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几岁了?”我合上卷宗,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问。
“两岁。”小张的皮鞋在桌脚旁动了动。
“现在放在哪儿?”
“洪水峪村,她插队的地方,寄养在一位老乡家。”
“招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生产队长帮的忙。”
“这么说,厂里并不知道这件事?”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不知为什么,这双式样美观的皮鞋让人并不舒服,大概是擦得太亮的缘故吧,光可鉴人。
“厂里打算怎么处理?”我问。
“他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用指关节在玻璃板上敲着。“小张,你有朋友了吗?”
“看您问的……”
“这有什么,女大当嫁嘛。”
“嗯————就算有个吧。”
“在哪儿工作?”
“部队上。”
“多大岁数?”
“四十出头。”
我发现,在她左脚的袜子上有个小小的烟洞。
“你们感情怎么样?”
“感情好也不顶饭吃呀。”
“好了,你去吧。”
“噢,差点忘了,这是调查小组的报告,有关单据和群众来信的影印件也在里面。”皮鞋咯咯地走出视野,门关上了。
我翻开调查报告,一页一页读着。王德发眯起眼冷冷地笑着;王德发伸出一只手低声恐吓;王德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王德发……我闭上眼睛。我在干些什么?证明我的无罪?证明党性原则的感召力?证明世间惩恶报善的公理的存在?可是不晚了点吗?这毕竟不是在十六岁的年纪上。再说,这些年普通的腐败现象,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了吗?
一股无名的烦躁袭上心头。我推开报告,摘下花镜,踱步到窗前。生活,已经不在这间屋子里,不在我身边;我变成了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没有什么激情能够打动我。这太可怕了。也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使你不断失去曾经有过的一切:幻想、爱情、自信、勇
气……最后是生命。门口的警卫战士正轰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乡,他牵着个赤脚的男孩哀求着什么,甚至要趴在地上磕头、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簌簌作响,我转过身去,人总不能什么都看,生活也正是教会人们去看什么,不去看什么。
我回到桌前,拉开抽屉又关上了。我点了支烟,透过纷乱的烟缕,目光落在桌面的卷宗上:肖凌,女,23岁,革调字0394号。终于我看到了这个烦躁的名字:肖凌。哎,这个黄色的卷宗似乎把我仅有的一切都遮盖起来。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在这样的年纪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秘密?可怕的是,这些秘密和小讯的命运都夹在这里了。
小张出现在门口。“林主任,厂里来电话,问怎么处理。”
“按原则办事,我不参与意见。”我急促地说,生怕被另一个念头打断。“另外给杨讯打个电话,约他下午在家里等我。”
“好吧。”
“等一等,你见过肖凌吗?”
“见过一面。”
“印象如何?”
“怎么说呢?”她矜持地一笑。“很漂亮。”
哼,这恐怕是姑娘之间最主要的评价了。
我重新翻开调查报告,刚要
读下去,门推开了,王德发站在那里。我合上报告,用张报纸匆匆盖住。
“老林,这阵子你可瘦多了。”他不慌不忙地在桌对面坐下,拿起一块玻璃镇书石在手里摆弄着。
我点上支烟。朝椅背上一靠。“王主任,有事吗?”
“事嘛,倒是有一桩。”他叹了口气,说。
“什么事?”
“向您赔个礼,认个错。”
“这话从哪儿说起?”
他伸出一根熏黄的指头,在覆着报纸的调查报告上点了点。“凭这玩意儿,我够定个什么罪名?”
我没有回答。
“咱们关起门来说话,用不着绕圈子。这玩意儿我手上凑巧也有一份……”
“不可能。”
“我看了一遍,情况基本属实,不过也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差错,我想有个交代,免得让您费心劳神。”
“有话直说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用指头蘸着唾沫刷刷地翻了几页。“关于我盗用国家文物二十七万六千元,应由你分担三万五千元,因为那张由市政协保管的明代山水画挂在您的客厅里,可却记在我的账上……”
“唔,这个词还文明点儿,比‘盗用’顺耳多了。”王德发清清嗓子,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又唰地翻过一页。“至于我挪用二百五十万救灾款建化肥厂的事,也有点出入。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您,看看。由您介绍进厂的人共十三名,其中居然有一位在押犯人,他的刑期是十五年,可不到一年就放了……”
“胡说!”
