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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
杜丽娘为追求痴心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所经历的梦幻生死的奇异故事,是那样奇特、浪漫, 53c8." >又是那样深刻、真实。这一切并非作者的奇思遐想,而是来自人们对青春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杜丽娘年方二八,天生丽质,“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憧憬着“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自由幸福生活。但封建礼教压抑了她的本性,扼杀了她的情愫。在一次念 href='2283/im'>《诗经》的时候,她突然悟出人生的真谛,发出“人不如鸟”的感叹。接着在游园中又发现了“春色如许”的园林。美好的大自然感应了她的心灵,唤醒了她青春的活力,点燃了她心中爱美、爱自然、爱自由的火焰。她感到环境的窒息、死寂,青春的易逝,更激起渴望美好生活的热望。然而,这样的天性和情感在当时是不合礼法的。于是,杜丽娘的痴情化作梦境,在梦中突破牢笼,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梦境是与黑暗现实对立的美好世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为了寻觅梦境,她“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那自由迸发、超越生死的“纯情”和“至情”,具有冲击理性、笑傲生死的威力。表面看去,杜丽娘似乎没有针锋相对的冲突对手,戏里也缺乏常见的那种发生在正、反面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而实际上,贯穿全剧的是情与理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心冲突。似幻却真,更加激动人心,更能真实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某些本质。
href='2161/im'>《牡丹亭》所写的是恍惚迷离的奇异故事。杜丽娘由生入死,死而复生,梦牵魂绕着柳梦梅。塾师陈最良穿针引线,把杜丽娘、柳梦梅、杜宝联成一体,使得时、空统一,现实与梦幻交织,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href='2161/im'>《牡丹亭》的人物各有个性,“笑者真笑,笑则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href='2161/im'>《牡丹亭》自问世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杜丽娘的悲惨命运引起闺阁妇女的强烈共鸣。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汤显祖辞官回家隐居后的作品。《南柯记》取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演书生淳于棼〔fen坟〕在大槐树下
入梦,梦中被招为大槐安国驸马,并任南柯太守。因政绩卓著,又被拜为丞相。他笼络权贵,骄纵逞威,终于被政敌打倒,遣归乡里。这时,淳于棼从梦中醒来,经老僧指点,才知大槐安国即大槐树上的蚁穴,已被一阵风雨冲毁。于是,幡然醒悟,皈〔gui归〕依佛门。
《邯郸记》取材于唐沈既济 href='/article/4397.htm'>《枕中记》,又在同题材元杂剧基础上增饰而成。演卢生投宿店家,得吕洞宾瓷枕,梦中娶了有钱有势的妻子崔氏。在她的调度下,凭借金钱神通谋得状元,又累建河功、边功;但因政敌暗算,竟被流放海南,直到政敌被诛,才得还朝。做了20年宰相,备受皇帝恩宠,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醒来,才知是春梦一场,店家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
这两出戏貌似神仙道化,有浓重的“谈玄礼佛”成分和消极出世思想,实际上是假托唐代,反映晚明的官场和社会。汤显祖认为,“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复甘义麓》)。如果说 href='2161/im'>《牡丹亭》是对真情的讴歌,那么,这两出戏则是对“矫情”的批判,突出了讽世的主题。从淳于棼由美向丑、由善向恶的转化中,可以看出封建官场像染缸,封建权势是罪恶之源。从卢生遭遇则暴露出封建官场内的明争暗斗及统治阶级的奢侈糜烂。这两出戏结构特异,都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主人公入梦前的落魄,梦中的风云际会,梦醒后的悟道出世。入梦是开端,梦境是发展,梦醒是高潮和结局。这样,就把现实与梦幻融为一体,将荒诞、象征和写实糅合一处。虽然同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却与 href='2161/im'>《牡丹亭》迥异其趣。明代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云:“《邯郸》仙也, href='/article/4744.htm'>《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情也。”它们以不同的风格,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明代社会,表现了汤显祖的人生理想。
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沈璟也是当时剧坛上的代表人物。沈璟,江苏吴江人,出身于官宦人家,万历二年中进士,官至光禄寺丞。他能诗、工书、精律、善唱,退隐之后敛迹乡居,寄情词曲,自号“词隐先生”。他创作传奇17种,合称《属玉堂传奇》,大都佚失,仅有七种存世。其中《义侠记》是他的代表作,演武松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逼上梁山、接受招安的故事。专在“义侠”上作文章,把武松士大夫化,强调他不肯反叛,主动接受招安,还增添了武松夫人节妇贾氏,显得不伦不类。但
此剧写得通俗本色,有好几出一直流行歌场,如《挑帘裁衣》、《打虎》、《杀嫂》等。《博笑记》是沈璟后期作品,由10个互不相关的小喜剧组成。这10个小喜剧是:巫举人痴心得妾、乜〔nie聂〕县佐竟日昏眠、邪心妇开门遇虎、起复官遘难身全、恶少年误鬻妻室、诸荡子计赚金钱、安处善临危祸免、穿窬〔yu娱〕人隐德辨冤、卖脸客擒妖得妇、英雄将出猎行权。《博笑记》用剧中人作为串连,构成一部传奇,可以说是传奇及杂剧的变体和创新。结构颇有特色,彻底打破了以才子佳人、历史英雄人物作主人公的惯例,写了和尚、道士、骗子、商贩、小偷、下层官吏、寡妇、恶少、荡子各色人等,扩大了表现领域。表面上看去是为了博笑、逗趣,实际上意在戒淫警盗,匡扶世风,颇多封建说教。
沈璟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戏曲理论方面。针对当时戏曲创作典雅、骈俪成风,脱离舞台演出的弊病,他提出“声律论”和“本色论”。修订增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21卷),成为作曲、唱曲者遵循的典范,对南曲声律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崇尚本色,要求传奇剧本语言通俗易懂、朴实自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他过分注重形式,片面强调声律的重要性,以至走向极端。他说:“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吕天成《曲品》卷上),甚至主张:“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词隐先生论曲》)。为求本色自然,他在传奇里不加提炼地搬用家常用语,“以鄙俚可笑为不施脂粉,以生梗稚率为出之天然”(《谭曲杂札》),这样难免造成粗糙、浅薄。
沈璟在明代剧坛上地位显著,影响巨大,追随者很多,包括一批剧作家和戏曲批评家及理论家。因为沈璟是吴江人,故被人称为“吴江派”。剧作家有叶宪祖、范文若、袁于令、卜世臣、沈自晋等。叶宪祖的代表作是《鸾鎞〔bi逼〕记》,演唐代大诗人温庭筠与女道士鱼玄机的爱情故事,鱼玄机聪明美丽,多才多艺,舍己救人,颇有侠士风度,堪称巾帼须眉。范文若的代表作是《花筵赚》,演温峤玉镜台故事。《鸳鸯棒》则酷似 href='5128/im'>《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故事。袁于令的代表作是《西楼记》,写御史之子、才子于叔夜与妓女穆素徽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具有“极幻、极怪、极艳、极香”之特色。卜世臣的代表作是《冬青记》,演元初秀才唐珏、太学生林德阳冒险偷葬宋代诸帝骨殖的故事,悲愤而激烈,情景真切,曾演于苏州虎丘千人石上。沈自晋的代表作是《翠屏山》,演水浒石秀杀嫂故事。..
