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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哥伦
马尔克斯著；罗秀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442-7555-2
Ⅰ．①梦… Ⅱ．①马…② 罗…Ⅲ．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98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2-066
梦中的欢快葬礼与十二个异乡故事
作 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罗秀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mail protected]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韩茹 黄宁群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诗歌创作的匠心赋予它们灵性。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但没有哪本是整体构思和处理的，每个故事都是独立、偶然的个体。因此，如果能用一条线索将所有故事串联起来，并赋予它们统一的基调和风格，使它们在读者的记忆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六十四个故事的写作将会是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
头两个故事，即《雪地上你的血迹》和《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完成于一九七六年，立刻就在几个国家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我一天也没有停顿，但当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关于我自己葬礼的那篇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还要累。第四个故事也是如此。我根本没力气把它们写完。个中原因今天我已明了：写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为一 90e8." >部长篇小说开头。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须把一切都确定下来：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bbr>藏书网幅，有时候甚至要确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之后的部分，作家体会到的则是单纯的写作的快乐，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种愉悦。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花费整个余生来修改自己的作品，那是因为他在结束时和开篇时一样意志坚定。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不记得是谁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虽然并没有把这些故事的草稿和笔记撕毁，但我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把它们遗忘了。
我记得那个作业本一直放在墨西哥家中的书桌上，淹没在一大堆书本纸张里。直到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找别的东西时，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它了，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但当确信它真的不在书桌上时，我感到一阵恐慌。我们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移开家具，还拆掉了书架，就为确定它没掉到书架后面。我们还问遍了家里的用人和朋友，现在看来这一举动几乎是不可宽恕的。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唯一可能的——或者听上去合理的——解释是，在我常常发起的纸张清理运动中，某一次，这个作业本被扔进了废纸篓。
我的反应令自己都感到吃惊：那些被遗忘了近四年的题材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关乎名誉的事。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它们。通过努力，我得以重建其中三十个故事的笔记，过程之艰辛绝不亚于把它们写出来。在努力回忆的同时，我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筛选。狠心剔除了那些我感觉难以处理的题材，最后剩下十八个。这一次我振作精神，决心一鼓作气把它们写出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已经对它们失去了热情。不过，我并没有像平时忠告年轻作家的那样，把手稿扔进废纸篓，而是重新把它们装订存档，以备万一。
一九七九年，当开始写作 href='7884/im'>《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我发现自己在两部作品之间的空档丧失了写作的习惯，重新提笔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三月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每周为几个国家的报纸写一篇文章，以避免手生。那时我突然想到，我同笔记本上那些题材的龃龉之处仍然在于其文学体裁。事实上，它们不应该是短篇小说，而应该是新闻报道。在发表了其中五个之后，我再次改变了看法：它们更适合拍摄成影视作品。于是诞生了后来的五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
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写作新闻报道和影视剧本，使我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导演们在故事中注入了他们的想法，我在将它们写成现在这个最终版本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想法从我自己的想法中挑出去。此外，同时与五个不同的创作者合作，让我发现了一种写这些故事的新方法：有空时就开始写，感到疲惫或者有事情临时插进来时就放下，然后开始写另外一个。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十八个题材中的六个进了废纸篓，其中就包括我的葬礼，因为实在无法描绘出梦境中那种欢欣的气氛。而剩下的故事则像有了呼吸，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它们就是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去年九月它们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要不是因为在最后时刻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它们早已结束了不停地进出废纸篓的朝圣之旅。这些故事发生在欧洲的几个城市，我凭着遥远的记忆描述那些地方。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我想要印证一下.我的记忆是否忠实。于是我开始了一趟短暂的追寻之旅，去了巴塞罗那、日内瓦、罗马和巴黎。
这些城市没有一个与我的印象有丝毫相似之处。跟今天的整个欧洲一样，其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吃惊，曾经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书最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时光的流逝能赋予我：一种置身于时间之中的视角。
这次幸运的旅行结束之后，我把所有故事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在狂热的八个月时间里，我无须拷问自己，真实在哪里结束，想象从哪里开始，因为我怀疑，也许二十年前我在欧洲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怀疑令我受益。从那时开始，写作变得十分流畅，以至于有时我会觉得，写下这些文字是出于纯粹的叙述的快感，仿佛整个人都飘浮在空中。此外，同时写作所有故事，随心所欲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这种方式使我能够尽览全景，不但避免了因为频繁地幵始而感到疲惫，也更容易发现文中无关紧要的冗余词句和致命的前后矛盾。我认为，我已经收获了最接近我理想的短篇小说集。
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克服了挣扎犹疑，现在这本书已经准备好被送到各位的书桌上。除了最早的两个，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同时完成的，结尾处标注的是我动笔的时间。在这个版本中，故事是按照它们在笔记本上的顺序排列的。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故事来说，后一版总是比前一版更好。那么如何确定哪个是最终版本呢？这是一个职业秘密，没有理性原则可循，只能遵从直觉的魔力，就像厨师知道什么时候汤熬得正是火候一样。无论如何，以防万一，我不会再去读它们。我从来不会再去读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担心自己会后悔。读过这些故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处置它们。幸运的是，对于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来说，被扔进废纸篓，它们应该会有回家的轻松感觉。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二年四月于卡塔赫纳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空寂的公园里树叶已经变黄，他坐在树下的木头长椅上，双手拄着手杖的银质圆柄，望着湖中灰扑扑的天鹅，心里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来的时候，这片湖还是宁静而清澈的，有温驯的银鸥飞到跟前，在人们掌中啄食。傍晚六点，妓女们像幽灵般出现，打着丝绸阳伞，裙裾的褶边薄如蝉翼。而现在，目力所及之处唯一可能出现的女性就是荒芜码头上的卖花女。令人难以置信，时间不仅摧毁了他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同样满目疮痍。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曾经显赫如今却鲜有人知晓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蓝底色白条纹的外套、锦缎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礼帽，长着火枪手一样高傲的胡须，微微发蓝的浓密鬈发泛起浪漫的涟漪。他有一双竖琴家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代表鳏居的戒指，还有一双欢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实健康状况的只有疲惫苍老的皮肤。但以七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他依旧堪称风度翩翩。然而，在那个早晨，他却感到所有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那些拥有荣耀和权势的岁月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他又回到了日内瓦，为马提尼克的医生们无法确诊的疼痛寻求确切的答案。原以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日复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且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肝脏、肾脏、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寻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给他做过检查的众多医生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位约他早上九点在神经科诊室见面。
这间诊室更像修士的小屋。医生个子不高，神情阴郁，因为拇指骨折，右手还打着石膏。当灯光熄灭，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脊骨的X光片。直到医生用指棍指给他看腰下两块椎骨的接合处，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来自这里。”医生说。
但他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疼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有时候似乎在右侧肋骨，有时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沟那里经常会突然感到刺痛。医生停下来听他的申诉，指棍尖仍旧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长时间难以确诊，”他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在这里。”随后他指着太阳穴补充说：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总统先生，所有疼痛都在这里。”
在宣布诊断结果时，医生的态度让人如此紧张，以至于最后的治疗方案显得轻描淡写：总统先生必须接受一次有风险的手术。被问及风险究竟有多大时，这位老医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这个我们也无法断言。”他说。
直到不久以前，他说，这种手术失败致死的风险还相当大，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瘫痪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两次战争带来的医学进步使这些担心都成了过去。
“您放心吧，”他最后说，“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后通知我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您别忘了，宜早不宜迟。”
这样一个早晨不适宜消化这个不幸的消息，尤其是当天气也突然变了脸。那天他很早就从旅馆出来了，没有穿大衣，因为当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迈着沉稳的步子，从医院所在的丽日大街来到幽会天堂英国公园。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思考死亡。与此同时，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涛汹涌，有如怒海，狂风惊走了银鸥，卷走了最后几片枯叶。总统先生站起来，没有买花，而是从公共花坛里折了一朵雏菊别在外套翻领上的扣眼里，却正好被那卖花女撞见。
“这些花不是上帝赐予的！先生，”她愤愤地喊道，“那是市政府种的花。”
他没有理会，径直大步流星而去，紧握着手杖的中间位置，不时转上几圈，有些轻佻，却不失风度。在白朗峰大桥，人们正手忙脚乱地降下被狂风卷成一团的联邦旗帜，永远顶着泡沫的优美的喷泉也提前关闭了。总统先生差点儿没认出码头上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馆，因为绿色的遮篷收起来了，夏天时缀满鲜花的露台也已封闭。虽然是白天，大厅里也开着灯。弦乐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莫扎特那首预兆般的曲子。柜台上有一沓为顾客预留的报纸，他从里头取了一份，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钩上，戴上金框眼镜，选了一张最僻静的桌子坐下开始读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秋天来了。他从国际版读起，这个版面偶尔会有一些美洲的消息，接着从后往前浏览，直到服务员送来他每天喝的依云矿泉水。在医生们的强制下，他戒掉喝咖啡的习惯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也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确信自己行将就木，就重新开始喝咖啡。”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再给我一杯咖啡。”他用纯正的法语说。随即补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那种。”并没有意识到话里的双关含义。
他没有加糖，慢慢地小口喝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次用咖啡渣来预测自己的命运。这久违的味道暂时将他从胡思乱想中解救出来。过了片刻，仿佛出于精准的直觉，他感到有双眼睛正盯着自己。于是他假装不经意地翻动报纸，从眼镜上方看过去。那是一个面色苍白、胡子拉碴的男人，戴着一顶运动便帽，身上穿着一件翻毛外套。那人匆忙移开视线，避免与他目光相遇。
