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你来我走》 -1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我曾经以为，移民北美将是我漂泊人生的句号。后来才发现， 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 永远没有句号。 2006年2月6日，多伦多，Finch地铁站。 又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清晨八点钟，我已经坐上了开往downtown（市中心）的地铁。周一的早上有例会，我通常会去得早些。 倚靠着车窗，外面又开始下雪了，冰球和严冬是加拿大的标志，冬季漫长而凶猛，每天都是阴沉沉的。昨晚刚和妈妈通了电话，电话时时撩拨着我思念的情绪。年三十晚，妈妈把电话听筒放到窗外，轰隆隆的鞭炮声从万里外传来，震颤着我的心。我就那么听着，听着，在多伦多的寂静中听着…… 我迷糊了，我开始做梦了。在梦里，我不知身在何处，北京？多伦多？在梦里，北京王府井，熙熙攘攘，我正挤在小吃一条街上吃油炸臭豆腐，黢黑黢黑的，穿成了串儿，浇了蒜汁儿的那种，咬一口下去，热腾腾的，倍儿香！还没吃两口，忽听见有人叫我，说的是英语，回头一看，是我的两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同事：Heather（海泽）和Kerri（凯瑞）。我突然想起今天是我们约好了去吃hot dog（热狗）的日子，我怎么会手里拿着臭豆腐站在北京的街头呢？不对，不对，我是在北京，不是在多伦多，还没到回去的日子呢，我不应该看见她们的。我扭过头继续吃。抬头时，咦，怎么安大略湖边那个卖hot dog的小摊儿也挤在了北京的大排档中，那对儿意大利老头儿老太在里面特扎眼，肥肥大大的，老太招呼，老头儿烤香肠和面包，他们正招呼我过去呢。我恍惚了，我究竟在哪里？我想告诉他们我在北京呢，好吃的多得是，谁吃hot dog呀，我心里念叨的是中文，可我嘴上冒出来的却是英文，而且对答如流…… 车子一晃，醒了，原来是一场梦。“哧——”的一声，车子停在了Eglinton（爱格林顿）站，我在多伦多的事实是没跑了。清醒之后的片刻不免有了一丝伤感，七年，整七年了，我已经离开中国，离开北京七年了。 多少往事，多少伤感突然汇成浓浓的乡愁，涌上心头。那些被记忆澄清了的往昔的时光是那样的鲜活，鲜艳欲滴地呈现在眼前…… 1.为了告别的聚会 肖梅是个颇有些背景的女人，她的家族就带着留洋的经历。 1997年，春节刚过。 这是我这个月参加的第三次告别饭局。我最好的女朋友——肖梅，就要移民加拿大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一直在办加拿大的移民。她这个人，好好的在外企干着，有那么多的优秀男孩儿追着，还是不甘心。 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要移民？她不假思索地说：“整一口流利的英文；和老外谈场恋爱；拿个外籍身份；再生个混血儿；把父母接去，让他们呼吸上没有污染的空气；不花钱看病；不花钱上学……”肖梅一口气地背着那些从移民公司“学习”来的东西。 肖梅是个颇有些背景的女人，她的家族就带着留洋的经历。她爷爷早年是一家织纱厂的买办，一年有半年来往于东南亚和日本。她父亲是一家国营进出口公司的经理，经常率团出国访问。肖梅从小就喜欢在同学中显摆她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舶来品：透明的连裤丝袜，英式的镶着小花边的立领衬衫，印着Happy Face(笑脸)的纯棉T-Shirt。这些舶来品把肖梅装扮得像一个骄傲的公主，让她有资本成为学校服装潮流的推动者。有一次，她父亲给他的宝贝女儿带回一条正宗的美国萍果牌牛仔裤。肖梅兴奋得不得了。可是父亲错误地估计了他这个正在迅猛发育的女儿的身材——裤子买小了。肖梅不甘心，费了很大力气把牛仔裤套上了腿，勉勉强强地拉上了拉锁，竟是几乎不能喘气了。肖梅还是屏息收腹地穿着它在学校风光了一天，赚回了不少羡慕的眼光。第二天肖梅没有再穿那条牛仔裤，也没有去学校。她那天晚上就感到下腹部疼痛难忍，去医院一看才知道是裤子太紧，得了急性盆腔炎。 童年的经历使肖梅从小就对西方，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一种崇拜感。她喜欢听父亲给她讲从埃菲尔铁塔俯视的城市；喜欢他讲纽约的繁华；喜欢他讲佛罗里达的阳光……长大后的肖梅不再满足他父亲的那些故事，毕竟父亲去的都是公差，十几个人绑在一起由导游领着逛几天就得回来。肖梅向往的是有朝一日能真正融入到西方的社会中去，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呼吸，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细细品味西方的生活。 肖梅认定了移民加拿大是她实现这个愿望的捷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出国打工热已经过去了，眼下又兴移民了。出国打工和移民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穷亲戚进城，不带钱，就等着去挣钱的；后者是远房亲戚串门儿，带了钱，先安定下来，再想赚钱的事。她一开始是想去澳大利亚的，分儿不够，正好赶上1997香港回归时，大批港人移民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放宽了移民条件，捎带着大陆的申请者也就沾了光，肖梅英文好，又有外企的工作经验，没费什么劲，一年多就接到了移民纸。 屋子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现在“移民”是热点话题，特别在外企。 “肖梅，赶明儿在那边儿买个大house（独立屋），别忘了邀请我们去度假呀。” “还叫人家肖梅，土不土呀，你得叫人家May! 出了国就可以正经用英文名了，没人说你是假洋鬼子。” “肖梅，回头给我们寄几张你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苦’的照片吧，让我们这些出不去的人也好平衡平衡啊，要不然我们在这儿还怎么活呀。” “加拿大是什么地方？什么都不干政府也给钱，回头她一高兴生上三个孩子，吃福利就够了，受什么苦呀，是吧？” 肖梅一脸的兴奋，和大家搭着话。“反正我在外企也没什么可混的了，一年涨点儿工资，海外出差一去就那么几天，不去还好，也就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儿，一去了就不想回来了。女人混到了部门经理也就算是头了，我这是急流勇退。” “我可‘盼’你快点儿走。你这个美女一走，我在公司的美女榜上就能前进一名了。哎，肖梅，你走了，你男朋友怎么办呀？” 肖梅贫了起来，“男朋友？你问哪个呀？” “你有几个呀？” “不多，也就一打儿吧。都已经告过别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个惨呀。我也没办法呀，我是独立移民，自己都还没搞定呢，哪想得了那么多。再说我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可是白人老外呀，既然出去了，咱就别嫁中国人了。再说，要想融入上流社会，拖家带口也不具有优势呀？我可不像某些人，年纪轻轻就把自己打发了，吊死在一棵树上。”肖梅一边说，一边斜眼看我。显然，说我呢呗。她这人就是这点讨厌，嘴贱。 肖梅带着她的三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告别了众多曾经追求她的男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的下午走了。她留给我一套考托福和雅思的复习材料，让我去新东方报个名，学习学习，就算不出国，自己也有个提高。 可能，她觉得我太没有追求了。 12.一场虚惊 在我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个白花花的人体腾地从床上跃起…… 周五的晚上，向东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多伦多，我说不回，这周太忙。 星期六的早上我改了主意，决定立即回多伦多一趟，给肖梅和向东一个惊喜。 周末的清晨，走廊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的心跳。走到肖梅的门口我就想笑，这门里现在是肖梅和向东的家，我反倒成了外人。 刚要举手敲门，门里传出一连串的响动。我好奇地贴了耳朵去听，那响动分明是一男一女在呻吟，急促而兴奋。那女的一听就是肖梅，那男的？啊！…… 怪不得昨天向东打电话问我回不回来，原来他们早就趁我寒窗苦读的时候做了夫妻。 我一下子乱了方寸，心悸让我几乎窒息，一股怒气直抵脑门儿。 我连续地按着门铃，没有间歇，铃声里带着愤怒。门很久才开，也是带着怒气的，肖梅胸前裹着一条浴巾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你有病呀，这么早来敲门，你不是不回来吗？” 我一个闪身进了屋子，瞥了一眼门口的den，向东果然不在里面。我立刻咆哮起来：“幸亏我回来了！”然后直奔肖梅的房间而去，肖梅像炸碉堡的战士一样扑上来：“宁宁，你干吗？你太过分了！你不能进去。”我带着敌意地一把推开她：“你才过分呢！Fuck off！！！”我用英文骂了平生第一句脏话。 在我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一个白花花的人体腾地从床上跃起。屋子里拉了厚厚的窗帘，昏暗中弥漫男人的体味。我紧闭着双眼站在昏暗中：“向东，你混蛋，你他妈的混蛋！”两行泪水从眼角流出，我感到死一般的绝望。 “What happened!? May.(出什么事了，May?)”床上传来地道的英文。 “嗯？！”我愣住了，不解地站在那里。 肖梅走了进来，一把拉开了窗帘，刺眼的白光照亮了屋里每一个角落，明晃晃地闪着我的眼睛。我用手挡了一下，侧眼一看，床上坐着一个裸着上身的秃顶白人，难怪黑暗里看白花花的。 肖梅重新系好了浴巾不紧不慢地在窗前的沙发上坐下，左腿一翘，顺势点了一支烟：“看清楚了，不是你家老公？” “对不起，肖梅，我以为……” “他昨晚没有回来，说是和朋友去郊外挖蚯蚓去了。” “挖蚯蚓？”我很奇怪。 “说是能挣钱，必须要夜里去。” “ I’m sorry，I’m so sorry!”我感到无比的尴尬。 “Could you please？（你能离开一下吗？）”床上的男人微笑着示意我能不能出去一下。 我急忙退出了房间，静等着肖梅出来骂我。 房间里先是叽里呱啦地一通对话，接着就是两个人的笑声，然后哗哗的水声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和笑声。 肖梅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色彩柔和的休闲装。几个星期没见肖梅， 她有了很多变化:头发恢复了以前俏丽的短发，还挑染了酒红色，额前铰了一排齐而短的刘海，看起来很像奥黛丽?赫本;眉毛也修剪过了，弯弯的;皮肤刚经过了打理，水嫩水嫩的。 “刚才是个小误会，不提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Bill（比尔）。 Bill， 这是我最好的女朋友，Ginger， 向东的太太。”肖梅给我们介绍。 Bill身材高大，像个篮球运动员，体积也大，像日本的相扑，脸却生得极小。肖梅和他在一起就像金丝雀和大象。 “宁宁，刚才我脾气不好，你别生我气呀。咱们还是朋友吧。” “哪里，你收留了向东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是我不好。”我不好意思地说。 人在异乡，好比一片飘飞的叶子，有诸多的难处，能有地方住，不用经历落魄已经是万幸了，那种面子上的尴尬在经济能力的苍白面前也就无足轻重了。 Bill白天有个客户先走了，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 向东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拎着胶鞋和手电，一身的露水和腥味儿，一宿没睡，眼睛熬得红红的。 向东还在那个音乐学校教书，教一个学生和学校四六开，拿不了几个钱。他脑子还算聪明，动员了好几个学生私人上门去教。我们现在两头付钱，花的都是积蓄。 “你真是的，干吗去挣这个钱，看你累的。”我埋怨他。 “主要是为了好玩儿，其次是弥补一下上个星期的损失。”向东说，“上周真倒霉，我去downtown的一个学生家。门口停满了车，我只好停在了路上。他们家里有party，却没通知我取消上课，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就把我关在了门外。好嘛，我开了那么远的车不说，一出门还吃了张乱停车的罚单。那个学生家还是医生呢，挣那么多钱，还那么抠儿，不通知就应该付学费。” “罚了多少钱？”我紧张地问他。 “三十刀。” “三十刀呢？够我来回两趟的车钱了！你怎么就不小心点儿？” “行了，别大惊小怪的，够便宜的了。我上星期和同事去钓鱼，一不留神钓了三条小鱼没放回去，鱼警一罚就是二百刀！”肖梅比画了一下。 “天呀，抢钱呢？”我忿忿地说。 “人家说了，这三条鱼都是未成年的母鱼，一条鱼的一生能下一千条小鱼，三条就可以下三千条，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就不‘指控’我的‘谋杀’罪了，二百刀算是便宜我了。”肖梅说。 “二百刀说起来眼都不眨，我们为三十刀都心疼得不得了。看来找到工作就是不一样啊，一下子就变成上等人了。” 我羡慕地说。 肖梅没提刚才发生的事，我也缄口不言。想想刚才的事就心跳，一场虚惊搅得我说不出的难受，既庆幸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事实，又忐忑自己的鲁莽，让肖梅笑话。 13.寻找单身白种男人 好男人是寻找来的，幸福是策划出来的…… 肖梅煮了咖啡端给我们喝。她自己也倒了一杯，腿一翘很优雅地坐在了沙发上。 “你们对Bill的印像怎样？”肖梅抿了一口咖啡，微微挑了一下眉毛看了我们一眼。 “他找了你真是赚了，你找了他有点‘下嫁’，瞧他那头光的，看上去就像你爸。”我说。 “下嫁？人家还没有答应娶我呢！你们要知道，找个单身白种男人有多难，跟中六合彩一样。”肖梅对我的评价有些失望。 “那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不符合洋人对中国美女的想像，他们的想像还停留在唐朝。你要是眼睛小点儿，脸瘪点儿，追..你的人早排队了。”我哈哈地笑着。 “得了吧，你看电影看多了吧。那种麻雀变凤凰的灰姑娘的故事在生活中发生的几率几乎是零。我一直坚信，好男人是寻找来的，幸福是策划出来的。你们是知道的，我从一来加拿大就开始为这个远大的目标而做着准备，我就是靠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决心才找到Bill的。”肖梅的眼里充满了兴奋。 趁着Bill不在，向东也不睡了，我们洗耳恭听起她的“寻找单身白种男人”的行动过程。 肖梅是个很实际的女人，她的寻找计划目标远大，但并不盲目。她定位的理想丈夫是四十到五十岁左右，有一份中层领导级工作的白种男人就可。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就算是仙女，“横行”到了三十的年纪想嫁个百万富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何况在找到百万富翁前，她还是要解决穿衣吃饭的基本生存问题，不如降低点要求现实地确定目标。 有了目标就有了寻找的方向。肖梅先是去各处的华人婚介登了记。这要在国内，打死她也不会去干这“丢人”的事。可在加拿大，这是她能想出的寻找单身白种男人的最简便的途径。她一去，代理就指着一张张的照片向她介绍着一个个大陆女嫁给洋人钻石王老五的成功案例。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个离了婚的带小孩的很不起眼的中国女人嫁了一个加拿大人，看上去很幸福。经纪说那个女的连英文都不会说，想沟通得靠她儿子翻译。只要能放下架子，要求不要太高，基本都能找到。像肖梅这样优秀的中国单身女孩成功的几率肯定百分百。 婚介所的寻找结果让肖梅很失望。肖梅不是那种急于要找一个洋人来解决身份的女人，她找洋人是想进入洋人的主流社会，实现她青春的梦想。看到婚介所给她提供的那些照片，不是离了婚的，就是丧了妻的老头子，要不就是公司里那种混得不怎样的中年小职员，或者是干体力活儿，整天在外边日晒雨淋，皮肤粗糙的“红脖子”。他们目光呆滞，一脸对生活的无奈。看着那些照片和那些人的背景，肖梅的脑子里频频出现以前邻居家的当出租司机的大哥，因为长得粗黑，一直找不到对象，最后在婚介所找了个乡下姑娘。那乡下姑娘嫁过来的时候乐成了一朵花。肖梅那时特鄙视那乡下姑娘，城里找不着了才在乡下堆儿里刨出这么一个，还美呢。没想到在加拿大，她就成了那“乡下姑娘”，等着那些没人要的加拿大人来挑。经纪所说的什么洋人总是能跨越过外表而看本质的说法，无非也就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才来这里兜底。 肖梅这个来自中国首都的“白骨精”，虽然年龄在一天天“涨”大，但她还是知道自己的身价的。不能拿邻居出租车大哥找女人的眼光来找男人。就算白种男人找不到，中国那边还有至少六亿男人等着呢。 肖梅是个不服输的女人。她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她每个月的薪水除了付房租和日常开销，剩下的全都买了时装和去了高档餐馆。她给自己包装的定位是带有中国古典美的现代情趣。这一年，中国风开始流行，不要说国内，连多伦多都流行上了唐装。肖梅专门在太古买了几身剪裁合身，经过香港人改良的中式服装。肖梅每周二晚上必去downtown一家中高档的酒吧餐厅吃晚饭，一直耗到打烊才走。天天去经济上受不了，每周固定时间去，为的就是寻找那些去那里谈生意的高级白领。 几个月下来，饭钱花了不少，成效却不大，攀谈上的多半就是想和她上个床，根本不谈婚论嫁，短暂地交往后就没有了结果；要不就是已经是别人的老公了。想想也是，这个年纪的男人，成功的和拿得出手的肯定都被别人网走了。再说，只有有家有孩儿的人才会拼命地工作，才会晚上跑来谈生意。没家的早都去蹦迪了。 肖梅还是不甘心。她开始打扮时尚地往返于各种party（派对），公司的party，同事的party，同事朋友的party，甚至同事的朋友的朋友的party。肖梅成了名副其实的party animal(派对狂)！ “老天还真有眼，终于有个相貌端正，智商正常的白人落网了。我在party上结识了一个叫Tom的男人，他是一家IT公司的工程师，只比我大两岁，很帅很帅的白人小伙子，姿色不亚于Tom Cruise（汤姆?克鲁斯）。”肖梅喝了一口咖啡，一个大喘气：“可我没选择他。” “为什么？”我问。 经过肖梅的深入了解，Tom是从一个小村子出来的。肖梅开始也没有在乎，反正加拿大城乡差别不大，农村反而还比城市富裕呢。肖梅还跟着Tom回去度了一个长周末。Tom成长的那个小镇只有三千人，这家的后门就挨着那家的前门，大家都互相认识。Tom的父母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最远的地方就是去过镇上的downtown。他妈抱怨说镇上downtown太闹了，更不要说多伦多那样的大城市，根本就没法住。他们见到肖梅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村上的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一定要Tom带了肖梅去，老太太一边像看大熊猫一样打量肖梅，一边摸了摸肖梅油黑的头发说：“真硬呀。是真的头发吗？”Tom的爸听说肖梅从北京来，就问肖梅从多伦多到北京有多远，坐长途车几个小时能到。Tom底下还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小时候生活挺拮据的。Tom是靠政府贷款读完大学和研究生的，贷款到现在还没还完。 “我跑了这么远的路不是来扶贫的。他爸妈又没文化。我嫁给他，帮加拿大人民还钱呀？不行，换人！”肖梅手一挥地说。 肖梅在使出了所有寻找单身白种男人的手段后真的有些气馁了。 “人生真是奇怪，茫茫人海中，就是要遇见这一生你要遇见的那个人的，就算你再马虎，再无心，老天会给你安排好，既不会早一步，也不会晚一步，就那么正好让你遇上。”肖梅富有哲理地说。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参加的一个摄影展party吗？”肖梅问。 我陷入了回忆。没错，一个月前我是邀肖梅和向东去参加一个同学哥哥的摄影展。Queen West（皇后西街）上有很多小小的画廊，一家连着一家，没有名字地隐藏在摇摇欲坠的旧房子里，闪耀着三流艺术家的光芒。这些小画廊平时以卖固定的艺术家的收藏而生存，偶尔也出租给一些自命不凡的艺术家办展览。 一个月前，我们去参加一个表现城市人生活状态的摄影展。小画廊只有三十平米大小，挤满了前来捧场的朋友。我们都很乐于光顾此类小展览，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加拿大人的生活。环顾了一下墙上的摄影作品，三面墙上一共只有六幅作品，尺寸只有明信片那么大，衬它的卡纸倒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像老太太的裹脚布。 “六张照片就敢出来混，洋人就是自信啊。” 向东说。 我们各自取了一瓶啤酒慢慢抿着，然后仔细浏览起每一幅作品。第一幅作品中，一个裸体的男人背冲着观众站在一处工地上，他白皙的皮肤和脚下生锈的铁丝、钢筋水泥，以及远处的高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别说，还真有点想法。肖梅招呼我过去看另外一张。还是一个裸体的男人，坐在自家的浴缸中，照片是从屋顶90度俯视拍后拼接的。窗外是车水马龙，屋子里乱得像个猪窝，那个男人悠哉地泡在浴缸里翻着一本杂志，毫无顾忌地把小鸡鸡露在外面。肖梅在一旁嘻嘻地笑着，“你看，居然是粉红色的，跟日本料理里的泡姜一样……”我们两个笑成了一团。 一个男人走过来问：你们喜欢这幅作品？肖梅停了笑说：“我们更喜欢他的‘magic stick’（魔棒）。”我更停不住笑了，我知道肖梅指的是什么。肖梅也不顾一切地又大笑起来。那个男人不解，只看着两个女人在笑，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Bill。 我从回忆中又拉回了现实。 “那天我们并没有说几句话呀，你们俩是怎么勾搭上的？”我奇怪地问。 “这就是缘分。他是你同学哥哥的朋友。我走的时候把手机忘在了吧台上，他看到手机套是一只小旗袍就自然联想到了我，主动请战和手机的主人联系。” 第二天肖梅才发现手机没了，急忙拨了号去寻找。一个低沉的男声出现在另一头：“我知道这电话肯定是你的。我不知道昨晚我见到的那个中国女孩叫什么，我只记得她很漂亮。还有，我想知道她说的‘magic stick’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一天都在等她的电话。” “不要太浪漫了吧!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我打断了肖梅的回忆。 “想什么？” “真后悔当初结婚太早，真想像你一样，重新谈场恋爱。”我窃笑着。 那天肖梅取回手机时，请Bill喝了杯咖啡。Bill是跑步来的，宽大的T-shirt浸湿了一片汗。肖梅并没有问Bill的个人情况，两个人闲谈了些摄影展的感受。 “你喜欢昨晚的摄影展吗？”Bill问。 “说不好，如果和纽约那些艺术家的展览比起来，多伦多的简直就是garbage(垃圾)。虽说艺术有时候是表现一种颓废，但形式美的法则还是让人们崇尚精致和有想法的作品。”肖梅说。 “看来你对艺术很有见解。多伦多的历史短，生活又缺少竞争性，所以艺术也缺少表现的矛盾。以后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一流艺术家的作品。”Bill说。 肖梅没多想，她身边儿有很多这样的洋人朋友，要请她去这儿，要带她去那儿的，说说也就没有后文了。分手的时候，肖梅顺路送Bill回家。车子穿过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包围着一片墓地，墓地的周围是一片硕大的house和高档的do，死人和活人一起分享一片绿荫。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肖梅怀疑地问：“到了？” “对，到了，这就是我的家。你愿意进来再喝杯什么吗？”Bill一指树荫下草坪修剪得像绒毯一样的大house。 肖梅走过来向我比画着说：“我当时都没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他一个人居然住那么大个房子，房后的花园大得可以打golf（高尔夫球），客厅开个几十人的party（派对）根本不在话下。你说他穿的那个样子来见我，我打算喝完咖啡就bye bye的主儿敢情是一个大地主，多悬呀，差点儿就错过了当地主婆的机会。” 电话响的时候，肖梅还在喋喋不休地讲她的浪漫经历。Bill来电话催我们去赴晚宴。 14.Bill不付bill 我看了一眼肖梅，虽然涂了妆彩，还是掩不住她眼角慢慢爬上的鱼尾纹…… 肖梅足足涂抹了一个多小时才肯出门。她穿了一件中式的上衣，桔红色的锦缎绣满了细密的龙凤图案，掐腰的剪裁和滚边的立领让人联起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肖梅脸上扑了红粉，和衣服相互映衬，恰到好处。“Bill在审美方面很有品位，我特意买了些中式衣服迎合他。我们经常要出席一些宴会，他很喜欢我穿一些精致的中式衣服。” -2 如今的肖梅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伦多式的中国女人了。她已经融入了多伦多的血脉中，从穿着到谈吐都流露着洋人充满自信的张力，举手投足间都显示着她东西方结合的优雅和魅力。 一路上，肖梅一边开车，一边继续她关于Bill的话题。从肖梅兴奋的表情不难看出，Bill是她恋爱计划中的最佳人选。肖梅对Bill的热情是策划出来的，就像她买名牌衣服一样，先看价签，再看款式。如果价钱在她的期待范围内，她就可以忽略一些样式和颜色上的遗憾。如果反过来，她先是充满热情地相中了款式，而发现价钱贵得吓人，那顿时就会有失落感。肖梅不喜欢把这种失落感留给自己，她喜欢在实际能达到的范围内策划出她能抓得到手的幸福。 肖梅还在絮絮叨叨，把我从沉思中拉回到她的讲述中。 “Bill虽然相貌平平，还是个大秃头，他说他五岁就没了头发。岁数也比我大了十几岁。可他一直是单身，没有婚史，四十几岁对于男人来说才是生活刚刚开始。Bill是律师，你们听听人家的名字——Bill(钞票的意思)，跟Bill Gates.99lｉb?（比尔?盖茨）同名，听着就有钱。”肖梅激动地说着。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爱情是可以疯狂的，但婚姻可是要理智的，一辈子的事呀，你可要想好了。”我觉得我妈说的话用在别人身上句句都是经典。 “我没时间理智了，我费了多大劲才找到一个上流社会的单身白种男人。”肖梅目光直直地说，她对我的“担心”很不满意。 我看了一眼肖梅，虽然涂了妆彩，还是掩不住她眼角慢慢爬上的鱼尾纹。女人老得真快！肖梅“横行”到三十岁，表面的贵族气也掩饰不了内心的害怕。肖梅是对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女人，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寻找真正的爱情。肖梅在国内的时候，追她的男孩少说有一个加强连。她不是嫌这个身高不够，就是嫌那个智商不够，要不就是学历又太平庸。爱情是奢侈品，异乡的女人玩不起这奢侈。Bill的出现已经是上天对肖梅的恩赐，又何必在意他的秃头和长相呢？ “我想嫁Bill，还不知道他想不想娶我呢。以前都是别人追我，主动权在我，现在一切取决于他的决定，我只能等。我很紧张哟，真的很紧张。”肖梅深情地说。 “我不明白。你现在有白领的工作，有带游泳池的do住着，你还愁什么？不像我们，心都是悬着的，不定哪天混不下去了就得打包回国。”我说。 “有工作又怎么样。加拿大的工作难找，找到了就是养老院，养老院可不是保险箱，不定哪天就被lay off（炒鱿鱼）了。什么都不比找个可靠的有本事的男人更重要。” “你这是杞人忧天！”向东从后面冒出一句。 “得了吧，你们男人理解不了女人对婚姻的期盼。婚姻是我在这里改变命运的唯一契机。最近Bill接了一个案子，是关于一对白人夫妇收养的一个中国弃婴的纠纷。他很有可能要去一趟中国，想让我陪他去。我已经暗示他了，我们中国人很保守，我爸妈不会高兴看见我和一个男人名不正言不顺地回去，除非结了婚，有个名分还差不多。” “你真有办法，我真佩服你。面包会有的，你的幸福就在前方!”我望着肖梅说。 车停在了餐馆前，Bill果然就在正前方等着肖梅。肖梅来不及熄火就跳下车迎上去和Bill拥抱亲吻，表情十分夸张。 Bill提议去一家环境好的中餐馆吃晚餐。肖梅就定了湖边Queen’s Quay Terminal的“明珠”。我们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坐下，安大略湖水在夕阳下闪着蓝光，时而有一二艘白帆的小船从湖上划过。 Bill点完菜就起身离开了。肖梅马上对我说：“你们两个，一会儿在他面前多夸夸我啊，夸张些没关系。” Bill在前台和老板嘀咕了一阵后就回来了。他搂着肖梅，像搂着一只宠爱的波斯猫，时不时地就亲一下，呵护得柔情备至，一口一个“My dear（亲爱的）”，“My baby（我的宝贝）”。Bill感慨地说：“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 ever saw.(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儿。)I’m so lucky！（我真是太幸运了）!” “是的，我可以证明。你的女朋友是非常漂亮的中国女人，不亚于电影明星。”其实想说的是：只可惜你女朋友不小心晚生了一百多年，要不就是皇上的妃子了，又偏偏早生了十几年，让章子怡抢了风头。只可惜我英文水平不够，这么风趣调侃的赞扬我用英文说不好。肖梅抿嘴一笑，已经对我适时送上的赞扬表示感谢了。 “Oh， Ginger is so sweet（宁宁真是太可爱了）。”Bill对肖梅说。“我想肖梅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接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案子。那个被收养的小男孩五岁了，他的亲生父母通过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找到了他，他们说当年他是因为拐卖后被遗弃才变成弃婴的。现在他们想要回这个孩子。肖梅在这个案子中帮了我很多忙，帮我翻译了男孩亲生父母写的信，帮我理解中国文化中对男孩儿的重视。”Bill说。 “这个案子很难办，Bill代表的是白人夫妇，他们当年的收养手续有漏洞，但完全可以从法律上弥补。可从人情上讲，那男孩毕竟证实了不是孤儿，他理应回到父母身边。”肖梅好像是Bilbbr>９9lｉb?l的专业助手。 “但那个男孩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说一口英文，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加拿大家庭。他的加拿大养父母都很善良，他们并不想占有这个孩子，只是他们很担心男孩回到中国的农村会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聘我打这个官司，留住这个孩子。”Bill说。 “听说你要去中国处理这个案子。”向东问。 “是，我要去男孩的家乡看一看。我希望肖梅能去。”Bill 抱了抱肖梅。 “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才不想去呢。”肖梅不屑一顾地说。Bill又吻了肖梅的脸颊，一副恩爱的样子。 “我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材料里有很多男孩家乡的照片，真是很美的地方，难怪May和你都生得这么美。”Bill举起酒杯冲我示意了一下，眼睛眨了眨。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洋人就是喜欢夸人，瞧你没出息的样子。”肖梅用中文对我说。 吃完了饭，Bill一招手，服务生送来了幸运鱼饼。 “喂，怎么就一个鱼饼，给谁吃呀？”肖梅奇怪地问。 Bill神秘地笑了笑，示意肖梅去拿鱼饼。 肖梅掰开鱼饼：“Oh my God!”肖梅大叫起来，好像里面藏着个炸弹。 她的惊讶声让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回过了头。 鱼饼里是一只闪闪发亮的钻戒。 Bill拿起那只戒指，慢慢地起身，又慢慢地拖着他的大肚子蹲下。他拉起肖梅的手说：“亲爱的，我从第一天见到你就爱上了你。你的笑声是那样迷人，我的生命在遇到你之前是一片黑暗，你是天使来到了人间。亲爱的，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肖梅一秒钟迟疑都没有地一把抢过钻戒套在了手上。“Of course（当然），我愿意，我都等了一万年了！”餐馆里响起客人们的掌声。 安大略湖边的晚餐在完美中结束，收入不错的律师Bill并没有表示要给我和向东付帐，甚至他和他刚刚订婚的未婚妻之间也是AA的。 回到家，肖梅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又跑出去和Bill单独庆祝一番。我在电梯里没好气地对向东说：“什么有钱人呀， 看他们求婚，还得我们自己掏钱吃饭，早知道我们就不去了，一共没两个菜，我都不敢吃 。” “洋人都这样，说是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各付各的，挺好，不欠人情。你看肖梅，结婚前还都自己付自己的呢。”向东安慰我说。 这顿饭后，我对Bill印像大打折扣，这个叫Bill的人居然不付bill。刚才还在为肖梅的订婚而高兴的我突然莫名地生出了妒忌。 “我看肖梅对异国婚姻的经验都来于美国的浪漫电影。电影总是在两个主人公狂吻过后结束，预示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呢，过日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不过电影不演罢了。浪漫的阶段能维持多久？过不了多久，肖梅就会发现优秀的Bill也和你一样，早上在被窝里放屁打嗝儿。Bill呢，一觉睡醒也会发现他的东方美人不过是个肿眼泡的黄脸婆。Bill就会大叫：Oh my dear! 你怎么这么黄呀！难怪你是黄种人呢。” “然后呢？”向东笑着问。 “然后，他们就开始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女孩子的妒忌！你不是后悔和我结婚太早，你没机会了吧。” 向东说。 “你还爱我吗？” “爱！反正咱俩都黄。” 还是向东了解我，我是有些妒忌肖梅。当看到和自己起点一样的人突然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这感觉就会自然发生。凭什么她就一下子找份好工作，凭什么她一找就找了个洋人。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现在差距越变越大，想起来就气不顺。 15.白色的婚纱 她前后左右地打量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什么：“宁宁，我明白了，这礼服原来就是一个面口袋。” 肖梅就要结婚了。 肖梅没有按照加拿大人的规矩，在订婚一年后举行婚礼。她早就等不及了。虽说是她自己买的do，可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加上利息和地税，只能相当于稍微便宜点租了个房子。一年，一年得无端浪费多少房钱啊，能买多少好看的衣服，吃多少好吃的冰激凌。另外，她怕好事生变，到手的人回头跑了。 有个坏消息一直让肖梅寝食难安，听说加拿大人结婚是女方出钱。肖梅打电话和我诉苦，我就劝她，老天是公平的，嫁个有钱的白人老公哪里那么容易，总得出些本儿吧，只要投资效益不错就行了，哪里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你肖梅一个人占了？ 肖梅还是运气好，Bill在这件事上倒是很开明，婚礼在教堂举行，然后大家小吃一顿，这些他都出了。但是，新娘的礼服，伴娘的礼服和岳母、岳父大人来加的费用都要由肖梅自行解决。 肖梅对她婚礼筹备的热情不亚于当年她申请移民，她认定出国混的人除了本事和运气之外，改变命运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婚姻。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女人，她有这个优势。 “宁宁，我刚打听到了一个结婚礼服的outlet（打折店）店，离你学校不远，这个周五早上有一年一度的大减价。”肖梅打电话来烦我。 “不行，我周五还要去工作室做作业，忙着呢，你不能周六去呀？”我说。 “不能，周六还能剩什么？哎呀，人家就结这么一次婚，人家在这里就你这么一个朋友，求你了。”肖梅恳求地说。 我心一软，答应了。 周五的早上，7：30肖梅就带着张太太来接我了。肖梅说的没错，第一天的减价就招来了多伦多想体面又舍不得出钱的新娘们。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冷风中新娘们虽然热情高昂，却还是冷得瑟瑟发抖。 还是张太太有经验，带了保温壶和毛毯来。肖梅拿出从网上下载的礼服图片给我们看：“看好了啊，一会儿进去看见了，只要是4号的就拿下，千万别犹豫。” 好不容易开门了，我们还是被拦在了门外。为了保证大家都能买上衣服，店里规定每十五分钟放一拨人进去。一个个新娘拎着白色的礼服从侧门出来，急得肖梅团团转：哎哟，别呀，那是我的样子呀……哎哟，又被买走一件。 终于轮到我们了，一头扎了进去。礼服甩卖设在一个大仓库中，里面一排排地挂满了蒙着塑料布的白色礼服，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挂一挂的冻猪肉。 我们分头翻着，找着，交头接耳着。结果是令我们失望的，衣服的样子不少，只是尺码都在10号以上，肥得连张太太都穿不了。看来在加拿大不胖都不行，胖了反倒有衣服穿，而且有质优价廉的衣服穿，外头一件千把块的礼服，今天花个几百块就可以拿下。当然，您要有合适的“身材”。 肖梅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屁股底下顺手拉了一件落在地上的礼服，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4号! 肖梅抓起衣服就喊我们，那礼服好像被什么东西拌住了，扯不动。我们闻声过来帮她，一撩堆在一起的礼服，一个女孩子没好气地探过头来，原来她拽着礼服的裙摆呢。那女孩一看就是一个中国人，死命地拽着礼服不撒手，好像命根子一样。 “Do you speak Mandarin（你讲国语吗）?”肖梅还是探问了一下。 “当然，要不咱俩抢这小号呢？”那女孩还是拽着。 “哟，说中文的，让您受累了，我先拿的，你再找别的吧。”肖梅说。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掉到了地上才让你抢了去。我都找了一圈儿了，这小号儿简直就是稀罕物。”女孩说。 “那你也不能不讲理呀，明明是我先发现的嘛。”肖梅急了。 “你怎么证明是你先发现的？” 两个人都坐在地上僵持着。张太太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和肖梅嘀咕着。肖梅凑近那个女孩说：“你是北京来的吗？” “对呀。” “哎呀，我也是，我们都是。你看看，不打不相识，咱们是老乡。” “就数北京人最不是老乡了，跟多伦多人一样，都是移民，没有亲切感。你看看人家上海人，湖南人都抱团儿着呢。就数北京人最不团结，要不这儿和我抢呢。”那女孩不客气地说。 “是我不好，我这不是急吗？哎，小妹妹，你看看你比我年轻，要不你让让姐姐我，我下个月就要结婚。藏书网”肖梅嬉皮笑脸地恳求着。 “哎哟，姐姐，您也同情同情我吧。我和我男朋友为了能在加拿大团聚，他先过来拿身份，再办我的未婚新娘身份。我们已经等了五年了，五年了，大姐。我们也是下个月结婚，不结婚我就得回去。”那女孩一脸的委屈。 肖梅想了想：“要不这么着，我们一家出一半钱，我时间早，我先穿，然后干洗了给你。” “那可不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穿过的再给我，那不成旧的了，二婚的才穿旧的。不成，不成，不吉利。” “你真是，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我看你们经济上也不富裕吧，要不来这里干吗？我顶多穿几小时。这样，我出税，还负责干洗，总行了吧？” 那女孩想了想，是挺合算的。在国外结婚，也就图个形式，要不是为了能有个婚纱照，和老公的几个同事吃个饭，反正自己也不是教徒，用不着去教堂，穿不穿婚纱也不那么重要，能便宜点儿算一点儿。 肖梅的礼服搞定了，肖梅这个老抠儿，又开始为伴娘的礼服发愁了。 “真不合算，买半天还是给别人买，我这个正经新娘的礼服倒是打折的。”肖梅又来烦我。 我给肖梅想了个办法，买料子自己来做。虽然我没有缝纫的经历，但我毕竟是学美术的。我们在North York tre(北约克中心)卖布料的店买到了处理的闪着光泽的淡紫色的缎子。我设计了样子，裙子长长地拖到地，上面用松紧带一穿，胸前又用松紧带一穿，吊了两根丝带，配了朵现成的绢花，结了。 张太太替我缝了礼服，往我身上一套，不无兴奋地说：“真是太好看了，不比商店买的差。” 肖梅也很满意，她前后左右地打量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什么：“宁宁，我看明白了，这礼服原来就是一个面口袋。” 肖梅曲折地向国内的朋友们发布了要结婚的消息。 消息加上朋友们的想像力和女性朋友们的妒忌就变成了流言：肖梅在加拿大嫁了个秃头没牙的老头儿。 不管怎样，肖梅终于结婚了，穿着她的白色礼服，像童话中的故事结尾——从此，他们开始过起幸福美满的生活。 18.Fn Devil (洋鬼子) 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e很快地去了北京，又很快地回来了。 “你遭到他老婆的痛打了吧?”肖梅幸灾乐祸地说。 “遗憾的是，正好相反。他老婆像接待尊贵的客人一样接待了我。”Monique 神情怪怪地说。 “那就是被臊回来的。” 肖梅用中文对我说。 Monique去了北京，本来被她的“男朋友”安排住在一个公寓里。没两天，她“男朋友”的老婆就找上门来了，没打也没闹，诚恳地把Monique请回了家住。他老婆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谅解，默认了Monique和他丈夫的关系。看来，“洋二奶”要比“土二奶”的素质高，语言又不通，所以待遇也不一样。他老婆每天又是烧饭，又是洗衣地款待Monique，甚至连她换掉的小裤衩儿都帮她洗。她是想用中国妇女的忍让和善良来感动Monique，有点效仿当年慈禧卖国求荣的做法。家里还住着她“男朋友”的女儿，他女儿看她的眼神充满了仇恨，一副誓要痛打美帝国主义者的样子。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很快，她就发现这个洋鬼子在英语学习上给予了她极大的帮助，让她在学校里特有面子。 她“男朋友”很高兴老婆能这么大度，女儿也这么理解，一家人倒也因为这个“洋二奶”的到来而生活得“其乐融融”，呈现了这个家庭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现在Monique理解了为什么叫她“二奶”，人身上都是长着两个乳房，所以男人有了“大奶”，当然要有“二奶”才平衡，要是就一个奶，那就成了乳癌患者。 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男朋友”的老婆翻出些记载着他们青春岁月的旧照片给Monique看。照片有他们插队时在田间小路的合影，有举着红本本的光荣照，还有上了水彩的全家福。照片里的人都很瘦，很难和现在已经发福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照片里，无论是景还是人都那么单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些带着时代风尘的东西在Monique的眼里，就好像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新鲜，却没有任何共鸣和感触。毕竟，她的年纪，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同这些照片相差太遥远。他“男朋友”的老婆也不管Monique听不懂中文，一个劲儿地抖落着那相片所记载的陈年往事，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回了北京，他总是骑车驮着我……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逛……”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e住了些日子，越住越觉得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北京有太多的“不公平”，这“不公平”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她不好，而是所有人都把她当成外星人一样供着而不舒服。她“男朋友”做生意，每天都有很多应酬，她自然是陪客。她“男朋友”常常因为有个洋女朋友在场而流露出自豪，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羡慕的眼光。一天他们一同参加一个和商务有关的宴会，对方也带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临走的时候，那小伙子问Monique：“哎，你替他们开一场会收费多少？要是高，我下回去你那里。” 没两天，Monique又被她“男朋友”的一个哥们儿拉去充当一个国际研讨会的“外国专家”。她的任务就是坐台，充个门面。开完了会，Monique被邀请去阿凡提吃饭，台下吃饭的几乎都是老外，零星地穿插着个把中国客人，台上的节目干脆就用英文报幕，一拨一拨地把老外哄上台耍着玩。在多伦多的中餐馆吃饭，感觉就像在北京;在北京的餐馆吃饭，感觉却像在多伦多，看到的洋人的面孔比多伦多还多。 Monique的“男朋友”喝了些酒，Monique坚决不坐他酒后驾驶的汽车，两个人干脆打车回家。出租汽车司机瞟了一眼Monique，开玩笑地说:“我说哥们儿，待会儿她付钱吧?咱兜一圈儿宰她一笔吧?”她“男朋友”急了，大叫:“她是我老婆!”那司机顿时惊讶地说:“哎哟呵!哥们儿，牛掰呀!真给咱中国爷们儿争脸呀!” 无论家里家外，Monique感觉真的就是一个老外，这种感觉让她很不舒服。她“男朋友”的老婆当面不说什么，可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刺耳声总在提醒她:一个愤怒女人的存在。她“男朋友”是个成功的商人，她只要是撇了一眼的东西，他都会不动声色地买给她，但有一点，他只字不提他和Monique未来的事， 既不想离婚，也不想再结婚，一副满足当下乔家大老爷生活的样子。 Monique是个不喜欢关心未来的人，但她很不高兴她“男朋友”对于未来的态度。女人天生是敌人，老这么生活下去怎么成。 她在北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假期后回到了多伦多，回到了原来的公司，继续她自由的生活，继续她不停地换男朋友的生活。 20.办公室生存学 干得好不如干得巧， 办公室的学问深着呢…… 出版公司请来了一个临时工做排版工作。从E-mail的通知看是一个中国人Flora 。一般香港人的陈都拼做 “”，所以Ms.一定是从大陆来的。 第一眼见Flora(花儿) ，可没觉得她像一朵花。她长得极其普通，年龄虽然只比我大两岁，皮肤看上去却因为没有保养好而显得疲惫和松弛。这些年在外企结识了好几个叫Flora的女孩子， 从而也总结出一个经验， 凡是叫Flora的大多不漂亮，凡是叫Angel的，脾气一定不像angel(天使)。 周一的例会上，每个人走到小黑板前汇报上个星期的工作。Flora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着她的穿着。好端端的一身紫红色套装，裙子下面露出的丝袜里裹着一条肉色紧身棉毛裤。她的鞋也很怪，鞋头被撑得鼓鼓的，鞋跟儿变了型，歪在一边，活像动画片里米老鼠米妮穿的高跟儿鞋。Flora的头发是油质的， 却坚持留披肩发，头发一绺一绺地搭在肩上，让人联想到中国超市里的八爪鱼。 我根本没有注意Flora在上面讲些什么，一直担心她裙子下的棉毛裤会掉下来。她下去的时候，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地毯上——Flora一只鞋的鞋跟儿掉了个垫儿。那垫儿是灰黑色的，在米色的地毯上特别显眼。大家都看到了，却都装作没看见，有人隐隐想笑。经理走过来，一脚踩住了高跟鞋垫儿，大家的注意力这才回到了经理身上。经理总结完了例会，一弯腰拾起了鞋垫儿装进了口袋。 Flora干活倍儿麻利，经理交代她一周做完的活儿她三天就干完了。她讲话:这点儿活儿，不要说用我的左手，左脚就够了。剩下的日子她就没事了，打电话给老公问孩子怎么样了;打电话和朋友聊家常。Flora的嗓门特大，我总要提醒她小点声，她一努嘴，不高兴地说:“我一直在说悄悄话!” Flora工作有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发烧39.8度还带病坚持在岗位。经理催了她好几遍让她回家，她还是不回，非要坚持把工作干完。 经理就找了我去：“她生病还来工作，传染给其他人怎么办?大家就都不能工作了。”我解释说：“她这样的在中国就是model worker(劳模)了。”经理非常不解地说:“带病工作，效率差不说。万一出了事，公司还得赔好大一笔钱，家里和社会都要损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鼓励呢?”我没有解释，这只是文化和教育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结果，说不上谁对谁错。 Flora做得一手好饭，每天中午厨房里都飘着她的“饭香”。 她做饭喜欢放蒜，那味道吃起来香，闻起来就难过了。有人在微波炉上贴了条子:Do not put garli the microwave， Thanks!(请不要在这台微波炉上热有蒜的食品，谢谢!)Flora 不吃蒜了，又开始吃猪蹄儿和鸡爪，吓得洋人同事大有一种看见“人吃人”的感觉。 一个月后的一天，经理把Flora叫进了办公室。 她回来后，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无声无息地哭了。我拖了她到洗手间，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感到了强烈的窘迫和自卑。 “为什 4e48." >么?”我问。 “老板说，同事反映我吃东西有味道，害得他们过敏。还说我好像整天没事做。他交代的事我都干完了，他又没有给我新的事。最让我受不了的，他问我为什么总是穿一套衣服，难道我每天晚上不回家吗?” Flora是从一个小地方的国营单位来的， 连大城市都没去过就来了加拿大， 她的穿着在那小地方已经很新潮了，来了这里才发现自己如此不优雅。 “宁宁，你是大城市来的，又在外企干过，你教教我。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她的目光中闪着祈求。 我这几年在外企的确总结出了一套办公室生存经验。“你别急，我帮你。” “首先，你的办公桌太整洁，你要把它弄乱，越乱越显得你忙。 你看我的办公桌，文件堆得直往下流，这说明我忙，日理万机。其次，经理交代的事情，说一个星期完，你磨蹭着也要磨到最后一天，然后告诉他你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his deadline(工作得特别努力才按点儿完成了任务)。就算你一天什么都没干，你也不能说‘不忙’。记住了，‘忙’和‘累’要时常挂在嘴边儿。” 加拿大人的工作节奏很慢，大家都慢，余下的时间就常常发呆，为了证明自己每月没有白领公司的钱，我总是强打起精神假装忙碌的样子，一天的事情劈成两天干，好让每天都能有点主题，偶尔闲得打个电话，私人电话也说得好像在谈公事。 “至于衣服嘛，你就要多准备几套，每天换一套，这是他们的习惯。中午呢，你若是吃了有味道的东西，记着一定去刷牙，养成文明人的好习惯。还有呢，准备一双质地好的高跟鞋在办公室，来了就换好。”我继续说。 立竿见影。第二天Flora就穿了新的风衣来。整整一个星期，她穿了五件同一款式但不同颜色的风衣来。我说：“不对，让你每天换衣服，是指里面的套装，谁让你天天换外衣了。这是春天，这要是冬天，你还不得买五件羽绒服才换得过来?” 经过一个月的改造，Flora果然变得优雅了许多。套装里不再穿棉毛裤了，头发盘了起来，中午只吃一些简单而无味的饭菜。 她的桌子开始零乱了，也老是一副忙在电脑上的样子， 走过经理办公室时脚步匆匆，好像有很急的事等着她去处理。下班的时候，等着经理走了她才动身。经理一问她:“How are you doing today?(你今天好吗？)”她就说:“Busy，crazy busy!(忙，忙疯了！)”经理对Flora的表现非常满意， 三个月后她就转成正式员工了。 -3 “宁宁，我得好好谢谢你。没有你，哪里有现在的我。” Flora高兴地说。 “客气!我也要不断提高。你看今天我就栽了。”我说。 “怎么了?” “我们中国人就是太谦虚。我做了个设计拿去给经理看。经理脸上本来洋溢着欣赏的喜悦。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设计。我就谦虚地说，不好，不好，真的不好。经理疑惑地看着我说，我觉得很好，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话，你就重新再设计一个方案吧。” “你说它呢，你谦虚什么呀?” “我真想抽我自己两个大嘴巴，我多这嘴呢。”我说。 以后我再做了设计，还没等经理看，我就大夸自己:Oh，I love this o’s so beautiful!This is the best one I have ever seen.（我真是爱死这个设计了。太漂亮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设计。）经理看看我，既然我对自己的东西如此陶醉，一定是花了很多心血完成的，也就附和着说太好了，的确是太好了。 干得好不如干得巧，办公室的学问深着呢。 21.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 我是爱你的，但我更爱我的上帝…… 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地上捡过一分钱，也没有在lucky draw（幸运抽奖）里抽中过任何奖，我倒是在加拿大五月的街头捡了一段爱情…… 肖梅在信箱里塞了一个公文袋，上面贴了黄条：公园里捡的，你看看能不能给人家送回去。 透明公文袋里是一摞挺括的水彩纸，粗粗的纹，毛了边儿，一看就是上等的英国水彩纸。翻了翻，都是一些建筑水彩草图，细钢笔的勾勒隽永而沉着，淡色的渲染清丽而流畅。这是一个关于旧楼改造的项目，右下脚有一排连笔的签名：Robert Johnson（罗伯特?约翰逊）。 公文袋里掉出一张名片，墨绿的字印着公司的名字和Robert Johnson的头衔： 国际建筑师事务所 高级建筑师 高级城市规划师 我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拨通了Robert的电话，没有人接，留了言，决定藏书网亲自送去 。 那是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阳光从云彩的缝隙间穿过，洒落在绿毯一样的草坪上，树木的影子在午后拉得长长的。Robert的事务所在大学路上，一刻钟就从出版公司走到了。我本想留下公文袋在前台就走的，前台小姐让我等一下，Robert就在办公室。 接待厅的墙上挂满了作品。我以顺时针的方向浏览着公司的“自豪”。 一个长长的影子在灯光中落在了我的右前方。影子笼罩了我，又在墙根处折了上去。我用余光打量起“影子”，足足有45或46码那么大的皮鞋，黑色的仔裤，匝着白线的黑色工装衬衫，再往上是一张略带沧桑的白人脸。这是一张典型的白人的脸，从正面看，五官集中，从侧面看，轮廓突出。他的头发是卷曲的，栗色的，长长地在披在脑后。 “Hi， Robert Johnson，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噢，我叫Ginger。”我职业地伸出手，Robert伸过他宽厚的手，一下就包住了我的小手。 “是不是中国人喜欢吃姜，你就叫Ginger了？真是一个可爱的名字。” “我姓姜，所以就找了这个名字。” “谢谢你给我送来，这是我们刚接的一个项目。本来想去park里找些灵感，结果却忘在那里了。” “没关系，‘天使’不是给你送回来了吗？” “对，对，哈哈……那么我可以给天使买杯咖啡吗？如果‘天使’现在不是特别着急回家。” “好啊。” 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找了一张小桌坐下。玫瑰色的灯光聚拢在桌上。灯光让他的肤色更增添了一种男人的沧桑感，而照在我光洁的皮肤上却又是一种东方的神秘。 我们自然而然地闲谈起来，经过短暂的彼此的询问，他知道了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谈起了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周围的嘈杂丝毫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气氛中。当年我学艺术史的时候，画家的人名都是翻译过的，我顺着中文的音儿又给翻回英文，Robert耸了耸肩，没明白。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举止也很绅士，显出有教养的风度。他出差去过一次中国的北京。他说到中国现代建筑的时候，眉头微微皱起，神态严肃起来：“我很不喜欢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建筑，没有风格，没有规划，城市的尺度也把握得很糟糕，宽阔的马路让商业陷入困境。我在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西客站，觉得屋顶的两个亭子很奇怪，亭子本是中国建筑中低矮建筑的典范，被当代建筑师挪到了屋顶上，这种结合不伦不类，看上去怪怪的又没有什么功能性。我思量很长时间，中国的建筑师有这么糟糕吗？不是，我告诉你，是审批建筑的人品位太差了。”Robert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 “建筑不是一件衣服，旧了，不喜欢了就扔了。建筑建起来了，十年二十年就立在那里了。建筑师的使命是什么？是创造一个时代经典的标志而不是垃圾!” 那一刻，我凝视着他，欣赏着他激动的表情。 我不是那种通过五官和身材来判断男人的女人。我看男人就看袜子。我已经用余光打量过了他的袜子。Robert穿了双式样很传统，但做工很考究的黑皮鞋，里面是薄薄的黑色棉质袜。我是无法想像和一个穿着尼龙丝袜的男人坐在一起谈艺术的。当然，在国外，估计是没有可能买到那种中国特色的袜子。 “Ginger，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Robert问我。 “我就是从那个有着难看建筑的北京来的。”我说。 “在法语里仍然叫Peking。我喜欢Peking，听起来像pig（猪）。 哈哈。”Robert说。 Robert长得高大帅气，但上帝在造他时还是留给他一点遗.99lｉｂ?憾。Robert在不张嘴时是标准的沧桑型帅男，一张嘴，好嘛，我就能从他巨大的门牙缝儿一眼看到他的嗓子眼儿。 “你还想去北京吗？”我问。“想，我很快会去的。现在公司有很多项目来自于北京，中国人好像很喜欢我们的设计，我们在这里没中标的设计稍微一改，到了中国就中了。”Robert飞舞着比画了一个签名的动作。 听到这里，我心中不免感到一丝悲哀。中国人真是崇洋得厉害，北京开发的地产，哪个不标上美国或是澳大利亚设计师，即便是中国设计师，也要括号:留学某国的海归。本土的建筑师就好像是北京烤白薯，香甜可口，但就是有些拿不出手。所以才让这些洋鬼子沾了光，人家在这边是主流，到了中国还是主流。 “Ginger， 告诉我，你在中国是很漂亮的女孩吗？我以为的中国女孩都是小眼睛，大脸，而你不是，你真的不像一个中国女孩。” “那我像哪里的？” “你像俄罗斯南部的女孩。” 俄罗斯南部，要是西南部呢就是格鲁吉亚人，靠谱，他们和新疆人很像。要是东南部，就是和中国的东北接壤，那是东北人了，Robert的感觉真不错，夸我还不失实。 分手的时候，Robert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借口说我没有带名片。他说没关系，他等我电话。 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坐过了站，只好换了路线回家。第三天，下班和肖梅去shopping，很晚才回家。 第四天是周五，正常下班，坐了地铁到Finch换公车。牧长林还在那里拉二胡，节奏很零乱。 刚刚爬上地面，Robert就站在那里，原来他也要在这里换车，只是我去东面，他去西面。 “Ginger，我都在这里等你三天了，你说过要在这里换车的，我想今天再试试运气，看来今天的运气真不错。”“这么好的运气怎么没有买张649？” “见到你就是我中奖了。听着，Ginger。我们可以到街角的Coffee Time（咖啡时刻）小坐一会儿吗？” 我犹豫了一下。“其实呀，Robert……我已经结婚了！”我不知道怎么冒了这么一句。 “那又怎样？我也结过。”Robert看了看我，又说：“六月三号，就是下周一，我要出差，去中国的上海，我们在那里中了标，我要去那里工作一个月。”Robert有些恳求地说。 我答应了。 “我想在走之前送给你一样东西。”他小心翼翼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张8×10寸的照片。“这是我的作品，你说过你喜欢摄影的。” 