追随沈璟的戏曲批评家及理论家中,以吕天成和王骥德贡献最大。吕天成的《曲品》是一本评论传奇作家、作品的专著,保存了众多的传奇作家和戏曲目录资料,阐发了不少关于戏曲创作规律的真知灼见。王骥德是吴江派最有成就的戏曲理论家,《曲律》是他的力作。探讨了南北曲流派、南曲声律、传奇作法,并对元、明两代的戏曲作家和戏曲作品进行了广泛的品评。尤为难得的是对汤显祖和沈璟关于文词和声律孰轻孰重的争论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总结。明末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确守“词隐”家法,堪称吴江派健将。他曾删定传奇15种,题为《墨憨斋定本》,对沈璟和王骥德十分崇拜。
汤显祖和沈璟代表明代戏剧舞台上的两大流派,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两派有分歧和争议,也有交流和融合,当时和后来主张“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汤词沈律”、“合之双美”者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创作实践中,不少传奇作家既重文词,又讲格律,写出不少“案头场上,交称便利”(吴梅《顾曲麈谈》)的佳作,如吴炳的《西园记》(《粲花五种》之一)、孟称舜的《娇红记》等。明末清初的李玉及清初的洪昇和孔尚任都可以说是“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将两者相互结合的典范。
第四节 李玉和李渔
汤显祖和沈璟处于传奇创作、演出的极盛时期。到了明末,不少传奇作家只顾在案头纸面上舞文弄墨,斤斤于格律,刻意于辞藻,写出的剧本不适合演出。还有一些传奇作家,不从生活出发,瞎编乱造,只求热闹出奇,不顾情理根由。他们写的戏里充斥着女扮男妆、兴妖作怪、装神弄鬼之类的荒唐情节,根本没有审美价值。
在这种局面下,苏州剧坛上一批传奇作家异军突起。他们有点像宋元时代的“书会才人”,大都是靠为戏班写戏谋生的寒儒。由于沉抑下层,熟悉社会生活,了解民间疾苦,后来又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世变离乱,他们肚子里有丰富的素材,剧作内容都很充实、丰富。他们喜欢选取苏州一带的重大时事、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创作具有现实性和地方色彩的传奇作品。他们主张用戏曲揭露时弊,抨击黑暗的现实,抱着“宫商谱入非游戏”(李玉《万里圆》末出)的严肃态度从事戏曲创作,做到“锄奸律吕作阳秋”(李玉《清忠谱·谱概》[满江红])、“笔底锋芒严斧钺”(李玉《人兽关》末出)。他们反对胡编乱造,不屑于“谈天说鬼话风流”(李玉《永团圆》末出尾声),强调“笑有声,哭有泪,文章真率动人宜”。(朱(白隺)《十五贯》末出尾声)因为他们贴近生活,又尊重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加上他们大都熟悉戏班和舞台,所以写出的剧本便于搬演,雅俗共赏,具有长久的舞台生命力。
后世把这批剧作家称为“苏州群”或“苏州派”,包括李玉、朱(白隺)〔he河〕(朱素臣)、朱佐朝、叶时章、毕魏、张大复、邱园等20多位。他们彼此间志同道合,交往甚多,经常
“同编”、“同阅”,形成比较一致的艺术风格。他们创作了大批传奇作品,只是由于地位低下,刊刻极少,大多散佚,只留下部分梨园抄本。
在“苏州群”剧作家中,李玉著作最富,影响最大。李玉,字玄玉,一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生卒年不详,只知他曾在明万历朝丞相申时行府中当过家人,得到读书看戏的机会。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上穷典雅,下渔稗〔bai拜〕乘”。起初,李玉曾想走读书做官的路,但被申公子压制,直到明末才中了个副榜举人。李玉恪守正统道德观念,遗民意识强烈,入清后“绝意仕进”,专心致志地从事传奇创
作,借戏剧抒愤言志。由于他深思好学,博古通今,毕生创作了30多部(一说为40多部,一说为60多部)传奇,有整本留存于世者19种。李玉还精于曲学,他曾协助张大复编定《寒山堂南曲谱》,参与了沈自晋《南词新谱》的编制,并亲自编定《北词广正谱》(18卷),“考订翔实,论列精审”,被后世曲家视为宝鉴。
李玉的成名之作是早期的“一、人、永、占”,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曾以《一笠庵四种》的名目刊行于明末崇祯年间,风行天下。《一捧雪》尤负盛名。此剧取材于“伪画致祸”的传说,写莫怀古想投靠严世蕃补官,严世蕃索要他的传家之宝“一捧雪”玉杯。莫怀古舍不得献出,便用一只假杯应命。严世蕃倒没发现破绽,反倒是被莫怀古从饥寒中搭救出来的裱褙匠汤勤告了密,引来抄家搜杯、追捕杀头的塌天大祸。付出了忠仆莫成代死,爱妾雪艳娘殉身的代价。剧本抨击了权奸严世蕃以官场作市场,拿国法来交易,卖官鬻爵,营私舞弊,贪婪地聚敛财富,肆无忌惮地捕杀无辜的罪行。谴责了中山狼式的小人汤勤。汤勤为了攀高枝向上爬,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要把恩人莫怀古置于死地。损人利己是他的本性,翻云覆雨是他的惯技,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准则。剧本通过一系列典型化细节,绘声绘色地描摹出汤勤丑恶的嘴脸,揭示了他卑劣龌龊〔wochuo沃绰〕的灵魂,完成了他那“存心刻薄,彻骨势利,狠毒千般,阴谋百计”的典型性格塑造。
此剧歌颂了美丽贤淑、通情达理、坚贞不屈、侠义过人的雪艳娘,虽着墨不多却颇有光彩。作者对于莫成充满了同情。莫成身为下贱,但人很机警、干练。他一开始就看出汤勤言词谄谀,行藏奸诡,不是善类,提醒莫怀古注意。抄府搜杯时,他机警地带着玉杯隐藏起来,免了主人一时之祸。逃难路上,又是他及早逃脱,黑夜潜入帅府,乞求戚继光搭救主人。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毅然提出以身代主。这种自我牺牲包含着十分复杂微妙的动机和思绪:既出于抗议强暴、救助弱者的正义感;又掺杂了等级观念和奴隶道德的意识;还潜藏着不满现状、一死求得解脱的抗争。在他看来,与其做奴隶永无出头之日,倒不如替老爷去死,落个青史标名、万古流芳。总之,莫成是个复杂的悲剧人物,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占花魁》是李玉的得意之作,取材于 href='2189/im'>《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与小说不同的是,剧中着意点染了金兵入侵,汴梁失守,百姓流亡的时代背景,细腻地描写了秦钟(种)和莘瑶琴(花魁娘子)在患难中相识、相爱的过程。秦钟(种)是卖油小贩,心地善良,忠厚笃诚,对美好幸福的爱情无限憧憬。他爱莘瑶琴,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是变态的“秦楼之恋”。他十分惋惜莘瑶琴落入娼家,受公子王孙的玩弄糟蹋。为使莘瑶琴免遭狂蜂浪蝶的袭击,他甘作“护花神”。为了护花,他不惜代价。他尊重莘瑶琴的人格,有怜香惜玉之心,而无半点轻狂放浪之态。他是一位赤诚的情种。
莘瑶琴本是良家女子,聪明、美丽、纯洁。因被歹徒拐骗,偶落风尘。虽然红极一时,内心却极端痛苦,随时准备从良。开始,她并不爱秦钟(种),怎奈阅尽风尘,俱属薄幸,唯独秦钟(种)一片真情。秦钟(种)三次探芳,等候半夜,服侍一宿,真正把她当成人看待,后来又从冰天雪地中搭救了自己。于是,莘瑶琴毅然投入秦钟(种)怀抱。显然,二人结合的基础不是钱财和名位,而是真情。这种爱情本身就是对明末世风日下、寡情少义现实的批判,体现出进步的爱情理想。
李玉生活的苏州,城市经济相当繁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晚明曾多次爆发反税监、反暴政的市民运动。江南几次大规模的“奴变运动”,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起义风潮,也都曾波及到这里。清兵南下时,苏州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遭到残酷的屠杀。李玉目睹了这一切,并用他的大量剧作勾勒描绘出这一特定时代东南地区的生活图画。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他的时事剧《清忠谱》。
《清忠谱》取材于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人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明代宦官之祸,以魏忠贤最烈。魏忠贤利用熹宗昏庸,勾结熹宗乳母客氏,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他广收羽翼,遍置鹰犬,加强厂卫,实行血腥恐怖的特务统治,对敢于和他斗争、清廉正直的东林党人大肆迫害,连退职乡居的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也不能幸免。就在缇骑〔tiji提记〕到苏州捉拿周顺昌时,苏州市民忍无可忍,以五义士为首,聚集万千市民到府衙请愿,要求释放周顺昌。面对骄横无理的缇骑,请愿群众义愤填膺,当场打死缇骑二人。巡抚毛一鹭躲进厕所。事后,阉党大为震怒,企图屠城,后经斡〔wo卧〕旋,以杀五义士了结。这悲壮慷慨的一幕,被李玉及时而出色地搬演于舞台上。
