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因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所谓“驿”，《说文》解释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驿”在古代即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自周秦以来，邮驿又各有不同的称呼。周代称“传”或“驲”〔ri日〕，春秋战国称“遽〔ju巨〕”或称“邮”称“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叫“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时.９９ｌｉｂ.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和“邮传”。
第二节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我国古代通信，由来久矣。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９９lib?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尧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道路的宽广，说明了那时信息的传递较为迅速方便。
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为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 href='9038/im'>《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上古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呢？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民俗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居民.９９ｌｉb?，确实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动。云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件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同样发现过。那里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像。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母系氏族时代的我国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nian碾〕”，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0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治桥梁。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qiu求〕人”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传说，夏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u局〕”(《史记·夏本纪》)。有了这么多种交通工具，这时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远古传说中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起着邮传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第三节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古代神话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把我国早期的“声光”通信，提到大约3000年以前。据王子年写的《拾遗记》记载，昏暴的纣王想要吞并邻国诸侯，命令宠臣飞廉到附近邻国去搞颠覆活动，并在当地点燃烽燧向纣王报告。纣王登台看到了烽火起处，立刻兴兵前往，灭掉那个国家，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这一行动引起了天神的愤怒，天神派神鸟下凡，口中衔火如99lｉｂ.星之照耀，以惑乱飞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纣王找不到目标，茫然无措。商纣只好停止了攻伐邻国的活动。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可能在商朝末年，我国已经知道用光来通信的技术，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
据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时候，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史学家郭沫若和陈梦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专著中，几次引到“(壴女)”这个词。郭老说此词“读若戚”，“其字形像于鼓”..，好像旁边有人跪而戍守(《卜辞通纂考释》第431、512、513片)。陈梦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击鼓之人。通过响亮的鼓声，“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殷虚卜辞综述》239页)。这是一种古代的边报。此字的频繁出现，说明商代末年已出现了有组织的音传通信活动，最广泛的使用是在当时的边境地区。
第四节 商代的邮驿发展
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
商朝９9ｌｉｂ?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e蝶〕”，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辶至)〔zhi支〕”或“(彳至)”。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辶至)，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辶至)往”，“盂田，其？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辶至)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辶至)”，是说大这个地方派(辶至)来商；“亚旋其陟〔zhi质〕，(辶至)入”，是指亚旋地方的(辶至)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辶至)，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
第五节 完备的西周邮传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建立(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号曰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又称为东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 9053." >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 href='2283/im'>《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驾驶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eng崩〕”。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时派出了三队使臣，分头前来，最后都到了周朝，这使周公十分感动，后来，周公派人送他们回去，路上走了一年多才返回。可见那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道路还是相当难行的，通信困难重重。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们在道口田陌之间，树一大木，上缀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远地方就知道站馆所在，古文里称之为“邮”。这一设施，既是通信网络，又是一种防卫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为防护堡垒，再发展就成烽火台。台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室，室上有柱，出高丈余”，台柱上有烽有鼓。烽火台正名曰烽燧台。燧是一堆堆柴禾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老远就能望见。到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把。从京师到边境，每条大道都建起一座一座烽火台，专门派人守望。边境告急，消息会很快传到京师；京师遇难，消息又会从都城传到边关。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有效的烽火通信系统，从西周一直到汉朝，都在沿袭使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实例。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国王，昏暴异常，办事尤其荒唐。他纳了一个名叫褒姒〔si四〕的美女为妃。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于她：他命令兵士们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告急。骗得周围各路诸侯都急急忙忙前来援救，有的诸侯将官连衣冠都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便火急赶到。结果虚惊一场，扫兴而归。而褒姒和幽王却在了望台上哈哈大笑。诸侯们知道上了当，以后幽王再点燃烽火，谁也不来了。而西周就这样亡于西戎。这个故事，主要是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但同时也证明了西周末年烽火击鼓这种声光军事通信，已经成为国家固定的通信制度。