作品里是一个建筑的某个角度，应该说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建筑连在了一起的角度，教堂的尖攒尖，现代建筑一面侧墙就巧妙地浑于一体，仿佛一个男人拥着一个娇美的女人。 我这个小女人的心在那一刻被震撼了。这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男人啊，他的摄影里充满了一种不经意的经意，光影的对比，构图的美丽，既好像是刻意的安排，又好像是生活中拾起的平凡。照片的背后，是铅笔抄下的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 你那么美，漂亮的姑娘， 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直到四海涸竭，亲爱的， 直到太阳把岩石消熔！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 只要生命无穷。 Robert很专注地看着我，眼神闪动…… 看来叫Robert的人都是浪漫的情种： Robert de Niro（罗伯特?德?尼罗）——影星 Robert Levin（罗伯特?列文）——钢琴家 Robert Burns（罗伯特?彭斯）——诗人 Robert Johnson（罗伯特?约翰逊）——加拿大建筑师 我每天都能收到Robert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不会中文，不会砍价钱，每天都去同一个小店买一张面值一百元的电话卡打到最后一分钟，他从来不看小店的牌子：电话卡八五折。这个冤大头一共买了三十张电话卡，一天一张，整整给我打了一个月的国际长途。国际恋爱的成本是要高很多，所以取得结果的速度也要快些。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北京天安门前因奥运会申办成功而沸腾的人群中塞满了CBC的转播镜头。Robert带着北京的喜气回来了，我的心也随着喜气被这个陌生的男人给掳去了。 女人和女人是很难谈这种事的，总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隐瞒。我七绕八绕地，还是和肖梅说了这件事。我一开始就先检讨自己的“不检点”，觉得这样很对不起向东。 肖梅听后先是一阵笑。“宁宁呀，你真幼稚。哪个男人不偷腥的，说不定向东那头也经历着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你的家人，别伤了别人，别伤了自己就OK了。都什么年代了，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小姑娘，你已经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小女人了，爱情来的时候，你躲也躲不掉的。” 肖梅真是我的挚友，是我人生的导师，多复杂尴尬的事她都能用最通俗的道理给我解释清楚。有了肖梅的爱情哲学做后盾，我不再感到内疚，反而有了一种少女怀春的激动。和向东的婚姻不能算是浪漫。两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朋友一介绍，家长一催就结婚了。 做小女孩的时候，我曾做过一个和白马王子不期而遇的梦。在梦里，我是那唐朝的公主，贪玩去了东市，一个男子与我擦肩而过，他是那样年轻，那样高大。那个和我擦肩而过的陌生男人，除了性别我一无所知，但我认定了那是上天给我安排的王子，是我命里的爱人…… Robert 在一个月后回来了。 他带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解开丝带，拨去软纸，一只透明的泛着淡蓝色光泽的琉璃挂件躺在那里。Robert用他那只大手，笨拙而小心地为我戴在脖子上。 “我一看见它就喜欢上了。这件作品叫‘空中奇缘’。” 这是“剔透”琉璃工房的作品，是一朵祥云，中间嵌了一朵小花…… 整整一个夏天里，每个清晨，我和Robert分别搭公车到地铁站会合，一起乘地铁去downtown上班；每个傍晚在Union Station（优尼车站）又会合，一起乘地铁到Finch Station(粪池车站)各换各的公车。牧长林从来没有惊讶我们的出现，对于他而言，无非是又多了一个慷慨的人帮他增加收入。 下班早的时候，我们坐在安大略湖边的长椅上。夕阳下，我举起祖母的小镜子。我们靠在一起，看着镜子里两个依偎的脑袋——中西合璧！他给我唱爱尔兰的民歌，我给他唱《哭砂》：你是我的等待……Robert 看我的时候总是很专注，眼睛里冒着绿光。我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大灰狼。 Robert两年前和妻子分居了，两个孩子都已自立。和Robert的爱是自然滋生的，没有半点扭捏，这爱让我们觉得彼此不可缺少。 偶尔，我们坐在湖边的露天餐厅一起喝啤酒，他喜欢给我要一杯Hoegaarden，颜色像柠檬汁，味道很甘甜。而他偏爱Leffe Blone，一种Belgiun（比利时）生啤。 “听说它神秘的配方是从欧洲的monks(修道士)那里得来的。” “欧洲的修士还喝酒？我们中国的和尚可是不行的。” “我敢说，中国的和尚一定偷偷喝Tsingtao (青岛啤酒)，每天晚上‘干杯’。” Robert在上海的时候是被中国人的“干杯”给吓着了，一听这两个字就肝儿颤。 每天回到家中，照例还是那样做饭，洗碗，干家务，只是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Robert的影子。这个单身的白种男人让我体会到了十足的绅士风度，我们在一起享受艺术，享受音乐，享受建筑，却唯独没有sex。Robert的眼里总是充满了情人间的柔情，而举止却又克制而尊重，一直让我琢磨不透。 一天傍晚，公司有一个宴会。Robert说等宴会完了，他开车来送我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说着笑着，路过一片墓地的时候，Robert 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顺手打开了CD，苏格兰民歌《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夏日的夜空中回荡开来： 啊，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苞放； 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 乐声美妙、悠扬…… 我想起了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浪漫吧。 月光中，Robert的眼睛闪闪发亮，高大的身架散发着迷人的温柔。他在低沉的乐曲中给我讲他的建筑设计，他说有一天他要带我去看他设计的每一处楼盘；他说他要趁施工水泥未干时，把我的名字刻在建筑的第一级台阶上；他说他有一天要亲手为我造一间小屋，小屋浮在水面上，底下漂满莲花……我信任地倾听着他的“演讲”，不知疲惫地忽闪着大眼睛想像着那些美妙的画面。 那一瞬间，我完全沉浸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之中。我微微地闭上了眼睛，盼望着他能够吻我。他的喘息声终于靠近了我，我听见了他咚咚的心跳，我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Rober把他的脸贴到我的脸上，一股温热传了过来，我等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No!……No!”Robert 像中了邪一样咆哮起来。 “怎么了？”我睁开眼，疑惑地看着他。 Robert一把揽我在他的怀里。 “Ginger，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但是，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样做，你知道的，我还没有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 我一直想在主的面前证明一件事，我可以不受情欲的诱惑。 我一直很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一直……Ginger，你太美了，我抵挡不了你的诱惑，我今天……”Robert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祷告着，忏悔着…… 他好像一刹那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肉体和精神相互挣扎的人。我从他灰蓝的眼珠中感到了他内心的煎熬和撕裂般的痛楚。 “ Ginger!我是爱你的，但我更爱我的上帝……”Robert平静后说。我相信他说的话，因为神甫在 href='944/im'>《荆棘鸟》中也是这么对Maggie（麦琪）说的。 我的激情在他一遍遍地忏悔前一点点地减退，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把昨晚的经历告诉了肖梅。她笑了足足五分钟。 “你就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吧。”我忿忿地说。 “我以为你比我浪漫呢，中国的丈夫，西方的情人，哈哈，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有着强烈信仰的人，哈哈。你们两个，一个是上帝派来的绅士，一个是菩萨遣来的尼姑……” “其实呢，一开始我也没期待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没干过的事总是很胆小的。昨天晚上他摆出那么浪漫的一幕，谁知道是雷声大，雨点小呢？” “这就叫有贼心没贼胆。信仰的力量真是大，比任何纪律都管用，幸好Bill也是个教徒，有上帝他老人家管他就够了，省得我操心了。” “肖梅，不开这个头也就算了，我倒是很好奇，你说和一个洋鬼子接吻是个什么滋味儿？Robert总是带着Refresh（除汗剂）， 浑身弄得屁香屁香的。” “如果你只是好奇呢，那很容易解决。让你的同事Monique带你去参加个sex party（性派对），你想和谁吻就和谁吻，散了party，谁也不认识谁，干干净净。如果你要是真爱上了他，那就难办了，你只有离了婚，他也离了婚，你们结了婚，恐怕才能等到这一吻了。” “有这么严重？” “我有个同事，才22岁就结了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就结婚。她说她有很强的信仰。她和她男朋友好了八年，连吻都没有接过。估计实在是熬不住了才决定结婚了。” “洋人呢，就是这样，一部分人呢，开放得不得了，像Monique，一部分呢又保守得不得了。中国的饮食男女都破除封建束缚了。看来我们又错了，不能简单地将小说和电视里的西方社会和现实中的加拿大美国人等同起来。” 这一天，我偷偷喝些了烈性的酒，睡觉时脑袋有些晕，这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希望能马上睡着，忘掉那晚令人难堪的经历，等到我醒来时，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地铁口等候Robert。 25.祖国的亲人 幸福就是一双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高兴来了以后，我们家顿时热闹了起来，白天，黑夜，所有人都围着他一个人转。肖梅的女儿已经一百天了。我是请不起阿姨，太贵；她是Bill不让她请，说是无法忍受家里多一个陌生人。 高兴来了三天就不高兴了，脸上起湿疹，天天哭；七天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出现了黄疸，要不叫黄种人呢，人家黑人就没有。 妈妈给他裹了个小蜡烛包，用一根小软绳系住小包裹。加拿大的护士来家访，看见了小绳子，脸一拉：你们在干什么？马上松绑，下次再让我看见，我就报警。看着她严肃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虐待儿童的罪犯。 向东去肖梅那里取了她不用的东西回来了，两手空空。 “不得了了，肖梅家门口来了好些警察。”向东说。 “出什么事了？”我急切地问。 “肖梅说昨天护士来家访，正赶上她情绪不好。护士问她感觉怎样，你想她那个人本来嘴上就没把门的，又喜欢调侃，顺嘴就说：小孩子烦死人了，整天哭，真想把她从窗户扔下去。..你看，护士就报了警，警察真的跑到他们家窗户底下等着了。我没取着东西，肖梅说弄不好她还得被抓去隔离呢，baby也得送到社会福利院去呆几天。” “真是小题大做，一句开玩笑的话至于吗？这些social worker(社会工作者)吃饱了撑的。” “你觉得是玩笑，人家可当真，万一她真的要扔小孩呢！” 高兴满月的时候，我们又碰碰运气申请了向东的父母，没想到成了。 我们一家大小在加拿大团圆了，幸福的生活终于开始了。 这一年，中国那边尽是好事，奥运会申办成功，世贸谈判成功……而美国那边全是倒霉事，“9.11”的阴影还没完，又接二连三地出了几起恐怖事件，弄得Halloween(鬼节)都没有小孩子来要糖。 头一二个月，两家父母客客气气，抢着做饭，抢着刷碗。我和向东为能有这么体贴的父母而打心底里高兴。 第三个月，平静的气氛有了涟漪，涟漪来自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他妈爱吃咸，我妈爱吃淡；他爸喜欢看新闻，我爸喜欢看电视剧；他妈爱干净，东西多一件不如少一件，我妈好节俭，外面的破烂一件一件捡回来；他爸好安静，晚上睡得早；我爸好热闹，晚上叮叮咣咣地活动到半夜；他妈喜欢吃肉，我妈喜欢吃素…… 我和向东就商量着给他们排了班，一、三、五我妈做饭，他妈带孩子，我爸洗碗，他爸吸地，然后二、四、六再颠倒过来。 他妈做饭的日子，我妈就放一碗白水在桌上，每样东西都要涮涮再吃；我妈做饭的日子，他妈就拎一瓶酱油在桌上，不够咸就加酱油。 两家人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决定就是在后院里种菜。我妈种菜是为了省一家人的菜钱，他妈喜欢种菜是因为有趣。天还没有暖意，四个老人就用瓶瓶罐罐在家里摆弄起了瓜苗，准备天暖和时移出去。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最传统的增加营养的办法——浇大粪。高兴的大便自然被作为首选，每天被他们从diaper(纸尿布)中抖出，在院子里晒成屎干儿再沤成肥，准备以后用。没几天，小院子里弥漫起高兴带着奶味儿的屎气，搞得邻居直提意见。 第四个月，涟漪中又落了雨，气氛有些紧张。他妈抓点小事就和向东报告：“我昨天吃个苹果，核剩大了点，你看看她妈，愣是捡了去洗了洗自己接着吃，还说什么加拿大水果这么贵，别浪费了。说给谁听呢？我和你爸爸在北京，家里的水果多的吃都吃不完，跑你这里来吃个苹果还要看人家脸色。” 我妈也不闲着，时不时也向我报告：你看看他爸，两三天一瓶威士忌，这样喝法，非把你们喝穷了不可。我们给你们的钱你可收好了，别让向东知道。妈妈说晚了，我们的账户都是joint at(联合账户)，钱都是放在一起的。 战争终于在第四个月的月末爆发了。 我们提议周末带父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边的赌场玩玩。他爸高兴得不得了：“好啊，好啊，早就想去赌场看看，赌博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我爸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去呢，亲家，我看你也不要去。赌场都是黑社会的人去的地方，去那里的人都是坏人！” “什么？我想去赌场，我就是坏人了？”他爸很不高兴。 “我不是说你是坏人，我是怕你去了赌场，迷上了赌博就变成了坏人。我们总要给孩子们做个榜样吧。” “胡说！我受共产党教育这么多年了，难道就因为去个赌场就变质了吗？你还没事就去教堂呢，回来就上帝上帝的，上帝在哪里呢？谁看见了？唯物主义者的原则都哪里去了？” “喂，你不要攻击别人的信仰嘛。我去教堂是去领略加拿大的文化，跟原则没有关系。再说了，你是党员，你每个星期去开会，汇报思想，这跟我天天去教堂坐着不是一样吗？我做什么，你管得着吗？” 两个老小孩，从赌场吵到信仰，又从信仰吵到台湾问题和民主体制。共处了好几年的亲家，住了四个多月，突然发现，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生活观念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人在愤怒的时候，个个都像磨刀师傅，说出的话锋利无比。在中国时，两家各过各的，生活在距离中，相安无事。真应了别人说的话：距离产生美，没有距离反而成了矛盾的根源。 吵到最后没词儿了，我爸就叫：“我女儿嫁给你儿子真是一万个倒霉。”他爸就喊：“我儿子娶了你女儿才倒霉呢，国内的好工作也丢了，跑到这鬼地方来陪你女儿感受什么文化。” 两个老太太赶来劝阻，越劝越乱。向东跑来劝和，他爸又把矛头转到他身上：“我们在北京过得好好的，跑过来给你们当廉价劳动力，你还来帮他欺负我。” “哎，亲家，你说清楚了，谁让你们当廉价劳动力了，伺候孩子的活儿哪点让你们多干了。”我妈又急了。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不跟这里受气了，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我们不待了，你们在这里过瘾吧！”她妈也急了。 “我们也不待了，我们忙活半天还落埋怨！”我爸说。 哇——哇——baby被吵醒了，哭了起来。我抱着孩子站在楼梯上：“妈，妈，快帮我热一下奶。” “你叫哪个妈呀？让你婆婆管吧，她的孙子，你还是管她叫妈吧，我不管了。”我妈没好气地说。 楼上楼下乱作一团，哭声，喊声，吵闹声，声声入耳。 吵归吵，但两家人还是看在高兴的分上停止了战争，生活经过波澜而归于平静。两家人开始各做各的饭，各洗各的碗。我父母看新闻的时候，他父母就自觉地躲到屋子里不出来，他父母出来的时候，我父母就钻进了小屋，感觉像在捉迷藏，大家都有意地躲着对方。 -4 三个星期的冷战后，我爸我妈走了。 六个星期后，他爸他妈也决定要走了。 “孩子们，我们也想走了。我们在这里整个儿是文盲加聋子，还没腿。我们不会讲英文，又不会开车，想出去得看你们方便，冬天又这么冷，哪里也出不去。我和你爸爸都是爱热闹的人，在北京，你爸一出门就可以和老哥们儿打乒乓球，我一出门就可以和老姐妹跳舞。这几个月把我们给憋的，都说加拿大是老人的天堂，我们怎么觉得跟地狱似的。不待了，真是不待了，我们回去花我们的人民币，在这儿花你们的钱我们不舒服。”他妈说。 “我们实在是觉得累。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晚婚晚育，现在可体会到了，我们真是带不动这个小家伙。我和你妈商量了，要不孩子我们带回去，请个保姆，保姆看孩子，我们看保姆，既享受了孙子的乐趣，又不至于受累。我算看出来了，加拿大在这方面真是不行，人工太贵。”他爸说。 不要说请保姆，自从两方父母来了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困难的边缘。看着是买了房买了车，房是贷款的房，车是二手的车。我休产假，拿55％的薪水，向东找了个卖乐器的工作，刚开始工作，只有保底工资，其余要靠sales ission(销售提成)。每个月我们付了房子的me（房屋贷款），水电煤气，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父母的旅行保险，我们的人寿保险，电话费，电视费，上网费， 一家人吃饭的钱，高兴的尿布钱……一个月下来，我们手里只剩下50块余钱。 这种经济上的压力 8ba9." >让我们与过去小资生活彻底告了别。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买过像样的衣服，很久没有去餐馆吃过饭了。这时便无比地羡慕肖梅，她是对的，嫁了个有钱的老公，给自己找了个终身饭票。 父母都走了，孩子我还是留下来自己带。肖梅抱着女儿来我家玩，她女儿碧眼黑发，漂亮得像橱窗里的娃娃。 “宁宁，你也别难过，我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Bill倒是很关心我和孩子， 但是Bill容不下我父母。”肖梅说，“我父母来了才一个月，Bill就整天问他们什么时候走。我妈胃不好，天天要喝粥，Bill说看了那sticky rice（粘米）就恶心，什么味道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要吃它。他更不能理解我爸为什么要把牛奶热了才能喝，哪个加拿大人喝热牛奶和开水。我爸以前出过国，对付着能说几句英语，我妈以前学的是俄语，Bill说什么她根本听不懂，没有交流的日子真是很难过。” “还是没交流好，我们两家父母有交流，交流了就开始吵架。”我说。 “我也劝我父母既然来了就感受西方文化吧，不会英语就学呀，喝凉牛奶对身体好。他们说他们岁数大了，只想享受晚年，不想再感受什么文化了，大饼油条吃惯了，天天吃和着cheese的洋饺子不习惯。唉！以后还更麻烦呢。等我女儿长大了，满口英文，怎么和他们交流呀，他们等于跟没有这个外孙女一样。” “你都想到这么远了，我们只为每个月的账单而发愁。”我说。 “别提账单，一提我就来气。Bill不愧叫Bill，在钱的方面算得特细。我父母来这里，飞机票是他们自己出的，我还要替他们交生活费，带他们出去玩的汽油费，餐费我们还要分摊。我和他讲我们中国人有孝敬老人的习惯，他们来给我们带孩子，我们应该孝敬他们。你猜他说什么？他们来我已经让他们免费住在这里了。他说他父母来看我们都要带礼物，和我们去餐馆吃饭都是AA制，而且他说他父母是绝对不会和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超过一周的，为什么我父母不能这样呢？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好像猫对狗说老鼠真好吃一样无法沟通。”肖梅说。 “文化不同嘛，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点没错。”我说。 “你可能羡慕我，其实呢，我反倒羡慕你，日子是过得拮据了些，可你在家能说了算。两边父母过来是闹了矛盾，可他们毕竟也住了小半年，我父母只待了一个半月就走了，走的时候还特别委屈。”肖梅无奈地说。 望着肖梅开车离去，我站在窗前想：移民加拿大真是好比你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Gucci(古奇)新款女包。打了光的专业摄影，时尚的广告设计让你垂涎欲滴，再加上世界名模摆个 4f18." >优美的姿势一代言，你就觉得此生不拥有更待何时。于是下定决心攒了好几个月的薪水，放弃了休假去旅行的计划，终于买下了正版的Gucci新款。沾沾自喜后，每天拎着Gucci去挤公交，穿梭于地铁。挎在肩上怕丢了，拎在手中怕没人看见。看见了又怎样？旁边一个大妈也拎着个Gucci，秀水市场买的。于是就开始莫名地失落，Gucci在名模的手上是精彩的点缀，在平常人的手上就变成了累赘。原来才发觉，高贵其实是一个整体，有了Gucci的女包，就要配夏奈尔的套装，就要坐宝马轿车。原来才发现，幸福其实也是一个整体，除了环境的因素，还要有心理的因素。每天吸着没有污染的空气而找不到工作的日子只能是委屈，哪里有幸福；每天看着大片的草坪，心里挂念着在北京生病的老父老母的日子只能干着急，哪里有幸福。９9lib? 幸福就是一双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26.又见英大姐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可以说安上尾巴就是猴儿。 阳光下，一个大号女人坐在窗旁，皮肤黝黑，梳着短发，一身黑色的劲装。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的，左臂上有块不大不小的伤疤却是白的，像套了双破了洞的透明黑丝袜。 英大姐的变化让我开始怀疑是否曾经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个把月。记得最后一次见英大姐还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心的舞会上，五刀一张票，水泥地，椅子都码在墙根儿下，很像小时候去我妈厂子参加的单位舞会。 英大姐进来的时候，肖梅悄声对我说:“我看见‘江姐’了。” “哪儿呢?”我好奇地问。 肖梅朝英大姐的方向一抬下巴颏儿:“不是‘江姐’，这年头谁还穿这样的行头呀。”我顺势望去，果然，英大姐的打扮像五十年代参加集体舞会的厂干部:红毛衣，呢子裙，脖子上垂着马海毛的白围巾，朝后梳的马尾巴把脑门儿揪得光光的。 最后一点关于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讯是英大姐在考保险经纪人执照，戴博士在宰鸡厂杀鸡。 小戴当然姓戴。他是一个小号男人。无论从体积到面积， 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号，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长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号，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在常人的脑子里，“小”永远是被保护的对像，而“大”永远都是强大的象征。 小戴在四川的时候可不“小”。他是国家科研单位的大博士。国..家一共就没有培养出来几个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英大姐那时只是当地一家中医院的针灸大夫。医院里塞满了像她这样的大夫，每天托着个盘儿，一进病房就开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这样的医院里，哪怕升个主治医师也要熬年头。 小戴顶着博士的头衔轻松地分到了三室两厅，得到了处级的职称，走到哪里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应着。英大姐默默无闻，白天带饭上班，晚上带孩子做饭。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她快乐而知足地生活着。 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从小说上流利的英语，小戴扔下所有的荣耀，和英大姐来了加拿大。小戴的行李里除了日用品，还有半箱子的“骄傲”——学历学位证书、获奖证书和发表的论文。 一张薄薄的移民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小戴的光环在东方亮，在西方却不亮了。他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着招聘启事上写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可去了老板就摇头:我们不需要博士。一份工作本科生做只用付二十加币一小时，而博士要付四十加币。我们为什么要雇博士呢? 小戴屡屡碰壁，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他这个有着在国内万众瞩目头衔的博士在加拿大却变成了过街老鼠。加拿大人似乎不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加拿大人崇尚实用，实在。一个修冰箱的技工不比一个坐办公室的白领挣得少。 一天，小戴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同行。那个俄国人以前是前苏联宇航局的研发人员，移民加拿大后经历了小戴的遭遇。他一想，去他妈的专业，在一家卖桂皮粉点心的连锁店找了份工作。小戴受了启发，很快在宰鸡厂找了份工作，工作很稳定，不用讲英文，年薪两万五，正好卡在政府定义的贫困线，少交税，孩子还有诸多福利。 英大姐打来电话请我和肖梅吃饭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在消失了两年后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哎呀，晚了，晚了，大姐刚送完一个客户，今天大姐请客，谁也别和我争。”英大姐从公文包里掏出名片，职业地递给我们。 环球百万圆桌会员——英明远（Sarah Ying) 用关爱和责任承拖起来的事业！先做朋友再签单！ “哇噻！你真是了不起，‘百万圆桌会员’，真是中国人的骄傲！”连肖梅那么挑剔的人都为她喝彩了。 英大姐笑着说：“baby好吗？” “好，快一岁了。”肖梅说。 “买教育基金了吗？” 英大姐职业地开始了她的推销。 “没有。”肖梅说。 “加拿大有三种主要的分红式教育基金，这里是法制社会，相信大姐，随便买哪种都是可靠的，一年给孩子存二千块钱，政府白给你四百块钱。四百块钱，就相当于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想想哪个银行能有这么高的利息呢？买股票你会赔，买基金有涨有落，只有教育基金能保证你在十七年后孩子上大学时返本，还加上利滚利的利息和投资的收益。给孩子存笔钱，让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地，不用为学费打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英大姐的话句句在理。 我和肖梅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我们过日子就像盖房子，光地上漂亮不行，一定要有很好的地基，房子上面再漏雨，再漏风，地基在就可以翻新重盖。年轻的时候买保险就是帮我们打地基，少投入，精安排，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保障。你们买人寿保险了吗？”小戴太太又问。 “也没有。”我说。 “大陆来的移民保险意识都很差，非要等到出事了才后悔没买。大陆的人是很讲义气的，今天这个没找到工作跳楼了，明天那个出车祸了，留下老婆孩子可怜兮兮的，中国人捐吧，谁让我们是同胞呢。掏一个两个没什么，掏到第五六个，心里开始不乐意了，怎么这么多这种人呢？大姐说句不好听的，早干吗去了？大家伙再捐钱也不如保险赔的多，大家都活的不容易，对得起自己，不给别人找麻烦才是一个现代人负责任的态度。” 英大姐的激情演说让我们目瞪口呆。 “哎呀！真没想到，你的口才这么好，我都动心了。大姐，明天我就买保险。”肖梅说。 “不管买哪家的保险，大姐说了，只要你买了就是绝对的好事！加拿大是法制完善的社会，放心买。但是，如果你想再比较一下哪家公司的计划好，哪家公司的服务好，这里学问可就大了。”英大姐从包里递上一份资料。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安上尾巴就是猴儿。她好比一个有经验的猎人，开始只字不提她代理的产品，只在我们面前渲染情绪，当情绪酝酿到一定程度，她还是沉着冷静地不暴露自己，最后才一个急转弯，一步一步地把我们收入囊中。 “我也想买人寿保险，有了孩子就感觉责任重大了，真是不敢有任何闪失。可我没钱呀。”我说。 “你错了，越是没钱才越需要保障。