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中国古代著名史籍》 第一节 纵贯古今、包罗万象的纪传体通史——《史记》 href='9038/im'>《史记》(图1)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都处于汉武帝时代，这是文景之治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服务，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广开献书之路，搜集了大批文献典籍、古史旧闻。探究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寻找治国安民的方策，思想界相当活跃。这些情况都为 href='9038/im'>《史记》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plate.pic/plate_170092_1.jpg" /> 图1 《史记集解》，宋绍兴刻本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长期担任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编写国史的官员，同时也掌管皇家图书、天文历法、祭祀大典等。司马谈学识渊博，懂得天文历法，熟悉典章制度，曾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对先秦时期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评价。有感于《春秋》以后的历史无人编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无人记叙，他想完成这样一部历史论著，做了多年的准备和实际工作。临死前，他拉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谆谆嘱咐：“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历史书！”“你一定要记住啊！”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尤其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司马迁从小就喜欢读书，10岁便能诵读古文，后来又接受过著名学者董仲舒、孔安国的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了协助父亲完成修史的工作，司马迁20岁时游历江淮，开始实地历史调查。他从长安出发，南下江陵，后到汩罗江畔凭吊屈原。浮沅湘，窥九疑，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登庐山，了解大禹治水的功业。再由越至吴，参观春申君的宫室。然后渡江北上，搜访韩信的事迹。后来又到齐鲁，瞻仰孔子遗迹。向西到秦汉之际众多风云人物的家乡访问，到楚汉相争的战场实地考察，最后过梁楚回到长安。不久，司马迁做了郎中，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多次跟随汉武帝出巡，西到崆峒山；东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边；北出长城，直抵九原。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他奉命出使西南一带，一直到了昆明。多次的游历出行，使他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广泛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增长了知识见闻，搜访了历史资料，也大大开阔了他的胸襟。 href='9038/im'>《史记》的叙事和描写特别亲切有味，文章抑扬变化，跌宕〔dang荡〕多姿，都和司马迁如此丰富的经历密切相关。从西南出使回来，其父已病入膏肓，临终前将修史的遗愿郑重托付给司马迁。三年以后，也就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了太史令。他阅读整理古史资料和档案文书，为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进一步做积极准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和其他学者20余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随后就全力写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骑都尉李陵奉命率领5000步兵深入胡地，与匈奴重兵苦战十几天，箭射光了，也不见援兵的影子，最后投降了匈奴。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虽然办事不对，但他艰苦奋战，杀伤大量敌军，功绩显著，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投降。从平素为人看，他一定会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朝。汉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是有意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替投降匈奴的李陵开脱辩护，于是将司马迁抓到牢里。第二年又传来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谣言，汉武帝信以为真，杀了李陵全家老小，还进一步株连司马迁，对他处以宫刑。宫刑是最让男人羞辱的刑罚。这样的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痛不欲生。过了两年，汉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司马迁出了狱，后来又被用为中书令。中书令是宦官担当的职务，司马迁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但是，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历史上许多有痛苦遭遇的人都能发愤著书，流传后世，他终于坚强地活下来，继续努力写书，并且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编撰工作。遭遇李陵之祸时，司马迁因为家贫不能赎罪，朋友没有人来救他，皇帝左右的侍臣也没有人为他说一句话。他身受专制主义皇权的无情摧残，又具体体验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件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更加看清了封建暴政的黑暗，也更加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充溢身世之痛的满腔悲愤，时常在所写的书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href='9038/im'>《史记》的文字富有情韵而多感慨，难怪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href='1924/im'>《汉文学史纲要》).9９ｌｉｂ? 司马迁写这部著作，并没有为它确定书名。古人写书，不先自定书名，这是常有的事。汉代学者称这部书为“太史公”，或者“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以及“太史记”。司马迁书中有八处提到“史记”二字，都是指列国古史，原是一种泛称。直到东汉末年，人们才把“太史公记”简称为 href='9038/im'>《史记》， href='9038/im'>《史记》从此成了司马迁所著书的专名。 司马迁死后数年，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yun运〕把 href='9038/im'>《史记》全书公布于世，传写流行。《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可知流传之初，此书已有残缺。至于到底缺哪些篇目，后人的说法很不一致，详细的情况现在已难以考定了。 href='9038/im'>《史记》内容的下限原止于汉武帝末年。西汉后期有许多人为它做续补的工作，补得最多的是元帝、成帝时期的博士褚少孙。他所补的部分，开头大致都用“褚先生曰”，在今本 href='9038/im'>《史记》中，其版式要低一格，容易分辨出来。其他人所补就不一样了。今本 href='9038/im'>《史记》有多处记叙汉武帝以后的史事，有些地方的文字有重复、矛盾或者错乱的地方。这都是后人续补或者增窜造成的，需要我们读书时细心鉴别。虽然有这样一些情况， href='9038/im'>《史记》仍然保存了司马迁原著的基本面貌。 href='9038/im'>《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是通贯古今，包罗万象，实实在在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作者当世的汉武帝时代，上下3000多年，总为一编。举凡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直至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山川地域、风俗人情，无所不包，略无遗漏。司马迁重视人类的生产经济活动，首创《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他重视民族关系，主张维护以西汉王朝为中心的民族统一，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他重视文化思想的变迁，给诸子百家学说的代表人物立传，为后世的学术思想史开辟了道路。他既能够以帝王的言行政绩为纲，注意反映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历史功绩，也能够广泛描写社会各阶层，包括一些下层人士的历史活动，为游侠、刺客、佞幸、滑稽、货殖、儒林等各色人物立传，努力反映社会的全面。如此气魄宏伟、规模空前地总结历史，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客观历史要求，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理想的伟大实践。 href='9038/im'>《史记》以前的古史，或记言，或记事，单写一个方面；或记一段历史，或限某一地域，只是零碎片断的杂记；要不就是文字简古的流水账。总之，朴拙稚嫩，缺憾甚多。真正成熟地独出心裁，自创规模，以完整而严密的体例，融会贯通各种史料，通过剪裁去取，整理加工，写成一部史料丰富、主题明确、首尾一贯的历史的， href='9038/im'>《史记》是第一部。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3000多年间君臣士庶的思想行事以及自然社会的变化发展熔铸于一炉，实际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客观历史趋势。 href='9038/im'>《史记》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完备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130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52.65万字。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本纪是按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政绩的大事记，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本纪是全书之纲，地位排在全书的最前面。这是封建社会君权至上的象征。世家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的，实际是诸侯王的本纪，也采用编年纪事，因地位比天子低，所以等而下之。列传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多是将相大臣、达官贵族，而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各个社会领域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还有若干列传，专记少数民族以及与我国有来往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列传所占的篇幅最多，习惯上又区分为四种类型。只写一个人物的称作“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人或几个人的称作“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记两人，《廉颇蔺相如列传》记四个人，包括赵奢、李牧。合传所记人物，或者事迹相关，或者行为相类。把同类性质的人物或同一专业的人物合在一起记叙的叫“类传”，如《游侠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另外还有“附传”，就是在一个人的传记后面，附带记叙其家族子孙后人或者事迹相近的其他人。表是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事按一定的关系、顺序排列成表格，使之简化、条理化，还可用以补充本纪、世家、列传记叙之不足。表又分为年表、世表和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史料比较翔实，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湮没，无法按年排列，只好笼统含糊一点，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楚汉相争几年间，政权更迭，战争频繁，变化剧烈，按年记叙太不够了，不足以反映史事变化的丰富与迅速。书则专记典章制度的沿革，是某一方面的专题资料汇编。例如《天官书》专记天文星象，《河渠书》专记河流水利，《平准书》专记经济政策等。五种体裁，各有分工，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href='9038/im'>《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班固以后的史学家无不竞起仿效。从《汉书》直到《清史稿》，封建社会的正史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只在个别例目上做过局部调整。例如《汉书》将“书”改称“志”，把“世家”合并到“列传”中去。因为主要的例目不外乎纪、表、志、传，所以一个时期曾称为纪表志传体。因为表和志比较难做，从《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有些史书缺略了这两部分。又因为纪和传本来就比较重要，不可缺少，后世于是干脆称之为纪传体。纪传体史书记叙了封建社会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各体的命名和地位高低，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这是纪传体史书能被封建统治者颁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 href='9038/im'>《史记》书中有许多“太史公曰”。后人将放在一篇之前的叫“序”，放在一篇之尾的叫“赞”，夹在一篇之中的叫“论”。这是司马迁仿《左传》“君子曰”而创造的一种史论形式。其内容丰富多彩，或画龙点睛，阐明一篇之主旨；或自叙见闻，讲清取材的原则；有时直抒胸臆，宣泄对人物的爱憎褒贬；有时议论古今，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笔势纵横，不拘一格，给 href='9038/im'>《史记》增添了一层生动活泼的理论色彩。后代史家虽然人人效法他撰述史论，却远没有他那样的识鉴与文采。 href='9038/im'>《史记》是一部取材广泛采择审慎的实录，其史料来源是非常丰富的，既有古代文献典籍，例如《尚书》、《春秋》、 href='2283/im'>《诗经》、 href='2195/im'>《论语》、《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也有国家档案文书，如牒记、春秋历谱牒、列封、功令等。除了文字资料以外，还有许多实地调查访问的材料，包括文物古迹、石刻碑文、宫室器物、古人图像、历史传说以及当世见闻。司马迁写历史，重视详近略远，详今略古。许多近代当代的史事，司马迁得之于亲见亲闻，如“吾闻冯王孙曰……”(《赵世家》赞)，“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将军列传》赞)。书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增加了 href='9038/im'>《史记》的真实性、亲切感。 href='9038/im'>《史记》还采录了许多歌谣诗赋、俗谚俚语，例如“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列传》赞)“鄙语云：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赞)“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些材料，不仅真实，而且生动。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史料汇聚在一起，既有经传典籍，又有档案资料；既有官方记录，又有民间口碑；既有文字材料，又有实物依据；既有文人士夫之雅言，又有街头巷尾之俚语；既有古史传说，又有当今见闻。作者如果没有下一番甄别考订剪裁熔铸的功夫，是难以驾驭取舍运用自如的。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采取了极其审慎的科学态度。对于远古的传说，他要“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赞)。“六艺”是古代儒家的经典。这就是说，传说要有古代文献的印证才可以相信。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依据，他宁可不讲。《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记载，就是反复斟酌以后，他才“择其言尤雅者”写进书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有些史实有残缺，或者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时难以确定是非真伪。知道的他才讲；不知道的，他就空着不讲。靠得住的，他就讲靠得住；靠不住的，他就讲靠不住，决不自以为是地轻易下判断。这就是“阙〔que缺〕疑”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史原则。 href='9038/im'>《史记》书中，有时同一件事，本纪、列传、世家和年表，几个地方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属于作者疏忽，失于前后照应；有的则是因为史料来源不同，无法定其是非，只好并存不废，留待后人考证。这样做，倒比妄下判断强取一说要稳妥一些。 司马迁具有尊重历史实际的实录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记叙历史人物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自远古到作者当世，3000多年间，各色人物何止千万！写谁不写谁，看重的是历史功过、影响大小，选择的是各类典型人物。 href='9038/im'>《史记》所写人物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这与后世史家的泛泛罗列不同。同时司马迁善于以简洁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例如项羽的勇猛豪爽，刘邦的机灵狡诈，范增的阴险，张良的善谋，萧何的稳重，韩信的多智，李广的善射，全都写得逼真传神。无论是封建皇帝，还是古圣先贤，在司马迁笔下，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href='9038/im'>《史记》既颂扬其历史功绩，也暴露其罪恶或缺点，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例如对汉高祖刘邦，既写他深谋远虑，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又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称帝后衣锦还乡的醉态，后来杀戮功臣的罪过等。不过， href='9038/im'>《史记》的写法比较灵活经济，往往在本篇之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方面，其他问题则分散在另外的篇章中。用这种“互见法”来写人，较便于集中笔墨，分清主次，节省篇幅。我们读 href='9038/im'>《史记》时，也要用互见法，以一篇为主，注意将其他有关记叙搜罗齐备，才不致失于片面。 href='9038/im'>《史记》写人，能够客观反映历史实际，不求全责备，不以偏概全，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例如汉初三大功臣韩信、彭越、黥布，都以谋反罪被夷灭三族。刘邦死后，西汉王朝也没有人给这三个人平反，而司马迁却敢于为他们立传，历史地全面地记叙了他们一生的功过是非。再如项羽未为天子，却列于“本纪”；孔子未做诸侯，陈胜虽建号张楚，半年即失败而死，却都列于“世家”。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司马迁尊重历史实际。因为在秦亡以后汉兴以前的过渡阶段中，项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局，也代表着当时的政权。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本纪》赞)同样，孔子和陈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其实际历史地位完全可以和诸侯相当，所以列于“世家”。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既是崇高评价，也反映的是历史实际。他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对陈胜首先举起反抗秦朝暴政大旗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司马迁总结了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心的向背，同情人民的疾苦，他反对严刑峻法，反对暴虐害民，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与民休息。这是 href='9038/im'>《史记》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href='9038/im'>《史记》一书，文笔生动，议论精彩，叙事描写，简洁明快。像《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等篇，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性格鲜明。 href='9038/im'>《史记》的语言通俗易懂，工于素描，文情并茂。书中引用古书，把艰深的古文改成浅近平易的汉代语言而不失原意，这也是司马迁高明过人的地方。 href='9038/im'>《史记》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由于资料不足，书中采录了一些缺乏事实根据的传说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孙杵臼和程婴舍身救赵武以及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故事等，都是情节曲折动人而与史实不符的。近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其中一些错误。书中还有一些脱误矛盾或疏略不当的地方，特别是战国时期那部分较为严重，研究者应多方搜集资料参互考订，不可盲目轻信。尽管如此， href='9038/im'>《史记》仍不失为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历来为 href='9038/im'>《史记》作注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原来都是各自单刻的，到北宋时才合在一起，散附于 href='9038/im'>《史记》有关正文之下(图2)。清代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曾刊行 href='9038/im'>《史记》三家注的合刻本。中华书局根据金陵书局本加工出版的标点本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plate.pic/plate_170092_2.jpg" /> 图2 《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宋黄善夫家塾刻本 第二节 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 《汉书》主要作者是班固。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生，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卒。他出身史学世家，曾祖辈上曾是颇受皇室宠幸的显贵之家。汉成帝时曾赐给班家全套皇家藏书的副本， href='9038/im'>《史记》也在其中。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待遇，班家成了大图书馆，很多学者都到班家看书，扬雄就是其中之一。其父班彪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了大量书籍，接触过很多学者。西汉后期，续补 href='9038/im'>《史记》的有10多人，续作很多。班彪认为这些书都不行，他自己搜集材料，写成《后传》65篇，这些《后传》成为班固撰写《汉书》的基础。班固幼年即随父在京都洛阳学习，人很聪明，九岁就能作文章读诗赋，16岁入太学。他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学无常师，不拘泥于字句训诂，而藏书网注重主旨大意。为人宽厚能容，不恃才自傲。在太学里读了七年书，父亲死了，他扶柩回到安陵。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他在家里开始补充修订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还不够翔实，于是专心研究，搜集史料，意欲写一部比较完备的大书。谁知被人诬告为“私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赶到京城洛阳，上书明帝，应明帝召见说明了原委，地方官吏也把书稿送到洛阳，给明帝看了，明帝很赏识班固的才华，便命班固作兰台(东汉皇宫内藏书的地方)令史，就是管理图书的官，并跟别人一起修撰汉光武帝本纪，后升迁为校书郎，典校秘书，又撰写功臣事迹等列传、载记28篇。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才让班固续作《汉书》。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地，班固可以任意阅读参考，取精用宏，大大便利了《汉书》的撰写。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大致完成。班固和当时掌权的外戚窦宪私交甚好，曾为窦宪参谋过军事，当过秘书。后来在统治阶层的争权夺利倾轧斗争中，窦宪失宠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被捕死在狱中，他的书稿也受到严重破坏。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后来，和帝下诏令让班固的妹妹班昭(即曹世叔妻，史称“曹大家”)整理遗稿。班昭从小受家庭熏陶，博学多才，教养出众，她参考皇家藏书，除整理订补原稿外，续作八表，又由马续协助补作《天文志》，使《汉书》始成完本。班昭是我国第一个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作者中绝无仅有的女性，她对《汉书》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汉书》内容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体例基本沿袭 href='9038/im'>《史记》，以“纪”、“传”为主体，只把《本纪》改为《纪》，取消《世家》，把它并入《列传》，因为汉代实际已经不存在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了，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汉书》改 href='/article/3229.htm'>《书》为《志》，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重复。《汉书》包括纪12篇，表八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分为120卷。 《汉书》断代为史，这是班固的创见，这样做，可以完整地保存一个朝代的文献，又体现了发扬本朝功德的宗旨，对后代影响极大。以后的正史都以《汉书》为范本，断代为史，名称起初也多叫作“书”。《.9９ｌiｂ.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图3)80万字，史料非常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虽多根据 href='9038/im'>《史记》写成，但也有增删改易。或新立传目，或增补事实，比较多的是转录了若干重要的历史文献。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言兵事书》、《教太子疏》等，在 href='9038/im'>《史记》之外，又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汉武帝以后部分，除以班彪遗书为基础，并参考十几家续 href='9038/im'>《史记》的书外，也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天文历法等，还有汉代史官的记载以及班氏一家耳闻目睹的资料。