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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
出版者按语
第一封信刊登在1943年《自由杂志》第二期上；第二封信刊登在1944年初《解放杂志》第三期上。另外两封信是为《自由杂志》撰写的，一直未曾发表。９９lib?９９liｂ?九九藏书藏书网
意大利文版前言
href='9813/im'>《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曾于解放后在法国出版，发行量很少，且从未重印过。我一直反对在国外传播这些信件，其理由下面会谈到。
这是这些信件第一次在法国域外发表，而使我最终决心这样做的是，我有铲除把我们两国分开的荒唐的边界 7684." >的愿望。
但我不能不作说明就让人重印这些文字。这些书信是我在地下活动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其目的是为了多少澄清一点儿我们所从事的盲目的斗争，并由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为有效。这是些即事之作，因而不免会给人留下些许不公正的印象。要是就战败的德国写文章，所用的语言应有所不同。不过，我只想避免产生误会。当信件作者说到“你们”时，这不是指“你们这些德国人”，而是想说“你们这些纳粹分子”。当他说“我们”时，这并不总是在指“我们这些法国人”，而是指“我们这些人，自由的欧洲人”。我反对的是两种态度，而不是两个国家，即使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敌对的立场也是如此。用一个不适合我的词，我太爱自己的国家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均不会因为这种立场失去什么，而是相反，他们会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开放。但我们与原来设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欧洲仍然一直四分五裂。因此，若是我 8ba9." >让人认为一个法国作家会是唯一一个国家的敌人，那我今天会感到羞愧。我只憎恨刽子手。任何愿意以这种眼光阅读 href='9813/im'>《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的读者，若把这当做是一份反对暴力的文件，就会理解我现在说的了，我不会否认这些信件的任何一个字。bbr>99ｌib??
第一封信（1943.7）
您曾对我说：“我国的伟大是无价的。伟大的国家一切都好。而在一个任何事物均没什么意义的世界上，那些像我们这样有幸被自己祖国的命运赋予某种意义的年轻的德国人，应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曾经爱您，但正是在这点上，我已经与您分道扬镳了。“不，”我对您说过，“我不认为，为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可以奴役一切。有些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要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又热爱正义。我不愿为使自己的国家伟大而毫无顾忌，不论这种伟大属于血统的伟大还是虚幻的伟大。我愿我的国家与正义同在。”您曾告诉过我：“得了，您不爱您的国家。”
此事已过去了五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分道扬镳，而我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对您来说却是如此短暂、如此神速！）中没有一天我的脑海中不想起您这句话：“您不爱您的国家！”今天当我想起这话时，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咽在喉咙中一样。是的，如果说揭露我们的所爱中的不公就是不爱，要求我们所爱的人应与他的最美好形象相一致就是不爱，那么我就是不曾爱过。五年前，在法国有很多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而且，他们中的几人已在德国的重压下找到了归宿。而这些，根据您的看法，就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他们为自己国家所做的是您为您的国家永远也做不到的，即使您曾有可能一百次为您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开始时只会战败，这正是他们的英雄主义之所在。而我在这儿谈的是两种伟大，.看到智慧从遥远的地方走来，看到智慧突然又决定重回到历史的长河之中的您会感到特别惊异的。正是在这点上我愿意谈谈对您的看法。
在后面我会对您说，心理的自信并不会给人带来愉快。这些已经赋予我给您所写的一切某种的意义。不过我以前是愿意把与您、您的记忆和我们的友谊搞得清清楚楚的。当我还能做到这点时，我想对我们的友谊做的唯一的事情——正像人们在友谊行将结束之时想要做的一样，就是使这友谊变得一清二楚。我已经回答了您有时扔给我的那句话“您不爱您的国家”，对您这句话我是不会忘怀的。今天我只想回答您对智慧一词发出的不耐烦的微笑。“在她所有的智慧中，”您对我说，“法国总是在否定自己。你们的知识分子钟情于失望，或对未必存在的真理的追寻胜于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将德国置于真理之上，置于失望之上。”表面看来，这是对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如果我们有时似乎爱正义胜于爱自己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只希望爱正义中的自己的国家，就像我们爱真理和爱希望中的自己的国家那样。正是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是不同的，我们对自己有要求。你们只想服务于自己强盛的国家，而我.们想的是使自己的国家站在真理一边。你们满足于服务现实的政治，而我们，即使在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还模糊地保留着我们今天已得到的政治荣誉的思想。当我说“我们”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统治者。统治者微不足道。
在这儿，我又看到了您的微笑。您总是对文字表示怀疑。我亦如此，但我还怀疑自己。您曾试图将我引入您已踏入，且智慧因智慧而感到羞耻的那条道路上。不过那时我并未随您而去，今天我对您的回答会更加肯定。您曾问到，真理是什么？或许，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是谎言：这正是你们教给我们的东西。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反面是杀戮。人是什么？不过，在这儿我要打断您的提问了，因为我们对此很了解。这种力量总是在权衡暴君与神灵之时而告终。这其实是体现出来的力量。我们所要保存的正是这种人的真实性，而我们的信心正是来自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真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实。假如任何事情均无意义，您就成了正确的化身。但是，总有些事是有意义的。
我不愿过多地对您重复这些，这也正是我们所不同的地方。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化作了一种思想，这思想使我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处于很多其他的荣光、友谊、人、幸福和对正义的渴求之中。这使我们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国家。不过，最终公理仍是在我们一边。我们没给自己的国家掠夺奴隶，没给自己的国家攫取任何东西。我们曾耐心地等待着看清一切，我们在贫困和痛苦中，为我们所热爱的一切而战斗并得到了欢乐。相反，你们为反对不属于祖国的那一部分人而战斗。你们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你们的等级制度是不好的，因为你们的道德标准不起作用。在你们那里被出卖了的不仅仅是心灵。智慧会进行报复。你们不曾为智慧付出过应付的代价，不曾为使智慧变得清澈而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归根结底，我可以对你们说，你们的失败正源于此。
请允许我给您讲述这样一件事：一天早晨，在法国某处的一个监狱里，一些全副武装的士兵正用一辆卡车把十一名法国人押往一处公墓，在那儿，他们将会被你们枪毙。这十一人中有五人或六人确曾做过某些事：撒过一次传单，几次碰头会，最多是拒绝合作。他们在卡车中一动不动，当然他们感到恐惧，不过我敢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恐惧，是一种任何人在未知面前感到的恐惧，是一种伴随着勇气的恐惧。其他几个人什么也没做过。当他们得知他们将被错误地处死或成为某种糊里糊涂的牺牲品时，这对他们的确是残酷的时刻。他们之中有一位十六岁的孩子。您见过我们那些少年的面孔，我不想多说。他被吓坏了，他已完全绝望且已丧失了羞耻感。请不要露出您那轻蔑的微笑，他浑身颤抖着，牙齿在咯咯作响。你们派了一位神甫来到他身边，他的任务是试图让这一残酷的时刻对这些人来说不要显得过于沉重。我以为，对那些即将被枪毙的人来说，对他们谈来世是毫无用处的。很难让人相信公共墓穴不是最后的归宿：囚犯们在卡车上一声不吭。神甫转向了那孩子，孩子正蜷缩在角落里。他倒听懂了神甫的话。这孩子回答着神甫，追随着神甫的声音，又产生了希望。在最沉默的恐惧之中，有时只要听到有人的说话声也许就能使人感到安慰。“我什么也 6ca1." >没做。”那孩子说道。“是的。”神甫说，“这已不是问题了。你做好准备去迎接死亡吧。”“不信我的话，这不可能。”“我是你的朋友，也许我会相信你的话。但已经太迟了。我会待在你身边，而仁慈的上帝也会这样。你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孩子转过头去，神甫还在谈着上帝。孩子会相信上帝吗？是的，他相信上帝。这时他知道了，除了等待着他的宁静之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而正是这寂静使孩子感到恐怖。“我是你的朋友。”神甫还在重复着。
其他人一言不发。应当照看一下他们。神甫移到这沉默的人群一边，暂时背对着孩子。卡车缓缓地行驶着，在晨露潮湿的道路上发出了轻微的沉闷的马达响声。可以想象得出在这阴沉的时刻，人们身上散发出了清晨的气息，那周围是虽看不到却能感受到的乡村风光，附近传来了套车时牲畜发出的响声和一声鸟叫。孩子躲进了篷布中，篷布扯动了一下。他发现在篷布与车身之间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他要是愿意可以跳下车去。
神甫正背对着他，而在车前面，士兵们正专心致志地在昏暗的晨光中辨别着行进的方向。孩子没有考虑，掀开了篷布，滑向了出口，跳下车去。人们模糊听到了跳车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在路上急促奔跑的声音，然后这声音就消失了。那广阔的田野淹没了他奔逃的声音。可是那篷布发出的响声，冲进卡车内那股猛烈的清晨潮湿的气流使神甫和囚犯们不由得回过头来。神甫在一刹那间凝视着这些静静地看着他的囚犯。就在这一瞬间，这位神甫依照其天职需要作出抉择，他应同刽子手还是同这些殉难者站在一起。他最终敲响了把他与其同伴们隔离开的隔板，“注意！”警报已经发出。两名士兵冲入车厢中并对囚犯们发出了威吓的叫声。另外两名士兵跳下车去，在田野中朝着孩子逃跑的方向追去。神甫在离卡车几步远的地方，在晨雾中一动不动地站着，努力用眼睛一直盯着在雾中奔跑的士兵。在卡车内，人们仅能听到外面追逐的声音，令人窒息的喊叫声，接着是一声枪响，枪响后的宁静，然后是越来越近的嘈杂声，最后是沉闷的踏步声。孩子被抓了回来。他没被击中，但他停住了脚步，被敌对的气氛所包围，突然间丧失了勇气，完全泄了气。他与其说是被带了回来，不如说是被抱了回来。他被打了几下，但不厉害，还有最可怕的事在后面等着呢。
他没看神甫，也没看任何人一眼。神甫坐到了司机旁边。一名士兵接替了他的位置，坐进了卡车里。孩子被扔到一个角落里，他没有哭。他从篷布和卡车地板之间重又望着不断远去的道路，在外面，白天已渐渐降临。
我了解您，您能想象得出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但您应当知道是谁给我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一位法国神甫。他对我说：“我为这位神甫感到羞愧，但我会满意地觉得，不会有一位法国神甫能做出这种事，让上帝去为杀戮行为服务。”这是真的。很简单，这位神甫与您的看法一样。他并不忠于他的信仰，不认为不应让上帝去为他的国家服务。在你们那里连神灵都被动员了起来。他们站在你们一边，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是被强迫的。
你们什么也不去分辨，你们仅仅成了冲动的俘虏。你们现在仅仅是在利用盲目愤怒的本钱战斗，重视武器的力量和闪电战术而不重视思想的作用，固执地要天下大乱，仅服从于你们既定的思想方针。而我们则从智慧出发，从思索带来的迟疑之后出发。在愤怒面前，我们曾力不从心。但现在弯路已经结束。一个孩子的死亡使我们不仅具有智慧，又使我们愤怒了，从此我们是二比一。我要对您谈谈愤怒。
请回忆一下，您的一位上司曾突然大声喊叫，这令我吃惊不小，而您却对我说：“这样很好。但您不理解。法国人缺乏一种美德，愤怒的美德。”不，不是这样，法国人对道德问题比较挑剔。只有当需要时他们才愿意讨论道德问题。这使他们的愤怒变成了静默和力量，而你们才刚刚体验到愤怒会变 6210." >成力量。为了结束我这封信，我正是要对您谈谈这种愤怒，这种我所熟悉的唯一的愤怒。
我对您说过，自信并不等于自愿。我们知道我们在走过的漫长的弯路上所失去的东西，我们清楚我们为了协同一致参加战斗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在饱受苦难又满怀信心的斗争中无法弥补的东西，怀着一种激情。战争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藏书网满足。我们的理智还未对此做好准备。
我们的人民选择的是内战，顽强的和集体的斗争及无须评论的牺牲。那是他们对自己发动的战争，而不是他们从愚蠢或卑鄙的政府那里接过来的战争，是使他们重又聚到一起和使他们为自己孕育的某种思想而奋斗的战争。不过，他们为自己的这种奢华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在这儿，他们比您的人民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最优秀的儿女倒下了：这是我最悲惨的想法。战争的可笑会带来可笑的利益。死亡可能会在各处降临，盲目地降临。在我们进行的战争中，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勇敢，而你们每天想要毁灭的是我们更为纯洁的精神。因为要是没有预见也就不会有你们的天真。你们从不曾知道应当怎样选举，却懂得要毁灭什么。而我们是精神的捍卫者，我们了解，当要毁灭精神的物质力量强大时，精神会被毁灭。
但我们相信另一种力量。有时在这些被你们用子弹毁掉、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面容中，你们以为已毁掉了我们真理的面容。不过，你们这种想法是一种缺乏毅力的想法，正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在促使法国起来同时间进行斗争。正是这种无可比拟的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持着我们：我们的同志比刽子手们更耐心，比子弹的数目更多。您看，法国人也会愤怒。
第三封信（1944.4）
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对您谈我的国家，而您一开始就可能会认为我的论调已经变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对藏书网对您说过的话，我今天还会对您这么说。
也许我将对您说的肺腑之言能更好地证实这点。在我们仅仅固执而又静静地为国家服务的整个时期，我们从未忘记过一种思想和一种希望，它们永远和我们同在，那就是一个欧洲的思想和希望。的确，五年来我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90a3." >那是因为你们谈论这个问题的调门儿太高了。在这儿，我们又一次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我们的欧洲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欧洲。
但在对您说清欧洲的意思之前，我愿至少肯定地告诉您，在我们与你们作斗争的诸多理由中（这同样是我们必须战胜你们的理由），再没有比我们的觉悟更为深刻的了，这不仅由于我们的国家受到肢解，打击深入我们的骨髓，还由于我们被剥夺了自己最美好的形象，让你们把我们的形象变成了可憎和可笑的样子在世界上传播。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就是眼睁睁看着别人任意蹂躏我们热爱的东西。你们从我们最优秀的人中攫取了关于欧洲的思想，却给它打上了你们所需要的造反的印记，而我们则要调动自己那深思熟虑的爱产生的所有力量，以便在我们身上保住它的青春活力和影响力。自你们把从事奴役活动的军队称为欧洲军队之后，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已不再使用了，那是为了小心翼翼地保住它一直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我愿在这里告诉您的它那纯正的含义。
你们在谈论欧洲，但区别是，欧洲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所有物，一种使我们感到从属地位的所有物。你们是从丧失了非洲的那一日起才这样谈论欧洲的。这种爱是一种不健康的爱。这块打上了多少世纪印记的土地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勉强的隐蔽所，而它却一直满载我们最美好的希望。你们过于突如其来的热情是出自你们的怨恨和需要。这种情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荣誉，你们将会知道，为什么任何配得上“欧洲人”这个称谓的人，都会不齿于这种情感。
你们谈论欧洲，但你们所想的是士兵的土地、谷仓、被奴役的工业和驯服的知识界。我是否离开了话题？但至少我知道，当你们谈起欧洲的时候，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当你们陶醉在你们自己所散布的谎言之中的时候，你们不禁会想到一群驯服的民族，正在被德国指引着奔向神话般的血淋淋的前程的这种图景。我希望您能清楚地感到这种区别，欧洲对于你们就是这样一块地方：为海洋和山脉所环绕，为堤坝所分割，上面布满了矿井和年年都有的收获季节。德国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赌博，它唯一的前程就取决于这次赌博。而欧洲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块智慧的土地，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精神智慧所从事的最惊人的冒险活动正在这里进行着。欧洲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在那儿，西方人针对世界、针对神灵、针对自己的斗争，今天恰是最令人震惊的时刻。您看，我们之间衡量事物的尺度是不相同的。
请不要害怕我又重弹起反对你们的老的宣传调门儿：我并不要求恢复..基督教的传统。这是另一个问题。你们同样早已大谈特谈过这个问题，并扮演了罗马捍卫者的角色；你们并不害怕为基督做一番广告，基督本人在受难时接受指明了他身份的亲吻的那一天，对这种广告已经习惯了。而且，基督教的传统只不过是造就这个欧洲的传统之一罢了，在你们面前，我是不具有捍卫这一传统的资格的。在这方面，必须有欲望和将自己的心灵献给上帝的精神。您知道我在这方面什么都不具备。但每当我随意想起我的国家，正以欧洲的名义讲话，而只要捍卫一个国家就是在捍卫所有国家时，我也一样，我于是也有了自己的传统。它同时也是一些伟大人物和永生不灭的人民的传统。我的传统有两部分精华内容，智慧和勇气，它有自己的精神泰斗和难以计数的人民。请认清楚吧，这个边界是人们的守护神和所有人民心灵深处呼声的欧洲，与你们在临时的地图上吞并了不少领土，勾画出的布满了彩点的欧洲是多么的不同。
请回想一下，有一天您曾嘲笑过我的愤怒，您对我说过：“如若浮士德想战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是无还手之力的。”我曾对您说，无论浮士德还是堂吉诃德，他们均与谁战胜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发明艺术并不是为了给世界带来灾难。你们曾喜欢有点刺激的场面，你们继续这么做了。根据你们的看法，人们应当在哈姆雷特和齐格弗里德之间作出选择。在那时，我并不想进行选择，且我尤其并不认为西方在力量和知识的平衡上已偏离了方向。但您却嘲笑知识，而仅仅谈论实力。今天我更明白了，我知道即使是浮士德对你们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我们事实上已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在有些情况下，进行选择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觉悟到我们所作的选择，不应该不人道，而应该和精神的高尚密不可分，那这种选择也并不比你们的选择高明多少。在此之后我们知道要聚合在一起，而你们却从来不知道。你看，一直是这同样的思想，我们是从远处着眼。不过，为了持有这种思想的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这促使我必须说出，你们的欧洲不是一个好的欧洲。它根本不能使人们聚合在一起，不会让人感到振奋。我们的欧洲是我们将继续进行下去的共同的冒险活动，是一种顺应智慧的潮流的冒险活动，而不管你们是否会同意。
我不会再多说了。有时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在长期共同斗争的短暂的间歇时刻，我会想起我所了解的那些所有的欧洲地方。这是一块充满苦难，有着悠久历史的神奇的土地。我又重新开始了我已同所有的西方人进行过的朝圣活动：佛罗伦萨隐修院内的玫瑰，克拉科夫教堂金色的球形圆顶，赫拉德钦和它那废弃的宫殿，伏尔塔瓦河查尔斯桥上夸张的雕像和萨尔茨堡的布局精巧的花园。在这些奇花异石山岭美景之上，随着光阴的流逝，人们又为其增添了多少古树苍松和不朽的建筑！我的记忆将所有这些风光汇集在脑海里使之形成了一幅美景——我的伟大祖国的面容。几年来，每当我想到你们已将身影笼罩在这富有活..力而又饱受折磨的面容上时，就使我浑身产生了某种压抑感。毕竟我们曾一起去过几处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我还没有终究有一天必须把那些地方从你们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而且，有时在盛怒和感到绝望的时候，我还遗憾地看到，圣马尔科隐修院的玫瑰仍在生长，萨尔茨堡大教堂屋顶上的鸽子仍在成群结队地飞翔，而红艳艳的老鹳草仍在西里西亚众多的墓地上茁壮地生长着。
但在其他时刻，这是我真正感到高兴的时刻。因为，所有这些美景，这些花朵和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在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每年的春季都在向您表明，有些东西是你们用血腥的方法无法消灭的。正是这样的景象使我可以结束这封信了。我并不为西方所有伟大的国家，三十个国家的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而满足：我还不能放弃土地。从此我知道了，欧洲的一切，从景色到精神都在悄悄地反对你们，不是带着盲目的仇恨，而是怀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反对你们。欧洲精神所拥有的武器，也正是这片在不断开花、结果和收获中不断新生的土地所拥有的武器。我们所进行的斗争必定会胜利，就像春天一定会到来一样。
我知道，当你们被战败后，并非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欧洲还将有很多事情要做。它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但至少，它将还是欧洲，就是我刚刚对您所写的那个欧洲。什么也没有丧失。请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相信自己的信念，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并在牺牲和憧憬幸福之间，在思想和利剑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心理平衡。我对您再说一遍，因为我必须得告诉您，我要对您说是因为这是真理，而真理将会告诉您，我国和我自己在我们友好相处时所曾走过的道路：从此以后优势将在我们这一边，这优势将置你们于死地。
第四封信（1944.7）
人是会死的。这随时可能发生；但人们会抗拒死亡，而如果给我们留下的是虚无，请不要认为这就是正义！
——奥伯曼（信函90）
你们失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正在从地球上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反对你们，正在筹备着自由的明天的城市给您写信。这个城市知道，这来之不易，它知道在过去它必须度过一个比四年前由于你们的到来而降临的黑夜更加黑暗的夜晚。我在一个被剥夺了一切，没有灯光、没有炉火而又饥寒交迫，但却从未被征服的城市给您写信。很快，人们喘息的声音将在这里响起，而你们对此尚毫无意识。如果走运，我们很快会面对面站在一起。那时，我们将心知肚明地互相战斗：我对你们的思想了如指掌，您同样对我们的思想也一清二楚。
七月的夜晚让人感到既轻松又沉重。在塞纳河上和树林里使人感到轻松，而那些盼望着黎明的人们的心情却仍然使人感到沉重。我在期待并想到了您：我还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这将是最后一件事。我想要对您说的是：本来我们曾多么可能会成为同类人，而今天却成了敌人；本来我多么可能会站在您一边，而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结束了。
长期以来，我们曾一致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比我们更高的理智，而我们会遭受挫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我还相信这点。但与您过去对我说的和你们多年来一直试图写入历史中的结论不同，我已从中得出了另外的结论。我今天对自己说，我要是一直追随着您的思路，那我就不得不承认你们的所为是有道理的。在这个使我们充满希望，却令你们感到巨大威胁的仲夏之夜，要让我停笔不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您从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而您从中得出的思想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同的，而人们是可以随意给好与坏下定义的。您曾认为，不存在任何人类的或神圣的道德，唯一的价值就是支配着动物世界的规律，即暴力和狡诈。您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杀死他的灵魂，在最荒诞的历史之中，一个人的任务只能是追逐权势，而他的道德标准就是进行征服。事实?99ｌｉｂ.
上，我过去也和您一样这样想，假若没有对正义的强烈热爱，过去我几乎找不到可以反对您的理由，而这种对正义的热爱过去也像突发的热情一样，并未经过多少认真的思考。
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您轻易就失望了，而我却从不接受失望。您接受了对我们命运的不公正，除此之外还不够；而我相反却越来越认为，人应当主持正义，永远反对非正义，缔造幸福，同不幸作斗争。因为您已陶醉于您的失望之中，并将其确立为一种原则，您赞成摧毁人类的杰作并反对人类，以此来结束人类主要的不幸。而我则拒绝接受失望和这个正在遭受鞭笞的世界，我只希望人们能重新互助友爱，同自己反叛的命运斗争。
请看，从同一个原则中，我们却得出了关于道德的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您在半路上就失去了清醒的头脑，认为让一个人替您和几百万德国人思考更合适（你会说无所谓）。这是因为你们已厌倦了与命运抗争，你们专门从事伤害人们的灵魂和毁灭人世的冒险，并已感到疲惫不堪。说到底，你们选择了非正义，你们把自己置于了神的位置。你们的逻辑仅是表面上的逻辑。
相反，我选择了正义，保持对人世的忠诚。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人的真理，而我们的任务是赋予这个世界以理智，同其命运抗争。但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没有其他的理智可言，倘若要拯救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思想，那就应当首先拯救人。您的微笑和您的轻蔑在对我说：什么叫拯救人？而我要对您大声呼喊：就是不要杀害他，让他有获取正义的机会，这是我们仅能想到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互相争斗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得不在一条不由我们选择，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道路上追随你们的原因。因为，你们的失望造就了你们的力量。从失望成了独一无二、纯粹、自信、不计后果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一种无情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我们尚在犹豫不决，还在憧憬着幸福的时候打败了我们。我们曾认为，幸福是最伟大的收获，是人们对命运进行抗争后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即使在战败后，我们仍一直抱着惋惜之情。
而你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被写进了历史。在五年间，已不可能听到清凉夜晚鸟儿的鸣叫声。应当对暴力感到失望。我们和世界分离开来，因为每时每刻，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是在死亡阴影下的一国的全体人民。五年间，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一个清晨不会有苦难，没有一个夜晚让人们看不到监狱，没有一个午间不存在杀戮。是的，我们不得不追随你们。不过，虽然我们艰难的业绩成了在战争中追随你们的业绩，但我们仍未忘却对幸福的向往。而透过喧闹和暴力，我们仍努力在心中保留着对宜人的大海、对永不忘怀的小山的记忆，保留着脸上那珍贵的微笑。这也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我们永远不会放下的武器。因为，我们失去这一武器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像你们那样死亡。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懂得，缔造幸福的武器需要很多时间和付出太多的鲜血。
我们应当赞成你们的哲学，同意多少学学你们的样子。你们选择了盲目的英雄主义，因为这是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仅存的价值。你们一旦为自己选择了这种英雄主义，你们也就为所有的人、为我们也作了这样的选择。为了避免死亡，我们也不得不向你们学习。但那时我们已看到，我们优于你们的地方是：我们的英雄主义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英雄主义。现在这一切即将结束，我们可以将自己知道的这些告诉你们了，那就是：英雄主义并不那么重要，而幸福才是更不易得到的。
现在，你们一切都该明白了，你们知道我们互相为敌。你们是反对正义的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更令我从内..心感到厌恶了。但这仅是一种愤怒的感情，现在我已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我同你们进行战斗，因为你们的逻辑和你们的内心一样都是罪恶的。在四年里你们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创造恐怖，你们的理智和你们的本能同样可鄙。因此，我对你们表示全面的谴责，在我的眼里你们早已死亡。但在将来当我审判你们残忍行为的时候，我会想起，你们和我们都曾来自同样的孤独，你们和我们及整个欧洲都处在同样的智慧的悲剧之中。不论你们怎样，我都将为你们保留着人这个名字。为了忠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尊重你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你们却不曾尊重过别人身上的东西。长期以来，你们有着巨大的优势，你们杀人比我们要容易得多。直到最后，将是那些和你们相像的人获利。但直到最后，为了使人能超越自己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得到辩护和恢复其无罪的名义，和你们并非同类的我们将必须出来作证。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的最后之时，我会从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城市中央，透过强加给我们的无限磨难，透过那些众多死者惨不忍睹的面容和我们那些留下无数孤儿的村庄对你说，在我们即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的时刻，我们却并不仇恨你们。即使明天我们会像其他很多人那样死去，我们也没有仇恨。我们不敢说不害怕，我们仅会努力做到有理智。但我们却可以担保什么也不仇恨。而今天在世界上最令我憎恶的东西，我会告诉您，我们会合情理地进行处理，我们会摧毁你们的力量，却不会从灵魂上消灭你们。
你看，你们过去对我们曾有过的优势，你们还将继续拥有。但它同样也造就了我们的优势。正是这一点今晚使我有了轻松的感觉，像你们那样对世界的深层含义进行思考：我们面对遭到惨剧的现实，但同时我们在这智慧的灾难之后又拯救了人的思想，?并从中汲取复兴的顽强的勇气，这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当然，我们对世界的指责并不会因此而减轻。为了使我们的命运不再显得令我们绝望，我们为这新的思想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千百万人在清晨被杀害，到处是监狱可怕的高墙，几百万死者的尸体在整个欧洲的土地上烟火四起，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得到除了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多地死去，而没有任何其他用处的某些细微的好处而已。是的，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但我们必须得证明我们不应受到这么多的不公正对待。这是我们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这任务明天将开始执行。在这个已充满了夏天气息的欧洲的夜晚，有几百万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正在准备参加战斗。你们最终将被战败的那一天的黎明正在到来。我知道，上苍将一如既往对你们那残暴的胜利和理所当然的失败漠然处之。我今天仍然对上苍不抱任何期望。但至少我们将为拯救你们想置其于孤独中的人作出贡献。由于厌恶忠于人的这种精神，正是你们将会成千上万地在孤独中死去。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说永别了。
前言
本卷概括了一位作家投身本国公众生活四年间的体验。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直至1946年《战斗报》发表过的社论选编和1946年至1948年对当时时事进行评论的一系列文章或见证。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总结。
这一体验，很自然地以丢掉了某些幻想和更坚定了信心而告终。我仅仅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关注所选的文章不至于对那些对我来说已变得陌生了的立场有丝毫的掩饰。例如，这儿选取的有些《战斗报》的社论，不是因其价值，其价值常常是相对而言的，也不是因其内容，有些内容我已不再认同，而是因其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实际上，有一两篇社论，我今天读起来已不无苦恼和悲伤，我是再三斟酌之后才决定将它们出版的。而这种见证是不应有任何疏漏的。
我想这样我已将自己不那么公正的选择解释清了。>99liｂ?人们将只会看到，我同时只让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信念在讲话。而最后，我还注意到了忠诚和希望之类的问题。正是在不回避那个时代人们所想和所经历的任何事情，承认怀疑和坚信共存，承认存在政治上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信念的错误的情况下，该书才会做到忠实于体验——很多法国人和欧洲人曾有过的那种体验。即使仅剩下了一个人，只要朴实无华的真理原原本本地被接受，那么希望也就同时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一位天才作家的原因，他最近被邀参加一次关藏书网于欧洲文化的讨论会，却拒绝出席，并说，在两大帝国夹缝中被窒息的欧洲文化已经死亡。确实可能。在这位作家形成这种想法的时候，至少一部分欧洲文化已经死亡。不过，虽然这本集子内是些老文章，但对我来说，它似乎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种悲观主义。真正的失望不会产生于艰难的逆境当中，也不会产生于一场实力不均和斗争的筋疲力尽之时。它产生于人们已不再知道为什么要斗争之时，而反之，人们则会去战斗。下面的文章仅仅说明，如果斗争艰巨，那么至少斗争的理由则一直是明确的。
巴黎的解放
自由的鲜血
（战斗报，1944.8.24）真理之夜
（战斗报，1944.8.25）
当自由的子弹还在城市上空呼啸飞过的时候，解放的大炮已在欢呼声和鲜花的簇拥之中开进了巴黎城。在这个最美丽最火热的八月的夜晚，巴黎的夜空中除了永恒的星光之外，又增添了曳光弹，燃烧着的残余的战火和人民欢乐，色彩缤纷的烟火的光芒。这个无与伦比的夜晚结束了四年残酷的历史和一场无法描述的斗争，这又是法兰西一直同自己的耻辱和荒诞进行搏斗的四年。
那些没有对自己，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失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世间给予的回报。这个夜晚就是整个世界，这是真理之夜。这是武装起来和进行战斗的真理，是在长期赤手空拳袒露胸膛的真理之后充满着力量的真理。在这个人民与大炮同时咆哮的夜里，真理无处不在。真理甚至就是人民和大炮发出的声音，就是街上那些带着伤痕，流着汗水，筋疲力尽的战士们胜利的面孔。是的，这确实是真理之夜，是唯一有价值的真理，敢于战斗和胜利的真理之夜。
四年前，一些人从废墟和失望中奋起，平静而坚决地表示，我们还没有失败。他们说应当继续战斗，只要付出代价，善的力量总会战胜恶的力量。他们付出了代价。而这代价可能是很沉重的，是鲜血的代价，到处是可怕的监狱。他们中的很多人死去了，还有一些人几年来一直被关在狱中。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些人，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他们是不会责怪我们今天迸发出的像海潮一样无限欢乐的情景的。
因为，这种欢乐并不是对他们的不忠。恰恰相反，这欢乐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他们是有道理的。四年中，共同的苦难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今天还陶醉在这种友情之中，我们做到了团结友爱。在这令人激动的夜晚，我们惊奇地发现，四年来我们从不孤立。我们经历了兄弟般友爱的岁月。
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但是，和平已回到了这块饱受创伤的土地，回到了人们因希望和记忆备受折磨的心里。人们不能永远生活在杀戮和暴力之中。幸福和慈爱的时刻已经来临。而我们对和平是不易忘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兄弟们被打死后的可怖面容和这些年来铸造的伟大的兄弟情谊。让我们死去的兄弟，为他们自己留住这热烈的夜晚赐予我们的和平吧。我们的战斗也将是他们的战斗。
人们尚未收到什么成果，而他们为赢得这少许成果，却付出了不公正的死亡的代价。但是，人的伟大并不在这儿，而在于人们做出的决定，要比命运更强大。但如果命运是不公正的，那么人们则只有一种战胜命运的方法，那就是人们自己要公正。我们今晚的真理，这飘荡在八月天空中的真理，正好是给予人们的慰藉。面对这到来的胜利，我们心中的和平像我们死去的兄弟向往的和平一样，会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允许我们说：“我们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轻蔑的时刻
（战斗报，1944.8.30）
有三十四名法国人被拷打之后在万塞讷被暗杀，如果人们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这句话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而人们通过想象又能看到什么？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其中一人正准备对另一个望着他的人下手。
这并不是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些令人无法忍受的景象。1933 5e74." >年开始了一个我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准确地说，令人轻蔑的时期。十年间，每当有手无寸铁全身被剥光了的人们，被一些长着和我们一样面孔的人缓慢肢解的消息传来，就令我们头晕恶心，而我们不禁会问，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这种事情却可能会发生。在那十年间，这的确曾可能会发生，而今天，正如我们知道的，武装取得的胜利并不会使一切坏事都绝迹，而现在又有些同伴被杀害，四肢被肢解，眼睛被人用鞋跟踹了出来。而那些曾干出这种事的人恰是在地铁里知道给别人让座位的人，就像把酷刑当做科学和职业的希姆莱一样，为了不打扰他心爱的金丝雀，他夜里回家每次都要走后门。
是的，这种事曾经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很清楚。但有那么多可做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做别的事情，偏选择做这种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是要毁灭人的精神，侮辱人的灵魂。谁相信武力，谁就很清楚他的敌人。即使有上千眼枪口对准一个人，也阻挡不住他对正义事业的信仰。一旦他死了，另一些拥护正义事业的人又会对暴力说“不”，直到使暴力屈服。因而，杀死一个拥护正义事业的人是不够的，而应当毁掉他的精神，这样才能用他失去人的尊严的榜样，打击所有拥护正义事业的人和正义事业本身。
十年来，一个民族专注于毁灭灵魂的活动。他们对自己的武力相当自信，认为从今以后灵魂成了唯一的障碍，应当关心灵魂问题。他们关注了灵魂，不幸的是，他们有时获得了成功。他们知道，在白天和夜晚总有某个时刻连最勇敢的人也会感到怯懦。
他们一直知道要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刻，他们会利用你身体的伤口抓住你的灵魂，使你的灵魂变得惶恐不安，变得疯狂起来，有时甚至会说谎和背叛。
谁这时还敢说对不起呢？既然精神最后已明白，精神只能用利剑才能战胜利剑，既然精神已拿起武器并已取得了胜利，谁还会让精神去忘记过去呢？明天不是仇恨，而是建立在记忆之上的正义本身才有发言权。我们中所有那些未曾讲话、怀着从未背叛的平99lｉb.静的心态的人，经历最英勇的战斗而死去。而对于由于受到侵害而变得怯懦的人们来说，对于内心一直被蹂躏，带着对其他人的怨恨和对自己的轻视在绝望中死去的人们来说，可能只有永恒和神圣的正义才会使他们感到慰藉。
批评的报业
对新报业的批评
（战斗报，1944.8.31）
既然今天在起义和战争之间我们有了一段间歇时间，我想谈论一件我很熟悉又一直牵挂着的事情，那就是报业。而既然这是刚刚从巴黎的战斗中诞生的新的报业，我愿同时以战友的兄弟情谊和洞察力来谈谈这新的报业。
当我们在地下撰写报纸文章的时候，很自然，不会有多余的故事，也无须发表原则声明。但我知道，我们所有的报业同志都抱着秘密的巨大希望。我们曾希望，这些为了某种宝贵的思想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种无愧于国家的前所未有的报业。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战前的报业已在其原则和道德之中迷失了方向。追逐金钱和对伟大的事物视而不见同时并存，使法国的报业（除了很少的例外），除了增强某些人的权势外别无目的，除了使大众的道德堕落外别无效果。因此，这样的报业变成了后来1940年到1944年的那种报业，即成了这个国家的耻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愿望——这种因其强烈而常常会沉默不语的愿望，是把报纸从金钱中解放出来，使它们有自己的声音，真理的声音，这声音能配得上公众，能达到公众身上最优秀的品德的高度。我们那时认为，一个国家报业的价值常常就是这个国家价值的写照。而如果说报纸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此话不假，我们会决心尽我们的微薄之力用加强自己的声音的办法来提高我们国家的地位。不管是否有道理，我们中的很多人正是为此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死去，还有另一些人经受了狱中的孤独，受到过牢狱的威胁。
事实上，我们只占据一片地方，在那里我们编排报纸，并在战斗中得以发行。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同样可以看到，抵抗运动的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值得所有人尊敬。但是，在大家仍沉浸在热情之中的时候，我不得不说，这些算不得什么，因为一切正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掌握了我们想要的进行这场深刻革命的手段。还需要我们真的去从事这场革命。总之一句话，目前在巴黎已出版了十来期解放了的报业的表现，还不太令人满意。
我希望，我在这篇文章和以后的文章中所要说的话，能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我是凭着战斗中结成的友谊在讲话，而并不特别针对什么人。可能提出的批评意见毫无例外地是说给整体报业的，在这点上我们是会相互理解的。人们会说这样做为时尚早：在对人们的意识进行测试之前，是否应给我们的报业留下进行筹划的足够的时间？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所处的地位使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报纸是在怎样难以置信的条件下印制出来的。但问题并不在那里。问题在从一开始可能确定而没有确定的主调上。相反，报业在已开始运作、将确定自己的最终形象的时候，才知道应该自查自省。报业将更加了解它愿成为怎样的报业，而它将会成为怎样的报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业呢？我们需要明确、有魄力和使用令人尊重的语言的报业。过去一些年，对那些撰写文章，知道文章可能会给自己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来说，很明显，他们写的每个字都字字千钧，他们对每个字都必须仔细斟酌。他们想要恢复的正是新闻工作者这种对公众所应有的高度责任感。
然而，在我们紧张、满腔怒火或狂热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报业却因迟钝而犯错误。这些天，由于身体过多地劳作，以至使精神丧失了警觉。在这里，我只将下面会详细谈及的情况概括?提一下：我们很多报纸又拾起了被认为是过时的言辞，不害怕滥用辞藻或具有宣战前后我们报业那种“轻佻女郎”言辞的特点。
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仅仅是把占领时期的报业又移接到今天。对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便利，我们重又拾起了甚至会破坏新闻业和国家道德的言辞和思想。要么不让这些可能成为现实，要么放弃我们的工作，对其不抱任何希望。
既然从今以后我们已争取并获得了发表言论的途径，那我们对自己和对国家必须负起完全的责任。最基本的，也即是本文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必须对我们所写的内容认真思考，逐渐理清自己的也是报纸的思路使之成形，仔细写作，永远不要脱离国家向我们提出的巨大要求：对一切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如果我们能做到使我们的声音成为富有活力的声音而不是仇恨的声音，是客观现实的声音而不是玩弄辞藻的声音，是人道的声音而不是平庸的声音，那么，很多事情将会得到拯救，而我们也将不会犯下大的过失。
批评的报业
（战斗报，1944.9.8）
我们也应当关照一下新闻业的思想状况。我们已经说过了，“法国的报业由新闻构成”之类的看法更正确。人们希望尽快看到消息，而不是消息的准确。人们并不能从这样的新闻业中获取真理。
对于让实质性的文章占据一点儿新闻所占的不多的位置，人们不能因此而感到不快。至少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今天提供给报纸的消息和报纸刊登的消息，不应缺少批判性的评论。这是整个报业向前发展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那些来源和意图不明的消息，记者可以通过对其确切的意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说明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消息。例如，他可以在编排时将那些内容相互矛盾的电讯进行对照及提出疑问。由于知道消息出自哪个通讯社或国外哪个办事处，他可以就某条消息可能的准确性向公众作出说明。为了精确地举例说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战前各通讯社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办事处中，只有四家或五家作出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社应当作出的那种真实报道的保证。作为记者，他比公众更知情，他十分了解消息的不可靠性，是他在向报社提供消息，却对其可靠性没有任何保证。
除了这一直接的批评之外，记者在文章中和在消息来源上，还应写出尽可能明确和详细的报告，将获取消息的办法告知公众。既然读者对佩蒂奥大夫的故事和首饰诈骗案感兴趣，也就没有直接的理由不让一家国际新闻社不对此感兴趣。这类报道的好处是可以保存其批评的含义，而不是去求助于其吸引人的便利。问题仅仅是需要知道，这一批评性的新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积极的。
对公众来说，记者还有另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就存在于对时事所作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评论之中。新闻在其所写的历史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势力面前，日复一日地将一个人或几个人共同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是有益的。但是，这是不可能在毫无顾忌、毫无距离感和没有某种相对观点的情况下做到的。当然，对真理的热爱不会阻止人们做出决定。而且，如果人们已经开始了解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试图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和读者双方之中缺了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会被人理解。不过，这和别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需要定下一个主调，否则一切将变得没有什么价值。
以今天的报业作为例子，可以肯定的是，盟军惊人的推进和国际新闻的迅速跟进，突然取代了人们对解放望眼欲穿的企盼的胜利，及最后和平的来临迫使有的报纸必须毫不迟疑地对国家的意愿和国家的含义作出解释。因此，各报在其文章中均对法兰西的问题作了大量评论。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必须字斟句酌讨论的主题。要是重新使用“祖国”这种曾使法国人愤怒的某个时代的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话，那就不会对作出考究的解释有任何帮助。但是人们会从考究的解释中获益良多。应该给予新的时期即使不是新的词汇，至少是词汇的新的寓意。这新的寓意，只有人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只有人们真挚的爱才会使其受到尊重。bbr>.?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会以微薄的力量在使这个国家能发出一种令世人倾听的声音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可以看到，我们重又开始要求，有分量的文章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并要求假消息和有疑问的消息不应被当做真实的消息报道出来。正是这一系列的做法，我把它们称之为批评的报业。再说一遍，报业必须有自己的主调，还必须为此而舍弃很多东西。的确，如果人们已开始思考报业的问题，这也许就足够了。
自我批评
（战斗报，1944.11.22）
让我们来作一点儿自我批评。这一每天面对眼前的事件，都必须对人的良知和诚实正直的考验做出回答的职业并非毫无危险。想做得最好，却评判得最差，而有时则仅仅是做得不那么好而已。总之，人们可以一贯地像法官、小学教员或道德课老师那样行事。从这一职业到自命不凡或到愚蠢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我们希望我们尚未迈出这一步。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总能避开这种危险，总能显出自信有远见的天赋，具有从不会犯错误的人的优势。然而，这算不得什么。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定期实行的某些规定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虽然对我们来说似乎直到现在这些规定在政治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奢望，当然，我们说出了某些思想的局限性或政治行动，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我们的某种审慎态度能对这种不足而有所补救。但是，时事对我们是苛求的，划分道德和道德主义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劳累和遗忘而越过这条界限。
怎样才能躲过这种危险？通过讽刺。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处于讽刺的时代。我们还处在愤怒的时代。我们仅仅知道，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们保留住相对的意识，那么一切就会有救。
当然，在麦茨城被攻占的第二天并了解了这一占领的代价之后，我们会不无义愤地读到一篇关于马来纳·迪特里希的部队开进麦茨的报道。而我们也有理由一直对此感到义愤。但是应当懂得，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时我们的报纸也一定要对此表示恼怒。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期间，一位明星的爱情故事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浴血奋战或一个在寻求真理的民族所作出的执著的努力更值得关注。
要做到这一切是困难的。正义是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炽热的情感。让我们得到包含着人道主义内容的正义，而不要把正义变为毁掉了众多人生命的那种可bbr>怕的、抽象的狂热。讽刺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而需要认真予以对待的也不只是我们。只有这个国家面临的难以言状的考验和巨大的冒险才应去体验去认真对待。这样的区分，会使我们每天所作的努力恰如其分并具有相对性的特点。
今天我们认为有必要讲出这些内容并同时将其告诉我们的读者，以便让他们知道，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写作之中，我们并没有忘记进行思考的责任，并没有忘记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有的那种顾忌。总而言之，在此刻进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缺少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了我们自己。
道德与政治
一
（战斗报，1944.9.8）
在昨天的《费加罗报》上，道默森先生对教皇的演说作了评论。这篇演说已经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评论至少值得人们十分明确地将欧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来。
“需要，”他写道，“将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圣的个人自由与因现代生活条件而变得不可避免的社会集体组织协调一致起来。”
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仅想建议道默森先生用更简洁的言辞来说出他说过的话：需要我们所有的人能将正义与自由协调一致起来。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法国，在那些对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么强调自由胜于正义、要么强调正义胜于自由的国家之中，应为在两者之间寻求更高级的平衡而作出努力。
不应当对此进行隐瞒，要做到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如果看看历史人们就会知道，这种协调一致在过去曾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对立那样。怎样才能使这种情况不继续下去呢？如果给每个人以自由，同样也得给银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这使不义又产生了。如果对所有人的正义，同时又需要个人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又怎能谈得上绝对的自由呢？
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为此提出了答案。那么，还是让在该教之外，且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怀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义基本上（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伟大的地方）是一种不公正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无罪之人作出牺牲并接受这种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而正义则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冲天的夜晚举行的起义所证实的那样，是不会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从天而降的。
应当放弃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努力吗？不，不应当放弃，而仅仅应当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巨大困难，并将这一点告诉那些善良的看法过于简单的人。
至于别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运抗争，本世纪最艰巨、最神奇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已变得最不正义的世界上建立正义和拯救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受奴役的灵魂并给它们以自由。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人类将会回到漫漫的长夜之中。但是，至少我们将会努力地去尝试。
最后，这种努力应是明智的有远见的努力，而这种敏锐的警觉性使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就会提醒我们要考虑到个人利益，每当个人的事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时就又会提醒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稳定不变是十分困难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认为，基督徒可以通过对邻人的友爱而做到这一点。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过单纯地对真理的追求同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忘掉他们自身并具有人类伟大的品格。
二
（战斗报，1944.10.7）
1944年3月26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战斗报》大会申明，《战斗报》运动将下列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反共论是独裁的开始。”我们认为重申这一看法是有益的并要加以补充。在我们需要就人们已看到的出现的误会与我们的共产党人同志进行解释的时候，对上述观点就更是不能作丝毫的改动。事实上我们认为，没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而我们今天愿意对我们的一个困难问题持一种理智而又人道的观点。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原则并非是未加思考的结论——是最近二十五年来的经验让我们作出了这种毫不含糊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共产党人。基督教的信徒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然而他们也同意了可以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而我们的立场和基督徒的立场一样，即意味着：尽管我们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哲学，也不同意其实际的道德观念，但我们也断然拒绝政治上的反共主义，因为我们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种坚定的立场不应使人产生任何误会。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只有我们使用笨拙的用语或隐晦的言辞才行。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这些误会并分析这些误会。对于本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人们会抱着足够的真诚和明确的态度。
因此，应当明确承认，可能出现的误会产生于方法的差异。我们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纲领，他们对正义的理想、对金钱和特权主宰一切的厌恶，所有这一切均与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那些同志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从十分规律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论证政治实在论的结论，并以此作为实现很多法国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显，正是在这点上，我们与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不同意政治实在论观点。我们的方法与其是不相同的。
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会明白，那些不像他们曾对某种理论十分坚信的人，在这四年期间却思考着很多问题。他们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在诚心诚意地做着这件事的。他们在废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纷乱的思想飘逝而去，多少纯洁的面孔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新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随着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个世界。
今天，他们仍然在以同样的诚意、毫无独断排他的态度寻求这新的真理。同样，人们也会明白，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对失败中最凄楚的失败进行过反思，也同样了解他们自身的弱点。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于混乱而犯错误，而今后只有在目光远大和更新变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正试图运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人们承认我们有权利诚心诚意地进行试验的那种方法。这一方法并不奢望去重塑一个国家的政治。它只想将一种十分有限的经验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过简单客观的批评手段，而将道德纳入到实施政治的过程之中。这就等于在同时说是和不是，等于以同样严肃的口吻和同样客观的态度说是和不是。
只要认真，并带着人们对任何诚心诚意事业所抱的善意阅读我们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常会用一只手更多地、似乎又将我们用另一只手收回的东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见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们的歧见，又看到我们多次重申要团结一致的言论，那么人们也就不难承认，我们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对人类无益的狂热让步，并一直在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讨回公道。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困难的方法的意义并不总是很明显的。报业并不是培养完美学生的学校。需要有一百期报纸才能明确一种见解。而对这一见解，只要人们用提出它时采用的同样客观的态度去审议，就能有助于明确其他的见解，也有可能我们错了，我们的方法是乌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们认为在未做任何尝试之前我们尚不能这么说。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实验，以一种尽可能的诚实态度所做的实验，因为我们关心的唯有诚实和正直。
我们仅仅希望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也能像我们努力思索他们的不同观点那样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至少已从中获益匪浅，每个人都能明确陈述我们的立场。至少对我们来说，能更清楚地看出我们事业存在的困难或机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们坚持使用这种语言与他们对话。而如果我们之间互不信任支吾其词，把我们引入连最优秀的法国人都认为无视生存崇尚孤独是比争论和不和还要好的政治环境之中，我们同样担心法国会被引向失败。
三
（战斗报，1944.10.12）
现在人们正在大谈秩序问题。这是因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们过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经历过什么秩序，倒是对其有一种思念之情，而如果我们同时不能肯定秩序应与真理同时存在的话，这种怀念可能会使我们做出许多冒失的举动来。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们提出的秩序的样板会有几分不信任，并感到有点儿棘手。
因为秩序还是一个晦涩的概念。有好几种不同的秩序。有仍在华沙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有隐藏着的混乱的秩序，以及对歌德来说十分宝贵的，却与正义针锋相对的秩序。还有那种心灵的、觉醒了的叫做爱的高级秩序，和那种人们否定自己并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们非常希望能从中分辨出好的秩序来。
很清楚，我们今天谈论的秩序是指社会秩序。但社会秩序仅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宁吗？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毕竟我们所有人的印象是，在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里，秩序恰恰是与起义最初的枪炮声一齐开始的。革命常常会带着杂乱无章的内容将秩序的原则带给人们。当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时，这一原则将统治下去。但当革命流产或者半途而废时，那么一种重要而又单调的无秩序状态就会建立起来并会延续多年。
秩序，至少意味着与政府一致吗？当然，秩序不能离开与政府一致这个前提。德国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种一致使德国有了真正的秩序。
也许单纯对个人行为进行的考察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什么时候人们会说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为此，此人必须会协调地生活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真实的感知相一致。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满怀豪情死去的起义者，事实上正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因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动都服从于他认为应当遵守的原则。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将一位享有特权，一生中每日都定时吃三餐，有稳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动静就缩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条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过是个胆小和节俭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国的秩序是谨小慎微心灵干涸的人的秩序，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出现最混乱的局面，因为大家都漠不关心，这种秩序很快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的事情。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平衡和协调一致就没有秩序。就社会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应当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使这种协调一致得以实现。这个原则对我们而言就是正义。没有正义就不会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
结论是，不应当为了强调秩序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做就把问题弄颠倒了。不能仅仅为了好好地统治而要求有秩序，而应为了实现唯一有价值的秩序必须好好地统治。不是秩序能使正义得到加强，而是只有正义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证。
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希望能有这样好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在一个和平，自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都有闲暇娱乐的时间；在没有痛苦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工作；艺术家在不会受到人间不幸折磨的情况下自由地创作；每个人都能以平静的心态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我们对这个充满暴力和噪音的世界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兴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的优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无希望的争斗之中。不过，既然已经开局了，我们认为就应该一直坚持到看到结局时为止。我们因此而认为应当建立一种我们并不喜欢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会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目标和给人们的希望画上句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如此坚决协助建立一种最终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时，还应知道，我们同样永远坚决反对那位假伟人那句著名的话，并声明我们将永远宁愿要无秩序而胜于不义。
四
（战斗报，1944.10.29）
新闻部长于前天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不过有一点需要我们探讨一下，因为一位部长对其国家操着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语言并强调人们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这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泰特让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国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协退让的机制。对敌人和对八面玲珑作风的每次让步都会引来下一次让步。第二次让步不比第一次让步更大，但两次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卑怯可耻的行为，而两次卑怯可耻的行为就会使人脸面丧尽。
这正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它涉及人类所有的良知。因为这是一个必须斩钉截铁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
法国过去在靠一种过时的智慧生活着，总是在告诉年轻的一代，生活就是这样，必须得学会让步，单靠热情是难以持久的，在一个狡诈的人总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须得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我们确曾是这种情况。而当我们这一代人突然惊异地面对不义的现实时，人们又劝说我们，这种情况很快会过去。就这样，八面玲珑和看破红尘的道德渐渐传播开来。人们对要求法国委曲求全的这种消极失望可怜巴巴的声音会产生什么结果，怎样评价也不为过。你只要对人谈最容易的事，即喜欢安宁就总会胜出。而热爱荣誉则对自己对别人都会有极高的要求——这当然会让人厌烦。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国人早就对此表示厌倦了。
但表示厌倦的并不是所有的人。人们惊奇地发现，很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并不是那些专职的爱国者。这首先是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是一种职业。爱国主义是一种热爱国家，不愿看到国家不义，不愿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说说而已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因为，爱国主义并不总是以使人们奋起投入到一场奇怪的斗争中去，还需要有内心厌恶任何妥协的这种微妙的感觉，那种有产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话，需要有说不的勇气。
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惨之处，就是要作的选择已变得十分简单，那就是对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不推卸，而妥协退让的道德最后要受到惩罚。如果狡诈的人总是有理，那就必须允许人们犯错误。而如果耻辱、欺诈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饭，那就无异于去接受死亡。
我们今天在全法国和各个级别上所应建立的正是这样一个不妥协的、有尊严的政权。必须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弃和每次忍让都无异于敌人刺向我们的刀枪。在经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验之后，精疲力竭的法国已看清了这场悲剧的严重性，她再也没有感到厌倦的权利了。这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首要条件，国家的希望就在于，这些过去敢于说不的人，明天会以同样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的精神说是，他们最终也会懂得要积极发扬荣誉感的美德就像他们过去为了荣誉而敢于说不那样。
五
（战斗报，1944.11.4）
两天前，让·盖埃诺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对所有关注人类前途的人颇有启发，使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谈到了纯洁问题：此专题是颇具难度的。
的确是，假如那位年轻的记者不在一篇聪明但却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纯洁性对他进行了指责，担心他将道德的纯洁与知识分子的冷漠搅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会谈论这个问题了。让·盖埃诺十分正确地作了回答，为在行动中维持纯洁性作了辩护。而当然，这使现实主义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
我们大家对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对方法的看法则不同。请不要怀疑，我们大家对难以实现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种无私的热情。但只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为了得到这种幸福，人们可以借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我们属于后者。我们知道为达目的会怎样迅速地采用各种方法，我们并不是什么正义都接受的。这可能会引来现实主义者的讥讽，让·盖埃诺刚刚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他是有道理的，我们确信他表面的疯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事实上是在拯救人的灵魂。不是置身人间之外，而是要通过历史本身去达到目的。重要的是应通过无愧于历史的方法来提高人的尊严。人们需要对类似事业的困难和矛盾进行一番衡量。
我们知道，事实上要拯救人的灵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说这并不是停止进行这种试验的一个理由，而我们更要说在还未曾好好做过一次、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应当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已有了机会。这个国家贫穷，而我们也和国家一样的贫穷。欧洲贫困不堪，它的贫困也是我们的贫困。没有财富，也没有物质遗产，这反倒可能将我们置身一种自由的境界，使我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叫做真理的狂热的追求之中去。
就这样，我们已曾讲过我们的信念：最后一次机会已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的确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欺诈、暴力和人类盲目的牺牲，这些方法已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考验。而考验的结果则是痛苦的。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尝试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诚实坦率而又简便的中间道路和坚持不懈地维护人的尊严。我们认为，理想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最终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愿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恶的人一样的执著一样的不知疲倦，那么善的力量就一定会胜利——也许只是很短的时间，但毕竟会有一段时间，而这个胜利将具有无穷的含义。
为什么我们最后又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更紧迫的实际问题？不过，我们从未退缩过不去谈论那些实际问题，证据是，每当我们谈论那些实际问题时，总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确实应该回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更为紧迫的问题。是的，为什么要回过头来辩论这个问题呢？为了有一天在一个已变得现实而又明智的世界上，当人类重又回到疯狂和黑暗时，那些像盖埃诺的人还会想起他们并不孤立，他们那时会知道，不管人们怎么想，纯洁将永远不会是一片荒漠。
六
（战斗报，1944.11.24）
人们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在大部分政治舆论中逐渐成形并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仅在昨天才指出了这一点。因为，所有这一切均不属于原来就有的事物。那些对此抱有恶感的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们，还有许多法国人和他们一起为了达此目的，已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不过首先，政治理论并不绝对是新的理论。政治（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行动）只是要做事而已。人类的事情就其详情来说很复杂，但就其原则来说则很简单。
没有精妙的哲学照样能很好地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这些单纯的东西，即远见卓识、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精神。有了这些条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去创新，就是在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话，很快在明天，我们社会的各种事情就应走上正轨，秩序井然。
其次，理论并不因其新颖而有效，而只有通过理论使人们产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论的人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会使之发挥作用。很难知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党人是否具有某种深刻含义的理论。而今天，这一理论对很多人来说却像是某种灼伤而令人痛苦。因为这种理论只是让人们渴求正义的焦急心情和对正义的火热追求变得明显起来。
最后，也许凭借着一种弱化了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人们会相信，到达那里的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对某种形式的这一理论，我们可能会比对专制政治更感到厌恶。这是那种建立在乐观主义之上的理论，它假借热爱人类却不去服务于人类，假借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提工资问题，假借世界和平却回避作必要的牺牲问题。这种社会主义是特别以别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未能使宣传它的人信服。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惧怕一切，并惧怕革命。
我们了解这一点。确实，如果仅仅要回到那种社会主义理论可能并不算什么事情，但还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决心付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还拒绝谎言和怯懦。这种社会主义对关于进步的问题不感兴趣，却坚信人的命运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绝对的、永远正确的理论，而只相信人的命运的坚持不懈、充满艰险曲折的进步。对它来说，正义不亚于一场革命。而如果实现正义对这种社会主义来说比对其他的社会主义更困难，那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重视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牺牲。如果了解这种心态是否能在实际中得到反映，这将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澄清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很明显，第三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未能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要求。这种社会主义现在有了进行改革的机会。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们还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法国人，不要触及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传统的社会主义要自我改造，它不会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仅向已逐渐熟悉这一新理论的新型的人们发出呼吁的。它将从事这项事业，相信这一理论，并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没有所有人的承诺和忠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领悟的道理，也正是这点才具有新意。
七
（战斗报，1944.12.26）
教皇刚刚发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开站在了民主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对此表示祝贺。不过我们认为，对这封颇具某种色彩的信函也应进行一番颇具色彩的评论。我们不能肯定这篇评论是否能代表我们《战斗报》所有同仁的意见，因为我们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
既然天赐良机，我们就要说，我们虽然对信函表示满意，但却不无遗憾。很多年前，我们就期待本时代最高的宗教界权威，能以明确的语言谴责独裁统治。我说话用的是明确的语言。因为这种谴责会导致教皇发出若干通谕，然后只需解释清楚这些通谕。然而，谴责用的是惯常的语言，这是一种对广大群众来说永远不明确的语言。
而正是这大多数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能听到一种声音，一种像今天一样明确说出恶来自何处的声音。我们内心深处是希望，这种声音早应在恶战胜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压制的时候就发出来。尽管在今天正当独裁思想在世界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势时，我们才听到了这种声音，我们仍明确认为，应当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并不仅希望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还希望能表示信赖和赞赏。我们希望，在物质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这封谴责佛朗哥的信函，我们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发出了，以使乔治·贝尔纳诺无话可说，也无须诅咒。这一指示天主教徒们应采取什么立场的声音，是唯一在磨难和呼喊之中发出的声音，是唯一能平静勇敢地反对耀武扬威的装甲部队的声音。
让我们明确说吧，我们早就希望教皇能在这些耻辱的年代中立场分明，谴责一切应该谴责的事情。很难想象，教廷不做此事，却让默默无闻，没有它那样威望的人来做这件事，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对前途已丧失了希望。因为教廷不曾必须考虑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问题。即使在受奴役时，教廷也没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还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种我们今天根本不想承认的力量。
至少现在有了这封信函。而现在，那些在共同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曾站在善的一边。民主的优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认。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因为这种民主是指广义的民主。而教皇说民主可以同时包括共和国和君主国。这种民主不相信大众，教皇庇护十二世巧妙地将民主与人民区别开来。这种民主还承认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过博爱的思想来减少这种不平等。
在本文中所确认的民主，阴差阳错地99ｌib?带有某种激进社会主义的色彩，这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此外，既然教皇已表达了他对建立一种温和制度的愿望，那么这已经是把话说到底了。
当然，我们懂得这种愿望。稳妥的思想应有助于提高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甚至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但是，过多的细微差别，过多的谨小慎微，则会使温和稳妥成了最令人厌恶的放肆下流的同义词，即心灵的堕落。正是这种温和稳妥才会接受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并让不义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温和的建议是一把双刃剑。今天，它很可能会服务于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这些人却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会给那些温文尔雅的人留下位置的。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有着滚烫心肠的人，只有他们才会给温和派们设置应有的位置。不，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徒们都不属于温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应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势力混同在一起。
这些，至少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荣誉感的人们，都应当服务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永远不会是多余的人。这是我们有保留意见的唯一理由。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竟敢批评本世纪宗教界的最高权威呢？什么人也不是，我们仅仅是思想的捍卫者，但我们感到必须对那些承担着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极高的要求。
八
（战斗报，1945.1.11）>
莫里亚克先生刚刚在《蔑视仁慈》上发表了一篇我认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们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上采用了我不愿坚持，且至少我现在也不会采用的语气。假如形势不迫使我远离这些我们中的最优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谈论，却对重要的问题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日常讨论的话，我是不会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认为这种甚至涉及我们生命的讨论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时，我也不会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个人已成了议论的对象，那么为了结束这种讨论，我愿以个人的名义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并最后尝试一次，对我过去想说的话作一些澄清。
每当涉及清洗问题时，我都谈到了正义，而莫里亚克先生却会谈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义的时候却好像是在为仇恨辩护似的。人们确实会认为，听莫里亚克先生讲话，我们在处理日常事物时，非得在两方面作出选择不可，要么爱基督，要么就仇恨人类。而我们则回答：不！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既不接受来自某一方面发出的憎恨的吼声，也不接受来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恳求。我们只在这二者之间寻求能给我们指明毫无耻辱的正确真理的声音。为此我们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而仅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热情和心灵的机智，没有这种目光，无论是莫里亚克先生还是我们都不可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说，仁慈在这儿毫无用处。在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亚克先生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他所反驳的文章。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不过，我希望，当我们谈论这类问题时还是不要掺进诙谐的调子为好。因为，假如他以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竟会笑得出来，那就表明他根本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当我说仁慈只不过是给渴望正义的二十个国家的人民一钱不值的安慰时，我请我的反驳者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微笑着讲这句话的。
在我对莫里亚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时，我也有权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为此，对他慷慨给予我的仁慈无须抱轻视的态度。相反，对我来说，大家各自的立场都是清楚的。莫里亚克先生并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过，我不希望有人在谎言之上还要做文章，而正是在这方面我期待着他能对我表明态度。总之，我期待着他能公开说出今天正义是必要的这句?话。
事实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是一种责任，他不会承担。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亚克先生，打算马上要写出两个尚未说过的字：宽恕。我只想对他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有两条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这两条道路一条是仇恨之路，一条是宽恕之路。两条道路依我看都是灾难性的。我对仇恨毫无兴趣。头脑中只装着敌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讨厌的事，而我们，我的同事们和我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忍受这种思想。但宽恕，我也不认为这会好多少，今天，这倒更像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不管怎样，我认为宽恕不属于我们。如果说我对判刑感到厌恶，那只关我的事。如果韦兰的父母、莱诺的妻子对我说我能，我将会和莫里亚克先生一起公开表示宽恕——但在这之前不能，在这之前永远不能——为了不至于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热爱和尊敬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即使人高尚的东西：忠诚。
这话可能不那么顺耳。我只希望莫里亚克先生会感觉到，这话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说出来。我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过，贝罗罪不当死，但我承认我缺乏想象力，不知道镣铐是什么样子，而据莫里亚克先生说，因叛变而被判刑的人脚踝上都戴着镣铐。但我们却应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到，在四年期间曾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被那些人们想把他们当成烈士的记者每天指认出来去受各种酷刑。作为一个人，我也许会欣赏莫里亚克知道爱叛徒的做法，但作为公民，我会对此表示痛惜，因为这种爱恰恰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充满叛徒和庸人的国家，会把我们带入一个要不得的社会之中去。
最后，莫里亚克先生又把基督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当严肃的口吻对他说：我相信我对基督教的伟大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但我们是这个受尽迫害的人群中间的这样一些人，我们觉得，即使基督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死了，但他对我们来说却并没有死去。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并没有对人表示绝望。虽无不切实际想拯救人的雄心壮志，但我们至少一直在服务于人。虽然我们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们却不能轻易地不相信人。在这点上，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对莫里亚克先生说，我们将不会气馁，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也不会接受剥夺人们对正义要求的上帝的仁慈。
九
（战斗报，1945.6.27）
埃里奥先生刚刚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所谓不恰当是指这种言论发表得不是时候。埃里奥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讲话，而谈论的又是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问题。即使他说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责国家不道德和宣称现今时代不能教训战前时代的人。
他的谴责之所以不正确，首先是因为这种指责过于泛泛而谈了。诚然，每当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法国人总喜欢把宝押在最坏的情况之上。而如果换了那些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顽强战斗并经受过很多痛苦的人，他们对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又有思想而应持谦虚态度的精英就不会有同样的宽容。
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人们可以去泛泛地进行指责，特别是指责整个国家。埃里奥先生应当知道，本时代并不想给上个时代上道德课。但经历了可怕的动乱，它有权彻头彻尾地抛弃曾把它引入灾难的那种道德。可能并不是埃里奥先生及其激进的同事们的政治理念把我们引向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这种没有义务也没有惩罚的道德，他们赏赐给我们的店主、烟草商和议会宴席上政客们的法兰西，比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对腐蚀我们的灵魂、瓦解我们的斗志所起的恶劣作用更为甚之。总之，这样的道德使埃里奥先生根本无权去指责1945年的法国人。
人民正在寻求一种道德，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现在尚处在一个临时时期。不过，人民表现出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权要求曾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们不应以轻蔑的言辞谈论他们。我们很清楚埃里奥先生看到人们抛弃战前那种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气恼。不过，他必须顺应潮流。法国人对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厌倦，他们现在知道，一场遍及全国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会带来不幸和痛苦。大众会脱离那些假精英，这不会令人惊奇，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辈。
不论埃里奥先生多么聪明、富有经验，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已不希望他教导我们什么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用的话，那是因为考虑到他和他的党的情况，并看到为了法国能获得新生还将要冒惊人的风险，我们必须得说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评论尺度，而法国的革新除了不愠不火的心情之外还要求有更多的东西。
埃里奥身边的人有可能宁愿要黑市上的两小时，也不愿为正常的工作干一个星期。而我们会向他保证，有几百万法国人正在工作并保持着沉默。你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才能对整个国家发表评论。因此，我们认为比起政治改革，法国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是同样愚蠢的。