第六节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我国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t>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使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像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不过，春秋时期，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驲”。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驲”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用于高级人物需办的急事。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个春秋时代邮驿发达的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驲”赶来晋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10次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驲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这一记载，也被后人视为中国邮驿史极可珍贵的资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驲”有时还用来迷惑敌人。有一个著名的“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国庸乘楚国闹饥荒纠集一些小国攻楚，楚处在困难的境地。楚国国君乃采取麻痹庸国的战略，故意先打几个败仗，
9９ｌib?也是通过快马速递，而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都城的。史书记载说，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谢承的《后汉书》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做这种邮差，是很有风险的。 第五节 官邮和私邮 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发文讨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bbr>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汉简甲编》)。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这自然很好笑，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从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新负(妇)”、称妻长辈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 href='739/im'>《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见了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在出土的汉简中，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使是边防小吏，也会由于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 由于通信的限制，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后汉书》讲了一个案例，说到名士杜安，“少有志节”，称为“奇童”。有一贵戚想拉拢他，给他写些书信，杜安素节自守，不愿和贵戚往来，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官府清查党羽，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他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几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朝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五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这样的符信，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zeng增〕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汉书》记载，名士终军，从济南入京当博士，步行入关，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扔下繻〔xu需〕制符信拂袖而去。从这一故事，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或对普通行人，关禁是很严的。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汉张掖都尉棨〔qi 企〕信”，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上有墨笔篆书。专家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 第六节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汉朝的军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并举。 两汉有着发达的烽火通信设施。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长城遗址多处，这些设施分布长达两万多里，形成一道坚固的北境城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万里相望，于是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我们至今在往日的丝绸之路沿途，尚可看到当日的这些军事设施的遗址：一座座烽火台巍然高耸，附近还常有当年边防人们所住的小城遗址，构成一幅幅壮丽的图画。 所谓“烽”、“燧”，都是点燃易燃物发出亮光的通信标志。汉朝时候，一般说是“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燉，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烽燧是系列军事设施的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烽燧，常常设在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便于瞭望的地方。 怎样利用烽火来通报敌情呢？汉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说，烽是指在五丈多高的土台上置一烽竿，类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缠上纺织品，平日放下，遇有敌情立即举起，称为“表”，一般为白色，便于醒目。夜晚看不见，便点燃成火炬，称为“烽”。一般在烽火台旁总是随时准备些燃放烟火的积薪。 在现存的汉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烽火的信号。假如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0或1000名敌人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烽。这些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作必要的准备。 除上述规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规定。如规定，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 654c." >敌已攻下烽火亭障，该亭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一些汉简中还反映，边境有警，边塞县的屯田官吏，还有 8d23." >责任组织百姓转移，驱赶牲畜，脱离险境。9９liｂ. 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以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人用诗来形容当时信息传递之迅速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可见当时军事通信的效率极高。 中国有句俗话说：“军令如山倒”。两汉时，边境烽火警报对屯驻官兵来说，无疑是至上的命令。《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说：当时“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fan凡〕，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汉文帝时名臣贾谊形容当时边疆的将士，在敌情严重时，日夜不眠，将吏都穿着甲胄，随时听命待发(《汉书·贾谊传》)。西汉名将赵充国对这些烽火制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烽火幸通”是“以逸待劳”的好办法(《汉书·赵充国传》)。有一件居延出土的汉简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因烽火信号及时，汉朝军队避免损失的情况：“在早晨五点钟……临木燧的士兵，举起了信号旗，并燃起了一个信号火堆。敌人后来向西北方向撤退，没有造成损失”(《简牍研究译丛》，据英国学者鲁惟一的翻译)。 烽火的军事通信，在当时内地也在广泛运用。笔记小说中曾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曾派将军刘尚攻打武溪夷，夷首领田氏兄弟三人各守一城，共约以烽火为号。有一天，老三钓得白鳖，竟然举烽请二位兄长赴宴，共品美味。当刘尚大兵来讨时，老三再举烽火，两位兄长以为仍是鸡毛细事，再不着急来救。老三孤军作战，终至败死。这个例子说明其他朝代也有“烽火戏诸侯”那样的人，也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汉时广泛运用烽火作为军事通信的同时，一般的邮驿军事通信也还是很重要的，常常相辅相成。军事机构之间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担任。他们有时作为烽火通信的补充：当天阴雨湿烽火一时不能燃起时，军方便立.9９ｌｉｂ.即派出飞骑或快跑步递向兄弟堡垒传递情报。汉时留下的一份烽火台规则《塞上烽火品约》提到：匈奴人入塞，天大风或雨，烽火不燃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疾。