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独自上场》 前言
?99lib?的梦想是什么。我站在镜头前,仰着晒得黑红的脸,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 天知道当时的我说出那样的梦想需要多大的勇气。但现在,我只想对那个小女孩说一句:嗨,咱们做到了! 当时有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获得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的亚洲人。经此一役,我的世界排名也从第七跃居第四,平了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造的亚洲最高纪录。我微笑着对他们的祝贺表示感谢,脑海中却是一片空白。我知道我赢了,但获得冠军的感觉似乎不过如此。当我躺在红土地上的那一瞬间,我确实感到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当记者们拥上来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已经一片空白。他们都说我领奖时的表现太淡定了,但事实上,是我对“法网冠军”这个头衔背后隐藏的荣耀和威力并没有清晰的概念——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觉得它和我以往赢得的巡回赛冠军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似乎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奖金的多少和媒体的关注度。 等我稍微回过神的时候,有许多强烈的情感不停地向我涌来了——无法形容的快乐、如释重负的轻松,甚至还有“这次媒体总算可以放过我”的侥幸,我知道自己不会再被写成一个脾气很大的、倔头倔脑的武汉姑娘了——现在的我至少是个很会打球的、脾气很大的、倔头倔脑的武汉姑娘。 但这并不是关键,对我来说,胜利带给我最好的礼物是内心的平静——我不必在比赛后用毛巾蒙住脸,躲在更衣室或是浴室里失声痛哭,不必再为失误痛恨自己,不必反复折磨自己。我知道我的表现及格了,我内心的“裁判”这次会放过我。 李娜,这次打得不错,我轻声对自己说。 但是对我的团队和经纪公司而言,胜利显然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昨天我接受了的访谈,而今天上午10点,我要去参加来自祖国的新浪网记者的采访。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开始了自己作为“大满贯冠军”的一天。 新浪的记者告诉我:我和斯齐亚沃尼之间的决赛创下了中国单场网球比赛电视直播观众数的最高纪录,它吸引了约1.16亿名中国电视观众收看。 那么多?看来网球真的正在慢慢贴近国人的生活。 采访结束后,我们回到酒店进行简单的休整,接下来我们得去香榭丽舍大街为我的赞助商——耐克公司的专卖店做活动,我和耐克中国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老朋友石玲坐在一辆车上,聊着家常一路开到香榭丽舍。车到耐克门口时,只见四名身形高大的保镖围了上来,我心中觉得有些多此一举,我只是个球员,不必这么夸张。 但车门被打开时,我明白保镖的必要性了,潮水一般的人群在耐克的门口等待着,石玲怕人会哄上来,叮嘱我等一下牵她的手一起走。 我点点头,跟随她走进店里。一张崭新的大海报赫然入目,它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尺寸大到让每个走进这里的人不得不注视它,海报上的人是我,下面印着广告语:“用运动改变一切!” 从我十几岁起,耐克就一直是我的赞助商,我曾在耐克店里见过许多优秀球员的海报,费德勒、纳达尔、莎拉波娃……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了自己,这真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我有些出神,做完活动后,我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剩余时间了……最初获胜的喜悦正在慢慢退去,我的心飞到了温布尔登的草坪上,甚至对没完没了的活动有些厌倦。坦白地说,到这时候,我仍然对“法网夺冠”这件事情没有具体的概念,好像并没有之前自己想象的那么兴奋,胜利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一切还在原来的运行轨道上。不过如此嘛,我想。 活动结束后,我告诉耐克的朋友们我得去同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个著名的奢饰品牌的旗舰店逛一下,因为国内的好朋友托我帮她买只包。 耐克的工作人员问我:“需要清场吗?” 我觉得对方在开玩笑:“太夸张了吧!” 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那家旗舰店以奢华闻名于世,号称巴黎的“时尚航母”。之前我来过几次。这家店有七层楼高,是该品牌在全法最大的旗舰店,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门口排队,尤以亚洲游客居多。在这家店里,每位游客都能享受私人导购的服务,但每人只能凭护照购买两只包。店门口常年排着长长的队伍,但还是有许多游客趋之若鹜。这么一家奢侈品店怎么可能为我包场呢?我没把工作人员的话当真,一笑了之。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到了旗舰店门前的时候,立刻有店员笑容可掬地过来迎接我,他告诉我:为了表示对我的欢迎,他们在得知我要来的消息后专门安排了人带我去VIP室。 天啊! 我目瞪口呆,大为震撼。我知道自己昨天刚刚赢得法网冠军,可这是著名奢饰品牌的旗舰店啊! 我本来是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心态来到这个奢华的王国朝圣的,但它却忽然变得谦恭而客气,用欢迎女王的礼仪欢迎我。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但是,不得不承认,那一刻,感觉好极了。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体会到了“法网冠军”这顶桂冠的分量。 巴黎,真的成了我的福地。 第二章 福地
?时会有很大的滑动余地,这就对球员的体能及奔跑和移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红土场拿冠军最难,因为不仅需要全面的技术,还需要超强的体能、足够的耐心和顽强的意志。 1989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十七岁的华裔选手张德培力挫多位名将,成为法网历史上最年轻的单打冠军,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选手。 2011年,我以6号种子的身份出征法网。说实话,对这次比赛,我本来并没有寄予太多期望。我不擅长打红土场地,我更喜欢硬地,平时训练和比赛的场地也以硬地为主,法网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进入过八强的大满贯赛事。在法网开赛前,当地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访谈,记者问我:“如果拿到法网冠军,你会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会感到不可思议,我坚信自己可以拿到四大公开赛冠军,但法网可能是最后那个。 在苏珊·朗格伦球场的红土地上展开的战役对我来说并不轻松,我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红土赛场,前两轮比赛都打得很辛苦。 每当感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会看看自己团队的包厢,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重新给我信心。 整个法网比赛,姜山一共离场过三次。 第一次是首轮对捷克的斯特伊科娃。我原本以为这场比赛可以轻易拿下的,我在今年年初澳网第三轮跟斯特伊科娃打过,当时赢得很轻松。 没想到短短三个多月后,她忽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打起球来如有神助。我们交手多次,对彼此的性格多少有点了解,我记忆中的斯特伊科娃是个上场后状态容易起伏的姑娘,但那天她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状态极其稳定,而且似乎什么球都能防回来。虽然我后发制人以6∶3拿下了第一盘,但第二盘始终险象环生,5∶2大局在握后,我忽然连丢两个发球局,被对手追平。姜山就是这个时候坐不住了,他站起身离开了场地。 姜山不在跟前,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这一局我赢了。但是在接下来的抢七局里,有两个赛点,我没有把握住,结果被对手连得4分逆转,最后输掉了这一盘。 输球后,我特别懊恼,感觉自己在场地上不停地奔跑,又傻又狼狈。 等到第三盘刚开始时,感觉已经累到不行,腿都跑不动了。我往场边一看,刚好瞄到姜山在场下一脸特别无奈的表情。我心里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我在场上这么拼,这么努力,不管比分如何,你总得有一点肢体语言,多给我点鼓励吧! 网球场上,运动员是不可以和教练交流的。我有时打着打着靠近了姜山所在的包厢,才会吼两句,这也是我调节自己心态的一个方法。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打球不太爱喊。像莎拉波娃、阿扎伦卡那种高分贝的叫喊,据说是一种调节呼吸、释放压力的途径。 法网女子比赛采取三盘两胜淘汰制。等到终于赢得第三盘比赛时,我已经累得浑身瘫软,心里说:终于可以结束了。 没想到,第一轮比赛就打得如此辛苦。 第二轮的对手埃斯皮诺萨是张新面孔,她是西班牙人,在首轮曾逆转过红土能力不俗的维斯尼娜。