“用不着动肝火嘛,这儿有县公安局长的证明,签字画押的,没个错。”
“那是错判。”话一出口,我才感到这种辩解是多么无力。
“我看这事用不着你我操心,可以提交省里去解决。”王德发又翻了一页。“还有……”
“够了!”
王德发合上小本,慢悠悠地从桌上的铁盒里拿了支烟,在手里捏松。“事到如今,没什么说的。我嘛,撤职、检查、开步走,还不是那套。您呢,倒也简单,山水画一退,再把放出笼的豹子关回去……”
“什么意思?”
“犯人哪。小窝头一啃,再呆上十四年,倒也图个清闲。”
我的头嗡嗡直响。
王德发吐了口浓烟,探过身子来。“咱们有话在先,这是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拿我这小民百姓的开刀,不是杀鸡给猴看?抬眼往上瞧瞧吧,谁也不是干净人。林主任,你也替我想想,你我都挂个主任的头衔,你每月拿二百多,我一百还朝里拐,老婆孩子一大堆,家里老人也眼巴巴地瞅着。人心都是肉长的。乍从部队下来,我也转不过这个弯儿……俗话说,只见鱼喝水,不见鳃里漏,按商业名词叫作‘正常损耗’,我有个战友老爱用这词儿。前不久,我把他介绍给你们那位小张了……”
我踏上台阶,迎面碰上出来晾衣服的陈姨。“林伯伯在吗?”
“快去吧,老头子正在书房等你。”
“媛媛呢?”
“这阵子跟丢了魂似的,一天到晚不着家。”
我推开书房的门,林伯伯两手交叠在胸前,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坐吧。”他说,依然保持原状。
我在他对面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
“外面热吗?”
“有点闷。”
“把风扇打开。”
我打开墙角的落地式风扇,又回到原处坐下。寂静。似乎由于风扇均匀的声响。我们都找到了沉默的借口。
“你喜欢客厅里的那幅画吗?”他突然问。
“我不懂画。”
“那是抗美援朝期间,一个本地资本家捐献的,估价三万五千元。”
“怎么到您手里的?”
“小讯,讲讲你的监狱生活吧。”
“没什么可讲的,很单调。”
“像你这样的很多吗?”
“有一批从北京转来的政治犯,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有些年轻人。”
“罪名?”
“五花八门,有的仅仅因为一句话。”
“判几年?”
“死刑。”
他没有吭声。
“监狱是社会的缩影。”
“别扯到一起,那是两回事。好了,不谈这些。”他坐了起来,目光转向窗外。“小讯,你爱上了一位姑娘?”
“这您早知道
了。”
“她叫什么名字?”
“肖凌。”
“人怎么样?”
“不错。”
“这个不错包括什么?家庭、思想、表现……”
“你问的是人怎么样,并没问是否符合党员标准。”
“人的概念不是抽象的。”
“对,我同意,您找我来,就为这件事?”
“随便聊聊嘛。”他站起来,走到书柜之间的小桌前,握着玻璃瓶颈,倒了一杯凉开水。“年青人,容易一时冲动……”
“我们认识一年了。”
“可你们今后还要生活几十年。”他放下杯子。背手踱了几步。“小讯,你到底了解她吗?”
“当然。”
“了解什么?”
“内在价值。”
他作了个嘲弄的手势。“我头一回听说。”
“是的。只有那些家庭条件之类的陈词滥调才会被人们重复千百次。”
“我反对一定要门当户对。”
“只是口头上?”
“看来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说服另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
他站在窗前,伸出手指摸了摸窗台上的尘土,叹了口气。“
那好吧,你去看看桌上的材料。”
我坐在写字台前,打开那份早已摆好的材料。风扇嗡嗡地响着。我感到浑身发冷,似乎屋里的空气正慢慢地冻结起来。
“就这些?”我合上材料,问。
“你还要什么?”
我陡地站起来,转身盯着他。“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您!”
“冷静点,小讯。”
“请问,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他继续踱着步子。
“您的好奇心实在令人可笑……”
他站住了。“这不是好奇心。”
“是什么?”
