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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守山阁丛书》影印本《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还对军典礼仪、各种攻防战具、宿营行军、战阵队形、公文程式、屯田、人马医护等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各种兵器、攻
守城器械、城防设施、水军战船的论述，其内容占全书篇幅的10%左右。反映了唐代以前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被宋代《武经总要》所转录。从兵书的编纂体例上说，《太白阴经》已经具有分类论述军事各科目的某些特点，是古代兵书从单一的兵法理论论述向兵法理论和军事技术理论论述相结合的过渡，为以后的百科性兵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
第八节 知文通武的曾公亮及其《武经总要》
曾公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兵书著述bbr>藏书网家，他与丁度等人合作编著的《武经总要》，开创了兵书编著的新体例，成为现存最早由官方编修的第一部综合性兵书，或者称百科性兵书，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和兵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治理镜湖水患有方而深得民心。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公元1040—1044年)，他奉命采集古兵法和本朝计谋方略，编成《武经总要》。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曾公亮升任天章阁待制，知郑州，知开封府事，政绩甚佳，民有夜不闭户之安。之后，又担任过参知政事、吏部大侍郎、集贤殿大学士等职。仁宗末年，即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契丹人入扰河界，曾公亮力主禁除，消除边害。后又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等职，晋封鲁国公。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公亮因年迈退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九月，又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等职，治军有功。不久，以太傅致仕。致仕前曾荐王安石为相。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去世，神宗赠以太师、中书令，谥号“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并御篆“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他为北宋的安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曾公亮共同组织编纂《武经总要》的丁度，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生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曾任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等职。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去世，谥号“文简”。除《武经总要》外，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20卷。前集有各种军事制度15卷、边防五卷。后集有历史故事15卷、阴阳占候五卷。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首刊本和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重刻本至今未见。现存较早的是明弘治至正德年间(公元1488—1521年)据绍定本重刻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李赞刻本、嘉靖刻本、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庄重抄本均属善本。《四库全书》本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错、漏、删改、失真、妄说之处颇多，难以为据。
《武经总要》的编纂和刊行，明显地反映了北宋初统治者对兵学研究的重视。为了能在对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取胜，朝廷命文武百官总结研究历代的军事理论、战争经验和军事技术等内容，并集中人力、物力，编纂综合性兵书，以合时用。宋仁宗还在御制《武经总要·序》中，对编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遵照仁宗的要求而编成的《武经总要》，具有两大历史性进步。
其一，在论述军事问题时，不再片面追求新原则的创立，以及从各种角度对既往原则的反复阐发，而是把历代兵学经典中对同类问题的论述，加以逻辑整理和编排，再注入本朝的新创见，为统兵将领提供系统的兵学理论。按照这种方法，《武经总要》所论及的军事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兵法理论、选将练兵、行军宿营、战略战术、战法战例、历代阵法、水攻火攻、兵器制造与使用、军事筑城与城战 5175." >兵器、战船的形制构造与水军器械、军事制度、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组织、军事地理、兵要地志、军事后勤、阴阳星占等。这些内容分载在全书的40卷中，或一类一卷，或一类数卷，或类卷交错。这种编纂方法，既提高了全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便于查阅，对此后兵书的编纂，具有借鉴作用。
其二，调整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二者的比例，其中军事技术内容大幅度上升，克服了既往兵书在这两方面畸重畸轻的倾向，改变了过去兵书对军事技术只是点到为止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倾向，使统兵将领在熟谙军事理论的同时，也能掌握军事技术的要领。尤有特色的是在军事技术各卷中，还配有虽系古朴但又具有形象示意的大量图绘，把北宋以前及当时的军事技术，如同历史的缩影画卷，展现于读者的案前，使人们对文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有全面的了解。《武经总要》还及时地收集了当时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指南鱼和三个火药配方。
指南鱼是一种磁性的指南仪，西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已经提到，但没有详细介绍。《武经总要》则首次叙述了它的制法、构造和指南的原理。制作时，先将薄铁片剪成二寸长、五分宽的鱼形模样，然后把它放在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住鱼头，移至火外，使鱼尾正对子位，并放入水盆中，让鱼尾没水数分，装入密封的容器中。使用时，将一个水碗放在无风处，让指南鱼浮在水面上，其头便自动指向南面。指南鱼的研制 4fc3." >促进了指南针的创造。大约在11世纪末，我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舟师导航上。bbr>９９ｌｉｂ?
火药发明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08年)，但到北宋初才用于战争，而《武经总要》则是把制作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三个火药配方公布于世的最早文献。
《武经总要》编纂体例的两大进步，提高了兵书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所以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称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此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第九节 城防专家陈规及《守城录》
陈规是宋朝力主抗金的文臣，在抗金斗争中战绩卓著。他与汤(王寿)〔shu 赎〕合著的《守城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了城防理论和守城战的各个方面，是我国古代一部影响最大、价值较高的城防专著。
)生，早年熟读兵书。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陆县事。到任后，即全力加强城防，改造城池，创制长竹杆火枪，改进抛石机，率领部卒坚守德安城。从靖康元年到绍兴二年(公元1126—1132年)，有一股被金军战败转而为盗的乱军九犯德安，陈规率军“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当时中原州郡全部陷于金军之手，唯有德安城仍固守在宋军之手而巍然不动。陈规因功升德安知府及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史。后又改任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陈规协助东京(今开封市)副留守刘錡坚守顺昌，击退了金兀术数十万军队的围攻，因功升为枢密
直学士。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后，移任庐州(今合肥市)知府兼淮西安抚使。次年，病死。
汤(王寿)，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进士，历任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教授、太学录、大理寺少卿等职。
《守城录》由三部分组成，共四卷，约17800字，分别写作于三个时期。第一部分为《<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一卷，由陈规撰写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守顺昌之时。第二部分为《守城机要》一卷，由陈规撰写于守德安之时。第三部分为《建炎德安守御录》上、下卷，由汤撰写于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后任德安教授之时。这三部分内容原本各自成帙，大约在宋宁宗(公元1195—1224年)后才合编为一书。后被《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丛书》、《瓶花书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收录。《明辨斋丛书》选收了《守城机要》与《建炎德安守御录》。另有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本，以及嘉庆、道光时刻本。
《<靖康朝野佥言>后序》系为夏少曾《靖康朝野佥言》所写的序言。夏氏在《佥言》中记述了靖康年间金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始末之事，陈规读后写序，后被徐梦莘收录于《三朝北盟汇编》中。陈规在此序中总结了汴京失陷的教训，阐述了城防之策。《守城机要》详细论述了城郭、楼橹的制度和备御之方，对守城军民的组织编制、力量运用和各种守御实施也做了记载。《建炎德安守御录》详细记载了陈规守城的事迹。《守城录》全面反映了陈规的城守思想，概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改革旧城制。陈规把德安城原来的一墙一壕改建为三墙两壕，增加了城郭的防御层次和
纵深面，以便有效地防御攻城抛石机的击砸。
其二是增开城门。陈规主张守中有攻的守城战法，反对既往闭门固守的思想。为此，他在每面城墙中多开偏门，平时作简易封砌并加上伪装，使敌不易觉察。战时可将其推开，让守城部队从偏门出击。在击退攻城的乱军时，这种城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其三是改造和创制新型守城兵器。陈规选用坚实大木，聘请高明木匠，制成各种适用的抛石机，备足30—60斤重的各种规格的泥弹、石弹，对士兵进行抛石机机械使用的训练。把原来安于城上的抛石机，改置于城内的有利阵位处，由城上士兵导引抛射，准确命中攻城敌军，使抛石机在守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亲自组织军事技术人员，利用火炮药制成长竹杆火枪20余支，由60人组成长竹杆火枪队，同捆绑干竹、柴草的300头火牛相配合，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击退了李横所部乱军用大型攻城掩体“天桥”对德安城的进攻。陈规创制的长杆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
陈规本人也被史家誉为管形火器的发明家。
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宋孝宗下诏将陈规的《守城机要》改刻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全国，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守城录》中的许多内容，被明清时期一些兵书所引用和转录。
第十节 首倡兵制研究的陈傅良与《历代兵制》
陈傅良是南宋时期永嘉派的著名学者。他为学重“经世致用”，为官“抗疏忠恳”。所著《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兵制专著，也是研究古代兵制的重要参考书。
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今属浙江温州)人。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生，自幼聪慧敏锐，好学深思，加之家学熏陶，为文自成一家。后拜著名学者郑伯熊、薛季宣为师，共开bbr>9９ｌib?永嘉学派之先声。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陈傅良登进士甲科。光宗时(公元1190—1194年)为起居舍人，因进谏未被采纳而辞官。宁宗即位(公元1195年)后，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官制宝谟阁待制。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去世。死后谥“文节公”，学者们称他为止斋先生。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止斋论祖》、《止斋文集》、《历代兵制》等。
《历代兵制》在陈傅良去世时尚未脱稿，题名为《周汉以来兵制》，到后来刊刻时才定为现名。现存有《墨海金壶丛书》、《守 5c71." >山阁丛书》、《长恩书室丛书》、《瓶花书屋丛书》、《学海类编》、《兵法汇编》、《四库全书》等刊本。全书八卷，约3.5万字。
《历代兵制》以年代为经，先后记述了西周、春秋、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的兵制及其沿革。对西周的乡遂合一制，汉代的京师兵(南北军)、郡兵(轻车、材官、骑士)，南北朝、隋、唐的府兵，唐代的彍骑、禁军，北宋的禁军、厢兵、藩兵，都做了详细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出后代兵制对前代兵制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其内容包括军队的编制、指挥、调发和宿卫番上，武官的选任和将帅的职权、兵员的征募和训练，兵种的区分和组织管理，纪律号令和赏功罚过、武器装备和供给军需等。
陈傅良在书中采用古代兵制与宋代兵制对比的方法，反映自己的观点，指出宋代兵制的流弊，希望当权者能够采纳他的建议，进行兵制改革。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陈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陈傅良在评论历代兵制的得失中，对兵制问题的主要看法。
其一，在军队
的统御关系上，他主张“强干弱枝”，反对“诸王擅权”。他推崇西汉“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的做法，使“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
其9９ｌｉb?二，在兵农关系上，他主张寓兵于农，兵农合一，耕战兼资，有事出战，无事归农。他称道唐朝的“府兵之制，居无事则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劳均佚”，“民有常兵而无长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
其三，在治军问题上，他主张重训练、严纪律、一号令、明赏罚。即对士兵须加强训练，让其熟习武器的使用技能，才能练成精锐之师。治军要纪律严明，号令统一，赏罚公平，才能士气旺盛，人不敢怠慢，做到“兵虽少而至精”。
《历代兵制》首开兵制研究之风，至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但有些看法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十一节 抗倭名将戚继光及其练兵论著《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戚继光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他所著述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受到高度的重视，对明朝以后的兵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戚继光，字敬元，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定远(今属安徽)。生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闰十月初一，山东济宁的鲁桥镇。戚继光17岁时，其父戚景通病逝，他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后，勤于职守，忙于练兵，刻苦攻读兵书。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升任为主管山东防务的署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24卫。其时，日本封建主竭力支持倭寇掳掠中国沿海州县，不法豪绅和奸商也与倭寇勾结，浙、闽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赴任后，即全力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严格训练，整治海防，踏勘地形，熟悉风候、潮汐，探清倭寇活动规律，山东海防形势大振。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奉调至浙江都司，次年升任参将(位在副总兵之下)，镇守宁波、绍兴、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三府，全力备倭。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为了扭转守军将骄兵惰，战斗力低下的局面，戚继光亲去金华、义乌，招募4000名精壮农民和矿工，以“岳家军”为榜样组建成军，以新创的“鸳鸯阵”(见图14)进行训练，军威大振，被人们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戚继光率军在台州地区抗倭时，九战九捷。次年，又捣毁倭寇在横屿(今宁德城外海域)的老巢。戚继光被任命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又与俞大猷合攻福建平海卫的倭寇，升任为福建总兵。次年二月，他率部数千，与仙游城(今福建仙游县)守军夹击倭寇，解了仙游之围。此后他转战闽、粤，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定，海疆得以廓清。戚继光平倭之功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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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鸳鸯阵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大学士张居正奏请朝廷，调戚继光到北方，总理蓟镇、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之事。在镇16年，整饬边防，改建扩建长城，创建空心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练车、步、骑、辎合一的合成军，成建制地装备当时最先进的佛郎机、鸟枪和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边防大治，蓟门宴然。戚继光被晋升为太子太保(辅导太子的官)、左都督。后来又加封少保(与少师、少傅合称三少，一般为大官的加衔)。后受排挤，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调广东。不久被诬陷夺职，回登州。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公元1588年1月5日)病故。戚继光治军严明，战绩卓著，“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诗句，是他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努力奋斗的写照。更为重要的是，他留下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著名兵书。
(2)练兵教战的著名兵书《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作战时所著，从《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的记载中可知，该书成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是年“春正月，创鸳鸯阵，著《纪效新书》”。全书原本18卷，卷首一卷。现有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徐梦麟刻本和书林江殿卿明雅堂刻本、明傅少山刻本，以及清代以来的多种抄本和刻本，《墨海金壶》等丛书亦有收录。14卷本有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承勋刻本、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刻本、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刻本，与18卷本内容有所不同。《纪效新书》问世后，受到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两国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朝鲜在设立训练都监时，曾用它作教科书。日本有宽政九年(公元1798年)等刻本。
《纪效新书》全面地反映了戚继光练兵和教战的思想，并具体规定了各项练兵的要求，如同近世的条例条令一样。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其一是重视选兵。《纪效新书·束伍篇》中说，士兵要精选，对“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不可选用，须选“乡野老实之人”；所选士兵要体魄丰伟、武艺高强、干活耐劳而力大、办事能干而伶利，这四条缺一不可；要根据所选士兵的特点，发给相应的兵器。其二是从严治军。明确各级武官和士兵的职责名分，上下号令一致；惩治贪官、刁官、刁军；谕以忠义，厚恤战亡；做到恩威兼著，情法相融。其三是严格训练。训练要从实战出发，坚决反对搞虚套和花架子；要求官兵按号令训练，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号令篇》)；要重视平时养成。其四是严明军纪。凡“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人屋房，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称贼级……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禁令篇》)。其五是赏罚公平。“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禁令篇》)；戚继光说到做到，带头执法，曾斩杀了他临阵回归的长子。其六是将帅须精通武艺。将帅不但要有文韬武略，还要精通技艺，“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
.９9ｌiｂ.？”(《纪效或问》)只有将帅自己的技艺精通，才能作士卒的表率，战胜敌人。
《纪效新书》全面反映了戚继光敢于改革和创制新型兵器的思想。“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长兵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积极组织部下研制新型兵器，取得了重要成果，仅见于书中记载的就有下列几种。一是最早转载“制合鸟铳药方”(此方系在抗倭战争中得自于倭寇)。用硝1两、磺1.4分、柳炭1.8分配制而成，三者分别占75.75%、10.6%、13.65%，与当时世界上火绳枪炮所用的发射火药基本接轨，
?99lｉｂ?
