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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光荣与梦想》
家庭与教育
我在夏威夷出生，在印尼长大。我拥有黑色皮肤，却成长在一个白人家庭。然而我正是从这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汲取着养分，长大成人。
——巴拉克·奥巴马
祖父与祖母
1988年，奥巴马进入哈佛法学院读书。在前往波士顿之前，他初次来到了自己的家乡肯尼亚。对他而言，此次家乡之行意义重大。在这之前他曾经在芝加哥从事了两年半的社区组织工作，他认为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些改变。正如后来当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伯纳德问他为什么想起来回家乡看看时，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原因，但冥冥之中就是感觉回家乡寻根的时候到了。而且他发现这次来到非洲，感受到的远远不止家的感觉。奥巴马从小就没有父亲的陪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多种族身份的困惑一直伴随着他。因此对于这个身世复杂、经历坎坷的年轻人来说，这次家乡寻根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帮他找到了灵魂的归属。
奥巴马此前在欧洲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在这三周内，他去了很多以前早已耳闻却一直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发现自己先来到这里是个错误。他身上没有任何欧洲文化的烙印，在这里生活找不到任何的归属感。是的，他原本就不属于这里。他明白了自己先到欧洲来看看，只会让他更想去非洲，去了解自己的父亲和家乡。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夏威夷，留下了他和母亲一起生活。后来他只见过父亲一次，那年他只有十岁。
离开欧洲后，他坐上了飞往非洲的飞机。他心中有了些许放松和解脱，但又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紧张，因为他即将面对那个让他魂牵梦绕却又知之甚少的家族。当飞机降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国际机场时，他受到了姑姑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的热烈欢迎。她们带他来到了家中，姑姑告诉姐姐说：“你一定要照顾好巴利，不要再让他迷路了。”奥巴马对于姑姑这种说法感到很困惑。奥玛解释说，对于那些离开家乡很久的人，即使人们知道他身在何方，但还是会说他迷失了回家的路。后来家里的亲人和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巴利。就这样，奥巴马的灵魂之旅由此展开。
到达肯尼亚后，奥巴马见到了家族中的很多成员，有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有姑姑婶婶们，还有表亲和堂亲。通过别人对祖父侯赛因·昂扬格·奥巴马和他的父亲老巴拉克·奥巴马的回忆，他知道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明白了作为奥巴马家族的子孙后代意味着什么。为了更加了解祖父，奥巴马和姑姑、兄弟姐妹们一起坐火车去看望了祖母，也就是祖父的第三个妻子。他们乘坐的火车所行走的铁路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895年修建的。这条线路是从印度洋沿岸的蒙巴萨市通往东海岸的维多利亚湖长达600英里铁路的一部分。这次旅程对于奥巴马此次寻根之旅也意义非凡，因为从那以后他才真正了解了自己的老家，那个被称为“四方宅院”的地方。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和哥哥罗伊已经去过那里很多次了。奥玛告诉他，他一定会喜欢上祖母的，因为她是个极具幽默感的老太太。她常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所以需要这种幽默感。她将祖父称为“恐怖老头”，还说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是个极其苛刻、异常严厉的人。罗伊补充说祖父会招呼大家一起坐在餐桌前吃晚饭，用精美的中国瓷器，就像英国人一样。但倘若吃饭时有人说错了话或用错了餐具，他就会拿着手杖去敲打他的脑袋。奥巴马的姑姑泽图尼则肯定地对他说，父亲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的，他的确很严厉，但同时，他也深受人们的敬重。
在阿莱沟这个村子里，祖父家的宅院是村中最大的几处宅院之一。大家都知道他是种庄稼的好手，能让任何植物都生根发芽。姑姑说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在一位英国军官身边当厨师。在英国军队里工作了多年后，他学会了那边的种植技术，回家后就应用到了自家的田地里。
奥玛说，如果奥巴马家族中出现了什么麻烦事，基本上都是由祖父引起的。祖父是唯一一个让他们的父亲老巴拉克都畏惧的人。奥巴马觉得这个说法好像很正确，如果他将自己听到的一段段故事和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话，用这个说法去解释，一切似乎都变得明朗起来。
来到祖母居住的村庄后，奥巴马最先见到的两个人是父亲的两个兄弟——他的叔叔尤瑟夫和萨伊德。萨伊德叔叔是爸爸最小的弟弟，他对奥巴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告诉他，他早就听说了自己这个侄子有多么得出色。到达祖父家的宅院后，奥巴马看到了这个他早已耳闻的“四方宅院”。院子里有一座低矮的房屋，屋顶覆盖着波纹状的铁皮。院子四周有坚硬的墙壁。院子里面种满了红色、粉色和黄色的三角花，还养了一些小鸡。高大的芒果树下喂养着两头奶牛。这时，一位头上裹着厚厚的围巾、身穿印花裙子的老年妇女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面庞酷似叔叔萨伊德。她大声地和奥巴马打着招呼，说：“孩子，你来啦！”祖母说的是非洲当地卢奥人自己的语言。她告诉奥巴马自己早就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她亲爱的孙子，他的到来让她开心不已。她给了奥巴马一个热情的拥抱，就带着他走进了屋。屋里面到处摆放着家人的照片，其中包括他的哈佛校友，也就是他的父亲老巴拉克、哈佛毕业证书以及父亲的亲生母亲——祖母阿古玛的照片。喝过茶后，他还跟着家人去看了位于一块玉米地边缘的两座坟墓。其中一座坟墓埋葬着祖父，上面竖起了墓碑。另外一座没有墓碑，上面只是覆盖着一些瓦片。奥巴马的哥哥罗伊说，六年过去了，人们还是不知道这里埋葬的到底是谁。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奥巴马一直在切身感受着祖母和村里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他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所有的细节，他说：“那天的每一刻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我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和说过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我生命的重量；感觉到我的生活圈正变得完整起来；感受到那个时刻，就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我最终看到了自己。”
祖母告诉他，以前祖父还会在家里的院子里种地，家里人现在也在种植一些庄稼。就在这个院子里，奥巴马听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有一天，在芒果树的树阴下，奥巴马让祖母给自己从头开始讲家里的故事。后来他回忆说，从祖母张嘴的一霎那开始，他感觉到家里所有人的声音都汇集在了一起。三代人的声音就像奔腾不息的江水朝他涌来，而他提出的问题就像投到水中的石块。祖母告诉他，他的曾祖父靠着开垦土地发家，后来拥有了很多牛群和羊群。她说他一共有四个妻子，很多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奥巴马的祖父。虽然这些孩子们都没有上过学，但他们从父亲和族群的长辈那里学到了很多生活本领。男人们学会了怎样放牧、打猎；女人们学习如何种地、做饭。祖母说祖父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他总是闲不住，喜欢整天在外面游荡。祖父学过草药，知道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可以治病。在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村里来了一批白人。他对他们很好奇。后来他离开村里几个月，再回来时，他的衣着已和白人没什么两样——身上穿着衬衫和西裤，脚上穿着鞋子，这让家里人对他很反感。就这样，他被自己的父亲遗弃。但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家乡，回到一个叫基苏姆的城镇。他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还为驻扎在那里的白人工作过。那段时间，他学会了读书、写字，学习了有关土地权和会计学的知识。他表现出的出色才能让英国军队对他很器重。由于那时候非洲人不能乘坐铁路，他步行走了两个星期来到内罗毕，开始为一个英国家庭服务。祖父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厨师，还是个得力的管家，他把家里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使得祖父在他的雇主之间很有声望。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钱财在一个叫肯都的地方购置地产，买了牛羊。那里离祖母现在居住的村庄并不远。
后来祖父昂扬格·奥巴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房屋。这座房屋的外表和附近人家的传统房屋样式都不相同。他把家里打扫得十分整洁，来到家里做客的人进门前都要把鞋子脱去，并且用刀叉在桌旁用餐。他还坚持凡是自己吃的食物都要洗干净，而且每天晚上他都会冲澡、洗衣服。他还对自己的物品和财产都严格管理。但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他又总会慷慨地送给别人礼物、衣服或钱。可是如果有人没经过他的同意就私自动用了他的东西，他就会特别生气。所以邻居们都觉得他脾气很古怪。那时他还没有结婚，这一点也很奇怪。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成家了。但是由于他在持家方面要求严格，没有一个女人能达到他的要求。经过几次婚姻的尝试，也花了不少彩礼钱，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他一起生活的女人。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没有生育能力。根据部落传统，这一点足够可以让祖父与她离婚。但祖父仍然让她居住在院子中专门为她建造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祖父仍然在内罗毕工作，但他经常回到肯都看看自己的土地。后来他觉得自己还需要一个妻子，于是回到肯都开始打听起村子里的女人。最终他选择了一个以美貌著称的年轻女孩，她就是阿古玛。后来，他们有了三个孩子，老二就是奥巴马的父亲老巴拉克。再后来他又结婚了，第三个妻子就是祖母。祖母是在16岁的时候嫁给祖父的，并和他一起在内罗毕生活。阿古玛和孩子们一起在肯都生活得并不快乐。祖母回忆说她的脾气很暴躁，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在收拾家务和抚养孩子方面的要求实在太高。但二战爆发后，阿古玛的生活好过了一些，因为昂扬格跟随着一位英国军官离开了非洲，成为了他的专用厨师。他跟着英国军队在外面漂泊了三年后才回家，带回来一个唱片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他说他已经和照片上那个女人在缅甸结婚了。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昂扬格决定不再为英国人效力。他把自己的农场留在肯都，全家搬到了阿莱沟，这是他祖父的老家。他在内罗毕时已经学会了英国的种植技术和一些农业知识，于是他开始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当地的土地上。虽然当时那里大部分还都是非洲的灌木丛，但不到一年，祖父就收获到了足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的粮食。在祖母现在居住的院子里，还长着几棵大树，这些树都是祖父当年种的。他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建好了房屋，还垒砌了一个专门用来烘烤面包和蛋糕的炉灶。晚上他会在自家院子里放音乐，为孩子们铺好床、扎好蚊帐。他还教给邻居们怎样种地，怎样治病，所以大家都很敬佩他。当老巴拉克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决定离开自己的丈夫，把孩子们全都留给祖母抚养。其实在那之前，她就曾经有过多次离开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因为她的丈夫总是要求她回来。但这次昂扬格第一次决定让她走。但后来考虑到祖母还有两个自己的孩子要抚养，他就来到了阿古玛家，要求她回来照看自己的孩子。但这次她的家人却拒绝了，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彩礼。阿古玛后来与那人结了婚，去了坦桑尼亚。所以祖父变得束手无策，只能告诉祖母，现在她必须抚养他所有的孩子。老巴拉克的姐姐萨拉和自己的母亲很亲近，所以很讨厌父亲。但老巴拉克却截然不同，他总是告诉别人祖母就是自己的亲妈妈。祖母还告诉奥巴马说，祖父对自己的孩子们要求异常严厉。他不允许他们随便跑到院子外面去玩耍，因为他觉得其他人家的孩子总是脏兮兮的，还不懂礼貌。但是当祖父不在的时候，祖母会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去玩，毕竟他们还只不过是一些孩子。
老巴拉克十几岁的时候，肯尼亚的政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许多非洲人都去参加了二战。所以回到祖国后，他们觉得应当继续斗争，不能再生活在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许多年轻人开始热衷于讨论国家的独立。但奥巴马的祖父则偏执地认为肯尼亚永远不会独立，因为非洲人不可能战胜白人的军队。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非洲人还不会自己造自行车呢，怎么可能打赢白人呢？”他说如果交战，非洲一定会输给白人，因为非洲人只会想着怎样让自己的家庭或氏族获得益处，而白人考虑的则是怎样让国家的力量强大。他说白人一起工作，国家的事务和商业的生意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他们总会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从不质疑自己接到的任何指令。但黑人会想怎样做才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他说这就是为什么黑人总是输给白人。虽然他的观点如此，但有一天政府却将他逮捕了，说他是煽动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军首领。他被关押到一个拘留所中。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6个月的牢狱生活，使得返回家中的他变得身材瘦削，走路都很有困难。他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大不如以前，干什么事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从那时起，他忽然变老了，再也不是被诬陷之前那个活力充沛的男人了。藏书网
祖母告诉奥巴马，祖父最尊重的就是力量和纪律。他虽然学习了很多白人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却依然恪守卢奥族的传统，无论做什么事都尊敬长辈，服从权威，遵守纪律和习俗。她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拒绝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决定开始信仰基督，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约翰逊”。但后来他始终不能理解基督教中“对待敌人要仁慈”的思想，最后还是选择了信仰伊斯兰教，认为其教义更加符合自己的信仰。
几年后，老巴拉克离开家，去了蒙巴萨工作。不久后，他就开始申请到美国大学读书。昂扬格十分支持儿子的决定，但经济上却不能给予有力的支持。后来，老巴拉克被夏威夷大学录取，从学校和资助者那里获得了足够的奖学金，这样他才离开了非洲。当他遇到安·邓纳姆——奥巴马的母亲并要与她结婚时，昂扬格十分恼火，觉得儿子这样做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给老巴拉克写信说：“当你在自己的家乡还负有责任的时候，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与一个白种女人结婚呢？这个女人会跟随你回到非洲，成为一个卢奥族的女人吗？让这个女孩的父亲到家里来和我谈吧！这是大人之间的事，不是孩子的事。”他还给奥巴马的外祖父斯坦利·邓纳姆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他还威胁儿子说，如果他们结婚，他就会吊销他的护照。但最终老巴拉克还是不顾父亲的反对与安结婚了。当老巴拉克独自一人回到肯尼亚，而没有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时，昂扬格一点都不吃惊，知道自己的预测最终应验了。昂扬格去世时，老巴拉克回到老家，与家人一起准备了父亲的葬礼。
就在祖母家芒果树的树阴下，奥巴马听到了这些家族故事。当故事接近尾声时，奥巴马问祖母祖父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在一个落满了灰尘的旧皮箱中，奥巴马发现了一本护照大小、已经发黄了的小册子，扉页上印着“家仆注册登记手册，家仆注册登记管理处颁发，1928年，殖民地及保护国肯尼亚”。手册内印着祖父左手和右手大拇指的指印。手册的序言中说，该手册目的在于明确记录手册持有者的受雇情况，以有效保护雇主的利益免受那些工作不称职的家仆的侵害。这本小手册还对“仆人”进行了定义，并声明该手册由家仆本人随身携带，如果被发现违反了该条规定，就会受到相应的处分和惩罚。奥巴马祖父的姓名“侯赛因·昂扬格”、他的管理序列号、民族、居住地、性别、年龄、身高和外貌特征都在上面被清清楚楚地列了出来。他的受雇记录详细地记载着祖父各方面的工作和表现情况。这本手册中还夹着一叠申请书，都是父亲申请到美国读大学时写的。对于奥巴马来说，这些关于祖父的文件、父亲遗留下的信件还有此次家乡之行的所闻所见就是他的根、他的血统、他的家族史。
外祖父与外祖母
在他的自传《源自父亲的梦想》一书中，奥巴马曾经满怀深情地讲述过外祖父母的故事。从他出生到后来离开夏威夷到加州上大学这段时间里，他曾经断断续续地跟随他们居住了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对奥巴马的生活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麦德琳（被奥巴马称为“图斯”，该词源于“图图”一词，“图图”在夏威夷语中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意思）从小在堪萨斯州长大，她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堪萨斯大草原上定居的切罗基族人（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斯坦利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城镇长大，这个镇子离麦德琳家不过二十英里。在奥巴马的自传中，他写道，外祖父母回忆童年时总是会提到他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小城镇中长大，那时的生活充斥着各种游行示威，所以记忆中只留下了萤火虫、沙尘暴、冰雹、坐满了农民的儿子的教室。他们经常教育奥巴马要尊重他人，永远不能等到自己生活富有了才去尊敬别人。他还介绍说，麦德琳一家都很勤奋、正直。她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还一直坚持工作。母亲结婚前是名老师，婚后做了一名家庭主妇。她总是将家里打扫地一尘不染，还经常通过邮局订购自己喜爱的书。斯坦利的父母都是浸礼会信徒。在他八岁的时候，母亲自杀了。后来，正值年少轻狂年纪的斯坦利与学校发生争执，把校长的鼻子打破了，因此被学校开除。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在全国各地之间辗转，靠打些零碎工为生。当他来到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城时，他认识了跟随父母搬到这里居住的麦德琳。两个人相爱了。但麦德琳的父母并不同意他们交往。在奥巴马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当年的外祖父，“精神抖擞，衣着时髦，上身穿着浆过的衬衫，下面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头上还反戴着一顶鸭舌帽。而他的外祖母则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聪明姑娘。她总是涂着鲜红的唇膏，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双腿修长美丽，甚至可以去商场做推销丝袜的模特了。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他们两人私奔了。后来斯坦利应征入伍。当他还任职于一个军队基地时，奥巴马的母亲安出生了。这时麦德琳开始到一个轰炸机组装车间工作。战争结束后，由于斯坦利可以享受士兵福利，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所以全家搬迁到了加州。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斯坦利觉得坐在教室上课实在是不适合自己的性格，于是全家又搬回了堪萨斯州。后来他们还去过德克萨斯，再后来又到西雅图安家。斯坦利在西雅图找到一份家具推销员的工作。安也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同时接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的父亲却不同意她去上大学，认为她现在年龄还太小，不能自己独立生活。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斯坦利工作的那家家具公司的经理告诉他，公司将要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新开一家分公司，因为夏威夷马上就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所以那里暗藏着无限的商机。于是，邓纳姆一家卖掉了西雅图的房子，再次搬家。来到夏威夷后，斯坦利继续在家具公司做推销员，而麦德琳则开始到当地一家银行做秘书。最终，她成为这家银行首位当上副行长的女性。
奥巴马认为，外祖父母搬家到夏威夷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崭新的开始。搬到夏威夷后，斯坦利的性格也开始定型了。可以说他既慷慨又热情，是个思想老练却又有些狭隘的人。他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典型，渴望自由和独立，不安分却又奋发有为。他喜欢写诗，听爵士乐，在家具公司工作时和许多犹太人交了朋友。而他的外祖母则相反，骨子里便怀疑一切，性格顽固，生活独立，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于奥巴马而言，虽然他认为外祖父母的信仰从未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思想意识或形态，但他们的言谈举止就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比方说，当安回到家告诉父母她在学校认识了一个来自非洲肯尼亚的叫做巴拉克的黑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请他到家里来吃顿饭。
奥巴马出生后，他的外祖父母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们为拥有这个外孙感到骄傲，而且他的混血身份对于他们而言从来不是个问题。他们鼓励他、管教他，送他去上学，叮嘱他在学校要好好表现。在奥巴马十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回夏威夷上学。然后她又返回印尼继续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从那以后，奥巴马就一直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和外祖父相比，外祖母是个比较含蓄的人，但她对外孙的爱却不容置疑。她总是让奥巴马邀请自己的小伙伴们到家里来玩，而自己则在一旁很快乐地观察着一切。外祖父也是奥巴马的好伙伴。民主党内有位来自夏威夷州的国会议员叫尼尔·阿贝克隆比，他是安和老巴拉克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时的好朋友。他说他经常在镇上看到斯坦利带着奥巴马玩耍。他充满赞扬之情地说：“斯坦利太爱这个孩子。虽然这个孩子一直没有父亲的陪伴，但他身边不会再有第二个像斯坦利这样善良，这样善解人意的男人了。他是那么的富有爱心，那么慷慨大度。”
父亲
奥巴马在纽约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生日过去几个月后，忽然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他的姑姑珍妮从内罗毕打来的。珍妮告诉奥巴马，他的父亲已经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并且让他给在波士顿的叔叔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正当她说还会再打给他的时候，电话挂断了。就这样，他知道了父亲的消息，知道了他那自从10岁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的父亲，那个在1963年自己两岁的时候回到非洲的父亲的消息。就在那一天，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姑姑的电话，让他知道了他那更像是个谜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父亲去世了。
在他的自传《源自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写到，父亲去世前，他只能从母亲和外祖父母那里听到一些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津津乐道的关于父亲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奥巴马已经听过太多次了。在所有人对父亲的描述中，外祖母的描述比较亲切。而母亲就会说父亲有一点专横，虽然很诚实，但有时会不轻易妥协。她还告诉过奥巴马一件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趣事。父亲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会员。当他第一次去参加学会授予会员荣誉称号的仪式时，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和印有猎豹的旧针织衬衫就去了。在这之前，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当他看到身边每个人都西装革履时，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到了尴尬。外祖父则告诉奥巴马，他的父亲很擅长处理任何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的这个优点让每个人都喜欢他。外祖父还说，他可以从父亲身上学习的最大优点就是自信，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通常家人都是在晚上给他讲这些故事。讲完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有关父亲的话题才会被提起。又过了几年以后，他第一次去了肯尼亚。那时他才有机会从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那里了解到了父亲——那个被姐姐称为“老家伙”的人其他一些方面。
老巴拉克小时候很淘气，虽然他在父亲面前总是一副很乖的样子，但背地里只要父亲看不见，他就开始为所欲为。虽然有时候他举止怪诞、行为乖张，但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识字和算术了。
老巴拉克在小的时候曾经帮着父亲放过羊，同时还在当地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他发现课堂上的知识学习起来特别容易，于是告诉父亲不想在那里读书了，因为老师教的所有内容他早都学会了。为此父亲送他去了另外一所学校，但在那里，他依旧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还经常纠正老师。不久后他就开始厌学，有时候还逃学出去玩。只有到了快考试的时候，他才会找到一个同学教给他老师上课讲的内容，然后他就轻而易举地学会了。他的成绩几乎总是名列班级第一。这让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相信白人强大的原因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所以他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像白人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到老巴拉克十几岁的时候，肯尼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非洲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再也不愿生活在白人的统治之下，总是一起讨论如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老巴拉克也被他们所影响，回到家就总是谈论自己白天的所见所闻。虽然父亲昂扬格同意他们的部分观点，但他对获得民族独立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他觉得非洲人永远不可能战胜白人的军队。他说黑人只知道为自己的家庭或氏族谋利，白人却总是努力使自己国家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他还说：“每个白人就像一只蚂蚁，很容易就能被消灭。但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祖国的事务和繁荣富强都变得与自己息息相关，他们遵从领导者的意志，不会对命令有任何质疑。但黑人就不是这样，甚至连最愚蠢的黑人也觉得自己知道得比谁都多……这就是为什么黑人总打败仗。”虽然昂扬格持有这种观点，但他还是被当局逮捕起来，关押在了拘留所里，因为他被认定为煽动独立的破坏分子。尽管后来他被无罪释放，但他再也没有从那次惨痛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
当父亲在拘留所里关押着的时候，老巴拉克还在家乡南部50英里处的一所教会学校上学。这所学校只招收极少数最聪明的非洲学生。老巴拉克通过了入学考试，被这里录取。学校的老师们被他的聪明才智所折服，所以对他的恶作剧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当父亲发现了他在学校的种种劣迹后大为恼火，老巴拉克最终还是被迫辍学。他对老巴拉克说，既然不愿意好好学习，那么学校对于他来说就不再有任何用处，于是把他送到蒙巴萨市工作，给一个阿拉伯商人做秘书，告诉他，这样他就知道自己贪玩的后果了，而且要求他必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不能再往家里要钱。老巴拉克毫无选择，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接受这份工作。但是与这个阿拉伯商人发生一次争吵之后，他就辞职不干了。为了再找到一份新工作，他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父亲知道后断言，他日后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让他赶紧离开这个家，因为他让这个家丢尽了脸面。
后来老巴拉克来到了内罗毕，在铁路局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由于受当时肯尼亚动荡政局的影响，他开始厌恶自己的工作，频繁地参加政治集会。后来他由于参加集会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当他向父亲提出保释他的请求时，父亲拒绝了。被释放后，他的信心极度受挫，开始认真思考父亲的话。他开始觉得也许父亲是对的，他可能不会再有什么前途可言了。刚刚20岁，他就失去了工作，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没有钱也没有未来。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18岁时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凯基亚。由于被她的美貌吸引，经过一番短暂的追求后，他决定向她求婚。由于没钱买彩礼，他不得不再次向父亲寻求帮助，但还是被父亲拒绝了，此时，老巴拉克的继母插手其中，觉得不应该让巴拉克这样乞求自己的父亲帮助他准备一份合适的彩礼。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儿子罗伊诞生。两年后，女儿奥玛也出生了。
婚后，老巴拉克一直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工作机会来赚钱养家。他变得很绝望也很沮丧，因为自己当年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已经上了大学，有些还去了伦敦留学。他明白，在肯尼亚这个现在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他们回国后都会找到相当不错的工作，而自己的一生就要注定做一名小职员了。然而就在这时，好机会来了。他认识了两个正在内罗毕教书的美国女人。她们不光借给他书看，还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当她们发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后，就建议他到美国去读书。老巴拉克告诉她们，他既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交学费。她们为他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通过参加函授培训获得学历，然后争取申请到提供奖学金的美国大学读书。一旦他开始认真学习后，就变得异常刻苦起来。刚刚过了几个月，他就已经坐在美国大使馆里参加考试了。又过了几个月，他收到了成绩合格证明，获得了同等学历。下一步他需要的是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学费和去美国的交通费用。当父亲看到他发奋读书的劲头时很是欣慰，但在资金方面同样束手无策。但老巴拉克去美国读书的决心已下，他开始向美国?9９ｌib?几乎所有的大学投寄申请书。最终，夏威夷大学给了他回复，并同意为他提供奖学金。1959年，他把自己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送回老家后就离开了内罗毕。这一年，他23岁，去夏威夷大学学习计量经济学，成为夏威夷大学接收的第一个非洲留学生。不久后，在一次俄语课上，他认识了安·邓纳姆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两个人坠入爱河，很快他们就结婚了。1961年，安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包括父亲和祖父的名字，但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巴利”。老巴拉克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课程，并且成绩稳居全班第一名。1963年，他获得了前往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于是，他去了波士顿，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一年，他的儿子奥巴马只有两岁。也是在这一年，老巴拉克和安离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老巴拉克回到了祖国肯尼亚。
母亲
在自传《源自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就提到母亲注定天生就是个孤独的人。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小时候就经常跟随父母搬迁漂泊。但她却总是开心乐观地面对一切。他说她经常埋头于读书或独自出去散步。当麦德琳下班回到家时，就会发现她独自一个人待在前院，躺在草地上，或者坐在秋千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在自传里，奥巴马还提到了当母亲和外祖父母住在德克萨斯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有关种族歧视的故事。安10岁时有个好朋友是个黑人女孩。一天下午，当外祖母下班回到家时，她发现安和这个小女孩惊恐地躲在了前院里，而站在大街上的孩子们正在大声嘲笑她们，还朝她们扔石头。看到两个女孩子惊慌失措的样子，麦德琳说：“如果你们两个想要好好玩，还是进屋来吧，那样比较安全。”说完，她走过去，想要牵起那个黑人小女孩的手。没想到她却挣脱了，逃出了院子，跑到大街上去。安的父亲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气愤。第二天，他就找到了安的校长，讲述了那些孩子的行为，说他们应当受到惩罚。他还给那些孩子的家长们打了电话。但所有人的回应都很一致：白种女孩是不应该和镇上的“有色人种”一起玩耍的。每当外祖父向自己的外孙提起种族歧视时，他总会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离开了德克萨斯。而外祖母的看法则有一点不同，她说那时候他们的脑海中还完全没有“种族歧视”这个概念，只是觉得应该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如此而已。
就这样，全家从德克萨斯州搬到了西雅图。安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她一直梦想着能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但父亲却认为她年龄太小，还不能离开家独立生活。所以，1959年，她跟着父母来到了夏威夷，后来被夏威夷大学录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这个安静羞涩的18岁女孩认识了一个叫做巴拉克·奥巴马的非洲留学生。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而且聪明好学。当安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时，他们起初还有些提防，但最终都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后来，他们两人结婚了。1961年8月4日，他们的儿子出生，老巴拉克根据自己的名字“巴拉克”和父亲的名字“侯赛因”为他命名。后来安与老巴拉克离婚，与夏威夷大学的印尼留学生罗洛·苏托洛结婚。当奥巴马六岁的时候，他跟随母亲和罗洛一起来到了印尼，居住在雅加达。罗洛在这里是一个地质学工作者，而安则在美国大使馆教印尼商人们学英语，这是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的一部分。奥巴马写到，罗洛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母亲对此十分感激。他还曾经提到，母亲从来不会想到会在自己24岁的时候带着一个孩子，与一个不是孩子父亲的人结婚，而这个人的国家和历史她却知之甚少。同时，与她的护照一起来到那个陌生国度的还有她天真的想法。
去印尼之前，她就明白自己日后的生活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她竭尽所能去了解关于印尼的一切。她知道了这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排名第五的国家，知道这里有很多个民族，很多种方言。但只有到了那里她才了解到，生活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艰难。在这里，细菌性痢疾流行，人们很容易患上感染性腹泻，冲澡时只有凉水，公共厕所里没有马桶，只有在地面上挖出的一个一个的坑。自从老巴拉克离开她和儿子以后，安被罗洛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他总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且满怀着建设祖国的伟大梦想，于是她跟着罗洛回到了他的祖国。她准备好了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困难，却没有准备好迎接她即将面对的孤独。虽然她可以从大使馆的工作和所得工资中寻找到一些安慰，但这些丝毫不能帮助她排解自己的孤独感。
于是，安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奥巴马上。她没有钱把她送到大多数外国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所以她就安排奥巴马在课余时间学习美国的函授课程。每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晨四点钟，她会在自己去上班之前为奥巴马做好早餐，并让他学习三个小时的英语。同时，她还不忘时刻提醒奥巴马记得自己的血统。她给他讲父亲的故事，讲父亲是怎样在一个遥远的贫穷国家长大，他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后来他又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又是怎样恪守原则地生活。她说他应该向父亲学习，而且他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他遗传自父亲的基因。她说：“你遗传了我的眉毛，但你的头脑和性格都遗传自你的父亲。”她还让奥巴马读很多关于美国民权运动的书、听黑人歌手米哈里亚·杰克逊唱的歌曲、看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录像。她还告诉奥巴马，在美国南部，那里的黑人孩子只能使用被白人孩子抛弃了的旧书，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长大以后成为了成功的医生或律师。母亲的教诲让奥巴马明白，“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黑人，就意味着成为一种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意味着将拥有一种别样的人生、负担一种光荣的使命，一种只有我们这些足够顽强的人才能完成的使命。”99lib.