“责任。”
“责任?”我冷笑了一声。“是帝王对于百姓的责任呢,还是父亲对于儿子的责任?”
他的右手神经质地朝后摸了一阵,终于抓住一把藤椅的扶手,坐了下来。他的目光呆滞,似乎一下子衰老了。
“小讯。”他唤道,声音微弱。
“您怎么啦?”我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他一手握着杯子,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袖口。
“我老了,也许不该带着秘密进坟墓吧?”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什么秘密?”
“她不会答应的,不会……”
“谁?”
他浑身抖得很厉害,以至杯里的水都洒了出来,他放下杯子,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孩子……”
“嗯。”
“岁月不饶人,太晚了……”
“您是说……”
“没什么。”他掏出手绢,擦着手和额角,渐渐恢复了常态,“去吧,我有点累了。这件事你再想想。我已经给你订好了明天下午的车票,走不走由你
杨讯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目光斜向一边。我放下小毛衣走过去,想掸掉他肩上的灰尘,他触电似的躲开,慢慢地走到桌前,拿起晶晶的照片,又放下。“我是来告辞的。”他说。
“去哪儿?”
“北京。”
“要去多久?”
“一辈子。”
一阵窒息。过了一会儿,我才徐徐地吐了口气。“什么时候的车?”“明天下午。”
“好吧,我去送你。”
他走到床边,拿起那件小毛衣看了看,扔到一边,在床上颓然坐下来,双手抱着头。我走到他跟前,用手抚摸他的头发。这次他没有拒绝,只是随着每一下触摸,都引起一阵轻微的颤栗。
“我要走了。”他说。
“你还会回来的。”
“不,男人是不走回头路的。”
“地球是圆的,只要你坚定地走下去,还会从另一个方向回来。”
“别扯这些!”他粗暴地推开我的手,抓起床上的小毛衣。
“这是给谁织的?”
“孩子。”
“我没工夫开玩笑。”
“开始了。”
“什么?”
“一场悲剧。”
“我问你,谁的孩子?”
“杨讯,我求你,别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受不了。”
“你以为我轻松?”
“活着都不会轻松,我希望等你平静下来再谈。”
“我没时间了。”
“你曾有那么多时间……”
“那是过去。”
“明天也会成为过去。”
“可惜明天不存在了。”
我默默地拿起本书,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肖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翻着书。
“我并没有谴责你。”
我翻着书。
“你说话呀。”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切就这么完了?”
我啪地合上书。“你想让我忏悔,用泪水洗刷自己吗?对不起,我的泪水早就干了。”
“我只要求你诚实。”
“诚实?像我们学生时代所理解的诚实早就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你爱的人去拆自己伤口上的绷带呢?而另一种诚实需要的是沉默,默默地爱,默默地死!”
“我不习惯谈论死。”
“那就随便吧。人们以为习惯就是一切,而不知道习惯是一种连续性的死亡。”
“你应该对我负责。”
“不,我只对自己负责。”
“肖凌————”他绝望地喊了一声,双手紧紧抱住头。
我走过去,扳开他的手,把他的头紧紧压在我胸前。“讯,我理解你的痛苦……”
“原谅我。”他抬起充满泪水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我们紧紧地拥抱着,吻着。我的嘴唇沾满了他那咸涩的泪水,一种母爱的感情油然而生。我应该帮助他,保护他。
忽然,他的目光从我肩间望过去,落在晶晶的照片上。“她几岁了?”
“两岁零三个月。”
“把她送人吧。”
我推开他,默默地盯着他。
“真的,把她送人吧,这样会好一些。”
我走到门前,推开门。“你走吧。”
“肖凌……”
“你走吧。”
“难道不爱我了?”