法国两种改革都需要，这样才不至于使整个国家，受累于几个无耻之徒获得的丑恶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对道德的要求。但要是这些要求会服务于改变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和机构改革，这将会是一场骗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须制定好的法律。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防止让道德教师重新上台掌权，他们曾竭尽全力使议员们和政府发表的言辞在很长时间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
十
（战斗报，1945.8.8）
世界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这是自昨天开始已家喻户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广播、报纸和通讯社都参与了这个大合唱，报道了原子弹爆炸的新闻。通过大量热情的评论，实际上我们已知道，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不论怎样都会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弹彻底夷为平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各报用了大量华丽的辞藻，就原子弹的未来、历史、发明者、价值、和平使命及对战争的影响、政治后果及其独特的性能作了连篇累牍的评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机械文明刚刚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在一个不那么长远的未来，人们必须在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之间进行抉择。
在此期间，有人还胆敢认为，如此欢庆服务于人们许多世纪、一直从事的最可怕的毁灭活动的这种发明并不那么恰当。在一个充满暴力、无力进行任何控制、对正义和人类幸福漠不关心的世界上，让科学服务于有组织的屠杀，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义者之外，任何人都将不会对此表示震惊。
对这些发明应当据实进行记录、评论并告知世界，以使人们能对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而若将这些可怕的发明创造罩上美丽的或诙谐的文学语言，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在一个备受折磨的世界上，人们已感到难以自由地呼吸了。现在，一种新的苦恼又降临到人们头上，这很可能将是人们所感受的最后的苦恼了。这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机遇了。总之，这也许就是出此特刊的借口，而本来这应是更能引起人们思索并使人们更会保持沉默的一个问题。
其次，对各报向我们推荐的这种幻想小说，我们还有对此持其他保留态度的理由。当人们听到路透社的外交编辑声称这种发明已使过去的条约失效，甚至连波茨坦的决议均已过时，并认为俄国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无关紧要时，人们不得不对这一宣扬科学发明、慷慨奉献的美丽大合唱的明显意图提出疑问。
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毁之后，由于此事所产生的威慑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将为此而庆幸。但对这一如此重要的新闻，我们除了继续坚定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国际社会辩护之外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大国没有高出小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利，而因人类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后祸害的战争，将再也不会由某个国家的野心或理论来决定了。
在人类可怕的前景面前，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再是一种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须使政府与人民协调一致的命令，一种最终必须在地狱和理智之间作出抉择的命令。
十一
（战斗报，1945.8.30）
人们将谅解我们今天以尽人皆知的事作为开场白：可以肯定，今后法国的肃奸运动不仅会失败，而且会威信扫地。清洗这个词已相当难以启口了。事情已变得令人厌恶。若不这样，只有一种可能，即必须不带复仇心理和不抱轻率的态度去认真处理此事。必须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嚣声、另一方面是昧着良心的辩护声之中，要找到一条伸张正义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总之，这将是彻底的藏书网失败。
还有，政治也以极其轻率的态度介入其中。那么多人在呼喊着死刑，就好像判处苦役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刑罚。而相反，当告密和耻辱使几年来牢狱遍地时，又有多少人曾狂吼着要恐怖。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今天也许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应做的事，以使那些过于不义之事，不至于更多毒化这让法国人已经感到有些呼吸困难的空气。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件这种不公正的事。同样一个法庭，判处了阿尔贝蒂尼——法国志愿军团的征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罚，判处了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去服八年苦役，因为他在战争期间主持了《作品》这一文学专栏。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公正，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并不赞成勒内·热兰。完全的和平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只要时候一到，它就会不攻自破。我们同样也不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关于文学专题所发表的观点。
但是，必须尊重应有的判决尺度，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判决。你不能对文学评论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决，即使对占领时期的报刊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热兰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改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至少是一个人某种观念的归宿，只能受到尊重。一个社会，如果因其缺乏明确的思想标准而无法惩处真正的罪犯，却把一个偶然与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义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监狱，那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番评判。而一个正希望和正要复兴的社会，对这种明确的思想标准连起码的关心都没有，这难道可以允许吗？
热兰没有告发任何人，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敌人的活动。如果认为他与《作品》的合作应受到处罚，那么应该做出处罚，但应当列入轻罪去处理。惩处过度会于事无补。这样的处罚只能令人怀疑，这不是国家的审判，而是某个阶级进行的审判。这样的处罚侮辱了一个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样的处罚使政治毫无信誉，对所有的人都有害。
总之，这一审判应当予以修正。这不仅为了避免使一个人因其错误而将受到过度的处罚，还为了使正义能得到维持并使之至少可以使人们能对之肃然起敬。尽管勒内·热兰曾是与我们对立阵营中的一员，但我们似乎感到，在这一点上，所有抵抗运动方面的舆论都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为的是果断地拯救一切还能拯救的东西。
肉体
一
（战斗报，1944.10.28）
昨天要我们谈论勒内·莱诺是很困难的。那些在报纸的一角刊登的公告说，一位叫上述名字的抵抗运动的记者已被德国人枪杀了。这条消息将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而这对我们却是一条十分可怕和残酷的消息。然而，我们必须讲讲他的事迹。我们必须要谈谈他，这是为了使对抵抗运动的记忆如不能被一个健忘的国家保留下来的话，那么至少会保留在那些关心人的品格的人>?心中。
他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抵抗组织。所有构成他精神生活的因素，基督教和遵守承诺使他很快在这场地下斗争中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战斗的名字，很符合他那纯洁的心灵：对于《战斗报》他所有的战友们来说，他叫克莱尔（法语有明亮、光明的意思——译者注）。
除了腼腆之外，他唯一还保留着的个人爱好是诗歌。他写过一些诗，而我们中只有两三人知道此事。他们也有他那样的品格，即光明磊落。不过由于每天都在战斗，他放弃了写作，仅仅购买各种诗集，准备战后阅读。除此之外，他也和我们一样相信，以某种笔调加上顽强、正直的品格就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使我们的国家彻底改变面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位置一直是空着的，而对他一直怀着深厚的友爱之情的我们，一直不相信他已死去的消息。今天，这一切已不可能了。
我们需要的这种笔调，他已不再能坚持下去了。抵抗运动荒谬的悲剧全部体现在这可怕的灾难之中。因为，那些像莱诺一样投身抵抗运动的人深信，任何人如果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都不可能有发言权。不幸的是，对于不着军装的战争而言，人们并不简单地按照战争那可怕的规律行事。在战场上，子弹并不长眼睛，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在这四年期间，最优秀的分子常会牺牲倒下，他们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却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总之，这位我们所爱的人已不再会说话了。然而，法兰西却需要听到他的声音。这个像所有人一样有着一颗骄傲的心、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己的信仰和名誉缄默不语的人，本应说出他要说的话。但现在他却永远地沉默了。而另一些并非问心无愧的人们却在谈论着他那已与自身融为一体的荣誉，就像某些人一样，他们虽不忠实，却在以他们所选择的上帝的名义讲话。
现在已有可能批评参加抵抗运动的人们，指明他们的缺点，并指责他们。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已经牺牲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说我们还活着，那说明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莱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今天他回归了这块对我们来说前途仍不明朗，而对他来说却是转瞬即逝的土地，又离开了他为之献出一切的事业，我们至少希望，为了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慰，在我们也参与其中的这场人类可怜的冒险事业上，不应当让人们再听到那些充满苦涩和造谣中伤的言论。
谁也用不着害怕什么，我们不会利用他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什么人。他默默无闻地加入到战争的行列，又默默无闻地离去。我们会按照他的意愿，为他留下我们心灵的静默、对他永恒的怀念和那份因他的离去而产生的无限的忧愁。我们一直在努力摆脱痛苦的影响，他会原谅我们再一次提起了这一点并已开始使我们感到，也许这样一个人死去的代价，对那些在行动和作品中已忘却了四年来某些法国人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人来说是过于昂贵了。
二
（战斗报，1944.12.22）
法兰西经历过很多悲剧，而今天这些悲剧已经收场。她还将经历许多悲剧，而那些悲剧还尚未开始。但有一种悲剧五年来一直使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在遭受着痛苦，这就是分离的悲剧。远离家乡，天各一方，恋人们只有远隔着欧洲的平原和山脉进行着默默的对话，或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对方，在进行着毫无结果的独白，这是时代悲惨的景象。五年了，在他们干涸的心中，他们一直在绝望地与时间进行着抗争，与担心对方变老及白白地丧失了几年爱情和幸福时光的念头进行着抗争。是的，这个时代是分离的时代。在遭受苦难的时期，人们不敢再提“幸福”这个字眼儿。而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又在追寻着幸福，过去的几年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个暂时的休眠期而已。从今以后，重又燃起获得幸福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了。
谁会因此而责备他们呢？谁会说他们不对呢？如果不能得到幸福，正义又有何用，贫困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这些曾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的法国人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投入，不是出于对征服的兴趣，而恰恰是为了保卫某种追求幸福的思想。只是，幸福是相当难得、相当纯洁之物，看来值得我们为它去经受那么多年的苦难。因此，我们应当记住什么是幸福，并记住那些失去了幸福的人。这会使我们忘掉斗争的残酷性，却不会使法国的苦难和其分离的孩子们的悲剧得到丝毫的减轻。
现在尚不是说出下面这些话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我们来说，分离常常是很正常的，而团聚则是个例外，幸福呢，仅是正在延续中的一个偶然。人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希望的词句。的确，我们这代人从未想过的一件事，就是类似绝望这样的事。但这可能倒使我们更有了谈论最迫切的希望的思想准备，即人们在贫困的世界中所追寻的、似是胜利的这种东西。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永远的分离，因为它会葬送掉一切。而其余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勇敢和爱情所不能解决的。坚持了五年的勇敢、五年的爱情，这是对法国男人和女人们的非人道的考验，这一考验成了他们经受的深重苦难的写照。
这正是人们想在“纪念失踪者周”中要纪念的东西。一周时间，算不上什么大事情。因为巧妙地救济不幸比一直做好事要容易。当我们救济不幸时，我们没有多少办法，我们会拿出钱来。我只希望人人都能慷慨解囊，多出钱。既然我们对解除痛苦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我们为了解除贫困做些事情吧。这样，痛苦将会减轻，所有那些不幸的人除了痛苦之外将会有了些闲暇。对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种奢侈，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享受闲暇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
不过，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已尽到了义务，不要以为只要给了钱自己的良知就可以安宁了，义务是永无止境的。那些已躺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个由无数人组成的神秘和友爱的群体，他们会以我们曾熟悉的面孔站在我们面前，但他们都已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们很清楚，在他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爱，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持。没有人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的祖国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今天正躺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至少让这个星期，“我们的”星期使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年代。让这个星期提醒我们，不要用一般的爱去爱他们，我们应当纪念他们，想着他们，这是使我们能无愧于他们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让这个星期、每当我们将要面对他们的那个困难而又神奇的时刻，会使我们忘掉我们说过的那些最无用的话，并在他们面前保持静默。
三
（战斗报，1945.1.2）
我们读了昨天发表在《大众报》上一位战士的来信，对此我们表示尊敬和赞许。该信的严厉内容是合理的，信中提出的指责也大都论据充足。至于信中表示的不安和苦恼，我们早已给予过相当的注意，我们也曾多次提出过，我们全国都应当按照战争的规则行事，以使我们不会再看到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却不赞成我们这位同志对后方青年所进行的指责：“像木偶一样枯瘦如柴，可笑却在大声地嘲笑着远远比他们强的、像维克多·雨果这样的人和勇敢之类的品德。”不是不能反驳这种观点，而是他实际上并无道理，他只是指出了我们中一部分可以理解的精神状态而已。但也许应该想一下那些读到这封信的法国年轻人，他们可能会不相信自己，想到原来这就是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并会因自己让兄长们留下了如此可笑的形象而感到痛苦和失望。
因为这一指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它的缺点是过于泛泛而谈，反映了那些备受痛苦的人合理的意见。任何苦难都会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持有某种看法。失望会使人们将一些现象看成是普遍的现象，而当人们仔细关注一些不幸之人的情况时就会谈起所有青年的问题。我们这里并不想为所谈及的那些不幸的人辩护，但我们认为却可能为这些青年作证，他们多年来曾被那些与纳粹合作的人咒骂，而在我们需要青年人的时候却要指责他们则是不正确的。
法国青年们的任务曾是不容易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战斗。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起义那天，在街垒上曾有过像成年人一样多的孩子们的面孔。另一些人曾失去了参加斗争的机会，或者是他们曾不够机智。今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未来的希望。两代人给这代青年留下的是对思想理念的不信任和纯洁的词句。现在众多的任务摆到了他们面前，而却没有教给他们任何办法。他们无事可做，而世界上的任何事都令他们惊讶。谁能说他们应受到谴责呢？我最近看到很多青年在同一个大厅里聚会。我在那里看到的唯有他们那种认真和聚精会神的样子。确实，这是一代专心致志的年轻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期待，而对他们这种沉默的要求远没有人给过他们答案。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整个国家和国家的政府，才应对他们孤立无援和消极的状态负责。
轻蔑的语言对他们毫无帮助。只有伸出友爱的手和用强有力的语言才会使他们得到帮助。这个很长时期以来深受年老体衰之苦的国家不能没有年轻人。但青年需要得到人们的信任，人们应以伟大的精神引导他们，而不应把他们引入那种失望和厌恶的环境之中。法兰西经历过那种绝望的勇敢时期。也许正是这种毫无前途、毫无亲情的勇敢，最后拯救了这个国家。但是，这种彻底扭曲了的灵魂所迸发出的力量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法国人肯定并不需要幻想。他们对于幻象已经是过于敏感了。但法国不能仅生活在不信任和逃避之中。总之，法国的青年需要人们给予他们肯定的回答，这样，他们才会对自己有明确的信心。
要把那些参加战斗的人和只在一旁期盼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总是很困难的。只有共同的思想远不够，还需要有共同的经历。而假如永远不能将经受过不同痛苦的人们融合到共同的思想中，那让我们至少也不去做任何使他们相互对立的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让我们不要在青年们苦恼的时候还要指责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感到指责不公正的话，这将会激怒他们；而如果他们认为指责可以接受，这又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在痛苦面前，有时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将痛苦留给我们自己。
不，事实上，这代青年人并没有讽刺胜过他们的人或事。我们所认识的青年人，至少除了吹牛大话之外从没有嘲笑过什么，而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我们看见他们在斗争中或在勇敢的场面面前总是保持着沉默。这正是他们品质的标志和他们苛求的灵魂的体现，他们只求自己能有用，而他们对人们把他们置于孤立无援的状况是不应负有责任的。
四
（战斗报，1945.5.17）
中午，我们的食物是仅有的一碗汤，而晚上则是些许咖啡和三百克面包……我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每天，都有犹太人死去。人一死，就会被堆放到屋子的角落里，而死人一旦够数就会被埋掉……就这样，每天每时，在阳光的作用下，在犹太人居住的营房内和我们营房的周围，都散发着一股恶臭的味道。
这个充满死人恶臭味的集中营就是达豪集中营。对此我们早已知道，而人们对这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现在已开始有点厌倦了。爱挑剔的人们感到这种事单调乏味，而我们对还在谈这种事也会颇有微词。不过，当法国知道了这是在美国军队解放了他们八天之后，达豪几千名政治犯中的一人发出的呼喊时，却产生了新的同情心。因为这些人一边在等待着被遣返回国的行动，一边仍留在集中营内。在令他们已变得绝望的地方，他们今天仍在受着极度痛苦的煎熬，因为这次更动摇了他们的信心。
我们引用的文字，出自一位被囚禁的人给他家人的信的内容。我们将此段文字摘录下来以备所有的人参考。过去的很多消息都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被流放的同志的状况就是那个样子，但我们曾仍然坚持到，在得到更确切的消息之后再谈论此事。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这么做了。最先从那里传来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是一种耻辱，应当立即制止。
当德国的乡村到处都是食品和用品的时候，当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像以往一样进餐的时候，而那些政治囚犯却还在饿肚子，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当那些“荣誉囚犯”立即，而且是乘着飞机被遣送回国时，我们的同志们却仍在绝望地凝视着他们几年来一直在凝视着的那同一片天空，这真是莫大的耻辱！这些人并无什么大的要求。他们并不想受到优待。他们既不要求得到颁发的奖章，也不要求会听到欢迎的演说。他们只要求能回到家乡。他们会对此感到厌倦。为了解放，他们宁愿忍受痛苦，但他们今天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忍受解放的痛苦。是的，他们对此会感到厌倦，因为人们会让他们错过所有的机会，包括感受胜利的机会，这一点是对精神的力量不感兴趣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而这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
人们应该懂得，对法国和整个世界来说，这些人的一根头发也比那被摄影机围得水泄不通微笑着的二十来位政治家更重要。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荣誉的捍卫者和勇敢的见证人。因此，应当使人们知道，当我们知道他们仍在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时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而要使他们失望就更是无法忍受了。
在这封每一行字都令我们读者感到义愤的信中，我们的同志对胜利那天的达豪作了这样的描述：“没有一声欢呼，”他写道，“也没有人游行，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变化。”当这些人本可以等着胜利从海洋的彼岸来到他们眼前，而他们为了最希望的这一天的到来却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时，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却仍会在死人堆中、臭气熏天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们，他们的豪情仍然被关在铁丝网内，面对着一个他们即使有最阴暗的想法，也想象不出已愚蠢和糊涂到何种程度的世界。
我们将就此止笔。但是，如果这呼声没有被听见，如果盟军的机构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我们将再次发出呼吁，我们将会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手段向全世界呼喊，并告知所有国家，那些胜利的民主国家为那些曾可能会被屠杀的证人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以使这些国家所捍卫的原则至bbr>９9lｉｂ?少在表面上还能得到落实。
五
（战斗报，1945.5.19）
前天，我们已就集中营犯人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抗议，他们至今仍一直待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们《法兰西晚报》的同事，昨天试图就我们的抗议作一番政治解释，对此我们表示断然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尝试不仅是幼稚的，.其谈论这样一个极严重问题的口气也是很坏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要保护什么人。我们只想看到一件事情：拯救我们法国人中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在这个紧迫的问题上，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全国的注意力都应关注尽快解决此事。
总之，这不是要起诉的时候，因为诉讼可能会过于笼统。是应该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是对懒惰的思想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敲响警钟的时候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应当行动起来，迅速行动起来。只要我们的声音能产生一定的反响，我们将继续传播下去，直到让每个人都听到。
美国人今天答应我们，每天将使用飞机空运五千名集中营的囚犯回国。这一承诺是在我们发出了呼吁后作出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和满意。但尚有涉及四十来个集中营的问题。达豪和阿拉克集中营有十分之一的人已死于伤寒病。到5月6日，每天都有一百二十人死去。在那里囚犯中的医生们要求进行隔离，不是把病人隔离在已经人满为患、每寸土地都感染了病菌的营内，而是隔离到一个党卫军的营地中，那个营地仅位于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不仅干净而且舒适。至今这一要求尚未得到允许，这件事应当立即就办妥。
当此事解决之后，应当制定责任制度，将责任制度建立起来。不过，还必须提醒那些消极怠工者，所有的消极怠工者。应当告诉他们，我们被囚禁的同志不能正常地与家人通信联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像在最不幸的日子里那样远离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所不能答应的。应当告诉他们，比如，不应当再向这些破烂不堪的机构运送罐头食品了，而应当向那里供应有益健康的食品，这需要一系列的运输设备，因为这样才能使一些宝贵的生命得到挽救。
不管怎样，我们还要继续抗议下去，直到令我们完全满意时为止。要是我们的前一篇文章已唤起了人们的同情，那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还是不要用文章来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为好。在达豪，有些场面已足以使人感动了。不过，现在并不是表示歉意的时候，而是应当投入行动的时候。总而言之，把话说清楚，我们并非特别怨恨美国人。应当知道，为了美国的友谊，我们会尽力去做应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提出了一般性的指责，那些对此应当负责的人应当认识到这一指责并且道歉，以便改正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国家和国民经常会看不见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财富之所在。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论是哪国政府，均表现出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何处才能找到本国的精英。精英们仍生活在这散发着臭味的集中营内，与英雄队伍中的一些生还者，正在同各国政府的冷漠和轻率的态度作着斗争。法兰西在自愿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战斗中，失去了特别多的最优秀的儿子。她每天都应当关注这一损失。今天在达豪死去的每个人，都是法国的损失和不幸。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不会不珍惜这些人的生命，不会不尽力保护他们，不会去考虑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事，直到他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那一天。
悲观主义和专制
悲观主义和勇气
（战斗报，1945.9）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些谈论某些作品的文章，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属悲观主义的作品，并想由此而证明，是这些作品直接导致我们受到了可耻的奴役。这种推理是不够认真的，悲观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失望的哲学，那些不相信会有一个好的世界的人因此会专心服务于专制制度。这些文章中最佳，因而也是最有效的一篇是乔治·亚当先生在《法国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在最近某一期《黎明报》上，乔治·拉博先生又在“纳粹主义没有死亡吗？”这一无法 8ba9." >让人接受的题目下重新提出了这样的指责。
我看对这场争论只有一种回答的方法，那就是公开回答。尽管问题与我无关，而是涉及马尔罗、萨特和其他几个比我更重要的人物，但我若是不以自己的名字谈论这一问题则只能表明我是虚伪的。不过，我并不想强调辩论的实质是什么。认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必定是失望的思想，这种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需要写很长的文字来加以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促使人们写出这些文章的思想方法问题。
我首先要说，这是一种不顾及事实的思想方法。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那些作家已尽其所能证明了，尽管他们缺乏哲学上的乐观主义，但至少作为人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个持客观看法的人可能会认为，一种消极的哲学实际上与自由和无畏的道德观并不是不相融的。他只不过在其中可能看到了从人们的心灵中，能学到某种东西的机会而已。
这种持客观观点的人可能更有道理。因为在有些思想观点中，这种消极哲学和积极道德观念的结合，实际上正是使整个一个时代动荡痛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文明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应当知道人在没有对永恒或唯理论主义思想救助的情况下，能否为自己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这项事业远非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这么认为，法国和欧洲今天要么必须去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要么灭亡。
但是，文明不是动动手、写出几条规则而形成的。文明是通过思想的交锋，是用心血、痛苦和勇敢而铸就的。欧洲百年来的各种问题，不可能转瞬间得到《黎明报》一位毫不犹豫把淫荡之风归因于尼采、把存在毫无意义的思想归因于海德格尔的社论作家的正确的评判。我对于十分有名气的存在哲学并无多少兴趣，总而言之，我是听信了错误的结论。但它至少代表了对思想的一种伟大的探索，很难容忍看到像拉博做的那样，会让这种哲学去服从于因循守旧最简单教条的评判。
根据客观性的原则，事实上目前正是这些问题和这些事情并未得到重视。人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在根据某种理论评价这些问题。我们的共产党同事们和基督教的同事们，在高声地谈论着我们所尊重的理论。那不是我们的理论，但我们从来没有用他们对待我们及他们那种自信的口气谈论这些理论的想法。对于无足轻重的我们来说，请让我们继续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探索吧。拉博先生指责我们争得了听众。我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其中真实的情况是，令我们苦恼的恰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整个时代的苦恼。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历史中思考和生活。我们认为，只有本世纪这出戏到了闭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本世纪的真理。如果说时代曾深受虚无主义之苦，也并非在我们对虚无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能拥有我们所需要的道德。不，凡事并不仅在否定荒诞中才得以体现。我们清楚这一点。不过，必须首先提出否定和荒诞的问题，因为正是否定和荒诞，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碰到的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受到这些文章指责的人正试图通过作品和生命的双重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不可能用几行字就解决一个其他人毕生努力都没有把握解决的问题，要明白这一点难道会很困难吗？我们难道不能像对待任何真诚的事业一样，也对他们保持更多一些耐心吗？最后，难道我们不应当以谦逊的态度同他们讨论问题吗？
本人的批驳意见就此止笔。我希望我还是有分寸地表达了我的意见。不过，我宁愿让人感到我的意见是愤怒中的意见。我认为，客观的批评意见是大好事，我会很愿意接受别人直言的意见，认为某个作品不好或某种哲学对人类的命运是不好的，等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应当负有责任，这会使他们思考问题，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认真地思考问题。但是，从这些原则中得出是受奴役于某种或另一种思想的结论，尤其是当人们有了相反的证据时，就认为某种或另一种思想肯定会导致纳粹主义的发展时，这其实是在为人塑造一种我不想说出口的形象，这是在为乐观主义哲学道德善行提供毫无说服力的证据。
保护智慧
（1945.3.15，“法兰西友谊组织”在互助大厅举行的大会上的讲话）
假如我们谈论的法兰西友谊只是互有好感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单纯的感情流露，那么我对此不会多么重视。这可能是最易做到的事，而也可能是最无用的事。我觉得，那些发起这一运动的人想要表明的是另外的意藏书网思，即一种与建设同义的更难以得到的友谊。为使我们不为追求方便而让步、仅满足于相互之间的祝贺活动，在这被限定的十分钟里，我只想谈谈此项事业的困难之处。从这一点出发，我只想通过谈论友谊的永恒的对立物，我认为是谎言和仇恨，来更好地达到目的。
假如我们不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对法国的友谊实际上将什么也做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还未能从谎言和仇恨之中解放出来。我们学习这两种东西确实已有太长时间了。而这也许正是希特勒主义最后的、最持久的胜利，这是留在那些竭尽全力与之进行斗争的人心灵中的可耻的标记。怎样才能不这样呢？一些年来，在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仇恨在到处肆虐。四年中，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曾陷入了理智的仇恨之中。一些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早晨还在地铁里逗着孩子，到了晚上就悄悄地变成了刽子手。大家都成了仇恨和实施酷刑的行家里手。四年间，这些行家里手在从事着他们的行政工作：在到处制造孤儿村，当面对着人开枪，以使别人认不出死者是谁，用脚把孩子们的尸体踢入狭小的棺材中，在其姐妹们面前对人实施酷刑，制造着胆小鬼，毁灭着最值得人们引以为傲的灵魂。在国外，人们似乎都不相信这些故事。但在四年中，这故事的确曾在我们的血肉和苦恼中得到了印证。四年中，每个法国人在清晨都会收到一份仇恨和一份侮辱。这正是每个法国人打开报纸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必然还会留下一些痕迹。
仇恨还留给了我们。这种运动还留给了我们，某一天这运动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推向了一个被私刑杀死的通敌分子面前，让他去撕破他的脸。我们还留下了狂怒，这狂怒使我们一回忆起某些景象和某些面孔就令我们的灵魂受到震撼。对于刽子手的仇恨，回之于受害者的仇恨。而一旦刽子手离去，法国人便只有同他们尚未发泄出去的部分仇恨待在一起。他们彼此互相看着，那剩下的愤怒还积蓄在心中。
那么，好吧！我们首先应该战胜的正是这个。应当治愈这些受到过毒害的心灵。而明天，我们要打败敌人取得最艰巨的胜利，正需要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把仇恨的心理变为对正义的渴求，需要我们去战胜我们自己。不应当在仇恨面前退让，不要对暴力作丝毫的让步，不应当使我们的热情带着盲目性，这正是我们为了友谊和反>藏书网对希特勒主义而能够做的。今天在某些报纸上，仍有人在鼓吹暴力和进行谩骂。而这样做正意味着是在敌人面前退让。相反，我们永远也不应让批评变成谩骂，我们必须得承认，持和我们相反观点的人也可能是正确的，且在任何情况下，他的道理即使很坏，也可能并不出于私心。最后，我们必须重新建设我们的政治思想。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保护智慧。因为我深信，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一些年前，当纳粹刚刚上台时，格林曾对他们的哲学作过很准确的说明：“谁要是对我谈论智慧问题，我立刻就会拔出手枪来。”这种哲学当时泛滥于整个德国。与此同时，在整个文明的欧洲，过多的智慧和知识分子的缺陷都曾受到指责。
知识分子自己的反应很有趣，他们并不是最后才进行这场辩论的人。本能哲学到处都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一种更多是凭感觉去理解的低级的浪漫主义也在大肆泛滥，就像它们之间毫无关系一样。自此之后，智慧就不断地受到指责。战争来临了，接着是战败。维希政府告诉我们主要的责任要归咎于智慧。农民们看普鲁斯特的书看得太多了。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巴黎晚报》、费尔南戴尔和联谊会的宴会都是智慧的标志。可能会导致法国灭亡的精英们平庸的根源似乎是来自书中。
现在，智慧仍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对待。这只证明，敌人还没有被战胜。而只需人们努力做到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就够了，只要谈论起客观性来，人们就会揭露你的狡猾，就会对你的所有主张都进行指责。而我们要说不！正是这些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很了解过多的智慧是什么，和所有的人一样，我知道知识分子是危险的动物，会很容易就背叛。但那是一种坏的智慧。我们谈的是建立在勇敢基础上的智慧，是四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应受到人们尊敬的智慧。当这样的智慧熄灭之时，接踵而来的将是专制的漫漫长夜。因此，我们维护这样的智慧，维护它的各种职责和权利。这样，也只有这样，法兰西的友谊才有意义。因为友谊是自由的人们的一门学问。而没有智..慧和相互间的理解也就不会有自由。
最后，大学生们，我正是在对你们讲话。我并不是对你们进行道德说教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有很多法国人总把道德与贫血混同起来。我要是有某种权利，我更愿意要求你们有更多的热情。而我希望那些代表着法国明日智慧的人，能至少在一两个问题上决心永不退让。我希望，当有人对他们说智慧永远是多余的时候，当有人向他们证明为了成功可以说谎时，他们将不会退让。我希望他们不会在欺诈、暴力、懦弱面前退让。这样，也许法兰西的友谊就可能实现，而不会仅仅是一些无用的废话而已。这样，也许在一个自由而又热心追求真理的国度里，人会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觉，否则，这个世界将永远无法摆脱巨大的孤独感。
两年以后
民主与谦虚
（战斗报，1947.2）
政治活动重新开场了。人们重又开始了交易、讨价还价和互相争斗的活动。两年来一直令我们厌烦的那些问题还将被引入同样的死胡同。而每当一种自由的声音要不带奢望地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各种各样和各种政治色彩的看家狗就会成群结队地狂吠起来，以便压住这种声音使它无法传播。
很显然，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幸的是，只要人们心中充满着合理的希望，就会有坚定的信念。曾经历过整整十年磨难的法国人，至少已经学会了不再为自己而担惊受怕，却只为别人而提心吊胆。他们已经摆脱了厄运的纠缠。从此以后，他们已变得平静而又坚定，让我们平静而又坚定地，并带着别人一直熟悉我们的那种永远的稚气，重申那些唯一似乎能使政治生活被我们接受的基本原则吧。
也许并不存在好的政治制度，但民主肯定不是最坏的制度。民主无法摆脱政党的概念，但政党的概念却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存在。当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因此，议会和议员们今天很需要有谦虚的精神。
今天这个世界本身就有千条理由教人们应当谦虚。我们怎能忘记国民议会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未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呢？证据就是，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在国际上进行的争论尚未明确之前，议员们曾对之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在煤炭的问题上我们不就失去了机会吗？这是因为英国人不给我们鲁尔的煤，而俄国人不给我们萨尔的煤。面包会缺乏吗？勃鲁姆先生和多列士先生当面退回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提供给我们的成吨的小麦。我们无法表示同意，议会和政府的职能现时仅仅是一种行政职能，而法国最后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必须承认上述事实，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并努力，例如共同确定国际秩序，否则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内问题都将无法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应当多少忘掉一些自己。这会使议员们和各个政党变得谦虚一点儿，而谦虚则有利于好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的形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总之是一个会接受对手可能是正确的观点、允许对手表达意见并能站在对方论据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的人。当一些政党或一些人变得相当自信、要通过暴力封住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嘴时，民主即不复存在。不管谦虚有何理由，它对共和国来说总是有益的。今天的法国已不具有一个强国的力量。让我们让位给别人，让人家去评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吧。而这是一次机会。在期盼着重新成为一个强国或放弃成为强国念头之时，我们国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榜样国家。很简单，在世人眼里，只有当法国把本国国内体现的真理公布于众，她才能成为一个榜样，即她必须通过政府的工作来证明，只要国际民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国内的民主就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民主，而最后她必须在原则上提出，为了成为民主国家，这种秩序应当远离暴力的痛苦。
人们已经懂得，这尚是一些自愿的，但并非现时的看法。
传染病
（战斗报，1947.5.10）
不容置疑，与我到过的所有国家相比，法国远算不上是个带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可能会接受这里和那里的这种愚蠢和罪恶的病态表现而毫无恶感。
一家晨报冠以头版多个栏目的标题是：“杀人犯拉斯塔。”这是一个迹象。因为，很明显，拉斯塔案件目前正处在预审阶段，而在预审结束之前，根本不应给如此严重的指控作这样的宣传。
我必须马上作出说明，关于马尔加什事件，我所得到的确切消息，?9９ｌｉｂ.只是一些起义者犯下的暴行和某些有关镇压方面的报告。由于信仰的原因，对于两种方式我同样都感到反感。不过，问题是必须得知道，拉斯塔先生是否是杀人犯。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诚实的人只有在起义结束后才会对此作出结论。不论怎样，假如设想那个杀人犯叫杜邦或迪朗，就不会有记者敢用这样的标题了。而拉斯塔是马尔加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应该是杀人犯。反正这样的标题也产生不了严重后果。
这不是唯一的迹象。像报道的那样，人们这样认为似乎很正常，这位不幸的杀害了女友的大学生为了转移人们怀疑他的视线，还利用了在塞纳尔树林里“阿拉伯人”在场的情况。因为阿拉伯人即使会到树林里散步，也与春天毫不相干。他们到那里只可能是为了杀害自己的同胞。
同样，我敢肯定随时都能碰到这样的法国人，他常常很聪明，而他会对你说犹太人的确会夸大其词。而这位法国人很自然地会有一个犹太人朋友，这位犹太人朋友至少……至于谈到几百万受尽折磨被烧死的犹太人，谈话者是肯定不赞成这样做的。只是，他认为，犹太人夸大了事实，即使集中营的生活教会了他们要团结起来，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也是不对的。
是的，这就是一些迹象，且还有更坏的情况。在阿尔及利亚，一年前人们使用了集体镇压的方法。《战斗报》已经揭露了在菲亚纳兰楚阿“自动”招供室的情况。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那属于另一类问题。但是，我必须谈谈这种方式，这值得人们深思。
对这种恐怖政治的体验刚刚过去了三年，法国人就带着司空见惯的冷漠态度记录下了这样的新闻。不过，事实就摆在那里，非常清楚，也非常可恶：我们正在做那些我们曾谴责德国人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有人向我们作过的解释。因为马尔加什的起义者，他们也曾拷打过法国人。但是，用对方的怯懦和罪恶并不能原谅我们的怯懦和罪恶。我并没听说过，为报复纳粹我们也曾建立过焚尸炉。在得到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是以法庭来回敬他们的。法律的证据，就是明确而又坚定的正义。应当让正义成为法国的象征。
事实上，答案应当到别处去寻找。希特勒分子们之所以在欧洲实施他们罪恶的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种族比别的种族优越，不能用同样的法律来对待德国人和受其奴役的人民。我们法国人之所以会起来反对这种恐怖行为，是由于我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在法律上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不过，如果今天一些法国人竟不反感就学会了另一些法国人对待阿尔及利亚或马尔加什人时使用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就笃信，在某些方面，我们要比那些人优越，而为了表现这种优越感，使用什么方法则是无关紧要的。
再说一遍，这里并不是要解决殖民地的问题，也不涉及要原谅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捕捉种族主义表现的问题，种族主义已使很多国家威信扫地，因而，至少应当使我国免除这一灾害。这才是应当显示我们优越性的地方，而我们中的几个人非常担心我们会丧失掉我们的这种优越性。如果说殖民地问题确实是我们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而该问题确实将会决定未来五十年历史的进程，那么同样确定的是，如果我们带着最不幸的成见去处理这一问题，那我们将永远不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儿并不存在为那种将所有种族都掺和到同样值得怜悯的混合物中去的可笑的温情主义辩护的问题。人和人是不相同的，这是真的，我很清楚，在我和一个非洲人或一个穆斯林之间，在传统方面存在着怎样一条鸿沟。我还很清楚我和他们所共同的东西，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某种东西，那是我如果不甘堕落就不能蔑视的东西。因此，有必要清楚地指出，这些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迹象表明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可耻和荒诞的一面。只有当我们战胜它时我们才能捍卫那困难的、能揭露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专制或暴力思想的权利。
周年纪念
（战斗报，1947.5.7）
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书。约德尔将军那时曾说：“我认为，投降书将德国和德国人民置于了战胜国的手中。”十八个月后，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处以绞刑。但是，我们不能把七千万居民都绞死，德国一直被置于战胜国的手中，最终，这个纪念日并不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胜利同样也有其局限性。
因为，人们不停地谴责德国，让一个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能说出理智的话或做出理智的事情来，这尤其困难。两年前，弗伦斯堡电台曾根据邓尼茨的命令播出了一则呼吁，已战败的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呼吁中希望“在所有领土上围绕着德国的仇恨的情绪会逐渐被国家间和解的精神所取代，不这样，整个世界将不会得到振兴”。这一清醒的认识迟到了五年，而邓尼茨的思想也仅仅实现了一半。对德国的仇恨已被一种奇怪的情感所取代，这种情感是一种互不信任、模模糊糊的怨恨和已感到厌倦的冷漠的混合体。而至于和解精神……
宣布德国投降之后，紧接着三分钟的静默会在全世界的静默中延续下去，被占领的德国在一个仅拿它作为轻蔑的消遣对象的世界上，继续在这种静默的气氛中过着有些诚惶诚恐的生活。这可能是由于纳粹像所有侵略成性的制度一样，可以从世界那里期待任何东西，除了遗忘。正是纳粹教我们学会了仇恨。也许这种仇恨会渐渐被遗忘，因为人们的记忆会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飞逝而去。但是，希特勒制度在历史上的计谋和其可怕的准确程度却会留在人们的心中。仇恨的制造者不会比其使用的方法更容易被人们遗忘。这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有益的警告。
我这个年纪的人对有些事情是不会忘记的。不过，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同意在此周年之际去辱骂、践踏一个战败的国家。就像永恒的仇恨和永恒的爱不存在一样，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正义。因此，我们应当回到理智上来。产生《启示录》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组织平庸和毫无伟大可言的妥协的时代。出于明智或对幸福的追求，即使我们知道由于平庸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还是应当更喜欢今天这个时代。不过，这个暂时的和缓时期可以使我们思考，而思考不会唤起我们今天已处于休眠状态的仇恨，却相反会引导我们安排好事情，并将德国安置到属于它的真正的位置上。
不管我们的内心情感如何，也不管我们对我们的起义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世界和平需要一个和平化的德国，而既要使一个国家和平化，却又将其永远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尚能够与德国进行对话，那是因为理智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同时应当指出，尽管有人有时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想把德国问题当成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德国问题仍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德国在成为威胁之前，现在已经成了俄国和美国间的一个赌注。本世纪唯一最紧迫的问题，是这两大强国要么达成协议，要么采取敌对态势。如能达成协议，德国及与它一起的其他几个国家将会有个理智的前景。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一直将会延续下去。这就是说，与此同时，不论处于怎样的形势下，法国都应向着理智的方向作出努力，而不应站在强权政治的一边。今天是应当作出选择的时候了，要么做那些可能，但并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的事情，要么去做那些肯定是罪恶的事情。依我看，作出选择并不困难。
这种努力也是对自己信心的一种证明。这是人们对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坚定地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斗、而辩护的证明。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希望中的世界。我们可能会回到《启示录》的时代。但德国的投降，这种违背任何理智、任何希望的胜利将长期显示出物质力量的无能，正像拿破仑曾不无伤感地说道：“从长远来看，封丹纳，思想总会战胜利剑。”从长远来看，是的……不过说到底，一种好的行为准则会认为，自由的思想总是有道理的，最终总是会胜利的，因为思想不再正确的那一天，也就是全体人类都错了的那一天，而那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不可原谅
（战斗报，1947.3.22）
在我们昨天出的那期报纸上，可以读到尊敬的里凯神甫勇敢地写给拉马迪埃先生的信，里凯神甫曾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并曾被关进过集中营。我不知道基督徒们对此问题 4f1a." >会持有什么看法。不过，对我来说，若是让这封信默默无闻，毫无反响，则会令我于心不安。相反我认为，对我们新闻界有些人对待这一事件的可耻态度，我作为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比任何人都感到愤怒。
我不想为任何人进行辩护。修道士们如果真的犯下了阴谋反对国家的罪行，应当根据国家制定的法律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直到今天，法国并>不认为责任可以由集体来承担。在揭露修道院成了杀人犯和叛徒的巢穴、教堂成了策划重大阴谋的场所之前，我只希望报业人士和党派人士们作些努力，回忆回忆过去的历史。
这也许会唤起他们对某个时期的记忆，那时，有的修道院确曾悄悄地酝酿过某种完全不同的阴谋。他们也许同意用几位不声不响离开了自己和平修会，而到灭绝营备受磨难的修会的英雄的榜样，去教育那些不坚定的和不那么忠诚的分子。我们曾首先揭露过一些宗教要人的自鸣得意，我们有权在有些报业人士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尊严而变成了谩骂者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
一个仅披露适合披露的东西、一个要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才讲话的政府，无论其所承担的责任怎样，相比之下，都不如报业人士的责任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曾否认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他们背离了我们唯一为之辩护的东西，即四年来我们共同经受的痛苦。对那些有幸经历过地下工作的报业来说，这种遗忘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对神对记忆的亵渎和对正义的挑战。《自由射手报》未刊载里凯神甫的信就叫喊道：“谁忠实于抵抗运动的思想？是那些设法让把神甫们关入集中营的刽子手逃避司法惩罚的人，还是想处罚他们的人呢？”该报忘记了，当有一种适用于敌人的法律时，也就会有一种超越于思想之上、适用于其战友的法律。最严格的司法制度要求在这方面必须作出努力，不应当在普遍指控的混乱之中将一小撮罪犯同广大的无辜的人们混为一谈，以至心甘情愿就忘记了那些曾任人宰割、被人杀害了的人。不，绝不应当原谅这类事情。
不过，实际上，这又有何用处？只算计利弊会使人充耳不闻事实，我们是在对牛弹琴。今天，还有谁关心抵抗运动和那时的荣誉？在那么多希望都破灭了的两年后的今天，重复这些话使人感到心情是多么的沉重。人们只谈论所了解的事情，人们为所爱的人而羞愧，且只会为他们感到羞愧。我在这里已听到了有人发出的嘲笑声。怎么搞的！《战?斗报》今天怎么站到了教会一边。这事无论如何不过是小事一桩。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只有面对仇恨时才会有仇恨，在这个国家只要还有一丝自由的空气，我们仍会拒绝加入到吼叫和谩骂的人的行列之中，而只愿与那些——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用事实讲话的人为伍。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
恐惧的世纪
（战斗报，1946.11）
十七世纪曾是数学的世纪，十八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十九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则是恐惧的世纪。有人会对我说，恐惧并不是一门科学啊。不过，首先科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因为最近科学在理论上的进步已将自己引入了完全否定自己的境地，因为科学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绩正威胁到要消灭整个世界。此外，如果说我们不应将恐惧看成是一门科学，但不容置疑的是它却是一种技巧。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首先且通常最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人（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士除外）均无前程可言。没有前程，没有深思熟虑的前进目标，生活是不会有价值的。在绝望中挣扎，这是像狗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们这代人和今天走进工厂、走进大学的这一代人，过去过的和今天过的生活却越来越像是狗一样的生活。
当然，人们被剥夺了物质前程的情况这已并非是第一次。不过，通常人们会通过发表言论和呐喊来战胜这种情况。他们会呼唤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其他社会准则。今天，没有人还在呼喊（除了那些不断重复其观点的人们），因为看来世界正在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牵着走，这股力量既对人们发出的警告、呼喊无动于衷，也听不进任何的建议和祈求。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年代中所经历的场面，已将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给毁掉了。这某种东西就是对人的永恒的信念，正是这信念曾使人相信，只要用人道的语言去说服另一个人，就能使他迷途知返。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说谎、堕落、杀戮、监禁、拷打，而每次我们都无法说服那些这样做的人，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所为，而人们是无法说服一种抽象的概念的，即说服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
人们之间长期进行的对话现在停止了。而且很显然，一个人们无法说服的人是令人恐惧的人。这样，在那些不讲话——不讲话是因为他们认为讲话也没有用——的人的身边，过去和今天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无声大阴谋，这阴谋不仅为那些战栗的人所接受，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恐惧，还会受到那些有利可图的人的鼓励。“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进行的清洗，因为那将有利于反动派。”“你们应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保留佛朗哥的问题保持沉默，否则那会使共产党人从中得益。”所以我说恐惧是一种技巧。
人们处于对所有的人都在准备打仗的普遍恐惧和对杀戮意识特别的恐惧之中，这样，我们的确是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说服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们已经将自己全部献给了历史，而已不再考虑同样真实的、在美丽的世界和众多面孔映衬下的自己的存在；还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抽象概念的世界上，一个由办公室、机器、绝对思想和毫无差别的救世主思想构成的世界上。在那些认为无论是自己的机制还是思想都绝对正确的人之中，令我们感到窒息。而对那些只能生活在对话和人类友谊之中的人来说，这沉默本身就意味着是世界的末日。
为了摆脱这恐怖，就必须进行思考，并在思考后采取行动。不过，恐怖的环境恰恰对思考是有害的。然而，我同意，不必去谴责这种恐惧，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去努力改变它。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命运。他们饱受暴力之苦和备受谎言的欺骗，在无限的希望中失望，他们对杀害他们的同类或是迫使他们的同类认罪臣服的思想感到愤怒，同样也对自己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臣服的思想感到厌恶。欧洲绝大多数人并不站在任何人一方，或者说他们对自己选择的一方并不感到满意，他们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均抱怀疑态度，他们承认美、苏两国均有说明自己对真理认识的权利，但不是同意它们有对个人进行杀害、对集体进行杀戮，从而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权利。然而，他们的处境却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择其一。在今天的强者们之中，看不到那些王国统治下的人。他们将不会让人接受（我不说强制而说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追求的内容和为了使他们的言论能结成一股力量，他们能将自己的愿望相当简洁、相当有力地表达出来时，他们才会找到自己的祖国。而假如恐惧不是阻碍正确思考的环境，那么他们应当首先解决恐惧的问题。
为了解决恐惧问题，应了解什么是恐惧和恐惧摈弃什么。它意味并摈弃同样一个东西；一个杀人被合法化，而人类的正常生活却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世界。这是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应首先对这一问题表明立场。在开始任何建设活动之前，今天应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被杀或遭到暴力迫害吗？是与否，你愿意直接或间接杀人或用暴力迫害别人吗？”对这两个问题全都回答否的人，便自动地卷入了一系列会改变他们提问方式的后果中去了。我计划将对这些后果之中的两三个后果给予明确的说明。在此期间，善意的读者可以对此提出问题并对问题做出回答。
拯救人身
有一天我曾说过，在经历了这两年的现实之后，我已不再接受那种会将我置于直接或间接必须承担判处一个人死刑的责任中的任何真理了。我过去尊重过的思想已使我注意到，我陷入了乌托邦之中，而且那种不会有一天把我们引入极端的政治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要么必须去冒走极端的风险，要么必须得接受像现在这样的这个世界。
这一论据已经有力地提了出来。但是，我首先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提出这一论据，仅仅是因为提出这一论据的人对别人的死亡缺乏想象力。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种怪癖。像人们通过电话谈情说爱、不再直接加工而是通过机器来加工一个产品那样，今天人们连杀人和被杀也可以通过代理人来进行了。人们保持了干净的双手，却丧失了良知。
然而，这一论据却具有另外一种力量，尽管是间接的力量：论据提出了乌托邦的问题。总之，一些像我一样的人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并不是已不再互相杀戮（我们不会那么愚蠢！），只是杀戮已不再合法化了。事实上，我们已陷入了乌托邦和矛盾之中，因为，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杀戮已变得合法化的世界上，要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应当改变它。不过，似乎是人们如果不想冒杀戮的风险就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这样，杀戮会把我们又带入到杀戮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我们将继续生活在恐怖之中，要么我们必须耐心地接受恐怖，要么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用另一种恐怖来替代这种恐怖。
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应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论战、威胁和暴力之中，令我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有良好的意愿。几个骗子除外，从右派到左派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的真理就是要使人们幸福。然而，这些良好的意愿的汇合却导致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仍被杀戮，受到威胁，被流放，人们还正在准备着战争，只要人们说一句话就不可能不即刻遭到谩骂或出卖。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有一些像我们一样的人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他们并不孤单，而那些指责他们是乌托邦的人也许自己正生活在一种不同的乌托邦之中，且最后很可能会使人们付出更多的代价。
因此，应当接受，拒绝使杀戮合法化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乌托邦的看法。在这方面，似乎人们可以这样说：乌托邦就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要使人们不再杀戮任何人就完全是乌托邦。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而要求使杀戮不再合法化，这则是一种很低程度上的乌托邦。另外，同样建立在进步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每种思想都认为实行自己的原则都必须会给社会带来平衡和稳定，却是在很大程度上的空想主义。而且，它们正在使我们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
可以得出结论说，实际上，未来年月里的斗争，将不会在乌托邦势力和现实力量之间进行，而会在那些努力接近现实的各乌托邦势力之间，和那些要选择付出最小代价的乌托邦势力之间进行。我认为，我们不再能理智地希望要拯救一切，我们只能选择去拯救人们的身体，以使我们还可能保住未来。
人们因此可以看到，拒绝使杀戮合法化，并不比今天现实主义的态度更乌托邦。一切问题之所在是要了解，我们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会更高还是更低些。这是一个我们同样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我有理由认为，与乌托邦的思想相比较，为了使人们的思想和各国变得更为和平而确定必要的条件将是有益的。这一思想，只要它是在既无恐惧又不自负的情况下形成的，就会有利于在那些既不愿做受害者也不愿当刽子手的人中间，确定正确的思想和达成临时协议的条件。当然，在后面的文章中，并不存在要确定一种绝对立场的问题，而只是要重新提出今天已被歪曲了的概念，及尽可能努力正确提出关于乌托邦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要确定朴实的政治思想的问题，即这是一种从各种企盼救世主降临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对各种人间天堂向往的政治思想。
乔装改扮的革命
自1944年8月以来，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革命，且一直那么真诚，对此丝毫用不着怀疑。但是，真诚本身并不就是美德。有些有关真诚的含义就十分混乱，甚至比谎言还要坏。今天对我们来说不是说不说心里话的问题，而唯一需要的是进行冷静地思考的问题。从理想上看，革命就是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世界以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而实际上，这常常是一系列不幸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导致了这一令人满意的变革。
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使用的这个词符合它的传统意思吗？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革命时，而假设他们又都很冷静，那么他们所设想的其实是一种要么通过多数人的原则来立法，要么通过少数人夺取权力来实现所有制方式的改变（通常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
很容易就能认识到，上述这些概念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形势下是毫无意义的。首先，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这种想法，由于武器装备的进步已成了罗曼蒂克式的幻想。政府的镇压机器再加上坦克、飞机，已变得十分强大。要想和政府作对，也必须有坦克和飞机。1789年和1917年仍将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已不再是人们能效法的榜样了。
假设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仍然可行，通过武装或按照法律来进行，这也只有在法国（或是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被隔绝起来，被孤立于世界之外时才有可能会做到。因为在1946年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是，要改变所有制会导致美国对我们的信任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足以使我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威胁。一场右派发动的革命也不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因为俄国也为我们设置了同样的障碍，使我们这里有了几百万共产党的选民，俄国已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真理——很抱歉我在这里直言，而其他人个个心知肚明都不明说出的这个真理就是，作为法国人，作为革命者，我们其实并不自由。或至少是，我们已再不能成为孤立的革命者了，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不存在、仅只在国家的舞台上演出的保守党或社会党的政治话剧了。
这样，我们所谈的就只能是国际的革命了。确切地说，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发生或者不发生。可这个字眼还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国际变革可以通过好几个国家同时发生的、联合起来的革命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系列奇迹聚合到一起的产物。而今天，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就只能认为那只是一场已获得成功的革命的延续了。这是斯大林清楚地看到的情况，而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政治作的最善意的解释了（另外的意见则拒绝给俄国以革命的名义讲话的权利）。
这等于把欧洲和西方看做一个国家，在那儿，一个精心武装起来的少数集团，会为最后取得政权而斗争并获得胜利。但保守势力（这里指的是美国）同样的也装备精良，因为很容易就能认识到，革命的概念今天已被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概念所取代了。更确切地说，在今天，如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世界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未来的任何革命都将是一场涉外的革命。这种革命将始于军事占领或通过讹诈来进行，最后又以占领而结束。它只有在占领者对世界其他各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时才有意义。
在各国内部，革命已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鉴于革命被认为会带来进步，人们通常会接受这种必要的损失。今天，应对人类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和人们所期望的俄国或美国取得统治世界的权力所带来的进步进行一番衡量。我深信人们会做出比较，人们尚没有忘记刚刚发生的三千万人尸横遍野的景象，也不乏想象力会设想在一场十倍于此的大灾难之后的地球将是什么样子。
我愿提请注意，这种论理的方式是一种纯粹客观的方式。这仅仅是对现实作出评价，并不掺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或对评判意见带有感情色彩。总之，这种方式应当能促使那些对革命抱轻率态度的人去认真思考问题。这个词今天所包含的意思应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从整体上摈弃。如果接受它，那我们就应当自觉地承担起对未来战争的责任。如果摈弃它，我们就应当要么宣布自己是现状维持派，这是设想历史固定不变的百分之百的乌托邦。要么更新革命一词的含义，这就意味着是对我所说的相对的乌托邦的认可。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之后，我认为，那些今天想有效改变世界的人，不得不在发出预报的停尸房、希望让历史突然停止的梦想，同时会给行动和人们留下机会的相对的乌托邦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我们不难看到，与人们的愿望相反，这相对的乌托邦是唯一可能、唯一受到现实精神启迪的东西。能把我们从停尸房中解救出来的微弱机会在哪里，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谈论这个问题。
国际民主和独裁
今天我们知道，已经不存在什么孤岛了，边界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知道，在一个不用一天即可穿越大西洋，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对话只需要几个小时的不断加速变化的世界上，我们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要么团结一致，要么成为同谋共犯。四十年代让我们明白了，对一个布拉格大学生进行辱骂同时会激怒克利希的工人，洒在欧洲中央河流两岸某处的鲜血，会招致得克萨斯的农民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他第一次来到的阿登地区的土地上。像没有单一的、孤立的痛苦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不存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产生回响的单一的酷刑。
有很多美国人，希望继续生活在他们感觉良好的封闭社会内。有很多俄国人，也许喜欢待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继续进行他们国家干涉主义的试验。现在他们不可能继续这样做了，而且永远不再可能这样做了。同样，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管其显得多么次要，今天如无各国的团结一致，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欧洲的面包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西伯利亚的机床则是底特律制造的。今天，连悲剧都是发生在集体身上的悲剧。
我们大家因此而懂得了，已不容置疑，我们所寻求的新秩序不可能仅是国家的或甚至是本洲的，更不会是西方的东方的新秩序。希望部分地或作出让步来解决问题已不再有成功的可能。我们所看到过的妥协，就是今天的苦恼，明天的杀戮。而与此同时，历史的车轮和世界的步伐正在加速前进。二十一个聋子，未来的战争罪犯，今天正安静地坐在一列以每小时一千公里速度将他们带向深渊的快速列车的中央讨论着问题，进行着他们之间毫无生气的对话。是的，世界秩序是今天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在宪法和选举法问题上的争吵。正是这个世界秩序要求我们必须为之付出我们的全部意愿和全部智慧。
今天有什么方法能使整个世界得以统一，能实现这样一场世界革命，使我们的人力资源、生产资料、商业市场和知识财富得到更好的重新配置呢？我看只有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决定了我们最后的选择。这个世界可以从上面被一个比其他国家都强大的唯一国家统一起来，就像我昨天说过的那样。俄国或美国可以自认为能胜任这一角色。对于有些人为之辩护的思想，即俄国或美国有办法根据他们的社会样板来统一和统治这个世界，我无以反驳，我所认识的人也都无以反驳。作为一个法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地中海人，我对此表示十分厌恶。但是，对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论调，我将不予重视。
我们唯一的意见是这样的，就像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这种统一不可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或至少不冒巨大的战争风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还可以接受，而我并不相信，战争可以不是原子战争。无论如何，明天的战争将使人类遭受巨大的损害，将使人类变得十分贫困，以致会使某种秩序的思想最终也变得不合时宜了。马克思像他对待1870年的战争那样可以为战争辩护，因为那场战争还是使用步枪时代的战争，而且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死掉十万人算不得什么，实际上那是为了几亿人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可是，要是肯定会死几亿人，而仅仅是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幸福，那代价就太大了。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所无法知道的，这迫使人们必须用新的方式来看待目的和手段问题。
在这里，手段会使目的化为乌有。不管人们希望的目的怎样，多么高尚，多么需要，要不要以牺牲人们的幸福、牺牲正义或自由为代价，为达目的而使用的手段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与成功的荣光极不相称的冒险，这都是我们客观上拒绝冒的风险。因此，应当回到专为确保这一世界秩序的第二种方法上来，这就是所有各方达成相互一致的协议，我们不去问自己能否做到这点，但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我们首先要问自己的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协议。
这种各方达成的协议有一个名字，就是国际民主。自然，现在在联合国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个民主。可是，什么是国际民主呢？这是一种国际的民主。请原谅我在这里咬文嚼字，因为最明显的事实常常最容易被歪曲。
什么是国家民主或国际民主？这是一种社会形式，在那里，法律高于政府之上，因为法律是所有人意志的体现，由一个立法机构代表。这是今天人们正试图要建立的东西吗？事实上，有人正在为我们准备 8fd9." >这样一部国际法。可是，这个法是由各国政府，即执行者来制定或废除的。所以我们仍处在国际独裁制度的统治之下。要摆脱这种制度的唯一方法，是将国际法置于各国政府之上，起草这一法律，设置一个议会，并通过由整个世界来选举的方法建立这个议会，应当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参加选举。而既然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议会，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抵制这种国际独裁，并在不违背追寻目的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一工作。
世界在快速前进
很明显，对大家来说，政治思想已越来越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例如，法国人在1914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还停留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采用的作战方法则还停留在1918年的战争时期。不过，思想落后于时代这并非是法国人所独有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今天那些自称可以用十八世纪的理论原理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用十九世纪的原理来解决被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大政方针就够了。第一种情况是源自现代工业出现后最初年代的思想，第二种情况是出自达尔文进化论和勒南乐观主义看法的现代思想，这两种思想都企图把拥有原子弹、发生突变和虚无主义的时代等同起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能更好地表明在政治思想和历史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越来越可悲的巨大差距。
当然，思想总是赶不上世界的发展。当历史在前进时，思想却一直在酝酿着、思索着。不过，由于历史在加速前进，这一不可避免的差距今天正在增大。世界在最近五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二百年。人们注意到，世界今天正在热衷于解决边界问题，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边界现在已只不过是个抽象的概念了。而国籍的原则仍在二十一国会议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我们对历史现实的研究，必须考虑到上述情况。今天，我们正把我们思考的焦点集中在德国问题上，但与威胁我们的、谁将支配我们的冲击相比较，德国问题则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过，假如明天我们找到了解决俄—美问题的国际办法，我们又会冒连我们自己也变得过时了的风险。到那时，支配权的冲击与文明的冲击相比较将会变成次要的问题。事实上，殖民化的文明到处都在传播着它的声音。再过十年，再过五十年，西方文明的优势将会出现问题。立即关注这个问题并为这些文明设立一个世界议会是有益的，以便使议会的法律能真正成为世界的法律，使法律规定的秩序能成为世界秩序。
今天，否决权提出的问题被曲解了，因为反对联合国的多数或少数是不真实的。只要多数只是部长们的多数，而不是世界人民由其代表所体现的多数，只要世界人民并没有在其中被代表，苏联就一直有反驳多数人法律的权利。只有这个多数具有了真正的多数含义的那一天，才应当使每个人要么服从这个多数原则，要么拒绝多数人制定的法律，即公开表明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志。
同样，我们要是能经常在思想上明确世界在飞速前进这一现实，我们就有希望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今天的经济问题提出来。在1930年，我们不会像1848年所做的那样再去关注社会主义问题。消除了所有制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将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公有化除了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还注意到了经济问题提出来的扩大了范围的问题。而自1930年以来，这一范围已经扩大了。如同政治的解决办法是国际化的或不是国际化的那样，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样也应首先对准整个世界的生产资料：石油、煤和铀。如要实行集体化，那么集体化应当针对所有人必不可少的资源，资源不应属于任何个人，其余的，所有其余的东西均可以成为选举演说的内容。
这些看法在有些人眼里是乌托邦，但对所有那些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人们来说，他们毫无保留地要申明和捍卫的正是这些总的原则。至于能使我们与类似的观念接近的方法，如不召开有老社会党人、现今人们和那些全世界孤立无援的人之间的会议则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我们愿再一次对那些指责有关乌托邦的言论给予回答。因为，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战争，我们带着陈旧的思想，结果是等待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的。今天的世界可以在过时的政治思想和乌托邦思想之间进行选择。那过时的思想现在正在毁灭我们。无论我们怎样表示怀疑（无论我怎样怀疑），现实的思想仍迫使我们必须回到相对乌托邦的思想上来。像同样的很多其他乌托邦思想那样，当相对的乌托邦思想成了历史的时候，人们将无法想象出还会有其他的现实。千真万确，历史只会成为人们为实现其最明智的梦想所作的绝望的努力。
新的社会契约
我概述我的观点。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问题，在和平和世界组织机构未得到解决之前将不会得到解决。在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有效的革命。在法国谈论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或是自私自利的。我甚至认为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只要没有建立起和平的环境，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地方不仅所有制的形式不会有持久的改变，而且像人们所食用的面包、折磨着欧洲人的饥饿这种最简单的问题都不会有任何解决办法。
任何诚实地承认自己不能为谎言和杀戮进行辩解的思想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这种思想还顾及真理的存在。除此之外，这种思想所顾及的则是能平静地与这种真理的方式保持一致。
这样，这种思想就会承认：第一，单纯来看的国内政策就成了一种纯粹次要的，且难以想象的事物；第二，唯一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能最终带来持久性的结构变革的国际秩序，革命可以通过这一变革来体现；第三，在各国内部只有——且尽可能在等待由于更为普遍也就更为有效的政治解决的同时——需要临时解决的行政问题。
例如，应当承认，对于法国宪法，我们仅能根据其对建立在正义和对话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提供的或没有提供的服务来做出判断。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宪法对人类自由这一最普遍问题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应当受到指责。必须承认，对物品供应的组织工作比国有化或选举统计数字重要十倍以上。国有化在一个国家中是行不通的。而如果物品的供应问题也不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更为迫切的问题，那就只有采取紧急办法，哪怕是临时性的办法也好。
所有这一切，因而会对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判断，定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过的标准。《黎明报》在三十篇社论中白白与《人道报》的三十篇社论进行论战了，这不会让我们忘记两家报纸，也不会忘记它们所代表的政党和主持人，以及它们那不通过全民公决就赞成归并布里格和唐德地区的立场，因为这样，它们就参与到破坏国际民主的共同事业中去了。不论他们的个人意愿是好是坏，皮杜尔和多列士先生都拥护国际独裁的原则。从这个问题上看，不论人们怎样认为，在我们的政治中他们所代表的都不是现实的东西，而是最不幸的乌托邦。
是的，我们应当将这种思想对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排除掉。我们不能用治疗鼻炎的办法来治疗鼠疫。一切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危机的疾患，只应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得到根治。为了使影响每个人的贫困、恐惧得到缓解，所有的人都需要秩序，这就是我们今天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这要求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并作出牺牲。而今天要是有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痛恨暴力和杀戮，他们就会认识到，这会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那些愿意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人来说，他们将会从中看到理智的希望并从中找到行动的规则。
他们将认识到，他们从各国现政府那里期望不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些政府是按照杀戮的原则行事的。唯一的希望是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忍受巨大的痛苦，这就要使一切从头开始，以便把一个已病入膏肓的社会变为一个生动而有活力的社会。人们因此应在自己中间，在其边界之内，并超越边界的范围，一个一个地订立新的社会契约，这契约将根据更合理的原则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所讲过的和平运动，应能在各国内部各工作团体的基础上，并通过超越边界的行动在研究思考团体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根据在合作方式基础上相互自愿建立起来的第一种团体会减轻绝大多数人的痛苦，而第二种团体在利用一切机会为国际秩序辩护的同时，将会确定这一国际秩序的价值观。
更确切地说，第二种团体的任务是使用明确的语言，反对恐怖的混乱，同时又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确定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制定一部国际法，它的第一条将是普遍废除死刑，明确规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对话的原则将是其第一批要达到的目标。这一工作满足了一个时代的要求，这个时代在任何哲学思想中，都无法找到说明今天令西方思想界激动的对友爱渴求的缘由。不过，很明显，这并不是个要创立一种新思想的问题，这只是个要寻求某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总之，这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些文章中我无法将这些问题展开来讨论。但是，为了说得更具体些，应当承认，那些把榜样和实力、把说教和统治、把对话和谩骂及把单纯的荣誉和狡诈对立起来的人；那些不承认现今社会有任何益处、不认为义务和责任把他们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人；那些根据直到现在一直通行的行为准则专心指导教育，其次是报业和舆论的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在乌托邦思想指导下采取行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根据最诚实的现实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他们可能正在为未来做着准备，并可能会自今天起让有些压迫我们的人垮台。假如现实主义是既考虑到现在又同时顾及到未来的一种艺术，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收获的艺术，那么谁又会看不到，那最明显的现实恰恰非他们莫属呢？
这些人将会站起来或站不起来，我对此一无所知。很可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正在思考着，这是好事情。但肯定的是，他们行动的效率离不开勇气，有了勇气，他们将同意放弃他们眼前的某些无法实现的梦想，以便专心致力于基本的东西，即保护生命。说到这里，也许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应该为此而提高嗓音大声呼喊。
走向对话
是的，应当提高嗓音呼喊。直到现在我都在克制自己，不去动员利用情感的力量。今天使我们忧心忡忡的是我们造就的全部历史逻辑，其症结将会以我们的窒息而终结。情感并不能解开这种不理智的逻辑的症结，而是只有这种逻辑在所了解的限度内的理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结束讨论，我并不想让人认为世界的未来，可以不顾及我们的愤怒及爱所产生的力量。我知道，为了让人们行动起来应有伟大的动机来推动，而为了一场目标十分有限而又没有多少希望的战斗，要想使自己行动起来则是很困难的。不过，又不能采用带进去的办法来让人们投入行动中去。恰恰相反，重要的不是把人们带进去，而是应当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拯救尚能拯救的东西，这仅仅是使未来成为可能的现实，这就是所需要的伟大动机、热情和牺牲。这只要求人们应当思考这一问题，明确做出决定：是否为了永远难以弄清的目的还要增加人类的痛苦；是否赞成让整个世界都充满武器，让兄弟之间重又互相残杀，或者是相反的情况；是否只是尽可能让我们这一代人少流血、少受痛苦，而将机会留给比我们武装得更精良的我们后几代的人们。
对我来说，我相信自己已差不多肯定作 51fa." >出了选择。而一旦已作出了选择，我认为我就应该讲话，说明不管怎样，我将再也不会站在那些能忍受杀戮并还能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的人一边。木已成舟，我今天将就此止步。而过去，我会希望人们能清楚地了解我讲话时的思想状态。
有人要我们必须爱或恨这个或那个国家，这国或那国的人民。而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了解我们与所有的人太相近了，因而不会接受这样的选择。爱俄国人民，承认他们的一直存在，即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所说的世界的源泉，并不是希望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冒险，而是希望他们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之后能使自己避免新的、可怕的流血。对美国人民，对不幸的欧洲来说也是一样。正是这种最基本的现实，人们却由于日复一日的怨恨而遗忘了。
是的，今天我们应当反对的是恐惧和沉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与灵魂的分离。我们应当保卫的，是人们之间的对话和普遍的交流。奴役、不公正、谎言是阻碍这种交流和禁止人们对话的祸害。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些祸害。然而，这些祸害今天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很多人甚至已将这些祸害视为必不可少的病患。同样，我们的确无法逃离历史的现实，因为我们已深入其中不能自拔。但人们可以声称要在历史上为保护不属于人的这一部分而斗争。这正是我曾经想说的所有的话。总之，在结束本文之前，我将通过我所希望的论证，比别人认为的更老实的态度来为写作这些文章的立场和思想定下调子。
今天，一项大的实验正在根据强权的法律将所有的国家都动员了起来。应当阻止或是让这项实验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我将对此不发表意见。这实验不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而目前，我们要是对此说三道四就会受到嘲讽。实验因此将会继续下去。我将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实验失败，曾有那么多杰出人物对此表示信赖的历史的逻辑不复存在了，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尽管发生过两次或三次战争，尽管几代人作出过牺牲、付出过物质的代价，但假如我们的子孙们——我们假定他们会生存下去——不能接近于一个全球的社会，那么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些在这一实验之后，有幸还活着的人甚至连成为他们自己末日的见证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既然实验在继续，那么不可避免地实验将一直继续进行下去，人们在走向世界末日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定下不声称能解决一切问题，却一直准备着在某一时刻为赋予平日生活某种含义作少许思考反省的任务，这倒并不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这些人应对所付出的代价好好地衡量一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现在我可以总结一下结束本文了。所有我所希望的，是人们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中能决心进行思考并作出选择。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那些认为必要时同意成为杀戮者，和那些会尽一切努力不做杀戮者的人之间很难作出抉择。既然存在着这种可怕的分歧，让人们能认清这种分歧则至少是个进步。在未来的年代里，整个五大洲都会在暴力和预言之间继续着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而暴力获胜的机遇要千倍于预言获胜的机遇。但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希望的人是疯子，那么那个对事态绝望的人就是一个胆小鬼。而从今以后，唯一的荣誉将属于那个一直坚持不懈、对最终言论是否能战胜子弹下可怕的赌注的人。
对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的两次回答
第一次回答
（卡利邦杂志，第十六期）
我对您回答的标题将略去不谈，因为我认为那题目是不慎重的。我还对您的两三个矛盾之处略去不谈，因为我不想利用这些地方得益。我并不想据理力争反对您，令我感兴趣的是就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来回答您。而我的困惑也由此产生。因为您恰恰没有谈及主要方面，而您对我的意见依我看常常涉及一些次要问题，或是没有什么内容。我之所以还愿意首先回答您，仅仅是因为想保留充分选择的自由。
事实上，反驳非暴力并不等于我在为自己辩护。我从没有为非暴力进行过辩护。这只是人们为了辩论而强加给我的一种看法。我并不认为应当用恩藏书网惠来回答别人的攻击。我认为暴力是难以避免的，占领时期教会了我这一点。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曾发生过很多可怕的暴力事件，我并没有感到有任何问题。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应当取消任何暴力行动，这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空想。我只说应当拒绝给暴力任何合法化的地位，因为让暴力合法化出自极权国家或专制的哲学思想。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难以辨明的。我认为应当保留暴力的特殊属性，并将其限制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我并不为非暴力进行说教，因为不幸的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像喜欢戏谑的人所说的那样为圣洁而说教：我非常清楚，不相信有所谓纯粹的道德。但是，在一个人们努力用对立的论据为恐怖辩护的世界上，我认为应当为暴力确定一个限度，当不可避免时把暴力限定在某些部门内，缓解其可怕的一面，禁止疯狂地使用暴力。我厌恶动不动使用暴力。我厌恶那些说得多做得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与我们那些大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分了手，而当他们手持枪支要处决别人时，我对他们呼唤杀戮的声音就不敢轻视了。