这张脸有些眼熟。在医院的大厅里曾打过几个照面，某一天看天鹅的时候也见过他骑着小摩托经过湖边大道，但确实并不觉得认识。但也不排除这是他流亡生涯中诸多幻想中的迫害之一。
他不紧不慢地看完报纸，一边沉浸在勃拉姆斯大提琴曲磅礴的旋律中，直到疼痛的感觉变得如此强烈，只靠音乐的抚慰已无法压制。于是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拴着链子的金表看了看，就着最后一口水服下两片午间的止痛片。在摘下眼镜之前，他拿起咖啡杯查看自己的命运，结果让他打了个寒战：未知。最后他付了账，留下微薄的小费，从衣钩上摘下手杖和帽子，来到街上，没有再看那个窥视他的人。花坛被狂风搅得一片狼藉，他沿花坛边走着，步履轻快，似乎已经对命运的预示释怀。但突然他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于是在拐角处停下，转过身去。为了不撞上他，跟踪的男人不得不来了个急刹车，在距离他的双眼不到两拃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总统先生。”男人嗫嚅道。
“告诉那些花钱雇你的人，别做梦了，”总统依旧微笑着，嗓音充满魅力，“我的身体毫无问题。”
“这件事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男人说，迎面而来的高贵感压迫着他，“我在医院工作。”
他说话的口音、节奏，甚至他的羞涩，都属于地道的加勒比人。“别告诉我您是医生。”总统说。
“我多么希望我是，先生。”男人说，“我是救护车司机。”
“抱歉。”总统确信自己弄错了，“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没有您的工作辛苦，先生。”
总统毫不掩饰地打量着他，双手拄在手杖上，饶有兴致地问：“您是哪里人？”
“加勒比人。”
“这点我看出来了，”总统说，“但是哪个国家的？”
“跟您一样，先生。”这人说着向他伸出手来，“我叫荷马·雷伊。”
总统惊讶地打断了他，没有放开他的手。
“是吗？”他惊叹道，“多有意思的名字！”
荷马放松下来。
“这不算什么，”他说，“我的全名是荷马·雷伊·德拉卡萨。”
一阵凛冽的寒风突然袭来，站在街心的两人毫无防备。总统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意识到，在没有穿大衣的情况下，自己不可能步行两个街区到常去的那家穷人的小餐馆吃午饭。
“您吃过午饭了吗？ ”他问荷马。
“我从来不吃午饭，”荷马说，“我每天就吃一顿饭，晚上回家吃。”
“今天破个例吧，”他施展出浑身的魅力，“我邀请您共进午餐。”
他挽起荷马的胳膊，把他带到马路对面的餐厅。帆布遮篷上烫着金色的店名：皇冠牛排。店内狭窄而热闹，似乎没有空位了。荷马·雷伊很惊讶居然没人认出总统，于是跑到大厅最里面寻求帮助。
“他是现任总统？”餐厅老板问。
“不，”荷马说，“被推翻的。”
老板报以会心的微笑。
“对于这样的客人，”他说，“我特意准备了一张桌子。”
他们被带到大厅最里面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那儿可以轻松自在地交谈。总统向餐厅老板表示感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承认流亡者的尊严。”他说。
这家餐厅的特色是炭烤牛排。总统和他的客人环视周围，看到别的桌上摆着大块的烤牛排，边缘还带着柔软的脂肪。“这牛排看上去妙不可言，”总统喃喃地说，“但我不能吃。”他用顽皮的眼神盯着荷马，改变了语调。
“事实上，我什么都不能吃。”
“您也不能喝咖啡，”荷马说，“但您却喝了。”
“您注意到了？”总统说，“今天不过是特殊日子的特殊待遇。”
这一天的特殊待遇并不限于咖啡。他点了炭烤牛排，外加一份新鲜的豆角沙拉，除橄榄油外没有任何调味品。他的客人点了同样的东西，另外要了半瓶葡萄酒。
在等着上菜的时候，荷马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没装钱而装了很多纸的皮夹，给总统看一张褪色的照片。总统认出了自己：穿着长袖衬衫，比现在瘦一些，头发和胡子都是浓黑色，站在一群闹哄哄的年轻人中间，他们每个人都踮起脚尖想突出自己。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地方，认出了那场不堪回首的竞选的标语，也记起了那段徒劳无功的日子。“太可怕了，”他喃喃道，“我常说， —个人在照片上比在现实中老得更快。”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事已矣的手势，把照片还给了荷马。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是好多年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拉斯卡萨斯的斗鸡场上。”
“那是我的家乡。”荷马说，然后指着人群中的自己，“这个是我。”
总统认出了他。
“还是个小孩子！”
“差不多。”荷马说，“在整个南部竞选过程中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是大学生助选团的头儿。”
总统以为接下来会听到责备的话。
“而我显然当时甚至没注意到您。”他说。
“正相反，您对我们非常友善。”荷马说，“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您不可能记得我。”
“后来呢？”
“后来的事，还有谁比您更清楚？”荷马说，“军事政变后，我们能在这>里相逢，一起等着吃下半头公牛，这是一个奇迹。有这份运气的人不多。”
这时菜上来了。总统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像小孩儿的围嘴。他并非没有感觉到客人未说出口的惊讶，解释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每顿饭都得牺牲一条领带。”在开吃之前，他先尝了尝肉的老嫩，露出满意的表情，回到谈话的主题。
“我不明白的是，”他说，“为什么您之前没有走上前来跟我相认，而是选择像警犬一样跟踪我。”
荷马告诉他，第一次看见他从一个特殊通道进入医院的时候就认出他了。那时正值盛夏，他穿着一套白色安的列斯亚麻西服，黑白相间的皮鞋，衣领上别着一朵雏菊，一头优雅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荷马打听到，总统孤身一人待在日内瓦，无人帮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对这个城市的记忆，他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法学学位。根据他的要求，医院的管理人员承诺对他的信息严格保密。当天晩上，荷马就跟妻子商量好，要和总统取得联系。然而，他跟踪了五个星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这次如果不是被撞个正着，他可能还是不会上前问候。
“我很高兴您这么做了。”总统说，“虽然事实上，我完全不介意一个人待着。”
“这不公平。”
“为什么？”总统真诚地问，“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被遗忘了。”
“我们对您的怀念要比您想象的深刻得多。”荷马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真高兴看到您像现在这样，健康而年轻。”
“然而一切都预示我将不久于人世。”总统平静地说。
“您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荷马说。
总统惊讶得跳了起来，但仍未失去风度。
“啊！真见鬼！”他惊呼，“难道在美丽的瑞士，医疗信息的保密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
“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对于救护车司机来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荷马说。
“这个消息我是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前，从唯一应该知道的人那里听说的。”
“不管怎样，您都不会白白死去。”荷马说，“会有人将您奉为高贵的楷模，给予您应有的位置。”
总统装出一副滑稽的吃惊模样。
“谢谢您的提醒。”他说。
他进餐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紧不慢，干净利落。他一边吃，一边看着荷马的眼睛，荷马觉得他能看穿自己的心思。在充满怀旧和回忆的长时间交谈之后，总统脸上露出调皮的坏笑。
“之前我已经决定不去操心自己的遗体，”他说，“但现在我觉得应该釆取一些像侦探小说里那样的预防措施，以防别人找到。”“做什么都没用，”荷马开玩笑说，“在医院里，没有什么秘密能维持一小时以上。”
喝完咖啡，总统査看了杯子下面，再次打了个寒战：一模一样的信息。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用现金付了账。付账前确认了好几遍账单，又过分仔细地清点了好几遍手里的现金，最后留下的小费只够换来服务员一句嘟囔。
“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向荷马告别，“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手术日期，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手术。但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会再见的。”
“为什么不在手术之前？”荷马说，“我老婆拉萨拉为有钱人做饭。鲜虾饭没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我们非常希望能找个晚上邀请您来家里做客。”
“我被禁止吃海鲜，不过我很乐意品尝。”他说，“您来定时间吧。”
“周四我休息。”荷马说。
“很好。”总统说，“那周四晚上七点我去您家。真的很高兴。”
“我来接您吧。”荷马说，“大马士旅馆，工业路十四号。在火车站后面。对吗？”
“没错，”总统站起身来，显得比以往更有魅力，“看起来，您应该连我的鞋码都摸清了。”
“当然了，先生。”荷马被逗乐了，“四十一码。”
有一件事荷马·雷伊没有告诉总统，但在之后的岁月中却一再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这个故事的人：他最初的动机没那么单纯。和其他救护车司机一样，他同殡葬公司和保险公司做交易，在医院里兜售他们的服务，尤其是向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国患者。所得微不足道，还得跟其他提供消息的雇员分享，关于危重病人的秘密信息都是你传他、他传我这样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前途可奔、靠着极其微薄的薪水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流亡者来说，算是不错的慰藉。
他的妻子拉萨拉·戴维斯更加现实。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穆拉托女人，来自波多黎各圣胡安。身材娇小结实，有着蜜糖色的光滑皮肤，充满野性的眼睛同她的气质十分相称。他们是在医院做慈善服务时认识的，那时她是杂务助理。在那之前，她作为保姆被祖国的一个富翁带到了瑞士，后来被遗弃在日内瓦。虽然她是尤鲁巴族女孩，两人还是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他们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一栋公寓楼的八层，楼里没有电梯，居民以非洲移民为主。他们有个九岁的女儿叫芭芭拉，七岁的儿子拉萨罗有些智力发育迟缓的迹象。
拉萨拉·戴维斯是个聪明、暴脾气的女人，但是心肠很软。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金牛座，并且对星座占卜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然而，她一直没能实现以给百万富翁当占星师来谋生的愿望。让她有时能补贴点儿家用，偶尔还能有可观收入的生计是为阔太太们准备晚宴，以供她们在宾客面前炫耀，让别人以为那些精美的安的列斯菜肴是出自她们之手。荷马则羞涩而拘谨，除了现在做的这点儿事，别的什么也不会。但是拉萨拉从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心地单纯，在性方面也很能满足她。原先他们过得还不错，但这几年，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越来越艰难。总统到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动用五年来的积蓄了。因此，当荷马·雷伊在医院里匿名的病人中认出他来时，夫妻俩开始浮想联翩。
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一开始，他们想过向他兜售全套的殡葬服务，包括给遗体做防腐处理，然后运送回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死亡并不像一开始看上去那样离他那么近。到与总统共进午餐的那天，夫妻俩已经因为诸多疑问而感到茫然了。
事实上荷马并没有担任过大学生助选团的领袖，或其他类似的角色。拍下那张照片那天，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助选活动。但阴差阳错，这张照片居然奇迹般地在衣柜里被找到了。不过他的一腔热忱是真的。他也确实是因为参加了反军事政变的巷战，不得不逃离祖国，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生活在日内瓦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经毫无斗志。因此，这个小小的谎言不应该成为他获得总统好感的障碍。
第一件让夫妻俩感到诧异的事情是，日内瓦到处都是失意政客的华府豪宅，但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却住在凋敝的格罗特社区一家四等旅馆里，混迹于亚洲移民和妓女中间，独自一人在穷人的小餐馆用餐。荷马亲眼见到他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随着他，有时候会近到很容易被发现，看着他傍晚时分在老城阴郁的墙和丛生的黄色风铃草间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几乎室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场雨，既没穿大衣也没撑雨伞，为了听鲁宾斯坦的音乐会跟学生们一起排队。“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没得肺炎。”他后来跟妻子说。前一个周六，天气开始变凉，他看到他买了一件假水貂领的秋装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经常光顾的罗纳大街上那些金碧辉煌的商场里，而是在拉斯普尔加斯的市场上。
“什么都别指望了，”听了荷马的叙述，拉萨拉惊呼，“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死了可能还得慈善团体去给他收尸，埋到公共墓地去。咱们永远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也许他是真的没钱。”荷马说，“毕竟这么多年没工作了。”
“哎哟，你这小黑鬼。上升星座也在双鱼座的双鱼座是一回事，傻是另一回事。”拉萨拉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卷走了政府的财产，他是马提尼克最有钱的流亡者。”
荷马比拉萨拉大十岁，是听着总统在日内瓦一边读书一边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故事长大的。相反，拉萨拉则是听着敌对媒体对各种丑闻的报道长大的，她从小就在一个敌视总统的家庭当保姆，这些丑闻在这个家庭中被进一步夸大了。因此，因为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晚上，荷马回到家时欣喜若狂，而她却对总统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吃饭这种情节不屑一顾。让她气恼的是，荷马没有借机向总统提出任何要求，而他们曾梦想过很多东西，从孩子们的奖学金到医院里一个更好的职位。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位总统已经打定主意，宁可曝尸荒野喂兀鹫，也不愿意把手里的钱用于一个像样的葬礼，并让遗体荣归故里。但最终点燃怒火的是荷马特意留到最后的消息：他邀请总统周四晚上来家里吃鲜虾饭。
“你还嫌这一切不够吗？”拉萨拉冲他喊道，“要是他吃罐头虾中毒死在这儿了，我们还得拿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来给他办丧事！”出于对婚姻的忠诚，最后她妥协了。她不得不向一个邻居借了三套银餐具和一个玻璃沙拉盘，向另一个借了电咖啡壶，向第三个借了一块绣花桌布和一套瓷咖啡杯。他们原本一致同意以家里的寒酸境况博取客人的同情，但她还是把旧窗帘换成了过节时才会挂出来的新窗帘，拿掉了家具上的护套，并花了一整天时间刷地板、除尘，将屋里的东西变换位置，直到房间焕然一新。
周四晚上，总统出现在门口，因为刚刚爬了八层楼梯，呼吸还有些急促。他穿着新买的二手大衣，戴着过时的圆顶卷边帽，只带了一枝玫瑰送给拉萨拉。她惊讶于他的男性风度和王子般的举止，但除此之外，总统给她的第一印象跟她料想的毫无二致：虚伪而贪婪。他显得很做作，一进门就仿佛突然陷入了狂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着眼睛，伸开双臂惊呼：“啊，祖国海的味道！”而事实上，她在做饭的时候，为了不让满屋子都飘着虾的味道，还特意把窗户打开了。他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气，只给她带了一枝玫瑰，而且毫无疑问是从公共花坛里偷的。他是如此傲慢无礼，在看到关于自己光辉的总统生涯的剪报和荷马满怀赤诚钉在客厅墙上的竞选小旗时，神色轻蔑。他心肠很硬，甚至没有向芭芭拉和拉萨罗问好，而两个孩子特意为他准备了礼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还说有两样东西是自己不能忍受的：狗和孩子。她恨他。但是，加勒比人热情好客的天性使她克制住了偏见。她穿着只有节日里才会穿的非洲长袍，戴着萨泰里阿教徒的项链和手镯，在整个晚餐期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无可挑剔。