当时印尼的政局并不稳定，再加上自己长时间持续地孤独和忧虑，安越来越担心日后的生活。到印尼后，她更加认识了印尼政府以及印尼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所以当她了解到作为一个美国白种人，自己是受到保护的，而且想离开时随时都可以离开，她感到一些欣慰。安也考虑到了这种环境对于自己的儿子——这个有部分白种人血统、部分非洲血统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她所有的担心都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她和丈夫的关系正在日益疏远。这些年罗洛已经学会了怎样与国家领导人和有权势的官员们打交道。在社会关系广泛的姐夫的帮助下，他顺利进入了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工作。这样全家就搬到了一个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买了轿车和电视机，还成为一所国家俱乐部的成员。虽然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窘迫，但罗洛的新工作却为他和安之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不过安还是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叫做“玛雅”。当奥巴马十岁的时候，安觉得他需要进入一所美国学校读书，接受美国教育，于是把他送回夏威夷与外祖父母一起居住。她则和玛雅一起留在了印尼，但她向儿子承诺，不久后就会回到美国找他。从那以后，她和罗洛开始了分居生活，不久后就离婚了。电子版的《芝加哥论坛报》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巴拉克·奥巴马的童年故事——并非那么简单》的文章，其中写到，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玛雅·苏托洛曾经谈到过奥巴马、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外祖父母斯坦利与麦德琳。她说：“现在回想起来，他身上简直集中了家里所有人的优点。也许我们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并不完美，但他们都深爱着他。而且我坚信他遗传了他们每个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
毫无疑问，奥巴马的母亲和外祖父母都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他的自传《无畏的希望》一书中，奥巴马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母亲和外祖母。他说，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自己生命力量的源泉。因为有了她们，自己和家人们才能有机会飞得更高，他的世界才会有重心。他还谈到了自己有多么感激母亲对他无私的爱，有多么敬佩她那纯洁伟大的灵魂。也正是因为母亲和外祖母给了他满满的爱，所以他从未对任何事物有过十分强烈拥有的渴望。而从她们身上，他也理解了一直指引他前进的价值观。
教育
从印尼回到美国后，奥巴马进入畔纳荷学校读书。当他成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时，学校的黑人学生依旧寥寥无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巴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他有时会接到校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有人会给他提供兼职工作的机会。另外，他还经历了几次尴尬的约会。同学们之间还产生了一些攀比现象，经常讨论他们有什么东西，但奥巴马却没有。这时，安和罗洛分居了，安带着玛雅回到了夏威夷，继续攻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三年时间里，这母子三人就居住在学院附近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靠母亲的奖学金度日。她经常提醒奥巴马说自己是个又要上学又要同时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而缺水断粮难免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奥巴马总是声称要独立生活，虽然有时他也因为年龄原因开始变得有些郁郁寡欢，但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母亲购物、洗衣、照看妹妹。后来安不得不再次返回印尼，以完成自己的人类学田间实验。她提出要带着奥巴马和玛雅一起回去时，奥巴马马上回答说“不”，因为他希望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根据他的妹妹玛雅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选择不跟随母亲离开都不是件易事。但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想继续留在畔纳荷，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会感觉更舒服一些。对于那个年纪的孩子，这就够了。”那时奥巴马想要的就是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亲切。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黑人。但问题是，他和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这会意味着什么。从父亲时有时无的信件中，他找不到答案。这些信的内容都是父亲在肯尼亚的家庭情况，他会问及奥巴马在学校的表现，会提到无论哪天都欢迎他和母亲、妹妹一起去肯尼亚做客。就连外祖父母和身边的黑人朋友们也能告诉他答案。
奥巴马寻找到了一种发泄方式，那就是打篮球。当他还在上中学时，他就是校篮球队的一员，尽管不是先发球员。由于他出色的远射和弹跳能力，他被同学们称为“轰炸机巴利”。也就是在篮球场上，奥巴马认识了许多其他的黑人朋友。他们拥有的同样困惑和心中暗藏的不满也影响到了他。根据畔纳荷一位叫做阿兰·拉姆的篮球教练，同时也是该校一位中学老师回忆说，如果奥巴马和他的朋友们觉得他们在教练分配训练时间时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奥巴马总是第一个与教练发生冲突，而且他总是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去保护自己和队友的权益。他还说：“打比赛时，他会径直走到教练面前说：‘教练，我们马上就要把那支队伍打败了，现在只要有足够的比赛时间就可以了。’”奥巴马上大学时还喜欢去健身房，有很多的黑人学生都在那里锻炼身体。也正是在那里，他明白了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而非你的肤色或家庭背景。而在球场上，奥巴马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在那里，他能感觉到身为一个黑人并非一种劣势。
在中学时期，奥巴马已经感觉到了在夏威夷，身为一名黑人意味着什么。在此期间，他也一直在寻找真正的自我。在回忆录中，他提到曾经有一个同学叫他黑鬼，于是他把那个人打到鼻子流血。他还曾经有一位年长的邻居，当他们在电梯里相遇时，那个邻居很害怕，后来竟然告诉大楼经理奥巴马一直在跟踪她。他还提到有一次和一个网球手打球时，那个人让他别碰墙上的赛程表，因为他可能把它也染成黑色，然后问他能不能接受这种玩笑。他还记得他的白人篮球助理教练曾经小声地嘟囔自己的队伍不应该输给“一群黑鬼”。当奥巴马告诉他闭嘴时，他却平静地解释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有些人是黑种人，而有些人则是黑鬼，那些人就是一群黑鬼……”奥巴马还学会了说“白人家伙”这个词，但他却并不喜欢。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些白人对于他这样的黑人期望值很低。只要他表现地很有礼貌，面带微笑，没有任何鲁莽的举动，他们就很满意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他们发现一个文质彬彬，亲切友好的年轻黑人时，会比发现了新大陆还高兴。”有一次他和比自己高两级的黑人学长雷聊天时提到了“白人家伙”这个词，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然后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深深地懊悔。他还会想到自己的外祖父母。当他吃过晚饭后帮外祖父刷盘子时，当外祖母和他互道晚安后回房间睡觉时，这个词都会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作为一个黑人在这个与美国南部相隔甚远的地方生活，自己到底是谁。他只知道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在自己的黑人朋友圈里和白人家庭中生活着，同时体会着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虽然他也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他相信黑白这两个世界一定会有交集。
当奥巴马在畔纳荷开始读高中时，他不再给父亲写信，父亲也没有给他写信。他把自己的学业搁置到一边，每天苦苦地思索着“我是谁”的问题。寻求真我的过程一直深深困扰着他。为了摆脱这种困扰，他开始用毒品和酒精麻痹自己。这时母亲完成了在印尼的田间实验，回到了夏威夷。回来后她就询问奥巴马关于学校和朋友的事情，以及上完中学后对未来的打算。奥巴马尽可能地做出一些让母亲放心的回答。但母亲却一点都不放心，她觉得奥巴马对于自己的将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规划，生活太随意了。他在学校的成绩开始下滑，而且还没有开始准备申请大学，难道他就不关心自己的将来吗？奥巴马说自己打算毕业后留在夏威夷，一边做些兼职工作，一边接受一些学习培训。母亲说其实只要他再努努力，他可以被全国任何一所大学录取。奥巴马听从了母亲的话。从畔纳荷毕业后，他接到了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决定前往洛杉矶的西方学院读书，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居住在洛杉矶、和家人一起来夏威夷度假的年轻女孩。奥巴马的外祖父有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诗人朋友，他住在夏威夷州威基基区的一个破乱不堪的地方。他和奥巴马一样，也是个黑人。当他问到奥巴马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时，奥巴马回答说他不知道。弗兰克就对他说：“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对吗？你只知道上大学是你下一步应该做的一件事。但那些见多识广的老人们，他们奋斗了许多年才让你今天拥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才是你被录取的真正代价。”他还告诉奥巴马他去上大学不是为了去接受教育，而是去接受训练，这样他才能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机会，去了解真正的美国，看清楚身边的世界。奥巴马感觉自己去上大学就像是对家人的敷衍。他明知这种态度不好，却不知道如何改变。
1979年秋，奥巴马离开夏威夷前往洛杉矶西方学院读书。当时在位的总统是吉米·卡特。那时最昂贵的邮票只要15美分，每加仑汽油的平均零售价也只不过88美分。那一年的11月，伊朗暴乱分子袭击了美国驻伊朗德黑兰大使馆，绑架了63名美国人作为人质，关押了444天。不过对于奥巴马来说，与夏威夷相比，他的新生活并没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是这样。洛杉矶总是阳光明媚，那里有很多的棕榈树，离太平洋也非常近。学校的同学们都很友好，导师们总是关怀、鼓励自己的学生。学校有很多黑人同学，这样奥巴马就很容易交到朋友。他们会形成一个小群体，讨论一些关于种族的话题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他发现这些朋友们并不像他在夏威夷的那些朋友满腹牢骚，关心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和白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担忧，也会考虑毕业后如何继续学业或者怎样找到一份好工作。奥巴马则继续寻找着真正的自我，为自己的多种族身份感到迷惑。
在他的回忆录《源自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写到，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黑人比较集中的社区和街道长大，那里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则在夏威夷相对来说比较安逸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和他们不同，没有那种想要“逃脱”家庭的感觉。对于他来说，除了自己内心的疑惑，他没有什么需要逃脱的。他觉得自己更像那些在郊区比较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学生，他们的父母已经脱离了那种艰苦的环境。他和他们一样，不想被自己的肤色所定义。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拒绝划分种类和派别。
奥巴马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自己并不是黑人，而是拥有多种族的背景。她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有部分非洲血统，部分法国血统和部分印第安人血统。她并不认为自己非要在这些种族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身边的白人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只有黑人才将每件事都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非让她进行选择不可。学校也有一些与她的背景相同，说法也一致的同学。奥巴马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但却对自己的种族背景感到更加困惑了。这样一来，当他在西方学院结识朋友时，他就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开始刻意地与那些宣称自己是多种族身份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他觉得只有白种人才是独立的个体，而其他人的种族身份容易让人疑惑不解。正是这种疑惑让他不断地拷问自己到底是谁，让他刻意地与别人保持距离，以向自己和其他人证明他更接近哪一方，他的忠诚在何处。
也正是在西方学院，奥巴马完成了被别人叫做“巴拉克”而不是“巴利”的过渡。这件事发生在他认识了一个叫瑞金娜的黑人学生以后。其实在认识她以前，他就经常在学校图书馆或是黑人学生组织和聚会上看到她。当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把他介绍给她时说，“这是巴拉克。”她却说：“我原来以为你叫巴利呢。”奥巴马解释到：“巴拉克是我的名字，也是我父亲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是‘上天福佑’的意思。我的祖父是一个穆斯林。”瑞金娜将这个名字重复了几次说，“这是个很美丽的名字，那为什么大家还叫你巴利而不是巴拉克呢？”他说大家习惯了叫他巴利，而且他的父亲刚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名字，因为读起来方便，可以更容易融入这个社会。奥巴马刚认识瑞金娜的时候，她就告诉了他自己的成长故事。也正是在她的故事中，奥巴马才找到了一种观察黑人生活的可能视角，因为这是一种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和现实。他羡慕她在芝加哥度过的童年生活，虽然她的父亲过早离开了人世，母亲整日为生计劳累。但她还是可以和自己的叔叔和堂亲们，还有爷爷奶奶围在一张大桌子前有说有笑。而瑞金娜也很羡慕她这个朋友，也希望自己像他一样在夏威夷长大。由于认识了瑞金娜，拥有了彼此之间的这段友谊，奥巴马开始觉得在面对自己时，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诚实。而在他的回忆与希望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
瑞金娜告诉他，如果他觉得可以逃离自己，逃避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他就太幼稚了。她告诉他不能再继续认为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源于他自身，其实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关系到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们、那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儿童、那些并不在乎他是否遗失了自我的人们。而对于奥巴马来说，他后来开始查找自身错误的原因都源于他内心的恐惧，那种没有归属感的恐惧。这种感觉让他认为只要将自己隐藏起来，或是表现出一个并不真实的自我，他就是一个局外人，可以远离那些对他品头论足的人。他也明白了真正的自我一定和自己的种族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但他仍然思考着自己究竟属于何方。虽然离毕业只有两年的时间了，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做什么。他在夏威夷的童年生活就像是一场梦，他很明白自己不会再回到那里定居。他也感到无论他在肯尼亚的父亲说些什么，他都不会将非洲视为自己的故乡。他需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社区，一个可以让他停下脚来扎根在那里，考验自己忠诚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参加西方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交流项目，前往纽约读书。
1981年8月，20岁的奥巴马到达纽约，成为哥大一名大三在读交流生，学习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找到住处后，他就渐渐适应了这个城市的生活。他发现纽约与洛杉矶截然不同，更不必提相比檀香山了。纽约让他眼花缭乱，她的美与丑、安静与喧嚣、富裕与贫困都深深吸引着他。在他的回忆录《源自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不光描绘了这座城市的魅力和诱人之处，还描写了她堕落和腐败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的股市十分繁荣，他目睹了许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奥巴马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没有信心，而且他想拥有一种平静、稳重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也害怕自己重蹈覆辙，再次被毒品和酒精所吸引。但纽约却处处都是诱惑。他在这里目睹的一切都能让他回忆起印尼的贫穷和洛杉矶年轻人的暴躁与轻狂。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纽约人口密度高，城市规模大，他开始慢慢体会到了美国种族与阶层问题的现状。他曾经希望可以在纽约的黑人圈子内得到庇护，但他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建立和谐美满的家庭，住上自己的房子，过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注意到在纽约办公室工作的黑人们大都是秘书或邮递员，而不是那些高楼大厦的主人。在与朋友和同事们谈论过自己的想法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未来不在这里，而应该在一个不会受外界影响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人们会觉得他们之间明显的区别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纽约，只要有钱，他就可以过上中等阶层的生活，身边有许多好朋友，可以随时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还能接触到自己支持的政治党派。但是他明白，如果留在曼哈顿，像他的黑人朋友们一样过这种生活的话，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他就会后悔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观察这座城市，知道这里可以给他什么，不能给他什么。从那以后，他开始寻找一个能够让他融入，让他停留的地方。
奥巴马开始埋头学习，下定决心要努力做事、认真工作。1983年，奥巴马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2005年哥大出版的一本校友杂志中，奥巴马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涯，他说那些年是“埋头苦读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没参加过什么交际活动，过着僧侣般的生活。”
成就非凡的勇气——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下属“为自由而战”基金会上的演讲
2005年5月2日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为自由而战”基金会晚宴上，奥巴马做了此篇演讲，主题是“个人的责任”：
“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感谢各位。半个世纪以前，数百名先辈们就第一次聚集在这些桌子旁，共商实现公平和平等大业。今天，我有幸来到这里，和数千名同伴们一起出席第五十次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下属的为自由而战基金会晚宴。
这一晚宴初创之时，现实使人们理解到周围的世界是种族分离的，是不平等的，那时“黑人的合法权利”几乎也是个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提法。专门服务黑人的午餐专柜、公共汽车上的座位还有喷泉都是奢侈的享受，黑人必须通过反抗或者举行游行才能争取到这些权利。今天这第五十次为自由而战晚宴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上个月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有幸去亚特兰大参加约翰·路易斯六十五岁生日庆祝会，并做了发言。当时很多在民权运动涌现出的杰出人物都在场，我很荣幸地被安排在伊瑟·肯尼迪和科雷塔·斯科特·金中间，两个人都转向我说：“我们真的很期待听你发言。”现在想想，那时刻还真的让人有些生畏。
当我站在约翰·路易斯身旁——虽然在身高上他算不上伟岸，但却具有超出常人的同情心和勇气——我跟自己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和约翰·路易斯一起在国会任职。
不过我想，也许约翰·路易斯自己也没有想过他会在国会任职。
也许在那之前不久，人们都不会想到有一天黑人也能够参与投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加到国会的选举中。
但是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到这些，我们当中许多人能够站在这儿，就是因为像约翰·路易斯那样的人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无所畏惧，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冒所有的风险。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公平的存在，并愿意承受纠正错误付出的代价和痛苦。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都是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他们。
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话又说回来，通往变化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
你们当中或许有人知道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过一段时间的宪法，其中教的一门课程就是关于种族和法律的。上那门课的时候，我按照年代的顺序讲述了我们国家的种族历史，以及人们通过法律手段或游行来争取自由而作出的努力。很多次我的学生们会走到我面前，告诉我：
“哎，我真希望能亲身经历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因为当时一切都是那么黑白分明。尽管可能在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辩论，但是整个事业以及发起运动的必要性却是异常清晰的，不像今天这样凡事都是模棱两可。
“要每个人都可以在午餐柜前坐下是一回事，可是要怎么做才能使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午餐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黑人和白人应当一起上学，弄清楚这一点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能力并且能顺利毕业。聊聊狗或水龙带是很轻松的话题，可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谈论使大街上不再有毒品和枪支这样的问题呢？”
这是他们和我说的。
当然我提醒他们，民权运动根本算不上轻而易举。今天我们所认为想当然的事情——比如说分离制度不可能是平等的，比如说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应当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成长——在1965年时，远没有这么理所当然。
我提醒他们，即使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中，人们就到底该斗争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芝加哥有一所教堂，其所在的大街以前叫“州立公园路”。金博士遇刺后，那条街道被重新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路”。然而教堂的牧师——在社区中也算是个杰出的非裔美国人——对金博士却异常憎恨，竟把教堂搬迁到别的地方了。
所以当时的情况也从未百分之百明确，实现目标也从来未曾容易过。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奋斗与牺牲，靠的是自律与极大的勇气。
有时，回想起民权运动中涌现出的伟人时，我会想你们从哪里来的 52c7." >勇气？约翰·路易斯，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多萝西·海特，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罗萨·帕克斯，你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9９ｌｉb.
当面对着成排的州骑兵，他们充满了憎恨和暴力，浑身武装着警棍和催泪弹朝着你们逼进时，你们怎么就能做到只是停止前进，双腿跪下祈求上帝的救赎呢？
你们从哪儿来的勇气？
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是审视这种勇气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因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依然需要这种勇气。战线也许已经改变，实现平等的障碍也有了新的形式，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平民英雄的需要，我们需要他们站出来，为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仗义执言。
五十年前，我们的国家作出决定，既然四个街区之外就有一所白人学校，那么琳达·布朗不应该每天早晨步行数英里去别处上学，因为当谈到美国的教育时，种族隔离的教育设施永远不会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当时之所以能作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愿意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哪怕对其名誉有影响也在所不惜；是因为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都愿意到大街上进行抗议，哪怕冒着失去自身自由的风险；是因为人们展示出了他们的勇气。
五十年之后，我们又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勇气来保证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孩子们抓住机遇的能力的基地呢？在当前形势下，底特律的孩子们要找到一份中等的工作，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马科姆的孩子，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德里的孩子。确保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是当今时代新的民权运动的挑战。
今天，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两万五千美元——如果你是非裔美国人，那么收入还会再低14%。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我们正在掉队，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也拥有我们曾经拥有的机会，那我们必须努力齐头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作出了什么努力呢？
当我们发现美国高中的辍学率在工业化国家中最高时——在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更高——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高中高年级学生数学和理科考试的成绩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低，而这些领域的专长技能又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的通行证时，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升入九年级的每一百名学生中，只有十八名——十八名——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内能获得一个大学学历，不管什么样的大学都算在内，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残破的学校，破旧的课本，挤满了学生的教室时，我们做了什么？
我现在来说一说华盛顿政府所做的事情。在华盛顿，他们会在某一天探讨教育的重要性，转天就会签署削减税收的法令，使得我们的学校因缺少资金援助而更加难以维持下去。他们会讨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然而当情况很明显，他们没有把钱落实到位时，他们就一言不发了。在这周国会通过的预算中，他们通过了削减一千亿美元税收的计划，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拨款数万亿美元给少数利润巨大的公司。
一千亿美元啊！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钱投给学校建设，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想一想用这些钱我们能建多少所新学校，我们能招来多少位好老师，我们可以给教室安装什么样的电脑和教学器材。想一想我们可以资助多少名学习刻苦努力但却无法负担学费的孩子上大学。
考虑一下这所有的可能性和机会，再考虑一下华盛顿所作出的选择。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彼此共有责任来保证学校资金充足，保证老师们能拿到合适的薪水，保证学生们能够负担起大学的费用。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作出努力的话，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都负有责任。
我们的祖父母曾告诉我们，生为黑人，必须花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今天就想问一问，我们能否如实地说我们的孩子有印度和中国孩子努力的双倍？而这些孩子们比我们的孩子提前毕业，考试分数更高，并且也掌握了他们在工作市场上将我们打得惨败的必备武器。我们能无愧地说我们的老师正双倍努力地工作？而我们的家长们又怎样呢？
有件事情是肯定的，我知道华盛顿的官员们肯定并没有作双倍的努力——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教育体制有所变化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学校里不再那么拥挤，资金的供给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们上一些能让他们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课程；如果我们想要老师们拿到和他们的水平相符合的工资，并且拥有培养孩子们所需要的设备的话——那我们需要鼓足半个世纪以前民权运动的先驱们所鼓起的同样的勇气。
因为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来，这些纪念日——《选举权利法案》通过纪念日、《民权法案》通过纪念日，为自由而战晚宴成立日等等——它们都提醒我们，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事迹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要思考自己该如何去做？我们该如何扫清华盛顿冷漠、党派纷争严重并且一切照旧的风气？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再次去寻找希望，因为我们的前人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而他们成功地渡过了难关。
从我个人来讲，每当想起在竞选美国参议员过程中的一次旅行，我就找到了那种希望。
初选之后大约一星期，迪克·德宾和我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开始了一次十九城市之旅，其中去的一个镇子叫开罗。你也许听过这个镇，因为这个镇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就因为是全国种族歧视现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而声名不佳。当地的白人协商会很激进，那里各种事情都能发生，把人绑在十字架上烧死，犹太人的家庭遭到扰乱，种族隔离学校，种族暴乱——这一幕幕惨剧都在开罗上演。
我们开车驶向开罗，迪克·德宾转向我说：
“让我跟你讲讲我第一次来开罗的情况，那是大概三十年之前的事了。我当时二十三岁，那时的副州长保罗·西蒙派我去开罗进行调查，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当地的种族现象。”99ｌib?
接着迪克跟我讲了他如何不辞辛苦地来到那里，由一个当地的居民接站并开车载他到他要住的汽车宾馆。他下车时，司机跟他说：
“恕我直言，让我给你个提醒吧。不要用你房间里的电话，因为电话的总机接线员是白人协商会的成员，他们会汇报你所做的一切。”
当然了，这让迪克·德宾有些沮丧，不过他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所以他住进了他的房间，放下他的包。几分钟之后，他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他看到有个家伙站在门前盯着他愣了一秒钟，然后说道：“见鬼，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就走开了。
现在，迪克很有些担心，我也是，因为他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开罗了，因此我开始想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开着车穿过镇子，经过旧政府大楼，转了个弯，突然眼前就是一个大停车场，大约有三百个群众都站在那里。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黑人，四分之三是白人，他们看来都很年轻。倘若在三十年前，他们一定会积极地参与到那场划时代的民权运动的斗争当中。
我们的车子越来越近，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同。所有的人身上都别着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支持奥巴马竞选参议员”。然后他们开始微笑，开始挥手。迪克和我对视了一下，什么话都无须再说。因为三十年前，如果你告诉迪克——一个出生在圣路易斯东部的贫穷立宛陶移民的儿子——他将作为美国在任的参议员重返开罗，并且和他并肩做伴的是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堪萨斯人，名字叫做奥巴马的黑家伙，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约翰·路易斯和几十位勇敢的美国人站在那座跨越隔阂的桥上，并成功地过了桥。
你们知道，“血腥星期日”两周以后，当示威的队伍最终到达了蒙哥马利时，马丁·路德·金对数千名群众说，“道德世界的圆弧固然很长，但它终究偏向正义的一方。”他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圆弧自己不能偏转，之所以偏转，是因为我们用力使它偏向那个方向。因为拥有非凡勇气的美国人，像约翰·路易斯，马丁·路德·金，罗萨·帕克斯，以及成千上万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使它偏向正义的一方。现在他们的事迹穿过几代人的时空向我们发出了呼喊，我们要作为一个民族继续前进，因为他们鼓舞着我们伸出自己的双手，来偏转这一道德的圆弧。
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精神遗产——在“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2005年11月16日
（华盛顿特区）
奥巴马在“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表了此篇演讲，以“罗伯特·肯尼迪时代后期的理想主义”作为演讲主题：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并非建立于强硬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理想主义。的确，他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他不相信官僚主义，深知变革只能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追随自由民众的意愿才能得以进行，明白变革不仅源自于新型计划和项目，而且还来自于创新的思想。”
谢谢诸位！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我怀着无比谦恭的心情来到这里。鲍比·肯尼迪离世那年，我只有七岁。对于在座许多熟识他的人们来说，他是一位兄弟，一个丈夫，一位父亲，一个挚友。
然而对于我来说，他通常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现在在国会工作的大部分人都与我有着相同的感受，认为他距离我们很遥远。因为当鲍比·肯尼迪去世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来到人世。不过有意思的是，当你穿过国会一间间的办公室时，9９ｌiｂ.肯尼迪的照片、演讲词或是纪念他生平的其他物品都随处可见。
原因是什么呢？虽然他从未当过美国总统，只当了三年的司法部长、三年半的纽约州参议员，但为何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依然感召着我们，他的言语依旧鼓舞着我们之间的讨论，他的思想仍然激励着我国政坛前进，而他依旧号召我们要尽可能让这残酷无情的世界中的生活变得快乐愉悦呢？
显而易见，这与他个人的非凡魅力和优秀的口才不无关系。这种卓越的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拥有的，但在肯尼迪家族中却屡见不鲜。他用一个简单的短语或一句简短的话，就可以概括总结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国家的所有希望和梦想，甚至还可以激励那些对美国生活最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们。
还有部分原因源于他的年轻活力——无论是他的年龄还是心态。这使得，即使约翰被刺杀了，即使我们失去了金牧师，我们依然有理由敢于梦想，因为依然有一位活力四射的肯尼迪家族成员让我们再次充满希望。
但除却他的个人特质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这个城市充满隔阂的有限范围内，在政治上使用“小球战术”简直是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在党派僵局和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话题之间，在精心设计的谈论内容以及对于战争、贫困、绝望和违法乱纪这些能够牵动人的神经却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关注中，这些问题都变成了需要处理的事情，而不是有待解决的危机，变成了周末棒球秀中争.夺可以得分的筹码，而不是让人们达成共识，寻求和解的基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再努力争取可能会实现的梦想，而是委曲求全，接受最有可能发生的现实。
这就是华盛顿的状况。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其他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些家庭的孩子正饥肠辘辘，而就在几个街区外，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却刚刚吃饱喝足；在某个地方，有一位飓风中的幸存者正寻找安身之处，为自己的女儿寻找就读学校，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被持枪凶手枪杀，而凶手曾经是他在幼儿园的玩伴——同时，在伊>拉克提克里特的街道上，又有一对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孩子。
但在某些地方，始终有人相信，一切本不应该如此，美国的情形应当有所不同。他们相信，虽然罪恶与痛苦永远不会消失，点滴的奇迹与无尽的梦想却一直激励着我们国家前进。在这里，我们在追求伟大美好的同时，不会畏惧面前最为严峻的挑战；在这里，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克服。
鲍比·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在战火纷争、四分五裂的国家中，他也有勇气直视着我们的双眼，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少城市暴力充斥，无论贫穷与种族歧视问题会延续多久，无论美国有多么彷徨，多么无所适从，希望依然还>会来临。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并非建立于强硬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理想主义。的确，他相信政府可以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推动力，但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他不相信官僚主义，深知变革只能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追随自由民众的意愿才能得以进行，明白变革不仅源自于新型计划和项目，而且还来自于创新的思想。
肯尼迪的这一思想并非只是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主义。他相信，我们早晚都会面对真正的敌人，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混乱局势没有迅速或完美的解决方案。
罗伯特·肯尼迪的理想主义是他未了的精神遗产，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前进。那是一种基本的精神信仰，相信美国式的理想会持续地完善下去。
这一信念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国家的确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那么当“肤色”依然是百万人民生活中的羁绊之时，我们的政府不应坐视不管；如果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依然像一座希望的灯塔一样闪亮，那么他国尊敬我们的原因不应只是我们傲视群雄的军事威力，而是我们伟大理想的神圣力量；如果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并非生来注定或由环境影响，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证百万富翁的孩子和靠社会保险过活的母亲的孩子享有同等的生活机会；如果，同为一国之民，我们休戚相关，那么我们就不能让自己仅限于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应该携手所有美国人共同崛起。
过去，我们并非一贯按照这些理念行动，将来，我们还有可能会跌倒，会失败，但他的精神遗产却始终号召我们要勇于尝试。这个原因也正是我们不仅依然能听到鲍比的言语回荡在耳边，还能听到在他之前的约翰、金牧师、罗斯福和林肯声音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站立的高度与我们如今所处的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畏缩不前的原因是政治上的疑虑，那种宣扬“无法有所作为”及“做了也是徒劳”的政治。能源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立即解决问题的妙计。上千个工作机会都在海外？其实那样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美国史上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反应迟钝，三天后才作出反应？布朗尼，你做的工作可真是出色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难题时也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没有承担集体责任去照应彼此，那么下一步顺理成章地就是让政府将税款退还个人，为民众减税，鼓励民众自己买医疗保险，自己规划养老计划，自己雇请儿童保育员，自己修建学校、公路和防洪水坝。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不过在过去，这样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样一来，当医疗保险金或学费增长过快，超出了个人的支付范围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你可真倒霉！”当一个孩子出身贫寒，我们就可以对他说：“还是自食其力吧！”当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要靠你自己。”
但这样肯定行不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种思想完全忽略了我们国家的历史。的确，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个人的主动积极，在于我们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任，但同样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彼此的互相关怀，取决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家有一席之地，我们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
罗伯特·肯尼迪提醒了我们这一切。现在他的声音依然在提醒着我们，不要再等到下一场飓风来临时才知道在一座美国城市的深处，在第三世界条件下生活的人们让我们所有人都显得拮据；不必再等到伊拉克又死了三千个孩子，我们才意识到没有完善的撤退策略的战争只会让我们所有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我们现在不能，而且永远不能接受美国梦正从我们这个国家消失。
我们应当用那些反问“为什么不存在”的问题去回答那些“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我们会经常提及却从来没有实践。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饥饿？”“为什么会有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会有暴力？”“为什么会有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没有好工作和高报酬？”“为什么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险和世界一流的学校？”“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我们将个人的潜力挖掘到极致？”
如果鲍比今天依然在世的话，我们很难将他进行归类，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种经常会让我们感到压抑束缚的政治家类型。他是共产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他明白，只有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我们才能摆脱古巴导弹危机。他设法消除贫困，但同时也寻求当地政府的合作并发动社区群众。他的意志坚定，但同时也心怀宽广。
除此以外，他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并非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或中间手段，并非是这样一种温和的中间主义。他所提倡的政治，在他内心中是深刻的道义层面的政治。他所提倡的政治建立在这个世界是对错分明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分辨清楚对错的同时制定好我们的法律，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1967年，罗伯特·肯尼迪与著名民权运动家查尔斯·埃伯斯一起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访问。当他们从一间棚屋走向另一间棚屋时，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国家的贫穷。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他们曾经走进一间几乎没有屋顶和地板、到处都是漏洞的棚屋中，肯尼迪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腹部肿胀的年幼儿童。他三番五次地试图与这个孩子进行交谈，尝试了一次又一 6b21." >次，但那个孩子却毫无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意识到他存在的眼神。他双眼圆睁，眼神苍白而冰冷，被贫穷摧残到让人难以相信他还活着的地步。
据说就在这时，肯尼迪忍不住开始哭泣。他转向埃伯斯，问他：“一个国家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埃伯斯回答说：“也许他们只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吧。”
鲍比·肯尼迪终其一生都在竭尽全力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他不仅让我们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起来，让我们勇于直面自家后院中悄悄降临的黑暗，而且告诉我们乐观的消息，让我们明白只要尽力，一切皆能改变。我们可以书写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这样一种声音依然环绕在我们的耳边。这个声音引导着我们沿着鲍比·肯尼迪走过的路接着走下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几年之内，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可以踏上这一征程。
政治与信仰——在“呼唤复兴”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2006年6月28日
（华盛顿特区）
在一次由福音派教会组织的旨在消除贫困的名为“呼唤复兴”的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主题演讲，以“政治与信仰的交点”作为演讲的主题：
“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正是他们这饱含真理的召唤，鼓舞无数人实现了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将我们的祖国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怀抱。”
我很荣幸能得此机会参加由“呼唤复兴”组织举办的“制定新美国盟约”会议。此前我曾得以看到了你们制定的《新美国盟约》，其中包括许多针对目前困扰我国已久的问题制定出的十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举措。因此，首先我想对大家表示祝贺，祝贺大家今天都就“美国的贫困和正义”这个问题做了许多精彩的主题报告，而且让华盛顿政坛的领导者们听过之后如坐针毡。
不过今天我却想谈一谈宗教与政治的关联，也许能提出一些我的见解，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分析过去几年中我们耳闻的一些尖酸犀利的言论。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圣经》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贫穷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充分赞扬并广泛分发这一盟约；我们也可以和媒体交流，可以讨论教会呼吁解决贫困和环境管理的问题，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但除非我们解决了美国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之间时而存在的相互猜忌的问题，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造成丝毫的影响。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认为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事实。你们当中也许有些人知道，在2004年我竞选美国参议员时，我的竞争对手是一位名叫阿兰·凯斯的先生。他深谙杰里·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风格的辞藻，将进步分子贴上“不道德”和“无神论”的标签。
在竞选进入后期的时候，凯斯先生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不会支持巴拉克·奥巴马。耶稣不会把票投给巴拉克·奥巴马，因为他的言行举止令耶稣都难以置信。耶稣绝不会像他那样。”
耶稣基督不会把票投给巴拉克·奥巴马。
现在，我的许多自由派支持者们都劝我不要太在意这句评论，尽可以完全忽略。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凯斯先生是个极端主义者，因此他的言论大可不必理会。由于当时我的支持率领先于他40%，所以这大概也是个不错的建议。
然而，他们不会理解的是，我却很在意凯斯先生，因为他对我所信仰的宗教，所信仰的主作出了 8bc4." >评价，而且他发表的言论当中确有几分属实。
奥巴马先生说，他是个基督徒。他声称如此，但他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在《圣经》中却被称做“大逆不道”。
奥巴马先生说，他是个基督徒，但却并不制止残害无辜、神圣的生命。
那么我的支持者们会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应该怎样回应呢？我是不是应该说，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圣经》是种愚蠢的行为？还是应该说，凯斯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应当不去理会教皇宣讲的教义？
但这些我都不想说。最终在这场辩论中，我只是以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予以回应。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不能将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别人，我要竞选的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而不是这个州的牧师。
不过凯斯先生含蓄地指责我不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这却让我感到烦恼不堪。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作出的回应不能充分说明我的信仰在引导我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不过，我明白，我的困惑绝对不是个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教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到底如何。
一段时间以来，诸多学者和民意调查分析家们一直都在议论，我国的党派之分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的确如此，在当今美国白人之间，关于“党派所属”的最大分歧并不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或者所谓的“红色州”居民和“蓝色州”居民之间，而是存在于那些经常去教堂的人和不去教堂的人之间。
保守派的领导者们已经乐观到不再去深究这种分歧的原因了。他们只是不断地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们，民主党人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不喜欢他们的教堂，同时还对全国上下其他人说，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只会关心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学校祷告制度与智慧设计论之类的事情。.