在您文章的开头，您问我出于何种理由使我站到了抵抗运动一边。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想法并非与众不同，就是这样。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们不能站在那些制造了集中营的人一边。我那时明白了，我痛恨制造暴力的机关要远胜于暴力本身。而为了说得更明确些，那就是我清楚地记得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一天起义达到高潮时的情景。那是一天的早晨，在里昂，我在报上读到了处决加希里埃尔·贝里的消息。
正是这些给了人们——我也在其中——（而且仅仅给了他们，达斯蒂埃！）大声叙说他们讨厌、厌恶希腊现政府，并以最终比你们更有效的方式与之斗争的权利。雅典那些人是卑鄙的刽子手。他们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则是刚刚通常还加以掩饰、现在却公开在整个世界面前让资产阶级社会的罪行大行其道的人。极言之，您会主张，为了使希腊的共产党人不被枪毙，就得让一定数量的非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或消灭掉他们。这意味着只有共产党人才应当被拯救，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诚实可靠的。而我则要说，他们的确应当被拯救，但是别人也一样应当被拯救。我要说，向我们提出的令人讨厌的问题不会接受仅在统计方面的解决办法。惩办刽子手不应当意味受害者成倍地增加。我们应当对我们自身，并在我们周围采取措施（一种措施），以便使必要的裁决不至于和一场看不到明天的悲惨事件联系到一起。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简单的道义问题或是因骄傲而干的蠢事。即使是您认为比较进步的暴力，正如我们的哲学家——观众们所说的那样，我也要说，必须对暴力进行限制。然而，我们对暴力限制了吗？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总之，当您抱怨说我是个顺民时，我能说的就是，您对我的这种怜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您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喊大叫的时代，一个不愿轻易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的人，常会被人看做是一个顺民。很不幸，我不喜欢检阅仪式，不管是民众的还是军事的检阅。请允许我不提高嗓门儿对您说，真正的顺从会导致盲目的正统观念，而绝望则会导致暴力哲学的产生。对您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对您所认可的任何事情，我将永远不会顺从。
我同样也不认为，指责我是一名知识分子、说我保护自己的内心生活胜于人的解放是理智的和大度的。您的政治觉悟来得太晚了，您不认为是这样吗？我了解这一点。但是这种转变，即使只有可敬的一面，也无法赋予您某种特权，允许您一下子就否定别人有幸在过去的岁月里，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而作出的贡献。相反，转变反倒应促使您去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同样是这些人却起来反对暴力的诱惑。那些类似我这样的人，对利润和强权社会的谴责已不是从今日开始。假如您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意对诸事去问一个为什么，那我就可以告诉您，在反对您的同时，我还想着要讲话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
您的一位同志寄给我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彬彬有礼，但同时指出我并没有弄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这是真实的：我是在贫困中学到自由的。但是，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而我是在以那些和我一样经受过贫困的人的名义在讲话，我了解这些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和平，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中他们是得不到正义的。像您说的那样，客观上讲，难道他们错了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不过，请您不要责备知识分子或什么内心生活，请您明确承认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工人比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同样不会被容忍。请公开地讲出来，这是因为反对派的概念受到了置疑。这样我们将会回到现实中来，您要做的将是为这漂亮的理论去辩护。我们将就您的辩护去进行对话。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了真正的问题。而过去，我必须得否认您曾两次加在我头上的观点。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都不支持（您很清楚地知道这点），我所反对的是它们那种带着征服特征的思想，即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将坚持我已申明的看法，即这些思想产生于一个世纪之前，在蒸汽机和恬静的科学乐观主义产生的那个时代，今天已经过时了，它们在目前形式下已无法解决原子和相对论出现后的本世纪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您选择了蒸汽机，而正是这个使您无法看清，除了像您说的用法律将无政府状态合法化之外，人们可以对设立一个世界议会的想法提出很多不同意见。无政府状态，就其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只有当每个人都做其想做的事和一切想做的事时，才会在社会中得以存在。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恰恰是由于每个国家在国民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只服从于本国利益所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在今天这就是主权，很容易就能看清，正是您为了某些资产阶级或警察国家的间接利益在保护这种无政府主义。
不过，我认为这些误解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您没有谈及主要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恰恰应当回到谈论的主要问题方面来。
在我所坚持的道理中我只讲了一个问题。我说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再是自由的、能自己进行一场革命的国家了，革命将是世界的革命或不是这样的革命，但革命将不会再以我们古老梦想的面貌出现了：今天它会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来实现。而我仅仅希望人们能思考这个任何人都不愿谈论的问题。您没有说过您认为这个分析是对的或是错误的，但我们应该讨论的恰恰是这个问题。因为，说我拒绝探讨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问题，这不是在讨论问题。这是很荒谬的。在思想和历史领域，有些遗产是不能放弃的。说我把战争和革命混为一谈，这也不是在讨论问题。因为您这样做就大大歪曲了您曾经读过的内容：我仅仅写道，在今天，1948年，战争和革命是混同在一起的。您只满足于否定和平主义，而我的分析在陈述了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必须付出代价的重要性的同时，却认为这种和平主义是有道理的。而马克思1870年在对战争一片赞扬声的面前并没有让步，他认为战争的结果会促进解放运动。不过，相对而言那场战争更是一场经济战争，而马克思的考虑是根据当时所使用的步枪只是一种小学生使用的武器而得出的结论。今天，您和我都知道，一场原子战争之后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会被第三次世界大战毁掉的世界上谈论什么人类的解放这更像是对人类的挑衅。请您给圣马洛和卡昂的居民们解释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改善他们的命运去吧！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一个很不可能实现的公正的社会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但如果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要实现的社会只是一个被原子废墟所充斥的大陆，这样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并不承认自己有指导别人反对战争及作出长期努力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的权利。总而言之，我看不出，一个关心正义并有着解放人类理想的思想家会作出另外的选择。假如唯有正义存在问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有政治觉悟的人会拒绝采取这种立场。而假如有些欧洲的精英根本不接受这种立场，反之却反对这种立场，那就不是正义的问题，这点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欺骗，企图让我们相信，强权政治，不论如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能最后实现社会解放的社会。强权政治意味着正在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尤其是战争本身，恰恰会使社会解放变为不能实现。社会解放和工人的尊严全靠国际秩序的建立。唯一的问题是，应当了解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人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正是就这一问题进行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应当团结在一起还是各走各的路。所有其他的选择在我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
您说过，为了消灭战争，应当消灭资本主义。我也很希望这样。不过，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得使用战争来达到目的。这是很荒谬的，我要继续说，两害相权衡应取其轻，我们不能用更坏的东西，而应当用不那么坏的东西来反对坏的东西。您会对我说这将是最后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我非常担心这会是最后一场战争，而无论如何，看到让人们投入这种冒险并对他们说应当再干一次以使他们的儿女再也看不到战争，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和斯大林自己都犹豫不决要打这场战争。而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您却似乎并不那么犹豫不决。这只在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我愿尽量简洁地对您讲是什么原因。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某些方面是论据确凿的。但是，假如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欺骗的概念中吸取这样的看法，即最好的意愿，包括那些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为论据的良好意愿都可能会受到欺骗。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要谦虚的一课，依我看来似乎已被人们忘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有要尊重现实及尊重已取得的经验的思想，这经验可能会使他修正自己的某些观点，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却常常以僵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我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原子裂变、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手段面前，会认识不到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还因为马克思热爱人类（真正的、活着的人们，而不是那些你们廉价高喊要热爱的十二代之后的人，因为他们还不存在，也就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了）。
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看到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五十多年了，有很多事情他们睁着眼睛却不去观察思考。这是因为他们想自己去创造历史甚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行事。这是理性主义者的弱点。马克思认为自己纠正了黑格尔的错误。但是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在他的继承者们那里又打败了他。道理很简单，我向您解释，不以审判官傲慢的口吻，而是带着自信洗刷了所有非难、太了解这个复杂时代的忧虑心情来向您解释。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并不是唯一的这种人）正处在当今智慧的漫长悲剧的尽头，我们也许在弄清了骄傲的欧洲的历史之后才会将这悲剧写清。在列宁那里有马克思和涅恰也夫的思想。最后是涅恰也夫慢慢地占了上风。绝对的理性主义，正如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这是符合逻辑的，最后会与绝对的虚无主义统一到一起。事实上，不论您怎样申明，正义已不再受到置疑。受到置疑的，是要通过人类理智的唯一权威，将人、将权力、将世界统一起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话。受到置疑的，是对全世界的征服，而俄国自认为自己是这种没有上帝的救世学说实现其理想的工具。在这种极端神秘主义面前，正义、几代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痛苦又算什么呢？直率地说，什么也算不上。少数野心勃勃的精英，率领着一支由信徒们组成的军队向着梦想中的圣地前进。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确在指导着整个世界的活动。他们睁着眼睛。他们一直用激情指引着世界，但此后他们却闭上了眼睛。假如他们不及时睁开眼睛，他们就会在一堵骄傲的大墙脚下撞得粉身碎骨，而千百万人将为这个美丽的梦想付出沉重的代价。任何错误的思想都会在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后而终结，不过那一直都是别人的鲜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哲学家不论说些什么，他们总是处之泰然的缘故。
对眼前的正义绝望之后，自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选择了以未来正义的名义统治世界的目标。从某种角度来看，尽管还维持着表象，他们其实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他们是在逻辑中生活的人。在法国知识阶层的历史上，第一次是以逻辑的名义，那些前卫作家是在利用他们的智慧为那些枪决人的人辩护，哪怕随后又以坚定的口气以被枪毙的人的名义进行抗议。这里需要用很多哲学思想来解释，人们做到了，哲学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是因为知识阶层的历史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只是宗教的历史，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要是相信他们的话，却从来没有仅仅为了人们的真正幸福而处决过人们。我并不了解您是否也持那种看法。不过我愿对您说，因为这是实际情况，您选择的是杀戮的智慧，您之所以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是由于您的出奇的绝望和顺从。
在您看来这样的前景也许有些过分。然而这确是真实的情况，而今天的历史是十足血腥味的，这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智慧已背叛了它的遗产和天性，由于对哀婉动人和激情的偏爱而作出了过分的选择。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去认清现实的真实情况。总之，为了结束本文，正是这种前景使我要对您文章中唯一一部分我不能接受的内容做出回答。您威胁我说，我不自觉地或是客观上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同谋。对类似的威胁我已部分进行了回答。不过，仅仅说我不认为您有权提出这样的指责是不够的。我还拒绝承认您认为自己的手脚是干净的说法。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同谋是彻头彻尾的同谋。您不仅躲避不了这种奴役，而且您还不作任何努力来躲避奴役。我唯一胜过您的一点是，在我这方面，我会作出努力，我会像我应该做的那样，以我的职业和我所有的同事们的名义尽一切努力并进行申辩，为的是从现在起能减轻人类的巨大痛苦。
当您读完本回答之后，我仅希望您问问自己，您把什么当成了顺从的同谋。您也许会看到，正像洛特雷阿蒙说过的那样，倾一海之水也无法洗清知识分子的血污。请您放心，洛特雷阿蒙是个诗人。即使没有一海之水，只要有点东西就能把您的污点洗清：诚恳地发誓说自己无知。那些自称无所不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人，将会以毁灭一切而终结。有一天终会来临，那时他们将没有别的准则而只有杀戮，没有别的科学而只剩下了随时服务于为杀戮辩护的可怜的经院哲学。没有别的出路，除非他们明确地承认他们并非无所不知。让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能像我所做的那样承认他们在某个方面的无知，你们就能从中获益。而且，所有有罪之人也正是靠着发誓的益处而苟且偷生。我期待着你们会变得虚心一些。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是我自己的无知一直在不让我总是指责你们。此外，我还能怎样呢？对你们来说，更坏的莫过于会看到你们努力在我面前维护的东西取得了胜利。因为，那一天到来时，也许证明了你们是对的，不过含义是这个可怜的世界不得不顺从你们。你们是对的，不过代价是沉默和无数的死人堆。这是一种我永远也不想看到的你们所拥有的胜利。
第二次回答
（左派杂志，第一期，1948.10）
我的第二次回答将是最后的回答。您长篇大论中的语调使我不得不给予简要的回答。不过，我还得做以下几点澄清：
1.我曾不得不对您说过，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这不是一个理由（直到目前，我从未利用过这一点）。这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有很多次，您回答我的文章和那些试图竞相撒谎的文章都把我说成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且至少一次以上。我曾提醒您注意，你们——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人的状况并无丝毫的体验，而你们却称我们是对现实毫无所知的空想者，这是没有道理的。并不是我应受到置疑，这一次应当好好揭露的是这场大辩论的论据。因此，是你们的贞洁错误地伤害了你们自己。
2.相反，过去可能有过、现在也会有那种厚着脸皮去罗列在抵抗运动中自己功劳的情况。人不应以其出身而自豪，而应以其行动感到骄傲。不过，要是对其功德缄默不语，功德才更显得完满。长语短说，我并不属于老战士的行列。我也不想像你们那样在我们之间作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对我有点是恶意中伤，这很自然，但您不会期望我会为自己辩解。为了使你们不感到不便，我不会故意作难，让你们那优越的等级，去冒那种会使我承认过去永远属于我的二等公民的现实的风险。
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请不要一边写道“我对那些言论比行动走得更远的人感到恐怖”，一边装作相信，我要对你们的行动提出异议。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我对之无能为力的论据。而说这句话的背景可以明确证明这点。这句话仅仅意味着，已经够了，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和记者感到恐怖，您正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而正是他们要求或赞成执行死刑，却指望别人去做这种营生。
3.应当毫不含糊地使你们说出你们那些共产党朋友要说的话。您很少这样写过：“我承认我是法国共产党的同谋。”
4.对您就反对派权利，我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我并不表示欣赏。“请您承认，”我曾对您说过，“在你们的制度下，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工人不会比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好多少。”您很清楚这是真的，您只要还有一点儿诚意就会承认这一点。相反您却回答我说，反对意见的概念不清楚。应当相信，很难公开对一个工人的反对权利持有异议，而我对您对法国无产者表现出的间接的敬意表示高兴。不过，这仍不能不让人以为这个回答只是在欺骗。在罗马尼亚刚刚处决了七名反对派人士，打的旗号说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请你们向他们的家庭、朋友，向那些知道这一消息的自由的人解释去吧，说反对派的概念在罗马尼亚还没有确定下来呢。
5.既然您坚持己见，我也不必扯得更远，我给您举一个关于暴力合法化的很好的例子：集中营把政治犯当做劳动力使用的例子。在德国，集中营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中营在苏维埃俄国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您不会不知道。后一种情况，出于历史的需要，它们看起来似乎是合法的。我想要说的很简单。集中营与一场起义出现的短暂的暴力不同，依我看不具有任何后者具有的理由。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不管是历史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能让我接受集中营这种现实。我仅仅建议，社会党人首先，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拒绝将集中营当做政府进行统治的一种方法。就这个问题，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
6.我一直认为，直到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是，革命在当今只能通过战争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您给我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您所说的布拉格的革命首先只是外交政策上的一次站队而已，曾使我们十分接近于打一场战争。这一事件验证了我的观点。在此期间，也许通过南斯拉夫的冒险，会使您在哥特瓦尔德和捷克领导人将纯粹的国内问题置于突出地位的问题上得到启发。
在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中唯一触动我的事是，您认为根本不可能在战争讹诈面前让步。请不要以为我对这个问题会完全不了解：我对这个问题已进行过思考。同样，也存在像人们对自己所做的那种对革命的讹诈。我建议不要去支持两大帝国进行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活动。不对讹诈让步的最好办法是既不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也不盲目地固执己见。这办法就是要为反对战争、拥护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而奋斗。在作了长期的努力之后，革命一词将会重新拥有它应有的含义，不过不是在作出长期的努力之前。所以，我仍然认为，只有和平运动和联邦制的设想才能有效地抑制这种讹诈。而当您和您的几个同伴对这一远大目标还进行嘲讽时，我还要对您说：除此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既不要已令我们厌倦的虚伪的自由主义，也不要你们甘愿为其充当仆人的集中营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你们也在希望，但希望是同我们在一起的。
7.最后，我再谈谈您向我提的建议。在您请我给美国新闻界写一封公开信，对最近在希腊发生的处决事件中起了直接或间接同谋作用的英国表示抗议时，您以为这会令我难堪。这使我少许感到了安慰，因为，这恰是您不了解我的真正立场的证明。此外，您不可能了解几周前我在英国就这一具体案例表明的态度，及两年前我在美国公开演说中对类似的一些案例所表明的态度。所以，我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回答您：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写这封信。我还要在信中加上一项对违背欧洲良知的真正罪恶的抗议，即让佛朗哥继续待在西班牙。我授您全权公布这封信，唯一的条件是我希望，您认为这是合法的。您也应当写一封公开信，不是给苏联的报界，因为他们不会刊载，而是给法国报界。信中，您要站在反对集中营制度和把犯人当做劳动力使用的立场。根据互换的原则，您应同时要求无条件释放那些目前尚关押在苏维埃俄国的西班牙共和党人，而您的同志古尔塔德曾认为自己是可以羞辱他们的人，却忘了这些人的存在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况且可能并不知道不值得去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依我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与你们为之感到骄傲的革命的使命相提并论。而我们将会知道这样的对话是否有用。事实上，我揭露了令您恼怒的疾患，而您也只能通过揭露让您感到同样厌恶的疾患才能对这件好事做出补偿。
因为我愿相信，这些疾患会令您感到厌恶。而在结束这一论战之前，我现在为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不信任您。每当您说假如尸骨遍地的景象不由自主再一次出现，您希望在他们中间您能站在正确的一边而不是错误的一边，我将不会相信您。不过，这证实了我在第一次回答您时说过的话。然而，我更希望是我错了。因为，为了炫耀这样可怕的要求，要么是极为自负，要么是特别缺乏想象力。事实上是极其自负。因为，这等于是在申明，你们选择的历史的理智对你们而言是唯一的好的选择，而人类不可能被任何其他的选择所拯救。要么是你们的理智，要么是尸骨遍地，这就是你们所描绘的未来。很显然，我比您更乐观些，我不同意您的设想。
我来小结一下。在您冗长的回答中，您对很多事情都表示厌恶。您对某几件事表示的厌恶之情我是能接受的。我承认，我的角色不是去改变世界，也不是去改变人：对此，我并不具备足够的品德，也无足够的学识。不过我这样的人也许还存在某种价值，无此，一个即使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也并不值得人们去体验、去留恋；无此，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新人，也不值得人们去尊敬。这些正是在我结束与您的谈话之前想要对您说的：您不能不具有这些价值，您会找到这些价值的，并相信能重新创造这些价值。人不能只生活在斗争和仇恨之中。人也总不能手拿着武器而死去。还有历史，其他事情，朴实的幸福生活，对人类的爱，大自然的美……那是一切事物的根，历史却不书写这些内容，而欧洲正是因为丧失了这些，今天已变成了一片荒漠。
我对您表示过，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对自由主义者应表示歉疚，而自由主义者经常会反省自己。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就不需要反省自己了吗？如果他们不知道反省自己，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最终等待着欧洲的将只有失败，只有付出更多的鲜血的代价。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反省，反省将使他们能挽救欧洲，否则这几个尚没有割裂历史、了解自己局限性的人，就会尽其所能去说明欧洲的灾难及希望之所在。孤独者们！你们还以轻蔑的口吻说话吧。可能仅仅是现在了。而要是没有这些孤独者，你们就会更加孤立了。
无宗教信仰者与基督徒
1948年在拉图尔——莫布尔多明我会修道院所作报告的节录
既然你们很愿意一个与你们信仰不同的人，回答你们在谈话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在对你们说出我认为无宗教信仰者对基督徒的期望之前——我愿首先用肯定某些原则的方式来表达对你们宽容精神的赞赏。
我将竭力不在世俗的伪善面前让步。我把那些假装相信基督教义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假装以局外人身份观察基督教义的名义，对基督徒而不是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的人称做是世俗的伪善者。我认为，实际上基督徒要肩负很多义务，但并不需要提醒已放弃这些义务的人及这些义务的存在，而应当去提醒那些承认这些义务的人。如果说有人有资格对基督徒提出某种要求，那也是基督徒自己。结论是，请允许我在报告的结尾要求你们能尽些义务，这也只能是今天我们可以向任何人——不论其是否是基督徒——要求的必须做到的义务。
其次，我还想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握有什么绝对真理，也没有掌握多少信息，我从来不认为基督教义的真理是以虚幻的原则去看问题，而只是从我未能接受这一教义的现实出发去看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立场，我愿承认：三年前，我与你们之中的一个人曾进行过争论，而他并非是个小人物。那几年的狂热，对两三位朋友惨遭杀害的痛苦回忆曾使我义愤填膺。不过我仍可以作证，尽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有时会出言不逊，我却从未停止对他的话进行思考。在思考之后，我可以将我对信教者——无宗教信仰者进行对话的作用的看法告知你们，我终于可以承认，而且是公开地承认，从根本上来说，在我们曾经争论的焦点问题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有理由批驳我的看法。
说到此，我可以更容易地提出我的第三条和最后一条原则。这很简单。我不会试图改变我的看法，也不会去改变你们的看法（只要我能对之作出判断），以便能在我们之间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相反，今天我想要对你们说的是，世界需要真正的对话，对话的反面则是谎言，也是沉默，而只有在行为始终如一和讲真话的人们中间才有可能进行对话。这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要求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一天，一位天主教的神甫对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人公开说到，他也反对教权主义。那么，好了！我不喜欢反教权主义的神甫，就像我不喜欢对哲学感到耻辱的哲学一样。我个人绝不会当着你们的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基督徒。我和你们一样，害怕苦难。我和你们所抱的希望不同，我将继续同使这些孩子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世界作斗争。
……
为什么我在这里说的话与在其他地方写的内容不一样？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我一直长时间地期望罗马会发出一个强大的声音。这是我，一个无宗教信仰者说的话吗？正是。因为我知道，如果精神在武力面前不对判决发出呐喊，精神就会消亡。看来，这个声音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可是，我向你们发誓，有几百万人和我一样还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在所有人的心中，不管是宗教信徒还是无宗教信仰者，他们都感到，随着日复一日时光的流逝和刽子手的人数不断增加，一种孤独的情绪正在不停地扩大和蔓延。
在判决之后，一直有人在向我解释。不过，一直是用教皇通谕那种不明确的语言作着解释。已经作了判决，但人们对此却并不理解！有人意识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判决，而有人也看不到这个例子本身会产生需要做出解答 7684." >的某种因素，这可能正是你们要求我做出的全部解答。世界期待于基督徒的是基督徒应当讲话，用大声和明确的语言讲话，应当以在最淳朴的人们心中永不会引起疑问、不会引起丝毫疑问的方式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脱离抽象的概念，应当去直面今天鲜血淋淋的历史。我们需要的联盟应是决心用明确的语言讲话和决心奉献的人们之间的联盟。当一个西班牙主教为政治处决而祈福时，他已不再是一位主教，不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狗，完全像那个意识形态的主宰指挥着处决，却不亲自动手一样。我们在期待，我在期待，有.９９ｌｉb?一天，那些不愿沦为畜生的人，那些决心付出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使人生能成为比作为畜生有着某种更多的含义的人能集合到一起来。
……
现在，基督徒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当结束那些无谓的争吵，第一件就是关于悲观主义的争吵。比如，我认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先生如果放弃那些令他着迷，却又使他惶惑的思想对他是有益的。马塞尔先生不能自称是民主派，却同时要求禁演萨特的戏剧。这是一种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厌烦的立场。马塞尔先生想捍卫贞洁和人类神圣的真理那样的绝对价值观，而他却不过是在捍卫使他某一天能舒舒服服为这些绝对的价值观奋斗的某种暂时的价值而已……
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是悲观主义者呢？不是我发明了人间贫困和神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厄运。不是我在高喊Nemo bonus和发出让未经过洗礼的孩子去下地狱的叫喊。我也没有说过，人自己是无力自救的和人在堕落的深渊是毫无希望的而只有乞求上帝的宽恕。至于说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观点，任何人对人的不信任都不曾达到如此程度，而最终，这个世界经济上的厄运将比神的变幻无常更为可怕！
基督徒和共产党人会告诉我，他们的乐观主义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胜过一切，而由于情况各异，只有上帝或历史才是他们辩证法的令人满意的归宿。我也要作出同样的推理。如果说基督教义对人的看法是悲观的，而对人的命运的看法则是乐观的。那么，好吧！而我则认为，对于人的命运我是悲观的，而对于人我则是乐观主义者。而我并不以对我来说永远是短暂的人道主义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试图对什么也不抱否定态度的无知者的名义讲话。
这就意味着应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下个明确的定义，在我们等待能完成这一工作之时，我们应当更关注那些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而不是使我们更加分离的东西。
……
我想，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们正在面临着不幸。而我的感觉确实有点像基督教义诞生前那位奥古斯丁一样，他曾说道：“我曾寻找不幸来自何处，而我却无法摆脱不幸。”我确实还了解，我同其他几个人应当做些什么，如不能减轻不幸，至少不要再给不幸添油加醋。我们也许无法阻止在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会有许多孩子遭拷打，但我们应能减少遭拷打的孩子的人数。要是你们也不帮助我们做这件事，那么世界上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呢？
在恐怖势力和对话的力量之间，一场大的、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开始。对这场斗争的结局，我只抱适度的希望。我认为，应当进行这场战斗，我也知道，人们至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只担心他们有时会感到有些孤独，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而在两千年的间隔之后，我们又会陷入苏格拉底多次重复过的祭献活动之中。明天的计划是对话的领域，或是对话见证人的庄严和意义重大的死刑。在我进行了回答之后，轮到我向基督徒提的问题是：“苏格拉底还将是孤立的么，在他身上和在你们的教义中难道没有任何东西能推动你们与我们会合到一起么？”
我清楚，基督教义可能会给予否定的回答。噢！不是通过你们的嘴做出的回答，我知道。不过可能是，而且最为可能的是，基督教会坚持和解，或是对判决冠以教皇通谕的隐蔽形式。基督教可能会最终放弃它过去那反抗和表示愤怒的传统，这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样，基督徒将会活下去，而基督教将会死亡。这样，事实上将会有其他人去作出牺牲。尽管这一切都会使我抱有希望或使我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并不是由我对未来做出决定。我只能谈我了解的事情。而我所了解的和有时让我怀念的则是，要是基督徒们决心这样做，那么几百万人的声音，你们知道吗，就会加入到少数孤立无援的人的呐喊声中去，而这些不顾一切、孤立无援的人，今天正在不知疲倦地bbr>９9lib?到处为孩子们、为人类而辩护。
三次访谈录
一
（开罗杂志，1948）
本次访谈录由埃米尔·西蒙刊登在1948年的《开罗杂志》上。埃米尔·西蒙所提的很长的、中肯的问题在这里做了删节，但未改变原意。
问：……您不认为可以为幸福，某些人在思想上与放任、快乐、安逸的生活不恰当地混同一起的概念找到一种纯粹的寓意吗？而且幸福的确是一种十分高尚的境界和十分难以得到的（比幸福的人更为罕见？）……
答：是的，对幸福来说是这样。而且是无例外的。巴斯卡尔说，错误总是源自排他性。只追求bbr>幸福，最后得到的将是便利。要是只耕耘不幸，则会导致自满。两种情况，都走了样。希腊人早就懂得，一部分是阴影，那另一部分必定是阳光。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阴影，那些不愿绝望的人努力做的就是要唤回阳光，唤回阳光灿烂的生命的正午时光。而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总之，应当崇尚的趋向，不是结束，而是均衡和克制。
问：能否做出推论认为，是孩子们的痛苦——毫无必要、极其可怕和毫无道理的痛苦——这一最明显不过的原因使您拒绝相信基督徒对上帝的祈求，使您认为创世说是一个大的失败？
对这种痛苦，基督徒只能用信仰来加以反对……但基督徒的信仰活动，这种理智对最无耻的非正义的?服从，仅是一种放弃和逃避行为。基督徒是为了拯救自己才信教的，以便拯救自己的灵魂使之安宁。
唯一称得上是人的正确态度的是李厄博士，他在精神上拒绝与不幸妥协并调动自己智力和心灵的一切力量使人类能摆脱痛苦。这就是您思想的本质吧？
答：我认为，事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不幸问题。而对传统的人道主义来说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的障碍。儿童的死亡有的意味着是上帝专断的旨意，同样杀害儿童则是由于人的专横。我们被夹在两种专断之间。我个人的立场就其可以得到辩护来说，如果人们不是无辜的，那么他们仅会因无知而有罪。这一点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不过，像您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种放弃一样，在说话之前会进行一番思考。我们能为那位神圣的奥古斯丁或巴斯卡尔写出这个词来吗？诚实的行为是，评判一种理论要从它达到的顶点来看，而不是看它的副产品。此外，虽然我对这些事情知之不多，但我觉得，信仰更多的不是一种安宁，而是一种悲剧性的愿望。
说到此，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一个幸福的环境，曾感觉到大自然的和谐，大自然并无敌意。因而，我的生活并不是从纷争，而是从充实开始的。然后是……我感到自己有一颗希腊人的心灵。希腊人的思想中有什么东西为基督教不能接受呢？很多东西，特别是希腊人不否认神的存在，只是要摆正它们的位置。基督教是一种“完全的”宗教，这是一个时髦的词。基督教不接受这样的思想，即那个应占据全部位置的却仅占据了部分位置。然而，这种思想却非常能接受基督教的存在。这样，任何一位聪明的基督徒都会对你们说，只要马克思主义接受这个看法，他宁愿相信马克思主义。
这是就理论而言，下面谈谈教会。只要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能以大众的语言讲话，并能体验绝大多数人过的那种危险、悲惨的生活，我会很严肃地看待教会的。
问：对一位作家来说，单纯写作或是创作这一现实就足以摈弃荒诞，抵住那悬在头上、就要碾碎他的西西弗的石头吗？您相信对写作来说存在一种超凡脱俗的道德吗？
答：人类的反叛有两种表现方式，创造和革命行动。在人的本身和人之外， 4eba." >人在始初阶段遇到的只会是混乱和不一致。在无序的情况下，应当做的就是建立秩序。不过，这会把问题扯远了。
问：您难道不认为，越是刺激我们的荒诞的意识，越是加剧我们命运不连贯性的东西，恰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可怕的事情吗？……
答：贯穿于文学中的悲剧性情结并非始于昨天。自有文学以来，这一情结就贯穿其中。不过，历史的现实今天的确已将这一情结推至顶点。这是因为在今天历史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明天，黑格尔将会得到肯定的回答或是表示极其失望。今天的情况已不是涉及某个国家的存在或某个人的命运问题了，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问题。我们正处在需要作出决断的前夜，不过，这是人将要对自己作出的决断。这就是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孤立在自己的思想之中的原因，就像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成为被告一样。然而，真理不在孤独和分离之中，而是存在于聚合之中。
问：今天最优秀的作家，是那些团结一致捍卫他们以及我们称之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人。
……像我们一样，在绝对和抽象之中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我们也许不知不觉会成为上述价值观那过时的、不符合历史的形式的俘虏。
……我们过去曾经历过一些时代，现在我们也许正处在认识另一个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作家伟大与他对社会的凝聚力及他所代表的力量直接有关。只有当一个社会正在解体时，一位作家的品德才与其持异议的能力有关。
答：谈到捍卫自由，人们永远是在抽象之中捍卫自由，直到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并没有为了持不同政见而持不同政见的兴趣。不过，您说的反倒证实了在希特勒即将取得胜利的国家、一位德国民族主义作家所写的那本书：《尼贝龙根之歌》。《尼贝龙根之歌》将建立在千百万被杀害的人的白骨之上。还需要对您说，我认为那是一种过于昂贵的协议吗？
作家要求的自由，您认为与什么相比是抽象的呢？与社会的要求相比。但是，假如多少世纪以来都未得到言论自由，那么这种要求今天也将毫无意义。正义需要由权利来体现。权利需要由自由来捍卫。人为了行动需要讲话。我们知道我们捍卫的是什么。然后是，每个人都以某个协定的名义讲话。任何的“不”都会有个“是”。我是以一个不以经济压迫和警察式的压迫来强制人们保持沉默的社会的名义在讲话。
问：共产主义社会——具体说苏联的社会——不允许作家专心研究我们所说的艺术的价值观。
今天，法国艺术家和作家中的一些人也认同了这种看问题的方法。
您不认为，他们由于仅仅不懂得艺术作品的基本价值而导致文化濒临灭亡吗？
答：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不存在现实９９lｉb?主义的艺术。（即使是摄影，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摄影需要选择。）而您所说的作家，不论他们怎么说，他们都在利用艺术的价值。从他不是写一张传单而是另外东西的那一刻起，一位共产党作家就是一位艺术家，而他的行为就绝不会完全与一种理论或是宣传相吻合。所以说，文学是无法领导的，而最多是取消文学。俄国并没有取消文学。它认为可以利用自己的作家为它服务。但是，这些作家，即使有好的意愿，他们也将会一直因其作用本身而成为异端分子。我说的这些，可以从对文学界的清洗中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些作家不像您说的，会让文化灭亡，而是文化会置他们于死地。像在一尊荒唐的耶稣受难像面前，带着强迫的友爱之情那样，我说这话毫无讽刺的意味。
二 为对话而对话
（保护人类杂志，1949.7）
问：未来的前景是暗淡的。
答：为什么？既然我们已经对最坏的情况都做好了准备，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只有理由去希望、去斗争。
问：和谁一起斗争？
答：为和平而斗争。
问：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
答：无条件的抵抗运动战士，直到有了新秩序——且像别人说的那样，以极大的热情。
问：总之，像人们说的那样，您并未参与其中。
答：未参与这件事。
问：这让人不能感到欣慰。
答：是的。我试图开诚布公地参与其中。我会做出严肃的样子来的！而我又是顺从的：应当把罪犯叫做罪犯。我参与的是另一种事情。
问：一个断然的“不”。
答：断然的“是”。自然，有些人比较聪明，他们会就什么事达成一致。我对此无法表示反对。
问：那又怎样呢？
答：怎样，我赞成立场的多元化。您能支持那种对自己是否正确也不肯定的人吗？这正是我的情况。总之，我不会去谩骂那些与我意见不同的人。这正是我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
问：能否说得更明确些？
答：可以。根据纽伦堡法庭的定义，今天的俄国、美国和几位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是战争的罪人。所有不论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支持他们的国内政策，所有在精神上或非精神上不谴责世界深受其害的神秘主义的教会，均带有犯下此种罪行的特征。
问：什么神秘主义？
答：那种想让我们相信强国政治不论怎样都会将我们带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那里可以最终实现社会的解放的神秘主义。强国政治意味着准备战争。备战进一步说就是战争本身，恰恰会使社会的解放成为不可能。
问：那您又作何选择呢？
答：我愿为和平而下注。这是我的乐观主义。但必须为和平做些事情，这将是艰巨的。这又是我的悲观主义。总之，我要参与的唯一活动是在国际上争取能得到不断发展的和平运动。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恰恰在他们中间。而我与他们站在一起。
问：您想到慕尼黑了吗？
答：我想到了。我所了解的人们将不会以任何代价去赎买和平。但是，考虑到备战带来的不幸和一场新的战争将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他们认为没有尽到一切努力之前我们不应当放弃和平。而且在慕尼黑已经签订了协定，还是两次。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这些协定正是那些今天还十分想打仗的人签订的，并不是我们把东方人民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交给了苏联的法庭，也不是我们绞死了彼得科夫。这是那些签订了瓜分世界协定的人的所为。
问：那些人指责您是个空想家。
答：他们会这么做的。而我个人愿意接受这一角色，因为我对从事杀人的职业没有兴趣。
问：有人会告诉您必须得这样做。
答：这种人是不会少的。例如那些壮汉。这样可以对工作进行分工。
……
问：结论呢？
答：我刚才谈到的那些人，在他们为和平而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在国际上通过一项限制暴力的法律：取消死刑，谴责那些不明确期限的判决，谴责那些有追溯力的法律和集中营制度。
问：还有吗？
答：为了更加明确还应有另一个框架。不过，如果这些人有可能大批地参加到正在进行的和平运动中去，在国际上为了运动的统一而工作，以口头和典型的方式起草我们需要的新的社会契约，我认为他们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真理的要求的。要是有时间我还会说，这些人应当努力保留那并不属于历史范畴中的个人生活的快乐。有人想让我们相信，今天的世界需要完全与他们的理论保持一致、能绝对服从信仰并一直为实现最终目的而奋斗的人。我认为在目前世界所处的情况下，这些人会做出更多的坏事而不是好事。让我们假设他们最终做的好事占了上风，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会实现。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人，他们关注的是保护细小的差异、生活的风格、幸福的机遇、爱情，最后还有即使已实现了完美的社会，他们的孩子们最终仍十分需要的那种来之不易的平衡。
三 未发表过的访谈录
“……当然，自称是革命者却不同意死刑、不同意需要限制自由和反对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不说自己是革命者并赞扬死刑、剥夺自由和战争，那我们暂时就什么也不要说。这就等于在说你是反动分子，这恰是这个词最客观、最贴切的意思。这是因为现代的革命者们已经接受了这种语言。今天，我们全世界都经历过反动的历史。对一个人们尚不了解的时代来说，历史是由警察大国和金元帝国违背人民的利益、违背人类的真理而写成的。不过也许正因为此，人们也才存有希望。既然我们已不再经历革命的时代了，那至少让我们学会生活在这造反的时代吧。知道怎样说不，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革新创造活生生的价值，维护值得维护的东西，培育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努力去寻求幸福以使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变得温和些，这就是人们要求重新振兴和满怀希望的原因。”
“……有一种讹诈，今后将行不通了。有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今后我们将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我们将拒绝仍相信沙龙和政府部门中的基督教义会不受惩罚地遗忘掉监狱的基督教义。不过，由于基督教政府有着充当同谋的嗜好，我们将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指控式的理论，其辩证法只有在诉讼中才会起作用。我们将如实称呼那些集中营的东西，即使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谎言之上。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曾在希望的色彩斑斓的幻影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谎言代替了老的谎言。但至少，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我们把暴君称做是救星及用保护人的托词来为杀害儿童而辩护了。这样我们将拒绝相信，哪怕是暂时的，要正义就必须取消自由。照他们的说法，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是暂时的。他们对我们解释说，在反动的专制和进步的专制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历史上的集中营和会带给人们希望的强迫劳动制度。假定这是真实的，我们至少还要对希望的期限提出问题。要是这种专制，哪怕是进步的专制会延续一代人的时间，那么这种专制对千百万人来说只能意味着要过奴隶的生活，除此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当暂时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时，对这个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是他的一切。再说，我们在这里是在诡辩。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而如果没有这法定的言论自由就不会产生出法律。这个今天有很多人为之而死或让人而死的正义，仅仅是因为少数自由的思想家在历史上所作的努力才为之争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才使人们今天能如此骄傲地谈起它。在这里，我仅对那些人们轻蔑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表示敬意。”
为什么是西班牙？——回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战斗报，1948.12）
我在这里仅就您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 href='9816/im'>《戒严》一文中的两段内容作个回答。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回答您或其他人对作为戏剧作品的剧本发表的批评意见。每当让人演出一个剧目或是出版一本书时，你都会处于被批评的地位，而且还得接受那个时代的审查制度。不管你想说什么，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在您对一部关于专制独裁的剧目是发生在西班牙而感到惊讶的同时，您已经超越了您的批评的权利，您认为这种现象更应该指的是东方国家。在您写到这种做法既缺乏勇气也不诚实时，您实际上最终把发言权又交给了我。您的确有不少理由认为对这一选择我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让我们这样来解释：是巴罗这家伙的过错，他早已“恶贯满盈”了）。不幸的是剧情就发生在西班牙，这是我的选择，是我经过思索后的选择，选择剧情就发生在那里。我因此必须得面对您对我的机会主义和不诚实的谴责了。您将不会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回答您。
此外，如果您没有触及像西班牙这么严肃的主题，我很可能对您的指责就不会进行自我辩护（今天，又能到哪里去说理呢？）。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必要去说，我写 href='9816/im'>《戒严》不想去恭维任何人。我是想直接抨击一下这种过去或现在按照右的、左的专制模式组成的政治社会。任何一位善意的观众都不会怀疑，这个剧本就其具有的高尚的、热爱人间的内容来说，就其反对专制国家，不论是俄国、德国或西班牙的空想和恐怖的方面来说，是站在个人和肉体一边的。一些严肃的医生每天都在思索着我们社会的衰败，并在深入地寻根求源。可能会找到根源。但对我们中最单纯的人们来说，时代的病患是由其效果，而不是由其产生的原因来诊断的。这个病患就叫做国家，警察国家或官僚主义国家。这种病患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借口在各国的扩散，机械的和心理上的镇压手段带给它的屈辱性的安全，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代的政治社会，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可鄙的。我并没有说别的什么，就这点来说 href='9816/im'>《戒严》是一个决裂的行动，对什么也不愿放过。
说清了上面的话之后，那么，为什么是西班牙呢？我对您说实话，处在您的位置上，提这样的问题我会感到有?
点羞耻。为什么是格尔尼卡·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为什么，第一次，当世界还处在舒服的、可怜的睡梦状态之中，发生了这次会见，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是在向孩子们显示其专制集权的技术？是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与我们紧密相关的会见？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非正义在历史上占了上风。无辜者的鲜血就在伪善的喋喋不休的闲谈之中流淌，这种闲谈至今还在继续着。为什么是西班牙？就因为我们中的几个人双手还沾满着洗不清的鲜血。不管反共主义有多少理由，我知道的理由也并不少，但假如它如此信赖自己却忘了这种非正义在我们政府同谋的合作下仍在继续，那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我同样也大声说过，我也会说出对俄国集中营的看法。但这不会让我忘记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几百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以及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的十者杀一的可怕的镇压。而我不会原谅这发生在西欧的可怕的瘟疫，它现在正在更大的范围蹂躏着东欧地区。您写道，对那些消息灵通的人来说，此时此刻，那些令有尊严的人们最失望的消息并不来自西班牙。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您错了。就在昨天，有五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在那里被判处了死刑。而您却喜欢忘却，偏对这样的消息听而不闻。您忘记了，专制战争最初的子弹恰恰沾满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您忘记了，1936年，一位反叛的将军以基督的名义征召了一支摩尔人的军队，去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之后让非正义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十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镇压。是的，的确，?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和很多人一样，您得了健忘症。
还因为有一小撮法国人，他们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我不知道法国是否曾将苏联的反对派拱手交给俄国政府。这种事可能就会发生，我们的精英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过对西班牙来说正相反，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根据最臭名昭著的停战协议的条款，我们已经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将西班牙的共和党人拱手交给了佛朗哥，在那些人中有著名的路易斯·孔帕尼斯。而孔帕尼斯在这种可耻的交易中被枪杀了。当然，这是维希政府干的，而不是我们。而我们，我们仅在1938年将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关到了集中营里，他从集中营出来后就死了。而在法国国家成了专制制度刽子手的帮凶那一天，谁曾大声反对过？没有。这可能是由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那些本可以抗议的人像您一样认为，与他们最厌恶的俄国制度比起来这算不得什么事情。于是，就成了只不过是多枪毙一个人或少枪毙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一个被枪毙的面孔，就是一个丑陋的伤口，而溃疡最终会扩展开来。溃疡最终会占了上风。
那么，杀害孔帕尼斯的凶手在哪儿？在莫斯科还是在我国？应当回答：在我国。应当说是我们枪杀了孔帕尼斯，我们应当对随后发生的事情负责任。应当说我们因此事而丢了脸，而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保持对那个曾经是自由的西班牙，那个我们曾处在无足轻重地位却以卑下的方式背叛了的西班牙的记忆。的确，没有一个大国没有背叛这个国家，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他们曾当面枪毙西班牙人。但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安慰，而自由的西班牙仍在继续无声地要求我们做些弥补工作。我已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你们感到愤怒。我要是更聪明点的话，会做更多的这种弥补工作，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怯懦和欺骗在这里就是退让。不过考虑到您的关系，就这一问题我就谈到这里，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我也许最多还能对您说，任何一个有敏锐目光的人都不应感到惊奇，在不得不选择让人民讲话、让人民去谈论肉体和自豪感这类话题、反对独裁带来的耻辱和阴影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西班牙人民。我还是无法选择《读者文摘》在世界上的那些读者或《星期六晚报》和《法兰西星期日报》的读者。
而您很可能急于想知道，为了结束我认为教会应起的作用的话题及我所作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作简短的说明。您会觉得这种作用是令人憎恶的，但我在我的小说中并不这么认为。不过，我应当在小说中对占领时期我所遇到的基督徒朋友们进行的正义斗争给予积极的评价。相反的是，我在我的剧本中却藏书网不得不谈西班牙教会过去所起的作用问题。我之所以把它的作用写得让人觉得可憎，那是因为西班牙教会在世界面前所起的作用是可憎的。不管承认这一点多么困难，但当您看到令您难堪的场景仅持续一分钟时，您会感到宽慰。而使整个欧洲的良知感到愤怒的场景，四年来却一直在继续。假如从第一天起那两位伟大的基督徒——一位是贝纳诺斯，现已亡故，一位是若泽·贝尔加曼，已被流放——没有大声疾呼的话，整个教会都可能会参与到西班牙主教们为处决而祈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之中。贝纳诺斯若是还活着，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会写出您所写的那些文字的。他知道，我剧本中作结语的话——“西班牙的基督徒们，你们被遗弃了”并没有蔑视您的信仰。他知道，要是说另外的话，或是保持沉默，那才是对真理的不敬。
假如要我重新写 href='9816/im'>《戒严》，我仍会让故事发生在西班牙，这就是我的结论。通过发生在西班牙的故事，今天也好，明天也好，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写那里的判决是指向所有的专制社会的。不过，这至少还没有较为可耻的同谋。只有这样，而不是以别的方式，而且永远不能以别的方式，我们才能保持住自己抗议恐怖的权利。这也正是当您说我们绝对赞成政治秩序时我不能表示同意您的原因。因为您在同一种恐怖作斗争时却对另一种恐怖保持沉默。我们是不愿对任何事情保持沉默的那种人。我们全部的政治社会令我们作呕。只有当所有那些有着某种价值、为了在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寻找革新之路的人全部放弃了拯救的时候，才会得到拯救。而从现在起要达此目的，还必须得奋斗。但同时必须知道，专制制度并非建立在专制者的道德之上，它是建立在自由派的错误之上的。塔列朗的话是可鄙的，错误不比罪行更坏。但是，错误以导致罪行而终结，并成了罪行的托词。错误会使受害者感到绝望，因而错误也是有罪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原谅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架使人失望的机器。bbr>藏书网
您可能会感到，在这里为一个小小的托词却付出了那么多的热情。那么还是让我以个人的名义作个解释吧。我生活的世界使我反感，但我感到我与那些饱受痛苦的人是休戚相关的。有人有雄心壮志，但那不是我，而如要我必须凭着人们保留给那些很适应这个世界的人的可怜的特权走我的路的话，我是不会舒服的。不过我认为还有另一种雄心，这应是所有作家们应有的雄心：只要可能，就要尽我们的能力为那些像我们一样受奴役的人作证并呐喊。正是这种雄心让您在文章中提出了置疑。而当一个人被杀害时，除非这个人与您的思想一致，否则就引不起您的愤怒，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将永远不会承认您有那样的权利。
自由的见证人
1948年11月在普雷耶尔召开的一次全国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报》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平庸而又残酷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已习惯于对一切都感到耻辱。为他们自己、为幸福、为爱或创作而感到耻辱。那个拉辛为其《贝蕾尼丝》而感到耻辱、伦勃朗为画了《巡夜》而请求原谅的时代，可能会永远被打入了冷宫。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为自己的职业而道歉则是时髦的事。
事实上，有人对促使我们这么做还颇有热情。从这个政治社会的四面八方，那高叫声正冲着我们而来，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自我.9９lib.辩白。应当为我们的无用而辩白，同时还要为由于我们的无用、我们在服务于肮脏的事业而辩白。而当我们回答说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责十分困难时，人们就会对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能解脱，但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谅解，只要站在他们一边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种游说没有成功，人们则又会对艺术家说：“你看看这个不幸的世界。你为它又做了些什么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讹诈，艺术家可以这样回答：“不幸的世界？我并没有助长这种情况。你们当中谁有资格也敢这样说呢？”说真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在必要时会对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应当因此而感到有负罪感。我们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人们要我们进行的选择并不取决于这种选择本身，这种选择是由其他一些选择、以前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艺术家的首要选择，恰恰应当是当艺术家。而如果他选择了要成为一位艺术家，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了自身的情况及他对艺术独到的看法。如果这些理由很好地解释了他的选择，那么，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继续帮他确定自己对历史看法的很好的理由。这至少是我的想法。今晚既然我们在以个人的名义自由地交谈，那我想谈简单一些，不去强调我并无体验的不良的意识，而是谈谈面对世界的不幸及由此我对我的职业产生的两种感受，即感激和自豪。由于需要自我辩白，我想解释的是，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的范围内，在一个被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要从事一种会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静地说出他不是任何人的死敌的职业。不过，对这一点需要进行解释。而我只有多少谈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决心要做的事情才能做到这点。
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是个不幸的世界，需要我们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这种不幸是什么呢？首先，这一不幸可以简单归结为：近年来人们在世界上进行了太多的杀戮，而一些人预言还会杀戮。如此大量的死亡，最终会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不堪重负。当然，这并不是新鲜事。历史一直就是由头号杀人犯们写就的。并不是今天该隐杀死了亚伯。然而，正是今天该隐以逻辑推理为名杀死了亚伯，然后还要求得到荣誉军团勋章。我举个例子以便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
1947年11月大罢工时，各家报纸都报道了巴黎的刽子手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照我看，人们并没有认真注意到我们这位同胞的决定。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确。他要求每次行刑都应发给他奖金，这符合任何企业的规定。但是，他还特别起劲地要求得到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实际上想要求他为之忠诚服务的国家，给予他一个现代国家给予其优秀公仆的独一无二的确认和显著的荣誉，我想说的是行政官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在历史的沉重压力之下，我们最后的几种自由职业消失了。因为这确实是由于历史的压力造成的。在野蛮时期，一种可怕的光环将刽子手置于社会的边缘。刽子手是职业上专门剥夺人的生命和肉体的人。他是，并且他自知自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工具。而这种恐惧同时又左右着人的生命的价值。今天，刽子手仅是保护社会贞操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理由不愿与可怜的厨师为伍，因为人们总认为后者的手脚不干净。在一个杀人和暴力已形成了理论，并正在成为一种制度的文明社会里，刽子手完全有权进入行政部门。说实在的，我们法国人已经有些落后了。差不多在世界各地，那些负责行刑的人已经坐到政府部门的座椅上了。他们仅仅是用图章代替了斧子而已。
当死亡成了统计和行政部门管辖的事务时，这事实已经说明世界上的事情办得不怎么样了。不过，假如死亡已成了抽象的概念，那是因为生命也是一样。从人们开始让生命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那一刻起，每个人的生命也就只能是抽象的概念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正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说，这是些非常固执的意识形态，只服从自己那愚蠢的理智或它们那短命的真理，认为只有在它们的统治下才能使世界得到拯救。而想统治某个人或某种事物，其实就是要使这个人失去生育能力，使其保持沉默或是要他去死。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就能注意到这种现象了。
没有对话就没有生命。而在我们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对话在今天已被论战所取代。二十世纪是论战和凌辱的世纪。论战在各国和每个人之间，甚至对过去人们漠不关心的学科来说，均已代替了传统的深思熟虑的对话。成千上万种声音夜以继日地天天重复着嘈杂的、千篇一律的论调，向人民抛出了洪水般的谎言及相互攻击、辩解和蛊惑人心的言辞。然而，什么是论战的机制？论战把对手当成敌人，从而将对手大而化之，拒绝正眼看他一眼。那个被我凌辱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眼睛的颜色，也不知道他有时微笑会是什么样子。借助于论战的激情，我们中四分之三的人已变成了瞎子，我们已脱离了生活的人群，而是生活在一个由影子组成的世界上。
没有说服就没有生命。而今天的历史只有恐吓。人们活着也只带着这样的思想：他们大家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他们总能聚会在一起。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人是人们无法说服的。对一位集中营的受害者来说，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说服那些曾奴役他们的人，过去不应当那样做。这是因为这些人已不再是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体现从不屈服的意志的思想。想统治别人的人是聋子。在他面前，要么斗争，要么死亡。所以说今天的人们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的。在《死亡者的书》中，可以读到公正的埃及人为了得到宽慰会说：“我没有给任何人制造过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在最后判决的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在受福人的行列中找到我们今天那些伟大的人。
今后，这些聋子和瞎子被恐吓，身上带着票证，其整个生命都写入一张警察局的卡片中的影子们，都会被当成匿名的抽象物来对待，难道人们还会感到吃惊吗？有趣的是人们已注意到，从这类意识形态中产生出的制度，恰是系统地让人民背井离乡，把人民当做毫无生气的幽灵驱使在欧洲大陆，让他们仅在统计数字中，才体现出微不足道含义的那种制度。自从这些美妙的哲学出现在历史上以来，有众多的人，他们每个人过去都有自己的握手方式，最终他们都会被埋葬在一个极合乎逻辑的世界，为他们发明的流离失所者的两个开头的字母中了。
是的，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当你要把全世界都统一在一种理论的名下时，没有别的路可走，那就只能使这个世界像这种理论一样变得没有血肉，成为瞎子、聋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人与生命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根割断。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人们在伟大的欧洲文学中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情景，这不是偶然的。今天出的重要书籍，不关心人们心灵的微妙变化、爱情的真谛，却只对法官、审判、起诉的机器感兴趣，不去打开窗户欣赏世界之美景，却小心地对孤独、苦恼的人们关上了窗子，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吸收了欧洲所有思想的哲学家却写道，只有现代生活才能使思想家意识到自己本身，甚至还说大自然是抽象的，而只有理智才是具体的这种话，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其实是黑格尔的观点，这是一场巨大的智力冒险的出发点，是最终会消灭一切事物的冒险。在大自然这个巨大的舞台上，这些醉梦中的思想家除了他们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极端的盲目。
为什么说得这么远？那些看到过众多欧洲被毁坏的城市的人，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些城市显现出一副成群的幽灵，正在寻找失去的友谊，正与自然和人们一同走在漫长的、通往世界末日道路上的世界景象。西方人的巨大悲剧在于人和历史的演变之间，大自然的力量和友谊产生的力量都已不复存在了。人的根已被割断，手臂已瘦得像干柴，已同命中注定给他挎在脖子上的绞架混同一起了。但至少，既然这个世纪已达到了丧失理智的顶点，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揭露它装作追逐理智王国的欺骗性，它只是在寻找已失去的爱的理智而已。我们的作家们很清楚这点，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借助于不幸的、不包括爱的那种代用品即道德。今天的人们也许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但至少有一样东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永远无法得到，即他们已失去了爱的力量。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感到耻辱的原因。由于艺术家已为此付出，他们也是感到耻辱的。不过，应当至少得让他们说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职业而感到耻辱的。
因为艺术的尊严是与这样的世界针锋相对的，并摈弃这样的世界。艺术品通过唯一本身的现实存在，否定意识形态有征服的权力。明日历史的内容之一就是斗争，征服者与艺术家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然而，这两种人会给人们同样的结果。政治行为和创作，是反对世界无秩序、同样的反叛不同的两面。两种努力都会促使世界统一。很长时期以来，艺术家和政治革新者的事业已混在一起了。波拿巴和歌德有着同样的雄心壮志。只是波拿巴将战鼓留给了我们的中学，而歌德留给我们的是《罗马哀歌》。然而，自讲究效率的意识形态借助技术的力量出现以来，自从革命者借助巧妙的运动成为征服者以来，两种思想潮流开始分道扬镳。因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征服者们所追求的，不是首先协调对立面的统一，而是要彻底消灭不同的意见。征服者要把一切拉平，而艺术家却要明辨差异。活着并以血肉和热情创作的艺术家知道，任何东西都不是简单的，在此物之外还有彼物存在。征服者希望彼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世界，甚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仅有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艺术家的世界是有活生生的争论和需要去理解的世界。我不知道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仅仅建在仇恨之上的，而我们却知道有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帝国。在一个征服者必然会成为行刑者和警察的时代，艺术家不得不成为抗命者。面对现代的政治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合作。要么，他就不得不放弃艺术。即使他愿意，他也不会成为运用现代意识形态的语言或方法的人的同谋。
这就是为什么要我们申辩和介入是无用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介入，我们尽管并非自愿还是介入了。为了结束我的话，我要说，不是斗争把我们变成了艺术家，而是艺术迫使我们变成了战士。因职责的缘故，艺术家成了自由的见证人，这就是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原因。因为职责，艺术家被牵连进极其纷繁复杂的历史情结之中，这情结会使人的血肉凝滞。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置身其中，而本质上我们又都是今天那些正取得胜利的抽象的偶像的敌人，他们是国家和信徒们的偶像。正如利用补充的欺骗试图使人们相信这点一样，这一切并不是在道义和道德的名下进行的。我们不是道德家。看到我们那些改革家表现出的那种鉴定犯罪的德行，我们不必对此表示什么遗憾了。我们正是以很少人才有的热情，永远摈弃这种孕育着不理智因素的行径。
这同时又决定了我们对所有人的友爱。为此，我们必须保护每个人孤独的权利，即让我们将不再是孤独的人。我们感到紧迫，我们不能单独从事这一工作。托尔斯泰写了他并未参加过的一场战争，完成了所有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我们的战争除了战争之外没让我们写出任何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而在同一时刻，战争却杀害了贝玑和几千名年轻的诗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通过阐述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分歧，今晚这些人的聚会是有意义的。在国境之外，有时人们并不知道，众多的人正在一同完成一项共同的作品，这一作品将会竖立在总作品的对面。所有的人一起，是的，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千百人，他们正努力在城市的喧闹声中将他们创作的无声形象树立起来。和他们在一起的，甚至还有那些不在这里的人和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一天将会投身到我们之中的人。那些相信能用艺术方法为专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也一样，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的力量使宣传得以大行其道，要求他们作为真正的仆人的那种统一，并在不信任那些临时利用他们的人的同时，强制他们也拥有我们那种友爱。
真正的艺术家不做政治上的赢家，他们不能轻率地接受让对手死亡，是的，我很清楚这点！他们与生在一起，而不站在死的一边。他们是肉体，而不是法律的见证人。要理解甚至属于他们的敌人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分辨好与坏。而那些最丑恶的罪犯，他们的嗜好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他们认为，痛苦就是他们为人们而奉献的明证。这就是我们一直不能作出绝对的评判，也即不能同意绝对惩处的原因。在这个还有死刑的世界上，艺术家们应为那些拒绝死亡的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作证。不是刽子手的敌人，也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这就是不朽的吉伦特派一直受到戴着金丝光亮塔夫绸袖套的山岳派的威胁和打击的原因。总之，这种不顺从的态度反因其不顺从而成就了其伟大。这一天将会来临，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尊重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我们之中最有价值的人们将会停止像过去那样相互厮杀。他们将认识到，他们最重要的天职是永远要保护对手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他们将会声明，即使会犯错误也不要杀害人，同时，让人家讲话要胜过在沉默和停尸房中的正确意见。他们将会证明，即使革命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取得胜利，但它却需要对话来使其得到巩固。他们将懂得，这种独特的使命会带给人们最震撼人心的友爱，在前途未卜战斗中的友爱和在尊严受到威胁时体验到的友爱，各年龄段知识分子在不间断同历史的抽象进行的斗争中，寻找超越历史即不论痛苦还是幸福的那种友爱。今天，已经壮丽地崛起的整个欧洲却在对他们高喊，这种做法是微不足道的和无用的。而在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证明相反的道理而努力。
前言
本文集收入的一部分文章（论文、序言、访问记及论战性文字）写于1948年至1953年，系报纸的专栏文章，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当时的时事。几乎皆因当时的事件而发，并随事态的发展而有所发挥，这些文章，后来以《时事评论》为名结集发表，并未作丝毫改动，当时的立场一仍如旧。
在此，我仅能对那一集的前言作某些修改。然而，必须对某些事实加以确认：第一，就是我们已开始走出虚无主义。毫无疑问，我必须防止把某种个人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意义，再说，这本书既没提出什么教条，也没提出什么道德标准。它只不过反复申明道德标准的建立是必要的，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却觉得，能够迈出这一步，尽管没有把握，却足以使我们走出顽固的否定和因循守旧的状态。尽管表面上尚不明显，但我们今天是更加富有了，装备也更加精良了，而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看清了，而当时我们却不甚了了。真正的解放绝非明天之事，而虚无主义确已成为过去，尽管它最后的嘶叫仍然在我们的报纸和杂志上响个不停。
创新的可能始终存在，然而当时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历史上和艺术上的冲突矛盾，无法以纯逻辑的概括加以９９lib?解释，然而它们却存在于活生生的创新之中。工人们以及艺术家们的劳动，将会在丰硕的土地上展开，唯独虚无主义将寿终正寝，大地将获得新生。我们没有把握就能达到这种前景，然而，这却是我们所追求和为之努力的唯一目标。尽管我们的未来受到很大的威胁，但凶险的灾难却也不见得会降临。总之我们大家似乎共同走在一条路上，朝着这个唯一的抉择奔去，即打碎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有价值有道德的世界，那将会使所有头脑中仍然保留着我们屈辱形象受迫害者—迫害者
（1948）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它特别能够容忍迫害者的存在。因为它已经习惯于迫害者们那些对它有利的思想方式。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晚上，以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你就应该料想到，在你眼前会出现某一个人，他会对你说，他已受命于那些迫害者，将要剥夺你的自由或你的生命，将要夺去你的妻子，更有甚者，还要剥夺你的钱财。而且你还必须服从，因为这一切决不取决于你的意志，相反，你要服从的是迫害者们的意志。如果你睁着眼回头看他一下，你脸上立刻就会挨一记老拳，以让你永远闭上眼睛。也可以这样说，此种人乃是这种社会的一种景观。再说，如果阁下您也想做这样的害人者的话，也绝没有人来阻挡您。我们这个社会是通情达理的。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词，认为这种人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因之，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就这样，很久以来，大家都等待着这种维修。但这却要受害者亲自参与其事。
自这时起，人们便纷纷转向，纷纷左顾而言它。大家彼此都不负责任，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负责任，那肯定是讲别人的事。确实不错，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打在从德国集中营里出来的那些犹太人的头上了。然而这却是英国人的错，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错，法国人也有份儿，德国人可能也跑不掉，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更有错，这样一来，大家也就都没有错了。还是让我们安静地睡大觉吧。法国人睡得像法利赛人一样，很高兴地看着英国人把这件神圣的事业揽在自己怀里；美国人感到愤慨（纽约的大旅馆里不接待犹太人，但这是两回事）；阿拉伯人在观望等待；俄国人则予以揭露（请想一下那集中营里的情形吧）。至于英国人则显得十分谦虚，一言不发，只一心一意地把手向犹太人头上打去。
被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做了绝育手术的女人，被迫同一丝不挂的亲妹妹交媾的男人，孩子被打碎脑壳尚紧紧抱在怀中的母亲，被强制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妻子，以及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人们，这些人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胆战心惊地活过来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家园。人们曾经对他们说过，战后会有自己种满橘树及到处都是湖光山色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人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然而他们却全部遭到了迫害。因为我们天才政治家的事业已被调整得完美无缺，以至竟没有办法不对他们实施迫害。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绝对无声无息中实施，或者在伪善者们喋喋不休的饶舌中进行。
总之，他们把基督拿在手上肆意折磨。此乃世界史的一个缩影，难道不是吗？但这一切也将在这些受害者和世界各民族受害者们的手中结束。除非这些人不公正地被绞杀，被流放，或被枪决。世界被这些大量的尸体震慑了，这些尸体将全部腐烂。如果这个世界上气味不太好的话，其错自然在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请让我的人民过去》这本书看后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这本书并没有讲到全部受害者，仅只谈到这个民族，但正如人们带着善意所说，他们却是被迫害者的象征。在经过了许多年难以表述的折磨后，人们看到，法国人的仇恨已经形之于外了。这个民族想的是，找回他们的橘林和往昔的湖光山色。然而橘林中却竖起了战旗。湖面上渔场仍在，但捕鱼者西蒙却不知去向。正如您所见，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然而，却有一位记者想探悉一下这个《奥德赛》的秘密。在那里，伊达克岛四周已被铁蒺藜围住，于利斯遭到大棒的拷打。夜间，在一片最美丽的海面上，记者听到了受迫害者的歌声。该记者所报道的，并非艺术作品，亦非政治教条，乃是一份鲜血淋漓的资料。然而同样有血腥味的是，他投稿的那份报纸坚持该报道不经删剪则拒绝发表。就这样，人们所想的，当然也是一个新闻机构应该想的，只是出版发行，竟想不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有时候，一个记者也可以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带来体面的解决：他拒绝删剪。当他再碰到一个正直的、良心不太坏的编辑时，他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书拿出来，公之于众。其结果便是使读者们都感到不舒服，以至没有心思再去跳圆舞曲。从而也便唤醒了那些全力以赴睡大觉的人。这实在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他顽固地把原书公之于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正面回答那些顽固地坚持可怕罪行的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读者诸君放心，这些受害者的情况并非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决不会丢弃他们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书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他们也有一条命。”年老的沙拉赫说：“我甚至连一个坟墓都找不到。”可以肯定地说受害者们头脑里这些具体想法相当之多。这会使他们变得更使人感兴趣，并使他们得以交上某些朋友。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想要一块具体的墓地了，他们要求的是，别人能承认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有得到墓地的权利，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生命。这是个很好的起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听他们的呼声，试想，如果他们吸取了往日的教训，如果在某一天早上，他们也变成了迫害人的人，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局势普遍宽松了，在一个团体内，他们会变的。一切秩序都会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我们一次奇迹般的盛宴，也便是举国欢腾之时，那时我们将宰杀肥牛来下酒……
“又在开杀戒！”爱挑毛病的人们说。
正义的伪善者
（1950）
正如您所说，为了自己逃出监狱，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杀死那个家里养着孩子的狱卒。问题在于，如果能使所有的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就是把狱卒的孩子都杀了也值得。这其间的差别还算不小。
对此，我们这个时代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尽管在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好像这个问题没被提出来似的，这种做法实在得体。我自己就没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我选择了使人们能够重新活下来的办法，他们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为这些我所尊敬的人效了力，然后在他们身后隐去。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答案并非是：“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
1.这里有个界限，孩子们就是界限；
2.为了正义，可以破例把狱卒杀掉；
3.但必须同意牺牲自己。
我们的时代的答案（无声的答案）却相反：
1.没有界限，至于孩子们，当然啦，但总之……
2.为了给所有的人以正义，可以把大家都杀了；
3.同时我们还要申请荣誉勋章。那是有用的。
……
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神甫的侍童，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今天在所有作品和所有报纸上带着某种诲淫诲盗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更为严肃。这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十分强烈以至无法使自己变成令人厌恶的刽子手。他们选择了行动和恐怖为正义服务，但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的办法，以使正义永存。
“当代的推理，正如人们所说，是绝对的。”既然您不愿意当刽子手，那您就是神甫的侍童，反之亦然。这种推理所表现的，除了卑鄙以外，没有别的。卡利亚耶夫、多拉、布里昂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在五十年代以前不愿意卑鄙如此，便对我们说，有一个死去的正义和一个活着的正义。还说，在正义变得舒服起来的那一刻，它便已死去，这时它已不再炙手可热了。
但这一切，我们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充满了正义，而在1905年，却如凤毛麟角。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为它牺牲，也需要它的宣传者和捍卫者，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关系。如今不同了，如今只需要信徒和勋章。但是当我们读着当时被强迫读的那些书时，当我们看到这最后一批正义主义者那些唯利是图的面孔和他们那些卑鄙的罪行时，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便禁不住要想，正义和慈善一样，它们都有一批伪善者。
……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同神甫的侍童和刽子手们是两种人，甚至同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刽子手—侍童都不一样。那些在最黑暗的时代里，努力举起智慧和公正的火炬，而且在战后和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仍保留着传统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活到现在。
但有这种形象的人无疑将取得胜利，尽管这种形象并不漂亮。但在那些什么都不想干的蠢人和那些什么都想干的荒唐者中间，那些确实想干些事情，并决心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乃是唯一具有这种形象的人。
抵抗派
（1951.6）
夫人：
读了您的叙述后，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不需要告诉您，真理不幸被弄成这个样子时，如果没有最大的同情心的话，人们就会对它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如果我拒绝您向我提出的为您写序的要求，那原因并非仅仅因为我不爱写序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有难言之隐，那实在是一种痛苦，因为向一个没有和你一起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讲，那是很难说清楚的。
但我仍然乐于回答您关于承蒙您抬爱向我透露的那段心曲。您说，面对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很有一些事情使您感到费解。比如，某一个被杀害者却竟是无辜的。这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怀疑，不管怎么说，却反映了您的如下想法，即牺牲是盲目的。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以生命去冒险，甚或理智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是高尚的。因此我觉得，您向我讲述的那位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假如有那么一天，正如您所忧虑的，他的孩子们大声疾呼，他们宁愿有一个活着的父亲，不愿有一位死去的英雄。那就请您对他们说，像他们父亲这样的人，也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更愿意为他们而活下去，为自己而活下去，因此就必须有人承受肉体的痛苦甚至献出生命。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感到害怕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却也正是出于对亲人们的爱。倘使他所爱的人们在逆境中免受灭顶之灾，那就只有牺牲自己的这种爱。还应该说明，既然事情就是如此真实地摆在面前，那么，你不首先正确认识自己，便无法真正地爱别人。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并非基于更高的层次，乃是基于正确的价值。那么，那些塞起自己耳朵对受害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的人，其价值何在？而又是哪些人在非正义面前俯首帖耳？
当然，在所有的牺牲中，亦有其偶然性。人们在选择行动之前，并非总是能很清楚地料到这一行动的结果会如何。即使如此，如果在众人中一些人选择了甘冒风险去干，和一些人选择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其间的差别也已然非常之大了。在那些愿意冒风险去干的人之中，有一种人义无反顾，坚持到底，有一种人却半途而废；在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中，有一些人已没有生的愿望和可能，而另一些人却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和道理要活下去，他们却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和生的权利，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懂得如何洗刷苟且偷生的耻辱。
我自认尚懂得，存在于那些参加今天被称之为抵抗运动的人周围的冷笑的含义。这种冷笑，在您也同样感觉到了他们的嘲讽味道。但他们却已在那个人的记忆中积存了好久。而那个人今天却离您而去了。至于您本人，乃是属于那种人中的一员，即他们从未想过自己被困在占领时期的活动，而为自己或某一阶层的人捞取荣誉或获得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某些人却终于使您对从前的那些行动产生了怀疑，我对这种言论是不能容忍的。我知道应该对那些作家作何种评价，对那些政治家作何种评价。他们今天勇敢地攻击我们，乃是为了在自己的面孔贴上一个思想自由的金纸，也是为了表示一下何以他们在那个年代会肆意践踏那些死难者，何以会同刽子手们高谈阔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取得胜利的另一些人，而不是他们，但他们却在为这个胜利歌唱，并把这个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像您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享受由各国人民共同取得的胜利而换得的特权。在这两种人之间取合并非难事，且也无需说明谁是忠诚的，谁应该受到蔑视。
不错，您在沉默着。而他们却在讲话，并且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自己的正义和公正。这些言论充斥在报纸上和沙龙里。如果人们思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谁表现得更正常。我可以对您说，他们最大的隐私就是他们心里总是发虚。对于在某种场合下，至少是在某种场合下，对前来唤起他们原先所没有的勇气和正义的人们，不管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他们都恨之入骨。因此，以后你们每次匆忙地或者精疲力竭地见面时，或者在这种悲剧面前由于单纯的忘却而不能见面时，应该说您是不会忘却的，因为这种悲剧已在您的血肉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到那时，您将会明白，您至少有一次向他讲述往昔历史的那个人，他刚刚得到了远比那些可怜的官方家伙更为深厚的敬意。
以上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放进您的书中去，以便使此人不致被别人说，我们的一位兄弟，不错，就是那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已然死去，从而被尚活在世上的人们把他永远忘却。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仇恨的强制性
（1951.圣诞节）
问：您认为把“仇恨”和“谎言”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吗？
答：仇恨，其本身就带有谎言的成分。它本能地会使一部分人沉默不语，拒绝对任何人的同情，在本质上颠倒了事物的顺序。至于谎言，则更加微妙一些。有时，如没有仇恨却也可以说谎，那是出于一种单纯的过分自爱。任何心怀仇恨的人，相反地也对自己本身怀有某种方式的憎恨。因此，谎言和仇恨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从仇恨到谎言，却几乎有一种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问：在目前的世界上，人们正为国际上互相仇恨所烦恼时，仇恨不正是常常戴上谎言的面具吗？而谎言，它不恰恰又是仇恨的最恶毒、可能还是最危险的一种最好武器吗？
答：仇恨不可能戴上其他面具，因此它也不可能丢弃这种武器。世人不可能心怀仇恨而不说谎。相反，如果理解不能取代仇恨，便不可能讲实话。在当今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地讲着谎话。心怀仇恨和偏见的代言人，其谎言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其仇恨愈深，谎言也就愈大。今日之世界，新闻机构，除少数几个例外者外，都属此列。因为找不到较为理想的舆论工具，我便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实在是很少的，它们谎言少一些，因为它们的仇恨不那么强烈。９9liｂ?