事实上，鲜虾饭并不是她最拿手的，但她做得很用心，也非常成功。总统吃了两盘，赞不绝口。他也很喜欢炸香蕉片和鳄梨沙拉，虽然这两道并非他们的家乡菜。拉萨拉一直保持缄默，安静地倾听，直到享用餐后甜点时荷马不合时宜地陷入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死胡同。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总统说，“但是跟人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关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
“我只相信星座。”拉萨拉说，她扫了一眼总统的反应，“您是哪一天出生的？”
“三月十一日。”
“我猜就是！ ”拉萨拉带着得胜的惊讶说，然后语调优雅地问道：“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双鱼不会有点儿多吗？”
她回厨房去准备咖啡的时候，两个男人还在谈论上帝。她把残羹冷炙都收拾了下去，全心全意盼着这个夜晚有个完满的结局。当她端着咖啡回到客厅时，总统的一句话让她目瞪口呆。
“不用怀疑，我的朋友，咱们可怜的祖国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当了总统。”
荷马看到拉萨拉站在门口，端着借来的咖啡壶和瓷杯子，似乎快要晕过去了。总统也注意到了。“别这么看着我，女士。”他柔声说，“我说这些都发自内心。”然后，他转向荷马：
“还好，我正在为自己的不明智付出昂贵的代价。”
拉萨拉送上咖啡，关掉了餐桌上方的灯，那雪亮的光不适合聊天。客厅里变得幽暗，气氛亲密了些。她第一次对这位客人产生了兴趣，他的风趣幽默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悲哀。当总统喝完咖啡，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等残渣落下时，她的好奇又增加了几分。
在饭后的闲聊中，总统告诉他们，他选择马提尼克岛作为流放地，是因为跟那时刚刚发表了《返乡札记》的诗人艾梅·塞泽尔交往甚笃，是他帮助自己开始了新生活。靠着妻子继承的那笔遗产余下的部分，他们在法兰西堡的山里买了一栋用硬木造的房子，窗户上装了铁丝网，朝向大海的露台上开满野花。在那里，听着蟋蟀的叫声，闻着从磨坊飘过来的糖浆和甘蔗酒的气味，睡觉真是一种享受。妻子比他大十四岁，唯一的一次分娩让她落下了病。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为了抵抗命运，他埋头重温那些拉丁文经典作品，并确信自己的余生就将这样度过。在很多年里，他不得不抵御曾经的追随者提出的各种各样冒险的诱惑。
“但是我再也没有拆过任何一封信。”他说，“从来没有。因为我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紧急的，过一个星期就不那么紧急了，过两个月，甚至连写信的人自己都忘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拉萨拉点了一根烟，伸出手急切地抢了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并把烟留在了嗓子里。拉萨拉吃了一惊，拿出烟盒和火柴，想再点一根。但是总统又把已经点燃的那根还给了她。“看您抽得那么享受，我实在没有办法抵挡诱惑。”他说。但是他不得不把烟都吐出来，因为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烟瘾一直没有彻底放过我。”他说，“有时候它会战胜我，比如现在。”
他又咳了两回。疼痛又回来了。他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服下晚间的两片药，然后拿起咖啡杯看了看：没有任何改变。但这次他没有打寒战。
“在我之后，有一些我原来的支持者当了总统。”他说。
“萨亚格。”荷马说。
“萨亚格，还有别的人。”他说，“都跟我一样，强求一种我们不应得的荣誉，从事着一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工作。有些人追求的只是权力。但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更可悲：头衔。”
拉萨拉被激怒了。
“您知道別人是怎么说您的吗？”她问。
荷马警觉地插话道：
“那全是谎言。”
“是，又不是。”总统非常平静地说，“就一个总统而言，最狼藉的名声可以既是事实，又是谎言。”
在整个流放期间他一直住在马提尼克岛，除了每天阅读官方报纸上的几则消息，跟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他在一所公立中学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艾梅·塞泽尔时不时给他一些翻译的活儿，以此维持生计。在八月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他会在吊床上一直待到中午，在卧室里电扇的嗡嗡声中读书。妻子则照料着放养的鸟儿，即使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也只是戴上一顶装饰着人造果子和纱制假花的宽沿草帽遮阳。但是，当酷热退去，在露台上享受清凉还是很惬意的。他长时间地看着大海，直到夜幕降临，她则坐在柳条摇椅里，戴着破旧的草帽，每根手指上都戴着花哨的戒指，看着来往的各国轮船。“这艘是开往圣人港的。”她说，“瞧那艘船装满了圣人港的香蕉，都走不动了。”在她眼里，没有哪艘船不是自己国家的，而他则在一旁装聋作哑。不过最后她忘记得比他更彻底，因为她失去了记忆。他们就这样待着，直到喧闹的黄昏结束，不得不蔽身于被蚊子占领的房子里。某个秋天，在露台上看报纸时，总统吃惊得跳了起来。
“噢，见鬼！”他说，“我死在埃斯托里尔了！”
他的妻子正昏昏欲睡，也被这新闻吓了一跳。消息登在报纸藏书网第五版的角落里，一共六行。这家报纸偶尔会发表一些他的翻译作品，报纸的主编也会时不时地来拜访他，可现在却说他已经死在了里斯本的埃斯托里尔，那里是欧洲堕落的温床和巢穴。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他不愿意埋骨的地方。一年以后，妻子真的去世了，咽气前一直被仅剩的记忆折磨：他们的独子曾经参与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最后却被同伙枪毙了。
总统叹了口气。“我们就是那样，无可救赎。”他说，“一片被想象成积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没有一丝爱意的大陆，一群习惯了劫持、强暴、黑幕交易、欺骗、尔虞我诈的人。”拉萨拉那双非洲人的眼眸此时正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迎着她的目光，试图以老练精湛的口才使她信服。
“混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把眼泪和流动的血液混在一起。对这样一杯苦酒，还能期待什么呢？”
拉萨拉用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让他如坐针毡。但在深夜告别的时候，她控制住了情绪，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吻。总统拒绝了荷马陪他回旅馆的好意，但是没能阻止他帮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当荷马回到家时，等待他的是暴怒的妻子。
“他是全世界最老奸巨猾的总统，”她说，“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尽管荷马费尽口舌想让她平静下来，他们还是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不眠之夜。拉萨拉承认，总统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有种迷倒一切的魅力和阳刚之气。“别看他现在这样，又老又落魄，上了床肯定还很勇猛。”她说。但她觉得，上帝赋予他的这些天赋被他挥霍在了虚伪上。她无法忍受他假惺惺地说自己是祖国最差劲的总统；也不能忍受他吹嘘自己的简朴生活，因为她始终相信他拥有整个马提尼克岛一半的财富；更不能忍受他假装对权力漠不关心，因为显而易见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重回总统宝座，哪怕只有一分钟，好将他的敌人们踩到泥里。
“而他所说的一切，”她总结道，“只是为了让我们臣服在他脚下。”
“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荷马说。
“没什么好处。”她说，“但虚荣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被满足的恶习。”
她怒气冲天，以至于荷马无法忍受跟她同床共枕，裹着毯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拉萨拉依旧很早就起床了，跟平时在家时一样赤裸着全身，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把那顿不愉快的晚餐留下的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天一亮她就还掉了借来的物件，窗帘换回了旧的，家具挪回原处，直到房间变得跟头天晚上之前一样贫穷而整洁。最后，她扯下了剪报、画像、粗劣的竞选小旗，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喊一声：
“见鬼去吧！”
一星期后，荷马看到总统在医院的出口等他，请求他陪自己回旅馆。他们爬上陡峭的三层楼梯，进了一间阁楼。屋里只有一个天窗，窗外是灰暗的天空，窗口拴了一根晾衣绳。一张双人床占据了一半空间，此外只有一把样式简单的椅子、一个洗手盆、一个便携式浴盆和一个简陋的衣柜，衣柜上面的镜子雾蒙蒙的。总统注意到了荷马的震惊。
“这里是我当年上学时住的地方。”他似乎是在为自己辩解，“我在法兰西堡预定的。”
他拿出一个丝绒包裹，把毕生的积蓄摊在床上：几个装饰着各色宝石的金手镯、一条三层珍珠项链、两条镶宝石金项链、三条坠着圣像的金链子、一对镶绿宝石金耳环、一对镶钻耳环、一对镶红宝石耳环、两个圣物匣、一个相片盒、十一枚各种珍贵材质做的戒指，还有一顶可能曾经属于某位女王的闪闪发光的皇冠。然后又从另一个盒子里拿出一些袖扣，三对银的和两对金的，各自都有配套的领带夹，还有一块镀白金的怀表。最后，他从一个鞋盒里拿出六枚勋章：两枚金的，一枚银的，其余毫无价值。
“这是我这辈子剩下的所有东西了。”他说。
除了卖掉所有这些，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凑齐医疗费了，他希望荷马能够帮他尽可能秘密地卖掉。但荷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满足他这个请求，因为这些东西没有正规的发票。
总统解释说，它们都是他妻子的嫁妆，从她祖母那里继承来的，那位生活在殖民时期的老人继承了哥伦比亚几个金矿的一大笔股票。怀表、袖扣和领带夹则是他自己的。而那些勋章，当然，在属于他之前不属于任何人。
“我想这样的东西，没有人能拿得出发票。”
荷马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是这样，”总统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拋头露面了。”
他以一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平静态度开始收拾那些珠宝。“我恳请您的原谅，亲爱的荷马，但是，再没有比一个穷总统的贫穷更可悲的了。”他说，“活下去显得毫无价值。”那一瞬间，荷马被打动了。他屈服了。
那天晚上，拉萨拉很晚才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餐厅的水银灯下闪闪发光的珠宝，她的神情就像突然看到床上有只蝎子。
“你可别干蠢事，小黑鬼。”她吓坏了，“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荷马的解释让她愈加不安。她坐下来，像个金银匠一般谨慎地一件件审视这些珠宝，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这些应该值不少钱。”最终她盯着荷马看了又看，还是一头雾水。
“见鬼！”她说，“怎么能确定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呢？”
“为什么不能？”荷马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自己洗衣服，用电线挂在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屋里。”
“那是因为他小气。”拉萨拉说。
“或是因为贫穷。”荷马说。
拉萨拉重又检査了一遍那些珠宝，但不像刚才那么认真，因为她也被说服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行头，从那堆珠宝中挑出一些自认为最贵的戴上，每根手指都戴了戒指，连大拇指都没空着，两只胳膊各套了好几个手镯，准备出门去兜售。“看看谁敢找拉萨拉·戴维斯要发票！”她得意地笑着说。她挑了一家十分合适的珠宝店，名气不大却自视甚高，在那里，买和卖都不需要太多解释。虽然心中慌乱，她进门的时候却步履坚定。
一个苍白消瘦的店员穿着正装，夸张地弯下腰亲吻了她的手，等候她的吩咐。店内灯光十分强烈，加上到处都是镜子，比室外还要亮堂，整个儿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硕大的钻石。拉萨拉目不斜视地跟着店员走到最里面，生怕他看出自己的心虚。
那里放着三张路易十五式书桌，用作独立的展示台。店员邀她在其中一张前面坐下，往桌面上铺了一块洁白的帕子，然后在她对面坐下，等待着。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拉萨拉摘下戒指、手镯、项链、耳环，总之她佩戴的所有东西，像下棋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桌面上，然后说她只想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价值。
店员给左眼戴上单片眼镜，开始检验这些珠宝，店里陷入了手术室般的寂静。过了很长时间，他一边继续手上的工作，一边问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拉萨拉没料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噢，我的天。”她叹息道，“我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猜也是。”他说。
店里重归沉寂，拉萨拉金色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对那个钻石皇冠格外注意，把它跟其他珠宝分开，单独放在一边。拉萨拉叹了口气。
“您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处女座。”她说。
店员没有抬头。
“您怎么知道的？”
“从您的言谈举止就能看出来。”拉萨拉说。
他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直到鉴定完毕，才跟先前一样不动声色地转向拉萨拉。
“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从一个祖母那里继承来的。”拉萨拉说，声音有些紧张，“她去年过世了，在帕拉马里博，九十七岁高龄。”
店员直视她的眼睛。“我很遗憾。”他说，“但这些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金子的分量。”他用指尖挑起皇冠，让它在灯下闪闪发光。
“除了这个。”他说，“这个非常古老，可能是埃及的，要不是光泽度不好，将会是件无价之宝。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
相反，其他首饰上的宝石，不管是紫水晶、绿宝石、红宝石，还是蛋白石，全都是假的，无一例外。“毫无疑问原先都是好东西，”店员说，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还给她，“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原来那些真正的宝石丢失了，被这些一文不值的玻璃替代。”拉萨拉感到一阵恶心，她深吸了一口气，克制住了恐慌。店员安慰她说：
“这种情况很常见，女士。”
“我知道。”拉萨拉松了一口气，“所以我想把它们出手。”
这时候她已经不再感到心虚了，又做回了自己。她不再兜圈子，从包里掏出那些袖扣、怀表、领带夹、金银勋章，以及其他那些属于总统的不值钱的小物件，全都摆在桌上。
“这些也都卖吗？”店员问。
“全部。”拉萨拉说。
拿到手的瑞士法郎都是崭新的，拉萨拉甚至担心上面新鲜的墨迹会把手指弄脏。她接过钱并没有数。店员把她送到门口，重复了一遍进门时的问候仪式，在为她打开玻璃门的时候，他叫住..了她。
“还有一件事，女士，”他说，“我是水瓶座的。”
傍晚，荷马和拉萨拉带着钱去了总统住的旅馆。数了又数，还差一点儿。于是总统摘下?９9lｉｂ?婚戒，拿出怀表，解下自己正在用的袖扣和领带夹放在床上。
拉萨拉把婚戒还给了他。
“这个不行。”她说，“这样的纪念物不能卖。”
总统顺从了，重新戴上戒指。拉萨拉又把怀表还给他。“这个也不行。”她说。总统不同意，但她坚持把它放回原处。
“在瑞士谁会想到卖表？”
“我们已经卖了一个了。”总统说。
“没错，但那个不是按表卖的，值钱的是金子。”
“这个也是金的。”总统说。
“是金的，”拉萨拉说，“但是您甚至可以不做手术，却不能不知道时间。”
还有一副金眼镜架，她也还给了他，虽然他还有一副玳瑁的。她掂量了一下手中的东西，然后不容置疑地说：
“再说，这些也够了。”