大多数民主党人都中了这个圈套。其实我们大不了都回避有关宗教价值观的讨论，唯恐得罪了别人，只是一直对外界声明，无论我们的个人信仰如何，宪法的基本原则都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最坏的估计也不过是一些自由派人士在公共场合声称反对宗教，认为宗教从根本上来说反理性，而且偏执狭隘，坚持将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描述为狂热分子，或者认为“基督教徒”一词只适合用来形容某人的政敌，而非有宗教信仰的人们。
现在看来，如果我们的对手是阿兰·凯斯的话，这种回避策略的确会适用于进步派人士。不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信仰在人们生活中，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生活中的力量予以肯定的话，我们就犯了天大的错误。而且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了，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将个人信仰与当代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统一起来。
如果我们的确要这样做的话，首先我们需要认清，美利坚人民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我们当中，有90%的人都信仰上帝，70%的人都加入了有组织的宗教团体，38%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更加相信天使的存在，而不是进化论。
这种宗教倾向不仅是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们成功说教的结果，也不是巨型教堂流行起来后所散发出的吸引力。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宗教正应了人们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比这些原因都要更为深刻，是一种超越了某种具体形态的渴求。
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坐飞机去开商务会议、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失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
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与以前相比，美国人的亲密朋友和知己数目已经普遍减少了。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他们不应生来注定要孤独地走过漫漫长路，最终却一无所成。
说到这方面，我想谈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不是特别浓厚的家庭。我只有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我的父亲出生时是穆斯林，后来成为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并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精神生活最丰富的人，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
我和教会人员一起工作，同我一起的基督徒们也接纳了我。他们看着我熟读《圣经》，知道我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听我和他们一起唱圣歌。但他们能感觉得出，我并没有完全与他们融合为一体，依然有所隔阂。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那时，我也意识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
若不是因为传统黑人教堂的一些独特特征吸引了我，大概我就已经安然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但在芝加哥生活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投身到了教堂之中，而且并非只是投入了教堂的工作，而是成为了那里的一部分。
首先，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始终相信非裔美国人宗教传统的力量，那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而今天在座的一些领导者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力量。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黑人教堂更能切身体会到《圣经》中的一些教义，例如要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吃得饱、穿得暖，要敢于挑战权威等。从他们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过程中，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让人变得主动积极、触手可及的东西，是希望的源泉。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苦难的切身理解，再加上苦难正是在困境中坚持信念的基础，教堂的工作使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我想今天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有了信仰不代表你就没有了疑惑。
你需要来教堂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你是这世界上的唯一，而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你需要拥抱上帝，正是因为你有罪行需要饶恕，是因为你是个凡人，在艰苦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陪伴。
正是出于这些深刻的理解，终于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穿过那里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一直存有的疑问也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消失。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无论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精神历程。有人生来就是教徒，其他人则遇到过生命中的转折点。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和其他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力量源泉。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诚希望和别人谈论一下他们的想法，为他们着想，交流彼此的希望和价值观，那么作为进步分子，我们就不能完全舍弃宗教这个话题。
倘若我..们不去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基督教徒、穆斯林或者犹太教徒，倘若我们只是消极地谈论是否应该做礼拜，哪里不应该做礼拜，而不是去积极地讨论我们对于彼此的义务何在，倘若我们总是对宗教场所和传教节目敬而远之，因为我们认为教徒们不会欢迎我们，那么总有别人会来填补这一空白，那就是那些信仰狭隘或者利用宗教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们。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同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教徒们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所坚持的立场，那么杰里·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和阿兰·凯斯之流定会继续当道。
更根本的原因是，进步人士对于宗教内容的抵触，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从道德层面来解决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文字游戏。如果我们将所有含有宗教含义的词语都删除，那么我们就消灭了这些宗教意象和术语，而上百万美国人民正是通过这些才了解到自己的个人道德观与社会公平的含义。
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正是他们这饱含真理的召唤，鼓舞无数人实现了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将我们的祖国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怀抱。
作为进步分子，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国家这一道德基础，那么这种失败则不仅仅是文字方面的了。我们对于“说教布道”的恐惧也使得社会道德观和文化观在解决我们目前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大打折扣。
毕竟，贫困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社会保险与失业人口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在寻求完美的“十点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层面问题。这些问题深植于社会的漠不关心与个人的麻木不仁，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之处。
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政府政策的改变，但也要求我们的内心和思想同时进行改变。例如，谈到让枪支远离市区这个问题时，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也会要求枪支制造商做到这一点。但我同样相信，当一个持枪歹徒面对着人群疯狂扫射的时候，他一定认为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赢得过别人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就存在这样一个道义问题，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中有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单靠政府力量是无法弥补的。
我相信我国的反歧视法规应该大力执行，但我同样相信我们国家各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应实现良心和道德上的转变，并发自内心地接受多样化。这样取得的效果要比大批律师制定的法律所起的效果要好得多。更何况，他们企业当中还有更多的律师。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纳税人的钱更多地投入到对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教育当中去。我认为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一生的成就都说明了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分配国家资源时，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解决什么问题。我同样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们多学习避孕知识，防止意外怀孕，降低堕胎率，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来到人世间的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喜爱与珍惜。
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培养孩子，那么等到他年老之时，也不会背离这个道路。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信仰和指导可以加强年轻女孩子的自我意识，年轻小伙子的责任意识与尊重他人意识，而这些都是年轻人进行两性亲昵行为之时所应具备的意识。
我并非建议每一个进步人士都能立刻理解宗教术语，这样做会十分危险。没有什么比不真诚的信仰表达更为虚假的东西……我们不想看到一些政治家走进教堂，随着唱诗班不着调地鼓掌。我们不需要这些。
其实，我并不相信只有教徒们才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我更喜欢那些有良好道德品质，同时也并不与现实世界脱离的人。他们在谈到自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时，也从不会将自己伪装成多么高尚的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人需要这样做。
不过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教徒在参与公众生活之时，世俗之人要求其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行为也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亚伯拉罕·林肯，无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德罗茜·戴还是马丁·路德·金，这些美国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者中的大部分人不仅仅受到了信仰的鼓舞，而且不断地运用宗教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事业与征程。所以，如果说人们不应该在公众政策辩论过程中引用个人的道德观念，这绝对近乎荒谬。我国的法律本身即是道德规范的编纂，许多内容都源自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观念。
除此以外，如果进步人士抛却一些个人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当谈到我们国家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发展方向时，无论是教徒还是不信教的民众都会有一些相通的价值观。我们会发现，“号召为下一代作出牺牲”、“不仅为自己着想，还要考虑他人”，都是全国上下各个宗教组织发出的共同声音。而且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有能力接触到福音派基督教徒，让上百万的信教人士都加入到更为广泛的复兴美国行动中来。
其中的一些行动已经开始了。牧师们……正在广泛地扩大影响力，以更好地抗击艾滋病、为第三世界减免债务以及解决地区性问题；宗教思想家和活动家们……也不再受《圣经》禁令的局限，主动帮助穷人，作为动员基督徒们反对减少社会项目预算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在国会中也需要基督徒，需要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起来谈论遗产税的问题。当在有关遗产税问题的争论中，有人提议从社会项目资金中拨出十亿美元给那些不需要甚至不想要这笔资金的少数人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政治辩论需要引入道德标准。
全国上下，我们每个人所参与的教堂，我的教堂和你们的教堂，都在资助日托项目，建立老年中心，帮助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海湾。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善意的教徒和世俗的人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依旧若即若离，我们应当如何进一步建设这种关系？这的确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比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还要多许多。宗教分歧涉及的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互相猜疑也要直接予以解决。各方都应当接受一些基本的合作准则。
我已经规划好了一些进步派领导者所需要做的工作。下面我还想谈一谈保守派领导者们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一些他们必须要承认的事实。
首先，他们应当了解为了维护民主，应当加强宗教行为，认识到教堂与政府分离的重要性。民众大概已经不再记得，在我们建国期间，制定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人不是无神论者或者自由主义支持者，而是被迫害的少数群体，是诸如约翰·利兰之类的浸礼会教徒。他们不希望当时的教堂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信教但依旧快乐生活着的人们，不同意他们对奴隶们进行说教。这些浸礼会的先驱者们坚决不支持将政府与宗教事务混杂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资助宗教事务妨碍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坚持信仰。
另外，随着美国人口组成越来越多样化，宗教主义的危害也愈加严重。无论我们曾经的信仰如何，我们的国家都不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也是犹太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佛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和无宗教信仰国家。
即使我们国家仅仅存在基督教徒，将每一个非基督教徒都逐出美利坚合众国，那么我们应该在学校教授哪种基督教义呢？詹姆斯·杜布森的教义还是阿尔·沙普顿的呢？《圣经》中的哪些章节可以引导我们制定##公共政策呢？我们是应该遵循《圣经旧约》吗？在那其中，规定了奴隶制度可以接受，食用贝类却很可耻。我们要遵循《申命记》吗？它告诉人们，若你们的孩子偏离了信仰，就应该拿起石头向他砸去。或者我们应该遵循“耶稣登山训众论”？这段篇章是如此的激进，使得人们怀疑自己国家的国防部是否都会遭殃。因此在我们开始行动以前，我们应该先熟读圣经，但现在许多民众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下面我想说第二点。民主社会要求那些以宗教目的为出发点的人们应将自己的关切转化为人们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与宗教有关的教义。这就要求他们的提案也会受到大家的争议，也要经得起论证。例如，我可能会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堕胎行为，但是倘若我想要促使反对堕胎的法案通过的话，我不能仅仅搬出教堂的教义来作证或者说这一行为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而必须解释为什么堕胎违反了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以及没有信仰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原则。
对于那些笃信《圣经》的人们和许多浸礼教会的教徒来说，这一定会很难接受。但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我们别无选择。政治局势如何，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共同的现实基础上说服彼此达成共同目标。这个过程需要相互作出妥协，是一种可能的艺术。从根本上来说，宗教并不允许妥协，是一种严格的艺术。如果上帝已经作出了指示，追随者们定会不计后果地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于这种从未商议过的承诺上也许是一种神圣的行为，然而若将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都建立在这种承诺的基础之上的话，那就未免太危险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下面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故事。上帝指示亚伯拉罕将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献藏书网给他。亚伯拉罕丝毫没有反对，立刻将以撒带到了山顶，蒙上他的双眼，来到祭坛。然后，他举起手中的尖刀，准备按照上帝的命令采取行动。
当然，后来上帝在最后时刻派天使告知亚伯拉罕，饶他儿子一命。就这样，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对他忠诚度的测验。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在离开这个教堂之后，看到了亚伯拉罕在一座大厦的顶层，举着手中的尖刀，那么我们至少会给警察局打电话，并且希望国家儿童部与家庭管理部带走以撒，让他远离亚伯拉罕。我们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听到亚伯拉罕听到的指示，并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看到的上帝，虽然他的这些经历都有可能属实。因此，我们只能尽力让我们的行为与我们都能目睹以及耳闻的一切相符，无论是公众法律还是人之常情。
最后一点，个人信仰与民主多元论之间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协调。
对于双方来说，均是如此。
即便那些坚信《圣经》正确性的人也会将圣经中不同的章节加以区分，认为一些章节，例如圣经《十诫》或者对于基督神性的信念，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其他的章节则都是文化方面的细节，或者进行了修改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美国民众凭直觉都能理解这些，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天主教徒都会采取节育手段，为什么尽管有些人反对同性恋婚姻却依然反对宪法修正案对其进行禁止。对于那些宗教领袖们来说，他们在给教徒们提供建议之时不必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政治方面却必须做到。
但二者按照比例的协调也应当引导那些将教堂与政府区别开来的人们。并非每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上帝都是要有意地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能够面对着星条旗背诵《效忠誓言》的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喃喃地说出“以上帝的名义”就会感觉压抑或者已经被洗脑，这很令人怀疑，我却并不以为然。倘若有学生志愿祈祷小组借用学校场所聚会，我们也不应视其为一种威胁，就好像如果使用的人是共和党人的话，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民主党人就是一种威胁。而且我们都可以预见到一些基于信仰的援助项目，针对有犯罪前科的人以及滥用药物者，总能提供一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法。
因此我们都有工作要做。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消除现存的隔阂以及在这场争论之中对于彼此的偏见。而且我相信，上百万有信仰的美国人民都希望如此。无论人们是否有信仰，无论他们的信仰是否坚定，他们都不想再看到有人利用信仰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也不想看到信仰被用来轻视别人或者图谋分裂，不愿再听到别人喋喋不休而不是传教布道，因为他们认为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应扮演这样的角色。
最后我想再给大家讲述我在竞选期间的一次经历。就在我竞选联邦参议员并成功获得民主党提名的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位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医生写给我的邮件，内容如下：
“祝贺你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初选，这是令人振奋，令人激动的消息。我很高兴能投你一票，而且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在郑重考虑到大选时会不会投票给你了。这次写信给你，是想表达一些我的想法，恐怕这些想法最终会阻止我将选票投给你。”
在信中，这位医生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将自身使命视为“统一天下”的基督教徒。他的信仰使他强烈反对堕胎与同性恋婚姻，虽然他说自己还怀疑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迅速诉诸军国主义似乎十分符合共和党的中心日程。
不过，这位医生考虑不把票投给我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我对于堕胎行为的看法。他在我的网站上看到了我的竞选团队张贴出的信息，其中有些内容说明我不同意那些“剥夺女人选择权利的右翼思想家们”。他在信中还写道：
“我能感觉到你有强烈的正义感，而且你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主持公正的人。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真认为那些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受到了反常欲望驱使的人，只想让女人饱受折磨，那么我认为你就算不上是个公正的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有积极的可能，也有消极的可能。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一个多元化的背景下竭力建设一个共同的国家。当我们发表任何与他人有关的言论时，我们并不确定自己的理由是什么。我并非出于这个原因才询问你反对堕胎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是否用公正的语言谈论此事。”
公正的语言。
所以后来我又翻看了我的网页，在上面发现了那些伤害他的话语。公正地说，我的同事们只是在用“程序化”的具有民主党特色的语言来总结民主党初选期间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立场，而那时我的竞争对手还在怀疑我是否一直支持“罗伊案”。
再次阅读这位医生的来信时，我深感羞愧。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直在我们这个国家寻求宗教方面更深刻更全面的交流。他们也许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十分乐意与那些说话公正的人们交流，认真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知道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上帝的角色都无可替代，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将信仰仅仅当做一种手段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此，我给那位医生写了回信，感谢他给我提的建议。第二天，我就给同事们群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们将网站上的内容进行更改，只需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我支持堕胎的立场表明即可。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做了一次祷告，希望自己能将同样美好信念的设想传递给他人，就像那位医生传递给我那样。
……
我相信许多美国人进行过同样的祈祷。这是一种希望，希望我们能本着善意，协调好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和谐地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值得祷告的希望，是一个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都值得在我们国家展开讨论的问题。
关于《选举权法》——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2006年7月20日
（华盛顿特区）
奥巴马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此篇演讲，支持对具有历史意义的1965年《选举权法》进行重新授权：
“《选举权法》一直以来都是维护美国公民权利的工具。它不仅要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投票权，还要确保他们的投票都会得以清点。”
我站在这里感到非常荣幸，也充满了崇敬之情，因为我今天能有机会表达自己对1965年《选举权法》的支持，我希望这部法律中到期的条款能得到延长。
我想感谢很多人，既有国会内的，有也国会外的，是他们过去一年的努力使我们走到了现在。
我还想谢谢参众两院，感谢共和党和民主党，正是他们广泛的支持才使我们的工作得以完成，而四十年前同样的支持为我们带来了《选举权法》。党派的争斗经常拖累我们的工作，美国人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而我们今天把两党的合作重新展现给大家，这反映出我们对《选举权法》的成功抱有共同的信心，也让我们意识到合作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
毋庸置疑，从1965年到今天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只要看一下选民登记数字就知道了。在最初的《选举权法》通过两年之后，一些州的少数族裔选民登记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不久之后，在所有《选举权法》覆盖的州，至少有一半的少数族裔选民都进行了登记。
我们还可以看看各级政府当选的黑人官员所发挥的影响力。美国国会有了黑人议员，从2001年起，我们国家的首席##外交官也一直由黑人担任。
实际上，大多数当选的黑人官员都来自《选举权法》第五条里提到的州，比如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
但在我看来我们取得进步的最明显证据就在这座大楼的对面，在我亲爱的朋友约翰·路易斯身上就能看到。他过去冒着生命危险一直战斗在民权运动的最前线。1965年3月7日，他带领着六百名和平示威者穿越亚拉巴马州塞尔马的埃蒙德佩图斯桥去争取投票权。
我经常会想到那天穿越埃蒙德佩图斯桥的人们。不只是示威的领导者约翰·路易斯和荷西·威廉姆斯，还有那些普通的美国人，他们离开家，离开教堂加入示威的队伍。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少年也有儿童，有老师，有银行家也有小店主——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组成了一个争取自由的受人爱戴的大家庭。
我真不知道，他们的那种勇气从何而来？当你们面对着一排排骑在马上、手拿警棍和催泪瓦斯的警察时，当这些警察冲向你们发泄仇恨和暴力时，你们怎么能只是停下来，跪在地上祈祷上帝来拯救你们呢？
但最为了不起的是，虽然那天约翰·路易斯被打得奄奄一息，虽然那天人们的头被打破，眼睛被烧伤，虽然他们看到自己孩子的童真在棍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那天之后人们又再次走上了街头游行。
他们穿过了埃蒙德佩图斯桥，唤醒了国家的良知。这之后不到五个月，1965年《选举权法》就被签署成为了一部法律，之后它又在1970、1975和1982年被三次批准。
现在是2006年，约翰·路易斯在当年游行时落下的伤疤还清晰可见，但他已成为了第四次批准《选举权法》行动的最早发起者之一，上周他同其他三百八十九名众议员一起投票批准了这项法案。
有人会说，这项法案已经过时了，对该法案第5条“事先核准”要求的保护——为了确保某些州能维护投票权——所针对的一些州是错误的。但证据可以反驳这种观点。自1965年以来司法部所发出的一千一百例异议中，有56%发生自1982年上次批准《选举权法》之后。可见，尽管这些州在维护投票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但问题还是显而易见存在的。
还有些人反对延长第203条保护少数族裔语言的规定。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和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扯在了一起，也把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保护投票权——同当今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混淆了>。
让我们想一想，只有选民才能要求得到语言帮助，而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选民。虽然作为美国公民的选民必须熟练使用英语，但是很多人却更相信投出印着自己母语的选票时才不会出错。
一位来自“西南选民登记工程”的代表说过：“一些公民之所以更喜欢用西班牙语的登记卡是因为他们能感到与这一程序联系更紧密；同时他们认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程序才能更信任它。”这种与我们民主程序的联系与对它的信任正是我们希望从选举权法律中得到的。
我们的挑战并没有随着《选举权法》的再次批准而结束。我们必须避免在近期选举中发现的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发现一些政治特工毫无根据地把选民名字从登记册上除掉，阻止有投票权但曾经是重刑犯人的选民前去投票，不公平地分配计票器，或者在选举的时间、地点和规则方面欺骗选民。不幸的是，这些行为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少数族裔、残疾人、低收入者和历史上曾被剥夺投票权的人。
《美国投票协助法案》是我们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我们还要做的更多。我们需要为实施《美国投票协助法案》提供充足的资金，需要强制执行一些关键要求，比如全州的登记数据库。我们需要确保计票器能得到平等的分配，还要确保它们能正常使用。我们还要努力让更多的人在选举日去投票。
当少数族裔的选民投票时，我们要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卑鄙的恐吓手段的受害者。2004年，南达科他州的土著选民碰到了一些假冒的执法人员。这些被雇来恐吓别人的人开玩笑说如果在投票中出差错就要坐牢，还尾随选民去他们的汽车旁边，记下他们的车牌号。
在俄亥俄的莱克县，一些选民收到了一个署名是“选举委员会”的伪造备忘录，通知那些通过民主党和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登记的选民说他们不能投票。
在威斯康星州，一份据称来自“密尔沃基黑人选民联盟”的传单在大多数黑人居民区中传播开来，传单上说：
“如果你今年在任何选举中投过票，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就不能再投票了。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就会入狱十年，你的孩子也会被别人带走。”
可见，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这一时刻固然值得我们庆祝，但也是一个让我们重新投入选举权事业的机会。正如路易斯议员上周说的那样：“显而易见，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但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塞尔马的记忆依旧存在，它体现着《选举权法》的精神。从那天起，《选举权法》一直以来都是维护美国公民权利的工具。它不仅要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投票权，还要确保他们的投票都会得以清点。我们关注这些权利的人决不能因法案得到再次批准而自鸣得意，不思进步。 6211." >我们应当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团结阵线，继续战斗，以确保所有美国人能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投票。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重拾埃蒙德佩图斯桥上的精神，我们必须让这种精神在全国传播开来。>..
在第一次游行被阻挡两周之后，马丁·路德·金博士对聚集在一起的组织者、活动家和社区居民说他们不应气馁，因为虽然道德苍穹之弧很长，但它终究偏向正义的一方。这得益于我们每个人为使它弯向正义而作出的努力，得益于像约翰·路易斯，范妮·卢·哈默，科雷塔·斯科特·金和罗萨·帕克斯这样的巨人，我们今天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是弯向正义之弧的受益者。
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如果没有我们父辈，祖父辈和那么多普通人的努力和勇气，如果他们没有伸向那条弧并使它弯向正义，我也就不会出现在美国参议院。我希望我们能见证这种精神长存下去，不只是在这场辩论期间，而是我们在参议院工作的任何时间。
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精神遗产——在马丁·路德·金纪念馆奠基仪式上的演讲
2006年11月13日
（华盛顿特区）
为了纪念遇刺身亡的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美国政府专门兴建了马丁·路德·金纪念馆。2006年11月13日，在国家广场举行的纪念馆奠基仪式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介绍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平及他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
“如同摩西一样，他生前从未见过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他却立于高山之巅，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八岁。得知纪念馆的兴建方案后，我就开始考虑，当纪念馆即将落成时，我带着她们来到这里，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象着我们沿着潮汐湖一路走过，湖畔的两岸矗立着两座纪念馆，一座用以缅怀这个国家的缔造者，一座用来祭奠这个国家的捍卫者。我脑海中会勾勒出这样的画面：我们走在绝望之山的阴影下，抬头凝望希望之石，在落如雨下的水滴中，阅读着雕刻其上的碑文。
我的女儿，或许是最小的那个，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这样问我：
“爸爸，这为什么会有座纪念碑？这个人做过什么呢？”
我该怎样去回答她们呢？与这里被纪念的其他人不同，马丁·?９９lib?路德·金先生并不是美国总统——实际上，他一生中未曾担任过任何公职；他不是对外战争中的英雄，也并非家财万贯；他在世时所遭受的谩骂甚至多于人们对他的赞誉。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时常遭受自我怀疑的困扰，自身的性格也并非完美无瑕。如同摩西一样，他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因何为上帝所选，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要他来引领人们通往自由之路，要他来治愈这个国家的原罪之伤。
但他依然完成了领导民众的使命。通过言语，他让沉默者袒露心声；通过行动，他给软弱者注入勇气。他深谋远虑、立场坚定。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坚信爱的救赎之力。凭此，他独自忍受着阶下之囚的屈辱和被困牢笼的孤独，默默承受着从未间断过的生命威胁。在他的鼓舞下，这个国家最终完成了自我的转变——开始实现立国信条的真谛。
如同摩西一样，他生前从未见过上帝的应许之地。但他却立于高山之巅，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是一个没有被种族仇恨和斗争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国度；一个把公正对待少数群体视为准则的国度；一个用其强大国力来维护和平，而非穷兵黩武的国度——在这里，上帝的子民情同手足，和睦相处。
至今，我们仍未到达这样的期许之地。反之，期许之地已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在猜疑和愤怒中迷失自我；在长久以来的怨恨中徘徊不前；在部族间的纷争中展露忠诚——与之前的所有进步相比，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然而，此处屹立的丰碑，正在向世人昭示：那个与众不同的卓然之地，已向我们发出召唤，它不在遥不可及的山峦间，也不在隐蔽晦暗的山谷里，而是驻于我们的心中。
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通过先知之口，上帝已将他的期愿告诉了我们。
“上帝要我们怎样去做呢，”先知说，“不就是要我们秉公行事，心怀慈爱，谦恭地追随他的脚步吗？”
我们今天所歌颂的人已完成了上帝的期愿。最后，我将告诉我的女儿：让老师和历史书告知你们余下的答案吧。我们该如何缅怀金先生呢，我会告诉她们说：这是个为民众服侍一生的人，这是个竭力去博爱众生的人。我会告诉她们说：正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们今天才能享有上帝期许的自由，你们的公民身份才会毫无异议，你们的梦想才可以自由翱翔。我会告诉她们说：你们也可以去爱，你们也能够去服侍。应许之地会重新召唤每一代人——要他们追求真理，为正义而战；要他们领会真谛，重整河山，让世界旧貌换新颜！
有良知的政治——“共同的命运”演讲
2007年6月23日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
在联合基督教会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探讨“有良知的政治”：
“如果我们能拥抱共同的命运，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能为美国带来更加有希望的未来，我们不仅能净化自身的心灵，我们还能在世间完成上帝的使命。”
自从我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好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人们交谈。我发现，无论在哪里，无论交谈对象是谁，我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人们渴望改变，渴望着新事物的出现。他们已经准备好翻过旧时代的一页，结束陈旧的政治和政策，告别伊拉克战争、医疗保障危机，以及虽然口号响亮但依然让孩子们落于人后的学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渴望的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事物或事业。我认为似乎无数美国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必须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学、开车去上班、去商店购物、努力坚持节食或者戒烟。但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他们最终认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消遣娱乐活动、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构成生活的全部。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们希望能发泄出长久以来的孤独感。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安全感，需要肯定这世上一定有人还在乎他们，会认真倾听他们说话，而他们不应生来注定要孤独地走过漫漫长路，最终却一无所成。
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回到了肯尼亚。虽然在他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他成年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卫理会和浸礼会教徒，但不做礼拜。我的母亲是我所了解的最善良、最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而且总是恪守着生活中的准则，却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最终，我也变得和她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芝加哥，成为了一名社区组织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从那时起我才正视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我来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我想融入一个更伟大的集体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权运动的精神激励着，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的年轻人们激励着。他们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车南下，进行“自由之行”。他们走进不允许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的自由。那时我还太小，不能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但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帮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贫困的社区，我也能在后续运动中发挥一点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时候是1985年，和教会人员们一起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比我年长很多的普通民众。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发现，只要你有时间倾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认为，他们在我身上肯定也找到了自己。他们看着我熟读《圣经》，知道我信仰的价值观，也就是给我的工作注入了动力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信仰的。但他们能感觉得出来，我并没有与他们完全融合为一体，依然有所隔阂——在他们中间，我仿佛是个旁观者。
那时，我也意识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么。我的信仰没有明确的方向；我也没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永远是孤独的，永远和他人有距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师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某个教堂的一员。“如果你的工作是组织教堂工作，”他们对我说，“那么多去几次教堂，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我想，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个周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洁外套，来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听到了杰里迈亚·赖特牧师的布道，名为《无畏的希望》。在布道期间，他让我结识了耶稣基督，让我了解到自己的罪恶可以被救赎，还了解到对于那些我无力实现的目标，9９ｌib?
怕一毫酬报，我们就都有机会将上天赐予我们的潜力挖掘到极致。
正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勇于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广大美国公民们才能重新站起来，共建繁荣强大的国家，如今依然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
“罗斯福新政”保证了下岗工人们在寻找新工作的同时，可以依靠失业保险让家里的饭桌上从不缺食少粮；保证了在天灾或人祸中身体致残的年轻人可以依靠伤残抚恤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保证了不接受让人蒙受屈辱的施舍的孀妇依然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留给我们的最伟大遗产就是，让一辈子都在无私奉献、辛勤工作的老夫妇从社会保障中受益，可以体面地退休并安享晚年。
现如今，那些想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人们不断地强调，世事变迁，和罗斯福总统那个年代相比，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然而，在新世纪诞生的婴儿，他的父母中极有可能至少有一人在从事全职工作。他们在全心全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好家庭。因此他们最终还是会需要儿童保育，以保证孩子的安全，让他受到关心和照顾，早早地接受教育。
他们还希望，要尽可能地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除非他们居住在有优秀公立学校的富裕城镇，这个愿望才会成真。否则他们就只能接受现实，或者凑齐学费，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
本来，这个孩子定将努力学习，还梦想进入全国一流的大学读书。但如今，大学学费的增长速度之快、增长水平之高都前所未见。因此，他可能就要延迟这些梦想，或者背负着贷款开始大学生活，而且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背负的债款都要多。
从大学毕业后，这个年轻人将会发现就业市场以往待遇丰厚的中等阶层制造业工作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低工资、低待遇的服务业工作以及未来那些高技术、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为了找到这种好工作，他就需要学习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他不仅要和美国境内的其他工人们竞争，还要和全世界专业技术好、知识水平高的工人们角逐。因为他们要被同样的公司录用，而这些公司也曾经在我们这个国家安家落户。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工作后，他发现自己需要医疗保险。但日益增长的保费使得越来越少的雇主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等到他们负担得起时，却有越来越少的雇员可以交得起自己的那部分保险。
后来他成家立业，希望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可以负担得起儿童保育费，可以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然而，当他终于可以从红利奖金和减税中获得微乎其微的好处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税务负担愈加繁重，每个月几乎入不敷出。
等到了退休年龄，他希望自己和妻子两个人已经攒够了钱来安度晚年。但是，如果平日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去积攒的话，他会希望每个月依然可以在家里收到社会保险金。
这些都是21世纪初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不会夸大其词。我们没有看到经济大萧条剥夺了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罗斯福时代过去以后，无数家庭所面临的风险比我们已知的更大，面对的危险比我们已知的更多。此外，这些家庭可用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的资源也更少了。
过去人们曾经可以依赖雇主为自己提供医疗保险、养老金和一份一辈子都稳定的工作。而如今，工人们却要担心，如果他得了心脏病，雇主是否就会缩小他的受保范围；担忧自己到底能够担负多少养老保险金；害怕明天再回来工作时发现自己的工作已经外包给了别人。
然而，正如罗斯福时代的反对者们说的那样，若想帮助别人救助自己，我们无能为力。如今，当权的领导者也告诉我们，与其共同分担新经济的风险，不如自己承担起这份责任。
总而言之，关于社会保障未来之路的辩论，其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对于那些一辈子都在辛勤劳作，为我们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人们，等他们退休后，我们是要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自食其力”，还是说“我们会保证你们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告诉他们“是否能够安享舒适晚年是你们自己的事”，还是说“我们都会予以关注”？
由于这些领导者都来自华盛顿，因此当我们听到他们谈论社会保障时，他们不会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想说“私有化”，他们会使用“改革”一词；如果想说“应该解体”，他们会说“有待加强”。他们告诉我们危机来临，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这样我们才会耐着性子坐下来，细细听他们讲述将社会保障私有化的计划。
但是，我们都明白这一切到底有何含义。
这不仅仅是将保障福利降低了高达百分之五十那么简单，虽然这的确已成现实；
这不仅仅是从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借贷五万亿美元，为该项计划融资，毕竟，我们知道财政保守主义者们有多么地痛恨贷款和财政赤字；
这并非是指利用私人账户为社会保障系统弥补财政漏洞，因为即便是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主张者都承认他们并没有这种能力。
这一计划到底与什么有关，为什么保守主义者们一直竭力促成这一改革，其中缘由用一句话即可进行概括。这句话源于白宫的备忘录，从某种程度上却可以使得这一切远离白宫——“六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可以赢得社会保障这一战。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促成国家政治局势与意识形态的转变。”
的确如此。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律体系几乎是发生在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正值罗斯福的反对者们声称这一举措是个永远不会奏效的圈套。有人甚至还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反对此项目的运动一场接一场，层出不穷。因为有些人依然不相信，我们同为一国之民，无法共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他们认为，只有让我们独自面对命运，我们这个国家才能更好地运转。
我完全理解这一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的确有令人振奋之处，即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当中生来富贵或者一夜暴富的人们作出牺牲，但也不会去考虑养育了我们的父母是谁，我们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如何，或者工作起来在合适的时间是否需要适当休息。
但我完全不同意这一观点。如果我们将社会保障私有化，我们要怎样向那些退休的老人们交代？他们在股市中的投资已经亏损严重，我们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还是“继续努力工作”，还是“你要自食其力”呢？
当人们预期的福利待遇减少，不得不在日常生活开支和医药费支付之间左右为难时，我们到底该说些什么呢？“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当人们债台高筑，以至于他们的孩子刚刚走向工作岗位就必须面对天价税收之时，我们该对他们说什么？“自己去解决”？
美利坚不应如此。七十年前，我们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救助了上百万的老人，让他们脱离了贫困生活；我们也没有以这种方式将光荣的一代退伍兵送入大学，使他们最终成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中产阶层。这也不应该是我们面对新世纪挑战的方法。
然而，在任何方面，他们都试图将美国朝这一方向引领。由总统提倡发起的“医疗保健储蓄账户”计划既没有解决飞涨的医疗保险金，也没有关照未保险人群，而是对社会保障体系不闻不问，只是塞给你几块零用钱，让你自己去寻找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解决办法。因此，你只能通过少看医生的方藏书网法应对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这一计划也没有改善养老金制度，只是减免了一些税务，希望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账户好好投资，好好储蓄。如果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如果你没有可以负担得起的保险，而且身患重病，欠下了数千美元的债务，那么你还不能期望可以通过宣布破产，从头再来，因为政府已经变更了法律条款，让你自己去承担所有的债务。
主张自我承担责任，发挥自主创造性是我们共同珍视的美国价值观。但平心而论，只有在一个资金流转速度过快的国家，我们才能经常目睹到这种现象；在华盛顿，这些价值观的运用之处才会更多。
这是针对所有既存形式社会保险的全面冲击。然而，这一冲击的讽刺之处在于，正是这些安全保障网络激励着我们每个人都主动成为风险承担者，成为自由追求梦想，以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企业家们。当我们坐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有人从后面追尾撞车，他们会有保险金来支付维修费用。在我们买房时，我们知道这一投资可以受到业主保险金的保护。我们抓住机会创造自己的事业，成立自己的小型公司，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失败了，会得到保险金，以缓解我们的损失。全美众多企业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能承担起有限责任，我们的.家庭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我们需要社会保障的原因。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得以运转。
美国也正是这样才运转起来的。如果我们希望它能像以前那样继续顺利运转，我们就要想出新的办法，让我们能够一起应对21世纪经济的新增风险，而不是摧毁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美国不应成为一个个人梦想与集体利益相互矛盾的地方，而应该是一个两者相辅相成的乐土。罗斯福总统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我相信，今年我们就能成功地挽救社会保障制度，防止其私有化。这样一来，我们也将坚定我们的信念——同为一国之民，我们已经准备好“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最后我想说明，只要有加强社会保障及保证子孙后代有偿付能力的需要，我们民主党人定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我们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也想让其成为现实。而且我相信，只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努力，这一目标定能实现。同时，由于“婴儿潮”一代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我们还可以就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展开一场辩论。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何控制飞涨的医疗保险和医药费；讨论一下如何增长个人及国家储蓄；讨论一下如何加强建设21世纪的养老金制度。
这些难题都要求我们能齐心协力，同心同德，而不是在面对这一现实存在却可得以解决的问题时惊慌失措；应当本着实用主义及自主创新的精神，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到他们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养老保险。
你们也知道，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尽情享受上天赐予我们的自由。
也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同为美利坚公民，个人尊严和共同命运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而关于社会保障未来之路的辩论就应该处于这样一个时刻。
自从开始竞选以来，我认识了很多人。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希望由一个庞大的政府掌控他们的命运，但他们希望会有一个积极活跃的政府，让他们有机会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上至正在步入暮年的老人，下至刚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我们所有人联起手来，就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机会。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字批准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之日，第一句话他就这样说：“今日，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美国，为了我们的老人，为了我们的孩子，?９９ｌｉｂ.t>为了多年以后以及未来几代的每一个美国人，现在到了我们行动起来，去实现梦想的时候了。
隐私与自由——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演讲
2005年6月27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奥巴马以“隐私和自由”为题发表了此篇主题演讲：
“我想与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的图书馆永远都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随心所欲地思考，而不必担心‘老大哥’正掠过我们的肩头咄咄逼人地窥探着我们。”
今天能站在这里给大家演讲，我备感荣幸，因为我们知道，图书馆是个含义丰富、意义深远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幢储藏书籍和史料的建筑物，而且自始至终都是将人们引领向更广阔世界的窗口。在这里，我们总能迸发出伟大理论与深刻思想的火花，正是它们帮助推动了美国历史的前进。
当真理和科学不断遭到政治议程与意识形态的挑战时，当学校不允许教师教授进化论时，当歹人利用伪科学阻挠有关抑制全球变暖或出资拯救生命的科研行动时，总是图书馆在提醒我们，真理并非就是最响亮的声音，而应该是最正确的信息。尽管我们都是最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但是在美国，创新性思维却能一直得以维护，原因正是我们在信仰宗教的同时也笃信真理。
因此，当我们教育任何一个孩子，让他跨越图书馆的门槛，迈进这座圣殿的时候，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永久性地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图书馆拥有无穷的力量，可以促成这种改变。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心怀感激，感谢图书馆一直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在座各位的辛勤工作。同时，我还想与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的图书馆永远都是知识的殿堂。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随心所欲地思考，而不必担心“老大哥”掠过我们的肩头咄咄逼人地窥探着我们。
可能在座的一些人听到过我去年夏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它最终还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其中大家似乎对于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记忆深刻，那就是：“红色州的人民也不喜欢联邦机构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鬼鬼祟祟，?９９lｉb?刺探信息。”但很多人可能都无法记起的是，多年来，是图书馆管理员们一直奋战在争取隐私与自由的前线。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不幸的年代，那时美国与成就我们这个伟大国度的理念渐行渐远。但有个问题一直都徘徊在我们的脑际，那就是：我们能克服这一困难吗？而你们这些优秀的国民一直都毫不犹豫地响亮回答：“我们能！”
当政治机构审查优秀文学著作时，是你们将《哈克·费恩历险记》和 href='2430/im'>《麦田里的守望者》重新放回书架，保障了读者们自由思考和接受外界信息的权利。从那以后，我们不得不开始担忧，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也会在图书馆里掠过我们的肩头窥视着我们。这时，依旧是你们勇敢地站出来，呼吁社会保护个人隐私。你们是美国这一最根本自由权利的全职捍卫者，仅凭这一点，你们就应受到全国人民最深切地感激。
你们还值得受到我们的保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和众多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一道努力推行一项爱国者法案，以便在不践踏我们公民权利的同时还可以追查到恐怖分子的行踪。华盛顿政府一直试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要么只能保护公民远离恐怖分子，要么只能坚持我们最为珍视的原则。但是这样的选择不仅降低了我们对自身的要求，而且还低估了我们国家的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新技术，发扬坚持到底的精神，在恐怖分子为非作歹之前就将他们捉拿归案，同时还可以保护好公民的自由，这自由就是我们最初奋战的理由。
我知道，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执法部门曾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索要阅读记录。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众议院那样作出一项规定，要求联邦机构和其他任何机构都一样，在进行搜查之前，必须获得正规法院中法官的正式批准才可以进行。在参议院中，我们两党的参议员共同推行了一项安全法案，旨在防止联邦政府在获取许可之前就随意窃看电子邮件及查阅图书馆阅读记录。在执法部门调查可疑活动时，给予他们这种特权是一回事，而他们若不经过司法部门的批准就擅自行动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不仅会侵犯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还会违背美国所坚持的理念。９９ｌｉｂ.