过去有人从文学角度讥讽班固转录原始资料太多，但从史学角度看，这正是《汉书》的一大优点，客观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可靠依据。《汉书》中引录的大量历史文献，其原始著作后世多已失传，幸亏《汉书》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plate.pic/plate_170093_1.jpg" /> 图3 《汉书注》，北宋刻递修本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条文。《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等等。在这以前没有人写过中国的疆域。班固写了103个郡及各郡的户口，每郡有多少个县，有哪些河流，哪些山脉等等，很有价值，为区域地理的研究保存了很多资料。 特别是《艺文志》为刘歆《七略》的缩编，它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著作内容、存佚情况，记录了当时存世的书籍，并作了分类，共为596家12269卷。《七略》早已失传，全赖《艺文志》为我们保留了珍贵资料。《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使我们得以知道战国以后大量书籍的有关情况。后来的正史大都仿效它，写入这部分内容。 《食货志》是由 href='9038/im'>《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但有很大发展，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还首创《古今人表》与《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补 href='9038/im'>《史记》之不载，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末的吴广，按评价分为九等。它不以地位定等第，而以人品别高下，反映了儒家观念的统治。《百官公卿表》备受后人赞赏，它首先记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14级、34官格的简表，记录了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所用篇幅不多，却让人们对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情况一目了然。 《汉书》在记叙上格外严谨，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整齐，行文典雅凝炼，富有辞赋的韵味，在语言文学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汉书》的一些名篇，如《苏武传》记述了汉朝使臣苏武被匈奴囚禁19年，牧羊北海的事实，刻画了他百折不挠、持节南望的坚贞形象，成了中华民族刚正不屈的象征，叙事精彩，生动感人。《霍光传》、《张禹传》、《朱买臣传》等也都写得细致生动，有声有色，十分传神，显示了很高的文学水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 href='9038/im'>《史记》。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他的可贵之处。而班固却强调封建正统思想，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君权神授，强调人们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小不得僭(冒犯、越过)大，贱不得逾(越过)贵”，要安分守己，不要犯上作乱。这反映出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经统治了史学领域。这也和班固个人的家世、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分不开。《汉书》的正统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后来的正史。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经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著名经学家马融年轻时就到班昭那里学习过《汉书》。所以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为《汉书》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图4)。清末王先谦又将唐以后40多家的研究成果与颜师古注汇集在一起，撰成《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可以帮助我们弄懂《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及一些史实真相，是阅读《汉书》的重要工具书。目前阅读《汉书》最好的本子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９9lｉb?校勘标点本，它以《汉书补注》为底本，参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是经过专家学者的精心校勘，又为之标点断句的版本，读起来更为方便。
//..plate.pic/plate_170093_2.jpg" /> 图4 《汉书集注》，宋蔡琪家塾刻本 第三节 《后汉书》和《三国志》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120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主要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实。纪、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ye夜〕，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字蔚宗，南朝刘宋时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人。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生于公元396年。出身世族，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且都喜好文墨。祖父曾为《谷梁传》作注，父亲有文集流传于世。范晔自幼受家庭影响，读过很多书，且擅长文墨，颇有才气。宋文帝时曾任尚书吏部郎，由于平时恃才傲物，放任不羁，被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后来虽被提升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要，但终因性格狂傲，遭人陷害，以谋反罪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被杀，时年48岁。范晔被杀时，《后汉书》志稿尚未写完，后为人所毁，只有纪、传两部分流传于世。到梁代刘昭为范氏作注时，因书中无志，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30卷补入《后汉书》，成为现在流行的本子。 司马彪，字绍统，晋朝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曾为东汉撰史，作纪、志、传凡80篇，名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渐被淘汰，唯有八志因补入范晔书中而得以流传下来。 范晔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专写东汉的史书流传，如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等10多种。范晔兼取各家之长，他的《后汉书》行世后，各家之书逐渐湮没。 范晔《后汉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东观汉记》。所谓“东观”，就是东汉宫中藏书和史官著述的地方。《东观汉记》的修纂，开始于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前后集中史官修纂五次，直到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才完成。前后经过163年，班固、刘珍、崔寔〔shi时〕、蔡邕、杨彪等几十名学者曾参与其事。《东观汉记》实际是东汉一代史料的总汇，体例为本纪、年表、志、列传、载记五部分。基本上沿袭了 href='9038/im'>《史记》、《汉书》的体裁。由于是东汉人根据当时史实修撰而成，史料价值很高。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者，主要素材都取自《东观汉记》。唐代以前，《东观汉记》与 href='9038/im'>《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唐代时，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 href='9038/im'>《史记》、《汉书》合称三史。《东观汉记》虽已失传，但其史料多在《后汉书》中保存下来。bbr>.９9lｉb? 《后汉书》(图5)体例虽基本沿袭 href='9038/im'>《史记》、《汉书》，但也有所变化，有所创新。《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很短，事迹不多，《后汉书》参照《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从实际出发，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样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本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过去 href='9038/im'>《史记》、《汉书》除吕后列入本纪外，皇后都列入《外戚传》。范晔为皇后写本纪，这一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后汉书》在列传部分，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党锢与宦者两传既是创新，又反映了东汉一代的情况。东汉宦官多参与朝政，许多比较正直廉洁的大臣都以结党之罪被杀，宦官就是制造党锢之狱的罪魁。这两传生动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很有时代特点。《逸民传》里记述如梁鸿与妻孟光，品行高洁，又有才华，为了抗避“浊世”，隐居山林，自食其力，终生不仕，还特录其《五噫之歌》以表彰其志。还有写到民本思想十分鲜明的汉阴老父(《后汉书》卷八三)。汉恒帝经常到各地游玩，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去围观，在汉阴时有一老农却继续耕地，不予理睬。跟随皇帝的尚书郎张温很奇怪，就派人去问：“为什么人人都来看皇帝，唯独你耕地不停？”老农笑而不答。张温亲自过来问他，老农说：“我山野之人不会说话，请问是天下乱而立天子呢，还是治理好了才立天子呢？立天子是为了让他像君父一样治理天下呢，还是役使天下百姓侍奉天子呢？过去尧舜治理国家时，连盖房用的椽子都不刮，茅茨不剪(以节省民力)，而万人(即百姓)安宁。而今你的皇上，放纵自己劳民，毫无顾忌地闲游。我都为你害臊，你为什么还让人去观看呢！”张温听后很惭愧。问老农姓名，(老父)不告而去。范晔能为汉阴老父立传，可见其史学思想比较进步。 href='449/im'>《列女传》开创了为妇女立专传的先例，值得特别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华、品行优秀的各种类型的妇女，为她们写了传记。例如：继班固完成《汉书》的女史学家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选择丈夫重品行轻富贵的桓少藏书网君；轻名利重清节的王霸之妻；还有才华横溢的蔡文姬，不因其再嫁而不予立传，可见范晔确有独到的见地。后来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就远不如《后汉书》了。
//..plate.pic/plate_170094_1.jpg" /> 图5 《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 《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不论年代先后。《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期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因为他们都擅长著述，淡于功名利禄，所以三人同传，使这些思想家的事迹不致湮没。张纯和郑康成也不同时，因为都以经学见长，也合为一传。 《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也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了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各种车、车饰、服装及其佩饰的式样和沿革情况，是研究汉代舆服文化的重要史料。《百官志》记述东汉从中央到地方分官设职的情况。《后汉书》缺《食货志》和《艺文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化典籍。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多少弥补了一些不足。《后汉书》虽然只有纪、传(志为后补)，但范晔文笔很好，安排调度有序，善于剪裁史料，叙事连贯却又互不重复，彼此互见，相辅相成。正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评价“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 范晔思想比较进步，撰史观点鲜明，爱憎强烈，文笔犀利，于“论”、“赞”中往往一语见的，褒贬分明。他为许多耿介正直、淡泊名利、“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在《党锢传》中，以生动的笔触，写了张俭、范滂、李膺等人刚正不阿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难怪千载之后，清末爱国志士谭嗣同临刑前的绝命诗竟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足见《后汉书》影响之深远、形象之动人。《宦者传》中称赞蔡伦是忠介之士；痛斥侯览是“凶家害国”的祸根。《后汉书》成书晚，却能于诸家之作中脱颖而出，流布于后世，并不是偶然的，它确有许多可贵的长处。 《后汉书》的注本，纪、传部分主要有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志有南朝梁代刘昭的注。清代学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都是研究《后汉书》的主要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后汉书》是以目前最早的宋绍兴年间本(图6)为底本，参校诸书整理而成的，是目前最便于阅读使用的。
//..plate.pic/plate_170094_2.jpg" /> 图6 《后汉书注》，宋绍兴刻宋元递修本 《三国志》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三国志》在北宋以前，是《魏书》、《蜀书》、《吴书》三部书分别流行，到北宋时才合在一起刻版印刷，改称《三国志》。全书只有纪、传，而无志、表。 作者陈寿，字承祚，西晋初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他从小好学，曾拜同郡学者谯周为师。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入晋后为著作郎，领本郡中正，《三国志》即写于此时。当时的人们称赞他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个叫夏侯湛的人，曾写了一本《魏书》，但看了陈寿作的《三国志》后，便把自己的书毁了，从此搁笔。当时的大官张华曾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可见他的才华和《三国志》都被人们所推重９９lｉb?。后来他又升任治书侍御史，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卒，终年65岁。当时的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jun军〕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非常称赞它的优点，于是晋惠帝下令，叫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此后《三国志》便正式流传于世。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huan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陈寿自己采集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能感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一些重要人物如徐干、陈琳、应瑒、丁仪、丁廙〔yi异〕等都没有专传，有传的人，也往往失之简略。曹操许下屯田，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书中都记载过简。《晋书·陈寿传》曾引“或云”说：丁仪、丁廙是当时的名人，陈寿曾向丁氏后代要“千斛米”，遭到拒绝，就不给丁氏立传。还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失街亭后被诸葛亮所杀，其父也受了牵连。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贬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但是多年以来，经过不少著名学者研究考证，证明这些说法缺乏根据，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这样，人们对《三国志》史料的准确性、可信性就有了明确认识。
//..plate.pic/plate_170094_3.jpg" /> 图7 《三国志注》，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 魏、蜀、吴三足鼎立，《三国志》(图7)的得名即由此而来。陈寿是由三国入晋的人，作了晋的官吏，晋继承魏，统一了全国，所以他不得不以《魏书》居前，用本纪来记述魏国的几代帝王。但对蜀、吴二主，形式上称“传”，记事方法却与本纪相同，按年叙事，实际上把蜀、吴放在和魏同等的地位，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见陈寿是一位有见地的史学家。 《三国志》叙事简洁，剪裁得当，三书很少有重复。在选材上也十分慎重，留下不少宝贵的资料。如《华陀传》保存了古代医学资料；《张鲁传》保存了我国道教史资料。《三国志》中关于鲜卑、乌桓、高句丽等的民族史料更是非常珍贵。 在文学方面，《三国志》也有很高地位。陈寿的文笔很有风采，如《周瑜传》、《陆逊传》都写得很生动。北宋叶适曾说：“陈寿笔高处，追司马迁。”清代刘熙载说他：“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这些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历代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书可以同 href='9038/im'>《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史学界把 href='9038/im'>《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在书中记晋皇室事时用曲笔，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处，这也是封建社会史书的一般通病，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 陈寿写《三国志》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史料他没能见到。南朝宋文帝认为《三国志》太简略，就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东晋时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南朝刘宋后任中书侍郎。《三国志》的注与 href='9038/im'>《史记》、《汉书》的注不同，裴松之的注主要是增补史实，资料极为丰富。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200余种，所截取的史料比较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约有54万字，几乎是正文的三倍。就史料价值来说，并不亚于《三国志》本身。注中引用的书，现在大部分已经失传，有赖裴注征引，我们才能见其大概，这使裴注更加被人重视。据裴松之自己归纳，注文内容着重有四个方面：一是应载而陈寿未载的史事，加以增补。如《魏志·武帝纪》中关于曹操的为人及魏国屯田情况都作增补。二是同一件事，说法歧异，则采录异闻，以备后人研究。三是对错误的记载予以纠正。如《孙策传》注中考辨了孙策的年龄。四是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论辨。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论辨。这种注书方法，开创了注书的新局面。历来史学家都把裴注视为《三国志》的重要部分，密不可分。所以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注当作正式的史文来读(图8)。
//..plate.pic/plate_170094_4.jpg" /> 图8 《三国志注》，宋刻本 后代研究注释《三国志》的主要著作有清代梁章巨的《三国志旁证》、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 重要版本有据宋绍兴、绍熙刻本配补而成的影印本，收入《百纳本二十四史》；清武英殿聚珍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三国志》，就是根据以上诸本，还参照了东晋写本《吴志》残卷等校订而成。 href='9038/im'>《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至《汉书》而定型。《后汉书》和《三国志》虽然仅有纪和传，没有志和表，其成就却高于同时人所撰各书，因而得以广泛流传，起到了巩固纪传体的作用。这四部书，所写的时代靠前，其成就也靠前，《隋书·经籍志》即以这四部书并称，至清代，“前四史”的说法终于广泛流行。 第一节 名为“御撰”实成于众手的《晋书》 《晋书》(图9)130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唐房玄龄等撰，详细记载了西晋和东晋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并用“载记”形式，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史实。《晋书》的修撰，是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诏令，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开始，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完成，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者前后达20多人，除房玄龄等三人为监修外，其中有史学家，如令狐德棻〔fen纷〕、李延寿，有天文学家李淳风，其他人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
//..plate.pic/plate_170095_1.jpg" /> 图9 《晋书》，宋秋浦郡斋刻本 唐太宗重视修史，是为了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巩固唐代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司马懿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炎是统一事业的完成者，李世民对他们的统治经验特别重视；同时陆机的文章和王羲之的书法是李世民特别欣赏喜爱的。李世民亲笔为《宣帝纪》(司马懿)、《武帝纪》(司马炎)以及《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史论(“制曰”)，因此《晋书》曾有太宗皇帝御撰之说。 实际上，唐初修撰《晋书》主要是以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参考各家旧史和晋人文集以及笔记小说等，加以增删改订、编录润饰而成。原称《新晋书》，后来因臧氏原书及其他旧史均先后失传，才省称为《晋书》。由于成于众手，加上时间仓促，编纂方面遗留的问题不少。例如由于新《晋书》对臧氏旧书有不少增删改订，原来一些省文互见的交代性文字在新本中失去了着落，却未做相应修改，使读者摸不着头脑。又如《地理志》详于西晋，略于东晋，对于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造成混淆难明。另外，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等也有错误和歧异，甚至有一事而分系于姓名相似之二人者。 虽然有以上一些缺点，但是唐初修撰的《晋书》完整而全面地记叙了晋代的盛衰兴亡，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文字又精炼老到，简而不漏，详而不芜。所以，它一问世，“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刘知几《史通》语)，以致各家旧史竟至逐渐湮没无闻。它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９9lｉb.考书。 《晋书》的体例，大体上承袭前代而有所创新。于本纪、列传之外，增设“载记”，用以记述十六国史迹，分国反映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割据政权。这30卷“载记”的材料十分重要，是今天研究十六国史事的唯一资料。所记十六国事，实际只有14国，它们是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梁、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由于西凉武昭王李暠〔hao浩〕是李唐政权所认为的始祖之人，本是汉族；前凉张氏则世代为晋臣，虽已自立为王，仍奉晋正朔，因此，唐修《晋书》将他们载入“列传”而不列入“载记”。 《晋书》各志的记叙均自汉末始，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的经济史料记叙起，虽然比较简略，也勉强可以弥补《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各志之中，向来为人所称道的是《天文志》和《律历志》，它们是熟悉天文律历的著名专家李淳风所撰，所记几种历法以及天文星象等都比较精确严密，可正前史之失，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晋书》列传70卷是做得比较好的，内容比较广博，记叙比较详尽，保存了十分丰富的珍贵史料。列传中有不少合传。其中豪门大户子孙父子集合一传者，反映了当时门阀贵族势力之强大。还有一些合传，或者是思想情趣相近的文人名士，或者是职业相同的史学家，或者是世次不伦却同属乱臣贼子者。从这些合传可以看出撰史者的用心安排。 列传多载有用之文，是《晋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保存了我国最古的地图绘制方法。《裴頠〔wei委〕传》载《崇有论》，是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鲁褒传》载《钱神论》，对于当时社会金钱万能的丑恶现象做了尽情的揭露与讽刺。其他，如《刘寔传》载《崇让论》，《刘毅传》载《论九品八损疏》，《傅玄传》载《上便宜五事疏》等有关兴学校、务农功的疏文，《皇甫谧〔mi密〕传》载《笃终论》，９９ｌｉb?《挚虞传》载《今尺长于古尺论》，《陆机传》载《辨亡论》，《江统传》载《徙戎论》，《郭璞传》载《刑狱论》等，对于我们研究晋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习俗等都是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资料。 《晋书》对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也有适当反映，例如西晋后期发生的流民起义，其主要领导人，除李特是氐族被编入“载记”外，张昌、王如、杜弢、王弥等都有专传。东晋时发动大规模起义的孙恩、卢循等，也有专传记载，叙述有关史实比较系统。另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经过，是有关古代文物的重要资料。总之，关于两晋时期的重要史实，只有《晋书》的记载最为集中而系统。 《晋书》取材广泛，资料丰富，但在史料的甄别取舍上未能十分注意筛选和别择，议论方面则每一卷后都既有论，又有赞，且多用骈偶，词采华丽而文字累赘。如果说，《晋书》大量采录 href='1698/im'>《世说新语》的材料，主要是出于反映玄学清谈时代风尚的需要，修撰者又偏好其文辞雅洁而难以割爱，那么选用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幽明录》之类则语涉神怪，未免芜杂诞妄，实不足取。怪不得《晋书》成书不久，即受到学者指责，认为它“好采诡异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旧唐书·房玄龄传》)。