问：请您谈谈当今世界上互相仇恨的情况。有什么新发展吗？比如说在政见理论方面或形势方面。
答：当然，二十世纪并没有创造仇恨，但它却孕育出一种特别的品种，它就是所谓“冷仇恨”，它同数学和大量的其他门类嫁接起来。在屠杀无辜者和我们的计算之间，其差别是巨大的。您知道吗，在二十五年内，即从1922年到1947年之间，有七千万欧洲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有的被灭种，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害。这就是人道主义这片园地的变种，其间尽管有各种抗议也无济于事。今天，仍应继续把欧洲称为卑鄙的欧洲。
问：谎言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吗？
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任何一种高尚的品德只要一同它嫁接便立即消亡。其特殊性便是，凡喜欢听谎言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这就是为什么笃信上帝的人和热爱世人的人一旦相信了谎言时，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背叛了上帝，也背弃了世人。是的，任何一个伟人都不是靠谎言起家的。有时谎言可以生效，但却从未成过大事。真正的杰出人物，他首先不是靠决斗成功，乃是以不说谎话取胜。而正义的事业也不是靠用这种道理来压倒另一种道理取胜。它既不是号召人们仅仅维持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取消工人阶级百年来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自 7531." >由，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也不是任那些专事制造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肆意泛滥，更不是借口为了未来的解放而建.９９ｌｉｂ?t>立专制政权。自由，首先便是不讲谎话。哪个地方谎言泛滥，哪个地方便有暴政，并且永存下去。
问：我们今天，爱和真理正在衰退吗？
答：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爱人类（正像爱鲜血淋漓的牛肋骨一样），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但这正是极端堕落的表现。真理在他们被杀害的儿子们尸体上繁殖。
问：当前，“正义”存在何处？
答：绝大部分存在监狱中和集中营里。但那里也有自由人，他们在向人们发号施令，真正的奴隶在别的地方。
问：在当前形势下，圣诞节休假不正是休战的借口吗？
答：为什么要等圣诞节？每天都有死者和复活者。每天都有非正义和真正的反抗者。
问：您认为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是什么性质的休战？
答：我们要坚持抵抗到底，决不休战。
问：您在《斯基夫的神话》一书第一六六页上曾写道：“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造人和世界。我永远不去改造人，但必须做出改造人的样子。”您能否在这次访谈中讲一下您今天的看法？
答：那时我比现在悲观。的确我们不能彻底改造人，但我们却也不能任其堕落。相反的，我们要以自身的和他人的顽强力量，以自身的和他人的同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使他们振作起来。正如路易·纪约所说，真理的曙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订契约。但真理却需要培植，正如爱和智慧需要培植一样。不错，既没有人向我们赐予，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去做，不怕牺牲，便什么都有希望。要么，我们便被谎言所扼杀，要么我们就走入死胡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不失时机，孤注一掷。但须冷静，大门会敞开的。
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
反抗和循规蹈矩
（1951.10.19）
主编先生：
为安德烈·布雷东着想，也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击他的那些人一边（因为我厌恶那样做），对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评论。因此，我这封信实际上并不是对他那篇使人惊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显的，也不仅是因为他那篇纯感情用事的文章并没有修正我任何一个关于对洛特雷阿蒙的实际观点。同样，也不是因为布雷东向我做出一副教导我如何桀骜不驯的教师面孔。据我所知，不论在我这方面还是在他那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对我做出这样一副面孔。特别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气，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么他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我尚未决定那样做。
但在布雷东的文章中，他那专横的论断和对问题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我的立场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我希望您能帮我澄清一下。不错，在我那本 href='9806/im'>《反抗者》书中，有一部分，我认为反抗者们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虚无主义。这在那时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从萨特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为了把他们这一方面的表现同他们的创造性加以区别的缘故。他们这种创造性，同样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这远非是对循规蹈矩者们和逆来顺受者们的赞扬，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图证明，这种虚无主义是造成循规蹈矩或甘为奴隶的媒介，并且同现在尚在世的反抗者们那些活生生的榜样相反。
这些意思已经可以在我那篇关于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看得出来。当然，那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读它。因此，置其他内容于不顾，匆匆忙忙地指责我是循规蹈矩者，那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实，我承认，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我对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的评价大大高于《马多罗尔之歌》）因此，指责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东西，我只不过为澄清真理进行讨论而已。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话，那么，所有那些不光彩的东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确实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信念已把我们引入绝境，在那里，一切都应该另起炉灶，从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统的革命观念。我们怎样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旧者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因为他们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它对我们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会有所损害，对这一点，布雷东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开始研究某种伦理学了。他那种前后矛盾的强烈反应只不过证明我们已触及了他问题的实质。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仅愿意进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布雷东本人，最终应该对此表示欢迎。我那本书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复到它原有的价值上，因为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损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着反抗者旗帜的人。不管怎么说，这对布雷东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团结之路。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循规蹈矩（续）
（1951.11.18巴黎）
主编先生：
首先，我没被邀请便介入这次谈话，我对此表示歉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介入这次谈话，但这次谈话的矛头直指我本人，并非针对我的作品，于是我不得不站出来讲话，因为你们的编辑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经站出来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较长的回答。还要请您原谅的是，你们公开的这一场纠纷并不算短，我同时要回答两个人，对布雷东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复了。
……
……我们还是提一下这场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讨论之上的论战吧。我曾对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采用夸张手法，并以一个年轻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声疾呼为例。一个正义的愤慨所表现出来的过激和狂热能够席卷各个角落。
我当时理解这些过激行动，也并未曾用当前超现实主义的观点加以评论，包括他们的反驳文章在内，而研究他们的反驳文章对我是有用的。超现实主义的起因，我觉得对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别是在研究他们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内容。但布雷东先生却拒绝研究，他否认矛盾，并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一致性并没有终止。同样，他还重申他最初的原则。于是我们对此不得不认真对待，并对他的原则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一次我们没有妥协。但当我们考虑到布雷东先生乃是同我们处于同一矛盾体中时，我们对他的辩护未曾过分重视，就是在他顽固地坚持时，我们也并不相信，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曾说过，至今我仍然这样认为，自1933年以来，布雷东先生应该对他的某些声明有所怀念的话，那也决非因为他的行为同希特勒式的冒险有些混淆的缘故，尽管以他长期以来易怒的性格，他并不在乎此，而是为了向他那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怒和愤慨表示敬意，因为自那时起，欧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杀之中，他在那种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愤慨，对此应该有所怀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某些虚无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负有共同责任）已使我们在全力以赴反对我们所厌恶的事业的斗争中丧失了具有理性逻辑的自卫。布雷东所要求的那些东西，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极影响。但这种冒险仅是个别行动。萨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也仅只单独行动。我们这些人，历史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动员别人，但却没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经试过，并且现在仍在试图使自己纳入某种规则之中，并且逐步深入，取得这种可怕的经验之后，便可有望越过某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灾难。自战争开始和被占领以来，我便不停地从这种苦痛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我也曾相信，布雷东也体验过这种滋味。尽管他今天否认，坦白地说，我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只相信布雷东顽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无邪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例如，在人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日渐衰落的社会中，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从我的书中看出了资本的特权，那原因便是书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这实在是太妙不过了。虚无主义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只有一个漫长的和带着蛮性的冒险，而我们大家又都应该对此负责。勇气便表现在明白无误地把它说出来，并且表现在处于这个死胡同里能为自己找出一条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顽固地死不认错和坚持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布雷东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给资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从否认一切的好处到精神的特权，把一切都兼收并蓄：无辜者有道理，破坏者也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们并非没有伟大的热情，但也不会把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东想要做的，他自以为勇气百倍，结果却泄了气。两军已经对圆，世界上已愈来愈快地扎满了恐怖的军营，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变换着面孔，只有我们依然保留着苍白的面孔。于是便以一个过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义，我们这个时代悲剧中一个品德最高尚的人，开始散发诗歌合格证书，否认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为何战斗，对他人的尊严视而不见，并且疯狂地攻击他人。您的两位对话者，一位拒绝在 href='9806/im'>《反抗者》一书中提出的反抗者应有的明智形式，另一个则特别热衷于概念的分寸，教导我要向希腊哲学家那样做，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们能读我那本书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笑的）。唉，“把荒谬减到最小的地步”这一做法已执行了好久了，我们将在绝对的极端中走向绝路。改造我们的经验，而不是顺应它，此其时也。对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却决不否定我们自己的真理，然而也并非没有内部斗争。但对此人们对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那样跌得那么深而得了地中海热病，并且很开心地读读纪普的作品。鉴于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场上，我很谦虚地提到了尼茨什。
对这次论战，我想就此打住。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创造的力量来得深厚。也许我在行进中感觉到它时，我已经出了错，我想，它和我们同时在向前跋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一切噪音都会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东本人。但我却对真正的反抗者充满信心，他们将热情奔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决不是像布雷东现时用青铜铸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形象，虽然神经质，但却不会动。
关于反抗的谈话
（1952.1.15）
问：自大百科全书派以来（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来），一位知识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关于反抗者的全面论集，这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但似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明白这本书的内涵。读过这本书的大多数艺术家表现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尚未进一步发展之前，您是否愿意在这里讲一讲，哪些文章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答：没有。
问：毫无疑问，这些新闻媒体的反映并非全部，您当然还收到许多个人来信，您是否觉得这些信件比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更公正？
答：是的。
问：就我本人来说，自 href='9806/im'>《反抗者》出版以后，我经常有机会谈到它。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和我谈话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这些谈话中，我同样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开的批评，许多人都表示很难过。我并不想在此谈论您同布雷东和帕特里的论战，但我应该告诉您，由于非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涩，那是大有原因的。我们有很大一批人，对于由民主革命代表大会为保卫艺术于1948年在普雷耶尔组织的那次晚会尚留有非常鲜明的记忆。在主席台上，我们大家决心追随的人物都到了，甚至连布雷东也在内，从鲁塞到萨特，从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对某些我们在精神上向往的人，这样一次集会，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对那次讲话的大多数人，我们依然保持着敬意，但我们却发现，他们分手了，更坏的是，他们分道扬镳了。萨特反对鲁塞，您本人同布雷东意见不合，而且布雷东不止一次地和大家争吵。对此，您不担忧这种分裂会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险的小圈子里吗？在许多人中间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对此应该加以解决。我确信，在一种公认的危险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答：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认为混乱的时刻已然过去。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不再相信世纪骗局的人，愈来愈多的人是那些默默工作和埋头创作的人。他们咬紧牙关，决心完善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以反对破坏者。表面上看，斗争是不平衡的。你可以摧毁这些人，但你却不可以侮辱他们。自这时起，事情便颠倒了，过去，谋杀依靠谎言，如今不行了，它必须赤膊上阵。虚无主义已然山穷水尽，将在其自己的矛盾中死于非命。我们必须站在这一点上，越过这一点，不是死亡便是再生。我对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都抱有信心，对他们的抵抗力量抱有信心。我肯定我们会再生的。此外恐怕我们作家之间的纠纷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在普雷耶尔的集会上，您说的那些作家并没有掩饰他们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由他们口中自己说出。这些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团结。当一个具体的时机到来时，他们会强迫自己团结起来。这样即使有分歧又怕什么呢？我们不要求他们相爱，他们通常是不那么可爱的，人们要求他们有韧性。再说，只有“不同”，才能创造世界。自然，这个时机并非作家自己能创造出来。不管怎样，请不要怀疑我的书能对此作出贡献。
问：我迫切希望有这些人参加的一次新会议的召开能成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参加的话，至少大部分人能够参加。不管怎么说，对普雷耶尔会议那一段美好时光的记忆，促使我提出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问题：“知识阶层能做些什么？”我想应该向您说明，我不是说想了解例如今天他们能为革命做些什么，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为帮助本世纪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么。
答：是的，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当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识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们鼓吹并且参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西方传统梦寐以求的，由哲学家对政权的管理，如今已在数亿人中盛行。然而哲学家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头脑，要管理就必须通过警察机关，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客观性和仁慈心已经有所减弱。当代虚无主义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和革命者，已被知识分子抛了出去。于是您的问题便又回到这方面来，即“知识分子（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艺术家）给他们制造的痛苦，他们能够消除吗？”我的回答是：能够，但要有条件，那便是：第一，他们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可以团结你们想要团结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本人也愿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问：自你发表了那封答复布雷东的信件以后，路易·鲍威尔先生在一篇关于 href='9806/im'>《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书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个美好的信念。对这种离奇说法，您作何感想？
答：对，我看过了。没有评价，也不想谈它。该文的作者就桀骜不驯讲，至少在理论上表现得很傲慢。他吊销了我革命的合格证书。对此我感到害怕。当然，他同时也撒了点儿谎。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讲形式的伦理道德，而这已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他撒谎，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样，对我明显地倾向于自由工会主义一事只字不提，保持沉默。幸运的是，除了我的这位评论者所认可的传统外，还有另一种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战争的传统启发了我的论述，而且它还没有消亡，因为它始终都在不息地战斗。其佐证可以在一本名叫“无产阶级革命”的杂志里随时见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过，我也知道他们很喜欢读巴黎的报纸，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份颇有胆量的工人阶级的杂志的话，他们会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问：您从前作了一些报告，引起了一些纠纷，在您同那些人结束这些纠纷之前，我们发现，共产党人的新闻机构对您的 href='9806/im'>《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没有半点儿攻击性的言论，也没有半点儿微词。
答：是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报纸对这一方面不感兴趣的缘故呢？
问：我曾经同某些活动分子或者说准活动分子作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他们大多数都不愿读您这本书。其他人则给这本书冠以这样的名目：那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对此他们一窍不通。当然，也许是他们不同意您的意见，而又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缘故吧。
答：不错，我的那本书正是同那桩所谓马克思主义论述公案有关。在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之前，必须对批评我的那些意见予以驳斥，而驳斥它们的合适方式，就是不要对那些东西视而不见，要读它们。我极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坏，此外，别无出路。这一点相当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尔的话：“如果你想坚持，那就辱骂吧，但一定要先读一读。”您看，不管怎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不读我的书，却肆意辱骂我，这句话不是再合适不过了吗？
问：许多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美学观点辩护。他们纷纷投靠在圣·茹斯特门下，还有一些人投靠在萨德或肖戴罗斯的旗帜下。您不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纷纷投向这些明目张胆的暴乱者有点奇怪吗？另外，还是这些人，他们声称自己同时也并入洛特雷阿蒙、兰波甚至波德莱尔一派（这些人都醉心于制造前进的路障）。也许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存在着这种极有效，又极强有力的辩证法，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所有伟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答：波德莱尔思想上的老师约瑟夫·德·麦斯特勒，此人什么都不反对，包括路障在内。圣·茹斯特保卫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恰恰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至于洛特雷阿蒙和反军国主义分子兰波，共产主义制度便足以使他们受到再教育，那种以这些混乱为借口的人是沙龙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这种手法尚不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和流血牺牲，那倒也确实有趣。
问：关于萨德、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有过同您一样的思想观念，只不过他们不敢提出，怕别人说他们是离经叛道。我可以告诉您，他们现在是感到宽慰和满意的。
答：是的，这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较之和小鬼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须说明，总有一天国王的衣服要被脱光。可是，到那时候大家却能真正地爱上他。人们对这些创造者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绝他们的封赠。洛特雷阿蒙，特别是兰波，他们从没有表现得像他们孤立无援和手握真理时那么伟大，可惜，他们却被粉饰过的神话所迷惑。
问：在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我称之为您的“伦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驳逻辑方法，难道您不认为逻辑方法此刻却正好击中人们的病痛所在吗？而且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的，到那时，“逻辑方法”这个词将重新变成一个高贵的字眼。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大多数的哲学体系将受到绝对的谴责。
答：我反驳的不是逻辑方法，我反对的是那种以理性的逻辑方法来取代活生生的现实的思维逻辑。各种哲学体系一直都试图解释客观世界，而不是给客观世界硬性套上某种规律，那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东西。
问：近几年来，在宗教界，大家对英雄主义议论颇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观念，会从中看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的。
答：我不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至于英雄主义，我认为应予选择。我们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英雄主义来辩护，也不能以笼统的爱来辩护。
问：忠诚不同样属于这种英雄主义范畴吗？
答：忠诚也不属于这种范畴。它本身无所谓品德。纳粹的党卫军也是非常忠于他们的主子的。
问：自然是如此。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即一个做过好事者，和一个做过坏事者，他们都同样可以心怀忠诚。从绝对意义上讲，假如我们排除任何实例，您不认为忠诚可以使人变得正直吗？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发。另外，只要这种忠诚为生命服务，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也可以。倘是这种忠诚是以别人的死亡为代价，或以强制手段为代价，那就不可以。不错，关于此类问题，人们为了替自己辩护，可以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便是：“我曾经是忠诚的吗？”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其内涵首先不是自问一下：“我是否没有失去过尊严，也没有使别人失去过尊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问：您出生于地中海岸边，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认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感情色彩之间，思想家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摇摆不定的。
答：可我的心并不摇摆。我在结论性的意见中也未曾说过，任何事物的解决，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说，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欧洲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这些概念其起源却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体系的中心。我还谈过，与此同时，平衡被打破了，欧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中午和夜半的斗争之中，而且一种活的文明不可能在这紧张状态之外形成，也就是说，不可能离开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的地中海传统。就是这些。我发现，在这一论断中，大家十分谨慎，按我的性格，我认为有些过于小心了。在我诞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边，由于距离的关系，在那里人们对欧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这个面貌并不太漂亮，但至少，不应该现在让我说些与我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的内容。
问：你打算将来还要出一部 href='9806/im'>《反抗者》的续集吗？或者，您会对这本书作些修改？
答：可能我要写一本续集，但为什么要修改？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也从未以哲学家自诩。 href='9806/im'>《反抗者》一书也并不是专门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书。因此也没有必要加以补充和修改。我知道这本书在这方面的不足，即在资料来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仅只在于再现那种经历，我自己的经历。当然，我也知道，那里面也有许多其他人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讲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心底的表述，为此，我反复考虑，认真推敲，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本在观点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脱节的书。有许多作家，我觉得他们的书是浑然一体的，或者说是彼此照应的，甚或是前后呼应的。
信徒的净化
（1952.5.28）
先生：
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您对 href='9806/im'>《反抗者》评论的那篇文章，对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不想对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详尽的回答。对这篇文章，我有时觉得无须争辩，有时又觉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对于您发现了我那本书对形而上学是排斥的这一点，无疑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比如，您对恐怖的分析，对于古希腊文化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的看法等。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论中提了出来。但，每当我面对基督教哲学家们全方位地向我进攻时，我都有些尴尬。他们说，我的信仰难以解释，从而否定我对基督教有足够的认识，却无视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论及其历史上所花的力气，而您也并非不是如此。我觉得自那时起，便很难用理智的论据来说服您了。因为您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指出我的局限性，说我已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我的理论已变得虚无缥缈了。
鉴于此，我只向您提一个触及您的论据核心的问题。您对我把神秘学派、纯洁派和冉森教派，称之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这一观点表示了理解，随后您又强调了有关“净化”的那些神学学说的危险性。您的依据便是，从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那些净化主义者的“政策”看，其后果足可引为借鉴。我本人在 href='9806/im'>《反抗者》一书中也指出过，这种过分的、纯表象的逻辑，把信徒们推到被净化的位置。不管怎么说，您已经以教会为武器来反对那些怪论了。而教会也将被认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体，它把慈悲置于净化之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洁派，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如此。尽管从前我曾关注过阿尔比人的争吵，但这一插曲对我来说，已成为相当遥远的过去，已无助于说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这一话题向您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话，那么将怎样解释，在阿尔比人大兴怪论之际，恰恰是教会兴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这一点您也承认，而这种裁判所乃是当代恐怖主义者的警察局；又将怎样解释那些阿尔比人，尽管他们大闹净化闹得使人恼火，但他们却被野蛮地净化和屠杀了；同样又将如何解释，不管神秘学派也好还是冉森教派也好，作为这些派别中最后一批人，并且作为今天的见证人之一，他们在那些净化机中所处的地方也并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净土。难道这些简单的事实还不足以证明，“净化”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纯洁派的至善至美论，不是同政治上的纯粹主义不同吗？同样，教会不也是被证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个中介者，而在其行动上，则已远远超出这个限度了吗？最后，您对基督教学说的解释和对历史上基督教的解释，其本身不也带点儿过分的摩尼教味道吗？
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
反抗和警察
（1952.6）
先生：
《新批判》经过了六个月的酝酿，终于发表了一篇关于我那本 href='9806/im'>《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读到了它，确实是一篇妙文。你们的评价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尽管它的署名是皮埃尔·埃尔威。我读完以后，觉得不得不加以评论，至少对您使用的那个形容词是如此。
我首先假设，《观察家》并不想说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风格上。实际上，那里边有许多妙不可言之处，叫人瞠目结舌无从反驳。至少我们应该为作者消息之广、学问之深而喝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肯定已经发现埃尔威先生把阿尔贝·索莱尔同乔治·索莱尔给弄混了，并且很慷慨地把乔治应得的赐予了阿尔贝。在此之后，还是这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为最有资格称爱因斯坦、波赫尔、黑森贝格，还有一些其他人，是“肉体上衰退的理论家”。当然埃尔威先生并没有衰退，还能够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轻了。
至少埃尔威先生这种强有力的辩证法能够征服您的同事吧？坦白地说，我还是第一个惊奇地见到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党的最先进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讨论马克思的事。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注意，我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另外也没有一篇文章来反驳他。马克思之后一百年的今天，辩证法在埃尔威及其朋友们手中已日趋衰败，它已不再是一门辩证的艺术，竟变成了一门任意宣判、任意否定的艺术。就这样，他们便随心所欲地宣判我，说我不关心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受害者，而对我数百页的文字却视而不见，然而这些文字却证明了近二十年来，我除了为此而斗争外，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其他的政治斗争，这是埃尔威先生及其朋友们尽管出于战术考虑，也是抹杀不了的。此外，也正是这位埃尔威先生，他说我对广岛事件的纵容是有罪的，这又是一件随心所欲的罪状。1945年8月8日，也就是广岛事件的第二天，没等斯德哥尔摩宣言发表，我便在《战斗报》上撰文说：“机器文明现在已然发展到其野蛮程度的最高点。”可是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的报纸上是怎样说的呢？他们同他们过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新闻机构一道共同欢庆这个完美无缺的胜利。对这种表演我要穷追不舍，并且还将追下去，如果他们向那面推我的话。但您已经向我表明，埃尔威先生的推理和他的撒谎一样：信口开河。
因此，我已看不出他这篇文章的妙处能躲藏在什么地方，或许就在他的结论部分吧，不错，说实话他的结论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结论，同那篇发表在《人道报》上由维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题的下三烂文章能够配合，便足以证明埃尔威先生的全部无聊工作都被他干得马马虎虎。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您的合作伙伴应该继续干下去，因为他自己也常这样宣称。
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我的书中，我已说过不止一次对1905年俄国革命者赞扬的话。在提到暴力和谋杀时，我也试图规定一个界限，谋杀不许超出这个界限。卡里亚耶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事例使我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他自己也面对死亡时，才可以开杀戒，而且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临着毁灭。最后，任何人及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逼到这种极限时，也必须是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但对绝对非暴力行为则属例外，不过我不相信埃尔威先生对此能写出一篇有诚意的文章来，在对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协的立场去思考。埃尔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发现秘密的面孔，说我有系统地颂扬恐怖主义，因而说我同意使用谋杀手段来对付苏维埃几百万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他们的领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无耻地向我散布必须在苏联国内进行战争的思想。那样子就好像他们已经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即他们受和平思想启示而突发灵感之前，对我的和平主义可并不是那么辱骂和嘲笑的。最后勒杜克还暗示说，我那本书是美国人付的钱。
对这些无聊的议论，我也不想加以讨论，我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书刚以某种方式写出来时，埃尔威们或勒杜克们便宣传活命哲学，并且始终保持着一副骂人的架势，而且互相吹捧。对此，我不可能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同时对某些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的罪状，特别是对我全面谴责的罪状，而这又是埃尔威们和勒杜克们昼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向往着要到乡下隐居一样。您认为写得很漂亮的埃尔威先生的那篇批评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尽管他的恫吓战术对我不起作用，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烦恼注定还要长久地继续下去，这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我却仍然要向《观察家》提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您是否认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讹诈手法和以很少掩饰的威胁手段来结尾，真的就那么“漂亮”吗，如果您不是属于那种医生之流的话？因为有一些医生经常会把皮肤的红肿说成美丽得艳若桃花，待其化脓时又说美若乳酪，并且津津乐道。那么问题就又回到《观察家》上来了，不管怎么说，它如此赞扬那篇文章，那原因岂是一两句话便可说得清楚，或者仅承认它是一篇攻击文章便能了事的吗？我不晓得您将做何种回答，我仅希望您不要把问题缩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诉您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认为您的回答会大大超出我的预料，也不认为它会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兴趣。
您在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比如说把殖民主义同斯大林的独裁加以区别。您这样做是对的。在一般情况下，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人们有权迟疑一下，有权在同意与反对之间权衡一下，也应该考虑一下双方的论据。这些事您也没有必要通知我，而且这种事也并非那么悠闲自在，其实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对当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图把我们动员起来的形势，您却不能仅只为了保卫自己的价值，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裹足不前。否则，您表面上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表现。不幸的是，事情总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您那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须要加以保卫。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处于这种谴责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立场加以辩护。其证明便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您拒绝在殖民主义和暴君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而最终乃是您拒绝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间作出选择，拒绝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间作出选择。这正是使我吃惊和愤慨之处。也并非为了我个人，因为我已经习惯于独自为战了，乃是为了整个的事业，为了有时候你们也曾扬言要保卫的那个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仅在这样一个严格的范围内，出于对光明的热爱，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个形容词。我肯定您是出于大意才那样写的。我觉得这将会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气，也无须改变您的立场，只消明白无误地表明，那些谎言家、骂人者和一辈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艰苦卓绝地寻求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理和大众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够了。倘若您不这样做的话，那么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后他们能相信您并跟随您吗？他们同样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长袍的检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将开庭、请大家起立的人区分开来的。但我还是不愿怀疑您的回答。
反抗和浪漫主义
（1952.5）
主编先生：
您既然建议我对加斯东·勒瓦尔的文章作一答复，那么我就尽量简单地写一点儿。勒瓦尔文章的开头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结尾处，又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我这个答复却没有丝毫和他笔战的意思。我绝对认为勒瓦尔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讲的许多论点，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抱成见地检查一下我的论据的话，他也将会明白，可以说我对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是赞同的。总之，我从中获益匪浅，尽管这些文章是在反驳我。
首先，您会发现，在我那本近四百页的书中，关于巴枯宁的论述只占了四页半。这足以说明，不能认为我写那本书的动机就是专门研究巴枯宁的，只不过想从他那里找出一些足资我参考的东西，在书中对其他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我写那本 href='9806/im'>《反抗者》的方案始终没变，即从反抗思想中找出并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时研究如何超越这种矛盾。关于巴枯宁，我仅只从他身上指出了这种矛盾的一些迹象，在书中我对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问题在于，首先要了解这种矛盾能在巴枯宁身上存在。我坚持认为，他身上是有这种矛盾的。勒瓦尔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宁思想的积极面貌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应该发现，为了使读者理解，就这么一小部分具体问题，他花了不下五十页的篇幅。）至少，他从未打算要否认巴枯宁的文章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我们从巴枯宁政治生涯的开始和中间都能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这已经能够证明文章的作者的这种倾向是一贯的。我不相信有人会对勒瓦尔说，这种思想只存在于他的文学领域中。我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着奈特舍耶夫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巴枯宁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对此勒瓦尔也并不否认。但这却绝不说明什么问题，在此我仅对勒瓦尔对此事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认为我是把巴枯宁作为俄国共产主义之父来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页纸中，我就曾两次明确地提到，巴枯宁在各种场合下都反对专权的社会主义。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说过的事实，乃是为了强调，虚无主义的忧伤感，在反抗者的观念中是存在的。因此，当勒瓦尔详尽地向我列举了巴枯宁大量的积极思想时，我更加证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宁是十九世纪在真正的暴动中能够同马克思对抗的两三个人中的一个。我更加认为，勒瓦尔在他大量的叙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进，他使我在巴枯宁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种矛盾性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不妨走得远些。我们从巴枯宁和其他人那里发现的虚无主义，曾经暂时起过作用。但时至今天，我们不可能没有积极的道德观念，这一点，你们这些1950年的绝对自由主义者也是知道的。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呢？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由于他们的虚伪和不大不小的残暴，已使我们感到气愤。而支配着绝大部分革命运动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已使我们反感透了。至于那些所谓独立的左派，实际上已被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慑服，已然依附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下，连自己都觉得不够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缴了械。所以我们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找，亦即是说，在反抗思想的内部去找，去找那种我们需要的道德观念。如果我们无法找到，那么，世界将会崩溃，这个崩溃的世界可能就是正义，但我们自己也将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将是可耻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内部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向往之间正在挣扎搏斗的矛盾之外，别无出路。我在抵抗这种消极思想方面下的工夫，远比医治它要多。
现在人们明白了，对于巴枯宁，我原来的意图是想在他那些虚无主义的声明上画上一个重音符，而绝非对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对于第一国际的汝拉山脉地区和西班牙组成的法兰西联盟，在我那本书的结论中就曾以此作参考的依据，而该联盟却正是由巴枯宁分子所组成。又比如我认为他的思想对于革新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极有启发作用的，而且从现在起就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工会主义的斗士中体现出来了，那证明便是他们所开展的运动持久而富有活力。
然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景，这个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为巴枯宁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把他同他那个时代一起所具有的虚无主义的偏见放在第一位。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应该不停止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优秀者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我们对他们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继续他们的事业，而不是把他们供奉起来。正是因为人们把马克思供起来了，所以主义也就消亡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则不应该走这条路，它确实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辙，从虚无的主义那里回过头来就能发展，因为这种虚无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对这种浪漫主义我曾经批评过，而且今后还要予以批评，但对那种丰富的内涵，我却愿意为它帮忙。
我仅想加以说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勒瓦尔的一句话，那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话，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我的心灵感到苦涩了，那便是他所写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审判官自居。如果说 href='9806/im'>《反抗者》那本书审判了某个人的话，那首先审判的是作者自己。在这本书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动不安的，并非华丽的词句，他们已经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经给过我养分，我愿意继续这样做，以便使大家继续前进。我并非是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过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但我却要保留今后对我自己或对别人讲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权利。只有唯一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我这种做法不能给人们增加无法忍受的痛苦，但当围在高墙里的我们正摸索着走出去时，却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处那个可以打开的大门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对我所知的情况说话的权利，而且我肯定要说。我感兴趣的便是新生。
唯一能够赋予 href='9806/im'>《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于您，您有权思考，有权讲话，尽管围绕着我这本书，有许多议论，但它们将会平息下去。我坚信，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本书将会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念，会给这最后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反抗与强制
（1952.6.30）
社长先生：
承蒙您的杂志专门为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那题目是相当刻薄的，我想借回答这篇文章的机会，向贵杂志的读者提供一些对文人的手段以及对该文章所采取态度的看法。该文所采取的态度，是与您本人有密切关系的，我可以肯定，对此您不会否认。说实话，这种态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兴趣，而那篇文章的苍白无力又颇使我吃惊。既然我被迫要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那我就只能在确定了我的看法之后再这样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实质说，该文称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说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样，写得比较长，我尽量说得清楚一些。
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决定对我那本书进行批判时却对那书中的论点进行了删节和篡改，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那是一本自传的印象，对此我要把他的真实意图公之于众。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便足以把我们引到多方解释的道路上去话的。我仅在此指出，也是出于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评可能会从反面指责我，说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还想指出，这一次却是对自己的彻底安慰，那便是我的这种研究手段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赞扬，就是亚历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经指出，后者在批评对上层建筑的解释过于狭窄，并且是很高兴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时也提出过。
这种有分量的意见使我感到，我所选择的写作手段并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却相信你们的文章，在实质上没有触及我的写作手段。它只不过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并且指责我由于我的偏见，使我远离了社会现实。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写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头所刺中了，他离开我那本书的原文，顾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书，不管他怎么说，起码是现实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写道：“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在人的行动和思维的源起中，起着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点，即这种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伙伴的写作手法，使他马上就反过来说，我不承认经济所起的首要作用，并说“显而易见”（毫无疑问，这种“显而易见”是内部所见）我不相信经济基础的作用。既然你决心否定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那么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这种断然的口吻始终贯穿于你们的文章中，从而断绝了任何讨论的余地。天明明是蓝的，你们却硬是让我说成是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我就承认自己是个疯子，要么我就宣布和我对话的是个聋子，此外别无出路。幸亏，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样，于是我就只能逐个检验一下您合作伙伴的论据，以便决定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聋了。
一个人如果在我面前表现得充耳不闻，我宁愿认为他实际上是个聋子。他的论点十分简单：我把天说成蓝色的，其实是黑的。他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要讨论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不但没有被采取，而在我的书中却对它进行了批评而且是反对的。尽管我的书对这种立场给予了彻底揭穿，但他还是这样归纳的：所有的罪恶都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而所有的好事都与它无关。在此，我必须提出严正的抗议，并且心平气和地对你们说，这种手法是卑鄙的。一种批评，假设它是成立的，而且又是以这个国家中重要的杂志之一的名义提出的，应该毫无条件地把一本书中的主张摆出来作为批评的依据，要反对它，就要说明它坏在何处，这应该是当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应该想到有些人虽然看过你的文章却没有看过那本书或者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应该让他们充分了解全面情况。现在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他们是被欺骗了，因为你们的文章向他们说了谎。不错， href='9806/im'>《反抗者》的意图在于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同纯粹的历史主义同样令人遗憾（至少，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它写道（是为乐于读这本书的人写的）：只相信历史的人会走向恐怖，对历史什么也不相信的人却愿意实施恐怖。它还说，存在着“两种无效的手段，一种是克制，一种是破坏”，存在着“两种软弱的表现，一种是善，一种是恶”。它还特别指出“否认历史，反过来就会否认现实”，同样“你远离现实，就会把历史当成能解决一切的钥匙”，但这些论述又有什么用处呢？您的伙伴对此并不关心。他已经把自己“泡”在历史之中而不去考虑事实了。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他便装腔作势地对我说：“一旦永久的原则和没有体现出来的价值被人所怀疑，一旦理性开始动摇，虚无主义便会立即胜利。”在这里，他向我提供了两种选择，一个是他的无能，一个是他心怀叵测，其实这两种乃是互相依附着的。无论是谁，只要他认真地读过我那本书都会知道，虚无主义在我看来是同脱离物质的价值和形式上的价值相吻合的。对1789年资产阶级形式革命的批判，在我的书中，是同对二十世纪犬儒主义革命的批判并行的，它同时指出，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尽管价值观念被置于历史之上，尽管这种价值被视为绝对同历史是等同的，但虚无主义同恐怖仍然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系统地取消了这种双重批判中的一个时，您的编辑先生便把他的论点神圣化了，但与此同时却毫不脸红地牺牲了事实。
面对你们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写出和重新申明事实的真相，这事实就是我的书并没有否认历史（否认这一点是毫无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种把历史绝对化了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历史被搁置在一边不予理睬，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映在你们的文章和论点之中。此外，你们的文章也承认，我书中有些地方对这种论点提出反对，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仅仅是通过各种魔术手段使我写的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他的信念。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从其范围上讲，我们说，并非仅仅书中的两三个地方反对他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乃是整本书都取反对的立场，就其写作手段、分析内容甚至从它深刻的内涵看，都是如此。一个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评，无论在何种场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个想象出来的论点，就会仔细和我真正的论点相对照，即看看它是否会帮助历史回到虚无主义方面去。这种批评极力试图证明，历史能够赋予自己各种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力量价值，或者再进一步证明，人们可以在历史范围内活动而无须求助于任何价值。我不认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将防止自己相信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装比我好的人会做不到。说实话，我对您在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却错了。您的合作伙伴却更愿意在我的推论中取消关于历史问题，以便能更进一步指责我事实上取消了对历史的推论。事情绝非随心所欲便能成功，他采取了把事物扭曲的办法，这同我一贯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个这方面的确切例子。不错，你们的批评使我说出，存在主义（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囚犯这样的话。于是存在主义便很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同时在这块公众耕种的地方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以致我们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成了历史的囚犯，也便使我无法逃脱。这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对此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存在主义“暂时已屈服于历史主义和它的矛盾”。你们的文章在这里，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样，用历史取代了历史主义，这样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完全反过来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种手法是否严肃是否高尚。
还有一点次要的要说，就是你们的批评还以一种极其轻浮的，或者说可笑的或轻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论据，但却不是无意识地用一种想象出来的论点当成我的论点来反对。这样，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审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称，我在教导自己脱离历史，教导自己无所事事，教导自己抛弃一切有效的手段。于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尔及利亚人面前、马尔加什人面前，以及乱七八糟的井底矿工面前，这时他就可以宣布说，这种立场（我可从来没取过这种立场）是不可取的。为了击破论据公正的这最后一道障碍，他只需重造我的自传，为他的论点所用也就够了。比如，他可以解释说，我长期生活在地中海海滩上的舒适但却有些阴沉的环境中，而抵抗运动又仅仅在上述那种条件下向我展示了历史的面貌，而这种条件又使我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然而现在环境变了，历史对于我那精细的感官则显得过于激烈了，于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灵活的方式准备退却，并且美化我的隐退生活，说那种生活乃是艺术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极大的宽容心原谅了这种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并非被强制了解这些殖民主义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它们使您的伙伴睡不着觉，但它们却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着了。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一直到战争爆发为止，都是我作战中的同志。他们也并非被强制理解抵抗运动（我在其中仅起着次要作用），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一种美好形式，对那些在抵抗运动中受过苦难的人亦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在这一运动中杀人，便是被杀。好像还应该向您说明一下，如果说我在准备一个美好的隐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艺术之中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话，这种态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样，我会径直地把它讲出来，而无须花力气写四百页的一本书来为它辩护了。这种功利主义对我评价的方式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这你们也已了解。你们的文章，我从中既看不出对我的宽厚，也看不出正直，却从中看出了拒绝深入讨论问题的态度，看出了那种背叛某种立场的愿望，而如果不是立即开展一场真正的辩论的话，那么这种立场还是暂时不说也罢。
这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怎样解释，你们的文章竟自认为有权如此歪曲一个论点呢？对这个论点我还在继续思考，觉得尽管它得不到你们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经得起无恶意的检验的。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稍微反过来看一看。这便是想证明一下，你们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从哲学上讲，乃是建立>.９９lｉb?在矛盾冲突和虚无主义之上，从历史的角度看，乃是无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首先谈矛盾冲突方面。极其粗略地讲，你们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种教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们的文章中却发现了以下几点：
1.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我这种情况），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2.以马克思和黑格尔为后盾，以权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反动哲学（用这种手段，企图也把我牵扯进去，尽管我的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3.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要么绝口不谈，要么便冷嘲热讽。第一国际和巴枯宁运动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广大群众之中，但却对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书中的中心思想，却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搁置不理。革命的工会主义，受到了嘲笑，而我为它辩护的那些依据，比如关于它的调查材料，关于它从反动的专制的社会主义转变过来的材料等却被避开了。您的合作伙伴就好像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开创了革命传统是基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打开了哲学时代的大门。而 href='9806/im'>《反抗者》在赞扬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时，也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们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文章竟把我的论点歪曲到这种地步，那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运动才能使用军队和警察。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文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了。因为如果从某种哲学观点来反驳理想主义甚或历史相对主义成为可能，如果不引证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那就很难不把它当成一种反动理论了。而且如果不从马克思及其学生们那里寻求必要的历史资料就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有价值的，老实说，那也是不可能了。你们的文章，如果说它能够充实某种理论的话，那就是它仅仅加强了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仅就两个方面谈一谈：
1.拒绝实事求是地讨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文章，并且公开地占领这块阵地。是真是假，有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吗？在今天，是否有众多的事实来反驳呢？是真是假，“精神现象学”准许有犬儒主义政治的理论吗？例如，曾经有过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分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在这方面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产生过影响吗？这些论点都是我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但在你们的文章中却丝毫不提。例如，关于第一点，我并没有讲过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错误的（相反地我倒是赞扬它），但是，他的预言有一大部分却是落空了。在这方面，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但你们的文章却说，我赞扬马克思乃是为了更有力地攻击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充耳不闻的手法，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对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样，如出一辙。自您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起，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便强迫他这样想，即马克思的论断是不能碰的。它们绝对不能碰，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上层建筑。如果我们也像您的杂志那样，信仰经济基础，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过一个世纪的变革，应该是过时了，至 5c11." >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应该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样，对此是无须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会导致否认经济基础，就会又回到理想主义方面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自身的逻辑，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发现自身的矛盾，不断地自我纠正，或不断地完善自己。凡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的人，都应该对它有所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这样做。因此，如果真是取这样态度的话，就必须对它加以充分论证，但你们的文章却对此不予讨论。由于我不能下结论说您的合作伙伴以轻浮的态度对待一种学说，所以我将仅指出其种种暧昧的表现，似乎这种暧昧态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问题就尤其明显。
2.不错，凡在我书中触及专制社会主义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问题时，他便绝口不提。面对一部作品，在具体研究二十世纪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时，尽管它有缺乏现实之处，你们的文章对这个问题便不置一词，或者是表现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后，只有一句话，它暗示说，反抗的确实性通常都是表现在令人生疑的欺骗之中。这指的是大家和个人，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同意专制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革命经验，那么就很难不把恐怖手段当成一种规律来看，而且将永久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集中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书中，对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书时，你们却从来不提这个问题，反而说我没有进入事物的核心。
把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比较，人们便不难发现，我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你们的文章对一种学说好像是在说：对的，但却对牵连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又保持沉默。必须看到，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则直接对立的。
这种有选择地使用论点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却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对准的，是你们的杂志上的某些社论。为了替他对待我那本书的立场辩护，他必须完全违背《当代》的观点，指出历史有一条必由之路，也有其归宿，它表露在我们面前那种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总会向着和解的方面发展，到那时我们便将进入最后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称只承认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另一部分也好，那么他所选择的那一部分，在哲学上不反对你们的公式，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预言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当时承认我论点的依据，这就又否认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预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一种永恒的哲学的原则），才能干净而利落地反对我的论点。但是，你们的杂志能够毫无矛盾地、干净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则吗？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足资选择的那么一种归宿，历史又何以会有现在就能看得见的那种道路呢？如果它有那么一条道路，又何以人类却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人类能找到这种归宿，那么他们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可怕的永无止息的自由中又会怎样呢？这些目标，它们还将得到发展，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观的。无疑在你们那位批判者的眼里，它们绝不止此，因为他完全避开了使《当代》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个讨论题目，即关于历史走向何种归宿的问题。 href='9806/im'>《反抗者》意在指出，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必要的牺牲，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只有为了历史有一个美好的归宿，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同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排斥这种归宿。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详尽地做了阐述，但你们的那位编辑却只字不提。藏书网
把人类从一切羁绊下解放出来，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实际上从事历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应该解除他们斗争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可能会把他们抛到任意的地方去。这样，按照虚无主义的逻辑，便从极端自由走向极端需要。这除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奴隶之外，别无其他。当您的合作者，在把别人贬低一通之后，又假装承认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他写道：“在革命方案中确认反抗的存在，无疑对我们的事业的健康是有益的。”而这种赞成的态度，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
在相对自由和历史需要之间是无法选择的。必须顾忌到，这样一种态度会导致人们只向着自由的方向去想，或者只选择需要的一面，以使人们像一个男人所做的那样，一相情愿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但什么都想得到，却什么也得不到。就像您的那位批判者一样，他不要证据（甚至反对证据）便信口雌黄地批评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做，或者说我什么也不懂，他只热衷于另一种做法，即使用一种什么都想得到的手法，却叫人们什么也不去做。他大喊大叫，说别人全在云山雾海中迷失了方向，他却能在天底下地上面四处飞翔，对于他脚下那些正在忙碌着的警察却视而不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忙碌吗？我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尽管我已开始感到有些疲劳，疲于审视我自己，也疲于看一眼特别是那些老战士，他们曾经为自己那个时代不顾一切地奋斗过，但我也不认为他取类似我这种态度，假设那么多的客观困难是对的。
但这又有什么用？尽管你们的文章不想了解这些，但我们大家确确实实是处于风险和困难之中，正在寻求我们自己的真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像你们那样以轻率的态度动辄以审判的口吻讲话，我仅只向你们指出一种矛盾，也不想预断你们将采取的解决办法。至于我自己，当然也没有任何最后的建议要提，只不过有时我似乎觉得已看到了这个古老的世界中应该消亡的东西，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不论在众多的学说中还是在历史上，同时的确也看到了应该继续保存下来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保卫这种脆弱的幸运时期。我的这本书除此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说，我这封信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你们的文章是没有意义的，作者的语气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闭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会一如既往，很虚心地接受。但为使头脑平静起见，又不因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误解了我所写的东西的面孔，似乎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所描绘的历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没给以公正待遇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理，是我们要跨越矛盾的正当愿望。自此，沉默便已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来说，我们没有跨越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将不会同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师对抗，以显示我们并非他们那些奴隶中的一员，这一点请你们相信。那么除了在大师们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说，一种能让大家公开承认的方式？一种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那种效果，正像我这封信中所说的，即公开地否定我的写作手段及其成就。但这又是直到目前为止，你们所不愿意做的事。
创作与自由
保卫自由
（1952.12）
最近，应邀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一篇关于亨利·马尔丹的文章，有人对我说，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别是《当代》杂志的编辑们已做了安排，我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由《当代》出面来维护自由的价值，会影响自由的声誉。只有一种情况，即一个生命在发挥作用时，（比如像罗桑贝尔夫妇那种情况，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们求饶）才会面对各种混乱，表现得无所谓。至于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马尔丹，则比我们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长了在监狱里的时日。
相反地，如果有人对亨利·马尔丹的事情澄清误解不含糊其辞，给他来个一清二白，他很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说清楚的是同时也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就是释放亨利·马尔丹。
首先，是新闻界把亨利·马尔丹的破坏活动同他在军事区内散发传单一事给搞混了，而且经常是故意搞混。实际上，他的所谓活动已被撤销起诉，相反地他散发传单一事已被定性，由海军方面自己解决，并通过军纪做了处理，这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处罚比被送上法庭要轻得多了。
依照军事法规，这一违法事件，只需几周或几个月的监禁便足够了，因此亨利·马尔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判决，并且已到海军服刑去了。与此相反，官方法庭却宣布了一项非常重的判决，并且指出，它不认可此事仅只违反了军事法律，从更广的范围上讲，这种传单的性质是在搞宣传活动，即反对印度支那战争。
就这样，这件事便陷入了一个很难反驳的反对意见的干预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规定军队士兵必读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说，依据他们的观察，印度支那战争是一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鲜血和痛苦的代价，它是国库开支的一个负担，希望至少要找出一个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应该动用监禁手段。他们同亨利·马尔丹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是军人。在对亨利·马尔丹的判处不仅仅使用军事法律的同时，有人就把他的情况同那些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人的情况等同起来看待了。如果还对他的判决与众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话，那就会使人认为，由于共产党人的身份才使得对他判决加重了。
如果坚持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这样说，可以监禁，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剩下的，就是对这个决定进行美化，然后就是大造监狱，最好是成千上万地造，以便能容下几百万共产党选民，尽管我们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来说，尽管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我却认为对这种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应该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让共产党人同样能得到。
当然，我对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自由的兴趣不抱半点幻想，特别是他们对待反对他们的人。我只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无穷无尽的诉讼案件，和那些无休止的审判，使人不快，因为在这些审判中常常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个儿子前来提出要求，要求对她的丈夫或对他的父亲判处重刑，而这些案件和审判，却会对那些所谓的“人民”政权造成最大的危害。
我认为，真正的自由党人，在放弃他们最大的力量，即在个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义不得不退却的那种力量，亦即是说，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们把它放弃，将会一无所得。在任何情况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来削弱一个学说的力量的，只有和这个学说作斗争，以保证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一个警察机构，如果不实施恐怖手段，那么它便永远无法解决反对者制造的问题。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会的不公正所提出来的问题，也绝非用压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彻底的，是不会从极权政体那里得到好处的。它能尽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对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义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义上的力量。因此，它应该要么接受对方的退让条件，承认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进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么便什么也不做，放弃自己的权利任其变成一个极权的政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以什么名义来同极权政体作斗争呢？）
这个原则对亨利·马尔丹适用。他受到指责的那种活动，对他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对活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惩罚，并非仅仅针对他这种活动而判决，并且十分明显的不公正。依据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标准，应该立即予以释放。
有人告诉我说，只要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继续下去，政府对亨利·马尔丹就不会有所动作，而只要政府没有动作，这种宣传就不会停止。于是，为了不丢面子，双方都下了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政治，是无论如何也不丢面子的。然而，据我看，这个“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存它，它愈是不那么漂亮。然而，大家却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于是这件争面子的斗争，就围绕着一个关着犯人的牢房发生了。
如今的监狱，在外表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我们见得多了。但经过进步党派或是反动党派的专政而制造了那么多的残酷刑罚之后，在被引渡到维也纳之前便在布拉格被处决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不祥的阴影。尽管有几百万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处死刑，但欧洲过去曾以此为荣，现在仍然以此自豪，一个人五年的生命，也会永远保留着这种无法估计的价值。如今，监狱依然是一个最常用的行刑场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观不同而把他投入监狱。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以释放亨利·马尔丹为借口加以发挥，如果释放他是应该的话。一个非常自信的公道，应该是大度的，它应该从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远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犹太主义中从理论上加以辨别，或者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令人厌恶的逼供者，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卫者。这些人应该以一个自由的保卫者身份，以一个反对极权主义者的身份向法国政府提出释放亨利·马尔丹的请求。
西班牙与文化bbr>
（1952.11.30）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胜利。但这一胜利是民主关于自身的胜利，是关于民主自身的原则的胜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热火朝天的时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国，而塞万提斯和乌那穆诺的西班牙，则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当我们晓得了，在马德里，目前的新闻大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为纳粹作过宣传时；当我们晓得了，刚刚给基督教诗人保罗·克罗戴尔授勋的这个政府，曾经是给希姆雷那个焚尸灭迹的组织者授过红箭勋章的政府时，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说，民主国家的教育工作者们刚刚欢迎的，不是加尔德龙，也不是罗普·维加，而是约瑟夫·戈培尔。战后七年，这个极端的转向，值得我们向比内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贺。在制定上层政策方面，我们不能指责他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命运多少取决于教育工作者们反虐待的斗争进行得如何。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对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给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内政府也想到了这一节。
当然，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应尽快进行。但是，怎么办呢？学校是一回事，市场贸易又是一回事！说实话，在这个历史时期，有点像奴隶市场，大家在用军队的牺牲者来交换移民。谈到文化，那将是以后的事。再说，这也并非政府的事。艺术家造就了文化，随后由政府来加以控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开始取缔艺术家了。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一小撮军人和工业家，在谈到莫里哀和伏尔泰时，他们会用“我们”这个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诗人先期枪决后，再对他的作品进行歪曲，然后予以取缔。那一天，其实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至少可以使我们想到，那个可怜的希特勒还是值得同情的。他无须浪漫地走向自杀那条过分的道路，只要学一学他的朋友佛朗哥，并且耐心一点儿，也就够了。这样，今天他很可能就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到上沃尔特执行教育使命去了。至于墨索里尼，也会前往埃塞俄比亚去执行提高那些埃塞俄比亚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颇把那些孩子的父亲们给杀了一些。于是，在一个终于和好了的欧洲，大家便都一起参加文化取得彻底胜利的庆典，在这个庆典上专为那些将军和元帅举行了盛宴，由有一个班的民主国家的部长们为他们倒酒端菜，这些部长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厌恶”一词，在这儿用就显得太轻了。我觉得今后我们反复地说明我们的愤怒也是没有用的。既然我们的政府也很现实，它可以不要荣誉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们在感情上丝毫不能让步，相反地也要变得现实一些。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形势的客观因素使得佛朗哥独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废墟上垮台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保持这种姿态，那么我们在对待摆在我们面前为维持佛朗哥政权辩护的论据也应持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
第一个论据触及不干涉原则，可以把它这样归纳：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只同这个国家本身有关，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在自己国内活动。这个原则是无懈可击的。自然，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执政，只与德国有关，关在集中营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们是犹太人也好，是共产党人也好，也的确都是德国人。但八年之后，布上瓦尔德，那个制造痛苦的首府，却是个欧洲城市。原则归原则，它却并不妨碍它的邻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现实吧，承认我们的邻居能够很合乎礼仪地打老婆，也能让他的孩子们喝苹果烧酒。在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那么一点儿起缓和作用的东西。如果邻居太过分了，我们就把他的孩子们带走，把他们托付给一家社会福利单位。佛朗哥，他就是一个能够做得过分的人。我们还可以假设，我们的邻居能够毫无节制地饲养自己的家畜，那你对此就无话可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可以轻易地办到，但你却把双手插在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这位邻居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你又没被强迫在他家里做事，也没有人强迫你供给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钱给他，也用不着和他共进晚餐，总之，你可以无须干涉他的这一切事物，而对他不闻不问。但如果在这个地区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如此对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处，他起码会有一个机会来改变对自己家庭的爱的观念了。但却不能指定这个四十岁的人会对他的太太讲出什么理由来。对此我们不应怀疑，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从你和他共进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钱给他的时候起，并且还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这时起，你便实行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干涉政策了，尽管是为了反对受迫害。当你偷偷摸摸地把写有“维生素”的标签贴在他用来为自己孩子提神的苹果烧酒的瓶子上时，特别是当你决定，当众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时，你这样做却比他更加残酷，甚至加倍的残酷，因为你是在鼓励犯罪，但你却把它称为美德。
至此，便出现了第二个论据，即要帮助佛朗哥，尽管他有很多毛病，因为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首先他在国内反共，其次他为反共、为下一次的战争提供必要的战略基地。对此，我们姑且不问这种理由是否体面，但只问一声这样做是否聪明。
我们首先看一看，他与上述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做，执行的并非不干涉政策，也不能一相情愿地阻止一个政党，不管是什么政党，在自己国家之外取得胜利。但这种矛盾的做法，又不会吓倒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真正地相信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干涉的事。我们现在不妨认真地假设一下，假设我们设想同佛朗哥能够结成一秒钟的联盟，以便保持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能用什么来帮助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家们反对东方的战略家。在当代的欧洲，维护一个极权政体，不管它能存在多久，都是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加强，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经验。这是指在那些自由已成为国民的实践的国家而言，同时也是指阐明共产主义不能胜利的学说而言。否则把自己的脚步踏在法西斯国家的国土上，那对他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东欧国家的例子便是明证。在西班牙，共产主义的运气最差，这是个事实，因为站在它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左派的群众和绝对自由主义者，以及完全具有西班牙个性的人。在1936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人在议会的四百四十三席中仅获得十五席。为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上的愚蠢阴谋也同样遭到了失败。我们还可以设想，这虽然有些荒谬，即在共产主义进攻面前，如果佛朗哥政权是唯一的一座桥头堡，而它的政策又旨在从一个方面削弱共产主义，那么这种政策能在其他方面起作用吗？对于欧洲的那几百万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西班牙事物的发展，就像反犹太主义、集中营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测验，它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个民主政治的诚意如何。而系统地维护佛朗哥政权，总会妨碍这些人相信民主国家政府的诚意，因为他们自称自己所代表的是自由和正义。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保卫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由的扼杀者。一种政治，它把那么多的自由人民逼得走投无路，能够称得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吗？它只能是一个罪恶的政治，因为它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它只能使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失望，因为这些人民是反对制造罪行的。
至于西班牙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没有资格谈论它，因为在军事方面，我永远是个门外汉。因为在西班牙采用了不适宜的办法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将会给欧洲的共产主义化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欧洲共产主义化能够得逞，那么西班牙将会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共产主义化。那时，各种论据将会在这个战略纲领中应运而生，并且终将战胜华盛顿的那些思想家。于是那些思想家便会说：“那我们就只好发动战争了。”毫无疑问，他们也可能战胜。但却使我想到了戈雅，想到了他画笔下的那些肢体不全的死尸。各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Grande bazana, uertos.”意思是：“反对死神的伟大壮举。”
就是这些卑鄙论据，今天引起了我们大家的议论纷纷，并为此作辩护。我无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后面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勾当。即便就讨价还价而论，它也不能自圆其说。它可能最终会使某几个时令商品专卖商发财，但却不利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事业，只能损害欧洲人民至今仍为之斗争的某些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佛朗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接受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采取两种态度的理由。如果对负责这样一种活动的组织，我们仅说不能同它进行任何合作，那还是不够的。今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坚决的斗争，以便尽快地揭露它，并非它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且指出它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乃是一个可以为任何政党服务的政府间的联合体。
是的，自佛朗哥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一瞬间起，该组织便从世界文化领域走了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指出的。有人反驳我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有益处的。关于事务工作同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当然有许多说法，但我们起码应该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长期维护一种谎言是任何益处都没有的。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独立存在，那倒不如解体的好。总之，文化团体过时了，但文化尚在，我们至少也应该相信，该组织是不会解体的，因为一个政治上的高级机构，总会显现出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谎言而消亡。它总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但却不是生存于宫殿中，不是生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电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马德里的监狱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总会有它的团体，而我所承认的只有一个，即创造者和自由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它反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卑鄙，反对布拉格的诉讼案件和巴塞罗那的判决，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但却只为一件事服务，即自由。就是在这个团体，我们，我们大家将接纳自由的西班牙。但却不是让它从小酒馆的门口悄悄地进来，不需要辩论，而是公开地、庄严地进来，并且给予它足够的尊敬和抚爱，对它的工作和心灵予以赞扬，并且我们要向它表示感谢，感谢它作为一个大国，它过去曾给过我们，并且现在仍然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忠告。
希望的时代
（1953）
在这个不要记忆的时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绍阿尔弗莱德·罗斯梅尔，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发，那可能倒是合乎时代要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只需这样说就够了，即罗斯梅尔，还有一些在1914年反对第二国际出尔反尔的那些人，是极其少见的活动分子之一。他经历了四十年的斗争，仍然对那些在时政的压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着尊敬和友谊，仍然保持着坚强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是一位工团主义者，1914年，他对西方工人领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便转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随后他又起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后便投身于漫长而艰苦的工会主义的复兴工作。罗斯梅尔在那个反复多变的时代，始终径直地向前迈进，并且始终不绝望，不气馁。因此，他也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仰。这些，在读《列宁时代的莫斯科》这本书时便可充分地看出来。“我只这样简单地说就够了：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这位见证人的声音，这很可能会使那些喜欢读传奇性的历史小说的人感到失望。那么，罗斯梅尔在哪儿呢？在俄国，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和列宁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似乎在从头走起，历史是在一个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开始的！那个时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众生一直在高压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并且相信自己已到达了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天堂之门。但罗斯梅尔却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作了证明，他日复一日地工作着，没有半点儿浪漫主义色彩。革命的发生同样是借助于集体的力量，比如要通过各种委员会及各种代表大会艰苦的努力。罗斯梅尔就曾参加过一些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但他在书中娓娓道来，似乎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像某一方面的专家一样，正在安闲地坐在那里把自己的知识向众人讲解。一本小册子出版了，并且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却仅只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并指出那是一本论“共产主义幼稚病”的书，并说列宁的这本书包含着另一种病症的病菌，它将会在免疫力较列宁差的战士中造成灾难。同样，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宣布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宣布，国家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候见厅”，很可能要通过它来改变革命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航道，等等，这一切由他道来，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静异常。革命的社会党人的诉讼案，列宁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谴责性的遗言等等都是耸人听闻的大事，但由罗斯梅尔在书中介绍出来，都是以报道的口气来说的，但对斯大林的称霸，其结论却是谴责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见证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的关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战胜了那么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着这种始终如一的镇定和自如，不需要放开喉咙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个人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中去，他也必然承认这种实践有其不足之处，因此他也从不因事业的失败而反过来谴责它。
困难之处在于，你随着某种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没有失去对这种革命的信任。这个问题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罗斯梅尔的书就很流行了。一种历史现象，或是革命的产生或蜕变，如今已成为我们思考的中心，他对这些都能直接阐述，毫不掩饰。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儿子吗？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已僵化了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称霸的革命的见证人吗？正因为如此，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像那种人一样，对革命本身进行辱骂，因为那种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产。为了在各种已没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应该感到痛苦，而不应对此感到高兴。罗斯梅尔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革命的诞生，并使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后，仍然怀有热烈的爱，并在他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准确的估量。对这种流产的革命，他抱着一种怎样的欢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够表现出来，那也是表现得少，而克制得多。对于人们夸张地称之为欧洲左派的悲剧这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清楚看到人类的某个阶级集团因为斯大林政权继承了一种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被摧毁而反对他，相反地认为是因为他在疯狂地加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他。有那么一天，全世界劳动者的解放将会同那些美好的诉讼一起进行，在这一诉讼中，一名妇女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审判席的栏杆前谴责他们的父亲，并呼唤他，使他不要忘记所受的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天，利己主义和商人的卑怯将会被忘记，而金钱社会也将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维护，而维护它的乃是革命团体令人惊讶的罪恶。
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再生的因素。依我看，这种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这个斯大林政权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国内阁的那些部长（他们是血洗突尼斯政策的责任人，他们是能够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批评的），而是罗斯梅尔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这也是能够向革命提出的唯一问题，这个问题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发问一样，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列宁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义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忠告，这是正确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断地提供在二十世纪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前，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对这种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为一种新的革命。因此，这个时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会变得毫无价值。
这一点，我们从罗斯梅尔身上和他的书里都看得相当清楚。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够抵御自己对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双重抵御。首先要抵御的是气馁，其次要抵御的是对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观失望。总之，我们能够看到，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让步，并且始终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并且能在工人阶级的困苦境遇中磨炼自己，那么革命在我们相当一部分虚无主义者中间就不会是这种形象。它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是一条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是通向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死亡并不是双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善举，而且又是神话般的善举，把革命当成绝对的报复行动，看成是可以改变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可以化解他们疑虑的万能手段，只有这些人，他们才可能被失败抛进绝望的深渊，从而便使他们放弃一切，万念俱灰。这些人被热月失败搞得勇气尽失，便对波拿巴的加冕欢呼，或者把1789年的遗产抛却，这两种情况都把自由送进了坟墓。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革命是一种手段，但却不认为它是纯粹的善举，这种善举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评价。但革命却是可以背叛的，对此必须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伟大之处也是最低贱之处。革命也可以评价，因为它不是最高的价值。如果它终于使处于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话，那么它应该受到谴责。依本人之见，革命是一个双重行动，这本书就是一个样板。罗斯梅尔在本世纪的不幸中找到了这个双重裁决，热情地颂扬了似乎死去的那种，并且简略地，但却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可能正是为此，我也将在这一点上打住，我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同意罗斯梅尔的观点。例如，由于他附着于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太过紧密，便为它的一切作辩护，甚至对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对准了为他所低估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制宪会议解体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不管对这一措施如何辩护，它依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一直到那时仍被认为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反对旧社会的压迫）那种独断专行，会反过来施之于革命者本身。但在读过罗斯梅尔强调了这个国家年轻的革命所制造的种种危险之后，我的第二个动作便是犹豫不决。当我们读到这些当时的见证时，当我们看到那样的斗争、那样的牺牲是由某些生命换来的时，我们便会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没有那种幸运，也没经受过那种痛苦去生活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却在这些方面不去听听，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讲些其他的事。历史的经验也便是我们的经验，可能过于离奇，也过于特殊，以至于竟不能使其推而广之。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外延一无所知。确实，它们只有让我们看清楚极权主义的卑鄙下流是万恶之首也就够了。只需让我们下定决心，哪里有这种极权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也就够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必须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求真理，此外我们别无他法。然而这样做却又妨碍了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同别人的经验相比较，而在这方面我们又理所当然地需要指导者和当事人的帮助。从我自己这方面讲，而且也正是我这篇序言的主旨，我认为在诸多不吝赐教的指导者中，我更喜欢像罗斯梅尔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以指导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们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斗争，并坚持数年不懈，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保留着对新生的信念。是的，这些人是我们战斗的同志，是我们的老大哥。但他们却遭到耻笑，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并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有强权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这种政治有一千张嘴来颂扬自己的武力。而罗斯梅尔这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坚持下来了，并且顶住了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能吸收他们的营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一无所得。
面包和自由
（1953.5.10）
如果把刚刚揭露在我们面前的违法者和各种敲诈勒索者加起来，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欧洲，都是一个集中营，而且除了监狱的看守之外，就没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们也应该轮换着坐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称这个人为看守长，那将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对立的问题，即二十世纪政府间的龌龊事件，都将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卜而已，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尽管各国政府和警察部门以极大的善意试图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但我们仍然处于目前这种状况。例如，在我们西欧这边，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贫穷的远房姊妹，她们散居在一些资产阶级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这就使她失去了当然的保护者，于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楼里给了她一个房间，便当了这家的炊事员。星期日有时主人还带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宽厚。但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盛大的节日里她便被关在家里。如果有一位不正经的警察在街头无人处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这件事当成大事来看，因为她这种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别和主人一起上街时。再说，无论如何也不值得为此事和司法部门闹僵。在东方，可以说这种事更是常见的。这件事在厨房里就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只需把她关在大橱柜里，外面插上两道闩就可万事大吉。什么时候让她出来呢？似乎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即待到理想的社会最后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家欢庆她得到解放的盛大节日。但据我的意见，那时候必须小心提防不要让蛀虫给吃了，而且我还颇为担心，别人恐怕就此无法再使唤她了。如果说，这两种自由观，即一个是橱柜里的自由，一个是厨房里的自由，互相轮番使用，而且在这种乱折腾的同时再把厨房的工作内容缩小，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强制是多于自由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也将会变成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世界。