“你还居然谈到爱。我看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影子,爱你的欢乐与痛苦,还有你的未来!走吧。”
他迟疑地望着我,走到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大步地走出去,连头也没回。
我扑在床上,失声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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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媛媛
照片,右下角已发黄:妈妈搂着一个瘦瘦的小姑娘站在花丛里。这就是我吗?记事本:“今天是媛媛五周岁生日。体重21.5公斤,身高1.06米。用储蓄罐里的零钱买了一盒巧克力,结果吃得满脸都是。”“媛媛的算术不及格,真急人。从今天起,每天检查她的作业。”发卡、钢笔、手表、皮夹、信件……我把妈妈的遗物一件件重新放好。
忽然,从一叠子信件中飘出张纸片,忽悠忽悠地落到桌上。
东平:
一切不必隐瞒,你过去的事情我已知道。对你的过去,我没什么可责备的。但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和她来往(你上月到北京开会,仍和她保持关系。这件事人人都在议论。唯独我蒙在鼓里),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感情,但为媛媛想一想吧,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血液呼地涌上太阳穴,砰砰直响,我又读了一遍。记起来了,他们每回吵架都把门关死,可总像在为一件事。我走到五屉柜前,盯着瑞士小钟那跳动的金色秒针。妈妈,你真可怜,为什么不跟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离婚,仅仅为了我?妈妈。
发发走进来,屋里顿时飘着一股难闻的香水味。趁她没注意,我匆匆擦掉眼角的泪花。
“媛媛,看我这条百褶裙怎么样?”发发走到穿衣镜前,转了个圈。
我瞟了一眼。哼,一条刚刚遮住屁股的小裙子。
“漂亮。”我没好气地说。
“我自己做的。”
“能干。”
“我帮你也做一条吧?”
“用不着。”
她一愣。“怎么又吃枪药啦?”
我没吭声。
“媛媛,”发发走过来,想把手搭在我肩上,“咱们干吗老拧着劲呢?”
我躲开她的手。“我又没请你来。”
“下驱逐令了?”
我转身走到桌前。
“呵,摆上谱了。别以为你爹官大,你也沾光。谁还不知道你们家那点儿底……”
“滚!”
“姓杨的怎么不来了?他爹官更大,你攀得上吗?”
我随手抄起砚台。发发吓得退了两步,一闪身溜出门去。砚台扔在地上,摔得粉碎。我伏在桌上哭了。
时间一点点地滑过去。我抬起头,擦掉脸上的泪痕。哭有什么用?哭死也没人心疼你。妈妈。我从台历上扯下一页,胡乱涂了几个字,然后打开五屉柜。拉出几件衣服,塞进书包里。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行人都缩在路两边窄溜溜的阴影里。只有我在太阳底下漫无目的地蹓跶着。走哪儿呢?离开家足足两个小时了,主意还没拿定。总的感觉还算良好,只是肚子咕咕地叫个没完,嗓子也有点冒烟。
我走进一家铺子里,柜台前面摆着三四张桌子,几个三轮车夫模样的家伙纷纷扭过头来,色迷迷地盯着我。讨厌!我站在柜台前,手伸进口袋。糟糕,钱包没带,只有几个硬币叮当响。我咽了口唾沫,把硬币放在污迹斑斑的柜台上,数了数。
“来两块蛋糕。”我说。
“不,来一斤。”背后有人搭腔,同时一张五块钱的钞票盖在我的硬币上。
白华
媛媛扭过头。“嘿,白华。”
“咋这副穷相?”
她笑了。
“真奇怪,我一到紧要关头就碰上你。”
“啥关头?是房着火还是娘嫁人?”
“咱们边上说,”她挤挤眼,拿起那张票子,“再买点酒,行吗?”
“这钱是你的。”
我俩在一张桌旁坐下。媛媛呷了口白酒,呛得满脸通红,咳个不停。
“悠着点儿劲。”我说。
“真辣……我以前只喝葡萄酒。”
“那是糖水。”
“没错,这才带劲呢。”她又呷了一口。
“我说,你慢着点儿。”
“白华,我从小窝里逃出来了。”
我瞟了她一眼。
“你不信?”她问。
“不信。”
“骗人是小狗!告诉你说,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为啥?”
“我烦,我讨厌那个死气沉沉的窝,我喜欢像你这样的生活,又轻松又自由……”
“你倒会添彩。我劝你一句,回去吧。”
“为什么?”
“像你这样描金画凤的日子连影儿也没有,趁没喝上西北风,赶紧回去吧。”
“不,就不!你别小瞧人。”
“这么说,主意打定了?”
“那还用说。”
我用指头弹着杯子。“你打算去哪儿?”
“哪儿都行。”
“咋个走法儿?”