是中国传统火药向新型火药过渡的标志，此后各种兵书在谈到火药时，无不转载此方。二是书中对当时新创制的佛郎机和鸟枪等火绳枪炮的结构和制造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述。三是书中还记载了新创制的连子铳、子母炮、满天烟喷筒、飞天喷筒、火砖、火妖、火蜂窝等火器，以及狼筅〔xian 显〕等冷兵器的制造方法。四是书中记载了大型福船、中型海沧船、小型苍山船的构造、性能、装备，以及编制训练等新鲜内容。其详细完备之程度，实为同时期其他兵书所不及。
《纪效新书》还全面反映了戚继光注重使用兵器，以及编练能发挥各种武器长处的布阵思想。它认为，士兵有精良的兵器后，还必须训练其使用方法，有了利器不会使用，等于没有利器。训练兵器的使用时，须统一号令。如果士兵能熟悉号令，精通使用兵器的技艺，那么其战斗力便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书中对刀、枪、棍棒、狼筅等冷兵器，以及佛郎机、鸟枪等各种火器的使用方法，都有详细的叙述。在叙述鸟枪的使用方法时，还提出了用眼睛看后照星，用后照星对前照星，用前照星对所打之人的“三点一线”的射击方法，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戚继光要求士卒不但能使用各种火器与长柄、短柄冷兵器，而且要根据战斗情况的需要，变换使用方法，使长兵器也能作护身的短兵器使用，短兵器标枪也能作长兵器击敌。除此，还强调各种兵器的搭配使用，使其能长以护短，短以卫长，发挥综合的
杀敌效果。戚继光所创编的鸳鸯阵及其分解的二伍阵、三才阵，以及由鸳鸯阵合成的菱形哨阵，便是各种兵器搭配使用的最佳陆上作战阵形。与此同时，他所编练的水兵营，也是大中小各型战船、轻重型火炮与火绳枪、各种燃烧与爆炸火器、长柄格斗兵器、短柄卫体兵器、射远兵器与防护装具搭配使用的最佳水上作战阵形。同期的其他各种兵书，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没有达到《纪效新书》的程度。
(3) 《纪效新书》的姊妹篇《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到北方主持练兵后所作，其中正文九卷成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杂集六卷成于万历初年。现存有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邢阶刻本、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许乃钊刻本，以及其他多种活字本、抄本、铅印本，不少丛书也有收录。《练兵实纪》与《纪效新书》虽然都是出自戚继光之手的并蒂双莲，但其所
依据的敌情、天候、地理、守备设施和民风等客观条件各不相同，故其论述的重点也多有差异，两者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练兵实纪》全面反映了戚继光练兵重在练将的思想。主要论点有二。其一是要选择品德优良者任将帅。因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他们的举动会影响全军，必须选拔“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能够“以舍生为本的人”作为将帅(《练将第九》)。其二是要对将帅进行兵法教育。“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为了让将帅能系统地学习兵法，戚继光主张兴办“武庠”(即兵法学堂)，学习文化，攻读兵书，练习“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在“精通一二技”的基础上，再掌握其余技艺的概要(《储练通论》)。
《练兵实纪》全面反映了戚继光重视单兵和营阵训练的思想。认为单兵的训练是军队训练的基础，训练的内容为伍法、胆气、耳目和手足。车兵、骑兵、步兵、辎重兵的业务虽不相同，但训练的基本内容不可不反复进行。练伍法就是对精选的士卒，进行部伍的操练和兵器装备的技术、战术使用方法；练胆气就是要让士兵通过操场的训练，能蓄养锐气，胆壮心齐，一心以杀贼为计；练耳目就是要训练士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方色”，按各种规定号令动作；练手足就是要让士卒操练所用的武器装备，提高武艺，能在战斗中搏击敌兵，置其于死地。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再进行队、哨、营和各营协同作战的训练。通过这些训练，最后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万人一心”，“万身一力”，以取得“防身杀贼立功”的实效。
《练兵实纪》进一步发展了戚继光更新武器装备、改进长城守备设施、创编车步骑辎重合成军的思想。戚继光到蓟镇主持练兵事宜后，进一步利用火器制造的最新成果，除改进鸟枪、佛郎机、虎蹲炮、镋〔tang 淌〕钯等各种兵器外，又改制了无敌大军炮，创制了快枪和引爆地雷的机械式装置“钢轮发火”，发展了火箭技术，因地制宜地创制了石炮，改建了长城沿线的烽堠，创建了空心敌台，创编了以装备鸟枪和佛郎机为主的车营、步营、骑营和辎重营协同作战的合成军(详见本丛书中由笔者所著之 href='4769/im'>《中国古代兵器》)。这种合成军用之塞上，可摧强敌，使蓟门宴然。像戚继光这样叱咤风云，既有煌煌战绩，又有两部洋洋数十万字军事著作传世的军事家，不但在中国军事史上所罕见，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第十二节 首倡海防研究的郑若曾及《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江南经略》
郑若曾是我国海防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海防专著《筹海图编》、《海防新论》、《江南经略》，对明朝后期的抗倭战争和对此后海防的筹划，具有借鉴作用。
(1)首倡海防研究的郑若曾
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郑若曾生于昆山县(今属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少时好学，长大后又受到魏校、王守仁、湛若水等名师的教诲，常与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学者共同探讨学问，对天文、地理、地图、军事和政治等问题都有所研究。嘉靖十五年(公
元1536年)贡生，曾两次科举不中。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倭患猖獗，唐顺之劝郑若曾著述海防图籍。郑若曾将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编写成我国第一部海防专著《筹海图编》，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成书。胡宗宪为之写“序”，次年付印。郑若曾因参加抗倭作战有功，朝廷曾晋封其官爵，但被他辞谢。晚年仍潜心著书，除《筹海图编》外，还有《郑开阳杂著》、《江南经略》、《四隩图论》、《尚书集义》等。郑若曾一生，但求学问精深，不图仕途进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郑若曾去世，终年68岁。
(2) 我国第一部海防专著《筹海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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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海图编》是郑若曾为防海备倭而作的专著，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之后又有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重刻本、万历年间胡灯将嘉靖本挖改后的重印本、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本、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本和《四库全书》本等。上述版本中以嘉靖、隆庆本为优，万历本和天启本多有删削，康熙本则劣在妄增。
《筹海图编》全书13卷，约26万字，附图172幅。书中对我国沿海海岸、海域的地形地貌、关隘要塞等地理形势，沿海驻军、水寨、烽堠、了望哨、海岸、海港、海中设施等防务，朝臣和将帅所提出的防海御倭方略，兵器和战船，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倭寇劫掠中国的时间、地点、头目等情况，倭寇至闽广总路、至直浙山东总路、至朝鲜辽东总路等三条进犯路线，永乐年以来的平倭战绩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筹海
图编》首次提出了比较全面的防倭剿倭的战略，反映了郑若曾和明朝一部分朝臣的海防思想。它认为，防倭备倭的根本方略是安民和备战。安民就是要委派良吏推行善政，使沿海居民安居乐业，民安才是巩固海防的根本保证。备战就是要加强海防建设，全歼来犯的倭寇。郑若曾主张陆海应相互策应，从水、陆两路夹击来犯倭寇；各守备部队要互相协力，会同捕剿；军民须相互为援，实行联防；城防内外应遥相呼应，攻守结合；应建立海中岛屿、海岸要塞、岸内城镇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海防体系。这样才能达到“御寇远洋”，“击贼近洋”，歼敌于将登而未登岸之时的防海目的。
《筹海图编》认为，要巩固海防就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海防守备部队。统领这支部队的将帅，需从“行武惯历战阵者”中选拔，在民间豪杰中选拔，在练兵中选拔；士兵要经过选练，练兵首先要练心，使人心齐一；其次要训练御敌保国的真本领，反对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另外，训练正规军应与训练乡勇同时进行，并做到寓兵于农。
《筹海图编》针对御倭作战的特点，要求将士重视沿海地形和气象、天候对作战的影响，注意研究季风、春汛、秋汛与倭寇活动的关系，让将士懂得“不抉图籍不可以知扼〔e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方略”(《凡例》)的道理。为此，书中比较详细地列出了沿海的重要岛屿、港湾、要塞、军事要地，并绘图示意，多达110幅，不仅可供当时人们查考，而且也是研究明代地图的重要图籍。在中国地图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筹海图编
》十分重视改善海防的武器装备，极其敏锐地注意入犯之敌使用的新型武器装备。它记述了进犯广东的葡萄牙舰船所使用的发射火药与佛郎机舰炮，对佛郎机舰炮的形制构造与优越性，记述十分详细。对鸟铳的传入和仿制的情况，记述比较完备。对大型铜发贡(即铜火炮)的威力，有比较细微的描述。《筹海图编》对西方新型火绳枪炮制造和使用信息的搜集，为明朝军工部门对它们的仿制和改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综观同时期的兵书，可知它所搜集的新型火器的信息量最大。与此同时，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为备倭而建造的各型战船，详细分析了它们的构造特点和战斗性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战船建造的概况。
(3)《筹海图编》的姊妹篇《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或《海防论》。书中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等14篇，系辑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原载《郑开阳杂著》)。《辽东军饷论》虽为明万世德补辑，但其资料亦取自《万里海防图论》。《日本考略》虽由明殷都补辑，但亦取材于《万里海防图论》。故全书仍系郑若曾所著。嘉靖年间虽曾刊印，但其本至今未见。万历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之后，《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都将其收录，并题名为《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及其战略bbr>.地位，提出了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海，各省联防会剿，内外夹击，水陆兼备的海防战略。采取除内奸以塞倭寇之耳目，占岛屿以扼倭寇必经之海道，分哨与会哨相结合以堵倭寇可乘之隙，在沿岸港口增驻水陆守备部队以剿倭寇，训练乡勇以使处处有御倭之兵等措施。
(4) 江防专著《江南经略》
《江南经略》是郑若曾专为防御倭寇侵入长江而作的江防专著。首刻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重刻，康熙年间又有刻印本，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
《江南经略)虽为江防而作，但其指导思想与备倭措施仍似海防。“御寇之法，海战为上，故先之以海防图，海防失守，而后滋蔓及江，故江防图次之”(《江南经略凡例》)。全书从长江口的华亭、上海开始，上溯至常州、镇江，依次绘图论列，有些绘图，尚属首制，虽为一时权宜之计而作，却有长期备考之价值。
郑若曾一生潜心于海防、江防之研究，积数十年之心智，留三部专著于后世，人们至今仍铭记他首开海防研究之风的历史功绩。
第十三节 自发从戎的何良臣和《阵纪》
何良臣是实战经验丰富的战将，其所著《阵纪》是一部以练兵教战为特色的著名兵书。
(1)自发从戎的何良臣
何良臣，字际明，号唯圣，余姚(今属浙江)人，生卒年月不详。据《阵纪》中的“序”、“跋”和主要内容可以推知，何良臣大约活动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公元1506—1620年)，早年擅辞赋，以诗文知名乡里。青年时代，热爱军事，喜读兵书，“自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何良臣长期怀才不遇bbr>?而仗剑发出“知阵无所事阵”的慨叹。他的咏叹诗具有浓郁的军人气势，所以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气，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记·跋》)。在他有幸当上幕僚，参与练兵后，军事才能方被人知。后因在长安立过战功，被升为偏裨将，最后升至蓟镇游击将军。著有《阵纪》、《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等兵书。其中《阵纪》最受世人的重视。
(2)以练兵教战见长的《阵纪》
《阵记》成书的年代不可确考，从书中引用戚继光所编练的鸳鸯阵和在闽浙抗倭的方略，可知其成于《纪效新书》问世的嘉靖三
.9９lib?十九年(公元1560年)之后；又从张应登作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五月的“跋”，可知其成于此“跋”之前。全书四卷，66篇，约4.8万余字。现存有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墨海金壶丛书》本、道光年间《珠尘别录丛书》本、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惜阴轩丛书》本、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瓶花书屋丛书》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