这个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华书局点校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工作本，与百衲本影印的宋本以及清武英殿本相校勘，详加标点分段，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版本。 第二节 南朝四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 二十四史中，有10部书都是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它们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南史》、《北史》。这“八书”、“二史”之间有着彼此关联而且错综互补的密切关系。 《宋书》，南朝梁沈约撰。有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上起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下到南朝宋顺帝昇明三年(公元479年)，记载了刘宋?９9ｌib?王朝的历史。 沈约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官至梁尚书令，习惯上称梁人。以文学名世。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沈约奉命撰《宋书》，他以何承天、徐爰〔yuan援〕等人陆续修撰的国史底稿为基础，略事修订，删去属于晋代的13人传记，续撰永光(公元465年)以后10余年的史事，第二年二月即将纪传部分撰成奏上。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徐爰等人的旧稿，自撰不多，所以成书如此之快。志的部分是以后续撰的，何时完工，史无明文。但从它避齐明帝萧鸾和梁武帝萧衍以及衍父萧顺之的讳来分析，大约可以推定，是从齐末到梁天监初陆续完成的。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比较多，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在列传中首创带叙法，即在记叙传主重要事迹的过程中，将史事涉及的次等人物的生平履历附带插叙一段。这种写法如实反映了历史人物之间的宾主关系，可谓纲举目张，经济得体。如《刘道规传》带叙刘遵，《王义真传》带叙段宏，《谢灵运传》带叙荀雍等。偶尔带叙过多，也有喧宾夺主之失。另外有些列传记叙过于繁杂，传主之外，上溯父祖，下记子孙，旁及兄弟姻亲，烦琐枝蔓，虚词溢美，内容空洞。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地主当权，社会风气崇尚门第，重视家族谱系之学的现实。而沈约自创名目的《恩幸传》，集中记载出身寒门素族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官僚。撰者有意贬抑他们，往往把他们写成巴结讨好皇上而希图升迁的小人，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门阀世族的偏见。《索虏传》记叙北魏历史，既以丑名相呼，又所记多传闻失实，殊非史家之客观态度，唯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尚值得注意。 《宋书》的志，卷数不及纪传的一半，篇幅分量却几乎与纪传相等，不但记述了刘宋一代的典章制度，还上溯三代，尤详于魏晋，明于典章制度的源流始末，足补前史之遗缺。其中《律历志》、《天文志》，精确详明，全文录入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可以反映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十分珍贵。《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不但保存了自汉至刘宋的庙堂乐舞和民间歌舞的丰富资料，也给古代文学史提供了瑰丽的诗篇，前后200年间有关音乐的朝章国故，土俗民情，无不兼举并包，给后世的史书以良好的影响。晋宋之间，州郡改易侨置，户口消长变迁，情况十分复杂。《州郡志》予以考覆详载，是研究我国南方地理沿革、人口变动的重要资料。因沈约当年依据的郡国地记今天已百不存一，《州郡志》的资料价值自然弥足珍贵。《百官志》详于东汉魏晋。宋承晋制，变动不多，所以单记刘宋官制者不多。此志记述颇为简要明晰。唐修《晋书》，其志多抄撮《宋书》而不能出其范围，《宋书》诸志的重要于此可见。《宋书》无《食货志》与《艺文志》，于反映经济发展与学术文化方面形成空白，是一大缺憾，而《符瑞志》、《五行志》又大肆宣扬符命，号称灵异，欺世惑民，影响很坏。 《宋书》流传至北宋时已略有残缺，后人取李延寿《南史》等书加以配补，仍保持原书卷目不变。今有中华书局点.９９lｉｂ?校本可读。 《南齐书》(图10)，南朝梁萧子显撰。初名《齐书》或《齐史》，北宋时始加“南”字，以与李百药所撰《北齐书》相区别。全书60卷，包括本纪八卷，志11卷，列传40卷，序录一卷，今序录已佚，实存59卷。上起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下到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记载了南齐24年的历史。
//..plate.pic/plate_170096_1.jpg" /> 图10 《南齐书》，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 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第八子。齐亡梁兴，依然保持其贵族世家地位，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吴兴太守。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萧子显奏请自撰齐史。以前朝帝王子孙而修前朝史书，正史中只此一家。以子孙为其父祖作纪传，又自称“史臣曰”，在史书中也绝无仅有。正由于此，《南齐书》于皇室争权夺利倾轧杀戮之事，或隐讳文饰，或暴露夸张，概出于私家恩怨褒贬，未可尽信。
//..plate.pic/plate_170096_2.jpg" /> 图11 姚思廉像 他依据齐朝史官的国史旧稿，参考前人旧著，以纪传体形式撰成南齐一代完整的史书。其类传名目大致本于《宋书》而略有改易，如良吏改为良政，隐逸改为高逸，恩幸改为幸臣，索虏改为魏虏。他自创《文学传》，为《宋书》所无，共记10人，著名科学家祖冲之即在其中，但言其历算较详，没有谈到他的文学成就。在列传中，作者兼用班固类叙法与沈约带叙法，故能传目不多而人物详备，避免了不分轻重大小人各一传的烦琐失次。《南齐书》诸志较为可取，其《百官志》十分简明。读南北朝史者常苦于官职纷乱，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则可以得其概略。《州郡志》详记地理建置沿革，而且每州之下皆简述其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由于古代有关南齐史的著作多已失传，《南齐书》已成为研究这一段古史不可缺少的史籍。 《梁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图11)。《梁书》5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50卷，无表、志。上起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到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记载了梁朝56年的历史。《陈书》3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30卷，无表、志。上起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557年)，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载了陈朝33年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唯有此书卷帙最少。 二书虽成于姚思廉之手，作者也仅题姚思廉一人之名，实际则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续的撰述。姚察为梁、陈、隋三朝的著名历史学者。隋文帝曾称赞“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早在陈朝初年，姚察就曾编撰梁史。入隋后，又奉诏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临终前，“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姚思廉历官陈、隋、唐三朝，唐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在隋大业初他就开始续补。隋亡后，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命姚思廉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成书大约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以前。魏征只是担任总监修官，他在二书本纪末尾及《陈书·后妃传》后撰有总论。实际的编撰修订工作都是姚思廉执笔的。今《梁书》卷末总论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者有26篇，《陈书》题此名号者有两篇，这些篇显然是直接采用了姚察旧稿，其余则为姚思廉的续撰。 梁、陈二代为姚氏父子所亲历者约居其半，其依据的史料也多出于当世史官之手，书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文字简洁，叙事扼要，是其胜于同时各史的地方。宋代司马光著 href='6042/im'>《资治通鉴》曾多采其文。二书比较而言，《梁书》内容更为充实，文字也更生动清爽。如在佛教盛行的梁武帝时代，范缜力排众议，独持神灭之说，《梁书》为之立传，客观记叙其事，详录《神灭论》全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如坚持不仕并编撰《七录》的处士阮孝绪，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沈约，著有《诗品》的钟嵘，著有 href='887/im'>《文心雕龙》的刘勰〔xie协〕等，《梁书》均为之立传，详细介绍其事迹。其《文学传》达两卷25人之多，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繁荣。另外，六朝文风崇尚骈偶浮艳，唐初仍沿袭不改，姚氏父子却用古朴简明的散文写史，可以说开后世古文运动的先河，也是引人注意的。 由于时代切近，撰史者顾忌多端，《梁书》和《陈书》都有许多为统治者、亲故者隐讳回护或者夸饰溢美的文字，尤其《陈书》，其文饰隐恶甚至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对陈氏子孙，无论贤愚，人人有传，使《陈书》几乎变成了族谱。又因无实绩可纪，只有多收诏策疏表，以充篇幅，结果臃肿空虚，令人生厌。二书纪传叙事有一老套，一讲历官次序，二叙重要史实，三载饰终之典，不论何人，多以颂扬结尾。这样千篇一律的形式，必然有美则书，有恶则隐，最后导致是非不明，实为良史所不取。二书均为唐初官修的史书，以魏征为总监修。魏征为二书所撰的总论虽然篇数不多，但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评论历史，其识见远胜于姚氏父子。 第三节 北朝三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 《魏书》，北齐魏收撰。有帝纪12篇14卷，列传92篇96卷，志10篇20卷，全书共114篇130卷。篇卷不一，是因为有的篇分上下卷。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记载了北朝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直到东魏、西魏相继灭亡的170多年的历史。 魏收为北齐著名文士，长期担任史官之职。他从26岁起，就先后参与修撰北魏、东魏的国史。北齐时官至中书令兼著作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奉文宣帝高洋之命修撰魏史，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长达20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等人，因魏收“性憎胜己”，所用之人多非史才，起作用不多，实际负责仍是魏收自己。初稿完成后毁誉不一，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长期纷争，甚至有斥之为“秽史”者。尽管得到高氏父子的支持，面对众多强烈不满者，魏收仍不得不做了两次认真的修订，《魏书》才勉强得以颁行。 原来北魏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的兴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后不久，又由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接掌政权，分别建立北齐和北周。魏收受北齐皇帝之命编撰的《魏书》，强烈反映了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利益。凡属本集团者，笔下留情，则隐讳回护，无所不至；凡不属本集团者或关系较疏远者，则“意存实录，好抵阴私”，直书其事，得罪了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派别集团。关于《魏书》的争论长期不能平息，主要起因于此，而不在于魏收个人的恃才傲物，私意褒贬。这件事也说明，当时世家大族势力之强大足以干预国史的修撰。后来隋唐两代继续致力于改撰魏史，也是因为隋唐承袭西魏、北周，必须分辨真伪，力争正统，以维护本集团的政治利益。但是，隋代魏澹的改作、唐初张太素的新著到底都未能超过《魏书》，至北宋时均已失传，仅留残篇断简，依赖配补魏收原书而传世。唐中叶以后，随着旧的世家大族势力的衰落，《魏书》终于得以与南北朝其他各史并存，99lｉｂ?进入“正史”之列。 《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它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重要朝代，但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魏书》是有关北魏历史的唯一基本完整的史书，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体例大致仿照前史，又根据时代特点，有所改易创新。帝纪部分首列《序纪》，追溯拓跋珪的先世至27代，明其发展源流，是他史所无的特殊安排。《魏书》的长处在于志的内容比较丰富。《食货志》记载社会经济情况较详，所记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均田诏书和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李冲关于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对研究我国土地租赋制度的演变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北齐、北周及隋唐均田制度，大致依据北魏而小有异同。《宋书》和《南齐书》均无《食货志》，魏收却能注意到这些重要的经济史料，足见其历史眼光。魏晋以来，佛教道教盛行，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均发生重大影响。前代史书对此未予足够重视，仅附见于蛮夷传中。魏收独设《释老志》专章论述，可谓卓识创举。诸如佛教的传入，译经造像求法建寺的盛况，太武帝毁法经过，昙曜建成武州石窟寺(即今大同云冈石窟的始建)等，志中都有记述，是关于中国宗教史的重要史料。《官氏志》也是新设，前一半讲官制，后一半讲氏族，即鲜卑族所统诸部姓氏名称由来及所改汉姓名称，为后人研究北魏氏族，辨明鲜卑和汉族姓氏提供了极大方便。本书帝纪的材料也较丰富，如《孝文帝纪》对其迁都洛阳后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就记叙较详。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的身世经历等，而于当时风行的浮文艳词多弃而不取，可见魏收对史料取舍是下过功夫的。 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势力强大，社会重视门第谱牒。《魏书》列传受其影响，多叙谱系。这样写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利在可以辨别汉人和鲜卑人的家世源流，避免混淆；其弊在烦琐枝蔓。一卷之中，父子兄弟子孙姻亲连类而及，多至一二十人，不少人并无实事可记，实与家传无异，殊少史料价值。本书囿〔you又〕于北齐统治集团的偏见，以北魏和东魏为正统，不为西魏三帝立纪，将刘聪、石勒和宋、齐、梁、陈都列入《外国传》，骂东晋为僭晋，斥宋、齐、梁为“岛夷”，这些作法都未免狭隘和有失客观公正。 北宋以前，史书均靠抄写流传。由于条件限制，南北朝各史流传中多有脱误，而《魏书》残缺较为严重，几近30卷。宋仁宗时，由刘攽〔ban班〕、刘恕、安焘、范祖禹四人校定《魏书》，当时取李延寿《北史》等有关史书或类书文字予以配补。后世的刻本都依据此北宋校定本。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与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相区别。有帝纪八卷，列传42卷，无志表，共50卷。主要记载了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间经过公元550年齐代东魏，直到公元577年北齐灭亡为止的40多年历史。 李百药少有文才，历仕隋唐。其父李德林在北齐时即参与修撰国史，创纪传书27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至38卷。贞观初年，李百药奉唐太宗之命续修齐史。他以其父旧稿为基础，参考王劭编年体《齐志》，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完成全书。 《北齐书》记事比较简要具体，虽然有不少为统治者隐讳文饰的虚妄之文，但在重要历史事实方面仍然保存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例如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东魏、北齐时期的一些民众武装斗争，在多篇纪传之中都有具体记叙。邢邵与杜弼关于形神关系的辩论，邢邵说：“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观点鲜明，与南朝范缜的《神灭论》正遥相呼应。尽管作者是否定邢邵的，仍客观记叙了双方的观点。《綦〔qi其〕母怀文传》关于当时炼钢技术进步情况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科技史科。修史者对北齐统治者作为败亡之君的残暴荒淫和卑鄙龌龊也揭露较多，客观上有利于人们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书中运用口语，叙事生动，可能和吸收采纳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比较严重，至北宋初仅存原书文字17卷，略近1/3，其余皆后人据李延寿《北史》或唐人史钞等陆续配补。由于配补所据之材料原自《北齐书》中抄撮删改而出，所以重要史料损失不多，连缀成篇，也大略可观。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大致说来，篇中兼有史臣的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庙号者，多为李百药原文；论、赞不全，又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谥号者，皆经后人配补之文。中华书局点校本在重编总目时，凡后人所补各卷皆标明“补”字，比较方便读者。总之，本书虽为残缺较多之补本，其历史价值仍不容忽视。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有纪八卷，列传42卷，合计50卷，无志表。《周书》虽然以“周”题名，实际记述的是西魏、北周两朝的历史，上起公元534年东魏、西魏分裂，下到公元581年杨坚以隋代周，历时48年。 令狐德棻，出身门阀贵族。其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之一。令狐德棻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官至国子祭酒、弘文馆荣贤馆学士。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他向唐高祖李渊建议修撰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意见被采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德棻奉唐太宗令主编《周书》，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贞观十年(公元635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书均告完成。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以及唐代国史和太宗、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北方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出于这个系统，《周书》撰写者的家世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周书》不仅竭力为宇文政权歌功颂德，显扬其历史正统地位，而且千方百计为唐初统治集团的祖先树碑立传，粉饰溢美，结果有的地方违背历史事实，或者评价错误，有的地方言词空洞，华而不实。 除了上述缺点比较明显以外，在主要方面，《周书》叙事还是繁简得宜、言词雅洁的。令狐德棻是个学识渊博又很有历史眼光的人。他一生致力于修史，对于资料的搜集取舍，有其识见卓越的独到之处，能够注意弥补前史之缺。例如《魏书》以东魏为正统，阙略西魏史事。他就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22年政治军事大事。这些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了解西魏历史的主要第一手材料。再如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cha察，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建立后梁政权，在江陵称帝，传三世，历37年，先后依附北周及隋。《梁书》不载此事。《周书》却为萧詧立传，并将其子孙及一些部将附于传末，保存了有关后梁政权的一些重要史料。当时和西魏、北周政权成鼎立之势的，北有东魏、北齐，南有梁、陈，政治上的兴废禅代，岁更月异，《周书》本纪皆一一记述，视野比较开阔，使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列传对人物的记载能突出重点，并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例如《王褒传》中的《寄周弘让书》，《庾信传》中的《哀江南赋》等。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史料，例如关于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资料，也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之中，虽不成系统，却很重要。《异域传》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反映了东北、西北各少数民族或邻邦的政治制度、物产经济、土俗民情、朝聘往来、道路交通等多方面情况。 《周书》主要是以西魏史官柳虬所写的官史和隋代秘书监牛弘追撰的《周纪》18篇为蓝本，修饰润色而成，文字上以古雅为特色。对于当时一些言词浅俗的史学著述，令狐德棻未能采辑兼收，因而《周书》的史料不够充实丰富。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全缺者有五卷，部分残缺者有两卷。后人取李延寿《北史》及唐人某种史钞予以配补。据以配补的材料原出于《周书》，虽曾有所删节，用来补缺，于史料上尚无大的损失。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七种版本详加校勘，又以《册府元龟》引录的文字补足了宋初未缺而后来脱佚的几段文字，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完整而可靠的读本。 《隋书》，唐魏征等撰。包括帝纪五卷，列传50卷，志30卷，合计85卷。纪传部分，上起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下到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详细记载了隋朝38年的历史。 《隋书》是唐初设立史馆后成于众手的一部官修史书。纪传和志分别由不同作者先后撰成。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命魏征等修隋史，参加修撰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完成纪传部分55卷。其中序和论都是魏征所作。唐朝人把它与同时完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合称为“五代史”。这五代史都没有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起初由令狐德棻监修，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十志30卷，由长孙无忌领衔奏进。这10篇志虽然编入《隋书》，称为“《隋书》十志”，其实又可以单独流传，俗呼为“五代史志”，是与唐初修撰的五朝史相配合的。不过，它记述隋朝部分比较详细，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对于隋朝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修撰时就是以隋朝为主的。 在唐初官修的几部史书中，《隋书》是写得比较好的，它叙事简明，体例严谨。魏征在主持修撰《隋书》纪传部分时，特别强调以史为鉴的思想，希望唐太宗能“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治”。帝纪部分记述文帝、炀帝、恭帝史事颇详，特别是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下江都，挥霍浪费，荒淫残暴的腐朽生活记述翔实，对人民在苛政暴行下的反抗情绪，以及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具体情形，也有比较详细的如实记载，客观地揭露了隋朝灭亡的深刻原因，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史料。列传部分所载人物众多，资料相当丰富。例如《文四子传》记叙文帝的四个儿子骄奢淫逸争权夺利的放纵情形，有时直录口语，声口毕肖，颇能状写实情。《临孝恭传》记载了《欹〔qi七〕器图》及《地动仪经》等，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类似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传记较多。 《隋书》十志历叙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而以有关隋朝的记叙为最详，学术价值很高，历来为学者所推重。《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梁、陈、齐、周、隋五朝律书的编定和皇室立法毁法的情况，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某些特点。颜师古所撰写的《地理志》，以隋大业五年的版图为准，记载了全国的郡县户口、河渠水流、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的风俗物产，国内外交通状况等。《律历志》、《天文志》出于著名天文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加以总结性的比较和评论。数学家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zhuo桌〕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探讨，还有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情况，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音乐志》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各地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经籍志》以隋东都观文殿藏书目录为依据，将所有图书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各部之下再分细类，著录当时古籍的存佚情况。各类之后的小序和各部之后的大序共计45篇，概括论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发展源流。它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总结了自汉至隋600年间我国图书的存亡情况和学术的演变，是古代目录学的煌煌巨著。它所归纳的四部分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清代仍基本沿袭未改。 《隋书》虽然质量较高，仍有一些为统治者讳的回护之文，例如文帝之篡夺，炀帝之弑逆，书中都讳而不书。至于记年失检、记事不一、编次失当等毛病，也都有所存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为目前最好的通行本，校勘详审，标点细致，便于阅读。 第四节 立足统一、叙事简明的《南史》和《北史》 《南史》80卷，含本纪10卷，列传70卷，无志、表。上起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南齐、梁、陈四个封建政权共170年的历史。《北史》(图12)100卷，含本纪12卷，列传88卷，无志、表。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下到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记载了北朝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六个封建政权共233年的历史。