她用食指蘸着酒在桌上画着道道儿。“真的,我也没想好。”
撒尿捡小钱,算我走运。三天前,我连想也没想过离开这儿呢。准是那辆往南开的火车动了哪根弦,害得我在大野地里躺了半宿……树挪死,人挪活。再说,老天爷又给捎上这么个宝贝疙瘩,够乐一阵子的。我白华离开这儿也没你们的安生日子过,堂堂主任的千金被拐跑了,哈哈,又是一台戏。
“这事嘛,我可以帮点小忙。”我说。
“白华,你太好了,我早知道你会帮忙的……”
“听着,今晚十一点在东站门口等我,我先去办点事,晚上见。”
西站候车室门口,三五个小贩蹲在墙根,没精打采地吆喝着。一个老瞎子用棍子哒哒地敲着水泥地面,慢慢
地从我跟前蹭过去,蛮子用破草帽遮住脸,正缩在墙角打呼噜。
我打掉他的草帽。
“醒醒。”
“妈的,谁呀?噢,华哥。”他打了个哈欠,直直腰,拣起草帽扇着风。“这鬼天气闷死人。”
“今晚十点,在小铺门口等我。”我压低声音说。
“日子咋提前了?”
“今晚上看样子有雨,再说,我打算夜里离开这儿……”
“走多长日子?”
“也许三五年,也许一辈子。”
“华哥,我跟你走。”
“不行,”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说,“我走后,这里的家当都归你。”
“连小四?”
“对。”
蛮子的小眼珠都亮了。“多谢华哥!”
吱的一声,一辆绿色小轿车刹住,铁门拉开了,车子开了进去。
“谁的车?”我问。
“林东平林主任,呸!”蛮子朝车的方向啐了口唾沫,做了个玩弄的手势,“上回你捅了他的马蜂窝,这账他还没跟你算呢。”
“我得先跟他算。”
杨讯
站台上,我和林伯伯默默地吸着烟。
风拖着乌云缓缓移动。纸屑飞舞,和尘埃一起打着旋,沿着长长的站台飘去。这个城市突然变得十分陌生。往事似乎被这堵高墙隔开。我就像一个途经这里的旅客,走到站台上,抽一支烟,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在汽笛和铃声的催促下,重新爬上车厢。
广播器吱地叫了一声,响起女播音员特有的那种催人入睡的声音,列车进站了。随着车头的喷气声,一个个车门的扶梯砰砰地放下来,上下车的旅客叫嚷着,挤成一团。
“这儿太吵,咱们到车里坐一会儿。”林伯伯说。
我前后张望着,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你还在等谁?”
“没有。”我不知在回答他,还是自己。
我们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上。
“老吴,”林伯伯说,“你先走吧,我自己开回去。”
吴胖子应了一声,摘掉手套,拎起小包,端着茶缸子,一摇一晃地哼着小曲走开。
“小讯,我理解你的心情。”林伯伯打破了沉默。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
“你给家里拍电报了吗?”
“没有。”
“该让妈妈早点知道。”
“没必要。”
“你太不通人情了。”
我扭过头。
“对。这是从你们身上继承来的。”
“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
“那就更可悲。”
“为什么?”
“你们不配做一个模范官僚。”
“小讯,太放肆了!”
“对不起,我并不想和您吵架……”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沿着站台奔跑,朝每个窗口张望。我砰地推开车门。“肖凌——”
她停住了,慢慢地转过身来,站在那里,我迟疑了一下,冲了过去。
“我来晚了。”她说。
“不,肖凌……”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我答应过,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广播器响了:“……马上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上车……”
“肖凌,我……”
她摇摇头。“别说话了,好吗?”
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她皱着眉,鼻梁上出现了几条浅浅的皱纹。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溶化了,这个过程如此突然,远远超过了我的适应能力。
“上车吧。”林伯伯在我背后说。
我们转开身。“
..介绍一下,林伯伯,肖凌。”
肖凌大方地伸出手去。“您好!”
林伯伯尴尬地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握住她的手。“唔,我们本来早该认识了。”
“现在也不晚吧?”
“不晚,不晚。”
铃声响了。
我踏上踏板,把手伸给她。“再见!”