《阵纪》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他主张用兵要奇正多变、奇正互变，认为正兵、奇兵、伏兵如人之头、手、足，三者不可缺一，若“三者具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奇正》)。用兵要因众寡而不同，识众寡之用者bbr>?99liｂ.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众寡》)。
《阵纪》的治军思想重在选练。主张建军时要“募贵多，选贵少”，油滑之人不可用，乡野老实之人必选。对所选士兵要任其长而用。并强调教战之法，鼓励将士以战死为荣，以退逃求生为耻。对将士要赏罚公平，做到虽为权贵，有过必罚；虽为卑微，有功必赏。
《阵纪》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等不同样式的作战及其战法的专门论述。对明朝及其各代所使用的各种兵器、攻守城器械、水军战船的形制构造及其制造、使用方法，都有具体的叙述，是除《武备志》外记述军事技术使用内容最多的兵书，有些内容连《武备志》也不见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十四节 博学知兵的唐顺之及《武编》
唐顺之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书著述家，他纂辑的兵书《武编》，集纳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博学知兵的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生。后会试第一，曾以郎中身分督兵浙江，与胡宗宪共同抗倭，因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他学
?９９lib.识渊博，涉猎广泛，对天文、地理、音乐、数学颇多爱好，尤精散文，人称荆川先生。有《荆川先生文集》、《广右战功录》等10多种著作传世。逝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
(2)集纳广泛的《武编》
《武编》在作者生前未能刊行，只有抄本传世。秣陵(今属南京)焦澹园将原本珍藏，虽常有人索稿刊印，均被焦氏婉言谢绝。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起兵攻明，焦氏才应允武林徐象枟〔yun 云〕曼山馆首次刊行。清朝有木活字本和抄本传世。《武
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六卷，187门。前集辑录历代兵书和其他典籍中的基本兵法理论，分54门，涉及将帅选拔、士伍训练、计谋方略、阵法阵图、行军作战、攻防守备、营制营规、武器装备、人马医护等。后集分133门，大多为辑录古代用兵实例，以备借鉴。
《武编》的突出之处，在于它辑录其他兵书不载或少载的内容，主要有下述四种。其一是水底雷。据《武编·火器》载，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即藏藏书网有火种)，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从记载中可知，水底雷实际上是一支密封于木箱内，悬浮于水中，借助于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的火铳，属于击穿式水雷。其二是破船舸。这是一种安有六个水轮的车轮船，船首为平形，安有三支火铳，铳管头部伸出船首外，对准前方，火门留在舱内；若与敌船相近，舱内士兵即点火发射，三支火铳的弹丸一起射向敌船(《武编·舟》)。其三是手把铳的发射口诀。一装枪
，二捻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槌(压实火药与铳箭或铳弹)，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哵哵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十收队。其四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方法。此法为兵器史与冶金史学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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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飞空神沙火
从刊印年代的先后看，《武备志》转载了《武编·火》的不少重要资料，现举四例如下。一是“火药赋”。二是用硝、硫、炭不同组配方式所制成的火药。三是用君、臣、佐使的理论，阐述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和作用。四是明代后期创制的二级返回式火箭“飞空神沙火”(《武备志》转载后改 79f0." >称“飞空沙筒”，见图15)。从《武编》的记载可知，我国至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二级返回式火箭的制造与发射技术了。由于《武备志》比《武编》流传得广泛，所以往往把上述几种资料首次披露的年代，误认为《武备志》成书的年代，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
第十五节 火绳枪专家赵士桢与《神器谱》
赵士桢是明朝后期专门从事火绳枪研究的专家，他所著的《神器谱》，对明清时期火绳枪的研制和使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火绳枪专家赵士桢
赵士桢，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副，博学多才，曾参加《明会典》的编纂，工诗词，精书法。赵士桢自幼受其熏陶，亦擅长书法。他的生卒年代虽不可确考，但从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所上《防虏车铳议》中“行年五十”之句中，可知他约生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赵士桢“以善书征，授鸿胪寺主簿”，任职1
..8年后受召入直文华殿，至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晋中书舍人，又十余年，不进秩以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华二名士》)。由此可以推知，他大约在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前后去世。赵士桢从小生长在海滨，家乡常受倭寇的袭扰，备受其苦。故而，他关心国家前途，注意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书籍，从戚继光和胡宗宪的部下了解倭寇所用火器的情况，从因进贡而留居北京的噜密国(一作鲁迷国)掌管火器的官员朵思麻处，见到了噜密铳，并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向朝廷进献了自己仿制的噜密铳。之后，他又历经艰难困苦，多方筹集钱财，先后制成10多种火绳枪及其他火器、战车。更
为重要的是他以多种文体，撰写成《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研制火器的论著。
(2)火绳枪专著《神器谱》
现存最早的《神器谱》有明万历刊本、《玄览堂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千顷堂书目》本等。1974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在《和刻本明清资料集》第六集中，刊印了五卷本的《神器谱》，比较集中而全面地搜集了赵士桢的主要著作。万历刊本《神器谱》五卷，约六万余字，附图200余幅，集中反映了赵士桢在各种火器，尤其是在各种火绳枪的研制与使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有噜密铳、西洋铳、掣电铳、鹰铳、旋机翼虎铳、三长铳、镢铳、锨铳、轩辕铳、九头鸟铳、连铳等单管火绳枪，以及迅雷铳、震叠铳等多管火绳枪。同时，书中还绘制了噜密铳、西洋铳和迅雷铳的各种射击姿势，便于士兵进行射击训练。此外还有>藏书网火器战车的研制及其使用方法的图形。
《神器谱》反映了赵士桢发展火器制造的思想。他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制造火器，把发展火器制造提到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海中之国日本，祸胎已萌，在蚕食朝鲜之后，必“尽朝鲜之势窥我内地”；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仅有长城一墙之隔，内犯之势必不可免，只有大力发展火器制造，才能“挫凶锋”，“张国威”。制造火器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对国家有万世之利的大计。他主张研制火器“必须因时而创新”，出奇而制胜。要求
?火器制造部门选用技精艺熟的工匠，制造精利的枪炮，不可有丝毫差错。他极力反对浪造浪用火器，指责市井庸碌之徒粗制滥造、从中牟取暴利的丑恶行径。
《神器谱》还反映了赵士桢使用火器的思想。他认为火器要因时而用，应选择适当的战机，不可因浪战浪用而失去应有的作战效果。在使用火器时要因敌而变化，需快速突击，使敌猝不及防；要虚虚实实，使敌人不知其奥妙；要注意奇正变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密集的敌人来至二三里以内时，先以佛郎机炮、噜密铳、迅雷铳逐次射敌，挫其凶锋；待敌溃退时，持单兵火器与冷兵器的士兵要在近战中歼敌。赵士桢主张使用火器应与战车相结合，使“车凭神器以彰威，神器倚车而更准，或鼓行而前，或严阵待敌，或趋利远道，
或露宿旷野，坚壁连营，治力治气，无不宜之”(《神器谱·神器杂说》)；如果车铳结合的战术运用得当，则“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恣其驰骋，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如果造车者知运用之法，使所造之车轻重得宜；用车者知造作之法，使用裕如(《防虏车铳仪》)；再加上将帅善于指挥，士兵技巧熟练，就能充分发挥其自卫坚守和进攻破敌的作用。赵士桢建议编练车营，使之“守则布为壁垒，战则藉以前拒，遇江河凭为舟梁，逢山林分负翼卫……昼夜阴晴，险易适用”(《车图》)。像赵士桢这样身无疆场之寄，肩无三军之任的火器专家，能如此精通火器使用的战术是绝无仅有的。
第十六节 威严廉洁的何汝宾及创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何汝宾是明朝后期著名的兵书著述家，他所编著的《兵录》，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既往的兵法理论，同火绳枪炮的使用技术及战术结合起来，受到世人的重视。
(1) 威严廉洁的何汝宾
何汝宾，字寅之，一作仲升，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明史》无传，生卒年月不详。据《吴县志》记载：何汝宾是苏州卫的世袭指挥。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调任为昌国将军，先后在石浦等近海地方，打了多次胜仗。他擅长文墨，曾编辑过《舟山志》，后升任为广东都司都督佥事。据魏浣初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为《兵录》写的“序”中称：何汝宾是将门之后，少年时代就受到河南按察佥事刘凤的器重。他通经史，辑著《兵录》。其品质砥砺廉洁，治军严而有恩，不谋取一毫私利，不争功请赏。自少年时即爱习武，喜读兵书，钻研兵法，尔后“总括群书，钩其玄要，而间附以己意，采辑成帙，题曰：《兵录》”(《兵录·自序》)。
(2) 创论火器战法的《兵录》
从何汝
9９lｉｂ.宾在《兵录·自序》的落款“万历丙午年”看，该书应成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现存较早的有两种刊本：第一种刊本有刘凤、俞琬纶、陈元素、陈子壮、魏浣初五人书写的“序”与何汝宾的“自序”，魏浣初的“序”作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第二种刊本又增加了杨述程作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序”。此外还有明清时期的抄本。从第一种刊本卷十一的结尾关于“近日‘宁远大捷’止用西洋大炮”取胜的记载，以及卷十三关于“西洋火攻神器说”至“西洋炼造大小铳火药法”几节的内容可知，《兵录》在万历三十四年成书后至崇祯五年之间，增加了西洋大炮的内容。因为西洋大炮在天启元年(公
元1621年)才开始传入，而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指挥守军利用西洋大炮取得的“宁远大捷”，是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至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发生的事。因此，崇祯五年的刊本是由何汝宾本人或其他人，在增加上述内容之后的刊本，全书至此才有14卷，约25万字，附图484幅的规模。此后还有明、清各种抄本传世，其内容与崇祯五年本基本一致。
《兵录》是一部辑录体的综合性兵书，对将帅修养、士卒选拔、部队编成、训练、技艺、阵法、兵器与军械的制造使用、行军宿营、攻战追退、军队医疗、天时地利、火药与火器的制造，都有精辟的论述和具体的介绍，而对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尤有独到之处，这在中国古代尚属首创。
《兵录》认为：“火攻之法在于顺天时，审地理，制器用。”所谓“顺天时”，就是要乘风纵火，风猛则火烈，火炽则风生，风火相助，就能取胜。所谓“审地理”，就是在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火器。即旷野平原，用射程远的火器；丛林隘道，用喷火器夹击；居高临下，用重型火炮压制；仰攻高地，用火铳、喷筒；与敌突然遭遇而不及布阵时，应以火器先发制人；敌我双方都已安营扎寨时，便可乘风高月黑之夜，在敌营四周埋伏火器，尔后按约定的号声，火发而伏兵四起，火烧营寨，劫敌辎重；城内击外，应轰敌之密集部位；城外攻内，宜轰击敌城防薄弱之处；以火器攻敌，要先占据上风；若不知地利而用火器，不但不能取胜，而且火器会被敌人所夺。所谓“制器用”，就是要制造各种用途的火器。即随军机动的火器要轻巧便携，士兵才不会疲劳而精力旺盛；攻击型火器要机巧灵便，才宜于发射；地雷须容易引爆而迸裂，才能收到击敌的效果；守御型火器要利于远击、齐飞，才能有效地击敌。陆战的火器要远射、近射兼备，宜轮番射击为妙；火炮、火箭、火铳、火弹系远射火器，要与长枪、大刀等近战冷兵器交相配置；火枪(指竹、木筒火枪)、火牌、火棍系近战火器，要与强弓、劲弩等远射程的冷兵器交相配置；水战火器要分别使用，两军船阵相对时要用船首炮大发熕〔gong贡〕、佛郎机迎面轰击，侧击、夹击敌 8239." >船时要用神枪、火铳，焚烧敌船篷帆时要用火箭、火球，殿后的战船要多用矢石。下列情况则要戒用或慎用火器。即古迹和城邑街巷；前有茂林，进无所据；后背水泽，退无去路，防自伤；敌欲降而尚未找到时机，或敌已降而疑其复叛者，不可击杀。将帅若能熟知火器而用其利避其害者，必胜无疑。茅元仪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就吸取了何汝宾的成果。..