在离开前，她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摘下晾着的湿衣服，打算拿回家烘干熨烫。荷马骑着小摩托，拉萨拉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紫色的黄昏，华灯初上。风吹落了最后几片叶子，树木看起来像是光秃秃的化石。一辆卡车从罗达诺大街开过来，收音机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留下一道音乐的细流。乔治·布拉桑唱道：“我的爱人，请牢牢抓住时间的缰绳，飞逝的时光如同阿提拉的铁骑，所到之处，爱情一片荒芜。”荷马和拉萨拉默默地前行，沉醉在歌声和令人难忘的风信子的味道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如梦初醒。
“真见鬼。”她说。
“什么？”
“可怜的老头，”拉萨拉说，“过的什么鬼日子！”
接下来那个周五，也就是十月七日，总统接受了长达五小时的手术，术后的状况跟术前一样不明朗。事实上，对总统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还活着。十天以后，他被转到了多人病房，允许探视。他像完全变了个人：苍白而茫然，稀疏的头发在枕头上摩擦一下都会掉落。过去优雅敏捷的肢体，现在只剩下双手还算灵活。第一次尝试靠两根矫形拐杖走路，结果令人沮丧。拉萨拉留下来睡在他床边，以省下请夜班护工的开支。头一天晚上，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哭喊了一夜。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打消了拉萨拉最后的疑虑。
在到达日内瓦四个月后，总统出院了。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他那点儿微薄积蓄的荷马支付了医院的费用，开着救护车，跟其他同事一起把他抬上了八楼。他被安顿在孩子们的卧室，这两个孩子，他从来都分不清谁是谁。慢慢地，他接受了现实，用军人般的毅力坚持进行康复训练，终于又能拄着那根手杖走路了。但就算穿上从前的华服，他也已经面目全非，不论是外貌还是言谈举止。由于害怕预报中说的严冬，虽然医生们认为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他还是决定乘坐十二月十三日从马赛出发的轮船回家。事实证明，那确实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到最后，他的积蓄还是不够支付所有开销，拉萨拉想要背着丈夫从为孩子们存的钱里拿出一些来贴补他，却发现那笔钱已经被动过了。荷马向她坦白，他背着她从里面取了一些钱来支付医院的费用。
“好吧。”拉萨拉无奈地说，“就当我们养了一个大儿子。”
十二月二号，漫天飞雪，他们把他送上了一辆开往马赛的火车，回到家时才发现孩子们的床头桌上放着一封告别信，里面有他的婚戒，以及他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他亡妻的婚戒，送给芭芭拉，还有他的怀表，送给拉萨罗。那是一个周日，一些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加勒比邻居也赶到科尔纳万火车站，还请了一个维拉克鲁兹竖琴乐队为他送行。总统穿着邋遢的大衣，围着拉萨拉的彩色长围巾，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一直站在最后一节车厢门口，冒着寒风，挥着帽子向大家告别。当火车开始加速，荷马突然发现总统的手杖还在自己手中，于是跑到站台尽头，把手杖用力扔过去，希望总统能在半空中接住。但是手杖掉在了铁轨上，随即被碾得粉碎。那真是恐怖的一瞬。拉萨拉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只颤抖的手伸向空中，试图抓住那根终究没能够到的手杖，幸亏乘警及时抓住了他的围巾，这位满身是雪的老人才没有摔下去。拉萨拉惊恐地跑向丈夫，努力从眼泪中挤出一丝微笑。
“我的天啊！”她喊道，“这家伙真是命大！”
他发来一通长长的感谢电报，告诉他们他平安地回到了家。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杳无音信。最后他们终于收到一封长达六页的手写信，信中的他同之前已经判若两人。身体的疼痛又回来了，和从前一样剧烈而准时。但他决定置之不理，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诗人艾梅·塞泽尔又送给他一根镶珍珠母贝的手杖，但他决心不再依靠手杖。从六个月前开始，他常常吃肉和各种海鲜，一天最多能喝二十杯黑咖啡，但是再也不看杯托上咖啡渣的排布了，因为从前那些预言最后被证明同事实正好相反。在七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喝了几杯马提尼克精工细酿的朗姆酒，感觉非常好，而且又开始抽烟了。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改善，但也没有恶化。不过，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想告诉他们，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和一个有尊严的祖国，他想回到故乡，投身革新运动的最前线，哪怕只能落个没老死在病榻上这种微不足道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里总结道，日内瓦之旅是天意。
一九七九年六月
圣女
二十二年后，我与马格里多·杜阿尔特重逢了。他突然出现在特拉斯提弗列一条隐秘的小巷里，生涩的西班牙语和那种老罗马人的乐观使我一时间没认出他来。他头发稀疏花白，身上丝毫不见当年那个初到罗马时举止阴郁、一身黑衣的安第斯知识分子的痕迹。但在谈话的过程中，透过岁月的扭曲和欺骗，我一点一点找回了过去的他：神秘，难以捉摸，像石匠一样顽强。在我们以前常去的一家酒吧里，喝完了一杯咖啡，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出了一直在啃噬我内心的那个问题：
“圣女怎么样了？”
“还在那里，”他回答说，“等待着。”
只有我和男高音歌唱家拉斐尔·里维罗·席尔瓦能够理解这个答案有多么沉重。我们对他的故事如此了解，以至于在很多年中我一直觉得，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就是那种等待作家慧眼识珠的角色，也是小说家一辈子苦苦寻找的那种主人公。而我一直没有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无法想象故事的结局。
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来到罗马，当时教皇庇护十二世正饱受打嗝之苦，各路名医庸医都束手无策，连巫师也无能为力。那是马格里多·杜阿尔特第一次离开哥伦比亚安第斯地区托利马省那个地势陡峭的村庄，而这一点从他睡觉的姿势就能看出来。一天上午，他来到哥伦比亚驻罗马领事馆，随身带着一个抛光过的松木箱子，从形状和大小来看，像是大提琴箱。他向领事讲述了令人诧异的来访原因，于是领事给他的同乡，也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拉斐尔·里维罗·席尔瓦打电话，请他帮忙在我们住的公寓里找一个房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马格里多·杜阿尔特连小学都没毕业，但他从事的职业离不开美丽的文字，通过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接触到的印刷品，他获得了进一..步的教育。十八岁时，在市政府做书记员的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但是在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没多久，他妻子就去世了。这个女儿比母亲更美丽，然而在七岁那年，因为一场高烧夭折了。不过，真正属于马格里多·杜阿尔特的故事在他来到罗马之前六个月才开始。那时候，他的家乡要建一座堤坝，他不得不为死去的家人迁坟。和该地区其他居民一样，马格里多把亡人的遗骨掘出来，准备安葬到新墓地去。他的妻子早已化为尘土，而在相邻的墓穴中，夭折的小姑娘却在十一年后依然容颜未改，开棺时甚至可以感觉到安葬时放入棺中的新鲜玫瑰的气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身体完全没有了重量。
这个奇迹一传十，十传百，吸引来成百上千好奇的人，村子里挤得水泄不通。毫无疑问，躯体经久不腐是圣女显灵的明确征兆。连教区主教都认为，这样的奇迹应该呈报梵蒂冈，听听教廷的意见。因此大家筹集了一笔钱，让马格里多·杜阿尔特来到罗马，为一项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９９lｉb?t>的，也不仅仅是他们村的，而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去奋斗。
在平静的帕里奥利区的那栋公寓里，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一边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一边取下挂锁，打开那个精致的箱子。就这样，我和男高音歌唱家里维罗·席尔瓦参与了这个奇迹。她跟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干瘪的木乃伊毫无相似之处。一个穿着婚纱的小女孩，在地下长眠多年之后依然沉睡不醒。她的皮肤光洁温润，睁开的双眼十分清澈，这种感觉让人无法承受：她仿佛正从死亡那一边看着我们。头冠上的缎子和假花在岁月的流逝中没能像皮肤一样保存完好，但当初放在她手中的玫瑰鲜活依旧。当我们把她的身体取出来时，松木箱子的重量确实没有发生变化。
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奔走。起初，出于同情，外交人员还给予协助，无奈效率不高。之后他就靠着自己能想出来的招数克服梵蒂冈的重重障碍。他一直闭口不谈自己的努力，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却徒劳无功。他联络了所有能找到的宗教团体和人道组织，在这些地方人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却并不表示惊奇。他们承诺尽快帮他运作，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事实上，他来得不是时候。所有跟圣座有关的事宜都被搁置了，因为教皇的打嗝危机仍未解除，不但最高超的医学手段束手无策，世界各地送来的巫术偏方也都毫无效果。
终于，七月份的时候教皇庇护十二世痊愈了，去了甘多尔福堡避暑。他一回来，马格里多就带着圣女去了每周一次的接见现场，希望能够向他展示。教皇出现在内院，他所在的阳台很低，马格里多不但能看到他修剪得十分精致的指甲，而且几乎能闻到他呼吸中的薰衣草味。但是，他并没有像马格里多期待的那样，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见者中走一圈，而只是用六种语言发表了一段同样内容的演说，然后就结束了这次公开祈福。
在经历了这么多周折之后，马格里多决定独自面对这些事情。他向教廷国务院递交了一封近六十页的手写信，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已经预料到了，因为接受这封信的官员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几乎懒得正眼看一下这个死去的女孩，经过的职员们看到圣女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其中一人告诉他，上一年他们收到的请求为不腐尸体加封圣号的信件有八百多封，来自世界各地。最后，马格里多请求他验证一下，圣女完全没有重量，这位官员掂量了一下，却不肯予以承认。
“这必须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说。
在不多的空闲时间和夏日炎热的周日，马格里多总是待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地阅读任何在他看来有助于完成自己事业的书。每个月底，他自觉地在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上用首席书记员过分雕琢的书法事无巨细地列出所有开支，以便向家乡的赞助者们提供严格而及时的账目。到那年年底，他对罗马迷宫般的大街小巷已经了如指掌，像是打出生就在这里一样。他能说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词汇量跟他的安第斯西班牙语一样有限。但是关于封谥圣号的程序，他同最懂行的人知道得一样多。但是，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肯换下那一身丧服，脱掉马甲，摘下法官一样的帽子。在当年的罗马，这身行头只有一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秘密组织成员才会穿戴。每天早上，他很早就带着装圣女的箱子出门，有时候晚上很晚才回来，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但心里总是存着一线希望，这希望使他第二天能鼓足勇气再次出发。
“圣人们活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他说。
我那时是第一次来到罗马，在电影实验中心学习，见证了他令人终生难忘的受难过程。我们租住的事实上是一套距博尔盖塞别墅只有几步之遥的现代化公寓，女主人占了两间卧室，把其余四个房间出租给外国学生。我们管她叫“美人儿玛利亚”，她秋华正盛，很漂亮，但喜怒无常。她一贯忠实执行那条神圣的准则：每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都是绝对的主人。事实上，操持日常生活的是她的大姐安东涅塔阿姨，她简直是一位没有翅膀的天使：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到哪儿都带着清洁桶和草编的笤帚，把公寓的大理石地板擦到亮得不可思议。她教我们吃会唱歌的小鸟，那是她丈夫巴尔托利诺抓回来的，当然，这是他们在战争期间养成的坏习惯。最后，当马格里多的旅费不够支付公寓租金的时候，巴尔托利诺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事实上，那套毫无章法的公寓并不适合马格里多的性格气质。每时每刻，公寓里都在发生新鲜事，包括清晨，那时博尔盖塞别墅动物园里的狮子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叫醒我们。男高音歌唱家里维多·席尔瓦有一项特权，他每天的晨练并不会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他清晨六点起床，用冰水洗个药浴，修剪一番他梅菲斯特似的胡子和眉毛，穿戴好苏格兰格子长袍和中国丝绸围巾，喷上古龙水，这才全心全意地投入歌唱练习。即使冬日星辰还在天上闪烁，他也把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先用爱情大咏叹调逐渐升高的音符预热嗓子，直到声音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他每天的期待是，当他从胸腔里发出“do”的时候，博尔盖塞别墅的狮子用一声地动山摇的咆哮与他遥相呼应。
“你真是圣马可再世，我的孩子！”安东涅塔发自内心地惊呼道，“只有他能和狮子对话。”
但有一天早上，出来呼应他的不是狮子。那天，我们的男高音以《奥赛罗》著名悲剧《奥赛罗》改编的歌剧。">中深情的二重唱 href='2074/im'>《夜深沉》开始。突然，从院子深处传来一个优美的女高音与他相和。里维多·席尔瓦接了下去，两个人唱完了整首曲子，周围的住户听得如痴如醉，纷纷打开窗户，让那无可抵挡的爱的洪流净化自己的家。当里维多·席尔瓦知道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黛丝德蒙娜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歌唱家玛利亚·卡尼利亚时，差点儿昏厥过去。
在我的印象里，正是那个小插曲给了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动力来融入公寓的生活。从那时起，他跟大家一起坐在餐桌旁吃饭，而不像以前那样躲在厨房。在餐桌上，安东涅塔阿姨几乎每天都会用最拿手的炖小鸟犒劳他。饭后，为了使我们习惯意大利语发音，美人儿玛利亚给我们读当天的报纸，她随意幽默的新闻评论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一天，在提到圣女时，她说在巴勒莫有一座巨大的博物馆，陈列着很多不腐的尸体，有男有女，有孩子，甚至还有几个大主教，都是从嘉布遣会的一个墓穴里挖出来的。这个消息让马格里多坐立不安，直到我们去了趟巴勒莫。在到处陈列着干枯木乃伊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展厅转了一圈之后，他放下心来。
“不是一回事儿。”他说，“这些人一看就知道已经死了。”
八月份，午饭过后，整个罗马都昏昏欲睡。正午的骄阳一动不动地挂在天空，在下午两点的寂静中只能听到潺潺的水声，那是罗马最自然的声音。但是到了晚上七点，清凉的空气开始流动，家家户户都打开窗户，透气纳凉。在摩托车的突突声、西瓜小贩的叫卖声和露台上花丛里的情歌声中，人们兴高釆烈地涌上街头，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的欢愉。
我和里维多·席尔瓦不午睡。他骑着小摩托，我坐在后座，给在博尔盖塞别墅的百年月桂树下走来走去、迎着大太阳等待失眠的游客的年轻妓女送去冰激凌和巧克力。她们漂亮、贫穷、热情，跟那时候大多数意大利女人一样，穿着蓝色的薄纱、玫红色的塔夫绸、绿色的亚麻，打着阳伞。那些阳伞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已经变得陈旧斑驳。和她们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因为彼时她们把自己的职业规矩丢到一边，冒着错过某个大主顾的危险，跟我们去街角的酒吧喝着咖啡畅聊，或者坐在租来的彩车里沿着公园的小路兜风，或者为那些被赶下台的国王及其不幸的情人们嗟叹一番，从前他们总在傍晚时分在跑马场扬鞭纵马。我们还不止一次为她们充当翻译，同某个毫不掩饰意图的外国佬谈生意。