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关“联邦机构在我们图书馆中刺探消息”的演讲词外，还有一句演讲词也同样受到了大家的瞩目。今天我想针对这一点作进一步阐述。我在那次演讲中还曾经提到，我在伊利诺伊州见到过很多人，他们并不期望政府会出面解决所有难题。我是这样说的：“他们明白，父母要言传身教。他们也明白，除非我们教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不要整天沉溺于电视，并消灭‘黑人青年拿起书来，就是在模仿白人’之类的流言飞语，我们的孩子才能取得成功。”
在那..次演讲中，我提到这样一句话，是因为我明白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想给孩子们最好的人生机遇，如果我们想让机会之门在他们年轻之时就朝他们敞开，能够教给他们日后成功的秘诀，那么身为美国公民，身为教育者，身为父母，我们最为重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让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读书，而且都能读好书。
我提到这些，并非是为了进行另外一场有关教育的辩论，并非是要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或是淡化教育业中的官僚氛围，而是要强调教育的责任始于家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孩子踏入教室之前，我们就应该有教育的责任；在孩子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们都应当坚持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是因为，我们当今生活在一个新型知识经济时代，而读书识字的能力则是这一经济时代中最基本的货币资本。不过，就在我们之前的几代人，即便他们是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辍学学生，依旧可以正常就业。无论在农场还是到工厂，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支付日常生活开支，养家糊口。
然而，那样的经济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已经瓦解了国家之间的壁垒，将全世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对于知识和技术水平都有着高要求的新型工作和行业已经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有关软件设计、计算机工程还是财务分析的岗位，各个企业都可以将其随处分配到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同样，由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当中，经济发展正日趋现代化，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时间增长，质量水平提高，因此 5728." >在美国的劳动市场中，工作竞争会愈加激烈，这就要求工人们必须掌握必要的技术。
这些新型工作要考验的是你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及你是否具有快速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它们要求你具备创新性思维，拥有对知识详尽的了解以及一流的交流和沟通能力。
但是，在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这种工作的面试机会之前，在他们能够填写申请表格，获得所需学历之前，必须能够拿起一本书进行正确阅读，正确理解。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能力，也没有比这更为基础的要求了。
阅读是掌握其他学习能力最根本的途径。通过阅读，你可以理解词语的复杂含义，可以了解国家历史，可以进行科学发现，掌握科学技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学习能力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能达到四年级的识字水平，我们怎样才能将他们送向社会呢？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但我们的的确确这样做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均是如此。
就在当前，美国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无法为孩子们读下一则完整的故事。在过去大概二十年间，有超过一千万的美国人在没有掌握基本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读到了十二年级。
但是，早在他们进入中学之前，这些读书识字能力欠缺的问题就已经存在。根据2000年的统计，经过阅读测试后显示，美国只有32%的四年级学生达到了熟练阅读的水准。如果再将种族因素和收入差距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的平均得分要比整体平均水平低七十七分，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比平均水平高出十五分。在十七岁的中学生中，只有十二分之一的白人学生可以做到随便拿起一份报纸，就能理解科技版块的内容；在拉美裔中学生里，这一比例骤降至 4e94." >五十分之一；而在非裔中学生里，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一。
在当今的新型经济时代中，仅仅教会孩子们阅读《迪克和珍妮》丛书已经远远不够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美国所有的工作岗位对于文化水平的平均要求提高了十四个百分点。仅仅认得白纸黑字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工作，那些岗位在阅读识字方面的要求是“要有详尽理解知识的能力和理解复杂内容的能力”。但就目前来说，还有太多孩子达不到这个水平。
然而，每年我们依然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失学或是辍学。他们大概会去关注招聘广告，将那些自己不符合要求的工作一个又一个地排除。还会有些孩子会拿着这些广告，走到别人面前，鼓起勇气说：“你能帮我读一下吗？”
我们整个国家都应当改变心态。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依旧在用20世纪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教会孩子如何数清楚找回的零钱，如何识别食品标签似乎就已经帮了他们不少忙，但在当今这个社会，仅仅掌握这些能力恰恰反会对他们造成不利。因此，我们应当对孩子们提出高要求，为他们树立鼓舞人心的榜样，让他们好好学习。虽然美国在改善学校条件、进行教育改革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但倘若我们仅仅依靠向政府请求帮助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要从家庭开始。
我们都知道，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就已经对字母和基本的发音有了一些意识。因此在日后的几年当中，他们的阅读水平会越来越高，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也会越来越少。我们也都知道，孩子们在家里接触到的阅读材料越多，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在阅读测试中的表现就会越突出。因此，我们应当注重推行“家庭阅读计划”和儿童早期教育，这样孩子们就不至于在还未入学时就已经落在人后。我们还应当早早地就让孩子们的手中经常有书可读。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不少父母们都从事着世界上最为辛苦的工作，这让大家再怎么感谢你们都不为过。与以前相比，你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工作强度更大，而且在辛勤工作的同时，你们还要照顾好家庭，希望可以二者同时兼顾。当你回到家时，你大概希望孩子们可以多读读书，但你的竞争对手却是电子游戏和DVD光盘这些当今技术革命的副产品，它们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无法或缺的东西。而电视机现在也出现在每个家庭的各个房间当中，因此，现在八至十八岁之间的孩子们平均每天都会花三个小时看电视，然而，他们用来读书的时间却只有四十三分钟。
不过，孩子们的诱惑却不仅存在于家庭之中，而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孩子们接触到的朋友还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或是目前流行的“反智主义”社会文化氛围，都会对孩子们影响深刻。他们很容易就会放下手中的书，将注意力转向别处。而且家长也会很容易为此寻找借口，假装认为，孩子们看DVD光盘就是在接受教育；认为只要他们玩的是健康的电子游戏，那么十二岁的孩子就可以越过读书这一环节；或者一家人再也不会聚集在饭桌前一起就餐，而是将用餐场所都转移到了电视机前。
其实我们明白，孩子们需要的并不是这些。我们明白，这些并不是对他们最为有益的东西。身为父母，我们需要有时间和精力介入其中，寻找到让孩子们热爱上读书的方法。我们要亲自关上电视，安排出时间为他们读书，或和他们聊一聊最近读过的书。
而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就可以起到帮助父母的作用。当我们了解到了繁忙的日程安排和流行电视文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数局限之后，我们就需要跳脱窠臼，换个角度思考，像美国人一贯的那样心怀宏大的理想。现在，我们的孩子已经开始了与医生的会诊，然后他们会拿着新开的药方回家。但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回家时，手中拿着的是生平第一张图书阅览证，或者第一本《月亮，晚安》的话，那又将是怎样的一幅情景？
如果得到一本书就像租一张DVD光盘或者吃一顿麦当劳那样简单，如果每一份“开心乐园餐”赠送的不是一件玩具而是一本书，如果在儿童乐园和操场上都设有流动图书馆，而且都像冰淇淋车那样多，如果商店中都有可以借书的书刊亭，如果到了暑假，到了这段许多孩子都会在阅读能力上有所退步的时间，每个孩子手中都有一份必读书目，会互相交谈他们看过的书，会接到当地图书馆的邀请参加夏季读书俱乐部的话，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要扮演的角色十分特殊。你们这一机构一直是而且应该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学习的乐园。我们应当多带孩子去图书馆看书，应当确保政府领导人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必须在减税方面花费大量资金而将图书馆关闭。
在座的各位也都有自己的任务，你们可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图书馆的大门。例如，你们可以举办读书俱乐部和读书比赛，进行家庭作业辅导，走进社区多作宣传等。在未来的几年中，这就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也必须是我们要肩负的责任。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图书管理员，同时也为人父母，那么你们大概还会记得自己的孩子在读完人生第一本书时脸上露出的表情。他们会翻过书的最后一页，抬起头，睁大眼睛凝望着你。那种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满足与自豪，昭示着无穷的潜力和无限的可能。
在那一刻，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这希望之光延续下去，让所有的机会和可能都在孩子们身上实现。我们希望，当他们问起“我长大后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肯定地回答：“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敢于梦想。”
这希望与美国梦的故事一样悠久。从第一批移民到达这片大陆开始，数代人民就一直艰辛地工作，在必要时?９9liｂ?甚至可以牺牲一切。因为这样孩子们就能拥有他们曾经拥有过的机会，甚至拥有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们将来会富有，会走向成功；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在美国，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机会，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尝试的机会。
而教育依然是创造这种机会的基石，而让基石坚固的最基本建筑材料依然是阅读。在21世纪的黎明之际，在当今世界，知识确确实实就是力量，而读书的确是打开机遇与成功之门的钥匙。身为图书管理员，身为父母，身为教育者和美国公民，我们的确有责任培养孩子们对于阅读的热爱，这样我们才能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
以美国军人为荣——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演讲
2005年7月15日
（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
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主题是“对于本国战争退伍军人们，美国应履行道义上的承诺”：
“关爱他们，并非仅仅出于我们的爱国情绪，而且是我们最基本的道义上的责任。让我们一同迎接这一挑战。”
感谢诸位！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各位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共聚一堂！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参与竞选的整个过程中，我得以有机会周游整个伊利诺伊州。我见到了许多和你们一样的退伍军人，也耳闻了许多你们的英雄事迹。然而我发现，无论我听了多少这样的故事，你们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都始终让我心怀敬畏，你们所作出的牺牲也一直激励着我。
美国著名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若想赢得一场战争，你必须全力以赴地坚定自己的信念，实现自身理想。”身为一个美国人，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国家有如此多英勇的战士，我们是多么的幸运。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为了完成更为崇高、更为伟大的使命，他们毫不犹豫地舍弃自身的幸福，将生命置之度外。
你们当中有许多人bbr>..在参军入伍之时，全新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展开。你们本可以和亲朋好友们一起庆祝生日，举办婚礼，共度假日；本可以全力追求尚未实现的目标。但是，你们却心甘情愿地将这一切抛诸脑后，甚至是永远舍弃，仅仅因为你们相信自己的付出可以让其他所有人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更加自由。
因此，当我们的勇士们荣归故里后，当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时，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伟大的爱国精神，以及保护同胞们的崇高责任感。自从我成为参议院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一员后，我在那里听到了太多关于资金和预算金额的争辩，他们针对我们的支付能力和如何节省预算争论不休。但是我认为，当我们一想到要帮助美国退伍的将士们时，第一时间浮现于脑际的本不应是这些。
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际的也不是这些内容。
我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外祖父。“二战”期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次日，他就报名参军了。他在巴顿将军麾下作战，征战欧洲。在他回到家乡后，是国家制定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让他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让他和家人们得以铸造自己的美国梦。
我想到了许多曾经耳闻过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位名为比尔·艾伦的退伍军人讲给我听的。他说，有一次在去往芝加哥的途中，他亲眼目睹到许多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在垃圾装卸车旁为了争抢破烂而大动干戈。
我还想到了许多和谢默斯·埃亨一样的人。谢默斯是我在竞选期间在东莫林市的“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大厅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对这个国家深以为豪，所以他已经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认为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回报祖国。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我们还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有一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很抱歉不能经常给你写信，不能写很多内容，因为我在这边的生活有些忙碌。”我?９９ｌiｂ.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已顾不上其他。”
然而，当我在听他讲述自己参军的原因，讲到自己对祖国和国家领导的绝对信赖、对于军令和天职的无比忠诚时，我想：这个年轻人身上凝聚了我们对于子女的所有期待。然后，我扪心自问：“谢默斯回来后，我们为他所做的是否等同于他的付出呢？”
但我们再谈论起退伍军人们的福利和预算资金时，我们就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标准。
因此我想问：当我们发现政府将用于退伍军人们医疗保健的资金至少缩减了十亿美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些军人们为我们服务那样去为他们服务呢？如果真的缩减了这笔钱，也许这些退伍军人们就有可能被医生拒绝预约，就会付不起医疗费，会被拒绝安装能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的假肢。
谢天谢地，幸亏国会重新考虑了投入这笔资金，这些不幸都没有发生。但我们都应该清楚，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资金不应经由再三考虑才能下拨。数月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就提醒政府说，也许资金会出现短缺。这样我们现在就不必为了去关怀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我们的人而争论不休，这本就应是美国要优先考虑解决的头等大事。
不过，众所周知，我们依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一些身有残疾的退伍军人为了得到申诉的处理结果要足足等待上百天；在伊利诺伊州，受伤的退伍军人得到的残疾补助要低于新墨西哥州和缅因州的水平。我刚到参议院工作时，看到《芝加哥太阳时报》上报道说，在残疾退伍军人得到的补助金额方面，伊利诺伊州位列全国第四十九位。我们当即决定在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举行市政会议，与大家直接对话，听取意见。你们表达了想法，我们将这些情况反映给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秘书长尼克森先生，他还亲自来调查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将事业部工作人员增加了27%，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来为退伍军人们服务。
然而军人们得到的补贴依然很低，等待的时间依然太长，因此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当我们的英雄从战场归来时，我们只是挥舞手中的旗子表示欢迎，说一些赞誉之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切实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以他们作出的贡献为荣。就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专门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那天，有一位退伍老兵告诉我，他的双手在一次事故中变得血肉模糊。二十年后，他依然在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前徘徊，尝试着争取残疾补贴。这一等就是二十年啊！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针对国内各州残疾保障参差不齐的状况，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最新举措是禁止再对各州进行排名，再也没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我不了解你的想法，但我却认为，隐瞒负面信息以掩人耳目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对于那些已经回到家园的退伍军人们，我们所能做到的仅限于此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依然在沙场奋战的成千上万的同胞们，如果上帝能够保佑他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平安归来的话，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本来他们就难以得到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关怀，难道当这些依然战斗在最前线的士兵们归来时，我们还要在欢迎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谢谢你们为国战斗！现在就领个号码牌，排队等待吧！”
我们都知道，归来的士兵们大都会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我们也知道，最新的军队研究表明，在伊拉克，有六分之一的士兵们都表现出了严重抑郁症的症状。有些专家预计，当战士们归来后，大概有超过十万的士兵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恢复治疗。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场上负伤，他们终生都需要照顾。如果放在以前，这些同上前线的巾帼须眉们都无法保住性命。但现今科技发达，使得这些年轻人不仅能够继续生存，而且还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否有条件让这一愿景实现，还要取决于你我。
关爱他们，并非仅仅出于我们的爱国情绪，而且是我们最基本的道义上的责任。让我>们一同迎接这一挑战。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国会方面，我得到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帮助，使得依然在医院接受诊治的士兵们可以免费得到一日三餐。我还发起了一项《全国退伍军人安置法案》，将加强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项目，让无家可归的退伍士兵们得到妥善安置。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了这项法案，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工作，推进此项法案以及未来其他倡议的实施。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来自于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总司令哈利·克梅尼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也就是后来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从那以后，这一法案为将近八百万美国士兵提供了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将近两百万个美国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造就了伟大的美国中产阶层。这一法案告诉我们的英雄们：“当你荣归故里时，我们就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要一起经历这一切。”
而今天，我们不应该再为如何给退伍军人们提供最低金额的补贴和医疗保险而各执己见、争执不休。自从越南战争以来，我们从未像伊拉克战争这样派遣过如此庞大数目的军队。因此，我们的确应该讨论一下，21世纪应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当退伍军人向国会求援时，这个法案应该是他们届时会听到的法案，而不是预算缩减或者资金短缺的问题。
现在到了我们要调整工作重心的时候了。在称赞我们的退伍军人们作出的贡献时，在承认我们亏欠他们的情谊时，我们一向毫不犹豫。然而，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履行对他们作出的承诺，多下拨资金给退伍军人事务部，保证我们的退伍军人们得到的不仅仅是几句赞誉之词，还有他们值得拥有的医疗保险和补贴。
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无论征战有多么理所当然，我国年轻人从军参战的意愿是否强烈，主要取决于我国对曾经参战的将士们待遇如何。”
在那个时候，华盛顿总统就已经明白我们现在在座诸位的想法，那就是，当我们心意已决，要派兵前往前线时，我们也要下定决心关爱他们，支持他们，挂念着他们。一直如此，待他们归来后亦是如此。
谢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
你我一心，共同奋起——在美国工会联盟“劳联—产联”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2005年7月25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在美国工会联盟“劳联—产联”的第五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以“美国工人在全球经济中的困境”为主题，进行了此次演讲：
“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朝不保夕的时代，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 5f3a." >强烈地需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为美国工人们的利益而战。”
如果我首先没有对此次代表大会上各位的想法表示理解，就开始此次演讲的话，那我未免过于天真。此时此刻，美国也在努力寻求在全球经济大潮中的出路。在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我们皆因劳工运动聚集于此。无论是在战术和策略方面，还是领导力与权利方面，劳工运动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可以想象，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不仅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劳工市场的发展前途，同时也关心着自己的前途。你们在想，自己到底能不能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比此时更加美好的世界，自己到底能不能拥有足够多的存款，送孩子们进入大学或者在退休后安享晚年，明天自己还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吗？而在这样一个新型社会，还有谁能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反复无常的时代，这些问题都在意料之中，但绝非这个时代所特有。
最早从我们建国时期开始，它们就已经存在。当时，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的人同样是我们的美利坚同胞。他们的遭遇与你们一样，对未来的担忧也和你们相同。
当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有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数百万人民，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机会，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当中有来自欧洲的移民，有南部各州的非裔美国人，还有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少数族裔群体。他们都在这个城市安家落户，在各个磨坊和工厂中谋生，这样一来，一个熙熙攘攘的芝加哥就应运而生了。
他们的工作很辛苦，报酬也不高。其中工作条件最糟糕的地区莫过于位于南郊的哈斯特大街和阿什兰大道之间的区域——站在数里之外，你就可以闻到屠宰场的恶臭气息。
大概有五万名工人都在这个当时美国最危险、也是最残酷的条件下工作。后来，在厄普顿·辛克莱尔的书中，他将那片地区描述为“屠场”。工人们曾经两度试图组织劳工运动，但两次都被雇主残忍地压制了下去。雇主们利用暴力、种族迫害和断食等手段迫害工人，只是为了将工资维持在每小时三十二美分的低水平上。
但是这些工人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未来不再将这种生活继续下去。因此，1937年，当产联的先驱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广大劳工产业，以成立产联的时候，肉畜屠宰业的工人们决定跟随他们的领导。
想象一下吧，这些工人们在工厂里终日辛苦劳作，冒着严寒酷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友们被机器轧得粉身碎骨，还有朋友仅仅因为口中吐出“联合会”一词就被活活烧死。然而，等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打卡下班之后，他们就组织到了一起，举行聚会，散发传单。他们抛却了几十年来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恨，选举妇女、非裔美国人和外地移民成为领导，共同表达出自己的心声。
他们本可以逆来顺受，接受命运的安排，等待他人来拯救自己，但他们却冒着生命危险行动了起来。
他们选择了行动起来。
很快，他们就取得了一些胜利，虽然这些胜利极为渺小，仅仅是让工厂厂房的屋顶上安装了电风扇，争取到了带薪假期，让工资有所增长，让企业建立了资历制度并分发养老金。
这场运动在希望中诞生，并最终实现了人们长久以来的理想。那些地位卑微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反对工业巨头，面对着世界上最难逾越的困难，取得胜利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故事和许多其他故事一样，都是美国梦的故事。
因为我们美利坚人民一向如此。在绝望的边缘，在失望的阴影中，普通民众却作出了非凡的决定，那就是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定能共同奋起。
事实的确如此。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际，当农民和家人们一起搬离乡村，搬进城市，开始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的大型工厂中工作时，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是应当坐视不管，眼睁睁地看着工业巨头和商业资本家们互相比较，看谁能做到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支付工人最低工资，剥削压迫工人、恣意玩弄国家经济；还是应当建立基本的市场规则，?建造第一批公立学校，打击垄断，反抗暴力，使得这一系统可以有效运转，促成工人们组织成工人联盟？
通过罢工、静坐、请愿、游行，利用领导者们创造的机会，他们选择了行动起来，选择了共同奋起。
多年后，当“咆哮的20年代”毫无理性的奔放热情随着股市一起轰然坍塌时，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是响应毫无作为的领导者们的号召，还是跟随那个大概是因为自己身患残疾而无法接受政治麻痹的领导者呢？
罗斯福认为，劳动者们可能会永无止息地为同一个原则而斗争，但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自由，那么政治上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也毫无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必须选择行动起来，将市场规范化，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扩大工人们的谈判权利，包括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我们选择了共同奋起。
今天，我们再度面临这样的挑战，这样的选择。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这一挑战近在咫尺。当你在午饭时间开车经过旧工厂时，你会发现已经没有工人从里面走出；当你没有像预想中那样顺利加薪或者收到医疗保险时，你会发现这是由于有些公司雇用外国员工，付给他们的工资只不过是你们工资的一小部分，而你的雇主正在和这些公司竞争。
在竞选期间，我也亲身感受到了这一挑战之严峻。我认识了一些工会的工人们，他们以前在盖尔斯堡的?美泰家电制造厂工作，现在却要开始担忧，到了五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他们应该怎么办。我还认识这样一个工人，他的儿子需要进行肝脏移植。虽然这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列在了移植手术名单的最前面，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负担得起手术费用。
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场游戏，然而游戏进行到一半时，规则改变了，却没有人愿意费工夫告诉他们。
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是，游戏规则的确已经改变了。
这种改变从技术革新和自动化开始，所有职业都因此过时。然后公司就可以将机器打包，把工厂迁到发展中国家去，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比美国要便宜许多。如今，信息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搬迁至任何可以建造工厂的地方去，而且还可以迁移到任何有因特网连接的地方。
这一系列变化都将美国工人转变成全球自由雇员的身份。如果你学习了先进技术，接受了良好教育，那么你就有资格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竞争未来的高薪工作。但这也同样意味着，在某个公司享受终生雇用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你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得到稳定的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并且还可以和雇主讨价还价。
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朝不保夕的时代，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需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为美国工人们的利益而战。
然而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的全球新经济中，我们怎样做才能赢得这场运动？
我们再一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全球化问题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支持或者反对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我们是否能阻止它的进程，而是应当考虑需要作出什么样的正确反应。
然而，有些答案依然清晰。例如，如果你发现政府对一个友好对待工人的劳工委员会说“不”，对工人组织活动权利说“不”，对工人加班费说“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说“不”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对这个政府说“不”，然后选举别人执政。
布什政府的观点是，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的政府也无能为力。既然我们无法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将税款退还个人，为民众减税，鼓励民众自己买医疗保险，自己规划养老计划，自己雇请儿童保育员，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在华盛顿，他们称之为“自负盈亏的社会”。不过在过去，这样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不必多动脑筋，不必足智多谋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医疗保险金或学费增长过快，超出了个人的支付范围时，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bbr>：“你可真倒霉！”当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时，我们就会对他们说：“生活并不公平。”当一个孩子出身贫寒，我们就可以对他说：“还是自食其力吧！”这样一种思想使得这一切行为都变得顺理成章。
但这样确实行不通，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种思想完全忽略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忽略了正是政府的规划和投资使得我们拥有了铁路和互联网这一事实。广大的中产阶级们有着不菲的工资和福利，建立了公立学校，正是他们的贡献使得我们所有人都能共享繁荣。所有工会的工人们携起手来，呼唤公正和机会，正是他们的争取和斗争让美国得以蒸蒸日上。
我们国家强大的经济取决于个人的主动积极，取决于我们对于自由经济市场的信任，但同样也取决于我们对于彼此的互相关怀，取决于我们的信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家有一席之地，我们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有机会。
因此政治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部分。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我们将所有行业和职业组织起来的权利。
但仅仅对布什政府说“不”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确可能没有帮助我们，反而让现在的局势变得更糟，但全球化并不是由他们引起的。因此，无论我们此次代表大会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劳工运动都应该直面这一事实，那就是，现在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因循守旧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制定新的策略，才能应对新的挑战。
我不能站在这里说，有关策略的制定会十分简单，或者佯装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不过有一点却是共识，虽然工会和政府再也无法提供实行终生雇用制度的工作机会，但他们的确可以保证在这个新经济时代中，每个美国工人终生都有被雇用的机会。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改进学校教育条件，使美国每一名儿童都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学到必要的知识，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去和别人竞争；我们还要保证每一位想上大学的美国人都能付得起大学的学费；这还意味着，工会可以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建立一套真正的终生学习系统，这样失业的工人们都能接受培训，日后找到其他高收入的工作。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将资源投入到研究和发展项目当中，而不是取消这些项目，以鼓励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创新；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投资发展宽带和医学技术，与当地社区合作，创建创新中心。现在到了鼓励发展创新及智慧的时候了，这样未来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新工作与新行业。
此时此刻，全国上下，我们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步与发现。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代数辅导工具，可以让贫民区中师资力量不足的学校的学生们将数学成绩提高一个等级。最近在弗吉尼亚州的乡村，远程医疗技术的应用让即使距离医院七十五英里远的心脏病医生，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超声波检查，诊治一名需要立即救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拯救一个儿童的性命。在伊利诺伊州的玉米田里，农民们正在种植新型的生物能源，基本上每加仑生物能源就能使汽车行进五百英里。类似于这样的成就和突破不仅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还会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接受了新技术培训和世界一流教育的美国工人们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新经济时代中，我们应该有能力告诉工人们：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你换了多少次工作，自始至终你都可以享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如果我们可以容忍全家的收入都用以支付医疗账单，或者辛苦工作一生后却落得退休时身无分文，那么我们绝不会选择共同奋起。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企业向工人们作出了有关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承诺，那就应该恪守。
我们所向往的美国，不应当由庞大的政府来掌控我们的生活，而应该让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过上最精彩的生活；不应当由政府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自食其力，而应该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同为一国之民，我们荣辱与共。
然而，我们同样明白，面对眼前的危机，再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最终都不能代替源于我们内心的意志和勇气。因为从美国人民不长的历史经验来看，自始至终，都是普通的美国民众们采取行动，利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勇气，让我们的国家成就卓越。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农民们才放下手中的锄具，拿起武器，为了心中的一个理想，推翻了帝国的殖民统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才会发起民权运动，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南部各州，进行“自由之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人们才会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一贫如洗之时走上街头罢工，一直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能够赢得应有的尊严。
几乎在一个世纪之前，在一场由芝加哥圈养牲畜的工人们发起的运动中，汉克·约翰逊，一位著名非裔美国工会的先驱组织者，在面对众多工人们的演讲即将结束时说道，单单靠演讲和集会并不能促成工会的成立。他说：“真正的组织工作应该由那些每 5929." >天在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们进行。”
今天的情形与那一时刻别无二致。将工人们真正组织起来的工作，无论是从政治或政策、规划或任务、勇气或意志等方面来说，都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如果你们有勇气赢取胜利，那么工人们就会再次奋起，美利坚也会再次奋起，希望也就会再次出现。
谢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
世界一流的教育——21世纪的学生教育之道
2005年10月25日
（华盛顿特区）
在由左翼“美国进步联盟”发起的“21世纪的学生教育之道”大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
“美国到了为创建世界一流教育的理想再次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我刚刚读过乔纳森·卡丹的新书《国家的羞耻》，书中记录了作者遍游全国学校的见闻，揭露了这样的事实：“布朗对托皮卡教育局案”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可我们的教育系统却还是如此的支离破碎，难堪重负。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洛杉矶的弗里蒙特高中，他碰到了几个愿意敞开心扉的女孩。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已经学过两次理发了，因为这里只提供两个方向的课程，一个是发型设计，另一个是裁剪缝纫。
听完朋友的描述后，另一个叫米雷娅的女孩突然哭了起来。当问及原因时，她说：“我不想学理发，也不想学缝纫。我知道怎么做针线活，我妈妈就是厂里的裁缝。我想上大学，我用不着学缝纫。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我想要做点别的。”
我想要做点别的……
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竟让我们如此震撼。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是如此深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勇于承担，就有机会另谋他位，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东西。
这个梦想的中心就是理想的公立教育。美国的先驱们从专制的阴影下走出后，在新英格兰和南部平原建立了公立学校。从那时起，对公立学校的向往就成为了教育变革的动力。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在宣言中所说：“自由社会需要才能和美德，无论富有与否，出身如何，人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正是因为政府建立了自由的公立学校，使得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的国家才能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正是因为我们通过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二百万战后英雄因此被送往大学，形成了历史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在“二战”后迅速崛起。
当政府不再坚守这个梦想，坚守其诺言时，琳达·布朗不得不步行数十里前往一所破乱不堪的小学，因为政策不允许她到附近的白人学校读书。人们为此在街上示威游行，抗争到底；为此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坚持不懈。经历了小石城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秋季开学之际，该州民主党州长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维持秩序，并暂时直接控制了一万名州国民警卫队。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九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小石城事件”是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九少年事件后，政府终于颁布了这样的法令：在美国，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人人都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孩子超越种族、阶层和家庭背景的限制，发挥出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这个国家，正是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怀有梦想。