//..plate.pic/plate_170098_1.jpg" /> 图12 《北史》，元刻明重修本 《南史》、《北史》均为唐李延寿撰。李延寿出身于陇西大族，生卒年月不详，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在唐太宗时代，曾先后参加过《隋书》纪传、《五代史志》和《晋书》的修撰工作。他还参与过编撰唐代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他的父亲李大师曾想仿照《吴越春秋》，采用编年体，编写一部综合记述南北朝历史的新著，以改正旧史由于南北分割互相敌视而造成的错误失实等毛病，书未成而去世。李延寿花了16年时间，改用 href='9038/im'>《史记》纪传体裁，汇总删节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又旁参杂史，增订补充了一些史料，纠正分裂割据导致的政治偏见，打破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的历史，写成《南史》和《北史》。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这两部私人撰述的史书经唐朝政府批准流传，获得了与官修正史同等的地位。唐高宗曾为之作序，这篇序文到宋代以后失传了。 《南史》、《北史》的修撰，适应了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对各朝旧史为本朝皇帝避讳回护的历史丑行据实直书，并克服南北割据政权互相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等错误观念，以比较客观求实的态度记叙历史，反映了作者高于旧著的历史眼光。他删繁就简，调整改编，将原来多达566卷的八书，浓缩提炼为180卷，卷数不及原书总数的1/3，篇幅约为原书总和的1/2。所删节的，在本纪部分多属册文、诏令，在列传中多属奏议、诗文。削去芜杂臃肿之处后，对史事的叙述相对连贯和突出，读起来比较清楚醒目。李延寿在八书之外，又参考1000多卷杂史，增补了许多史实。例如《南史》增加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郭祖琛传》补写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事实，《茹法亮传》保存了唐(宀下禹)〔yu宇〕之起义的有关史料，《范缜传》增记了他拒绝“卖论取官”的一段精bbr>彩对话等。《北史》以西魏、北周为正统，对西魏史料增补较多，除补写了西魏三帝的本纪和后妃传以外，还补写了梁览、雷绍等人物的专传。在李弼、宇文贵等人的传后，对西魏、北周的军事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等。这些史料都有关当时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是十分珍贵的。李氏增补的史料，不少故事性较强，而且多用口语材料，因而形象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同时由于采择不严，也记入一些灾祥灵异、诙嘲戏谑的琐细事情，成为二史的缺点之一。 《南史》、《北史》编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它用家传的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时代早晚编次列传，一姓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凡是子孙全都附在父祖的传下，实际上变成了世姓大族的谱牒。这样编撰，虽说谱牒可查，但是朝代难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然而南北朝时代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世家大族倚仗祖先的政治地位和宗族姻亲关系，垄断了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家传的形式，不过反映和肯定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二史虽以行文简洁、叙事明练著称，但对八书的删节调整也有措置失当的地方，例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朝范缜关于神灭的著名辩论，都是有关当时阶级关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史料，前者摒弃不录，后者删存无几，显然是编纂改订上的重要缺点。删节中还有因匆忙草率而造成的bbr>史实错误和文字毛病。另外，南朝和北朝互有关联的史事，由于李延寿基本上各据原书编录，难免有割裂错置和矛盾重复的地方。例如谯国夫人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历梁陈二代，应在《南史》中为之立传。因其卒于隋，原传在《隋书·列女传》中，李延寿遂将其误收入《北史》。又如刘昶、萧宝寅等人，林邑、蠕蠕诸国，都是《南史》有传，《北史》又为立传，实无重复之必要。 《南史》、《北史》问世以后，由于条理清楚，叙事简明，比较受人重视，所以在流传中脱误较少，但也偶有残缺。例如《北史·隋炀帝本纪》全篇亡佚，今本乃后人用《隋书》所补。《魏孝文六王传》、《李崇传》、《魏收传》等，也有脱文。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可读。 二史和八书相比较，其编撰思想立足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史学观点较为先进，再加上条理清楚，叙事简明。初学南北朝史，可以先从阅读《南史》、《北史》入手，以便掌握要点，理清历史发展线索。史料上，二史虽说有若干重要增补，可与八书互为补充，但终究因删节过多，不及八书详细完整，尤其是二史只有纪传而无 5fd7." >志表，这是它无法取代八书的主要之点。因此，深入研究南北朝历史，就必须全面研读八书二史，参照比较，融会贯通，综合为用。.. 第一节 各有长短的新旧《唐书》 《旧唐书》，(图13)后晋刘昫〔xu叙〕等撰。全书有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合计200卷，约190万字。上起唐高祖武?9９liｂ?德元年(公元618年)，下到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记载了唐代290年的历史。原名就叫《唐书》，至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撰的新《唐书》问世，后人为了便于区别，才分别加了“旧”、“新”二字。 《旧唐书》始撰于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至开运二年(公元945年)6月告成。书撰成时，恰值刘昫新居相位不久，遂以监修身分领衔奏上。刘昫得享虚名而并无贡献可言，实际该书主要作者是张昭远、贾纬等人，监修是赵莹。《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
//..plate.pic/plate_170099_1.jpg" /> 图13 《旧唐书》，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唐代重视修史，历朝都修实录，并在实录基础上撰修国史。著名的史臣，如吴兢、韦述、柳芳、于休烈、令狐峘〔huan环〕等相继都有撰述唐代官修的国史对唐初至代宗时期的历史记述比较翔实完整，而且已经写成纪传形式，另外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都保存较好。至于唐代晚期，由于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只有武宗朝有实录一卷，其他则都缺略了。《旧唐书》编撰者生活的时代去唐不远，他们有条件接触到大量唐代官修国史、实录等原始资料，并加以研究利用。由于其所凭借的史料本身就有详略精粗的不同，加上成书仓促，所以《旧唐书》的面貌显得前半截好，后半截差。前期和中期大体上都是直接抄录唐代官修国史、实录的旧文，史料翔实具体，行文严整明晰，但袭用旧史的痕迹十分明显，没有经过统一的修饰润色，不少地方都还保留着“今上”、“至今”等字眼，有些本纪、列传的论里还赫然保存着唐代史官的名字，如“史臣韩愈曰”、“史臣蒋系曰”、“史臣韦述曰”等。武宗以后各朝，因为没有旧史可做凭借，全靠编撰者自己搜访采辑材料，略加补缀，敷衍成篇，因而记载芜杂繁碎，内容缺略错谬，不一而足。对唐代后期人物遗漏甚多，即使有传，所记也仅为履历职衔，没有多少实事。由于众手杂凑和因循旧说，书中的史学观点也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以上情况说明，《旧唐书》的编撰工作是比较粗糙草率的。9９ｌｉｂ. 虽然如此，《旧唐书》的史料价值却是比较高的。它叙述史实比较详细具体，保存史料比较丰富完整，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进展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治史者的重视。宋代司马光著 href='6042/im'>《资治通鉴》，其《唐纪》部分采录《旧唐书》较多，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旧唐书》保存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资料。例如《吕才传》收入其论宅经、禄命、葬书的文字，《卢藏用传》载其《析滞论》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反对世俗迷信观念的重要材料。《贾耽传》记其编绘地理图志之事，载其奏进地图时所上的两篇表，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魏征、马周等人传记中的奏疏，不少是很有历史影响的重要政治文件。即使后期的本纪，总的看起来比较芜杂，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懿宗本纪》、《僖宗本纪》关于庞勋起义、黄巢起义的记载就比较详细而且珍贵。昭宗和哀帝两篇本纪，对唐末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也记载得比较生动具体，是对唐末社会现实某一方面的真实反映。书中保存的史料大多比较生动原始，没有什么人工雕琢的痕迹，文字也比较自然朴实。总之，《旧唐书》的史料价值是刻意追求斧削雕饰的《新唐书》所无法掩盖和替代的。 《新唐书》(图1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全书有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合计225卷，约175万字，记述时间范围与《旧唐书》相同，是《旧唐书》以后又一部系统记载唐代历史的专著。 《新唐书》编撰于宋仁宗时，大约正式开始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历时17年，到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由当时任参知政事提举编修的曾公亮以监修官身分奏上。参加编撰的人先后变动较大，包括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前期宋祁主持修撰，完成列传150卷，后来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和吕夏卿等负责编写，欧阳修则是中途参加，后期主持修撰纪志表，并总其成。从文字风格来分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于欧阳修之手。特别是他写的赞和序，几乎就是其政论文章的翻版，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在看样审定全书时，欧阳修以宋祁为前辈，对他十分尊重，不仅对 5217." >列传部分未做什么改动，而且坚持要署宋祁的名。列传和纪志表部分分别由宋祁和欧阳修两人题名，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在史学史上传为佳话。
//..plate.pic/plate_170099_2.jpg" /> 图14 《新唐书》宋刻本 《新唐书》的成书晚于《旧唐书》百余年，这期间社会相对比较安定，陆续发现不少有关唐史的新资料，也有一些唐史研究的新成果问世。《新唐书》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增订补充了不少《旧唐书》所缺略的重要史实。特别是志的部分，作者下功夫很多，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例如《食货志》由二卷增至五卷，多补充中后期之事，有关屯田、和籴〔di狄〕、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内容都是新增加的，比较系统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料。《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着重叙述唐代地理沿革，记载水利兴废、物产分布、军府设置、对外道路交通等各方面情况，充实补正了《旧唐书·地理志》的缺略。《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三倍以上，全面记载了唐代流行的七种历法，其所保存的《大衍历》历法理论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艺文志》中书目增加很多，对《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做了大量增补，十分重要和宝贵。《新唐书》的《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是以前各史所没有的，有开创意义，并为《宋史》以后各史所沿袭。其《兵志》、《选举志》虽然不够系统和完备，还是为我们了解唐代科举制度、官吏铨选以及兵制演变等情况提供了方便。《新唐书》恢复了 href='9038/im'>《史记》、《汉书》设表的优良传统，编制了四种表：《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然其中存在一些错漏，但它条理清楚，开卷了然，比较方便查检利用。《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61传，新增加331传，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传记。列传所增史实多据本人章奏或后人记述，采录了不少碑志石刻、传状家谱、杂史笔记等资料。《新唐书》秉承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意旨，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它强调进行忠奸善恶顺逆的褒贬，既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调整类传传目顺序，将“忠义”列为第一。它对唐代历史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统治集团的政治观点，比如对藩镇、宦官加以贬抑，显示了与《旧唐书》的明显区别。 《新唐书》在补充改正《旧唐书》的缺陷时，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在纪传方面删削简略太过。《旧唐书》本纪原有30万字左右，《新唐书》压缩到不足10万字，个别篇竟压缩到原来篇幅的1/10，未免伤筋动骨，太过分了。《旧唐书》记载诏令奏议太多太繁，本来是个毛病，但《新唐书》大加删削，连狄仁杰《谏太后营大像疏》和陆贽《代德宗罪己诏》等很有历史影响的诏奏都予以删除，结果丢掉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作为文学家，欧阳修和宋祁对文字技巧的刻意追求超过了对客观史实的重视。本来记载历史对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数量等基本要素都应有明确具体的叙述或描写，《新唐书》为求文字简省，往往采用笼统概括的说法，篇幅虽然省了，史实反而含糊不明。为了确切弄清史实真相，人们有时不得不返回去查《旧唐书》。有些生动的传记，例如《封常清传》、《高仙芝传》，经过删削压缩，变得索然寡味。宋祁写传和欧阳修撰纪志表，原本不是有计划的分工协作，后来也没有经过认真的统一加工，因而纪传之间矛盾脱节的地方比较多。他们两人都崇尚古文，反对骈体文，而唐代的诏令奏议喜用骈体文，这是当时风尚如此。《新唐书》作者不是尊重历史和保存原貌，而是以个人好恶为取舍，不论有无历史价值，一概删汰不录，或者窜改历史文件，以牵合己意，用散文改写骈文，以古字替换原字，严重损坏了一些历史文献的固有价值。 综合而言，《旧唐书》和《新唐书》各有长短而又互为补充，都是研究唐史的人不能不读的书。南宋以后，由于理学盛行，《新唐书》流传较为普遍，《旧唐书》传刻较少。至清代考据征实之学兴，《旧唐书》的史料价值才重新受到重视。这两种书，旧版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为善本，新版以中华书局点校本较便阅读。 第二节 详略异趣的新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撰，原名《五代史藏书网》或《梁唐晋汉周书》，简称“薛史”。由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七年闰十月，历时18个月撰成。宰相薛居正领衔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参加修撰。后来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简称“欧史”)问世，为相区别，“薛史”遂称《旧五代史》。 从公元907年朱温称帝起，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止，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又.９９ｌiｂ.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50多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前后相继，中原之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10个割据政权，以及契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旧五代史》主要记述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但它往上追溯到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实际记载了大约85年的历史。 《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通行本是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由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等多种类书或史书中辑录排纂而成的辑本，大约恢复了原书面貌的十分之七八。该书断代为书，计有《梁书》24卷(含本纪10卷，列传14卷)；《唐书》50卷(含本纪24卷，列传26卷)；《晋书》24卷(含本纪11卷，列传13卷)；《汉书》11卷(含本纪五卷，列传六卷)；《周书》22卷(含本纪11卷，列传11卷)。另有《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以及志10篇12卷。各自割据一方的十国政权，向中原王朝朝贡称臣者入《世袭列传》，否则入《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所记为高丽、新罗、占城等国以及国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志书则通记五朝典章制度。 五代虽然是动乱时代，但是史馆组织还存在，各朝实录都得以修撰完成并保存至宋，宋初范质又以编年体撰成《五代通录》65卷，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完备。《旧五代史》的编撰者又都是当时著名史官，大都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历史场面，熟悉当时史事，见闻切实，所以编撰工作进行得很快。书中纪传多首尾完备，叙事确切详细，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本书主要取材于各朝实录，成书迅速，未能认真整理改撰，所以从文字到观点都较明显地反映了五代统治者原来的立场观点。一些掩盖历史真相为当朝统治者曲笔回护文饰溢美的文字，如称赞儿皇帝石敬塘“旰〔gan干〕..食宵衣，礼贤从谏”等，大多都沿袭未改，许多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也不恰当。至于材料芜杂、概括力差、观点不一、文气卑弱等毛病也都是存在的。 北宋时，《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元代以后，《旧五代史》逐渐散佚无闻。幸亏明代编纂《永乐大典》时收录了它，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有可能将其辑录排纂成书，大体恢复旧貌。在辑录本中，邵晋涵等人还采录了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的相关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正文互相补充印证，从而丰富了原书内容。清乾隆时，此书才被列入正史。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是二十四史中自唐代以后唯一一部私人修撰的正史。后世为与薛居正等人官修的《五代史》相区别，称为《新五代史》，简称“欧史”。写作时间大约开始于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基本完成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先后经过18年左右的时间。欧阳修在世时对此书取保密态度，甚至对朝廷征取也加以推脱。欧阳修去世后，才由朝廷征去，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颁行天下。全书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三卷，共计74卷。主要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共53年间的历史。其《梁本纪》也简略追溯到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细说起来是记叙了83年的历史。 欧阳修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百事之废置，目的是树立典范，重诫后世。因此，他刻意模仿《春秋》笔法，注重褒贬义例，强调一字一句的爱憎褒贬，在评价人物和史事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处处突出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之道，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否定分裂割据，但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仅仅归结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败坏，暴露了其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薛居正《旧五代史》是断代为书，一朝一代，分别叙述。欧阳修则将五代融为一体，综合记叙，按时间先后编排。本纪连叙五代，叙事简洁流畅，并删去了全部诏令。人物以类相从，列传分为家人、臣、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宦者、杂传等传目。把后妃与宗室列入家人传；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臣传中；《唐六臣传》所录皆唐末大臣而帮助朱温篡夺唐代政权者，冠以“唐”字，系讽刺其失节；历仕各代而无类可归者列藏书网入杂传，则意含贬斥。将十国称为世家，并略叙《十国世家年谱》。欧阳修认为五代是个乱世，其礼乐文章根本没什么可取的，因此，除《司天考》(类似于《天文志》)和《职方考》(类似于《郡县志》)外，其他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旧五代史》曲笔回护五代统治者的文字，欧阳修都加以改正，据实直书其事；对于世俗流行的祥瑞迷信说法，欧阳修多半予以删除，或者采取保留和存疑的态度。他还看到了一些《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历史资料，如王溥《五代会要》、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g称〕《五代史阙文》等多种有关五代的历史撰述，又兼采笔记、小说之类的记载，丰富和补充了《旧五代史》所缺略的史实，如对王景仁、郭崇韬、安重海、李茂贞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地方则插入比较鲜明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加深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再如《四夷附录》主要记载了有关我国契丹等民族的历史资料，也是《旧五代史》所没有的。欧阳修是著名古文学家，文学成就较高，全书出于一人之手，文字严谨洁净，远非《旧五代史》之芜杂卑弱可比。但由于追求简洁和一字褒贬，或拘守于刻板的书法义例(如“用兵无胜负，攻城无得失，皆不书”)，有些地方或者删略太过，或者记事不明。如果不是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旧五代史》，这些缺略不明的史实几乎就无处可以查考了。总之，从史料价值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相参证补充的，不可偏废。 自金章宗明令将其立于学官，“欧史”就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尤其南宋统治地区，理学盛行，以《春秋》笔法著称的《新五代史》更是一举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以后历代传刻不绝。今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比较便于阅读。 第三节 仓促成书的宋、辽、金史 元朝建立不久，就曾着手组织编写宋、辽、金三史。但因三个朝代同时存在，究竟应以谁为正统，如何处理三者与元朝历史地位相关的问题，朝廷内部长期争论不决。一派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则坚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使编撰工作难以进行。元顺帝时，丞相脱脱主张宋、辽、金各为一史，独自成书。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3月，元顺帝采纳脱脱的建议，诏令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尔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为总裁，主持修史。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也很困难，因此三史都是仓促修成。三史同时进行，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三月《辽史》先成，十一月《金史》续成，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撰成。欧阳玄为实际纂修三史的主要人物，在发凡起例、审阅改定方面出力最多，论、赞、序均出于其手。三史分别完成时，上奏朝廷的表章也是欧阳玄所起草的。 《宋史》(图15)以卷帙浩繁著称，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合计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它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至赵昺〔bing丙〕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记载了北宋和南宋共320年的历史。 宋代统治时间长达300多年，其间政治制度日益完备，经济文化有所发展，特别是雕版印刷的盛行、活字版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因此，元朝修撰《宋史》时，有丰富的史料可资利用，例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官修国史资料，详记典章制度的各朝会要，还有宋人有关的史学撰著以及大量的宋人文集、笔记等。由于可作依凭的现成史料较多，《宋史》才有可能撰成鸿篇巨著。