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对手,我对她完全一无所知。赛前我也问了不少其他选手,想得到些关于埃斯皮诺萨的信息,结果却一无所获。那场比赛的开头很艰难,对手拥有很好的正手,击球力量非常重,是位很难对付的选手。 我连续两盘开局都以0∶3落后。姜山又提前离场了,所以他没有看到我转败为胜的那几分。后来他回到了赛场,还让我深呼吸、放松。 我在球场上的时候,特别讨厌别人对我发号施令。要知道,看球的人和打球的人感觉并不完全一样。你在场上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他们不知道你怎么想的。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姜山的好意也被我理解为他是在表达“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会这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意思,这分明是不满意我的表现。我立刻火冒三丈,心想:你还是出去算了!后来我冲他吼了几句“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他才不说了。 说来也怪,跟他吼完,立刻就觉得神清气爽,压力缓解了,状态回来了。这一局我又打赢了。 似乎上天有意在考验我,从第四轮起,我开始频繁遭遇夺冠热门选手。在第四轮,我遇到了科维托娃,这位本届赛会的9号种子月初刚刚在马德里公开赛的半决赛中赢过我。我记得她势大力沉的发球,几乎每个发球速度都在每小时180公里以上。 她的发球局我根本破不了,我的发球局稍有不慎,就被她破了。我以2∶6的比分迅速地丢掉了第一局。 最后我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她的发球都接过去,尽量让她接下来的发球没那么自在。 当我开始注重接发球这一环节时,对手的发球果然不再那么致命。我反扳一盘,把比赛拖入决胜盘。 第三盘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让我又一次处境艰难。当时姜山也受不了那么揪心的场面,提前离开了球场。事实上,我自己也没想到可以在0∶3之后追回来,我只是一直告诉自己:“毕竟我只是被破了一个发球局,只要我也能破她一个,就能回到同一起跑线,然后我就还有机会。” 带着这样的信念,我连赢三局追 5e73." >平比分。为了给自己鼓劲,在第六局40∶40时,我还对自己大喊:“加油李娜!”那句为自己喊的加油就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随后我开始大爆发,连拿六局实现了大逆转。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就是因为姜山离开了赛场我才能连赢六局吧。 我跟姜山开玩笑说:“干脆你以后多离场几次吧。你一走我就赢哦!” 姜山比别人更了解我的感受,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他不会将我在场上的几句吼.?叫当回事,因为那本质上就是我自我放松、解压的方式。当你看到本来一度大比分领先的比赛,忽然在很轻松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回来时,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无能,觉得自己无力控制局面,这种时候你需要交流,需要沟通和帮助。但根据网球比赛的规则,当比赛开始后,选手是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的。网球就是一项必须一个人完成所有任务的项目。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你不能体会那种和队友并肩作战的归属感。你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所以当你陷入泥沼后,只能在众目睽睽下独自爬行;你努力为自己的疑问找到答案,不断地在心中咒骂自己,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辩论,试图寻找能破解对手发球的方法。当然,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你甚至不能和对手有身体上的接触。属于你的领域,就是这几条白线中的几个小格子、球拍,还有你孤独而烦躁的身影。 那种挥之不去、无所不在的孤独和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让人欲疯欲狂。 当对手的进攻如同暴风雨一样猛烈,而你自己与自己的辩论激烈而又得不到答案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迁怒于自己。很多网球运动员用古怪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宣泄内心压力的方式:摔拍子、尖叫,或是怒斥离你最近的裁判。 我的宣泄方式就是吼姜山。他在场上会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温柔,他谅解我所有粗鲁而孩子气的举动。事后,我也无须解释、无须道歉。因为,我的一切他全懂。 也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出气筒”,还问他会不会生气。他很坦然地说:“不会啊!因为我也打球,我完全了解她当时的感受。比赛不利的时候她会感到很无助。无助、孤独又在亲人的注视下会更觉得紧张。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容易有的心理,并不只是她一个人这样。所有球员在这种时候看到对自己爱莫能助又寄予厚望的父母、孩子、朋友、赞助商、教练,任何跟自己有关系的人,都特别紧张。她这种紧张投射到我身上,她看我就觉得我也在紧张,巴不得让这些亲人都赶快离场。她那样并不是针对我,只是因为我比谁都合适。她知道我能理解她,她知道我不会怪她。其实一切情绪都源自于场上的人。如果她不是处于那种极度紧张的情况,我就算在场边摆瓶酒,喝酒、聊天、唱卡拉OK都不会影响到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起身出去。出去之后她紧张的心态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因为网球是对抗性项目,每个人在比赛过程中心态都会有起伏。在你高兴、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巴不得很多人在那里看,希望大家看到你的好。人都希望把自己好的一面表露出来,把自己的灰暗藏起来。场面处于下风时,她不希望自己的亲人看到这一切。只不过她表露出来是这样。每个人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心理层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且有时候如果这一段时间一直不顺,你可能希望会有点什么事来改变一下现在的情形,破一下这种情势,比如像篮球比赛里,教练会适时叫暂停。” 朋友问他出去之后会不会担心我,会不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看比赛直播。他说:“我出去后当然会很担心,但出去了就不会再找大屏幕或者电视什么的看她的比赛了。不是不敢看,而是觉得她有能力扭转局面。这种情况出现很多次了,她不是十几岁的人。我感觉她自己能够控制得住。我相信她,我知道她特别棒、她没问题。” 每一句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知我者姜山也。有一位记者曾经恭维我说:“幸亏中国网球有李娜。”我心里悄悄地说:“你说的不全对,幸亏李娜有姜山。” 打到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我开始感觉自己已经慢慢与红土地建立起了某种默契。我开始更快地进入状态,而姜山也不必再为了让我发挥出正常水平而躲出场外了。 八强遭遇的阿扎伦卡是赛会的4号种子。阿扎确实是个极其优秀的球员,除了强大的发球,阿扎伦卡还喜欢用吼叫来为自己打气,每打完一个球,她都会发出“咻”的尖叫,声震全场。 很多球员都喜欢用叫声为自己助威。这或许是西方人性格奔放的表现。我一向不大好意思叫,当我需要宣泄情绪的时候,我多半会找出在包厢端坐的姜山,冲他劈头盖脸地怒吼一顿。 和阿扎伦卡的比赛开局很谨慎,我们都小心地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一直到第十局时,比分仍然是5∶5平;但在第十一局中,我用一个漂亮的反手拿下了这一局,以6∶5领先。阿扎显然有些紧张,她没能保住自己接下来的发球局。我以7∶5赢得首盘。 年轻的阿扎伦卡同样属于心理上波动较大的选手,第二盘里她仍然表现得很顽强,甚至两度挽救赛点,但这难不倒我。我越打越有信心,我知道这场比赛属于我,红土地似乎在庇护我。我的每一次出击、回转都异常得心应手,我好像又回到了儿时练球的球场上,灼热的灰砂在正午的阳光下泛出刺眼的光芒,薄薄的“回力”球鞋鞋底被沙子烧得滚烫。 我赢了第二盘!直落两盘!我战胜了阿扎! 姜山似乎与我心有灵犀,他没有再离场“避难”,而是笑眯眯地坐在包厢里看完了整场比赛。 终于打到了半决赛,我..的对手是莎拉波娃。我们之前交手过很多次,这次比赛对我而言,只是和老对手的又一次相遇,稀松平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但记者们闻风而动,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他们将我团团围住,问我:“马上要对战莎娃了,你的感觉如何?” 让他们激动成这样的原因只有一个:莎拉波娃的现任教练正是我之前的教练——瑞典人托马斯。 我不禁怀疑:记者们内心深处最爱的球员是否必须像泰森一样强悍,如果我也把对手的耳朵咬下来,他们会不会更加喜欢我? 尽管只是半决赛,但媒体们已经提前替我们为此次比赛定了性:“复仇之战”!他们就是这么称呼2011年法网女单半决赛的,真的,就因为莎娃雇用了我以前的教练。 我在不止一家报纸上看到了“李娜报夺师之仇”的标题。 我觉得有点好笑。 