那么最简单，也是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谴责政府，或者谴责某些隐约可见的强大势力，谴责他们的狡狯伎俩。此外，他们也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时间也长，以至竟使人无法看清楚其渊源。但就责任而言，他们并非唯一的责任者。总之，如果自由从来就只有政府部门监督着他的成长的话，那么很可能他现在仍然还处于儿童阶段，并且最终将会以“上界天使”的头衔被埋葬。在金钱和剥削社会，据我所知，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警察政权从来都被认为，他们的法律学校是在地下室里开办的，他们在那里审讯犯人。因此压迫和剥削乃是他们的职业，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他们实施无监督的自由政策，他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会身败名裂，而且是当然之事。如果在当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缚，那并非因为它的敌人背叛了它，而是因为它失去了正当的保护者。是的，自由成了一个寡妇，不应该对此加以回避，因为这是事实，它是我们大家的寡妇。
自由是被压迫者的事业，其传统的保护者总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曾保持着对自由的坚信，市镇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时间内使它取得过胜利；自二十世纪始，那便是工人运动，它负起了争取自由和正义的双重责任。而对此，这一运动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把自由给具体化了，并使之在世界上变成了一个原则，乃至变成了我们的思想。空气是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在呼吸它时却并不留意，只有在没有了空气时，我们才会感到死亡即将来临。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么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却，那毫无疑问是因为奴化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犬儒主义和武装得那么齐全，同时也是因为自由的真正保护者由于疲劳，由于绝望，或者由于战略思想的失误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转了向的缘故。是的，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由于革命运动而抛弃了自由的价值，以致赞成了社会主义在政治独裁和军事专制的社会主义面前步步后退。自那时起，某种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们则普遍地萌发了孤独感。
马克思死后，有一种议论开始传播，并且愈传愈烈，即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跷跷板。这句话，有一个词用得不到位，但在当代的混乱局面中，我们却为这个错位的词付出了代价。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一个跷跷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跷跷板。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并非自由，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儿，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争的，并且永远也不能抛弃。一点儿也不错，对于那种白天被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晚上便和全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但这应该谴责的是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和那种束缚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也不应缺少的自由。因为即使社会处于变革之中，而且变得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野蛮的。由于资产阶级奢谈自由，却并不付诸实践，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也就不应该实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去奢谈自由而沾沾自喜吗？然而混乱局面就出现了，在革命运动中，自由便慢慢地处于被谴责的地位，那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已把它当成了一种欺骗手段来使用了。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滥用自由的理所当然的不信任，于是便导致人们对自由本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大大地向后推迟，并且声称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不谈自由之事。同时还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义，至于自由，那在以后再说，就好像奴隶们永远都渴望得到正义一般。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们说，劳动者感兴趣的只应该是面包，好像劳动者们并不懂得他们要获得面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正面前，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在座的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动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对此做过退让吧，但历史已经迈开自己的脚步，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到现在便足以使我们思考。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胜利，那时人们确实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希望。但这一革命由于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包围和威胁，于是它便加强了军事装备和警察机构，竟至成了一种公式和一个学说的继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种公式和学说给予它的是那种令人极其怀疑的自由，于是这一革命便慢慢地变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机构却得到了加强，而世界最伟大的希望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专政中变得僵化。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自由，也并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营里被杀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枪决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也同样能够做这种欺骗人的勾当。革命社会的诬陷和腐败使资产阶级做起这种事来问心无愧，同时也有了依据。
最后，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带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这种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它以屈辱来对抗非正义，而这两者又互相强化。当人们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朋友佛朗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胜利者请进文化的殿堂时，那些抗议者和声称已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中的人权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监狱中被嘲弄。对这些人，人们表情严肃地回答道，波兰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至于谈到公众的自由，波兰并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论断，毫无疑问！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长女嫁给非洲兵营的一个军士，那么这并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给一个市侩的理由。因为在家庭中，有一个害群之马便已足够了。但上面说的那个愚蠢的论断却相当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对那些高喊着要求正义并把殖民主义的奴隶指给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集中营里的犯人指给他们看。如果你提出抗议，反对在布拉格杀害诸如历史学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时，就会有人把两个或三个美国黑人扔到你面前给你看。在这种讨厌的不断加码的互相攻击中，只有一件事没有变，那就是受害者，他们始终是受害者，只有一种价值始终受到侵害或阉割，那就是自由。我们到处可见的正义也同样在贬值。
那么，怎样才可以打破这个可怕的圈子呢？很明显，只能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动手，在我们周围重建自由的价值，绝不能再让它廉价出售，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不行，同样，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们要求正义的行动分割开来。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当前最合适的口号应该是：对正义的要求毫不退让，对自由的要求，毫不放弃。特别是我们还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并非是我们不经抗争便能得到的东西。这种民主自由，它确确实实地代表了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我们所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中所仅有的成果。它绝非如相当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说，是对真正自由的否定。一个理想的自由，绝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会从天上掉下来，绝不会像一个到了老年就会退休那样那么自然地到来。有些自由是需要争取的，需要一个一个地艰苦地争取。我们尚存的自由，只是阶段性的，肯定是不够的，但却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阶段，如果我们同意取消它，那我们便将无法前进，相反地还会倒退，就会又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总会有一天要重走这条道路，而我们如果重新努力，就将会付出我们的汗水和血水。
不，我们今天选择自由，并非如克拉什科那样，从获取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转到获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利益，恰恰相反，因为选择自由，并非如人们所说，选择就是反对正义，相反地我们今天选择它乃是站在那些到处都在受苦受难并进行着斗争的人的立场上选择，此外无他。我们在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要选择正义，说实话，在今后的选择中，我们不可能只选择这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如果某一个人夺走了你的自由，请你放心，你的面包也已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你的斗争，而取决于你那位主人的意愿。在这个世界上，随着自由的步步后退，苦难便节节增长，反之亦然。如果这个无情的时代，曾给过我们某种教益的话，要么就是经济革命将是自由的，要么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将在经济领域出现，要么就没有解放。受压迫者并不仅仅要求取得温饱，他们也同样要求从他们的主子那里解放出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只有从他们主人那里获得尊重，才能最终摆脱饥饿。
最后我还想加上一句，把自由与正义分离，将导致文化和工作分离，这是社会的最大罪恶。欧洲革命运动的混乱，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国，即失去了在它经过各种失败之后重新获取力量的所在，而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混乱，其原因是受到了双重欺骗，即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假革命的欺骗。这双重欺骗把知识分子同他们唯一真实性的来源，即工作和痛苦分离了，而且使他们同其唯一的天然联盟，即劳动者的联系割断了。至于我本人，我从来没承认过有两种不同的贵族，一种是劳动贵族，一种是知识贵族。而且我现在也已明白，有人疯狂地想让这一方面的贵族屈服于另一方面的贵族；我也已明白，这两个范畴都同样高贵，他们的道理，特别是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于团结，如果把他们分开，那就会被暴君政治和野蛮力量一个个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团结起来，他们便会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们和破坏他们团结的做法，那都是反对人类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独裁势力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同时控制劳动和文化，因此必须同暴君和野蛮势力白刃相见。因此，依我所见，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今天有两种叛变的方式，其所以要叛变，因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劳动和文化的分离。第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点，他们接受了自己的特权是由劳动者的屈服所换得这一观点。他们经常保卫自由，但他们首先保卫的乃是自由藏书网给予他们的特权，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特权。第二种方式，以这种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以左派自居，由于对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种所谓为未来的正义服务的虚妄说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这两种情况下，受益的只有非正义方面，要么便背叛自由，默认或者接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观点，认为劳动和文化是软弱的，于是便把自由和正义一笔抹杀！
不错，一旦自由成了特权，它便蔑视劳动，并把劳动同文化分离开来，但实际上自由并不能成为特权，自由乃是由义务构成。当我们每个人试图把自由的义务置于它的特权之上时，自这时起，自由便把劳动和文化汇合在一起了，并且使这成为一种力量，一种唯一有效地为正义服务的力量。我们行动的准则，我们抵抗运动的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凡侮辱劳动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斗争，解放运动百年的努力，首先应归结为：加倍地并且不懈地反对侮辱。
说实话，我们至今尚未走出这个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车轮在转动，历史在变化，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将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经快到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的集会便是一个征兆。凡参加工会者要联合起来，为保卫自由，我们要分秒必争。是的，这确实值得我们各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表示我们的团结一致和我们的希望。道路还很漫长，如果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没有战争的介入，那么我们终将会赋予正义和自由以我们所需要的形式。但为此，今后我们应该明确地、冷静地，但却是坚决地排斥那些灌进我们耳朵里的谎言。不，我们不要在集中营里构筑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中构筑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阶级的苦难中构筑自由！不，和平的鸽子不能在绞刑架上栖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们同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刽子手们放在一起！基于这一点，至少我们今后可以坚信，自由并不是一个或某个元首送给我们的礼品，而是我们从每天的斗争中所夺取来的财富，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团结的结果。
艺术家和他的时代
问：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时代见证人的角色？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负和使命感，这些我都没有。就我个人讲，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个愿望，即作为一个人我向往幸福，作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我还应该让许多人能够活下去，但却不能借助战争和法庭手段。但这些事却主动找到我门上来，就像它们主动找到每个人那里一样。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见证人的角色。这只表明我接受这个现实的时代，一句话，履行自己的职业。此外，您还忘记了，今天的审判官、被告和见证人，已相互调换了位置，而且其速度之快，足资楷模。我的选择，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就是至少我不应该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或者像我们许多哲学家那样，在它之下。除此之外，相对地说，行动的机会还是有的。比如工会主义，在今天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十分活跃。
问：有人对您近期的作品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既理想又浪漫的关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定义吗？
答：曲解词义是没有用处的，我说的那些话，暂时还有意义。我很清楚，浪漫派艺术家，选择的是历史的永恒运动，是伟大的史诗，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选择某些事情，则和他们恰恰相反，乃是历史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让人们都能在最可能获得的光明条件下建设这种生活，是不懈的斗争，是反对自身堕落和别人堕落的不懈斗争，此外没有别的。
同样，理想主义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给他们所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或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个道理赋予历史的意义，但却并没有在各种历史条件中体现出来，然而却一相情愿地设想出一种虚幻的结局。难道把一种前景任意当成历史的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更何况这种前景到底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我则恰恰相反，我要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神话同时也反对违背逻辑和中立主义的态度，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不管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的革命的。总之，这些远非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我认为对此制定一个规定或建立一种秩序还是必要的。我说的只是不能随便制定一种规定。当然，由这样一个无规定可言的社会建立这样一种我们所需要的规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论派的议论家宣布，不要任何规定，也无需拘泥细节可以任意而为也是不行的。
问：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自己也是人道主义者。但对这些人来说，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
答：这首先就证明了从现在起，他们就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些人道主义者正是我们现时人类的谴责者。对于这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们会背离人类普遍的原则，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也否定了代表未来人类的人们。这种狂妄的观点实在是带有宗教性质。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却比那种宣称将来人们会进入天国的观点更加合法化呢？实际上，历史的发展结果，因受到我们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确定下来，它只能是一种信仰的目标，或者是一种新的蒙蔽的手段。这种蒙蔽手段，在今天绝不比过去建立在殖民地压迫上的、拯救不忠的灵魂的那种手段更差。
问：是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
答：您是说因为这样，使得那些知识分子同左派分离了？从传统上说，左派一直是同非正义、同蒙昧主义、同压迫作斗争的。而且他们一直认为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种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政权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实上，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给吓呆了，正像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或战争时期那样。他们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无所作为却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最后他们都背叛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现实主义者。
总之，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倾向，但最终不管怎样颠来倒去，这些人的新立场从左翼观点出发就会是这样的：有一些压迫是可以为之辩护的，因为这些压迫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此，就会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这有点像约瑟夫·麦斯特勒在另一个场合里所说的，他们从来未被当成一个纵火犯。这个论点是我始终所不赞成的。在此请允许我对那些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左派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即所有的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问：在当今世界上，艺术家能做些什么呢？
答：人们既不要求他们写关于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谈谈个人的看法，那么我就尽我所能尽量简单地谈一谈。作为艺术家，可能我们不需要介入当代的事物，但是作为一个人bbr>9９lib.则需要。被剥削或被枪杀的矿工，集中营里的或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大批受迫害的人群，这些人在世界各处都有，他们需要所有能够讲话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并且不要站在他们之外。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战斗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没有参加那些共同的斗争，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到处都见到希腊式的雕塑和伟大的杰作。有这种愿望的人不在少数，那原因很简单，即他们希望创造，或希望努力使得伟大的创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从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后那本书，我写了很多（甚至可能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每时每刻从那些受侮辱受压迫的人那里汲取各种有助于我写作的内容。因为这些人需要有向往。如果大家都缄口不言，如果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出路，即在两种被侮辱的境况中任选一种，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就都没有出路。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想法，凡不能接受这种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内睡大觉。这也并非是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实在是出于无法忍受，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生理上的无法忍受，不管你是否体验到这一点。我就曾见过许多尚没有体验到这一点的人，但我却不羡慕他们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觉。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因此而把我们艺术家的本性轻易附着于某种社会上的说教。我曾在另一个场合里说到过为什么艺术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么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目前尚不是我们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候。因此，我要否认创造的价值而为人道的价值作辩护，那将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对我来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尔维尔等），放在他们是否能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把紧张状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艺术家在这一事实面前退缩了，并躲进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这同样是一种放弃责任的表现。我们应该同时为痛苦和美服务。持久的韧劲、力量以及私下里的成就，这些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们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最后要讲的是，这样一种事业，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没有风险和苦涩。我们应该顶着风险上。因为艺术家们坐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却不要苦涩。艺术家的一种倾向就是自以为是互相休戚相关的，事实上，有人也带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欢乐向他们呼吁这种团结一致，但却不起作用。因为他们生活在众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们生活在那些工作着和斗争着的人之中。他们的使命，在压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开所有的监狱大门，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够讲话。在这里，艺术在反对它的敌人中为自己作了辩护，因为它本身的行动证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只有他们自己可能无法肯定，那种设想中的新生、正义和自由的新生是否会实现。但倘若没有他们，这种新生也将不能成形。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中所蕴含的相对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尽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因此，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未来的一份礼物。
人身牛头怪
——献给皮埃尔·加林多
本文写于1939年，读者应该经常回顾一下这篇文章，以便对今日之奥兰作一番评价。这座美丽的城市发出的热情宣言使我确信，它已经（或将会）医治好本身的缺陷，并且本文所赞颂的美，也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奥兰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它在等待着游客。
1953年
已然没有了荒漠，也不见了岛屿。然而人们却觉得它们应该存在。因为，要了解世界，有时就得转过身来向后望望，要想更好地为人类工作，就得有一段时间同他们保持距离。然而，在哪里才能找到那必要的宁静？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可以使你尽情地呼吸，并能使你思想集中、衡量自己勇气的地方？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而达到我们上述要求，简单地说需要有条件。
欧洲向我们展示的城市，使你满耳都充斥着往昔的喧嚣。灵敏的耳朵能在那里听到鸟儿振翅鼓翼的声音，能听到心脏在胸腔中跳动的声音，但也可以使你感受到世道的沧桑、革命的变革、人间的荣誉等等，从而使你应接不暇，也因之会使你想起，西方世界是人声鼎沸中锻造出来的，这自然不会让人安静。
巴黎呢，它常常是人心灵上的一片荒原。但有时候又会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上刮下一股革命风暴，于是突然间这片荒原上便出现了革命的旗帜和被镇压者的高大形象。某些西班牙的城市、佛罗伦萨以及布拉格等亦复如此。萨尔茨堡，如果不是出了个莫扎特，可能会安静些，但唐璜骄傲的呼声，随着他的沉沦，也便在萨尔察赫河上渐渐地隐去。
维也纳显得较为娴静，它同这些城市比算个少女。它的石头雕塑，其历史不超过三百年，因为年轻，便不懂得忧伤为何物。然而维也纳恰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它的四周回响着帝国之间相互对抗的厮杀声。有几个夜晚，血光照天，摔跤场纪念碑上的石马似要腾空而起。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刻，一切都在显示着强权和历史。波兰骑兵队蜂拥而至，一片嘈杂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奥斯曼帝国轰隆隆崩塌的声音。这同样也使得它不够安静了。
当然，正是为了闹中取静，人们才到这些欧洲城市中来。至少，人们知道是来干什么。他们在此挑选合作伙伴，并且选之又选。从旅馆的客房到圣—路易岛上古老的石雕之间，这一段行程使多少精明人士汗流浃背。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在这里不堪孤寂而不知所终。对于前者，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发展自己和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独来独往，但却不孤寂。几个世纪的历史和美景是千万个已逝的生命的热情见证，并伴随着他们沿塞纳河而行，并曾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传统和成就。然而正是由于它们尚属青春阶段，才使得它们召来这些同伴。但现在时代变了，同伴已使人感到腻烦。“只我们两个！”拉斯蒂澳面对巴黎城大片大片的霉斑这样喊道。两个，是的，可还是太多了！
而荒漠本身也有了意义，诗人用诗歌赞颂它，使它不堪重负。对于世上所有的痛苦来说，这是块圣地。然而情感有时需要的却刚好相反，恰恰是无诗无歌的地方。笛卡儿经过沉思冥想之后，挑选了自己的荒漠：他那个时代最商业化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宁静，也找到了写出我们诗歌中最具男子气概的诗句的最好机遇：“我的第一格言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明白无误是虚假的，则我决不听信它是真实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功名利禄是少了些，但感伤的情怀却不会变。然而三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陈列馆。为躲避诗歌的骚扰，找回石雕所能带来的那种平和安宁，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荒漠，在那里既无激情也无所求。奥兰就是这种地方。
我经常听到奥兰人抱怨他们的城市：“没有吸引人的去处。”嗯，当然，那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有些精明者试图把外部世界的风俗引进这片荒漠，他们的打算是，倘若不是众人聚集在一起，便无法施展你的本领，也便想不出有趣主意。其结果是，一些有点儿品位的人，便集中起来玩玩扑克，打打拳击，再就是各种地区性的团体经常聚会。这样做，至少是可以陶冶性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便有了些高级事情，不至让人说没有品位了。但由于当时情势的限制，这种高品位的东西仍然很贫乏。于是有些人便另找出路，他们便转而走向城市的大街。
奥兰的街道被尘土、沙石和酷热所笼罩。如果下雨，那就是大雨滂沱，泥浆满地。可是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阳光普照，那些小商店总保持着同样的神态，怪诞而荒唐。所有欧洲和东方的荒诞不经的玩意儿都汇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大理石猎兔狗，扮演天鹅的舞女，绿色塑料做的蒂亚娜狩猎女神，掷铁饼的运动员和收割庄稼的农夫。总之，所有能用作生日礼物或结婚礼物的东西，以及由那些刁钻古怪及善于赚钱的商业能手设计出来专门挂在壁炉上方，叫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玩意儿，都摆在柜台上。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巴洛克风格，于是也就使人原谅了这种做法。下面介绍一下摆在满是灰尘的首饰柜台上的商品：一些看起来叫人害怕的奇形怪状的脚；一堆标有“一百五十法郎一幅”的伦勃朗的素描画；一堆三色皮夹；一幅十八世纪的水粉画；一头能活动的长毛绒小驴子；一些用来插养绿橄榄的普罗旺斯的蓄水花瓶；一个木刻的很难看的轻佻女人，脸上挂着淫荡的微笑。（为使大家明白，“经理”便在她脚边放了一块标牌，上面写道：“木制童贞女。”）
以下是在奥兰所见：
1.柜台上满是污垢的咖啡馆，上面散落着一些苍蝇的腿和翅膀，老板始终笑容满面，尽管厅堂里总是空无一人。小瓶黑啤酒在这儿卖十二个苏，大瓶卖十八个苏。
2.照相馆。其照相技术始终保持在才发明胶片时的水平。照相馆里陈列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在街上是不可能遇到这种人的，从胳膊肘支在托架上的假水手一直到要结婚的年轻姑娘，打扮得怪里怪气，在一片背景森林前挥动着双臂，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自然环境中照的，是创作。
3.丧葬用品商店多得使人动容。这倒不是因为在奥兰死人比别处多，据我想象，可能这里死了人比别处要麻烦得多的缘故。
这里经商的百姓热情朴实，这一点甚至在广告中都能看得出。我在一家奥兰电影院的节目单上看到一部三类影片的上演公告，它所用的字眼有“豪华”“辉煌”“杰出”“享有盛名”“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等等。最后，经理部告知公众，为了放映这部非凡的“杰作”，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票价并不上涨。
如果你以为这种做法只是地中海南岸人特有的、夸大其词的表现，那你就错了。正确地说，这张了不起的节目单的制作者显示了他们的心理学意识。在这个地区，如果需要在两场演出、两种职业甚至常常是两个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人们就表现得无所谓，显得极其漠然，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太认真的。因此，就要打破他们这种态度，广告家对此一清二楚。于是便同美国人一样，采用美式做法，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来点儿夸张。
终于，奥兰的街道把当地年轻人的两大乐事告诉了我们：叫人擦皮鞋，和穿着那双鞋在林荫道上闲逛。为对第一件乐事有个明确的体验，必须在星期天早上十点钟把鞋交给加里安尼林荫道上的擦鞋匠。这时，你便可以坐在高高的扶手椅里，尽情地品味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这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以尽情地观赏那些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姿态，显然，就是奥兰的擦鞋匠也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对每一道擦鞋工序都那么认真，他们身边有好几把刷子，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擦鞋布，用汽油配制的鞋油，经过软刷子的擦洗，皮鞋发出耀眼的光泽。你会以为工作已经结束，但是那只勤快的手又会在闪亮的鞋面上涂上鞋油，抹抹擦擦，鞋面便又失去了光泽以便使鞋油浸透皮革。然而仍然用刚才那把刷子刷得皮鞋锃亮，而且是真正从皮革里发出的光泽。
这样获得的奇效随后便在行家面前炫耀一番。为了能对这些林荫道上的乐趣有一个真正的评价，你最好去参加一下年轻人每晚在城里的通衢大道上举行的假面舞会。这个“社会团体”中的年轻人年纪在十三到二十岁之间，他们从美国电影中学的这种派头便转用在其他方面，吃晚饭前先要打扮一番。一顶小呢帽扣在左耳上并斜在右眼上方，下面露出抹了发膏的波浪形头发；脖子被紧箍在一个很显眼的大衣领里，衣领上披散着长发；微型领结用一个粗别针别着；上衣长及膝部，并把臀部包得紧紧的；长裤是浅色的，很短；鞋子亮光闪闪，鞋底极厚。每天晚上，这些年轻人穿着带铁后掌的鞋走在人行道上嘎嘎作响。他们在走路的姿势、全身的摆动等各方面，都悉心模仿克拉克·盖博先生。因此，城里专爱评头论足的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他们为“克拉克”。
不管怎样，奥兰的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会被一大队讨人喜欢的青少年占领，他们费尽心机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群坏男孩儿。奥兰的女孩则情意绵绵，内心中已然打好主意，要委身于这帮匪徒，因此，她们也像美国女明星那样装束，学着美国女明星那种风度。前面提到的那些促狭鬼因而把她们叫做“玛莱娜”。就这样，在夜晚的林荫道上，当一阵鸟啼从棕榈树间响起直上夜空时，几十个“克拉克”和“玛莱娜”便相聚在一起，互相打量着，互相评论着，赞颂着生活的美好，感受着在此相聚的幸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陶醉在生命的美好之中。一些心生妒意的人说，他们这是参加美式的集会。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三十岁以上的人与此类娱乐无缘，心中不免有些苦涩。他们不能理解年轻人每天都在举行的这种颇具浪漫风情的集会。实际上，这是我们能从印度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所谓“鸟雀会议”。不过，在奥兰的林荫道上，大家并不为生存而焦虑，也不为建立走向完善的途径而操心。这里有的只是鸟儿翅膀的拍打，五彩缤纷的羽毛，风情万种的获胜少女，以及那种无忧无虑同夜色一起消散的歌声。
我在这儿听到克莱斯达科夫说：“一定要搞些高档次的东西。”唉！他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只要有人鼓励他，他会提前几年使这片荒漠变得人烟稠密。但是目前，一个神秘的人物会在这座生活安逸的城市里一展身手，同时还带着一批浓妆艳抹的年轻姑娘。但她们不会打扮自己的情感，模仿别人的媚态，做得很拙劣，竟到一眼便可看出那是在造作。搞些高档次的东西，您还是看一看吧：桑塔—克鲁兹山，怪石横生，高大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海洋，强劲的海风，还有阳光，港口的大吊车、火车、库棚、码头，城市高岩上的巨大扶栏，以及城市里这些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种种烦恼，伴随着嘈杂与孤寂。也许，这一切确实档次不够高。但是这些人满为患的岛屿，最大的价值乃是可以使你的内心在此尽情地显露。要寻找宁静，现在只能在喧嚣的城市中去找。笛卡儿从阿姆斯特丹写信给年迈的巴尔扎克道：“我每天都要在混乱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自由和休憩不比您在林荫小道上得到的少。”
奥兰的沙漠
奥兰人置身于十分丑陋的建筑中，鬼使神差地使他们面对一片令人赞叹的美景，但他们还是战胜了这一严峻的考验。我们原来料想奥兰一定是座向大海敞开胸怀的城市，被夜晚的和风洗濯得清清爽爽。然而，除了西班牙区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背对大海的城市，其建筑形式呈螺旋形的蜗牛壳式。奥兰恰是一堵黄色的圆环形高墙，上面是冷峻的天穹。刚开始，人们在这座迷宫里游来荡去，像寻找阿里亚娜的记号那样，四处寻找大海。可结果却是在苍黄的、叫人气闷的大街上兜圈子，最终还是让人身牛头怪把奥兰人都吞了下去。这就是无聊。很久以来，奥兰人就不再在大街上逛了，他们承认自己已被吃掉。
不来奥兰，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石头。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是小石子儿的天下。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石子，商人们把它陈列在橱窗里当镇纸用，更有甚者，他们把它摆在橱窗里当做唯一的陈列品。人们沿街把卵石堆成堆，大概是为了赏心悦目，因为一年以后那些卵石仍在那里。在别处从花草中获取赋诗灵感的人，到了这里就会换成一副石头面孔。这座商业城市里的那一百来棵树，被仔仔细细地蒙上了尘土。这些僵直的树木，枝头落下一股呛人的灰尘味。在阿尔及尔，阿拉伯墓地的恬淡安宁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奥兰，在拉斯—艾尔—阿安河谷的上部，面向大海，有一片白色易碎的石头形成的石场，与蓝天连成一片，阳光照在上面发出刺眼的白光。在这些大地的骸骨中，盛开着一朵朵绛红色的天竺葵，向远方伸展开来。它们把生命和新鲜的血液注入了这片景色之中。整个城市便这样僵硬地躺在粗糙的石堆中。“种植园主”的景色亦是如此，它周围是一堵堵厚厚的悬崖峭壁，由于像个矿场，所以那景色也便显得很不真实，那里也见不到人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我们把沙漠定义为一个没有人迹，空阔的天空为其唯一主宰的地方，那么奥兰正在等待先知的出现。在城市的周围和上空，这个非洲的粗犷的大自然，事实上是被那沙漠上灼人的威势装扮起来，使得它身上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装饰也变得光辉照人了。它在每幢房屋之间，在每家的屋顶上大声呼叫。如果你沿着桑塔—克鲁兹山腰上一条路往上走，首先出现在你眼前的是点缀在各处为奥兰所特有的色彩斑斓的立方形石岩。但再往上走便能见到环绕高地的悬岩峭壁，它们奇形怪状，像一只只红色的野兽蹲在海里。继续往上走，你会看到被风吹日晒所腐蚀的一些巨大的山石，点缀在这座衣冠不整的城市中。它们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这个到处是山石的山城里。在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的无政府状态和永恒不变的大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它便以一股动人心弦的生活气息沿着山腰的小路弥漫上来。
沙漠中总有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奥兰的天空也带有石矿味，它的街道和树木都覆盖着一层灰尘。这一切，都参与到创造这个迟钝木然的世界中来。情感和才智在这里决不会对自己漫不经心，也不会对它们唯一的客体——人，漫不经心。在这里我所说的是，退步抽身是件难事。人们撰写着关于佛罗伦萨和雅典的书。这些城市造就了那么多欧洲才子，当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们保持着使人感到或者激奋的东西。它们能减缓某种心灵的饥渴，因为心灵的食粮是回忆。然而如何为这样一座城市动情呢？这里没有任何激起你灵感之处，甚至丑陋也显得那么毫无特色。在这里，历史被压缩成为零。空虚，无聊，冷漠的天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无疑是它的寂静，或许还有女人。对某个民族来说，女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漂亮的，都是辛酸的故乡。奥兰就是成千上万这种城市中的一个。
体育活动
奥兰丰都克大街上的体育中心俱乐部要举办一场拳击晚会，并宣称晚会一定会受到真正的业余爱好者的好评。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广告上的拳击手远不是什么明星，其中有几个还是第一次登台，因此如果我们对敌对双方的技术不抱希望的话，那至少还可以称赞他们的勇气可嘉。一位奥兰人怂恿我去，明确向我保证说“可能会流血”，于是那天晚上我便来到了那些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当中。
很明显，这些人是从不讲排场的。在一间车棚似的大厅里，已经搭起一座拳击台，大厅用石灰粗粗地刷过，顶上覆盖着起伏不平的铁皮，开着刺眼的灯光。折叠椅围绕赛台的拦绳排成四方形，那是“荣誉赛台”。座位按赛场的纵向摆放，在大厅深处，有一片空地，称做散步区，因为在这里有五百人，他们挥动手帕欢呼时会引发严重意外，因为这样做的绝不止一两个。在这个长方形的大车库里，有上千名男人和两三个女人——按我邻座的说法，她们属于那类“一心想引人注目”的女人。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在等待“翘首盼望”的战斗开场之前，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断断续续地播放着蒂诺·罗西的歌，这是残杀之前的浪漫。
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其耐心是惊人的。宣布二十一点开始的晚会，到了二十一点半还没开始，也没有人提出抗议。春天的天气也相当热，从衬衣袖子里散发出来的人的体味十分刺鼻。在不时爆发的汽水瓶塞声和那科西嘉歌手不知疲倦的哀诉声中，大家激烈地争论着。一盏聚光灯这时向拳击台上洒下一束炫目的光线，几个刚到的人挤进人群中，翘首以待的战斗开始了。
这些希望之星，或者说初学者，是为取乐而战，在他们内心里总想证实这一点，因此通常是不讲任何技术，便心急火燎地互相残杀起来。比赛从未持续三个回合以上。此类晚会上的英雄是一个年轻的被称做“飞机仔”的人，他平时在露天咖啡馆卖彩票。他的对手，在第二个回合开始时便被他螺旋桨般的一拳，非常狼狈地打翻在地。
人群开始活跃了，但仍然保持着礼貌。就在这时，扩音器里宣布：“顽强的奥兰人阿玛尔并未认输，他将迎战凶狠的阿尔及尔的贝雷。”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会错误地理解人们为欢迎拳击手上台亮相时发出的尖叫声。他可能会把这想象成某种了不起的角斗，在这场角斗中，拳击手要了结的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恩怨，观众对此心里很明白。实际上，他们要了结的确实是一场个人间的恩怨。那是因为一百年来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始终势不两立。稍微追溯一下历史，就能看到这两个北非城市已经彼此厮杀得精疲力竭，就像比萨和佛罗伦萨在和平时代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但起因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有一千条理由要互敬互爱，但却反而互相仇视。奥兰人指责阿尔及尔人装腔作势。阿尔及尔人却放风说，奥兰人不懂处世之道。这些辱骂的话，其含义比表面上更刻薄。因为它们太空洞。奥兰和阿尔及尔不能公开反目，于是便在体育场上、在数字的统计上和大型工程方面互相明争暗斗。
因此拳击台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页。那位顽固的奥兰人，在上千人尖叫声的支持下，为保卫本省的生存方式和尊严而同贝雷决战。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场争夺战中，阿玛尔打得很不好，他在先天上存在着缺陷：他的臂长不够。而阿尔及尔的那位凶狠拳手胳膊长度恰到好处。他信心十足地一拳向对手的眉棱上击去。那位奥兰选手在人群狂暴的叫喊声中满脸是鼻血。尽管观众和我的邻座一再鼓励他，尽管不甘落后的人们高喊“打扁他！”“打直拳！”给他出主意的人喊“下勾拳！”“喂！裁判，他看不清东西了！”乐天派则喊“他没劲了！”“他不行了！”……然而，阿尔及尔人还是在一片没完没了的喝倒彩声中，被宣布以积分获胜。我的邻座很自然地谈起比赛的策略。他露骨地对此表示赞同，并悄悄对我说：“这样的结局，他到那边就不能说奥兰人撒野了。”
但是，大厅里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是比赛项目中所没有的：椅子在到处乱飞。警察打开一条通道冲了进去。群情激昂到了极点。为了让这些好心人安静下来并恢复平静，比赛的组织者争分夺秒，立即在扩音器里播送起一首著名的进行曲。于是在几分钟内，大厅里在进行曲的伴奏下，便变得气度非凡。一群群乱打的斗士和义务裁判在警察的干预下不知如何是好。观众则激动异常，高兴地发出咯咯的鸡叫或者猫叫等禽兽的叫声，要求比赛继续下去，但他们的声音都淹没在雄壮的进行曲的军乐声中。
然而这一场大战一宣布重新开始，大厅里马上便静了下来。突然就恢复了平静，无需任何说明，就像戏一演完，演员便离开舞台一样。真是自然极了，摘下帽子掸掸灰，再把椅子排好，所有的面孔一下子又变得和蔼可亲了。那样子，就像些老实的观众花钱买了票，来参加一个家庭音乐会一般。
最后一场比赛是海军的一位法国冠军对一名奥兰拳击手。这一回，胳膊长短的差异对后者有利了。但是在最初几个回合，他的优势并没有打动观众。因为大家激动的情绪正在缓和当中，人也刚刚回过神来，呼吸还很短促。虽说也鼓掌，但却没有热情。口哨也吹得无精打采，大厅里的人分成两个阵营，按常规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每个人支持哪个拳击手，则显得有些淡漠，因为愈来愈疲乏了。如果法国人总是“抱住”对方，或者奥兰人忘了不许用头部进攻的规定，这名拳击手就会遭到一片喝倒彩的声音。但随即他便会在一阵掌声中振作起来，直到第七个回合，这才看上去又像体育比赛了，同时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也开始摆脱了疲乏。此时法国人事实上已行将跌倒。但他一心想挽回几局败局，因此便朝对手直冲了过去。“又来了，”我的邻座说，“马上又要乱打了。”事实上那已经是在乱打了，在耀眼的灯光下，两名大汗淋漓的拳击手大开杀戒，他们闭着眼睛乱打，用肩膀抗和用膝盖顶，两个人流的血混合在一起，两个对手都怒气冲冲，与此同时，大厅里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地为他们两位英雄加油。
拳手每挨一拳或打出一拳，都像观众自己被打或打了对方一样，上千个低沉而气急败坏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就是这些人先前心不在焉地选择了各自偏爱的一方，现在便支持到底，并且十分投入。每隔十秒钟，我邻座的一声喊叫就在我右耳边响起：“打呀，蓝领子。加油，水手！”同时，我们前面有一位观众朝奥兰人喊：“安达！灵活点儿！”此人和蓝领子继续搏斗。在这座用钢板和水泥砌成、用石灰刷白的神庙中，整个大厅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低着额头的两位天神的打斗中。拳头沉闷地击在油光发亮的胸脯上，每一拳都在他们体内剧烈地振荡着，并发出了回响，他们和拳击手一起也使出了最后的气力。在这种气氛中，比赛不分胜负是不受欢迎的。事实上，这与大厅里观众的那种摩尼教派的思想是对立的。应该有善与恶之分，应该有战胜者和战败者。如果你不是谬误，就必须正确。这种结论，其逻辑性无可指摘，并且立刻受到上千观众的支持。他们指责裁判被出卖或者被收买了。但是，拳击台上蓝领子却过去拥抱了他的对手，因此还颇品尝了一点儿他那位兄弟身上的汗水。这样一个举动，便立即使大厅里恢复了秩序，并爆发出阵阵掌声。我的邻座说得对：他们不是野蛮人。
在寂静无声的星空下，刚刚从使人精疲力竭的拳斗场面中回到现实中来的人群向外拥动着。现在都默不做声，悄悄地散了。他们已无力再作评论了。应该有善与恶之分，这种宗教思想是毫不容情的。这群忠实的信徒，现在只不过是夜色中正在隐去的一簇黑色的或白色的影子。因为力量和暴力是两位孤独的天神，他们不会给回忆留下任何东西，相反却向现在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奇迹。它们同这群没有过去、聚集在拳击台周围欢呼领取圣体的民众是一致的。这是一种颇有点令人尴尬的仪式，但却把一切都简化了。善与恶、战胜者和战败者同时并存。在科林斯就有两座相邻的庙宇：一座是暴力之神宇，一座是供应之神庙。
遗迹
出于很多理由，理由在经济学中和形而上学中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说奥兰的风格，如果它有风格的话，在那座被称做垦荒者之家的奇特建筑上得到了明确有力的说明。这一类的遗迹，在奥兰并不鲜见。这座城市对法兰西帝国元帅、部长和当地善人，都保留着他们的遗迹。在满是尘土的一些小广场上便可以见到，它们忍受着日晒雨淋，已经习惯了那些巨石，也习惯了无聊。但他们所代表的是外来的东西。在这独特的原始风貌中，它们显示出文明社会中令人遗憾的印记。
与此相反，奥兰也给自己建造了祭坛和讲坛。在这座商业城市的中心，为了给众多的农业机构建造一个公共办事大楼（因为这些机构是这个国家生存的基础），于是奥兰人便筹划在这些沙石和灰土中为自己的特色树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即“垦荒者之家”。倘若根据建筑物来判断，那么这些“特色”从数目上讲有三个：大胆的尝试、粗犷的风格和历史的综合意识。埃及君士坦丁堡和慕尼黑曾合作参与了一家精巧的糕饼店的建造工程，其造型是一只倒扣的高脚杯。我们这座建筑使用效果更为强烈的彩色石子镶嵌屋顶，其图案鲜艳夺目，让人乍一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到一团不成形的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走近一看便会发现它们并非随意之作：一位和蔼可亲的垦荒者，脖子上系着蝴蝶结，戴着白色软帽，正接受一队古装奴隶的致意。这座建筑物及其华丽的装饰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心，正是小型无轨电车来往的必经之路，而小型无轨电车的肮脏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
奥兰尤其珍视军械广场上那两头狮子。从1888年至今，它们一直神气活现地端坐在市政府台阶的两侧，其雕塑者名叫加彦。它们神态威猛，上身短小。据说晚上它们会先后从石座上跳下来，在昏暗的广场周围悄无声息地兜圈子，有机会还会在满身尘土的大榕树下长时间地撒尿。这些传闻，当然使奥兰人听了十分得意，自然也并非事实。
尽管作了些探究，但我对加彦依然不甚感兴趣。我只是了解到，他是个动物雕刻能手。然而，我却常常想到他。只要你一到奥兰，便自然会想到他。即这儿有一位名字响亮的艺术家。他在此留下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作品，把两头性情温和的野兽安放在一个气度非凡的市政府门前，从而使几十万人都前来观赏。这是另一种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做法。无疑，这两头狮子也正像成千上万同类的作品那样，它们所体现的并非艺术家的才华，而是另外一件东西。有人创作了“夜巡”“圣弗朗索瓦受戒”“大卫”或者“花赞”。而加彦呢，他在海外一个商业省份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对欢快的野兽。“大卫”有一天会和佛罗伦萨一起垮台，而这两头狮子或许会被救出火坑。这又一次证明，它们所表现的乃是另一种东西。
能不能把这一看法说得明确些呢？这件作品不表现任何意义，却牢固结实。精神在它身上无足轻重，物质却至关重要。平庸总是想尽办法延续下去，甚至可以用青铜制作。人们拒绝赋予它永生的权利，可是它每天都能获得这种权利。难道不是吗？它，它就是永生。不管怎样，这种韧性自有它感人的地方，而且也自有它本身的寓意。这种寓意，也就是奥兰所有的纪念性建筑和奥兰本身所具有的寓意。每天一小时，在许多事情中总有那么一次，它会迫使你注意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才智从这些反复中得到了教益。既然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低微地位，那么这对它可能起一点儿保健作用。就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自作愚笨比其他的做法都要好。所有可以消亡的东西都渴望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期望永恒。人类的艺术作品也并不例外。在这方面，加彦狮子和吴哥的遗迹有着同等的机遇。这一点具有谦逊的倾向。
还有其他一些奥兰式的纪念性建筑。或者至少应该给它们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因为它们也在表现奥兰这座城市，而且其表现方式可能更有意义。这便是目前在十几公里的长度上沿海岸施工的几项大工程。这些工程的主旨是，要把一些十分明媚的小海湾改建成一个巨大的港口。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这又是一个让自己同巨石进行较量的机会。
在佛来米地区某些画家的油画中，我们又看到一个题材宏大得惊人并执拗地表现同一主题的画面：巴别塔的建造，那是一片广袤的景致，巨岩插天，陡峭的山上满眼是工人、牲口、梯子、奇形怪状的机器、绳索、车套。人在那里只是为了衬托工地超乎人情的庞大而已。位于奥兰西部的那片悬岩峭壁，使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一景象。
在广阔的斜坡上，铁轨似挂在那里，到处是翻斗车、起重机、小火车……在酷烈的阳光下，玩具般的火车头在一片汽笛声中、在尘土飞扬和烟雾弥漫中绕过一座座巨石。勤劳的人民便夜以继日地在那热火朝天的山地上劳动着。几十个人吊在一根绳索上，附着于悬崖的侧壁上，用肚子顶住自动钻机的扶手，从早到晚在剧烈的震颤中，把整块的岩石凿下，山石便在尘土飞扬和轰隆声中塌落。再往远看，翻斗车在斜坡上翻转，岩石便一下子倒出，向海面滚去，直入水中。每一块巨石后面都有一些较小的石块随之滚入海里。无论在深夜还是白天，每隔一定的时间，便能听到巨大的轰鸣，这轰鸣震撼山谷，翻江倒海。
工地上的工人，从正面向山岩进攻。如果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工程必不可少的艰苦劳役，哪怕是一会儿也好，我们肯定会赞美这个工程。这些从山上凿下的石头，正在按照计划为人类所用。它们堆积在浪涛下，慢慢地露出水面，最后便整齐地形成一道海堤，这道海堤上随即便布满人群和机器，并且随着时日它便横向扩展开去。巨大的挖石机不慌不忙地向悬崖的腹地深入，待转过身来便把满满一斗碎石倒进水里，随着悬崖头顶被削落的势头，整个海岸便以非凡的气势向大海扩展开来。
当然，石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是把它换了个地方。不管怎样，它会比利用它的人存在得更长久。目前，它仍然是人们行动的意志出发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毫无用处。然而把东西改换位置是人类的工作：要么这样干，要么就什么也不干。显而易见，奥兰人作出了选择。面对这个冷漠的海湾，他们还会在几年之内继续沿着海岸堆放石块。百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天，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但是今天，这一堆堆的巨石便是那些灰尘覆面、满头大汗、在它们中间穿梭来往的人的见证。奥兰真正的纪念性遗迹，依然是这些石头。
阿里亚娜之石
奥兰人看来和福楼拜的那位朋友一样，他临死之前，最后望了一眼那无法替代的世界，大声说道：“关上窗子，这太美了。”他们关上了窗子，把自己禁锢起来，他们驱走了美景。布瓦特万是死了，然而在他死后，时光仍在一天天继续下去。同样，在奥兰黄色围墙的外面，海洋和大地也继续着它们漫不经心的对话。世上这种永恒不变的延续，对于人类来说总是兼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它令人失望又使人激奋。世界从来就只讲一件事，它引起你的兴趣，随后又让你厌烦。但最终，它会凭借那股执拗劲儿占据上风。它总是对的。
还在奥兰的门口，大自然就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加纳斯泰尔那边，是大片的荒地，是布满草木香味的荆棘丛。阳光与风在此只谈论它们的孤独感受。从奥兰仰视，是桑达—克鲁兹山，是高原，是上千条通往那里的沟壑。一条条从前通车的道路攀附在俯视大海的山丘侧面。到了一月份，有些大道两旁便鲜花遍地，雏菊和金色的花蕾，有黄有白，把它们装扮得华丽异常。在桑达—克鲁兹山上看到的一切，都已经说过了。如果我还想谈点儿的话，那就是我忘记说那些祝圣队列了。它们在重大节日里，登上陡峭的山冈，这可以使大家联想到其他一些朝山进香的活动。他们孤独地在红色的山石中缓步前行，一直到达宁静海湾的上方，使这个沉静的地方，一时间变得光明和完美了。
奥兰也有沙漠，那就是海滩。我们见到的那些紧傍市区的海滩，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显得清静些。一片片的高地上，到处都开着鲜艳的阿福花。花丛中光秃秃的小别墅随处可见。大海在下面低吟。然而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温暖的阳光，轻轻的和风，洁白的阿福花，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让人想到了夏天，想到了海滩上到处都是皮肤晒成棕色的年轻人，想到了在沙地上消磨的漫长时光，想到了仲夏之夜骤然而至的甜美。每年在这些海滩上，都能看到一批新面孔的如花少女。她们似乎仅在这个季节出现一次。第二年替代她们的是另一批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在一年以前还像花蕾一样，是些线条平淡的小姑娘。上午十一点钟，便可见到一群仅仅裹着一片花布，肌体丰满的少女，从高地上向下奔去，似一股色彩斑斓的浪涛涌上了沙地。
如果你想看一看原始景色的话，就要走得更远些（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地方的周围，有两千名男人在转来转去）。那里是连绵的沙丘，荒凉冷落，来过这里的人没有留下别的痕迹，只留下一间被虫蛀蚀的窝棚。再往远看，便见几个阿拉伯牧羊人正在沙丘上驱赶他们的羊群，似在沙漠上点缀着些黑色或灰色的斑点。奥兰的这些海滩上，每个夏天的早晨都使人觉得是世界第一个早晨。每个黄昏又都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黄昏。那是落日余晖的最后一缕光线所宣告的庄严的一刻，它使人间万物顿时暗淡下来。大海变成云青色了，道路换成绛紫色了，海滩披上了黄装，一切都随着青灰色的太阳一起隐没。一小时后，沙丘便泛起了月光，这便是繁星下无边的夜色，有时暴风雨穿透黑夜，闪电的光芒在沙丘上滑行，使天空变成一片惨白，而橘黄色的闪光便洒向沙丘，并投入你的眼帘。
但这一切却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只能亲自领略。如此这般的孤独与威严，赋予了这块地方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在晨曦初现和煦的氛围中，仍然是漆黑猛烈的波涛，退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它劈开了夜间沉重的大海。对这些欢快景象的回忆并未使我对它们感到惋惜，反而使我认识到它们的美好。这么多年以后，它们仍然存在于我心中，而且有些场景还十分清晰、准确，尽管有些费劲儿。而且我还知道，如今在那荒凉的沙丘上，如果我还想去的话，原先的那个天空仍会吹起阵阵微风，撒下点点繁星。这里是一方纯真的大地。
但纯真却需要沙丘和岩石。而人们已经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其中了。既然他们把自己关在这座古怪的城市里，并且已麻木不仁，没有了愁烦，——我们至少是可以这样看的。然而，这种两相对比，却正是奥兰的价值所在。这座烦闷之都，被纯真和美丽围困着，并驻以重兵把守，其士兵同山里的岩石一样多。但在城里，某些时候，人们投敌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些岩石合而为一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灼热而冷漠、向历史及其骚动挑战的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也是那么强烈！这也许是空幻的，但在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本能，这种本能既不是破坏也不是创造，它仅仅是想与众不同。在奥兰发烫的围墙下，在它积满尘土的马路上，有时就能听到上述的劝导，似乎在一段时间内，听从这种劝导的神灵们也都没有失望过。这便是在地狱中的厄里迪斯和在睡眠中的爱兹斯。这是一片荒漠，在这里思想能够变得清醒，这是夜晚一只清凉的手，它正按在一颗躁动的心上。在这座奥利维埃山上，复活是没有用的。神灵来到这里与正在沉睡的基督十二弟子相会并赞颂他们。难道他们真的错了吗？他们还是得..到神灵的启示。
想一想沙漠中那尊释迦牟尼佛吧，漫长的岁月里，它就那么蹲坐着，纹丝不动，两眼望天。连天神们自己都羡慕它的宁静，羡慕它这种变为石像的命运。燕子已在它伸出的僵直的双手上筑了巢。但有一天，它们受到远方土地的召唤飞走了。而那个把它心中的渴望与意志、荣耀与痛苦一并扼杀的神灵便开始痛哭了。就这样，岩石上便开出了鲜花。是的，在必要时我们对岩石也会有好感。因为我们要求一副面孔能保持何种神秘状态，具有何种激情，这些岩石都能满足我们。也许这并不能持久。但是，什么能够持久呢？面孔的神秘表情消失了，我们也便被抛回了欲望的链条上。虽然石头为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比人心做得更多，但它却至少能做得很准确。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几千年来，这一伟大的呼声曾唤醒几百万人起而平息欲望和抚慰痛苦。它的回声穿越各个时代和高山大海，一直来到这里，即将消逝在世界最古老的海面上，但却沉重地撞在奥兰密集的悬崖上，发出了更大的声响。本地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听从了这一说教。当然，这几乎是白费力气。一个虚无的境界并不比绝对存在的境界更容易达到。但既然我们像接受恩宠一样，接受了玫瑰花或人间痛苦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表示永恒的示意，那我们也不需回绝大地向我们发出的非同寻常的沉睡的邀请。这样做和那样做都有自己的道理。
也许，这就是这座梦幻而疯狂的城市的阿里亚娜之线。人们从中了解到某些烦闷效力，尽管它是暂时的。要想得到赦免，就必须对人身牛头怪俯首称“是”。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才智。大海在红色的悬崖脚下静默无声，如果你处于海面的上方，下面一左一右是浸在清澈海水中的岬角，你处于中间，只需保持精确的平衡也就够了。一艘岸防舰，沐浴着灿烂的光芒在水上航行，在它的喘息声里，分明能听到一些非人的断断续续的呼唤：那是人身牛头怪的道别声。
现在是正午，连白昼本身也处于均衡状态。它的仪式已经完成，游人也得到了它赠送的奖品：在悬崖上拾来的小石头，干燥而光滑，像一朵阿福花。对于熟知宗教奥义的人来说，世界并不比这块石头沉重。阿特拉斯的任务很容易，只需选择时间就可以了。于是我们便明白了，只需待以时日，一个小时，一个月，一年，这些海滩就完全可以享受自由了。它迎接着各类人员，有僧侣，有官员，也有胜利，但却不看他们一眼。很有一些日子，我盼望能在奥兰的街上遇到笛卡儿或古罗马皇帝，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这就是那块小石头，美丽得像一朵阿福花，它处在一切的开端。鲜花，泪水（如果我们认为有泪水的话），离别和斗争，这都是留给明天的。在一日之始，当天空向一片空阔的万籁俱鸣的空间打开它光芒之泉时，海滨所有的岬角仿佛形成了一支即将起航的舰队。岩石与光芒组成的笨重的大帆船在那里震动着，似乎正准备向太阳岛驶去。哦！奥兰的早晨！从高地上望下去，能看到燕子扑入广阔无边大地。整个海滨都做好动身的准备，冒险引起的战栗也传遍它的全身。明天，也许我们将一同出发。
扁桃树
“您知道，”拿破仑常对逢塔诺说，“世上我最赞赏的是什么呢？是以无力之力来创立某种事情。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即军刀与智慧。久而久之，军刀终究会被智慧所战胜。”
大家都知道，征服者们有时也会愁烦。他们确实应该为那么多过眼云烟的荣誉付出一些代价。然而，一百年前战刀可以解决的事情，今天的坦克已经不再那么管用了。征服者们在地面上标出一些虚点，几年之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便会出现一些沉闷、寂静的无人区。在可怕的弗朗德勒比利时的一个共管区。——译者注">战争时期，荷兰画家也许还能画一画养鸡场里的公鸡，大家同样也忘记了百年战争，但西里西亚已被动员起来，因为我们要同这个世界步调一致。如今，理智已失去了一个征服者对它庄严承诺的信任，它无法制服武力，便只好极力诅咒它。
一些善良的人总是说，这是一种罪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罪恶。我们却知道这些事是存在的。结论是，应该设法解决这一切。那只需认识到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我们决不能再在军刀面前顶礼膜拜，决不再为武力不受理智支配而辩护。
不错，这是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但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并继续下去。我不太相信关于历史发展的道理，也不相信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但我至少相信，人类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丧失信心，从而裹足不前。我们并未超越我们自身的条件，相反我们对它却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已处于矛盾当中，但我们必须克服矛盾，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以缓和矛盾。我们作为一个人，其任务是找到某几种方法，以减轻自由灵魂的无尽苦恼。我们要把撕破的重新缝合，在这个显然非正义的世界上建立起理想的正义，要使处于不幸中的当代人民，能够得到切实的幸 798f." >福。自然，这是一项超乎人力的任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超乎人力的任务，是因为人类需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仅此而已。
因此我们要了解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即使武力能够奏效，用另一种想法或另一种安适的环境污染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能动摇。首要的一条，就是不绝望。不要听信叫嚷到了末日的那帮人。文明不会轻易消亡的，即使这个世界必然要崩溃，那也将是在其他星球之后。
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悲剧时代，但太多的人把悲剧同失望混为一谈了。劳伦斯说：“悲剧恰是狠踢在厄运身上的一脚。”这是一种正确合理的见解，立刻就能应用起来。当今就有很多事物应该挨这一脚。..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只需一夜的时光，仅仅一个夜晚，寒冷而纯净的夜晚，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随后，我便会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以及海上的风，这使我赞叹不已。然而，每年它都能坚持一段恰好是孕育果实所需要的时间。
这决非是一种象征，我们不能凭象征获得幸福。我们应该更严肃一些。我只是想说，有时候在这个依然满是不幸的欧洲，当生活的重负变得过于沉重时，我便转向一些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里许多力量尚未受到破坏。我太了解它们了，不会不晓得它们是经过选择的土壤，沉思与勇气可以在那里互相平衡。对这个例子的思考告诉我，如果我们想拯救灵魂，就必须无视它爱哭诉的特点，并要颂扬它的力量与威望。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却似乎对此很得意。它完全被抛进罪恶之中，这种情况被尼茨赫称之为“迟钝的心灵”。我们却万不可伸手帮它，因为思想上伤心是徒劳的，我们只需为它工作就行了。９9ｌiｂ?
但优胜心灵的品格在哪里？还是同一个尼茨赫，把它们列为“迟钝的心灵”的死敌。对他来说，那是性格的力量，是个人的爱好，是“世界”，是传统的幸福，是坚定的自豪感，是哲人冷静的节制。这些品格，是绝对必要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方面。在这一切的面前，不管怎样，大家不要忘记性格的力量。我说的这种力量，并不是选举台上出现的蹙眉与恐吓的力量，而是以那种扁桃树上洁白的花朵和勃勃的生机去抵挡每一阵海风的力量。.是它，在人间的冬季里孕育着果实。
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
我觉得，要是没有谁来反对神灵的话，它一定会觉得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
——路西安《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脉》
在当今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大家会说，这个敢于反抗上苍的神灵，是当代人的榜样，并会说，这种看法的提出，是始于斯基泰王国荒凉的国度中，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而其完善起来，则是在当代历史的一次动乱之中，那时候已没有了平等可言。但与此同时，某些情况向我们显示，这种烦恼在我们当中仍然继续存在，而且在世界上反抗者们大声呼叫声中，我们依然充耳不闻，使得这种呼叫带上一种孤立无援的味道。
不错，当今的人们正在被一件事所苦恼，即拥挤不堪的人群，生活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他们被剥夺了火种和食物，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一种奢望。对这些人来说，问题还在于他们所烦恼的事愈来愈多，这正如对自由或自由的最后一批目击者来说，问题在于这些人则愈来愈少了。普罗米修斯乃是这种英雄人物，他对人类有相当的爱，同时交给他们火种和自由，教会他们技术和本领。人道在今天，所需要的和所关心的也只是技术。它在机器的圈子里斗争，它处于技术之中，它认为这些都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强制的象征。相反地，它认为普罗米修斯的特点乃是能把机器同技术分开，它认为人们的肉体和思想同时可以获得解放。而当前的人，却相信首先必须解放肉体，而思想却可以暂时消亡。但思想能够暂时消亡吗？事实上如果普罗米修斯再生，今日的人类却依然把它当成往日神灵。他们可以把它塑成石像，让它一动不动，其名目就是为了执行人道主义，而它却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第一个象征。而敌人对战败者的辱骂声，依然同从前一样在埃席尔的悲剧中回响着，那就是武力和暴力的声音。
我这是对吝啬的时间让步吗？对光秃的树木让步吗？对世界的冬天让步吗？但却正是对光明的怀恋给了我理智，它告诉我，还有另一种世界，那是我真正的祖国。它是否对某些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战争年代，我曾沿着于利斯当年的路线做过一次旅游。在当代，即使是一位穷青年，为了寻求光明也可以制定这样一个漂洋过海的计划，那时我也同大家一样。但我却没有上岸，我在那些踟蹰在敞开>..的地狱之门前面的人中找到一块空间，慢慢地我们就可以走进去了。等到那些无辜的被杀害者发出第一声呼叫之后，地狱的大门便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于是我们便置身于地狱中，从此再没有出来。在漫长的六个年头中，我们都在试图设法解决这件事，这些幸运岛上热情的幽灵，在又过了许多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向我们露面，而且还是在不见火光、不见太阳的黑暗之中。
在这个潮湿而阴暗的欧洲，怎么能够不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以一种孤立无援的心情，听到老夏多布里昂从希腊对昂佩尔发出的呼声呢？只听他喊道：“你们将永远也找不到我在雅典见到的哪怕是一片橄榄树叶，哪怕是一颗葡萄。我对我那个时代的一切，直到一棵草都感到惋惜，那时我甚至连一棵草都没有力量让它活下来。”而我们这些人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有满腔少年男儿的热血，却淹没在上一世纪那些可怕的老人之中。我们有时也惋惜那风雨中的99lｉｂ?绿草，惋惜那今后再没有机会见到的橄榄树叶以及那自由之果葡萄。这种人到处都有，因此也便到处都有他们的呼喊声，到处都有他们的痛苦和威胁。在麇集的芸芸众生中，却找不出能容纳蚂蚁的地方，历史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那上面连寸草都长不出。然而今日之人类却选择了历史，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彷徨反顾，但他们不但不改造、利用它，却甘心做它的奴隶。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背离了普罗米修斯，背离了这位“有大胆想象力，却无忧无虑”的儿子。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又回到了普罗米修斯竭力想使之摆脱的人类痛苦之中。“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恰似一群醉生梦死者……”
是的，只需在普罗旺斯待一个夜晚，只需一座满意的山丘，只需一股带咸味的清风，便足以看到，一切都需努力去做。我们需要重新创造火种，.９9lib.需要重新安排职业，以便安抚饥肠辘辘的众生。至于雅典的文明、自由的获得、葡萄的收获以及精神的食粮，那却是以后的事了。于是我们便喊道：“他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他们应该为别人而生存。”或者做一些什么必要的事，以使另外一些人不再受到掠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痛苦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但我们却试图以一颗并非苦涩的心来承担这一切。但我们是否做迟了？或者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有力量使青草再生吗？
面对在本世纪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设想，普罗米修斯将作何种回答，其实他已做了回答：“我答应你们要进行改革和恢复工作。啊，这实在是件痛苦的事，不知你们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刚毅精神和足够的力量来亲手从事这一工作。”如果救国救民的大业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面对这个世纪的提问，我的回答是：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的力量是经过思考的，我们的勇气是经过衡量的，因为在我认识的一些人身上，我一直都能感觉到这些。“啊，上帝！啊，我的母亲！”普罗米修斯大声说，“你看，他们正在为我制造烦恼。”海尔梅斯嘲笑这位英雄说：“我很惊奇，你作为一个预言家，竟然不能预见你要受的折磨。..”“我看到了。”这位反抗者回答说。我谈到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是正义的子孙，他们也在经受着苦痛，他们恰恰懂得，没有盲目的正义，也知道历史是没有眼睛的，因此必须把正义给它投过去，以便取代头脑中虚构的正义。在这里，普罗米修斯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中来。
各种神话，其本身并不能赋予自己以生命，它们要等待，等待着我们赋予它们生命力。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响应它们的召唤，它们便会把它们整个元气奉献给我们。我们应该保护这种元气，以便使其在沉睡状态中不致消亡，使复活成为可能。我有时也怀疑它是否能拯救当今之人类，但拯救这些人类的孩子，使其不至于在肉体和灵魂上堕落，也还是可能的。
同时，赋予这些孩子以幸福和美好的前景也仍然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甘心听任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美好前景的世界上，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便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即它只能使我们想象世人身上一切缺陷都是暂时的，而且如果不把他们全部拯救出来，便没有任何作为可言。如果他们没有面包，没有青草，而且面包又是他们真正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学着把青草永远保留在想象之中。在最阴暗的历史中心，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人，在不停地从事他们艰辛职业的同时，还将把不倦的目光投向大地，投向青草。披枷带锁的普罗米修斯，在雷鸣电闪中仍然保持着他对人类真诚的善意，这样，他比起脚下的岩石更见其坚硬，比起头上的山鹰更见其坚韧，他这种长期坚忍不拔的恒心，比起他作为一个反叛者同诸神作斗争，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他这种不舍不弃的永恒意志，从前把人类的一颗痛苦之心同世界的春天协调起来，今后将使它们更加和谐。
1946年
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
阿尔及尔的温和，颇有些意大利的味道。而奥兰的无情冷静，则有些像西班牙。站在君士坦丁的汝迈尔峡谷的巨岩上，又恰如置身于西班牙的托莱多城。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则使人满怀对往事的回忆，满眼是艺术作品，到处是名闻遐迩的古迹。托莱多出了格雷科和巴莱士，而我说的这些城市，则是历史的城市，亦即是说，这些城市既没有历史遗物，也没有文化遗产。在百无聊赖时，那里的人便只有昼寝，当然也有忧愁烦闷，但却没有伤感。在清晨的阳光下，或在夜色朦胧中，他们也欢乐，却没有柔情。这些城市绝对引不起你的深思，也引不起你感情的冲动。这些城市的形成既不是为了启发你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向你提供各种文学情趣。如果那里有一位巴莱士或者一些巴莱士般的人物，他们准会伤心地死去。
如果有某些旅游者为寻找激情而来，或者是感情过于细腻者，或者是唯美主义者，或者是新婚夫妇们，他们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准会一无所获。倘若没有特殊使命，任何人也不会永远留在那儿的。有时候在巴黎，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他们询问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事，我真想向他们大呼：“不要到那儿去！”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也有它部分道理。因为我看得清楚，他们的期望是会落空的。并且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国家的魅力和阴险奸诈的本领，他们用阿谀奉承的方式把逗留在那里的人留住，并让这些人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首先封住他们的嘴，不给他们了解情况的机会，并哄骗他们，最终使这些人也变得醉生梦死了。这种手法的发明十分奏效，而且非常..惊人，于是这里的许多人都变成了黑白混种了。就这样，这些人也便懒散地留下，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但随后这些人便发现，这种漫长的舒适生活，使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是一种无节制的享乐罢了。于是人们便转而寻求精神生活。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国家的人很工于心计，却缺少精神生活。他们可以做你的朋友（但那又是什么朋友啊！），但却不和你交心。倘若在我们的巴黎，这种事可能会被认为十分可怕。在我们这里，大家为交知心朋友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在我们这里，倾心的交谈似一股清流，潺潺地在花园里、在泉水旁、在雕塑下不竭地流着。
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最像西班牙，但又没有西班牙的传统，只不过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在那里你至少偶尔还能见到新生，有那么一些民族，他们还能考虑，要在这块荒原上长期住下去。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议论它。是否要使用描写一位非常漂亮并且可爱的女性时常用的术语呢？不行，如果我敢于申明的话，我要说我对它的爱是整体的爱，只需一两个准确温馨的词汇就行了。但它们却应是描绘一位娇艳无比的宠妃般的词汇，要么就是听了使人摇头的词汇。就因这样的关系，我同阿尔及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联系还将永远继续下去，这种联系使我完全无法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因此，在实践中，在某种抽象的认识上，有时便会发现某些“在所爱者身上有可爱之处”的痕迹。有鉴于这种小学生做练习式的做法，我在此想就有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作一个叙述。
首先，那里青年人都非常漂亮。这自然首先指的是阿拉伯青年，其次才是其他种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一种杂交民族，乃系无意中形成。那里的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都是一种巧合的通婚。这种意外的杂交，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其结果是良性的。如果您在阿尔及尔街头漫步，请您留神观察一下妇女的手腕，再看看青年男子的手腕，然后您再同在巴黎地铁中所见到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如何。
一个尚还年轻的游人，同样也会发现，那里的女性是漂亮的。其最佳观察点，便是位于阿尔及尔米什莱大街学院咖啡馆的平台上，最好是选择四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女子，她们脚穿凉鞋，身穿颜色鲜艳的轻衫，在那条大街上往来如织。你可以无须故作羞涩之态，尽情地赞美她们，因为她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人赞美的。在奥兰的加里尼大街上的辛特拉酒吧，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在君士坦丁，也可以在露天音乐台周围尽情地浏览。但在几百公里的海岸地带，似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了。一般地说，在君士坦丁，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那种使人流连忘返的处所就少了些，但那里的情愁味道则显得..更细腻些。
如果旅游者是夏季到了那里，那么第一件事，便是到城市边缘的海滩上去，在那里可以见到同样的青年女郎，但更加鲜艳照人，因为她们都穿得单薄简单。当地的太阳使她们的双眼半开半闭，蒙蒙眬眬，此种景色，以奥兰的海滩最为赏心悦目，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和女性都带着些野性。至于城市风光，阿尔及尔有阿拉伯风味，奥兰则像一座黑人庄园或者带有西班牙特色，君士坦丁颇具犹太风情。阿尔及尔的大街弯曲回绕，恰似放在海上的一个大项链，夜间在那里散步最为适宜。奥兰少树，但那里的山石是世界上最美的。君士坦丁有一架吊桥，是游人拍照的好去处，每当大风袭来，吊桥在汝迈尔峡谷上摇晃，置身桥上有摇摇欲坠之感。
如果哪一位旅游者极富情趣的话，我愿意建议您去阿尔及尔市的最高处品尝一下那里的茴香酒；早晨再到渔场去尝一尝那里在炭火炉上烤的一串串刚打上来的鲜鱼；然后再到里尔大街上一家我忘记什么名字的小咖啡馆里去听一听阿拉伯音乐；晚上六点，你便可以到总督府前广场上奥尔良公爵的雕像下席地而坐，领略一下那里的风情（这并非为了缅怀公爵，而是因为那里游人很多，而且景色宜人）；然后我还建议您到帕多瓦尼饭店吃午餐，那是一座下用基桩架在海上的舞厅，那里物价非常便宜；之后我再建议您去凭吊一下阿拉伯式的公墓，其主要目的是领略一下那里的安静和美丽，其次是请您评价一下那些埋葬着我们死者的破烂不堪的坟墓；最后我还建议您点上支香烟到布舍尔大街上去走走，那里遍地老鼠，鲜血淋漓的牛羊的肝、肠、肺到处都是，血水横流（因此，在那里香烟是必吸不可的，这个中世纪的场所臭气熏天）。
其次，当您到达奥兰时，您必须讲阿尔及尔的坏话（要强调奥兰港在商业上的优越性）。当您在阿尔及尔时，您还不能忘记要嘲笑一番奥兰（要无保留地接受“奥兰人不懂生活”这一思想），而且在任何场合下，您还要毕恭毕敬地承认，阿尔及利亚比它的宗主国法兰西要优越得多。藏书网
作了这一番让步之后，您便有幸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兰西人真正的优越之处了，亦即是说，您就会真正地看到他们无比的慷慨大度及殷勤好客的本性。
我想，说到此处，上面那些讽刺嘲弄的话可以打住了。总之，您要讲您所喜欢的事情，其最佳方式，莫过于以轻松的口气说出。关于阿尔及利亚，我一直心存着一种恐惧，即怕我会依靠在这条内心的绳索上摆脱不了，而这条绳索，对我来说恰好适合于她。因为我心中就有对她盲目的赞美，也有认真的褒扬。但至少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祖国，而且不管我走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会从他们对我友好的笑声中分明地看出，那是她的儿子，我的弟兄。是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城 5e02." >市中，我所喜欢的一切，始终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是他们生息在那些城市中。这就是为什么人特别喜欢领略一天中的那个迟暮时分，在这时，无论是机关还是家庭，人们都来到大街上徜徉，待到暮色退尽，黑夜将至时，便见一群群唧唧喳喳的人流都拥向滨海的大街上，然后便是一片寂静，这时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港湾上的灯塔，以及城市的灯光渐渐融成一体，分不出天上人间。似乎所有的人都来到海边，在那里静思冥想，人群中一片寂静。这便是非洲伟大的夜晚，庄严的流放地，充满着绝望的激情在等待着孤独的游子……
不，我还是决然地说：不要到那边去，如果你体味到的是一颗不冷不热的心灵，如果你有一个可怜而愚蠢的灵魂！但如果你是那种能够理解是和否的界限的人，是理解中午和夜半的界限的人，是理解反抗和爱的界限的人，如果你是面对大海却依然热爱柴草的人，那么，在那边等待着您的，便是一团烈火。
1947年
流放海伦
地中海上的太阳有点儿悲剧色彩，但并非如海上的薄雾所具有的那种悲剧色彩。有那么一些晚上，你站在山脚下，凝望着海面上，夜幕已然笼罩在一个小海湾极其美丽的弯曲的海岸线上，海水静悄悄的，这时一种切实的焦虑便渐渐升起。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希腊人感到消沉的话，那总是以美为媒介，以那种美所具有的使人抑郁的气氛为媒介。在这美丽的烦恼中，悲剧占据了制高点。而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引起消沉、绝望的，是丑，是混乱。因此，如果痛苦在欧洲永远维持不变的话，那么欧洲就永远非常难看。
我们把美放逐了，而希腊人则为美而拿起武器。这是第一个不同，但其渊源却是很远的。希腊人的思想总是掩藏在有限度的观念之下，它从不把事情推向极限，无论是骂人或讲道理都是如此。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以光明来调和黑暗。我们的欧洲却相反，它一切都要全部据为己有，乃是无节制者的后代。欧洲否认美，正如它否认一切不为它赞颂的事物那样。尽管它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它却赞美一件东西，那就是未来的理智权威。它狂热地击退了所有的永久的限度，并且就在此刻，从黑暗中走出来厄里倪厄斯女神便向它猛扑过来，并把它撕了个粉碎。内梅席斯，乃是管限度的女神，而不是复仇女神，她负责监视，任何人只要超过了限度，就会受到她严厉的惩罚。
希腊人在数百年来不断地自问，什么是正义的东西，但却始终对我们关于正义的思想不得要领。对他们来说，公正就意味着有限度，而我们整个的欧洲大陆却在乱纷纷地寻找它所希望的一种全面而完整的正义。在希腊哲学思想刚启蒙时，埃拉科里特就曾设想，正义向物质世界提出了限度。“太阳不能超出它的界限，否则掌管正义的厄里倪厄斯女神就会找上门来。”可我们呢，却脱离开人类思维的轨迹，并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这种说法予以嘲笑。我们在一种沉醉的天体中点燃起所有我们喜欢的太阳，但这只能阻碍限度的存在，只能使我们对这个限度愈加模糊。处于这种超级荒唐之中，我们梦想着一种被我们抛弃到身后去的平衡，并且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一味地干下去，到头来总会得到这种平衡的。真是无知的傲慢。依照这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幼稚的世界人民是我们这种荒唐想法的继承者，今天的历史车轮是由他们来推动的。
仍然是那位埃拉科里特，他只简单地宣称：“傲慢，就是前进中的后退。”在埃非兹安死去数百年之后，苏格拉底在死刑的威胁面前，坚持认为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决不自认为了解它。那个时代最具典范意义的生命及思想，就这样在自豪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中结束。我们自己，不但忘记了这些，同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我们所偏爱的是强权，因为它象征着伟大，首先是亚历山大，再就是罗马的征服者们。我们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带着无比的奴颜婢膝态度，教育我们的孩子赞扬他们。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自己也开始了征服，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从地下一直控制到天上。我们的真理就是孤立。于是，最终只有我们自己在一片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高级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自然在平衡着历史，平衡着美，平衡着善，并且给众人带来美妙的音乐，一直到带来流血 7684." >的悲剧，为了这种平衡，我们需要有何等的想象力！我们对自然不理不睬，我们在美的面前感到羞耻，我们制造的那些残忍的悲剧散发着一股文牍味，在这些悲剧中流淌出来的血是黑色的，是黏稠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宣布说，我们是希腊人的子孙，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是他们的不肖子孙。把历史放在上帝的宝座上，然后我们便向着神权政治走去，像被希腊人称为蛮族的人们一样，在撒拉弥岛的海面上一直战斗到死。如果有人愿意抓住我们之间的不同，那就应该向我们哲学家中真正能够同柏拉图媲美的人请教。黑格尔就敢于这样说：“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能向思想提供一块自我意识的土地。”我们正生活在大城市的时代。因此，世界便直截了当地失去了它的永恒性：没有了自然之美，没有了大海，没有了山丘，也没有了黄昏的沉思。除了在大街上，人们也没有了意识，因为只有在大街上才有人间百态。这就是法则。随之而来的，我们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在欧洲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你就根本找不到景物的描写。那故事情节，既不能解释故事发生之前的自然世界，也不能反映驾于故事之上的美。这些作品走的是对自然美不闻不问的路子。柏拉图包罗万象，包罗了荒谬，包罗了理性，也包罗了空想。而我们的哲学家则除了荒谬和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在其他一切事物面前，则闭上双眼，其思维如鼹鼠。
以灵魂的悲剧取代对世界的凝视，那是基督教。然而，它至少同一种自然的灵性有关，通过这灵性，可以维持着某种永恒。上帝升天了，留下来的只有纠纷和强权。长时间以来，我们哲>９９lｉｂ.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就放在如何以客体形式的概念取代人间自然的概念，如何以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动乱或者以理智推动下残酷的运动，取代固有的自然界的和谐。当希腊人赋予意愿以理性的界限时，我们却把意愿的冲动当成理智的核心，从而使自己成了理智的谋杀者。对希腊人来说，这种理性的界限，其价值在于，对所有的行动，都在事先赋予它准确的界限。当代的哲学则把它们的价值，放在行动之后。这种价值便不是原有的了，它乃是后来转变出来的，而我们也只能在事件过后，才能看见它的全貌。按这些价值衡量事物，界限便没有了。
然而自然界却是客观存在，它以其中宁静的天空，以其理性，同人类的疯狂作对。直到原子因发怒而裂变，直到事变在理智的胜利中，在争端的完结时，完成其发展过程。然而，希腊人从未说过界限不可以被打破。他们只说过界限是存在的，还说凡敢于超出这个界限者，无疑对界限本身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在当今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此予以反驳。
历史人物以及艺术家们都想改造世界，但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工作性质使然，他们了解自己的界限，而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因此，后者的结局便是走向暴政，而前者所钟爱的则是自由。当今之世界，所有为自由而斗争者，始终都在为美而战斗。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为美本身而斗争。美不可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当代，我们只能在它的痛苦中去追寻它，才能赋予它以伟大和庄严。今后我们将不再孤独了。同样，我们人也不能离开美而生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做出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面孔。它为达到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硬撑到底，它企图在把这个世界搞得精疲力竭之前，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在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向它发号施令。不管这个时代在说什么，其结果都是背离这个世界。奥德修斯可以在女神加里普索那里，在长生不藏书网死和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两者之间任选其一。他选择了祖国的土地，宁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件极其朴素而崇高的情感，而今于我们竟是那么陌生。有些人会说我们缺乏谦逊态度，但这句话总的来说，却有些暧昧。我们有点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小丑。他们自吹什么都能做得到，要上天去摘星星，但到头来却在公众面前大丢其人。我们缺乏的仅是人的自豪感，这样的人应该是遵守自己的界限，明确地懂得并且珍惜自己的生存条件。
圣-艾克祖佩里在他临终前写道：“我恨我的时代”，其理由同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然而，这种呼声是出自一位在各方面都对人类表现出极大爱心的人，是令人惊异的。因此，我们不应把这种说法作为我们的依据。然而却可以看出，在某些时间内，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沉闷而贫乏的世界啊！但是，毕竟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却又互相仇恨。它只是因为把自己的品德同自己的缺陷不加选择地滥用，才堕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将为那些正向我们走来的时代的品德而斗争。什么是它的品德呢？巴特罗克的战马在战场上为它们死去的主人而哭号。一切都完了，但在阿什尔的参与下战斗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这种友谊源自于被惨杀：友谊便是一种品德。?
承认自己的无知，不狂热。承认世界和人类有其局限，有可爱的面孔以及承认美的存在，这便是我们的基地，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能够追上希腊人。明天的历史走向，其方式并不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历史的走向取决于创造和宗教裁判之间的斗争。尽管赤手空拳的艺术家们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但那胜利是可以期待的。黑暗的哲学将在霞光灿烂的大海上烟消云散。啊，南方的思想，特洛伊的战争在离真正战场很远的地方进行着！还是这一次，现代化城市的高墙，将为献出海伦的美而坍塌，将在如平静的大海般安详的灵魂中坍塌。
谜语
火球般的太阳，使它炎炎的热浪从天上直涌而下，在我们周围的原野上肆虐。在滚滚的热浪中，万物都悄无声息。在那边，似阿尔卑斯山上石灰岩般的东西，乃是一片巨大的、无声的空旷体。我不断地倾听着。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远远地似有人向我这边跑来，那是一些看不见的?朋友在呼唤我。我愈来愈感到快活了，这种呼唤，这种快乐，几年前曾经有过。此次重现，它似一个快活的谜语，帮助我明白了一切。
人间荒诞不经的事在哪里？难道就是这种光灿灿的太阳？抑或是在它消逝后对它的回忆？在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太阳，我又怎样才能肯定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周围的人感到惊讶，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惊讶。我本可以回答他们并回答我自己，说恰恰是太阳在这方面帮助了我，还可以回答说，由于它无所不至的光线，使宇宙万物及其形状得以在一片黑暗中显现，并变为永恒。但这些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因此，在这种明白无误的黑白交替面前（因为这对我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我不愿意简单地表明，对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我是太了解了，以至无法忍受，人们不加区别地予以评论。总之，议论这件事，又得把我们的话题重新引向太阳方面去。
没有人不能够说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但往往说的竟是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某人正在探讨某事，但别人竟要求他作出结论。有一千个声音同声向他宣称，他已经得到了那种东西，然而他自己却明白，那不是他想得到的。您继续寻求而任人去评说吗？当然如此。但您必须相隔一段时间为自己辩白一番。我不了解我寻求的是什么，我要小心地为它立个名目。我反复地推翻前言，反复地探讨，有时前进，有时又要倒退。大家敦促我，应该一劳永逸地立出一个或几个名目来。但我却十分恼火，曾经立过名目的，不是照样又完蛋了吗？以上至少是我想说明的东西。
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是有双重性格，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我们不妨以社会替代自己的妻子，那么便会明白，一句套语或一种说法，由作家把它同一种当时的情感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会被评论家们给孤立起来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质问它的作者，但所谈的却是另外的事。言语有如行动：“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么他是您的儿子了？”“绝不是那么简单，绝不是那么简单。”就这样奈瓦尔在一个夜里竟然两次上吊自杀，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这个题铭，说他帮助了某些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够写出真的不幸，同样也不能写出某些幸福。我也不想在这里试着这样做。但对于他的题铭，大家倒可以描述一番，或想象一下，最少一分钟，便会明白的。99ｌｉｂ?
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他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文章，但只需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读读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于是他自此便被大家所认识（或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匆忙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象。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无疑，这种声誉，不管是高是低，都是骗来的。对此该当如何对待？倒不如说，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们都晓得某种病症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某些病症可以补偿人身机体的紊乱，倘若没有这种疾患，便可以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过早的判断，如今已把公众的活动淹没在无聊的海洋中，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稳重。在一个国家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者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就因此认识了一位很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垂腰，女人的指甲都染成黑色。我们不禁要问，他向哪里找时间去写那些占满书架好几个格子的作品呢？其实这位作家也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夜里睡觉，每天白天要伏案写上好几个小时，为了养肝，他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酷爱清洁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还是对我们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秘方。我自藏书网己就因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常招来我朋友们的嘲笑（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即您拒绝同这位领导者共进晚餐，这很可能是您对他不尊重，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您怕因此引起大家的厌烦。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令人厌烦的吗！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但在某种场合下，您又可试着改弦易辙，您只需重复说，您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的。当然，您总会有可能写一篇或者已经写过了一篇关于“荒唐”定义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没见过有类似的著作，但索福克勒斯除外，此公剥夺了他父亲的权利，糟蹋了他的母亲。那种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地，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或者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通俗的神话。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做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实地在作品中把自己完全反映出来。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倒是喜欢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我称这种作家是客观型作家，乃是因为他在为自己规定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做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同他所讲述的对象给混合起来了，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大家对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上捡来的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以毕生精力来做这件工作吧。说来也并不复杂，为了论述这一思想，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已同它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荒诞不经。”
当然，采取某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我之所长，我已经长大了，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了。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从没有停止过谋杀，没有停止过不公正的行为和暴力。真正的悲观主义，则比暴行和无耻走得更远。我自己这方面，则从未停止过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斗争。我所仇恨的，只有残忍。在我们虚无主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所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道理。要超越它，不是通过品德，不是通过心灵的高尚，乃是通过对光明的本能的忠诚，我诞生在光明中，而且几千年来，人类在光明中学会了赞美生命，即使在苦难中亦是如此。埃布尔经常处于绝望状态。但他却能发光并且使人温暖。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得很糟糕的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们眼花缭乱。同样，至今仍然活在这个贫瘠时代的希腊不肖子孙身上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是忠于祖先的）我们历史的灼烫感，似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却终于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了解它。在我们作品的核心处，尽管很黑暗，却有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在发着光，这同一个太阳今天正在高呼着，那声音穿过平原，越过山冈，响彻四方。
在这一切之后，用废麻引的火，也会燃烧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能占据什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如何，我们自己要怎样，这已足以塞满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够我们疲于奔命了。巴黎是一个极大的洞穴。它里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穴壁上躁动，便认为那是他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于是便称这个城市是一个没有怪异现象的城市。但我们却了解到，在远离巴黎的地方，那里有一线光明正照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必须丢掉身上的枷锁，转过身来，面向光明，正面而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的任务便是寻求所有的词汇为这一线光明立一名目。无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求自己的真理。如果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每一部作品都会使他更接近这个真理，或者至少，要向这个中心移动一些，向着这个太阳藏身之处移动一些。而总有那么一天，一切事情都会来到这里燃烧起来。如果这位艺术家是个平庸之辈，那么他的每部作品都会使他离太阳更远，并且他会觉得到处都是他所寻求的中心，那一线光明也便四处消散了。然而，他在不懈的寻求中，唯一能帮助艺术家的，乃是爱护他的那些人，是那些能够在自己感情中找到适宜分寸并能予以评价的人。
是的，到处都是这些噪音……何时宁静才能表现出爱，并能在默默中创造呢！这必须善于等待。还需一段时间，那时候太阳会封住所有人的嘴。
1950年
重返蒂帕札
你远离父亲的住所，只身一人以狂热的心情，航行在大海上，穿越过海上的悬崖绝壁，终于居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引自《梅戴》
五天来，阿尔及尔大雨如注，下个不停，似乎它最终想把大海都给淹没。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浓密如麻的雨脚在这个海湾肆虐。软绵绵的灰色的大海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片海湾上慢慢地膨胀，胀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然而整个海面又似在凝固的大雨中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在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一股隐约可见的宽阔的雾气，这股模糊的雾气，向海岸慢慢袭来，似在港口上形成一条潮湿的林荫大道。整座城市都蒸腾着一片雾气。这一次刚过，第二次便已生成，似在互相交替，全城的白色墙壁都冲刷在水流中。如果您置身于某处，似乎那里的空气都被溶解，您所呼吸的只是水分。
面对着被大雨淹没的海洋，我走在岸上，我在等待，这个十二月份的阿尔及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夏季的城市。我逃出了欧洲的夜晚，也逃出了那副冬天的面孔。然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城市，却被欢声笑语挤空了，留给我的只是它那些圆圆的光亮的脊背。每到晚间，各咖啡馆便灯火通明，那里便是我的避难所。从那些我所认识但又叫不出他们名字的人的脸上，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年龄。这些人，我只记得这些人和我在一起时，年龄尚小，但现在，他们已不复从前了。
但我在这儿固执地等待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或许可能是等待重返蒂帕札的那一时刻的到来吧。不错，这实在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念头，而且几乎总是受到自己质问的念头，即人总是想再到他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总想在四十岁时再去体验一下从前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事情，再去享受一番他在二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我自己对这种荒唐念头深有体会。我已经到过一次蒂帕札了，那是在战后不久，并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想，那时可能是想到那里去再重温一下我那难忘的自由时光。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在那里，每天上午都流连在那些废墟中间，呼吸着苦艾酒的味道，靠在岩石上取暖，采集野玫瑰，那种花采下来花瓣很快就会脱落，在春季里也仍然生长。只有在中午，当蝉鸣暂歇时，我便逃离那可以把一切都吞食下去的酷烈的阳光。晚间，有时我便睁着眼睡在蓝天下，看着天上斗转星移。十五年后，我又见到了那些废墟，那是在距海岸不远处，我沿着那座被遗忘的城市的大街信步前行，穿过原野上那些令人心酸的树木，站在面向海湾的山坡上，我依然深深地留恋那些褐色的残垣断柱。但这一片废墟如今已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只能从特意设置的豁口进入。但可能出于社会风化考虑，在夜间仍然禁止入内。白天也可以见到看守人员。事有凑巧，那天早上，整个地区都在下雨。
我走在那片荒僻的潮湿的野外，竟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至少要找回帮助我接受无可改变的现实的那种力量。它直到如今仍然十分可靠。不错，时光倒转之神力，也无力赋予世界一个为我所喜爱的面孔。这个面孔在很早以前，突然在一天早晨就消失了。1939年9月2日，那一天我没有去希腊，但我的确是应该去的，那是因为战争降临到我们面前，随即战火也便燃遍了整个希腊。尽管距离相隔如此之远，年代又是如此之长，它们把我同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废墟隔开了，但每当我站在里面满是黑水的棺材面前，或是站在柔软的柽柳树下时，我依然能在我的心灵上见到它。我的青少年时代，首先是在秀色可餐的美景中长大，那也是我唯一的财富，我在那时便开始充实自己。随后闯入我生活的是遍地荆棘，也就是说暴政、战争、警察，以及那个反抗的时代，它们一个个接踵而来。那时候必须夜间行动，白天的良辰美景只能想一想而已。对于这个满街泥泞的蒂帕札，那记忆变得淡薄了，什么美丽的景色，什么充实自己，以及青年时代的一切，都有些朦胧了！在战乱的火光中，人们突然间脸上便出现了皱纹，身上有了伤痕，有老的有新的。而这一切，似乎只在一瞬间发生，发生在我们和他们身上。我曾经到这里来寻求的那种冲动，我自己也晓得，能寻找的只不过是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明天是否还能冲动得起来的那种人。人如果没有点儿纯真，也便没有了爱。那么，纯真在哪里？帝国倒塌了，民族和人类被紧紧地扼住喉咙，我们的嘴里是肮脏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是无辜的，现在，我们则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神秘随着我们的科学进步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忙于关心起精神状态来，真是个讽刺。我是个虚弱者，我梦寐以求的是高尚的品德！在我还很纯真时，我不晓得精神力量的存在。现在我是明白了，但我却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从前我所喜欢的屋岬上的绘画，现在依然在破败的寺庙潮湿的廊柱间残留着，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在画中跟在某人的后面走着，我甚至能听?99ｌib?到在石板地和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但我却是永远跟不上他了。于是我便又回到了巴黎，在重返我的家乡前，我在巴黎逗留了几年。
然而在那几年中，我总隐约地感到似乎缺了点儿什么。每当一旦有机会可以尽情地爱时，生命却又在重新寻求那种热情和光明。待到不再留恋良辰美景和与之并存的声色之欲时，排斥不幸的那种本能却又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品德。总之，凡是排他的，便不是真实的。孤立的美，最终还是矫揉造作，离群的正义终会被取消。凡意在为这一个人服务而排斥另一个人者，实际上便是不为任何人服务，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最终还是加倍地为非正义服务。而由于生命已变得优化，对一切都处于麻木状态，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于是，生命便重新开始，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流放的时代，枯燥的生命，麻木的灵魂，都在流放之列。要重新生活，就必须重新安排，就得忘记自己，甚至忘记自己的故土。某几个早晨，在一条大街的拐弯处，一滴清澈的露珠落在心灵上，随之便蒸发了，但它的清凉却一直留在心头。正是这滴露珠，是心灵永远需要的。我必须重新出发。
在阿尔及尔，已是第二次了，我仍然在同样的大雨下前进。这大雨，似乎从我认为是最后一次出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过，在这种融会着雨水和大海味道的无边的惆怅中，尽管天空中薄雾弥漫，尽管咖啡馆里强烈的灯光照得人的面孔有些变形，但我仍然在向往着。阿尔及尔的大雨，以这种面孔出现，好像永无休止似的，但难道我不知道它会在顷刻间就停止吗？这正如我们家乡的河流，两个小时就能涨满河床，并且能冲毁大片的土地，但却能在须臾间干枯。果真，大雨在一天晚上停止了。我又等了一夜，一个湿漉漉的清晨醒来了，初升的太阳映着清澈的大海，它显得那么迷人。天空清明得像眼睛，它经过雨水的反复洗礼，经过最细最清的雨丝反复地编织，把一片热烈的光线洒向每家每户，洒向每棵树木。它似一幅生动的素描，似一个令人惊叹的新生世界。这时，大地在人间的清晨，也在同样的光明中显现。我又走上前往蒂帕札的大路。
这一条六十九公里的大路上，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情感，然而走在上面的并非我一人。童年的恶作剧，在长途汽车马达声中青少年的梦想，每日清晨那花儿般娇艳的姑娘，海滩上袒露出健壮肌肉的青年，他们总要显示他们在姑娘面前的无微不至。晚上，在一个年方十六岁的少年心中那种淡淡的惆怅，生的愿望和荣誉，在漫长的岁月中，那始终如一的天空，那永远使不完的力气和永不消失的太阳，它似乎永不满足，永远贪婪，把一年中的每一个月，一口一口地吞食下去，海滩上被放上十字架的死者，那正是中午的葬礼时刻。大海也一直是原来的大海，清晨，它静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个时刻，公路离开沙舍尔和它那里满山坡青铜色的葡萄园，向岸边蜿蜒而下。我又来到了这块地方。我的目光不停地四处张望，我非常想重睹舍努阿山的面容，这座沉重而庄严的舍努阿山看起来像一大堆巨岩，它面临蒂帕札海湾，并伸向大海，在离它很远处便已进入眼帘，那淡蓝色飘浮的雾气与天际相接，但随着向它靠近，那飘浮的雾气便渐渐浓密起来，直到变得雾色同周围的大海成为一体，那汹涌的巨浪看来一动不动，翻腾的海水似乎一下子便在宁静的海面上凝固了。再向前行，快接近蒂帕札市区时，便可看到它的大轮廓了，整体颜色是棕色和绿色相间，这便是上帝留给他子孙们的一处避风港，我有幸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边看着，便进入了铁丝网区内，置身于废墟中了。此时正是十二月份，阳光明媚的时节。这种阳光，在生命中似乎只能遇到一两次，给人以充分的满足感，这时我真正地找到了我前来寻求的东西，尽管人事沧桑、岁月久远，但在这个荒僻的野外，它却确确实实为我呈现在眼前。从摆满橄榄的集市向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那里静悄悄的寂无声息。淡淡的炊烟袅袅地升上清澈的天空，大海也同样静悄悄，似乎从天上不断洒下的清冷、明亮的阳光使它透不过气来一般。远处，从舍努阿山区传来的一声鸡啼，只有它，似在给这个明亮易碎的黎明唱赞歌。废墟那边，目力所及，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风雨销蚀的岩石、那些苦艾、那些树木、那些尚完好无损的廊柱，这一切都在晶莹透明的晨曦中展现在眼前。似乎这清晨的景象都已凝固，甚至连太阳也在无法计算的时光中停止了运转。在这阳光和沉静中，那动荡的黯如磐石的岁月便慢慢地形成。我从自己的身上听到一阵几乎已被遗忘的声音，似乎那久已如止水般的心脏又重新跳动了。现在已然清醒的我，便一个一个地辨认出我曾使它们沉bbr>默了许久的那种不易察觉的声音。那是不断的轻轻的鸟鸣，那是岩石下轻而短的大海的低叹，那是树木轻轻的震颤，是廊柱无由的歌唱声，是苦艾的瑟瑟声，是蜥蜴轻轻的爬动声。我听到了这一切。同时我也在倾听着欢乐的波涛向我涌来。我似乎觉得，我终于又回到了那个港口，至少是在这一瞬间，然而，这一瞬间从今以后将永不止息。但眼看着太阳升起不久，一只乌鸫鸟便鸣叫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四面八方便一起响起了鸟鸣，这鸟鸣伴同着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喜悦、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不协调、一种永无止息的陶醉。白昼开始运行，它将带我前行，直到夜晚。
在半是沙石的斜坡上，长满了天然芥菜，那情形就如近期大潮退落后沉留的海泡石一般。中午时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大海，此刻的海面，已处于翻腾呼啸的尾声，似乎已然精疲力竭，我则饱览了这两种渴望，倘若一个人不处于心灵的干涸状态，便不会在这里长时间逗留。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和赞美之心便不会如此。因为只有厄运才不会被爱，亦即是说灾祸是没有爱心的。我们大家在今天，都将死于这种灾祸。鲜血和仇恨会使心灵破碎。对正义无休无止的呼吁，销蚀了爱心，然而却能给这种销蚀的爱以新生。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争熙攘的世界上，爱已成为不可能，而只有正义却又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讨厌光明，并以非正义来对抗自己。为使正义不致变得僵化，不致使这个橘黄色的硕果变得苦涩干瘪，于是我便来到蒂帕札，再次寻求能保持将它不变质的那种清凉，寻求那种欢快的源头，寻求那种没有非正义的爱，寻求那种可以同已获得的光明重新返回战斗的精神。在这里我又找到了往昔的美、年轻的天空，我并且权衡了我的机遇，终于明白了在我们那个狂热的最糟糕的年代，对这片年轻的天堂，我始终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是由于这种记忆，它最终没有使我陷于绝望。我从前始终认为，蒂帕札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比我们那里那些破砖烂瓦都要年轻。世界在这里，每天都在永远是崭新的太阳下，日新月异地变化。哦，光明！那是在古老的悲剧中，所有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呼吁的东西。这最后的呼吁同样也是我们的呼吁，现在我是明白了。正处于严冬里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我身上正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离开了蒂帕札，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它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的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在我的所言所行中，我觉得我是承认这两种力量的，尽管它们有时在互相攻击。我没有否认我在那里诞生的那片光明之地，但我也从不愿意拒绝这个时代的强制性。在这里，如果用其他一些更加响亮和更加冷峻的名字来同蒂帕札这个温和的名字相对抗，那是太困难了。对今天的人类来说，有一条国内的道路，我非常了解如何按两种方向把它走完，那是从精神上的山冈通向罪恶的首府的方向。当然，人们总是可以在那山冈上休息、睡觉，或者向罪恶领取补助金。但如果放弃现实中存在的一部分东西，那也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存在，因此也就必须放弃生存或者放弃通过间接方式去爱其他。这就必须有一种生存的意志，而不要拒绝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这一直是在这个世界上为我所至爱的东西。不错，在将来我愿意为此而行动。因为很少有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要我们在事物中同在不幸中一样处于平等.９9lｉｂ.地位。我希望我们不要逃避任何现实，并且准确地保持双重记忆。是的，世界上有美也有丑。不管事业有多少困难，我将永远不做背叛者，不管是对这种事业还是对其他事业。
但这依然像一种道德，我们为之而生的某种事业其意义却远不止道德一种。如果我们能为之起个名目该多好呢，真是安静极了！在蒂帕札东部，圣-沙尔萨的山冈上，夜色已然降临，其实天也并没有暗下来，但在明亮中，一种看不见的夜气正在预示着白天的结束。一阵轻风，徐徐吹来，像夜色一样。突然，没有风浪的大海却有了运动的方向，直似一条贫瘠的河流向天边流去。天也变得晦暗了。于是一切神秘现象，各种夜游神，欢乐的冥间世界便自此开始活动了。但对这一切该如何表达？我从这里带走的小硬币，有一面清晰可见，是一位美妇的头像，在向我重述着在 8fd9." >这一天内我的所见所闻；而另一面，在返回的路上，在我手中捏着，已然感觉到它已经锈蚀了。然而，这张有嘴无唇的头像，能对我说些什么呢？只有另一种神秘的声音，它每天都告诉我，我的无知和我的幸运：
“我所探寻的秘密已逃到长满橄榄树的山谷里去了。在那里，它藏在一间老屋周围的草和冰冷的野堇菜下面。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走遍了这座山谷或和它类似的山谷，我问过一声不响的牧羊人，也敲过无人居住的残垣断壁的门。有时，在尚明亮的天上出来第一颗星时，在细腻如丝的光线里，我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也确实知道了，也可能我一直都是知道的。然而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秘密，可能我自己也不乐于接受它。我不愿意同我的家人分开。我生活在我的家庭中，它自认可以支配富有的或令人厌恶的城市，不管这些城市建筑在岩石上还是笼罩的雾气中。不管黑天白日，它都在高谈阔论，一切的一切都在它面前顶礼膜拜，但它却不向任何事情弯腰。它对任何秘密都充耳不闻，它对我保持着那种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却使我厌烦，有时它的叫声也使我讨厌。然而，它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我们身上流淌着一样的血液。我岂不是也和它一样，精疲力竭地大声对着岩石在喊吗？我同时也在努力遗忘，我在铁和火中走遍了我们的城市，我勇敢地面对黑夜开口而笑。我呼唤着暴风雨，我将永远忠诚。确实，我真的忘却了：自今以后，我要积极活跃，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大家都准备好因力尽和无知而死时，可能我还要嫌我们的坟墓也在乱喊乱叫，从而要来躺在这个山谷里，在同样的阳光下，最后再重温一次我所知道的一切。”
大海就在眼前——船上日记
我在大海上长大，贫困于我，也便是装点门面的排场了。随后，我便失去了大海，一切豪华奢侈，当时的我都视之如粪土。然而生活的悲惨却９９lib?