周顺昌是《清忠谱》的主要人物。他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居官多年,仍是一贫如洗。寒天大雪,茅舍萧然,无火无炭,儿女们“衣无重絮,食止菜羹”。学生陈知县来访,也只能以水酒一壶、生腐(豆腐)一方来招待。剧本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生祠骂像,公堂上以杻〔chou丑〕击贼、碎齿喷奸,以及狱中见子、慷慨就义等场面,歌颂了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周顺昌铮铮铁骨的形象,概括了明代许多与阉党邪派进行斗争的正派官员的事迹,是李玉钦敬的理想人物。正因如此,连他的愚忠观念,李玉也十分欣赏,没有进行应有的批判。
在中国戏曲史上,《清忠谱》破天荒第一次把蓬勃兴起的市民斗争搬上戏曲舞台,塑造出市民阶层的正面形象,颜佩韦等五义士的英雄事迹悲壮感人,至今仍以《五人义》为剧名盛演不衰。
李玉创作的历史剧很多,《千忠戮》最负盛名。这部传
奇反映明初“靖难之役”——建文帝朱允炆〔wen文〕和他的叔父燕王朱棣〔di第〕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作者显然站在建文帝一边,深情歌颂了建文帝周围的“忠贞死节之臣”方孝孺、程济、吴成学、牛景先等。同时,谴责了朱棣借口“清君侧”和“靖难”,谋夺皇位的野心,揭露了他对异己势力的残酷打击和杀戮,嘲讽了转眼恩忘、反颜事敌的叛臣陈瑛等。但是,历史剧并不等于历史,剧中的艺术形象更不能和历史上的真人划等号。《千忠戮》的主题是复杂的,不仅有作者对历史的反思,而且包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评价和感受。剧中的描写使人联想起清初现实。建文帝不只是失位君主的形象,而且是沦亡故国的象征。建文帝的流离、痛苦与悲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流亡天子的不幸,而是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一种深沉强烈的亡国之恨,这与南明灭亡后大批遗民的思想感情是合拍的。剧中建文帝唱的那段“八阳”(八段唱词皆以“阳”字作结,依次为“襄阳”、“朝阳”、“斜阳”、“云阳”、“渔阳”、“睢阳”、“南阳”、“景阳”,俗称“八阳”,头一句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字字带血,声声含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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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忠谱
李玉之外,朱(白隺)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时璋的《琥珀匙》、张大复的《天下乐》和《如是观》、邱园的《虎囊弹》等也都十分流行。
明清之际,传奇创作进入调整、总结阶段,与李玉同代的李渔对传奇创作和昆曲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李渔(公元1610—1680年),字谪凡、笠鸿,号笠翁、新亭樵客、随庵主人,别署湖上笠翁,浙江兰溪人。幼年生活在江苏如皋,明末屡试不中,清初由兰溪移家杭州,后迁金陵(今南京),最后死在杭州。李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携带着家庭戏班浪迹江湖,周游天下,奔走于缙绅豪门间,靠着“打抽丰”过日子,为士林所不齿。但他多才多艺,精通戏曲,著述很多,除诗、文、小说外,还有戏曲理论专著 href='9384/im'>《闲情偶寄》和传奇《笠翁十种曲》。
href='9384/im'>《闲情偶寄》(《李笠翁曲话》)包括“词曲部”和“演习部”。“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hun混〕、格局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戏曲文学的特殊规律和技巧,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kejiu科就〕等重要的结构原则,和“戒讽刺”、“戒荒唐”、“审虚实”等注意事项。在语言运用方面,他主张“贵显浅”、“求肖似”、“求尖新”、“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要求科诨“戒淫亵”〔xie谢〕、“忌恶趣”、“重关系”、“贵自然”。在演习部,分别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戏曲表演、导演艺术及观众学。特别针对许多传奇作品松散、冗长的毛病,提出缩长为短、变旧为新。李渔认为:“传奇之设,专为登场。”他的戏曲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对戏曲艺术立体、综合的总结,将其上升到戏曲美学高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后世戏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和戏曲理论的成就相比,李渔的传奇大为逊色。《笠翁十种曲》包括:《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凤求凰》、《奈何天》、 href='1449/im'>《比目鱼》、《玉搔头》、《巧团圆》、《慎鸾交》等,除 href='1449/im'>《比目鱼》外,均为喜剧。李渔偏爱喜剧,他认为:“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曲。何时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唯吾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末出《释疑》下场诗)李渔具有圆 719f." >熟的技巧,善于通过误会、巧合等方法,设置喜剧性关目,组织喜剧性场面,营造喜剧性氛围。他的许多喜剧情节热闹,排场巧妙,插科打诨宛然入神,音律协调动听,语言通俗易懂,具有善驱睡魔的魅力,又能做到喜剧性与真实性统一,达到“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李渔 href='9384/im'>《闲情偶寄》“词曲部·贵自然”)的境界。他的代表作《风筝误》颇能体现他的喜剧风格,此剧演茂陵才子韩世勋偶然从风筝题诗中得知,詹淑娟不仅美貌而且富有才华,顿生爱慕之心。而她的同父异母姊爱娟却假托她的名字约韩生相会。因其言语粗俗,相貌丑陋,将韩生惊走。爱娟另嫁戚友先,戚误将爱娟当淑娟,婚后方知搞错。后来,韩生中了状元,几经曲折,方与淑娟完婚。此戏情节新奇,关目别致,语言幽默,历来风行舞台,常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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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为了标榜所谓“风流道学”,多写儿女私情,风流韵事,以所谓“拥双艳”、一夫多妻为佳话,格调不高,思想平庸,流露出儇〔xuan宣〕薄无耻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刻意追求新奇巧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矫揉造作的毛病。李渔的传奇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往往来不及推敲,所以显得粗糙。
第五节 “南洪”和“北孔”
李玉和李渔是明、清之际剧坛上的两员健将,他们分别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两颗巨星在我国剧坛上升起,这就是著名的“南洪”和“北孔”。
“南洪”即洪昇(公元1645—1704年),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自幼聪颖过人,才华横溢。24岁赴京入国子监就学,意在求取功名。然而由于发生“家难”,坎坷不断,使洪昇陷于困顿潦倒之中。加上他恃才傲物,秉性疏狂,一直功名无望。他不肯为统治者歌咏功德,却积10余年的辛苦,写下抒发兴亡之感的 href='2009/im'>《长生殿》传奇。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该剧,被御史弹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国子监除名削籍。洪昇携眷返杭,从此寄情山水而疏狂如故。不久,从外地观剧归来,乘舟不慎落水而死。洪昇年轻时便“以诗鸣长安”,诗、词、散曲很多,剧作12种,今存 href='2009/im'>《长生殿》、《四婵娟》二种。