必须承认托马斯的执教对莎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向不擅长红土的莎娃这一次在红土上表现得很棒。以往,像所有习惯了硬地2比赛的选手一样,莎娃的强大到了红土赛场会略打折扣。这个富有幽默感的姑娘曾经自嘲“一到红土就像母牛在滑冰”。但这一次非同以往。在之前她以6∶0、6∶3轻松战胜德国的佩特科维奇。托马斯帮助莎娃找到了更好的发球方式,她可以轻松地发出高难度的球而不必担心肩上的旧伤。 这当然使得战功赫赫的莎娃更加威力大增、如虎添翼。 所有的人都知道,莎娃对这个法网冠军有多么渴望。如果夺冠她不但首获法网冠军,还将集四大满贯冠军于一身,就是传说中的“全满贯”。许多媒体都认为,莎娃将是本届法网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 我们之前曾交手过七次,其中五次莎娃都获胜了。加上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的托马斯也在莎娃的阵营中,大家似乎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告诉记者:我对自己信心很足,姜山也是。不管教练作多么周密的战略部署,真到赛场上后,短兵相接的还是球员,我相信自己的临场反应能力。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次法网我能进入半决赛。一方面,我告诉自己:你已经表现得比以往都好了,这是法网上你表现最棒的一次,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全力享受这场比赛。另一方面,我身体里那个好战的“李娜”蠢蠢欲动,点燃熊熊的烈火。我像久旱的土地渴望从天而降的甘霖一样,前所未有地渴望一场胜利! 在这个赛场上,同为“龙的传人”的网坛前辈张德培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同样的幸运女神会眷顾我吗? 第一盘,我以6:4获胜。 莎拉波娃在第二盘比赛中全力反击,她在第一局中一连拿到了3个破发点,顺利地拿下第一局,但我竭尽全力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将比分追到了4∶4平。 在关键的第十二局里,莎娃有些丧失信心,她出现了两次双发失误,我最终以7∶5拿下了第二盘。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比赛,但我最终还是赢了。和阿扎伦卡一样,莎娃也喜欢为自己呐喊助威,不过和阿扎伦卡的比赛已经让我适应了尖叫声,况且,我也有自己的独门暗器:我可以去吼姜山。 第三章 对决 进入决赛,我的对手是斯齐亚沃尼。 这位意大利名将是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是红土赛场上所向披靡的红土女皇。我们之前曾经交手过四次,上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法网比赛上,斯齐亚沃尼打败了我。被她打败之后,我的伤心、失望无处发泄,居然神经病地跑去买了一只极其昂贵的奢侈品戒指。那只戒指买了之后,我很少戴它。 我又想起了那只无辜的戒指,还有我一直仰望的苏珊·朗格伦杯。苏珊·朗格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网球选手之一,为了纪念她,人们用她的名字命名法网女子比赛总冠军奖杯。她是我的偶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我,第一次和我的英雄如此地接近。我的心在歌唱,我的灵魂在呐喊,我心底深处的那个“李娜”在咆哮。我知道,我和“她”都太想要这场胜利了。 这一次,我没有像今年1月进入澳网决赛那样激动,那次是我第一次距离大满贯冠军一步之遥。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了,我知道自己不能止步于此。上一次我没有什么经验,但这一次,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必须冷静。 斯齐亚沃尼是个令人尊敬的对手,这位老将技术全面,防守出众,作风顽强,战术灵活多变,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球场下我们的交情其实不错,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属于网坛“大器晚成”的选手,我已经29岁,而斯齐马上就要31岁了;我们在赛前都不被看好,分列5、6号种子的我们都算不上夺冠热门;我们征战经历相仿,本次决赛,我们俩都是第二次出征大满贯决赛。不同的是,这位意大利老将的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大满贯冠军奖杯。 决赛当天风和日丽。首盘我打得比较积极主动,克制住了斯齐的气势。但是第二盘她一度猛烈反攻,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我们一路战平,最终进入了抢七局。 胜利就在前面!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怦怦跳动,即使斯齐发球时高亢的“啊嘿”声都不能掩盖我胸腔传来的剧烈振动。 就是现在! 我连下7分,斯齐的步伐有些乱,抢七局最终以7∶0告终!我赢了! 那一刻,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仿佛要跳出我的胸腔,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仰面躺在地上。法兰西灿烂的阳光倾洒在我的身上,我用手捂住脸,很想哭,可眼泪却流不出来。 赛前我还偷偷想过,如果夺冠,我应该摆个什么样的造型,但当胜利的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就倒下了。1小时48分的战役结束了,我赢得了苏珊·朗格伦杯。 没躺几秒钟,我就自己爬了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斯齐亚沃尼多等。在决赛中输给对手的心情不好过,我自己也输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和斯齐亚沃尼在场下的关系其实挺不错,我不想让她难过。 我从地上爬起来,去和她拥抱。 放开斯齐后,我向场边看去,看到他们——我团队里所有人都穿着黄T恤,非常兴奋地相互拥抱,姜山、莫滕森教练、石玲、苏珊(苏珊负责管理全球女子网球球员,为所有女球员服务)。他们全都坐在那里,这件黄色上衣耐克只做了50件,就是为了显眼。 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表情,直到晚上吃饭,我才有时间问他们当时大家都是什么反应,因为我没有看见。大家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李娜,你爬起来太快了。” 颁奖时还出现了个小乌龙,颁奖嘉宾错把我的迷你复刻版奖杯颁给了斯齐亚沃尼——当时场上有两只苏珊·朗格伦奖杯,大的供赛后获奖者拍照留念用,小的就可以带回家私藏了。嘉宾错把小杯当成了亚军奖品颁给了斯齐亚沃尼,斯齐小声跟我说“错了错了”,所以当时我乐了,说:“没关系,照吧照吧,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颁奖后央视五套记者采访我时显得特别激动,说话时都已经哽咽了,我倒还好。最初的激动已经过去,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跟其他的比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身边的人都激动不已。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是我接受采访之后,与球童拍完手回到更衣室的过程。我从更衣室出来往右上两层楼看到我的教练迈克尔·莫滕森在接受采访,我跟他拥抱。他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我跟迈克尔拥抱后,又和姜山拥抱,周围的人就起哄要我俩kiss。之后我又与当时女队教练鲁林拥抱,和石玲拥抱。当跟石玲拥抱时,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了,因为石玲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在我发表获奖感言,用武汉话对石玲说“生日快乐”时,她就一直在哭。 与他们拥抱之后,我回到更衣室,斯齐亚沃尼正好换好了便服去开新闻发布会,斯齐不愧是胸襟宽广的老将,她还过来赞许地拍拍我,跟我说:“Enjoy your time!” 苏珊跟我回去帮我换装、化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但苏珊坚持让我吃点东西,因为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又要做尿检,然后继续拍照。苏珊专程帮我买了三明治,我没怎么吃,完全吃不下。 打完那么长时间的比赛已经很累了,换鞋的时候腿都要抽筋了,但很奇怪,我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饿,我仍陶醉在获胜后的快感当中。 再次回到更衣室,换好裙子、靴子时,我望着眼前空荡荡的更衣室,想起刚来法网的时候更衣室里面如何人山人海,不由得百感交集。就是这个更衣室,见证了那么多球员的光荣和梦想、欢笑与泪水,越打人越少,打到决赛,就剩下我和斯齐两个人,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更衣室里了。 获奖当天,我还有一个神奇的经历,当我在休息室等待新闻发布会时,纳芙拉蒂诺娃(天啊!真的是她!)走来跟我说:“我是过来人,我现在告诉你,此刻起你要学会说‘不’。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要你,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要给自己营造一个保护圈。” 