肖梅经济条件好，你可以考虑投资型的，宁宁刚买了房，经济上有困难，大姐劝你买term（定期保险），二十块钱一个月，同样是一份二十万加币的保障，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投资的呗。大姐做保险不喜欢和你在这里展望未来，让你今天买上一年一二万的保险，十年后的收益是客观，可您恨不得明天就揭不开锅了，这样的保险有意义吗？做保险就要切实，做保险就是要先做朋友，没有爱心的保险经纪人不是一个好经纪人！” 我和肖梅已经激动得几乎就要起立为她鼓掌了。 “我过去在国营单位待了那么多年，局限得自己觉得一旦离开了单位就得去要饭。很多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家庭来了，又走了。大姐说句心里话，人生奋斗在哪里不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回到国内还是有问题，只不过过去的铁饭碗的体制没有打破前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我对自己说：要么革命，要么改良！我接受了‘革命’，然后就去想怎样革命。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就决定放弃针灸专业而投身保险。我做保险，一家一家地跑，看到家里有老人就帮他们扎一针，看到有人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先做朋友再签单嘛。日子久了，一家传一家，我的生意就做开了。大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自由地闯荡是我的本性。”英大姐说。 我走的时候，国内正闹传销呢。然后街上就多起了摆小桌子卖保险的。那会儿最烦的就是这两种人，见人就缠，见门就敲，死缠烂打，顽强地表现着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可是英大姐不一样，她说的话那样中听，持证上岗，加拿大保险经纪人，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有代理公司完善的法律条文和信誉做保障，开着车出去跑客户，洋枪洋炮，气势就和国内那些小米加步枪的拉保险的不一样。 回到家，看见高兴在地上爬，身边堆满了玩具，他一会儿玩玩这个，一会儿玩玩那个，一会儿发出婴儿纯真的笑声。高兴没有权利选择他玩耍的地方，但他在房间里选择着他的玩具。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了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就是平凡的力量，平凡让智慧浮出水面，让生命出现奇迹。人是局限的，局限了就需要开放，用一颗宽容而真诚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花儿红了，叶子绿了，春天真的来了。 有时候，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人的成功会让你妒忌，也会让你兴奋。和英大姐的见面就让我整夜难以入睡，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格言，她的成功就在我眼前，那么近，那么真实，好像一面镜子照在我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敢说我是笑醒的。在梦里，我捧着奥斯卡的小金人站在舞台上，我被宣布为第一个华裔原创剧本获奖者。我在舞台上重复着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是一只鸟，如果你给我一副翅膀，我就要飞……我在梦里那个乐呀。我醒来的时候，笑容仍然僵在脸上，让我回味了半天，我这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做了一个真实的梦。 28.多伦多的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 我喜欢公车在城市中穿梭的感觉，风景从一扇扇小窗中钻出来，跳跃着。光影的移动把我带回北京坐空调车的日子。从和平里到公司的路上，五月的初夏，树影也是这样婆娑在窗外， 公车载着一车的灿烂在城市间穿行。人的一生真是一个怪圈，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总是在重复生活。不管怎样努力去逃脱，最终总是会回到起点，生活在重复中继续。曾经有个周易大师给我卜卦，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走很远的路，果然应验，从北京到多伦多少说也有一万多公里。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不还是每天坐着公车去上班，钱是比以前多赚了一些，可多伦多的生活费也比中国高几倍， 算来算去，生活本质没有任何变化。 我是下了决心要和中国人敬而远之的，不是因为我狭隘，也不是因为我崇洋。我只想能尽快提高英语水平，尽早融入到加拿大的社会中。我在家停了中文台；下了班就和洋人同事去酒吧喝酒；生活中仅有的几个华人朋友也几乎断绝了来往。 每个清晨，我坐着Bus去上班，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中国人。一看她们的装束就知道她们是去打工的。这些三四十岁的女人都是雷同的打扮：冬天是一件半长的黑色或是灰色的匝成豆腐块状的羽绒服，马尾头，脑门光光，或顶一顶绒线帽，或脖子上系一条围巾，花的，鞋也是没有任何品牌和风格的那种。她们在公车上有说有笑的，分外开心，我忍不住也竖起了耳朵来听。不管她们离我有多远，母语的亲切感袭袭扑来。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女人在哪里谈论的都是男人和孩子，身在加拿大的女人也是如此。她们声音很大，全然不顾一车的人。看着她们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看着她们大大咧咧地说这说那，我心里竟生起了羡慕之情，真想马上扑上去加入她们的聊天。我忍住了，就那么远远地坐着，就那么看着，听着，不作声。加拿大的生活在她们眼里是家园和天堂，而于我却是寂寞。说句心里话，我喜欢听她们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我喜欢看她们说话时的表情，有点小市民气，却是一脸的生动洋溢在眉宇间。 但我却是不能加入她们的，我告诫我自己，要想融入洋人的主流社会我就要远离她们，远离我熟悉的生活。我失去了与群体在一起的快乐，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国内的朋友在想，你出国了，就理应顿顿吃西餐，喝洋酒，天天和洋人满嘴洋话连篇，挣大钱，住别墅。可谁能想到在万里之外，在世界的另一端，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和超市呢？很多人在多伦多的生活就是那种“住在”中国（家里人，邻居朋友都是中国人），上班在“中国”（单位同事都是中国人），只是上班时路过加拿大。 自从工作以来，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高超的调度者，思维和嘴巴配合默契。早上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思维是中文的，回味着昨晚做的红烧肉，好像生抽放少了，味道不够重。到了Finch地铁站，抓一张免费的Metro报纸，思维开始混乱，看着英文的新闻标题，脑子里仍挥之不去红烧肉的影子。streetcar（有轨电车）呼啸着把我带上地面的一刹那，所思所想一下子都变成英文的了。我从包中翻出门卡，打完最后一个哈欠，准备下车上班去了。 在国内，我天天盼着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过圣诞节，吃火鸡……洋人的蛋糕腻得让人想吐，感恩节的火鸡哪里有全聚德冒油的烤鸭香。当我告别了那段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生活，而投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中时，兴奋过后便是无奈的尴尬，这尴尬是自找的，自作自受，而无奈也是没有退路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卡尔?瓦伦丁的 href='8568/im'>《陌生人》: 一个人感到自己陌生，才成为陌生人。 我现在就是多伦多的一个陌生人。 我每天听法语歌，喝朋友送的绿茶，练印度的瑜珈功，品味Guinness啤酒，看租来的国内过时的电视剧。日子过得中不中，西不西的。西方的生活不能完全融进去，东方的情节又丢不掉。好比“邯郸学步”中的燕国少年，羡慕邯郸人走路好看，跑到遥远的邯郸去学，结果邯郸人的步态没学到手，反而燕国人的步伐忘了不少，只好爬着回来。 我只能这样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熬下去，这无奈和尴尬也许有一天就会在国人的面前变成一种炫耀，流利的英文，北美的生活经历，殊不知这炫耀的背后是怎样的孤独和寂寞。 31.一生一扇门 推开了那扇门，我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周一的例会上，公司派了我一个活儿，为一个私人出书者的回忆录设计封面和插图。作者执意要找一个中国设计师>来为他绘制插图，因为这本书主要是描写他早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巧的是那阵子我正和另一本书的设计方案较劲，就拖了和作者见面的时间。 一拖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你还记得那个回忆录的作者吗？”老板问。 “我正准备开始设计他的书呢。” “他中风了。” “死了？” “没死，也活不好了。人抢救过来了，但留了后遗症，说不清话了。他还想着他的书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这本书吧，他住在North Yeneral（北约克总医院）。” Adam（亚当）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一缕淡淡的阳光从格子窗泻进来，洒落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的脸因为中风而变了形，嘴歪到了一边，呼呼地喘着气。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Adam很艰难地说。 “我是Ginger， 很高兴见到您，您感觉怎样？” “不……好，孩子。我……我的时间……不……不多了……” Adam举起右手颤颤地指了指小桌上的一个信封。我走过去拿起信封，Adam点了点头，示意我打开。里面是把钥匙。 缠绵的小雪中，我推开了Adam家的门。这是个有着很深中国情节的家，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欧式家具的棕红色，架子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青花瓷瓶、落了色的佛头和零零碎碎的古玩摆设，诉说着主人游历东方的经历，也给房间披上一层神秘的魅力。书架上码了不少中国书，泛黄的《新华字典》，掉了皮的 href='2210/im'>《红楼梦》，线装的中文《圣经》…… 一架古式三角钢琴孤零零地停在落地窗前，落了灰，琴键也短了几个，像掉了门牙的老者。 我在房间里踱着步，木地板“吱吱”地尖叫起来，回声在空空的客厅里响起。古钢琴上，几只铜锈斑斑的铁相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扫了一眼，是一些黑白的风景照片。钢琴上遗落了一只椭圆形镜子，它银色的边和祖母给我的那只很像，中西合璧。我拿起那镜子，窗外刺眼的白光在镜子上投出一道银光，恍惚中，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女人，她的脸在反光中朦胧地忽隐忽现。我转过身想锁定那张脸，却没有任何线索。顺着光源找去，果然，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一张古堡的照片后浮现了出来圆脸，羊角辫儿，无袖旗袍，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书倚在门前。黑白光影间，她的笑仿佛春天的桃花。 昨天临走的时候，Adam说我长得很像一个人，我想他说的一定是这个中国女人。有篇文章说，种族越近看出的差异越大；种族越远，能看出的差异就越小，就像我们看蚂蚁都是一样的，洋人眼里的中国女人也都是一样的。我就没觉得我和相片里的女人像，至少我的眼睛就比她大许多。 按照Adam的吩咐，我在他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了他的书稿。房间里很暗，好像要故意隐藏什么秘密。我旋亮了桌上的台灯，又随手开了CD唱机，肖邦的钢琴曲回荡在书房里。时间还早，Adam那褪了色的藤椅看起来很舒适，坐上去，咯吱咯吱的。 我翻开了书稿。 今天推开了Adam家的门，才知道这家里还有一扇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Adam一生都在等着那个女人为他打开那扇门，那扇挂了一只铜铃的门…… Adam是六十年代去中国的。他名义上是去中国教英文，实际上是替他的教会传教，这样他可以得到教会的资助以还清他上大学时欠下的学费。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英文，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叫文月的女学生。文月的家是北京的书香门第，她父亲是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学者。文月的家住在什刹海烟袋胡同的一座小院里，这是北京少有的二层楼的院子，坐北朝南，乌瓦的房檐，青灰的院墙。天气不好的时候，雨水从房檐上滴落下来，砸在小院中的太湖石上，发出美妙的声响。文月家的门口有两个小狮子，残破了，大概是明清时的遗物。 夏天的时候，文月家就把一缸金鱼和几缸荷花搬到街上来，任邻居家的孩子来玩。夏天的天长，Adam总是在晚饭后骑着自行车，沿着什刹海边的小路，按着车铃，一路丁当地穿过乘凉的人群，一脚踩住停在正在玩儿鱼的文月身后。他们就沿着什刹海的河边遛着弯儿，一直走到月亮躲进了云层，一直走到各家各户都点起了灯，一直走到文月的妈妈在二层的阁楼上呼唤女儿的名字。Adam又骑上自行车，长发般的垂杨柳拂过他的脸，好像文月温柔的手。 Adam是文月家的常客，却从来没进过文月家的门。文月的父亲很重视家族的脸面，不经他应允的人是不能随便踏入他家的。文月和他父亲提了Adam，并说大学一毕业就要嫁给他。他父亲没回应，也没说不。他父亲说：“你嫁了他，迟早是要和他到国外去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既然早晚要去，他就必须要有一份能养得起你的工作。你还没有毕业，还是等到他回去后在那边找到了工作再来问我的意见吧。” 天色渐晚，我拿了书稿，锁了门，搭上公车的时候，人在车上，心仍在Adam的故事中…… 1964年底，Adam在中国的任教期满，他就回了加拿大，一心想尽快找到工作，好回来请求文月父亲的应允。临走时，文月就站在门口送他。文月说等他找了工作回来，她要亲自来为他开门，她要领着他的手去见她父亲。文月掏出一只小铜铃递给Adam。Adam让文月把它挂在了门上，说他有一天要亲自来摘。 Adam回到了加拿大，六十年代的加拿大经济不算坏，Adam 很快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职员的工作。他没有急于回中国，他想努力工作，存一些钱，买一所房子，买一辆车。他每天都给文月写信，倾诉他的寂寞，表达他的爱。Adam完全沉浸在他的东方情节中，全然不知1966年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到家了，洗菜，做饭，吃饭，准备第二天的午饭。上了床，心里仍是放不下那故事，一翻身旋亮了台灯。向东就问：“你今天怎么了？” “一本书稿，是讲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中国女人的爱情故事。” “这么有意思？给我讲讲。” “我已经看到快结尾了，你只能听个倒叙了。” 借着台灯的灯光，我给向东念起了故事的结尾…… Adam在加拿大根本无法想像他雪片般的信给文月的家在文革中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文月的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学者，文革开始没多久他就因为一篇反映“共产党人应当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的文章而被扣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红卫兵来抄了家。文月藏在床下的小纸箱被翻了底儿朝天，那些写着洋密码的海外来信自然就成了文月家里通外国的有力证据。 -5 文月家的下场是Adam坐在加拿大的公共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来的。文月离开什刹海之前给Adam发过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命都快丢了，一封信的命运就显而易见了。文月的父亲被送到农场改造学习，他知识分子单薄的身体没能经得住新时期的改造考验，两年后就在农场莫名其妙地病逝了；母亲带着弟弟去了乡下，住在亲戚家一间久置不用的小阁子间里，房子小得一进门就得上床，床下还偷偷养了两只鸡，盼着它们下的蛋能给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增加营养；文月草草地和一个当红的领导的儿子结了婚，保住了她留在北京不用去张家口的命运。那些文革期间当红的领导虽然出身贫寒，靠造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喜欢那些文人墨客的千金，以弥补他们因历史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缺憾。 文月的一家从什刹海的烟袋胡同消失了，文月在Adam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十年。十年的光阴足以把一个纯情的少女变成宿命的妇人，十年光阴也足以让Adam不再年少。十年并不是等待的结束，而是更长的等待的开始，是一生等待的开始。Adam在文革后去北京寻找文月。因为地址和人名的变动，民政局的查找没有任何结果，有人说文月的母亲过世后，她带着弟弟跑到香港投靠亲戚去了;有人说文月生孩子时难产死了，她母亲也上吊了……十年的混乱，有多少这样离散的家庭，Adam短短两个星期的寻找只能是大海捞针。Adam带着遗憾去寻找那扇门，门还是那扇门，破旧了，露了风，长了绿锈的铜铃还挂在那里，那是文月临走前为他留的讯息。门开了，推自行车上班的，送孩子上学的，呼呼地冒出了好几家的人…… 夜深了，我和向东重复着结尾处Adam为文月写的一首诗睡去了： 我多希望能与你一同走过一年的四季，从穿着毛衫的冬季到披着短袖的夏季；踏过落满树叶的秋季，走进我们开始相爱的春季…… 我多希望能与你一同在黑暗中等待黎明，让清晨的露水浸湿你９9ｌib?的睫毛，让霞光包裹你的双臂；让我采集香薷为你编织成床，让我折取艾枝为你把火点燃…… 我日夜兼程地为Adam的回忆录绘制插图。Adam无论在英文名还是法文名中都是圣经中亚当的意思，他的夏娃就是文月。在封面设计上，我别出心裁地让亚当和夏娃相遇在中国花园里。夏娃穿着一个素色的肚兜儿靠在苹果树前，亚当手持一只红苹果站在身边，夏娃如丝般的秀发祥云般飘在空中……我用小红毛毛笔画在熟宣纸上，扫描时做了些技巧， 整个画面充满了怀旧的情趣和时空交错的想像力。如果时光能够在我的笔下逆转，我真希望Adam和文月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每完成一张插图，便拿去给Adam看。他的情况愈来愈糟。他看完我用细铅笔画的那扇门，笑了，颤抖着拉过了我的手吻了我的手背。 “你……和她……一样……漂亮。她……是我这……一辈子……最想娶的……女人……” 两个星期后，Adam去世了，他没能等到书的出版。他带着他的遗憾走了，去寻找他的东方梦。我后悔没有在Adam去世前讲给他那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告诉他一定要在去天堂之前去一趟鬼城，过了奈何桥，见了王婆子，兴许王婆子见了老外一高兴，禀报了转世司，特赦了Adam转世到人间，虽然他的功力不够，不能转世成人，或可化作一枝荷花，静静守在什刹海的池塘中…… 按照他的遗嘱，他的房产一部分作为书籍出版的费用，剩下的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以资助亚洲地区儿童的教育。Adam 把那只铜铃留给了我，他把他的梦想留给了我。 最后一次去Adam家的时候，我在那张老藤椅上听完了张镐哲的《镜子?空瓶?三十年》： 我正好从那镜子看到一个人 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房间 他的脸在烟幕之中朦胧地浮现着 漂白的记忆 飘动的窗帘 这世界永不会改变 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 想一想真的没有几个三十年 何必在乎最爱什么人 看一看自己那张风霜后的脸 到底值得谁来思念 我从他眼中找到故事的起点 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 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 不小心绊倒 他醉了多少年 32.一路高歌 高歌一路高歌地杀回多伦多了…… 星期六的早晨，我惯性地在6:40醒来。醒来后神思恍惚，潜意识告诉自己今天是周末，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 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和平里青年沟的老房子。仰头望去，八区十三楼202的玻璃在树叶中闪着光芒。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儿从我身边不紧不慢地滑过，那是邻居刘伯伯。“丁当——丁当——”的自行车铃声在干涩的空气中延展开来。正是学生上早操的时间，和平里一中的校园里传来踏步声，沉默之后，嘶哑的喇叭里响起了嘹亮的国歌。国旗在旗杆上爬，先慢后快，最后一个箭步在最后一个节拍中占领了制高点。没有风，到处都是干涩的。街角那家叫“雍雅”的小餐馆还没有营业，大玻璃窗被桌布遮掩得严严实实，外地来的小服务员在里面睡得正香，呼噜声都听得见。我真想进“雍雅”吃盘炒疙瘩，刚出锅的，五元一大盘，放了白菜和.肉丝的…… 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美梦中吵醒，吧唧着嘴，带着遗憾挣扎着爬起来，谁这么讨厌，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真想再回到梦中把那盘炒疙瘩吃完。 抓起电话，我带着情绪地问：“Hello？”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纯正北京话，高八度的音调震得我耳膜直疼：“怎么才接呀？是我，高歌！” 高歌一路高歌地杀回了多伦多。她随一个部委的商务考察团来加拿大考察。 我开车去Royal York（皇家约克）酒店找她。这家老式的酒店因英国女皇的光顾而身价倍增。高歌住在11层157房间，那是一间面对安大略湖的房间，湖水在阳光下蓝蓝的，天空的云朵很低很低，好像一开窗户就能抓一朵进来。 房间里还坐了一个人，五十岁模样的男人，一看就是一位领导。我判断他是一位领导是因为他的肚子，大概是公款吃喝吃出来的肚子。有了够尺寸的肚子，领导才有了“胸怀”，西服总是敞着，手总是背着。 高歌给了我一个夸张的拥抱：“小美人儿，你生了孩子怎么还这么美？还让人活吗？”“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上级领导，王总。王总，这是我加拿大的朋友。她可是加拿大出版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呀！”高歌真能吹，她一脸的自然，我倒满脸发烧了。 高歌在我背后推了一把，我没准备，一个踉跄被推到了王总面前：“王……王总您好，欢迎您来加拿大。Wele to ada!”王总并没有起身，微微点了点头，伸过手来和我握了握。 早就听说高歌回国后一直很低调。找了个网络公司凑合干着。她回去的时候，网络公司的竞争已经鱼死网破了。干了没几天，老板说公司撑不住了，不如关门改做饭馆。高歌说别急，再给她点时间试试。她又做设计又做销售，每天骑个自行车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跑。老板看她这么能吃苦，怎么也不能和那个在面试中说放弃了加拿大的别墅名车的“海归”联系在一起。 高歌一点也没有觉得苦。这几年在加拿大瞎混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现在倒有一种觉醒的感觉。在加拿大待的几年，她是真怕了失业的滋味。她从来没有让她的“怕”溜出过她的心，那种在强制状态下压抑出来的矛盾的平和，一旦找到了可以释放的契机，就可变成伟大的力量。高歌就是在和这家小公司较劲。也许结果还是关门，但她想在这个小舞台上把自己的能量燃尽。 奇迹出现了，小公司起死回生，没过几个月，小公司发展了。一家美国网络公司看中了高歌，年薪二十万美金把她挖了过来，七弄八弄的，高歌现在是这家美国公司的驻华代表。 高歌说王总想尝尝有特色的西餐，问我有什么主意。我开车带他们去了BCE Place大厦的Richtree。Richtree是一家极具特色的自助餐厅，环境布置得像一个五彩斑斓的大集市，多伦多一共只有三家，这家是最大的。 王总一走进去就一屁股坐下不动了。高歌跑前跑后地为王总挑着食物，选着饮料，一样一样地送到王总面前，就好像他是一个没有腿的残疾人。 高歌忙活完了王总才给自己去拿食物。我凑上去小声说：“怎么他跟个大老爷似的，你该着伺候他呀？” “他就是老爷！我就是丫头！他老人家一句话，我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能不伺候好了领导吗？”高歌说，“宁宁，你学着点儿，不会察言观色，你怎么回去混！” 吃完饭回到酒店，领导说要准备一下下周会议的讲话。领导刚刚举起一张白纸，高歌马上递上一支笔；领导伸手刚碰了一下水杯，高歌马上打开一瓶矿泉水倒了进去；领导刚张了一下嘴，好像要大喷嚏，高歌马上递上一张面巾纸……整整一个下午，我看得目瞪口呆！高歌好像是王总肚里的一条虫，知道他在想什么。 第二天是周日，高歌又搅了我的好梦。 “宁宁，你今天没事儿陪王总逛逛街。他的一个手下也来了，你就叫他李总吧。对了，你最好再找一个人陪同，最好找个洋人，显得隆重些。中午找家好餐馆吃饭，回头我全报销，你可千万别让他们付钱啊。我今天还要搞定另外一个领导，这两个人可就交给你了！”高歌又一个高八度的结尾。 我叫了Monique来帮忙，她高兴得很。我开车接了她直奔酒店。到了酒店才想起来忘了问高歌王总住哪个房间，只好到前台去查。 “请帮我查一个客人的房间，他姓王——W-a-n-g。 ” “很抱歉，我们这里有八个先生都姓王，全都只有姓，没有名，请问你们找哪个？” “那请帮我查一下Mr.Lee ghe（李长河先生）。” “很抱歉，我们这里有七个李先生，也只有姓，没有名。”前台接待耸藏书网耸肩，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留姓不留名。 我们只好拨了国际长途漫游到高歌的手机上才问到了房间号。 王总一见Monique，先是诧异，然后就很高兴，掏出名片递给我们，随行的李总也掏出名片跟在王总后面递给我们。 Monique小声对我说：“王总一定比李总官儿大。” “你怎么知道？”我小声问。 Monique掏出名片说：“你看王总的名片是用珠光纸印的，而李总的名片只是用普通纸印的。”我一看，果然。 一天的购物，才发现这李总就是来给王总撑门面，拎包拿行李的。李总的殷勤展现了他的多种“才艺”，一会儿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棒棒”，肩背手扛了一堆王总给儿子买的书，给老婆买的衣服；一会儿，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出现在王总的左左右右；吃饭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保姆，监督着王总酒要少喝，肉要少吃。 分手的时候，王总要求和Monique合影。照毕，王总转过身对李总说：“回去后登在简报上，附个标题，就说我们在加拿大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怪高歌说要找个洋人来陪同，难怪Robert在北京老上报，不少中国人崇洋真是到了一种境界。 晚上，高歌兴致勃勃地请我们（肖梅，向东和我）去Allen’s Bar。她眼都不眨一下，点了一桌子啤酒和小食。“敞开了喝，反正公司报销。”高歌说。 “公款吃喝就是不一样呀。你这个‘海龟（归）’算是混出样了。”肖梅奉承的话里带着妒嫉。 “哪有你们好呀，能留在多伦多，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不过，话说回来，‘最适合人类居住’不等于‘最适合人类工作和发展’!”高歌回应着肖梅。 “可我们的天堂里空气好呀，北京空气那么脏，回去了能呼吸吗？鼻子里都是煤灰吧？”肖梅刺儿着说。 “这话说的。你在北京都吸了二十多年的‘脏’空气才来的加拿大。在加拿大待了四五年，回去就不能呼吸了？你也太夸张了吧？”高歌的嘴巴真厉害。 两个女人的对词都带着妒忌。肖梅妒忌高歌回去的赌注下对了；高歌妒忌肖梅这样没有什么专业的人居然稳稳地留在了加拿大。她们之间的妒忌又是微妙的，谁也不想扯破面子。肖梅想着兴许以后回国，还得在高歌那里给自己留条后路；高歌也借着她有肖梅这个有个洋人老公的朋友在国内添个面子，当着客户的面在手机上打一个电话，寒暄几句英文，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又给客户炫耀了一下她的海外背景。 “高歌，你还是给我讲讲国内的经济吧，机会是不是很多？”向东耐不住了，现在他很关注国内的情况。这半年多，他在国内的朋友总是打电话劝他回去发展。国家交响乐团也实行考核制了，再不回来就没位子了。 “人生奋斗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康师傅方便面不会从天而降。我想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摆对了我的位置，从零做起，不嫌机会小，不摆‘海归’的架子。瞅准了机会，就要全力以赴地宣传自己，别说我吹牛，国内的人就认这个。