就说的是上述意思。 第七节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汉代的邮驿通信和烽火通信情况，我们在历年发现的汉简里，可以得到很详细的记录。 汉简是汉朝当时人留下的刻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信件>藏书网和文书。从汉简里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了解汉代的边防通信情况。所幸的是这些汉简近年来考古发现很多，仅居延一带就发掘出三万多枚，它们成为研究汉代邮驿的珍贵资料。 在甘肃敦煌、居延出土的几份《塞上烽火品约》，是目前知道的最为详尽的汉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资料。所谓“品约”，就是规则。这样的规则通常由郡一级的地方机关制订。从这些品约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按敌情不同，把情报分为五品，即五个等级。敌人在10人以下者称 4e3a." >为一品，情况不十分紧急；敌人1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称为二品，情况稍急；敌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称为三品，情况更为紧急；敌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称为四品、五品，情况至为紧急。敌情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汉简中还记录了当时边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诉人们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台，有望楼，有坞墙，有小城，还记录有各种放烽火的器具材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使人们对汉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bbr>.. 大量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从汉简上还可看出汉代人封发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写上寄件人发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时写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这些格式都和现代相仿。可以看出，汉代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 在汉简中还可看出，汉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有一份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日限奉书，不及以失期，毋状，当坐罪留。”是说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从上述汉简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汉朝时的各种通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证了公文发放的及时。当然，也就维护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施行。 第八节 “鸿雁传书”的故事 两汉时，关于通信，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 href='9038/im'>《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
9９lｉｂ?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侯，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上述的一些神话和故事，当然不都是事实，但这些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困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所以他们只好幻想出让天上和水里的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 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争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还，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不弃，几次通信相答，有不少宽慰勉励的话，实在情同骨肉。这些对李陵这个不成材的人来说，岂能不感慨万分！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 href='1343/im'>《古文观止》中，成为历代学子们的范文。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判处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著述 href='9038/im'>《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９9liｂ??９９lib. 这两封信成为千古范文，说明汉朝时候书信这种文字体裁已经相当成熟，也同时说明了当时文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已经被当作一种感情抒发的工具。 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由于两汉时纸的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我国民间纸已逐渐成为信件的书写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张奂《与阴氏书》，亦有“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之语。另，《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几段史料，既说明了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书信的不便，因而更为可贵，同时也指明了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马融、张奂都是当时文化名人，纸的普及对文化交流作用十分巨大。 第一节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 《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
藏书网有密切的书信通好。 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xi西〕，当张嶷〔yi 疑〕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 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
.南朝还通过水驿或海上运输，加强了和邻国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南朝刘宋政权，日本与之海上通使八次。南齐时，中原和高丽国也是“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卷五八《高丽传》)。当时很可能是高丽国使先从山东东莱登岸，再兼行邮船和驿传南行到南朝。 水驿也逐渐在北方发展起来。史书记载在北魏时，有水路运输，一昼夜可兼行数百里。北朝在渡口处设有“津吏”，专门管理水驿的通行。 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四节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十六国前期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就很重视邮驿。他征召贤士，都利用驿书。历史记载，当时北方有个汉人名士叫陈元达，少有志操，为刘渊所看中，在刘称汉王前曾几次请他协助，他都不答应。刘渊当上了汉王，朋友们对陈元达说：这回你该害怕了吧！你曾经那样慢待过刘渊。陈元达却笑着回答说：“吾对刘渊深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过不了两三日，必有驿书前来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刘渊的书信通过邮驿来到，陈元达遂成为刘渊立国的重要参谋人物( href='6042/im'>《资治通鉴》卷八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战事尚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把邮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利用起来。到后赵羯〔jie节〕人石勒统治时候，北方邮驿进一步发展。东晋人曾描绘当时后赵境内邮驿的有效实施情况说：“贼(后赵)之邮驿，一日千里”(《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石勒经常用迅速的军事驿传来及时通报军事情况，并用军驿来发布命令，调动军?将。这说明当时的驿传系统是畅通的。 魏晋南北朝时候，我国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邮驿也兴盛起来。今甘肃一带尤为明显。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有画像的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 据历史记载，曹魏时期，派仓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后，对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障了当地国家邮驿和平民交通的正常运行。他还鼓励外国客商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区经商，发给他们去洛阳的“过所”(通行证)，派专人护送出境。仓慈治理甘肃河西走廊期间，当地经济、文化大大发展起来。后来仓慈病死敦煌，连外来客商也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聚在仓慈任所举哀，并为仓慈立了纪念祠堂(《三国志·仓慈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新疆地区邮驿也得到发展。