我几乎要惊呆了,纳芙拉蒂诺娃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她是网坛的常青树,曾经获得59个(天啊!59个!)大满贯头衔,有网坛“女金刚”之称。当时她已经50岁了,穿着半袖衬衣、休闲西裤,高雅脱俗,神采奕奕,她的外貌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很知性,却不会让你感到咄咄逼人,她像个老朋友一样让你感到信赖,而且?,她会尽可能地告诉你她所知道的一切来帮你。 前几年她还没有退役时,我曾经在场地上见过她,有一次她还跑来问我姓Li还是姓Na,一个这么伟大的球员跑来问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该怎么念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在当时的我看来,像纳芙拉蒂诺娃这样的人是遥不可及的,我根本没有机会与她交流,但是此刻她来跟我说这句话,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没有国籍、年龄的限制。我对纳芙拉蒂诺娃的滔滔敬意之中,又多了几分亲切。 我本来准备穿另外一套便服开新闻发布会,但耐克的工作人员在我开新闻发布会前半个小时赶到我身边,将新款T恤递到我手中。他们搭乘的北京到巴黎的航班刚一落地,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新闻发布会所在场地。 我套上T恤去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那场发布会开了有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表情都很兴奋,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科冠军,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将由此揭开新篇章呢,大多数问题也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刚开始是所有记者一起问问题,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大大的奖杯。我曾经在澳网的场地上与总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今天,在罗兰·加洛斯中心球场的场地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一个小婴儿一样。 一个来之不易的婴儿。 夺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要在晚上8点赶到埃菲尔铁塔拍照。那天有好多拿着国旗的中国人在赛场外一直等着我,他们说想要和我照相,我很抱歉地说我得赶时间,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合张影。 到了埃菲尔铁塔时,很多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欧洲夏季天比较长,6月的巴黎,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那天风很大,有一对新99lib?婚的华人夫妇也在那里。当我走过去准备照相时,还听到新娘低声问丈夫:“这是不是李娜?” 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法网组委会放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也是记者跟到更衣室拍的。我记得我跟裁判长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走神地看到另一边的沙发上放着很多球迷给我们写的信。球迷给我的信一般都会寄到WTA,由WTA寄到中国国家队,之后再由国家队交到我手里。球迷来信我一般都会看。如果有要签名的,我就会签好名给他们寄回去。国外的来信比较多,细心的球迷们会随信附有贴好邮票的信封,我只需把签名放进他们准备好的信封里,再放到邮筒里就可以了。 后来,朋友告诉我:在我比赛期间,央 89c6." >视体育频道连续两天改变了转播计划。为了直播我与阿扎伦卡之间进行的1/4决赛,央视体育频道改变了原有的节目安排。而我和莎拉波娃进行半决赛的时间段按原计划应该转播其他运动项目的比赛,但央视最终还是把摄像机对准了菲利普·夏蒂埃球场(菲利普·夏蒂埃是法国网坛的传奇人物,罗兰·加洛斯网球中心的1号中心球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消息比战胜莎娃更令我高兴,因为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网球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人的关注。我深爱的运动在我深爱的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敬,而这一切又和我的努力不无关系,真是让我备感欣慰。 我对网球有着浓厚的感情。我从8岁开始打网球,我目前几乎全部的人生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而我,只想轻轻对他说一句:爸爸,?99lib.我做到了。
?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 归根到底,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 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很大层面上,也是心态的竞争,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 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而他还在武汉。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但事实上,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一边不断地承受着“不能打前十”的冷言冷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 幸好还有姜山。 能遇到姜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俩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买衣服的时候,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只有姜山点了头,说“好看”,我才觉得:嗯,这件衣服果然好看。 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我非常依赖他,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
?了解运动员身体状况,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体检。当医生检查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动作自己已经完全做不了了。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他说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球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打球,作为赛会医生,他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情况。 这位美国医生说到做到,当下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组委会让我立刻停止训练和比赛。当时中国队是蒋宏伟主教练带着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赛,就把蒋教练找去商量对策。蒋教练和医生沟通了一次,决定让我回国休养,放弃那次比赛。 我心里对这位美国医生有点感激,也向他咨询过去哪里做手术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医生大同小异:手术在哪儿做都差不多,美国也可以做,但德国的康复做得最好。 既然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德国的康复做得好,我就决定去德国做手术。姜山立刻安排了机票,带着我从美国直接飞往德国。 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住处、找医院、安排手术,一切进程都很顺利,终于,我的医生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我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 暂停的原因是:这时距离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队里的领导担心我手术后不能及时恢复,影响比赛,因此对我的手术持疑虑的态度。他们要求医生写一份报告,将手术需要的时间、术后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训练的问题都写清楚。 医生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列表说明,并寄给了我的领导们。但国内方面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医生给出的时间太短,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治疗和恢复,因此,他们要求我先不要做手术,立刻回国。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医生说抱歉,我得服从纪律回国。 