“你说什么?”
“再见,肖凌。”
“再说一遍吧,我求你。”
“再见,我会回来的。”
她悲哀地闭上眼睛。“再见。”
哐的一声,列车缓缓移动了。她的下巴颏哆嗦了一下,猛地背过身去。
“肖凌——”
她转回身,脸色苍白,神情呆滞。她举起手臂,袖子滑落了,这纤细的手臂,浮在人群的bbr>上面,浮在远去的城市上面。
林东平
我的眼前模糊了:绿色的信号灯,晚霞染红的乌云,建筑物黝暗的轮廓和那股久久不散的浓烟揉在一起。
姑娘垂下手,失神地站在那里。
“小肖,坐我的车走吧。”
“不用了。”
“没关系,我送你回厂。”
“我已经被厂里解除合同了。”
“什么?这不可能,”我呐呐地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来纠正您自己的决定?”她摇摇头,“我都知道了。可您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还要回避现实呢?其实从您的角度上来说,你做得很对。”
“肖凌,我是为你们好。”
“我们小时候去看电影,总有大人告诉我们好坏之分。可在今天,我不知道这种词还有什么意义?”
我看了看手表。
“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她说。
“没什么,我很喜欢这样的谈话。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回村去。”
“我可以给你重新安排工作。”
“谢谢,我恰恰不想得到这种恩赐。”
“你太固执了。”
“我们得把各自的角色演完。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总这样下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你还年轻。”
她微微一笑。“所以这个世界显得太老了,再见,林伯伯。”
“再见。”
她朝了出站口处走去。风紧紧地裹着她的衣服,吹拂着她的头发。她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
我干了件什么蠢事啊,这个女孩被厂里开除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可我有什么责任呢?我只对我的儿子负责,这又有什么不对?再说,即使负责,也是厂方、小张、习惯势力的事情,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连个眼色也没使。不,责任不在我。她往哪儿走,不会是寻死吧?也许应该追上她,安慰她。不,责任不在我。他们的心思真难以捉摸,这代人哪,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要往哪儿走呢?
我打着火,把头俯在方向盘上,听着马达均匀的声响。隔了好久。我才踩动油门,汽车拐到大街上,人和树木的暗影一闪而过。绿灯……有人伸手拦车,我踩住闸,原来是苏玉梅。
“这风真讨厌。”她用手压住粉红色衬衣的一角。“把我捎上吧。”
我推开车门。
“去哪儿?”
“哪儿都行。”她坐进来,掸掸身上的土。然后瞅了我一眼。用手指擦着车上的表盘。“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呀?”
我猛地扳动离合器,车子向前冲去。她摔在靠背上,愣了一下,咯咯大笑起来。“我喜欢您现在这副模样,像个……”
方向盘大幅度转动。车子在广场上拐了个弯,朝城门的方向驶去。闪电在车身上划过,雨点斜刺过来,眼前灰蒙蒙的一片,我打开雨刷。
在那个瘦弱的女孩子面前,我显得多么虚伪和不义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然而就在她即将消失的一瞬间,我怎么觉得她很像若虹,年青时的若虹,尤其是那道责备的目光。感情的波动只是一时的,而后果不堪设想。陈子健铁青的腮帮子上有一道刮破的小口。怎么我一想起这位当时的地下党区委书记就是这副模样?他当时的模样确实让人终生难忘,恐怕还不是模样,而是那些仿佛钉进心里的话:“……你怎么敢和若虹同志有这样不正当的关系,她的爱人是解放区的领导同志……组织上决定:给予你留党察看处分,立即离开这里……”人的记忆有时清晰得可怕。在那条小河旁的树丛里突然出现的男孩子,拎着破口袋,手里拿着树枝,在他惊讶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月光从背后照亮了他的肩头上的一块补丁,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针脚。其实,我并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只是从他露出的白花花的牙齿上感到了他在笑,一种初窥秘密的孩子式的笑。他猜到了我们在这幽静的地方干些什么。当时,若虹已经穿好衣服,紧紧地偎依在我身上,无声抽泣。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分别。七年之后尽管我们又在北京重逢,但毕竟已不是原来的若虹了,小讯也长得好高……
“停住!停住!”有人喊道。
一棵小树擦着车身飞过。我这才发现。车子正离开公路,沿着田野上的坑洼剧烈地颠簸着。计速器的指针摇来摇去。我踩住闸,车身晃了晃,停下来。好险,前边是一道深渠。
“你抽什么风!”苏玉梅瞪着眼,握着双拳,好像准备随时扑过来。“快回去!”