第十七节 兵学巨匠茅元仪及其编纂的《武备志》
茅元仪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编纂的兵学巨著《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多、门类最齐全的军事百科全书，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1)兵学巨匠茅元仪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等，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朝著名学者茅坤之孙，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生，自幼好学，尤喜兵农之书。成年后，对长城沿线的隘道了如指掌。面对后金的崛起，明廷的腐败，他立志发奋著书，探讨历代兵法韬略，搜集器械战具资料，积15年心血，辑成了《武备志》，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刻印(见图16)。 自此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命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并到江南募集战船舟师，提高明军战斗力。与孙承宗、袁崇焕、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人，同为御敌保国之中坚。孙承宗遭排挤后，茅元仪亦被削除官职，告病南归。崇祯帝继位后不久，他进呈《武备志》，因被权臣王在晋等中伤，以傲上之罪被放逐至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冬，后金骑兵直逼北京，孙承宗再度奉命督师。茅元仪和24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至通州(今北京通县)，
藏书网击退后金军，解了北京之危。茅元仪因功升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不久被权臣所忌而解职，又受辽东兵哗之累，遣戍漳浦(今属福建)。辽东军情危急时，他又请求效死勤王，遭权臣阻挠，约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一说公元1640年)前后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时人称道“年少出西吴，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他一生曾著有60多种、数百万言的著作，但因屡遭禁毁，散佚较多，而《武备志》得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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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天启元年本《武备志》
(2) 明代大型军事百科全书《武备志》
《武备志》共240卷，200多万字，附图近738幅。现存有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茅元仪辑本、清道光中木活字本、日本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其中以天启刊本最佳。
《武备志》按军事学分编为《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门类。《兵诀评》18卷，选录了明以前《孙子兵法》、《吴子》等著名兵书，加以评点，论述其要义。《战略考》33卷，选录了自春秋至元代16个朝代中600多个战争和战例，从战略高度评述得失。《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部分组成，“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详细记载了明以前的各种阵法、阵图，以及士卒的选拔、淘汰、训练、赏罚等内容。《军资乘》55卷，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方面内容，其中军事技术的内容最多，收录了各类武器装备、战车、战船、军事筑城等资料六七百种。《占度载》93卷，其中既有古人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也杂有荒诞迷信之说，还有关于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
《武备志》规模宏大，所用军事资料翔实，不仅有茅元仪祖父茅坤所珍藏的家传图书作基础，而且广收各家的秘图珍本2000多种，包容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治学严谨的茅元仪，以沙里淘金之功，对各种资料严选精取，去伪存真，收良剔莠。《武备志》全面仿效了《武经总要》的编纂体例，在几乎转录《武经总要》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把各门类及其内容的宽度、深度大加扩展和延伸，囊括了自宋代以来所创造的最新成果，又融汇了当时的新鲜内容，吸收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筹海图编》、《阵纪》、《武编》、《神器谱》、《兵录》等兵书的创造性成果，辑为巨著，著成大作，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全书体系完备统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按兵学内涵分类编排资料，每类之前冠以小序，考证源流，说明史料之藏存，概括要义，阐述内容之主旨。门类下有分类，分类之下视需要设立要目和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和典故。文上有眉批，写出编者的评论意见，褒贬得宜，生动形象。
茅元仪在论述门类内涵时，采取由大要至细端，按事物发展顺序，次第落笔，逐层深入。以《军资乘》为例，作者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分类次序，逐一展开：军队集结出征至战地，首先要建立营寨，尔后才可部署战事，出兵攻敌，在进攻敌人时也要注意防守，进攻的方式有水攻、火攻，将士作战须以饷粮为炊，以军马为性命，故最后论述战马，战事的全过程毫无遗漏地写在书中。
《军资乘》在阐述这八个方面的要义时，详细记载了战争所赖以进行的全部军事技术条件。在全书所搜集的六七百种军事技术资料中，有罕见的“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兵器、战船、吕公车、神火飞鸦、火龙出水等，有文有图，可资参考。书中从卷一○二到卷一
.三四，把古代军事技术按野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火攻等五类进行论述，对各种武器装备制造和使用概况作了全面的反映，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堪称集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之大成的兵书。
《武备志》虽为辑纂性军事百科全书，但是在对各门类所作的“序”和点评中，也反映了茅元仪主要的军事思想。他针对明朝国势衰微，国库空虚，国防罅〔xia吓〕漏，明军战斗力低下的状况，呼吁当局应实行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的政策。他认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战胜强敌，消除边患，当务之急是要“足饷”和练兵。进而提出奖励开荒，发展屯田的主张，把“强兵”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他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同时认为要保障国家安宁，就须加强边防、海防和江防。北方游牧民族常内犯劫掠，人自
为战，就要以坚壁清野，建立堡寨，人自为守的策略对付之(《军资乘·堡约·序》)。在东南沿海则采取“拒之于海”的策略对付之(《占度载·海防·序》)。为防止敌人突破海口，闯入内江，“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江防·序》)。茅元仪认为要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就要具器械，精器用，大力发展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他在《武备志·用火器法》中，要求将士善于因时、因地、因敌、因器、因战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种类与数量的火器打击敌人。为此，将士应善于利用风候、气象条件，乘顺风使用火器，就能万战而万胜。当敌军以密集坚实之众前来攻城时，就用火炮猛击。进攻敌人的坚城时，就要用火炮轰开缺口，尔后突入城中。如果要夺取已经安营扎寨之敌的粮草辎重，就要在敌营四周设伏，尔后乘夜暗突然袭击。在水战中，要善于在远、中、近各种不同的距离上，分别用船首炮、鸟枪、火箭等进攻敌船，最后再跳上敌船，将敌全歼。在布阵作战时，要在营地四周，以不同威力的火器，部署多梯次的进攻，逐次杀伤和减杀敌人的兵力，直到最后全歼敌人为止。
《武备志》问世后，不但在国内受到明、清以来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在世界上也受到推崇。日本除在宽文四年(公元1664年)翻刻成日文版外，又在18世纪获得了原刻本。公元1782年，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阿米奥(J.
J.M.Amiot)在法文《中国兵法论》中征引了《武备志》中火药及火器技术资料。之后，《武备志》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火药与火器技术的必读之书。
第十八节 威震蓟辽的孙承宗和《车营扣答合编》
孙承宗是明末著名的军事家，他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合著的《车营扣答合编》，是论述在西洋大炮大量使用情况下，车、步、骑、辎重相结合战法的专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1) 威震蓟辽的孙承宗
孙承宗，字稚绳，别号恺阳，祖籍河南，世居高阳(今河北高阳城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有智善谋，畅晓边事。任职后官阶屡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升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登、莱、天津军务。在职四年，调整边关指挥系统，额定兵制，筑城堡54座，练兵11万，开屯5000顷，派将戍锦州、松山及大小凌河，拓地200余里，声威大振。后遭魏忠贤阉党排挤而削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10万大军突破喜峰口，直逼京师，崇祯皇帝命孙承宗驻守通州，拱卫京师，收复遵化等四城，重振蓟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
，孙承宗再次被罢官，退居故里高阳七年，“门无宾客，室无媵侍，居无玩好，出无舆从。危椽老屋，(米历)饭事酒，丛书散逸，篝灯讲诵，夏扇冬炉，孙子夹侍，整襟危坐，俨如图刻”(《牧斋初学集·孙公行状》)。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清军围高阳，76岁的孙承宗带领全家登北城死守。城破后，清军以官禄诱降，以死相威逼，当着孙承宗的面杀死其宁死不降的孙子。孙承宗不为所动，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子孙19人皆力战而死，仅有六儿媳怀抱其孙，隐蔽草垛而幸免于难，可谓满门忠烈。他著述甚丰，有《督师全书》100卷、《督师事宜》18卷、《文集》100卷等传世，而《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则是其代表作。
鹿善继(公元1575—1636年)，字伯顺，号乾岳，定兴(今属河北)人。万历四十一年
(公元1613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随孙承宗督师蓟辽，又随孙承宗罢职，二人交谊深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清军攻定兴，鹿善继入城助守。城破，不屈而死。著有《车营图制》，并参与《车营百八答》、《前督师纪略》、《后督师纪略》等著述。
杜应芳，生卒年月不详，忻州(今属山西)人。初任顺天府(今北京)通判。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随孙承宗督师蓟辽，任武库主事，与兵部主事孙元化共同管理和督造火器，成绩显著。他善制炮、造车和多种兵器。参与《车营百八答》、《后督师纪略》的著述。
(2) 时代特色鲜明的《车营叩答合编》
《车营扣答合编》(简称《合编》)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车营百八答》汇成。第一部分为鹿善继所撰，第二、三部分为孙承宗著，后一部分出自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之手。由于保密，当时未全部刊印。现存有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汇刻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铅印本，全书四卷，约17万余字。
全书以叩问、解说和应答形式，论述了装备枪炮等火器的车、步、骑、辎重各营，以及由它们合编的合成车营和水师营的编制、兵器配置、战阵布列、车步骑辎水各营协同、各种天候、地形、敌情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问题。 8fd9." >这些营具有较强的火力与较好的机动性，各营既可独立作战，又能以合成车营协同作战(孙承宗称此为“叠阵”)，是对戚继光所编练的车步骑辎重合成军和水兵营的继承和发展。各营的编制方式、序列和人数大同小异。以车营为例，每营编四冲，每冲编二衡，每衡编四乘，每乘编四车，每车编25人，全营3200人，配战车128辆。由车步骑辎重编成的合成车营共6627人，装备火炮344门，火器的总量已超过戚继光所编练的各营。布阵时，战车在前，步、骑和机动部队“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是鸟枪、佛郎机在前，火箭、三眼铳在后，便于发挥火力的综合优势。
《合编》认为，车营的使用须因敌、因人、因天、因地而变，不可拘泥一法。若所遇之敌小，“则一冲领一面之兵出战，而一面之中自为两翼；步战则骑为奇伏，骑战则步为奇伏；敌大则四冲领四面之兵出战，步战亦骑为奇伏，骑战亦步为奇伏，而以中权督之；枪用连环，炮用叠阵，循环无端，故一营之马步矢炮无一不可为用，而守战具得其宜”(《车营百八答·第百六答》)。车营的优越性虽大，其关键还在于人，车兵要熟练战法，“授以方略，使熟而习之，临时通用，其妙无穷”(《车营百八答·第九十四答》)。车营受地形的限制很大，所以官兵要因地制宜，或据险设伏，或旁出袭敌，或长驱拒敌，这样才能每战必胜。车营布阵须灵活机动，其阵形虽有方、圆、曲、直、锐，但其变化无穷，当圆而圆，当曲而曲，当直锐而直锐，随机应变，才能取胜。
孙承宗在《车营百八叩·序》中，对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要旨，做了详细的阐发：运用合成车营作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扬火器(主要是火炮)的威力，发扬火器的威力又在于发扬各营协同作战的优势，不论是水战、陆战，或是陆上车步骑辎重协同作战，或是水上与陆上协同作战，或是众寡、奇正的变化，都在于此；火器要用战车运载，才能提高其快速机动力；战车因装备了火炮，才有更强的威力。这就是孙承宗所说车营叠阵战法的真谛。这种战法，只有在西洋大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改称红衣炮)和灭虏炮等各型火炮大量使用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比戚继光以使用佛郎机炮为主而形成的合成军战法，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十九节 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与《西法神机》
孙元化是明末研制西洋火炮的专家，他撰写的《西法神机》是明末关于西洋火炮的专著，对明末和清代的火炮研制和使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研制西洋火炮的专家孙元化
孙元化，字初阳，号火东，嘉定(今属上海)人。出生年月不详。《明史·徐从治传》后附其小传，称他“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清乾隆《嘉定县志》说他“天资异敏，好奇略，师事上海徐光启，受西学，精火器”。因条陈备京、防边二策，得赞画经略军前。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九月，孙元化任兵部司