医生说没关系,他能够了解我的处境,需要他的话,他可以随时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记得那天是3月21日,我们当晚就买机票回国。回国后,就接受了国内的专家会诊。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的领导们也都在场。会诊结果是:建议保守治疗,等到打完奥运会再做手术,但决定权还是在我的手上。 既然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况问清楚了,我问专家们:保守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训练时能不能上运动量? 一个运动员如果训练时不能上运动量,那训练也就失去意义了。对我的问题,专家组给的答案很模糊,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这就等于说,在“保守治疗”的同时,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体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训练,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奥运会开赛时身体状况是否能承担比赛的压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疗”的条件下坚持到奥运会,谁也给不了我准确答案。 我向来是个喜欢干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在那儿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伤病本身还让我难受。 相比之下,德国大夫那份有着准确数据的手术计划显得可靠多了,与其提心吊胆地煎熬5个月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还不如痛痛快快给自己一个了断。我决定放手一搏,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诉领导:我决定了,接受手术。 我订好机票,办好签证,和等待我的医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飞回慕尼黑的医院。 31日早上8点,手术开始。这场延迟了10天的手术,终于可以进行了。 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 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 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 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99lib?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 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 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 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 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 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2,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 6211." >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 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 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 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 第二十章 2008奥运会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 6765." >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 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 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 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 然后,你才有希望,仅仅是有希望,获胜。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6月13日,在打伯明翰的草地赛时,我的状态才有了回升。 说起来伯明翰真是我的福地之一,2006年,我打败扬科维奇在这里拿到首个WTA女双冠军,2009年,我在这里打到女单亚军,2010年,我在伯明翰击败了莎拉波娃。 这次在伯明翰拿到的冠军是中国选手首个草地冠军,它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托马斯的合作走到了尽头。 我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成绩一直在提高。2010年的排名从第15提升到了年终的第11位,正像托马斯说的,我离理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当托马斯神色黯然地提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合作时间长了,托马斯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已经到了极限,他认为我需要一种新的感觉和体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从托马斯身上吸收到了尽可能多的能量。也许,是尝试下新方法的时候了。 2010年亚运会之后,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现在托马斯是莎拉波娃的教练。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在任职期间给我带来的帮助。祝你好运,托马斯! 第二十八章 决战澳网 托马斯离开之后,他的工作由姜山暂时顶替。 这一阶段,姜山非常忙碌,他本来就要为我负责许多生活琐事,现在又要肩负起教练的责任,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姜山给我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2011年在悉尼站举办的世界顶级巡回赛。我对这类比赛已经习以为常。按惯例,赛前活动结束后运动员会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准备比赛。 但我不想去吃东西。 我靠在沙发上,身心俱疲。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艰难时刻,我没有合适的教练人选。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看不出来继续比赛有什么意义,那个在我心头闪过无数次的念头又一次跳出来,我觉得很累。 这并不是因为当天训练任务重,而是精神压力的作用,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很辛苦、很累,我很想休息。 长久以来,这种夹杂着焦虑和无奈的精神压力让我非常痛苦,取得成绩时,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支撑,一旦陷入低谷,“退出”的念头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对姜山说:“我不想打了,真的不想打了。每个对手都这么强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下来了。” 姜山也很累,这从他憔悴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像往常一样,他劝解我:“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但我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毕竟我们已经来到这儿了,要不我们就试一下?” 当时我懒得答理他,自顾自去准备比赛。 也许是上天还不想让我过早地告别网坛,也许是对手刚好也有什么伤病发作,那场比赛,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到手了,轻松得连我自己都深感不安,怎么会这样?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吗? 那真是我时来运转的一个赛季,身体状况良好,腿伤也没有来添乱,我一轮一轮打下去,竟都异乎寻常地顺利!我越打越有信心,当在决赛中打败克里斯特尔斯拿到冠军时,我忽然想起了赛前的沮丧,可这时,好像什么困难都不能再压倒我了。 我不由得偷偷念叨:其实这一路也不辛苦呀! 姜山评价我:你是个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人,幸福和痛苦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身体不出状况,外界环境稳定,你就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在悉尼,我第一次拿到了巡回赛冠军,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高级别巡回赛事中夺冠,这让我小小地兴奋了一下。