//..plate.pic/plate_170101_1.jpg" /> 图15 《宋史》，元至正六年刻本 《宋史》体例完备，纪、传、志、表俱全。特别是15种志书篇幅庞大，占到全书1/3，系统而详细地记载了宋代的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军事、文化典籍等，虽然其间不无错谬芜杂，受到后人指责，但其记述之详实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列传也内容丰富，共收入2000多人，虽有文字繁冗的毛病，但从史料价值上看，详尽胜于简略，而《宋史》每于长传之后，另有扼要概括，也是其特有的补救之法。在现存有关宋代的众多史籍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全面系统地保存了320年间大量官方和私家史料，它所记载的不少史实是别的书中没有的。因此，研究辽、宋、金的历史，《宋史》仍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史籍之一。 《宋史》由于篇幅庞大而又成书仓促，对于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丰富史料未能精心整理鉴别和认真剪裁加工，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各自袭用旧文，草草拼凑成书。因此，全书比较芜杂粗糙，错讹疏略和矛盾抵牾之处较多。读者往往需要综合起来参证考订，才能避免失误。全书内容也极不平衡，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初期和中期又详于末期。自理宗之后，列传多半仅罗列职衔而没有什么实事，内容空洞。宋代理学逐步流行。《宋史》创立《道学传》，并将它置于《儒林传》之前，对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都立了专传，大加颂扬。这虽然实际反映了宋代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特点，但《宋史》在评价史事、褒贬人物时，不是从历史功过出发，完全以理学观点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造成了许多善恶忠奸的颠倒与混淆，例如偏袒保守的元祐党人，贬低变法革新的王安石等。其原因就在于《宋史》的编纂者都是理学思想的崇奉者。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凡于蒙古军不利的战况，因其触犯元朝统治者忌讳，《宋史》均删削不载。 《辽史》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八卷，列传45卷，国语解一卷，共116卷。其记事上溯至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任契丹部落“夷离堇”之时，下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宋、金联合灭辽，主要记载了辽政权200多年的历史。其中也简略兼叙了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历史。 《辽史》的修撰由于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没有解决，因而长期延搁。直到元末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才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bing丙〕、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他们以辽耶律俨《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参考 href='6042/im'>《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以及各史的《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而成。 《辽史》为二十四史中最为简略粗疏的一部。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又没有详细检对和润色文字，因此，重复、缺略、错误和矛盾之处很多，有时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对于更改国号这样的历史大事，例如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复改国号大辽，《辽史》竟没有记载，可见草率到什么程度。 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均已失传，有关辽代的其他历史资料又极为稀少，因此，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代历史的官书，其史料价值十分珍贵。 从《辽史》各个组成部分来看，其本纪和志的部分内容比较充实，列传则较简略贫乏。适应契丹贵族自建的政治军事组织的独有特点，《辽史》新创《营卫志》、《兵卫志》。《营卫志》叙述营卫、行营概况和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契丹族战时打仗、平时种田渔猎的生活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特点。《兵卫志》按照兵制、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等纲目，扼要叙述了辽的军事组织。《百官志》分别记叙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官职)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辽史》共有八表，其中《游幸表》、《部族表》、《属国表》是《辽史》独有的。这些表篇幅不大，但较简明醒目，对弥补纪传叙事的缺略有一定补充作用。最后一卷《国语解》，对书中若干契丹语音译的名词注明汉义，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金史》(图16)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四卷，列传73卷，共计135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的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并臣服了西夏，建立了与宋朝南北对峙的金朝，统治北方长达120年，对我国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 《金史》的正式修撰也是始于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次年十一月即告完成。在元修的宋、辽、金三史中，历来以《金史》的评价为最高，它首尾完密，布局严整，约而不疏，赡而不芜。成书如此又快又好，是因为它所依据的史料比较充分，原有蓝本..t>也基础较好。金朝各代大都有官修的实录保存下来。金末文人元好问曾想修撰《金史》，没能实现，但其《中州集》和《壬辰杂编》中保存了他所搜集整理的金代史料。刘祁的《归潜志》以耳闻目睹记叙了金末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史料也很丰富。元初王鹗〔e恶〕曾据实录编撰了金史的初稿，包括帝纪、列传和志三部分。这些史著都为修撰《金史》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
//..plate.pic/plate_170101_2.jpg" /> 图16 《金史》，元至正五年刻本 《金史》仿效《魏书·序纪》的办法，首作《世纪》一篇，记叙女真族自始祖函普以来逐步兴起的历史。在本纪的末尾又作《世纪补》一篇，记叙金熙宗完颜亶的父亲宗峻、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宗尧、金章宗完颜璟的父亲允恭的生平事迹。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大臣，由于他们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身分特殊了，因而不便列入《诸臣传》，于是特立《世纪补》予以变通处理。《金史》首创《交聘表》，以表格的形式，把金与宋、西夏、高丽的使臣往来一一详细载入，颇为简要醒目。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先在首要人物的传记中详载其由来与始末，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则旁参互见，避免重复，因而组织严密，笔墨节省。 《金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女真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关于女真及有关各族早期的历史状况多不见于其他史籍。本书的志比较系统而详备，分门别类十分细密，记叙也较完整，篇幅占到全书1/3，为我们研究金代各项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状况、行政区划、天文历法等提供了翔实有用的资料。书后附有《金国语解》，分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五项，对书中出现的女真语做了注释。 宋、辽、金三史虽然是同时修撰，但三史各以其本朝的国史、实录为依据，立场不同，记叙必异，所以三史互相矛盾脱节之处是比较多的。遇有歧异，需要参互考订，甚至要借助三史之外的更多资料，方能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 第四节 《元史》与《新元史》 《元史》(图17)，明宋濂等撰。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八卷，列传97卷，记载９９ｌｉb?了元朝自太祖成吉思汗元年(公元1206年)至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总计约160多年的历史。
//..plate.pic/plate_170102_1.jpg" /> 图17 《元史》，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即元朝灭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修撰《元史》。第二年二月开局编撰，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埙〔xun勋〕等16人为纂修。他们以 5f90." >徐达从北京缴获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为基础，仅用188天就写成159卷。因顺帝一朝无实录可据，无法撰写，于是派欧阳佑等12人到北方调查搜集史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重开史局，以朱右等15人为纂修，用143天续修了53卷，然后把两次修纂者合编在一起。两次修史，用时不足一年，实际编写者又多所更换，前后两批人工作互不衔接，草率匆忙，以致错漏甚多。 根据朱元璋的要求，《元史》写得文字比较浅显，叙事明白，而且全书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有别于其他官修正史的一般体例。 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是专程搜访得于耳闻目睹的珍贵史料外，其他各朝均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录的摘抄，史料价值比较高。各篇帝纪内容详略悬殊，原因在于原始资料多寡不同。太祖、太宗和定宗、宪宗三卷本纪叙事十分简单，定宗卒后三年竟未记一事。有的时期史料丰富，就详加记叙，如《世祖纪》多达14卷，《文宗纪》一年即为一卷，《顺帝纪》也有10卷之多。这样做虽然失于整理删削，却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 《元史》的志写得比较好，很受世人重视。它收录了很多宝贵史料，反映了元代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内容。其《选举》、《百官》、《食货》、《兵》、《刑法》等志本于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天文志》反映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郭守敬的《授时历经》和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编写的。《地理志》本于岳铉〔xuan眩〕等主修的《大元大一统志》。《河渠志》参考了欧阳玄的《河防记》及《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多种有关地理著作而编撰的。上述不少书早已失传，是《元史》的志为我们保存了这些著作的精华。作者取消了《艺文志》，企图在列传中包括有关内容，使元朝一代书目无以保存。 《元史》新创《释老传》，专记宗教方面的重要人物，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的传播、发展和历史地位等内容。《元史》的列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藏书网将相大臣的现象，这也是受当时史馆资料限制所致。但就见于列传的蒙古人、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些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一些当时有较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 《元史》所记有些是元代社会特有的现象，如“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受到坚持儒家传统观念者的非议，但当时的社会现实确实如此。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元史》由于仓促成书，又出于众手，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例如前后重复，时见抵牾，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重出，译名不一，史实乖误，纪年失次等，毛病相当多，受到后人众多非议和责难。 《元史》初版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为之纠谬补缺。清代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它们各有优长，但都不能取而代之。《元史》仍是一部受人重视的比较原始的基本资料，其目前较好的版本是经过认真校勘考订的中华书局点校本。 自清末以来，整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参考中外有关资料而撰成的元史专书有数种。其中，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写得最好，考订审慎，熔旧史新材于一炉，可惜没有写完。曾廉的《元书》虽体例完整，却内容简陋。后来最受重视的就是柯劭忞〔min民〕的《新元史》。 《新元史》初稿完成于1919年，后来时加修订，1930年写成最后定本。北洋军阀时期的大总统徐世昌曾为之作序，并颁布总统令，将其列入正史。因此，二十四史之外，加上《新元史》，于是有了“二十五史”的说法。 《新元史》规模较大，包括本纪14篇26卷，表五篇七卷，志13篇70卷，列传154卷，共计257卷。其主要成绩在于将明清以来关于元史研究的诸多成果予以综合性的整理，对《元史》原有的各种错误缺点做了大量的修订、改正、补充和调整的工作，把新旧史料重新汇编组织为一部比较系统严密的专书。其较重要的增补，如新加《序纪》一篇，补充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之事甚详。对于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特立《韩林儿传》做有系统的记载，并增补了许多重要史实。列传部分新增了许多人物，如蒙古时期帖木哥斡赤斤、忽都虎、阿里不哥，元朝建立以后的朱清、张瑄、旭迈杰、倒剌沙、赵天麟、郑介夫等，都是《元史》未曾立传而其人在某一方面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者。《元史》有传者，不少篇或增加了新的内容，或对史实有所订正。 《新元史》的补充修订工作进行得也不彻底，许多该做的工作也没有做。如《元史》缺《艺文志》，清代钱大昕等人曾陆续有所补撰，而《新元史》仍缺此篇，未予补全。除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已尽量采用外，其他已知的西方史料也未能充分利用。元代宗教发达，新书仅略为增补数人，而未能详叙也里可温和回回等教的事迹。修订补充时多直录旧作原文，剪截拼合，未能融会贯通，连成一气，因此全书笔调不大一致。有些译名纷歧，令人难以辨别。《新元史》取材未出旧学者的范围，其体例和观点一仍旧贯。作者虽入民国，仍以清代遗老自居，其立场与史学思想均相当陈旧。由于其据以修订补充《元史》的原书俱在，其史料价值反不如旧《元史》多为原始资料来得珍贵。这也是《新元史》无法取代《元史》的根本所在。 第五节 体例完备、史料充实的《明史》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全书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共计332卷。上起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下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记载了明王朝将近300年的历史。 《明史》的修撰，正式开始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完成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前后历时达60年。这项工作是在清初统 6cbb." >治者的严密监视下，由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参加修撰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和顾炎武都十分重视《明史》的修撰，黄宗羲的《明文海》482卷，《明史案》244卷，顾炎武的《皇明修文备史》40册等，都是基于修史而准备的材料。他们都不肯直接与清廷合作，不应征聘。明史馆的首任监修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就修史问题曾多次请教于顾炎武。黄宗羲后来命其子黄百家和门人万斯同参加修史。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是浙东著名历史学家，博通诸史，尤其熟悉明代典籍和掌故。他不愿做清政府的史官，既不接受官衔，也不领取薪俸，只是以布衣身分参加修撰明史。他先馆于徐元文家，后又受聘于王鸿绪。几任监修与总裁均十分倚重他。凡史馆纂修的稿件都送他审阅改定，虽无总裁之名，实操总裁之权，手定史稿不下500卷，于《明史》修撰出力最大。《明史》曾经几次删改审定，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初稿为416卷。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王鸿绪删定列传稿205卷，雍正元年又连同删定的纪、志、表等，合成310卷《明史稿》进呈朝廷，并以“横云山人”名义刊印行世。后又经修订改编，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刊行最后的定稿本。这时的总裁为张廷玉，《明史》遂题其名。>.. 《明史》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论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原始资料十分丰富。由于有著名历史学家万斯同的精心结撰和审核把关，《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所载多引录原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它对材料的整理考订和取舍采择是比较客观审慎的。凡异说分歧难定是非者，则采取存疑互见的方法，留待后人自定。例如关于韩林儿之死，传中异说并存，不下定论。 《明史》内容比较完整，编排比较严密。对明代将近300年间的历史大事都有简明扼要的记叙。针对明代的社会实际，其体例也有些不同于前代正史或有关史籍的地方。建文帝、景泰帝两朝，《明实录》列为附录，《明史》则列入本纪。《历志》中内容复杂的部分附有简便易明的图表，为前史所未见。《艺文志》仅著录明代的撰述，虽不能了解旧有书籍的流传存佚情况，而于明代的著述则有更为清晰完整的反映。《七卿表》为《明史》所新创。明代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左右丞相而分权于六部，于是六部权重。都察院职掌纠察百官，也权力较大。七卿就是指六部尚书和都御史。《七卿表》的创设反映了明代政治的实际。列传中专门设立了《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突出记述了明代主要的社会问题。《阉党传》反映了宦官专制的政治腐败情形。所谓“流贼”则是对推翻明朝统治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诬称，虽然立场不对，但叙事简明，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土司传》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部分，记载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保存了反映古代民族关系的珍贵史料。对于明代赖以维系其统治的诏狱厂卫，《刑法志》中也有细致的记述。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明史》也有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社会经济的毛病，特别是有关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的记载很少。内容上也有缺略之处，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外闻名的大事，有重要历史影响，《明史》的记载却十分简略。有关清朝先世兴起的历史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如女真族建州部、奴儿干都司等，因碍于清朝文网密布，经史官一删再删，因而余下的记载零碎分散，隐约难详，是一个重要的缺陷。另外，《明史》宣扬封建纲常名教、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观点也是十分露骨的。 第六节 时势易而立场旧的《清史稿》 《清史稿》，赵尔巽等撰。全书529卷(初印本为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35卷(初印本为142卷)，表53卷，传316卷。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全面而详细地记叙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等，是一部纪传体的大型清史著作，也是一部未能正式定稿即仓促付印的史书。 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被迫退位。1914年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为总纂。1919年缪氏去世，由柯劭忞继任。其下设有纂修、协修及征访等职，参与撰史的学者达八九十人。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经费不足，纂修工作进展迟滞，始终难于定稿成书。后来慑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北洋军阀支持下，由袁金铠主持刊印，金梁任校勘，于1927年将未定之稿匆忙付印。 《清史稿》所依据的史料不少。举要而言，《清实录》、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朱寿朋《光绪东华录》以及《宣统政纪》等书是撰写本纪的依据。《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文献通考》以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等书是撰写志的依据。《清史列传》、《耆南类征》、《碑传集》、《续碑传集》以及各家论文集等书是撰写列传的依据。这些当年修史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今天大多还完整保存着，可与《清史稿》互相参照阅读。比较而言，《清史稿》毕竟经过整理提炼，最为简括扼要。 由于集中整理了清代的重要史料，《清史稿》至今是研究或学习清史的基本参考书。但是，其错误和缺点也十分严重。本书虽然修撰于民国年间，但其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复辟思想十分严重，顽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的腐朽统治时加美化赞颂或粉饰回护，而对反清人物和史事则一概加以贬斥，如凡明代后裔及遗民举兵抗清的，书中均称为“贼寇”，甚至民族英雄郑成功也被称为“海寇”。尤其肆意诋毁辛亥革命和农民起义，把武昌起义诬蔑为“革命党谋乱”和“兵匪构变”，攻击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说“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清朝遗臣死于民国初年的，书中均只写甲子，不用民国纪年，其立场观点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清史稿》另一严重缺陷为昧于世界发展大势，孤立片面地讲史，它主要只是概括利用了反映官方立场的清代国史馆的部分资料，由于时局动荡，没有充分利用十分丰富的其他资料。全书受编撰者顽固守旧的政治立场和狭隘眼光的限制，对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国内进步势力的蓬勃兴起一概视而不见，不作反映。对于清朝统治集团的先世事迹也尽量隐讳不书，损坏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至于记事重复错乱、前后失于照应等技术性问题，书中更是所在多有，难以逐一列举。 该书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是其体例能不受旧史成规的限制，适应清朝社会的发展情况，增添了新的例目。如《交通志》、《邦交志》就是过去各史所没有的。《交通志》还包括了清末出现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新的事物。《选举志》中列“新选举”一篇，也是适应时代特点新增的篇目。书中的各项大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也编得切于实用，方便查检。《清史稿》 5c31." >就其各部分分析而言，志和表较有用，本纪简略，列传最差。 《清史稿》于1927年8月开始付印，1928年夏全部印成，共印1100部。史馆中人发现印成之书与原稿多有不符，原来是付印前为金梁私下偷改。大致说来偷改的列传时间上以光绪、宣统两朝为多，内容上以《儒林》、《文苑》为多。尤其重要的是对张勋、康有为二人，史馆原定暂不立传，金梁却将二人的传记底稿合为一卷，编为列传卷260，并将张彪之事附于张勋传之后，而将原置于本卷的劳乃宣、沈曾植传合并到前一卷中。又《艺文志序》被删节割裂，颇失原意。史馆发现问题以后，就其中较重要者进行了抽换，并改正了卷首的职名表，删去金梁私撰的《校刻记》，使窃改bbr>问题稍得纠正。但是金梁已先将印成之书偷运400部至沈阳，《清史稿》于是有关内本与关外本的区别。后来金梁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伪满国的卵翼下，依据关外本重印此书，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人的传记，删去《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减少七卷，这就是关外二次本。以上是《清史稿》旧有三个版本的由来。因为关外二次本列传内容较多，中华书局校点此书时，就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附注他本异文，出版了目前比较完善又便于阅读的新版本。 附：二十五史概况表(附清史稿)
各史名称修撰者总卷数分卷情况备注
本纪书志表世家列传其他
史记西汉司马迁130128103070
汉书东汉班固10012108 70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1201030 80
三国志西晋陈寿654 61 以上唐以前合称三史
晋书唐房玄龄等1301020 70载记30
宋书南朝梁沈约1001030 60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59811 40
梁书唐姚思廉566 50
陈书唐姚思廉366 30
魏书北齐魏收1301420 96
北齐书唐李百药508 42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508 42
隋书唐魏征等85530 50
南史唐李延寿8010 70 以上唐代称十三史
北史唐李延寿10012 88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2002030 150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225105015 150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1506112 77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7412 世家年谱11045四夷附录3、考3
宋史元脱脱等4964716232 225 以上除《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宋代称十七史。 以上除《旧唐书》《旧五代史》外，明代称二十一史。 以上除《新元史》外，清代钦定二十四史史。 民国初年加《新元史》称二十五史。
辽史元脱脱等11630328 45国语解1
金史元脱脱等13519394 73
元史明宋濂等21047588 97
新元史民国柯劭忞25726707 154
明史清张廷玉等332247513 220
清史稿民国赵尔巽等5292513553 316