务，在山海关协助辽东经略孙承宗修筑城防。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随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坚守宁远城，负责调运、管理山海关的11门西洋火炮和主持造炮事宜，全力支持徐光启用西洋火炮抗击后金的主张，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大捷”中立了战功。至崇祯初年起任兵部员外郎，不久升迁郎中。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经老师徐光启的荐举，调任登莱巡抚。他按徐光启的意图，聘请葡萄牙炮师到登莱制造西洋火炮，并对士兵进行使用西洋火炮的训练。他把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oeus Ricci，公元1552—1610年，1582年来华)处学到的西洋火器技术，写入《西法神机》中。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降清，攻陷登莱，将其俘虏。孙元化自杀未遂，被叛军放归。次年九月，被明廷处死。著有《经武全书》、《西法神机》等。
(2) 西洋火炮专著《西法神机》
《西法神机》成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前，原稿在战火中流失，现存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据其副本刊印的古香草堂本(见图17)，分上、下两卷，约三万余字，图19幅。书中记载了30多种发射火药的配方；阐述了以火炮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倍数设计其他各部分的方法；提出了弹重、装药量与火炮口径成一定比例的要求；创制了一种新型的攻城炮车；设计了多种便于发挥火力优势的凸面炮台。
《西法神机》全面反映了孙元化关于火器设计的思想。他认为，研制火器必须明理识性，“推物理之妙”，合乎事物之特性，才能制成合用的成品。后经过对火炮射程与射角关系的一系列试射后指出，火炮的射击，若从平射位置直射即零度算起，射程随仰角的增加而渐远，超过45度角后，射程又逐渐变近。此外，孙元化通过研究后认为，炮弹射出炮膛后并非沿直线飞行９9ｌib?，而是“全用其直势，亦用其曲势；曲势过半，不能杀人矣”。其意是说炮弹在空中飞行时，既沿直线前飞，又受地球引力下坠，合成曲线轨迹，过曲线顶点后，速度减慢，动能减小，杀伤力削弱，最后速度为零，杀伤力消失。他的论述虽不如伽利略(Galieo Galilei，公元1564—1642年)对抛物线的论述透彻，但已相去不远，是中国古代关于弹道理论的一大突破。他在《铳台图说》中，对大型火炮发射后产生强烈震动的原因做了初步的阐述：发射火炮时，“铳>.气出口，空气相激，气之动也最捷，故山谷皆答(即回声)，其近而裂者，则能排墙，能撼石”。这是对大型炮弹射出后所生冲击波现象的一种朴素解释，也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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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西法神机》
第二十节 火器理论家焦勖及其专著《火攻挈要》
焦勖是明末著名的火器理论家，他所编著的《火攻挈要》，对明末及清代的火器制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火器理论家焦勖
焦勖，宁国(今安徽贵池)人。生卒年月和事迹不详。他主要活动于明末动乱之时，目睹朝政腐败，武备松弛，人民遭受的战乱之祸，于是“日究心于将略，博访奇人，就教于
..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时势之变更”(《火攻挈要·自序》)，反复研究西方先进的火炮制造技术，以为救时之用。他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公元1591-1666年，1622年初来华，在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1630年回京参加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后又受聘主持制造西洋火炮)口授制炮技术的基础上，采“名书之要旨，师友之秘传，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简，删浮采实，释奥注明”，编著成《火攻挈要》。
(2) 研制西洋火炮的专著《火攻挈要》
《火攻挈要》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原书分上、下两卷，附《火攻秘要》一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原bbr>9９lib?刊本的清抄本。清道光年间，军事技术家丁拱辰对书中疏漏之处，曾加以修正。之后不久，军事技术家潘仕成在编辑《海山仙馆丛书》时，收录两书于其中，合称《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分上、中、下三卷，共约四万字，附图27幅。此外还有清汪于泗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全书以介绍火药、西洋火炮及各种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为主，涉及到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与数理化知识，反映了西方先进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火器技术开始从阴阳五行学说的旧窠〔k
e 棵〕，转向以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轨道的概况，是中国古代火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火攻挈要》反映了焦勖制器、用器的思想。首先，焦勖认为火器虽为破敌之利器，但必须制造得法，使用有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若制造无法，不能胜敌，则百器不能获一器之用”(《审量敌情斟酌制器》)。为此，他要求制器、用器要胜敌一筹，或以大胜 5c0f." >小，或以长胜短，或以多胜寡，或以精胜粗，或以善用
9９lib?胜不善用。其次，焦勖认为军队仅仅拥有先进的火炮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贤良的将帅，胸怀取胜的韬略，治军有方，指挥得法，对部下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使将士胆壮心齐、技精艺熟，才能使用火炮战胜敌人。其三，焦勖认为使用火器必须掌握时机和敌我双方的距离，如敌人远在火炮射程之外就发弹射击，则会发生空射甚至当敌人接近而炮弹已射完的后果。因此，他要求火炮不能轻放，须在有效射程内发射，即能远射三四百步的火炮，要在敌接近至9９lｉｂ?五六十步时再放；能射百步的火器，待敌接近至二三十步时再放，这样才能充分杀敌。其四，焦勖认为火器威力虽大，但不能专恃，而要与各种兵器搭配使用，做到“长短兵器远近相救，彼此相卫”，“击法与卫法兼资以用”(《救卫之备》)，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由此可见，《火攻挈要》关于使用火器战法的论述，比《兵录》又前进了一步。
第二十一节 博学多思的黄道周及其评注的《广名将传》
黄道周生活在内忧外患频繁、国运衰微的明末时期。他所注释的《广名将传》，被誉为“营伍中必不可少之书”。
(1) 博学多思的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平一作玄)，一字螭〔chi痴〕若，号石斋，漳浦(今属福建)人。万 5386." >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生，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崇祯时任右中允，因上疏指斥杨嗣昌等大臣，触帝怒，被贬戍广西。后又复官，以病辞归故里。南明弘光帝时期，授任礼部尚书。南京被清军
攻陷后，黄道周、郑芝龙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在福州拥立明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自请前往江西征集兵员，至婺源与清军遭遇，兵败被俘。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在南京被杀。后谥号“忠烈”。黄道周一生勇于任事，著述丰富，有《洪范明义》、《易象正义》、《孝经集传》等10余种著作传世。
(2)黄道周评注的《广名将传》
《广名将传》又名《广名将谱》或《广百将传》，是在北宋张预所辑《百将传》，以及明陈元素据张本增补而成的《名将传》旧本的基础上，经过详细校阅，删其繁文，取其精要，增旁批夹注，加韵文赞语后编辑而成。现存有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首刻本《新镌旁批评注总断广名将谱》、本立堂刊本《新镌绣像旁批详注总断广百将传》、清道光耆英刻本等版本。首刻本收录历代名将168人。本立堂刻本收录历代名将185人，比首刻本增收明代将帅17人，因其中的汤和、胡大海、郭英、康茂才、胡宗宪等10人只附略传于书后而无注断，可能是后人所增，故一般只说它收录历代名将175人，共20卷，约18万余字，20幅图。
全书在记述西周至明代175位名将事迹的基础上，采用旁批、夹注和加韵文评赞的方式，论其功过，研究其作战得失，指明其智勇之所在，藉以反映编注者的军事思想，使读者能够掌握建军、作战和作战指导的基本理论，领悟和理解兵家在作战中运用奇正、众寡、虚实、劳逸、久速之奥妙。其主要之点如下。
其一，推崇以德经国治军的主张。作者在吴起对魏武侯所说“在德不在险”一语的旁批中称道，这是“兵家最贵之言，起能９９ｌｉb?言之，则起之抱负不浅”。
其二，赞扬将帅的品德战功。作者在“田穰苴传”之后，以韵语称赞田穰苴虽出身卑微，但在燕晋压境，齐国危急时，能执法如山，“法斩贵族，一军皆惊。再加恩驭，莫不奋兴。未经血战，势已雷轰。敌人潜遁，追奔扫清。尊为司马，兵法垂名”。
其三，主张治军要以“法令为先”。作者..赞扬周亚夫治军“既严且锐”，批贬王僧辩“驭下无法，军无纪律”，指出霍去病“不惜士饥，是其一病”。
其四，重视作战中谋略战法的灵活运用。作者在评论名将的战绩时，常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其谋略战法之妙。诸如：范蠡攻吴，乘隙捣虚；白起败赵，长平围歼；王翦击楚，反客为主；田单乘懈，“火牛夜袭”；檀道济“唱筹量沙”，以虚惑敌；长孙晟“离强合弱”，智破突厥；李靖围江陵，“散舟阻援”；李愬袭蔡州，出奇制胜；岳飞破“拐子马”，以步制骑；俞大猷“事必先周”，以长制短等。
《广名将传》的最大特点是寓兵法理论于名将之传略中，增强了兵书的可读性，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兵书的社会效应。黄道 5468." >周的断赞
.t>，又采用韵文的笔法，把名将一生的军事生涯，进行高度概括，言简而意赅，便于习读和传诵。后来曾有人把他的韵文断赞单独辑出，列入民国时期的《武学丛抄》中，更加扩大了该书的影响。书中也杂有天命观和迷信色彩，这是需要加以剔除的糟粕。
第二十二节 宛溪先生顾祖禹及其千古绝作《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他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既是一部内容详备的历史地理巨著，又具有明显的军事特色，故被认为是一部军事地理巨著，可堪称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1) 隐居不仕的宛溪先生顾祖禹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生于常熟(今属江苏)，自署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故学者文人送其“宛溪先生”之雅号。顾祖禹继承家学，熟读经史，是一位饱学之人。明朝灭亡后，他隐居而不为官，抱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其先辈研究边防和军事地理的基础上，博采历代正史和地县方志，广征博引野史材料，并经常跋山涉水，考察各处的山川、河流与地形，从29岁起，一直到临终之前的30多年中，全身心地投入了历代地理学之研究，终于撰写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顾祖禹辞世。
(2) 军事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著成后，“藏之家塾，以俟来者”(《总序》三)，最初以稿本传世，此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此稿本才刊印流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广雅书局重刊。清刊本改变了顾祖禹在书中反清复明的口气，对清朝的不恭之辞均做删改。民国时期又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排印本发行。现存刊本全书134卷，280多万字，附舆地要览图36幅，沿革表35种。顾祖禹著述此书时，采用史地结合的方法，以古今地理沿革记述历史的演变，又以古今历史的演变说明地理的沿革，即历史是理解地理沿革的向导，地理是注bbr>藏书网释历史演变的图籍。书中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了明朝以前各代州郡的位置、形势，以及与用兵得失和兴亡成败的关系。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记述了15省府、州、县的区划、形势与历史沿革，以及各处在历代所发生的战争。川渎部分，记述了山川原委，江河形势，漕河海运等内容。分野部分，记述了天文星野，使之与地理相匹配。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说、图、表三部分组成，既总论了天下之大势，又分论了各省形势和山川险要、物产户口、军事设防、兵员粮饷等情况；所列地图有舆地总图、京师舆图、各省分图、九边图说、河海漕运图、沙漠图等；所列表格有府州县、山川险要，卫所、关城的沿革、方位、区划、财赋、丁差、民情等。全书体例完备，重点突出。以第一、第二部分形成的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为主干，与战史浑然一体，构成全书的重点。
全书阐述的核心内容是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价值。在阐述山川险易时，必论述古今用兵、战守、攻取、兴亡、成败之得失，把4000多年的军事形势展示于读者面前。书中内容，从头至尾反映了顾祖禹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他认为，地理因素对战争的胜败有重要的作用，利用地利是行军作战之本，只有懂得地利，才能“动无不胜”；孙膑识地利，才能在马陵之战中因险设伏..t>，置庞涓于死地；韩信善于利用地利，因而能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之战中，大败赵军(《纪要·总叙三》)。他要求将帅在平时须研究地理，了解地利，这样就能做到胸有成竹，尔后再请向导辅助，就能取得作战的胜利。但又告诫领兵将帅，对地理“形胜未可全恃”，即单纯地依赖地利并不能获胜，只有充分利用地理形胜设险攻防的将帅才能成功。他举例说，涵谷关和剑阁都是天下著名的险要之地，秦始皇“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到秦灭亡之时连守也守不住了；诸葛武侯出剑阁，威震秦陇(即陕甘)，“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纪要·总叙二》)。可见，没有强将精兵，坚固的关隘也会像小土包一样没有用处；有了强将精兵，即便是枯木朽株，敌人也难以攻破。同时指出，利用地理条件的方法要随时变化，做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纪要·总叙二》)，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顾祖禹的这些论述，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中是独树一帜的。
第二十三节 师夷制夷的倡导者魏源及其《海国图志》
魏源是清代后期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的倡导者，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全面反映了其军事地理思想和海防思想，可谓清代后期推行军事自强国策的思想武器。
(1)“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倡导者魏源
魏源，原名魏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生。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进士。曾署理东台、兴化各县，实授高邮知州。他与龚自珍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学派，悉心了解世界各国情况。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全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抗英行动。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魏源忧愤无比，为国家和民族谋划御夷之方，潜心研究和探索抵御外侮的良策，撰写《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书，并协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则是他的代表作。