轮子空转着,终于向后退去,泥块向前甩着,落进看不见的渠水中,车子兜了个圈,拐上公路。
雨停了,大街上空荡荡的。昏暗的路灯下,几个男孩光着脚踏水玩。他们追着车子跑了一阵,怪声怪气喊着什么。
“送我回家。”小苏余怒未消地说。
“住什么地方?”
“人民东路75号。”
这个地址似乎在哪儿见过?职工登记表,工会会员表……记不起来了。
她用胳膊肘碰碰我。“到了,前边的小门就是。”车子停下来。她舒了口气,用手理理头发。“进去坐会儿吧。”
“不晚吗?”
她没吭声,推门跳下车。我愣了一下,把车锁上。一跨出车门,脚就踩进水坑,灌了一鞋水。院里黑着灯。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串钥匙,走在前面。
“到哪儿去了?”忽然从房檐下走出个人影,说。
“哟?吓我一跳,”小苏退了一步,“我以为你下雨不来了呢。”
“后面是谁?”
“哦,我忘记介绍了,认识认识吧。”小苏闪到一边,咯咯地笑了。
王德发凑到我面前,他的前额上贴着一绺湿漉漉的头发。
我打了一个寒战,掉转了头。
肖凌
售票处的小窗关着。一个盘辫子的姑娘背对窗口,一边嗑瓜子,一边和穿红背心的小伙子聊天。她的肩头颤动着,显然在笑。
我在小窗的玻璃上敲了敲。
小伙子朝窗口指了指,姑娘转过身,拉开小窗,把脸一沉。“啥事?”
“买一张到洪水峪村的车票。”
“你没看见外面的牌子?!”她气呼呼地哼了一声。砰地把小窗关上。
我抬起头,牌子上写着:“因有大雨,明后天不通车。”结尾画了个扁扁的句号。在句号附近粘着个湿瓜子皮。
候车室里,几位老乡正聚在一堆,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你一言我一语地扯着什么事。门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像块飘动的灰色门帘。我走下台阶,倚在房檐下,望着停车场上一排排长途汽车的轮廓。一束耀眼的光在车后闪了闪,照亮一格格窗子,像是淘气的孩子在玩手电筒。
我从书包里摸出玻璃夹,晶晶甜甜地笑着。忽然一大滴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滚下来,原来是飞溅的雨水。我用拇指抹掉。不,我得回去,马上回去,哪怕徒步。哦,我可怜的孩子。
忽然有人闪进屋檐下,把一个书包放在地上,传来硬币叮当声。他脱掉上衣,用手拧着,朝我瞥了一眼。
“白华。”
他惊愕地张大嘴,凑了过来,拧紧的衣服像根湿棍子垂在地上。
“怎么,不认识了?”我问。
“肖凌,你可真会逗闷子。咋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
“避雨?”
“还避风,避雷。”
“哎,这天气!”
“你不喜欢?”
“干这行图个黑灯瞎火,扯不上喜欢不喜欢。”
“喜欢风吗?”
“还行,别赶上寒冬腊月倒是不赖,溜溜地吹着,挺自在。”
“喜欢这个城市吗?”
“算你说着了,我一会儿就离开这块猪不吃狗不啃的鬼地方。”
“去哪儿?”
“没个准地方,世界大着哩。”
真的,很大很大,一个人的悲哀和不幸算不了什么。
他掏出怀表,敲了敲表蒙子。“到点了。”
“好,再见。”
白华默默盯着我。突然,他紧紧抓住我的双手。
“轻点儿,白华,你疯了?”
“听我说句话吧。”
“说吧。”
“肖凌,我这辈子女人见多了,可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吭一声,喜欢我吗?”
我想了想。“就像你所说的喜欢风那样,只要别赶上寒冬腊月……”
“可眼下是夏天。”
“你心里不觉得冷吗?”