在21世纪刚刚开启的今天，我们再次大声呼吁：“通过公立学校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以此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全球一体化的工作应运而生——这是一种高科技、高工资、在任何通网络的地方都能办公的工作。现在，对于芝加哥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竞争者，不再只是波士顿的孩子，还包括那些在班加罗尔和北京的孩子，他们受过比以前更好、时间更长的教育。
美国的优势正在渐渐丧失，我们的高中辍学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排在首位。截止到高中毕业前，与世界上大多数学生相比，美国孩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远远落后。目前，每年在中国毕业的工科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的八倍。
世界在改变，而我们的孩子还是只能在理发和裁剪中作出选择。
清醒一下吧，我们耽误了太多的孩子。我们把孩子送到20世纪的学校，然后再把他们推向21世纪全球经济的大门。
现在，还有六百万初高中生的阅读能力达不到他们应有的水平，一半的十几岁孩子还不能理解最基本的分数，而将近半数的九岁孩子没有掌握基本的乘除法。对某些学生而言，统计数据更是不容乐观：近60%的四年级非裔学生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近90%的八年级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在数学运算方面还不熟练。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统计结果却表明，只有20%的学生具备了在大学中学习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能力；而对于非裔学生来说，这个数据只有可怜的10%。
这些孩子9９lib.t>怎么了？四分之一的高中生五年都不能毕业，这是怎么了？两所高中至今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这是怎么了？
三四十年前，他们可以去工厂找一个能够养活全家的工作。可是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每年三万三千万美元，高中辍学的学生平均工资只有接近贫困线的每年两万五千万美元。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精英美国的理想只能成为遥远的神话；如果我们臣服于现状，孩子们的未来必定黯然无光。那些在教育上更胜一筹的国家，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更多的优势。
现在人们明白，要想解决问题，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教育观念上的转变——从原来的“及格万岁”变成“不断追求完美”。我们明白，作为教育孩子的启蒙者，教给他们完美所需的努力工作和承担责任，政府不能代替父母的位置。
但我们也知道，在公立学校的建设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可是，在近二十年的观察中，我们发现政府在教育系统建设方面从未有过大胆的变革，也没取得过什么可喜的成果。
一直以来，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不绝于耳。一方面，保守者们看着孩子们没有课本。没有教室和电脑，嘴里却说着：这不是钱的问题；另一方面，改革家们看着不及格的分数，许多人考不上学校，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有人对老师抱怨不停，也有人从不觉得老师要承担责任；有人觉得某些孩子天生不爱学习，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也有人认定孩子不爱学习是源于教育。
有人主张，传承多年的公立学校体系必须废除，一定要进行私有化改革，不管多少孩子会因此失学；也有人主张要维持现状，即便公立学校已经不再能给孩子们提供合格的教育。
与大多数论战一样，这场争论含有这样的假设：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投入更多的钱，要么设立更多的测验与标准进行改革。
这样的自我设限使我们的教育事业进步缓慢。不过，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布什了解了现状，与像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官员们通力合作，颁发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我们也因此深受鼓舞。不幸的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也缺少一套有效的评估方案，使得学校改革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从而导致了法案中的承诺最终没能兑现。
如果真的对公立学校充满信心，我们就应该打破在学校改革上“非此即彼”的观念，培养“是，同时也是”的认同感。要想取得成功，学校不但需要结构性的改革，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
教育改革既要发生在贵族学校，如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史蒂文森高中——国内参加AP考试人数最高的学校之一，以及bbr>藏书网加利福尼亚的新科技高中——在这里每个孩子都配有一台电脑；改革也要发生在贫困学校，如纽瓦克的枝溪小学和芝加哥的卡森小学——这里的大部分孩子们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变革的成果却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不能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教育改革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视角去打破过去的理念，推行新的变革并观测变革结果，最后根据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制定改革策略。
如果想要从变革效果中吸取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钱的问题。在国内的很多地方，孩子们都得坐着拖车，去老鼠比电脑还多的学校上课。小班教学、充足的课本和实验室设备、待遇良好的教师、科技领先的现代化大楼——如果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足够重视的话，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然而，单靠金钱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想有所变化，我们还需要变革。我们不指望号召政治家们募捐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系统——除非纳税人确信这笔投资真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幸运的是，变革者知道改革的方向所在：学校需要加大数学、自然科学和读写能力等课程的难度，使其更具挑战性；要给孩子们留下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学习他们所需的知识。每个孩子都要接受早期的童年教育，这样他们上学的时候才不会掉队。同时，还要对改革实行的效果进行评估，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全貌，才能使优秀的教师和富有变革能力的校长脱颖而出。
所有成功的变革都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但是现在我想谈几点可能性，首先从对教育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点开始。
自从跨入教室的第一天起，决定孩子们命运的重要因素就已改变，他们的成就不再取决于出身和肤色，也不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谁，富贵与否。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能够适应学校的艰苦环境，知道怎样应对不服管教的学生，虽然收入微薄，却愿意为孩子们作出奉献。
有这样一项研究，两组数学水平相当的三年级学生，由于任课教师的不同，两年之后的数学水平产生了显著差异。优秀教师带的一组学生的数学成绩提高了近25%，不合格教师带的一组学生的数学成绩下降了25%。
尽管我们知道老师的重要性，但很多地方还是会抛弃那些老师，把他们派往贫困学校，付给他们很少的工资，为他们提供很少的援助。有了几年的教学经验后，这些老师都会选择待遇优厚的学校。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最渴望受到教育的孩子，只能听到那些没有经验的，只拿少量工资的老师们讲课。其中的很多课程，都是这些老师事先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大部分学生极有可能正在受这样的老师的教导。在伊利诺伊州，贫困高中的学生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高出三倍还多。《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中说，要为所有的孩子献上高水平的教师，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行动，也没有人愿意为此事负责。
要想改变孩子们的教育，必须从提升教师的素质做起。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全国发动变革，但我们能够给更多的试点这样的机会，让它们自己决定招聘教师的途径。通过观测一个校区的变革行动，我们能从中发现哪些变革起了良好效果，再把这些方法推广到全国的其他地区。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建议：创建一个被我称为实验区的地方。全国范围内，所有想要成为变革温床的校区都能提出申请，我们将从中选出二十个校区作为试点，为它们提供更优秀的教师和更多的资源。作为回报，我们需要在实验区推行系统性的变革。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反馈结果。
在实验区，我们需要在四大领域展开变革：其中提高教学质量是最为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包括老师们如何利用时间、如何改进教学的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让学校对改革的成果负责。
我们将从提升教师的素质做起，开始采用新的招募办法。目前，很多地方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教师：既有市区的学校也有乡村的学校，还有一些科目如数学、自然科学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正如大多数教师说的那样，是学校不能提供必要的培训。
从全国来看，芝加哥的师范培训学院正在招募和培训更多高素质的教师，为全国教育落后的地区输送更多人才。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在落后地区建立教师协会并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为极度贫穷的学校招募更多的优秀教师。上岗前，每位教师都要经过大量的培训，包括怎样观察学生以及怎样与学生互动。
招募到优秀的教师后，学校要给予教师优厚的待遇。目前，教师是一种不会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受到奖励的职业。大部分颇具才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都被年薪十万的工作所吸引，而不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区的老师成功提升了教学质量后，我们要予以丰厚的工资奖励。同样需要奖励的，还包括那些选择在困难重重的学校中从事教学，讲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紧缺科目的老师。丹佛市和当地工会合作，正在尝试着提升教师的工资；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为那些在教师奇缺的学校里任教，和让学生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0%以上的教师颁发奖金。
当然，教师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高的工资，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支持。在访问芝加哥道奇小学的时候，我不断地听说，一个能够鼓舞士气的校长或者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的建议能为学校带来多么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教师都要和有经验的指导教师一起工作，而且有了几年经验之后，他们也有机会指导其他的年轻教师。
为了帮助老师们解决棘手问题——比如如何应付不听话的学生——我们将在实验区推广在伊利诺伊实施的成功变革，引导学生认识积极的行为。
最后，实验区将同当地政府一道，克服种种官僚障碍，解决贫苦孩子没有好老师的问题。当然，老师的聘用制度、奖金和调任政策等问题同样需要解决。试验区还要与工会共同努力，争取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位高素质的教师。
除了提升教师素质外，我们还要为实验区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相互学习，学校需要重新制订教学计划，并为此提供更多的时间。学校在传授更多知识的同时，还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
我们要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为孩子们提供适应全球经济的课程。在很多州，学生在教育的课程中要学好几遍花的组织结构，却没有机会学习到如何在全球经济的环境下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民——比如掌握计算机技能，知道经济是怎样运行的，明白摩天大楼是怎样建成的，以及如何设计一个新产品。一些州通过设置这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亲自动手认识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划拨资金支持更多的学校提供这样的课程。
为了让学校和教师对改革的后果负责，实验区将为改革成功的学校提供更多的资金，并削减那些改革失败的学校的经费。我们将为学校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持，同时赋予学校与当地大学合作的权利，以帮助他们改善教学环境，正如在芝加哥城市教育大学那样。能够提高学生水平的学校会被给予奖金鼓励；没有取得进展的学校要被社区强行关闭；如果整个校区都没有改进，我们就会将这个校区从该项目中除名。
改革的第一步，是能够向最需要的学校提供高素质的老师，这样才能改善破乱的教育体系。我们会向师资紧缺的学校的老师提供资金支持，但他们也应做出成绩，取得进步，贡献与收入持平。学校应该打破“非此即彼”的思想枷锁，杜绝把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放在有效的方案之前——要把对孩子们有益的事放在第一位。
涉及教育问题，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再寻找借口。
在道奇小学访问时，我曾和一些教师聊天，其间谈起了她们在教育学生时面临的挑战。其中一个教师说，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孩子”综合征。
她说，现在一提到学生教育，人们总会找出一万个理由解释“这些孩子”为什么学不到东西。人们会说：“这些孩子除了添麻烦什么都不会”，“这些孩子背景真糟糕”，或者“这些孩子根本就不想学习”。人们提到“这些孩子”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把“这些孩子”的问题归咎于他人。
请注意那些在道奇小学、阿肯色乡下和马里兰郊区就读的孩子们，他们不是“这些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想要有所成就，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人生路上的某些地方，父母或者老师能够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信念：你们能够成功，你们可以做到，你们拥有这样的天赋。
在芝加哥的埃尔哈特小学，一个出身贫困、由单身妈妈抚养长大的小女孩，在其他人询问她学习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时说：“我每天晚上都努力学习，因为我喜欢学习。我的老师想让我成为一个好学生，我的妈妈也是。我不想让她们失望。”
许多年过去了，美国到了为创建世界一流教育的理想再次献身的时候了。告诉每一个孩子，你们能够成功！我们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再让孩子们失望。
即将来临的风暴——致美国报业协会的演讲
2006年4月3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奥巴马以“全球变暖及美国摆脱能源依赖的必要性”为主题在美国报业协会发表了此篇演讲：
“气候变化可以说是彰显了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但我们不能忘记，既然是人类加剧了这个过程，那也可以由人类将其减缓。”
在2005年4月，伊丽莎白·克尔伯特曾经为《纽约客》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其中就谈到了一些如今我们已经目睹到的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在阿拉斯加州的最深处，有一座历史长达千年之久的小村庄。那里面朝大海，村民以狩猎为生。大概十五年前，他们开始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现象。村子四周围绕的冰层开始消融，变得不再稳固。这些冰层仅高于海平面二十英尺，一直支撑着村庄。不久，人们发现秋季海面结冰的时间大大推迟，而春季冰层融化的时间则大大提前。
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冰层以惊人的速度融化，对村子再也起不到保护和支撑的作用。所以，当风暴潮袭来时，村庄已经再也经不起侵袭。到了1997年的时候，村庄北部一百二十五英尺范围内的土地都被海水淹没。2001年时，足足可以卷起十二英尺高海浪的风暴席卷了村庄，摧毁了几十户人家。后来，到了2002年夏天，该地区的风暴愈演愈烈，冰层继续消融，村庄四周的土地不断被海水淹没，因此这个希什马廖夫村的居民们不得不向内陆搬迁了数英里，永远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家园。９9ｌib?
这样一个“消失的村庄”的故事就现在来说，绝不是个例外。
而且它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放眼全球，在人们所知的各个环境和气候区，不断恶化的天气和灾难性的风暴已经屡见不鲜，这就使得长久以来有关气候变化是否真正发生的辩论戛然而止。因为这一切不仅证明了气候变化现象的确就存在于我们身边，而且让人惊恐地发现，它带来的影响还引起了一种新的全球现象，被称为“人造自然灾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无数的科学家们引用大量的证据，不断地警告人类，气候变化即将来临，我们不能再完全依赖燃烧矿物燃料，不能再不计后果地破坏环境。然而在这几十年中，有太多人都忽略了这个警告的声音。他们要么认为科学家们耸人听闻，要么相信这只是那些环保主义者们才会关心的问题——为了拯救北极熊和热带雨林。
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意味着几个不寻常的暖冬或是过于炎热的酷暑，而是一连串的自然灾害与灾难性的天气变化。这一切都是由全球变暖引起，而且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些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强度都是数千年来前所未见的。
在华盛顿，事情的发展总会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人们通常都会用多棱镜的眼光来透视这一切：谁上台了，谁又下台了？哪个党派获益了，哪个党派失利了？
但是在这些肤浅想法的掩映之下，当我们制定某项措施或推迟某项决定之时，我们常常忽略了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我们忽略了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日后，人们一定还会争论不休，不断讨论地球环境变暖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类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但从科学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人类长期使用矿物燃料已经让自己没有回头路可走，除非我们不再依赖这些矿物燃料，制订出研发新能源的计划，否则我们还会继续将子孙后代也推向自然灾害的深渊。
现在就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吧！
从1980年开始，历史上温度最高的二十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十九个，而2005年则创下了历史温度的最高纪录。
气温升高使得地球上本已干涸的土地开裂，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旱灾，土地颗粒无收，农民损失惨重，世界上原本就很贫穷的地区闹起了饥荒。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地球上遭受旱灾的土地面积比过去翻了一番。就美国而言，2002年发生的旱灾则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非洲，越来越多的河流变得枯竭，使得整个非洲大陆的水源供给都变得紧张起来。
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都已干涸，森林起火率也大大升高。在最近的几年中，在印尼、阿拉斯加以及美国西部，野火燃烧的气势嚣张程度堪称历史罕见。2002年美国又创下了一项历史纪录，从俄勒冈到亚利桑那，共有超过七百万英亩的森林起火。
如果你觉得陆地上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的话，那么海洋中的状况更是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知道，飓风和台风形成的环境都是温水，因此水温越高，风暴强度就会越大。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四到五级飓风的发生频率已经提高了一倍，而且风暴发生时的风速以及风暴的持续时间也增长了五成。最近在亚特兰大南部又发生了一起飓风，而科学家们在此之前却没有预测到。去年，日本由于第十次遭受台风袭击创下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美国则成为世界上龙卷风发生次数最多的国家，其中“威尔玛”飓风成为史上威力最大、破坏力最强的风暴。
这些都是一些令人惊恐的事实，但或许南极和北极的情况会更让人担忧。无论你是看过那里的卫星照片还是亲自到达过那里，你都会承认一项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两极的冰川都在融化。不过它们并非是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一直持续地缓慢融化，而是开始迅速融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最终可能会导致海洋中的水量剧增，海平面上升，全球的沿海地区都会被海水一并吞没。
1996年，格陵兰岛上冰层的融化使得海洋中的海水多了大约二十二立方英里。如今，只不过过了十年的时间，岛上冰层的融化速度就提高了一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月，格陵兰岛向海洋中排放的水量是洛杉矶全市一年用水量的五十四倍。总而言之，倘若格陵兰岛的冰层全部融化，就可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二十三英尺，这样每一座沿海城市都有可能落得和新奥尔良一样的下场。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阿拉斯加州希什马廖夫村的故事只不过是个开始。
然而，抛却所有不详的预言，我们也不必束手无策、无助地接受这样的未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本。气候变化可以说是彰显了大自然无穷的力量，但我们不能忘记，既然是人类加剧了这个过程，那也可以由人类将其减缓。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是谁，也就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去年9月，我做了第一场关于能源的演讲，其中谈到了我们国家对于石油的依赖使得我国经济受损、汽车行业缩水、上百万人口失业；几个月前，我还谈到了我国一直不间断地进口石油，使得我们一直依赖于世界上最危险、最不稳定的政权，这让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危害。谈到气候变化，其实我们长久以来燃烧的矿物燃料，尤其是石油，就是全球变暖的最大缘由，这样长期燃烧的结果就是许多地方的天气形态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你会认为，今天我们都已经明白了要实现能源独立的意义。从未有任何挑战会像能源挑战这样，若不能成功加以应对，就会对我们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也从未有任何问题会像能源问题那样，一旦解决，就可以长久为子孙后代造福。
当然，许多美国人民都明白了这一点，而且现在的确有许多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人们联手呼吁实现能源独立。他们当中不仅有农民和商人、军队领导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科学家和基督教福音派的教友、汽车制造商和９9ｌｉｂ.
你们顺利毕业！
因为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世界艾滋病日”演讲
2006年12月1日
（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
在“与时间赛跑”——艾滋病与教堂2006年度全球峰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我认为与艾滋病和艾滋病毒作斗争是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bbr>藏书网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非洲……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在那里，我参观了南非的艾滋病治疗医院，看到那里人满为患。许多人都步行数小时甚至好几天来到那里，只为寻求帮助。我见到了许多坚强的病人，为了自己和家人们绝不放弃生命。我还遇到了许多抗击艾滋病的活动者，虽然他们都面对着来自政府的阻力，但依然坚持与艾滋病斗争到底。
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关于艾滋病的故事当中，最让人心碎的还是最近劳瑞·戈林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劳瑞是来自《芝加哥论坛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通讯社的记者，她对我们的非洲之行进行了报道。
三年前，劳瑞雇用了一个保姆，叫何兰格威·里奥卡迪亚·姆可努，大家都称她为里奥。里奥在南非一个小村庄中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她一直都在努力工作，抚养两个孩子，存下挣来的每一分钱。当里奥成为劳瑞的保姆时，她几乎已经还清了房贷，她甚至开始打算将这份新工作挣来的钱用于开办一家孤儿院，专门收容当地的艾滋病孤儿们。
但是有一天，里奥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说她的长兄病了。起初，他告诉大家自己得的是糖尿病，但后来到了医院才向家人承认，他得了艾滋病。几天后他就死去了，他的妻子也因为同样的病症死去。所以里奥开始抚养她兄长的三个孩子。
半年后，里奥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她的弟弟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像照顾自己的长兄那样照顾、看护弟弟，但不久后他也死了。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接下来的一个是里奥已经怀孕的妹妹，然后是另外一个弟弟，接着又是一个弟弟。
她出钱为他们买了棺材，举行了葬礼。她收养了他们的孩子，为他们付学费。她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然后就开始四处举债。后来借来的钱也花光了，只能再接着去借。
然而，电话依旧不间断地打来。在家乡那个小村子里，里奥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兄弟姐妹、表亲、侄子、侄女们做HIV检测后结果呈阳性。她眼睁睁地看着乡亲邻里失去了家人，看到了一位孤苦的老奶奶，膝下有十六个成为孤儿的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她看到一些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因为根本没有人照料他们。
我们知道，人们会经常谈论艾滋病这个话题。至今世界上已有四千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仅今年就有四百五十万。非洲共有一千二百万名艾滋病孤儿，每天因为感染艾滋病死去的有八千人，检测出艾滋病毒的有六千人。在一些地方，大概有9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而我们刚刚了解到，过不了几年，艾滋病就会成为全球第三大致命疾病。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但是反复听到这些数字，人们也会变得麻木，因为它掩盖了发生在和里奥一样的人们身上的故事、悲剧和他们尚存的希望。由于这种疾病，他们每天都过着悲剧般的生活。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些故事都是全世界需要聆听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着我们的灵魂，号召我们行动起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家庭也发生了里奥家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也要接到那样的电话，如果我也要参加那些葬礼，我该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无论我的家人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定会像里奥那样细心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尽自己所能地寻求有效的治疗办法。我还知道，如果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也会作藏书网出同样的反应。
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信仰告诉我，里奥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有了艾滋病，我们都不再健康。此次危机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它不仅考验我们是否愿意作出反应，而且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不受人为分歧和议论的影响——这种能力往往决定着我们会作何反应。如果你到了非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你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疗或者如何预防、使用哪种预防手段的问题，而是包括所有的这些方面。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者价值观问题，而是两者兼具。的确，我们必须在这种疾病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我们的思想和胸怀、文化观念与态度也要有相应的改变。无论是慈善家还是科学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教堂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抗击艾滋病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下面让我来谈一谈我们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首先，如果我们希望能在这次斗争中取胜，我们必须阻止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力防止人们感染上艾滋病毒。
现在人们往往将预防问题限制在“非此即彼，别无他法”的框框之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该疾病唯一的预防办法就是让男人和女人们改变自身的性行为习惯，尤其应当避免婚外性行为。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方法并不现实。他们认为，无论他们的性行为如何，社会都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的工具，尤其是要增加避孕套的使用率，同时研制出新的方法，例如使用杀菌剂，在性行为过程当中防止病毒传播。在针对如何应对艾滋病的讨论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人们质问彼此的动机何在，这样就耽误了解决问题的进程。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缪见。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艾滋病的预防阶段牵扯到了道德和精神因素。在世界上艾滋病泛滥的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出了问题，需要进行修复。
但当我在南非和肯尼亚看到这一切时，我很震惊。男人和女人感染上艾滋病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因为性行为不再是神圣契约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肉体行为：有些男人会外出嫖娼，将艾滋病毒携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妻子；有些年轻的女孩子会因遭人强奸和凌辱感染病毒。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预防问题。如果一个丈夫认为可以向妻子隐瞒自己的不忠，那么这不仅仅是一种罪行，更是潜在的致命行为；如果人们仍视强奸为女人的错误或者是女人的耻辱，而乱交就是男人的特权，那么这是任何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但当地的牧师和教堂则可以发挥其作用，给人们提供一个道德框架，让他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虽说如此，但我明白我们也无法忽视禁欲和对婚姻的忠诚往往是理想中的生活而非活生生的现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而非抽象的事物。因此，只要避孕套和杀菌剂可以防止上百万的人感染艾滋病，那么我们就应该让更多的人都能使用。我知道，也会有一些人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反对这些举措。对于他们的想法，我很尊重但无法苟同。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那些完全无辜的人们接受惩罚，这是我?９9ｌｉb.无法接受，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那些无辜的妻子们在身处文化环境中往往无权拒绝丈夫提出的性要求，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却因为父母的错误生来就携带艾滋病毒——避孕套或者其他措施本可以让他们远离这些伤害。
在艾滋病的预防方面，我们还能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消除人们认为参与艾滋病测试是人生污点的错误想法。在一些地方，甚至有9%的艾滋病毒携带者都完全不知晓他们已经感染上的这种疾病有多么严重，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一样危险。
所以我们应当让人们明白，接受艾滋病毒测试就和进行血液检测、X光扫描或者乳房拍片一样，没有任何可耻之处。因为如果是在过去，检测结果呈HIV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没有获救的希望。而现在，疾病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希望就会越大。此次非洲之行，我和妻子米歇尔都去进行了测试，因为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能做一次仅仅十五分钟的测试，就会鼓舞多达五十万的肯尼亚人民也去进行测试。我鼓励大众都应如此，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这个信息。现在我们应当树立起一个榜样，让其他人也能进行同样的选择。
当然，正如我们应当尽力减少新感染病例那样，我们也有责任治疗那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四千万人。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不应当是件难事。.９９lib.因为我们知道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如何拯救人们的生命，知道有许多药品可以加以利用，知道富裕的国家有经济实力去做更多的工作。
因此，当我来到南非，看到人们所受的痛苦，看到他们苦苦挣扎时，却听说国家的卫生部长鼓励大家多吃甜菜根和红薯，多喝柠檬汁，声称这是治愈艾滋病的最好方法，我沮丧极了。但幸运的是，南非政府最终否定了这一说法。但政府领导就应该像他们这样，为人民树立起好榜样，他们这样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上帝赋予了我们思考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能在人间完成他的使命；因此我们能利用科技治愈疾病、治疗病人、拯救生命。目前，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们取得的伟大进展之一，就是研制出了可以让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再次拥有崭新生活机会的药物。
我们应当让他们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就在南非，针对怀孕妇女的治疗就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婴儿出生时携带艾滋病毒的概率。然而，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世界上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应该与药品制造商们合作，降低此类药物的生产成本；我们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帮助它们建设基本卫生设施，以保证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医治。这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造医院，购置医疗器械，培训更多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还需要重新强调一下营养饮食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人已经吃药，有些人已经得到治疗，有些人却依然在垂死挣扎，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尤其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有充分食物来源的国家时。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他们能有足够的营养，而这对于总是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的宗教机构来说意味着它们又有了用武之地。
虽然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大陆的诸多危机上，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些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非洲。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苏联地区、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而在今天，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我们更不能忘记危机也发生在我们自家的后院中——就在美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的非裔美国女性群体当中，艾滋病已经成为威胁她们生命的头号杀手；我们还看到，许多贫困的偏远地区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资源，以救助他们脆弱的民众。国会中有人希望能从大城市的预算资金中拨款到这些地区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那些大城市也面临着许多它们自身的难题。
我想说的是，对于布什总统和国会成员们作出的抗击艾滋病的努力，我们应当予以称赞。根据我们国家制订的艾滋病援助紧急计划，五年中美国将至少花费一百五十多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外抗击艾滋病活动。而由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捐款成立的“全球基金会”也在抗击该疾病的过程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今年夏天我访问非洲之时，我看到，基金会通过与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国家部门、国外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使得这笔资金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因此，我们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到2008年该项目期满时，应当重新对其授权。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鉴定哪些项目起到作用，哪些没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每一美元，因为可能因为这一美元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第三步则是切实推行该项目的实施，并为其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们应当将每年的投入资金增加十亿美元，这样我们才能加强并扩展在东南亚、印度和东欧等地区的援助项目。在这些地区，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不久后就将达到引起危机的程度。
当然，由于目前美国预算紧张，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这笔资金的筹集可能会有些难度。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我也相信，这一定会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如果列举我们应当关注艾滋病的原因的话，那实在是太多了。在现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中，各个国家都紧密相连，传染病的传播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容易、如此快速。而且艾滋病的传播还会引发安全问题，因为那些艾滋病泛滥的地区极易成为滋生民事冲突甚至恐怖分子的肥沃土壤。
但我们要进一步努力解决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这样对我们有益，还有许多更为深刻的原因让我们多多关注。这些原因都与我们的人性有关，与我们的灵魂有关。
艾滋病与其他的疾病不同，它考验我们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否可以对同胞的困境予以同情。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艾滋病孤儿们、血液传播受害者以及受到传染的妻子们都是无辜的，但一些人很容易对那些患艾滋病的不忠丈夫、生活不检点的年轻人或者同性恋者指指点点，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错。你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认为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让人满意。我的信仰提醒我，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我的信仰还让我知道，身患疾病并非罪恶。我们从《圣经》中得知，上帝派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生病的人，安慰疲惫的心灵，让饥寒交迫的人们有食物和衣服，帮助那些社会的弃儿，挽救那些背离了正道的人们。
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这本身就是最艰难的信仰，但也必然是最有价值的选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照亮有信仰的人们的生活，还能将美国人民引领向崭新美好的政治未来。
因此，我们最终必须认识到，非洲的艾滋病孤儿同美国中南部的犯罪问题、新奥尔良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的灾民、北达科他州没有医疗保险的母亲们一样，都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不过，我们也可以选择对这些患病的美国同胞不闻不问，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他们自己，然后迎接既苛刻又琐碎、四分五裂而又吹毛求疵的政策。
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迎接另外一种政治传统。这一传统从我们建国之初一直延续到了民权运动的光辉岁月；这一传统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信念，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团结一致的原因永远都比将我们分裂开来的理由来得伟大。如果人们坚信这一信念的正确性，并付诸行动，我们可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和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一起合作，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还是让我回到里奥的故事上来，那个饱受死亡和绝望折磨的南非妇 5973." >女。在她的第五位兄弟姐妹因为艾滋病离世后，她决定不再袖手旁观。她在全镇召开了第一个有关艾滋病危机的公众会议——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谈论过这个话题，更不要说为此而集会了。那次会议大概有两百人参与，其中有些人是步行了数英里才到了那里，还有少数几个人背着自己的孙子或孙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打破沉默，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些故事以悲剧结束，有些则以希望收尾。在他们讲完后，里奥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赢得此次抗争艾滋病斗争的胜利。但我希望人们能够站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沉默不语、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那次会议过后，并非一切都立刻出现了转机，但改变的确发生了。虽然里奥要抚养很多孩子，还要照顾许多生病的亲戚，她依然决定开办一家艾滋孤儿院，实现她长久以来的梦想。刚开始时，她建立了一所日托中心，可以容纳一百名孤儿。然后她开始计划再成立一个青年中心和施食赈济中心。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心想，如果这样一个拥有得如此之少、失去得如此之多的女人都可以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连她都能做到绝处逢生，那么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
古代科林斯人曾经说过，我们都同属于一个灵魂，“如果灵魂的一部分感受到了痛苦，那么其他的部分也会变得痛苦”。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一部分受到尊敬，其他的部分也会为此欢呼”。９9lｉｂ?