当年方鸿渐不就是靠着一个买来的‘奥克兰’大学的文凭变成了镀金的学者吗？我好歹是真的在加拿大上过学，虽然学校不怎么样，名字也难听——湖头大学，说成英文名字还是很唬人的——Lakehead Uy。这年月，自己不吹，谁知道你是谁呀。所以我很幸运，我成了‘海归’，没有成为‘海待’。”高歌一边说一边灌酒，我发现她酒量惊人。 “‘海待’是什么？”肖梅问。 “就是海外归来待业青年。”向东笑着说，“听说有的博士回去连两千人民币的工作都争呢。” “这些博士呀只会在学校里读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回去争两千人民币的工作，说明他在这里也没有工作过。”高歌又干掉了一杯。 “你们这次来不也是来招聘人才回国发展的吗？”向东问。 高歌鼓着充满了啤酒的腮帮子摇着头：“瞎扯！招聘人才不过是领导们找茬儿出国的理由。我给你们读读招聘条件：年龄30岁以下；学历博士以上；至少五年以上北美相关工作经验……这个招聘启事整个儿一个脑筋急转弯儿。你们想想，一个人正常人读完博士都多大了？怎么可能在30岁前能有五年工作经验呢？再说，一个人已经在北美干了五年了，生活基础都定在这里了，谁还要回去呢？” 高歌好像喝的不是酒而是水。她现在就是台上的一个角儿，台下观众喝彩还是倒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有和她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捧场，有了这些人的捧场她的成功才有了价值。 “肖梅，你怎么不喝酒呀。”高歌问。 我抢过话说：“你还不知道呢，肖梅要生老二了！” 高歌脸上掠过一丝的停顿，神情似笑非笑，灌了一口酒：“是吗，都生老二了。那，肖梅，你看要不要点个饮料？” “你现在都稳定了，还不赶快生个孩子。”我说。 高歌不说话，推说忙，根本没有时间，等忙完了再说吧，究竟什么时候能忙完，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向东又开始唠叨回国发展的大计。窗台上的花又开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一株上面开出了红白两种颜色。 我一边听向东唠叨，一边给花施了些肥。这是我去年在一个花圃买的海棠，枝干比去年长粗了许多，枝条夹着盛开的小花，丰满得漫出了花盆。 我转身对向东说：“我承认，国内是奋斗者的舞台，就像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就是成就人成功的时代。回去，还是留下，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了。高歌很成功，成功是要有代价的，你看她听说肖梅要生老二的时候就不开心了，这就是成功的代价。为了保住她的成功，她就要不停地忙下去，她有能力控制她的成功，但她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她的生活。她也是女人，我就不信她不想生孩子，不想享受小女人的生活，她有时间吗？” “是啊，她成功的年纪偏偏是女人最尴尬的年纪。哎，我在说我的未来呢，你怎么又扯到了她。我这种不需要生孩子的人才在这里窝着岂不是浪费。”向东说。 夜深了，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跟向东说别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 ] 35.坚持完美 我要坚持，为了这个完美的家而坚持！ 肖梅的老二已经两个月了。我和向东带了高兴去看肖梅。 门开了，肖梅一身睡衣在门口闪了一下，门又关了：“等会儿——”门里叮叮咚咚一阵忙乱夹杂着肖梅的尖叫：“Stop it! Stop it! Behave yourself， please!” 门又开了。一个丰腴而整洁的女人摆了个S造型出现在我们面前：紧身裤，纯棉宽松白的衬衫里若隐若现着她因生育而丰满但并不臃肿的身材。肖梅的脸上没有妆彩，荷尔蒙的改变让她脸色红润，头发油黑。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还是那样美，她一直坚持着她做女人的哲学：“在不该成熟的年纪绝不成熟，在成熟的年纪绝对优雅。” “欢迎，快进来。哎呀，小高兴，你也来了，快去和你的Nickel（尼可）姐姐玩儿吧。”肖梅温柔地说。 客厅已经变成了游乐场，玩具满地都是。Nickel正坐在Baby餐椅上吃意大利面。她把裹着酱的面条甩得到处都是。肖梅刚要弯腰去擦，“啪”的一坨正好甩在肖梅的脸上。“Hi girl，that’s really bad（我说丫头，这样做可不好）!”肖梅又尖叫了起来。楼上传来了Mike（迈克）的哭声，肖梅抓了一张面巾纸往脸上一盖，就噌噌地上楼去了。一会儿工夫，肖梅夹着Mike下了楼。Nickel又从餐椅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要往下跳，肖梅像蜘蛛人一样一个箭步冲上去搂住了她的脖领子。这边Mike饿得哇哇大哭，那边Nickel在餐椅上转着圈儿地嗷嗷乱叫。 我赶快过去接过了Nickel， 她一下子就追着高兴玩了。肖梅在肩上搭了一块绣花的俄罗斯大方巾，一撩衣服，优雅而专业地给Mike喂起了奶：“我现在像不像大妈？” “有这么漂亮的大妈吗？这个时期都这样，我那会儿不比你好到哪里去。你们家条件好，为什么不请一个保姆呢？”我说。 肖梅家的大黑猫“喵”地叫了一声突然从窗台上蹿了下来，跑开了。 “死猫，一来生人就躲起来，没见过世面。”肖梅瞪了一眼黑猫，转过头来接着说:“Bill不同意！他不喜欢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 “这是什么话？你现在需要帮助，要不把你爸你妈接来帮忙。” “Bill也不同意。他说我妈一来，又要天天做粥了，他受不了，结婚的时候来一个月都难过，现在要住好几个月，绝对不行。” “他就不能凑合一下。” “不能，他们这些老外，不对，应该说他们是这儿的主人，我们才是老外呢。他们这些鬼佬都这样，喜欢独立。他说他妈妈生了他和他弟弟，小时候，他妈妈做饭，就把他们放在厨房里的小围栏里。他妈妈也是这么带大了两个孩子，别的加拿大人也都是这样带孩子的，有的还一家四五个呢，为什么我就不行。说得我无地自容。他说这‘勤劳，勇敢，善良’不是形容你们中国妇女的吗？” “胡说，你要是问你妈，你妈也会说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你和你弟弟带大了。你妈二十六岁都生完你弟了，你三十多了才生第一胎，能一样吗？你们家那会儿有这么大房子要照管么？能比吗？” “你说的真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不过，我也不愿再接我父母过来了，他们来了就跟蹲监狱一样，还要看‘白’女婿的脸色。”肖梅说，“Bill今年生意不好，他代理的很多客户都跑到美国那边做生意去了。他现在老要去美国处理事务，比以前忙了，钱却比以前少挣了。这么大的房子，又是车又是孩子，他压力也挺大的。他们这些鬼佬，从小没受过苦，有点挫折就很脆弱?。人又到了中年，事业上的波动总是让他不痛快，最近他脾气特不好。我妈讲话——肾亏，应该吃六味地黄丸。Bill哪里能接受。” “你也知足吧。我打电话给咱们以前那些同事，他们羡慕死你了，你已经为我们姐妹们争光啦。”我说。 “咱们同事都怎么说？”肖梅好像很在意大家的议论。 “当然是好啦。你现在是完美家庭了：洋人丈夫，house花园，混血儿。多少人想实现的北美梦你都占全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Bill挣得再少也比我们强出去几百倍。” “是啊，我出来了，我想要的东西在我的努力和策划下一样一样都实现了。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虽说Bill不喜欢和我爸妈住，可我也庆幸我没有和公婆来往的烦恼。你说对吧？” “那可不是，你就偷着乐吧！” “受点累倒不怕，我现在最怕的是睡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母猪，天天都是重复那些事，身子一歪就得给Mike喂奶，喂完了一起来就得陪Nickel玩。唱着走调的摇篮曲哄两个孩子睡着了，我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干着急。好不容易有睡意了，Mike又要吃奶了，Nickel又要起来玩了。我以前上班还有个周末，哎呀，现在真是没白天，没黑夜，更没有周末……”肖梅眼里闪着无奈。 “但我要坚持，为了这个完美的家而坚持！”肖梅脖子一梗，大有一种胡兰子就义前的坚毅。 要说中国人的崇洋是有历史的， href='2619/im'>《围城》就已经写得很精辟了。肖梅的父母虽然加起来也没和Bill住过两个月，可回去后在亲戚朋友间却是自豪得不行。遇到有朋友和儿媳妇，或者女婿闹别扭的，肖梅她妈马上说：“我那个女婿可好，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客气得很。”她妈也不想想，她倒是想和她女婿理论他的抠门儿，她说得通吗？老两口关起门来都知道，中华民族养老送终的传统根本不可能指着肖梅两口子来实现了。本来被当作最高幸福目标被追求的国际婚姻现在发现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笑，洋女婿中看不中用。两口子常常后悔：我们的闺女，一朵鲜花插在了“羊”（洋）粪上。 国际婚姻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让人议论了，但在肖梅的家族里，祖祖辈辈还是头一遭。肖梅早就成了家族里的骄傲和幸福的代言人，所以她必须坚持，为了她这个完美的家。 36.停电后的快乐 一弯新月升在空中， 空气中夹杂着草叶的味道， 湖面上漫着淡淡的雾气，便想起了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虽然没有荷塘，月色的确不错。 2003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四点。 电脑 “啪”地一闪， 瞬间的黑暗吞没了我还没存的文件。 我还没来得及弄清究竟是停电还是恐怖袭击的前兆，Flora已经吹起了口哨：电子时代，天赐良机，别装蒜了，赶紧回家 。 出了门才知道， 美国及加拿大东部发生了大面积停电。 streetcar 瘫痪在路上，好像博物馆里停着的蒸汽机车头，只有荣誉，没有动力。我们步行到Union Station去坐地铁。大街上挤满了不知所措的人们，地铁停开，等地铁的人们从地下呼呼地冒出来，手机信号因人太集中而中断。在这个充满了比特和字节的信息时代，没有了电，就好像相声里说的:你一关电门，我就掉下来了。 天气很热，一片一片的人神色匆匆地从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厦中涌出来，汇集到公车站。烧柴油的公共汽车要四十分钟才来一趟。我和Flora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向彬彬有礼的加拿大人因为拥挤而把着车门大吵大闹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打电话让向东开车来接我，如果他今天没有关车库的话。 这是多伦多少有的热天，太阳因为没有污染层的阻挡而显得凶猛毒辣。我们两个冒着烈日在街上走啊，走啊，从一个个小商店的门前擦过，走累了就坐在橱窗边歇息，揉揉穿高跟鞋而肿胀的双脚， 这高跟儿鞋走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是职业的高雅，而步行在水泥路上简直就是落破。走着，走着，这才发现，原本已经认为很熟悉的城市仍然这样陌生，这城市结构的细节不是靠两三年的光阴就能理清的。 街上有人开始卖矿泉水了，基本原价，只有中国人店门口卖的水都涨了价。是加拿大人太笨了还是中国人善于投机，说不清楚。反正历经了多年的苦难， 中国人都很有忧患意识。原本寂静的多伦多在停电后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马路上汽车多了，行人多了，噪音多了。路口的红绿灯没有了，开车的人们自觉地本着“先到先走”的原则而顺序通过。 路口出现了很多自告奋勇来指挥交通的年轻人，黑人兄弟跳着霹雳舞把交通指挥得井井有条。 人们喜欢在城市的异常中展露个性的光芒。 公共汽车很挤很挤，一出终点站就塞满了急着回家的人们。 回到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天黑了下来，没有电的夜晚，并不像儿时那样兴奋地等待在夜幕中玩捉迷藏。家里的一切设施都依赖于法拉第他老人家所发现的电，做饭的炉子是电炉，烧水的壶是电水壶。邻居的洋人在院子里啃上了面包，多年来对着水管子喝凉水，吃生冷的苦行僧锻炼今天派上了用场。向东想出了个好主意， 在院子里点了个火锅，一家人热气腾腾在月光中美美地涮了一顿。 连飞舞的苍蝇都被从邻居那里吸引了过来。 -6 科学的进步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如果有电的话，我们此时肯定正趴在电脑上玩游戏，或是看电视到深夜。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在论文里不知从哪里抄来这样一句话:当人类发明了机器，人类就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时常想有一天关掉电视，一家人坐在一起像儿时那样读读书，聊聊天。但电视节目总是那么诱人，电视cable都是每月花钱买的，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关。 这个夜晚因为没电而过得无比浪漫，我们抱了高兴到湖边散步。满天的星星在没有城市灯光的夜空里分外明亮，一弯新月升在空中，空气中夹杂着草叶的味道，湖面上漫着淡淡的雾气，便想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虽然没有荷塘，月色的确不错。 37.悲剧在上演 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妈，您生完了我得产后忧郁症了吗？”我打国际长途问我妈。 我妈问：“什么叫产后忧郁症？生你的时候是文革末期，医院里连护士的人影儿都见不到，跟谁忧郁呀。” 我又打了电话问国内的朋友：“你生完孩子得产后忧郁症了吗？” “我们忙着挣钱，忙到四十才得了个儿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忧郁什么呀？”朋友兴高采烈地说。 那就奇怪了，肖梅的家庭医生打电话让我们去诊所接她的时候，他可是说肖梅的post-partum depression很严重。回来一查字典，黑纸白字：产后忧郁症。肖梅住着大房子，出门有车开，居然还忧郁了。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夏天，已是八月天，天气还是凉飕飕的。好不容易盼来个大晴天，太阳却好像是摆设，没有任何热情和温度。北京已经好几轮桑拿天了，我们在多伦多的夏天里还没暖和过来，秋天已经不远了。 这个夏天里不正常的人是肖梅。 肖梅的不正常先开始只表现在她频繁而无序的电话上。电话一通，我还没说话，她那边就说上结束语了：“不行了，说不了了，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她说“一会儿”基本上就不会打过来了，打过来的时候也都是夜深人静了。那时的肖梅，声音温柔了许多：“看我这一天忙的，两个家伙终于睡了，真他妈累死我了。喂，你搬来我们家住吧，带上高兴。” “我不去，你们家不是不欢迎陌生人吗？”我说。 “他不在，他现在老要去美国出差，每两个周末才回来呢。我寂寞得要死， 这房子大得能闹鬼，半夜里电话铃一响能把我吓一跟头。” 我没有答应她过去住，但是答应她常去看她。 每次去看她，她都有些不正常的表现。她的咖啡越喝越浓，烟越抽越多。她的头发长了，随便一卡。她常常很恍惚，东西在厨房里被煮得焦糊也无动于衷。她失眠得厉害，晚上无法入睡。 我去看她的时候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不客气地使唤我在大房子里跑上跑下地为她拿东西。这豪宅看起来好像不收拾也很干净，收拾起来也不起眼，一件一件地干完，再把孩子们弄睡着了，一天就这么没有任何“成绩”地过去了。我心里就骂：死鬼，嫁个有钱人，还使唤不要钱的朋友。 接下来的不正常是我发现肖梅开始服用强力安眠药。 一天， 我跑上楼给肖梅找东西，一个桔黄色的药瓶从床头掉到了地上。我拣起来看了看，记了药名儿就下去了。 回家的时候，向东正在上网，我写了那药名儿：“你查查，看看是什么药。” “一种安眠药。”向东说，“谁吃呀？” “我在肖梅的床头看到的，这药瓶是处方药，她吃这药，说明确实失眠很严重了。”我说。 “加拿大很多人都吃安眠药，没什么奇怪的。” 希望如此吧。 肖梅变得越来越不正常，总是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无力，头晕，出汗。嫁个洋老公，好像很合逻辑。又是一通检查和化验。 医生的结论是：虽说加拿大看病不要钱吧，也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做这些无聊的化验。 我就介绍她去看中医调理一下。肖梅刚吃了一副就说药不管用。Bill回来看见她在吃黑乎乎的中药，就更不理解了，统统扔了出去。 多伦多的雨水很多，像情人的眼泪，淅淅沥沥的，没有灰尘和杂质。下雨多是在傍晚，我喜欢旋亮客厅的台灯，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串一串的“泪珠儿”从玻璃窗上滑落下来。 又是一个下雨天，天已经黑透了。雨珠儿一汩一汩的，玻璃毛了，窗外的花草放大了，模糊了……正看得出神，毛玻璃后面显出一张被雨水分割得凌乱的脸。我被这张脸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肖梅。 开了门，肖梅湿漉漉地站在门外。我拉了她进来，取了干净的毛巾为她擦脸。她靠着我坐在沙发上，沙发上浸出湿漉漉的一片。她闭了眼，婴儿般依偎在我身旁，我不敢动，好像一动她就会惊醒。肖梅身上传来一股哺乳的母亲独有的奶香味，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她的产后忧郁症。 “宁宁，我怕，我好怕。”肖梅突然睁了眼。 “你怕什么？” “我怕Bill离开我和孩子们。”肖梅紧张地说，“你知道吗？他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对我有兴趣了，特别是他找了一个新的合伙人后。Bill白天见了她还不够，回来还是电话不断，从工作说到度假，又从度假说到baseball比赛。那女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一定有一腿。” “别乱猜，无端的猜疑是伤害感情的。他们毕竟是工作上的搭档，又是同一个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当然要比和咱们有话说。尽管你已经和他生活了几年，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怎么也不会渗到骨子里去。过了头来几年的新鲜劲儿，你不也开始整天租中国电影看了吗?Bill能和你每天聊中国电影吗？”我安慰她说。 “我就是不放心，你知道我把我的身和我的心都给了Bill，没有了他，我在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是回不去的，当初要死要活地出来，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嫁了洋人，孩子也有了，要是被甩了，回去多招人笑话呀？” 肖梅走了，她的表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高傲。 肖梅变得越来越怪。一天晚上，她打来电话，气喘吁吁地说：“向东呀……你们快来，我不行了。” 我们抱了高兴，开车就往她家赶。一开门，她屋里居然开着暖气，门窗禁闭，温度高得能闷死人。肖梅穿着毛巾浴衣，脖子上还裹着一条白毛巾，满头大汗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喘着气。我冲进屋，打开所有的门窗，关掉暖气：“你疯了，这天开什么暖气？能不头晕吗？” “我冷，我怕感冒。”肖梅有气无力地说。 我无奈地望着面前的肖梅，凌乱的头发，一张充满紧张而无助的脸，怎么也不能和几年前那个婚礼上光彩照人的肖梅拼合成一个人。 我决定趁Bill在的时候找他谈一谈，他双手一摊说：“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一切，我就不明白，你们中国女人不都是勇敢善良的代表吗，别人也都是在家做全职太太的，为什么她就不行。我工作很忙， 真的很忙。” “你们还是考虑请个人吧，或者让她的父母来，她需要帮助。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加拿大女人，都需要真切的帮助，需要休息，需要出去接触社会。” Bill尽管并不是很情愿陌生人的到来，但还是同意了，只是太晚了。肖梅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开始怀疑Bill的一切，她寻找所有Bill在家的时间伺机和他争吵。甚至一天晚上，肖梅趁Bill睡着之际，偷偷用Bill备份在笔记本中的密码，一封一封地查起了Bill的E－mail信件。问题是没发现一件，反倒被去洗手间的Bill撞了个正着。加拿大人很讲自尊和独立。肖梅的这种中国“妻管严”式的小把戏在Bill看来简直是一种严重到无法原谅的窥视行为。 终于有一天，Bill冷静地对肖梅说：“May，我不爱你藏书网了，我们离婚吧。” 肖梅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尽管屋子里光线昏暗，她还是用她的歇斯底里的尖叫证明了她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两个人一直僵着，肖梅不愿离婚，倾其全力地做着最后的挣扎。 Bill找了我谈起他对这场“异族婚姻”的感受。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从高中到大学，交往过许多女朋友，黑的，白的，都是本土长大的女孩子。直到遇到肖梅，他眼前一亮，觉得自己应该找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气质和文化的女孩共度余生。看来，“猎奇”并不是婚姻维持下去的基石，日后的婚姻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有诸多的不能融合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差异。 肖梅已经是很西化的女人了，但她脑子里固有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的“契约”:Bill有责任对她的一生负责任。而Bill则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活得这么累，结婚只是伴侣的一种形式，爱就在一起，不爱了就分开。加拿大每年有无数人在分居和离婚，何必要这样纠缠不清呢，难怪肖梅前段时间总在看一个中国电视剧——《中国式离婚》。 就这么眼睁睁的，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38.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肖梅。我作为肖梅最好的女朋友，真的应该提醒她Bill的为人。然而，我没有说，一直没有说，反而把保守了这个秘密当作自己高尚的证据。 那还是在肖梅生孩子之前。我因为工作上有些福利和保险权益的表格搞不懂，就拨了肖梅的手机想请教一番。电话一通，是Bill接的，我想也许肖梅在洗澡。我问Bill一些问题。他很爽朗地邀请我最好带上表格去他们家，他可以当面帮我解释。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末了，他问向东来吗，他好准备晚餐。我说他晚上要教学，恐怕我只能一个人从公司过来了。 进了门，才发现肖梅并不在家。 Bill说肖梅昨天去美国出差了，手机也忘带了，好在一两天就回来。 Bill邀我走进餐厅。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沙拉和红酒。Bill 将顶灯调暗，随手点燃了玻璃大碗里的莲花形蜡烛，两只白色的莲花立即在水中转了起来，很像小时候放的莲花灯。Bill绅士地拉开餐椅请我坐下，又为我斟上一杯红酒。他从厨房端出两盘事先准备好的晚餐，是温哥华蟹腿配烤土豆。 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自然地吃着这顿烛光晚餐。 Bill说起他和肖梅的蜜月，不断地夸肖梅是如何如何的可爱，他们在一起是如何如何的浪漫。透过烛光，我不得不承认，Bill是很帅气的，虽然脑袋秃得在昏暗中冒光，但他身上有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才能散发出来的迷人，有一种土特产的独特味道。 听着他讲他们的幸福，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发自内心地为肖梅高兴，也为今天Bill的盛情招待找到了足够的理由。 吃过晚餐，Bill戴上花镜看起了表格，他把每一处都解释得很详细。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10点钟，我看了看墙上的表，谢过了他，起身告辞。 Bill要开车送我，我们一起走到房门口。 我穿上鞋，鞋带今天不知怎么变得复杂而系不上。好不容易穿上了，我直起身，目光和站在一旁等候的Bill撞在了一起。“Ginger，不想拥抱一下告别吗？”Bill说。 我没有思想准备，虽然我不是那种保守到不能和别人拥抱的中国女人，但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必要要和我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拥抱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和他简单地拥抱了一下，再一次感谢他今晚的晚餐和帮助。 Bill松开我，很冷静地说：“Ginger，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一时乱了阵脚，带着敌意抬头望着Bill那张“老爸爸”般慈祥的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那话是从Bill的嘴里溜出来的。 “不要用你那中国式的惊讶看着我，回答我，可以吗？”Bill拉起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 我本能地缩回了手，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当然不行，你怎么会问这种话？” “我喜欢你。”Bill的眼里闪着柔情蜜意，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低沉起来。 “你刚刚说过你爱肖梅的。”我反问他。既然我是肖梅的好朋友，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提醒他一下，我是肖梅的朋友，而他是肖梅的老公。 “没错，我是爱她的。我也喜欢你，这并不矛盾。”Bill双手一摊，反倒取笑起我来。“Life is so short（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应该学会潇洒点，对吗？” “No，thanks.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说完那话，自己都觉得自己像胡兰子，那么土的话我都说得出口，真是乱了阵脚。 Bill没有再纠缠我，送我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彼此无言，我一直默默地扭头望着窗外，心里盼着早些到家。 快到家的时候，Bill放慢了速度：“Ginger，我们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该怎么做，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肖梅的，对吗？” “当然。”我突然开始鄙夷起自己，怎么就像个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窝囊废。 “我和肖梅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玩。不过等她回来了，除非她提出邀请，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你明白吗？”Bill 说。 他的秃脑袋在黑暗中闪着光芒，那一定都是智慧。我不知道是应该说他虚伪呢，还是应该说他在情场上的老练。我隐隐地为肖梅的婚姻感到一种不安。 我把那晚发生的事和向东说了，然后等待他的反应。他没有用中国男人的妒忌来责备我，反倒很不解地琢磨起Bill。 他索性问我，Bill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我又不是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Bill看来是个博爱主义者，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该告诉肖梅，让她小心点，这才结婚刚几天。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老婆的朋友都不放过。” “别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还不知道肖梅那个脾气，弄不好，她不埋怨Bill，反倒会怀疑你勾引她丈夫。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崇尚个人自由。也许Bill 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你不同意，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嘛。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只有小心些为好。”向东说。 一只灰突突的大蛾子飞进了房间，从窗户根儿扑腾到家具上。向东用湿毛巾扑住了蛾子，抖落到了窗外。蛾子扑腾过的地方，我都用清水擦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这只突然闯进我房间的蛾子让我本能地感到一种恶心和厌恶。 39. 最后一只猫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 凌晨六点钟，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的肖梅变成了一只白猫走进我的房间。