href='2009/im'>《长生殿》是洪昇代表作,前后花了15年辛勤劳动,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最后完成。此剧敷衍的是李、杨爱情和天宝遗事。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老故事,自中唐以来就有不少诗人、小说家、戏曲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各种形式的作品。有的把李隆基(唐明皇)、杨玉环(杨贵妃)从帝王、后妃的历史人物净化、美化为钟情的传说人物,着重写他们生死不渝的“钗盒情缘”;有的把唐明皇看作好色的昏君,视杨贵妃为误国乱阶的尤物,不避史家秽语,写他们淫乱的私生活。洪昇不去重复前人,而是另辟新路。剧本前半部分主要写杨贵妃如何得宠和“固宠”。杨玉环靠着秀丽的姿色、超群的伎艺,赢得唐明皇的宠爱,被册封为贵妃。但唐明皇的风流多情,常使她发出“白头之叹”。直到《密誓》一出,两人在双星之下订了海誓山盟,才真心相爱。李、杨得到了爱情,但也带来严重的后果。杨玉环得宠后,杨氏一家鸡犬升天。杨国忠“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气焰嚣张,任意胡为。杨氏兄妹“竞豪奢,夸土木”,挥霍民脂民膏。为博取妃子一笑,不惜从千里之外的岭南派专使进献鲜荔枝。驿马星夜奔驰,一路上不知践踏多少禾苗,撞死多少百姓!由于唐明皇“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和“马嵬之变”。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就连这一对真心相爱的“冤家”也难逃悲惨结局。
剧本后半部分吸取了民间神话和传说,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让李、杨二人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继续精诚相爱,刻骨相思,并对往事追悔、自责。“一悔能教万孽清”,终于感动了天孙织女,让他们在月宫里团圆,将一幕人间悲剧幻化成奇特、美丽、不落俗套的大团圆结局。
href='2009/im'>《长生殿》对李、杨爱情具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帝妃之间的生死爱恋,李、杨之爱既不同于 href='2196/im'>《西厢记》中崔、张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又不同于 href='2161/im'>《牡丹亭》中杜、柳之间的“生生死死为情多”,也不同于 href='2210/im'>《红楼梦》中宝、黛的“木石姻缘”。李、杨的爱情“逞侈心而穷人欲”,建立在“后宫佳丽三千人”的不幸和黎民百姓的痛苦之上。一个为了“终老温柔”,一个追求“一门荣幸”,很难做到纯真专一,白首偕老,地久天长。必然会“占了情场,弛了朝纲”,“乐极哀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李、杨既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又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人民惨遭战乱痛苦的罪魁祸首。然而,《埋玉》之后,杨贵妃化为“神山仙子”,唐明皇也变成一个沉溺于“钗盒情缘”的痴情人物。剧本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李、杨作了净化和美化,使人们忘掉了他(她)们的罪恶,对他(她)倾注了深切的同情。这样, href='2009/im'>《长生殿》既未单纯地歌颂李、杨之间坚贞不渝的至情,又不是一味地否定“帝王家罕有”的情爱,而是真实地描写了李、杨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历史成见。没有极力美化唐明皇,也没有沿袭“女色亡国论”,把杨贵妃看作乱世的妖孽,将“安史之乱”的罪责推到她身上。>..
href='2009/im'>《长生殿》是一部热闹 href='2161/im'>《牡丹亭》,不仅歌颂了“精诚不散”、“真心到底”的“儿女情缘”,而且表彰了“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的“忠臣义士”,把儿女之情扩大到家国、社稷之情。节度使郭子仪在国难当头之时,心怀忠义,力挽狂澜,灭贼复国,完成了“再造唐家社稷,重睹汉官威仪”的大业,不愧为胸襟磊落、整顿乾坤的英雄。雷海青和李龟年只是个梨园乐工,却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安禄山占领洛阳,满朝文武贪生怕死,争去投
??降不迭,雷海青却怀抱琵琶,冲了安禄山的太平筵宴,并用琵琶投掷贼首,壮烈而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李龟年流落江南,沿街弹唱,面对着满目荒凉的河山,倾吐着国破家亡的无限感慨。
href='2009/im'>《长生殿》不仅包含着深刻的意蕴,而且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梁廷柟《曲话》),称雄于清代剧坛。洪昇以宏大的艺术概括力将芜杂的素材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剪裁,然后加以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不拘泥于史料。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以“安史之乱”作为穿插,爱情线和政治线交错进行,运用虚笔、仄笔、侧笔、闲笔,勾勒描绘,形成规模宏大、跌宕起伏、对比鲜明的结构和格局。“悲欢离合,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觉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王季烈《螾〔yin引〕庐曲谈》)
href='2009/im'>《长生殿》的曲词清丽流畅,富有诗意美、韵律美。论文词,篇篇都是好文章。论曲子,阙阙支支都是好曲子。全剧使用的几百支曲牌各具特色,变化无穷,且符合人物性格和情境氛围。因其审音协律,所以便于讴歌。“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长生殿·徐灵胎序》)尤其是 href='2009/im'>《长生殿》的《弹词》一出,悲凉慷慨,字字如倾珠落玉,虽铁石人亦不能不为之断肠,不为之下泪。《弹词》与李玉《千忠戮》中的“八阳”并称,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弹词》首句是“不提防余年值乱离”)的佳话。
“北孔”,即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字聘之,号东塘,自号云亭山人、岸堂主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他是个早熟的奇才,工诗赋,博典籍,杂学旁收,隐居于曲阜城北石门山中,过着“养亲不仕”、林居多暇的生活。他37岁的时候,康熙南巡,途经曲阜祭孔,隐居不仕的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深得康熙赏识,特授国子监博士。不久被派往淮安、扬州疏淮治水,结识了南明遗老,游历了南明故地,凭吊了梅花岭、秦淮河、燕子矶、明故宫、明孝陵。所见所闻加深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为写作 href='584/im'>《桃花扇》作了充分的准备。四年期满回京后,与顾彩合作《小忽雷》传奇,进行了一次艺术实践。然后历13个寒暑,三易其稿,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写成 href='584/im'>《桃花扇》,立即轰动京师。康熙皇帝索剧审阅。次年春,孔尚任即以“疑案”被谪官,重新回到曲阜隐居,郁郁寡欢而终。
孔尚任诗文甚多,却因 href='584/im'>《桃花扇》而赢得不朽盛名。此剧取材于当时人们记忆犹新的“明季国初之事”。它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南明兴亡为中心事件,将朝政得失、文人聚散交织成一部雄伟悲壮的史诗,展现了明末动荡不已、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歌声檀板之中隐含褒扬诛贬之义,从而“知三百年之基业,隳〔hui挥〕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达到“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孔尚任《桃花扇小引》)之目的。
99lib?