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整个世界需要倾听的不仅是关于病痛的故事，还应有人们如何克服困难的故事。的确，悲伤的故事会让我们和病人们一起痛苦，但里奥的故事却能让我们以她为榜样，在她所带来的希望中欢呼，帮助她实现更加光明的未来。
谢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们本不应如此——“医疗保障危机”主题演讲
2007年5月29日
（爱达荷州，爱荷华市）
奥巴马在爱达荷州立大学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探讨“未来的医疗保险”：
“我们不应忘记，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凭借这种力量铸就历史。面对着命运和外界环境坐以待毙并不是我们的本性，因为我们是一个重视行动与创新的民族，我们总是不断扩展着充满可能性的界限。”
首先我想特别感谢一下艾米和雷恩，感谢他们今天和我一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这里往北走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艾米和雷恩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公司，专门为他们的社区提供网上服务。在爱荷华东北部这个偏远的角落，他们是第一家可以提供宽带上网的公司，每天都有上百人依靠他们的服务来处理自己的工作事宜和日常生活事务。
然而今天他们却濒临破产的边缘。原因并非是他们在商业决策上出现了失误，也不是他们在面对经济萧条时准备不足。雷恩年仅二十一岁时就诊断出得了癌症，后来他切除了一个肺，一根腿骨和部分臀部。十七年后，他的体内已经没有了癌细胞，但现在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每个月的医疗保险金就高达一千多美元，而且每年他们家庭的保险金都要上涨好几百美元。虽然他们一直在竭力寻找，但都无法找到另外一家可以支付得起的保险公司。
现在艾米和雷恩每年要将收入的40%都用来支付保险金。他们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任何存款；他们再也买不起新衣服，为汽车加不起油；他们信用卡上的欠款越来越多。面对这一切，他们束手无策。艾米在给我们写信时说道，在她听到借贷顾问说出“破产”这个词的时候，她感觉这一天是她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
“我心里很痛苦，”她说，“我们本不应如此，我们没有做什么错事，而且已经尽力了。我们不应该变成这样。”
艾米说得对，我们本不应如此。我们这个国家不应该让那些艰苦奋斗的人们落到破产并丧失赎回权的地步；我们这个国家不应该在面对严峻的挑战时袖手旁观，让我们的人民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制药业和保险业暴涨的利润不应该来自于美国人民飞速增长的保险金。
我们本不应如此。我们也不必如此。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在全国都听到了许多和艾米类似的故事。那些人们命悬一线，因为家里已经摞起了厚厚一叠他们无法偿付的医药账单。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但他们知道，说到医疗保障，我们曾经谈论过这个话题，也曾经作出过些许尝试，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却始终任由这一危机继续恶化。每一年，人们亲眼看着候选人大造声势、大吹大擂地提出详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计划，然而，竞选结束后，却只看到他们在华盛顿政坛、医药和保险业游说的压力下作出妥协。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国家已经面临这样一种境遇，那就是不断上涨的医疗保险金使得无数家庭和企业都遭受了经济衰退的冲击，使得众多民众都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现在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论是小企业者还是公司首席执行官，都一致认为这样的现状让人难以接受，也难以再持续下去。
我们经常能听到相关的统计数据，说美国目前共有四千五百万人没有保险。但他们没有保险的最大原因，却和那些有了保险还要为了偿付医疗账单而疲于奔命的人们的理由相同，那就是保险金太贵了。
在过去的六年里，医疗保险金上涨了将近90%，是工资增长速度的4倍。有将近一半的爱达荷州人都和艾米、雷恩的情况相同，为了支付昂贵的医疗保险费用不得不省吃俭用。去年一百一十万名投保人都将工资的四分之一花在了这方面，而有一半以上的私有企业破产都是由于高昂的医药费引起的。
企业的境遇也不容乐观。有超过五成的小企业已经无力支付员工的保险费，许多企业在面临飞涨的保险费时只能裁减员工或干脆闭门大吉。美国一些大企业和行业巨头，例如通用和福特汽车就眼睁睁地看着国外的同行竞争者享受着更好的医疗保障，但他们每生产出一辆通用汽车就要比一辆日本汽车多付六倍的医疗保险金。
这一保险危机已经让我们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随着保险金数额的增长，越来越多的雇主减少了员工的受保人数，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了保险。由于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治病，因此每当这些没有保险的人走进急诊室，接受比别人昂贵得多的诊治时，有保险的其>他人实际上也多交了税款。这样一来，平均每个家庭的保险费就上涨了九百二十二美元。随着保险费越来越高，更多的家庭和企业放弃了医疗保险，也加入了“未保险”的大军之中。
如果我们已经支付的保险金、自付垫底费和保险扣除额都会直接用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制度的话，那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支付的医疗保险金有四分之一都用于政府的行政开销，包括用在毫无用处的文件和20世纪过时的资料保管上。这使得我们的医生和医院无法更有效地储存、交流信息，因此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每年，有十万美国人由于医疗事故丧命，单就开错处方药这一项，我们就要损失一千亿美元。
还有些疾病本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预防，有些医疗设备本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改进，但我们却总是等到出了问题以后再斥巨资解决。我们的“医疗保障系统”已经变成了一个“疾病诊疗系统”，因为许多政府项目或保险公司都不鼓励民众进行经常性体检，也不提倡检查或更新医疗设备。但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拯救上千条生命，减少数十亿美元的浪费。
当然，若想改善这一导致无谓浪费和保险费螺旋式上涨的歪曲系统，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还是那些从现状中受益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医药和保险公司。他们怀揣费用飞速上涨的医疗账单，让那些和艾米、雷恩一样的人为了支付这笔费用而申请破产。
自从布什总统就任以来，医疗保障花费中增长最快的因素就是行政开销和保险公司的收益，其次就是我们在处方药上的花费。2006年，全国五家最大的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都跻身于全国前五十家利润最高的公司中。同年，一位保险公司的总裁年薪高达一行二百五十万美元，还分摊了价值十亿美元的股票期权。除此以外，作为补贴，他和妻子还可以得到终生免费的个人医疗保险。
现在他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其实也很费钱，在过去的十年中，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已经花费了十多亿美元专门用于游说政客、竞选捐资，以阻挡我们所需改革的进程。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驾轻就熟了，不仅禁卖廉价的处方药，还企图挫败使保险公司为有病史的病人们投保的努力。
我们知道，企业都会想方设法地赢取利润，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美国人都有权向政府中代表我们利益的官员请求帮助。但我也相信，每一个美国人也有权享受可以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我还相信，当孩子生病时无法带他们去医院看病的百万美国人也有这个权利。我相信，那些和艾米、雷恩一样，濒临失去一切的人们也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任何行业就算牟取暴利、游说政客，也不应阻止人们拥有这项权利。
我们本不应如此。
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种义务，将记载着昨日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败笔的历史一页翻过去。现在是时候将企业、医学界和两党官员组织在一起，商讨出一个可以解决危机的详尽方案了。现在是时候让医药公司和保险商们知道，他们在谈判桌前也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不必去支付每一把椅子的价格。
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尝试改革时相比，现在的境遇已经大不相同。从那以后，飞速增长的保险费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支持改革。无论是在马萨诸塞州还是加利福尼亚州，无论是民主党的官员还是共和党的立法机构，都已经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以保障“未保险人”的利益，降低保险费用。
我认为，根据我今天制订的此项医疗保障改革计划，我们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参与竞选以来，我所许下的第一个承诺就是，当选总统后，我一定会在第一任期内将医疗保障计划立法。今天，我会详谈一些此项计划的细节。这项计划不仅会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医保，还能降低医疗保险费用，使每个家庭每年减少两千五百美元的保险金开支。第二个方面很重要，因为不加以成本控制的保险只会将我们的负担转移，而不能使其减少，因此，我们要一步步地改善医保系统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状况，这样我们才能降低成本，改善医保质量。
我的医保计划的第一步是要让每一名美国人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险。
如果你已经有了医疗保险，那么此项计划给你带来的唯一改变就是你要支付的保险金额将会降低。
如果你属于美国四千五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群体中的一员，那么待此项计划立法后，你就可以享有医保，没有人会因为曾有病史而被拒绝诊治；每一个人都能像联邦政府职员那样，无论是爱荷华的邮政工作人员还是华盛顿的国会议员，都能买得起新型的医疗保险，享有和他们现在同样的医保待遇。其中会包括所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例如疾病防治、怀孕及疾病诊治以及精神保健，而且这些医疗服务会保证高质?９9lib.量、高效率地完成。
如果你付不起保险金，你会收到政府的补助来支付这笔费用。如果你有子女，他们也会享受保险；如果你换了一份工作，你的保险还会予以保留；如果你需要去医院看病，你不必再在排起的长队中焦急等候；如果你想享有更多的服务，你还可以选择购买其他支付得起的私人保险，也会同样享有福利待遇，享有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
为了使我们能支付起这样的保险，我们会动员除小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来支持此项新计划，让那些至今没有为员工们支付医疗保险金的企业不再如此。而且我们还要终止只会造福于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布什减税政策”。
但我们还必须要求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工作效率。如今，我们个人的医疗保险金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两倍，而且大部分还都与医疗无关。
因此，我的医疗保障计划的第二部分共包括被延迟了太久的五步策略，以降低医疗保险金，使我国的医保体系适应新世纪的需要。
第一，我们会负担起各企业员工的最昂贵的疾病费用，以减少企业和员工在保险费方面的开支。
现在，20%的病人们承担着医疗费用总额80%以上的支出，因为这些病人们都身患诸如癌症、心脏病等严重疾病，需要进行耗资昂贵的手术和诊疗。保险公司不愿意在这些病人身上花费那么一大笔费用，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就将这些费用分摊给其他人，从他们身上收取更昂贵的保险金。我的提议是，由联邦政府负担这些严重疾病的部分治疗费用。这就意味着，你们要缴纳的保险金都会降低。
第二，我们终于可以将医疗保障体系的重点放在这些耗资高昂的疾病的最初预防阶段。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说法：十分治疗，不如一分预防。然而，今天我们在预防阶段做出的工作甚至连“一分”都不到。虽然几大致命疾病中有80%的诱因都与个人习惯有关，可加以预防，但我们依然仅仅将医疗保险金的4%用在了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方面。
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的利益驱使可以让医疗保险公司去鼓励病人们健康饮食、勤于锻炼且每年都进行定时体检，以便及时发现疾病。现在他们真正的利益来源于治疗疾病，而非防范疾病，这样是不对的。因此，我们新制订的医疗保障和其他相关计划就会包括循证的预防性保健服务，并保证人们都能偿付得起。但最终，只有我们为自身健康负责，并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正确选择，例如健康饮食、多多运动、听从妻子让我们戒烟的建议，这样才会起预防的作用。
第三，我们会通过改善服务质量来降低健康保健的成本。
经统计，每年美国质量低下的保健服务要耗资一千亿美元。一项研究发现，宾夕法尼亚州仅在治疗病人住院期间感染上的疾病方面每年就要花费十亿美元，然而，这些传染病本可以很容易进行预防。此项研究号召全州的医院都切实采取行动。如今，有些医院已经杜绝了这种传染现象，因此也就成功地防止每年上百人因此失去生命，也节省下了数十万美元。
我的医疗保障计划会要求医院调查、制定并公布健康保健服务的衡量标准。我们会向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可预防的医疗事故、护士与病人的比例大小以及在医院里会感染上的疾病。我们还会针对不同的药品和治疗方法进行检测，判断诊疗效果如何。这样病人们就可以在知情的前提下，自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而且在奖罚医生和护士时，我们的标准不再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数量，而是看病人治疗效果如何，看他们服务的质量。
第四，我们要将20世纪基于纸笔基础上的医疗保障成功过渡到21世纪最新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行业，以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其他行业都通过电脑储存数据和信息，节省下了数十亿的行政开销。例如，在银行转一笔账的花费不到一美元。而在退伍军人管理局，以前查询医疗记录要花九美元，而现在利用新技术上网查询几乎没有任何费用。但由于医保系统没有实现技术更新，每一笔交易就要花费二十五美元。
这项改革实在是姗姗来迟。如果我们可以实现电子医疗信息记录，那么医生和护士们就可以很容易查询到病人的信息。这样只要他们输入任何一个处方，病人的过敏源立即就会显示在屏幕上，这能够减少致命的医疗事故，还能减少病人们的住院时间，而护士们也节省整理文件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病人——这个过程可以节省下大笔的资金。
第五，我们要打破个别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障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我们都十分重视多年来制药业在医疗和创新方面的作用，但很明显，现在许多制药公司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却向美国人民索价过高了。同样的药品，他们在美国的要价是其在欧洲和加拿大定价的两倍。他们通过贿赂医生销售天价药品；将大量资金花在药品的市场宣传方面，而不是药品的研发上；当普通品牌的制药商想要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同样的药品时，那些名牌药品的制造商就会将他们收买，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继续向我们漫天要价。
我们不必再继续忍受下去了。根据我制订的计划，我们会让消费者用上更多的普通品牌药品。而且我们会告诉那些医药公司，他们强行销售天价药品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但控制着市场的不仅仅是制药业。在过去的十年里，大概有四百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合并。就在爱达荷州，仅仅三家保险公司就掌控着医疗保险市场四分之三以上的份额。本来公司兼并现象应该可以提高行业内的工作效率，但最终提升的却是我们要缴纳的保险金。
这样是不行的。我当选总统bbr>..后，就要使制药业、保险业和美国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为了赢得客户公平竞争。我们会调查并治理保险业的垄断现象，当我们发现保险公司不尽人意之处时，我们会让他们从公司利润中付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以帮助那些最初就应得到关怀的病人们——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我们国家，像艾米和雷恩那样的故事有成千上万个。这些故事，我们听了、讲了几十年，然后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美国故事呼唤我们，应当给这些故事书写上一个充满希望的圆满结局。毕竟，我们的先人们都是这样做的。
大概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也陷入了一场医保的危机之中。上百万位老人无法支付巨额的医疗保险，这也成为了导致他们生活贫穷的最大原因。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人们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将近一半人都没有医疗保险。随着医疗保险金和医疗费用的上涨，越来越多的私有保险公司拒绝为老人投保，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高风险的投资。
这样的行为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但医保改革的倡导者们却遇到了来自于财力雄厚、人脉广阔的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不遗余力地告诉美国人民，这样做“很危险”，而且是“非美国式”的，不仅“反叛”而且“致命”。但是英勇的改革者们依然奋勇前进。他们到国会出庭作证，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了多项不同的议案，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迈进，那就是：让每一位美国老人都能享受支付得起的医保。最终，通过多年的坚持和谈判，经历过多次挫折和失败后，林登·约翰逊总统终于在1965年7月30日签署了医疗保障法案，将其立法。签署仪式是在密苏里州一个叫做“独立镇”的小镇进行的。当时出席签署现场的还有在任期间一直呼吁要广泛实现医疗保障服务的哈里·杜鲁门总统。这一法案长久以来似乎都没有可能会实现，但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法案之一。当约翰逊在杜鲁门旁边签署下这一法案后，他望着人群说：“人类是由历史铸就的，但领导者的信念却能帮助人类铸就历史。”
我们不应忘记，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凭借这种力量铸就历史。面对着命运和外界环境坐以待毙并不是我们的本性，因为我们是一个重视行动与创新的民族，我们总是不断扩展着充满可能性的界.限。
现在，我们又到了扩展这一界限的时候了。我们国家对于医疗保障体制已经讨论得太久了，但现在我们必须响应这一号召，这一号召由杜鲁门总统提出、由约翰逊总统倡导、被广大像艾米和雷恩一样的故事中所蕴涵的力量向前推进。美国到了应该让人民广泛享有可以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的时刻了。我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和你们一起，应对这一挑战。
强大我们的家庭——“新经济时代”主题演讲
2007年6月15日
（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
在当地的摩利亚山浸礼教会中，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主题是“在新型经济时代中个人与集体所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那些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来说，在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前，我们先要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他们可以攀登上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之前，我们要给予他们可以抓住第一根横杆的力量。”
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想起曾是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父辈们，并深以他们为荣。我们会回忆起他们为我们树立起的榜样、作出的自我牺牲，以及他们成功与奋斗的故事。
我会想起我的外祖父。“二战”刚刚爆发之际，我的母亲在堪萨斯一处军事基地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外祖父却不得不离开祖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征战欧洲。同时，我的外祖母则留在了家园，到一条轰炸机组装线上工作。那时，美国依旧在努力摆脱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我能想象得出，当时对于自己家庭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我的外祖父定是茫然不知。但他返回祖国时，美国政府向公民们承诺，要保障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就是在这个国家，根据《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规定，他得到了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而且还通过联邦房屋管理局买到了房子，后来他带领全家西迁至夏威夷，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还想起了我的岳父弗雷泽·罗宾森。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和妻子玛丽安一直全力抚养着两个孩子。他们也和其他的非裔美国家庭一样，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的困扰。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拥有如此多的生活机会，他们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功，同时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弗雷泽在而立之年就被诊断出了“多发性脑硬化”，走路需要双拐支撑，但他依然每天坚持到当地的一家污水净化厂工作，而妻子玛丽安则负责在家里照看孩子。虽然家里只能靠他的一份工资来维持生活，但他却将我的妻子米歇尔和她的哥哥克雷格都送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当然了，我还会想起我自己的父亲。虽然我并不太了解他，但每年到了父亲节，我还是会想起他。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他和我的母亲离婚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从他寄来的信件和母亲、外祖父母给我讲述的故事中了解他。
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含辛茹苦地用一份工资抚养我和妹妹两个人。由于父亲不在，这一切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身上。我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不时需要借助政府食品救济券才能维持生计。然而，幸好我们得到了外祖父母的全力支持，母亲也从学校获得了数额可观的奖学金，在她的?t>坚持下，我才能进入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读书，这才让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
无论对于米歇尔还是我，我们家庭的故事都是典型的美国故事，是一个关于机遇、关于希望的故事，是一个满怀希望、不断追求梦想的故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自然也和其他人一样，会遭遇失败，会经历苦难。但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度中，只要你拥有渴望实现的梦想，并乐于为此努力，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们提供同样的机会。
然而时至今日，经历过这种故事的家庭却越来越少了。不像我的外祖父，如果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归来的英勇士兵们能够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开销的工作，甚至可以获得退伍士兵所应享受的津贴和保险待遇，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对于今天像弗雷泽·罗宾森那样的蓝领工人们来说，他们的酬劳降低了，工会的作用被减弱，工资没有变化，物价却普遍上涨。想必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很了解，如今的单身父母不再像我母亲那时那样，可以受到专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援助。这样一来，即便许多父母亲想要将孩子抚养成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已经实现了全球化，政府却擅离职守，这使得诸多美国家庭都陷入了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人们可以借助攀登到中等阶层的梯子上，一根根的横杆都被拆除了，而梯子下面用来接住摔下的人们的安全网也已磨损得越来越严重。诸多家庭都面临着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或是无法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或是难以找到和孩子们共处的时间，或是陷入贫困，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消失，看着父亲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虽然现在在大多数家庭中，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女性都在工作，我们却依然无法为她们提供抚养子女所需的支持。
我不必在此回顾经济跌宕起伏的历史，因为想必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已经亲眼目睹甚至已经在亲身经历着一切。你们眼睁睁地看着工厂倒闭，搬迁到海外，使得诸多城市和工业城镇失去了许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刚来到芝加哥工作的时候，我就目睹到了这一切。那时许多钢铁厂的倒闭都给周围社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而我的工作就是协助重建这些社区。
如今，.t>人们失去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工厂中的工作，这是由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如今工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增长，质量也大大提高，而科技与信息革命使得美国企业实现了部分工作自动化，在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都可建厂。
有些工作依然向工人们支付低工资、低酬劳，因为雇主已经把工会运动镇压了下去，减少了雇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支出。唯有这样，与那些支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外国公司相比，他们才会更有竞争优势。
自从1973年以来，美国工人平均每周的收入至少已经下降了20%，而在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个年代，工人的工资却一直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十年中却丝毫没有过任何改变，这意味着，现在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份最低工资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家庭收入比贫困线还要少六千美元。
许多美国人都无力承担新增的风险，但毫无疑问，受到打击最大的还要数那些从经济基础一开始就十分薄弱的家庭。这些家庭都位于旧城区或偏远的郊区，而且大多都是非裔和拉丁美裔家庭。
在过去的六年间，有超过三十万从事制造业的黑人男性失业，这使得非裔美国人成为所有种族群体中失业比率最高的群体。在郊区生活的黑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住房拥挤”、“没有医保”和“缺乏食物”这三大问题当中，去年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家庭都受到其中至少一个问题的困扰。由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受过教育，许多黑人甚至都无力养家糊口，因此他们选择了离开家庭。现在正有54%的非裔美国儿童在单亲环境中成长——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比率提高了将近一倍。现在有许多勇敢坚强的单身母亲，包括辛苦抚养我的母亲，都在独自承担着抚养儿女的重任。然而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夫妻二人都得外出工作挣钱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必须。因此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经济上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缺少父亲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日后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五倍，辍学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九倍。
要想让这些家庭都能像前几代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生活机会，这将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勇敢面对。
……
我们都知道，要想让我们的家庭都拥有努力奋斗的机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迎来一个新总统，让华盛顿政府能够立即行动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政府官员们对我们说“我们无法做到”。长期起来，他们都告诉我们，面对工作机会减少、工资停滞不涨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降低医疗保险费用和大学学费；他们告诉我们，“贫困”只是“不够富裕”的代名词，而不应成为引起国民众怒的道德方面的羞耻。他们一再向我们保证，市场可以自行解决所有的难题，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减免税赋加以解决——其实富人并不需要减税，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我们已经按照他们的路子走了六年了，也应当到了尝试些新途径的时候了。现在，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们并不是一个满足于“适者生存”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直为了国家的繁荣而战。这就是我们为何通过《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将那一代人送进大学，铸造了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何授予工人组织成立工会的权利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何得到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让美国人可以体面地退休、安享晚年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再次行动起来，虽然此次任务更加艰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无法阻挡住全球化的脚步，已经不能再恢复失去的工作机会。但我们必须要找到正确的途径，让这种新型经济造福于我们。
我们也知道，单靠政府力量应对这一挑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不可能针对我们面对的每个难题都设立援助项目。因此这就需要美国人民自己承担起责任，作出牺牲，对我们的习惯与态度作出改变。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读更多的书，培训更多的人，思考更多的问题。父母应当不时地督促孩子们关掉电视，将电子游戏机抛到一边，认真读书。而且，如今尚有不少男人的表现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更像是不成熟的小男孩。他们应当意识到，责任意味着必须采取行动；应当认识到，要想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不是拥有生育孩子的能力，而是要有敢于抚育孩子的勇气。
然而，在这21世纪的黎明之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承担起责任，集体也要承担起责任。这样我们才能加强社会保障安全网，将可以将攀登到中产阶层的梯子上的横杆再安装回去，让每一个美国家庭都能拥有和我们的先辈们一样的机会。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缺乏这种集体责任感，因此倘若我能成为总统，我将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若想让每一个家庭都能赢得一席之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投资发展科技，这样美国在未来才能创造出更多高科技、高酬劳的工作。
我们明白，若想保证这些工作岗位不会空缺，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教育适应于21世纪的人才。这就意味着，要让我们的孩子早入学，拥有更多早期幼年教育的机会；这也意味着，要改善我们的公立学校，招募上千名新教师，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但同时也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还意味着，要通过提供更多的贷款和助学金，让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都能付得起大学学费。
当然，现在的世界风险、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我们知道，无论你是在哪里工作，甚至在你无法找到工作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份稳定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制订出一份详尽的计划，让每个家庭在新型经济时代中都能获得成功。不过，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来说，在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前，我们先要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他们可以攀登上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之前，我们要给予他们可以抓住第一根横杆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专门制订一项计划，帮助那些弱势家庭，以保证他们可以找到工作、远离贫穷，并能得到抚养儿女的帮助和支持。
首先，我们必须保证让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工作……当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是我们国家必须许下的一个承诺。
因此，对于那些在求职期间屡屡碰壁的人们，我会专门投资五千万美元建立援助项目，把有此意向的工人们安置在暂时的工作岗位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培训，以适应未来长期固定的工作。
实践证明，许多已经开始试行此项计划的社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人们得到在社区服务工作的机会，每周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酬劳，同时学习日后从事有偿工作所需的技术。然后，他们通过递交简历和证明信，几乎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
我们还应该和社区组织、企业进行合作，建立职业通道，让工人们掌握多样技术并对他们进行培训。这样他们就能有更高的收入，在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上越爬越高。工会及各种社区也都成功地进行了实践，而此项目也将会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上实施下去。
我们强大家庭的第二步计划是，要保证有工作的美国人都不是贫穷的>?美国人。
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项消除贫困的项目就是“工作所得税减免计划”。每年，这一项目都能使五百万美国人脱离贫困。如果我能成功当选总统，我会让享受该优惠的工人数目提高一倍，将赚取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人们的酬劳提高两倍——从现在的一百七十五美元提高到五百五十五美元。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一直都在等待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会将这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成一种灵活的标准，将其永久性地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这样才能真正地让每个家庭支付得起日常开支。
我们要采取的第三步措施就是要为他们抚养子女提供帮助和支持。
如果我成功当选了总统，首先我会批准一项我去年起草的计划。对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我们会助其一臂之力；对逃避责任的，则会加以惩罚。这项计划会取消强加给已婚夫妇的财务负担，取消那些繁文缛节以确保用来抚养儿童的每一分钱的受益者都是儿童本人，而非少数官僚。我们会奖励抚养孩子的父亲，为他们提供额度更大的“工作所得税减免”；对于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我们则会通过增加抚养费用的手段来对他们进行惩罚。这一举措将使政府新增一百三十亿美元的资金，99ｌib.用于对儿童的抚养、培育和教育方面。
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承担母亲责任的女性，我们也要给予帮助。目前，一项名为“护士与家庭合作项目”正在广泛开展，训练有素并已经登记在册的护士们会到各个家庭提供上门服务，帮助那些低收入的母亲和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可以向护士们学习如何在产前和产后照顾自己，还可以得到滥用药物方面的咨询意见，知道如何设立并达到个人目标，如何正确地抚养儿女。在已经开展了此项目的地区，儿童伤病率及意外怀孕率都有所下降，父亲参与家庭的比率和妇女就业率都有所提高，依赖政府福利援助和食品救济券的人数普遍减少，越来越多儿童的学前教育都有了质的提高。对于登记在册的遗传病高危家庭，该项目还专门为每个家庭储蓄了两万八千美元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我当选总统后，一定会将这一项目继续普及下去，争取每年能让五十七万位第一次当母亲的女性享受护士上门服务。
我还计划将“子女减税项目”的受益人数增加六十万，以帮助那些需要抚养子女的家庭。每一个孩子都会收到一千美元的补助。对于那些父母都有全职工作的家庭，倘若家中的孩子病了，他们会束手无策，因此我的计划会保证每个人每年会有七天的带薪病假，而无扣薪之忧。
这些举措不会马上就能得以有效实施，而且实施起来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话又说回来，美国梦的故事不都充满了艰辛和汗水吗？人们冒着风险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梦想总有可能成真的地方。因为他们明白，追求幸福不仅仅是一个口头宣言，而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承诺。这个承诺让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勇敢地度过了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应对了种族和民族纷争，战胜了苦痛与艰辛。
如今，这个承诺依然支撑着我们这一代。
我曾收到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年轻人的信。他叫乔舒亚·史卓曼，他从来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和继父就都身患癌症离开人世。后来，他被另外一个家庭收养，那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参与犯罪和毒品买卖活动。他曾经也尝试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最终在十八岁那一年被关进了监狱。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想要拥有一种全新的人生。他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到了安慰，离开监狱后，他搬到了姑姑家。姑姑一直期望他能努力学习，有所作为。而他的确做到了。现在，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博立顿大学读书，明年就要成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一起站在自家的庭院中，孩子们会拥抱着他说：“爸爸，我爱你！”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却又无比真挚的梦想。这样的梦想，以某种方式，鼓舞着人们走上被无数的父亲、母亲以及像乔舒亚一样的年轻人一代代延续下去的征程。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因为他坚定地相信这个梦想定能实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转变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样，我们才能向他、向其他人证明，他们一路走来坚持的事情是无比正确的。我期待着能和你们一起，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扭转历史乾坤——“号召志愿服务”主题演讲
2007年12月5日
（爱达荷州，芒特弗农）
在康乃尔大学，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号召志愿肥务：
“再过几十年后，当我们未来几年中的言论已经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之后，我希望你们依然能够记住，今天是一个你们自己的故事与美国故事融为一体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向着正义的方向，再次扭转了历史的乾坤。”
在当今世界，发生在人们生活中的故事让我们发现，面对工作，我们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就是每天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地工作；另一种则是我们从无奇不有的花花世界中、从报纸头条、网站上了解到的一些故事，认为命运是由外界力量所控制的，而非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写。
今天，我希望大家能抛弃这个想法，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书写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因为你的故事和美国故事是一个整体，永远不能分割。而且只要你我一心，共同响应服务大众的呼唤，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我们的故事就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对你们谈起这些，是因为我出现在这个讲台上，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父亲来自遥远的肯尼亚，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在夏威夷和印尼两地长大成人，童年生活漂浮不定；我和自己的单身bbr>母亲、来自堪萨斯州的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都困惑不解，不明白自己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
后来，等我到了你们这个年龄时，我决定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我曾经给全国上下我能想起的每一个知名组织写过信，但长久都没有得到回音。最终，一个芝加哥南郊的小型教会组织给我回了信，同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去帮助重建钢铁厂倒闭的社区。不过，那时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却都想让我继续到法学院深造，我的朋友们也都在申请华尔街的工作。在芝加哥，我没有一个亲友，年薪只有一万两千美元，虽然工作单位额外给了我两千美元，让我买了一辆破烂不堪的二手车。
我仍然记得在我动身前和一位老者的谈话。他看着我对我说：“巴拉克，让我给你提点建议吧！别去想什么社区组织工作了，去找一份能让你挣大钱的活儿。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人们也不会感激你所作出的尝试。你的声音不错，应该去从事电视播音的工作——我告诉你，那样你才有发展前景。”
照现在的情况看，他让我去当电视播音员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不过说句实话，当时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我只想踏入历史潮流，帮助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但我却并不知道自己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民权运动时期的英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但等我到了芝加哥时，我却没有看到任何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也没有听到过激情四射的演讲。我只是看到了在空荡荡的钢铁厂所带来的阴影中，许多失业工人痛不欲生；日复一日，我总是听到“不藏书网”的回答，很少听到“好”的答复；在我们组织起来的会议上，我看到的常是会议室中一把把空荡荡的椅子。
然而，我发现即便我们不能随意改变历史，我们却可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用金牧师的话说，就是让历史“走向正义”。于是，在教堂的地下室中，在居民们的饭桌旁，一个又一个街区，我们将社区成员组织起来，注册新选民，争取新工作，让人们过上了更有尊严的生活。
最终，我发现我并不仅仅是在帮助他人。通过服务大众，我也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我、容纳我的社区，找到了自己所属的教堂，成为一个生活有意义的公民，找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发展方向。通过服务大众，我发现，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已经融入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美国故事当中。
在美国，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我们的梦想汇集起来就一定会比我们个人的梦想更为伟大。因为我们从前人那里所继承的美国是努力奋斗、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的先人们所留下的遗产。
这遗产来自于无数英勇的爱国志士，他们推翻了国王的暴力政权；
这遗产来自于许多奋起的废奴主义者和为了完善联邦而战的勇士们；
这遗产来自于西进运动中那些开始到新学校教书的教师、到城市中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修建铁路的工人和自愿坚守法律的人们；
这遗产来自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穿上“民间资源保护队”的制服的人，为铸建“民主的兵工厂”献力，制造坦克、轮船和轰炸机以反抗法西斯的妇女们；
这遗产来自于那些主张妇女参政议政的人和参与“自由之行”的民权运动者，他们为正义站了起来，也来自于许多响应肯尼迪总统的号召而加入“和平队”的年轻人。
这些先人们所作出的牺牲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艰辛。但正是因为在境遇艰难之时，美国人民才愿意奋起抗争，愿意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面前不屈不挠，这才造就了今日伟大的美利坚。
2001年9月11日就是这样一个考验我们的时刻。无论你住在曼哈顿还是芒特弗农，那一天你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不仅仅因为你是个有情感的个人，更因为你是个美国公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排起队伍自愿献血，为什么我们轮流守夜，让国旗高高飘扬，为什么我们团结起来，共同表示支持总统的原因。我们有了参与到历史潮流中的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响应为祖国服务的新号召——但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号召。相反，政府却鼓励大众消费，让我们通过支持伊拉克战争来证明自己的爱国精神——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予以授权，不应该盲目发动。
我们已经失去了那次宝贵的机遇。我们的国家变得愈加危险，愈加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我们的能源依赖程度加深，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严重，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落后于他人。我们没有听到团结一致的号召，却看到了分裂的政治政策的制定。服务国家的重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了我们国家英勇的军人们的肩上，他们勇敢地一次次赶往前线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却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
当我考虑是否要参加总统竞选时，有些人建议让我再等一等。他们说，你似乎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那你为什么不在华盛顿多等几年呢？当我谈论起充满希望的政治时，有人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珠，重复着那个在我年轻时与我交谈的老人的话，说：“你无法改变世界。人们也不会因为你所作出的尝试而感激你。”
但我现在毅然开始了竞选总统的征程，因为我不想让这样的机会消逝。今天你我作出的决定会建设一个全新的世纪，而 6211." >我的女儿和你们的孩子们都会在那样的一个世界中成长。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为伟大的美国征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了——当这一征程遭遇国内外的挑战时，我只是在袖手旁观。如果我们现在不勇敢地抓住此次机遇，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从未怀疑过，当我们的爱国志士们面对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之时，他们最终可以解决这些困难。但我也从未幻想过，依靠个人的力量就能将这一目标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在竞选期间，我已经号召了将近四十万的人民为了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仅结交了许多民主党同人，还认识了很多共和党和无党派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的不光是让你们在候选期间为我投上一票，还要在我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后贡献出自己的一臂之力，成为积极合格的美国公民。这不单单是我在一次演讲或一个项目中的号召，而是我成为总统后的主要事业。
首先，我们会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更多服务大众的机会，而且会让他们重点解决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难题。
美国人民已经表现出了想要前进的意愿。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我看到了英勇的年轻人报名参军，保家卫国；看到了在乡村里致力于解决贫困、参与新奥尔良重建工作的志愿者们；还有上千名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参与到“为美国教书”的项目中来；还有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依然继续从事着志愿服务。
但我们并没有满足那些想要服务大众的人们的需求，也没有兑现我们应对国家挑战的承诺。罗斯福总统不仅将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们登记在册，还将服务的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保护现有的环境和资源上面。肯尼迪总统不仅成功地号召起了新一代人，还通过他们的服务工作建立起了救助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冷战最为黑暗的时期，让美国价值观依然熠熠生辉。
如今，“美国义工团”这个囊括了所有国家级和州级服务项目的网络，共有七万五千个工作岗位。我成为总统以后，会使这个数字增至25万，让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以达到国家的既定目标，如，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和优质教育，拯救地球，实现国家复兴。这样我们的国民就能看到，自己的努力也可以促成国家共同目标的实现。不同年龄、不同岗位、拥有不同技能的人们都可以从事志愿服务。因为当我们要应对面临的挑战之时，美国人民不是问题的所在，而是来解决问题的人。
为了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我们还会成立一个“走进教室团队”的新项目。我们会让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和退休的长者们为年轻人提供引导和帮助；让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帮助国家培育新一代的创新知识人才；让民众、商业和宗教领袖们设立新的项目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为了让我们国家摆脱能源依赖，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会成立一个“能源工作团队”项目。我们希望大家都能为可更新能源项目作出贡献，号召民众节约能源，清洁受污染地区。我们还会将天资聪颖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派往海外，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排放量的能源项目。
为了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会号召充分利用我们国家最有力的资源，不是炸弹、枪支或者金钱，而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我会重视发展##外交部门，致力于##外交工作。我计划到2011年“和平队”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将“和平队”的规模扩大一倍。我们还会帮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也参与到类似的项目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
我还会扩大军队规模，让服役的士兵接受培训、拥有必需的装备、受到照顾和关心——他们值得拥有这些。而且他们还可以信任我们，永远不会将他们送上前线去投身于一场错误的战争。我们会对退伍士兵进行登记，以帮助日后的退伍军人找到工作；我们还会向那些困境中的士兵提供帮助，教他们如何不再流离失所、如何摆脱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问题，并让他们参与到退伍士兵医院和敬老院的工作中去。
这些项目可以为大家提供全职工作的机会，也可以让有工作的人兼职服务。我们会扩展和改进“老年人团队”项目，以提供更为广泛的工作机会吸引退休者加入其中，这样志愿服务会成为他们退休生活中的核心内容。
我们还会充分利用科学技术，让人们能够更为广泛、更为高效地从事志愿服务。就像去网站上寻求房源和工作机会那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建立在线网络，拓展“美国自由团队”，让大家可以搜索到从事志愿活动的机会。你可以根据不同分类，例如服务时间和工作类型进行搜索。你还可以给这些工作评分，建立自己的网络、注册自己的网页以记录下你的服务工作和参与活动的情况。这样就能使更多美国人可以大致地规划自己的服务计划，从基础开始让改变发生。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要集思广益，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因为伟大的社会创新项目往往都不是在政府机构中产生。
美国大概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每天大概有十一家非盈利机构在美国成立。然而，虽然联邦政府每年都会斥资七十亿美元用于私企的研发工作，却从来没有支持过非营利机构的创新工作。而且，全国上下，无论是在我们的城区还是小城镇，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准备实现职业转型的人都有着无比新鲜的想法——只要他们有施展的机会，定能让百万美国人民受益。
成为总统后，我会成立一个“社会投资基金网络”的项目。现在应当让基层群众、基金会、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员共同坐在一起了。我们会集思广益，将私营企业资金投入到鼓励创新的项目中去，并扩大卓有成效的项目的规模。以“哈莱姆儿童区”这样的项目为例，它不仅丰富了纽约数千名儿童的课余活动，还指导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们也要让这一模式在全国其他各个城市中予以实施。我还会成立一个“社会企业家机构”的新型项目，保证小型的非营利机构可以同小型企业一样得到同等支持。
我计划中的第三步是将志愿服务与教育事业结合起来，这样，美国的年轻人就可以响应国家号召，时刻准备成为积极主动的美国公民。
就好像我们会教授年轻人学习数学、写作、艺术和体育课程那样，我们也要教给他们如何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无数研究表明，从事志愿服务的学生在校表现都十分优异，进入大学读书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而且成年后更有可能会继续从事志愿服务。因此，我当选总统后，一定会为美国所有的中学生制定一个目标，让他们每年要从事至少五十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大学生每年的目标是一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等你大学毕业时，你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会累计达到十七个星期。
我们会通过多种途径达到这个目标。在中学里，在联邦政府为学校提供帮助前，会首先考察学校志愿工作项目的实施情况，为学校提供资源，以建立更多的志愿服务工作机会。在社区方面，我们会发展个人与集体间的合作项目，这样学生们在课后可以更好地投身于志愿服务中去。
在大学方面，我已经提议每年为每名大学生提供四千美元的津贴，这样他们就能付得起学费——但如果想要得到这笔津贴，首先要做到每年有一百个小时从事志愿服务。我们还会改进联邦勤工助学项目，这样每年政府就会投资两亿五千万亿美元，让超过二十万名的大学生更好地从事兼职公众志愿服务工作。
还有将近两百万的年轻人无法完成学业，无法找到工作，我们不会对他们不闻不问。相反，我们会通过志愿服务工作让他们与美国大家庭联系得更为紧密，让他们也能踏上成功之路。我们会通过“绿色工作团队”项目将他们登记在册，这样即便是身有残疾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学到有用的技术；我们还会拓展“青春建设项目”，让年轻人投入到为美国最贫穷的社区建设可支付住宅的工作中去，让他们学到有用的技术，并得到完成高中学业的机会。如今，此项目共有八千个工作岗位，而我们会将这个数字增至五万。
现在我知道那些冷嘲热讽的人们都会怎么说——我一直都能听到这种否定的声音。
有人不仅会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事情，还会说你不会做什么事。他们说，美国人民不会团结一致；或者说我们所赢取的支持不会跨越政党派别、地区以及教区之间的障碍；说美国的年轻人都很自私、很懒惰，不会从事国家的志愿服务。这是他们对于现状的规劝方式，告诉我们要安于现状——因为安于现状其实也并不差。
那么我会劝你停止这种游说，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集会。今天我们在这样一所学校中聚会——这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第一次同意接收女学生、给予她们与男人一样的权利的学校；1870年，同样是这所学校在录取时取消了种族限制。也许在历史长河中，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变化，但我们生活的美国正是依靠人们一次又一次表现出的勇气和前进的精神才走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这种改变，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可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未来。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在历史上的某一刻，有某些人下定决心要作出改变，因为热爱社区、热爱祖国就意味着如此。
若想重新发扬这种精神，就要从志愿服务开始。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美国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无法赢得他人的尊重，那么你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继续付钱给独裁国家，让他们用石油装满我们汽车的燃料箱，那么世界的海平面还会继续上升；如果我们无法让孩子们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落后于其他国家。
……
现在，到了我们重新开始领悟共同目标的含义的时候了，那就是“我是同胞兄弟的守护者，是同胞姐妹的守护者”。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美国走上了错误轨道的言论，我只想让大家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国家拉回正轨；我不想再听到关于“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的言论，我想要领导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不想再听到别人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不会实现什么、甚至不该尝试什么，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行动起来，实现任何一个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这就是历史号召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热爱祖国并非仅仅意味着到7月4日国庆节时观看烟火。热爱祖国应当意味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改变自己的国家。如果你的确已经开始付出行动，那么我向你承诺，你日后的生活定将更加丰富多彩，而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日益强大。
此时此刻，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们需要你立刻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我不会直接告诉你，你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那只能由你自己去发现。但我会告诉你，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会告诉你应该行动起来，坚定地踏入历史潮流之中；我会告诉你去改变我们的历史进程。因此..，如果我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再过几十年后，当关于种种政策以及我们未来几年的言论已经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之后，我希望你们依然能够记住，今天是一个你们自己的故事与美国故事融为一体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向着正义的方向，再次扭转了历史的乾坤。
我们能做到——关于经济危机的演讲
2008年9月21日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在一次商业集会中，奥巴马发表了此篇以“经济危机”为主题的竞选演讲：
“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正如前人所做的那样。我们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才能荣辱与共，一次又一次在逆境中站起来。”
当前的消息令我们坐立不安。
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的不负责，把我们带入了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要让市场自由地运转起来，带来的结果却是市场的完全失控。现在，我们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事已至此，我们为何会变成这样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身陷此境。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作、储蓄和经济保障正在遭受威胁，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快速采取措施，制定出两党都能认同的方案来应对危机，以避免更为严重的经济崩盘。同时，政府还要意识到，要想实现经济复苏，仅仅把救援计划定位在华尔街是不够的，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普通商业街以及老百姓的餐桌。
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只是打出了一手数额巨大的价格牌，救援计划尚未成型。未来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库会随着部分投资的回笼而日益丰盈，高达七千亿美元的初始投入还是显得如此之多。作为支持此项政策的回报，美国民众必须得到这样的保证：所有交易一定要遵守透明、公平以及变革的原则。
第一，由于巨额资金的所有风险全部由纳税人承担，因此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
第二，纳税人不能为华尔街CEO们的分红买单，哪怕是一分钱也不行。
第三，纳税人必须受到保护，并能从这些投资中得到回报。
第四，能够稳定房产价格，帮助房主从中受益。
第五，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政府必须寻求其他国家的加入，帮我们一起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
第六，开始设立相关法规——我已为此呼吁多年，以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
第七，这项计划不单要针对华尔街，还要涵盖商业街。我们要携手合作，通过一项经济刺激计划，以此来增加工人收入、挽救失业、避免痛苦的财政削减和税收增长。
我知道当今所处的困境。但我依然深信，我们可以引领自己走出危机，正如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我们国家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难，每当此时，我们都会迎难而上，直面挑战，因为我们始终铭记着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美国，我们不是命运的服从者，而是自我命运的书写者！
然而，我知道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如果我们迷失了原来的方向且不能自拔，我们就不可能走出危机——这正是我此次参选的意义所在。
……还有人说，政府没有必要扮演保护美国民众的角色，正是这样的偏激观点造成了当今的经济灾难……
这些天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对这个失败政策的最终裁决。此次竞选总统，正因为我有着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的民众不再遭受危机的困扰。
目前形势严峻，已经到了最为危急的关头。此时此刻，在此次选举中，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不应当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确实能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焕然一新。这正是我入主白宫后能带来的变革！
这也是美国民众最为需要的变革！
这样的变革，意味着税法的受益者，不再是制定法律的参议员，而是真正应该享有它们的工人和小企业……我将取消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资本增值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９９lib?