她手一伸，从后面拉开了拉锁，将一身的猫皮大衣脱了下来，露出粉红色的肉。一会儿工夫，那粉红色变成了血浆一般的鲜红色，一滴滴流下来…… 我披了衣服走到阳台上。城市还在沉睡中，淡淡的雾气弥漫在街道上。多伦多的城市是平坦的，可以看得很远，隐隐听到有警笛的声音划破城市的上空。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孩乱按了火警，还是哪家的老人犯了心脏病。来了许多年，这急促的声音在多伦多的寂静中早已听习惯了。 回到屋里，睡意全无，吃早饭还早，在客厅里开了电视机，胡乱地做些家务活。七频道正在转播一个突发事件，警察从一个大house中相继抬出了几副担架送上救护车。我怕吵了高兴和他爸，故意关小了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树丛掩映的画面上猜出是一个自杀性家庭暴力案件，女主人患有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她在凌晨用刀刺伤了丈夫和孩子，而后自杀。主持人拿着话筒不停地在镜头前唠叨着，好像是在呼吁全社会要重视产后妇女的精神健康，避免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 向东起来吃早饭的时候，电视还在转播。警察已经用黄带子围起了事发区域，镜头里看到很多邻居围在篱笆旁，有人在前胸画着十字，有人在抹着眼泪。最后抬出来的死者身上盖着白布单，苍白的手臂僵硬地垂在外面，那是一只赢弱的手臂，一只对这世界失去了信心撒手而去的手臂。不知道是怎样的打击让她放弃了生命， 还让她狠心地要带走她全部的亲人和她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死了，那一定是他杀。无论怎样，我都坚持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对向东说。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张太太打来的。 “你们在看电视吗?在看新闻吗?”张太太问。 “在呀，好像是什么自杀事件。”向东问。 “那个女的是不是肖梅？是不是啊?” 啊?!!!…… 我扔了手中待洗的衣服冲到电视机前，向东也拿着电话跑了过来。电视上，镜头已经转到了街口，只能看到一辆救护车从浓密的树丛中穿过。 “这种相似的街道，相似的house在多伦多有成千上万，看不清，也不一定就是肖梅家呀。”向东极力反驳着。 张太太火一般地开了车过来接上我们直奔肖梅家而去。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车子拐过街道的一瞬间，我们都傻眼了。警察的出现证实了电视上看到的死者就是肖梅。一个警察过来拦了我们的车，我独自跳下车，顾不上张太太和向东的叫喊向前跑去。扒开人群的一刹那， 我看到了肖梅家的大门大开着，黑洞洞的，像一张哑口无言的嘴张在那里。篱笆前已经有邻居送过来的鲜花和卡片。那一刻，泪水像夏日的暴风雨一样从我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一个女警官跑过来搂住我颤抖的肩膀。 “Oh，please let me see her.I’m begging you，let me see her.She is my friend，my only friend here……Oh，I couldn’t lose her……(让我再看她一眼吧，我求你们了，让我看看她吧，她是我的朋友，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我怎么能失去她呢……)”女警官紧紧搂着我，小声说着：“I’m sorry，I’m sorry.” 第58节：你来我走(58) 一群记者围过来问我: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请问，据你判断她是什么原因要自杀的……我平生第一次上了电视镜头，他们给我一个满脸泪水的大特写。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昨晚刚刚看过转播的 “神州五号”胜利返回的新闻，这是这个秋天里唯一一件还能让我笑得起来的事。 肖梅已经走了有两个月了。Bill带着受了惊吓的孩子们移居了美国，Bill临走的时候给了我电话，让我去即将迎来新主人的房子里取肖梅留下的东西，他不想带走了。 屋子里的东西都搬空了，窗户下放了几只小纸箱。我翻了翻，除了一些零乱的肖梅的个人用品，还有那只祖母的小铜镜。记得那次她抢了铜镜过去，镜子里是一张因为长期缺少睡眠而憔悴不堪的脸，肖梅“啪”地一下把铜镜掷到了对面的墙上，镜子摔得粉碎。 我生气地一摔门走了，后来她来电话说抱歉，并保证一定要给我安上新的镜面。我说那是祖母给我的，安上新的有什么用，新的固然比旧的富丽堂皇，但怎能替代那么多年这镜子所照过的岁月呢? 肖梅听了默不作声，接着就哭了起来，她说要是Bill知道这些就好了，就不会说不爱她了。 傍晚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柏油马路黑黑的，像刚刚火局过油的头发一样。我锁了车库的门，远远地就看见一只猫从街上穿过，那是邻居家的“乌云盖雪”。我挥了挥手，它直奔我而来。它比以前更胖了，一点也看不出它最近在吃减肥猫粮。“乌云盖雪”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一路上它“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和我说话。 晚上，我又开始做梦了，梦到了肖梅，梦到了那只猫，她轻盈地褪掉她的猫皮大衣，钻进我的被窝，睡在我的身边。月光明晃晃的，照在她猫样的脸上，她睡得那样沉，那样香，好像有几个世纪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为她轻轻拉了拉被子，躺在她身边睡去了…… 42.比富大会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 高兴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探亲。回到北京，我们住到了父母拆迁后的新房中。 已经是夏末，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炎热的夏天了，每时每刻都像待在锅炉房里。打开空调，温度急剧下降，冷得毛骨悚然。干脆关了空调，推开窗户，窗外是喧嚣的大工地，街对面的起重机离我家近在咫尺，每次运输建材都让我有种是往我家运送的错觉。放眼望去，西山被一栋栋矗立起来的住宅分割成了不同比例的小块儿。北京的变化真是快，这个曾经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陌生。到处都是大拆大建的工地。城市在疯狂地拓展和延伸，走的时候一说三环外就觉得挺远的，现在能在五环边上买的房都算近的。新建设的环行路酷像削不完的苹果皮，一圈又一圈地绕下去。 我走的那年，谁要是买个房都觉得新鲜，这一回来，同学朋友每个人都买了好几套，从无房户直接变成了地主。 燥热让人心烦，打开电视，随便一个台，无论是新闻还是电视剧， 都能看到在北京生活的洋人面孔。每一个关于北京市政建设或是文化活动的报道总是伴随着洋人总结性的赞美和肯定圆满结束。我一边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电视，一边生气:我在多伦多怎么没这待遇，中国人的友好简直?99ｌｉｂ?超过了外国人的期待。 同学朋友纷纷打来电话约吃饭。吃饭是回国探亲最重要的活动，连早饭都能被约出去。每天起来就有朋友来电话等“号”儿：宁宁，今天有“空号”吗？约您这个海外人士真难呀。中午饭还没吃完，就有朋友在外面等着来接，去吃晚饭。 又是一个饭局，同学聚会，约好了晚上6:30在眉州东坡酒楼见面。对于今天的饭局，我是比较积极的，积极的原因是想趁机见一见从前的男朋友。虽然他已经消失在我青春的往事里，但当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后，特别是离开中国多年后，本能地有一种想“窥探”他生活近况的欲望。台词，场景，我早就已经设计了A、B、C、D， 一心盼着他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抱怨着婚姻生活的不幸，最好再流露出没有娶我的千古遗憾。然后我会满怀同情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幸福！”而心里却念着：送你俩字儿——活该！ 我提前了十分钟到，包间里空无一人。我要了壶菊花茶，随手翻起了报纸，半个小时过去了，稀稀拉拉地来了一两个同学，抱怨着堵车，抱怨着忙。我说：真不像话，就让我这个外地人在这里等。 点了菜，肚子咕咕地也不好意思吃。实在绷不住了，组织人打了电话一个一个问，有的人堵车在路上，有的人接了电话才刚出来。很多年没有见老同学了，脑子里还残存着上学时大家在小饭馆儿里吃麻辣烫的情景，一瓶啤酒，几盘小菜，一班人挤挤地挨在一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憧憬。 晚上8:30，大家终于都到齐了。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从前的男朋友也赶来了，只是没有预想的激动，但却有一种互相看着慢慢变老的“浪漫”。 同学甲点了一支烟，一边吐一边问：“宁宁，你在那边开什么牌子的车呀？” “也就是一个丰田的Corolla(科罗娜)。”我没好意思说是二手的。 “你们知道吗？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纯——进口的车，这两天闹抵制日货，我都没敢开出来，怕人砸我的车。”同学甲把“纯”字拉得很长。 同学乙也不示弱：“宁宁，你在那边住什么的房呀？” “Townhouse，就是国内的连体别墅。”我说。 “就是连体别墅呀，我刚买了一套，下个星期到我那里去吃烧烤呀。”同学乙得意地说。 同学甲一看同学乙的进攻，马上说：“买几套房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了，你随便问问，谁手里不是三套四套的，前两年买房子还是投资，现在恐怕是要砸手里了。真正的生活是去国外度假享受。我刚从马来西亚玩儿了一圈回来，好玩儿极了。” “东南亚都让中国人玩儿烂了，下岗工人都组织去呢。我们全家刚从欧洲回来，不去巴黎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我现在生意一有空就出国玩儿。对了，宁宁，明年我们全家可要去加拿大滑雪呀，到时候住你那里呀。”同学乙笑着说。 “好，你来了，我就把basement收拾出来给你们住。”我说。 “basement是什么？”同学乙问。 “就是地下室。”我说。 “哟，我说老同学，我去了，你就让我住地下室呀，真拿我们当王启明和郭燕看呀。我们可不是去投奔你的穷亲戚，酒店我们住得起，住你家不是想和你叙叙同学之情吗？”同学乙脸上闪过一丝不高兴。 我没有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同学甲还不放过我：“宁宁，你在那边养什么宠物？” “我啥都不养，我能养活我自己和我儿子就不错了。”我说。 “我现在玩儿鱼呢。我买那个鱼缸就花了三千多，每天忙完了回去，往一缸鱼前面一坐，‘江湖’，那不就是一缸子‘江湖’吗？。哎，白天看完了生意场上的打打杀杀，晚上看看它们，享受！” 同学甲还沉静在自己的感想中，同学乙已经不耐烦了：“你玩儿的一定是热带鱼吧。我现在玩儿海鱼，你那鱼缸算什么，我光一年给我那几条鱼换海水就要花一万五。一万五呢！”同学乙睁大了眼睛用手比画着。 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忙着夹菜。同学甲和同学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了“相声”。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从前的男朋友，他倒是看上去比分手的时候可爱得多，只是笑，只字不提他生活的好坏，我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想法立时变得无聊而无耻。 “我最近又给我的保姆涨工资了，一千三。”同学甲说。 “我一个保姆，一个月嫂伺候孩子，月嫂可比保姆贵多了。”同学乙说。 -7 “现在手机费多便宜呀，我还愣是一个月打三千，业务忙呀！”同学甲说。我侧眼看了看同学甲，果然头发少了许多，可能辐射太多了吧。 “我也业务忙，每天都要陪客户，顿顿都要喝三四瓶。”同学乙说。 “三四瓶算什么？我一顿要干掉一瓶白的还得加啤酒。”同学甲不屑一顾地说。 “我上礼拜陪客户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还有人超呢。”同学乙说。 “120算什么。我一脚就是160。” 两个人说得好不热闹，我听得哑口无言。说着说着他们又转向了我：“宁宁，你看看咱们同学中也有出国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儿，住着有花园的大洋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出去了出去了还是中国老公，听你讲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你在国内时风光呢。你这国出的……”同学甲摇了摇头说。 我无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资，多挣多交税，少挣少交税，生活好像文革刚过的时代，你挣三十，我挣四十的，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没有人去比车的大小和牌子。 同学甲和同学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兴。高兴虽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宝贝）的T恤，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再加上高兴一张口就：“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拿。”同学乙惊讶地问：“他怎么不说英文？” 我心里笑她，高兴还不到两岁，英文和中文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呀就是觉得人一出了国，一切都要彻底抛弃，包括你的语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却还羡慕我们有双语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学吃完一抹嘴儿，呼应着谢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AA制，刚要掏钱，同学甲和同学乙又为谁买单而争了起来。“我来，我来。”“这点钱，我来吧。”两个人抢着。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同学甲虽然嘴上说“我来”，手却放在裤兜口儿总也掏不出来，好像被东西粘在了那里。还是同学乙实诚，一把抢过了账单付了。 吃完了饭，同学甲提出要用他的纯进口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餐馆离我家只有两站地，这在多伦多我如果不开车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领着高兴走在街上，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绚烂夺目，这场景在多伦多只有在downtown才能看到。高兴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里却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涌上心头。这几年在加拿大，多少次为找房子，找工作发愁，也没有觉得自卑。思量着同学说的话，看着他们物质生活的膨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looser（失败者）! 43.新红资俱乐部 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着我的老板库切尔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这书展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造就的读者群早就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价降低版税来挤进中国这个大市场。 加拿大的图书市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加拿大人总是以他们特有的“稳重”和“矜持”来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急不慌，不像美国人那样，看到点市场就兴奋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该发展的都发展了，该建设的都建设了，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遥远的中国实现。加拿大人早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节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快节奏。接触了几天的出版社，库切尔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带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W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纽约和北京比起来，我看也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膨胀到极点的欢乐气氛。坐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有工人在下岗，打工的人拿不到工钱。我曾试图着去寻找亚当的那扇门，视线却迷失在后海密密麻麻的酒吧中，四合院都是翻新过的，满眼都是灯红酒绿，不要说二层的小楼了，三层都快盖出来了，哪里还有那门的踪影。 盛在金边儿小杯中的热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库切尔显然有些失望，这杯价格精彩的咖啡在一个喝咖啡王国的人眼中简直就是一杯“boiling water(白开水)”。我没有点咖啡，点了一听可乐倒在玻璃杯中，一边倒一边对服务生说：“你们酒吧的饮料真贵呀。这可乐外面也就一块多，到了这儿就要十五元一杯。” “不贵呀，酒吧嘛都是这个价钱。你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吧？”一个声音从邻近的桌子传来。我侧头一看，烛光下，对面桌的两个女孩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从上半身就可以看出两人的身高悬殊很大，一个瘦高，一个矮胖。如果酒吧屋顶的老式电扇这时掉下来，她们俩肯定是一死一伤。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高个儿女孩略带讽刺地说：“那还消费不起？我们都没说贵。这地方我们常来也没说过贵，你们从国外回来倒嫌起贵了。”我一时语塞，却也无心和她们争什么。那两个女孩儿一见开了话头儿，转头用生硬的英语和库切尔攀谈起来，大大方方地要着库切尔的E－mail和酒店电话，嘱咐了好几遍回头联系。我在一旁默默地喝着高价的可乐。看着她们两个充满稚嫩的脸，我实在不愿意把她们往“小姐”上联想，但听到她们滑稽的英文，看到她们不合时宜的打情骂俏，又无法把她们和正规大学的学生联系起来。听说?现在很多英语口语班中，学习特努力的不是秀水街练摊儿的就是酒吧陪酒的，可谓学以致用。两个女孩儿英文说不通了，又改用中文调侃着，一颦一笑都是表演给库切尔看的。库切尔的脸上充满了迷茫和困惑，只笑不答地坐在那里看她们。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在多伦多听他们讲笑话的表情:尴尬，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地必须听下去。这两个女孩子也真没眼力价儿，也不看看库切尔一头的灰白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是单身。几年没回来，发现国内的女孩子交友的观念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没有人在乎认真不认真，结婚没结婚。相比之下，库切尔这个来自西方社会的人倒显得保守而谨慎。他在一旁悄悄对我说:“就算我没有结婚，我一个五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记得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朋友曾经和我说过，北京越来越成为外国人喜欢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北京，甭管你是从世界哪个犄角旮旯来的人，甭管你多黑多白，都有姑娘追。怪不得多伦多的华人网上说，尽管移民来了加拿大都不满意，但加拿大大使馆的门口还是有很多女孩子等在那里，一看有年轻男士办完了签证的出来就上来攀谈，寻找各种机会，目的就是想出去。没结婚的就想和你马上结婚，结婚的就让你带张玉照出去给身边的朋友。 从什刹海出来，库切尔仍然兴致不减，一定要去做足底按摩。我打了电话问朋友，找了一家比较正规的足底按摩院。别说，我还是头一次来按摩院。这种地方以前并不十分流行，因为去按摩院的人常常被怀疑是“坏人”，如今这按摩院已经成了大众化的保健院。往宽大的沙发里一躺，双脚往浸满草药的木盆里一放，一股温热的感觉从足心一直沁到头顶。在多伦多是不敢享受这份“奢侈”的，八十加币一小时不说，还要另给小费和加税，一天的工资都给了他们，不知道谁伺候谁。 温热的水汽夹着草药味让我隐隐想睡，有美容师走过来替我按摩头部，背景响起轻柔的乐曲。洁面，去死皮，敷面膜，除去鼻子上的黑头，精华素导入……被人伺候的感觉就是舒服。朦胧中想起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在L.I.N.C.班里遇到一个从内陆小城市来的女人，那个城市有多小，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没有听说过那个城市。她的口头禅就是：加拿大太好了，实在太好了！我就问她加拿大哪里好？她说：“一开水龙头就有热水还不好？”我的鼻子差点儿没气歪。几年前演 href='1038/im'>《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说这话还有共鸣，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春风早就吹遍祖国大地了，对幸福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真让我惊讶。如今回来，不要说她，连我自己都觉得出去了一圈反而土了。按摩院里装修得富丽堂皇，按摩师和美容师轻声细语，还不收小费。看看现在的北京人，家里洗澡洗腻了，非要花钱出来让别人帮你洗脚。看看隔壁VIP包间里的客人，挺着将军肚，鼻涕还没擦干净呢，电话上口气大得不得了：“王总呀，今年我们上的这个地产项目不错，好好发展一下核心生产力，争取丫的明年整个一两亿……” 做足底的姑娘都是从乡下来的，个子小小的。做之前，她拿来一件浴衣让库切尔换上。库切尔一脱上衣，露出毛茸茸的前胸和后背，小姑娘看了一下，笑了：“现在我相信我爸爸的话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小姑娘在他的脚上裹了白毛巾，小手熟练地揉搓起来，一边揉一边说：“这么大的脚，应该收两倍钱了。” “你知道吗，你很幸运，我的脚除了我太太摸过以外，没有别人碰过。”库切尔笑着说。 小姑娘也不示弱；“那我今天摸了您的脚了，您带我去加拿大吧。” “Oh， 那我得要先问问我太太。”库切尔说。 “到了加拿大您不用给我买别的，就给我买辆悍马吧。”小姑娘说。 “悍马是什么？” 库切尔问我。 “就是Hummer，现在是中国有钱阶级的标志。Hummer在加拿大也是很贵的车，电影里抢银行的都开那个。”我说。 “我是加拿大人吗？怎么连悍马都不知道？” 库切尔手一摊说。 从按摩院出来的时候，感觉脱胎换骨了似的，在多伦多待的几年老筋都被抻开了。已经十二点了，我打车送库切尔回了酒店。这一天下来比上班还累，酒店大堂依然灯火通明，照得我只好又强打起精神。 和库切尔吻别后，我走出酒店，没看到一辆出租车。库切尔很绅士地跟了出来，送我到街对面等出租车，他坚持要等我安全上车才能离开。一辆红色的富康“哧”的一声停在我面前，上车前库切尔又用他那法国式的拥抱和亲吻向我告别。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故意拉长了腔调说：“下——一站您去哪儿啊？小——姐。”也不怪他乱想。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深更半夜和一个白人老外吻别在高档酒店门口，是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 一路上我没有和司机说一句话。 45.英雄剧场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影儿。刚要走，忽看见旁边一个女子冲她挥手。我顺势望去，原来那姑娘的男朋友正在不远处给她拍照，姑娘示意库切尔离开。这几日，库切尔已经习惯了中国人民的超级友好和热情，他认为那姑娘想和他一起照，中国人喜欢和外国人照相。他很自然地走过去一搂那姑娘的肩膀摆了个标准的友好姿势。姑娘的男朋友只好将计就计地拍了照。 傍晚，我们赶到朝阳剧场看杂技表演，票是头一天定的，否则就会扑空。坐在装修过的朝阳剧场里，想起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来朝阳剧场听一个勇救落水女青年的英雄报告。那时的剧场破旧不堪，走廊里充满了刺鼻的尿臊味儿，三合板儿的椅子被少先队员们翻弄得噼啪作响。那个被称作英雄的大哥哥就坐在眼前的舞台上作报告，射灯烤得他满脸是汗。开始他很紧张，细声细气地说:“大冬天的，我正好路过河边，就赶上有人落水了，我不跳下去谁跳……”一个老师随即走了进来，和他叨咕了一番。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９９lｉｂ?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时过境迁，剧场还是那个剧场，装修过了，富丽堂皇；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加了灯光和布景，专业了；坐椅还是那一排排，换了沙发椅，柔软了；身边不再是系着红领巾、露着红脸蛋儿的祖国的花朵，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老外。如今的朝阳剧场今非昔比，借着靠近CBD的优势，已经成为外国游客观看杂技、相声和民俗的定点场所。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当年这耗子都不拉屎的小剧场，如今轮到了抖起来的一天。 杂技还算精彩，老套路，新排练。一个个姑娘小伙子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台上耍着把式，演员们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演出的内容，毫无厌倦之情，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场收入肯定没的说。纽约的百老汇也不过如此，一场一场的重复，一场戏能演七十年。 库切尔看得兴高采烈，频频鼓掌。休息的时候，有换下来的小演员在场里兜售冰激凌：爱斯奎母——爱斯奎母。一听就是小戴的老乡。 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在城里想城外，在城外想城里，没出国想出国，出了国又开始怀旧。杂技这些东西不过是从前拥有的最平凡的生活，没有人会为看了一场杂技而兴奋。可在库切尔眼里就变成了异域的精华。而当我也用这种眼光来重新审视它时，我由衷地从中感到了久违的快乐。 看完杂技，高歌打来电话，一定要请吃夜宵。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认识一下我的老板，兴许哪天就会有生意上的来往。 两年没见高歌，她明显有些憔悴，好像缺少睡眠。高歌和库切尔寒暄过后，就和我抱怨起国内的生活，天气太干燥，皮肤老是缺水状态; 工作太紧张，洋鬼子拿她当便宜的劳动力使唤，白天是首代，处理公司业务，晚上是三陪，陪客户喝酒唱歌……她的嘴一张一合的，吐出来的全是不好：北京治安不好，听说有的人走在街上好好的，突然一棒子就给打死了；还有人走着走着就被联防抓去翻沙子；不是独资的牛奶不能买，喝了就死人;什么都是假的，连鸡蛋都有假的……公司带给她令人羡慕的光环，也带给她压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她也有些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她不再像上次在多伦多时那样炫耀国内精彩的生活，反而开始无限眷恋多伦多的好:中央岛午后的阳光，湖边慢慢悠悠散步的加拿大人…… “还别提黄金周我和我老公去山西玩儿，我们是坐火车去的，怕人多没座位，我特意准备了个小马扎。嘿，我刚坐下，一抬头，脑瓜顶一圈全是屁股……你在多伦多见过这阵势吗？”高歌又是一通抱怨，听得我捧腹大笑。 “没那么严重吧，在多伦多不也一样，拧开电视，每天都可以看到凶杀、暴力和抢劫。只要一关电门，一切都消失了，窗外是一片宁静，人们该干嘛就干嘛。”我说。社会治安是世界问题，有什么必要非要强调中国呢。 人就是这样，远距离的时候，多一般的姑娘只要年轻都是美人。一走得近了，多俊的姑娘脸上也看得见雀斑和麻点。刚刚去过的英雄剧场，二十年前那副德性，现在不也变得跟十八九的大姑娘似的吗? “高歌同志，随遇而安吧。你在加拿大已经没有生活基础了，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又从多伦多搬回北京。这种国际大搬家再来一次您就该散架了!”这是我给她的忠告。 46.多伦多的飞人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这本是个该想家的日子，然而，看不见那红红的春联，听不见“噼啪”的爆竹声，春节在多伦多过到第六个年头就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没有区别了。