(2)“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代表作《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前后有三版，初版刊印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二月，共50卷，57万字，附地图23幅，西方火炮图式八页，是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经过增补而成的。该书刊印后，国内争相传诵，魏源为满足社会需求，又增补至60卷，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在扬州刊印第二版，书中增加了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制造和使用方法。之后，他又亲赴香港、澳门考察，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复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在高邮刊印第三版，全书100卷，约88万字，附图75幅，西方船炮图75页。现存有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50卷本，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古微堂重刊60卷本，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高邮版100卷辑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郴州重刊本，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魏光焘平泾固道署重刊本，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邵阳本等10多种版本。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海国图志》的主旨。魏源在书中从介绍夷情入手，以师夷为手段，最后达到制夷的目的。他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练兵养兵之法。要振兴国家的武备，就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建战舰，造火器，以及选兵、练兵的方法。为此，魏源提出了如下几点主张。
首先，在虎门要塞区的大角和沙角，建造船厂与火器局，请美、法工匠来广东制造枪炮舰船。同时派精明工匠和精壮士兵，向美、法工匠学习制造和使用欧美的船炮之法。这样经过几年之后，西方的长技就会成为我之长技了。魏源的这一设想，是要通过船厂与火器局设置，把大角和沙角建设起来，并与香港、澳门互为犄角，以美、(1) 军事技术家华蘅芳
华蘅芳，字若汀，无锡(今属江苏)人。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出生。青少年时，他不习时文，摒弃科举，而是钻研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努力探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4岁时便与27岁的同乡藏书网学者徐寿结为学术上的忘年之交，互相切磋学问。咸丰初年，二人一起在上海学习数理化知识，咸丰十一年底(公元1862年初)，又共赴安庆曾国藩军营。华蘅芳在安庆内军械所任职时，与徐寿通力合作，建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四五月间，李鸿章委派江海关道丁日昌等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华蘅芳便协助建造厂房和安置机器等事宜。该局设立翻译馆后，便与徐寿一起，同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玛高温合作，翻译了欧美的多种科技和军事书籍，《防海新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在局从业期间，他亲自试制硝酸，供配造火药之用，并bbr>不顾危险地亲临现场指导试制工作，所花费用，仅为进口硝酸价格的1/3。后来，他又到天津武备学堂任数学教习，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为学生试制了一个直径为五尺的小汽球，并从硝酸中提取氢气充入球中，制成中国第一个氢气球，为中国官兵争了气。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华蘅芳去世。他一生潜心科研事业，处事崇尚谦抑，著述丰富，蜚声遐迩，学生布于四海，终生不求仕途进取，但求学问精深，以布衣素食为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
(2)对晚清海防建设影响颇深的《防海新论》
《防海新论》原为德意志人布里哈所著，由华蘅芳与傅兰雅合译，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由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刊印发行，全书18卷，是西方关于近代海防要塞防御工程建筑的一部专著。主要论述了近代海防的重要性，海岸炮和水中障碍器材配合拦阻敌舰的基本内容，同时还详细介绍了各种水雷的构造、性能、布设、使用和排除方法，用沉物和浮物拦阻敌舰的工程技术等问题。在第二至第四卷中，以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为例，论述了要塞建筑的得失。
其一，要塞的堡垒与炮台，以三合土构筑为佳，这种炮台最耐敌舰炮火的轰击，守军可据其长期坚守。
其二，守备要塞的火炮如果都是裸露式的，即使在?９９lｉｂ?数量上多于敌舰的舰炮，进攻者仍然可以将其轰毁，并夺取进攻要塞的胜利。
其三，守备炮台的火炮与炮手，均应建筑铁甲炮房作掩护。铁甲炮房需建筑在隐蔽之处，免遭敌舰舰炮的轰击。建筑在裸露处的铁甲炮房，其铁甲厚度应在20英寸以上，这样才能经受住敌舰从任何方向射来的炮弹，即使中弹上百次，也不致于被轰毁。
其四，炮房前的地面应筑成斜坡式，使之与敌舰舰炮轰击线路成一定的斜角而不是直角，这样才能使敌舰射来的炮弹偏斜下滑，减少对地面的破坏力。
其五，炮架上的磨盘式轴心应在炮孔之间，炮孔的直径与海岸炮口径相比，不宜过大。
其六，在单座孤立炮台的附近，须用三合土建筑一道坚厚的壁垒，使之与炮台相连，以加强炮台的守备能?力。
其七，堡垒与炮台要交错配置，既能抵挡敌舰的正面进攻，又能从侧后轰击逃窜之敌舰。
其八，堡垒与炮台内的火炮，要疏开配置，使火炮能从多角度轰击敌舰，以便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同时还能防止被敌舰舰炮集中轰毁。
其九，堡垒和炮台既要在同一平面上做多角度的疏开配置，还要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多层次的配置，以便扩大火炮的俯仰角，减少死角，使要塞火炮能在上、下、左、右不同的角度上轰击敌舰。
其十，堡垒和炮台的建筑，要依据舰船和舰炮的变化而更新，切不可固守陈法，否则要塞就会在新型舰载火器的轰击下失去守备能力。
这些论点，反映了西方军事人员研究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后，被李鸿章等军政要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所采纳，对当时旅顺和威海等北洋海军要塞的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十五节 兵工专家徐建寅及其《兵学新书》
徐建寅是晚清军事技术家、科学家，他为发展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奋斗一生，最后以身殉职。他所编著的《兵学新书》，是一部集当时兵学之大成，开创新兵学之风的新型军事著作。对戊戌维新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晚清军事改革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1) 兵工专家徐建寅
徐建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晚清军事技术家、化学家徐寿之子，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生，自幼受家学熏陶，好学善思，自然科学知识的功底甚厚。咸丰十一年(公元1862年)底，随其父入安庆市内军械所工作，协助其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建成中国第一艘蒸汽舰船“黄鹄”号。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随其父调至江南制造总局。在局七年，先后参与建成“恬吉”号、“驭远”号等六艘蒸汽舰船，研制枪炮弹药，同外籍人员合作，翻译了《炮与铁甲论》、《格林炮操法》等军事与科技书籍。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3—1878年)间，曾先后赴援天津和山东两机器局，对两局的建设和军工产品的制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五年至十年(公元1879—1884年)任清政府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参观了英、法、德等国的许多军事基地、军工厂、造船厂和学术机构，详细记录了参观的内容。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督办金陵机器局，以新法治局，受到好评。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任福建船政局提调。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辑成《兵学新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调往汉阳兵工厂，主持制造黑色火药。次年春(1901年3月21日)，在亲率工匠试制无烟火药时，因车间发生爆炸而殉职。一生共译书27部，著书四部，另有论文10篇。《兵学新书》是其代表作。
(2)独具特色的《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在任福建船政局提调总办时，利用公暇发奋编著而成，既是他在兵工厂勤奋工作30多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吸收西方军事成就的结果。全书16卷，约20多万字，附图200多幅。现存有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刊本。
《兵学新书》第一至第十卷以军事训练为主，兼及军事给养等内容，第13卷为军队驻营后的食宿事项。第11、12、14、15、16各卷，论述了兵器、野战工事、了望哨所、军事铁路工程等军事技术问题。
《兵学新书》著述于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以后，其时，国家和民族蒙受着巨额的赔款和割让大片领土的耻辱，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势愈演愈烈，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徐建寅 9762."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焦虑万分，忧心忡忡，以自己科学家特有的敏感和责任心，研究军事，挥笔著书。《兵学新书》就是他从军事上探讨救亡图存的全部主张和措施的结晶。
首先，他把强兵作为救世之先策。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是挽救危亡的急务？徐建寅认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兵学新书·凡例》)。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变法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以学问，设学堂以培材，讲工商以致富。但是，唯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列强觊觎之心日亟，如果等待人才学成以后再致富，致富以后才自强，那就好像是从容拯溺，揖让拒寇，于时无救了。为此，他提出了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以御外侮的主张。而练兵御侮，必须上下一心，“君臣上下，通国民人，心志相孚，声息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矣”>。要这样做，就须“详订章程，设立议堂，讲求兵学，选练民兵，难臻御侮之功，而期自立自效也”(《凡例》)。以上所讲即是徐建寅编写《兵学新书》，讲求兵学，练兵备战的要义。
其次，他认为处有事多变之世，论兵不可泥古，言战切戒虚词。必须力求通理明义，懂得阵式和战法要随着枪炮性能的改进而变化，作战要改易古法，操练也要随之而变，这样才能固兵心以操胜机，握成算以挫敌焰，使兵学适应新时期实战的需要。
其三，讲究新兵学不能只限于购买新式军火与聘请外国将弁教练官兵，追求表面上的枪炮更新和操练整齐，只学其皮毛而遗其精艺。只有集中国有志之士，尽智竭能，自行讲求新兵学之精义，得其要领，窥其全豹，才能把官兵练成劲旅，使列强不敢欺凌我中华。
其四，注重诸兵种协同训练，以求战时协同作战。即步、炮、马兵使用新式枪炮进行协同作战时，须求各尽其长，密切协同。要选择有利地形，使各自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在三者协同作战时，又要始终注意以步兵为主，以马、炮二兵为辅的原则(卷八《步马炮合用》)。
其五，训练须考虑实战的需要。即阵法训练成熟后，需习临战之用，士兵不但要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和战术，通晓它们的构造原理和性能，避免拘泥于操场上的练习和纸上谈兵，而且还要能灵活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在战场上..勇猛搏战，克敌制胜。如果练习要隘攻防作战，就必须到要隘之地，练习驻守和进攻，只有反复训练，才能守必固，攻必克。
其六，领兵者应熟谙方略，把握制胜之机，审机应变，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切不可拘泥古法，招致失败。平时训练士兵要注重纪律，不可扰民。同时要熟悉村镇地形地物，以免战时造成民众重大伤亡。
其七，在全国实行抽丁法兵役制。即在每200名壮丁中抽一名为兵，其余壮丁每人每日出一文钱以供养服役士兵。三?９９lｉｂ.年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家，重操旧业。遇有战事，仍可按籍召回。按此法计算，当时全国22个省，可招兵40多万人。只有这样做，才可节省国家养兵之费，也不会加重民众负担(卷九《筹兵》)。
其八，实行兵制与武备学堂合一的制度。他认为，兵制与学堂要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者相辅而不能分离，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学问深则武备精，武备精则官兵能各尽其职。士兵在役三年，每日致力于学问，三年期满，学业成而品行端正，在营为精兵，回家为君子。士农工商在军队优良作风的影响下，也都能奋勉自励，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教，国家必然富强(卷九《教训》)。
此外，《兵学新书》还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问题。诸如后装枪炮的构造与使用、野战沟垒的建筑、了望哨所的构筑，以及新出现的军事铁路工程技术问题等。
《兵学新书》系出自科学家徐建寅之手，故对全部军事问题的论述，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定性论述比较合乎事理，其定量分析亦较为精确无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张罗澄《兵学新书·序》)。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在吸收西方军事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军情编写的第一部新型兵书，对改革清军的作战训练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均有其重要作用。然而对于积弱已久、行将崩溃的清王朝来说，有些主张，是难以实现的。
第一节 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
笔者虽然以本书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我国25位名家撰写的28部名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和主要朝代在军事学的主要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在数量上也仅仅占有百分之一或数百分之一。那么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呢？史家们虽曾经过多方努力，但大致也只能求得一个精选后的近似数字。汉初的张良和韩信曾奉命整理兵书，得182家之作。其后各代著录的兵书之数约为：《汉书·艺文志》53家、790篇、43卷９9lｉb?，《隋书·经籍志》133部、512卷，《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新唐书·艺文志》60部、319卷，《宋史·艺文志》347部、1956卷，《明史·艺文志》58部、1122卷，《清史稿·艺文志》59部、238卷，加上《补编》53部、359卷，共112部，597卷(明、清时只著录本朝的著书数)。1933年4月，陆达节所著《历代兵书目录》问世，其中著??