，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增加高工资、高科技的岗位。
我还会削减赋税——此项计划将涵盖95%的工薪家庭……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中，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增加中产阶级的征税。
我会最终遵守这样的承诺，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合理的，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变革，这种自下而上的成长变革才能激发美国人的梦想，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步伐。
形势依旧严峻。我不会掩饰说，完成这样的变革不需要任何代价……要想在低迷的经济中寻求生机，完成变革，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人们的疑虑、彼此的隔阂以及权势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
对我而言，竞选总统的理由是如此的简单：我们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经济政策——只着眼于华尔街而忽视商业街，最终却将两者同时推向深渊。对于这样的政策，我们还能够再忍受四年吗？
我不愿看到当我四年后一觉醒来，发现更多的美国人远离中产阶层，更多的家庭积蓄尽失；我不愿看到我们的国家无法自主投资，失去竞争力；我不愿看到孩子的未来背负着另一座债务之山；更不愿意看到我们的金融市场仍然动荡不安。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有机会站起来说：适可而止吧！
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正如前人所做的那样。我们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才能荣辱与共，一次又一次从逆境中站起来。凭借这种精神，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引擎，它将美国民众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它为我们创造了工作，它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人梦想成真。
现在，到了我们肩负重任的时刻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一起重现昨日的辉煌。如果你们希望未来四年仍继续重蹈过去八年的覆辙，那么，我不是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需要真正的变革，如果你想看到可以兼顾华尔街和商业街的经济政策，如果你想看到中产阶级和千百万新创的工作都削减了赋税，如果你愿意享有承担得起的医疗服务，让你的孩子享有更富竞争力的教育——那么，请你或登门拜访，或电话交流，或与邻里倾谈，并在11月4日为我投上一票。如果你这么做，我将向你承诺——我们必会赢得北卡罗来纳，赢得此次选举。我们将一起改变美国！
出访
非洲之行让我毕生难忘，夹道欢迎的人群、人们的热情款待和密切关注都让我兴奋，让我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奥巴马
在议会工作的前两年，奥巴马的足迹就踏遍了全世界，去了俄罗斯、伊拉克，还再次到过肯尼亚。根据网站的统计，奥巴马出访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与他同样进入参议院的议员们花的纳税人的钱要多，因为其他的议员们出差时都花私人集团赞助的钱，而奥巴马从不接受这种捐赠。他在旅行期间，相继考察过核扩散、艾滋病和中东暴力问题。在去肯尼亚时，奥巴马告诉美联社说，这次旅行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因为他是来到这里的唯一的一个黑人参议员。他还说：“这样一次旅行的意义在于我可以有机会真切地接触到现在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并且让美国人民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命运和非洲大陆是怎样地联系在一起。”在非洲时，奥巴马受到了皇家般的待遇，他所到之处都有大群的人群簇拥着。在那里，他与艾滋病研究者和活动家们见了面。他和他的妻子米歇尔还当众进行了艾滋病检测，希望鼓励肯尼亚人也能如此。在俄罗斯时，他参观了武器制造工厂，观看了工人们销毁爆炸物，还亲临了核武器被分解的现场。在中东时，他会见了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在伊拉克待了两天，与官员们和军队将领们谈话，还去了巴勒斯坦地区、约旦和科威特。9９liｂ.
在伊拉克的访问
2006年1月，奥巴马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文·贝尔，田纳西州众议员哈罗德·福特乘坐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首次前往伊拉克。此时，距离“9·11”事件已经过去四年半了，到2002年秋，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坚信萨达姆拥有这类武器，而且与“9·11”事件直接有关。布什总统的支持率达到了60%，而且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等着国家征募士兵，去攻打伊拉克。2002年10月，国会投票通过决议，赋予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宣战的权力。但是政府宣战的理由并不能让奥巴马信服。此后，奥巴马发表了几次公开演讲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并非反对所有的战争，他反对的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一场头脑发热的战争，一场并非基于理智而是出于冲动的战争，一场并非基于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战争。当然在撤军问题上，奥巴马也曾告诉过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留守部分军队也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法之一，他支持分阶段撤军，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手段解决撤军问题，这样才能为未来打下一个稳定的基础。
他们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受到了来自国务院和军队官员的迎接。完成必要的安全手续后，乘坐两架黑鹰直升机前往绿区42。重建小组和安全部门的官员向他们介绍了目前面临的威胁，反抗组织不断破坏电力和石油设施，当地教派民兵也渗入到安全部队当中。之后，伊拉克选举委员会成员和美国大使也向他们介绍了伊拉克当前的政治局势。
当天下午，奥巴马和士兵们一起午餐。这些士兵来自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奥巴马感受到了他们的自豪与失落——他们在建设和保卫这个国家，在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可是另一方面，国内的媒体却只在报道那些袭击和伤亡数字。
傍晚的记者会结束后，奥巴马向记者们了解了一些绿区外的生活情况。很显然，他们都承受着压力，因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吉尔·卡罗尔刚刚被绑架，而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他们告诉奥巴马巴格达各派别的冲突正愈演愈烈，他们也不认为选举或是撤军能够缓解紧张的安全局势。
奥巴马回忆道：“那晚我难以入睡，将电视声音关掉后，便能听到炮火划过夜空的声音。”第二天，他们乘坐直升飞机前往费卢杰基地，在听过负责官员的报告之后，前往基尔库克，离开前，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参谋马克与基地的一位官员进行了交谈，之后，奥巴马询问马克那位官员认为处理现在局势的方法是什么，马克的回答是：“离开”。
在非洲的访问
自从奥巴马去哈佛读书前进行了第一次家乡之旅后，他就发誓以后有机会还要回到肯尼亚。后来他就在结婚前带着米歇尔一起回去看望了家人。从那以后他就决定以后要以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的身份访问肯尼亚。2005年上半年，奥巴马宣布就任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后不久，他和他的政治班底——包括媒体顾问大卫·艾索洛和总负责人皮特·劳斯——开始计划再次前往非洲。那时奥巴马的政治顾问们已经为他策划好了在参议院的政治生涯以及日后具体的计划和打算，包括参加总统竞选等。这次前往非洲不仅仅是回去看望家人，还是一次具有政治意义的访问。因此这次访问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而且策划此次非洲之行的一个原因也是奥巴马在民主党内的名声越来越大。无论是对于他的政治班底而言，还是作为党内的精英来说，奥巴马参加总统竞选都已经成为计划中的头等大事。比尔·克林顿离开白宫之后依然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和爱戴。他就曾于1998年正式访问了非洲。同样，1966年罗伯特·肯尼迪也访问过非洲。他在那里强烈地谴责了种族隔离政策，这样就向所有非裔美国人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后来，肯尼迪参议员被广大非洲人民簇拥着的画面很快就出现在了美国的报刊和电视上。现在有许多人都发现了奥巴马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两位参议员都是年轻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者，都有着问鼎白宫的志向，都来到过非洲最穷苦的广大人民中间。..
奥巴马此次非洲之行历时15天，访问了五个国家，包括南非和肯尼亚。他受到了广大非洲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回家的孩子来看待，但也没有人忽视他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联邦参议员的身份。对于肯尼亚人来说，他就是个活生生的英雄。在他所到之处人群夹道欢迎。他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备受瞩目。到南非后，奥巴马专门去了罗本岛，参观了曾经关押纳尔逊·曼德拉27年的监狱。他还参观了开普敦一家专门诊治艾滋病人的社区医疗中心。当时，南非艾滋病蔓延，形势十分严峻。奥巴马很直率地向南非领导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制定出防治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在诊所时他还宣布自己将在肯尼亚亲自进行艾滋病测试，希望能够消除非洲人民对于艾滋病的歧视和误解。奥巴马还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戴斯蒙·图图进行了私下会晤。图图不仅称赞了奥巴马的为人，还相信他是一个可靠的总统候选人，并且告诉他说：“不过让我最高兴的是你是个黑人。”.9９ｌib?
当奥巴马到达肯尼亚时，米歇尔和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肯尼亚领导人在内罗毕的总统府为奥巴马举行了欢迎仪式，许多民众聚集在这里，穿着写有欢迎语的T恤衫，唱着专门为他的到来而谱写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词的大意是，奥巴马来到了肯尼亚的那一天被上天福佑。奥巴马还受到了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的接见。另外他还见到了许多政府官员和商业界领导人。人们在见到奥巴马时所表现出的强烈感情都说明他是肯尼亚最钟爱的儿子。他已经成为美国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而肯尼亚人民都知道美国是个伟大强盛的国家。这给予了当地人民希望，因为只要他成功了，他们也可以。这让他们觉得奥巴马属于肯尼亚，而不是美国。
奥巴马这次非洲之行的计划还包括第三次造访父亲位于肯尼亚西部的老家。在这之前他于1988年和1992年与米歇尔结婚之前一共去过了两次。就像在非洲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个父亲长大而且还有家人居住的地方，奥巴马、米歇尔和两个女儿都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奥巴马的车队行驶在大街上，其中还包括随行的顾问、警卫和媒体记者。每一条大街的两旁都站满了欢呼的人群，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参议员的模样。先前在南非时，奥巴马就已经宣布会和米歇尔在自己的老家——肯尼亚西部进行艾滋病测试，希望在这个艾滋病高发区（仅次于南非）引起人们对艾滋病的重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主动前来进行测试和治疗。
进行完测试后，奥巴马一行就来到了老家的院落。快到院子时，奥巴马受到了许多小学生们的欢迎。他们都是“奥巴马学校”的学生，而这所学校是由奥巴马捐资修建的。那里有黑板、木制桌椅和各种教学设备。由于学校许多方面还需要改善，奥巴马告诉孩子们他希望将来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到院子里后，奥巴马看到祖母，也就是被大家叫做“奶奶”的人正站在房子前面迎接他。房子已经由奥巴马出资重新装修过了，变得焕然一新。这次他见到奶奶距离上次已经14年了。虽然这次访问按照计划原定为两个半小时，还包括去为父亲和祖父上坟的时间。但由于围观的人群太多，环境嘈杂，这次访问不得不缩短了40分钟。当奥巴马和奶奶、姐姐奥玛站在一起回答媒体的提问时，他告诉大家说，他已经和家人一起吃了顿团圆饭。这次非洲之行让奥巴马毕生难忘，夹道欢迎的人群、人们的热情款待和密切关注都让他兴奋，让他感动。而刚回到美国，奥巴马就和自己的顾问们开始认真考虑准备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了。
愚蠢的战争——反对伊拉克战争演讲
2002年10月2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在芝加哥市联邦广场举行的一次反战集会上，奥巴马发表了此篇演讲，表达对于战争的立场，即并非反对所有战争，而是反对爆发在即的伊拉克战争：
“我反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战争。我所反对的是愚蠢的战争。因此，为了让我们的后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安全的世界，让我们将自己的想法明确地告诉布什总统。”
此时此刻，站在诸位面前，我想说的是，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所有战争。美国内战可以称为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之一，然而，倘若我们没有经过炮火的锤炼，没有先人的浴血牺牲，我们就无法拯救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将罪恶的奴隶制从我们的国土上铲除。
我反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战争。在珍珠港被袭的次日，我的外祖父便报名参军，在巴顿将军的麾下作战。他是为了争取更广阔的自由而战。那时我们的祖国成为了“民主的兵工厂”，而这自?由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帮助我们最终战胜了邪恶。
我反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战争。“9·11”事件发生之后，我亲眼目睹了恐怖分子对我们同胞的残害、对我们祖国的毁灭；还见.９9lｉｂ.到了扬起的烟尘和伤心的泪水。因此我支持我们的政府追剿并消灭那些以无法容忍的名义残害无辜的人。而我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我反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战争。我反对的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一场头脑发热的战争。我反对那些平日里冠冕堂皇、私底下便卸下伪装的官员们。他们不顾可能会付出的生命代价，也不顾同胞们将会承受的深重苦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平民百姓。我反对那些政治掮客们。他们通过发起战争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会注意到没有保险的人数正在上升，贫困率依旧居高不下，中等阶层收入还在降低；不再去关注企业的丑闻和股市的现状，而股市刚刚经历了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情况最糟的一个月。
这就是我所反对的，一场愚蠢的战争，一场头脑发热的战争，一场并非基于理智而是出于冲动的战争，一场并非基于原则而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战争。
现在我想说明的是：对于萨达姆·侯赛因本人，我并没有抱有任何美好的幻想。毫无疑问，他是个残忍无情的刽子手，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为了保全自身的政治权力，他不惜屠戮自己的国民。如果没有他的存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伊拉克人民的生活就会变得好过。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目前对于美国，对于伊拉克的邻国，萨达姆并没有构成任何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我也知道，只要整个国际社会一起行动，他便会和其他所有无足轻重的独裁者一样，成为阶下之囚，最终遗臭万年。
我明白，即使伊拉克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国依然需要在伊驻军。这样一来，美国就要投身于一场艰苦卓绝、遥无绝期的战争，付出惨重的代价，面对无法预料的灾难和后果。我也明白，倘若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断然入侵伊拉克只能让中东地区的战火愈演愈烈，只能助长阿拉伯世界中的消极力量而非积极因素，只能鼓励基地组织发展壮大。
我反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战争。我所反对的是愚蠢的战 4e89." >争。因此，为了让我们的后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安全的世界，让我们将自己的想法明确地告诉布什总统。
布什总统，你想发起战争是吗？让我们运用高效协同的情报部门，封锁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网络，成立一个不仅仅包括颜色分级警报系统的国土安全体系。这样，我们才能结束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战争。
布什总统，你想发起战争是吗？就让我们发动一场战争，去保证我们可以严格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并保证我们本国的军火商人不再为战争添油加料，让战火燃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布什总统，你想发起战争是吗？就让我们发动一场能源战争，制定有效的能源政策，让受益方不再仅限于埃克森美孚这样的石油巨头，让我们摆脱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藏书网
这些才是需要我们投身其中的战争。这些才是我们愿意奔赴战场的战争。让我们向无知和狭隘宣战，向腐败和贪婪宣战，向贫困和绝望宣战。
从伊拉克撤军——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演讲
2006年11月20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奥巴马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了此篇演讲：
“在伊拉克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到了改变政策的时候了，到了把国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时候将美国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为广泛、需要我们赢取的斗争中去了。”
在美国历史上，我们经历过许多特殊的历史时刻。每到那时，总有声音号召我们要去共同应对这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的危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自由。
这就是先人们提起过的考验我们灵魂的时刻。每到这时，人们将骄傲自满与谋取私利都抛之脑后，因为他们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考虑为了国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应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并随之行动起来。在此过程中，我们都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必要的牺牲，以坚定地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
那些前往莱克星顿和康克德，并投身到独立战争中去的英雄们就是如此；那些在内战中光荣牺牲、被埋葬在葛底斯堡的勇士们就是如此；那些为国家建设“民主的军火库”以抗击法西斯的同胞们也是如此；还有那些建立起一系列联盟关系和世界新秩序的人们亦是如此。
在我们望着“9·11”袭击过后的瓦砾和灰烬，庄严承诺这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在美国土地上重演后，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严惩罪魁祸首，利用一切可以支配的任何工具，无论是通过##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都要将恐怖组织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彻底消灭。
每一次在应对严峻挑战之时，我们都需要领导者有正确的判断力与明确的目标，需要美国人民严肃认真地对待并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忽略琐碎和情绪化的事物，为我们不可或缺的有意义的目标而奋斗。
几周前的一个周二，美国人民就面临着这样一次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与美国的对伊政策有关。最初，美国人民被总统说服、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的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另一部分原因是别人告诉我们，这样做就能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
这两方面的理由却都不属实。现在我们看到，三年来华盛顿的形势在循环往复，依然毫无改变。美国人民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再将反恐战争这一政治难题当做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了。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全国人民再也无法接受如口号一般的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当我们面临的冲突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生活变得纷乱复杂之时，当这种冲突非但没有消灭恐怖主义而是增加了这种威胁之时，“有待完成的使命”、“破釜沉舟”、“坚持到底”等词语都变得十分无力。
迄今为止，已经有两千八百六十七名美国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还有上千人在战争中负伤，导致终生残疾；严重的种族分裂问题使伊拉克的局势愈加混乱，而这一问题早在美国军队到达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这些冲突让我们无力再去控制世界上其他地区，如朝鲜、伊朗和阿富汗日益严峻的威胁。根据我国情报部门作出的报告，基地组织已经成功地利用伊拉克战争招募了新一代的恐怖分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殊历史时刻。大概两周前，美国人民通过投票，要求政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其中应明确说明对伊作战的目标。这一策略不应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的驱使，而是应当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之上，建立在我们对该地区可获取的利益清醒的认识之上。
从政府有意发动战争的那一刻起，这一现实主义精神就一直缺失。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2002年时我才会公开反对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迅速成为中东地区维护民主繁荣的堡垒，并非是我们要想取得胜利的计划，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幻想罢了。当时我就说过，而且现在也依然相信，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渴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伊拉克战争无法帮助我们击败基地组织，完成在阿富汗的使命，却只能起反作用；进攻伊拉克只会让我们永无绝期地驻扎在那里，付出惨重的代价，承受未知的后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战争最终验证了我的猜测，并且形势愈加恶化。每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无论战争情况有多么严峻，政府总是告诉我们要等待，不要再问任何问题；向我们保证，叛乱分子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告诉我们一切马上就会有所起色；告诉我们，等到伊拉克人民实现独立自主，我们也就可以全身而退了。上周，当总统劝说我们要耐心处理伊战问题时，他竟然选择了以越南为例，而且十分认真，毫无讽刺之意。
在我一年前来到这里演讲时，我曾经提议政府应当开始分阶段地从伊拉克撤军。那时，75%的参议员们，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都投票支持了一项相关的议案。那项议案中规定在2006年这一年，政府应当在伊战问题上作出重大调整和改变。
然而，在这一年中，我们目睹到的是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在这一年中，一些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例如约翰·华纳，和一些前政府官员，例如科林·鲍威尔，还有曾经在伊作战的将军以及情报局官员都声明我们的做法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必须另寻他路。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我们才成立了一个由两党成员共同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来商讨如何拯救目前无法掌控的局势。
根据五角大楼传出的消息，伊拉克的形势愈加混乱不堪，那里的教派间暴力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自从去年2月萨马拉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后，有三十六万五千伊拉克人民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在过去两年中，伊拉克警方大概招募并培训了三十万人，而美国军队却从来没有撤回过一名士兵。驻扎在巴格达的新增四千名美军..也没有成功地保证那座日益危险的城市的安全。而调查表明，大概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都对美军遭袭表示同情。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并没有缓解这样的局势。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过去的三周里，他已经“拒绝接受美方关于如何处理伊拉克危机的政治事务‘时间表’；要求美方司令官解除对伊拉克检查站的封锁，他们在萨德市的什叶派教区设立这些检查站，是为了找到被绑架的一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在逃的什叶派暗杀集团头目；责备美方造成了伊拉克安全问题的严重恶化”。
这就是伊拉克目前的局势。
现在，我希望到下个月，“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就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两党间达成一个共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定会全心全力地与白宫官员、同事们合作，根据这一共识起草出一份决议。而且我相信，我们依然有可能让这场漫长的、错误的战争有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结尾。
但这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这场战争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作出理想选择的余地；作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隐含着严重的危害。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找到一种神奇的办法，让我们取得伊战的胜利，或者保证不会失败，而应该是制定出适宜的策略。这些策略虽然不完美，但会尽可能减少我们在伊拉克的损９9liｂ.失，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最终让我们得以有效地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其他重大的安全威胁。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总统在对伊拉克现状作出回应时表示，他对于别人的新想法“可以接受”或者“感兴趣”，但行动却依然照旧，这是不够的；总统只是简单地制定出未来进程中的几个目标，却没有想到过失败后的退路，这是不够的；总统告诉我们，如果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就可以表明美国坚定的决心，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人民从未退缩过。他们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在费卢杰的街头死去或受伤；他们将辛苦挣来的上千亿美元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中，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加强我们本土的安全，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不，我们 7684." >的决心并没有任何错误，错误的是国家制定的策略，是这错误的策略让我们身陷泥潭，无法自拔。这样的策略必须改变。
总统将“留驻伊拉克”定义为胜利，而“撤军”就是失败。也许这种说法从政治方面来说会对他有益，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认真地谈论在伊拉克还可以实现怎样的现实目标。实现民主的梦想与完美政府的希望现在也仅仅限于希望和梦想罢了。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有可能达到的具体目标上——防止伊拉克重蹈阿富汗的覆辙，维持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受影响，促成政府解决宗派间的暴力冲突问题——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照现在的情形继续下去，我们还可以在伊拉克实现这些目标。虽然有人提议通过增派上千名士兵的方式将战争升级，但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样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规模的军队可以长期驻守下去。而且，我们前线的司令官说，增派军队只能让伊拉克本地人不必亲自动手解决问题。除此以外，倘若我们没有制定出连贯一致的策略，也不能和伊拉克人进行更好的合作，那么我们这样做只是将自己的士兵送上他国内战的战场。
我还想强调一下这一点。在我今年去伊拉克的时候，我见到了很多美国士兵，他们坚定不移地依靠勇气和智慧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现在，他们依然如此。他们与叛军作战，保卫着城市，维持着伊拉克表面的秩序。但即便他们如此出色、英勇地尽职尽责，他们却告诉我说，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军事解决办法。我们的驻军可以帮助镇压暴力，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即便是全世界的军队联合起来，也无法促使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一起坐在谈判桌前，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促成永久和平。
我一直认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唯一方案就是使用政治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应该明确、及时告知伊拉克各宗派，像这样要求、催促、等待他们掌管好自己国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们再也不会随意放任他们自由行事，再也不允许他们含糊其辞。我们可以获胜的最好希望，就是利用我们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给伊拉克领导人施压，让交战的各个宗派间达成一项政治决议，以给这个国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将冲突严重的局势加以控制。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一步，就是要竭尽全力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从伊拉克分阶段撤退的时间表在四到六个月内就开始实施。
当我一年前首次提出根据这一时间表分阶段撤军时，我那时希望从2006年年底就可以开始实施。现在这个时间表可以从2007年开始执行，但必须要开始执行。因为只有通过分阶段撤军，我们才能明确地告诉伊拉克各个宗派：美国不会永远帮助他们团结国家；他们应当自己成立一个可行的政府，以有效地管理、保卫伊拉克。
我说得再具体一些。总统应该向伊拉克人民宣布，我们制定的政策包括逐步大量地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然后他应该与我们的军队指挥官们制订出撤军的最佳计划，并制定好具体的时间和数目。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能与伊拉克政府商量一下。但这一计划不会取决于伊拉克方面是否同意。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时间表计划不能变通。虽然我们不能在军队的安全问题上妥协，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如果伊拉克党派制定出了有效的政治策略，可以稳定住局势，并给出我们可以留守一定数目军队的合理理由，那么这一计划就可以暂时中止；如果美国军队指挥官什么时候认为，继续撤军只能给美国军队带来危险，那么这个计划也可以暂时中止。
从伊拉克撤军，我们就可以将多余的军队进行重新部署，可以将其派遣到伊拉克北部或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作为一支“地平线上”的军事力量。这样我们就能防止伊拉克的冲突演变成为激烈的战争，巩固我们在伊拉克北部已取得的成果，巩固我们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关系，让我们的军队直接对随时随地可以出现的基地组织力量进行打击，并且向国际恐怖组织证明，他们并没有将我们驱离出中东地区。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部分力量可能会派遣到阿富汗。我们对该国家缺乏关注，原本资源援助的承诺也食言了，这些都导致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愈加恶化。总统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同时也给阿富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睹到了塔利班组织的猛烈进攻，恐怖袭击事件剧增，还有无法掌控的贩毒活动。因此，我们非但没有巩固阿富汗过渡政府已取得的成果，还使其故态复萌，走向混乱。如果我们将伊拉克驻军派遣到阿富汗的话，那么我们就响应了北约组织增加援军的号召，而且可以在关键的反恐战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撤军计划的执行，留守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美军应当发挥的作用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依然重要。他们应该保护物流供应点、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绿区”，并且要对紧急事件和恐怖活动作出迅速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预见到，数量大量减少的美军大概还要在伊拉克驻守一段时间。但留守的前提是美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做是有效的手段，是伊拉克各宗派在利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是伊拉克政府庄重承诺要解散国民兵，是伊拉克政府公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需要这一支持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声明，虽然美国不会永久性地在伊拉克驻军，但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伊拉克国家的全面崩溃，防止伊拉克社会进一步走向极端。数量减少但依然活跃的美军也将向我们的敌对国家表明，我们在中东地区定将保持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二步，就是要制定出一项更有效的计划，与分阶段撤军计划相配合。那就是：让伊拉克安全保卫部队起到领导作用，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对部队的培训上，并且增加我们的人员，尤其是特种部队的人数，让他们与伊拉克军队顾问一起留守。
增加美国用于伊拉克军队培训和顾问的人员数量、提高其素质，不仅能防止伊拉克军队对于我们的军事渗透，还能培养伊拉克士兵与当地民众间的互信和友情，最终在减少民众支持叛军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军队获取情报的能力。
我想强调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制定的任何一个策略都必须能有效地解决伊拉克宗派军队的问题。由于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都没有达成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共识，我们怀疑统一后的伊拉克政府也无法长期执政；我们也怀疑，无论驻扎美军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制止伊拉克广泛宗派暴力的升级。
无可否认，说服各个宗派解除武装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伊拉克政府应该在支持军队和警察的机构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可以培训士兵们的战斗力和警察的巡逻能力。但如果伊拉克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工资、补贴和必备的装备，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会继续擅离职守，或者继续效忠于自己的宗教组织而非国家政府。国家保安力量的组成成员应当更具广泛性，如果成立一个仅仅由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组成的军队，那么只能导致逊尼派感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致使他们战斗得更猛烈。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三步，是对伊拉克持续的经济援助应该与政治解决方案的进程相挂钩。
迄今为止，国会已经授予行政部门前所未有的灵活权力，可以在伊拉克自由支配两百多亿美元。但在美国历史上，我们非但没有看到经济援助得以有效利用，甚至还目睹到了大批资金的浪费和诈骗，以及外国援助资金的滥用。如今，在伊拉克国土上，到处都是计划不周、半途而废的废弃工程，对于帮助伊拉克人民或者稳定国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到国会召开新一期会议，重申我们督促战争的权利之时，这一切都应结束。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再签订耗资巨大、未经招标的合同，因为这样只能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浪费在日常开支和行政开销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提供一些基本的重建资金，让伊拉克人和我们的军队一起保持一些重要区域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向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援助计划靠拢。这样经济援助的多少就取决于伊拉克人是否可以在减少宗派暴力和促成长久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意识到，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受到伊拉克战争结局的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也应该让伊拉克邻国参与进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听从詹姆斯·贝克和罗伯特·盖茨两位政界前辈们的意见，与叙利亚和伊朗展开对话。我们明白，这些国家希望看到我们的失败。因此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的立场，反对他们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以及伊朗核计划。但无论是伊朗还是叙利亚都不想看到一个充斥着混乱、恐怖分子、难民和暴力的伊拉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它们自己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
因此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与伊拉克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朗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约旦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防止它们进一步陷入伊拉克内乱之中，并且促成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达成政治协议。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如果伊朗和叙利亚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伊拉克作为第二个阿富汗或者又一个军事基地，以达到攻击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大错特错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我们要声明一点，即便我们会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我们依然会与中东地区的盟友们继续合作，抗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果我们无法与伊朗和叙利亚就这些对我们都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那么我们都将得不偿失。
这样一来，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几点。由于我们要改变对伊策略，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在应对安全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时作出正确的抉择。
许多原本支持对伊开战的人都认为一切都源于执行策略的失误。但我却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失误，被战争本身隐含的原因所误导。因此，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新威胁。
首先，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武断、自大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将民主形态强加给一个国家——只有从这些独裁政体内部发起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并持续到今天的斗争才可以实现繁荣的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在任何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当通过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促进全世界民主的实现。但即便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的机构——自由市场、自由媒体和良好的公众社会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枪管下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过的自由，尤其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不可能仅仅因为我们推翻了暴力政权、分发子弹而实现。只有一个民族的个人安全和物质供应都能得以保证的时候，这样的自由才会实现。
其次的个教训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仅仅制订出作战计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制订出制胜计划。我们已经考虑了太多对伊拉克进行军事侵袭的计划，却没有考虑过如果巴格达沦陷了，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政治局面。这样缺乏远见的行为让人无法原谅。如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军队派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作战，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并制订出完成这一使命的切实计划，然后让我们的军队平安归来。
最后一个教训是，在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若想击败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防止这些恐怖组织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需要许多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的。无论这些恐怖组织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应享有对其单方面作战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我们的盟友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外交、军事、情报和财力方面的支持，不仅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而且让我们的行动更具有合法性，我们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要与我们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时还要和敌人谈一谈。
我们要将这些教训牢记于心，以应对美国现在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威胁。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我们太多的精力。
根据国家情报局的详细统计，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消灭的恐怖分子还没有因战争而增长的恐怖分子的数量大。这个例子很显然地证明了，这场战争是如何影响了我们想要投身于更广泛的反恐斗争中去的积极性，但这样的例子却不止一个。