但我们带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去博尔盖塞别墅并不是为了她们，而是要带他去认识一下那头狮子。它自由自在地居住在一个小小的荒岛上，四面都是深深的壕沟。一看到我们出现在对岸，它就开始不安地吼叫，连饲养员都觉得奇怪。公园里的游客们惊讶地围拢过来。男高音歌唱家试图用他每天早晨那中气十足的“do”来向狮子表明身份，但狮子毫不理睬。虽然看上去它是不加区分地对着我们所有人大吼，但饲养员立刻就发现，它只对着马格里多吼叫。没错，他移动，狮子也跟着移动，而只要他藏起来，狮子就会安静下来。狮子的饲养员，同时也是锡耶纳大学古典文学的博士，觉得马格里多当天肯定跟其他狮子在一起待过，身上沾染了其他狮子的气味。除了这个并不成立的解释，他想不出别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他说，“这是表示同情的吼叫，不是宣战。”
然而，让男高音歌唱家里维多·席尔瓦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那超自然的一幕，而是他们停下来和公园里那些女孩交谈时马格里多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在饭桌上评论了这件事，而我们其他人，有的出于戏谑，有的出于同情，都一致认为，如果能帮助马格里多排遣寂寞，那将是一件好事。美人儿玛利亚也被我们的好心肠感动了，她用堆满五光十色戒指的双手捂住自己傲人的胸脯。
“出于怜悯，我本来可以帮帮他。”她说，“但我实在无法接受和穿马甲的男人上床。”
就这样，下午两点，里维多·席尔瓦去了博尔盖塞别墅，用他的小摩托载回了他认为最适合给予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一小时销魂时光的女孩。他让她在自己的房间脱光衣服，用香皂给她洗了澡，擦干，喷了点儿古龙水，还用自己含樟脑的须后爽肤粉涂遍她全身。最后，他付了刚才所花时间外加一小时的钱，并一字一句地面授机宜，告诉她该怎么做。
这个一丝不挂的漂亮女孩儿踮着脚尖穿过昏暗的房子，像是梦境中的幽灵，在最里面的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光着脚，赤裸着上身，打开门。
“晚上好，年轻人。”她用女学生的声调和语气说，“是男高音歌唱家叫我来的。”
马格里多一本正经地接待了这位意外的访客。他打开门让她进来，她躺倒在他的床上，他则匆忙套上衬衫，穿上鞋子，以示对她的尊重。然后他在她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幵始和她聊天。女孩很惊讶，劝他抓紧时间，因为只有一个小时。但他却一直装糊涂。
后来那个女孩说，她当时真的想让他愿意聊多久就聊多久，而且不收一分钱，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守礼的男人了。由于感到无所事事，她用目光扫视房间，发现了放在璧炉上的木头箱子。她问那是不是萨克斯。马格里多没有回答，而是把百叶窗拉开一点儿，好让屋里进来一些光线，然后把箱子抱到床边，打开盖子。那女孩试图说点儿什么，但合不拢嘴。或者就像她后来跟我们说的：连屁股都愣住了。她落荒而逃，但跑进走廊时弄错了方向，正好撞上要去我房间换灯泡的安东涅塔阿姨。两人都吓了一跳，以至于那个女孩一直不敢离开里维多·席尔瓦的房间，直到深夜。
安东涅塔阿姨后来一直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进我房间的时候，她吓得两手发抖，没有办法拧灯泡。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座房子里有鬼，”她说，“现在居然大白天就出来了。”她非常确定地跟我说，在战争期间，就在男高音歌唱家住的那个房间里，一个德国军官把他情人的头给砍了下来。在打扫房子的时候，她有好几次看到那个女鬼蹑手蹑脚地在走廊里走动。
“我刚看见她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跑。”她说，“一模一样！”
秋天到了，罗马又恢复了一贯的作息。随着第一阵秋风扫过，夏天里鲜花盛开的露台纷纷关闭了。我和里维多·席尔瓦又开始光顾特拉斯提弗列那家老旧的小餐馆。卡洛·卡尔卡尼伯爵的音乐系学生和我在电影学院的一些同学是这里的常客。我的同学中最常来的是拉基斯，一个聪明又和善的希腊人，他唯一讨人厌的地方就是经常发表一些痛斥社会不公的演说，令人昏昏欲睡。幸好只要我们的男高音女高音歌唱家们一展歌喉，那些美妙的歌剧几乎总能令他偃旗息鼓，而且就算是在深夜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反感。相反，一些夜间外出的路人会加入到合唱中，而附近的居民则打开窗户鼓掌喝彩。
—天晚上，我们正在唱歌，马格里多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生怕惊扰我们。他依然带着那只松木箱子，因为向圣胡安·德拉特朗大教堂的神父展示过圣女之后，还没来得及送回公寓。这位神父在圣礼会的影响力人尽皆知。我用余光看到他把箱子放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下面，然后坐下来，这时候我们正好唱完了。跟平时一样，一到午夜时分，餐馆里开始变得空旷，我们把几张桌子拼起来，之前在唱歌的，加上我们这些谈论电影的，以及所有人的朋友，都聚在一起。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亦在其中。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沉默而忧伤的哥伦比亚人，但都对他毫无了解。拉基斯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会拉大提琴。我吃了一惊，觉得他的问题很冒失，也很难搪塞。里维多·席尔瓦跟我一样浑身不自在，但也没能化解这个尴尬的局面。唯一神情自若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是马格里多本人。
“这不是大提琴，”他说，“是圣女。”
他把箱子放到桌上，打开挂锁，掀开盖子。整个餐馆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其他没走的顾客、服务员，最后连围裙上血迹斑斑的厨工们都出来了，目瞪口呆地聚集在一起瞻仰这个奇迹。有些人画着十字，一个女厨工双手合十跪下，一边像发高烧似的瑟瑟发抖，一边默默祷告。
然而，最初的震惊过后，我们陷入了一场声嘶力竭的争论，主题是这个时代神圣的缺乏。拉基斯自然是最激进的一个。但到最后，他唯一讲清楚的提议是以圣女为题材拍一部批判电影。
“我敢肯定，”他说，“老切萨雷不会放过这个题材。”
他指的是我们的情节和剧本老师切萨雷·扎瓦蒂尼。他是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保持着私人关系的老师，他希望在向我们传授技艺的同时，也教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看待生活的方式。他简直是一架编剧机器，情节自发地从他脑袋里涌出来，几乎不受他本人控制。而且这些灵感总是来得太急，他不得不求助他人：他大声讲出他想到的，其他人则记下这些稍纵即逝的念头。只有全都讲出来，他才能平静下来。“真遗憾，它们不得不被送上大银幕。”他说。因为他认为，被拍成电影后，这些情节会丧失很多原始的魔力。他把这些想法都记在卡片上，按照题材分类，用大头针钉在墙上。这样的卡片越来越多，占据了他家整整一个房间。
接下来那个周六，我们带着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去拜访他，并事先打电话说了我们的主意。这个题材是如此吸引他，我们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在安吉拉·梅里西大街住所的大门口焦急地等着了。他顾不上像平时一样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直接把马格里多带到一张准备好的桌子旁，然后亲手打开了箱子。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原本以为他会为之疯狂，但他的脑子似乎突然停摆了。
“难以置信。”他惊魂未定地喃喃自语。
他注视着圣女，沉默了两三分钟，亲手合上箱子，一句话也没说，像领着一个学步的孩子一样把马格里多领到门口，告别时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谢谢，孩子，非常感谢。”他说，“上帝与你同在，陪你一起战斗。”然后他关上门，转向我们，宣布了判决。
“这不适合拍成电影。”他说，“没有人会相信。”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们还在回味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既然他这么说了，那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这个题材不适合拍电影。然而，我们刚回到公寓，美人儿玛利亚就转达了扎瓦蒂尼的紧急口信，让我们当天晚上去找他，但不要带马格里多。
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拉基斯带来了两三个同学，但他开门时似乎根本没看见他们。
“有了！”他大声喊道，“如果马格里多能实现奇迹，让圣女复活，这部电影将是一枚重磅炸弹。”
“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问。
他强压不快。“别傻了。”他说。但是，马上我们就看到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好像又冒出了一个诱人的想法。“除非能在现实生活中让她复活。”他说，然后很严肃地思索道：
“不妨一试。”
但这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他回到正题，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个快乐的疯子，手舞足蹈地大声讲述他的电影。我们听得如坠云雾，一幅幅画面好像一群群发光的小鸟四散奔逃，在屋里疯狂地飞来飞去。
“一天晚上，”他说，“那时候已有二十位教皇相继离世，却从来没有哪个接见过他们。年迈的马格里多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打开箱子，抚摸着死去的小女孩的脸，用全世界最温柔的声音对她说：‘看在父爱的分上，我的女儿，站起来吧！ ’”
他看着我们所有人，用一个胜利的手势结束了畅想：
“于是小女孩就站起来了！”
他一定期待我们有所反应。但我们太困惑了，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希腊人拉基斯，他像在课堂上一样，举手请求发言。
“我 7684." >的问题是，我没办法相信。”他说，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他直视着扎瓦蒂尼，“原谅我，老师，但是我不相信。”
这下轮到扎瓦蒂尼目瞪口呆了。
“为什么不信？”
“我怎么知道。”拉基斯烦躁地说，“这不可能。”
“见鬼！”老师的咆哮估计整个社区的人都能听到，“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最让我厌烦的地方：不相信现实。”
马格里多亲口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他每年都带着圣女前往甘多尔福堡，看看有没有机会展示她。在一次约有两百名拉丁美洲信徒参加的接见会上，夹在推推攘攘的人群中，他终于得以向仁慈的若望二十三世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他没能向教皇展示圣女，由于现场的安保措施，他不得不把箱子留在入口处，同其他信徒的行囊堆在一起。在人群中，教皇尽量专注地听完了他的讲述，然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颊，以示鼓励。
“做得好，我的孩子。”他说，“上帝会回报你的坚持。”
然而，他真正感到离实现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是在永远面带微笑的阿尔比诺·卢恰尼短暂的任期内。这位教皇的某个亲戚被马格里多的故事打动了，承诺帮他转达。当时谁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两天后，大家都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来敲公寓的门，给马格里多捎来一个简短的口信：不要离开罗马，在周四前梵蒂冈会召见他，而且是私人接见。
最终也没有人知道那究竟是不是一个玩笑。但马格里多不这么认为，他一直保持警醒，寸步不离公寓。即使不得不去上厕所，他也会大声宣布：“我去上厕所！”踩在老年门槛上的玛利亚魅力依旧，每当这时就会发出单身女人那种肆无忌惮的大笑。
“知道啦，马格里多。”她喊道，“万一教皇召见你。”
第二个星期，离口信里通知的日期只剩两天的时候，有人从门底下塞进来一张报纸，马格里多一看到大标题就瘫倒了：教皇驾崩。有一瞬间，他徒劳地希望这是一张送错的过期报纸，因为每个月死一个教皇，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正是如此：永远面带微笑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三十三天前刚刚当选的新教皇，天亮时被发现死在了床上。
认识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二十二年以后，我回到了罗马。如果不是偶遇，我也许都不会想起他。岁月的蹂躏让我背负了太多，根本无暇顾及他人。那天一直下着黏黏糊糊的小雨，浑浊如温汤，旧日时光钻石般的光芒也变得暗淡，那些曾经熟悉的、时时牵动我乡愁的地方都已变得陌生而遥远。那套公寓所在的那栋楼面>?９９ｌｉｂ.貌依旧，但是没有人知道美人儿玛利亚的消息。男高音歌唱家里维罗·席尔瓦在过去那些年中留给我的六个电话号码全都无人接听。有一次，跟一帮年轻的电影人共进午餐时，我回忆起我的老师，有一会儿整桌人突然都不说话了，直到有人壮着胆子说：
“扎瓦蒂尼？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错：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博尔盖塞别墅的大树在雨中显得乱蓬蓬的，落魄公主们的跑马场上长满了无花的低矮灌木。从前的漂亮女孩们被穿得雌雄难辨、毫无品位的运动员一样的女人所代替。已经荒废的动物园里，唯一的幸存者是那头老狮子，浑身长满疥疮，在臭水沟环绕的小岛上瑟瑟发抖。西班牙广场那些装修一新的餐馆里，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怀念的那个罗马已经成了恺撒们的古罗马城中的另一个古罗马城。突然，一个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声音让我在特拉斯提弗列的一条小巷里猛地停住了脚步。
“你好啊，诗人。”
是他，他老了，满脸疲倦。已经有五个教皇去世了，不朽的罗马开始显露出颓败的征兆，而他还在等待。我们一起度过了近四个小时的怀旧时光。“我已经等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太遥远了。”分别的时候他说，“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事了。”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路中间，穿着军靴，戴着那顶褪色的老罗马人的帽子，毫不在意雨后路上的水洼，里面的积水反射的光线开始暗下来。于是我心中再无疑问，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真正的圣人是他。不知不觉，通过女儿不腐的身躯，他为完成自身加入圣人之列这项无可非议的事业已经奋斗了二十二年。
一九八一年八月
睡美人航班
她很美，身手灵活，面包色的柔嫩肌肤，杏仁绿的眼睛，头发又黑又直，披在背上。她身上有一种古典气质，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也可能是安第斯山脉的。她的穿着显示出她精致的品位：猞猁皮外套，暗花真丝衬衫，亚麻色长裤，线条优美的玫红色高跟鞋。看到她如母狮般悄无声息地经过时，我暗想：“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那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登机，准备飞往纽约。她仙女般的身影如惊鸿掠过，消失在大厅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那时正是早上九点。从头天晚上开始巴黎就一直在下雪，城里的道路比平日更加拥堵，而高速公路的状况甚至更糟，载货卡车在最外侧的车道排成长龙，小汽车则在雪中冒着白烟。但机场大厅仍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我在队伍中等着换登机牌，前面是一个荷兰老太太，为了她那十一件行李的重量问题跟工作人员争执了近一个小时。正当我开始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那个身影一闪而过，让我呼吸骤停，甚至不知道前面那场争吵是如何收场的，直到工作人员的一句责备把我从云端拉回来。为了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当然，”她说，“你不可能以别种方式陷入爱情。”她一直盯着电脑屏幕，问我想要什么样的座位，吸烟区还是无烟区。
“无所谓。”我刻意说，“只要别把我安排在那十一件行李旁边就行。”
她用一个职业的微笑表示了感谢，目光仍然没有离开闪烁的屏幕。
“挑一下座位号。”她说，“三、四和七。”
“四。”
她的微笑中闪过一丝得意。
“我在这儿工作了十五年，”她说，“第一次有人没有选七。”
她给登机牌打上座位号，同我的其他证件一起递给我。这是她第一次抬头看我，那双黑葡萄般的眼睛让我在和刚才那位美人重逢之前感到些许慰藉。直到这时她才提醒我，机场刚刚关闭了，所有的航班都推迟了。
“推迟到什么时候？”
“上帝愿意的时候。”她微笑着说，“今早的广播说这将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雪。”