9９ｌiｂ. 第一节 最早的编年史《春秋》 《春秋》本来是上古时期各国官修历史通用的名称。甲骨文时代，一年只有春秋两季。后来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了，但是朝廷大事还是在春秋二季进行，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春秋二季。史官记载一年到头的国家大事，也就把国史称做是《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说法，就是指周朝及?燕、宋、齐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后来各国的史书都失传了，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至今，于是《春秋》便成了鲁国国史的专称。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开门授徒，把文化典籍教给平民百姓的人，他教学生有六门必修的功课，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所谓“六艺”。历史是六门必修课中的一门，孔子以鲁国官修的《春秋》作为教材，所以，《春秋》成了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古时候文字只能刻写在甲骨、金石或竹简上，传播极其困难。靠着孔子门下一代又一代学生的艰苦努力..，鲁《春秋》才能够在民间流传下来。 《春秋》一书，现存16000多字，记载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从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480年这242年间的历史大事。后世因此把这242年称做是春秋时代。 《春秋》是一部信史，也就是说，书中的历史材料是真实可靠的。比如鲁国发生的34次日食，有33次为现代科学方法的精密推算所证实是可靠的。《春秋》的记事，有许多可以和后世陆续出土的文物古籍相印证。《春秋》是鲁国官修的史书，采用鲁国的纪年，但所记内容并不局限于鲁国本身的历史，而是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大事。除了《尚书》中保存的若干上古文献而外，《春秋》是我国唯一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关于秦代以前历史的史书，它的史料价值是十分珍贵的。 《春秋》的记事十分简略，它基本上是一条记一件事，多数是只有简单几个字，就像只记一个标题。它最长的一条也不过40多字，而最短的一条就只有一个字，如隐公八年所记：“螟”。这样简古的记载，人们无法了解事情的详细具体情况。要想学习历史，就要依靠年纪大而熟悉历史大事的人来讲授，由他们对《春秋》的简略记载做出比较详细的叙述和说明。这就有了“传”。所谓“传”就是注释说明的意思。现在流传下来的传有三种：《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它们合起来就叫作《春秋》三传。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个作用，一是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二是把劝善惩恶的用意包含在历史记载中。其实，从古到今，任何文字写作都带有一定的褒贬和感情色彩，只是上古时代由于文字繁难和书写工具及物质条件不同，史官只能以最精练的文字来记事，自然对斟酌文字更注意些。后代某些经学家在讲习历史的过程中，对文字的劝惩作用推敲得过了头，牵强附会地弄出许多“一字褒贬”、“微言大义”来，说什么一字之褒比教你做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当作罪犯砍了头还耻辱，夸大其词地在史书的字里行间咬文嚼字，结果越讲越烦琐，越讲越离奇。《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是专门讲求《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因此，这两种书都没有什么史料价值，算不上是真正的史书，我们可以放开它们不讲。《左传》则以叙事为主，它记事详细具体，文笔简炼生动，既是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第二节 记事翔实、文笔优美的《左传》 《左传》原来名叫《左氏春秋》，它和《春秋》本是各自单行的两部书，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不一样。《公羊传》、《谷梁传》是附属于《春秋》经的，以经文和传文排比在一起。《左氏春秋》原是独立成书的，虽然汉代著名学者刘歆非常重视引用它来解释《春秋》经，把书名称做《春秋左氏传》，但是经和传还是各自分开的。直到晋代杜预编撰《春秋经传集解》，这才把传文分年附在经文后面，一段经文，一段传文，变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形式(图18)。
//..plate.pic/plate_170106_1.jpg" /> 图18 《春秋经传》，宋刻本 《左传》的记事时间，和《春秋》大体一致而又略有超出，也主要是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一段12公时期，不过，它追记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比《春秋》早83年；它按年记事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也比《春秋》多13年。和《春秋》的流水账式的简略记载相比，《左传》的记事是十分丰富而具体的，它有记言，有记行，有细节描写，有扼要概述，有追述，有附述，还有分析，有评论，是体制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左传》在广泛采集各种古史旧闻、公私记载的基础上，斟酌取舍，系统而详细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许多事件，是研究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春秋》因记载简略，许多地方不容易看懂，读起来也比较枯燥呆板，乏味得很。《左传》就不同，它记事翔实，文笔优美，以丰富的史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生动具体，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yan烟〕。”前后只有九个字；到了《左传》里面，则是一篇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如果没有《左传》的记叙，就很难了解这件事的具体情形。《春秋》里许多记事不明的地方，都依赖《左传》的补充和说明，后人才得以了解。东汉桓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了《左传》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左传》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以叙事为主要方式，对《春秋》所记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地做了注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左传》的翔实记载，《春秋》的价值就会大大下降。《左传》还记叙了许多《春秋》所没有记载的史事。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是以晋楚两大国的争霸为中心，但是，《春秋》对于两国的逐步强大以至争霸的发展过程完全没有讲到，《左传》则有详细具体的记叙。例如城濮、邲〔bi必〕、鄢陵三大战役的胜负是晋楚两国盛衰转变的关键，《春秋》虽记有其事，但没有讲到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左传》就记其始末非常细致周详，故事性很强。如果没有《左传》，读者对这三大战役也将无从理解。 《左传》因史料价值极高而受到人们重视，同时它的文学成就和语言技巧也是很高的。作者既善于突 51fa." >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用简括的语句把复杂纷繁的事件描述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描写战争，往往写得脉络分明，有声有色，又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通过精彩的细节和内心描写，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春秋各国的外交活动频繁，使臣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安危，因此非常重视外交辞令。《左传》对此有生动的记叙。许多对话，委婉含蓄，外柔内刚，意味深长，看起来文质彬彬，只是从容不迫地慢慢讲来，骨子里却透着坚强，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这固然是当时政治风尚如此，《左传》作者记叙时的锤炼加工也是少不了的。《左传》书中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例如曹刿〔gui贵〕论战、齐桓公伐楚、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介之推不言禄、弦高犒秦师、楚归晋知罃〔ying英〕等，都文笔优美，情节动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讨论得很多，意见也很分歧。按照司马迁 href='9038/im'>《史记》的说法，《左氏春秋》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大意是：“说话乖巧，待人巴结，十足的恭顺讨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对人的怨恨掩藏起来和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左丘明是孔子十分推重的同时代人，或许比孔子年纪略微大一些。《左传》书中有不少文字证据可以说明作者是鲁国人，例如多处以“我”字作为鲁国的代称，对于鲁公只称公，对于鲁大夫前面不写“鲁”等。从书的内容来分析，《左传》各部分的内容很不平衡，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后期中以襄公、昭公时期为最详，两公在位时间共63年，不过为春秋时期的1/4，而记叙内容几.９9lｉｂ?乎占到全书的一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左传》对于作者当世能够耳闻目睹的史事记叙得周详一些，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时间距离太近的事，作者不便多所评说，因此，定公、哀公时事也相对简略一些。另外，因为是同时代人著书，其对孔子、对《春秋》的态度都要相对独立和自由一些，作者有自己的斟酌取舍和独立见解。这和尊奉孔子为圣人、尊奉《春秋》为经典的后人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左传》同《春秋》经的关系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左传》最初的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君子左丘明，在传授讲习的漫长过程中，后人对该书陆续有所增加、补充和修订，最后写定成书则可能在战国前期。 先秦时期的著作很少有成于一人之手的，多数都有一个纂辑的过程，《左传》也是这样。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对于《左传》书中的史料也要做些分析和鉴别。大致讲来，文字比较简洁平易，而且详记年时月日的，应是当时史官的记载，其史料价值最高。其次是一般的记事文字，包括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往往没有记载详细的时间。它们多半出自各国私人记录，其中有史事，有传说，多半还是可信的。少数是后人插入的，那就要分析了。再有就是一些长篇大论的文章，文字比较浮夸铺张，喜欢用数目字，喜欢排比句，很像战国时期的文章风格。引用这样一些史料来说明问题就要审慎一些，最好能参考其他资料做必要的考订。 《左传》书中卜筮〔shi是〕预言很多，而且往往都很灵验，这些都是后人造假附会出来的，也是《左传》曾经后人改窜的有力证据。说中了的预言，其史事应当是造假的人所>?亲身经历过；而少数没有说中的预言，则是历史发展出于造假附会的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没有见到后来发生的事。今天不少学者正是根据《左传》书中预言的验与不验，对《左传》写定成书的时间提出了有力的分析论断。 《左传》由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很受后人重视，历来为它作注的人不少。比较通行的注释本是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是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注释本(图19)。中华书局近年出版了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作者在广泛吸取古今中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做了全面详细的注释，带有一定的总结性。青年同志如果阅读此书有困难，还可以参考沈玉成的《左传译文》，他是根据杨伯峻的注来翻译原文，译文准确，读起来比较顺畅。把《左传》全书译成白话，这是第一部。 第三节 《汉纪》和《后汉纪》 先秦时期的史书基本上都是编年体。自西汉司马迁 href='9038/im'>《史记》问世创立了纪传体之后，班固以后的史学家纷纷模仿其体例。纪传体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史通·二体篇》)。它体例完备，记叙全面，包罗宏富，而且以本纪为纲，如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现实。因此，纪..传体取代编年体成了汉唐时期史书撰著的主流。
//..plate.pic/plate_170107_1.jpg" /> 图19 《春秋左传正义》，宋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东汉末年，汉献帝因为《汉书》篇幅太多，不便阅读，命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荀悦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开始，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用了两年多时间，将80余万字的《汉书》改编缩写为18万余字的《汉纪》。文字削减4/5，而西汉一代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等，都很有条理地记述下来了，因而得到“辞约事详”的称赞。全书30卷，按帝王先后分为12纪，而以王莽之事附于平帝纪后，共叙事231年。荀悦不仅按年月编排史事，还运用类比的方法，把同类的人或事联系起来记载，使有些人物、有些无法确定年月的史事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等，在书中得到适当的记叙。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天人之际，事物之宜”，荀悦十分重视论赞。全书“荀悦曰”近40则，长短不一，写法灵活，因事而发，不拘一格，累计约10000多字，占全书篇幅的1/18，均为荀悦的精心之作。《汉纪》组织严密，文辞简约，是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它的产生，使冷落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开始恢复了生气。 继荀悦之后，东晋人袁宏撰写的《后汉记》是又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全书30卷，约21万多字。记事自新莽元凤四年(公元17年)绿林起义始，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魏代汉为止，共204年。按帝王先后分为不同的帝纪，简明扼要地记叙了东汉一代的史事。袁宏著书态度谨严，他广泛参阅了《东观汉记》以及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张璠等人的历史著作，累计达数百卷之多。他对史事的考订和文字的斟酌一丝不苟，21万字的著作，写作了八年之久。该书记事详略适当，重点突出，语言生动，是一部优秀的东汉编年史。后来范晔撰写纪传体的《后汉书》时，充分吸收了袁宏《后汉纪》的精华。然而袁宏具有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他的史论虽多，却比较迂腐而不精彩。 此后，编年体史书再没有产生什么有影响的著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500余年。直到宋代司马光编纂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问世，才以其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巨著，取得了空前的史学成就。自 href='6042/im'>《资治通鉴》以后，编年体史书才真正占据了赫然与纪传体“正史”并列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始编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su速〕水乡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死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享年68岁。死时被追赠为“温国公”，谥号“文正”，所以后代学者称他为“司马温公”或者“司马文正公”。他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20岁中进士。以后在朝廷中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守旧派的官僚纷纷表示反对，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因政见不合，遭到排挤，后来退居洛阳，专心编写 href='6042/im'>《资治通鉴》。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应召入京，担任宰相，主持政事，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他自己也在这一年九月病死。他一生著作很多，流传至今的有《稽古录》、《涑水纪闻》、《传家集》等多种，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 href='6042/im'>《资治通鉴》。bbr>
//..plate.pic/plate_170108_1.jpg" /> 图20 href='6042/im'>《资治通鉴》，宋绍兴三年刻本 司马光从小就特别喜好史学，做官以后，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研究历史。当时读书十分困难，许多历史书籍在民间很难找到。而且，我国的历史学发展到宋代，已经是著作浩繁，光是纪传体的“正史”，篇幅就多达1500多卷。一般的读书人，一辈子都很难把这样大篇幅的历史书读完，更不要说精通了。面临北宋中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司马光希望通过编写历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历史借鉴。 早在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就曾对刘恕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转引自刘恕《通鉴外纪后叙》)到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司马光独自写成了一部八卷本的编年史，从战国写到秦二世，起名叫《通志》，进呈给宋英宗，宋英宗十分欣赏，命令司马光继续编修历代君臣事 8ff9." >迹，并且同意他自己选择助手，设立书局，允许他借用皇家藏书，还赏赐给笔墨缯帛等。宋神宗即位(公元1067年)，司马光进读《通志》，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为这部书写了篇序言，并把书名改定为 href='6042/im'>《资治通鉴》，鼓励他继续写完这部书。在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下， href='6042/im'>《资治通鉴》进入了集体编修的新阶段。９９lｉｂ? 第二节 出色的编写集体，精密的组织程序 司马光编写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先后有刘恕、刘攽〔ban班〕、范祖禹。 成立书局时，司马光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刘恕。刘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人，进士出身。他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最为熟悉，考证问题也最精细。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刘恕进书局时只有35岁。除了司马光外，他对《通鉴》的编写出力最多，贡献也最大。不仅全书的讨论，体例的制定，很多都采纳刘恕的意见，而且，凡是史事复杂纷繁的也都交给刘恕。刘恕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起草工作，五代十国时期的起草工作也曾交给他做。遗憾的是，他47岁时就病死了。刘恕著有《十国纪年》、《通鉴外纪》等。 刘攽(公元1022—1088年)，字贡父，临江新喻人，进士出身。曾做了20多年的州县地方官。刘攽著有《东汉刊误》，后来又与其兄刘敞、其侄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是一位汉史专家。他进书局时44岁，主要负责两汉部分的起草工作。他在书局只呆了五年。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因反对变法，刘攽被贬斥到外地。这一年6月，书局又来了一个范祖禹。 范祖禹(公元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出身。他进书局时才30岁，是年纪最轻、在书局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他聪明好学，思路敏捷，会写文章。在参加编写《通鉴》的15年里，范祖禹专心致志，主要负责唐代部分的起草工作。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书局迁到洛阳，第二年范祖禹也到了洛阳。此后他一直跟司马光在一起，成为司马光的主要助手。在 href='6042/im'>《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他自撰《唐鉴》一.书，以博洽闻名于世，当时人因此把范祖禹称做“《唐鉴》公”。 人员选配得当，分工能发挥所长，这是 href='6042/im'>《资治通鉴》能编写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光为《通鉴》制定了严密的编写程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作丛目、修长编和删改定稿三个步骤。作丛目就是编写提纲和汇集资料。要求广泛搜集各种历史资料，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标明事目，排比资料。各种史料，不论是官修正史还是私人著作，是传记小说还是诸人文集，凡是关涉时事的，都要依年月日附注在丛目中。日不清楚的按月，月不清楚的按年，年也无法确定的，就根据所关涉的内容附在有关事目的开头和结尾。司马光非常重视资料的详备，他曾说：“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资料不搜集齐，就不能开始做下一步修长编的工作。修长编就是初步整理有关资料写出初稿。修长编时要把事目下排比的有关各种资料全部找出来检阅一遍，经过分析鉴别，筛选取舍，然后写定成文。编写的原则是，事情相同只是文字不同的，就选择明白详备的一种记下来；彼此互有详略的，就取长补短，综合整理，重新写定，如果彼此年月和事迹都互相矛盾，那就选择一种证据分明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法写入正文，而把其余的不同说法附注在下边，同时讲清楚所以取此舍彼的原因。司马光主张对史料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其处理史料的方法是审慎谨严的。他曾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他还说：“大抵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这是他对助手们叮咛再三的事情。现存一份司马光 href='6042/im'>《资治通鉴》手稿，这份残稿记载的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32年)的大事提纲，字迹工整，一丝不苟。它说明了司马光治学态度的谨严，也说明司马光在总揽全书提纲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后一个编写步骤是考订异同，删改定稿。这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工作量也相当可观。据史料记载，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一书的唐纪长编，篇幅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四年时间，才把它删定为81卷。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字)笔削。”可见最后删改定稿，完全是由司马光总其大成的。>?. 司马光从治平三年奉命编写《通鉴》，每写完一代，就送给朝廷一部分，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全书完成，前后共用了19年。如果从司马光立意著述算起，前后共有30年时间。《通鉴》一书，凝聚了司马光的毕生心血。他的重要助手刘恕、范祖禹，也把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献给了这部历史巨著。 href='6042/im'>《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韩、魏、赵为诸侯写起。刘恕曾经问过司马光：“你的书不从上古或者尧舜时代写起，这是为什么？”司马光说：“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刘恕又问：“为什么不接着《春秋》往下写呢？”司马光说：“经不可续也。”(转引自刘恕《通鉴外纪后序》)这一番问答，充分表现了司马光尊经崇圣的儒家思想。他选择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开头，是因为三家分晋标志着周天子王权的衰落，周王朝的统治确实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由于韩、魏、赵独立为诸侯，历史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司马光既表现了维护封建王权的守旧思想，又表现了敏锐的历史眼光。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下限止于五代末年，是因为宋代自有国史，司马光是宋代人，他不便脱离国史另讲一套。.９９lib. 第三节 《通鉴》的巨大成就与深远影响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贡献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凡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图书资料，他们都尽量找来参考。据有关学者考证，《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多达300多家。在他们参考引用的大量图书史籍中，不少是今天已经散失或亡佚不存的。正是由于《通鉴》的引用，才保存了其中若干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唐人柳芳撰有《唐历》40卷，记叙了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历史。司马光以它为根据来考订史料真伪，因此，《通鉴考异》中有100多条征引了《唐历》。可以说，这部原书已经失传的史籍，实际上还保存在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中。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有类似的情形。除了以官修的正史和实录为主而外，司马光敢于突破传统史学的狭小眼界，以客观征实的精神，博采兼收保存在民间的各种资料，表现了卓越的识鉴和非凡的勇气，这是《通鉴》所以能够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重要原因，也是《通鉴》比别的书记事更加翔实可靠的依据。《通鉴》还继承了 href='9038/im'>《史记》略古详今的优良传统，越往后，记事越详细。其史料价值也是后大于前。因为越往后，存世的史料越丰富，考订取舍编写定稿也就越困难。据近代学者章炳麟研究，《通鉴》西汉部分全采 href='9038/im'>《史记》、《汉书》，东汉部分十之七八取自《后汉书》，魏晋至隋采自正史的资料也有十之六七，唐代采自正史的资料还不到一半。正是因为《通鉴》唐代部分的史料价值很高，所以，它能和《新唐书》、《旧唐书》鼎足而三，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不能不读《通鉴》。 自著“考异”，说明取舍，这是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一个创造。 href='6042/im'>《资治通鉴》参考和采用的材料非常丰富，有时记叙一件事，要参阅四五种乃至更多的不同记载。那么，怎样考订真伪异同，怎样决定取舍呢？以前的史学家只是自定取舍，并不说明依据和理由，使后人往往无法考查。作风谨严的司马光则不同，为了说明各种资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以及辨别是非决定取舍的理由和依据，他把这些考订成果综合整理成一部《通鉴考异》。司马光自著《考异》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对后来的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尊重历史，不诬事实，是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优于某些正史的地方。在司马光以前，许多人倡导正闰论，人为地把分裂割据时代同时存在的政权区分出正统与非正统来。