像 href='2009/im'>《长生殿》一样, href='584/im'>《桃花扇》包蕴着深沉强烈的兴亡之感,并借“离 5408." >合之情”抒发出来。剧本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置于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李香君虽然身居娼寮,却具有与一般歌妓不同的见识与品格。她热爱故国,痛恨权奸,敬重东林、复社文人。新婚之夜,当她得知妆奁〔lian连〕来自阉党阮大铖后,毅然拔簪脱衣,摔到地上,并斥责侯方域的软弱。阉党强迫她嫁给新贵田仰,她一口回绝,头撞翠楼,血溅诗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清白。她把自己比作击鼓骂曹的女祢衡,酒筵上义正辞严地揭露马士英、阮大铖的罪行,刚烈之气咄咄逼人。被打倒在雪地上,依然骂不绝口,真是一副铮铮侠骨!侯方域虽然有些软弱、动摇、糊涂,但在李香君的激励下,积极投身抗清复明斗争,被权奸投进监狱也未投降变节。出狱后,立即到南京寻找李香君。当他们历尽艰辛,再次相逢于栖霞山上时,在张道士的棒喝下,毅然割断儿女情根,双双出家入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梁廷柟《曲话》),具有苍凉的悲剧氛围。
href='584/im'>《桃花扇》“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表现了善恶、正邪、清浊、美丑之间的殊死搏斗,全面评价了南明兴亡的历史。和 href='2009/im'>《长生殿》一样,剧中充满了否定本阶级的悔恨、儒家理想的幻灭,与对历史和人生空幻悲凉的感伤情绪。他们上承汤显祖的浪漫主义精神,热切地呼唤人间至情,但远不如汤显祖那样乐观、酣畅、淋漓。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仇视态度,则表现出作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href='584/im'>《桃花扇》是一部庞大严谨、内容宏阔的历史剧。那么纷纭、复杂、多变的人物事件,竟被作者举重若轻、巧妙自然地组织到一起。脉络清晰,浑然一体,“通体布局,无懈可击”(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不愧为佳构杰作。特别是那把桃花扇,不仅纠结着侯、李的际遇,而且联系着时代的风云,真是“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
href='584/im'>《桃花扇》拥有庞大的人物形象体系,几十个人物无不绘声绘色:李香君之刚烈、史可法之忠直、柳敬亭之任侠、侯方域之软弱善良、马士英之庸鄙贪婪、阮大铖之机敏滑贼、杨龙友之八面玲珑……全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href='2009/im'>《长生殿》和 href='584/im'>《桃花扇》是我国历史剧的双璧。它们像两块丰碑,最后显示出明清传奇的实力,成为传奇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南洪北孔”之后,明清传奇的光华渐渐熄灭了。
第六节 “东张西蒋”和折子戏的光芒
“南洪北孔”之后,传奇创作已是强弩之末。不过,乾隆年间仍有两位作家——“东张”和“西蒋”值得注意。
“东张”即张坚(公元1672—1754年),字齐元,号漱石,又号洞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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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江苏上元(今江宁)人。才高气奇,不阿时趋尚,一生寂寥落魄,但著述丰富,诗文外尚有传奇四种:《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刻为《玉燕堂四种曲》。《梦中缘》成就最高,敷衍了一生二女的悲欢故事,歌颂真情种,抨击假道学,其“排场变幻,词旨精致,洵为昉思后劲,足开藏园先声……”(杨恩寿《词余丛话》)
“西蒋”即蒋士铨(公元1725—1785年),字辛畲,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年号定甫,离垢居士,江西省信州府铅山人。家教良好,科举仕宦春风得意,桃李满天下,诗作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儒生而抱康济之志,文苑而兼任侠之风”(李祖陶《忠雅堂文录引》),耿介不屑事权贵。其剧作31种,现存16种,最通行的刊本是《藏园九种曲》(又称《红雪楼九种曲》),包括《一片石》、《空谷音》、《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临川梦》、《香祖楼》、《第二碑》、《冬青树》,除《一片石》、《四弦秋》、《第二碑》为杂剧外,其余皆为传奇,以《冬青树》最负盛名。此剧二卷38出,演文天祥、谢枋得殉难故事,体
现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主旨,不乏声情并茂的好曲子。
“南洪北孔”后,传奇创作进入所谓“余势”(余波)时代。但昆曲舞台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十分兴旺,只是在剧本和演出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剧本体制大为缩短,张坚、蒋士铨,以及唐英、沈起凤、夏纶等人对传奇的格局、语言、风格都作了调整,使之通俗化、地方化。如沈起凤的《沈氏四种》,突破传奇体制,曲少白多,曲词通俗易懂,说白多为方言俗语。唐英的《古柏堂传奇》深受花部影响,昆曲梆子化。其次,折子戏大量出现,代替了全本演出。
折子戏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由于清廷大兴文字狱,并在扬州设局修改戏曲,给传奇创作带来消极影响,不少人放弃了传奇创作。仍在坚持创作的许多文人,脱离舞台实际,只顾照谱填词,闭门造车,内容陈旧,形式拖沓,达不到演出水平,即使勉强上演也难以保留下来。于是,昆曲艺人便从大量传统剧目中筛选摘取出若干片段,精心加工提高,产生出折子戏的演出形式,形成独特的表演体系。
折子戏一般有两种演出方式,其一是将原本精简场子,去芜存菁,浓缩成最精彩的若干出,仍保持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二是将不同剧目的折子荟萃集锦,组成花团锦簇的一台戏。折子戏来自全本戏,大多是全本戏中比较重要的关目或具有某种特色的段落,经过加工提高,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折子戏以新的内容和面貌弥补了传奇创作低潮期的缺陷,给乾、嘉年间的昆曲艺术带来生动活泼的局面。折子戏不同程度地发展丰富了原作的思想性,使得内容更加概括紧凑,形式更加生动好看,从而为演出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使昆曲艺
术又延续了200多年。玩花主人编选、钱德苍续选的《缀白裘》以及《醉怡情》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折子戏时代的特色,总结了折子戏的演出成果。
清代昆曲的角色行当,因袭明代传奇旧称并有所调整,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有“江湖十二角色”,其实一般只有十门角色,即生、小生、旦、老旦、贴、外、末、净、副、丑,以生、旦、净、丑最为重要。传奇一般总99lib?是以一生一旦为全剧之纲领,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来串联人物,展开故事。黄旛绰《梨园原》(又称《明心鉴》)专论昆曲表演技艺,堪称经验之谈。徐大椿《乐府传声》对于昆曲唱法的分析和描述,比魏良辅、沈宠绥等人更为深入、详密,颇多创见。昆曲曲谱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四函50册,收曲齐备,内容丰富。叶堂《纳书楹曲谱》,殷溎深、张怡庵《六也曲谱》,王锡纯、李秀云《遏云阁曲谱》各有特色。无名氏《审音鉴古录》既收剧,又记谱,还标明身段。
第一节 花雅之争
清代戏曲有“花”“雅”之分。对此,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得很清楚:“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可见,花部指昆曲以外的所有声腔剧种,包括各少数民族戏曲剧种。