他们错了：那是整个世纪最大的一场雪。但贵宾候机室里洋溢着浓浓春意：花瓶里插着新鲜的玫瑰花，甚至播放的音乐都是那样高贵安详，一如创作者的初衷。我突然想到，对于那位美人来说，这里是合适的栖身之所。于是我去了另外几个候机室寻找她，脸皮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但是那里坐的大都是世俗的男人和他们的太太，男人们读着英文报纸，女人们一边透过全景玻璃眺望雪中一动不动的飞机、冰封的工厂和鲁瓦西被强权毁掉的辽阔耕地，一边想着别的男人。到了下午，候机室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闷热得令人无法忍受，于是我逃了出去，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在外面，我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挤不进候机室的形形色色的旅客在令人室息的走廊甚至是楼梯上安营扎寨，跟宠物、孩子和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原来，机场跟城里的交通也中断了，这个透明的塑料宫殿看起来像是一个搁浅在风暴中的巨大的太空舱。那位美人一定也在这些乱糟糟的、无精打采的人群中的某个地方！我无法遏制这个念头，这样的幻想让我重新打起精神来继续等待。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难民。机场的七个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都挤满了人，门口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不到三个小时他们就不得不关门歇业，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人吃喝了。孩子们同时开始啼哭，那一瞬间好像全世界的孩子都集中到了这里。一种畜群的气味开始在人群中扩散，到了解决生理需要的时间。我唯一抢到的食物是一家儿童商店里的最后两杯奶油冰激凌。店里的顾客渐渐散去，服务员开始把椅子倒扣在桌子上。我在吧台慢慢地吃着冰激凌，从远处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纸杯和最后一把纸勺，想着我的美人。
原定于上午十一点飞往纽约的航班终于在晚上八点起飞了。当我总算走进机舱时，头等舱的旅客都已落座。一位空姐把我带到我的座位旁。那一刻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在我的邻座，舷窗旁边，那位美人正在整理她的座位，俨然是专家级的空中飞人。我暗想：“如果有一天我把这番经历写下来，没有人会相信。”我犹疑着用半生不熟的法语打了个招呼，她没有注意到。
她把座位布置得就像要在这儿住上好几年一样，每样东西都整齐地放到各自的位置，直到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得像个理想居所，一切都触手可及。就在她收拾的时候，男空乘送来了迎客香槟。我端起一杯想递给她，但幸好及时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只想要一杯白水。她先是用难以听懂的法语，然后又用并不比法语好多少的英语，要求男空乘在飞行过程中不要因为任何理由叫醒她。她的嗓音沉郁而温和，带着一种东方式的忧伤。
等水送到，她把一个四角包铜、像是老祖母的古董箱的梳妆盒放在膝盖上打开，从里面一个小匣子里一堆五颜六色的药片中拿出两片金色的。所有这一切她做得有条不紊，仿佛从出生起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在她意料之中。最后，她拉下舷窗的帘子，把椅..背调到最低，没有脱鞋，把毯子拉到腰际，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座椅上，开始睡觉。在飞往纽约的漫长的八小时十二分钟里，没有醒过一次，没有发出过一声叹息，也丝毫没有变换过姿势。
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旅程。我一直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什么能比佳人更美，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在我身边熟睡的来自神话中的精灵的魔力，哪怕只是一瞬间。飞机刚一起飞，那位男空乘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秉承笛卡尔怀疑主义哲学的空姐。她试图叫醒美人，把洗漱用品和听音乐的耳机交给她。我向她转述了美人对之前那位男空乘说过的话，但这位空姐非要听到她亲口宣布连晚饭也不想吃，最后那位男空乘不得不亲自向她证实此事。即便如此，她还是怪我多事，因为美人没有在脖子上挂上“请勿叫醒”的小纸牌。
我孤独地享用了晚餐，心中默念着如果美人醒着我会对她说的话。她的梦是如此平静，有一会儿我甚至担心她吃那些药片不是为了睡眠，而是为了死亡。在喝每一口酒之前，我都举杯向她致辞：
“祝你健康，美人。”
晚餐过后，客舱的灯都熄灭了，屏幕上开始播放无人欣赏的电影，我们两人在幽暗中独处。本世纪最大的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大西洋上无边无际的夜空明净清澈，飞机似乎浮在星辰间静止不动。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得以一寸一寸地仔细欣赏她。在她身上唯一能觉察到的生命迹象是她眉间掠过的梦的影子，就像云朵在水中的投影。她脖子上戴着一根极细的链子，在金色的皮肤上几乎看不见。她的耳朵形状完美，没有耳洞，指甲泛着健康的玫瑰色光泽，左手上戴着一枚素圈指环。因为她看上去最多二十岁，我安慰自己说，这不是婚戒，只代表一段不会天长地久的恋情。借着香槟带来的微醺，我一遍遍地默诵赫拉尔多·迭戈那首精妙的十四行诗：“知道你已入睡，平静，安详/模糊的容颜，纯净的线条/如此贴近，我却被捆缚双手。”随后，我把椅背调到跟她一样的高度。我们肩并肩躺在一起，比在一张双人床上的距离还要近。她呼出的气息同她的嗓音一样醇美，她的皮肤散发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那一定是美丽自身的味道。这一切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去年春天我读了一本川端康成的唯美小说，书中描写东京大资产阶级的老男人们不惜豪掷千金，只为了能整夜端详城里最美丽的女孩，她们全身赤裸，在药物的作用下昏睡，而他们则在同一张床上苦苦忍受爱的煎熬。他们不可以叫醒她们，也不能触摸，甚至没有意愿这么做，因为这种快感的精华就在于看着她们熟睡。那一晚，守护着美人的梦，我不但理解了这种迟暮老人的精致怪癖，而且充分体验了一把。
几杯香槟使我内心的爱意愈加澎湃。“谁会相信呢，”我对自己说，“在这一点上我居然像个日本老男人。”
在香槟的作用下，在电影无声的明灭中，我好像睡着了几个小时，醒来时头痛欲裂。我去了趟洗手间。我后面隔着两个座位，那个带了十一件行李的老太太正四仰八叉地摊在座椅上，看上去像是一具被遗忘在战场上的尸体。她的老花镜掉在走廊正中央，上面还拴着彩色珠子串成的颈链。我没有帮她捡起来，有一瞬间甚至因为自己的小心眼而窃喜。
在把香槟的残余物排泄出去以后，我惊讶地看着镜中狼狈而丑陋的自己，惊觉爱情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突然，飞机向下冲去，努力保持直线继续疾速飞行。“请回到座位”的指示灯亮了。我急匆匆地跑出去，幻想着只有上帝制造的混乱才能让美人醒来，她将惊慌失措，不得不躲进我的怀中。匆忙中我差点儿踩到那个荷兰老太太的眼镜，如果真是那样我会很高兴的。但我还是往回走了几步，将它捡起来放在她的膝头，突然很感激她没有在我之前要走四号座位。
她的睡眠是不可战胜的。当飞机终于平稳下来时，我不得不拼命忍住冲动，才没有随便找个理由把她摇醒。在最后一小时航程中，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到她醒来，哪怕她怒气冲冲，好让我重获自由，也许是重获青春，但是我做不到。“见鬼，”我真瞧不起自己，“为什么我不是金牛座呢。”在着陆的指示灯亮起的一刹那，她没有借助外力就醒了，看上去是如此美丽而生机勃勃，像是刚在玫瑰花丛里睡了一觉。这时我才发现，飞机上的邻座就像老夫老妻，早晨醒来时不会互道早安。她也没有。她摘下眼罩，睁开亮晶晶的眼睛，调直椅背，把毯子扔到一边，甩了甩头发，那些头发借助自身的重量自然而然就变得垂顺了。她将梳妆匣放在膝盖上，简单地化了下妆，其实毫无必要。她做这一切所花的时间刚好使她在舱门打开之前无须看我一眼。门..一开，她就穿上猞猁皮外套，几乎是从我身上跨了过去，留下一句礼节性的“抱歉”，用的是纯正的美洲西班牙语。她走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更没有哪怕是半句感谢，感谢我为了我们的快乐夜晚付出了那么多，就这样消失在纽约亚马孙雨林一样密集的高楼大厦间的阳光之中。
一九八二年六月
占梦人
上午九点，我们正在哈瓦那·里维埃拉酒店的露台上享用早餐，烈日下，海水突然掀起一个巨浪，把沿着海堤大道行驶的和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汽车抛到半空中，其中一辆嵌进了酒店的侧墙。..就像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大厅的彩色玻璃窗碎了一地，这座二十层的建筑中弥漫着恐慌。休息室的众多游客同家具一起被气流掀到空中，有几个还因为纷飞的玻璃碴受伤了。这浪一定大得惊人，因为防波堤和酒店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双向车道，而浪头不但越过了马路，还余下足够的力量把玻璃拍得粉碎。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天性乐观的古巴志愿者们不到六个小时就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了。朝向大海的门关闭了，打开了另一侧的门，一切又都恢复了秩序。整个上午谁也无暇顾及嵌入酒店侧墙的那辆车，大家都以为它原先是停在人行道上的。但当起重机把车从墙洞里取出来时，人们发现驾驶座上有一具系着安全带的女性尸体。这野蛮的一击使她粉身碎骨，面容已无法辨认，靴子撕裂了，衣服也成了碎片，手上戴着一枚镶着绿宝石眼睛的蛇形金戒指。警察证实，她是新任葡萄牙大使的管家。事实上，两个星期之前她刚跟着大使一家来到哈瓦那，这天早晨开着一辆新车去市场釆购。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时，对她的名字没有任何印象，倒是那枚镶绿宝石眼睛的蛇形戒指让我十分好奇。但我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戴在哪根手指上。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因为我担心那是一位我难以忘怀的故人，虽然我一直都不知晓她的真实姓名。她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同样的戒指，在那个时代很不寻常。认识她是在三十四年前的维也纳，在一个拉丁美洲学生爱光顾的小餐馆，吃着香肠配煮土豆，喝着桶装啤酒。那天早上我刚到维也纳，我还记得对她的第一印象：女高音歌唱家那般惊人的胸脯，大衣领子上垂顺的狐狸尾巴，以及那枚埃及蛇形戒指。我以为她是那家木头搭的狭长的小餐馆里唯一的奥地利人，因为她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很杂的口音。但是我错了。她出生在哥伦比亚，在两次大战之间来到奥地利学习音乐和唱歌，那时她几乎bbr>99lｉｂ?还是个孩子。我遇到她时，她大约三十岁，保养得不好，应该不曾美丽过，就已提前开始衰老。不过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同时也非常可怕。
那时的维也纳依然保持着古老帝都的派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它正位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黑市和全世界间谍活动的天堂。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适合我这位流落异乡的同胞。她一直在街角这家学生餐厅用餐，只为缅怀故土。因为以她的财力完全可以立刻买下它，连同里面的所有食客。她从没提起过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总是用维也纳的拉丁美洲学生给她取的德语绕口令似的外号称呼她：弗劳·弗里达。刚一认识，我就冒冒失失地问她，在一个如此遥远、同金迪奥的狂风峭壁如此迥异的世界，她是如何立足并发迹的。她掷地有声地回答：
“我受雇做梦。”
事实上，这的确是她唯一的职业。她出生在古老的卡尔达斯—个殷实的小商人家庭，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从她牙牙学语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天在早餐前讲述自己的梦，这时候能回忆起的内容保存着最纯粹的预见性。七岁时，她梦见一个弟弟被激流冲走。全然出于迷信，母亲禁止那个孩子在小溪里游泳，虽然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但是弗劳·弗里达对于解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这个梦的含义，”她说，“不是说他会溺水而亡，而是说他不应该吃甜食。”
这似乎只能解释为她不怀好意，因为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离开了周末甜点，简直活不下去。然而他们的母亲已经对女儿的预言天赋深信不疑，一丝不苟地遵照这一警告执行。但是某天她一个疏忽，那孩子在偷吃一颗糖球时噎住了，谁也无力回天。
弗劳·弗里达从没想过这项天赋可以作为职业，直到在维也纳残酷的严冬，生活扼住了她的咽喉。她敲了遇到的第一栋想要住在里面的房子的门求职。被问到会做什么时，她实话实说：“做梦。”只消几句简单的解释，这家的主妇就接纳了她。虽然薪水几乎不够应付日常开支，但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房间和一日三餐。尤其是早餐时间，全家人坐在一起了解家庭成员当天的运势。这家的父亲有产业，有教养，母亲天性快活，热爱浪漫主义的室内乐，两个男孩分别是十一岁和九岁。全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因此易于相信这些古老的迷信。他们乐于接纳弗劳·弗里达，唯一的要求是她得通过解梦为全家预测每日运程。
她做得很好，而且做了很多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那时现实比噩梦更可怕。早餐时间，只有她才能决定每个人当天该做什么，怎么做，直到最后她的预言成为这栋房子里唯一的权威。她对这个家庭的统治是绝对的：哪怕最细微的叹息都出自她的命令。我在维也纳那段时间，这家的一家之主刚刚过世，临终前慷慨地赠予她一部分产业，唯一的要求就是她继续为这家人做梦，直到她不复有梦。
我在维也纳待了一个多月，同一群学生挤在狭小的陋室中，等待着一笔终究没能到手的钱。在小餐馆里，由于她的慷慨，弗劳·弗里达每次不期而至对于为穷困所虏的我们来说都有如过节一般。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开怀畅饮，她凑到我耳边告诉了我一个她十分确定的刻不容缓的消息。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昨晚我梦见你了。”她说，“你应该马上离开维也纳，五年之内不要回来。”
她言之凿凿，当天晚上就把我送上了开往罗马的最后一班火车。她的话对我影响至深，从那以后我一直自认为是一场未知的灾难的幸存者。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回过维也纳。
在哈瓦那的这场灾难发生之前，我曾在巴塞罗那遇到过弗劳·弗里达。那次见面非常出人意料，在我看来甚至有些神秘。那天，巴勃罗·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的目的地是瓦尔帕莱索，在悠闲的海上行程中安排了西班牙这一站。他一早上都跟我们在旧书店里大淘特淘。在波特书店，他花了相当于在仰光领事馆两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本几乎已经散架的旧书。他像一头笨拙的大象在人群中走动，对任何事物的内在机制都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在他眼中，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生活在齿轮的转动中演绎。
我没见过有谁比他更像人们想象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贪嘴而精致。他总是不自觉地就成了饭桌上的主导者。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给他戴上一个围兜，不像是餐巾，倒像是理发用的，这是避免他弄得满身酱汁的唯一办法。那天在卡瓦列拉饭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吃了三只完整的龙虾，剥龙虾的手艺堪比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同时还用目光贪婪地扫荡所有人的盘子，并从每个人那里都尝了一点儿。那种快活劲儿很有感染力，使大家胃口大开：加利西亚的蛤蜊，坎塔布连的龟足螺，阿利坎特的螯虾，布拉瓦海岸的海参。与此同时，他就像个法国人一样，不停地谈论其他各种美味佳肴，尤其是多年前品尝过的智利海鲜，他一直铭记于心。突然，他停止进食，警觉地探查了一番，然后很小声地对我说：
“背后有人一直在看我。”
我从他的肩头看过去，果然如此。在他背后，隔着三张桌子，坐着一个镇定自若的女人，戴着一顶过时的阔边帽，围着一条紫红色围巾，嘴里慢慢地咀嚼着，视线没有离开过他。我立刻就认出了她。老了，胖了，但毫无疑问是她，食指上戴着那枚蛇形戒指。
她从那不勒斯过来，和聂鲁达一家坐同一条船，但在船上没有见过面。我邀请她到我们桌上来喝杯咖啡，并建议她讲讲她的梦，让诗人惊讶一下。但是他没有理会，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相信那些在梦中得到的预兆。
“只有诗歌能洞察一切。”他说。