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便等待着返家的航船，等待着海上的房屋，等待着明朗的日子。我有这份耐心，我使出全力在人前保持着应有的礼貌。我经常出现在学者们聚居的漂亮大街上，我欣赏自然景色，我也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热烈地鼓掌，也帮助别人，但开口讲话的却不是我。别人赞扬我，我便稍微想一想；别人冒犯我，我也几乎不感到惊奇。随后我便置之于脑后，并对冒犯我的人，笑颜相向，或向我所爱的人打招呼时特别显得礼貌有加。如果我的头脑中仅只有一种人的形象，那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有人逼迫我，让我说出到底我是何许人也，我就说：“依然啥也不是，依然啥也不是。”
这总比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要好。我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我在堆积着废铜烂铁的郊区，我在两旁栽满水泥树的宽阔的大道上前行，这条路直通一个个冰冷的土穴。在那里，我看着那些大胆的伙伴在三米深的坑里掩埋我的朋友们。并见到一双沾满泥土的手递过来一枝鲜花，如果此刻我把它扔掉，下面可做它墓穴的是太多了。我充满了虔诚，十分动情，低头致敬。大家非常赞赏我的讲话十分得体，但我却不值得赞赏。我在等待着。
我等待了好久。有时候我步履踉跄，不知所措。成功的机会一失再失，但这没有关系，反正就只我单身一人。就这样，我常在夜间醒来，人在半睡状态，似乎听到一种浪涛般的声音，那是海水在呼吸。待到完全清醒时，我才确实地感到，风在树枝间低吟，一种使人不快的嘈杂声在寂静的城市里起伏着。随后，我便感到一阵阵悲苦向我袭来，使我无计逃脱，却又无法给它穿上一件时髦的外衣。
还有的时候，情况却恰恰相反，.９9lｉｂ.我得到了帮助。在纽约，有那么一些时日，我便沦落在这个用水泥和钢铁造成的大井的深处，在那里，有几百万人在漂泊游荡。我从一处奔到另一处，却找不到尽头，我已然精疲力竭，于是只好到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群中去寻求出路。我几乎被窒息了，惊慌失措中几乎要高声呼喊。每当此时此刻，便听得身后远远的有一声呼唤，这声呼唤告诉我，这个城市，这个干涸的大蓄水池，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在巴特厘塔的顶端，我洗礼的圣水正在等待着我，污黑、腐败，上面用空心软木所覆盖。就这样，一无所有的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并且虽然有那么多的房屋，却在外边露宿，但只要我乐于这样，便感到非常满足，我随时都在准备着漂洋过海。我不懂什么叫绝望。对一个绝望者和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家乡。我知道，大海走在我前面，并且也跟随着我。我完全准备好要做一件荒唐的事。那些相爱的人，一旦分手，彼此便生活在痛苦中，但那却并非是绝望，他们知道，爱还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双眼无泪地甘受流放之苦。我还在等待。那一天终会到来……
水手们的赤脚轻轻地踏在甲板上。天一放亮，我们便起航了。刚一出港，便有一阵阵短促有力的海风强烈地冲击着海面，便掀起了一道道没有泡沫的小浪。稍过些时候，那清凉的海风便在水面上播下一朵朵白山茶，但却转瞬即逝。这样，整整一个上午，船帆便在这个欢快的巨大养鱼塘上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海水显得很沉重，泛着白色的鳞片，像清新的黏液。不时地还能听到海浪撞击船艏柱的声音。海神吐出的一片苦涩而滑腻的泡沫，在甲板上流淌，然后便流到海里，随即海水便把它们冲得忽隐忽现，看上去像蓝色和白色的脱毛乳牛，显得疲乏不堪，但还能在我们船后漂浮很长时间。
自出海以来，一群群海鸥便跟随着我们的船只，看起来十分悠闲，翅膀几乎不动。它们驾着海上的轻风，笔直地飞行，非常漂亮。突然扑通一声，这一声响，从船上的厨房里传了出来，似给这些贪食的海鸟发出一声信号，打乱了它们美丽的飞行阵容，似在那挥动的白色翅膀中燃起一团烈火。于是这群海鸥便乱了阵脚，立即掉转方向，争先恐后地以最快的速度向海面冲去。几秒钟后，便又在海面上重新聚集起来互相争食，但却落在我们船只后面了。只见它们在海浪的空隙中慢慢地分享着那些天赐的食物。
中午，在燥热的阳光下，大海也懒洋洋的，几乎一动不动，待到它恢复了元气时，它能使天边的寂静发出呼啸。经过一个小时的煎熬，像一块白色的巨大铁板般毫无生气的海面，便开始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先是轻微的爆裂，接着便冒烟，终于燃烧起来。再过些时候，它便会掉转过身躯，向太阳显示它那湿漉漉的面孔了，现在则隐藏在海浪中和黑暗里。我们穿过海格力斯峡道，在峡道顶上安泰便死在那儿。出去，便是大洋了。我们仅凭一条船便越过了合恩角和好望角，子午线和纬线并行，太平洋连着大西洋，接着便向温哥华而行，我们便慢慢地向南海进发……一天早上，那些海鸥便一下子消失了，因为我们离陆地已远，伴随我们的忽然只有船帆和机器。
伴随我们的还有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海浪自看不到的东方涌来，一个接着一个，显得极有耐心。一直来到我们面前，然后仍然很有耐心地一个一个离开我们，向陌生的西方而去。漫长的行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长河小溪一个个地过去了，大海也过去了，并且也留住了。就这样，人必须有爱，有忠诚，也有短暂的逃亡。我拥护大海。
正是满潮时候。太阳在降落，被地平线上的薄雾笼罩着，有点儿朦胧，只那么一瞬间，大海的一头变成玫瑰色，另一边就变成蓝色，接着海水就变成了深色。在长时间的寂静中，在夜色即将来临时，成百上千条海豚，露出了水面，它们在我们周围欢跳了一会儿，便向无人的地方游去。它们离去后，这一片无人问津的大海便静默了，更显得有些焦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回归线上竟遇到了冰山。当然，它在温热的海水中漂游了那么久，自然是在水面上看不见的。它沿我们船的右舷漂浮着，使得右舷上的缆绳都挂上一层霜粒，而左舷 6574." >整整一天都干燥异常。
夜晚并不降落在海上，太阳已经落入海中，其余晖也渐渐地暗了下来，变成了浓浓的灰白色。然而，这种光亮却从水下升了上来，映明了还是苍白色的天空。很短时间，金星便在黑色的浪涛上方，孤独地显现出来。只在闭眼睛的一瞬间，便见清澈的天空已布满了星斗。
月亮升起来了。开始，它只是淡淡地照在水面上，它继续上升，便渐渐印在了活动的海面上。终于，月在中天的时刻到了，它的光辉洒满大海，并形成一条光亮的通道，像一条涨满的奶河，只见它随着船只的摆动，向我们涌来，在黑暗的海洋上，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这便是名副其实的夜晚，是清凉的夜晚。这个繁星似锦、明亮如昼的夜晚，我称之为醉人的醇酒、欲望的源泉。我们航行在如此辽阔的空间里，这无垠的海面使我们觉得永远也没有止境。金乌才落，玉兔已升，如此轮换往复，似穿在同一条光明和黑夜的线上。海上的日子，一切事情都似浸在幸福之中……
正如斯特文逊所说，这种生活，它抗拒着忘却，也抗拒着回忆。
黎明，我们垂直地穿过了回归线。海水在呻吟，在痉挛。白日便这样来到了波涛汹涌、闪耀着钢铁光亮的大海上。天空因薄雾和炎热而变得苍白。太阳的光，死气沉沉，但却叫人无法抵御，似乎它在厚厚的云层中，已融入整个天体。天空在这个变了面孔的海上，似乎也很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暑热在苍白的空气中增长。整整一天，船的艏柱，都在大群大群的飞鱼中冲撞，那是一种结实有力的小鸟，它们都纷纷破浪升空。
下午，我们遇到一艘客轮，它在驶向岸边的城市。我们互相打招呼的汽笛，是三声似史前动物般的怒吼，此后旅客们互相致意的手势便消失在海上，两条船的距离也渐渐拉远，终于我们被狠心并怀有敌意的海水给硬性分开，这一切使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大西洋的深海里，我们大家都被狂暴的海风吹得缩肩弯背。海风无休无止地从地球的一端吹向另一端，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呼喊，都毫无影响，都被大风吹进这无垠的空间。但这些喊声，被风裹走，日复一日地在天边的大海上扩散，总有一天会抵达某一块陆地，撞在冰冻的墙壁上，长久地发出回响，并且直传到躲在雪窟中某一个人的耳中，会使他感到快意，并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躺在中午两点钟的太阳下处于半睡状态，这时突然一个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只见太阳正悬在海上，在乱纷纷的天底下，波涛正在肆虐。突然大海燃烧起来了。太阳把它长长的冰冷的光线注入我的喉咙，我周围的水手又哭又笑，他们互相爱着，但却不能互相原谅，那一天，我认出了世界原来的面目，于是我决定接受它善的同时也便是恶的观点，它的罪恶是有益于健康的。也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世界上有两种真理，而其中一种，永远也不能讲。
南半球的月亮很>?99liｂ?奇怪，其形状似被刀修理过一般，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好几个夜晚。随后，便飞快地从天上落入大海，被大海吞吃了。天上就只剩下南十字座。天上星光极疏，好像空气中有许多细孔。与此同时，风也突然刮了起来，天空在我们一动不动的桅杆顶上滚动、颠簸。马达熄了火，船帆也出了故障。我们在炎热的夜晚吹着口哨，海水友好地拍打船帮。没有任何命令，船上所有机器都静了下来。为什么要追求，为什么又反身而回？我们都很满足，一种无声的爱，十分执著地使我们入睡了。于是，一切都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正向我们走来。一切听之任之好了。正像游泳者，已然到了精疲力竭的境地。然而，什么已经功德圆满了？很久以来我对自己从来都避而不谈。哦，那苦涩的床，显贵的卧榻，王冠在海的深处。
早晨，我们船上的螺旋桨，便轻轻地使海水翻腾了，船开始启动。时近中午，来自遥远大陆的一群鹿迎面向我们游来，并且越过我们，秩序井然地向北方游去，后面飞着一群五光十色的鸟，这些鸟儿不时地还落在它们的“树”上休息片刻，这一片微微作响的“树林”，慢慢地便在远方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大海便被一种奇怪的黄色花朵所覆盖。临近迟暮时分，一种隐约的歌声，在我们前方传了过来，一直持续了很久。我很坦然地入睡了。
海上的清风，鼓满了所有的船帆。我们在清澈而雄壮的海上乘风而行。船以最高的航速向左前进。直到傍晚，我们仍然保持着快速航行。但我们的船却开始向右倾斜，竟至有的船帆都碰到水面了，原来我们的船已靠近了一个南半球的陆地。
在肆无忌惮的海风冲击下，我们的船帆似铁铸般的牢固。海岸在我们眼前飞速地改变着方位。美丽的椰子树林，其根部浸泡在翠绿的海水中。这是一个宁静的海湾。海面上布满红色的船帆，沙滩细白。一群高楼大厦呈现在眼前。由于就在办公区旁的空场上长着高大的原始树林，这些大楼已然被挤得出现了裂缝。在长着紫色枝条的大树掩映下，就能见到一个窗户露在外面，我们飞快地沿着海滩行驶，海浪把海滩冲击得形成一条条麦束状，一群乌拉圭的绵羊进入海中，一时间海面就变成了褐黄色。接着便来到了阿根廷海岸，大堆粗大的木柴，整齐地堆放在那里。入夜，我们的船只便放慢速度。并把船头调转了方向。清晨，便见到太平洋上绿白相间的浪花，已在智利数千公里的海岸上翻腾着，并且慢慢地把我们举了起来，使我们有搁浅的危险。在过于宁静的夜晚，马来西亚的第一批小船，就向我们驶了过来。
“到海上去！到海上去。”我童年时，一本书中的孩子们这么喊，对这本书的内容我已全部忘却，但却记住了这些喊声，“到海上去！”通过印度洋直到那个林荫大道般长长的红海，在那里能听到这一声接一声的呼喊。在寂静的夜晚，沙漠上的石头在经过火般的炙烤之后又被冻得坚硬时，我们又来到这个原来的海洋，但却没有了这些喊声。
终于，又是一个清晨，我们便停泊在一个寂静得出奇的海湾，这里设置着固定的信标。只有几只海鸟在天空争夺芦竹，我们游泳来到一个无人的海滩上，整整一天，我们都在那里游一会儿，再到沙滩上来晒一会儿，然后再游，再晒。夜晚来临，天空先是变成绿色，随后便变白、变暗。天下面的大海原本就十分平静，现在更加安静了。一阵阵细浪形成一团团的浪花轻轻地爬上温暖的沙滩，海鸟不见了，只有一个宁静的空间陪伴着我们这些一动不动的游客。
某些夜晚，其温柔美妙，一直持续着，是的，这有助于你的死去，有助于当你晓得这种夜晚在我们之后能继续来到大地和海洋时死去。伟大的海洋，它总是不断地被划出道道伤痕，又总是处于完整无损的状态，也总是我夜间所追求的目标！它供我们洗浴，它那无奇的条纹总能使我们满足，它能解放我们，并使我们站起来。它每一个波浪便是一个许诺，而且始终如一。波涛能说些什么？如果我必须死去，我周围是冰冷的大山，不为世人所知，又为亲人所抛弃，而且到了筋疲力尽的境地时，大海会在最后那一刻来填满我的细胞，把我扶起，帮助我无恨而终。
夜半，我一个人在海岸上。还在等待，但我将要出发了。夜空似乎也停止了运转，还有它那些星星。正如这些灯火通明的客轮，就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轮船上的灯火都在照耀着港口上黑暗的海面。空间和寂静构成了一副重担压在心上。一个突如其来的爱，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一种可以使人改观的思想，它们在某些时候，可以给人以同样难以忍受的焦虑，并且可以因一件不可抵御的诱惑，使这种焦虑变得加倍强烈。因存在而产生的焦虑是美妙的，一种我们不知名的危险的临近也是美妙的。难道生存就是向着它的终了而奔跑？那么，我们不要９９lｉｂ?歇息，继续向我们的终了奔跑吧。
我过去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内心被一种美好的幸福所威胁。
前言
大家可以发现，收入本集的文章是经过选择的，写的都是与阿尔及利亚有关的问题，其跨度为二十年的时间，即自1939年开始，那时法国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到1958年为止，这时，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国家了。为容纳这些文章，编成一册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便把某些重复的内容和过于笼统的评论删去，把有关的事实、数字和今天仍然有用的建议性的内容保留下来。这些文章，它们原封不动地收入本集，反映了一个人的立场，这个人在阿尔及利亚所遭受的苦难面前尚很年轻，他提出的许多忠告尚不能为当局所采纳，但他却是很久以来便意识到对自己国家的责任了。因此，他不能同意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或采取高压政策。然而，尽管我很早就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现实状况，却依然不能同意采取一种弃之不管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把这个阿拉伯民族置于极大的苦难之中，并将把在阿尔及利亚根植百年的法国人给连根拔掉，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能有利于那个新兴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正在威胁着法国的自由和整个西方的自由。
今天，这种立场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满意的，但我却事先就知道了，双方都不对它表示欢迎。对此，我从内心里感到遗憾，但我却不能对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认为的施以任何外力。此外，在这一方面，大家对我也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不可能加入这两个对立的阵营的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在第三种阵营逐渐消亡的情况下，第三种阵营的人却依然能保持着一副冷静的头脑，但他们也同样对我的坚定看法和我的认识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我们这种狂热做法的真正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品行，我们的文字以及政治团体在起作用的缘故。因此，我便决定不再参加那些无休无止的论战，因为这种论战除了使在阿尔及利亚的那种不妥协的你争我夺变得更加强硬，除了把一个已然被仇恨和宗派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搞得更加分裂，不起任何作用。
确实存在着一个怀有恶意的法兰西，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我们为此花出的代价和正在付出的代价，我是深深地了解的。二十年来，大家尤其厌恶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对政治上的对手，互相是深恶痛绝的，那情形比对外国的独裁者更加厌恶。法国人大概并不讨厌这种致命的游戏。他们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民族，即按照居斯丁的说法，他们宁可把自己描绘得丑一些，也不愿别人把自己忘掉。但如果他们的国家一旦消亡，也仍然要被人遗忘，不管是否会把它的面孔加以丑化，那么在一个沦为奴隶的民族中，我们依然没有反抗的自由。直到这些道理被承认以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小心翼翼，不再证明自己是对的。从我个人来说，除了行动，我不再对其他事情感兴趣，这种行动应该是，在这里并且就是现在，不使我们去无谓地流血。此外，我还认为应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能使未来留给我一方土地，使我在上面不致过于受到痛苦的重压，以便使我能想一想如何把这些讲给公众听。
其他道理使我与这种公众游戏离得更远。首先我尚缺乏那种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关于这一点，在阿尔及利亚大肆活动的恐怖主义，对我的态度影响很大。当和这些人同一血统的男人和女人的命运，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轻而易举写出来的文章有关联的时候，人们便有必要犹豫一番，并且要掂量一下，是同意还是反对。对我来说，如果我感到其中可能牵连到我时，因为我曾批评过叛乱分子的发展，并对那些最老的叛乱者及对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最孤立的责任者给以了要命的启发，我一面对法国长期以来的错误给予充分的重视，一面便经常感到担心，担心我曾提供过与我毫不相干的，并且是我不在现场的证据。即说他们犯下了疯狂的罪行，把炸弹扔入人群中，其中也有我们家人在内，我仅只在最近的一次声明中承认这一明显的事实，此外没有别的了，但这个声明却奇怪地遭到议论。对于那些不明了我所说的那些情况的人来说，那是很难加以判断的；然而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却满怀豪情地继续认为，宁教我们的兄弟死去，也不让原则毁灭。于是我只有继续站在远处对他们喝彩了，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家族。
但这些并不是说，原则就没有意义了，思想斗争还是能够发生的，甚至还可以拿起武器。在同对手作斗争时，甚至在斗争之前，要善于了解对方所持的道理，才是正确的做法。但在每个阵营中，其恐怖手段，随着它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在发生变化。当他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亡的关头，他便希望这种手段更加宽大和更加正确，正像本书所证明的那样，他还要继续这样争取，但是（请不要搞错！）却并没有违背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变化中，他所应有的那种共同的利害关系，以便使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它便是正义的了。依我看，这便是荣誉，是真正的正义，要么我就只有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事情了。
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就有权利和义务说，武装斗争和镇压，在我们这方面已经露出了不能接受的面孔。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实施报复行动以及酷刑是犯罪行为，并与我们大家都有关联。让这些事实在我们当中发生，乃是一种耻辱，我们今后要对此给以还击。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听信任何辩护之词。但自这一刻起，便有人为此而辩护。已经没有了尺度也没有了价值，任何事情都在表现自己的价值，包括没有目的的战争和虚无主义的胜利。我们是在向弱肉强食的方向转化，其中唯一的原则，就是暴力。那些不再愿意讲道义的人，不管怎样应该明白，如果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最好要容忍某些非正义的存在，那样总比使他们犯下罪行要好，还应该明白，类似的错误做法，给我们制造的麻烦比敌人一百个游击队所干的还要大。例如，这种做法在阿尔及利亚，竟使得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屠杀无辜，在其他地方，也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实施酷刑或纵容实施酷刑，这种做法难道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错误吗？因为它也可以美化那些罪行，甚至是大家要起来与之斗争的那些罪行。在这方面我们须正面提出关于那些决心要实施酷刑者做法的害处，即指出这种酷刑为了某种荣誉，它可以允许再找出三十枚炸弹，同时还会使五十名新恐怖分子再生，从而让更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最后，这种辉煌的业绩必将导致法兰西道德的败坏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放弃。这种做法并非是被指责的、可耻的或者是犬儒主义的手段，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做法。政府的职能并非是取消为反对极端镇压的罪行而举行的抗议活动，而是取消这种极端，并公开地谴责他们，以便避免使每个公民感到自己也是某些做法的责任人，从而被迫进行检举或承担责任。
为了有效并公正，我们应该花同样的力气，并且也不必顾忌语言的分寸来谴责由民族解放阵线，对法国民众或者在更大范围上对阿拉伯民众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是一种犯罪行为，既不可原谅，也不可任其发展。这种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方式，是任何革命运动所无法采用的，例如1905年俄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宁可去死，也不愿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以行动表明了这一点）。在此，我们不能把承认对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非正义待遇转变成对那些对阿拉伯人民和法国民众不加区别的屠杀者的宽容，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一律加以迫害。总之，甘地已然证明，我们要为自己的人民而斗争，并且要战而胜之，但却决不可有一天变得使自己不被人尊重。不管你所保卫的事业如何，但如果你要滥杀大批的无辜者，而且那些屠伯事先就心中有数，这种屠杀终究要施之于妇女和儿童身上，那么你的事业就始终是不光彩的。
大家可以在本集中看到，我一直都在反复说明，这两方面的谴责，不能互相分离，如果你要使自己的谴责有说服力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地、不顾利害地高声呼喊以反对酷刑，同时也反对那些残害妇女和儿童的人。由于我觉得应该不厌其烦、不顾利害地去谴责那些认为实施酷刑乃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者的恐怖主义，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自己的意见一方面模糊地觉得阿拉伯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屠杀和残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则接受了以某种方式使所有过激行动合法化的做法。双方为了为自己辩护，便互相指责对方的罪行。在这里便出现了死钻牛角尖的现象，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９９ｌib?t>还是行动，起码应该拿起武器去作战。如果一味以粗暴的态度来对待粗暴的态度，因为在狂热的状态下，互相肝火极旺，那么理智的语言便没有作用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像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的那样只能是站得远远的，为这一暴力作辩护而谴责另一暴力，这便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激怒了那种被谴责的粗暴，另一方面又以更加粗暴的方式鼓励了无辜的粗暴。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把战斗的双方拉到一起的话，那他们的作用就只能是沿着安抚双方的道路去走，直到双方恢复理智为止。一个敏锐的右翼人士，在其信念上丝毫也不让步，但在这方面试着说服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伙伴，以及政府中的同事，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某些做法的不妥等等。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在原则上丝毫也不让步，也试着说服阿拉伯运动，说他们某些手段是可耻的。然而却并非如此，在右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他们以法兰西的荣誉为名，认可了那些同法兰西荣誉最对立的东西。在左翼那边最经常的是，以正义的名义，原谅了那些与真正的正义相背离的东西。就这样，右翼把精神的专营权留给了左翼，而左翼又把爱国的专营权让给了右翼，国家便经受两次痛苦。它原本需要的可能是那些对自己祖国和同胞的不幸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承受的伦理学家，这些同胞又对那些以法兰西的名义为所欲为的酷刑实施者也并非那么轻易地顺从。似乎这个宗主国除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说：“去死吧，你们罪有应得。”或者说：“让他们去死吧，他们罪有应得。”此外它根本没有找到别的办法。然而这却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其结果是全部放弃，因为双方不可能分别地去死，而是共同地生存下去。
对于那些因我写这些而感到生气的人，我劝他们还是先想一想，先把思想意识问题抛在一边。他们中一些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各方面都与正义融为一体。他们有道理。但是，能够把正义和自由保留在一个死气沉沉和被奴役的国家中吗？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国家来说，难道不正是同它的死亡共存的吗？而他们中另一些人则希望，如果必要的话，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以同全世界对抗，他们也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能够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正义的基础上往来而独立生存吗？
法兰西将因为不善于处理这一窘境而死去。前者因强调一般而伤害特殊，后者则因强调特殊而伤害一般，但这两者却在共同前进。要想到达全人类的大社会，必须经过各国的小社会。为保全本国的社会，就必须开辟全人类社会的前景。更准确地说，如果法国想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那八百万沉默无声的人民，她必将在那里死去。如果想让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将在某种形式上消亡。相反地，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能够求同存异，那么无论对法国人、阿拉伯人，乃至全世界，那前景将是光明的。
为此，就必须抛弃在总体上把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当成杀人凶手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广大群众，面临着各种打击，经受着各种痛苦，却没有人能够为他们仗义执言，数百万人民为苦难和恐惧所折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开罗还是阿尔及尔对此却不发一言。我很久以来就曾尝试把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这大家将会看到，可能会有人责难我说，我描写得太阴暗了。但我仍然为阿拉伯民众的苦难写下了这些辩护之词，那时还正是?９9ｌｉb?行动时期，法兰西尚很强大，那时候，一些人却闭口不言，而如今他们就感到不遗余力地甚至在国外来攻击他们国家是更加方便了。如果在二十年前，我的声音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所听到，可能现在会少流些血。不幸（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幸）的是，这一系列事件给了我理智。今天，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贫困，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使得阿尔及利亚的战士们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同样需要和平！当我写“阿尔及利亚”这个词时，当我为双方和解而高兴时，我继续想到的仍然是那些战士和我的亲人们。而正是这些人，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让他们能够讲话，并给他们一条摆脱恐怖和饥饿的出路。
然而，为做到这些，也必须停止在总体上对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的谴责。某些以宗主国姿态发表的意见应该体面地收回，因为这些意见一直对阿籍法人怀有敌意。当某一民族解放阵线的拥护者竟敢于写文章说，阿籍法人，从前一向把法国视为不择手段的娼妓，这种对人不负责任的说法亦应收回。要知道，这些阿籍法人的祖辈，在1871年以前，被选入法国籍，随后便离开自己的故土阿尔萨斯到了阿尔及利亚，他们的父辈在1914年在法国东部大批地死去，他们自己在上次战争中也曾两次应征入伍，并同几十万穆斯林，为这个妓女在边界上战斗。除此之外，他们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太天真了，因为很难把他们看成是靠妓女生活的人。我在此简述了一下，我这个家族男人的历史，此外，他们本身既贫穷，又与人无仇无恨，从没有剥削和压迫过任何人。而四分之三的阿籍法人都和他们相似，并且只要对他们讲清道理而不是谩骂和凌辱，他们会接受一种更加公正和自由的新秩序的。当然，在阿尔及利亚也肯定会有剥削者，但其数量比起宗主国来要少，再说，殖民制度的第一个受益者，是整个法兰西民族。如果某些法国人认为，法兰西由于它的殖民事业在历史上是有罪的，那么他们也就无须认定阿籍法人是这种罪孽的牺牲品，他们自己倒是应该属于赎罪者的行列。至于我，似乎对低头认罪已感到厌烦了。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然结束，对此应该明白，并应从中得出某些结论。西方在十年内，给了十几个殖民地以自治权。而俄国在同一时间内，以所谓的保护为名，使十几个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或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一个国家，能够以相当有力的传统和品质表现出纠正自己错误的勇气是件好事。但它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尊重自己的道理。但如果要求它只承认自己是犯罪的，并且要求它无休止地忏悔，则是件很危险的事。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中，我主张实行一种补救政策，而不主张赎罪政策，提出问题要着眼于未来，不要没完没了地纠缠于以往的错误。如果不同时把正义交还给阿尔及利亚的两个共同体，那么就没有前途。
不错，这种公道的想法，似乎同我们的历史实际很遥远，因为在历史上，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决定另一类型的公道。在我们当代国际社会中，只有核武器才具有好的道德品质。只有战败者才是罪犯。大家都明白，许多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价值和词语除了力量赋予他们意义之外，便没有别的意义了。于是某些人便把诸如荣誉的准则或博爱的准则之类直接用在推崇既成的事实或最残酷的事情方面。关于阿尔及利亚及其他方面，我继续认为诸如此类的失误，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只不过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的特性而已。如果在历史上，价值，不管它是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价值，果真不经过战斗便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话，那么这种战斗（也包括力量）却绝不足以解释它的意义，还必须通过它自身的价值来说明和澄清。为真理而战斗，并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这个真理扼杀，哪怕是因保卫它而误伤了它，只有通过这双重代价，词语才能重新具有活生生的意义。懂得了这些，知识分子才能依据自己的手段，在每个阵营中区分力量和正义的各自界限。因此，为消除思想上的毒素，为安抚狂热情绪，甚至为了逆流而上，澄清这些定义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消除思想上的毒素工作，我曾按我的方法试着做过，其效果我们应该承认，直到目前，是一点儿也没有。这本书也是讲述一个失败的故事，但仇恨及偏见的简单化正在使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日渐加深，并且不断地再起冲突。必须每天都予以驳斥。每个人都不应该为此而满足，应该不断地掀起一个运动、一次宣传或一个行动。因为必须每天都对那些谎言和对真正的问题故意不闻不问的做法予以揭露。我们的政府已经想要不立名目便发动战争，已经想要执行一个独立的政策，并向他们的盟国伸手要钱，想在保持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同时向阿尔及利亚投资，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决不妥协，却在私下偷偷地进行交易，掩饰其执行政策者的愚蠢，并且矢口否认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对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那些党派做得也并不那么出色，没有任何人能明确地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即使说了却也没有任何结论性的意见。那些鼓吹军事解决的人，应该明白，那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通过全面战争的手段进行再征服，例如可以不顾舆论的谴责对突尼斯或对世界的某一部分实施再次征服。当然这也是一种政策，但一定要看清楚，并揭示出它的本质。那些故意以某种模糊方式鼓吹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人也不应该不知道，在民族解放阵线那些具体问题面前，一个由起义者组成的那些无情的军人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什么，亦即是说，那就意味着对一百二十万阿尔及利亚籍的欧洲人的排斥，意味着对数百万法国人的凌辱。当然，这仍然是一种政策，但也必须明白它的实质，并且不能再婉转地加以掩饰。
论争的目的应是把矛头指向这些方面，因为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有远见卓识的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变得愈来愈少了。在一百篇文章中，留下来的只是那些把对手强行歪曲了的少数文章，至少在书籍方面是如此，如果哪本书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误解的话，就很难不受围攻。然而这些著作却可供大家参考，并且它们可以很严肃地使我们分清彼此的分歧。就这样，为了回答那些好心人对我的要求，他们要求我比较全面地让大家了解我的立场，我便只能在本书中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作一个归纳，此外我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些叙述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些没有成见的看法。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经验，乃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和一种处境经过漫长的对比之后所写出的，这种对比是同各种错误、各种矛盾和各种犹豫不决进行了思考后写出的，大家可以从本书中发现各种实例。此外，我的主张乃是大家对一个作家期待了太过长久的时间之后写出的那些东西，即使是他的身心都乐于把这种主张奉献给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一方土地的前途，但如果相信他自己便是真理的持有者也是不中用的。至于他个人的历史，如果被如实地写出，则是一段疲乏无力的历史，是克服了这种虚弱无力又重新变得虚弱无力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已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大家可能会指出的，在我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和在判断上出现的错误。但至少我相信，我在众多的档案材料和各种著作中所收集起来的这些东西，尽管它们花了我很大力气，它们是能够对那些尚未形成成见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的。大家可以感觉到的，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心理上的放松，可以指望在阿尔及利亚会使人听到一种理智的语言。
在本集中大家可以看到，对阿尔及利亚悲剧的经济原因的回顾（在卡比利严重经济危机之时），这种悲剧在政治上的几个标志，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形势的评论，对由于恐怖主义和压迫主义的再起，使我们走向死胡同的一些估计，最后，还有我认为尚属可行的，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大致方案。为结束殖民主义的统治，这个方案排斥了重新实施殖民统治或维持“现状”的梦想。这些梦想，实际上是虚弱和感到丢脸的反应，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最后分手的前奏。该方案还拒绝了驱走阿尔及利亚籍的..
法国人的梦想。他们没有压迫别人的权利，却有不被压迫的权利，也有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安置自己的权利。为了重新建立必不可少的公正原则，决不能走以一种非公平代替另一种非公平的道路。
在这方面，我也曾试着明确地界定一下我的立场。一个阿尔及利亚应该由诸多的移民组成，并且同法国联系起来，我认为比较好。而无须把一个阿尔及利亚同某一伊斯兰帝国相连，因为那样虽然实现了阿拉伯人的意愿，但却给阿籍法国人增添了许多痛苦和灾难，因为那样，便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阿籍法国人从他们那个天然的祖国给驱赶出去。如果能够有机会建立那样一个阿尔及利亚的话（我认为这种机会是很有可能的），我愿意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件事。相反地，我认为我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和拿出哪怕一秒钟的时间来帮助建立另一个类型的阿尔及利亚。如果这另一类型的阿尔及利亚果真组成，并且反对或疏远法兰西的话，无论是出于自发的力量，还是纯出于自卫的力量，还是两种力量都不是，那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我必将同其他几百万法国人一起消除这种后果，这就是我光明正大的想法。对近在咫尺的这种悲剧，我可能看错了，或估计不准确，但在理智的希望破灭的情况下，在将来出现严重事件时，在这些严重事件意在侵害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时，我们每个人对此都将负有连带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充当自己所言所行的见证者。这也便是我的证词，对此我将不添加任何说明。
1958年3月至4月
苦难的卡比利
匮乏
在描述卡比利苦难的总体情况之前，重新回顾一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顺着那条饥馑的脉络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想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经济原因说几句话。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卡比利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地区，其消费高于出产能力。整个山区内，聚居着大量居民，其中某些市镇，诸如居尔居拉，其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七人，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达到这个密度。法国人口平均密度仅每平方公里七十一人。此外，卡比利人，其主要消费资料是粮食，如小麦、大麦、黍类等，以此做成面饼，或古斯古斯。而卡比利地区的土地又不出产粮食，本地出产的粮食仅占本地居民消费的八分之一。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粮食就只有花钱购买。在一个地区，其工业生产少到几乎等于零时，它便只能附属于粮食生产的加工行业。
卡比利又是一个林业区。其两大支柱产业是无花果和油橄榄。在一些地方，其无花果则刚够本地区消费。至于油橄榄，其出产量要以年份而定，有的年份不足本地所需，有的年份则又出产过剩。那么，依据目前的出产状况，怎样来调节这个地区常常处于饥馑状态的居民所需呢？小麦生产管理局，则把小麦的价格予以提高，但无论是无花果还是油橄榄，其价格均未能提高。于是卡比利人，这个小麦的主要消费者，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很不心甘情愿地花大价钱，为填饱肚皮来买小麦。
在这种艰难形势下，卡比利人也便像所有贫困和人口过剩国家的人民一样，由外地移民予以资助，这是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仅指出，这种种现象在经济繁荣时期估计一个月可以有四千到五万人。仅蒂兹-乌祝一个区，以汇票形式汇来的钱数便达四千万法郎，而弗尔-纳肖纳尔镇，一天便可达一百万法郎。这一大笔资金在1926年前后便是可以弥补卡比利的经济亏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地区正是经济繁荣时期，卡比利人以其顽强精神和自己的劳动，战胜了自己家园的贫困。
但由于经济危机，法国的劳动力市场紧缩，卡比利的工人便被排挤出去，并对移民设下了种种障碍，1935年便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各种名目的繁琐入境手续，使得想进入法国的卡比利人，愈来愈觉得只能待在自己的山区而无法出门了。为返回自己的祖国，须交出一百六十个法郎的费用。数不清的行政障碍，并且还强行立了一种奇怪的规定，即必须交齐移民所欠的税款。其名目也同样奇怪，移民处于冻结阶段。只举一个数字就够了，米什莱镇的移民一次便交了在经济繁荣时期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法郎。
这一形势的急转直下，便把卡比利引向了灾难。必须花高价购小麦，而卡比利的农民却不能从中获利，因为他们的产品是被以低价收购的。从此他们只好花钱买小麦，并以他们孩子的劳动来躲过饥馑。他们同时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于是便失去了摆脱饥饿的手段，其结果也正是我亲眼所见，并乐于用极少的笔墨来加以描绘，并希望多少对此能有所体会那种困苦和荒唐。
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估计有百分之四十的卡比利家庭，目前年收入低于一千法郎，也就是说（请大家认真想一想）每月收入不足一百法郎。同一报告估计，仅有百分之五的家庭，每月收入为五百法郎。如果再告诉您，卡比利农民每一个家庭，其成员最少为五至六人时，您便会立刻产生一个想法，即这些农民过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困苦生活。我相信可以这样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要靠吃野草或草根度日，其他那些人，则必须依靠官方以赈济粮食的方式过日子。
例如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全镇有两万七千人，其中有一万人过着贫困生活，仅有一千人左右能够维持温饱生活。在我到达这个镇上的那一天，正值官方救济粮食，我就看到差不多有五百个极其贫困的人在那里耐心地等着分发给他们的那一份口粮，也不过是几公升小麦而已。也正是那一天，有人让我去赈济现场，看看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场面：有一位弯腰曲背的老妇，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每个贫民可以领到十公斤左右的小麦。在波尔基-莫纳依埃尔镇，这种赈济每月都有，其他地方则每三个月一次。但是每一个八口人的家庭要维持仅仅一个月的口粮，就需一百二十公斤小麦。有人告诉我，我所见到的那些穷苦人家，就要用领到的十公斤小麦，维持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其余不足部分只有以草根和一些菊科植物的茎当粮食充饥。这种东西，卡比利人以苦涩的讽刺口吻称其为驴子的长生花。
在蒂兹-乌祝，其分发粮食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些妇女要赶三十或四十公里的路，前来领取口粮以维持这种悲惨的生活，当地的牧师也一定要参加这种赈济，主要是为那些可怜的妇女在夜间提供一个栖身的场所。
以上所说并非是这些令人害怕的悲惨景象的唯一证据。例如在蒂兹-乌祝的“部落”里，小麦则变成了奢侈品，只有家境最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小麦和黍类的混合食品。有时候，贫苦人家得花上二十个法郎买一公担橡果——一种野生植物的果子，当饭吃。在这些部落里，穷苦人家一顿饭的食谱，一般是一张大麦饼、一盆野菊茎做的汤和一些野锦葵的根。再在这种汤里放一点儿油，就算不错了，但如果上一年油橄榄歉收，那么今年就没有油吃。这样一个食谱在卡比利几乎每家都能见到，没有一个村落是例外的。
一天清早，我在蒂兹-乌祝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和卡比利的野狗抢一个垃圾箱里的东西。一位卡比利人回答我问题时说：“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另一位当地居民对我说，冬天，在村子里吃不饱，晚上也没有东西盖，于是便发明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入睡的方法。他们大家围成一个圈，在中间燃起一堆木柴，并且不时地挪动地方以便活动一下关节，整个夜间在那间简陋的茅草房里，便形成了一个由人的身体躺在地下构成的圆圈，并且不断地转动。这样可能还不够，因为森林法规定，不准这些贫苦的人到有森林的地方砍木柴。……每逢星期二专区的区长便用自己的钱，请五十名卡比利儿童吃一顿饭，请他们喝汤、吃面包。有时吃过饭后，他们便在那里等待着分发粮食，因为每到月底便分发一次。白人修女和一位名叫罗兰的牧师也对这些慈善事业提供资助。
有人会对我说：“这是一些特殊情况……正碰上危机，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再说，那些数字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老实说，对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我无法理解。说统计数字不说明什么问题，好，我同意，但是，如果我要说我曾经到过阿朱札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见到一位居民，他家一共有十个孩子，只有两个活下来了。这可根本谈不上什么统计数字或者是什么故意摆样子，但却是一件十分明显的、很能令人深思的事实。我同样也无需指出，在弗尔-纳肖纳尔镇附近的学校里，有多少名学生因饥饿而昏厥过去。我只需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如果对这些苦难中人不实行救助的话，这种事还会发生。我同样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塔亚姆-阿赫的学校里，那里的教师在去年十月份曾经见到一些学生赤条条地来到学校而且满头都是虱子。他们给这些孩子穿上衣服，并用理发推子把头发全部剪光。我依然是只需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即在阿朱札，到中午十一点下课时，学生一般都不回家吃午饭，因为他们居住的村庄离学校很远，在校吃午饭的学生中，六十人里只有一人能吃上面饼，其余的人则拿一头洋葱或几个无花果充当午饭。
在费尔-纳肖纳尔镇分发粮食时，我见到一个孩子，肩上扛着一小袋刚刚发给他的大麦，我便问他道：
——给你发这些东西，几天一次？
——十五天。
——你们家有几口人？
——五口。
——你们就只吃这些吗？
——嗯。
——你们没有无花果？
——没有。
——你们吃的饼里放油吗？
——不放。放水。
随后，他便带着对我不信任的目光走了。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如果我再向我的笔记本上看一眼的话，所见到的令人愤慨的事实比这要多出两倍。我对把这些事实都公之于众也并不抱什么希望，然而还是应该全部讲出来为好。
今天，我想我这次对一个地区的居民的苦难和饥饿的走马看花式的报道，就此打住。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得到，这里的苦难并非我们思考的一种模式，也不是思考的主题。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呼喊，它在失望，我想再说一遍，我们为此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权利对此不闻不问吗？我不知道这种苦难是否会被理解。但我只知道，在访问了蒂兹-乌祝的那个“部落”回来时，我同卡比利的一位朋友登上了可以鸟瞰该城的一片高地，在那里我们长时间地用眼睛看着夜幕慢慢地降临。在那个黑暗正从山顶上向这片灿烂光明的土地上降临的时刻，它同时也带给最冷酷的人心头的一阵松弛。但我却也明白，在山谷的那边，那些正在围着一块劣质大麦做成的面饼吃饭的人心中，并不平静。我也同样明白，沉醉于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崇高夜晚，会有一丝温馨，然而这种苦难恰如我们面前的红灯，它是一个禁令，禁止通向人间的一切美景。
“我们下去吧，好吗？”我那位同伴对我说。
匮乏（续）
在蒂兹-乌祝地区走了一遍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城里的大街上散步，我向陪同我的一位朋友说，是不是“到处都是这样”，他回答我说，我还会看到更差一些的地方。说完我们便去看了当地的村庄，在这里，小店的照明条件很差。暗淡的光亮照着黑暗的街道，其中不时传来音乐和歌曲，铁锤的敲打声和人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更差一些的地方。
我的确知道，野菊藤构成了卡比利粮食的一个基础。随后我对此又在各处作了观察。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上一年在阿博地区，有五名卡比利小孩因吃了一种毒草根而死亡。我还知道，所分发的粮食，不足以维持卡比利人的生命。但我所不知道的是，这种粮食分发工作还能使他们死于非命。就是那年冬天，有四名老年妇女，从遥远的乡村部落一直跋涉到米什莱去领取分发的大麦，在回去的路上竟死在雪地里。
到处都几乎一样。在阿德尼，有一百零六名农校学习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能够吃饱。即使在村庄里，失业人员也随处可见，但分发粮食的机会却很少。在米什莱镇辖区的所有部落，差不多每个部落平均有五百名失业者。在那些最贫困的部落，如阿克毕尔、阿伊-亚伊亚、阿比-约瑟夫等地，其失业人员的比例还要高。在这个镇上，就有四千名壮年男子失业。在阿兹鲁-克拉尔的学校里，一百一十名学生中，就有三十五人每天只吃一顿饭。在马约，据估计，居民中贫困户占五分之四。但在那里，却每三个月才发一次粮食，在乌阿迪亚斯，七千五百个居民，有三千名处于赤贫状态。在斯迪-亚赫，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贫困户。在艾尔-费雷村，有人把一些家庭指给我们看，这些家庭经常两三天吃不上饭。这个村庄里大部分家庭除了日常吃草根和麦饼外，还得到树林中打松子以补不足。但这一做法又常使他们吃官司，因为森林法和森林看守员对这种事是不讲情面的。
以上罗列的这些事实倘若还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在艾尔-克苏镇，有二千五百名卡比利人，其中就有两千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工人每天所带的食品，仅只是四分之一个大麦饼和一小瓶油，这就是一天的口粮。所有的家庭，除了吃草根和野草，还须加上荨麻子。把这种荨麻子放在锅里煮上几个小时，便可以成为穷人的补充食物了。在阿札加附近，有许多部落都是如此。在戴丽斯附近的村庄，可以说是最贫困的了。特别是本尼-斯莱姆村，贫困户占百分之九十六，这个比例叫人难以置信，这个村子的土地贫瘠，什么都不生长，居民逐日减少，都到山里找些倒伏的树木用以烧炭，然后便伺机到戴丽斯去卖。我之所以说“伺机”，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卖许可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炭和驮炭的驴子是要被没收的。本尼-斯莱姆村的居民，一般都在夜里去戴丽斯，但乡村警察也在夜间出巡，被抓住后，驴子便被送往牲畜待领场去。人被处以罚款不说，还要交驴子的保管费。如果不能交款，便被送进监狱，然而在那里倒不错，至少可以有饭吃。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说，卖炭这个营生，养活着整个本尼-斯莱姆村，这绝非讽刺。
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些材料吧，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那就请您把道理讲出来，如果您觉得很使人愤慨，那就需要行动，但倘若您觉得不可信，那就请您到实地去看一看。
对于这样一种贫困现象，我们该下些什么药呢？我会立即回答：只有一种药，那就是赈济。一方面发放粮食，另一方面，用这些粮食和救济现金，创造一种名为“赈济工地”的形式。
关于粮食的分发，我只简单地说一下，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对于一个有四至五个孩子的家庭，每两个月或三个月发给他们十二公斤粮食，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每年用去几百万公斤粮食，但这几百万公斤却没有一点儿出息。我不认为这种赈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但在某种情况下，也确是毫无意义，那就不如改行一种有建设性的社会政策。
此外，还必须指出，对这些分发对象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当地行政官员任意决定，或由镇参议员决定，但镇议员又不能独立决定这一切。在蒂兹-乌祝，就曾宣布，上一届的镇议会普选就是同分发粮食同时进行的。如果这事是真的话，也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事，但既然有这种说法，就说明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另外，我还了解到，在伊塞尔就发生过拒绝把粮食发给那些曾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人。还有，几乎在整个卡比利对分发的小麦的质量都有怨言。这些粮食，可能有一部分是国家粮食的存粮，但另一部分却是用的军队库存的余粮。其结果便是，比如在米什莱，分发的大麦其苦涩变质到连牲畜都不吃。有些卡比利人就曾对我说，有时他们甚至非常羡慕宪兵队里的马，因为这些马匹，至少还有个兽藏书网医负责检查它们的饲料是否可用。
为减少失业人数，许多市镇都组建了“赈济工地”，在那里，贫穷者从事一些公益劳动，作为报酬，他们每天可以领到八到十个法郎的工资，一半以粮食、一半以现金方式发给。比如弗尔-纳肖纳尔镇、米什莱镇、马约镇和波尔-盖东镇，就都组织了这种工地。这一形式有其优点：它保护了贫困者的自尊心。但也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所有的市镇把所有应分发的粮食都用在这一项目上，那么残疾人就无法救济了，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劳动。此外，由于场地有限，贫困者参加劳动则采取流动方式，能参加两天劳动的卡比利人可以到最优惠的地方去劳动。在蒂兹-乌祝每四十天里可以劳动四天，就能领到二十公斤的小麦。
最后，一件实事已经变成普遍现象，但却有极其强烈的反对它的呼声，对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在所有的市镇里，只有波尔-盖东除外，贫困者所欠的税款（因为他们常常是不交纳税款）则全部由他们所得工资的现金中扣除，对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找不出更严厉的词汇来形容它。如果这种赈济工地是用来帮助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穷人维持其生存的，它们就应对此找出一个辩护理由，可能这理由很可笑，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些工地是为了让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来劳动而任其继续忍饥挨饿的话，那么这些工地就已构成了对苦难者们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残酷的剥削。
我无意完成这幅物质匮乏到极点的图画，只想指出，这种苦难对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来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极限。这一切是显得那么非比寻常，而且还有更不幸的时刻，因为夏季过去，便会有冬季的到来。在夏季自然条件对这些苦难者是有利的，天气不冷，适合驴子走的山路也比较好走，有两个月的时间还可以采集一种可食的野菊科植物，根茎类野生植物也非常丰富，有些东西可以生食。今天，我们认为苦不堪言的时刻，而对卡比利的农民来说，却是值得庆幸的时刻。然而，一旦大雪覆盖了大地，封住了道路，断绝了交通，严寒肆意摧残着那副缺乏营养的身躯，简陋的茅屋也无法居住了，这个时节，对于这里的人民来说，便是一个漫长的难以描述的灾难时刻的开始。
为此，在涉及这个灾难的卡比利其他方面情况之前，我愿意对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熟知的某些说法予以批驳，这些说法主要是关于卡比利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为当前的情况寻找托词。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为卑鄙的缘故。比如竟有人卑鄙地说，这个民族可以让他们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甚至连阿尔贝特·勒布伦先生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每月给他两百个法郎作生活费，他可能在桥洞里生活，可能吃任何肮脏的东西，甚至可能吃垃圾箱里的面包皮。在人类对生活的眷恋中，有某种东西比世界上任何苦难更为强烈。因此，说这个民族所需要的与我们不同，这种说法是卑鄙的。如果说他们从前没有这些东西，那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看到一个民族品德如何为其堕落辩护，以及像卡比利农民那种有口皆碑的朴实品性如何为使他们忍饥挨饿的生活合法化而争辩，那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不，看事情不能这样看，我们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所有固定的想法和所有的偏见，如果把它们强加于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上成年人不堪饥饿，孩子们因牛马都不如的食物而不断夭亡，那么这些偏见和固定的想法，都将变得使人憎恨。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和一个民族并肩前行，这个民族的生活却落后了三个世纪，而我们却是对这样一个惊人的差距唯一无动于衷的人。
工资
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要摆脱这种困境，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劳动。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请原谅我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然而卡比利的目前情况证明，这个基本道理尚没有像它所表明的那样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先前我曾经讲过，卡比利成年人尚有一半失业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则患营养不良。这种不协调的比例，绝非夸大其词的结果。这只是证明了尚未失业的人的劳动并不足以养活自己。有人对我说，工资太低了，还有人对我说，工作日超过了法定的时间。我还知道这个工作日的时间差不多快超过法定时间的一倍了。我也不想在这里提高嗓门儿大声喊叫，但我不能不说的是，卡比利的劳动条例是奴隶制的劳动条例。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名目来称呼这样的条例。该条例规定，工人一天劳动十到十二个小时，而其平均工资则只有六到十个法郎。
我仅在此提供一下各地区的工人工资情况，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我愿事先说明，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工资发放情况太过不正常的话，我可以向您担保那是不会错的。我眼前就摆着一些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沙巴泰-特拉科勒辖区农业工人的调查卡，上面有半个月工作情况的记录，有工人的姓名、工号和议定的报酬情况。一张卡片上写的工资是八法郎，另一张是七法郎，最后一张写的是六法郎。在考勤记录栏内，我看到那位拿六法郎的工人，在半个月内工作时间是四天，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即使是这位工人一个月劳动二十五天，他也只不过能拿到一百五十法郎的工资，就这么多的工资，他必须提供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三十天的口粮。这或许可以缓解人们不满的情绪，但我却要问，读过我这篇文章的读者里，有几个人能以这样的收入维持其生活？
在涉及另外一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详细介绍一下。我刚才已经提供了波尔基-莫纳依埃尔地区工人平均工资的情况。现在再补充一下：特拉科勒农场的汽笛，在那个季节里不断地鸣叫，四点一次，十一点一次，十二点一次，十九点一次，加起来劳动时间共为十四个小时，村里的工人工资为每天九法郎，经过镇议会议员们激烈的抗议，才增加到十法郎。在蒂兹-乌祝，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平均工资为七法郎。镇公务员的工资平均一天为十二法郎。
该区的农场主们还雇用妇女在田间除草，以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她们得到的工资仅为三法郎五十个苏。在弗尔-纳肖纳尔，农场主们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一天为六到七个法郎，而妇女仅为四个法郎一天，此外会发给她们一些麦饼。镇公务员一天的工资为九、十或十一个法郎。
在基马阿-沙里基地区，那里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男人十五个小时的工作可以得到八到十个法郎，妇女是五个法郎。米什莱附近，农业工人平均工资为十小时劳动拿五个法郎，外加每天管饭。镇公务员为每天十一到十二法郎，但却不通知当事人便直接扣除拖欠的税款。这种扣除的税款，有时竟达到全部的工资数。一般平均每十五天四十法郎。
在乌迪亚，农业工资为六到八法郎。摘油橄榄的妇女，其工资为三到五法郎。镇区工人为十到十一法郎，其中也要扣除所欠税款。
在马约地区，一个不限时间的工作日，男工人可拿九到十法郎。如果是摘油橄榄，该区也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工资标准，为每公担油橄榄八法郎。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可以平均摘两公担油橄榄，那么该家庭每个人每天可收入四法郎。
在斯迪-阿依什区，工资为六法郎。外加麦饼和无花果。当地一个农业公司，对它的工人每天发七法郎工资不管饭。另外还有合同制，每年一千法郎，外加伙食。
在艾尔-克索平原地区，那是个殖民区，那里男人可以拿到十法郎，女人五法郎，孩子被雇来修剪葡萄树，可拿三法郎。最后，是戴丽斯到波尔-盖东那一片地区，那里的工资是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拿到六至十法郎。我再提两件事，便可以结束这些使人讨厌的数字了。首先是，那些工人从没有反抗行动。只在1936年，在波尼-叶尼，工人们忙于修造一条公路，他们每天只能拿到五法郎，于是便举行了罢工，他们得到了一本记载工作量的本子，上面规定他们的工资是十法郎，这些工人并非工会会员。
最后我要指出，那个无法辩解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由于卡比利的工人都居住得离工地很远，这就使得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更长了。有些工人往返要走十多公里路程。晚上要到十点钟才能到家，第二天清晨三点钟就得起身上工，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许有人会问我，是谁强制他们非要回家去住不可呢？我只能回答说，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迫切愿望，即想在自己家人中间尽情地享受那么一段充分放松的时刻，在那种时间里，既有他们自己的欢乐，也可处理一下他们所操心的事情。
在波尼-叶尼，由于正赶上实施许多大型工程这一时机，在那里，失业者便大大地减少了。而且工人们一天劳动的报酬是二十二法郎，这一事实证明，剥削乃是造成低工资的唯一原因。至于其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当地的殖民者借口说，卡比利的工人经常流动，因此对他们实行的是所谓“临时”工资。但在卡比利，现时所有的工资都是这种“临时”工资。可见这种拙劣的解释下面，掩盖着的是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至于那种认为当地人劳动力低下的流行看法，我想对此要予以澄清，因为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来自于那些殖民者对这一地区苦难人民的一种普遍蔑视，而这种蔑视，在我眼里恰好宣判的是宣扬这种看法的那些人，我可以宣称，那种认为卡比利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些逼迫他们的工头，就会改变态度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个工地上，身体虚弱的工人们，甚至连镐头都举不起来，这也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缘故。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卑鄙的逻辑，即他们希望一个人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饭吃，因此，就可以少付给他工资，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在这方面是没有出路的。这并非是发放粮食，可以使卡比利人免于挨饿，这乃是要消灭失业和监督工资的发放。这个工作，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明天就着手做起。
我今天又听到说，殖民者为向当地人民表示关心，将要对当地的老战士予以奖励，即向他们颁发一枚奖章。我是否可以说，我写这件事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而是带着某种悲哀的心情呢？当然，对一个人的勇敢和忠诚给予奖励，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然而，今天在卡比利不正有许多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他们过去不也是战斗过吗？我心中暗想，当这些人向他们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展示出那块证明他们忠诚的金属牌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情？
教育
卡比利人的渴望学习，以及对学习的兴趣，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卡比利人除了其在天性上的爱好和在实践上的聪明外，他们很快便懂得了，学校在使他们自身获得自由解放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当前，在许多村庄里，你都可看到村民们辟出一块地方，自愿出钱或出劳动力为自己造一所学校，这种事实并不鲜见，然而有些地方半途而废的事也并不鲜见。这件工作不仅对男孩子们有利，在卡比利各个居民点，凡我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不向我提出他们迫切等待着能有招收女孩子的学校。如今在这些学校中拒收学生的已不止一所。
另外，这也是卡比利在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着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地区缺少学校，然而却不缺少教育经费。对这种反常现象，稍后我将加以说明。如果不把近期才建造的十余所规模宏大的学校算在内的话，那么卡比利目前存在的学校大部分都是建立在1892年前后，即阿尔及利亚的财经预算要依靠其宗主国的时代。
1892年到1912年，学校的兴建处于全面停止时期。在当时，按照若里让-玛丽的规划，将拨出五千法郎兴建一大批学校，甚至当时的总督吕托，在1914年2月7日曾郑重宣布，每年要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六十二个班级和二十二所学校。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一半的话，那么，今天仍然处于无学可上的九十万当地儿童早已受到教育了。
鉴于我并没有深入探究的一些原因，这一官方计划并没有得到执行。其结果便是出现了下面这个统计数字：在卡比利够入学年龄的儿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享受到学校教育。
这是否说，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就什么也没做呢？问题是复杂的。勒波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花在当地教育上的经费有数百万法郎之多，然而据我比较详细的调查，其结果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情形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明确地说，必须相信，那数百万法郎的经费用得很不得当。这也正是我打算加以说明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具体情况吧。
经济中心和旅游区都受到了影响，很不景气，那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们在本文中所关心的乃是卡比利的人民和村镇的命运。但可以指出的是，在蒂兹-乌祝有一所漂亮的当地人学校，可以容纳六百人就学，但每年都拒绝五百名学生入学。
在乌玛鲁的一所学校里，据我所见，那里的教师在十月份每班都不得不拒收十几名学生入学。即使这样，这些班级已经超额六十到八十名学生了。
在波尼-杜阿拉，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班级竟有八十六名学生，教室里所有的空间都坐满了学生，有坐在凳子夹空里的，有坐在讲台边上的，还有几个索性站在边上。在基马阿-沙里基，有一所漂亮的学校满员是二百五十人，在十月份就拒绝了五十多名学生入学。在阿德龙的学校，法定人数是一百零六人，除十三岁的学生不准入学外，又退回十余名学生。
在米什莱附近，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那里的情况更令人受教益。比如，阿各达勒村有一万一千名居民，只有一所有两个班级的学校，依托马克村有一万名村民，竟一所学校也没有。在波尼-乌阿西夫镇，阿杜拉马那学校刚把一百余名学生拒之门外。
阿依-阿克地区，有一个名叫“老市场”的村庄，十月份有二百名申请入学的儿童，只收了十五名。
依克加诺村，有一万五千名居民，连一个班也没开。蒂兹里村，也有一万五千居民，只有开一个班的一所学校。伊阿加荠那村（有五千居民）没有学校。阿兹鲁-波沙尔村（六千居民）也没有学校。
在这个地区，据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仅在这一个地区，就有近一万名儿童整天在泥塘里嬉戏。
谈到马约镇，我手头上有一本学校同村庄数和居民数相比较的详细账单。这虽然不是社会文学，我认为这样详细地列举也会使人感到厌烦。那么就粗略些，只便这样说也就够了：本地区差不多有三万人，只有九个班的学生，在戴丽斯地区的波龙-斯林村，其贫困状况我已有过介绍，该村有九千居民，连一个班级都没有。
至于女校，乃是殖民当局值得赞扬的创举，其办校历史并不长，但十个村庄，有九个没有女校，我们也无意去追究责任了。但必须指出的是，卡比利人要兴办这方面的教育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在一致呼吁要扩大这种女校。
再也没有比这一件事更激动人心的，即某些卡比利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已经单方面地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之间挖了一道深沟，他们中有一个对我说：“家庭已经不是一个空名或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社会框架。我们每天能感受到不能同我们的妻子共同分享一点儿彼此感情的痛苦，给我们办一些女校吧，不然的话，这一道裂口将会打乱卡比利人生活的平衡。”
这是否意味着在卡比利的教育事业上就什么也没做呢？恰恰相反，已经兴建的非常漂亮的学校，我看差不多有十余所了。每所学校耗资差不多都是七十万到一百万法郎。其中最豪华的，当属基马阿-沙里基、蒂兹-拉什、蒂兹-乌祝以及蒂利里等地的一些学校，然而这些学校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正常地招收学生，它们对当地群众的需要根本无法满足。
卡比利所建造的只是几个宫殿而已。然而它所需要的却是许许多多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的学校。我想，所有的教师和我一样，他们会说，用不着马赛克贴的美丽的墙壁，只需有一个舒适、有益于健康的居住条件也就够了。我也认为，他们是相当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正如他们每时每刻都用自己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宁愿在生活十分艰苦而寂寞的穷乡僻壤里守着两个班的学生，也不要毫无用处的庭园、花草。
这种荒谬的政策，我在波尔-盖东的公路上看到了它的象征物。那是在穿越阿格力博那个卡比利最穷的地区时，我看到了唯一的一个漂亮的东西，它像大海一般的沉重，耸立在山口顶端的一个凹形缺口处。那里是一片长满野生植物和乳香黄连木的一无出息的满是山岩的土地，举目远望，杳无人迹。然而，富丽堂皇的阿格力博学校却矗立在那里，像一幅毫无用处的图画一样。
在此，我觉得要讲出我的全部想法，会是十分尴尬的。我不知道从我刚才讲的那些里，是否该相信这个卡比利，它认为：“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要花最多的钱，建造尽可能少的教室。”我总认为，这些学校其实是为前来旅游参观的人或者是调查团而建的，它们同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毫不相干。
我认为，这样一种政策最应该受到谴责。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建造一所这种宫殿式的学校所需资金比造三所普通学校还要多，而且每年都有因资金超额使用而引起的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我曾经了解过建造一所包括两个年级和两所教员宿舍的现代化舒适的学校所需的资金数额。
这样一所学校所需资金为二十万政治前景
从现在起，我打算不冒充杰出的经济学家，而是从情理的角度，对我们所期望的卡比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景作一瞻望。对这个地区的苦难，我已说了不少，但那仅仅局限于对这种苦难的描述，而没有同时表达出应该如何去做。
我同时也打算在这里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在这种急迫的形势下，关键在于赶紧动手去做，如果只是设想一些乌托邦式的什么体制，或空想一些虚幻的解决方案，那是不相宜的。因此，在这里将要提出的每一个建议，绝非出于大胆的冒险行为，而是已经在卡比利进行实验或者正在实验的经验之谈。因此，这里将要提出的一些意见，自然就不是空想出来的东西。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最近曾强调指出：在政策方面，是没有著作权的。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一个兄弟民族造福的尝试，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规定的唯一任务。
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如果说某些人能够改善卡比利人的现状，那么首先应该是卡比利人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卡比利人是生活在本地官员和非本地官员混合管理之下的。我不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政治形式上打笔墨官司，因为那距离真正的民主尚远。由这种组织形式造成的滥用权力的现象，大家已经都说了。但在市镇的混合管理方面，今后由卡比利人自己在行政管理上加以验证还是可行的。
通过1937年4月27日的法令，一个开明的立法机构已经预见到把某些阿尔及利亚部落升格为镇级的可能性，并把这一工作委托给当地人去做，由一名主管监督行使。在阿拉伯地区和卡比利地区这一工作已取得了许多经验。如果这一尝试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由部落扩大为镇的工作便没有理由拖延。此外，那时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也将在卡比利推广，我也愿意看到这方面成功的工作。自1938年1月开始，在距费尔-纳肖纳尔几公里处的乌马鲁部落，在哈吉尔先生的主持下，部落改镇的工作已开始运作。由于哈吉尔先生的勤劳和工作能力，使我得以在实地看到了这个村的工作情况，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取得的成绩资料。乌马鲁这个部落包括十八个村，一千二百名居民，在部落的中心地建立了一个镇政府和几个附属机构。镇政府的职能同其他镇政府相同，但其优点是，它是为居民而设。这样，居民们有些公务手续要办理，便可省去长途跋涉之苦，仅1938年5月，该政府为它辖区居民就办了至少五百一十七件事。同年，它为五百一十五名卡比利人办了移民手续。
这个政府机关，通过选举选出一个十分精干的行政班子，都是卡比利人，而且以二十万法郎的极小预算，用一年半的时间使当地的这个政体存活下来，并且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而且卡比利人也是第一次参与了选举的监督工作，这一工作他们做得很认真，并开展了讨论，绝对不敷衍了事。他们觉得这种公益事业是十分可贵的，这当然很有道理。因此，对这些新鲜经验我们不应过于挑剔，哈吉尔先生提出的改进意见我认为是中肯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部落—镇政府选举是通过提名来选举它的镇长。但部落里尚保留着他们的部落长，并且还保留有监督他行使权力的行政主管。这样，这三位负责人的工作职能便一直很难协调得很好，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规定其权限范围。
此外，部落—镇的工作也引起某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反对意见，我将继续探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也值得研究。在最近的一次宣传攻势中，有人曾说，部落乃是一个人为的行政单位，很有可能会在部落—镇的范围内形成一些利益相反的村庄或实体云云。对此，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不大可能会发生。但就是同一个宣传运动，就有人主张把上述的做法从部落过渡到村庄去。这种想法遭到了一致的反对。因为，一方面大多数村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例如，有些村庄，作为公共财产的只有一片白蜡树林或者一些无花果树。另一方面，卡比利的村庄，其数量太多了，很难设想把一些政体分得如此支离破碎，那样也很难对其实施监督。
再有就是把所有的村庄按其地理位置加以组合了。但在原来混合管理的镇级范围内，已做了划分，至今尚保留着那种分法，再重新划分势必造成行政管理的复杂化，而这又是必须极力避免的事。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暂缓执行目前的立法，并在已制定的行政管理范围内一成不变的原因吧。在这方面，我只有重述一下哈吉尔先生以惊人的远见卓识向我提出来的政治改进意见。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做法。该改进方案旨在在部落—镇一级范围内实现一种更加全面的民主，并且这种民主应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为了避免利益的碰撞，哈吉尔先生认为，只需给这些利益各方代表以表达的机会也就够了。因此本方案建议，一方面，不再实行提名选举，而由各村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再由这些代表组成镇议会，由镇议会选出自己的议长。这样，一个部落内部各村之间的竞争就可避免了。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选举，按比例选举。每个村庄里八百人出一名代表，这样村庄内部的竞争也可以避免了。例如，在基马阿村，原来应出十名代表，现在就是二十名。最后，哈吉尔先生针对费尔-纳肖纳尔混合管理镇的各部落进行的镇级选举，以及针对混合管理镇共同的经济预算的投入情况，建议把这些收入在各部落间以人口多少进行按比例的分配。这样，在卡比利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联邦共和国，而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一个如此明智的观点，一个如此出众的思想，我觉得足资我们许多官方的民主机构加以效仿。总之，我在此已把这一方案原封不动地介绍出来，剩下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行政部门加以妥善操作了。
如果乌马鲁的经验成功，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推广。有许多部落正在等待着扩大为镇。例如在米什莱周围，就有那么一些部落都在等待，那里的条件比乌马鲁的甚至更好一些。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市场，其收入很可观。如果行政当局有意使这一经验获得成功，那么，有些部落如芒格莱、乌阿西夫等也应该升格为镇。在这方面，有时候混合管理的镇，对那些有自己市场的部落升格为镇持反对态度。其借口为，这些部落的市场收入（有些市场每年可上交十五万法郎）应该属于镇所有。然而实际上有条件的部落也就是这几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部落—镇体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使得混合管理的镇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只能牺牲后者。
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在其他部落的改造中后退，比如乌阿迪阿，那里有许多麻烦事要处理。在乌阿迪阿的中心区，已经有一百多名法国选民，它的市场每年可以带来七万法郎的经济收入，它的税收为十万法郎。在那个地方，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比如允许原籍是卡比利籍的法国公民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等。
总之，这样一种开明的政策，开辟了一条使卡比利行政管理得以解放的道路。这种解放，在今天，实际上只要大家有这个意愿便可以实现。随之而来的，便会使这个不幸的地区大大提高其物质生活。我们今天为推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这条路上犯了许多错误，带来许多失败。在扩大当地人的政治权利方面，我还不太了解有什么理论比人权法更加权威，但一具体到卡比利，这种理论就显得可笑了。因为是我们为了使卡比利阿拉伯化而实行由本地人管理并引进阿拉伯语时，把这个人权法强加给卡比利人的。时至今日，我们再反过来指责卡比利人执行了我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那实在是太不知趣了。
祝愿卡比利的人民在走向更加独立、更加觉醒的道路上变得成熟起来。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在一天早晨，当我从乌马鲁回来同哈吉尔先生交谈时，便提出了这一看法，那时我们一起向前走着，当我们来到一个缺口处时，向外一看，便发现一个幅员辽阔的部落展现在地平线上。于是我的伙伴便向我一个个讲出各个村庄的名字，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述村庄如何把各种利害关系强加在他们头上，如何强迫居民参加送殡的行列，以便使穷人也仿效富人的做法。……站在这一片广阔的景色前，我们见到清晨的太阳一下子便从地平线下跳了出来，使得这个缺口变得霞光万道，令人目眩，远处的树林似笼罩在一层水汽中，大地在阳光照射下，也是雾气蒸腾。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样的纽带可以把这些人民联结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的东西使得他们和自己的土地牢固地联系起来。我同时也明白了，只需那么少的一点点东西，便可以使他们满意而和谐地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么我何以对那种管理他们生活的愿望、那种使他们深刻地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何以对为使他们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觉悟的人的愿望毫不明白呢？有了这种愿望，在他们当中，我们便能够无须以虚假的羞耻之心来真正地吸取重要的和公正的教训了。
经济和社会前景
卡比利有的是太多的居民，却没有足够的小麦，它的消费大于出产，它的劳力报酬少得可怜，不足以弥补其贸易逆差。它在国外的侨民，如今已日渐减少，也不能再以其劳动所得来补贴这个失衡的天平了。
因此，倘若有人想使卡比利变得繁荣昌盛，把它的人民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并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尽到我们一份责任，那就必须对卡比利全部的经济生活条件来一番改造。
在这里只需善意地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也就够了，如果说卡比利是一个消费地区，那么一方面必须努力提高其人民的购买力，同时还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以补偿其产品的不足；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缩小其进口货物和产品之间的差距，并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产品。
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很明显的是一种政策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但这两方面又不能互相分隔。我们不能想象，要提高卡比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去同时提高其劳动力和产品的价值。这并非仅仅是以六个法郎的工资去践踏人道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卡比利农产品那种极低的价格，不仅仅违背了公正的原则，也违背了情理。
我想提出几个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卡比利的劳动力并非按其实际价值付酬，其理由一是失业者过多，一是把这一自由交给劳动力的使用者。工资问题，归根到底只有失业问题解决之后，只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取消之后，以及价目表确定之后，才能变得正常。在此同时，对劳动力的监督检查，便变成了卡比利的一个现实情况。其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部门尽可能多地雇用工人。这样，监督也便成了必然手段。同样，解决失业问题也可以分三个时期进行：一是通过实施大型工程的办法；一是通过普及职业教育的办法；一是通过外国移民组织的办法。
实施大型工程，我知道此举属于所有能煽动人心的项目中的一部分。而煽动人心，其主要特性就是制定的所有项目都不打算去实行。在这里讲的，则恰恰相反。
在一个地区搞大型项目，如果其需要性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不出，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虚耗经费。那么我在这里是否应该提一提，卡比利这个地区缺少公路、缺水到了何种程度呢？搞大型工程的政策，应该是在实施大型工程的同时，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业现象，要把工资提高到正常水平，要使卡比利的经济增值，而且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使人民受益。
这一政策已经开始启动，凡是系统地开始启动的地方，比如波尔-盖东镇以及波尼-叶尼部落，那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第一批完工的有十七个蓄水池，还有几条道路。第二批受益的地区，是卡比利最富有的部落中的一个，那里的工人工资每天可拿到二十二法郎。
对行政当局最大的批评，可以说是这一政策执行得过于分散了。亦即是说，开出一笔巨大的预算，但却用于各个不相联系的分散工程。因此，在实际上那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各地区财经特别评议会几乎都提出：“预算资金到哪里去了？”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求新的预算，起码目前是如此，但要求的只是更好地使用这批已通过的资金。投入卡比利的资金已近六亿法郎。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制定一个总体的，而且是完善的计划，以便使这个计划切实可行。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种政客政策，即制定一些权宜措施和修修补补、小恩小惠及资本平衡分配政策。而卡比利所要求的，却是与政客政策相反的东西，即要求一种有远见的和开明的政策。要有整体观念，要把所有分散的预算、分散的资金，把所有于事无补的零星施舍性开支集中起来。这一切，便是由卡比利人自己把卡比利搞活的必要条件，也是把农民真正吸引过来，使他们从事正当工作，并给以公道报酬的必要条件。
我们发现，我们曾向欧洲一些国家贷款四千亿法郎，如今已全部付之东流。难道拿出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做不到吗？不错，我们尚未为改善法国人民生活水平投入这笔资金，但我们可以请求法国人民为此作出自己的牺牲。
另一方面，也并非因为卡比利人不能从事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那种专业而使其工资很低。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应该帮助他们那些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能够受到职业教育。在卡比利有一些职业学校，在米什莱，这种学校可以培训铁匠、细木工匠和泥瓦匠。这个学校曾培训出许多很不错的工人，其中一些甚至还被安排到米什莱工作。但这所学校总共只有十几名学生，这些实验还是很不够的。
还有一些林木栽培学校，如麦克特拉的林木栽培学校。但它每两年才能培训出三十几名学生。这也仅能算是一种实验性质，谈不上学校。
目前，对这种尝试需要推广，每个中心地区要建立此种类型的学校，从技术上培训那里的人民，技巧和思想同时并重，使之成为受人欢迎的学校。
然而，在卡比利存在的各种问题中，没有任何东西比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如果不给那些持有合格证书的工人以出路，怎么培养他们也无济于事。而这种出路，在目前来说，存在于宗主国，即如果不给卡比利移民以方便，那么任何政策亦将徒劳。
在这方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简化手续，第二件事便是对移民要善加引导。在目前，让卡比利人从农事活动中得到收益是可行的。在此我无意以尼日尔官方的做法为例。让卡比利的农民为了个人利益而到一个灾难性的国度里去，并终老在那里是不足取的。但是殖民当局如果愿意的话，它还可以在阿尔及利亚再开发出二十万公顷的土地。
就在卡比利本地，在靠近波格尼地区的布-马尼，各部门都在开展这种工作。另一方面，法国整个南部人口密度不大，也曾容纳过几万名意大利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殖民。
如今，这些意大利人已经走了，那么我们照样可以让卡比利人到这个地区来殖民。有人曾对我们说：“卡比利人，对他们的山区太过留恋，不乐意离开那些地方。”对此我首先回答的是，让他回忆一下，在法国有五万卡比利人，这些人就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次，我的回答可以让一个卡比利的农民来代替。因为我对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您忘记了，我们没有饭吃，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又有人会对我说：“那么这些卡比利人最终还是要返回他们的故土，还会把这片土地给抛弃的。”这有可能，但他却没有看到，卡比利的移民会有后代来继承父业，也没有看到，某一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把自己那块土地卖给比他年轻的乐于购买者以后，他才会离开。
总之，这几项措施，足以使卡比利人的劳动得到其应有的报酬。我认为再重复一下下面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即目前的拨款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一事业的发动工作还是足够的。这一事业一旦得到发展壮大，就会变成生产力，而这一政策的实际效益，也只有当生产力产生了价值时才会充分地显现。
在此还要说一说，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建设性政策的因素。卡比利除了某几种次要的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果树栽植，由于自然条件无法对其加以强制，则应尽量改善这种产品的状况，以使其尽可能地平衡当地的消费。
在没有证明其为错误的办法以前，为提高其产品价值，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是增加产量；第二是改进质量；第三是稳定出售价格。后面两条常常是同时进行的。以上三方面在卡比利是可行的。
在扩大果树种植方面，首先应大力扩大卡比利的主要果树栽植，如无花果、油橄榄等。另一方面则应大力移植次要果树作物，如樱桃树、角豆树，等等。除了这两方面之外，这一林业政策也只是刚刚起步，可以看做是波尔-盖乐镇的一个样板和实验。
1938年，该镇栽植幼树苗一千棵，今年计划栽植幼树一万到一万五千棵。这一工作并未列入特别资金预算之中。当地人储金互济会的公用奖金保证了这些树苗的提供，苗圃可以自由地提供给所有农民，由农民管理，从前的办法是，这些苗圃只在镇属土地上开辟，被称做试验田，农民们只在这里进行质量管理和收获。像无花果幼树的栽培需两年时间，等其能结果收获需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农民只付幼苗的利息，其数目很小，即占幼苗全部价格的百分之四。五年之后，等无花果开始收获利润时，农民可以再经营五年，以便收回从前交付的资金。
关于收入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每十五棵幼苗中只能成活五棵（这个估计数不可靠），那么农民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经济好处的，这也无须加以评论了。只祝愿行政当局能够推广这种做法，而且希望能尽快见到成果。
关于改进目前产品质量和提高出售价格方面，其任务是艰巨的。在此，我仅谈几个主要方法，对无花果干果通过干燥车间进行，其产品则通过食油合作社销售。的确，以卡比利传统的收获方式是不能提高其产品质量以达到提高收入目的的。油橄榄树的形状特像一个巨大的断肢，对其幼苗的前期培养没有特别方法。使无花果脱水的办法是放在柳条筛子里，然后放在屋顶上晾晒，有时则放在角豆树下，这样就容易使果实遭到一种类似谷蛾的小寄生虫的蚕食。这样是没有办法提高产品质量的。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建立干燥车间的做法，已在许多市镇上实行。这些做法中最有启发作用的是，阿札加和西迪-阿依的做法。在阿札加，由于技术人员合理的操作，其产品价格第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第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在西迪-阿依，干燥车间制作的无花果干果，其价格每公担平均是二百六十法郎。而本地人土法制作的，为每公担一百九十法郎。至于参加者和出售总量，在阿札加有一百二十个农民工，交来的无花果，其总售价达到十八万法郎。其结果是，经过一番抵制之后，大多数农民都相信了这一办法。在当达镇有一家私人合作社也已有这样做的计划，该合作社由生产者自己组织并领导。这一切都可以使人明确地感受到卡比利在这方面的前景。
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油产品则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某些行政官员不愿意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其理由是平原地区的殖民当局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低价购进油橄榄，而不乐意高价买进橄榄油。另外，所有的中间人和掮客对这一新鲜做法不怀善意，因为这样做将标志着要打破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一统天下。另外，这样做卡比利人还需要贷款，而这种贷款可以从中间人那里得到，但产品须按期卖给中间人，这一困难可以解决，其办法是把合作社新出产的油类同贷款机构的关系予以断绝，比如同储金互济会的关系，因为它在向合作社贷款时，就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最后一种手段是，卡比利的农民可以直接同中间人打交道，但这种办法可能要使这一新生事物发展的速度放慢，但无论如何，它却是不可抵御的。
不幸的事实是，卡比利的农民以其所使用的传统收获方式，只能从两个油橄榄中收回一个，但可以肯定的是，产量翻一番的时日不会太远了。另一方面，关于质量问题，如果我们想到目前欧洲人吃的油罐车里的橄榄油，其酸度从来未低于一点五度到两度，而且总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味道。那么，橄榄油质量的改进则势在必行。
整个这样一种政策，必不可免地要有一套解决具体问题的辅助措施。例如，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应按照鲁什尔法金规定的模式加以安排。有关人员的投资可以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因为几乎所有的卡比利人都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者劳力入股形式，或财物入股形式予以解决。同样，共同收入的分配，如欧洲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配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而且应该要求欧洲人作出必要的牺牲。
因此，一项让卡比利以其真正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政策也有待完善。因为，这个地区那种可怕的灾难，将在这里结束，并将得到它应有的报酬。我知道，要做这一切工作，资金的预算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再重复一遍，应该妥善使用已经批准的预算资金。因为我们缺乏的可能不是资金而是顽强精神。如果没有必要的勇气和清醒的头脑，任何大事也做不成，为了把这一政策执行下去，仅仅在一个时期内对它有兴趣还是不够，应该永远有兴趣，而且只对这个政策有兴趣，其他可以放在以后去做，我们不应期待这一伟大的举措由侨民来完成，因为我们尚不知晓他们是否乐于去做。但倘若有人提出说，这种努力应该由宗主国完成，那么我们要举双手赞成。因为同时我们可以证明一个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分离的制度只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幸。等到两方面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的那一天，我们便可肯定地说，人的心灵和精神也随之而成为一体。
结论
我的这一调查，便在此结束，我希望这一调查能有助于完成卡比利人民的事业，这也是我愿意为之服务的唯一事业。对于卡比利的苦难，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包括其原因和医治方案。我愿意就此打住，对于这样一种整体事业，无须说什么虚比浮词，因此我也不想再补充什么无用的话了。但同样，对于这样一种可怕的苦难原无须多说，然而这种苦难的存在，又强迫人们去说它，同样这个调查如果它在最后避开某些很容易提出的批评意见，那可能也还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我不想转弯抹角。在今天，似乎是一个人把某个法语国家的苦难公之于众，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好法国人。应该说，在当今之日怎样做才算是一个好法国人，教我很难说。有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标榜自己是个好的法国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碌碌无为的庸人或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便以此来自欺欺人。但至少，我们还了解怎样才算一个正直的人。依我的偏见而论，我认为，法国最好的做法，莫过于以其公正的行动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并以此来保卫自己。
有人会说：“请小心，外国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的。”然而，如果当真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那么他们就已经在世人面前以其厚颜无耻和凶暴残忍受到裁判了。如果法国能够起而自卫反对他们的话，那手段可以用大炮，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即我们仍然能讲出自己的想法，仍然能以我们每个人的绵薄之力来纠正不公正的做法。
我所起的作用绝非去追寻什么虚幻.９９lib.t>的责任，我没有当一个控诉人的兴趣。即使我有这种嗜好，也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事不允许我那样去做。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经济危机已经给卡比利带来了灾难，不能再让它遭受损害了。另一方面，我同样也非常清楚，这种开明首创精神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有时这种阻力是来自最上层。最后，我也非常清楚，一种愿望，不管其原则有多么完美，在执行过程中是会走样的。
我曾经想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为卡比利做些事情，如果有人已经为它做过某些事情，这种尝试仅触及问题的表面，而且是表面的一小部分，从而会使问题整个存在下去。我这样说，不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人，而是针对大多数人。如果我想让这份调查被大家所了解，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并不是想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把卡比利弄成什么样了。”而是说：“请你们看一看，你们没把卡比利弄成这个样。”
面对着所有的善举，所有的微小的实验，所有的好意，所有的空话，又给它加上了饥饿、泥泞、荒僻和绝望。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前面所举的那些善举是否够用。如果有一种不太真实的奇迹出现，使法国的六百名议员都能够沿着我所经过的这条令人绝望的路线走一遍的话，那么卡比利的事业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治问题为人道问题所取代，那么人们就能向前跨进一步。但愿一项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执行能够减少一些这种苦难；但愿卡比利能重新走上生命之路，那时我们将第一个赞扬这一成就，尽管在今天，这种成就也已并非是值得我们引为骄傲的事业。
最后，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到我曾经逗留过的那个地方。正是那个地方，也仅只是那个地方，可以使我在此写出我的结论。因为在那些漫长的时日内，到处所见都是些令人不快的景象，处身于一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环境中，不仅只是白天令人愁烦，而且有某些夜晚，我似乎也觉得对那个地区和那里的人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比如在库库镇的札乌亚村外面，那天傍晚，我们有几个人在一片灰色石筑公墓里漫步，一起观赏着山谷里的暮色正在加深。这个时刻，虽然已不是白天，但也还称不上夜晚，那时我便感觉不到我同那些漫步在墓地想找回自我的人有什么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在几小时以后，大家行将吃饭时，我便已分明地感觉出来了。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我便重新找到了我这篇调查的意义所在。因为，如果殖民主义的征服者们能够找出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的话，那便是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帮助了被征服的人民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如果我们对这个地区有什么义务要尽的话，那就是准许这个世界上最具自尊的、最有人情味的民族之一，能够始终忠于自己和忠于自己的未来。
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说他们劳动的同时又在沉思，并通过这些来教会我们这些忧心忡忡的征服者变得聪明一点儿的话，我认为是不错的。我们至少应该使人原谅我们自己对政权的狂热和需要，这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庸人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我们也要把一个比较智慧的人民的重担和需要承担起来，以使他们彻底走上强盛之路。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今天，在使北非动荡不安的事件面前，应该避免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把当前的某种形势看成是悲剧性的，其实这种形势只不过须严肃对待而已。另一种态度则是，看不见当前的严重困难，也看不见现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这些困难中挣扎。
持第一种态度者，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希望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这样不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也极不策略。持第二种态度者，则是继续加深宗主国及其非洲领地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使宗主国及其领地相脱节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两种情况，都会执行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那将违背法国利益和阿拉伯利益。
我在阿尔及利亚用三周时间所作的调查，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减少一点儿宗主国对此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为作这次调查，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走遍了北部沿海地区、阿尔及利亚的内陆，南至它的边界地区，行程共为二千五百公里。我在那里访问了所有的城市及所有最边远的部落。我把行政当局的意见及见证材料，同当地农民的、当地移民的以及阿拉伯老军人的意见及见证材料都作了对比和研究。因为要制定一项好的政策首先要掌握各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讲，我那份调查材料堪称货真价实的调查材料。但是如果说，我这样提供的材料，并不是新情况的话，那也是经过核实以后的材料。我想，这些材料可以在某些方面对那些负责专门制定阿尔及利亚政策，并希望把阿尔及利亚从这种糟糕的局面中拉出来的人会有帮助。
但在具体地介入北非出现的危机之前，必须扫除某种在这方面的偏见，我认为这还是必要的。首先，要提醒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存在于法国本土之外，因此它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带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和特殊的范围。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按一般宗主国解决问题的模式去做。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这种意见。所有的法国人在学校里都学过，阿尔及利亚归内务部联系的共有三个省，在行政管理上讲，这是不错的。然而实际上，这三个省面积非常之大，有四十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大。其人口有十二个法国中等省份那么多。其结果便是，宗主国的行政当局认为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它已向阿尔及利亚运去两千吨粮食。然而对于这个国家的八百万人民来说，这些粮食恰好够他们一天的消费，第二天就必须重新挨饿。
在政治上，我还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民是一个客观存在，通过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他们并不是一群不相关的贫困者，也不是对西方来说用不着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民族。他们的道德品质，只要你稍加接触，便会发现那都是一流的。
这个民族，除了其生活条件外，绝不比其他民族差。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学到某种东西。有许许多多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或在其他地方，总觉得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涣散无力，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有一件事可以告诉大家，在一个最偏远的部落，距海边八百公里的地方，我很惊奇地听到有人提起弗拉吉米尔·都尔买松先生的名字。那是我们的一位同行，他在数周前发表了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一篇文章，对该文章穆斯林们的评价是，不了解情况并带有侮辱性。我不知道《费加罗报》的那位合作者是否竟那么快地在这个阿拉伯国家获得了这种名声。但这个名声却说明了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尚有许多法国人并不了解这样一件事实，那就是有几十万阿拉伯人，为我们国土解放事业曾艰苦战斗了两年的时间，当我指出这件事情之后，我便取得了不坚持偏见的权利。
总之，这一切都足以告诉我们，对于阿尔及利亚不应该有任何偏见，要防止套用现成的模式。以这个观点来看，法国人应该再次征服阿尔及利亚。为了马上讲出我在那边得到的印象，这个征服要比第一次更加不容易。在北非同在法国一样，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仍然于我们有积极意义，我们就应该创造新的模式，要更新我们的方法。
1945年的阿尔及利亚，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这些危机是它所固有，但却从没有达到目前这么严重的程度。这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繁花似锦的时刻，但那里的人民却在饥饿中挣扎，为求得正义而呼吁，对这种痛苦的现状，我们决不可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熟悉的朋友。
面对这一切，与其谴责他们，倒不如深刻地理解一下其原因，倒不如为他们伸张民主的原则，正像我们为自己伸张民主的原则一样。我的打算，在后面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简单明了的客观报道，支持他们这种愿望。
附言：本文写完时，适值一个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攻击《宣言之友》的主编费拉特·阿巴斯的文章，指控他直接组织了阿尔及利..亚的暴乱。一眼便可看出，这篇文章是在巴黎写的，由一些临时材料拼凑而成。以一种如此轻率的态度诬栽出一个如此严重的罪名，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支持或反对费拉特·阿巴斯和他的政党，有许多东西要说，我们也的确要讲的，但法国的记者们应该明白，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想通过轻率的号召以实施一种盲目的镇压是解决不了的。
阿尔及利亚的饥馑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经济范畴的危机。
阿尔及利亚已经向它细心的访问者显示出并非含糊不清的信号。市内所有最大的餐厅都用啤酒瓶的底部当酒杯，而且杯口都已破损。大旅馆里向你提供的衣架，都用铁丝做成。商店由于被炸毁，所有的橱窗均用厚木板搭成。在一般人的家里，大都把寝室的灯拉出来作为吃晚饭时的照明，这种情况绝非鲜见。很显然，那里十分缺乏工业制品，因为阿尔及利亚没有工业。尤其缺乏的是进口产品，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它的影响。必须大声疾呼的是，阿尔及利亚绝大部分居民都处于饥饿状态，这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出现的事态的严重性，对此必须找出解决办法。阿尔及利亚的居民以整数计，估计可达九百万人。这九百万人中，有八百万是阿拉伯——柏柏尔人，一百万是欧洲人。绝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分散在阿尔及利亚广大农村的各个部落里，并由法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集中起来建成混合市镇。阿拉伯人的基本食物是谷粒（小麦和大麦的麦粒），然后再加工成粗面粉，或者制成面饼。如果没有这些谷类，几百万阿拉伯人就会挨饿。
饥馑，在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而且每年的收成像当地的雨水一样，变幻莫测。在正常年景，法国行政当局预先准备的储备粮用于干旱季节的补贴，然而这些储备粮自从被宗主国支配以来，便为德国人所利用，因此这里就空了。于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便只好每年打饥荒。这是一种灾难，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概念，在阿尔及利亚所有高原地区，自一月份以来便一直未下雨，而在这广阔无际的高原上种满了小麦，那麦穗比野外的丽春花蕾都小。土地干裂得像一片熔岩，其干燥程度直到春天播种时，得用两套牲口拉犁。耕犁划下去，土地裂成碎块，扬起灰尘，竟无法下种。遇到这种年景，人们估计，收成要比头一年更差，又是一个灾难的年头。
请大家原谅我在此要提供几个数字。阿尔及利亚在谷类方面正常的需要，每年为一千八百万公担。按一般算法，这一需求大致可以满足。因为1935—1936年度，按估算可以产粮一千七百三十七点一万公担。但上一年其粮食产量仅达到八百七十一点五万公担，也就是说仅能满足正常需求的百分之四十。本年度人们估计更为悲观，因为据估算，其粮食总产量不会超过六百万公担。
仅干旱尚不足以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灾难，此外还有耕种面积减少的原因。其原因，一是种子不够，二是饲料没定价格，因此有些不识大体的土地所有者认为种饲料要比种粮食好，此外还须考虑到当时的一些具体技术上的困难。如对生产资料的重利盘剥（如一条麻袋，原先售价二十法郎，现可卖到五百法郎），燃料的定量分配，在外部雇用劳动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考虑，我们便会明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阿尔及利亚，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没有办法来养活自己的人民的。
从当时那种饥饿中，我们所见到的情形是很令人痛心的。当地的行政当局不得不把救济粮减到每月每人七点五公斤（农业工人每月可以从工头那里领到十八公斤，但那是极少数），这个数目，只能使每人每天有二百五十克粮食可吃。这对于只依靠吃粮来过活的人来说是太少了。
然而这份口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能实现。比如在卡比利的乌阿斯，在南奥兰区，在奥雷斯山区，这些地区互相距离很远，那里的人民每月只能领到四至五公斤口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有一百三十克到一百五十克口粮。
我们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明白，在这个国家，那里的蓝天和大地是有意让数百万人民忍饥挨饿吗？在每条大路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人。所经之地，我们随时都能看到，那里的田地被挖了个乱七八糟，原来是成部落的居民都到这里来挖地，以便能找到一块埋在田里的植物的根茎。这种根茎虽然苦涩，但当地人称做“塔鲁达”，可以拿回去磨成粉煮粥。
我们会说，该怎么办呢？无疑，问题是困难的。然而，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一方苦难的人民，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群饥饿的民众不致被某些犯罪的狂人激怒，从而再发生像在赛提夫地区那样的互相残杀，那么我们就必须争分夺秒，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起来。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讲到必须消除的不公正做法，以及在经济领域要执行的一些紧急措施。
运粮船和公正
对于目前正处于饥馑中的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这无须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的见识便可指出，只有采取大规模的进口政策才能改变目前形势。政府刚刚宣布，将把一百万公担小麦运往阿尔及利亚。这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记，这么多的粮食，差不多仅够那里一个月的消费。不可避免地要在下个月以及以后的每个月中都要向阿尔及利亚运去同等数量的粮食。因此，这种粮食进口的问题并不能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相反地要持续下去，直到把自己也耗得筋疲力尽。
实际上，我并非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为了稳定形势，及时地向阿拉伯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及取消黑市等，需要进口一千二百万公担的粮食。运这些粮食就需五千吨位的船只二百四十艘。在刚刚结束战争的今天，任何人都明白这对我们意味着什..t>么。然而，在今天这种紧急情况下，也必须看到，我们绝无退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求援，提供这些船只。当有数百万人在饥饿中呻吟时，这件事当然应是所有人的事。
然而，当我们一旦把这件事做完了，也应该看到，我们并没有把全部的事情做完。因为阿尔及利亚事态的严重性绝不仅只是阿拉伯人挨饿这一件事。其严重性还在于他们认识到这种挨饿是不公正的。因此，只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粮食，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些粮食予以公正的分配。我本不愿提这件事，但也确实是这件事并没有去做。
当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粮食的珍贵不亚于黄金，然而却在黑市上可以买时，我们说粮食并没有公正的分配便找到了第一个证据。在我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市镇上，粮食的官价是五百四十法郎一公担。然而在地下买卖的黑粮，一公担的价格在七千法郎至一万六千法郎之间。这种黑市上的小麦乃是由不法殖民者或当地的封建地主所提供。
另外，即使这些粮食交给了收购机构，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分配。本地司法行政机关非常恶劣，仍然我行我素，因为那些本地籍的行政长官，通常都在法国行政机关里担任类似总管的职务。因此大都由他们担任粮食分发的管理工作，而他们管理这一工作，其分发办法带着极强的个人随意性。由法国行政当局直接主持分配的，尽管不多但却是公平合理的，而由本地人分配，则始终都不公平，最常见的情况是徇私和偏袒。
最后一种情况是，整个阿尔及利亚在口粮分发中，发给当地人的口粮比规定分给欧洲人的数量要少，这一点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这是一条原则规定，法国人每天规定的口粮为每人每天三百克，而阿尔及利亚人则为二百五十克。而在实际分发工作中，这种不公平表现得更突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阿拉伯人每天仅能领到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
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公正的理解，既成熟又具有本能性，他们可能对这种分配原则能够接受，但他们却不接受对口粮给予克扣的做法（他们见到我时，总是强调这一点），而且克扣的只是阿拉伯人的口粮。在目前形势下，不惜把自己的鲜血奉献出来的人民，有理由认为，别人也不应对他们吝惜自己的面包。
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法，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便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麻烦，这我将在随后几篇文章中论述。但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这种不公正在经济问题内部所产生的影响。它可以加重当地人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缓解由挨饿引起的苦痛，医治好心灵的创伤，这便是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几百艘运粮船，或者两三项纠正不公平的严厉措施，这是几百万民众向我们提出的紧急要求，由此，现在我们可能会明白何以一定要对这几百万人先予理解然后再下判断的理由了。
政治上的麻烦
北非出现的经济匮乏是那么严重又那么急迫，然而仅此一桩，也并不能解释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如果我们要谈论它，首先要提到的，是那里的饥馑，那是先于一切而占首位的事情。而事实上，政治上的麻烦则先于饥馑。当我们做完我们必须做的向阿尔及利亚人民提供粮食这件工作之后，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在那里的政策问题。
我无意用两三篇文章绘出一幅北非的政治形势图，那样没有人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势，确是被偏见和无知给歪曲了，而且早已经被大大地歪曲了，如果我们用经过核实的资料加以客观的描绘，就会证明这一点。我想做的，也正是这种客观的描绘。
我曾在上份早报上读到，有百分之八十的阿拉伯人希望自己能成为法国公民。我可以概述一下阿尔及利亚目前的政治形势，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可以说，他们从前确实是想成为法国公民，但现在却没有这个愿望了。当一个人很久以来便抱有一种期望，但当这种期望一旦破灭了时，他就会另找出路，而且也便没有了那种愿望。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现状，对此我们要负首要的责任。
自从我们进入阿尔及利亚以来，就很难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表现得非常协调。我也不想向读者叙述，从对阿拉伯王国的基本概念到同化的基本概念其间有多大的变化。最后，同化的概念，还是在理论上胜利了。五十年来，法国对此所确立的众所周知的目标就是，向所有阿拉伯人逐步敞开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的大门，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仅只停留在理论上。同化政策甚至在阿尔及利亚本土上，主要是在那些大殖民者中间，也遭到敌视，而且这种敌对态度就从来未终止过。
于是，就只剩下了空头理论，其中有些论据在表面看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却直到目前仍然使阿尔及利亚处于现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丝毫没有进展。对这些论点我也不想加以讨论，但在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将来有一天必须加以认真地选择。但是法国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它仍将阿尔及利亚看做是它的一块被征服的土地（这片土地的人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并且强加给他们一些额外的负担），那么那里的人民就应该同我们一样，处于绝对独立的条件中。或者如果它在其民主的原则上再赋予一种相当普遍的意义，以使那里的人民得以生息发展，那么它就应对此负起责任。
法兰西要进行选择，这是它的信誉所在。一旦选择完毕，使写在纸上的文字产生了意义，便应该坚持到底。某些特殊利益是同这一工作相对立的，总是试图阻止历史前进。然而，历史却是不停地发展，而世界人民也和它同步前进。任何时期的历史形势总会有其归宿的。如果有人不顺应这种变化，那就只有任这种机会溜走。由于不了解这些基本道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始终比实际情况落后二十年。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人们对事物的了解。
1936年，在经过十七年的停滞不前之后，产生了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标志着朝同化政策向前迈进了一步。该方案没有任何改革，只是重新提出对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的问题，并给予六万名穆斯林以选举权。这个方案相对地说，比较稳妥，在阿拉伯民众中唤起了希望。几乎所有的上层殖民者，则分别聚集在财政评议会和阿尔及利亚市长联合会大厦内，表示反对，说该方案并没有交付议会通过。
这一大希望的落空，自然就激起了群众的极端不满。今天，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提出的1944年3月7日法令，和布伦-维奥莱特当年提出的选举方案大致相同。
如果这个方案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可以使差不多八万名穆斯林获得选举权。它同时还同意取消关于阿拉伯人的特殊法。为取消这一特殊法，北非的民主人士曾斗争了许多年。的确，阿拉伯人同法国人并非执行的同一个刑法典，也不在同一法庭上审判。该特殊法在对阿拉伯人的刑事判决方面，较之法国人更加严厉，也更加迅速。1944年3月7日的法令取消了这一过分的法律，是一件大好事。
尽管这个方案对阿拉伯人有好处，但阿拉伯的舆论由于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这一次普遍持不信任和保留态度。这便是历史的教训。法国的声誉有挫折，也有损失。1947年那次登陆，给阿拉伯人以同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并使他们对此产生了兴趣。后来又有了泛阿拉伯联盟，对此我们不应忽略。那对北非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最后，又有了那么多的悲惨事件，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怨恨。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产生了1936年那个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它当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个方案本可以理顺许多事情，倘能成功，就不致使我们今天再受到不信任了。到头来，我们依旧是迟了一步。
一般地说，人民希望从他们自己获得的政治权利方面来开始并完成他们的社会成果。如果阿拉伯人民愿意投票表决，那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能通过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来消除在工资及抚恤金方面的不公正现象。但人民似乎是对民主已失去了信仰，因为别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民主是一个十分难看，并且滑稽可笑的东西。他们希望从另一个方面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从来未改变过，并且能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相信我的调查的话，阿拉伯的舆论，绝大多数对同化政策表示冷漠或敌视的原因。然而，为改善这种形势，在决定应该如何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一下阿尔及利亚当前的政治气候如何。
有多种前景在阿拉伯人民面前敞开着，并且由于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永远不变的是每一种他们所向往的前景都在政治上有其表现方式，所以今天的穆斯林舆论，便围绕在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周围，即费拉特·阿巴斯，还有他的那个党（“宣言之友”）周围。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谈一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该党是阿尔及利亚被占领以来在那里出现的最早的和最有意义的党派。
宣言党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绝大部分北非的当地人对同化政策的成功表示不抱希望，但尚未被纯粹的民族主义争取过去，于是便纷纷转向，向一个新的政党“宣言之友”党靠拢。我认为，让法国人了解这个政党还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法国人考虑对这个党是反对还是赞成。
这个党的主席叫费拉特·阿巴斯，赛蒂夫人，大学毕业，医药学专业，战前曾是同化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当时他是《谅解》日报的主持人，该报一直支持布伦-维奥莱特方案，并呼吁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主政治，以使阿拉伯人享有其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
如今，费拉特·阿巴斯也和他的许多同道一样，开始对同化政策倒戈。他领导的报纸 href='/article/9279.htm'>《平等》日报积极主张承认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并以联邦制的形式同法国保持密切联系。该报的主编阿兹·克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老游击队员，他原先也是同化政策的支持者。费拉特·阿巴斯现年五十岁，此人无可争议地是法国文化的产儿。他第一本书的卷首题词引用的是帕斯卡的语录，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的思想是相当成功地融合了逻辑和情感的帕斯卡思想。他以典型的法文文笔写下了一句公式化的语言：“法兰西有赖于我们的自由，而自由有赖于我们的强大而强大。”费拉特·阿巴斯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话，有赖于法兰西文化的熏陶，而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他的诙谐和幽默也无不带着这种特点。他的报纸 href='/article/9279.htm'>《平等》日报，也具有他这种强烈的特色。比如，该报曾因这样一个声明而受到赞扬：“我们要以各种族的一百名封建领主交换一万名法国教师和技术人员。”
这种有教养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思想，随着他的人民的思想演变而演变。他把人民的共同要求写进了一个宣言，在1943年2月10日公开发表，并为卡特鲁将军所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个宣言讲了些什么呢？实际上，这篇宣言仅孤立地批判了法国在北非的政策，并且仅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表明了法国的同化政策必然失败，以及承认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必要性，这个国家应同法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应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宣言称：“这种同化政策，今天在所有人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黑体字是我改的）和一个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危险游戏。”基于这个原则，宣言要求，阿尔及利亚应有自己的宪法，以保证阿尔及利亚人能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并且在议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1943年5月26日，该宣言又添加了补充内容，还有最近于1945年4月和5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补充内容和两篇文章又进一步阐明了这些观点，宣称要结束敌对情绪，承认阿尔及利亚政权，并起草自己的宪法，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成员由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普选产生。
总督府应予撤销，成立一个真正的政府机构，其中各部的部长应由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平均分配。
关于议会，“宣言之友”清楚地意识到在法国将会遇到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议会代表应该严格按人口比例产生，而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同法国人的比例为8:1，他们认为议会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议会。鉴于此，他们接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百分之五十的穆斯林当选者和百分之五十欧洲人当选者组成。为缓解法国人的敏感性，他们也同意议会的权限只包括司法问题、社会问题、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安全问题、外部事务问题、军事组织问题和外交问题则交由巴黎的中央政权处理。当然，这种基本论点，反映了社会要求，其主旨则是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在阿拉伯政策中体现出最完全的民主手段。我想，到此为止，我已把“宣言”的主要观点讲明，自认并没有背叛他们的思想。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绝大多数穆斯林舆论所集中起来的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思想的人物来叙述的。费拉特·阿巴斯所团结的人物和党派非常广泛，比如乌雷马斯派，属于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他们鼓吹对伊斯兰教进行唯理论的改革。而且他们到目前为止，仍支持同化政策。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他们属1936年解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但仍在非法地为阿尔及利亚的分离主义进行宣传活动，他们也加入了“宣言之友”，他们把“宣言之友”当做他们活动的跳板。
很可能是他们把“宣言之友”拖进了当前的这场动乱之中。但我从直接消息来源那里了解到，费拉特·阿巴斯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有经验的人物，不可能为这样的极端做法所左右，再说他也并非不知晓，那些人的做法将会加强阿尔及利亚的反动政治势力。这位曾经写过“任何一个非洲人都不会为希特勒卖命”的人，在这方面已足以使我们放心了。
各位读者可能会想，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要求目的何在？不管舆论如何，必须相信，这些要求是现实存在，而且它们已深刻地印在阿拉伯人的政治向往之中。
如果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决定，不执行卡特鲁将军向“宣言之友”所认可的那些原则，那么它很可能会发现，“宣言之友”的所有政治主张都会从那件事实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即他们把同化政策看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法国行政当局那时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只要消除“宣言之友”的各种论点，也就足以让这个事实变成可以接受的了。这表明当局宁愿以监狱和压迫来对此做出回答，那真是一个十足的愚蠢做法。
结论
正值一个动乱的时刻，法国的舆论对阿尔及利亚事态改变了口径。它背离了阿尔及利亚，并利用这种众说纷纭的机会，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意在说明，阿尔及利亚的事态也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政治危机也并不是普遍存在，仅只是由几个职业煽动家哄起来的而已。这些文章之所以引人瞩目，并非是因为它们的资料翔实、说理客观。比如其中一家报纸就说，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宣言之友”的主席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家长，而这个党的领导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一直由麦沙里·哈基担任。最近他也已被捕。另一家报纸则把乌雷马斯派说成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一个政治组织。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群众团体。另外，他们直到1938年仍然支持同化政策。
在这些匆匆写成的文章中，情况极不真实，大家从中得不到任何有教益的东西。至于阿尔及利亚的屠杀，如果没有职业煽动家参与，倒也确实无法解释，这倒是真的。而另一件事也确是实实在在的，即如果这些煽动家不利用一种政治危机趁机插手的话，也便察觉不到他们的活动，而对这种政治危机如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不但是白费心机而且也是危险的。
这次的政治危机已然持续了好多年，并没有奇迹般的突然消失。相反地，它更加恶化了。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消息，都使人想到，这种政治危机今天是建立在愤恨和不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且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盖尔马和赛蒂夫的屠杀，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中引起了深深的不满和愤慨。随之而来的镇压活动，也已加剧了阿拉伯民众的恐惧情绪和仇恨心理。在这种气候下，一个坚决的，同时又是民主的政治行动，就会减少它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也并不是使我们对此悲观的理由。国民经济部长已经着手实施一个粮食分配措施，如果能把这个措施继续下去，那么便足可以改变经济形势的糟糕局面。但政府当局必须坚持和扩大实行1944年3月7日的法令，这样便可以向阿拉伯民众证明，任何不满情绪都不能阻挡法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输出法国人民普遍享受到的那种民主制度。但向阿尔及利亚输出的绝不是空洞的演说，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意把北非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应该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我们的决心，让世界人民通过法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来认识法兰西。我们应该表明这种决心，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也不管新闻媒体的宣传攻势如何强大，我们都应该矢志不移。我们应该坚信，在北非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义，那么法兰西的一切也都无法得到拯救。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多了，它并非使所有人都那么开心。对于偏见和轻率行事，并不是轻易便能战胜它们的。但我们却永远相信，这样做是理智的和稳重的。今日之世界，各方面都充斥着仇恨，到处都有暴力和武力，到处都有屠杀和喧嚣，它们把空气搞得污浊不堪，使我们如置身于可怕的毒雾之中。我们所能做的，无论是为谋求法兰西的真理还是人类的真理，我们都应该使之为反对仇恨而努力。无论花何种代价，我们都应该极力安抚这些在长期灾难中挣扎的人民那颗破碎的心灵，并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自己，至少应该努力做到不要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辛酸的生活中再加上任何负担。这是正义的无边伟力，只有它才能帮助我 4eec." >们重新获得阿尔及利亚和它的人民。..