司马光根据历史实际，批驳了正闰论的虚妄不实，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之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这种据实写史的态度，使 href='6042/im'>《资治通鉴》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为使最高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鉴》一书比较偏重于政治史。对于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好坏，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忠奸等，《通鉴》写得很多。对许多有作为的皇帝的丰功伟绩，《通鉴》写得很详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通鉴》也揭露了一些封建帝王荒淫无耻、残忍暴虐、误国害民的罪恶事实，有些地方写得相当生动具体，淋漓尽致。这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正史中是不易读到的。《通鉴》对历次农民起义的爆发、经过情形、起义的领袖人物等，往往也有比较客观翔实的记载。拿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通鉴》的记载就比新旧《唐书》的记载要翔实可靠得多，比较客观地再现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生动画面。司马光虽然是站在“讨贼”的立场上来记述农民起义，却如实写出了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唐王朝惊恐不知所措的情状，如“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黄巢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如此生动写实的记载，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讲，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通鉴》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能够注意揭露某些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丧权辱国甘当儿皇帝的罪行等。对劳动人民反抗异族侵扰的斗争，《通鉴》也有不少记述。上述所有这些，都说明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是十分宝贵的。藏书网 熔铸百家，言简事明，是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而且是集体编纂的，但由于司马光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语言的锤炼，都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亲自删削定稿，总其大成，因此，最后成书时，使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文笔的各种史料熔于一炉，浑然一体，有熔铸百家之功，得深入浅出之妙，繁简适宜，体例统一，前后如出一手。 href='6042/im'>《 8d44." >资治通鉴》的成功，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在《通鉴》问世之前，纪传体的正史已有17部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巨制，文字浩繁。 href='6042/im'>《资治通鉴》则文字简洁，叙事详明。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说：“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通鉴》记事虽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也无不摘要记载。《通鉴》写战争是很有名的，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写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战来说，魏、蜀、吴三国包括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周瑜、黄盖等文臣武将，先后有几十个人物登场。这些人的有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纪、传之中，分散割裂，难以理清头绪。《通鉴》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经过剪裁润色、锤炼加工，不仅把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局讲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而且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仅是史学名篇，而且是文学名篇。各种战争，不论大小，《通鉴》都能写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通鉴》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宝贵资料。９9ｌｉｂ. 《通鉴》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书中有些论赞立论偏颇，反映了司马光保守的政治观点。如《通鉴》卷一第一篇论赞，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对周天子容忍三家分晋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其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观点十分鲜明。有些论赞中，司马光还借古讽今，发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如关于智伯灭亡之事，他发表了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借以暗示宋代主张变法的人都是有才无德之人。对于这样一些出自政治偏见的论赞，我们必须分析批判地对待。《通鉴》在纪年方法上也有缺点。司马光虽然否定了正闰论，声称只是借年号以记事，但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以一朝一国的年号，记叙几朝几国的事迹，总是不科学的，难以回避实际存在的主从尊卑问题。另外，一年当中先后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年号纪年。这样的纪年方法，既不能如实地反映年号起迄的准确时间，又造成了用后朝年号记叙前朝事迹的矛盾情况。读史的人稍不留心，就会把史实张冠李戴。《通鉴》全书的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在记载史实上，也存在某些疏漏和错误。后代一些学者，曾做过批评、订正和补充。 href='6042/im'>《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为它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周密详明，它把《通鉴考异》分别附于有关正文之下，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鉴》的刻本，旧以清代嘉庆年间胡克家校刻的附有胡三省《音注》的版本为最好。中华书局出版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就是以它作为底本，组织有关专家标点整理而成，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成功，使编年体史书又重振旗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后代许多史书不仅沿用《通鉴》的体例，而且直接以“续通鉴”为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图21)，详细记载了北宋九朝168年的史实。其次，还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这三部书都写成于南宋初年，是关于北宋历史的资料宝库。明人薛应旂〔qi奇〕的《宋元资治通鉴》，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以及清人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都是关于宋元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只是三种书均成就不高，而以徐乾学的《后编》略胜一筹。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在前人基础上纂辑增补，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可观成就。它直录史书旧文，以编年形式有条理地叙述了宋元时期的主要史实，而且自撰《考异》，甄别史料。明末清初人谈迁的《国榷》是明代的编年史，可惜清代时被列为禁书，所以多有散失。清人陈鹤的《明纪》过于简略，不便于初学。夏燮〔xie泻〕的《明通鉴》详略较为适中，观点则较旧。这样，以司马光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为开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在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之外，形成一个并驾齐驱的独立的新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
//..plate.pic/plate_170110_1.jpg" /> 图21 《续资治通鉴长编》，清爱日精庐活字印本 第一节 融会贯通、另谋新编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图22)的作者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生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卒于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享年75岁。进士出身，一生没有做过很大的官，是一个为人正直关心民生疾苦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他自幼好学，平时爱读 href='6042/im'>《资治通鉴》，有一定的史学修养。关于他编撰《通鉴纪事本末》的情形，史书记载得非常简单，只是说：“枢常喜诵司马光 href='6042/im'>《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宋史》卷三八九)袁枢的实际工作是将300多万字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打散了重编，按照依事立目的原则，把有关文字资料抄录编在一起，不仅史实材料完全取自原书，而且文字也是一字不改地完全照录，最后汇列为239个事目，每一事目按时间顺序作有头有尾的详细叙述。在分立事目确定标题上，袁枢花费了很大力气。清代四库馆臣曾评价说：“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其后如陈邦瞻、谷应泰等，递有沿仿，而包括条贯，不漏不冗，则皆出是书下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没有对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像这样独出心裁地另谋新编是根本不可能的。全书每一事目的标题都能做到统括全篇大旨，言简意赅，字含褒贬，从而进一步提炼和深化了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主题。
//..plate.pic/plate_170111_1.jpg" /> 图22 《通鉴纪事本末》，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本 《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分目立题的大致情况是：战国和秦分为《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等三目，两汉时期分为《高帝灭楚》至《袁绍讨公孙》等43目，魏晋时期分为《曹氏篡汉》至《魏灭仇池》等62目，南北朝时期分为《刘裕篡晋》至《隋灭陈》等43目，隋唐时期分为《隋易太子》至《朱温取淄青》等65目，五代时期分为《朱温篡唐》至《世宗征淮南》等23目。 袁枢对 href='6042/im'>《资治通鉴》的改编，是一项很重要很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发明。由于他的贡献，传统史书增加了一种新的体裁：纪事本.９9ｌib?末体。纪事本末体的主要优点，是以事件为中心，标题立目，然后作有系统的叙述，内容集中，简明扼要。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经过始末，通过这种记叙，可以使人一目了然。既可避免纪传体史书的重复矛盾，又可避免编年体史书的散碎割裂。这种体裁的史书易读易记，对初学者是十分方便的。但是，由于它是依事立目，只能抽取全部历史中的某些方面作有系统的叙述，无法对整个历史的全貌和各个方面都作周密详明的全面反映，因此，在保存史料方面，在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方面，它反而不如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容量大和包罗宏富。三种基本的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互有短长，谁也不能代替谁。 由于《通鉴纪事本末》完全是抄辑司马光之书而成，而且依事立目，材料更集中了，因此，凡 href='6042/im'>《资治通鉴》存在的史学观点问题，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都暴露得更集中更突出。例如大汉族主义、敌视农民起义、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等。由于体例的限制，《通鉴纪事本末》舍弃了许多无法包括在一定事目中的史料，因此，使《通鉴》原本存在的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的毛病也更突出了。 第二节 《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 《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出于一人之手。作者陈邦瞻，字德远，明代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进士出身，曾担任过兵部左侍郎等官职。在陈邦瞻之前，有冯琦起草的《宋史纪事本末》和沈越编录的《事纪》，都是用纪事本末体裁记叙宋代历史，这两部书都没有完成。经人倡议，陈邦瞻将冯琦和沈越的藏书网书加以增订，合为一编，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604年)着手编撰，大约历时一年左右，全书完成。共有109个事目，约60万字。《宋史纪事本末》刊行以后，陈邦瞻又用一年左右时间，写完了《元史纪事本末》初稿，由臧懋〔mao茂〕循参加订补。臧懋循主要补写了一篇《律令之定》。全书有27个事目，约10万字。书前《凡例》说明，以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宋朝灭亡以前之事归入宋编，朱元璋起兵以后之事列于明史，所以《元史纪事本末》内容比较简略。 《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在取材上主要参考了明代官修的《续通鉴纲目》和理学家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因此思想观点比较陈旧落后，其仇视农民起义、反对变法革新、崇尚理学、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等消极倾向比较严重。但是，这两部书记述了宋元两代历史的大概轮廓和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了解宋元时期的历史，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选题立目和组织编纂上，作者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元代官修的《宋史》有500卷之多，关于宋代的几部著名史籍都文字浩繁。官修的《元史》也比较杂乱，因此，初学者无不感到十分困难。陈邦瞻的这两部书，以较少的篇幅，按历史事件立目，把大量的史料加以剪裁、整理和集中，确实表现出纪事本末体那种“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的特色，叙事条理分明，易于掌握。两书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对于宋元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辽、夏、金和吐蕃、广源等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有概括的叙述。关于典章制度、营田治河、学校科举、礼乐封祀、天文历法、学术宗教等，也都有专篇记载。重大的农民起义，例如宋代提出“均贫富”口号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利用宗教组织发动的王则和方腊起义，还有钟相、杨幺起义，以及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等，书中也都有专篇叙述。至于民族矛盾和战争问题；对于守土卫国、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忠勇之士，如宋代的寇准、李纲、种〔g崇〕师道、宗泽、岳飞、陈亮等，都持>?９9lib.表彰肯定的态度；对于侵略扩张的行为，例如元世祖对日本与占城等地的用兵等，则持否定态度。另外，由于成于一人之手，两书的叙事得以衔接，互相照应，很像一部书的上下编。 崇祯年间，江苏太仓的文学名士张溥为这两部书逐篇撰写史论，附于正文之后，并重新刊版，改成以篇为卷。后来流传较广的许多版本就是根据张溥改编本刊刻的。中华书局近年印行了这两部书的标点本，改正了旧本的一些脱误，较便于阅读。 清代光绪年藏书网间，李铭汉、李于锴父子二人编撰《续通鉴纪事本末》，共110卷。于陈邦瞻的两部书之外，增补史实较多，特别是辽、夏、金部分，可以和上述两部书参看。 第三节 《明史纪事本末》及其他 《明史纪事本末》，清初谷应泰主编，全书80卷，沿用纪事本末体记述明代历史，始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朱元璋起兵，终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主编谷应泰，字赓虞，号霖仓，直隶顺天府丰润县(今河北丰润)人。进士出身。顺治十三年(公元1657年)出任浙江提督学政，设书舍于西湖畔，题名“谷霖仓著书处”，邀集两浙名士，着手编纂明史。顺治十五年(公元1659年)冬，书成刊行。过去流行一些说法，有说此书是谷应泰重金购买张岱所辑《石匮藏书》改编而成的，有说是攘窃谈迁《国榷》而成的，还有说是徐倬感激谷应泰的提拔而报赠的。这些说法都是传说猜测之词，缺乏事实根据。古代官僚著书，多有自任主编而由别人执笔者。《明史纪事本末》内容充实，藏书网结构精密，显然不是一个公务繁忙的大官僚以两年公余空闲时间所能完成的。但是，全书体例周密，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应有谷应泰作为主编的功力与辛劳在内。 谷应泰主持编纂《明史纪事本末》时，正是清代初年纷乱未定之时，官修《明史》尚未开始修纂，时代野史材料遗留很多，谷应泰能够广泛网罗采集。除参考张岱《石匮藏书》、谈迁《国榷》外，像高岱《鸿猷录》、范景文《昭代武功编》等，也多所取材。至于崇祯朝的史实，其史料价值十分珍贵。由于本书史料多有出于官修《明史》之外者，所以评价也比《宋史纪事本末》为高。 《明史纪事本末》虽有封建官僚的思想烙印，但它以简明的文笔，概括了有明一代的史实，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明朝断代史。80个专题，提纲挈〔qie怯〕领，较完整地记叙了明代从开国到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书中有15个专题之多，从前期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yun匀〕阳流民，中期河北、蜀中、江西，以至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明代宦官专权，皇室内部手足相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等，书中都有专题反映。书中所记，既包括了明代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的基本内容，也涉及到漕运、河工、矿监、税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至于明朝末年满洲贵９９ｌｉｂ?族在东北的兴起及其与明王朝的对抗等有关史实，书中均略而不载。邵懿辰说：“通行本内缺《辽左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帅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据文献学家傅以礼的判断，这六篇晚明史事也出于谷应泰之手，原来是一部书，因为关系到朝代变迁，恐怕得罪清统治者，在刊版时才把它删略下来。傅氏后来把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六卷。清初文字之禁渐严。《明史纪事本末》缺载晚明史事，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造成的，不是写史者的疏略。全书80篇，篇末均有以骈俪文体精心结撰的论赞，流畅可诵，只是内容参差..不齐，不大精彩。 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明史纪事本末》，除原书80卷和《补遗》六卷外，更收入清初彭孙贻所藏书网撰《明朝纪事本末补编》五卷，材料齐备，最方便读者。 除了《明史纪事本末》而外，清代以纪事本末体编写的史书很多，但大多数都成就平平。为帮助读者了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概貌，现作一简单介绍。 魏源《圣武记》概括地叙述清代中叶以前的军事活动，条理比较清楚，尤其是关于镇压历次抗清起义的军事行动，虽出于官方立场，但记叙比较完整，其学术价值应该肯定。 清代早期编写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和马骕〔su肃〕的《左传事纬》，取材都以《左传》为主。高氏书以国为中心，在一国之内再定事目，每目为一卷，计53卷。马氏书则大略以时间先后为次，共分20卷108目。从编纂上讲，两书相比较，后者略优于前者。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对南明的史事作比较集中的叙述是其可取之处。清代晚期，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以及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都取以篇为卷的形式，对辽、金、西夏的史事，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 从袁枢创制《通鉴纪事本末》以来，纪事本末体史书代有续作，逐渐形成从上古直到清代的一套完整系列，俨然与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鼎足而三。但是，其中多数是依据某一部或两部原书加以改编的，只有少数是自己采集史料从头编纂的，因此，其史料价值应当分别评价。其在传统史书编纂学中的地位，主要是新增加了一种较便于初学的体裁形式。 第一节 第一部综贯古今的政书——《通典》 我国现存最早的政书，是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四库全书》中，以《通典》为典志体政书之首。 作者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先辈世代为官，他也一生做官，曾任淮南节度使，又多年担任运输、盐铁等经济方面的官职，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当宰相，元和初年封为岐国公。在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朝为官，政务繁忙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生勤奋好学，常常手不释卷，秉9９ｌｉｂ?灯著述，积30多年心血写成《通典》。此外还有《理财要诀》、《管氏指略》等著作。 《通典》共200卷，是第一部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袭变革的通史。从传说中的唐虞到唐朝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典章制度的历史总结。 据历史记载，唐初刘知几(字子玄)的儿子刘秩，曾编过一部《政典》共30卷，此书采集众书，按《周书》六官的职责，分门别类编纂而成，很为当时人称赞。杜佑读后觉得不够详尽，决心增加门类，丰富内容，于是参以《大唐开元礼》、《乐书》等，增而广之，写成《通典》200..卷。《政典》早已亡佚，分量又大大小于《通典》，其内容当已包括在《通典》中。杜佑花30年时间纂成《通典》，可见其用功用力之深。客观上杜佑所处的环境，生活的经历，也提拱了写《通典》的条件。杜佑从地方官到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当了宰相，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熟悉的，礼、乐、兵、刑等方面的变革也是清楚的，有的还是亲自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再加上他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悉心研究，所以写出的内容翔实可靠，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正是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各种关于典章制度的分散、片断的记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系统全面地总结历代典章制度已是客观需要。杜佑潜心研究总结的目的也是为当时唐代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书中很多内容是涉及当时制度，发表个人见解的。 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部分，每部中又分若干子目。取唐以前各史中的志及有关史料，以类相从，重新组织起来，按朝代为序加以排列，溯源明流，综贯古今为一编。其中唐代的材料，取自实录、国史及有关档案公文等，内容更为丰富详尽。每类中都有序、论，表达了杜佑的见解，很多是十分精彩深刻的。如《食货》门结尾的论，就主张节用、薄敛以藏书网安民。《职官》类中他说：“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就是说：君主、官吏是治理国家的，并非是被天下百姓侍奉的。他主张简化机构，减轻人民负担，这些都是进步的体恤民情的思想。他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要变革，并在《通典》里把《食货》门放在首位，一改过去先礼乐，后食货的次序，这是以前史书中从来没有的。他还举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等作为论据，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通典》里不载天文、五行等与政治99liｂ?经济无关，又夹杂迷信的东西，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通典》问世后，因为它的经世实用，很快为人们所重视。人们评论说，有了《通典》“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李翰《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它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即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这些评论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通典》与《通鉴》，一个写制度，一个写史事，研究历史时合起来看，互相参照，相得益彰。 清代沿袭《通典》的体例，官修了《续通典》和《清朝通典》(原名《皇朝通典》以示对本朝的尊敬)。 第二节 广博会通、多所发明的《通志·二十略》 《通志》，原名《通史》。共200卷。作者郑樵(公元1104—1162年)，字渔仲，因长期在夹漈〔ji计〕山攻读著述，人称夹漈先生。南宋福建路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县)人。先辈世代为官。郑樵从小就酷爱读书，自比才气学问不下刘向、扬９９lｉｂ?雄。从16岁起即在家乡夹漈山闭门苦读，用心钻研，然后又出门远游名山大川，访古搜奇，遇到藏书家必留住借读，读尽才走，所以学识渊博。他立志要“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写成《通志》。他一生著述很多，现在除《通志》外，可考的还有《夹漈遗稿》、《尔雅注》等50多种。宋室南迁，郑樵曾抱着报国之心上书自荐，未被任用。《通志》完成后，献给皇帝，被留用作枢密院编修。终生未任高官显职，59岁去世。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赞扬司马迁，贬低班固。