录历代兵书1304部、6831卷(内有203部的卷数不明)，得以流传者仅288部、2106卷。1990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申宁所写的《中国古代兵书总目》，共收录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兵书(包括清代后期翻译的兵书)4221种。这是迄今所收兵书目录最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有500种左右。如果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把内容重复、内容相近而书名不同、名为兵书而并无论兵价值、同一名著而只是校注释解稍有不同(如《武经七书》的七种名著)的兵书进行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本删衍，那么所存兵书的精粹之作，大致在二三百种左右。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开始联合出版《中国兵书集成》，收录历代兵书近200种，既注意了精选，又注意了代表性，基本上包容了历代兵书之精粹。
除上述兵书专著外，中国古代讨论军事问题，研究兴亡得失，记述战争和军事的典籍，?还有经、史、子、集，历代的典、鉴、志、考、实录、会要、汇编，帝王的诏令、文武大臣的军事奏疏，以及丛书、类书等。如《周易》的师、同人、离、晋，《尚书》的汤誓、牧誓、费誓、甘誓，《周礼》的夏官；《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的“兵志”；《墨子》的非攻、公输、备城门等11篇；《老子》的第三十、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六十八、六十九各章；《管子》的七法、地数、制分、九变；《荀子》的议兵篇；《淮南子》的兵略训；《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境内；《吕氏春秋》的荡兵、论威、决胜、爱士；《明会典》的兵部，《通典》的兵典，《通考》的兵考；《太平御览》的兵部；《册府元龟》的将帅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戎政典等。它们所记载的军事学内容十分广博，其数量之多，远在兵书专著之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兵书专著和论兵典籍，是难以用确切的数字记其多少的，人们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来形容它们之多，是不为过分的。
第二节 历代兵书的分类
随着兵书的不断增多和人们对其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便试图根据兵书中主要内容的属性，进行适当的分类。首创其例者是汉代刘歆所著《七略》中的《兵书略》。《兵书略》系汉代步兵校尉任宏所辑，书中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藏书网兵书略·小序》对这四类兵书的含义做了解释：“兵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从任宏的解释可知，兵权谋类是以论述战略为主，兼有其他三类内容的兵书，是古代兵学的基础理论著作，其代表作是《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兵形势类是论述战术的兵书，存世的代表作是《尉缭子》。兵阴阳类是论述天候、地理、阴阳占卜的兵书，其中既有古代朴素的军事天文和军事气象知识，也杂有荒诞迷信的糟粕。兵技巧类是论述军事技术及其运用的兵书。从上述的解释来看，虽然任宏对各类兵书的定义并不十分严格，每一类兵书的涵盖面过宽，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清晰，况且有些兵书多种内容并存，难以确定其类别，因而互相之间出现了一定的交错和重叠，但是就总体而言，他对兵书分类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后历代学者虽也提出过不同bbr>9９ｌib?的分类方法，但都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现在学术界和一些图书馆，一般从军事学各学科的内涵和兵书的主要内容，将兵书分为兵家、兵法、兵略、阵法、训练、城守、兵制、兵器、兵垒、军事后勤、军事地理、军事历史、名将传略、综合性兵书、军事丛书等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分类方法。
第三节 历代兵书论述了哪些军事问题
中国历代兵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宏阔，它既包括战争、军事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诸方面关系的内容，又包括战争、军事领域内诸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历代军事家在探讨战争和军事问题时，都无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战争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等基本观点是始终不变的。春秋战国时期，为适应群雄争霸的政治需要，各诸侯国纷纷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孙武把“道”(即政治)和“主孰有道”，看成是称雄争霸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阖闾纳其言，取得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的霸主地位。吴起建议魏文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改革政治，加强军事。文侯用其计，开创了“辟地四面，拓地千里”的强盛局面。吴起到楚国后，楚悼王用其计，遂威震四方。《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只有“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99liｂ?，才能使诸侯顺服。可见该书是把实行仁政，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条件的。
明朝后期，海警与边患并起，为适应守土保国的政治需要，赵士桢便上奏朝廷，提出了防海备边、御倭拒虏的战略，建议朝廷大力发展火器，bbr>９9ｌｉb?以“张国威”，以“挫凶锋”。同样，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清军屡战屡败，为适应抵御外侮的政治需要，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方针，建议造坚船，制利炮，练精兵，以为制夷之用。晚清朝廷也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下，推行军事自强政策，企图借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
人类对战争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加深的，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虽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科学地揭示出来，但是中国军事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令后人钦佩不已。
(2)战争和经济的关系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经济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础。战争会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没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有败亡的危险，孙武就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告诫，所以历代军事家都主张要把强兵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孙膑在与齐威王探讨强兵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富国”是“强兵之急”的主张。管仲在《管子·治国》篇中指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即只有国家富裕，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战胜敌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守土保民，拓地开疆。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通常所说的富国也就是指五谷丰登，仓廪充实的富足景象。所以李筌说，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国家要“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其成其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效法西汉大将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使边地有“储积之饶”，军士“无乏粮之虞”，保证了建明战争和统一战争的胜利。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论后勤军需的《辽东军饷论》、《军需则例》等专著。
(3) 战争观
指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对此，历代军事家都有明确的看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孙武在开宗明义的《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当政者“不可不察”，鲜明地反映了其“备战”、“慎战”的战争观。吴起则分析了战争的五种起因，要求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司马穰苴则提出了“以战止战，虽?9９lib.战可也”；“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等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司马穰苴主张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谴责穷兵黩武，告诫忘战者必危的战争观。竹简《孙膑兵法》则阐发了孙膑“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辩证观点。徐建寅针对列强论兵不论理，挟势称兵，恃强凌弱的侵略本性，强烈呼吁“全国上下一心讲求兵学，练兵备战”，以打退列强的侵略。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人志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不畏惧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美德。
(4)建军治军
通观历代兵书著述家的论著，在论述建军治军问题时，几乎都一致主张国家须建立一支由良将统率的精兵。他们所称道的良将既要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又应具有智、信、仁、勇、严、忠、理、备、果、戒、约等优良品德和修养。他们所赞赏的军队则是由精选的士兵组成，具备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赏罚公平，服从命令，人心齐一，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拼死效力，舍生忘家，敢冒锋刃等精神。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兵所组成的军队，便能无敌于天下。“岳家军”和“戚家军”便是这种军队的典范。
(5) 作战指导原则
从《孙子兵法》到《兵学新书》，均提出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既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归纳起来大致有战前的谋划和部署，作战中的应变措施，战争结束时的善后处理等方面。战前的谋划是要求战争指导者，须在充分估量和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即“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做出周密的部署和应变的措施，掌握夺取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其最高的要求便是争取获得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结果。在战争进行中，战争指导者要善于通观战争的全局，照顾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要善于因天(时)、因地(地理、地利)、因敌、因我、因战(不同的作战样式)、因器(敌我双方所用的兵器)的不同而随时变化战法，切不可拘泥死板，套用陈法，食古不化。在战争结束时，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即胜利要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之处，以利再战，并教育部众对民秋毫无犯，善待战俘，败则要吸取教训，整军补瑕，力求再战时转败为胜。
(6)训练和布阵
所有的兵书都几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通过政治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德，士兵具有守土保国、为国献身的精神；通过军事训练，使将帅具有良好的将能，士兵具有熟练的技术和战术；通过阵法训练，使将帅具有布阵的才能，士兵具有熟悉各种作战队形的本领。
(7)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
军事制度包括军队的编制体制、各级武官的设置、兵员的征集等。除一般兵书的论述外，还有不少专著，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志》、清朝的《皇朝兵志考略》，以及专题兵制《古代兵符考略》等。军事法规包括历代的各种条例、律令，如《尉缭子》的“重刑令”、“伍制令”，《武经总要》中的“赏格罚条”，清朝的《八旗则例》、《工部军器则例》等法规性条例。
(8) 边海(江)防
这一类论述，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各种专著中。如明朝的《九边考》、《九边图说》、《九边图论》、《九边图考》、《山海关志》、《三关志》、《四镇三关志》、《筹海图编》、《海防图论》，清朝的《洋防说略》、《防海新论》(中译本)、《江防图考》、《江防考》、《江南经略》、《江防总论》等。这些专著既阐发了边海(江)防思想，又列举了边海(江)防的沿革和图表。
(9) 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包括兵器、战车、战船、军事筑城、军事通讯、军事交通、军事航海等内容。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在通论性的兵书中只是点到为止，未做详论。在综合性兵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武备志》、《兵学新书》中，则列有专题门类。在军事技术专著中则论列详尽而系统，从设计制造到战场使用，几乎无所不包。冷兵器专著有《耕余剩技》、《古今刀剑录》；火器专著有《神器谱》、《火龙经》、《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炮法求新》(中译本)；涉及战车的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战船专著有《龙江船厂志》、《清江船厂记》、《南船记》、《兵船汽机》(中译本)；军事工程专著有《守城录》、《营城揭要》和《营垒图说》(中译本)。在上述兵书中，既论述了制器和用器、造车和用车、造船和用船、筑城和攻守城的指导思想，以及坚持创新、力求精益求精、熟练技巧和灵活运用的观点，又详尽阐述了兵器、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以及军事筑城和其他军事工程的规制、构筑方法、各种样式作战中的技术和战术，还有不少附图示意，供制造和使用者参考。
(10)其他问题
除上述阐述的问题外，历代兵书还论述了间谍侦察、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天文、军事气象、军事占候、军医、军马、军屯戍边及乡约民防等问题。其论著有《孙子兵法·用间篇》，《二十一史战略考》、《读史兵略》、《十七史百将传》、《广百将传》、《读史方舆纪要》、《灰画集》，《纪效新书》、《兵录》和《武备志》、《医方备要》和《神器谱·倭情屯田议》等。
第四节 历代兵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中国历代兵书论述的问题..，不仅包容了军事领域内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旁及其他诸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指导战争实践
每一种兵书，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指导其后的战争。孙武得益于《军志》、《军政》而成功。韩信(见图18)因活用《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原则，在临晋渡口调集战船，佯示必渡的假象，而隐蔽其在临晋上游百余里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简易渡河器材木罂偷渡的企图，结果取得大破魏军，俘虏魏王豹，尽得魏地的胜利。纵观历代功成名就的军事家，他们除在战争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外，绝大多数都是熟读兵书，钻研兵法，得益于兵法理论的提高。孙武钻研兵法，成就13篇巨著，终成“兵圣”。吴起弃儒习兵而与孙武齐名。孙膑膑足而修兵法，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而名垂史册。诸葛亮(见图19)自幼熟读兵书，辅佐刘备，用兵如神，成为后世最崇敬的大军事家之一。所以明代的唐万龄在其所著的《闲暇清论》中说：“读书而不能成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而颠扑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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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汉初军事家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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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三国时期军事家诸葛亮
(2)哺育将帅成长
中国历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教育其臣、子攻读兵书，钻研兵法。三国时吴主孙权，见吕蒙不读兵书，便命其挤出时间攻读《孙子兵法》、《六韬》；吕蒙受教不违，刻苦攻读，遂成为智勇双全的名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以“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劝导只凭血气之勇而缺少智谋的狄青攻读兵书。狄青遵从其教诲，通读历代兵书，成为宋代通晓兵阵战法的名将。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贫寒中苦读《孙子兵法》和《吴子》，为将后，长于谋略，善于治军，用兵虚虚实实、奇奇正正，不拘一法，临机制胜，
９９lｉb.一生经过120多次战役，未尝一败。他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名言，则是其熟读兵书与活用兵法理论的总结。三国蜀主刘备，在临终前曾遗诏其子刘禅，要研读《六韬》、《商君书》。可叹扶不起的阿斗，既置父训于不顾，又违孔明之师教，整日嬉戏游浪，导致国亡地失，丢掉了乃父艰难创立的基业，为后人所耻笑。宋仁宗恐将帅“鲜古今之学”，故特组织曾公亮等人编纂《武经总要》，让将帅钻研，使他们能“识为将之体”。
(3)规范官兵训练
自宋朝始，兵书已成为规范官兵训练和进行武学教育的教材。宋仁宗时期，朝廷先后设立武举和武学，并下诏校定《武经七书》，作为武学教学
藏书网
和举士的教材，直到明清时期仍相沿不变。明朝后期，戚继光为规范“戚家军”的训练，除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兵书外，还亲自编写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使“戚家军”的战斗力远在其他部队之上。清朝后期的曾国藩，在基本沿用这两部教材的基础上，编练湘军。中日甲午战争后，聂士成、张之洞、袁世凯等统兵大员，都纷纷编写新型兵书，作为清军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教材。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就是适应当时教育训练需要的教材。清代后期创立的各类陆军和海军学堂，也相应编写了新的军事教材。这些教材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兵书，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军事技术内容，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向新型兵学过渡的重要标志。
(4)记载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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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三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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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火龙出水
中国历代兵书因记载了丰富、罕见的史料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如《六韬》中军队指挥机构的组成人员及其分工和职责、作战使用的战车和其他各种武器装备、阴符和阴书。唐朝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记载的测定风向和风力的“相风铜鸟”、用鸡毛编制的风向器。《武经总要》中的指南鱼和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守城录》中的喷射式长竹杆火枪。《练兵实纪》中的飞枪箭、飞刀箭、飞剑箭等“三飞箭”(见图20)。《武编》中的水底雷。《神器谱》中的火绳枪。《兵录》中的钉篷火箭与各种火药配方。《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火龙出水与神火飞鸦(见图21、图22)等各种火箭。这些创造性的成果，其他典籍都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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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神火飞鸦