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我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扎扎实实地进步,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在悉尼站比赛夺冠的顺利,让我在接下来的2011年度澳网比赛中心情很好。 再次来到澳网,我的心情就像墨尔本的天空一样晴朗。 澳网是四大满贯赛事中每年最先登场的,通常是在每年1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在墨尔本举行。这时北半球正是冰雪皑皑、寒风怒吼的时候,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却是炎炎夏日。我很喜欢澳网赛场,盛夏,阳光强烈,天空湛蓝,这就是我对澳网赛场的印象。 有时温度会飙升到30多度,甚至接近40度,这无疑是比赛的一大障碍。有些?99lib.选手很讨厌高温,高温让他们汗流浃背,无法思考,观众席上不时会有中暑的观众被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打球,怎么看都不像是享受。 但我喜欢。澳网的夏天让我想起童年,那些光脚穿“回力”球鞋,在灼热的灰色沙地上奔跑的日子,街边小贩摊子上的水银体温计有时会忽然 7206." >爆裂,因为气温已经远远超过了40摄氏度。 我是武汉人,我们武汉人什么都不怕,尤其不怕鬼天气。 除了天气,澳洲观众对球场礼仪的重视也让我感到愉快。 在观看体育比赛时,一些基本的礼仪是相通的,比如,拍照时尽量不要使用闪光灯,在运动员进行比赛时尽量不要走动和喧哗;观看比赛时要让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处于静音状态等等。部分体育项目,比如斯诺克、网球这些“贵族项目”,在赛场秩序上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观众们也认可并自觉遵守这些要求。 2011年澳网,我参加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场地,那是个很大的场馆,观众席可以容纳15000人。每场比赛之前有5分钟活动时间,两个球员在场上活动,解说在一边介绍球员的资料。在这5分钟内,你会听到各种来自看台的声音,但一旦裁判说“Time”,现场立刻鸦雀无声,你几乎能感觉到观众们连呼吸都刻意放慢了,感觉上,就好像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澳网自创办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观众们对网球比赛的规则非常了解和尊重,大家会主动维护场内的秩序。在球员打球的时候,如果这一分没有打完,谁也不会大声喧哗,大家都克制着内心的激动静静地观赏比藏书网赛,以免场上的队员受到干扰。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它的公民来自全球各地,人们可以因为网球相聚在一起,又去共同遵守规则,这很让我感动。 在这届澳网中,我波澜不惊地杀进了1/4决赛,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像往常一样,舆论对我的评价如影随形,我和托马斯的“分手”被频频提起,但这不再构成我前行的障碍。就像托马斯希望的那样,我“成长”了。 在半决赛时,我要面对的球员是丹麦的沃兹尼亚奇,沃兹是赛会头号种子,她的防守很棒,被媒体称为“拥有城墙般的防线”,我们私下交情也一直不错。 那天我和沃兹一共打了三盘,沃兹很稳健,很顽强,但我也不再是毛躁的小姑娘了,最终我以3∶6/7∶5/6∶3的比分逆转了战局,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赛后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我:“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对吗?”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我,我不太记得我们结婚的准确日期了,印象中是29号嘛,我就告诉主持人:“我记得是两天后。”后来回去跟姜山一比对,我才晓得自己记错了。不过我觉得两个人感情好,彼此心里知道就行,不一定非要通过纪念日的形式表示出来,不知道澳洲人民是不是这么想。 记者又问我是什么支撑着我逆转了比赛,我顺口说“奖金”。大家都笑了。其实这也是实话,网球就是我的工作,我付出后得到回报,我很坦然,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工作不拿钱啊? 从2011年澳网的第一场比赛开始,我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在最大的新闻发布厅开的,这也算是一种待遇吧,可能是因为2010年我的年终排名进入了前十的关系。当我获得决赛资格时,国外媒体们兴奋极了,毕竟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大满贯赛事决赛。大家都有种振奋的感觉——在国际网坛的池塘里,终于出现新鱼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轻轻跳动,它渴望胜利。 墨尔本公园的中心球场有两个更衣室,我一般会去这样的话一说出口就非常别扭,只有对着姜山讲话,我才觉得是自然和松弛的。当司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问大家:“你们看到那个穿黄色T恤的家伙了吗?他就是我老公,我总是拿他来开玩笑。” 全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姜山身上,摄像机镜头也马上对准了他。 我慢慢地讲出心里的话:“老公,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 回到更衣室后,琳达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来看我,那天正好是琳达的生日,她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酒,琳达对我说:“我们很为你感到骄傲,虽然你输了,但你还是很棒。” 打完澳网之后我们计划回国,第二天,大家就一起动身去办签证。在澳洲办签证比中国办签证要快,什么邀请表都不需要带,拿着两本护照过去就可以了。 我刚把款单递了过去,工作人员立刻认出了我:“嗨!我知道你是谁!两点钟左右给你打电话,你到时候来取吧。” 送完护照,我们顺路去了趟某奢饰品店,有个店员认出了我,她说我说的那句话太令人感动了,她在电视机前都听哭了,最后她还说祝我和姜山幸福。 可能这些才是人类间最共通的东西吧。 中午吃完饭后我们就回了酒店,下午两点多钟,果然接到电话说签证办好了,要我们过去取。取到签证后,我们回酒店退了房,然后直接奔机场买机票回国。 有个英国朋友说,他们的文化里好像更喜欢失败的英雄。可能他们觉得这些人要面临更多的挫折,这些人在身体和心灵上要经受双重考验,其实更不容易,因此英国文化里很多伟大的作品都爱描述悲剧中的英雄。她说,这和你们的文化不同,中国人总是喜欢赢家。 我想她讲这话是为了安慰我。 没有不重视胜负的网球运动员,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让自己的球技更加完美,在不断的磨炼中追求胜利。 这次澳网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亚军也是大满贯历史上亚洲人拿到的最好成绩。主持人说我是“中国人的英雄”。我觉得言重了,我算不上英雄,也代表不了中国人。我只是个中国球员,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很多朋友安慰我“亚军也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创造了历史”之类的话,朋友们出于好心的安慰让我感到心情平复了很多。拿了亚军我已经非常高兴,但是也更激发了我对冠军的渴望。当我一个人把自己埋在机舱座椅上,用帽子盖住脸时,我知道,我心中涌动的情绪不是喜悦,而是对大满贯冠军的渴望。 只差那么一步了啊!通过两周六场胜利打入大满贯决赛,不管最后获得的是冠军还是亚军,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当后来拿到法网冠军,我才意识到冠军和亚军的差别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是个没有快乐童年的孩子,我没有寒暑假,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或是动画片,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球场上,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打球只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这么做;青少年时期,我打球是因为教练和我所在的队伍需要我这么做,我要不断地为家乡而战,为国家荣誉而战;在退役期间,我在大学校园里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我决定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再为别人的利益和周围的舆论所左右,我已经贡献出了我生命的前22年,现在,我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最想要为自己做的事就是: 赢得一座大满贯奖杯。 第二十九章 换帅 托马斯刚刚离开我们的时候,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补人选,我的教练就暂时由姜山担任。 丈夫担任教练,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我和姜山都要努力适应不同场合中的角色转变,姜山每天都在紧张地思索:什么时候该以“丈夫”的身份出现?什么时候该以“教练”的身份出现?