提出史学要广博和会通的理论。 《通志》从三皇写到隋唐，是综合历代史料的通史。体例效法 href='9038/im'>《史记》，分为本纪、列传(包括载记)、年谱和略四部分。“年谱”相当于各史的“表”，“略”相当于各史的“志”。纪传部分，史料来源于各朝正史，他把各史中的纪、传打通，按时代顺序排列，删去各史的论赞和重复的内容，个别地方有所增补，重新编排连缀成书。对于郑樵的这一做法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大量删削旧史，连缀成书，价值不大。也有人认为郑樵别出心裁，贯通古今，是继 href='9038/im'>《史记》后又一通史，虽与 href='9038/im'>《史记》不能相提并论，但也成一家之言。况且他也不是简单地照抄旧史，也有选择、删削、补充、考证的地方，不能一概否定。《通志》虽为通史，但纪、传、谱部分历来少有人读。 《通志·二十略》是郑樵一生倾注心血最多，最为得意之作，也是《通志》一书的精华所在。《二十略》中，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多源于《通典》；天文、地理、器服、艺文、校雠等多沿袭于历代史志。唯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为过去史书所没有，是郑樵首创。如《氏族略》区分姓氏由来，分为32类；《昆虫草木略》下分八类，详述草、蔬、稻果、木果、虫鱼、禽、兽的种?类，每种动、植物的性状、用途、产地等等。《二十略》中的六书、七音、艺文、校雠、金石、图谱、昆虫草木等略是有关学术和文化史方面的重要资料，比起《通典》要丰富得多，可见郑樵在这些方面比杜佑重视，且有专门研究，学有专长。他注重实践，严于考证，在写天文、地理、车舆服饰、昆虫草木、职官等略时，纠正了不少过去典籍中的错误。 《通志》虽内容丰富，卷帙浩博，主张“会通”，却只写到唐代，而回避宋代。书中也不敢像杜佑那样直抒己见，指陈利弊。所以前人说《通志》“博学而寡要”(《宋史》本传)，在“三通”中不及《通典》与《文献通考》。这和郑樵一生多隐居山林，闭门读书，脱离社会现实有关。书中虽不乏精辟之处，但多为研究书本知识所得，终不能从宏观方面提出问题９９ｌib?，解决问题。但《通志》在典章制度方面仍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 清朝时按照《通志》体例，官修有《续通志》、《清朝通志》(原名《皇朝通志》)。明清时还有把《二十略》单刻印行的，称为《通志略》。 第三节 取法《通典》后来居上的《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348卷。其自序说：书中所引用古经、史、会要、百家传记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书名为《文献通考》。 作者马端临(约公元1254—1323年)，字贵与，南宋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县)人。因《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他立传，生平事迹不详。仅从《宋元学案》、《通考》(《文献通考》简称《通考》)的《进书表》、《抄白》和《乐平县志》中保存的零星材料看，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二儿子，做过承事郎，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中漕试第一名。同年，马廷鸾因为不肯与贾似道同流合污，被迫辞职，回乐平家中闲居，马端临也随父回乡。马廷鸾做过宋朝史官，家中藏书 751a." >甚富。马端临在父亲指导下刻苦读书，南宋灭亡后更是专心整理典籍，以寄托政治上的苦闷。在父亲的影响下，30岁左右开始编写《文献通考》，经20多年努力而成书。其父在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去世，此后马端临曾短期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山长、教授等学职，培养了不少人才。《乐平县志》里写他，讲课滔滔不绝，“吐言如涌泉”，使听者每有所得。可见其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他一生主要时间都是隐居著书，50多岁写成《通考》。后来一位道士王寿衍访得此书，奏于朝廷，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刊成，可能马端临还亲见其书。藏书网 《通考》分24门，《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新立，其他19门为《通典》旧有。内容从上古起，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止。全书可以说是《通典》的扩大和续作。写书的史料，中唐以前多以《通典》为基础，作些适当的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亲自广收博采的杰作，尤其是宋代史料收集宏富，宋代的国史、会要、诸儒议论以及其父马廷鸾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等全都汇集书中，很多是《宋史》中没有的。当时《宋史》尚未成书，后来《宋史·志》多据《通考》撰成。所以《通考》在史料方面有胜于《宋史》之处。《通考》在《通典》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进步。《通考》也把《食货》置于首位，继而是政治、文化。《通典》的《礼典》占全书1/2，《通考》这部分还不足1/5，各门类的比重、布局比《通典》更加合理。《通考》的《兵考》详叙了古今兵制的沿革，纠正了《兵典》只叙兵法的偏颇。《通考》在编排上井然有序，先引诸史事实，然后是补充材料，接着是诸儒议论，马端临的议论加一“按”字，以示区别，有的还加有小注。条理非常清楚，比《通典》更便于查阅。 《通考》取法于《通典》，但又重析门类，调整布局，增补史料，考辨是非。同时还吸取《通志·二十略》的长处，增加了文化史方藏书网面的内容。《通考》集《通典》、《通志》之长，使杜佑开创的典志体史书，达到了自身形式所能容纳的完善程度。 明代王圻〔qi其〕编有《续文献通考》，比《通考》多设六个门类，史料也很丰富，特别是明代史料尤其珍贵。因为书中有涉及清王朝的记载，被清朝列为禁书，不准流布。清代官修有《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原名《皇朝文献通考》)。清末民初刘锦藻编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一直记载到清末。 唐代杜佑撰的《通典》，宋代郑樵撰的《通志》，元代马端临撰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是典志体政书中最有价值的名著。加上清朝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又称“九通”。加上刘锦藻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是所谓的“十通”。这“十通”是政书类中很重要的史书，共有2600卷，９９ｌｉb?内容广博，查阅不易。商务印书馆编有《十通索引》，有“四角号码”和“分类”两种检索方式，为我们查阅“十通”提供了方便。 第四节 专详一代典章制度的会要 按朝代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称为“会要”，也是政书类史书的重要部分。 “会要”这种体裁创始于唐代苏冕编的《会要》(从唐高祖至德宗时)，后来杨绍复、崔弦续编了唐德宗至宣宗的《续会要》。宋代王溥接着补足了宣宗以后至唐末的史实，总其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会要”，就是《唐会要》。 王溥(公元922—982年)字齐物，宋代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宋初曾做过宰相。 《唐会要》100卷，不分门类，直接分为514目，目下分条记载史实及有关事迹。细碎典故则编成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唐会要》记述了有唐一代各项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保存史料非常丰富。它比新、旧《唐书》都成书早，很多史料写《唐书》时已经散佚，多亏《 5510." >唐会要》保存了下来。9９lｉｂ. 《五代会要》30卷，也是王溥撰成。他完成《唐会要》后又收集五代史料，编成此书。《五代会要》成书在新、旧《五代史》之前，可惜它所保存的史料，未被《五代史》吸收。《五代会要》就成了研究五代时典章制度最重要，原始资料最多的书。 宋代极其重视会要的修撰，前后共修会要10次，撰成2200卷，未及刊印９9ｌiｂ.，元军灭宋，原稿北运，后来多有散佚。明朝修《永乐大典》时收入其残稿。清朝嘉庆年间，徐松主持编辑《全唐文》时，假托名义，叫人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抄出，辑得约五六百卷，就是《宋会要辑稿》。全书分17门，未分细目，其中很多史料可补《宋史》之不足，非常珍贵。《宋会要辑稿》后来流落在民间书肆，为近代藏书家刘承斡９９lｉb.所得。他请人加以删并整理，增入一些材料，编定为460卷。刘承斡整理本因多有删改，新增材料又不注明出处，学者们对它评价不高。倒是徐松所辑原稿颇受学术界重视。近年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较便于使用。 自宋代以来，不断有用会要体裁汇编各个朝代的典章制度的书出现，有的虽不叫“会要”，但体例、内容与“会要”一样，这些书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各个朝代的“会要”。除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春秋会要》、《七国考》、《秦会要》、《两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晋会要》、《南朝宋会要》、《南朝齐会要》、《南朝梁会要》、《南朝陈会要》、《元典章》、《明会要》等。为我们提供了专详一朝一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 第五节 亚洲最古老的一代法典——《唐律疏议》 政书类史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某种典章制度的书，有的就是某种制度的原始文件。比如：《唐六典》就是详记唐代官制的书。《大唐开元礼》９9lib?则是详记唐代五礼的书。著名的《唐律疏议》是详记唐代法律的书。这三部书都是唐代有关方面的原始文件、法令律例，不是历史记载，今天却成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唐律疏议》就是唐代法律条文及其疏释的汇编。主要部分是“律”和“疏议”。“唐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等奉旨制定颁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对律文的理解产生差异，所以又叫长孙无忌等对“唐律”进行疏解，撰成《唐律疏议》30卷，分为12门，502条。每条下都附有说明和解释，随律颁行，在实际执行中，“疏议”和律文具有同样效力。《唐律疏议》是我国乃至亚洲封建社会现存最古老而又完整的法典。它上承隋律的传统，下开《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之先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 古代著名方域史——《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亦名《华阳国记》，是我国现存比较完整的古代地方志书。 作者常璩〔qu 瞿〕，字道将，东晋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原来是成汉政权李势手下的散骑常侍，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常璩劝李势归降，后来在东晋做了参事。他在蜀时就曾写过《汉之书》10卷，入晋后在此书基础上扩大范围，于晋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写成《华阳国志》一书。“华阳”，出自《禹贡》一书，是指东到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也就是《禹贡》九州之一的古梁州一带。全书原为10篇，《隋书·经籍志》作为12卷，宋代已有残缺，南宋李塈〔ji记〕根据两汉史书又补成12卷，就是现在的《华阳国志》。其中《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是全书的精华，很多有价值的史料都保存在这部分，这里记载了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主要城镇，主要民族、氏族大姓、名宦政绩以及这些地方的地理形势、山川道路、经济物产、风俗民情等等。涉及西南地区古代地理、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可补《汉书》、《三国志》、《晋书》的不足。也可补巴蜀一带先秦历史、蜀国历史的不足。比如秦统一前古巴蜀的历史，秦统一巴蜀的过程，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的情况，《华阳国志》都记得很生动翔实。还有诸葛亮征南中，《三国志》仅一笔带过，而《华阳国志》却记述了诸葛亮南征的路线，战争中的一些生动情节，以及战后治理南中的措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书中还记了李冰父子怎样带领劳动人民治水、修都江堰，引水灌溉巴蜀(即今成都)平原的详细情况。以及巴蜀平原的水道、矿产，劳动人民怎样熬煮井盐，怎样使用火井(天然气)等等，这些重要史料，其他史书或记之不详，或全无记载。多亏《华阳国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资料。在《南中志》里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种姓情况。在这上述四志中对西南地区30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历史、传说、风俗以及他们和中原王朝的来往，都做了详实的记述。总之，这四卷史料极为宏富，有待人们去开发利用。《华阳国志》中《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以编年体写法，主要记载了从西汉末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蜀地各朝代统治者政治上的兴盛衰亡，类似“正史”的本纪。《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主要是介绍蜀地各方面的名人贤士、贞烈之女，类似“正史”中的列传。常璩撰写此书时所参考的《东观汉记》等书多已亡佚。常璩是当地人记当地事，他在巴蜀政权中任史职多年，有机会参阅大量档案文书，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调查采集，所记史事更加翔实可信。书中所记人物将近400个，在方志中是少有的。所以唐初修《晋书》，司马光撰 href='6042/im'>《资治通鉴》都有所取材。 《华阳国志》在编撰方法上，把历史、地理、人物结合起来，采用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种体裁来编写，有分有合，有机地联系在一 8d77." >起，形成一本完整的方志。这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奠定了后来方志的编纂体例。《华阳国志》是隋朝以前古方志中硕果仅存之最完整者，内容广博，规模宏大，取材丰富，史料翔实，体例完备，所以成书以来，一直受历代学者重视。bbr> 当然，《华阳国志》也有旧史书的通病，历史观是唯心的，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甚至封建迷信等，编写上也有失误不当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方志史中的一部名著。 近年来，巴蜀书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华阳国志校注》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后者特别绘附了18幅州郡形势图，颇便于参考。 第二节 历史地理巨著——《水经注》 《水经注》原书40卷，100万字，现存约30万字。 作者郦道元，字善长(约公元465年或公元472—527年)，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曾做过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雍州刺史萧宝寅准备叛魏，朝廷却命郦道元出任关右大使，结果被萧杀害。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爱读奇书，知识渊博，很有才气，是我国有名的地理学家。除撰有《水经注》外，还写有《本志》、《七聘》等，可惜已经失传。 我国古代有一部关于水道的地理著作《水经》，但内容太简单，又有不少错误。郦道元以《水经》为纲，参照汇集了 href='1656/im'>《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等400余种前代著作中的有关文献资料，其中仅古代地理书籍就有90多种，大多是《隋书·经籍志》未见著录的，后来人们是从《水经注》中才知道的，所以从文献角度看，《水经注》可以称为南北朝时期地理的集大成之作。郦道元还很注重实践，亲自踏察了北方各地，到处探求采访，书中记载的300多块碑石，多是他亲自探求询访的。他亲临过长江三峡、黄河龙门，写出了生动的篇章。他写的《水经注》，实际是一部新的综合性历史地理巨著。书中记下的水道有1200多条，比《水经》多了八倍多，文９９lｉb.字几乎是《水经》的20倍。从江河到溪流，尽收书中。他不仅记下河流的源头、流向，还记下了以前的故道，水流源头的伏流及各水道的水文变化等情况，至今还有科学参考价值。有关水道流域的水利设施、山岳、城市、物产，甚至民间传说、碑刻、方言、民谣等都做了记载，这些史料非常珍贵。比如有关高梁水的记载，高梁水是北京附近的重要水道，过去记载非常简单。而《水经注》引用了晋惠帝时立的刘靖碑的碑文，使我们了解到曹魏时这里的人民曾修筑水堨〔e饿〕，开渠道。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又修车箱渠，引水灌田，渠从蓟西北经昌平，东到渔阳潞县，长三四百里，灌田万余顷。这样翔实而具体的材料，至今对我们研究北京附近的河流变化、地形变化仍有现实参考价值。《水经注》还纠正了《水经》和《汉书·地理志》中的失误。比如泗水的源头，两书都记载错了，郦道元亲自考察，找到了它的真正源头。郦道元生活在北魏，但《水经注》不以北魏疆域为限，而是放眼全国，以所谓的“禹域”为限，这是他的远见卓识。当然，郦道元没能到南方亲自踏察，所以南方的有些资料不大准确，存在北详南略的缺点，这是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 《水经注》的文笔极好，在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对后代散文、游记影响深远。《水经注》既是地理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又是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熔历史地理与文学于一炉，真是千古“奇书”。千百年来人们读它像读散文、游记一样，其中一些篇章尤为脍炙人口，如对700里三峡幽深险峭、重峦叠嶂景色的描写，简洁明快，极为精妙，被誉为写景散文之绝品。 《水经注》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比如胡三省注 href='6042/im'>《资治通鉴》时，就引用了不少《水经注》的史料。但《水经注》在流传中命运不佳，传抄舛误，经、注混淆，部分佚失，很少善本。这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很多。著名的成果有清全祖望的《水经注校正》，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戴震的《水经注校》、杨守敬、 718a." >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近代王国维的《水经注校》等。?9９ｌｉｂ? 第三节 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著名史学家。生于官宦世家，自幼就喜好史学，20岁中进士，但一生不被重用，多年从事修撰国史。《史通》是他总结多年研究成果和切身经验写成的，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公元1710年)，共20卷49篇，其中内篇36篇，外篇13篇。内篇主要从史学理论方面评述各种史书的史法、书法、体裁、体例等，外篇主要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撰史得失，纠谬质疑。 刘知几一生酷爱史学，博览群书，对旧有诸史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又多年在史馆工作，深悉史馆的种种弊端。作者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总结，陈述利弊，大胆批判，勇于纠谬，坚持了进步的历史观。比如：他敢于对旧史学奉为经典的《尧典》、 href='2195/im'>《论语》提出质疑，敢于揭发批判五行说的虚伪、迷信，认为是“掩耳盗钟”(见《书志·五行》)，自欺欺人。?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即“三长”)，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中尤以“史识”最 4e3a." >为重要。这一进步观点被后来的史学家所称颂，所遵循。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补充一个“史德”，进一步发展了刘知几的观..点。其实刘氏提出的“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反对“曲笔诬书”，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总结和发展。《史通》全书实际都贯彻着这种思想。 他还从宏观角度对唐代以前的各朝史书，包括被尊为经典的史书，都从内容到编纂方法，一一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得失，总结出“六家”(即《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href='9038/im'>《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六种史书编写形式)“二体”(即纪传、编年两种体裁)之说，并对一些史书体裁、编纂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强调“通识”；文不必拘泥成法，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取材要博采兼收；叙事为文要事核文直；修史要言必有征，方足传信等等，都是很好的主张，至今仍有参考意义。藏书网 《史通》不仅是史学理论专著，而且在文学上也有自己的精当见解，如主张“反浮辞于质朴”(《杂说下》)，反对唐初沿袭六朝的浮夸骈俪之风，提倡朴实无华的文风，主张用“当世口语”记事。《史通》本身就语言质朴，行文流畅，文笔犀利，议论透彻，将爱憎之情熔铸于字里行间，是初唐散文的杰作。 后代研究《史通》的著作，以清代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最为有名。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整理校点本，比较好用。 第四节 世界闻名的史学笔记——《梦溪笔谈》 笔记杂录是古代保存史料最丰富、写作最自由的一种著作形式。传世的笔记数量极多。《梦溪笔谈》就是著名的一种，保存科技史料甚多。 作者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图23)。从小跟在多年为官的父亲沈周身边，得以遍历东南各地，开阔眼界，大长知识。33岁中进士，曾任昭文馆编校，又提举司天监，得以深入钻研天文算学。还出使过辽，带兵在延州一带防御西夏。后因边.99ｌｉb.将徐禧在永乐被西夏打败，沈括被连累去职。从此他脱离官场，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修筑梦溪园，闭门谢客，专心著述。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事过多种工作，到过很多地方，又事事留意，每每实践，所以《宋史》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晚年在梦溪园中回忆往事，记于笔墨，“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这就是《梦溪笔谈》的由来。沈括一生著述甚丰，可惜绝大多数早就亡佚。仅有《苏沈良方》和《梦溪笔谈》存世。
//..plate.pic/plate_170122_1.jpg" /> 图23 沈括像 《梦溪笔谈》现存26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11条。宋人书中引用《笔谈》的一些文字，不见于今本，可见《梦溪笔谈》可能有一部分脱佚。现存篇目有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篇，共600余条，分为26卷。仅从篇目就可看出这部随笔杂记所涉及的内容多么广博。沈括治学态度严谨，所记内容翔实可靠，他自己对多种学科都有独到见地，有的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梦溪笔谈》中保留下来的科技史资料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比如：举世闻名的宋朝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排版印刷术，从制造活字到排成书版的详细情况，《梦溪笔谈》为人们留下了唯一的记载。今天历史博物馆中陈列的仿制品，就是用沈括记下来的方法制造的。还有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装置方法，也是《梦溪笔谈》为我们留下了详细记载。当时有名的鲁班式建筑巧匠喻皓和他总结的木结构建筑经验的《木经》，发明新法堵住黄河决口的河工高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沈括在书中不但为他们留了名，还记下了他们的事迹。首先发现彩虹是大气中的折射现象的学者孙思恭，出身平民编成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奉元历》的卫朴，也是沈括为他们记下了事迹。清代阮元编写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传》，陆心源编辑《宋史翼》，很多资料都取材于《梦溪笔谈》。 沈括博学多才，学术上很有造诣，他的很多专门著述早已亡佚，幸亏《梦溪笔谈》为我们提纲挈领地留下了一些线索。比如：他经过太行山时，看到崖石壁上有很多密密的螺蚌壳和卵石，横亘如带，想到这里太古时可能是海滨，山上的这些遗迹(化石)是太古时海滨贝壳与淤泥堆积而成。这一科学见解比欧洲人要早400多年。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发现地下有很多像竹子一样的化石，他能联想到古今气候不同，这一见解当时是很先进的，这是地球海陆迁移学说的开端。他对凹面镜出现倒影的光学原理，月亮本身不发光，是日光照射才使它发光，以及日蚀、月蚀的原因等，都有正确见解。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他对雁荡山一类地貌成因的认识，比英国人郝登要早600年。他还在药物学、地理学、农业、生物、气象、数学、天文学等方面有很多发现、发明，可惜《梦溪笔谈》留下的记载太简略了。 沈括的历史观也是比较进步的，在《梦溪笔谈》里，他如实地记述了四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怎样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怎样实行均贫富的政策，怎样军纪严明，以及起义被镇压后，人民怎样冒死掩护起义领袖李顺达30年之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的同情，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沈括的文笔很好，文字简练、生动流畅。《梦藏书网溪笔谈》用笔记体裁写来，引人入胜，文字虽短，内容丰富，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能够增长很多宝贵知识。 目前以胡道静校注的《新校正梦溪笔谈》，阅读起来最为方便。 辅文图片
//..plate.pic/plate_170123_1.jpg" /> 司马迁像
//..plate.pic/plate_170123_2.jpg" /> 宋淳熙八年耿秉刻本《史记集解》
//..plate.pic/plate_170123_3.jpg" /> 班固像(清上官周画)
//..plate.pic/plate_170123_4.jpg" /> 班昭像(清上官周画)
//..plate.pic/plate_170123_5.jpg" /> 宋白鹭洲书院刻本《汉书集注》
//..plate.pic/plate_170123_6.jpg" /> 宋建安黄善夫刻本《后汉书》
//..plate.pic/plate_170123_7.jpg" /> 东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
//..plate.pic/plate_170123_8.jpg" /> 司马光像(石刻)
//..plate.pic/plate_170123_9.jpg" /> 司马光 href='6042/im'>《资治通鉴》手稿(局部)
//..plate.pic/plate_170123_10.jpg" /> 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
//..plate.pic/plate_170123_11.jpg" /> 元刻本《文献通考》
//..plate.pic/plate_170123_12.jpg" /> 元刻本《唐律疏议》
//..plate.pic/plate_170123_13.jpg" /> 宋刻本《水经注》
//..plate.pic/plate_170123_14.jpg" /> 明刻本《华阳国志》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