致一位阿尔及利亚活动家的信
亲爱的克苏：
我度假回来方始看到了您寄给我的那些信。我想，我这封表示赞同的信是太晚了些。但我觉得我需要向您表示我的赞同，因为我如果对您说，此刻我在阿尔及利亚感到很不舒服，就像许多人感到肺部很不舒服一样，您会很容易相信的。自8月20日以来，我差不多已感到绝望了。
假如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现在能够忘记菲利浦维尔和其他地方的屠杀，那可真是人心已经做到清静无为了。相反地，假如镇压一旦发生，它便能够激起阿拉伯民众对法国的信任和尊重，那也真可算另一种类型的精神错乱了。于是，我们藏书网就开始了互相攻击，醉心于互相制造麻烦，而且是无休无止。这种想法使我有不堪重负之感，并且使我每天都感到烦恼异常。
但是，就您和我来说，我们的情形十分相似，有相同的文化教养，有着共同的向往，长久以来便亲密无间，并且由于我们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并非敌人，而且我们都能够在这一方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共同幸福地生活着。这是因为，这一方土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没有您和您的兄弟们，那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您也不可能把它同我本人分开，同样，也不能把我同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分开。
对此，您曾经有过很好的说法，比我这样说要好得多了：我们被判定要共同生活。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人，谢谢您曾提醒人们，他们并不都是嗜血成性的屠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生息的历史已有一个多世纪，而且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出现的问题同突尼斯和摩洛哥出现的问题不同，在那两个国家，法国人居住的时间相对的要短一些，人数也少，“法国的事”在阿尔及利亚不会就此消失，而法兰西的影子在阿尔及利亚会突然间不见的梦想是幼稚的。反过来说，同样也没有理由让九百万阿拉伯人像被遗忘的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亦即是说，没有理由认为，大群被抛弃的、被奴役的、默默无闻的阿拉伯民众，他们的梦?.t>想也是谵忘型的妄想。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生存繁衍，源远流长，其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并非可以任意拔掉的。然而据我的意见，这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权就此斩断那个使他们同阿拉伯的文化和阿拉伯的生命连接的根苗。我曾全力维护过我的这种生命（您知道，为此我曾被驱逐出我的国家），也曾维护过我们共同具有的那种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刻改革的思想。然而他们却不相信这种思想，他们一直梦想控制别人，而且认为这种控制会永远存在下去，却忘记了历史在不断地前进，忘记了这种改革对他们来说，现在尤其必要。您所指出的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首要的、不能有丝毫松懈的努力目标，都是应该刻不容缓的进行的工作。只有一个条件才能使它成为不可能，那就是为实现它而提前把它投入法国人的或阿拉伯人的血泊中。
然而，今天讲这些，经验使我知道，就是使自己处于两军对垒之间的无人区，就是在两军阵前的弹雨中说教，而这场战争又是一场骗局，众人所流的鲜血，如果有时候可以使历史向前推进的话，这一次却把它向着更野蛮、更痛苦的方向推去。而那种敢于以自己的心灵并不顾痛苦而高声呼喊的人，他除了嘲笑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样的回答呢？但却必须高声呐喊，因为这是您，是您提议这样做的，我不能听任您采取这种强烈而又必要的行动而不向您表明我兄弟般的声援。
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尽管限制很严，但对话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还在于缓和紧张状态，哪怕这种缓和程度极小，时间也极短。为此，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说服他们不要急躁。对法国平民不可饶恕的屠杀，引发了其他方面令人惊异的破坏，这种破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对阿拉伯人民财产的损失。这就好像一些狂躁而激动的人，他们明知这是一种强迫婚姻，却又不能摆脱，于是便决心下死命地把对方抓住不放。既然被强迫和对方生活在一起，却又不能互相心心相印，他们便决定，不如同归于尽的好，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对方的暴力行动为自己找到了反抗的理由，也采取了暴力行动。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暴风雨便在我们的国家肆虐起来，其结果便是造成了一场普遍性的大破坏。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对抗中，动乱的烽火便席卷全国，明天的阿尔及利亚将成为死尸遍地的废墟。那时，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使它在本世纪恢复元气。
因此，必须刹住这种不断升级的对抗，而这，也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我们不能撒手不管。我们，我们法兰西人，应该为制止这种压迫使其不敢成为一种集体的共同行动而斗争，为使法国的法律能够保持其开明和明确而斗争。我们要指出我们这方的错误，并指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伟大民族应尽的义务，而这个民族不应该以同样的手段来回答另一个民族的排外性仇杀。最后，为使非常需要并具决定意义的改革能够重新启动，我们还要在未来的道路上.，在阿尔及利亚创造法兰西-阿拉伯共同体。而你们，阿拉伯人，应该站在你们那边，不厌其烦地向你们的人指出，恐怖主义一旦到了屠杀平民的地步时，那不但使人有正当的理由怀疑其政策的成熟性，而且还要使反阿拉伯的因素增长，提高了他们反对阿拉伯的论据的分量，并使得法国的自由舆论不好开口，而这些舆论恰恰能够找出并使双方接受和解的办法。
有人会回答我，也正像有人会回答您一样，说和解已经过时了，应该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并且还要战而胜之。但您和我都知道，像这样的战争，将不会有事实上的战胜者，因为无论是战后还是战前，我们都将而且一直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双方的命运联系得紧密异常，以至一方无论有任何行动，都会导致对方有连锁的反应。犯罪行动会导致犯罪行动，狂暴得到的也必将是狂暴，那结果也必将是一方的克制会使得另一方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你们这些阿拉伯的民主人士不能尽到安抚的责任，那么我们这些法兰西自由人士，其结果是先于你们.而失败。如果在我们的义务面前我们表现得懦弱，那么你们那些可怜的言论也必将会一风吹散，也必将会被残忍的战火焚烧个净尽。
亲爱的克苏，这就是为什么您想做的事使我感到自己有共同责任的原因。我预祝你们，也预祝我们自己成功。我愿意相信，并且极力相信，和平，将在我们的田野上显现，将在我们的丛山和海岸上显现。那时候，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会在自由和正义的旗帜下重新和解，那时我们将努力忘却把我们两个民族分隔开来的今日之鲜血。待到那一天来临之时，我们这一对双双被放逐到仇恨和绝望之中的伙伴，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
四分五裂的阿尔及利亚
缺席者
许多人聚集在波旁宫已经三天。只有一家缺席：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法国众议员被指定对一项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发表意见，为此召开了五次会议，但三项议题一项也没有议成。至于政府部门，首先粗暴地表示，在国民议会不表态之前，它不做任何决定。随后，又不无果断地决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必须取得一个议会的信任才能表态。而议会呢，他们对自己使用的词句都要在字典上查出其确切的含意才能讲出来。大家不难看出，法兰西依然如此，但在它的身后，阿尔及利亚正在死去。
我们对那些抓住各种机构死死纠缠者，如基雅特，和提出各种要求并且贪得无厌的人，本想不予指责，但时间是不容情的。我们议事日程的进展与否，对阿尔及利亚来说就是鲜血。议会的三次投票，将以又一批死者为代价。被割断喉咙者的孤独的喊叫，对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回答，对那些只知道翻字典的人的回答，就只有拿起武器。
然而谁又能替被重新征召的后备兵的悲剧想一想？谁又能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阿籍法兰西人的孤立无援想一想？谁又能为阿拉伯人民的焦虑不安想一想？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兰西，它甚至也不是阿尔及利亚，它是一片被遗弃在遥远的地方一块无人知晓的土地。对那里的当地人无人理解，它的士兵使人感到不舒服，它的法国侨民是外来者，它被浸泡在一个装满鲜血的酒瓶里。它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缺席者。想想它的过去和它这次的弃权，会让某些人心头痛苦，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是想讲话的。但那条件是保持沉默。
难道最近的那些教训就没有半点儿可以吸取的吗？我们预定在8月20日以前要解决问题的日期已经超过了。必须进行的，而且可能进行的选举，在没有实现停火的前提下是没有指望的。两国人民的鸿沟在加深，极端分子的冲突正在使破坏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制定一项坚定的政策，而且由政府出面予以明确的界定，并且立即付诸实施，才能避免最严重的局面出现。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反对者以同样的心情向政府施加压力，并且鼓励这个政府中的官员从办事程序上给政府制造困难。就这样，一些慢腾腾的软弱无力的措施，不断在瘫痪者和癫痫者之间进行这种白痴般的对话。
但机会还是存在的。这种机会存在于自由的比较之中，即存在于目前各种力量有决定意义的会晤之中。在这种会晤中，只有坦白地陈述己见才能推翻某些障碍，即某些横卧于阿籍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甚至和宗主国之间的障碍。如果字典和会议日程阻碍这种以个人交往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至少要尽可能地准备应付办法。就我个人说，我愿意在将来的某一天出一份力量，不管对各方面阐述一种公正的立场有多么困难，我都愿意去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语汇的缺乏和言辞的失误，是无关大局的，只要能够做到，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把被放逐的阿尔及利亚拉到我们中间来，并连同它身上的创伤一起列为议事日程，以使我们在这方面无愧于心，也就行了。
圆桌会议
心理学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但倘若没有心理学，可以肯定，会把政治问题复杂化。在阿尔及利亚，鲜血就足以把人群分化开来，我们还不算那些愚蠢做法和轻举妄动。阿籍法兰西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嗜血成性的野蛮人，同样，也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杀人狂。宗主国里所住的也不只是那些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和一些怀旧的将军。同样，阿尔及利亚也并非法兰西，像一些傲慢无知者所顽固坚持的那样。但那里确也居住着一百多万法兰西人，这一点也确实被一些人忽略了。所有这些把问题简单化的看法，只能加重问题的恶化。更加上，两种看法都为自己辩护，只有等到事态严重时才彼此交换意见，但为时已晚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双方都力图证明，在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注定是要活便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这实在是荒唐之极。
当然，人在处于极端绝望时，可以选择死亡这条道路。但为了避雨便向水里跳，那是不可原谅的，而为了求生而去死，更是不可原谅。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召开一个圆桌会议的理由。在事态恶化之前，各方的代表，从殖民当局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案。的确，人类离群索居或者党同伐异地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是不好的；而长时间的互相仇视或卑躬屈膝地生活，甚至生活在幻想中，也是不好的。今日之世界，是看不见的敌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也是抽象化了的战斗，所以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昭然若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之缓和。听其言，并且观其行，可以使战斗成为原则的战斗，但也可以使其毫无意义。因此，圆桌会议召开之日，也便是彼此互相负责之时。
然而，这种会议的召开，必须光明正大，必须具有极高的透明度。谈到光明正大，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我原主张，此事不能交由政府单独去做。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如果召开这种会议，又的确在它们的职权操纵之下，这是个事实。所以，这也正是使我们心中感到不安的所在。但至少这种圆桌会议应该是有利于制定一个不能过于讨价还价的新的方案。
关于透明度问题，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事情。所以，我将写几篇简明扼要的文章，这我已经说过了，并把这些文章交给与会的每位代表，并告知他们，他们的谈判对手在哪些方面的观点是和他们对立的。然而，客观并不是中立，努力做到互相理解，其意义只能是有利于做出决定。因此，这个工作我要坚持到底。我们要明确地表示，必须消除绝望情绪，因为在今天，在阿尔及利亚，绝望就意味着战争。
心安理得
宗主国同阿尔及利亚籍法兰西人之间的裂痕，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深过。为了首先讲一讲宗主国方面的问题，关于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殖民政策方面的问题，就像一桩公正的诉讼案一样，都已成为过去，而且这桩公案其全部过程已然完全呈现在生活在那边的法兰西人的面前。对此可以互相谅解，不应再谈了。不过，当您读一读某些报道文章便会知道，好像果真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法国移民一个个都是手持马鞭，口衔雪茄，骑着高头大马的绅士一般。
埃比纳尔的这种形容法是危险的。这种对那边的法兰西人普遍藐视的看法，或者以轻蔑的沉默对待我们那边的一百万同胞的做法，或者不加区别地以某些人的罪行代替一般，从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对于我们想把局面缓和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起阻碍作用。因为这种态度很自然地会引起阿籍法兰西人的反感。的确，在目前形势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作为宗主国的法兰西，正在他们身后向他们开枪，对此，我提请宗主国的读者认清其严重性。
为阿籍法兰西人着想，我打算以后再指出，这种想法是太过分了。但却也不能阻止它的存在，而且，那边的法兰西人，在孤立无援的苦涩心情下，团结起来，一般是不会产生分化的。今天，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最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明豁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可以加快问题解决的步伐，可以使阿尔及利亚在血泊中僵硬之前便找到解决的途径。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必须有必要的鉴别，以便在公正的原则下，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建立起互相负责的精神。
这些鉴别一般地说是很容易的。百分之八十的阿籍法兰西人并非移殖民，而是工薪阶层或商人。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尽管高于当地阿拉伯人，但与宗主国的工薪比还是低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阿尔及利亚各行业的最低工资保证额，其比率，比宗主国最差的地区还要低。此外，以工资报酬算，一位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五口人，其工资为七千二百法郎，在法国则为一万九千法郎。这就是所谓的发殖民地之财者。
然而，就是这些小人物，却是目前形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的名字不见于我们报纸上那些想购买外省土地或巴黎房屋的启示名单中。他们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将来也要终老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唯一希望的是，不要恐怖或威胁，不要在自己工作的矿井下 88ab." >被杀害。难道真的需要躲在穷乡僻壤的乡村里的这些辛勤的法国人，为殖民主义的法兰西所犯的巨大错误去抵罪、去受杀掠吗？凡是作如是想法的人，首先应该直言不讳；其次，如果说阿籍法兰西人在这方面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法兰西的法国人也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这样做是非常容易的事。
事实上，是谁三十年来把所有改革方案都一直束之高阁？除了由全体法国公民选出来的那个议会之外，还能是其他人吗？是谁对阿拉伯人的痛苦充耳不闻？是谁对于1945年的镇压表现得无动于衷？除了大多数的法国新闻媒体之外，还能是谁？最后，是谁，以卑鄙无耻的心安理得的心情，在等待着阿尔及利亚出现流血事件？除了法兰西之外，还能是谁？
如果阿籍法兰西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偏见的话，那不正是他们的宗主国所造成的吗？法兰西人的生活水平，曾经是相当低的，然而，倘若没有数百万阿拉伯人的苦难，岂不是更低吗？整个的法兰西就在那些人的饥饿中养肥了。这就是事实。而唯一无辜的人，是那些青年人，正是他们被派往战场上流血作战。
宗主国的各层政府仰仗新闻机构令人快慰的麻木不仁和公众舆论，在立法者们阿谀奉承的支持下，是当前灾难的第一和真正的责任人。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些依靠可怜的工资勉强活下来的几十万名阿籍法兰西劳动者（他们在三十年内增加了三倍），为了拯救宗主国而拿起武器前来作战。如今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拯救者对他们的藐视。他们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还有，那些犹太居民，几年来一直置身于法兰西反犹太主义和阿拉伯人的猜疑之间，由于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漠不关心，今天，他们不得不要求离开法国到另一个国家去安身。
我们应真心实意地承认，错误是集体犯下的，但我们也无须抱有补偿心理，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一旦补偿的费用被加在别人身上，便会立即引起反感。再说，作为一种政策，谈不上补偿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在政策上补救，并且要公道行事。依我之见，应该对阿拉伯人民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大张旗鼓的补救措施。但这种措施应该由整个法兰西来实施，而不应该用阿籍法兰西人的鲜血来换取。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布这样去做。但我也知道，做这些事不能离开集体行动，并且要摒弃偏见，这样才能建设出一个崭新的阿尔及利亚。
真正的放弃
关于阿尔及利亚同其宗主国之间的鸿沟，我曾经说过，宗主国应该帮助其把沟填平，并放弃其简单化的煽动群众的工作。而阿籍法兰西人，也应该做这件工作，并抚平自己的痛苦，消除自己的偏见。
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抱怨，丝毫改变不了紧紧束缚我们大家的这种现实。不管他们本身是否愿意，阿籍法兰西人正面临一种选择，即他们必须在重新征服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作出选择。前一种政策意味着战争和普遍的镇压政策，而后一种政策，按某些阿籍法兰西人的说法，是一种放弃政策。这种意见，并非仅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而且还是一种错误，它可以变成一个致命的政策。
对于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这首先是最高的放弃形式，它的名字就叫做不公正。在阿尔及利亚，这种放弃已经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如果它不解释自己这种极端做法，就应该解释它产生的原因。
另一方面，赞成改革，也并不是像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乃是赞成对无辜的平民进行杀戮，是一种罪行。恰恰相反，此举乃是为了避免使无辜者流血，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都是如此。因为回避对法兰西人的屠杀这个事实，而强调镇压有些过头，那也的确是使人反感的做法。然而，只有坚决地避免过火的镇压，才能有权谴责屠杀的事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协调起来，恰恰是这一点，要做到也确实是很痛苦的事。
最后，也是我们问题的核心，即拒绝改革，就是实行一种真正的放弃政策。对此，害怕引起愤怒，只能说明在事实面前的退缩。阿籍法兰西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同化政策是失败了。首先是这个政策从未有真正地实施过，其次是阿拉伯人民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不可能同我们法兰西人的个性复合成一个的。
这两种个性，被客观事物的力量互相连接在一起，它们可以互相结合，也可以互相破坏。在阿尔及利亚，其选择并非存在于放弃或重新征服之间，而是存在于要么互相联姻，要么两种排外思想共同死亡之间。
在拒绝承认阿拉伯个性的同时，法属阿尔及利亚将朝着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反的道路走去。因为拒绝改革，只能有利于反阿拉伯人民的事业。与其无休止地攻击宗主国，并攻击它的缺点，我看还是以帮助它制定一项符合阿尔及利亚实情的解决方案为好。阿尔及利亚的实际情况，一是人民生活困苦和阿拉伯人的外流，二是阿籍法兰西人的安全权利得不到保障。如果后者愿意等待由四位懒洋洋打着哈欠的政治家，在两次选举巡视之间产生方案的话，那他们就可以选择精神上脱离的办法。
但如果他们愿意保护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并使之能够实现，即在一个和平安定的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共同体，该共同体可以使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在向着未来的大路上迈进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走到我们中间来，他们也便可以具有一种真正的力量来讲话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他们还应该明白，我们希望他们能在这里高声呼吁，不是法兰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中，而今天决定他们和法兰西命运的乃是法属阿尔及利亚。
对手的道理
如果不能全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至少也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办法，为达此目的，我还应该向阿拉伯的活动分子们进一言。对他们，我仍然坚持要求他们不要把任何问题简单化，不要把阿尔及利亚的未来道路堵死。
我知道，这些活动家喜欢听令人鼓舞的演说，他们有这种习惯。假如我是一个阿拉伯的战士，并且法国人前来向我表示，要无条件地支持我的话，我肯定会热情地接受这种感情。但作为一个天生的法国人，而且自1940年以来我就坚决作出了这种选择，而且直到大家不再想当一个德国人或一个俄国人时，我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依据我真实的身份讲话。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阿拉伯的活动家们在读过我的文章后，至少要思考一下这个人的论点，他二十年来，甚至在他们的工作在巴黎被发现以前，他就已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在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保卫了他们要求正义的权利。
请他们首先要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事业，因为他们希望放弃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如此，在其他方面亦是如此；再请他们认真地区分一下哪些人要求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补救工作，因为他们希望法兰西强大起来，并且也要处事公道。对这两种人要善加区分。我已经说过了，前一种人的友谊，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可靠的。而后一种人，他们从前和现在都是成熟的。只不过必须防止他们因受遍地血污的影响，或因盲目的不妥协做法，而使他们的艰苦努力化为泡影。
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首先应该受到谴责，受到阿拉伯民众运动的谴责，其方式应该同我们自由的法兰西人一样，我们谴责那些实行镇压的人。倘不如此，那么指导我们行动的无辜和犯罪的相对定义就会消失，就会消失在普遍犯罪的混乱之中，那么它的逻辑必然是全面的战争。自8月20日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已经没有了无辜者，当然，在此之前死去的除外。除去那些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犯罪者，其区别仅在于一些人是老罪犯，一些人是新罪犯而已。
这可能就是历史的法则。当被压迫者以正义的名义拿起武器时，他们已经向着非正义迈出了一步。但不管他们向前迈出多远，如果这是历史的法则的话，也同样是思想的法则，即他们不断地为被压迫者呼吁正义，但却因超过了某种界限，站在非正义方面而不赞成正义的行动。对平民的屠杀，除了进一步推进了压迫的力量外，却恰恰超越了这些界限，当务之急，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建议，它关系着未来的前景，稍后我将要提出。
下面谈一谈不妥协的问题。在北非运动中有远见的活动家，即那些懂得阿拉伯的未来，关键在于尽快地使穆斯林民众具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的人，他们似乎有时候被一种盲目的运动搞得不知所措，这种盲目的运动，不考虑日益增长的广大群众的巨大物质需求，而梦想实行泛伊斯兰教主义，这种泛伊斯兰教主义，在开罗的设想远比历史的现实要好，这种梦想本身是值得尊重的，然而它却背离了近期的前景，因此便很危险。不管人们对技术文明做何种想法，也不管它本身有多少缺陷，它却是唯一能够使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过得去的一种社会进步。这并非是通过东方来使西方在物质上翻身，而是通过西方本身，在东方文明中找到食粮。突尼斯的劳动者在这方面没有搞错，他们是在布尔吉巴的身后同工人总联合会站在一起，而不是在沙拉赫·本·约瑟夫的身后。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人，我曾经说过，不管怎样，他们都不能支持那一派人，那一派在阿拉伯民族运动中，行动上是过激主义分子，理论上是倒退派。法兰西人对有资格讲自由和正义的埃及或者对西班牙的宣传民主不予评论，他们应以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的身份讲话，而不应以埃及人的身份讲话。他们在斯大林的坦克面前，不能当纳赛尔的辩护士，也不能为佛朗哥辩解。总之，他们不应该做他们自己信仰和自己国家的掘墓人。
阿拉伯的知名人士终将会被法兰西的知名人士所承认，但为此，法兰西必须存在下去。因此，我们，今天正在呼吁对阿拉伯知名人士的承认，我们便同时成为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知名人士的捍卫者。这些知名人士是一个民族的知名人士，这个民族也是世界各伟大民族中唯一有勇气承认对手的道理的民族，而这个对手又是正在同我们进行殊死搏斗的对手。可这样一个国家，却在令人愤慨地为种族主义招魂，其原因，乃出于一小撮人的愚蠢行为。然而，尽管它有着许多错误并且表现得很不光彩，但这个国家今天仍然可以向阿拉伯人民提供一个走向美好前景的最好机会。
11月1日
阿尔及利亚的前景尚未完全得到协调。但我们已看到了，各方都在认真地审视对方的道理，协议将可能实现。签订一项协议是势在必行的事。因此我们现在应做些准备，以便论证一下各种必要的条件和各种局限。但在这个周年纪念日里，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在此之前，双方仍然怀着加倍的仇恨而互相杀戮，那么我们这种努力就将毫无用处。
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这两个民族仍然在一种排外情绪的支配下，互相闹对立，并且准备着互相仇杀，那么任何好话便都不能再使阿尔及利亚重建和平，也正同任何改革都不再能使阿尔及利亚在废墟上站起来一样。凡是这种人，不管他们如何有道理，也不管他们如何疯狂，只要他们意在互相残杀，那就是他们存心要毁灭自己。没有理智的盲动者，要求实施全面的镇压，那他们就是同时宣判了无辜的法兰西人的死刑。同样，那些勇敢地并且卑鄙地密谋将来进行谋杀活动者，其实也是在准备对阿拉伯民众的杀戮。
至少在这一点上，法兰西-阿拉伯共同负有全部责任，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为大家所公认的这种责任，表现在许多无谓的牺牲了的兄弟身上，也表现在负有同样任务的活着的人们身上。但无论是死者还是活着的人，都无法逃避责任。
因此我认为，无论任何人，法兰西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不能沉迷于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血腥逻辑中去。无论任何人，这一方也好，那一方也好，都不应该拒绝为双方的冲突规定一个界限，以防止就此陷入冲突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我建议，冲突的双方要公开地许下诺言，不管形势如何发展，都不许损害平民百姓。这一诺言，在目前不能使形势发生任何变化，其目的仅在于消除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防止将来伤害无辜的生命。
这两种想法将来怎样实现呢？出于明显的原因，这一主动做法由法国来做是可取的，由阿尔及利亚总督，或者法国政府，无须通过谈判或磋商直接承担起来便可以了。或者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由双方共同实施一种不太政治化的措施来予以解决也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做法应该由阿尔及利亚三个共同体的宗教领袖监督实施。这样，其宗教领袖也无须通过谈判来订立一个超过其职权范围的协议，只要简单地起草一份没有任何歧义的声明即可。这样，既然消除了对过去的无谓争吵，那么未来就好筹谋了。
这样一种举措，无疑将对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大有帮助，这样说并不过分。如果不这样，解决问题将成为不可能。破坏性的战争同一般的武装割据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除了进一步造成破坏之外，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后者可以通过裁判获得和解。
就裁判而论，我们所主张的公开裁判应该是先决条件，这样做虽然还不够，但却是必要的。一开始就排斥这种做法，就会导致公开地承认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不重视这个事实，这是其一；其次便是公开承认，除了针对一种无结果和无限制的破坏之外便不管其他。因此我明白何以敌对的一方竟会拒绝另一方的一个纯粹的而且是明白无误的人道主义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在表达上是明确的，其后果是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地，任何一方都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不放弃自己任何合法的理由。然而，任何人也都可以这样做，却不讲出自己真正的企图，这也是事实，对此也应予以考虑。
全民休战
各种邮件、新闻报道甚至电话，没有一天不给我们带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可怕消息。到处都回响着呼吁声和抱怨声。在同一天上午，我就收到了一位阿拉伯教员写的一封信和一位朋友写来的一份呼吁书。信中说在他的村庄里有几位同事，未经判决就被枪杀。呼吁书里写道，那里的一些法兰西工人，竟在自己劳动的现场被杀害或被打成残废。在这个遍地积雪、遍地泥泞的巴黎，你必须生活在这种使人心悸的氛围中，而且这种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
如果这种不断的恐怖气氛能够结束，那岂不是应天意顺人心的事！如果今后这些阿尔及利亚悲剧的受害者仍然互相残杀，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同一个不幸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在深夜里摸着黑，并且互不相识，便在盲目的混战中死去。
再说，这种悲剧也绝不会使大家流出同情的眼泪。甚至还会有些人站得远远的为此而幸灾乐祸。这些人并且还善于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从旁边火上加油，而且总是那几句话：“干吧！再用点儿劲！你们看，那个人多么残酷，去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好家伙，如果在阿尔及利亚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在这场向死亡和仇杀奔跑的路上落了后的话，听了他们的话，准会拼命地向前赶。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多久，阿尔及利亚剩下的人就只有谋杀犯和被谋杀者。过不了多久，那里的被杀害者就只能是无辜者。
我知道，暴力总是先行的。长期以来，殖民主义者的暴力就是对反抗他们的人冠以这种头衔。但这种辩解只能施之于武装反抗。但是如果对大量的反抗不了解或者闭口不谈，那么又怎样来谴责这种暴力的镇压呢？反之，如果接受大批的阿拉伯人未经审判便被枪杀的这个事实，那么又怎么会对大量的法兰西犯人的被杀害表示愤慨呢？每一方都以另一方的罪行为口实，从而做得比另一方更甚。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行事，那么除了无休止地制造毁灭之外，就别无他法。
“必须选择自己的阵地，”满怀仇恨者这样大声疾呼。噢，我已经选好了！我选择的是我的家乡，我选择的是正义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地结合！我希望阿拉伯的社会活动家，为了维护他们事业的正义性，也要选择谴责屠杀平民百姓的做法，对法兰西人亦是如此，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拯救自己的未来，他们应该公开谴责实施屠杀的镇压手段。
当敌对方认识到与他们有着共同利益的我们的这种努力和明智之举无法做到时，当一切表明夹在赌博器和口号机之间的法兰西无法制定一项既开明又现实的政策时，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绝望。但现时，这一切尚未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反对制造仇恨而斗争到底。
至少，我们应赶快行动。每过一天，阿尔及利亚就向毁灭前进一步，就会使它的人民群众在苦难中多挣扎几年；每死一个人，就会使这两个民族多一分隔阂。明天，它们将不会再在鸿沟两侧互相对峙，但却凌驾于共同的鸿沟之上互相对峙。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将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不管这个政府如何，它将有处于走投无路境况的危险。
那么阿籍法兰西人就应该采取必要的主动措施。我知道，他们对巴黎存有惧意，这也并非他们总是错的。但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该做些什么？该提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那么别人就要替他们做了，随后，他们还要抱怨什么呢？有人对我说，他们中的某些人，突然灵机一动，选择了支持布热德的做法。我还不愿意相信这将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自杀手段。阿尔及利亚需要的是创造精神，而不需要陈旧的口号。它正在因受到仇恨和不公正的毒害而渐渐死去。要想自救，就只能把仇恨予以中和，而要消除仇恨，就只能依靠强大的创造精神。
所以，应该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对阿籍法兰西人说：“在保卫你们的房屋及家庭的同时，你们还应该拿出力量来承认你们的对手所做的事情中正确的方面，同时，也要谴责他们在镇压中不对的做法。你们应该成为拯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第一批出谋划策者，应该在这同一块土地上，在各自的后代子孙中，建立起一种忠诚可靠的合作关系！”对于阿拉伯的活动分子，要说的也是这些话。在为保卫自己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他们最终也必须放弃对无辜者的谋杀，并应该为实现美好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方案！
对所有的人，我要高声疾呼：休战！休战，直到问题解决之日！停止对平民百姓的屠杀，双方都应如此！只要控诉人不拿出证据来，所有的控诉都不起作用。法兰西和阿拉伯的朋友们，请你们不要对这一最后的呼吁置之不理，因为这个呼吁，其目的在于使阿尔及利亚走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和平，而且不久将会走向富足并具有创造精神！除了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没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越过这个解决办法，就只有死亡和毁灭。各种活动到处都有，这我知道，一些勇敢的人，不管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他们都已重新集合起来，你们应该到他们当中去，并且要全力帮助他们！他们是阿尔及利亚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休战派
行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刻近了，但我们却看不到它已临近的迹象。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人手中有一个实际的方案，只在方法和手段上争吵不休。而争来争去，似乎大家都对如何举措不甚了了。
有人对我说，阿拉伯运动中有一部分人提出了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独立形式意味着，或迟或早总将要把阿籍法兰西人排斥出去。然而法兰西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之多，以及他们在那个地方扎根之久，已足以成为那里的一部分人民了。他们不能支配别人，但倘若不经他们认可，别人却也不能支配他们。
在他们那一边，一些殖民主义的狂热分子，走上街头，一边打碎橱窗一边高呼“镇压”，在取得胜利后，便把原先那种模糊的改革措施丢在脑后。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取消那里的阿拉伯人民，起码在思想上是如此。然而，这也是不管什么人和用什么权利手段都不可能办到的。
上面这些情况便是全面战争的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建设性的和解。相反地，我却认为昨天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声明是富有成果的。这个声明认为，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有单方面的谈判。不错，“单方面的谈判”这句话，其含义是矛盾的。因为只要有谈判，就必须双方都要参加，都要考虑对方的权利，而为了缓和局势，又必须作出某些让步。
有两种因素使我们这种分析遇到了障碍。第一，阿尔及利亚由于殖民当局的取缔，没有一个政治机构，而其保护国又对突尼斯和摩洛哥政权缺乏真正的尊重。第二，就是法国缺乏自己明确的意见，这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不稳定造成的后果。在这种只反对偏见的斗争中，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对手的意见到底是什么，于是只有滥加许诺。
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便在阿尔及利亚重建一个政治机构，这也正是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为了形成自己明确的意见，可以认同通过正常渠道选出来的代表进行会谈的必要性，对其代表，应明确地规定出自己能够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界限。其中有一个界限，今天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这样归纳：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士，则赞成；是埃及人士，则否定。另外，不可能指望大多数法国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刻，会同意向这样一个奇怪的伙伴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纠集了马德里、布达佩斯和开罗来反对我们。在这一点上，否定应该是绝对的。但这个否定也同样应该是坚强的和有力的，它应该是有助于给阿拉伯人民以正义，并有利于同他们自由地达成一个协议。
这件事要想获得成功，尚有待于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的舆论有一个严肃的转变。仅凭恐怖主义和镇压这种鲜血淋漓的婚礼，是帮不了忙的。或者节外生枝地使仇恨不断升级和加紧煽动群众，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应该是把尚能够与之对话的各方人士集合起来共同商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认为，法兰西和阿拉伯可以在一个自由的联合体中并存，还认为，这种共存可以毫无例外地给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共同体以公平，并且还肯定地认为，只有这种共存，在今天才可以把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在明天使他们跳出苦难的深渊。其实，这些法国人应该做的，是履行他们的责任，并为使重新对话成为可能而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而他们首要的义务，应该是竭尽全力要求使全民休战得以实现。
一旦这种休战得以实现，其他工作就必须跟上。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各界人士联合会不但必要，而且也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明而有力的司法机关，需要团结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士，还需要满怀信心地向着理想的未来迈进。这一切，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心，即所有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的决心。那时，休战派应该变成整个阿尔及利亚的派别。
如果不幸，这种联合是轻率的和盲目的，并在某种意义上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死亡，那么事实就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做法和我们的意见进行全面的审视，以期改弦更张。
然而，希望却使我们具有信心，它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在自己的道路上构建出明天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图。阿籍法兰西人，也是宗主国的法兰西人，以及阿拉伯人民，对这种希望负有困难的，但却使人感到振奋的使命。
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休战的呼吁
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休战
女士们、先生们：
尽管围绕着这次会议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尽管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今天晚上，仍然不讲分裂，只讲团结，因为团结乃是我最迫切的愿望。这也并非是因为我看到大家都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团结的愿望，也不是因为，比如，有这么一个人，一个作家，他把他生命的一部分拿出来为阿尔及利亚服务，但他的遭遇却是，在他开口讲话之前就遭到反对，并非是因为这些，才使我有那么一点儿失望（失望这个词有点儿轻了），不是的。相反地，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我们致力于缓和工作的急迫性。这次会议的召开，至少应该证明，对话的机会并没有丧失，这样，就可以不致使普遍存在的泄气情绪进一步发展。
我用了“对话”这个词。它的含义并不是组织这么一个报告会，由我来作报告。说实话，在当前这种环境中，我也没有心情作这样的报告。但我却觉得，到这个地方来，到你们中间来，进行一番人道主义的、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呼吁，至少要使那些恐怖活动有所收敛。并且把阿尔及利亚人的大多数，把法兰西人或阿拉伯人的大多数集合起来，以不使他们丧失自己的信念，我觉得我这样做，不但可能，而且我也把它视作自己的义务。我这次讲话，由组织这次大会的专门机构所安排，其内容是针对敌对着的双方而发，要求他们接受为全体无辜的人民的呼吁而休战。
因此，我今天只就这一个建议向与会的各位作一番解释，并且尽量简单一些。
我们首先要提出并且要坚持这一点，就是鉴于环境因素，我们这一呼吁，是超乎各种政治派别的，倘不是如此，我就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讲这番话。我并非政界人士，我的兴趣和爱好并不是在公众的讲坛上。而我今天之所以走上这个讲坛，是迫于当前环境的促使，也鉴于有时我还是个作家。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背景，随着事件的急骤发展，随着敌对双方互不信任的日益加深，与其说，我能讲出一些肯定的意见，倒不如说我更感到犹豫不决。讲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我唯一有资格讲话的一点是，作为个人生活的悲剧，我曾亲身经历过阿尔及利亚的苦难和不幸，并且尤其是对待那边的任何死者，不管是因何种原因而死去的，我都不能有也从未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二十年来，以我绵薄之力，我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这两个民族谐调起来。在历史的回答面前，可能有人在看到我这个顽固不化的、为两个民族的和解而说教的人的面孔时会发笑，因为历史在这张面孔前安排了两个民族，而这个人却偏偏在这两个民族进行决死的斗争中，对双方都拥抱。而他本人，却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可笑之处。在这样一个挫折面前，他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不能使自己的国家避免过分的痛苦。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凡主动支持这一呼吁的人，也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各类宗教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表示，要用他们最高的宗教使命来支持这一人道主义的义务。还有一些人表示，不管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也不管他们有何种感受，均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不错，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职业足以维持自己富裕的生活条件。他们可以和其他一些人一样，袖手旁观，可以站在一边数着街上的枪声，并且不时地发出几声忧虑的叹息。但他们所想的，仍然是建设、教育、创造，乃是生命的业绩，也是宽厚的成果。不应该继续把他们推向仇恨和鲜血的王国中去。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是沉重的，行动起来也是困难的，因此，这个决定没有赋予他们任何权利。他们要做的，只能是要求当局对他们的建议予以认真的考虑。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不想要求你们参加政治活动。要想探究问题的实质，我们很可能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支持。我们可以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上求同存异。如果翻来覆去地对各自的立场纠缠不休的话，在目前只能加重我们国家的混乱和互相仇视。
但却有一件事，至少这件事可以使我们大家团结起来，那就是对我们共同生存的这块土地的爱，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我们之所以焦虑不安，乃是因为面对着一个一天天变得愈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未来，面对着一种日趋恶化的混战的威胁，面对着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情况在变得失去平衡，而且每天都在加重。这就很可能造成一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重振阿尔及利亚的局面。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焦虑，我们才决心进行对话，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各自选择了自己所归属的阵线的人中间进行对话。因为就是在上述那些人中的最坚定的分子，甚至那些正在混战的人中间，我知道，他们的内心，也有不愿意听任谋杀和仇恨继续发展下去的愿望，他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幸福安定的阿尔及利亚。
正是基于你们心中的这一愿望，我们要向你们，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发出呼吁。正是对那些人，对那些不愿意见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变得支离破碎，不愿意见到它走到邪路上去的人，对那些不再重新纠缠过去的错误而面向未来的人，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可以立足于共同的出发点上，首先要团结起来，其次再谋求拯救人类的命运，再为最终能进行一种心平气和的讨论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样一个目标是适当的，也是重要的，依我看它应该得到大家广泛的支持。
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争取阿拉伯运动和法兰西行政当局，在双方不互相接触的情况下各自声明，在整个混乱时期，平民百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条理由，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乃是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我不打算多说。不管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起源有多远，情况有多严重，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造成那么多无辜者的死亡来作辩护。纵观历史，人类不能消除战争本身，但却始终在极力限制战争带来的影响。尽管世界上当代几次战争是那么可怕又是那么可憎，但对正义的声援和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因而，尽管在黑暗的战争年代，这只不过是一线微弱的光亮，但它却使人类没有完全绝望。而这种必要的做法，现在看来尤为迫切，因为从各方面看，我们今天的这场斗争，乃是兄弟姐妹间的残杀，而且在黑夜的混战中，武器不分男女老幼，也不管战士和工人，碰上者非死即伤。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这个呼吁，其目的也只不过为了拯救无辜者的生命罢了，因此它将得藏书网到广泛的支持。
它之所以得到广泛支持，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尽管阿尔及利亚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却还没有完全得到各方面协调一致的意见。如果对立的双方，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法兰西人，能够有一方认真地考虑一下对方的理由，那么至少双方坐下来讨论的基础会大大加强。然而，如果阿尔及利亚的这两个民族中，有一方指责另一方已开始准备行动了，那么双方又将会投入互相敌对的斗争中去，那时任何一种和好的尝试又将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我们的做法很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忧虑。然而，只要我们不同意虚无主义的仇杀和破坏的阿拉伯人和法兰西人发出理智的呼吁，这种事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
在这里，理智向人们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至少在这方面，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责任是推脱不掉的。无论就死者还是生者来说，也无论就破坏还是就希望来说，均是如此。这种共同责任，其使人感到心惊肉跳的内涵充分表现在无情的辩证逻辑中，即你能杀这些人，便会杀另外一些人，各自把错误都向对方身上推，而且以对方的暴力来为自己的暴力辩解。到那时候，关于谁应该负首要责任的无休止的争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由于不知道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好处，于是这两个既相同又有区别，但却都是值得尊敬的民族便满腔愤怒地宣判自己共同去赴死。
但能够使我们这一呼吁得到支持的，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乃是建立在一些事实之上的，而对这些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着一百万法兰西人，而且其历史已有百年之久；还有数百万穆斯林，他们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这里生活的历史已有数百年；还有许多宗教团体，他们十分强大并富有生命力。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共同生活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各条大路和各种民族的交汇处，这是历史的安排。他们在自由的竞争中，只能是这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向前多走几步而已。我们的区别，到那时只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大小，而不应该是互相对立的强弱。从我这方面讲，在那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只相信区别的存在，而不相信均衡的存在。首先要看根源，如果没有这条根源，自由的阿拉伯和创造的汁液就将会枯竭。然而，我们大家都会在残酷和突发的暴力所造成的全面瘫痪中，变得僵直而动弹不得。这就是斗争的不可调和所造成的后果，它可以在敌对双方引起无法压抑的愤怒，而且这种愤怒将不断地升级。
“已经不存在谈判的可能了。”这种论调扼杀了一切美好的前景，也扼杀了一切生机。由此产生的就是盲目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法兰西人决心对阿拉伯人不予理睬。尽管他们知道，阿拉伯人要求尊严得到保障的做法是合理的。而阿拉伯人呢，也决心对法兰西人不予理睬，尽管他们也知道，阿籍法兰西人在我们这片共同的土地上同样有获得安?9９ｌｉb.全和保持尊严的权利。大家都禁闭在积怨和仇恨之中，互相置对方的声音于不顾。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人提出了某些合理的建议，大家都对此持不信任态度，随之这些建议便遭到了歪曲，使之成为毫无可能实现的东西。于是我们便慢慢地自己编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这是新仇旧恨结成的死结，是残酷报复的死结，也是互相间不断积怨的死结，就像那些大家庭里的陈年旧账一样，其中的恩恩怨怨已是几代人以来就结下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出一个最公正、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做不到的。在这种形势下，其结局到底如何，很难想象，即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取得和解的希望，争取一个和平、新生的阿尔及利亚的希望也就渐渐地变得渺茫了。
如果我们想把握住一点儿这种希望，并至少要争取互相商讨之日能够实现的话，如果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相互的理解使这种商讨能够坚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种斗争的特点上做文章。我们已然被这种悲剧的广泛性和人们爱憎的复杂性束缚住手脚，不敢想象就此立即停止双方的对立。也确实如此，要对此采取行动，那将可能要采取纯政治立场，到那时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分化。
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种斗争不得人心上做文章，我们可以在不改变目前形势的前提下提出建议，比如双方可以放弃使这场斗争带上不可调和的色彩的做法，亦即是说，不要对无辜者进行杀害。这样一个会议可以吸收那些都在担心形势会不可逆转、苦难会无法挽救的法兰西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参加，这种想法倘若能实现，它本身就会对解决双方敌对的问题带来转机。
如果我们的建议有幸为双方所接受，那么我们不仅拯救了人们宝贵的生命，我们还将会为神圣的商谈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以使它不致被愚蠢的毫不妥协的做法所破坏，而且也将会为更正确、思路也更开阔地理解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开辟一块有益的土壤。只要能在大家提出的某一点上稍微有些解冻，我们就能指望有朝一日会在整体上解冻，就会打破把我们大家都禁锢在里面的那个仇恨和残杀的牢房。而我们每个人那时也将有权重新保卫自己的信念，有权解释自己不同的观点。
总之，这将是一个严格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就能够指望大家团结起来。到那时，我们不需要任何更加宽广的场地，只需要一块解决我们分歧的沃土便够了。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耐心。
但对这样一个既有限制又很重要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会不同意。为了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只需这样想一想，如果这一工作遭到了失败，尽管我们十分小心，而且把它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就会明白了。那时将要发生的是，两个民族最彻底的决裂，一切希望最终的破灭和一种我们尚不能说得很明白的灾难。我们的阿拉伯朋友中，那些至今仍然大无畏地和我们一起站在这个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受到双方火力的威胁，在双方不断升级的斗争中，已然是困难重重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将被迫让步，并陷入厄运之中。如果那样的话，任何对话的可能性都将被扼杀。不管直接的或间接的，他们都将加入这场斗争之中，那时候，他们便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全体法兰西人的利益所系，在于帮助他们，使他们摆脱那种厄运。
同样，全体善良的阿拉伯人的利益所系，也在于帮助我们摆脱另一种厄运。因为如果我们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遭到了失败，或者事实证明我们已无能为力，那么全体善良的法兰西人，他们希望当今的法兰西人能够同当今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他们相信这种共处能够给双方带来公平和权利，总之，他们肯定只有和平共处才能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脱离苦海。但如果我们遭到了失败，这些法兰西人就只有闭口不言。
如果不在这一广阔的共同体内取得一致的话，那么他们就只能转而投向另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我在这里指的是法兰西。这就是说，要轮到我们这些人了，我们或是通过沉默，或是通过协商，总之，我们要进行斗争了。对这两种演变趋势我们必须加以注意，而且它们还规定了我们行动的急迫性。我不能以我的阿拉伯朋友的名义讲话，但我可以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说话，这种情形在法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时候，许多法兰西人所持的论点将会同大多数阿拉伯人的观点相对立，如果他们已完全绝望，并且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我们是法兰西人，在我们对手的观点中，其正确的东西，不应该导致我们在法兰西及其人民中对那些要求生存和成长的人实施不公正的做法。不能要求我们，除了法国的民族主义外，对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表示赞同；不能要求我们，除了法兰西的罪孽外，对所有的罪孽都宽恕。我们已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既然必须加以选择，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外，我们不能有其他选择。”
就这样，同样的推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结论。于是我们这两个民族便只好最终走向分道扬镳的道路，而阿尔及利亚将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我们今天尚能够改变事情的面貌，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并威胁着我们的双重危险，我们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或者，我们能够成功，至少在某一点上我们达成一致，以减少一些损失，这样可以使事情向使人满意的方面演化；或者，我们便各持己见，从而走向失败，而这种失败对我们的未来前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以提出上述建议的说明，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的原因。因此，我的这一呼吁应该说是十万火急的。如果我有能力使我们当中每个人内心的孤独和焦虑发出声音的话，那么我就用这些人的话同你们交谈。至于我自己，我也曾一往情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为它耗干了我的心血，我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朋友们的友谊从未中断过，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尽管我了解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并分担这种苦难，但它对我来说，仍然是幸福的土地，是向我提供力量和创造活力的土地。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它长期成为一个苦难和仇杀的地方。
我知道，历史的悲剧通常以其狰狞的面孔来震慑人类。人类往往在它们面前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有束手待毙，等待着有一天蛇发魔女前来吞噬他们。而我则恰恰相反，我希望你们大家也和我有同样的信念，即魔女的法力可以被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心灵的力量、智慧和勇气，足以消除厄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敢作敢为，但却不是盲目地蛮干，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深谋远虑。
有些人是太容易向厄运屈服了。有些人太过于相信只有鲜血才能使历史前进，太过于相信只有强权才能战胜弱者。这种厄运可能是存在的，但人类的任务并不是忍受这种厄运，也不是听任它的摆布。如果我们的前人们接受了厄运的摆布，那么我们至今仍然会处于史前时代。文化人和诚实人的任务，既不是不要历史的斗争，也不是为这种斗争的残酷和不人道效力。他们的任务乃是，坚持这种斗争，在斗争中帮助人们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并反对这种斗争强加给人们的厄运。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历史才能真正地前进，历史才能革新。一句话，历史才能推陈出新。然而，历史也会重复，就像一个血盆大口，它有时吐出来的字眼十分吓人。目前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这一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一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历史最广阔、最壮丽的前景。我们也正处于白刃相对的决斗时刻，但世界却正以超音速前进。我们的报纸刚刚发表了我们外省互相争吵不和的报道，就在同一天，又报道了欧洲正在联合进行原子试验。明天，如果仅只欧洲联合起来的话，滚滚的财富就会覆盖住这个大陆，并且向我们这边涌来，那时我们这些问题和仇恨转眼就变成过了时的陈年老账。
正是为了这一尚难预料但却已为时不远的前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并且挽起我们的手臂。我们所处的这一悲剧中，荒谬和使人悲痛的东西，将在这个事实面前显现出来，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团结的，仅只是可怜的少数几个人，而他们所要求的，在世界范围看，也仅只是使一小部分无辜者免受迫害。但既然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坚决去完成，以便将来不愧做一个自由的民族，也就是说应该做一个既不使用暴力也不受暴力迫害的民族。
梅宗瑟尔案件
致《世界报》的信
（1956.5.28巴黎）
社长先生：
我刚刚听到我的朋友让·德·梅宗瑟尔在阿尔及尔被捕的消息，感到十分惊诧和愤慨。到目前为止，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我一直被迫一言不发，以免再给法兰西人增添痛苦，因为说到底，这种做法无论是对右派还是对左派我都绝对不赞成。然而，面对这种愚蠢和粗暴的做法，又不可能闭口不言，因为这样做，是对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一种直接打击。
我认识让·德·梅宗瑟尔已有二十余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唯一的两种爱好就是建筑学和绘画。例如奥尔良维尔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又矗立起来，就得益于这位伟大的建筑家。在阿尔及利亚被别人破坏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重建阿尔及利亚的工作。
就是在最近，在他所挚爱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名义和行动支持全民休战的倡议，这也正是我的倡议，而且这一倡议的主要原则已相继取得苏斯泰尔先生、拉科斯特先生和摩勒先生的同意。这个原则的主要精神，就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努力争取使无论是法兰西的还是阿拉伯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受到保护。这根本不同于现在或从前的那种谈判或者“停火”之类的行动，它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人道主义的举措，直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受到任何卑鄙无耻的攻击。我的呼吁书全文也已被发表出来，据我所知，也还没有人认为其宗旨是不光彩的，其用意是不良的。新闻媒体所说的“组织”，只不过指的是对我那个呼吁，在事物上和经济上承担义务的那个委员会，它得到了藏书网多方鼓励并决心在愈来愈使其气馁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到底。我们的安全部门，也无须花力气去“发现”这个“组织”，因为它的存在是尽人皆知的事。
而让·德·梅宗瑟尔，正是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至于说他曾与某些政党或派别有联系，那纯粹是言过其实和滥用职权。因为这个委员会从未同什么政党和派别有过什么关系。更有甚者，还说什么他有意为实行“停火”而组织谈判，甚或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云云。大家读了这些蠢话，一定以为是在白日说梦。
我也曾在报道中看到过，说让·德·梅宗瑟尔曾参加了“自由法兰西人联盟”。在那种情况下，参加者并非他一人，而且据有人对我说，该联盟曾经公开申明过它的计划，并提出了它的纲领，参加这样一个联盟绝非罪大恶极。逮捕自由主义人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是自由主义人士，这无疑是公开表明，只有2月6日的游行示威者才有对阿尔及利亚说话的权利。如果真是如此，我要恳请摩勒议长，把事情对我们讲明白，并请其公开表示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即所有不骂法国政府首脑的人，都有投降的倾向。至于我本人，如果我坚决反对任何投降的话，我自然也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政策的投降，因为这种政策，在我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弃政策，其责任是极大的。这一立场也正是让·德·梅宗瑟尔的立场。
如果他的活动有利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和阿拉伯无辜受害的人民，并且相反的这一条又足以对他提出控告的话，那么我也必须应该被捕，因为我不但现在从事这种活动，而且将来也从事这种活动，基于同样的逻辑，也必须逮捕红十字会的所有代表，以及摩勒先生和拉科斯特先生，因为他们也同意这个活动方案。特别是摩勒议长，就在一个月以前他还让我转告，他个人对这个委员会是赞同的，并对该委员会的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些赞扬之词应该给我那位被监禁的朋友的牢房带来一股清凉。当他受到这种侮辱性的待遇时，得知他的朋友们正在对他进行声援时，他将会感到安慰。在政府里或在其他地方，绝没有任何人能够对这位勇敢的法兰西人进行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国家一向是忠诚的，特别在他的行动中尤其如此。而相反地对他的逮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混乱局面，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未来前景一种名副其实的破坏。费拉加的参谋部今天应该放声欢笑了。他们笑得有道理。这种一味地倒行逆施丝毫也补偿不了我们外交上的各种致命缺陷。但如果这种事多起来的话，却足以对我们国家造成最大的破坏。?
然而，我却把这种政策上和警察部门应负的责任归咎于我们的政府。我现在所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释放让·德·梅宗瑟尔。我将尽我一切可能发动公众舆论，要求对他予以释放，随后还必须要求给予损害赔偿。因为不加节制地任意通过警察机关损害这样一些人士的名誉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附言：我从最近的报纸上获悉，加给让·德·梅宗瑟尔的罪名仅仅是“行为不慎”，对他的起诉将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行为不慎”乃是一个公民的勇敢行为，它丝毫没有损及法兰西的利益，并且得到官方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至于所谓的在“有限范围”内起诉，它只能增加我的愤怒。因为这谈不上什么有限范围，这是对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的侵犯，他的名字已在舆论界喊得沸沸扬扬。无论是在电台或在头版的报纸上经常听到和看到，而且伴之以令人气愤的评论。我在此强调，所有的自由人士应该站出来，要求立即为他恢复名誉。
不要听之任之
在让·德·梅宗瑟尔被捕一个星期以后，所有那些不择手段攻击他的材料便全部被背信弃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们利用起来了。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宣称，这件事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则说，他们对这件事的发生既觉得难过，又感到吃惊。实权在手的当政者们则空话连篇，言不及义。归根结底，此事若无阴险小人和阴谋诡计，何以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如果不是如此，何以会这样？对于我那位无辜的朋友至今仍受着牢狱之苦，并且那些人正秘密地加紧活动，而且他的律师们还不能同他接触。对这一切，使我提起笔来便感到万分气愤。从另一方面讲，在外表上看，并非宗主国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起支配作用，甚至也不是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但不管是谁，总之都是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自治很久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法兰西在那里的统治权由对立的两派实施。因此要维护这个统治权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或者干脆不予理会。的确，那些不主张在两方面作战的人，最终总是遭到背后射来的黑枪。那证明，在今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的的确确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有阴谋活动存在。这种阴谋活动的矛头乃是指向行政当局和法兰西的未来。在令人反感的传统警察部门中，一个由各种观点组成的大杂烩，曾试图通过威吓手法表明，所有自由主义人士都是叛徒，以使法兰西不敢以其武装为后盾实施一个开明的公平政策。我们这些能干的阴谋家唯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鼓励了费拉加，因为他们向费拉加们表明，在最诚实的法兰西人中竟有那么多人已经决定诚心诚意地把阿尔及利亚交给费拉加。至于要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寻求责任者，这件事还是请我们那些部长去做吧。至于我本人，所关心的却是政府应负的责任。
不错，我相信在专横地逮捕让·德·梅宗瑟尔这件事中，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事。但自从它了解了这件事，并为此感到遗憾的同时，它就已对这种非法的拘捕，而且一个无辜者依然待在牢狱中这一事实负有不容推脱的责任了。自这时起，政府便没有任何可以辩解之处了。因此，对这种卑鄙的监禁，每天，每夜，每时，政府都要负责。对这种非法行事，仅只表示遗憾没有丝毫用处，必须予以平反。敲桌子并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按照这些去做。倘不如此，我们便会因此永远留下一个政府当局疲软无力的形象，便会使人觉得，尽管它口头上宣称对各种事件起导向作用，但实际上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就会使政府失去了驾驭和平的能力，正如失去驾驭战争的能力一样，就会永远在其高喊自己德政的同时被人强奸。
让·德·梅宗瑟尔的朋友们，以及他本人，绝不会满足于泛泛的几句表示遗憾的辞藻。一个人的声誉和自由，绝不是用安慰和表示难过所能换得。相反地要有实际行动，有足以决定生死的实际行动。甚至可以说，在议会的唇枪舌剑中，你虽然表现出众，但同个人的荣誉比起来，重要的还是荣誉。对于那些经常把在法兰西要振奋国民意识挂在口头上的人，让他们听听上述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说这件事乃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感到法兰西处于孤独状态的人中我不是最后一个，那么必须说这种国民意识，首先已经在政府人士中不存在了。在他们当中，公仆这个词已失去了它的尊严。疲疲沓沓、麻木不仁来自于意志衰退，以及性格上庸庸碌碌等，这一切都是使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权意识在衰退，这就使得他们对待一个无辜受害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一个真正的犯罪者却以笑脸相迎。政权应该是合法的，但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头人，以仲裁人的身份实施公正的政策、调整好特殊自由行动的总体利益时，它才是合法的。如果它失去这种功能，它便失去了主干，就会腐朽，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官僚机构。而法兰西也便成了一条全身扭动的蠕虫，在寻找它已丢失的脑袋。
对于近几天来传到我们耳朵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怎样表示我们的惊讶呢？让·德·梅宗瑟尔被指控的那些罪名，大家也承认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他却被抛进了监狱，而我们那些哈巴狗却趁此机会纷纷出来对他狂吠。而法兰西呢，却在此时向埃及和叙利亚大量提供武器。对此，我们被征召的青年人迟早会掂量出这件事的分量。在此我要提出严正的质问，这也绝没有开展笔战的意思，即是谁背叛了那个如今尚在牢狱中受苦的那个人的国家？而此人对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心甘情愿地竭尽自己的义务，..