他咽了口唾沫,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他却松开手,拎起书包和上衣,转身摇摇晃晃地走去,影子被灯光拉得长长的。
一只蝙蝠尖叫,在空中兜着圈。雨停了,我也该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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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讯
我合上蓝皮本,点上一支烟。雨丝在玻璃窗上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细线。点点灯火在远处浮动。路基旁的灌木丛被散射到窗外的灯光照亮,一闪而过。
我朝玻璃窗上吐了口浓烟。又打开本子,继续看下去。
肖凌.99lib.
左侧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崖边的树木在雨中沙沙作响,枝杈微微摆动。远处城市的灯火,已被山峦遮去。
道路,道路。
林东平
我从车库走出来,沿着花砖小路,踏上台阶,走廊里静悄悄的,壁灯射出柔和的光芒。
在媛媛卧室门前,我停下来,谛听着,然后敲了敲门。“睡了,媛媛?”
没有动静。我拧动门柄,拉开灯,床上空空的。屋里一片杂乱。五屉柜的抽屉半开着,一条长裤拖在外面。桌上的茶杯下压了一张纸条:“爸爸,我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林媛媛
脚下的碎石哗啦哗啦响着,旁边停着辆 957f." >长得没头没尾的闷罐货车。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我问。
“我没有过家。”白华说。
“那你是怎么生下来的?”
“少啰唆。”
“干吗这么厉害,哼,人家随便问问。”
他在一个敞开门的闷罐车前停住。“上去。”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去,嘿。挺暖和,角落里还有堆干草。我脱掉塑料雨衣。“就在这儿睡?”
杨讯
我合上本,拎起提包,朝车门走去。缓冲器嘎嘎地响着,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我走下踏板,迎着略带凉意的微风,朝亮灯的车站调度室走去,门口站着个精瘦的中年人。
“往南开的车什么时候经过这里?”我问。
“四十分钟以后。”
肖凌
传来一阵阵奇怪的轰鸣声。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咆哮的山洪盖过来。我随手抓住路边的一棵小树,滚动的石块哗哗作响,撞在脚踝和腿上,阵阵剧痛。
忽然,脚下的泥土松动了。我身子一歪,倒了下去……
白华
哐当一声,车身晃了晃。不大工夫,一声长长的汽笛。
“下去!”我说。
“我?”
“回
家去,回到你爹那儿去。”
“你,你干吗骗人?!”她咬着嘴唇说。
“下去!”我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到门口。
“坏蛋!”她说完,转身跳下去。
列车慢慢地移动了。
杨讯
我走下车厢,检车工的小锤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在这雨夜里显得格外响。水银灯被雨丝网住,变成朦胧的光晕。
栅栏门旁,检票的老头打着哈欠,他的胶布雨衣闪闪发亮。
??
肖凌
我醒过来,一棵小草轻拂着我的脸颊。在头顶的峭崖之间,迷雾浮动着。不久,天放晴了,月亮升起来。
忽然,一位和我酷似的姑娘。飘飘地向前走去,消失在金黄色的光流中……
1974年11月初稿
1976年4——6月二稿
1979年6——10月三稿2012年8月修订藏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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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
。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
解开情感的缆绳
告别母爱的港口
要向人生索取
不向命运乞求
红旗就是船帆
太阳就是舵手
请把我的话儿
永远记在心头……
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 4e00." >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
..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
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
藏书网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
..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消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
藏书网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
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18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
..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bbr>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
,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23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 href='9958/im'>《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 4e2d." >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
,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 href='9958/im'>《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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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75年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 5012." >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 href='9958/im'>《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
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己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bbr>..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26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循: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 href='9958/im'>《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藏书网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4月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14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藏书网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4月5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 href='9958/im'>《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 href='9958/im'>《波动》第二稿。
七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 4e00." >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藏书网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3点42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23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20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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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去世,3月8日吉林陨石雨,4月5日天安门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4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99lib.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逝世……”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大家表情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己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99lib?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99lib?,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接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月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加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月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99lib.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12月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月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
解开情感的缆绳
告别母爱的港口
要向人生索取..
不向命运乞求
红旗就是船帆
太阳就是舵手
请把我的话儿
永远记在心头……
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年10月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