姜山身兼老公和教练两职的时候,角色转换起来会较辛苦。而当他指责我的时候,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愤怒:你是我丈夫,你为什么还要在场上冲着我嚷嚷?正常夫妻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些摩擦,对于我们来说,网球又是生活的一部分,球场上的情绪容易带到生活中,这样一来,教练的职务反而容易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的争执开始变多了。 而托马斯和姜山的执教风格又有着鲜明的区别,就像以往一样,在澳网短暂的辉煌结束后,我又陷入了高潮之后的低谷,2月份我在阿联酋迪拜冠军赛和卡塔尔多哈公开赛上的成绩都不理想,早早便铩羽而归。我的精神状态又开始低迷。 我变得暴躁、易怒,我将此归咎为姜山的失职,我需要一个能鼓励我积极面对比赛的教练,我需要来自权威的认可和正面的引导。 4月份我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斯图加特巡回赛,我在第二轮出局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了,我坐下来,和姜山正面谈论这件事。 我说:“咱们得有所改变。” 他说:“是的,我认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说:“我需要找个新教练。” 他的回答是“没问题”。 那一瞬间,我感觉轻松多了,因为他不再是我的教练。他也有同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的治疗师阿莱克斯这时正在向我推荐丹麦教练莫滕森。莫滕森教练在年轻时也曾经是球员,作为教练,他曾经指导过沃兹尼亚奇等一流好手。如果我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莫滕森教练看起来是最能够帮助我的人。 莫滕森教练的出现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经历过托马斯的培训之后,我对外籍教练的认可度直线提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家都看过 href='2202/im'>《西游记》吧?孙悟空在斜月三星洞跟随第一位师父学会了七十二变和筋斗云,他对这位启蒙老师充满了尊敬和依恋,因此,在观世音菩萨刚给他指定了唐僧这位新师父的时候,他最初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不仅是因为唐僧将他从五行山下解救出来,更因为“师父”这两个字在美猴王的记忆中是个非常温暖而亲切的代号,这种信赖来自于对第一位师父的美好印象。在莫滕森教练出现前,我对他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我希望他拥有不逊于托马斯的神奇力量,好让我的神经都松弛下来,让我的小团队能够松一口气,让大家都好好睡一觉,不再焦虑。. 让我没想到的是,姜山在这个时候默默离开了团队、离开了我。 我们原本正准备去马德里参加比赛,我已经到了机场,手里握着两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眼看起飞时间快要到了,他却没有如约在机场出现。 姜山的不告而别击垮了我。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之前他刚刚丢了手机,还没来得及买新的。慌乱之中我甚至打电话回前一晚住的酒店,问他们姜山住的房间现在还有没有人,酒店前台说房间已经被退掉了,住客没有说自己要去哪里。 之前我们也产生过矛盾,姜山说过很多次:“我走。”我说:“那你走吧。”因为之前一直有这种小小的口角和争执,我并没有在意,没想到他真的自己拿信用卡买机票回国了。 我心乱如麻,一刻不停地想着:他去哪里了?回国了吗?在武汉?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他现在怎么样?安全吗?吃饭了吗? 我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去考虑后面的比赛。一个人站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我发现自己手脚冰凉,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世界仿佛忽然崩塌了一角,我不知道该怎么冷静下来。这时我忽然想起姜山有个好朋友现在在美国,他会不会是去朋友那里散心了?我立刻打开电脑上网,和这位朋友取得了联系。 这位朋友也没有姜山的任何消息,她感觉到了我的失控,为了安慰我,她给我发了一本书的链接,让我先静下心来看一下这本书,等到她回武汉,会找姜山的其他朋友再跟我联系。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等待登机,这场景似曾相识——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在洛杉矶机场被关在小黑屋里,误了班机,最后只能在洗手间过夜,这一次,我又要一个人面对一切了。 为了平复躁动的心情,我不得不努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打开了朋友发给我的那本书,开始阅读。 那本书的名字叫 href='303/im'>《遇见未知的自己》,是台湾的张德芬女士写的。 在看书之前,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影响。 看过一章以后,我发现自己竟暂时平静了下来,但随即便发现一旦放下书,我的心立刻又会被现实中的种种苦恼填满,为了躲避现实的重负,我立刻逃回了书中。 当我到达马德里的时候,我的体能教练正在酒店等我,他打算今晚把新的教练介绍给我。当看到我孤身一人拖着箱子走进酒店大门时,他非常吃惊,问我姜山哪里去了,我一时语塞,敷衍道:“他回国了。” 体能教练不相信这个解释:“别开玩笑了。” 我不想过多纠缠于这件事,简单地说:“真的回国了。”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莫滕森教练,他性情温和,面容和蔼,我们谈了谈训练方法和对未来的规划。这次交流的感觉不错,我决定聘请莫滕森教练帮我训练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姜山始终没有联系我,我给他国内的手机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唯一的安慰是那本书,那两个星期,我一直不停地反复看它。内心的焦虑又让我无法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进入睡眠,第一天晚上,我就看完了半本书。 这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人所有受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不清楚自己是谁,而盲目地去攀附、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会把所有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席卷一空,而真正的自己,是不会随时间甚至死亡而改变的。‘我不应该受苦的。’这个思想会让你更加地受苦。它是对事实的扭曲,始终是自我矛盾的。真相就是,你必须对苦难说:‘是的!’然后才能去超越它。” 看完第一遍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就倒回去重新看了几遍。我记得书里面写到,当一位老人问她是谁的时候,她说我叫什么什么,老人说:不对。>. 这时我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知道我叫李娜,我知道我会打网球,但除此之外呢?排除掉名字和网球,我还剩下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 这本书里还探讨了本我和真我的关系。她还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频率,当你觉得一个人非常适合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发现了你们有同样的频率,拥有相同频率的人才会互相吸引。 这个观点我也非常同意。同时,我心中有着隐隐绞痛,我知道谁和我拥有相同的频率,但我把他弄丢了。 那是唯一一次,整整两个星期我只与自己的教练和治疗师在一起。 我一边与莫滕森磨合练球,一边四处搜罗姜山的消息,在西班牙的第二周,我总算打听到了他的下落。武汉的朋友一找到姜山,就立刻上网告诉我:姜山确实是回国了,并准确汇报了他的位置。 我松了口气,只要知道他在哪儿,我就安心了。 几天后,姜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在德国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回复了他。可能是心情影响了专注度,我发过去的号码有一个数字是错误的。姜山又回复了一封邮件,说他打电话来,结果是个满口德语的老外接的,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我仔细看了自己的手机,确认了号码才又把邮件发过去。 我和姜山开始通过电话和邮件就此事沟通。我认为姜山是在闹情绪,但被他否认了。他告诉我:他只是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这样新教练来之后才好工作。如果他真的跟随我来到马德里,可能会对新教练的工作造成阻碍。之前他和我说过他不会去西班牙,也是认真的。只是我那时不愿相信而已。 姜山后来对朋友也解释过这件事情,他说男人做事情的时候,女人是不理解的。男人可以因为爱离开,女人不会。因为爱我,所以他才离开了。他担心自己不走的话,我就更难受。我在那边有教练,什么都有,他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事实上,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低落。