2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公元3至6世纪该地区具体的邮驿情况。比如，今新疆民丰出土的一件木简，详细记载西晋初年晋朝使者带着西域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情况。这些古代文书，记录了当时中原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驿道情况。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邮驿机构，在木简上刻着“督邮”的官称。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有些简上还有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在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简牍文书上说，一个信使携带着16封文书，都是由西域长史签发的，其中12封应寄敦煌，两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区。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泰始六年为公元270年。这一木简说明西晋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邮驿畅通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偏居河西的前凉国，也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西域长史府。从近年在当地考古发现的文书看，当年此地是前凉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那里的出土文书，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样，包括发信日期、寄信人等内容。这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罗布泊地区邮驿业务和中原一样发达。另外，在罗布泊还发现了新疆地区的焉耆王和前凉张氏政权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的物证。这批文书记载了当时在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一个名叫赵贞的叛将举兵谋反，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曾上书政府要求弹压。文书中包括了李柏致前凉主
９9liｂ?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ong永〕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 62e8." >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９９ｌib?t>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瞭望观察。此时把.９9lｉb.瞭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第三节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前面谈到，宋代馆驿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 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９9ｌｉb.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9９lｉｂ?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 第四节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
?９９ｌiｂ?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
.99ｌｉb.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藏书网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藏书网，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第六节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前面我们谈到了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祐驿令》。根据嘉祐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 9a7f." >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藏书网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第七节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员们通过国家的邮驿机构投寄私书，虽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渐频繁起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没有得到法令的许可。到宋朝，情况就不同了。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从此通信范围大大扩大。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此制始行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这一年，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来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但到宋仁宗统治时候，再度放宽，1036年下诏令说：“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文章中说：当时他自己和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便是由急脚递传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还府，奉状”、“急足自徐还，辱书”、“近急脚子还，尝奉讯”等等字样，便是明证。 许以私书附递，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有人还以名人的尺牍名闻于世。苏东坡集中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便指的是递铺传送的书信。有些家书，远道寄来，使人喜极涕泗。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接到书信时的心情：“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yu迂〕。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得子虞濠上书》)这是说，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发遣之际，忽然听到自远方传来邮递的铃声，得到了来自 8fdc." >远方的私书。他感动极了，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随送的私书多了，有人也利用这一方便给某人以讥讽。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兴。秦桧于公元1155年死去，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题为《树倒猢狲散》的一篇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奸臣的唾弃，但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私人书信已有各种合法途径递送。厉德斯当时仅是一个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递私书，足以说明那时的私人通信比较普遍了。?
藏书网第八节 辽、夏、金的邮驿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 6709." >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o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第九节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国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 5927." >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９9ｌib?t>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史家交口称赞。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在今呼藏书网和浩特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第十节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元朝的具体负责通信的人，身份比较复杂，来源也各不相同。有从朝廷直接派下来的，也有地方派遣的，他们统称为“使臣”或“驿使”。从身份来说，其中有王公贵族，也有州县官吏，甚至还有低贱的百工匠人。这些人是元朝传送官方文书的主要人员。按元朝官方规定，当时政府通信>..有两条传送的渠道：一是“遣使驰驿”，即上述这种专使的传送；另一种叫“铺兵传送”。前者送的是有关国之大事的文书，后者传送的是有关日常小事的文书。前者一般马驿，后者则为步驿。 因为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四匹，六品、七品官给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 元朝和宋朝一样，也通行驰驿的>..牌符证件，最常见的是金银字圆牌，还有一种叫“铺马圣旨”的证明。金、银字圆牌是紧急驰驿的证件，专门递送军情急务。这种印信有汉字、畏兀儿字和八思巴文三种，上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字样，由中书省发给驿使作为凭证使用，事毕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