花部地方戏兴起于民间,有些剧种早在传奇和昆曲还相当繁荣的时候便已形成。但是,由于昆曲唱腔委婉,曲牌丰富,细腻动人,又有传奇、杂剧作为雄厚的文学基础,因而赢得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爱好,形成自宫廷官府至市井庙宇广泛流传的局面。清廷更是竭力扶持雅部,明令禁演花部,使昆曲一直居于剧坛盟主地位,影响遍及全国。花部地方戏一直处于附庸和陪衬的地位,未能形成气候。
乾隆以后,昆曲和传奇开始衰落。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清朝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固,清统治者不断加强思想上的控制,整个封建文化进入整理总结期。官方动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几千年来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物进行搜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于是,考据学(朴学)大兴。在森严的文网下,本来就有不少剧作家望风觇〔搀〕景,畏避三分;考据学的兴盛可以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逃避现实、远祸全身的出路。清代传奇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多是案头曲子,不适宜搬演,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日益空疏、淡薄。
传奇和昆曲从明到清兴盛了将近400年,形式也越来越凝固、僵化,规范日益繁缛严密。全本戏篇幅过长,不易演完。选择折子戏片断演出,又使外行观众不知首尾,难窥全貌。传奇采用曲牌联套音乐结构,在曲牌联缀方法、声腔艺术处理、音乐乐理和歌唱方法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但同时也日渐暴露出许多弊病。如曲牌节奏四平八稳,难以表达热烈奔放的情感。长短句填词,格律限制太严,不易掌握。曲辞艰深,难看难懂。越是到后期,这些弊病就越严重,远离了生活和观众。
传奇和昆曲的衰落,迫使戏曲艺术不断地进行变革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代人赋》)。于是,花部地方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似群芳野卉热烈绽放,形成继元杂剧、明清传奇之后的第三个高潮,揭开了中国戏曲史上极为灿烂的篇章。
花部起初大都流行于乡村野店,在庙会、草台上演出,内容浅显,行当简单,多系“二小”或“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往往不被重视,称为“土戏”或“杂戏”。待到它们逐渐成熟、站稳脚跟之后,便沿着商路、水路、官路流入城镇。乾隆年间,形成北京、扬州两大戏剧中心。特别是北京,由于乾隆皇帝是个戏迷,不断举行大规模庆寿活动,各地名伶荟萃京师,使得北京剧坛无腔不备,无戏不有,争奇斗妍。当时,有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说。
充满活力不断壮大的花部与颇具实力但日益衰颓的雅部展开了激
烈的竞争。花部不断给雅部以冲击,同时又从雅部那里吸收借鉴艺术营养以壮大自己,最后取而代之。“花雅之争”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回合:
首先是弋阳腔与昆曲的争衡,弋阳腔早在明万历年间便流播到京师并进入宫廷。由于弋阳腔也是曲牌联套,而且大多数曲牌与昆曲无异,所以为昆曲创作的剧本略作改动,有时几乎不必改动,就可以用弋阳腔演唱。于是,宫中所演历史大戏渐渐从全部演昆曲,逐渐过渡到昆弋 76f8." >相间、昆弋并举。这样,弋阳腔便由被清廷限制禁止的花部中分化出来,变成皇家御用腔调之一,成为与昆曲并称的“雅部”,不在禁演之列了。弋腔逐渐京化、雅化、规范化、程式化,被人称为“京腔”。乾隆年间出现了贺世魁绘制的“京腔十三绝”,轰动一时。京腔与昆曲竞争的结果,只不过削弱了昆曲的势力,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为秦腔、皮黄的发展铺平道路,但它并不能取昆曲而代之,升为剧坛盟主,反不及弋阳腔和从它衍化出来的各种高腔广泛流行。昆曲虽不能再独霸剧坛,但由于它历史悠久,家底丰厚,官僚士大夫深深喜好,始终在京师剧坛占有一席之地,并继续对各地方剧种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昆曲在与各地语言合流中产生的各种流派昆曲仍在流传。
继弋阳腔之后,与昆曲抗衡的是秦腔。秦腔轰动北京是从秦腔表演艺术家魏长生进京开始的。魏长生于乾隆末年数次进京献艺,轰动一时,大有压倒昆、弋两腔之势。由于清廷屡出告示,扶持雅部,强迫魏长生等秦腔艺人改习昆弋,魏长生被迫南下,但在
扬州、苏州等地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
“花雅之争”的第三个回合在徽班与昆弋腔之间展开。魏长生离开北京后不久,适逢乾隆弘历80大寿。兴起于安庆、活跃于扬州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个著名的徽班陆续来北京演出。三庆擅长演出故事曲折的大轴子戏,四喜擅长演唱曲子,和春的武把子令人叫绝,春台的孩子演员十分出色,真是争奇斗妍,各有绝活。四大徽班技艺精绝,又荟萃了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等著名演员,因而深受北京观众欢迎。道光年间,徽班艺人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以徽调中的二黄和汉调中的西皮为基础,并不断吸收京腔、昆腔、秦腔及其他地方小戏和民间曲调的营养,熔铸成皮黄为主的京剧。京剧的形成标志着“花雅之争”的结束,花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京剧在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大力扶持下,博得群众的爱好,扎下很深的根基,造成作家层出,剧目猛增99lib?的盛况,夺取剧坛的王冠,继“盛世元音”昆曲之后,成为流布四方的“国剧”。
第二节 清代的声腔剧种
清代戏曲舞台格外热
藏书网闹红火,花部诸腔荟萃,主要包括皮黄、梆子、弦索、民间歌舞戏、多声腔剧种等五大系统,每个系统内又蘖〔nie聂〕生出许多剧种,或称“××腔”,或叫“××调”,或曰“××戏”。一方水土一方音,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360多个剧种活跃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除了上面提到的五大系统之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戏剧。八音繁会,五彩缤纷,构成世界上独有的戏剧景观。
五大系统是:
(1)皮黄系统
皮黄指西皮和二黄,主要包括京剧、汉剧、徽剧、陕南与鄂北的汉调二黄、湖南常德汉剧的北路(西皮)和南路(二黄)、湘剧中的南北路、祁剧中的南北路、桂剧中的南北路,广东湖州一带的广东汉剧、福建的闽西汉剧、广东粤剧所唱的梆黄(即西皮、二黄)、云南滇剧所唱的襄阳腔(即?99lib?西皮)和胡琴、广东西秦戏、山西上党梆子和山东莱芜梆子中的皮黄声腔等。
(2)梆子系统
梆子是花部劲旅,形成很早,到清末民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几代同堂、支脉繁多的庞大家族,不仅占领了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大戏舞台,而且一度称雄于京师,远播川、黔、桂、粤、青海、新疆等地,成为一个成熟的声腔系统bbr>?。梆子系统中的同州梆子和蒲州梆子最为古老,此外还包括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上党梆子、莱芜梆子、山东高调梆子、平调梆子、章丘梆子、枣梆等。川剧中的弹戏、滇剧中的丝弦也作为一种梆子声腔存在。
(3)弦索系统
弦索腔是由明末清初在山东、河南一带兴起的[山坡羊]、[耍孩儿]、[柳枝腔]、[罗罗腔]、[傍妆台]、[锁南枝]、[驻云飞]等民间俗曲为基础,并接受其他地方戏的影响演变而成的,因以弦索乐器伴奏而得名,曾有河南调、儿女调、姑娘腔、巫娘腔等称谓。至清末已形成a.柳子戏(又名弦子戏、百调子、北调子、吹腔),流行于山东、河南、苏北、冀南、皖北一带。b.大弦子戏,流行于鲁南与豫东北交界地带,与柳子戏、罗戏、卷戏同源异流,由民间俗曲发展而来。c.丝弦,又名弦腔、弦子戏,流行于河北省井陉、石家庄、保定一带,由元人小令和民间俗曲发展而成。d.越调,主要流行于河南西南部、湖北襄阳和安徽部分地区,是由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在梆子、皮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4)民间歌舞戏系统