要不是张太太打电话来，我们这些上班族几乎想不起来哪天是年三十。 张太太邀了一帮人去她家吃年夜饭，顺便摆了麻将桌打打牌。 张先生回国后没多久，原汁原味儿的秀水街就拆了。现代化的秀水街的建成意味着新一轮的“土改革命”。前后这么一折腾，张先生以前靠吃租子的地主生活就泡了汤。张先生干脆停了手，把本钱都扔进了生意中。谁想到随着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市场日渐繁荣，怪圈也出现了。人是越来越忙，利润却是越来越薄。张先生进入他的生意时很轻松，找了个项目，投了点本儿就进入了市场。进去了就像买股票被套住了一样，想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张先生去年忙活了一年，不但没赚，还亏损了不少，眼看着伤了元气，心里那个急呀，又不敢跟张太太说。 所谓的年夜饭，无非就是以张太太为主，各家为辅凑起来的一桌菜。张太太的红烧肉，李先生的凉拌粉丝……谁家的手艺如何这几年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吃得也有点不耐烦了。吃完了饭，张太太家有中文电视，自家没有的就迫不及待地去看转播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晚会在北京的时候只不过是年夜饭的背景音乐，在多伦多可就成了宝贝，不但要仔细地看，还要转录下来传给没有中文电视的朋友看。小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张太太拉了两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硬是拖了我去。 “你老公怎么今年没有回来？”对面一个和张太太年龄相仿的妇人问，那妇人也是一身的珠光宝气，脖子上的金项链粗壮而结实，身上喷了双倍的“第五大道”香水，不知道是想增加魅力还是在掩饰狐臭。 张太太介绍说那是东北来的刘太太，和她一样，在这里做留守太太，照顾儿子上学。张太太和刘太太是在美容院认识的，没事两个人就招呼人来打牌。 “忙呗，去年生意不好，想趁春节好好进贡一下客户，等进贡完了，又订不上飞机票了。”张太太熟练地洗着牌。 “依你们家的老底，就算什么都不干也够你们过了，干吗不关了过来过安稳的日子。”刘太太说。 “做生意就是这样，当你挣了一百万，你就想挣两百万，然后就是一千万，哪里有个够。其实呢，钱对于我们家老张早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可是当他累了，厌烦了，不愿干了，想收手？晚了！说是有一个大数字的资产在眼前晃悠，都是欠着的。唉！穷有穷的烦，富也有富的烦。”张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扔牌。 “是啊，我们家老刘也是这样。生意上只能咬着牙硬挺下去。”刘太太深有感触地说。 “我真是爱死麻将了，要没它在这里陪着我，我真他妈不在这里待了。”张太太做庄，扔出了个“发”，转头对我说：“我们比不了你，你有工作。你说我们真是没钱吧，也就出去打工了，餐馆洗碗一混就是一天。我们偏偏又有几个钱，抹不开面子去打工，总不能开着宝马车去餐馆洗碗吧?在家里待着真寂寞，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给孩子做饭。美容院和发廊都去腻了。想去做个义工吧，英文又不行。” “还说呢，去年我们去E(国家博览会)做义工。人家派给我们最简单的活儿——在门口发地图。一个人问路，我们结结巴巴地告诉他‘Turn right，Turn right，Turn right’（右转）。一会儿那个人连续三个右转后又转回来了。”刘太太一边说一边笑。 “你们不是经常回中国吗？我们想回又心疼飞机票。”我问。 张先生和张太太这两个太空人这几年可没少给加航赞助飞机票。张先生一到节日的黄金周就跑来给加拿大的经济做贡献。张太太一到女儿的寒暑假就一秒钟也不迟疑地飞回去和张先生团聚。 “你说这些年，我们家这么帮衬加航，飞机票花得都得有几十万了，加航居然还年年亏本，去年有传言说加航要倒闭。它倒了我们怎么办？岂不是没有飞机回去了？”张太太说。 -8 “哪能呀?这么大个国家还能没飞机?不是我说你们。当年我爸我妈分居，那是时代造成的，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支边，不分不行，不去就没有粮票。现在可好，新时代的分居纯粹是自找的，没人逼你们。”我一边摸牌一边说。 “我们也是不分不行啊。”张太太摸了张好牌，正乐呢。 张太太的女儿已经在加拿大上完了初中，高中也上了一年了，再有两年就要考大学了，为了女儿美好的前程，张先生和张太太决定就这样天各一方地凑合到女儿能自立再说。 “没办法。我女儿讲话，她本来在北京活得好好的，是我们把她带到这里的，逼她好好读英文，逼她交洋人朋友，不要像爸妈一样老在社会外面待着。现在好了，她英文读会了，朋友也有了，中文都忘得差不多了，又让她回去，门儿也没有。我女儿说她把青春都献给了加拿大，回去她的中文还是小学水平，怎么考大学？再说，人家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出来上学，咱家条件这么好，干吗要回去呢？哎，小孩子根本理解不了我们做父母的苦。”张太太“啪”地又扔出一张“红中”。 “我也发愁死了我儿子的中文，一个星期一次的中文学校根本没用，小孩子一扎堆就说英文，就跟我们去L.I.N.C.班聊中文一样。现在我儿子就和他爷爷奶奶没法交流，再过几年，我看他和我也没话说了。”刘太太说。 “可我暑假带女儿回去的时候可风光了，走到哪里人家都叫她‘小老外’。我给她报了个补习班，你们猜怎么着，老师还让她帮着英文班的老师批改作业呢。”张太太自豪地说。 “我们做女人的命真苦，都四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能和老公团聚，跟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国内一个家，加拿大一个家，到处都是家，到处都不是家。我经常是今年把套装的上衣带了回去，裙子又忘在了这里，带去了裤子，皮带又忘了。 哎，这种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算是头儿。”刘太太一边摇头一边摸牌。 “咱们是熬，我老公那边是忙着挣钱给我们寄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呀！来，来，碰一个。”张太太说。 “男人说忙，你也信。忙现在都成男人泡妞儿的借口了。究竟在忙什么，鬼才知道。你看了那个电影吗？叫什么来着，对了， href='776/im'>《手机》。手机一响，如果是老婆，准保说忙着开会呢。更何况咱们打的是国际长途，听得见，够不着的，他们想怎么糊弄咱们，咱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国内的女孩子，专门瞄着人家的老公致富，没点坚强的意志还真扛不住。现在傍大款已经不兴谈婚论嫁了，捞足了实惠再说……” 张太太听得入了神，轮到她打牌都忘了，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先生坐在夜总会里，搂着小姐的小腰儿，张先生的手正从小姐的胸前滑过…… 张太太拿牌的手悬在空中：“现在几点了？” “十点一刻。”刘太太看了一眼钟说。 “没问这里，我问中国几点了。”张太太没好气地说。 “大年初一早上，十一点一刻。” “不行，我要马上打电话。”张太太摔了麻将牌，抄起电话劈里啪啦地拨了起来。正是拜年的时间，国际长途总也打不通。张太太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把把电话摔了，顺着电话线爬过去。 电话好不容易通了，却没有人接，铃声一直响到占线。张太太又是一通拨，这回有人接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骂骂咧咧地：“谁他妈的这么早来电话，找死呢？”张太太还没来得及回嘴，电话“啪”的一声就挂了。 张太太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拿着电话愣愣地站在那里，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张太太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让一屋子的麻将声、电视声戛然而止。 张太太大叫：“回北京，明天就回北京。老娘在这里守活寡，丫的他倒在那边快活。 哇——哇——” 大伙儿都围过来劝张太太。 “你先别急，也许张先生丢了手机，让别人捡了去，也许他病了……”我说。 “就是，也没准你拨错了号……你老公的手机尾号是1155还是5511?”刘太太一看闯了祸，赶紧岔开话题。 “你要不打打他哥们儿的电话，你不是说他来电话昨晚去他哥们儿家过年了吗?”我说。 张太太慌忙找出张先生哥们儿的电话，手抖得怎么也拨不清“011-8610”。张太太心里发虚，万一张先生没去和他们过年，这一大堆人这么看着她，她多没面子。我接过电话替她拨通了递给她。那边一听是张太太的声音，马上说:“哎呀，嫂子，你可来电话了，大哥他出了点事。” “啊?出什么事了?出车祸了?”张太太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 “大哥昨晚多喝了几杯，我们劝他留下，他非要赶回去，怕你往家里打电话没人。 酒后驾驶撞上了警察，口角了几句，一拳把人家警察的鼻子给打出血了。这不，都在局子里关了一宿了，我这儿正等着赎人呢。嫂子，回头大哥出来了，你可千万别埋怨他。大哥去年生意做的不好，你们娘儿俩又不在身边，他心里苦闷才喝的酒。” 张太太挂了电话，又是一阵大哭。“我错怪他了，我什么人呀?这么好的男人还怀疑他……呜呜……”张太太一抹脸上的泪水，破涕为笑，瞪了一眼刘太太：“都赖你!吓死我了。” 虽然是无中生有的一场虚惊。张太太从此还是留了个心眼儿， 常常冷不防地给张先生去个电话。她专门算好了时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打过去，看看张先生到底晚上回不回家。 当下正流行视频聊天，张太太电脑知识有限，不过，她真想给张先生身上挂一个摄像头，这样她在加拿大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着张先生。 47.雄心再起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心想: 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清晨醒来，仰望着天花板。现在在哪里?什么季节?什么年代?什么时辰? 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刚从北京回来，感觉自己刚刚踏出那扇门，一下子又挤进了多伦多的这扇门，时空有些错位。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空间上只有一步之遥，心灵上也没有距离。耳畔还回响着那个门里父母亲的唠叨，这扇门里的电视已经播上了CBC的新闻。窗外阳光明媚，空气新鲜，耳朵里还灌着北京的嘈杂，舌尖上还留着卤煮火烧的香味。 北京之行让我感到了一种在加拿大浪费时间的负罪感。 原来同一个起点的同学和朋友在几年间都腾飞了，没飞起来的也是扑着翅膀振臂欲飞。这几年在加拿大待的，雄心全没了，理想也幻灭了，就剩下没有追求地和那些加拿大同事整天聊钓鱼和《美国宝贝儿》（注：电视节目）了。加拿大既是一个慷慨大度的国家，也是一个自私而残酷的国家，吝啬地给你发展的空间，残酷地将你的梦想和热情消磨至尽。 整整一个冬天，我把自己憋在朝西的那间阴暗而潮湿的小屋中。小屋本来是一个小的洗衣房， 被我改成了画室， 支上了画架子， 摆上了画框， 地上铺满了油彩和画笔。 上周我逛完了AGO（安省美术馆）的一个艺术展后突发奇想，决心要在加拿大成为一个画家。 这个想法像暗房中一缕从窗缝穿过的阳光，顿时照得我的心亮堂堂的。成为写实派的画家显然功底不够，我也没有耐心去画那些肖像和静物。我决定主攻抽象派绘画。平日里最瞧不起抽象画，寥寥几笔，我儿子都会画。可真坐到画布前，才发现脑子里全是具象，根本找不到抽象的灵感。 冥思苦想，夜不成寐。梦中醒来，寻着灵感的火花，急忙披了衣服跑到“画室”，抓起笔画了几片颜色。天亮的时候，我又添了几笔。白天里，我坐在办公室里无心工作，心里想着昨晚“诞生”的作品。下班的路上，我心事重重，看到的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抽象的，都能被我联想到我的作品。回到家，我一遍遍地反复涂抹着我的作品，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第二天忍不住去楼下的Harbourfront tre（湖港中心）看看展览，吸收一下别人的灵感。第三天，我决定放弃我的处女作，用利得粉刷一遍画布，重新再来。 当个画家可真不容易。我每天下班后忙碌在我的画室里，一个月后，>我的作品堆满了小屋。我跑了几家小画廊，学着洋人的样子推销着自己感觉不错的作品。作品在小画廊中挂了许久，落了灰，我偷偷地取了回来，连同画具一起塞到了储藏室里，除了高兴有时候进去，“这个”“那个”地指一通，没有人再问起。 我又决定开始写作。写作是有梦想的人最好的表达途径。我决定每天坚持写英文日记，然后放到博客上去，不但可以记录自己的感受，还可以练英文。我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出版一本英文小说。 我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写作当中。写作很费脑子，英文的写作总不能让我淋漓尽致地表达我的想法，每天要浪费很多时间在语法和单词上。写来写去，所写的只是我能说的，却不是我想说的，我对英文的理解远不如对中文的理解。一天Flora的女儿来家玩。她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举着她得了A的作文让我看。作文写的是她参观多伦多动物园的感受，言语中充满了西方长大的孩子无拘无束的想像力，且用词简练，没有语法错误。我努力了大半天，写的东西还达不到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我开始迷茫了，整日里心慌慌的，总觉得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 我开始写简历，想在国内看看有没有好机会。过去一毕业还没来得及写简历就找到了工作，英文简历刚刚修改到无误，却又不知中文简历该如何下手。 我在英才网上贴了我的简历，还真有一家英国公司对我感兴趣，这是一家向外国人介绍上海生活的杂志出版公司。一个美国人从上海打电话来面试了我三回，表示满意，薪水和福利也给得不错。是什么原因让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我想还是我犹豫不决的心。我好像没有急迫到要马上回流，不过是人云亦云地想试试自己究竟是“海归”呢还是“海待”。当那个美国人给我正式下聘用通知的时候，他希望我马上上任。我仔细读了一遍职位描述，发现他请我去做艺术总监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我去帮他管公司的上海人。他说他喜欢上海，但上海人难对付。他希望公司能有一个能和他用英文沟通，但又能用中国人的严厉向上海人传达他想法的中国人来帮助他。我听明白了，就像以前我们在外企骂的那些“二狗子”，结合了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有“狠毒”方面的那种人，专门帮着外国老板削减中国员工的福利，整治不听话的中国员工。仔细想想，这方面我还真不擅长。 向东看了一眼录用通知就开始奚落我：“您从北京搬到上海去工作，和您从北京搬到多伦多来工作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两边都不是你的老家。”我想了想也是，从北京搬到多伦多已经要了我半条命，再从多伦多搬到上海实在动静太大。我就问是否能推荐我去北京的杂志社，谁知那个美国人马上说不行，如果我去了那边，那边的工作做好了，他在上海这边就会显得差了。在利益面前，洋人也一样互相拆台。 我开始托以前的老师为我投简历，表达自己想要回学院工作的愿望。我想去学校的愿望是有的，决心却是没有的，只是听几个去年从德国回去的同学的煽乎：再不回来，以后你想回大学都进不来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要指望那点工资。现在开放了，教师都在外面开公司，挣得比工资还多。回去就图个头衔和学校旱涝保收的体制，总得给自己找个不用担心养老的地方吧。 多方一打听，果然行情变了。现在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不好进。留学和移民回流的人的首选都是大学，不要说研究生了，博士生，博士后想进去的都排成了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可惜机会在河东的时候我跑到了河西，现在想奔河东了，风水又轮跑了。 “海归”们一如当年向外冲一样，现在又拼命地往回扎。混得顺利的，占据了高起点， 拿了安家费，出师不利的，听说两千元一月的工作都抢。打开城市电视转播的中央四台的海外节目，一个“海归”正在接受采访，主持人介绍说: 某某博士放弃了国外的别墅和名车， 就是想回祖国来做贡献。 其实呢， 所谓的别墅不过也就是贷款买的和大多数人住的一样的二手house，名车也不过就是一辆为了省油而买的丰田佳美。这套说辞现在还在沿用，只能让小学生和老太太感动一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大潮中，很多人抱着寻找民主和自由的目的纷纷出去。出去了怎样，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那时国外的物质生活。随便一个超市里和水果堆的合影都能在国内的亲戚间引起羡慕，为什么?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是合作社和百货商店。这些往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如今海归想回国，说到根儿上还是物质的吸引。中国的生活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不差，劳动力又比国外便宜，业余生活也比国外丰富。再说，今天的中国，很多国有单位的工资和福利比外企还好。如果能在国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时不时有个海外出差的机会， 家里雇个阿姨做饭带孩子， 出门打车……生活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国外。 经过我不懈地努力，终于有一家大学要成立多媒体学院，有意向接收我做讲师。当年这个被我称做厕所学校(学校的教学楼里总是弥漫着厕所的味道)的大学，如今因为开设了很多热门专业而变得抢手起来，校舍也新了，教师也振作了，面目一新。 向东又来打击我，从网上打印了一篇文章挤兑我:“你看看， 著名画家陈丹青因无法忍受中央美院的教育体制而辞职。他都从学校辞了，你还往里扎。你原来就没在国营单位里干过，怎么出了国，兜了一圈，反而想去国营单位了?” “可能是岁数大了吧，再加上这两年在加拿大找工作的经历吓的，现在我就想去个不用动脑子的国营单位。”我说。 “现在的国营单位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好混了， 听说压力大着呢。人事的纷争，你受得了吗?我看你还是努把力混进加拿大的政府单位，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国营保险箱呢，时不时还可以罢罢工，要挟一下政府。” 我不理他，继续我毫无目的的计划。 学校发来一封信让我先打个报告，向学校领导表表决心，说说这几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成就”。写惯了英文信，三言两语，简短是英文信件的上品，洋人懒，长度超过一篇的就没人看了。中文信正好相反，要长，长度才能显示出对这件事的决心。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攒出两大篇决心书，表面上是无限的谦虚，实际上自卖自夸地肯定自己。结尾处，我按照人事处老师的点拨，写下这样一段话:本人愿早日加入副教授的队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终身的力量。 当我写到“贡献终身”的时候，握笔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下， 心想:这辈子就这么贡献出去了? 48.下雪的日子 虽然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 这个冬天很漫长。早上坐在湖边的办公室里，望着一池波光粼粼的安大略湖水走神。今年湖水没有结冰，天晴的时候，湖水碧蓝碧蓝的，像仲夏夜深蓝的天空;天阴的时候，湖水黄绿，泛着泥沙，那颜色味道和北京的护城河不相上下。 这个清晨，我坐在窗边，愣愣地看着成对的大雁即将飞往美国的Florida（佛罗里达）。脑子里空空的，自从生活和工作都在加拿大稳定下来后，我常常有这种空空的感觉，仿佛生活走到了尽头。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重复着今天。看看身边那些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同志，自己剩下的日子也将这样重复下去。 洗手间里，我拧开水龙头，让哗哗的温水从两手间流过。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镜子，我从镜子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年自己的变化。不要说在新移民的眼中，就是在洋人的眼中，我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女性，有多少土生土长的洋人毕业后都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去做收银员。看看我和向东的生活，该有的也都有了，一个在公司做白领，一个自雇少交税。加拿大人的梦想，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就是兜里没有几个现金钞票，月底就得倒腾着信用卡付账单。）不知为什么，当这些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生活的尽头感。 下班的时候，下雪了。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和街道。在一个离不开下雪的国家里，再大的雪，马路上的汽车也是从容不迫的。虽然在这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滑雪，打hockey（冰球），滑冰，钓鱼……不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无法融入多伦多的血液。 向东开车来地铁站接我。天已经全黑了，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舞的雪花扑打在车玻璃上。昨天刚和向东为去留问题又争执了一番，此时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着。 几年前，向东还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大男孩。那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身上没几个钱。下雪的天里，马路上排队打车的人比面的还多，夏利又舍不得打。向东总是在雪天用自行车送我回家。自行车压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汗水和着飘落的雪花融化在向东的脸上。我坐在后面，穿得像个大狗熊，紧紧搂着冒着热气的向东，幸福的感觉揣在心里。向东使劲儿蹬着，为了证明他男子汉的本色，送完了我，他再骑车回自己家。听说回到家，大腿根儿隔着毛裤都磨红了。 今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驶向茫茫黑夜，驶向我们的townhouse，驶向我们在多伦多经营的小家。雪天驾驶很危险，向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打开了CD，田震沙瓤西瓜般的嗓音回荡在车内：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我们现在再不用为雪天蹬车而烦恼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车里，然而我却觉得他离我远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开始不能步调一致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痛苦中。移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美丽中不知不觉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移民让我们沉迷，选择让我们自寻烦恼。 每一个清晨，一睁眼，望着天花板，我们就开始了去留问题的讨论。向东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失落感总是大于我。他学生多的时候就很高兴，只字不提回去的事情，学生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向东就十分消沉，恨不得抬腿就回国，好像回国是他逃避的一张盾牌。而每当痛下决心要回去的时候，老天又撒上一把胡椒面，给他一点生机，于是他又开始犹豫，又开始徘徊。 我也一样，早就厌烦了每天毫无生气和发展机会的工作状态。 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收入和吃药补牙的福利全都指望这份无聊的工作。不到万不得以，哪里敢轻易言弃。 昨天我们又说到了去留问题。向东的方案是，让我保住工作， 他先回去。如果有了真正的好机会，就让我也回去。我不同意。夫妻本是同林鸟，要么一起回去，要么就都不回去。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两边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特别吸引力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是最难做的决定了，不像当年的高歌，她真是待不下来，而她的男友又不想来，索性也就坚决地回去了。以前觉得无论多伦多还是北京，我们比国内的朋友多一种选择。现在发现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了一种需要费脑子判断的烦恼，而这对幸福判断的失误将要直接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们现在无法做决定的最大阻碍是高兴，有野心也需要三思。高兴已经三岁多了，都上幼儿园了。他上小学前，我们还可以动一动，就算回去上小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万一以后又想让他来加拿大上中学和大学，我们那时的岁数可是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了工作，高兴便没有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们就要为了他的加拿大身份而在中国付高昂的学费；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语言又会成为问题，即便以后他自己考来上大学，又会像我们一样经历语言关的痛苦；高兴不能融入他的“祖国”，那么高兴的前途就成了问题；高兴融入了加拿大的文化，英文没问题了，恐怕中文又不行了，以后他回中国工作的路就断了，高兴的……如此想下去，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烦恼。每一次的讨论总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化成为“自私”还是“无私”的争吵，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烦恼，这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烦恼。 每每聚在一起，我们就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去留问题。 星期天，张太太说牧长林一家要来，让我们也过来坐坐。 “我刚来的时候， 头一个月新鲜， 半年后开始想家， 一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去，真的在这里过了三四年就麻木了，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回去了。”张太太边嗑瓜子边说。 “我们要回去了，等我女儿拿了公民，多一天也不待。”牧长林很坚决地说。 “你闺女都快初中毕业了，你们不等了?”张太太问。 “哪里有个完，上完高中还有大学，哪里等得完？我们想通了，孩子自有孩子的福，她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她自己的造化，她想回来上大学，自己努力考回来。我们的能力也就能给她安排到这样了。我们那地方小，单位领导贿赂贿赂好说话，两个人的公职还保留着，只要回去，以后退休待遇还都有。”牧长林说。 “你们两个的公民不要了？”张太太问。 “不要了！这东西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牧长林说，“我们仔仔细细想了想，等到六十五岁不用花钱买药还要等二十几年。我们又不天天去欧洲，就算去，现在签证也好办，何必为个加拿大身份而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瞎混呢？我们申请了公民，原来单位的公职就泡汤了。” “你们女儿是公民就行了，以后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不会再来了。你们想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来了只能住在你们这些朋友家。”牧长林说。 “我欢迎你们住我家。”张太太说。 “那哪里成。我们住个一两个月，给你钱呢，你心里不舒服，不给你钱呢，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毕竟是国外，生活费比国内高好几倍，哪里好意思。” “那就来短点。” “搞清楚了，现在飞机票就数加航的贵，这么贵的机票就来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吃饱了撑的？