午饭过后，大家免不了要在兰布拉大街散会儿步。我故意落后几步，避开探究的目光，以便跟弗劳·弗里达叙叙旧。她告诉我，她卖掉了奥地利的产业，在葡萄牙的波尔图过上了退休生活。据她描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小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山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的整片海洋。虽然她没明说，但是从言语间很容易听出，在无数个梦与梦之间，她已经完全拥有了应避免提及的维也纳那户雇主的财产。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一直都认为她所谓的解梦不过是谋生的伎俩。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她发出抑制不住的大笑。“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大胆。”她说。但是她没再说什么，因为其他人都停下来等着看聂鲁达用智利土话逗兰布拉鸟店的鹦鹉。当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时，弗劳·弗里达换了个话题。
“顺便说一句，”她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回维也纳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从我们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就算你的梦不准，我也不会回去了。”我说，“以防万一。”三点时我们同她告辞，陪聂鲁达去睡他神圣的午觉。他是在我们家睡的，之前我们做了一番隆重的准备，那阵势让人想起日本的茶道：必须打开一些窗户，关上另外一些，为的是把温度调节到某个精确的度数，并确保从某一方向射进某种程度的光，还有绝对的安静。聂鲁达立刻就睡着了，让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他十分钟后就醒了，像孩子一样。当他再次出现在客厅时，已经恢复了精神，脸颊上带着枕头上的图案压出的印记。
“我梦见了那个做梦的女人。”他说。
玛蒂尔德让他讲讲那个梦。
“我梦见她梦见了我。”他说。
“这是博尔赫斯的情节。”我说。
他失望地看着我。
“已经被写过了？”
“就算现在还没写，总有一天他会写的。”我说，“这将是他的迷宫之一。”
下午六点，一上船，聂鲁达就把我们撇到一边，在一张僻静的桌子旁边落座，开始写下流畅的诗句，用的绿色墨水笔正是他在自己的书的题献页画花鸟和鱼的那一支。在广播第一次提醒旅客上船时，我们到处找弗劳·弗里达，最后当我们准备不辞而别时，在普通舱的甲板上遇到了她。她也刚从午睡中醒来。
“我梦见了那位诗人。”她说。
我十分惊讶，请她讲讲这个梦。
“我梦见他梦见了我。”她说。我脸上的惊讶使她感到困惑：“你怎么了？有时候，在一大堆梦里，总有个别的跟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想起过她，直到得知里维埃拉酒店遇难的女人手上戴着一枚蛇形戒指。因此，几个月之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碰到葡萄牙大使时，我忍不住向他打听那个女人。大使谈起她时带着狂热和深深的景仰。“您无法想象她有多么特别，”他说，“您会忍不住想要写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接着，他用同样的语气讲述起那些令人惊讶的细节，但是没有哪句话能给我提示，让我得出明确的结论。
“具体来说，”我最终问道，“她是做什么的？”
“什么也不做，”他似乎有些失望，“她只做梦。”
一九八〇年三月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个下雨的春日傍晚，玛利亚·德拉卢斯·塞万提斯独自开着租来的车前往巴塞罗那，途经莫内格罗斯荒漠时车子抛锚了。她是墨西哥人，二十七岁，端庄漂亮，几年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杂耍演员。她丈夫是一位赶场魔术师，那天她在萨拉戈萨拜访了几个亲戚之后，正要赶回去同他会合。在雨中对着疾驰而过的小汽车和货车打了一个小时的救助手势后，她几乎已经绝望了。这时，一辆破旧大巴的司机对她心生怜悯。但他提醒她说，他带不了她太远。
“没关系，”玛利亚说，“我只需要一部电话。”
没错，而且她打电话也只是为了告诉丈夫，晚上七点之前她到不了家。正值四月，她穿着一件学生式的外套和一双沙滩鞋，淋得像只落汤鸡。而且，这个意外事故让她心慌意乱，把钥匙落在了车里。大巴上有一个跟车的女人，穿着打扮像个军人，言谈举止却十分温柔。她递给玛利亚一块毛巾和一条毯子，并在身边给她腾了个座位。把自己擦得半干后，玛利亚坐了下来，裹上毯子，试图点根烟，但火柴都已经淋湿了。邻座的女人给她递了火，向她要了一根烟，她身上也只剩几根没淋湿的了。抽着烟，玛利亚逐渐恢复了平静，说话的嗓音盖过了雨声和大巴发出的噪音。邻座的女人把食指放到嘴唇上打断了她。
“她们都睡着了。”她轻声说。
玛利亚扭头看过去，大巴里坐满了年龄不详、状态各异的女人，都裹着跟自己身上一样的毯子在熟睡。被她们的安详所感染，玛利亚蜷缩在座位上，在雨声中渐渐睡着了。她醒来时天已经黑了，雨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安静。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以及自己此刻身在何方。邻座的女人态度很警觉。
“我们这是在哪儿？”玛利亚问她。
“我们到了。”那女人回答。
大巴正在驶入一个石铺的庭院，里面的建筑高大阴森，看起来像密林深处的老修道院。院子里亮着一盏灯，惨淡的灯光照着车里的乘客，她们都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直到那位军人外表的女人像幼儿园老师那样用一套简单的指令指挥她们下车。所有人都很老，行动迟缓，在院中幽暗的光线下，像一群梦中的幽灵。玛利亚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她开始觉得这些人是修女，但是，当她看到几个穿制服的女人在大巴门口接她们时，又觉得不太像。那几个女人用毯子为她们盖住头以免淋湿，并让她们排成一队，但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有节奏的、急促的拍手声引导她们。跟邻座的女人告别时，玛利亚想把毯子还给她，她却让她留着在穿过庭院时挡雨，最后还给门房就行了。
“那里有电话吗？”玛利亚问。
“当然。”那女人说，“到了那儿他们会指给您。”
她又向玛利亚要烟，玛利亚把泛潮的烟盒中剩下的烟全都给了她。“路上捂干了。”她说。那女人站在踏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几乎是在大喊：“祝您好运！”她没有时间再说别的，因为大巴启动了。
玛利亚向大楼的入口处跑去，一个女看守两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试图阻止她，没能奏效，最后不得不大叫：“站住！”玛利亚从毯子下面往外看，遇上一双冰冷的眼睛，还有一根不容置疑的食指，命令她回到队伍中。她顺从了。在大楼的门厅里，她离开队伍去问门卫哪儿有电话。一个女看守一边轻拍她的背让她回到队伍中，一边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这儿，美女，这儿有电话。”
玛利亚跟另外那些女人一起穿过一条阴暗的>走廊，最后来到一间集体宿舍。女看守们收完毯子，开始分配床。有一个女人显得与众不同，在玛利亚看来更有人情味儿，级别也更高。她检视着队伍，把新来的人紧身背心上缝着的小卡片上的名字跟手里的名单一一对照。来到玛利亚面前时，她非常惊讶，因为玛利亚身上没有身份证明。
“其实我只是来打个电话。”玛利亚对她说。
她飞快地解释说，自己的车在公路上拋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宴会魔术师，现在正在巴塞罗那等她，她只想通知他，自己来不及赶回去陪他参加今晚午夜之前的三场表演了。马上就要七点了，再过十分钟他就必须出门，她担心因为自99ｌｉb?己的迟到，这些表演都得取消。这位高级看守似乎在认真倾听。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玛利亚报上自己的名字，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但是那个女人在名单上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她警觉地向另一个看守询问，后者耸了耸肩，表示完全不知情。
“我真的就只是来打个电话。”玛利亚说。
“我知道了，美女。”高级看守对她说，一边把她引向她的床。她的温柔太过做作，一看就是假的。“如果你表现好的话，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但现在不行，明天吧。”
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在她脑海中闪了一下，玛利亚明白了为什么大巴上那些女人行动起来像是在水缸底部。事实上，那是镇静剂的作用。而这座有着厚重石墙和冰冷楼梯的阴森宫殿实际上是一座女精神病院。她惊慌失措，夺门而逃，但是还没跑到大门口，一个体形庞大的女看守，穿着机械师一样的连体裤，一把抓住她，用娴熟的手法把她摁在地上。玛利亚因为害怕而浑身瘫软，侧过脸看着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说，“我以已故母亲的名义起誓，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打个电话。”
只要看到那张脸就会明白，在这个穿连体裤的女疯子面前，不可能有哀求的余地。她因为力大无穷被称为“女赫丘利”，专门负责处理棘手的情况，已经有两名病人在她北极熊般的手臂的压迫下窒息而亡。她的这对胳膊似乎接受过“过失杀人”训练。第一个案子被认定为事故，不了了之。第二次案情晦暗不明，女赫丘利被警告说，如果再有下次，一定会追查到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个怪物出身于某个贵族家庭，在西班牙好几家精神病院工作时都造成过疑点重重的事故。
第一个晚上，为了让玛利亚入睡，他们不得不给她注射了安眠药。天亮前，她被烟瘾折磨醒了，发现手腕和脚踩都被绑在床柱上。她大喊大叫，但没有人理会。第二天上午，当她的丈夫在巴塞罗那对她的下落毫无头绪时，她陷在自己悲惨的沼泽中不省人事，她们不得不把她送进了医务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恢复了知觉。然而这时，世界仿佛又洒满了爱：她床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步履平和，笑容迷人，两个专业步骤就让她重新感受到生的乐趣。他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
还没说点儿什么，甚至连招呼都没打，玛利亚就向他要了一根烟。他点好一根递给她，并且把几乎没动过的一整盒都给了她。玛利亚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趁现在尽情地哭吧。”医生的声音有种催眠的魔力，“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疗伤了。”
玛利亚毫无保留地发泄了出来，即便是在跟她那些露水情人做爱后的倦意中，她也从未感到这样放松。医生一边听她倾诉，一边用手指为她梳理头发，还为她调整枕头，好让她呼吸得更顺畅，用智慧和她做梦也没有体验过的温柔引导她走出怀疑的迷宫。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被一个男人理解的奇妙感觉：他全身心地倾听，却不期望得到肉体的回报。经过漫长的一个小时，她彻底发泄完了，要求他允许自己给丈夫打个电话。
医生站起来，他的身份使他显得很有威严。“现在还不行，我的女王。”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了下她的脸颊，她此前从未感受过那样温柔的触摸。“万事各有其时。”他站在门口，做了一个主教般的祈福手势，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
“相信我。”他说。
当天傍晚，这家精神病院把玛利亚登记在册，给了她一个编号，对她的神秘来历及身份疑点做了简单的标注，旁边有院长亲手写下的评语：情绪激动。
正如玛利亚预料的那样，丈夫晚了半小时才离开他们位于奥尔塔区的简陋公寓去赴那三场演出。这是将近两年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准时赶回来。虽然不曾强制约定过，但他们一直协调得很好。他理解是周末肆虐全省的暴雨导致了她的迟到。在出发前，他在门上钉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当晚的行程。
在第一场宴会上，所有的孩子都打扮成了袋鼠。他放弃了“隐形鱼”这个明星节目，因为没有她的帮助他无法独立完成。第二场演出是在一个九十三岁高龄、坐着轮椅的老妇家中，过去三十年来，每个生日她都会请一位不同的魔术师来表演，并引以为豪。他因为玛利亚迟迟不来而心烦意乱，连最简单的手法都无法集中注意力。第三场是每晚的保留节目，在兰布拉大街的一家音乐咖啡馆，他毫无热情地为一群法国游客做了表演，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因为他们拒绝相信魔法。每场演出后，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不抱希望地等着玛利亚接听。在最后一场演出时，他已经无法抑制心中的不安，感觉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开着改造过的演出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格拉西亚大街上棕榈树枝叶间洋溢的春意，想着没有了玛利亚，这座城市将会是什么样，这个可怕的念头让他打了个寒战。看到自己留的便条仍然贴在门上，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心烦意乱，甚至忘了给猫咪喂食。
直到现在提笔写这个故事，我才发现自己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在巴塞罗那，我们都只晓得他的艺名：魔术师萨图尔诺。他是一个性格孤僻、非常不善于交际的男人，而他缺少的精明和魅力正好是玛利亚的长项。是她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进了这个极为神秘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人会三更半夜给别人打电话询问妻子的下落。初来乍到时，萨图尔诺曾经干过这样的蠢事，他不愿再记起。所以那天晚上，他只是给萨拉戈萨打了个电话，一个半梦半醒的老太太毫无警觉地回答说玛利亚吃过午饭就走了。直到天亮他才眯了一会儿，睡了不到一小时，还做了一个混乱的梦，梦见玛利亚穿着破破烂烂、溅满血迹的婚纱。醒来后他内心一片恐慌，确信玛利亚再次抛弃了他，这次是永远的，在这个广漠的、没有她的世界。
在过去五年中，她曾经拋弃过三个男人，其中也包括他。他们相识六个月后，她把他抛弃在墨西哥城。那时，在安苏雷斯区的一个杂物间里，他们疯狂做爱，如痴如醉。一天早上，在一整夜不可告人的风流放荡之后，玛利亚从家里消失了，留下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包括前一段婚姻的婚戒，还有一封信，说自己再也无法承受这种狂爱的折磨。他以为她回去找她第一任丈夫了，那人是她的中学同学，两人尚未成年就偷偷结婚了。经过两年的貌合神离，她为另一个男人抛弃了他。但萨图尔诺想错了，她回了父母家。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她，无条件地哀求她，９9ｌib?对她做出许多他并没有下定决心要兑现的承诺，但玛利亚心意已决。“有的爱情很短暂，有的爱情很长久。”她说，并毫无怜悯地总结道，“我们的爱情是短暂的。”在她的绝情面前他放弃了。然而，在将往事尘封了将近一年以后，万圣节的凌晨，当他回到单身公寓时，发现她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戴着橙花花冠，穿着纯洁新娘蓬松的长尾婚纱。
玛利亚向他吐露了实情。她的新男友是个无儿无女、生活自由自在的鳏夫，两人决定在天主教堂举行婚礼，共度余生。当她穿上婚纱来到祭坛前时，他却没有出现。她的父母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照常庆祝，她于是继续强颜欢笑，跳舞，唱马里亚齐民歌，喝得酩酊大醉，在强烈的悔恨的驱使下，半夜跑来找萨图尔诺。
他不在家，但是她从走廊上的花盆里找到了钥匙，他们从前总是把钥匙藏在那里。这次轮到她无条件投降了。“这次会爱多久？”他问。她用维尼修斯·德莫赖斯的一句诗回答他：“爱情在持续的时候是永恒的。”两年过去了，这份爱情依然是永恒的。
玛利亚似乎成熟了。她放弃了演员梦，把自己献给他，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床上。上一年年底，他们在佩皮尼昂参加了一个魔术师大会，返程时经过巴塞罗那，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八个月，过得很好，在加泰罗尼亚色彩浓重的奥尔塔区购置了一套公寓。虽然环境很吵，也没有门房，但空间足以容纳五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是幸福，直到那个周末，她租了一辆汽车去萨拉戈萨看望亲戚，并答应在周一晚上七点之前回来。到周四凌晨，仍然没有任何回音。
接下来那个周一，那辆租来的汽车的保险公司打电话到家里询问玛利亚的下落。“我什么都不知道，”萨图尔诺说，“到萨拉戈萨去找她吧。”然后就挂了。一星期后，一名警察找上门来，告诉他汽车找到了，但已被洗劫一空，丢在靠近加的斯的一处偏僻小道上，距离玛利亚弃车而去的地方大约九百公里。警察想知道玛利亚是否了解更多有关这桩偷车案的细节。萨图尔诺正在给猫儿喂食，头都没抬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警察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他的妻子已经离家出走，他不知道她跟谁在一起，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他决绝的态度使警察感到很尴尬，为自己的问题向他表示了歉意。这个案子就这样宣告了结。
对玛利亚会再次离他而去的担忧是在卡达克斯过复活节的时候突然产生的，那次罗萨·雷加斯邀请他们扬帆出海。我们在“航海者”酒吧，那里是佛朗哥统治初期神圣左派的聚集地，拥挤而脏乱。桌椅都是铁制的，在一张勉强能容下六个人的桌子旁，我们挤了二十个人。在抽完当天的第二包烟后，玛利亚发现火柴没了。这时，一只胳膊穿过桌上的混乱给她递来了火。那只胳膊骨瘦如柴，长着浓密的汗毛，还戴着一个古罗马风格的青铜手环。她并没有抬眼看是谁，只是说了句谢谢，但魔术师萨图尔诺看到了。那是一个还没有长出胡须的年轻人，瘦骨嶙峋，面色惨白，头发却特别黑，扎成一束长及腰际的马尾。春天肆虐的北风将酒吧的玻璃吹得摇摇欲坠，他却只穿着一身宽松的粗棉衣裤和一双粗革皮鞋。