指从民间歌舞及说唱艺术基础上,接受皮黄、梆子、高腔等戏曲剧种影响而产生的歌舞戏,大致包括:
a.湖南、湖北、安徽、陕南一带的花鼓戏,如长沙花鼓、邵阳花鼓、零陵花鼓、岳阳花鼓、常德花鼓、荆州花鼓、东路花鼓、黄孝花鼓(楚剧前身)、随县花鼓、襄阳花鼓、凤阳花鼓、皖南花鼓、商洛花鼓等。
b.采茶戏,如江西赣东采茶戏、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萍乡采茶戏、吉安采茶戏,湖北黄梅采茶戏,广东粤北采茶戏,陕西紫阳采茶戏等。
c.花灯戏,如四川花灯戏、贵州花灯戏、云南花灯戏等。
d.秧歌戏,如蔚县秧歌、定县秧歌、雁北秧歌、祁太秧歌、太原秧歌、泽州秧歌、壶关秧歌、沁源秧歌、襄武秧歌、陕北秧歌、韩城秧歌等。
e.道情戏,如晋北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永济道情、陕北道情、河南道情、宁夏道情等。
(5)多声腔剧种
指多声腔综合大剧种,往往以二合班、三合班,以至四合班
藏书网、五合班形式出现,如:
a.川剧由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灯戏五种声腔组成。
b.湘剧包括高腔、低牌子、弹腔(又称南北路)三种声腔。
c.上党梆子共包括昆曲、梆子、罗罗腔、卷戏、黄(皮黄)五种声腔。
d.婺〔wu务〕剧(俗称金华戏)包括高腔(含西安高腔、西吴高腔、候阳高腔)、昆腔(草昆)、乱弹(曲调以[三五七]、[二凡]、[芦花调]为主)、徽戏、滩黄、时调等。
e.祁剧和桂剧兼唱高腔、昆腔、弹腔。
f.辰河戏兼唱高腔、低牌子、昆腔、弹腔。
g.瓯剧兼唱高腔、昆曲、乱弹、西皮、二黄、滩黄。
h.枣(〔亻(上山下西)〕)梆兼唱梆子腔、昆腔、罗罗腔、皮黄。
i.饶河班以乱弹腔为主,兼唱高腔。
清代形成的少数民族戏曲有:
a.藏戏源于藏族古代祭神仪式和民间歌舞说唱文学,17世纪开始从寺院宗教仪式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以唱为主,唱、诵、舞、表、白、杂艺相结合的综合性戏剧,常常在雪顿节演出,形成规模盛大的藏戏节,流播于西藏、青海玉树、甘肃、四川甘孜等地及印度、不丹、锡金等藏族聚居地区。藏戏在流行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积累了“十三大本”保留剧目。其剧目多取材于佛经故事、历史传说,带有浓厚的宗教神话色彩,多演出于寺院、广场。
b.壮剧主要分布于壮族聚居的广西。因流行地区语音、艺术风格的差异,分为北路和南路。北路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产生于隆林、田林一带,是在当地民歌、唱诗和坐唱“板凳戏”的基础上形成的。南路于清末产生于德保的马隘、汉隆一带,是在当地民间歌舞基础上受提线木偶戏和邕剧影响而形成的。表演上受汉族戏曲影响较大,已形成生、旦、净、丑完备的行当体系和表演程式。此外,流行于云南省东部壮族支系土族聚居区富宁县的富宁壮剧和流行于云南省东南部壮族支系沙族聚居区广南县的广东壮剧(亦称“沙剧”),也属壮剧系统。
壮族还有一种师公戏(木脸戏),乃是在跳神仪式——师公舞的基础上形成的面具戏,以当地民歌为主要曲调,吸收粤剧等汉族戏曲的表演方法,且形成了一定的程式。
c.白剧又称吹吹腔,源于弋阳腔,清乾隆年间广为流行,光绪年间出现鼎盛局面。其剧目大多从汉族戏曲中移植而来,也有一些反映本民族生活和根据本民族民间故事改编的剧目。由于有文人参与,剧本文学性强,曲调丰富。表演、行当、服饰、装扮、脸谱接近于皮黄和梆子。
d.侗戏大约在道光年间形成于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一带,后来流播到广西的三江、湖南的通道等侗族聚居区。侗戏源于侗族的叙事大歌“嘎锦”和说唱故事“摆古”,同时也受到汉族戏曲的巨大影响。其剧目分为自编和移植两大类,唱腔则取材于各种侗歌,并吸收了一些汉族戏曲的腔调。侗戏以唱为主,动作比较简单,唯有丑角表演颇有特色。
e.傣戏于清末产生于云南省盈江县的盏西、干崖一带,后流传到潞西、瑞丽、陇川、保山、腾冲、龙陵等县的傣族聚居区。傣族文化悠久,有本族的语言、文字和丰富多彩的诗歌(包括民歌、山歌、对歌)、音乐(包括乐曲和佛曲)、舞蹈,傣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融汇提高而成的。早期的傣戏多系歌舞小戏,后来根据傣族民间传说和叙事诗编演出大型剧目和连台本戏。
f.布依戏的前身是布衣族曲艺“八音坐禅”,在壮剧和花灯戏影响下演变成戏曲,分为正戏和杂戏两大类。正戏念白用汉语,唱用布依语,多搬演汉族故事。杂戏的念白和唱均用布依语。此外,布依族还有地戏,俗称“跳脚戏”,是一种面具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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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渔杀家
花部地方戏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拥有数以万计的剧目,有的申张民族传统道德,有的歌颂纯洁真挚爱情,有的反映家庭伦理关系,有的则是不平之鸣和乱世之音。更有大量历史故事戏,如杨家将、呼家将、岳家将等英雄传奇,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传播了历史知识,总结了历史经验。此外还有瑰丽奇幻的神话故事戏,玲珑剔透、轻松活泼的民间风情小戏,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花部地方戏还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如秦腔艺术家魏长生,皮黄艺术家程长庚、高朗亭、谭鑫培,梆子艺术家侯俊山、郭宝臣、田际云等,灿若群星,不可胜数。沈蓉圃所绘的“同光十三绝”中绝大部分为京剧艺术家。
第三节 清代宫廷戏剧
清初,宫廷戏曲沿袭明代旧制,演剧主要由教坊司女优或太监承应。清世祖福临时,宫内太监就曾搬演过《鸣凤记》和尤侗的《读离骚》。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进入全面恢复时期,迎来所谓“海宇升平”的康乾盛世。演剧增多了,清廷曾特发帑币1000两,在后宰门架高台,令教坊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上台。内务府包衣(皇室奴仆)李煦不断从江南召选女优进宫,以充实宫廷戏曲队伍,满足康熙的声色之娱。
乾隆年间,宫廷戏剧空前繁荣。乾隆是个戏迷。他下诏扩充宫廷演剧机构,把“和声署”(雍正七年教坊司改为“和声署”)迁移到南花园,改称“南府”。其间太监艺人称为“内学”,从八旗子弟选取入宫的艺人称为“旗籍学生”,大批民间艺人充实南府,称为“外学”。“内学”有大、小之分,“外学”也有头、二、三之别。民籍、旗籍、“内学”形成鼎足而三的格局,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演剧活动之频繁,实为空前绝后。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曾两次大规模地为皇太后庆祝60寿辰和80寿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弘历80岁生日祝釐〔xi喜〕,京师都举行了大规模庆典,到处张灯结彩,建筑楼阁,每隔十几步搭一戏台。各地艺人以进京献艺为荣,歌舞杂技,令人目不暇给。再加上乾隆六次南巡,不断从外地带回许多技艺高超的艺人,使京师剧坛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清代宫廷开始用昆曲和弋阳腔演唱传奇和杂剧,除上面提及的《鸣凤记》、《读离骚》、《目连传奇》以及 href='2202/im'>《西游记》外,乾隆还命内阁大学士张照、庄恪亲王允禄先后“兼领乐部”,组织周祥钰等翰院词臣编纂节庆戏《月令承应》、《法宫雅奏》、《九九大庆》,以及宫廷大戏《劝善金科》(目连救母故事戏)、《升平宝筏》(西游记故事戏)、《鼎峙春秋》(三国故事戏)、《忠义璇图》(水浒故事戏)、《昭代箫韶》(杨家将故事戏)、《封神天榜》(封神演义故事戏)、《楚汉春秋》(楚汉相争故事戏)、《
.99lib?盛世鸿图》(曹彬下江南故事戏)、《阐道除邪》(混元盒故事戏)、《兴唐外史》(说唐演义故事戏)等,每本大都是240出,需10天方能演完。