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去个韩国或者东南亚旅游呢。多伦多该玩的都玩了，实在想不出还来干吗。” 牧太太在走之前奢侈了一把，在outlet店买了二十双鞋和一箱子减价的名牌衣服。她保留着标签，准备回去后一年拿出一两件穿。很快，牧长林一家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多伦多。 49.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加拿大人都喜欢去古巴度假，就像北京人喜欢去海南一样。 最近因为去留问题，我们两个搞得心力交瘁。张太太提议趁张先生在这里， 两家人一起去古巴享受 “冬天”里的夏天。 张太太想订五星级的度假村， 我们嫌贵， 又不整天躺在屋子里， 有个三星的就行了。 张太太说: “三星的不安全， 三星酒店古巴人可以随便进。一个朋友去了， 晚上眼睁睁看着小偷进到房间里把包拿走了。”我们折衷了一下， 买了准四星的自助团。 从美国的迈阿密上空飞过去的时候，下面一片灯火辉煌，让人一下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大气粗。一入古巴境内，灯光马上暗淡了许多，一下就看出了差距。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比较节省的。酒店的房间里只点一只惨淡的节能灯，到处都黑乎乎的，视力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整才算调整到适应。 “古巴人民一直顽强地和美国对抗着，还能有电供我们外国人享乐，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凑合些吧。”向东说。 第二天清晨，我们被锣鼓声吵醒。窗外是洁白的沙滩，古巴人在教游客跳舞。我们走出房间，迎面一对法国人向我们问好: Bonjour！我们立即迎合着:Bonjour，Bonjour。又碰上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一挥手:Hallo!我们马上又改了腔调说:Hallo，Hallo!一会儿南美的朋友又来了:Hola!我们又学着回复:Hola，Hola! “中国人活得真他妈的累，老觉得自己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语言和他们打招呼呢?凭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跟着学，还老觉得自己语言不好。”张先生说。 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中文呢，怕什么。再遇到打招呼的人，无论他们说什么鸟儿语，我们都直接回答: 早啊，吃了吗? 古巴的沙滩是洁白的，洁白的沙滩上趴着裸露着上身的洋人妇女，只是没有电影里看到的好看。不是肥得一身赘肉，就是老得皱得像沙皮，看了不但没有美感，反而想吐。 晚上度假村里有歌舞表演，还教客人跳拉丁舞。这种看起来简单的舞蹈跳起来很难。古巴人教了我们半天， 张太太怎么扭都像是在跳大秧歌。后来我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人体结构不一样，我们这扁平的中国屁股只适合扭秧歌，不适合跳拉丁。 身上的美金不够了，我们去小镇上的银行换钱。烈日炎炎下，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看门的老头儿神气十足地在银行门口踱着步。当他看到排在队伍末尾的我们，马上招手让我们过去。古巴人民友好地让出一条道儿，有点儿让列宁同志先走的意思。我们走进大厅，老头儿毕恭毕敬地请我们到一边的沙发上去坐。沙发上已经坐了一个白人，吹着电扇，喝着冰水。他一看见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喊:“Hi，他们说外国人可以在屋里等，古巴人必须在外边等。” -9 “我操！怎么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一个德性，对外国人跟亲人似的，对自己人跟仇人一样。”张先生摇着头说。他的话有些偏激。 第二天天气不好，海上起了大浪。救生员操着不流利的英语解释说，大浪的时候，会把jellyfish（海蛰）吹到岸边，很危险。在他连比带画的解释下，jellyfish的恐怖形像已经在我们脑海里出现了：张牙舞爪，一沾到人身上就会像吸血鬼一样连皮带肉地把你扒光。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酒店。翻开字典一查，原来jellyfish就是海蛰。咳，去南戴河游泳，谁还没有被海蛰蛰过的经历呀。 在张先生的鼓动下，我们租了一辆车去首都哈瓦那。租来的车就是一个“神龙-富康”，价钱却贵得吓人——二百美金一天。路上加了一次油，油价像天价。哈瓦那除了景点保留了古朴的西班牙完整的建筑外，其他地方都破破烂烂的，那种破不是历史沉积感的辉煌，而是一种破败，看了让人心酸。走在哈瓦那的街头，好像走在我小时候的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百姓商店的橱窗里挂了几条长裤，商品的品种还没有我们农村小店儿的多。满大街都是伸着手要钱的人，要不就是拎着花篮撅着嘴等着和你假装亲嘴儿照相的姑娘，一嘴儿一美元。上厕所外国人必须去饭店，小费按人头收。听说古巴人平均工资才二十美元一月，这看厕所的大姐一天少说也要收个几十美元，一定是古巴的大款了。没点硬关系，谁能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挖上这肥墙角儿。哈瓦那的街头，到处都是痛骂美帝国主义的标语：要古巴，不要美国。卡斯特罗的大头像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都是。他不用挥着手满大街为人民站岗，卡斯特罗在广告牌上向我们招手，卡斯特罗在明信片上向我们招手。看着他挥手的样子，就好像看着毛主席在亲切教导我们。哈瓦那的集市上，小商贩们频频向我们鞠躬致敬。在古巴人眼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古巴人的兄弟——中国人，应当和他们一样，只能待在国内，不能出去。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穿了正装去吃自助游里包括的需要穿正装的正餐。我们坐进了酒店的正餐厅，灯光很昏暗，餐厅很空旷，正前方放了一架音调不准的钢琴，有人在上面咚咚地弹着。看着我们进来，钢琴伴奏换了曲子，说是特地为我们而弹的，名字叫《这里来了中国人》。服务员说这顿正餐里将给我们上古巴最著名的大餐——虾汤。这道汤很贵，一般的古巴家庭是吃不起的。一会儿，服务员用托盘端来几碗用玻璃碗盛的浅褐色的水， 和我们在北京吃基围虾前的洗手盅一模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是该洗手呢还是该喝呢。张太太发了话:“愣着干什么？一会儿不是要上虾吗？这就跟咱们一样，是洗手的水。”我们都不再怀疑，纷纷下手在里面涮了涮。服务员来的时候有些诧异， 张太太挥挥手，让他拿下去。喝了红酒，吃了正餐，发现那个著名的大菜还没有上。叫来服务员一问，服务员说：“上完了，你们又让我端下去了。” 飞回多伦多之前，我们把香皂、梳子统统留给了古巴人，还在房间里留了十美金的小费，树立一下富裕后的中国人民的大度形像，鼓励他们将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古巴之行让我们去留中国的决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古巴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改革开放后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 50.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bbr>?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 小朱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从小就喜欢机械，可他妈却逼他练钢琴。当然，他妈的循循教导现在显灵了，小朱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这个吃饭。多伦多在艺术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齐得索然无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却令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在高速路上开车，一边由衷地感慨：“看这笔直的马路，看这整齐的楼房，看这现代化的城市……我爱你，多拉（伦）多!” 小朱以前无比向往能早日过上退休生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批评，没有人事的纷争，不用去团里排练，想几点起来都行……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刚出头的他就开始这样“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小朱和向东也不例外。两个人一碰到一起就开始探讨能在加拿大干点什么。 51.国际音乐夏令营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 小朱的理想是开一家Dollar Mart(一元店)，让向东管钱，他负责上货。小朱想做点事，但不喜欢动脑筋。他喜欢汗流浃背地干活儿，然后大口大口地喝酒，大口大口地吃肉，他觉得这样才是痛快的人生。可是开Dollar Mart需要押一笔资金，无论小朱还是我们都拿不出这个钱。小朱认识一个刚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富婆，和人家一谈，富婆嫌生意太小，不屑一顾。小朱的理想就这样被搁浅了。 两个人又商量着做些批发生意。批什么呢?批鞋吧。中国的鞋多便宜，投资又小。小朱托朋友在广州一带采购了一批鞋，求朋友肩背手扛地带了回来。出去一推销才发现，这小买卖进入市场容易，所以想搞点小生意的中国人都在做这些低成本的生意。你觉得你进的便宜，那些温州人卖的比你还便宜。如今，我们家的地下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鞋，皮鞋的油味儿熏得脑仁儿直疼，只好由我白天上班没事时在加国无忧网上一双一双地卖，剩下的有朋友帮衬着原价买了去才算处理干净。 后来小朱和向东又做了些事，卖过假发，无奈电视广告上正热播着生发的新突破而没有成功。也想过整个冰糖葫芦连锁，像Bubble Tease(珍珠奶茶连锁)一样占领多伦多市场。无奈冰糖好找，可山楂难弄，这个天才的想法无法在多伦多继续。 试过了许多事后，小朱和向东开始反思。看上去雕虫小技的小生意，到了手中就没了出路。做生意看来是需要才华的，酱油铺再小，也不是人人都能开好的。两个人不甘心，思忖过来，思忖过去，发现一开始的思路就有问题。人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就等于冒了双倍的风险，倒不如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做点事。 这个想法是他们从一次倒手马尾巴的小生意中发现的。这马尾巴是制作提琴弓子不可缺少的材料，必须从成年公马没有被尿水浸泡的马尾中精心筛选出来，而中国的蒙古马的马尾巴是上乘的选料。向东多年拉琴，对马尾巴的品质和进货渠道都很熟悉，很快就以质优价廉的马尾巴占领了多伦多和渥太华的市场。其实，马尾巴的市场并不大，一公斤马尾巴能做出很多把弓子，但马尾巴的功能启发了小朱和向东。 小朱和向东决定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北京策划一次“国际音乐夏令营”。毕竟他们来了许多年，背靠着两种文化，这就是优势。况且，向东有同学在美国的曼哈顿音乐学院，邀请教授和组织生源都不成问题。加拿大也有很大的夏令营市场，欧洲，北美都办俗了，古老的东方倒是很有吸引力的。 生命的意义有时候在于不断地奔涌向前。小朱和向东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投入到他们一天前才开辟出来的“新”事业中。两个人除了教学，平日里都没有了人影。吃饭也不按时回家，四处奔忙，联系多伦多所有的音乐学校，老师和朋友，了解加拿大夏令营的经验，收集信息，注册公司……深夜回来，两个人仍然精神抖擞，眼冒慧光地讨论着下一步的方案。 他们很快在北京找到了一所大学合作夏令营。对方负责提供场地、住宿、交通和饮食。小朱和向东负责安排美国的教授，招收国外和国内的学生。一切都进行得超乎寻常的顺利。宣传册印出来了，别致而富有创意;网站建立起来了，中英文对照的，透着国际气息;美国的老师都邀请好了，钱多钱少不在乎，能免费去趟中国谁都高兴。 一切准备就绪，小朱和向东买了飞机票飞回北京“视察”各项具体工作。到了北京，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合作学校的校长在电话上答应得好听，自己却留了个心眼儿，一看这项目不错，悄不声地打着小朱和向东公司的牌子，喊着中加联合举办的口号自己招上生了。更绝的是，他们发表了声明，做了公证，此次活动的版权和所得利益全部归学校所有。小朱和向东在加拿大待了几年，思维模式上多多少少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做事按规矩，讲信用。他们没有想到学校在他们照着加拿大的做法写策划书、准备合同和文件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给甩了。 气愤的小朱和向东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明知理亏，支支吾吾地推说是副校长出的主意。副校长又推说是主任自行决定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当初签订的意向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谁让你们在国外，没人盯着，不知道在中国最不值钱的就是想法吗？就用了你们的想法，你们能怎么着? 中国的市场蕴藏着多少可能性的宝藏，也隐藏着多少旋涡。中国的经济是在一夜春风后遍地梨花了，可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人情上。生搬硬套美国加拿大的模式到中国来办活动还真行不通，光是上上下下疏通关系就得费不少精力。每个人都因为自己手中有那么小小的一点权力，就恨不得在你过路时掐死你。 两个人是赌气也要将夏令营进行到底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都报名了，大师级教授就等着到北京来做足底按摩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讲信用，不能把这恶名带到国外。把资料和思路整理了一下，小朱和向东重新联系了合作的学校，只是这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操作，大到教授国际学生的签证办理，小到夏令营的一日三餐。当这两个三十而立的男人投入到他们所喜欢的事业中，他们的激情和着他们的才华顷刻间都释放了出来。他们干得那么专注，那么忘情，那么无私地??忙着每一个细节。 坐在地球的这一端，他们的白天，我的黑夜。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我担心垫出的钱有去无回，我担心夏令营出乱子…… 七月份是北京最炎热的月份。“国际音乐夏令营”如期开幕了。真假中加合作夏令营同时在北京的桑拿天中拉开帷幕。所不同的是，小朱和向东的夏令营中是真的美国大师级教授，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的学生也是货真价实的。他们和中国的学音乐的孩子们欢聚一堂，聆听大师的指导，通过演出切磋技艺，了解中国文化。而另一边的国际夏令营中，教授是从在北京学习的外国人中找来凑数的，中国的学生都是冲着和国际学生交流来的，来了才发现，所谓的国际学生不过就是从香港和澳门来顺便旅游的港澳同胞。 时势真是造英雄，磨炼对于人，对于男人总是有好处的。向东以前是个沉默的男孩，有几分帅气，也有几分学生般的腼腆。现在的向东，神气地在中央台的采访节目中介绍着夏令营的活动。他现在谈什么都是口若悬河，东方的，西方的，引经据典。反正大多数国门里的人不知道国门外的事，他随便说点什么就很吸引人。而国门外的人在外面待久了，也竖起耳朵想打听国门内的事。 52.一路告别 张太太无论来了多少年，也还是那种只在中国人群中生活的北京女人，张不开口讲英语，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保留着北京的生活痕迹，抹也抹不去的。 有些事回过头想想，不免让人感到好笑。正如当初来之前一个月内吃了三回告别宴席一样，如今，我又以同样的密度凑了三四个份子来欢送当年来这里的同事回流。 一如当年他们出来时的样子，我的同事们同样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离开多伦多的。他们的脸上写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爽朗的笑声根本听不出他们是将要重新回到那个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 有的人回了原公司继续从前的职位，出来了一圈，对工作和工作的性质有了崭新的认识。每天来上班，是为了挣钱，也是为了fun(快乐)。和同事聊聊天，分享一下对政治的看法，拿某个同事打打趣，一天就算过去了。人总是很贪婪，有了什么就不满足什么，等到失去的时候又开始留恋。有的人很幸运，谋了份能促进中加贸易的差事回去大展宏图。这么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人长了教训，在这“海归”都变成了“海待”的年代，没有人再愿意去仔细琢磨未来，先占个位子再说，走一步算一步吧。更有人玩了一把潇洒，从多伦多一路开车到了温哥华，一路的观光后，卖了车，搭上飞机回国了，从此给自己的移民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个又一个地送走了当年出去时令我所羡慕的同志们。回到家中，不免有些郁闷。当年他们雄心勃勃地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在国内焦急地申请移民呢。如今我来了，也留下了，他们却一个又一个地都回去了，好像足球比赛，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换场地了。 正想着，听见门铃响，来人是张太太，大包小包地拎着些杂物。 张太太脸色不好，双颊新添了很多褐色的雀斑。张太太无论来了多少年，也还是那种只在中国人群中生活的北京女人，张不开口讲英文，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保留着北京的生活痕迹，抹不去的。 “宁宁，给你拿来些东西，你留着用吧。我已经退房了，没到租约的期限，房东都是大好人，你看能不能帮忙给问问谁想续租。” “你买房了?”我问。 “不是，我要，回流了。” “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回去了?”我无法容忍张太太也这样轻率说回流。这些年，张太太在这里已经等同我的亲人，她在电话里说个没完没了的时候我就烦，一段时间没了她的消息我又想，大事小事我们愿意一起商量，出门玩耍我是她的翻译。她突然说要走，我真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回去了，彻底回去了，一家人还是应当在一起，不在一起早晚是要出事的。”张太太无奈地说。 我没有追问张太太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有所指的话让我想起了在北京时和张先生的邂逅。 一日晚间，我和库切尔去星期五餐厅吃西餐。落座的时候，我不小心碰了身后的客人，急忙起来道歉。那客人一扭头，竟是张先生。张先生那天穿得青春，白色的名牌T恤，米色的休闲裤。小桌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那姑娘的眼影儿是夸张的金红色，像孙悟空，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所以给我的印像特别深刻。张先生在北京见到一个和他，特别是和他太太有着密切来往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时，激动得不是站起来的，而是腾空跃起的，慌乱中将桌上的一杯“夏威夷之恋”扫到了地上，“啪”的一声，红红绿绿的小旗子和柠檬片被奶昔淹没在刨冰山中。“我的天啊，我当谁呢？你怎么在这里，我还以为见鬼了呢。噢，这……这是……这是我妹妹，一起吃个饭。”星期五餐厅并不热，张先生一边指着那姑娘，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 那姑娘眨了眨火眼金睛的双眼皮和我打了个招呼， 然后转头直愣愣地看着张先生，黑眼珠都抛给了张先生，白眼球全部留给了我。早就听说张先生的家是个大家族，没想到张先生这把年纪还有这么小的妹妹。张先生有些局促不安，服务员刚上的菜还没动呢就赶着结账要走。张先生离去之际又和我唠叨了几句，那“孙悟空”妹妹在一旁等得不耐烦，过来催张先生快走，我分明看到那“孙悟空”水葱一样的十指从张先生的下巴轻轻划过，很亲密的样子。 看着张太太憔悴的脸，我断言她突然的离去一定与那个“孙悟空”妹妹有关系． 果然不出所料，平静后张太太告诉了我她的发现。 前段时间她回北京小住了两星期。自己的家还是不一样，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和亲切，衣橱里的衣服散发着樟脑丸的味道，以前穿的鞋一双双整齐地码在鞋架上。张太太翻出鞋来保养，一双双鞋讲述着她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布鞋还是早年发迹前在王府井买的，那时的张先生总是用自行车驮着她在胡同里转来转去;那镶着金线的高跟鞋是张先生托人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花了两千多，当时还舍不得穿，几年后就过了时，成了收藏品……咦，这双鞋怎么想不出是什么时候买的。一双陌生的高跟鞋映入她的眼帘，尖得像锥子一样的鞋头一看就不是她这个年纪的人的风格，再一试，瘦小得根本伸不进她发福的胖脚。张太太还没有为这双鞋寻到借口，整理没带走的冬季衣服时，一掏呢子外套的兜，又掏出只荧光色的口红。接着，床下的灰尘中她又发现了一双泛着淡淡酸臭味儿的连裤丝袜，床头柜的深处又翻出了一只Hello Kitty的卡子。女人的嗅觉在此时比猎犬还要灵， 她立时闻出了这个房间中异样的味道。 张太太并没有和张先生说，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她知道这层薄纸一揭开，她的婚姻就完了。她了解张先生这个人，他有责任感， 一般不会出轨，但只要有人往上扑，张先生也绝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再说，这两年客观环境的变化，为了孩子，人到中年的张先生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也是说不出的孤独。张太太是打心眼里可以原谅张先生的。没关系，只要她回去了，热乎的饭一端，身前身后的一转悠，男人的心就回来了。女人到了她这个年纪，就算有天大的事发生，她也要死咬着这个家不放。 “那你女儿怎么吧？眼看就要上大学了。” “我给她办了私立寄宿学校，就是贵点，但管理严格。拜托你们有时间去看看她。当然，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回来看她的，她寒暑假也会回去。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就走了，你们多保重，常联系。”张太太说。 星期一的早上，上班的路上顺路送走了张太太。候机的人群中，又看到了当年肖梅结婚时共用婚纱的那个女孩儿。她说当年真不该穿别人穿过的旧婚纱，沾了晦气。她和男友那么多年都等过来了，好不容易结了婚，却发现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生疏了。她一直没工作，就靠老公养活，没有感情又没有经济能力的日子就像蹲监狱。她身份也拿了，婚也离了，实在想不出还能在这里盼什么了。一拍屁股，回国了。 53.没有尾声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移民永远是一个进退的抉择，是对幸福的判断，迈出去也许就是成功，也许就是失败。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永远没有句号。 再美的花，没有结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一个故事没有结尾， 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生活如果没有尾声，那就说明还在继续。 一翻日历牌，已经八月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夏天，还没有暖和过来，眼看秋天的凉意就要来了。北京联系的大学一直催我回去“献身”，否则就请我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把机会让给其他海归的同志。向东的音乐夏令营已经落下帷幕，鲜花，掌声，渐渐远去，要等到下一年才能再度辉煌。至于这一年他除了教学还不知道干点什么来等待下一次的辉煌。 向东刚从北京回来时比较兴奋。他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几年飞速的变化，一个地方一个月不去，准保起一个楼，连他这个老北京不打出租车都迷路。尽管下岗工人一批又一批，可餐馆里人们还是杯盘狼籍，推杯换盏，好像北京人都不做饭一样。中国有太多的机会让人们忙碌地奔走着，想像力和创造力被激活，人们不停地往前冲。 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回流了，尽管看不清回国的生活是好是坏，但更换一个城市，是逃离找不到生活坐标的人的救命稻草。如今的向东和我，简直就是“祥林嫂”的亲戚，每天喋喋不休地在“回去”还是“留下”的讨论中陷入僵局。一会儿眼前是国内奋斗的激动场面，一会儿又是加拿大不要钱的图书馆; 一会儿流着口水思念着沸腾鱼乡的香辣蟹，一会儿又舍不得Sunnybrook（桑尼布鲁克）公园里阳光下的草坪。 电话铃响了。 Bank of Montreal(蒙特利尔银行)打来电话，通知我们的GIC定期存款已经到期。这GIC定期的利息远远不如股票和证券，但存它就图个踏实。想想这几年在加拿大的生活就好像这GIC定期存款，别指望它大涨，但也绝不会大跌，让人太失望。 打开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又一华人新移民因无法承受在加拿大失业的压力而自杀的新闻。这几年，这样的新闻我们都听惯了，除了死法各有高低，死的理由基本都一样。 移民的路上，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天生就是一只苍鹰，飞出笼子摆脱束缚，寻找自由是他的使命。大山大海是他的乐园，饥一顿饱一顿他不在乎，纵然从悬崖坠落，摔得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而有的人是一只金丝雀，蹲在笼中是他最好的选择，衣食无忧，风雨有遮，享受主人的宠爱也挺好。若是苍鹰和金丝雀换了位置，两个都必死无疑。最惨的就是像向东和我这样的人，既没有苍鹰的勇敢，也没有金丝雀的好命。我不喜欢加拿大安静的生活，却也不满足就回去就当个老师的下场。向东厌烦教学的退休生活，除了音乐节他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 在移民的过程中，有人很幸运，有人很倒霉；有人先苦后甜，有人先甜后苦；有人能坚持住，有人打退堂鼓；有人在创造新的历史，有人在混生活。面对新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和意识上的冲击和冲突，有人选择了消失，有人选择了坚强面对。消失需要足够的勇气，面对也需要勇气。中国人是个能吃苦的民族，能吃苦并不等于善于承受现实的压力。我记得向东刚来的时候，到处跑着考乐团，他说有很多人的水平差得根本够不上乐队水平，考完了考官一通奚落，人家琴一收，和大家乐着打着招呼就走了。我Sheridan艺术学院的同学，把我视为成功的女性，因为他们毕业后就没几个找到正经工作的，不是在洗衣店做叠衣服的伙计，就是在酒吧做侍应生。更有甚者，我的一个同学好好的办公室白领不当，辞了工藏书网作去当压马路的工人，他喜欢工作在自然中，不喜欢成天工作在电脑前，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白领不白领的。 关了电视，实在不想看这些令人不高兴的东西。于是话题又自然地转向去留的讨论。于是开始为自己找借口， 要是现在国内突然来个好机会，立刻回去。心里明知道康师傅 65b9." >方便面不会从天而降，却偏要发这个跟放屁没两样的誓言。我日日企盼着也许公司会有变化，派我回去工作，做个首代，这是多少人都盼望的大好事。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陷儿饼没有掉下来，公司却传来将要被其他公司并购的消息。一时间，谣言四起，无论哪种下场，公司都会裁员。于是马上和向东赶着去洗了牙，又用保险配了副备用的眼镜，随时准备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lay off（裁员）的名单上。 要真是被lay off了倒也好，失业金一拿，度个假，收拾收拾回流了。可公司偏偏不lay off我们这些人拿钱少，胆子小，干活还多的人。 天晚了， 城市的夜闪烁起金灿灿的灯光。对于去留问题的讨论在向东和我之间继续着，在一扇扇亮着灯光的中国移民的小窗户中继续着。 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移民永远是一个进退的抉择，是对幸福的判断，迈出去也许就是成功，也许就是失败。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永远没有句号。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