他们再次遇见他已是秋末，在巴塞罗内塔社区的一家海鲜餐馆，他还是穿着bbr>那身普通的棉布衣裤，这次头发编成了一根长辫子。他像老朋友一样问候了他们。根据他亲吻玛利亚的方式，以及玛利亚回应他的方式，萨图尔诺突然疑心他们俩一直在偷偷见面。几天后他偶然发现玛利亚写在家庭电话本上的一个新名字和一串号码，忌妒冷酷的洞察力让他明白了这是谁。这位插足者的社会情况让他更加抓狂：二十二岁，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时尚橱窗的装饰设计师，人尽皆知的双性恋，同时还是臭名昭著的爱找已婚妇女的“牛郎”。但是他一直强忍着，直到玛利亚爽约的那天晚上。他开始每天拨打那个号码，最初是两三个小时打一次，从早上六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后来演变成只要手边有电话就不停地拨打。而越是没人接电话，他的内心就越煎熬。
第四天，一个安达卢西亚口音的女人接了电话，她说她只是来打扫卫生的。“少爷出去了。”她说。这句话太含糊，差点儿让他发狂。萨图尔诺实在忍不住，问她是不是玛利亚小姐也正好不在。
“没有什么玛利亚小姐住在这里。”那女人说，“少爷还是单身。”
“我知道，”他说，“她不住在这里，但有时候会来，对吗？”
那女人提高了嗓门：
“你他妈的是谁？”
萨图尔诺挂了电话。那个女人的否认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对他来说那已经不是怀疑，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实。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接下来的几天，他按照字母顺序给巴塞罗那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谁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每通电话都使他更加痛苦。他爱吃飞醋在神圣左派那帮习惯于彻夜狂欢的人中间已经家喻户晓，所有人接到电话都跟他开玩笑，让他备受煎熬。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这个美丽、疯狂、不可理喻的城市里，他是多么孤单，在这里他永远不会幸福。凌晨，在给猫儿喂完食后，他紧紧地捂住胸口不让自己崩溃，决心忘掉玛利亚。
来到精神病院两个月后，玛利亚仍然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天的口粮像监狱里一样少得可怜，餐具都用链子锁在原木做的长桌上。吃饭时只能盯着佛朗哥将军的画像，他是这个幽暗的中世纪餐厅的主宰。一开始她不肯参加每天按部就班的愚蠢的宗教日程：晨祷、赞祷、夕祷，以及其他那些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占据了每天绝大部分时间。她拒绝在操场上打球，也不肯在假花车间工作，而许多女病人是以狂热的勤奋态度在做这件事。但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她慢慢融入了精神病院的生活。毕竟，就像医生们说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开始的，或早或晚，最后都会融入这个群体。
为了解决没有烟抽的问题，头几天她从一个女看守那里购买天价烟，但是在随身带的那点儿钱用完以后，烟瘾又开始折磨她。—些病人从垃圾堆里捡来烟头，包上报纸，自制“香烟”，最后她也不得不以此安慰自己，因为她对吸烟的渴望已经变得跟对电话的朝思暮想一样强烈了。后来，做假花挣来的那一点儿微薄的报酬也能让她偶尔得到短暂的解脱。
最难以忍受的是夜晚的寂寞。很多人都跟她一样，在黑暗中一直醒着，但是谁也不敢有任何举动，因为在铁锁和链子把守的门口，一样有夜班警卫值守。然而，一天晚上，玛利亚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悲伤，小声问旁边的人：
“我们在哪里？”
邻床用低沉而清醒的声音回答：
“在深深的地狱里。”
“据说这是摩尔人的地方，”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在整个宿舍里回荡，“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在夏天，有月亮的时候，能听到狗在海边狂吠。”
门口响起了铁链撞击门环的声音，就像大帆船起锚一样，然后门开了。女看守开始在宿舍里巡视，从这头到那头。在即刻升起的寂静中，她仿佛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事物。玛利亚非常害怕，而且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
从来到精神病院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夜班女看守就直截了当地要求她在值班室陪她睡觉。开始走的是具体交易的路数：只要玛利亚接受她的爱，就可以得到烟、巧克力，或者随便什么。“你会得到一切，”她颤抖着说，“你将会像个女王。”面对玛利亚的拒绝，女看守改变了策略。她在她的枕头下、睡衣口袋里以及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藏小纸条来传递爱意。这些情书传递的赤裸裸的欲望足以令铁石含羞。到发生宿舍事件那天晚上为止，已经有一个多月，她似乎接受了求爱失败的事实。
当确信所有病人都已入睡，女看守来到玛利亚床边，一边在她耳边低声说着各种淫秽的甜言蜜语，一边亲吻她的脸颊、因恐惧而僵硬的脖子、僵直的手臂和筋疲力尽的双腿。最后，也许是认为玛利亚一动不动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沉醉其中，她开始做出更加过分的动作。这时玛利亚反手一抡，女看守撞到旁边的床上。在炸开了锅的病人的包围中，她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喊道，“我们会一起在这猪圈里烂掉，直到你为我发狂。”
六月的第一个周日，夏天悄然而至。精神病院不得不釆取紧急措施，因为女病人们热得受不了，在做弥撒的时候纷纷脱掉长及脚跟的哔叽长袍。女疯子们在看守们的追逐下像瞎眼的小鸡一样，在各个屋子里乱窜。这一壮观景象让玛利亚忍俊不禁。现场一片混乱，她努力在不长眼的拳脚下东躲西藏保护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她突然发现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旁边有一部电话在不停地响，那铃声像是在哀求。玛利亚想都没想就接了，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忍着笑在模仿报时服务：
“现在是四十五点九十二分一百零七秒。”
“变态！”玛利亚说。
她挂掉电话，觉得很好玩。正要走开，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儿错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她无比紧张而焦急地拨了六位号码，甚至都不能肯定那是自己家的号码。她等待着，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听着那熟悉的铃声急切而悲伤的调子，一遍，两遍，三遍，最后她终于听到了自己生命中那个男人的声音，他正孤零零地待在那个没有她的家里。
“您好？”
突然涌上来的泪意使她的嗓子哽住了，不得不等了一会儿。
“兔宝宝，亲爱的。”她叹了口气。
眼泪终于决堤。在电话另一头，因为吃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之后是随妒火喷发出的一句：
“婊子！”
然后啪地挂掉了电话。
这天晚上，玛利亚歇斯底里地大闹了一场。她把食堂挂着的领袖像摘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朝花园的彩色玻璃窗砸去，然后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她的满腔怒火还没有发泄完，在试图制服她的看守们的拳脚下拼死挣扎，不肯就范，直到看到女赫丘利站在门口，抱着胳膊看着她。她投降了。但她们仍把她拖到狂躁病人的专用病房，用管子往她身上浇冰水，把她浇晕，并在她的腿部注射了松节油。松节油引起的发炎使她无法行走。她意识到，为了逃出这个地狱，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接下来那个星期，回到集体宿舍后，她轻手轻脚爬起来，敲开了夜班女看守值班室的门。
玛利亚开出的条件是给她丈夫捎个口信。女看守同意了，前提是这笔交易必须绝对保密。她用无情的食指指着她说：
“如果被人知道，你就死定了。”
于是接下来的周六，魔术师萨图尔诺来到了精神病院。他把演出车装饰一新，以庆祝玛利亚的回归。院长在办公室亲自接待了他。那间办公室干净整洁，有如军舰，院长和蔼地向他介绍了玛利亚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她入院后的第一份资料是他在询问过她以后亲手填写的正式登记表。同天开始的一项调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让院长尤为好奇的是，萨图尔诺是怎么知道他妻子的下落的。萨图尔诺没有说出真相。
“是那辆车的保险公司通知我的。”他说。
院长接受了这个解释。“我不知道保险公司有什么神通，可以无所不知。”他说。然后，他看了一眼躺在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的文件，总结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病情很严重。”
他说，他将允许萨图尔诺在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前来探视，前提是他答应，为他妻子着想，严格遵循他的指导，尤其是如何对待玛利亚以免她再次陷入狂躁，最近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
“这很奇怪，”萨图尔诺说，“她虽然脾气一向都不好，但很能控制自己。”
院长摆出专家的姿态。“有些行为可以潜伏多年，某一天突然就爆发了，”他说，“尽管如此，对她来说，意外地来到这里是件幸运的事，因为采用强硬手段进行治疗是我们的专长。”最后，他提醒萨图尔诺，玛利亚对电话有一种古怪的痴迷。
“尽量顺着她的心意。”他说。
“放心吧，医生。”萨图尔诺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这是我的专长。”
探视室曾是修道院的会客室，既像监狱又像忏悔室。萨图尔诺走进来，两人谁也没像他们预想的那样欣喜若狂。玛利亚站在房间中央，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有一个没有花的花瓶。很显然她已经准备好离开这里了，身上草莓色的破旧大衣和脚上肮脏不堪的鞋子都是别人施舍的。在一个很难发现的角落，女赫丘利抱着手臂站在那里。看到丈夫进来，玛利亚既没有动，神色中也不见丝毫激动，脸上仍散布着之前玻璃碴划出的伤痕。他们礼节性地亲吻了一下。
“你感觉怎么样？”他问。
“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兔宝宝。”她说，“在这里简直生不如死。”
他们没有时间坐下。玛利亚一边泪如泉涌，一边向他讲述精神病院的悲惨生活：看守们的野蛮，狗粮一样的伙食，因为恐惧而不敢合眼的漫漫长夜。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几个月或是几年，但我知道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糕。”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我永远也做不回原来的自己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用指尖轻抚她脸上新结的痂，“我以后每个周六都会过来，如果院长同意，我可以来得更勤。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惊恐地盯着他的眼睛。萨图尔诺动用了变魔术的技巧，用天真的语调为她编织巨大的谎言，尽量委婉地转述了医生的诊断。“总而言之，”他最后说，“你还需要再待几天，以便完全恢复。”玛利亚明白了真相。
“上帝啊，兔宝宝！”她目瞪口呆，“别告诉我你也认为我疯了！”
“怎么会呢。”他试图挤出一丝笑容，“但如果你能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然了，条件会好很多。”
“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打个电话！”玛利亚说。
在这份可怕的偏执面前，他不知该作何反应。他看向女赫丘利，后者借机指了指腕表，示意他探视的时间结束了。玛利亚捕捉到了他的眼神，回头一看，发现女赫丘利正准备发动袭击。于是她抓住丈夫的衣领，像个真正的疯子那样大喊大叫。他尽量温柔地把她从身上推开，任由女赫丘利从身后将她扑倒，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用左手给她戴上了镣铐，另一只铁一样的胳膊箍住了她的脖子。她朝萨图尔诺喊道：
“快走！”
萨图尔诺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然而，接下来的周六，从上次探视时受到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的萨图尔诺再次来到精神病院，还带来了猫，穿得跟他一模一样：红黄相间的紧身衣，高筒礼帽，巨大的斗篷，仿佛要飞起来一般。他把演出车一直开到院子里，在那里奉献了一场将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表演。病人们都跑到阳台上去欣赏，不时发出乱糟糟的喊叫声和不合时宜的喝彩声。所有人都去了，除了玛利亚。她不但不肯接待他，甚至不肯从阳台上看他一眼。萨图尔诺心如刀绞。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反应。”院长安慰他说，“会过去的。”
但是一直没有过去。在多次尝试探视玛利亚未果后，他想尽办法给她递信，但毫无用处。送了四次，每次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应。萨图尔诺放弃了，但还是定期在精神病院的门房里留下烟，虽然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到玛利亚手上。直到现实让他彻底投降。
没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只听说他又结了婚，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前，他把那只饿得奄奄一息的猫留给了一位露水情人。除了照顾猫，她还承诺继续给玛利亚送烟。但是后来她也消失了。罗萨·雷加斯记得大约十二年前在英格列斯百货商场见过她，剃了光头，穿着某个东方教派的橙色长袍，因为怀孕而大腹便便。她告诉雷加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一直坚持给玛利亚送烟，还帮她解决过一些突发的紧急状况，直到有一天精神病院变成了一片废墟，像那个阴郁年代的丑陋遗迹一样被摧毁了。在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玛利亚显得十分清醒，身材略微发福，对精神病院的平静生活感到满足。那天她把猫也带去了，因为萨图尔诺留下的给猫喂食的钱已经用完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藏书网
八月惊魂
我们将近中午时抵达阿雷佐，但是又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委内瑞拉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在托斯卡纳原野上充满田园气息的河湾买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那是八月初的一个周日，炎热而喧嚣，街上熙熙攘攘全是游客，很难找到一个认识路的人。在多次尝试失败之后，我们驱车离开闹市，上了一条没有路标的小路，路两旁各种了一排柏树。一个年迈的赶鹅女给我们指点了城堡的准确方位。离开之前，她问我们是不是想在那里过夜，我们回答说只计划在那里吃午饭。
“还好。”她说，“因为那房子里闹鬼。”
我和太太都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有鬼怪，所以不免嘲笑她的轻信。但我们的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想到能见到一只实体的鬼怪，非常兴奋。
..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以及精益求精的美食家。他招待我们的午餐令人终生难忘。我们到得较晚，在餐桌旁落座前没有时间参观城堡内部。但从外部看，完全没有什么令人恐惧的地方。在我们用餐的那个缀满鲜花的露台上眺望整座城市的时候，任何不安都会烟消云散。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个房屋依山势而建、人口不到九万的小山丘上，曾经诞生过那么多名传后世的天才人物。然而，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用他的加勒比式幽默告诉我们，这些天才中没有一个是阿雷佐最杰出的。
“最伟大的，”他宣布，“是卢多维科。”
没错，不需要提起姓氏就知道是哪个卢多维科：既是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也是战争狂人，正是他在没落时期建造了这座城堡。整个午餐过程中，米格尔一直在跟我们谈论他，他无限的权力、惊世骇俗的爱情，以及骇人听闻的死亡。米格尔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一时丧心病狂用匕首将情人刺死在刚刚缠绵过的床上，然后唆使他那些凶恶的战犬将自己撕成碎片。米格尔很严肃地向我们保证，每到半夜，卢多维科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