(5)对其他领域的影响
中国历代兵书所论述的决策、谋略、任将、治军等思想和指挥艺术，常被其他领域所借用，这种做法近年来日益增多。 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写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倡导人们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去进行商贸竞争。古都美在《怎样99liｂ.当企业领导》中，把《孙子兵法》中的“道”视为企业的基本方针，“天”是经济气候，“地”是企业的位置、市场、资源、劳动力等因素，“将”是管理人才，“法”是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以此管理企业，必然成功。在体育界，已经有人把用兵之道变为切实可行的训练之法。在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有借用兵法原则而获得成效的事例。
第五节 历代兵书的特点
中国历代兵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自的特点，概括说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源远流长
中国兵书起源较早，自《军志》、《军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孙子兵法》问世也有2500多年，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著的《历史》(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军事历史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但远晚于《军志》和《军政》，而且也晚于《孙子兵法》。之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 href='166/im'>《长征记》，古罗马的恺撒(G.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卢战记》和 href='1007/im'>《内战记》相继问世，它们的成书年代明显地晚于《孙子兵法》。在亚洲，印度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于公元前4世纪著成一部带有军事内容的《政事论》，其成书年代也远在《孙子兵法》之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7世纪初，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其间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军事著作甚少。中国则不同，从公元前6世纪到17世纪初，其间出现了两次兵书著述高潮，有数百部乃至上千部各有特色的兵书问世，即使是在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也有一些著名兵书流传至今。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兵书著述虽然受挫，但是也有著名的兵书传世。至19世纪后期，在西方军事科学、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又出现了从传统的著述方法，转向以翻译和著述新兵书并重的方法，出现了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兵书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持续不断。它既不像古希腊、罗马和印度那样，在瞬息闪烁之后便光消焰灭；也不像有些国家那样，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在兵学论坛上还一无所闻。
(2)理论体系完备
上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并不是按照军事理论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的，而是以时间先后与地区国别为经纬，在叙述历史事实和神怪传说中，夹杂着对战争与军队建设问题的认识，大致是属于军事历史性的著作。古印度的《政事论》是一部治国安邦策略的著作，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防建设的方法和军事斗争的艺术，军事理论色彩则失之于淡薄。中国历代兵书则不然，自诞生伊始，便带着浓郁的军事理论色彩，即或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
《军志》和《军政》的片断论述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条言论，都是高度浓缩了的军事理论结晶。自《孙子兵法》以后的兵法著作，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是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设置篇章，逐层依次展开论述的。在进行论述时，则注重把握战争全局，注重谋略运用，注重抽象思维和对普遍规律的概括，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因此，中国历代著名兵书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融汇于军事理论之大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
(3)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中国历代兵书虽然不是哲学或军事哲学专著，但是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却闪烁在字里行间。
首先是关于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唯物论思想。绝大多数兵书都认为，国家拥有的人力、土地、物产、粮食、辎重等资源、物力和财力，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政治、天时、地利、人和、将帅的素质、兵员的数量和训练程度、法令的顺利贯彻、赏罚的公平实行等因素，则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客观条件具备，战争就能进行和取胜。
其次是关于进行战争的唯物论认识论的思想。它们认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还须对双方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对比，以全面掌握敌我双方优劣之所在。只知己而不知彼，或只知彼而不知己都不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知彼知己，就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只凭信于类比和推测，不可用日月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吉凶，办法是只能从本部的官兵中了解己情，从知道敌人内幕的..人中去了解敌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对战争指导者而言，还要通晓战争的全局和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掌握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才能驾驭战争而稳操胜券。
其三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们注重对战争中各种矛盾和对立事
藏书网物的分析，如敌我、彼己、主客、治乱、离合、锐惰、赏罚、贫富、动静、进退、攻守、速久、疾缓、胜败、虚实、坚瑕、奇正、轻重、避就、围阙、专分、利害、优劣、勇怯、刚柔、智愚、安危、存亡、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强弱、劳逸、饱饥等，并能通过这种分析，充分认识并巧妙运用这些矛盾双方的消长和转化，把握战机，夺取胜利。
其四是强调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转劣为优，趋利而避害，扬长而避短；消减敌人的优势而加重其劣势，扩大敌人的不利而缩小其有利，削弱敌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计篇》中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都是关于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促使战争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之转化的精彩论述。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92页中说：《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彩论述，在其他的兵书中也有很多。
通观历代兵书，可知在中国军事领域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已得到较早和较快的发展，并以其特有的形态和方式，影响和充实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第六节 中外兵书的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的现象，它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而增加，军事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它的载体有多种，但最多的则是兵书。中国向外国流传的兵书固然不少，外国传入中国的军事著作也很可观。1994年10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汝波、皮明勇、高殿芳等人合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书中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中国兵书向国外流传的情况，并收录了外国学者对其注释和研究的主要文献的提要，是迄今收录这类文献提要最多的一部著作。
(1)中国兵书在亚洲邻国的流传
据考察，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日本留唐学生吉真备真就把中国兵书带回日本，并在他担任太宰少贰和大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了《孙子兵法９9ｌiｂ?》、《吴子》和诸葛亮八阵图。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的中国兵书有59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14部。之后，日本又翻刻了从《孙子兵法》、《武经七书》到《武备志》等多种兵书。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便开始注释、评点和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有110多种。现在，日本学者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之风，仍然很盛。
在中国兵书流传到日本国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和越南等国。朝鲜在我国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刊印了李淳所撰的《校定孙子文三卷》朝文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朝文本，《历代将鉴博议》朝文本，以及其他10多种研究中国兵书的朝文本。此外，越南则有《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书的越文本。泰国、马来西亚、缅甸、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也分别有《孙子兵法》的泰文、马来文、缅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等文本。
(2)中国兵书在西方的流传
西方最早翻译中国兵书的是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阿米奥(J.J.M.Amiot，公元1718—1793年，又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字叫王若瑟)。此人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750年抵澳门，1772年用法文撰写的《中国军事艺术》(ArtMilitaire des ois，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论》或《中国兵法考》)在巴黎出版。书中共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兵法选二篇》等六部兵书(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该书的法文本)。该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在欧洲供不应求，1882年又刊印第二版。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曾读到《中国军事艺术》一书，他慨叹自己如若早读此书，就不会惨遭失败了。
继法国之后，俄国于1860年出版了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1955年，苏联国防部出版了西道连科翻译的《孙子兵法》俄文本，
..在苏联及东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5年，英国第一部英文译本《孙子兵法》出版。之后，又有多种更为完善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问世，受到英国军界的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论》中，引用了15条《孙子兵法》语录，占其所引21条语录bbr>的2/3还多。他认为，最完备的战略就是《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1910年，德文译本《中国古典兵家论战争之书》在柏林出版，书中有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和《吴子》。被废黜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公元1859—1941年)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决不致于遭受痛苦之厄运了！”1988年，冯·尤根·兰克斯基依据英文译本转译的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又在德国的慕尼黑问世，受到德国军界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军界开始研究《孙子兵法》，本世纪80年代后更为普遍和深入，不少部队和高等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之书和必修之课。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中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此外，《孙子兵法》还被译成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荷兰、希腊等众多的西文译本。其中以美国学者、海军准将格里菲斯的英文译本最佳。它以孙星衍、吴人骥的校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译出，不仅译文字斟句酌，而且注释也独具特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的《中国代表丛书》所集纳。除专著外，还有用各种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兵书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和文集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在国外的流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文化的贡献。
(3)西方军事著作在我国的流传
中华民族在2700多年中，不但创造了优秀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吸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文化，使之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军事文化。中华民族对西方军事文化的吸收，始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时期。其时，以大学士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兵部主事孙元化、登莱副总兵张焘和焦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因明朝抗击后金军的需要，先后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毕方济，葡萄牙的阳玛诺，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为桥梁，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火炮制造与使用技术，并由孙元化
著成《西法神机》，由焦勖著成《火攻挈要》。这两部著作以西洋火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称“红衣炮”)的制造与使用为重点，且兼论了火炮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技术和战术，至此，新的兵书著述方法开始为我国所采用。19世纪后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时期，以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为重点而兼有军事理论的书籍，在我国大量流传。中国军事学家在吸收新鲜营养的基础上，开始努力著述融合中西之长的新型兵书，以徐建寅为代表的《兵学新书》，便是这种努力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中外军事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通过互相吸收和融合，又各自形成了本国和本民族新的军事文化。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如此，美国战略家福斯特和日本东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根据《孙子兵法·谋攻篇》的思想，且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上的战略理论，称之为“孙子核战略”亦是如此。由此证明古代的兵学，只有吸收时代发展的新鲜内容，才能保持其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新的军事学也必须包容人类在数千年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并经过检验而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内容，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至今仍被各国明智的军事家所推崇的原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兵书，或者是吸收西方成果的兵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而无瑕疵的，我们在吸取其有益的养分之时，也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资产阶级鼓吹扩张、侵略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历代兵书时，虽未加以一一列举，但希望读者在阅读原著时，要吸取其精华而扬弃其秕稗〔bi bai笔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历代兵书的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版了许多著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去涉猎一番，一定会得到有关中国历代兵书的广博知识。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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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商“王作三(帥字去巾)〔(师)”的甲骨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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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及其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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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圣孙武及兵经《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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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魏桂陵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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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刊本《武经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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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名将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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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抗金名将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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