压抑时我会上网和朋友联系,可是再好的朋友也代替不了姜山。他出走之后,我完全无法去面对内心巨大的空白,我可以失去任何人的支援,唯有他是不可取代的。 在法网比赛之前,我打了两站比赛,每当我在球场上失误或球路不顺时,就会想到那本书里面所说的:“在你改变不了事实的情况下,先去接受然后去臣服。” 以前出现问题时,我不会找自己的原因,而会怪罪于其他的人或事,我很抵抗接受“我不行”的事实。从看到这本书起,我发现以往我犯的所有错误,都是缘于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后来在比赛当中,当自己打丢了一个球或失误时,我就会接受、臣服于它。已经发生的事情改变不了怎么办?只能接受,告诉自己改变不了,只能再做下一步,要放下。 那本书是我接触的张德芬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很好,推荐给了很多朋友。它帮你看清楚很多事情。她说:有些东西要你先认识它、了解它,认识了它之后,它对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神秘控制力。一个人愿意或者不抗拒地认识自己、体会自己,会让他更释然。 我开始缓慢地面对真正的自己,就像书中所说的,这让我更释然。 我不再抱怨和哭泣,在敞开心扉、坦率地沟通了几天后,我们谅解了彼此。打完马德里站和罗马站后,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空闲时间回慕尼黑为法网做准备。姜山也从国内飞过来了,我不愿意示弱,故意跟他开玩笑:“你看,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两项比赛都进前四了。”姜山回敬道:“我在的话,你就夺冠了。” 他就是永远不肯认输。我就是爱这样的他。 当我的小团队在场边观看我比赛的时候,我们有一套固定的赛前打气仪式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退役”。在许多报道中,记者们都直言不讳地称我为“高龄”球员,隔三差五就有好事者代我传出“李娜欲退役”的新闻。有时候,记者们甚至会非常直白地问我:“李娜,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役?” 这种问题听多了很烦,我的治疗师阿莱克斯就跟我说:下次回答他们“年龄是什么”的问题时,就告诉他们“只是在纸上多画了一笔而已”。 有些人看上去像十几岁,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岁了,有些人看上去有三十几岁,而事实上他可能只有二十几岁。在目前的我看来,年龄只是一个刻度,而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机能和大脑的智慧还远远未达到顶峰。有朋友告诉我,中国球员相比欧美球员,生理相对晚熟,因此在网球场上也会显得大器晚成一些。29岁在网球队员里虽然不算年轻,但我的网球生涯却与大多数队员不同,我有过两年多退役求学的经历。因此就身体的损耗而言,我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队员有明显的优势,运动寿命也就相应会变得更长。阿莱克斯认为我可以将目前的状态至少延续两到三年。 只有两到三年吗?我不信,我觉得还可以更久一点。 按中国的观念女性30岁就已经到了大龄,但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只要长期坚持进行这样的训练,保持比赛的状态,我有信心继续打下去。当然最后肯定会有一个消退期,但我不认为这一年会马上来临。说实在的,30岁和29岁能有多大不同呢?我没觉得这个年龄会给我带来限制。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阿加西36岁才退出网坛,35岁时还能打入美网决赛,伊达公子至今还在为日本网坛效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龄并不能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真正让我感到需要适应的是心态的改变,无论经济条件还是荣誉,所有相关这些问题上,我都要学会在变化之后的新层次里面生活,这样我才能驾驭新的生活,适应新的比赛,延续或者提高自己的竞技能力。 心态这东西,非常难以捉摸。“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因为它们完全是两个状态,一个是在努力拼搏,没有后顾之忧,想的东西可以全部放下,只要前进就好。而一旦你前进到某个领域后,如果不能完全驾驭这个新领域里的生活,就会产生惶恐的感觉,高手对决很大程度上是在拼心态,一个老练的球员可以迅速判断出对手是否心态稳定,当你惶惑不安原地徘徊的时候,成绩一定会马上掉下来。这是思想范畴的问题,与体能无关。 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定位。定位好了,才能驾轻就熟把所有事情做好,无论居于高处、低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到了高处就觉得很幸福。只有当我纯粹沉浸于打网球本身的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我眼里,网球的魅力一直在增加。网球每年有那么多赛事,可能今天你与这个对手打完,三天后你又可以跟她再打一次。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不管我输或赢,每一次比赛,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一些>藏书网新东西。我观察我的对手的成长和变化,在不断的实战中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赢球并不是比赛唯一的意义。无论别人在说什么,我都会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感受到我感受的东西,而他们没有。”这种感受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感受不到,也体会不了。 我慢慢开始有了主动的感觉,我知道我正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很享受这个运动。我也知道我对我的生活拥有主宰权,如果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如果我感到厌倦或者兴趣不在,我随时可以停下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生活。我的世界,我做主。 2012年带给我的另一个新发现是:我正在渐渐与生活握手言和。 我依然独自上场,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我也渐渐发现了孤独的另一面。网球是综合了所有项目的一个项目,具有复杂的美感,它将力量与谋略完美地结合于一身,可以全面考量球员的能力。有人说“网球很简单”,我觉得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网球文化的神秘和博大,它的美,让我越来越有兴趣探究、追随。 网球大家看到的是有裁判在场边,有运动员在场上。但实际上,网球运动员所扮演的角色是裁判、教练员、运动员。 当球可能误判时,你要扮演裁判的角色跟裁判抗议。在一场网球比赛中,一个运动员要作出的抉择在800——1200次,这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无法比拟的。在现代比赛中,网球的周边设施也已经一步一步地提高了许多。有时也可以看到球员跟裁判争论球的落点是否出界,现在所有的大比赛都会设置鹰眼,当对球的落点有异议时,球员可以提出挑战。因为有时边裁、裁判坐两三个小时后可能也会出现疲劳。这一规则不仅受到运动员的欢迎,对裁判也有更高的要求,裁判必须保证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以便给球员更改错判的机会。对网球界人士来说,将鹰眼技术引入网球现场判罚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足以与36年前引入抢七制相提并论。球员要求看“鹰眼”回放就是对裁判判罚不满意,也就是挑战裁判在场上的权威地位。 但当你打球时,你又扮演的是运动员的角色。不仅要对抗对面的对手、周围的观众,更重要的是对抗你自己。通过网球,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有时对手非常强大,有时观众很喜欢对运动员进行干扰,有时我自己无法平静心态,有时团队的合作出了问题,几乎没有一天是能够平稳度过的,每天都有新的情况等待着你。 网球是所谓的“贵族”运动,因此对球员的个人礼仪要求很高。运动员不能骂脏话,不能不尽力比赛,不能与教练交流。裁判会学各个国家的脏话,如果他听见你说脏话,他会警告你。两次警告后会罚款。 不尽力比赛会受到严格的惩罚。如果在场上骂裁判,你就要做好掏腰包的准备了,这是一定要罚款的。也不能故意输给对手,专门有一些条款就是用来限制这种可能的。如果在比赛之前医生说不能打比赛,但你还要去打,输了比赛也要接受罚款,因为这算不尽全力比赛。网球运动有它自己的运行方式,它会有一些方法约束运动员。以此表明“我们不欣赏这种行为,不支持这种行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0年在东京打比赛,有个球特别深,我就说了一句武汉话:“么样这苕啊,这个球你还发力。”裁判员以为我说的是“操”。他发出了警告!弄得我一头雾水,网球每分之间只能有20秒休息时间。我想:是不是因为我超时或拖延了时间,他要给我一次警告? 打完比赛,我越想越不对,为什么要警告我?干脆去裁判办公室问个究竟,结果被告知警告的理由是:你说脏话了。 我立刻申明:我没有说脏话。裁判不信,他说我说的是:Fuck!好在这种清白很容易证明,调出现场录像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当时没有解释的话,有可能会被罚掉1500美金。?好险哦。 第三十三章 下一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