我们在伊拉克有庞大数目的军队、情报人员和资源，这使得我们的军队规模扩展到了极限，而且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应对这个危险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其他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近称，如果其他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我们只能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去加以制止，因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无法抽身。我去非洲时曾经亲眼目睹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很容易就被基地组织钻了空子。我去苏联时曾经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偷窃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这样一来，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我们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方面也损失惨重，那就是我们的政府丧失了美国民众对其的信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在有42%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应该“在国际问题上管好自己国家的事务，不要多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食其力，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成为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9·11”事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敌人仍不会忽略我们。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奉行强势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追踪我们的敌人，并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但为了让我们国家的民众不至于普遍持有孤立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改变伊拉克的局势和政策。这一基于盲目的希望和意识而非事实和现实的政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
就在几周前的一个周二，美国人民呼唤对这一政策进行改革。现在，我们到了倾听民众心声、重新赢回民众信任的时候了。一年前，我就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和今天内容类似的演讲。我不想一年后再次回到这里，继续重复同样的内容——我拒绝这样做。
关于伊拉克战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太多次的演讲，听到了太多的理由，见到了太多国旗覆盖着的棺材，目睹到了太多心碎的家庭。
在伊拉克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到了改变政策的时候了，到了把国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时候将美国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为广泛、需要我们赢取的斗争中去了。
一个廉洁诚信的政府，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内罗毕大学的演讲
2006年8月28日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奥巴马在内罗毕大学发表了此篇演讲，将“政府的廉洁诚信”作为演讲主题：
“腐败能将命运朝着最坏的方向扭转。无论人们面对的是艾滋病、疟疾还是严重旱灾，它都使得人们无法迅速有效地对危机作出反应。更恐怖的是，腐败能为不逞之徒提供契机，让他们利用人们的恐惧与怨恨达到自己的目的，谋取自己的利益。”
我第一次来到肯尼亚还是1987年的时候。那时我刚刚辞去在芝加哥低收入社区的组织者工作，准备进入法学院读书。当时我的姐姐奥玛就在这所大学教书，因此我来到这里和她共处了一个月的时间。
和这次访问相比，那次的经历可以说条件更为艰苦。那时我们上街时没有车队簇拥，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姐姐那辆老式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而且当时它就已经年满十岁了。走到独立花园的门前时，那辆车熄火了，我们不得不推着它前进，直到有人来帮我们在路边把它修好。那时我睡在姐姐公寓的沙发上，而不是豪华的酒店，我还经常到内罗毕市中心的一家小茶馆吃饭。我们要去内陆时，乘坐的是汽车和“马他突”，那时我的大腿上经常放着鸡和绿色甘蓝菜，有时候还有小婴儿。
但那是一次神奇的旅行。首先，我发现了肯尼亚人民不但热情友好，还有强烈的社区责任感。即使面对重重困难，你们也总是满怀希望。我还欣赏到了这片土地的美丽风景，让人离开后也久久难以忘怀。
不过最重要的是，那次我听到了很多故事，从此更加了解了我父亲和祖父的生活。
我知道了祖父曾经是一个服侍于英国家庭的厨子。虽然他在家乡的小村庄里是备受尊敬的长者，但在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中，他都被自己的雇主称呼为“家伙”。我还了解到了英国殖民者开展的“铁砧行动”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那段时间里烧杀抢掠泛滥成灾的情况。人们饱受折磨，许多人都失去了生命。我的祖父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被抓进了监狱，虽然他并没有参与到解放斗争中去。
我了解到就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的父亲在离夏亚市不远的一个叫做“阿莱沟”的小村庄中长大成人。我开始了解并欣赏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曾是肯尼亚的一个放羊娃，后来远涉重洋，成为夏威夷大学的留学生。而后又赴哈佛大学深造，最后回到了祖国肯尼亚，成为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体现出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非洲新面貌。他在西方国家学习了知识，然后学成归国，希望能够报效国家，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度。
然而，我也发现，虽然我的父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如意。他所提出的有关肯尼亚如何取得进步的建议往往让他和与部落利.9９ｌib.益紧密相连、讲求政治庇护的政府立场相对。他总是毫不顾忌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有时还会得罪人。最终他被解雇，失去了工作，而且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再找工作的权利。另外，就他个人而言，他从来没有协调好骨子里的传统观念与脑袋中的现代家庭观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就像他的父亲那样，总是希望无论自己做什么，妻子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因此他的家庭生活从未稳定过，孩子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
我的家庭生活从很多方面都反映出了肯尼亚甚至是整个非洲大陆的自我矛盾之处。非洲历史本身就是古老的王国与伟大的传统相结合的历史。非洲故事是由那些勇于反抗殖民统治、向往自由的人们书写而成的。非洲是一片英杰辈出的土地，不仅拥有许多诸如恩克鲁玛、肯雅塔和曼德拉之类的伟人，还包括经历了重重苦难的普通人。从加纳到南非，他们无处不在。在艰难困苦面前，他们从未低头。
虽然非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肯尼亚，还是整个非洲大陆，它们发展的潜力依然十分巨大。但是，人们不再像后殖民主义时代那样充满了希望，而是变得愤世嫉俗，甚至绝望悲观。而且依然还有人只能依靠每天几先令的收入过活，生活举步维艰；还有人身患艾滋病或者疟疾；有些普通的公民们依然饱受战火纷扰、身陷民族冲突之中——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没有赢得过真正的自由。
一个统计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梦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亚刚刚赢得独立的时候，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韩国相差无几，而现在韩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肯尼亚的四十倍。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是肯尼亚人民没有付出艰苦努力。我们都知道，肯尼亚人都工作努力，任劳任怨；肯尼亚的母亲们为了自己的子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父亲们为了家庭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们也很了解这个国家有很多天资聪颖、才智过人、追求创新的人才。我们还知道这片国土就和整个非洲大陆一样，受到了上天的福佑，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宝藏。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解释这其中的原因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肯尼亚，和许多其他的非洲国家类似，并不是在最好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是饱受了殖民主义的侵害。其国界的划分也没有考虑到土生土长的人民之间的政治联系和部落联盟关系，这样一来，政治纷扰和部落冲突就在所难免。
第二，肯尼亚被迫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迅速向一个更加城镇化、工业化的国家过渡。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医疗保障系统滞后，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而且至今，建国已经两百年的美国还依然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
第三，由于非洲的地理位置和世界地位的特殊性，肯尼亚也受到了消极因素的影响，例如疾病蔓延、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相隔甚远，尤其是在贸易领域没有优势。当众多非洲国家刚刚取得独立的时候，广大工业化国家早已经拥有了建设本国经济和引导国家财政体系数十年的经验。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的那样：“不去争取，强权永远不会主动让步。从来不会，也将永远不会。”
结果，许多非洲国家尚未从已经发展成熟的经济体那里得到互惠互利的特权，就被它们要求实现市场自由化。非洲的农产品和商品缺乏出口的途径，这致使各国的经济发展缺少重要的动力来源。另外，自然资源遭受掠夺、人力资源流失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因素。
作为一名美国参议员，我认为我的祖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义务与肯尼亚、与非洲进行全面合作，而且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我会竭尽全力去推行明智的##外交政策的实施，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这样才能给这片伟大大陆上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机会。
但肯尼亚也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等待其他国家首先采取行动。普遍来说，各个国家都只会为了自己国家谋利，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因此，如果肯尼亚不立刻行动起来，就只能落后于别人。
不过导致肯尼亚落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因素与外界影响。肯尼亚和这个大陆上许多国家一样，都没能建立起一个透明性强、值得信赖的政府，一个为人民服务、远离腐败的政府。
毫无疑问，肯尼亚人民赢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过程不仅让人肃然起敬，而且振奋人心。在众多非洲国家中，肯尼亚典型的民主模式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典范。这里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派别，但这些不同群体却共同探索出了一种可以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方法。你们建立了稳固的文明社会，拥有自由、公平、诚实的媒体，与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合作关系，使得两国在反恐问题上实现了重要合作，在抗击疾病和贫困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在促进地区稳定方面建立了重要的同盟关系。
然而，今天我之所以在这里谈论你们艰苦斗争才获得的自由，是因为当下这份自由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它正在遭受腐败问题的威胁。
腐败问题已经不再新鲜。这不是一个只会发生在肯尼亚或非洲大陆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几乎在每一个社会中，它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就拿我生活的芝加哥市来说，那里曾经出现过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地方政治腐败问题，涉及政治庇护和选举作弊等许多方面。就在去年，美国国会有一名议员受贿后离职，而其他几名议员也因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被调查出来后纷纷下台。
然而，虽然腐败问题是我们都会面临的问题，但在肯尼亚，这种问题却极为严重，已经发展到了政治危机的地步。这一危机剥夺了这个诚实的民族一直努力争取并且值得拥有的生活机遇。
我知道，最近有报道指出虽然目前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依然有56%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极为渴望改变这一现状。
显而易见，腐败问题已经阻挠了国家的发展，这让人痛苦不堪。腐败榨干了国家本来就很稀缺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于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公共卫生保健系统。腐败使得企业家们将大量资金用于贿赂官员，却再也无力实施增加工作岗位的计划。实际上，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肯尼亚存在的腐败行为浪费了当地企业6%的收入。而且腐败从内到外彻底腐蚀了整个国家，整垮了刑事司法制度，使得正义无处可寻；它还毒害了公安系统，以至于警察的存在已经成为安全隐患而非安全保障。
腐败能将命运朝着最坏的方向扭转。无论人们面对的是艾滋病、疟疾还是严重旱灾，它都使得人们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危机。
更糟糕的是，腐败能为不逞之徒提供契机，让他们利用人们的恐惧与怨恨达到自己的目的，谋取自己的利益。
腐败可以让战争罪犯逃之夭夭……腐败为战争罪犯提供了机会，只要花钱就可以在避风港躲避一段时间，剥夺了人类将罪犯绳之以法的权利。
腐败还助长了恐怖分子的气焰。许多恐怖活动使得肯尼亚人民流血受伤，给肯尼亚经济带来重创，而这一切皆因腐败而起。因为海关和边防的官员可以被金钱收买，警察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无法保护在内罗毕大街上行走的肯尼亚人民的安全。而在这样一个贪污、诈骗横行的环境中，伪造的文件更是随处可见。
人民对于官员腐败问题普遍感到愤怒，甚至开始变得麻木，而国际舞台上那些道德败坏的演员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从中谋利。我们看到那些极端分子们口口声声承诺要实行斋戒，但实行的却是极权主义。当地的腐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让政府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
最终，如果人们都无法再相信政府可以做好其本职工作，无法保护他们，为大众谋福利，那么政府就失去了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反腐败斗争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斗争之一。
但好消息是，这里已经显现出了改善的迹象。肯尼亚人民揭露腐败的热情有了显著提高，媒体也变得敢于曝光、报道政府部门最恬不知耻的腐败行为。而且人民和政治官员之间也都达成了一致共识，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亟须解决的问题。
除此以外，这种共识最终促成了2002年12月份大选中新的肯尼亚联盟的当选。这个联盟因为向大众承诺作出改变而胜出，而就他们目前的表现来看，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希望。
但是大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各次大选之间政府的表现才是真正可以用来衡量其是否值得人民信赖的标准。
如今，我们开始发现，肯尼亚人民所期待的不再仅仅是警备人员的更换，不再仅仅是为了应对羁绊国家前进的危机而作出的零星改变。肯尼亚人民正在呼唤一场真正的变革。在去年的大选中，无论是把选票投给“橙子”还是“香蕉”，许多肯尼亚人民真正想要发出的信息其实是他们对于改革步伐缓慢的不满，是对政府高官长久以 6765." >来对腐败问题袖手旁观的失望。
因此，我们明白，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还有..
更多的变革需要我们去实现。我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案，而且并不认为改革会轻而易举完成。但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真心实意地想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那么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开始做起。
我们都知道，官员们的工资越是不尽人意，他们收受贿赂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我们也知道，政府工资单上的人数越多，敢于贪污受贿的人也会越多。因此，如果政府制订出削减官僚机构的方案，裁掉没有必要或没有用处的职位，节省下来的开支就可以用以增加其他政府官员的工资。
当然，削减机构、增加收入的最好途径还是发展私营企业，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增加就业机会的办法是建立透明的社会准则、制定清晰的法律法规，规定好应如何开创企业，如何创造个人财富，如何获取贷款。这样，腐败的政府官员想要制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则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阐明法律法规，并将社会资源集中于建立一个可以有力实施法律法规并解决分歧的司法体系，才应当是任何饱受腐败问题困扰的政府所需达成的首要目标。
除此以外，公众所获取的信息越多，你们这些远在山村中居住的肯尼亚兄弟姐妹们才能判定国家公务员有没有公正地对待你们。如果没有人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官员进行财产公开也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如果没有人知道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不知道政府最初给特定项目下拨的资金金额，那么对政府花销进行清算也没有任何作用。
最后一点，基于民族利益之上的部落政治应该结束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植于一个人们早就应该摒弃的观念，那就是：从事政治或商业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家族、部落或群体谋利，而非公众利益。这种观念不但抑制了社会创新，还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构造。人们不再用心经营企业，而是处心积虑地依靠政治庇护、行使贿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人民就不可能万众一心去解决问题，人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渐行渐远。
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应建立起一个诚实、透明的政府。当人们不再用社会关系的多少而是用品格的好坏去判断别人时，那么国家就会往最美好、最光明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会更努力工作，国家经济会更迅速发展。这样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特定群体会拥有更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
当然，你们国家拥有的最强大的反腐败武器还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这些勇于站起来，说出自己目睹的不公正现象的人民。肯尼亚人民才是保家卫国的终极力量。
整个世界都知道旺加里·马塔伊和约翰·吉松戈这些名字。他们曾经勇敢地和严重削弱了肯尼亚力量的腐败问题作斗争。肯尼亚还有很多同样英勇的斗士们，这次我来到这里还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见过面……当然，还有许多人民拒绝通过行贿的手段让公务员行使自己的职责；许多审计人员和稽查人员不畏强权，公正、准确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还有敢于追根究底的记者，坚持打破沙锅问到底，虽然其实假如他们愿意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者干脆杜撰一篇报道可以赚到更多的钱。除此以外，肯尼亚还有许多匿名的腐败问题举报者，他们用行动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团结一致，追求真理。
这些英雄们拒绝接受“腐败是肯尼亚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令人感到耻辱的说法。相反，他们表现出的坚强诚实才是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和强大未来所需要的特质。他们重点致力于建设强大、独立的机构和部门，例如成立不会形同虚设、有真正实权而不是搞个人崇拜的反腐败委员会。他们通过作出贡献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样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才不会看到祖国的衰败，而是会让它一直强大下去。他们参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中来。
我看到了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年轻人，我相信你们也会投身于这场斗争。
你们将决定，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值得信赖，或者你是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你们将决定在国家制定的标准和准则面前，是否做到了无论种族和财富如何，人人都能受到平等对待。
你们将决定这个国家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决定多数人的努力工作是否会被少数人自私的欲望所吞噬，决定你们是否可以建立起一个人人都能奋勇前进的开放、诚实、强大的肯尼亚。
你们的许多先人都曾经设想过这样的肯尼亚，因此他们英勇奋战、敢于牺牲，才赢得了你们今天可以享有的自由。
我明白，缅怀他们并最终实现这种自由，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坚苦卓绝的努力。但其实.99lｉb?9年，奥巴马决定开始竞选联邦众议员，他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挑战已连任四届众议员的波比·拉什的准备。但是最终，拉什以二比一的优势赢得了选举。这次竞选众议员惨遭失败，让他就好像被人扇了一耳光。而且，他还不得不花两年时间偿还用于竞选的贷款。
奥巴马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讲课，同时依旧在斯普林菲尔德担任州参议员。不久之后，他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但决定竞选之前，他要先说服妻子米歇尔，米歇尔的意见和支持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另外一场坚苦卓绝的斗争。
2002年，奥巴马向朋友们透露了竞选联邦参议员的计划。但参加竞选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凑齐参选要求的百万美元竞选经费，尤其是在他费了很大劲才还清上次竞选的债务之后。他的媒体顾问告诉他，在芝加哥进行一周的广告宣传就要将近50万美元，在伊利诺伊州其他地区再做一周的广告也要花费大概25万美元。如果这样一直到初选，大概花费500万美元。如果奥巴马赢得了初选，再接着参加终选的话，大概又要花费1000万到1500万美元。这些天文数字简直让他望而生畏，他预计自己从支持者那里只能筹得大概50万美元。在竞选开始的头三个月内，奥巴马和助手们一直靠拨打“陌生推销电话”来赢取支持。三个月后，他只筹得了25万美金。更糟糕的是，他的两个对手中，一个人的钱包好像深不见底，永远都有花不完的钱，而另外一个则是著名的资深政客。
当三月份初选的选票开始在民众间散发的时候，奥巴马在竞选资金筹备方面显然没有任何优势，但是媒体开始关注他。许多政治观察家们也开始注意他，想看看他是不是能将这场竞选坚持到底。从某一时刻起，情况发生了变化，竞选活动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奥巴马筹得的竞选经费已经是一个对手的两倍，而且只比另外一个对手丹尼尔·海恩少6万9千美元。很多人都惊叹于他所付出的努力，筹得的竞选经费也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奥巴马认为与对手们相比，自己更有竞争力。
当奥巴马为竞选联邦参议员而奔波时，全国上下和国会以及布什政府领导班子内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萨达姆·侯赛因和他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2002年秋，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坚信萨达姆拥有这类武器，而且与“9·11”事件直接有关。2002年10月，国会投票通过决议，赋予布什总统向伊拉克宣战的权力。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奥巴马也觉得萨达姆有很多生化武器。但他不相信萨达姆对美国的威胁是如此地迫在眉睫，而且政府宣战的理由并不理智，并不能让他信服。他也知道自己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关系到自己竞选的输赢，对于战争的态度是竞选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就在同一个月，一些反战人士邀请他到芝加哥一次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讲。奥巴马的朋友和支持者们都觉得他不应该去参加这次集会，但是他决定在2000人面前坦陈自己在战争方面的立场。他反对为了战争而战争，试图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战争上，而不再关注没有保险的人们越来越多，贫困人口逐渐增加，中等收入日益减少；不再关注企业丑闻，不再关注股市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个月。
最终奥巴马获得了53%的选票，赢得了选举初选，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与共和党的候选人阿兰·基斯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席位。
2004年7月，民主党即将召开全国大会时，他们在寻找一个合适人选来进行主题演讲。这个合适的人选最好是一张新面孔，一种新声音。当时党内预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见过奥巴马两次，觉得他在演讲时很能引起观众们的共鸣。民主党最终决定由奥巴马来进行主题演讲。奥巴马回忆说：“当我考虑到自己将要面对全国观众做如此重要的一场演讲时，我知道这次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要亲自撰写演讲稿，要掌控自己说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在竞选时还是在州议会办公室工作时，每一次当我拿起手中的笔，我总是文思泉涌。写演讲稿时一点都不吃力。这些话很容易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思考了两年了。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谈一谈在竞选过程中最打动我的东西。这是一个从记忆中提炼和升华的过程，而不单是在写一篇文章。”在正式演讲之前，他只练习了几次。之前他也从未借用过电子屏幕来提醒自己演讲辞，也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进行过演讲。然而当他站在演讲台上的那一刻，他就明白自己要说什么了。
最后奥巴马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2005年1月，奥巴马成为美国参议院中唯一的一位非裔美国人。他的竞选成功，标志着在过去25年里，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发生了一些变化。伊利诺伊州历史上已经有过黑人当选州立政府官员的先例，而且也曾经出现过一位黑人联邦参议员卡罗·莫斯里·布朗，因此他此次竞选或许并非什么出人意料的新鲜事。奥巴马有个特别的名字，也有着特殊的成长背景，但是他的基本价值观本质上都是美国价值观。他的根就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但他并没有被限制在内。
2005年1月4日，奥巴马的家人们分别从伊利诺伊州、夏威夷州、伦敦和肯尼亚来到了华盛顿参加奥巴马就任国会议员的仪式。奥巴马说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美丽的记忆，阳光明媚，天气异乎寻常地温暖，充满了欢声笑语，掌声和欢呼声，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温暖和温情。
在刚就任的几个月里，奥巴马决定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明确的办事目标。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几个问题上，例如解决残疾老兵的补贴和伊利诺伊州兴修堤坝的费用问题等。他想向那些通过投票把自己送到华盛顿的选民们表明自己正在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努力。他还聘用了一些聪明能干的顾问。
然后，奥巴马注意到这份工作让他远离了自己的家庭。在与米歇尔和顾问们认真商量过之后，他决定还是让家人留在芝加哥。他计划每周在华盛顿待三天，然后坐飞机回到芝加哥与家人团聚。他在华盛顿租了一间公寓，准备在这个远离米歇尔和两个可爱女儿的地方过一种孤独却繁忙的生活。参议院中有些议员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家人也依然留在家乡。这样奥巴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什么办法可行，什么办法不可行。在与同事、顾问和新交的朋友进行讨论，听取意见并做出决定的同时，经常有人告诉他应该安排时间与西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见见面。伯德是议院中真正的元老，也是宪法方面公认的专家。在宣誓仪式上，奥巴马第一次听到了参议员哈里·瑞德和伯德的演讲。年近90岁高龄的伯德从座位上缓缓站起身，向所有人讲述自己可以追溯至1952年的参议院生涯。奥巴马由此体验到了参议院传统的力量，并决定重新阅读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宪法学的文件，因为伯德告诉他，要想在2005年了解华盛顿，并了解自己成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意味着什么，他就需要了解宪法中的每一条条款颁布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而正是颁布这些条款前进行的讨论和辩论决定了今天的他以及今天的美国是什么样的。
奥巴马当选参议员后最喜欢的一项工作便是参与公众会议。在当选后的第一年中，他在伊利诺伊州各个地区参加了将近40场的公众会议。与此同时，他发现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他，甚至是向他施加压力以让他去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如果要竞选总统，奥巴马还要考虑一些其他问题。他有一些优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是《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黑人主编，担任过州参议员，当选了美国参议院议员。不过，他同时有一半黑人血统和一半白人血统，而且许多人也认为他经验不足。他还必须考虑是否要让家人也和他一起经历总统竞选这一自始至终都会让人精疲力竭的过程，他和家人能否忍受每天24小时身处聚光灯之下的生活？关键在于米歇尔。刚开始时，她很犹豫，因为他们结婚后在一起平静祥和的时光本来就不多。而在家里，米歇尔永远掌握着否决权，总是直接否决掉那些会影响她的生活和家庭的决定。她不确定他们是否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她也仔细考虑过自己能够想到的各种会发生的情形。最后，她的结论是，与奥巴马当选后他们可以做的事情相比较，现在必须要做出的一点牺牲根本算不了什么。
2007年1月奥巴马在网站上提出要成立总统选举试探委员会。之前几个月里，他一直认真思考着自己2008年的计划。参加总统竞选是一个十分郑重且意义深远的决定——没有人可以仅仅凭借媒体的宣传或是个人的决心就做出这个决定——因此在他和他的家人决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之前，他必须确定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仅在一年前，他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探求参加总统竞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他希望进行政治变革，将美国人的共同利益和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一起。
2月里寒冷的一天，在米歇尔和女儿们的陪伴下，面对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原议会大厦前的大约一万名民众，奥巴马宣布了正式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决定。他承诺：我会引领大家将混乱的政府从愤世嫉俗、腐败无能和政治狭隘的状态转变过来，迎接崭新的未来。美国的旧政治时代已经结束了，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们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大选纪实
2007年
3月
《今日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自己不会把选票投给妇女或拉美裔美国人；二十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不会选择一个黑人、犹太人或天主教徒担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宣布自己的竞选团队已经筹得十万多项捐款，总价值至少达到2500万美元。其中有690万美元来自于网上捐款。
在“血腥星期日”的纪念日那一天，奥巴马在阿拉巴马州赛尔马城的布朗斯教堂前发表了演讲。他告诉人们，1965年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件。警察们使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镇压600名民权运动游行示威者。但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几年前，他的父母，两个来自不同种族的年轻人却结合在了一起。
4月
许多媒体都报道，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拒绝接受华盛顿说客们的捐款，而通过因特网赢取支持与捐助。
奥巴马宣布了自己竞选美国总统的五大初衷，那就是：停止伊拉克战争、实现军队现代化、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重建美国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以及发扬人道主义、为全人类谋福利。
5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秘密服务处开始为奥巴马提供必要的人身安全保护措施，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接受此类服务的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
7月
《新闻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候选人的种族已经不再是美国人民选举总统时的障碍。59%的人都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迎接一个非裔总统的准备。而在21世纪初，只有大约37%的人这样认为。
12月
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越来越少的人在选择美国总统候选人时只会考虑或主要考虑种族这一个方面。
2008年
在全国及各州范围内的调查中，奥巴马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约翰·爱德华兹这三人的支持率一直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1月3日
奥巴马在爱荷华州的党内基层会议选举上迎来自己的第一次挑战。根据该州的选举记录，大概有23万9千选民参与了选举，而奥巴马赢得了38%的票数，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这使得他的选举道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将来的发展铺垫好了坚实的基础。
1月8日
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第一次总统初选，这也是奥巴马面临的第二次挑战。虽然民意测验显示他占有绝对优势，但他的票数还是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得票为36%，希拉里得票为39%。
1月15日
密歇根州举行了总统初选。但由于密歇根州不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阻拦，擅自将该州初选日期由2月5日提前至1月15日。奥巴马和爱德华兹表示，尊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密歇根的惩罚，从该州初选选票上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民主党主要竞选人中，只有希拉里决定保留自己在选票上的名字。该州没有候选人胜出。
1月19日
内华达州召开了竞选核心会议。与2004年相比，投票总数从9000票上升至11万7千票。1希拉里赢得51%的选票，取得胜利，而奥巴马得票为45%。
1月25日
南卡罗来纳州举行总统初选。选民们纷纷前去聆听奥巴马的演讲，最终奥巴马获得了55%的选票，是希拉里的两倍。
1月29日
佛罗里达州举行总统初选。与密歇根州的情况一样，佛罗里达州也擅自更改了初选日期，因此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取消了该州的选举权，作为违反党内规则的惩罚。所以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同意不再参加该州初选，但希拉里在那里开展了筹集竞选经费的活动。该州没有候选人胜出。
2月5日
这一天被称为“超级星期二”，因为当天有22个州同时进行总统初选。涉及到超过2000席代表票数，包括高达441席代表票数的加利福尼亚州、185席代表票数的伊利诺伊州和281席的纽约市。经过统计后，奥巴马在其中的13个州中胜出，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州。希拉里在8个州中获胜，其中包括纽约。经过“超级星期二”这一天的角逐，希拉里与奥巴马的票数已差距不大。希拉里总共赢得50.2%，即7,427,700张选票，而奥巴马赢得49.8%即7,369,709张选票。
2月9日
内布拉斯加州、华盛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维尔京群岛举行了总统初选。选民们热情高涨，投票总数创历史新高。这四个州的总代表票数为203票，奥巴马在所有四个州都取得了胜利。
2月10日
代表票数为34票的缅因州成为选举核心。奥巴马赢得59%的选票，希拉里赢得了40%的选票。
2月12日
由于当日华盛顿特区也进行了初选，因此这一天的选举被称为“波托马克3初选”。当日还进行初选的其他区域有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在华盛顿特区，奥巴马以赢得75%票数的绝对优势获得胜利，而希拉里得票率仅为24%。在马里兰州，奥巴马获得60%的选票，希拉里得票37%。在弗吉尼亚州，奥巴马赢得64%的选票，希拉里得票35%。
2月19日
代表票数为121票的威斯康辛州和20票的夏威夷州迎来了总统初选。毫无疑问，奥巴马在夏威夷州胜出，得到了76%的选票，同时在威斯康辛州得到了58%的选票，希拉里41%。
3月4日
又一个代表票数集中的星期二，当日举行总统初选的区域有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佛蒙特州和罗德岛州。希拉里分别在拥有193个代表席位的德克萨斯州和拥有141个代表席位的俄亥俄州胜出。总体来说，奥巴马在佛蒙特州胜出，票数比希拉里高出30个百分点，但希拉里在其他三个州都取得了胜利。
3月8日
代表票数为18票的怀俄明州举行了总统初选。奥巴马赢取了61%的票数，而希拉里仅为38%。
3月11日
代表票数为40票的密西西比州举行总统初选。奥巴马以61%的票数战胜了得票率为37%的希拉里。同时这两人都在为下一个州的初选做准备，那就是4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总统初选。届时二人会针对该州的188票代表票数展开竞争。接下来举行总统初选的时间和区域是：5月3日关岛、5月6日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5月13日西弗吉尼亚州、5月20日肯塔基州和俄勒冈州、6月1日波多黎各州、6月3日蒙大拿州和南达科他州。
3月18日
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奥巴马做了一场长达40分钟的关于血统与种族言论的演讲。很多人认为这场演讲字字珠玑、妙语连篇，简直可以与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著名演讲 href='/article/6139.htm'>《我有一个梦想》相媲美。藏书网
区的不同、财富与性别的差异、党派与宗教之别将我们分裂为敌对的各方，将美国分为“红色州”和“蓝色州”，而各方民众们的想法和需求都恰恰相反，他们的希望与梦想也有着天壤之别。
许多权威人士和政客也一直在强化我们脑海中对于美国的这种印象，因为他们想要利用这种分歧赢得民众支持，赢得竞选。不过，此次我竞选总统，最为反对的就是这种做法。我反对的原因并非我具有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而是源于我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从旗鱼市开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在距离不远的奥古斯塔市长大的年轻姑娘。他们成年时候恰逢经济大萧条时期，小伙子依靠在小农场和石油钻塔做些零工维持生计，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躲避当时席卷全国的银行破产与破产清偿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战”刚刚在欧洲爆发时，小伙子和姑娘结婚了。在珍珠港被袭击的次日，小伙子成了巴顿将军麾下的一名士兵，而他的妻子则在莱文沃思堡的军事基地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等他去往前线征战后，她就来到了一条轰炸机组装线上工作。
他们就是我的外祖父母。在那个危机四伏、焦虑不安的年代，他们一直坚守着一个简单的梦想，那就是：可以在这片拥有无限可能的土地上将我母亲抚养成人，希望他们那代人的付出与牺牲可以让她拥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梦想成真了。因为我的外祖父母通过《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拥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还通过联邦住宅管理局购买了自己的房屋，然后他们举家西迁，一直迁到了夏威夷。我母亲在那里上了大学，有一天和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年轻学生相爱了。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那个简单的梦想让我父母的爱情成为可能。尽管此后，我父亲离开了，母亲只能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持家，甚至曾经接受过国家食品券的救济，但她依然能够将我和妹妹送进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读书。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多年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个叫芝加哥的城市，我遇到了我的挚爱，她给我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梦想。我的妻子米歇尔于20世纪60年代，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工薪家庭长大。她的父亲弗雷泽·罗宾森在年仅三十岁时就被诊断为“多发性脑硬化”。虽然他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但他依然坚持每天都去当地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负责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虽然全家只依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过活，他却依然将米歇尔和她的哥哥送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我们家族的故事跨越了遥远的空间与长达数代人的时间，跨越了不同的种族与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普通农民与士兵的故事，一个关于城市工人与单身母亲的故事，它就发生在小城镇与一流学校中，发生在堪萨斯州和肯尼亚，发生在夏威夷的海滩上和芝加哥的街道边。这个故事的发生是一个丰富多彩、不可思议的过程，但这一切都由于同一个简单的梦想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只会发生在美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国家不仅仅是“红色州”和“蓝色州”的简单拼凑。因为我的故事只有在美国才会成为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不应像政坛所宣称的那样分裂，相信我们所共有的梦想应该远远大于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我就是这一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活生生的例子。
这也正是在此次选举的过程中，我辗转全国各州所目睹到的情景。
我见过南卡罗来纳州破烂不堪的学校，许多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的未来在那里变得暗淡，看不到未来。
我也听说了在商业街和华尔街上，报酬极低的工人们与身家数十亿的富翁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而人们却只能感慨命运的不公。
我见过爱达荷州的汽车工人、新罕布什尔州的教师和内华达州的刷盘工，他们努力工作，艰苦奋斗都只为了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可以依赖的退休金。
我还与许多的男女老少都交谈过。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支持国家的军队，相信让伊拉克前线的士兵们回家的时刻应该到了。
我们并不像政坛宣称的那样分裂。的确，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的确，我们的兴趣和意识形态并非总是相同；的确，我们存在着一藏书网些差异。但是，如今美国最为严重的分歧并非存在于国民之间，而是存在于国民与华盛顿政府的领导者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共有梦想的实现被拖延……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宁愿选择恶言相向，互相诋毁以赢得选票，而不是团结起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就是真正的分歧所在。它存在于政坛之中，与媒体报道相辅相成，渗透到我们国家的文化之中，以分裂民众为目的，在民众之间造成了本不存在的隔阂。
这种政治让我们对他人产生误解，误以为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所不同的人一定会和我们彻底迥异；误以为是那些与我们想法不同、肤色不同、行为不同的人们所犯下的错误造成了我们今天的问题；误以为是那些“福利诈骗女王”们骗走了我们的税款，是那些移民们抢走了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