清廷好大喜 529f." >功,先后在皇城、御园、宫阙内修建了四座高大雄伟的戏台,其中圆明园中的畅音阁戏台被八国联军烧毁,现在尚存的有:故宫宁寿宫畅音阁戏台、颐和园中的德和园戏台、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福寿园中的清音楼戏台。上述四座戏台格局统一,均系上、中、下三层楼阁式建筑,自上而下命名为福台、禄台、寿台,可以同时在上面有角色出场。寿台为主要表演区,面积最大,其天花板上有三个天井,地板下有五个地井。天井口设辘轳架,地井内置绞盘,可用来升降演员和道具,适合于表演上帝、神祇、仙佛、活人、鬼魅俱全的神话故事剧。
清代宫廷戏剧大都是鸿篇巨制,人物众多,情节热闹,时有精彩片断。但从总体看来,思想平庸,御用色彩浓厚,还有不少糟粕,令人生厌。由于有皇家作为政治靠山和经济后盾,宫廷演出穿戴华丽,布景精巧,场面恢宏,远非民间戏班可比。无论在剧目、曲牌、脸谱、服饰、道具、演技、唱腔、音乐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发展,对后世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夸富斗奇,远离了戏曲的写意精神,导致表演砌末化。多种多样写实化、机关化的布景,将观众带进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世界,湮没了演员的唱、念、做、打,削弱了人物塑造,妨害了表演艺术的健康发展。
所谓“康乾盛
藏书网世”好景不长,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处在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的大气候下,宫廷戏剧急剧萎缩,演剧机构亦随之精减。道光七年(公元1821年),南府降格为升平署,景山“外学”全部退回原籍,宫中只有习艺太监进行例行公事的小规模戏剧演出。
可是,到了咸丰年间,咸丰皇帝酷嗜皮黄,满朝嫔妃均是戏迷。特别是后来做了太后,独揽朝政的慈禧更是嗜戏成癖。咸丰三年(公元1860年)三月恢复了挑选民籍学生的作法。一方面挑选各戏班优秀伶人到宫廷教习太监,称为“教司”;同时传外面戏班进宫应差,谓之“内廷供奉”。从甲午(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到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京师民间名伶大多成为宫中供奉,如皮黄名伶程长庚、谭鑫培,梆子名伶郭宝臣、侯俊山等,均被选入宫中演出,受到太后、皇帝的重赏。慈禧置国家兴亡于不顾,一心只图声色享受,使宫廷戏剧畸型兴盛。这一时期宫廷戏剧病态的繁荣,既有消极因素,又有积极作用,客观上促进了皮黄戏的提高和发>展,使之日臻完美,成为“国剧”,取代了昆曲,成为剧坛盟主。
戏曲艺术的发展与人世间的朝代更迭既有关联,又不完全对应,而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京剧艺术繁荣鼎盛之时,伴随着资产
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戏曲改良也就开始了。戏曲改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戊戌前后到1905年为第一阶段,1905—1911年为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失败后为第三阶段。戏曲改良运动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几经起伏,一直延续至今。它是集体的创造,历史的积淀,其间镕铸了历代民间艺人的心血汗水,浸染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呈现出斑驳陆离的面貌。其中不乏民主性精华,也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包藏着封建性糟粕。这种情况,在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等古典剧
目中同样存在。对于这份宝贵而丰富的遗产,全盘否定和不加批判地继承都是片面的。全盘否定便滑向民族虚无主义,不加批判地继承也不是科学态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发展,才能弘扬中国璀璨的戏曲艺术,使之为我所用,传之后世。
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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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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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刻本《牡丹亭还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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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侯马金董氏墓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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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刻本 href='584/im'>《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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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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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未明初刻本 href='2196/im'>《西厢记》残页(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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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朱墨刻本 href='2196/im'>《西厢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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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潮观《吟风阁杂剧·罢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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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白蛇传》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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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关汉卿《单刀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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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 href='2161/im'>《牡丹亭》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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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 href='1279/im'>《窦娥冤》剧照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