工作的第二天，他们有些着急，因为还没有搜救出一个生还者。然而这又不是什么着急能解决的事——此时的北川县城，除了军人和搜救队员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只有极度难闻的气味。搜救的希望也已经十分渺茫。然而江西消防部队的官兵却丝毫没有放过每一处生命存在的可能。他们开始向老城区进发。 9时许，搜救突击队员分成两组在老城居民区进行搜寻。当萍乡消防支队司令部参谋叶斌和战友在两栋倒塌的居民楼搜寻时，突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救命”的微弱的声音。 “有情况！”叶斌当即向正在现场指挥的省消防总队领导作了汇报。正在指挥部开会的省消防总队副政委徐国龙闻讯随即赶到现场指挥，观察现场后立即决定：马上用生命探测仪确认生还者的具体位置。 “在6层楼房内的2楼！”生还者的位置很快被确定。然而救援却碰到困难：楼房的下面两层已经下陷到地下，因此生还者实际上可能在地面一层，就是最底层。队员们一边呼喊着，一边用手敲打墙壁，寻找的结果与判断的相符。 接下去是如何营救的问题。 由于这名幸存者就在两栋房子之间的空隙，指挥部制订了两套方案并决定同时实施。一套方案：由于幸存者所处的空间很小，很难使用大型设备进行营救，因此，只能利用手掏碎石的方式，挖出洞来，将幸存者救出；还有一套方案就是在幸存者上部用设备挖出一个洞救人。 营救开始。而此时与幸存者聊天是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中，营救队员们知道了这位幸存者叫陈先贵，今年37岁，是一名货车司机。地震发生的12号，他老婆在菜市场卖菜，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不知娃儿和他妈咋样了。”陈先贵在里面自言自语道。并且主动告诉队员们，12日当天，他正在家里，突然觉得楼在动，便意识到是地震了。于是他就从6楼往下跑。当跑到2楼的时候，楼就塌下了。陈先贵说，在被困的这几天时间里，他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一定会有人来救他的。“你们现在真的来了！我太感谢你们了！我的命真大！”陈先贵的脸上露着笑意。 营救非常艰难，用了近12个小时，被埋了118个小时的陈先贵被成功救出，并立即被送到绵阳中医院救治。 生命再一次在死城里复活。 19日，大地震已经使北川县城死亡了整整7天。 7天，一般认为这是生命的极限。然而我们国家的地震救援队在这座死城里仍然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19日上午10点左右，他们在北川县城的菜市场附近的废墟中成功救出了61岁的李宁翠老人。她在废墟中整整被埋164个小时……这位老人后经绵阳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们的全力抢救，身体恢复了健康！又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死城，你在中国人民的顽强生命力面前，还有什么可以吓倒我们的呢？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