一直都在为使无辜的生命不致在战争中牺牲而努力奔波。我们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一个政府竟然对于侵犯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听之任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而且它又明明知道此人是无辜的。那些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战争而不惜武装他们对手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清白无辜只有用监狱和造谣中伤来回报才是最好的做法。虚弱也可成狂妄，它可以为任何失去理智的做法作出解释。
为了使这种虚弱的表现、这种对行将死亡的人危险的无动于衷行为，不至于在一个民族的领头人身上扎根，我们有必要提醒政府，请它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一个信念便是，只有履行自己义务坚决的人，才是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的人。鉴于这一理由，我们对那个在监狱中无辜者权利的要求决不能放松。对让·德·梅宗瑟尔旷日持久的监禁，是一种令人气愤的非法行为，对此政府当局，而且自此以后也只有政府当局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人。在向公众舆论直接发出呼吁之前，在动员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提出抗议之前，我最后一次向责任人——政府提出要求，请它立即释放让·德·梅宗瑟尔，并为他公开地恢复名誉。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1958年阿尔及利亚的形势
至今仍有一些人问我，希望阿尔及利亚有个怎样的前景。为回答这些人的提问，我尽量用最少的话，就阿尔及利亚最近的现实情况，列一简要的清单。
阿拉伯人的要求，不管它们今天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它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就阿尔及利亚的当前形势看，在法兰西公众舆论的赞同下，它很可能自治。如果这种舆论，不管其愿意与否，接受了战争一途，甚至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舆论也是如此，并且仅只局限于空洞的抗议的话，那就是因为阿拉伯人的这种要求太过暧昧的缘故。这种含糊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政府间和在国内的混乱反应，也正表明了法兰西反应的暧昧和犹豫不决。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对这一要求加以明确，以便力争对其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明确的回答。
甲：阿拉伯人要求中合理的部分。
以下理由是对的，所有的法兰西人也都明白，即应该废除并拒绝：
1.殖民主义及其流毒，这些都是人为的；
2.无休止地反复强调同化的谎言。因为它从来未实现过。并且通过殖民主义机构散布的这种谎言不断地损害事情的进展。特别是1948年的假选举，更加证明了这种谎言，同时也大大地挫伤了阿拉伯人民的感情，自那时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就不再愿意做这种事了；
3.土地分配和收入分配上明显的不公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人）。通过粗略统计，这种不公正现象严重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4.心理上的痛苦：许多法兰西人对阿拉伯人的藐视或放肆态度，尤其是通过一系列的愚蠢做法使阿拉伯人的受侮辱感大大加强了。这也是当前悲剧的核心。
1945年的事件应该是一个警报的信号：对康士坦丁人残酷的镇压，却反而加重了反法运动。法国当局却认为，这次镇压给当地的叛乱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却为这种叛乱发出了前进的信号。
毫无疑问，阿拉伯人的要求，在以上几点部分地归纳了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直到1948年的历史状况，是完全合理的。阿拉伯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同殖民主义制度紧密相连的，从历史上看或从其治理上看都是如此。法国的中央政权从来没有完全把法兰西的法律在这些殖民地真正地落实过。最后，毫无疑问，一个大刀阔斧的弥补?工作应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实施，这样可以重新给他们以尊严和公正。
乙：阿拉伯人要求中不合理的部分。
重新找回尊严和自由的生活，重新找回已完全失去对法国政治解决保障的信心，重新找回那些尚非常年轻且没有政治修养的反抗者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些愿望使得某些社会活动家及其参谋部发出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不管对阿拉伯人的要求做何种处置，都应该承认，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民族独立乃是一种纯粹感情用事的提法。因为在世界上尚还没有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柏柏尔人，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担当这个虚拟的民族的领导。就目前看，阿拉伯人就他们自己，尚不足构成一个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人在那里居住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就足以构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尚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同其抗衡。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的法兰西人，也同样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自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民族。再说，一个纯阿拉伯人的阿尔及利亚，绝不能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欺人之谈而已。不管那里的法兰西人的力量有多么不足，但就其人数之众和范围之广，在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容他们。我把这个问题及其引起的一系列要解决的事情再原封不动地送回吉尔曼·提隆写的那本了不起的书中。
阿拉伯人至少可以声明自己并非属于某一个民族，他们在精神上或世俗上乃是属于一种穆斯林帝国。在精神上，这个帝国是存在的，其纽带和学说是伊斯兰教。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基督帝国，至少它同穆斯林帝国同样重要。除了纳赛尔上校的文章之外，以目前形势而论，从历史的观点看，阿拉伯帝国并不存在，除非是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局 9762." >面预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必须把阿尔及利亚所提出的民族独立，看做那个新兴的阿拉伯帝国主义意愿的一部分。对此，埃及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宣称它走在了前面，目前俄国人也用以作为其反对西方战略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即使这一要求并不现实，却依然不失为其利用的战略价值。俄国的战略企图，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乃是维持欧洲的现状，亦即是说承认它现行的殖民体系，在中东和非洲制造动乱，以便从南部包围欧洲。至于阿拉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在俄国人的这一宏图中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想一想对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的大屠杀，或者在达格斯坦古老的穆斯林居住的省份对阿拉伯文化的大破坏也就够了。俄国只不过以其帝国梦想来为其野心服务罢了。总之，对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用恰当的话来说，乃是阿拉伯叛乱分子不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嘴脸，其主要意图就是对法兰西平民和阿拉伯平民进行系统地谋害，就是对他们不加区分地杀害，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法兰西人或被接受成为法兰西人。.
于是我们面前的这种要求乃是一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要求，我们只能同意它的出发点和某些说法，而对于在这个出发点上加以发挥的某些具体意见，那是无法接受的。法国政府的错误在于，自这些事情一开始时它就没分清任何是非，随后也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阿拉伯民众中所有的怀疑派和所有的竞相要高价的人找到了借口。其结果便是使得极端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扰乱加强了。
唯一能使局面向前推进的做法，就是选择一种清楚明了的说法，给以明确的表述，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如果问题的症结是下面这些的话：
1.应该对至今仍然生活在受压迫之中的八百万阿拉伯人进行赔礼道歉；
2.对当地的一百二十万法兰西人，要给他们以在当地生活的权利和回到自己祖国生活的权利，此事不应该由狂热的军事首领决定；
3.要有战略目光，即从西方的自由这一角度看问题。
法国政府应该让大家清楚地知道：
1.它已经决心把公平还给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民，并把他们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
2.对于阿籍法兰西人的权利，它决不让步；
3.只要当它决定归还给阿拉伯人民的公平，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意味着某种历史死亡的前奏，而对西方来说，意味着一种包围，这种包围可能导致欧洲的卡达尔化和导致美洲的孤立，只要是这样，法国政府便无法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一个专门为阿拉伯人民及其代表发布的庄严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自事件发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的首脑或总督直接同阿拉伯人民对过话），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
1.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法兰西她并不认为自己比起其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长大的民族有更大的罪行，但她还是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犯的错误，因此，她已决心对这些错误予以纠正；
2.但她却拒绝在暴力面前屈服，特别是不屈服于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出现的那种暴力形式；她将断然拒绝那种损害阿拉伯人民利益和损害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利益、最终损及世界和平的阿拉伯帝国的梦想；
3.因此，她建议实行一种自由联盟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立足于罗里约尔方案的基本点上，每个阿拉伯人可以在实际上享受到一个自由公民的特权。
当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我们能够发表这样一个面对阿拉伯人民的庄严宣言，并通过一个大国所能掌握的一切通讯工具直达阿拉伯人民面前，那么这些困难就可能解决。如今已然疲惫不堪并且迷失了方向的阿拉伯民众肯定会听到这个宣言的声音，另一方面，这个宣言也将稳定绝bbr>９９lib.大部分阿籍法兰西人那颗悬着的心，同时也可防止他们盲目地反对在那里的机构改革，因为这个改革已势在必行。
其他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来决定。
全新的阿尔及利亚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很久以来就感到，在各方面都能把公道给予民众的国家体制，只有一种，那就是建立一种类似瑞士联邦那样可以使各个民族共同存活的联合体制，但我认为还应该设想一种更新颖的体制。因为瑞士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但他们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其行政机构只注重在各州的政治生活方面。阿尔及利亚却相反，它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民族，却在同一个地区，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是一种联合而不是融合（因为联邦首先就是把各不相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也不是地区的，乃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的联合。阿尔及尔的法律学教授马尔尼·罗里约尔先生提出的方案，尽管大家对他的理由不完全同意，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却特别适合阿尔及利亚的现实情况，能够使各个共同体在对公正和自由的需要上感到满意。
其主>要特点是综合了一体化和联邦制的优点。一方面它提出要尊重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两个民族应共同管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对此它提出建议，第一阶段设立两个法兰西议会，一个是宗主国议会，一个是穆斯林议会。前者包括宗主国的当选议员和海外法兰西人当选议员，后者按《可兰经》教义，规定穆斯林参加。其人员比例严格按选举章程规定实施。这样便可避免比如在一个有六百议员的议会中，阿籍法兰西议员只有十五人左右，而穆斯林竟有百余人之多。穆斯林议会可以单独讨论有关穆斯林的各项事宜。当议会召开全会时，法兰西议员和穆斯林议员全体参加，会上可以讨论所有关于两个共同体的大事（比如税收问题、财经预算等问题），或者是两个共同体的代表同宗主国的代表一起共同商讨事关全局的大事（如国防事宜）。至于其他方面，如关系到宗主国内部的一些事务（特别是公民权问题），则由宗主国议会单独讨论处理。这样，有关穆斯林的所有法令问题，则由穆斯林的当选议员单独讨论决定；有关全局的事宜，则由全体议员决定；关于涉及法兰西人的法律法令，则由法兰西人当选议员讨论决定。而政府则在执行中，依据问题的性质、类别不同，分别对一个议会或对两个议会负责。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即在经过这种普通调和的必要的试运转时期后，就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性意见。不错，这同我们一切固有的做法相反，特别是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继承下来的固有的成见相反，在我们这个共和国中将会有两种平等又互有区别的公民。从这一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革命，一种对1789年革命以来便承袭下来的那种中央集权和绝对个人决定一切的体制的革命。那种中央集权体制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是一种“过时的体制”。无论如何，罗里约尔是对的，他宣称，这乃是一种新型的法兰西联邦体制，它将是真正法兰西式的英联邦。因此，相应的行政机构应该依据其性质，在体制上落实下来，这样马格里布各国就将互相协调，像黑非洲各国所做的那样。阿尔及利亚地区的议会只反映阿尔及利亚的特殊问题，而在联邦议会上，阿尔及利亚有其代表，则在所有关系到联邦整体利益的大事上（诸如军队问题、外交问题等）行使其职权，并选举出对联邦负责的政府。应该看到，这种体制并非与欧洲将来出现的各种机构互相排斥的。
以上应该成为法兰西建议的基础，并应坚持下去，直到达成停火协议为止。然而这一停火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不妥协态度，看来比较困难。而这种不妥协一方面出自本能和缺乏现实观点，另一方面又有些感情用事和犬儒主义。其出自本能，我们可以理解，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真正有建设性的提议来予以启发；其感情用事，就不太好办。在这方面，独立的先决条件，就只能是拒绝任何谈判并且使事态走向恶化。而法国方面，除了坚持我刚刚所说的建议，并能通过国际舆论，以及愈来愈广阔的阿拉伯舆论促其同意这个建议并逐步地促其走向现实之外，别无他法。
以上便是为近期前景所设想的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就目前阿尔及利亚的情形看，并非空想。倘说这一方案可能会没有把握，那只有法国政局情况发生了变化，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一解决方案的实现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的：
1.有一个宗主国各方共同的意愿，尤其要有一个严厉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分量又能为富裕阶层所承受（因为工资阶层已经承受了十分不公平的税收重负）；
2.一个能修改宪法的政府（因为这个宪法只为少数法国人所支持），并且这个政府还应该乐于并能够执行一个长期而坚忍不拔的政策，不达成成立法兰西联邦的目的决不罢休。
这两条很可能会引起一个冷眼旁观者的怀疑。然而，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新生的和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在人民群众中和在经济上，都使我们对一个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抱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解决方案就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情况相反，那么阿尔及利亚便将失去希望，其后果将是可怕的。无论对法兰西人还是对阿拉伯人都是如此。这也是一个二十年来始终致力于阿尔及利亚事业的作家，在他再次沉默之前所能提供的最后一次忠告。
1957年12月10日的演讲
在荣幸地接受你们这个自由决策的文学院给我的这一殊荣时，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深知，以我个人的贡献，愧对这一奖励。有足够的理由说，任何人，任何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不同我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我就不可能了解你们这一决定的意义。作为一个尚称年轻的人，他内心深处尚存有诸多的犹豫，他的事业尚在启动阶段，并习惯于在孤独中埋头工作，或可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一个人，突然得知他一下子便被中止了日常工作，并被带到明亮的聚光灯下，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在当前的欧洲，有许多作家，其中甚至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家乡的土地正在承受着无穷的痛苦时，他们被迫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获得这一荣誉，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内心中便怀有这种不安和惶恐。为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我必须对诸位赐予我的这个太过慷慨的荣誉有一正确的认识，因为单凭我本人的成就，就不配获得这种荣誉。在逆境之中，我思想上的唯一支柱，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旅途中唯一的思想支柱，便是我从事的艺术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怀着.９9lｉｂ.感激和友好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在此简述一下自己的这一想法。
倘若我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可以说，我个人便无法生活下去。然而我却从没有把这一工作置于其他工作之上。反之，如果我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也绝非把它置于人群之外，并且应该使我能生活在人们中间。这就是我的做法，和大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艺术在我眼中，绝非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它是一种在心灵上打动大多数人的手段，并向他们提供一种对共同痛苦和共同欢乐的独特感受方式。因此，它便决定了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并把艺术家置于最朴素又最普遍的.真理之中。那些选择了艺术活动为职业的人，因为他们自觉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些人常常很快便明白了，只有认识了自己与众人有共同之处时，才能更好地培育出自己的艺术果实和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艺术家只能在他本人和其他人之间如此不断的往复之中锻炼自己。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他不能半途而废，在走向共通的道路上，他也不能踟蹰不前。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必须强制自己去理解，去体会而不应去判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他想支持某一个派别，那么这个派别就是社会的派别，按照尼采的至理名言，那就是法官将不能支配一切，支配一切的将是创造者，不管他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至于作家的职责，同样也不能同其艰巨的使命相脱离。就其本义讲，作家，今天不能为制造历史者服务，它应该为生活在历史中的人 670d." >服务。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的艺术才华将被剥夺。专制暴政掌握的所有军队，尽管有几百万人，如果这个作家同他们走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摆脱孤独感。然而一个在世界的一隅忍受着屈辱的默默无闻的囚犯，他的沉默便足以把这个作家从他的流放地拉回来，如果这个作家能够做到不忘记这种沉默，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艺术手段使这种沉默发出回响的话。
执行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堪称“伟大”二字。但在他一生的际遇中，不管是处于低谷还是暂时的辉煌，无论是处于暴政的压迫下，还是能有暂时的言论自由，作家总能找到那种活生生的与群众共通的感觉，但他必须履行两个职责，即一个是为真理奋斗，一个是为自由奋斗，这也是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之处。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那么他就不应该在谎言和强制面前退却。哪里有谎言和强制横行，哪里就会死气沉沉。尽管我们个人有许多缺陷，但我们职业的高尚性，却总是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去做这两件很难做到的事：反对众所周知的谎言和反抗压迫。
我本人在二十余年的彷徨求索过程中，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像与我同龄的所有人一样，也曾孤立无援地迷失过路途，但我却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感情中写作不懈，从而使我获得今天的荣誉，这就是我的行动。这种行动迫使我在作品中体现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痛苦与希望。尽管我力不从心，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和与我有着同等经历的人一起努力。这些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二十年中同时经历过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革命者第一次内部出现的各种纠纷，他们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到过各式各样集中营里的关押者，看到过痛苦的欧洲和欧洲的监狱。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核武器摧毁的世界上养育自己的儿子和酝酿自己的作品。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要求他们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同意这种意见，即我们在不断地同这些悲观主义者作斗争的同时，也应该理解那些由于被日益增长的失望情绪所左右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曾经要求过一些并不光彩的权利，并且也曾纷纷投向当代虚无主义的门下。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国家和整个欧洲，他们曾反对过虚无主义，并且已开始寻求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生存的艺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死亡的本性作斗争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在我们的时代里工作。
无疑，我们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奋斗。但我们这一代人却知道，他们并不能做这件事，但他们的任务可能更加伟大。他们要做的，是阻止这个世界走向解体。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变质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术发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趋失去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无能的政权能够用武力摧毁一切，但却在道义上无以服人；在这个世界上，智慧降低到成为愤恨的用人，成为压迫的帮凶。因此，这一代人必须从否定自己出发，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围要树立一种精神，即活要活得尊严，死也要死得尊严。面对一个有分裂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那些大法官几乎就要建立他们永远不垮的死亡王国了，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他们应该和时间赛跑，以在各国之间营造一种和平气氛，这种和平又不应该是强制的和平，并重新消除劳动和文化之间的鸿沟，同所有的人重造神圣同盟。他们是否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代人已在世界各地下了这一维护真理和保卫自由的双重赌注，而且倘若有必要，也将无恨无悔地为此而献出生命。正是这些人才值得我们尊敬，并应给予他们鼓励，特别是当他们为这一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时。对此，我想各位会深有同感，因此我仅在此表示，我愿意把各位刚刚授予我的这种荣誉转让给他们。
同样，在提到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性之后，我还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著；他虽然有时有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他敢于在众人面前不卑不亢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虽然经常在痛苦和美之间徘徊，但最终却能从中走出，在破坏中以顽强的精神从事新的建设。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有什么灵丹妙药和更高昂的斗争意志呢？真理是神秘的，是不可捉摸的，它始终需要人们去寻求。自由是危险的，它使人振奋也同样使人痛苦。我们应该向这两个目标迈进，尽管困难，但却坚定不移。应该估计到，在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会产生松懈情绪。但哪一位作家从此在自己良知上敢于充当一个道德的说教者？至于我自己，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是不值一提的。自我有幸成人以来，自我从自由的生活中长大以来，我从没有放弃过对光明的向往。尽管这种怀旧的忧伤可以说明我诸多失误和做错事的原因，但它却也帮助了我更好地理解我职业的意义，还帮助我能够站在所有那些默默无声的人一边，尽管有些盲目，那些寂无声息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生活的重压，乃是靠了对往昔那段短促而自由的幸福生活的记忆和回顾。
这样来回顾一下，实实在在的我到底怎样，回顾一下我的局限，我所欠下的债务，以及我苛求的信仰，我便感到可以更加自由地向诸位表达诸位刚刚授予我的这一殊荣的内涵和诸位的慷慨精神，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各位说，我接受这一殊荣乃是为了向那些和我共同作战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表彰，相反地却受到迫害和受到诸多痛苦。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谢意，并公开地向各位重申那个已然陈旧的诺言，即忠诚。忠诚乃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应该默默地在自身上体现出来的品德。
1957年12月14日在报告会上的演讲
一位东方贤哲，在他祷告时，总是祈求神灵让他远离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我们不是贤哲，所以神灵也没有对我们予以关照。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块是非之地上。然而，这个纷争不已的时代却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摆脱它。当今的作家们对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们一开口，便会引来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倘若你因之便小心谨慎，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又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处在这种杂乱纷纭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思人物的形象，但这些又是他们所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历史上，大家总还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对时事看不惯，便常常沉默不语，或者左顾而言它。但今天呢，一切都变了，即使是沉默不语，也会使人感到心惊胆战。自从把克制看做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即看做是你选择惩罚还是选择表彰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旋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已被卷入他这个时代的战船上。尽管他闻到这条战船有股鲱鱼味儿，尽管他感到这艘船上凶暴的监视者人数太多，并且航向不正，但他必须服从。于是我们便处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艺术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样操起桨来划船，并且如果能够做到，还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
平心而论，这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艺术家们对他们往昔舒适的生活很怀念，这种变化显得有点突然。不错，在历史的斗兽场上，就有殉难者和狮子，前者被一种永恒的安慰心理所支持，后者则用血淋淋的生肉来喂养，而艺术家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位于斗兽场的雅座上，他们唱着毫无意义的赞歌，或是赞扬自己，或是顶多也不过为了鼓励一下殉难者，或转移一下狮子的注意力。如今情形却反过来了，艺术家自己处在马戏场的中央，他们的歌声必然不是原来的歌声，那声音显得极大地缺乏自信。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在这种坚定的使命中所能失去的一切。首先它失去了宽松性及其神授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作品何以会有那种既惊恐又固执的面孔，何以会显得忧心忡忡，随之便突然崩溃的现象。我们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会出现记者多于作家的现象，何以在绘画界会有那么多画童子军的却很少有塞尚。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爱情小说以及阴暗小说何以会取代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以及《查尔特勒修道院》。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始终反对那种人道主义的哀歌。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依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投入到时代中去，因为时代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艺术家，以及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要想创造，就要冒风险。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它不能置任何事情于不顾。因此，就不是在艺术上留不留下什么遗憾的问题，对所有从事艺术生涯的人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弄清楚，在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警察监视之下（比如那么多的宗教派别，又处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那种创作所需的特殊自由能不能实现。
在这方面，倘若说，艺术受到政权的高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此一端，问题也还比较简单：要么抗争，要么举手投降。然而，更为复杂、更为致命的问题乃是，自此我们便发现在艺术家的内部发生了纷争。比如艺术上的互相排斥，甚至达到了愤恨地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例子是太多了。这种仇恨在今天，其影响非常之大，因为这是艺术家们自己干的事。在我们之前的艺术家们对此产生的疑虑，直接影响他们的艺术生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为写《贝蕾尼斯》而不站出来保卫《南特敕令》而请求原谅。
由艺术家们引发的这种艺术上的纷争，有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对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对这种纠纷，倘若作最好的解释，乃是基于当代那些艺术家在历史的灾难面前是否说谎，是否言之无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众群体已介入了各种事物之中，以及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形成的当代敏感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已然介入了各项事物，但我们却有对此视而不见的倾向。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懂得，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物，艺术家们或者其他人，变得更强大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有些原因也实在并不光彩。但不管这些原因如何，艺术家内部的这些纠纷，只能起到一种效果，即挫伤自由创作的勇气并损及创作的主要原则，而这种原则又是创作的信念。依默逊讲得好：“一个人能顺应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杰出的信念。”另一位十八世纪美国作家又补充说：“只要一个人忠于自己，一切便都能顺应自己，包括政府、社会，甚至太阳、月亮以及星星。”这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今天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艺术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有天赋的话）感到羞耻。他们先于一切事情要做的，乃是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艺术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吗？
一
对这个问题，能做出的第一个诚实回答是：不错，有时候艺术确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在艺术家乘坐的战船的艉楼上，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歌功颂德的赞歌，这我们大家都已知道了，但那些劳工们呢，正在船舱里精疲力竭地摇着橹；在马戏场的雅座上，听到的是上流社会高雅的谈吐，而斗兽场上听到的是狮子口中咀嚼人骨的声音。对这种艺术，很难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它在历史上曾取得过极大的成功。但世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地球上，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和受难者的人数在大量地增加。在众多的苦难面前，这种艺术如果它依然愿做一个装饰品的话，在今天，它就必须骗人。
但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它想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要求，它就必须改弦易辙；如果它盲目地排斥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艺术家决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这种艺术要表达的也只能是拒绝参与。于是，我们将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帮闲者，一种是古文研究者，这两种人则构成了一种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割离的艺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并非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或财宝能引起人们的物欲），但却生活在一个具有抽象金钱象征的社会里。商品社会，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东西都为符号服务，从而也便没有了那种东西。比如一个统治集团衡量它的财富时，不再以它占有多少土地和拥有多少金条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数字为依据，以这个数字可以换取其他多少数字为依据。一个建立在符号上的社会，就其本质讲，乃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的真相被掩盖了。于是对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上的伦理准则做它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号写在它监狱的大墙上和教堂里。亵渎了这些字眼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严重的，乃是自由的含义。明智者（我一向认为智慧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智慧，一种是愚蠢的智慧）认为这种被歪曲的自由含义乃是今天人类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一本正经的愚蠢，也同样可以大声讲话，因为在一百年来，商品社会已然把这种自由变成了单方面的、排他的手段，与其说把它看成一种权利，毋宁说把它当成了一种义务，而且毫无忌惮地以自由为借口实施高压政策。因此，这种社会不要求把艺术作为解放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要求它成为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活动和简单的消遣手段，因此我们还会感到吃惊吗？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艺术制造商们（我还没有说艺术家们），在1900年以前和以后那段时期，就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一负责任，他们便觉得可能会同那个社会实行一种筋疲力尽的决裂（真正同那个社会决裂的有兰波、尼茨什和斯特兰贝格，大家也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便在那个时期形成，这只不过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翻版罢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身的生命力，最后，这些作品在敏锐性或当代的抽象性方面同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在一片看不见的麦田上走路和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走路一样，那感觉完全不同。
二
艺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因此，对于一些人或艺术家们曾经想向回走或者想重新回到真实中来也便不奇怪了。从这时起，他们便否认艺术家有权利离群索居，并给艺术家规定了创作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他们自己的空想而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那种现实。的确，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其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这些人便希望艺术家们的作品要表现大多数并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求他们用的语言反映大家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应该被所有的人理解，作为绝对忠于现实的报酬，他们将会同大家取得完全的沟通。
这种同大家完全沟通的志向，也确实是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志向。同流行的偏见完全不同的是，如果某人没有权利离群索居，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艺术家。艺术不应该是暗室里的独白，孤独的和不为众人所知的艺术家，倘若他向他的后继者求助时，只能重申他自己的使命。因为鉴于同当代那些聋哑人进行对话已成为不可能，他只能求助于人数更多的后代，同他们进行对话。
但为了在作品中表现大众，并为大众而写作，那就必须表现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大海、刮风和下雨，就是众人的需求和希望，就是同死亡的斗争。这些就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东西。我们大家在我们共同所见到的事物中，在我们所受的苦痛中变得相通了。梦想会因人而异，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现实主义的志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同艺术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
那么，就让我们成为现实主义者吧。或者有可能成为现实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空口白话很难说就是事实。尽管大家都想成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上都不见得会如此。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在艺术上纯粹的现实主义是否可能。按照上个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说法，现实主义乃是对现实事物原封不动的复制品。如果这样，那艺术就如同照相之于绘画一般，当这一幅画被摄影家选中了，就把它照下来。但这样，复制下来的是什么？现实又是什么？即使是最好的摄影家，他摄下来的事物相当忠实于原物，但也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在大千世界上还有比人生更为现实的吗？又怎样才能使这种现实的人生比照片上的更加活生生地再现出来呢？在什么条件下，这张照片才能是名副其实的活脱脱的现实呢？这种条件就只能存在于想象中，只能设想，有那么一架固定的摄像机，日夜对准了那个人，不断地把他哪怕是最小的动作都录制下来。结果便是此人的生活都已收录在这些底片上，并且只能放映给那些宁可失去自己一部分生活的时间而去关心另一个人生活细节的那些观众去看，尽管如此，这种不能给人以想象的电影不算是现实。基于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说，人生的现实并不只存在于它自己存在的那个地方，它存在于另外的生活中，只有另外的生活才能给某人的生活赋予一定的形式，这种其他方面的生活就是被众生所热爱的生活。首先是这种生活，要把这种生活摄制下来，也包括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其中包括强权者和受苦难者，普通的公民、警察、教师，在矿场和工地不见天日的劳工，外交官和独裁者，宗教改革家，创作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神话的艺术家，典型的卑贱者，有时也包括那些能够支配众生的最有权威的君主。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电影，那就是被一架无形的放映机不断地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昼夜不停地向我们放映的电影。唯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是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其他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忠于现实。
自这时起，那些排斥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形式主义的艺术的艺术家，那些只想反映现实而不管其他的艺术家，就处于一种毫无出路的苦恼中。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却做不到，他们想使自己的艺术服从现实，但却又无法描写现实，无法找出一种选择使现实体现在艺术的特有手法之中。俄国革命初期出现的那些优美的悲剧作品，就十分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苦恼。那时的俄国作家们，如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爱森斯坦等，还有那些描写钢筋水泥的小说家向我们展示的，在形式和题材上都是一种极其壮丽的尝试但却也显现着一种极大的不安和一种狂热的寻求。必须明确地说，既然现实主义无法做到，那么你怎么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呢？但却有人断然地肯定：现实主义，首先是必要的，其次也是可能做到的，只要他乐于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断然的说法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他也坦白地承认，人们不能没有选择地复制现实，尽管现实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便已形成，但他却拒绝承认，于是便想选择一种原则，并使大家围绕着这个原则行事。他终于选到了，但不是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现实中找到的，而是在尚未出现的现实中，即在将来的现实中找到的。即为了很好地复制现在，也就必须描绘将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描绘的对象，恰恰是尚未实现的现实。
这里面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表述上就是矛盾的。在一个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怎么会出现呢？比如这个现实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这样，这样会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吗？答案很简单，那就只能从今天的现实或昨天的现实中进行选择，选择将来可以成为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现实或为那种现实服务的东西来描写。于是一方面便大肆攻击并否认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一方面就大肆赞扬那些可能会变成社会主义现实的东西。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取得艺术上的宣传效果，会走进那种一相情愿的粉红色的书斋里，然而这同形式主义的艺术一样，会同复杂的、活生生的现实完全隔绝。这种艺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却绝不是现实主义的。
这种美学观，其本义是现实主义的，但却走向了新的理想主义，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它同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一样毫不足取。现实，只有当它.t>被较好地梳理过之后，才能坚实地处于一种至高的位置上，而艺术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起支配作用，但终归是被人所支配。只有那些正确地描述现实的人，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并应该被人所称颂，其他的人只能在对前者的赞颂声中受到批评。一部名著在资产阶级社会，它可能没有人知晓，或者对它知之甚少，然而在极权社会中，一部名著却能够使其他作品统统被冷落。在这里依然是真正的艺术被歪曲了，或者被压制了，从而使得普遍的交流变得行不通。
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承认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其用伟大的艺术手法创作，也并非毫无可观之处，而且革命者们出于对革命利益的考虑，也应该寻求一种别样的审美观。但我们也都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辩护士们却大声疾呼，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便无艺术可言。他们确是这样说的。但我却深深地认为，他们自己对此也不相信，只不过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艺术标准置于革命行动的标准之下罢了。倘若把这种看法明明白白地说出来，那讨论也就会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在那些一方面大众受苦受难，一方面艺术家又享有特权的地方尊重这种说法，那里的人对两者之间的距离难以接受。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并且也愿意同他们对话，比如可以对他们说，取消创作自由，对于战胜强制可能并不是一种好办法，而且在大家尚未开口讲话之前，便剥夺某些人的说话权利也绝非明智之举。不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承认它的血缘关系，它同政治现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把具有另一种目的的艺术加在一般意义的艺术之上，并且在标准上又有高低之分。总之它为了建立公正取消了艺术，而当公正在一个尚难确知的将来建立起来时，艺术便会重新抬头。就这样，他们为当代的知识界在艺术领域规定了这么一条绝妙的好主意，却骗不了我们。因为为了做好一份煎蛋就把成千上万的鸡蛋打碎，那也是不足取的。我认为评定烹调技术的好坏，不在于打碎鸡蛋的多少。我们时代的艺术厨师则恰恰相反，他们唯恐把几筐鸡蛋打碎而人类文明的煎蛋却做不出来，最终艺术又不能重新抬头。而野蛮却从来又没有“临时”之说，因此这种野蛮做法很自然地便会从艺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风尚之中。于是我们便看到，在苦难和鲜血中诞生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诞生了一大批新闻报道，诞生了伟人的肖像，诞生了教育诗，其中仇恨代替了宗教。在这里艺术处于乐观主义的顶峰，也达到了装饰作用的最高点和以谎言骗人最令人齿冷的地步。
对此，该如何表示我们的惊讶？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好像除了济慈那样极富感情的诗人外，没有人敢于接触这个主题，只有他能够亲手触摸这种苦痛。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久，一种是主张对当前的现实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则主张把一切不属于当前现实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殊途同归，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走到一起去了。右翼的学院派，不知道左翼学院派所利用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这种痛苦也就加深了。
三
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欺骗乃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那些表现，都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可观者的谎言。那么，艺术到底是什么？此事并不简单，这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对那些热衷于高声叫喊并把什么事都予以简单化的人，又很难说清楚。一方面，有人认为天才应该是光辉灿烂，同时又是孤独的；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和众人一样普通。然而现实可绝非如此简单。巴尔扎克用一句话便使人感到了天才的真谛：“天才和大家一样，但却没有人和天才一样。”因此，就艺术而论，离开现实，它便一事无成，而离开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那么艺术怎样高于现实又怎样服从现实？艺术家选择他的描写对象，同时也被对象所选择。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不可捉摸方面和在未成形时，乃是对人的一种反抗，因为它赋予现实的是另一种形式，一种受局限的形式，因为现实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人不是如此。对于客观存在，艺术既不全部排斥，也不全部接受，但同时它既排斥又接受，所以它只能是不断翻新的一个现实的片断。艺术家也便永远处于这种暧昧状态，他既不能否认现实，又始终在艺术尚未成形时不断地对它提出争议。为画出一个静物，一位画家同一个苹果之间便不断地互相冲突和互相纠正。如果各种形态离开了世人赋予它们的光明，那么它们就自己给自己赋予光明。人间万物由于本身便是光辉灿烂的，所以能够成形、成物，并从它们自己身上接受了第二种光明，才得以使无上的光明保持不变。就这样，伟大的文笔就始终处于艺术家和他描写的对象的中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艺术是否应该逃避现实或服从现实，而在于为使一部作品不至于在虚幻的要领中消失或不至于被沉重的包袱所压垮，关键是对现实的指导要掌握何种分寸。对这个问题，每个艺术家都应依据自己的感知和能力来加以解决。更为强有力的是一位艺术家对世间现实的反抗，更为沉重的是平衡艺术家的那种现实的分量。然而这种现实的重量却永远无法消除艺术家的孤独感。最杰出的作品，如希腊的悲剧，如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乃是那种能够在接受现实和排斥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作品，在这里接受和排斥在不断的显现中互相激发，这样无论描写的是欢快还是痛苦，都能产生巨大的活力。日久天长便会出现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又是那个世界，它既特殊又一般，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于现状所引起的短时间没有危险的危险。正是这些，同时又不是这些，使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又非常有意义，这便是每一个真正艺术家不倦的双重呼唤。这种呼唤使艺术家挺起了胸膛，睁大了眼睛；这种呼唤渐渐地在这个沉睡的世界内部唤醒了大家对一个现实瞬间的又是永久的想象。对这个现实，我们认识它，却从未见过它。
同样，艺术家面对他的时代，既不能走回头路，又不能迷失方向。如果走回头路，他就会言之无物。反之，如果他把这个时代当做他描写的对象，他就会把自己也作为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同时也就不会完全听命于这个时代。换句话说，在艺术家选择了同大家共命运的时候，他便宣告了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存在的个体，不能再走出这种境地。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以他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亲身感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为依据。亦即是说，以严格意义上的当前时事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依据，而对于一个现在仍然活生生的艺术家来说，他对待当今的事情不应该以当前的时事对尚不能预见的未来有何关系为依据。以一个尚未来到人世的人的名义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人，那是巫婆的把戏。艺术家本人对神话的评价，应该以该神话对当今活生生的人有何种影响为标准。预言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他们的评价无论绝对与否，都不能代替艺术家的评价，因为艺术家不能那样。如果他也作出绝对的评价，他就要毫无区别地参与到现实的善与恶中间去，他就要写出一出情节剧。相反地，艺术的宗旨，不是立法，也不是支配一切，它首先是理解众人。有时它也能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它理解了众人的缘故。没有任何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歧视的基础上的。因此，艺术家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要宽恕而不是审判。他不是法官，是修理工。他是有生命创新的永恒的律师，因为创新永远是有生命的。他出于对众人的爱而进行辩护，而不是为那种遥远的、使当代人道主义丧失尊严的基督教式的法庭而辩护。相反地，伟大的作品最终都会使所有的法官哑口无言。通过这种作品，艺术家向人类的最高形象表示敬意，并向最后一个罪人鞠躬致敬。王尔德在监狱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是的，这种生命的奥秘，同艺术的奥秘是一致的。
在一百五十年里，商品社会的作家们，几乎很少有例外地认为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责任的幸福环境中。不错，他们是那样生活过来了，随之他们也便孤零零地死去，和他们曾经那样生活过一样。可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作家，则绝不会再孤零零的了。相反地，我们应该明白，不可能逃避共同的苦难，应该明白，我们唯一的辩护，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的确，我们要替那些目前尚在受苦受难的人讲话，不管这些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政界要人有多么显赫，也不管是哪一些政党，只要他们压迫人了，我们就要讲话，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享有特权的刽子手。因此，美，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它或迟或早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奉献出自己。唯一能投入战斗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绝不拒绝任何战斗，但却拒绝加入到正规部队中去的艺术家，我这里指的是自由射手。他在美中得到了教益。如果他能正确地吸取这种教益的话，那他所吸取的不是个人主义，乃是坚定的博爱精神。这种美从来都没有强制过任何人。相反地，几千年来，每日每时它都在解除加在上百万人身上的枷锁，有时候它甚至对某些人予以彻底解放。
在美和苦之间，在人类之爱和自然之爱之间，在不堪忍受的孤独和不堪忍受的喧闹之间，在排斥和接受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永恒的紧张关系，说到这，我们似乎已触及艺术的伟大之处。它在两条鸿沟之间踟蹰着，一条是极端无聊、无所事事，一条是积极宣传、说教。艺术家便在这两条鸿沟的分界线上向前行走，每迈出一步，便是一次侥幸，便是一次冒险。然而就是在这种风险中，也只有在这种风险中，存在着艺术的自由。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诸位看，是不是像一个苦行者的戒律？哪一位艺术家能否认这一点？哪一位艺术家敢于说自己在这种永无止境的奋斗中已经功德圆满？这种自由的取得必须以身心健康为前提，必须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和极大的耐力。这种自由同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永无止息的冒险，是一种使人精疲力竭的奋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这种冒险像对待过于苛求的自由一样敬而远之，却宁可甘受各种限制，至少，可求得心灵的宁静。但是，倘若艺术不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何以要为自己辩护？不，自由的艺术家已不复是自由的普通人，也不是一个安享清福的人。自由的艺术家乃是这样的人，他须花大力气为自己营造一种合理的秩序，他所应支配的事物愈是松懈，他的戒律愈应严格，他也便应该愈加肯定他的自由。纪德有一句话，我总认为它很容易引起误解：“艺术因限制而生存，因自由而死亡。”这是真理，但却不应理解为艺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艺术之所以生存在它为自己所加给的限制中，如果别人给予限制，它就会死亡。反之，如果它不给自己以限制，那么它就只有屈从于外界的限制。最自由的艺术以及最具反抗性的艺术，将是最典范的艺术，也将花最大的力气。如果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们，不愿意付出漫长的岁月和这种自由的努力，如果他们任凭自己舒舒服服地打发生活，或者循规蹈矩地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套玩意儿，或者只醉心于现实主义的说教，那么这些艺术家就会堕入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之中。说这些，乃是为了说明，当代的文艺复兴要依靠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就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为此，我们应该不惧任何风险为自由而奋斗。这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能够保卫我们的自由，而在于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将一事无成而且失去未来的公正和从前的美。只有自由才能把大家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拉出，而强制就只能在一片寂静的空间里盘旋，而艺术，也便由于我力图予以界定的这种自由的内涵而把自己的裂痕抹平。到那时，对于敌人通过一切压迫手段所表现的一切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当代暴政（不管这种暴政是左的还是右的）的第一批牺牲品，又有什么可惊讶的？所有的暴君都知道，在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摆脱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是神?t>秘的。每一个伟大的作品都能使人类的面貌更加美好，更加高尚。这就是它的全部奥秘。而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和监狱也绝不能把形象鲜明的庄严物证变得一团漆黑。所以那种认为为酝酿一种新文化而把现有的文化予以终止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绝不会把人类对他们的苦难和伟大不间断的见证予以终止，正像我们不会终止自己的呼吸一样。没有继承，便没有文化，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我们的任何遗产，即西方的遗产。不管将来的作品如何，它们都将具有这种奥秘，都将是勇气和自由的产品，都将是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的勇敢精神所滋润的硕果。是的，当现代的暴政向我们表示，艺术家是公众的敌人时，它是有理由的，但这种暴政也正是通过艺术家向人类的一种形象致敬，而这种形象直到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它。
我的结论是简单的。这个结论便是在我们喧嚣和疯狂的历史时代中大声说：“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不错，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为看到一个说谎而又舒适的欧洲的涅槃而欢快，为我们能够看清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欢欣。我们应该以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一个漫长的骗局已经被揭穿，因为我们已看清了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我们应该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他们已从睡梦中醒来，对外界事物已不再无动于衷，敢于正视群众的苦难、敢于正视监狱和鲜血了。如果面对这些悲惨景象，我们善于把当时的情状和人物的形象保留在记忆中，反之面对人类之美，我们能够不忘记从前的屈辱，那么我们西方的艺术家将会逐步找回自己失去的力量和往日的辉煌。不错，在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的艺术家能遇上这么多严峻的问题。然而，也恰恰是当这些艺术家，为几个词、几句话，即使是最简单的几句话付出了自己的自由甚至鲜血时，他们才学会了如何把它们使用得有分寸。危险造就了典范，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根植于风险中。
艺术家不承担责任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为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机遇而对此表示惋惜，然而正是这种磨难，却向我们提供了真正的机遇，我们要接受这一挑战。如果艺术的自由仅向艺术家提供一种生活舒适的环境，它便不可贵了。为使一种价值或一种道德扎根于一个社会，应该首先是不欺骗。如果自由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那它就已不再处于妓女的地位了。但我也不同意那些抱怨今天道德已经沦丧的人的说法。从表面看，他们讲得有道理。但实际上，道德却从来没有像它从前曾经是几位书斋里的人道主义者的玩物时那么堕落过。今天它虽然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却有机会使自己重新站起来，有机会使自己重新变得受大家尊重。
有人说尼茨什在和鲁·莎罗美断绝关系以后，便陷于无边的孤寂之中，他为他从事的漫长事业因无人帮助而压垮，同时又为这一前景所激发，晚上便在热那亚海湾旁边的高山上漫步，他把树枝树叶堆积起来，燃起一堆大火，在旁边看着它们燃尽。我也经常幻想着这一堆大火，似乎自己也站在大火的旁边，想象着以此考验一下我们的某些人和某些作品。我们的时代也便是这样的一堆大火，它那势不可当的火焰，必将把我们的许多作品烧成灰烬！而留下来的作品，它们的铁甲会愈加坚不可摧，我们也将为此而尽情地分享这种心灵的欢乐。
无疑，我们可以期望，我本人也是如此，在思想上能有一种温和的火焰，一种暂时的有益的休息。但对艺术家来说，可能只有处于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的暂时的休整，此外没有别的。这正如依默逊所说：“任何墙壁都是一个大门。”因此我们无须去寻找大门，出路就在墙上，我们就是面壁而生存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个适当的休息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在战斗中寻求一个休整时间。因为依我的看法，我在这个地方结束了讲话，这里就是我暂时休息的地方。有人曾说过，伟大的思想是由鸽子的爪子带到世上来的。那时如果我们张耳细听，可能我们会从嘈杂声中听到像小鸟轻轻地振翅般一种微弱的生命之声和希望之声。一些人说这种希望之声乃是由一个民族所带来，另一些人则说，它是由一个人所带来。相反地，我却认为它的产生、活跃以及保护，乃是由成百上千万的孤独者所致，这些孤独者的活动，他们的作品，每天都在打破国界，每天都在修复着我们历史的粗糙的外表，从而让始终都在受到威胁的真理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而这个真理乃是每个人在其痛苦和欢乐中建立起来的，为大家建立起来的。
为尚弗尔《箴言集》一书写的引言
作为一个忠于职守、坚持不懈地观察社会的人，很难想象有谁会像尚弗尔那样。例如，人们一般不太认为过人的才智是有害的，也不会认为天才必须绝对孤独。对这些，一般都是拿天才开玩笑时才这样说，那是不会当真的。有过人的才智可以很好地交友，天才有时也是个好伙伴。他所遭逢的孤独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果他愿意如此，也尽可以自己去９９lib?t>享受孤独。
也很难同尚弗尔一起去体味那种人间最为相通的感情和人间最不可理喻的感情，这里指的是对妇女的歧视。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歧视和爱。这一切就要求我们了解全面情况。我还须补充的是，我认为愤世嫉俗并不足取，也并不会被人所称颂。在尚弗尔身上，我既不喜欢他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也不喜欢他动辄“发火”，更不喜欢他那种彻底绝望的情绪。我将谈一谈他那些有悖于常理的各种因素，而这一切却又使我觉得，在我们所有的伦理学家中，尚弗尔是使我最受教益者之一。这我须立即加以说明，在作出这一总体评价的同时，我还认为，他对自己艺术中最奥秘的原则是不忠实的。他在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同他特有的个性和内涵就很不一致。
我们最伟大的伦理学家们并非是箴言集的作者，他们都是些小说家。那么，什么是伦理学家？我们只能这样说，伦理学家乃是一位怀有仁者之心的人。何谓仁者之心？这也实在很难说清，我们只需这样理解，即这是一种在世间很不普遍的人心。因此，不管其文字如何，当你读完拉罗什富科的《箴言集》时，在做人行事上都很难学到什么东西。你看那些优美平和的句子，那些精心推敲的反命题，那种为表示渊博的虚荣心，所有这些，与构成一个人生经历必不可少的内心自省和沧桑变化相去甚远。我甚至甘心用这样的一本《箴言集》同司汤达所搜集的两三个小故事进行交换，甚至用这样一本书换取克莱芙王后的一句欢快的话。“人们往往从爱情发展到野心，却很少有从野心回到爱情者。”拉罗什富科这样说。对这两种欲望，我一无所知，因为它们可以互相转换。于连被他两个截然不同的情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这两位情人各自的行动却更使我受启发。我们真正的伦理学家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话，他们只是用眼睛去看，或者彼此观看。他们并没有制定什么规矩，只是描绘。通过客观描绘，却更加照亮了人类的行为，比如他们是否文质彬彬，９９lib.
那张小小的铁床，需要进行何等的协调工作啊！死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极可怕的酷刑，因此我觉得欢快的死亡不啻一种创造。如果我是一个教徒，纪德的死会使我如释重负。但我所见到的那些教徒，如果他们有信仰的话，却不知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总之，一切都毫无关系。那些失去恩宠的人，有义务在他们当中广施恩惠。其他人，是无须其劳神的，他们什么也不缺。而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却有一双博爱的手。这就说明萨特何以会站在他同纪德的分歧之上，向纪德表示了榜样作用的敬意。就这样，有些人经过思考之后，便找到了那种既不过分也不轻佻的泰然的秘密。纪德的秘密就在于，他虽身处疑虑之中，却从不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死，便是他一生承担到底的义务中的一部分。如果他在得到各种殊荣之后，在惊惶不安９９ｌｉｂ?中死去，人们还会说些什么？这正如他所证明的，他的这种幸运已被窃取，然而并不是如此，他在向神秘微笑着，并面对毁灭呈现出一副像他面对生活一样的面孔。这也不在乎我们事先知不知道，我们这也是最后一次等待这个时刻了。也是最后一次，他忠于自己的约会。
监狱中的艺术家
就是在王尔德写他的《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时，他便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了，最大的聪明才智以及最辉煌的天才，都不足以成就一个创造者。但他却置其他于不顾，醉心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作为把艺术视为自己唯一上帝的王尔德，是不会想到他的这位上帝不成全他这一愿望的。他始终坚持认为客观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艺术世界。世俗世界单调枯燥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而艺术世界则是独立而超群的，于是他便转过身来对现实世界背向而立，一心想生活在自认为灿烂辉煌的、理想的美的世界之中。于是他又下大力气想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艺术世界，努力使自己生活在那种协调、精美的艺术世界之中。
没有任何人在对艺术的狂热追求中比他走得更远，也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中比他更不像艺术家。他以美来蔑视世界，而他自己呢，倘若以真正的艺术来衡量，却几乎什么也算不上。他当时的作品就如同那个道林·格雷的画像一样，它被以惊人的速度，匆匆画就，搞得满脸皱纹、苍老不堪，而其原型却年轻而漂亮。他想把生活搞成一个伟大的杰作，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在《惨痛的呼声》开头部分所描绘的那样，按他的说法，他要把自己的个性注入生活，把自己的才华贯穿进他的作品中。这话说得非常堂皇，并得到纪德的称赞，而且还广为宣传。但这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对于生活和作品，只有同一个个性或者同一个才华也就够了。可以肯定地说，才华绝不仅只产生一种人工创造的作品，却与轻佻浮华的生活毫无关系，每天在豪华的饭店吃夜宵，同才华毫无联系，甚至也不一定就是贵族，只要有钱就行了。纪德把王尔德描写得像一个亚洲的酒鬼，一个美男子，一位罗马皇帝。“他光彩照人。”他说，这倒是可能。但王尔德在监狱中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最大的缺陷乃是浅薄。”9９liｂ?
王尔德在被判刑前是否想过世界上有监狱，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想过，那也是在内心中认为监狱并非为像他那样的人而设。他甚至还认为，司法机关除了为他服务之外就没有别的作用了。因为他是位享有特权的人。谁知事情竟怪到法庭却把他给判了刑。他原想让法律为自己所用，结果却适得其反。自那时起，他才知道世界上有监狱一事。在此之前他是想不到这的，因为豪华饭店里温暖又舒适。
尽管他非常欣赏莎士比亚，莎翁曾把那么多的王公大臣送进牢房，但我们也可以说，他虽然欣赏莎士比亚，却没有懂得莎士比亚，因为在他所有的思想和行动中，都与监狱中的平民无缘。如果艺术是他唯一的信仰的话，那他也是一位艺术上的伪君子。并非是王尔德没有这种心，他应该能证明这一点。但他缺乏的是想象，其他人在他眼里从来都只是观众，而不是演员。作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他太过哗众取宠和太醉心于引人注目了，但他自己却没有被任何一种现实，甚或某种幸福打动过。他唯一的幸福，就是在时装店穿衣打扮。他在《惨痛的呼声》中说：“我的错误就在于只逗留在花园大树下朝阳的那一面，而另一面，由于有树荫和阴暗，我就躲开它。”
但突然间太阳暗淡了，在他引起的那桩案件中，法庭对他判了刑。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卑鄙世界突然向他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原来是一群争名夺利之徒，于是这些人便怀着卑鄙无耻的目的公开干起了卑鄙无耻的勾当。对此无须更多了解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位身穿囚服，像奴隶般的囚犯，在牢房里便开始觉醒了。有谁来拉他一把？如果光明灿烂的生活是唯一的现实的话，那么正是这个现实，它身穿常人的服装把他投入了牢房。如果人们只能在树林中朝阳的一面活着的话，那么王尔德就应该死在他感到厌恶的腐朽发臭的阴暗面。但人并非为了死而生，所以人也就比黑夜伟大。王尔德选择了生，尽管在痛苦中而生，那是因为他在痛苦中发现了继续生存的道理，在很久以后他对纪德说：“您知道吗？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出于怜悯。”只有怜悯之心才能打动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只有它才不是从特权中向他走来，它来自和他同样痛苦的人那里。在苦役犯人监狱的院子里，有一个陌生的犯人，一直未同王尔德讲过话，一天，此人走在王尔德的身后突然向他开口了，只听他低声说道：“奥斯卡·王尔德，我同情您，因为您应该感到比我们更苦些。”王尔德莫名其妙，便对他说，并非如此，在这种地方，所有的人都一样苦。在这一瞬间，我认为王尔德已经找到了他从前从未经验过的那种幸福感，难道我想错了吗？他的孤独感可能会消失。一位正在服苦役的大贵人，对自己是否已然醒来还是仍在做着可怕的梦尚不敢肯定的时候，便突然间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所在，并把从前的一切事情都又重新摆在了他面前，此时他感到的不是一般的耻辱，乃是一种使人感到难熬的耻辱，乃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因犯罪而被审判、被判刑，在参加烛光晚会前便被投入监狱的一种尖刻的羞耻感。他明白，他的兄弟们并非是生活在花花世界里的人，而是那些在监狱大院里放风的犯人，他们一边走动，一边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这一位也一样，他甚至还能清晨同大家一样，在监狱的走廊里迈着蹒跚的步伐对王尔德的《累丁狱之歌》参与某些意见。这时他写给原来那些浅薄轻浮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
但同时，他却发现了艺术的奥秘。有一天王尔德被他苦主的一位代理人、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带上破产法庭，他被绑着双手，由两名法警挟持着，就在这一天，他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只见此人在众多的冷眼旁观并面带嘲笑的人中，庄重地举起帽子，向这位不幸者致意。就在这一天，他懂得了并且写道，这个很不显眼的动作为他“开启了所有怜悯的井泉”。就在这时，他能够理解莎士比亚了，他懂得了那个从前他读得很多却并不理解的人，他也便在这时才能写出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诞生，得力于一个人的痛苦经历。在《惨痛的呼声》中，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便是掷地有声的语言，便是王尔德过去曾经寻找过却从未找到的语言，与此同时，他前期作品所构筑的脆弱而辉煌的大厦，便轰然倒塌了。就其主旨而言，《惨痛的呼声》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忏悔，他坦率地承认，他在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并没有在艺术道路上走得远，他愿意以此来重建自己的生活。王尔德承认，为了使艺术同痛苦分离，他已斩断了艺术的一枝根须。为了真正地为美服务，他愿意把美置于世界之上，但穿的却是苦役犯人的劳动服，并承认他已在人类的共性之下重新装点了他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已不能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在 href='1699/im'>《道林·格雷的画像》那里找不到任何一点儿一个苦役犯人心里应有的反应，倒是在 href='9622/im'>《李尔王》或是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中，能够看到一种被在低矮的茅屋里哭泣或反抗的人们所认可的那种痛苦和幸福。当王尔德用他那双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捧过名贵的鲜花外没有干过任何活计并保护得很好的手打扫他牢房的地板时，从他写过的东西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帮他的忙，而他以其天才写出来的为不幸者们的痛苦的呼喊声，却拯救了他的灵魂。此外，他那些华丽的辞藻，那些奇妙的童话，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但俄狄浦斯在危急情况下，那几句赞扬人间秩序的话却能够做到。因此，索福克勒斯是一个创造者，而王尔德却不是。他天才的最高体现，也只不过是他创作了在众人眼中，也是在他自己眼中最为悲惨的为那个苦役犯人争荣誉的作品。如果不是为了赋予痛苦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创作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难道说仅只是为了表明这种痛苦是不可接受的吗？美，便在这非正义和邪恶的残杀中显现了。于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否定判决，否定一切指控，为一切作辩护。为生命和人作辩护，但这一切并不是美，只有基于真实才是美。任何一部伟大的天才作品都不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创造者，无论在其心灵的某一点上或其历史的某一阶段上有什么不平，其最终都应该是以消除仇视为归宿。这样，他便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标准。..９9lib?
有哪些艺术家，他们会拒绝站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那边？只有这种所谓的“低下”才能够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才能，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同样，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只能在这个共同标准之下，成为这个标准的奴隶，尽管他们并不想那样。不错，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相信，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便能够施展其创作才能，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但他们能永远坚持下去吗？这种热情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艺术如果排斥世俗世界的真理，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虽然对他十分必要，却还不够。如果艺术家不排斥现实，那他就应该为这个现实作出更高的评价。但如果你决心对这个现实不予理睬，你怎么还能为它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甘心做它的奴隶，又怎能改变这个现实？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相遇时，就像伦勃朗画里的光线和阴影一样，既沉静又特别，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才能。因此，当精疲力竭的王尔德走出监狱时，他已无力顾及其他，便写了那部了不起的《累丁狱之歌》，又重新使他的呼声响了起来，这种呼声在一天早晨突然响起，并代替了累丁狱每个牢房里犯人发出的、被达官贵人们压制下去的呼声。这时，在世界上唯一还能使他关心的事，便是他狱中共患难的兄弟们，以及他们当中以有伤风化被定罪的那个人。在《惨痛的呼声》最后那些句子里，王尔德信誓旦旦地表示，自那以后，他把艺术和痛苦视为一体。他的《累丁狱之歌》由雅克·布尔译成法文，译文漂亮又富有感情。这部著作应该依然信守着这一诺言，于是便沿着这条令人惊异的路线走了下去，并把他从沙龙艺术（在这个沙龙中，其他人都听他自己的呼声）引向监狱艺术，在这里，每个牢房的犯人都发出共同的苦闷的呼声，这呼声是对着他而发的。
于是，随着盲目地认定任何生活都伴随着痛苦这一看法，可能又开始了另一种.狂热。但这时的王尔德，除了偏爱和赞扬之外，已没有了什么，这是他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是的，那个奴颜婢膝的社会所赞成的犯罪活动，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强迫他们遭受痛苦和束缚，尽管他们也能够从幸福中隐约见到一些现实。然而这要花多大力量才能做到呢？现实的奴隶状况总比老爷们的诺言有价值。由痛苦而造成的、超乎虚荣心之上的王尔德的这个伟大的灵魂，正是因对幸福的向往所致。他要找到它，必须越过痛苦才行。于是他说：“下一步，我就要学习怎样才能幸福。”但他并没有学到手。走向现实的努力，以及监狱中那一切都使人走向堕落所形成的阻力，足以使他精疲力竭。在《累丁狱之歌》完成之后，王尔德便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无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艺术家的难言之苦，那就是，他知道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的走法，却无力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苦难、仇视和冷漠。他为之生活的那个人，可能认定他已被判决为终身囚犯，那原因就在于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也就对那种已成云烟的往昔欢乐时刻中的那位主角以背相对。于是他又对自己作了第二次判决。那个人还谴责了作为诗人的他，不是因为他往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道德的操行，而是因为他在逆境中的那些放肆的言论。纪德甚至还承认，在巴黎同王尔德相见时自己的尴尬情状，那时王尔德已然没有了生活出路，也不再写东西了。很可能他没有注意把那种情状掩饰起来，以至使得王尔德在讲这句想表示自己重新回到我们中来的话时，感到很窘迫：“请不要对一个已受到打击的人再怀有怨恨之心。”在当时，王尔德凄惨、孤独，什么也写不出，但有时却梦想再返回伦敦，以便重温一下“生活中的国王”的旧梦，但他也可能想到了那时的他，已然一无所有，甚至连在监狱的院子里曾经感觉到的那个真理也丧失了。但他却错了，他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他就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海峡左岸这个国家的一条大街上死去。在这个地方，艺术和工作都同样受到限制。在那里为他送葬的，都是艺术大街上的小百姓，而不是他从前那些显赫的旧友，但这恰证明了他的新生，也向知情者宣告了那个诞生不久的伟大艺术家刚刚去世。
罗歇·马丹·杜·加尔
请在小说《变化》中看一看对那位父亲马兹莱尔和他妻子的描绘吧。从他的第一本书起，罗歇·马丹·杜·加尔就展现出他擅以深刻的笔触描写人物的特点，这种写作秘诀似乎在我们今天已经失传了。这种三维空间的写法扩展了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显得有点儿不太寻常。既然它很有效，我们的作品便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借鉴而胜于从托尔斯泰那里去寻求。许多追随者都从他那里寻求那种对命运的思考指手画脚的评论。当然，形象、鲜明、生动和人物的深刻性，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中同时并存，但他同托尔斯泰一样，并非以此作为他创作的准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的首先是内心的激情，而托尔斯泰所追求的是形式。在 href='/article/4896.htm'>《恶魔》中，那些年轻的女性同娜塔莎·罗斯托夫之间，同电影当中的人物和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之间有着共同的区别，即活泼有余、深刻不足。这种写作的缺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通过补充说明得到了弥补。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却极不切实际地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他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些阴暗的影子。接受了卡夫卡的影响（卡夫卡的特点是幻想胜过艺术）和美国当代小说写作技巧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总是费尽心机地设法加速历史的进程，为包罗万象，便流于浮光掠影。这种做法便使得我们的文学专事追求刺激，并令人失望。其苍白无力乃源自于奢望太高之故。对此，无人敢说，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上新时期的开始。
罗歇·马丹·杜·加尔的写作生涯始于本世纪初，是他同一代作家中唯一可以列入托尔斯泰体系的文学家。可能也是唯一一位能预示着当代文学到来的人，能够接受并能以其对未来的希望解决某些遗留给他的各种问题的人。马丹·杜·加尔和托尔斯泰一样，对众生有极大的爱心。他描写众生的手法，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原谅态度，在今天已然过时了。托尔斯泰描绘的世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是被同一信仰所激励的统一有机体：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永恒的最高境界的追求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被安排在各自历史环境的某一个位置上，都以屈从而告终。而托尔斯泰本人，也逃避了自己温暖的贵族之家，去体验众生的不幸、世界的悲惨和他一直坚信的众生无辜生活。这种信念，在马丹·杜·加尔所描绘的世界里是没有的，他本人也在某种情况下缺乏这种信念。因此，他的作品也是那种充满疑惑、失望、自认无知，对人类的前途感到迷惘的作品。通过这一切，也通过他那种不为人所见的大胆探索和自己所承认的矛盾心情，可以说，他的作品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今天，他的作品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一切，可能将来，对未来者也有帮助。
对于实现我们作家们真正的雄心壮志来说，这是很大的幸运，即在我们比较并吸收了 href='/article/4896.htm'>《恶魔》之后，也可能写出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来。经过了漫长的奔波，经过了战争与否定之后，尽管他们不承认，但他们却依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能够找到一种共通的艺术的愿望，以便使自己创造的人物有血有肉并能永存。但在目前这种社会情势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种伟大的作品能否出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没有理由不使我们抱这种希望，即这两个社会，倘若不是自相残杀发生普遍动乱的话，便会繁荣起来，并互相沟通，这样，新的创作便会出现生机。我们应该善待自己发挥才能的机遇，并期待着新艺术家的出现，把他所经受的压迫、苦难都一一写出，并吸取现代社会一切事件的精髓，那时他的真正命运，便在他作品中定格，便能够预示未来的情景，那便是真正的创作。这些尚难想象的任务，不应该同以往的艺术奥秘相脱离。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在其静默和沉稳中包藏了这种奥秘，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使之为我们所用。在他那里，我们既是主人又是随从，我们发现了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接着又发现了我们自己。
福楼拜说：“伟大的作品似一头巨兽，它神色总是很沉静。”是的，但在它的血液里却流淌着奇异的、青春的热情。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其灼热感和勇敢精神已经在向我们逼近，但它却更表现出其沉静的神色。在某种纯真的外表下面掩藏着几乎是冷酷的明智，这需要经过思索才能发现，当你发现时，它却又向前延伸了。
必须指出的是，首先，马丹·杜·加尔从来没有想过，激情也能成为一种艺术手法。人和作品在退隐的生活中，在同样坚忍不拔的努力中经受了锻炼。在我们伟大的作家中，马丹·杜·加尔是很少见的一个，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个作家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文学界，并且以坚强的姿态存在，他把自己融于其中，像糖溶于水中那样。荣誉和诺贝尔文学奖，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只不过使他多干了一夜的工作而已。在他身上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正像印度人说的那样：你愈是呼唤它，它跑得愈远。但有幸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谦逊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有些反常。至于我自己，却始终认为一个谦虚的艺术家是存在的。自我同马丹·杜·加尔相识以来，我的这个信念便动摇了，这种隐退的畸形谦虚，除了他性格的古怪之外，尚有别的原因，即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怕因此占用他创作的时间。这条理由自从他把自己的创作当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时，便觉得绝对必要了。时间已不再是作品产生的过程，它就是作品本身，而任何一种消遣、交际都会影响他的创作。
这样的信念否定了激情和人工的设计，但它却在一切有关创作活动中接受了一种纯粹工人式的工作方式。在马丹·杜·加尔步入文坛之初，那时人们对文学的参与有点像参与宗教一般，如今已是完全参与了，至少是表面上完全参与了，像大家茶余饭后议论闲谈一般。这种闲谈也只不过是对文艺作品中某些哀婉动人的情节的议论而已，但它能在某些人中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马丹·杜·加尔对文学的严肃态度是肯定无疑的。他第一次问世的小说就是那本《变化》，它只不过是对文学概念的一种阐述，写得粗糙，缺乏个性。他让那个他自己倾向的人物说：“天才，人人都有一些，而现在已经不再有，但又必须有的，乃是信仰。”就是这个人物，他自己既不喜欢那种过于“雕琢”的艺术，他称之为“被阉割”的艺术，也不喜欢那些“尚不成熟的未婚少女”式的文风。我希望大家能原谅其作者这种既讲真理又重现实的特点。总之，被人称为“粗糙”的马丹·杜·加尔的小说，仍然在平坦的大路上继续前行。“在巴黎，所有的作家好像都很有天才，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时间去捕捉任何天才，他们有的，只是互相借鉴的某种技巧。那是许多个人智慧集中起来形成的一种共同财富。”
我们可以明白，如果说艺术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它也不是一种可爱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马丹·杜·加尔立即便同为艺术而艺术以及象征主义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并且给他同时代的作家造成了许多微妙的混乱，而对他自己呢，除了在写作风格上有某种迎合读者的痕迹外，并没受任何影响，但这点微疵也只不过是青年人脸上的粉刺而已。他在写《变化》时，年仅二十七岁，就已经带着景仰的口气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当时已是成名作家的托尔斯泰的语录。自那时起，他便严格地遵守艺术上的禁欲主义和冉森教义，并且终生不渝，这就使他从不追求轰动效应，不哗众取宠，并为一个站得住脚的不朽作品而勤奋努力。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早熟的作家说：“困难之处不在于你有没有人物，而在于如何使这个人物站得住脚。”不错，他这种天才很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但他所凭借的是勤奋的工作和坚强的个性，这使他荣膺殊荣并终其天年。他的勤奋，他的组织才能，以及他的谦虚始终是他自由创作的主体。我们不应苛求地说，马丹·杜·加尔的美学观点应该在他藏书网的作品中扩大到某种历史的范畴，并在其中把个人问题放在首位。从事自由劳动的艺术家，他的理性和他的欢乐，最终能够承受任何委屈，但却不能影响他的工作。如果不剥夺他的工作权，那么对于外界赋予他的特权并不拒绝。
就是把他其他的特点放在一边，他的作品也已然形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整体，而其核心，便是《蒂博一家》，其支柱是《变化》、《让·巴洛瓦》、《年老的法兰西》、《非洲秘密》，还有他的戏剧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从中找出其局限性，但却不能否认它们已经站住了脚跟，并且是堂堂正正地以其无比的真诚站在那里。评论家们可以在其中加上些什么，也可以删去些什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法兰西，众多的异乎寻常的作品中出现了这么一部作品，在这些作品周围，你可以四面观赏，就像围绕着一个雄伟的建筑观赏一样。在他的同代中出现过那么多的美学家，那么多观察细致、文笔优美的作家，那个时代也带给我们一部描写众生和体现爱心的沉重作品，这部作品完全按照经过考验的技法写成。这座人类的殿堂乃是以其一生所从事的艺术的严肃性所建成。
在艺术上几乎成为一条规律的，就是任何一位创造者，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十全十美而被压得喘不出气。马丹·杜·加尔在艺术上有口皆碑的诚实，基于各种原因掩盖住了他在利用时间上的真面目，时间可以向他提供写作的才能和即兴发挥的余地，但由于他的诚实，却使人觉得才能不需要时间，而即兴发挥也无须勤奋思考一般。外界的批评在肯定了他的这种品德之外，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有些太过，但他们却忘记了，在艺术上，品德也是一种手段。在使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大胆的写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几乎所有大胆的描写，其结果总是在追求某种心理上的现实。因之，这种大胆便使得众生的暧昧具有了价值。没有这种暧昧，心理的现实也便没有了意义。我们在读《变化》时，已经惊讶于其结尾的那种残酷的现实性了，那时安德烈刚刚痛苦地埋葬了他的妻子，便在窗户下看到了他所喜欢的那位年轻女仆，对此，我们猜想，她会帮助他平息丧妻的痛苦的。
性欲，以及它在生活上造成的阴影，也被马丹·杜·加尔直率地表现出来。尽管直率，却并不生硬。他在这方面的描写从不吝啬篇幅。由于在这方面的吝啬，使得当代许多小说读来令人感到枯燥无味，如同一部礼仪教材。他从不满足于单调的长篇大论，而是选择了由于性生活的不适当所引起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并没有把性生活如实地描述下来，而是通过间接的手法写出了性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德·封达南太太由于她丈夫的不忠，自己便也耽于声色淫荡，从而导致了她终生的性衰竭。对此，我们在《蒂博一家》中还发现性和死亡奇怪地纠缠在一起的情节（当时依然是黑夜，在弗鲁兰老人安葬之前，丽丝贝把这一秘诀传授给了雅克）。无疑，在这里必须看到艺术家的写作特点，即一种显示性生活异乎寻常的存在的描写手法。
但性欲不仅只同死亡纠缠藏书网在一起，它还影响人的精神，使精神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那位善良的基督教徒蒂博老人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不要把对别人的爱同你在抚摸一位年轻人时产生的那种激动情绪当成一回事，哪怕那个年轻人是个孩子。”随之他又把最后那句话抹了去。这样，就使他解决了羞耻之心同真诚情感的关系。这在马丹·杜·加尔，他用一句话就使人明确地感知机械同心灵的感应是怎么回事儿了，他描写道：“他的手，下意识地解开她的裙带，而他的双唇却印在了这个小姑娘的额头，给了她一个慈父般的吻。”
整个作品充满了这种真实的情趣。马丹·杜·加尔在《年老的法兰西》中不仅向我们描绘了最丑恶的嘴脸，即那个邮差儒阿尼欧的嘴脸，同时该书还充分地显示了乡下人的心理状态，在最后一页的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在《非洲秘密》中，一个乱伦的兄弟，作者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把此人那种令人遗憾的行为说成是极其平常的事。在《一个沉默者》中，马丹·杜·加尔竟敢于在1931年把一个非常体面的工厂主同性恋的事情搬上舞台，而且语言绝不庸俗。在《蒂博一家》中，这种新奇的事就更多了。我们可以举出不少这方面的场景，比如吉涅竟把自己处女的乳房紧贴在一个孩子的身上，那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她原先所爱的那个男人同另一个女人所生。
马丹·杜·加尔的创作“手法”，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即蒂博老人假死的情节。为把这个人物的死造成喜剧效果，这确实是小说家别出心裁的做法。这位一心想当一个虔诚基督徒的人无论是欢乐还是忧郁，都不可避免地会生病，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病足以致命，结果不可避免地在临终时造成喜剧效果。于是他便在病榻前怀着半虔诚的心情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进行死前的排练，让他们做出伤心流泪的表情，并加以指正评点，还要让他们带着圣洁的感情。于是蒂博老人便等待着这一切应产生的效果，就像所有病人一样，等待着消除自己心中原先隐藏着的那种疑虑。但仆人们出自内心的悲痛，他们对这位老人在临终前指示的信以为真，一下子便使他了解了自己真正的身体状况。他这一出喜剧，并没有收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他明白了自己病体残酷的真情。他原想假戏真做，到头来却成了事实。自这时起，他的病便开始一天天沉重起来，而对死的恐惧也使他的信仰化为乌有。“啊，为什么上帝会把我置于这种境地！”他的这一声呼喊，便为他发现了自己信仰的空洞和虚伪这一悲剧定了性，同时也是他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幅画面，实在是一大手笔。小说家善于勾画人物心灵的动态，这种心灵把人的存在当成了表现手段，这是别人学不到的。这只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样板，而且是我们永远追求的样板。
《让·巴洛瓦》写于1913年，它反映了我们大家都感兴?t>趣的那个事件。这篇奇特的小说尽管其手法很特别，但其主题却为我们大家所熟悉。从技术上讲，它丝毫没有小说的特点，打破了一切传统手法，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未见有类似者。作者似乎系统地研究了最不是小说式的小说写法，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对话式体裁（其中还不时加有舞台上旁白式的简短说明），并引用了许多当时的资料，而且是未经加工的原始资料。这样便不会使人读来感到枯燥，并且可以使人一口气读完。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那原因可能是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处理，是作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加工的缘故。实际上，马丹·杜·加尔曾有意把他以后的小说都用这种形式写出，但他经过思考后认为只有《让·巴洛瓦》才适合这种体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乃是唯科学主义时代的唯一一部伟大的小说（作者原意想在科学性处理上要超过左拉的小说）。因此，作者把书中人物的希望和失望表现得非常明确。这部档案式的小说是一部专题式的著作，它在表现宗教危机上，比历史档案更具轰动效应。但把一个人心灵的激动或怀疑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不管怎么说，也是适应了由科学宗教主义所激怒了的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做法。书中的巴洛瓦抛弃了旧信仰，转到另一种新信仰。如果说，面对死亡的到来，他在最后时刻又背叛了这个新的信仰，他仍然不失为那个在1914年便已解体的短命新时代中的一员。他本身的经历，比被用一种新的笔法向我们娓娓道来的那种经历更使人激动。这种档案式的小说读来使人如读一部冒险小说，因为它奇特的形式同它所叙述的那段史实连接得十分紧密。一个对传统信仰持怀疑态度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加科学的信仰的人，其演变过程，通过马丹·杜·加尔独特的技术处理，就显得更加动人。但最终，科学无论对巴洛瓦还是对他的作者来说，都不能使他们满意，但就其方法或者至少就其理想来说，由于艺术的伟大的功能，在这本小说中是暂时地得到了升华。这一辉煌的业绩，无论是在我们文学领域还是在马丹·杜·加尔自己的作品中，都堪称绝后的。但激励他的那种信仰，却在本书中受到了威胁，果然，它不是已经在野蛮的机械无节制的发展中过早地夭亡了吗？至少《让·巴洛瓦》也是一部遗言性的著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对已逝信仰的那种使人动情的见证，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卜。
信仰和科学的冲突，在本世纪初曾引起过很大的波动，如今已然不再闹得那么沸沸扬扬了。但我们却生活在它的余波中，这在《让·巴洛瓦》中已体现出来。只举一例便可见一斑：不信宗教现象，在书中已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就已赤裸裸地把我们历史中最强有力的一次公之于众。在逃避同上帝单独接触时，巴洛瓦遇到了人类。他的解脱围绕着德雷菲斯所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时发生。所谓《散布者》方面把巴洛瓦同人道联系在一起，并以人的名义使所谓历史的欢乐（即斗争和胜利），在他身上开花结果。相反地，所谓历史的醒悟，却又逐步把人引向孤独、忧伤，在他临终前又使他放弃了新的信仰。人类这个共同体有时帮助他生，但它能够帮助他死吗？这便是马丹·杜·加尔这篇作品的实质问题，并成为他的悲剧体裁。因为对上面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不信宗教者的情形，就是暂时的狂热，甚至是平静的。因此，今天许多带有某种狂热情绪的人宣称，人类这个共同体可以阻止死亡。对此，马丹·杜·加尔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他是不相信的。但他却在小说中，同巴洛瓦相对比描绘了理性主义者的面貌，这种理性主义者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并且理性地死 53bb." >去。那位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者吕斯，在当时可能便代表了马丹·杜·加尔的理想。但如果我们相信吕斯本人，那么理想就显得格外的严峻和阴暗了。“我没有两种道德标准，人们可以无须受任何幻想的欺骗，只通过一条真理之路便能达到幸福的境地。”但人们却也不能为抛弃幸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只需牢牢地记住那些失去所有的希望，并决心同死亡较量到底，随后又被转移到我们文学领域来的人，他们的第一副面孔，已被马丹·杜·加尔在1913年描绘出来就够了。
这样一个紧卡在历史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命运的伟大主题，后来便以交响乐的方式被安排在《蒂博一家》之中，其中所有的人物，都向1914年夏季的那场灾难走了过去。只不过宗教问题，已不再被放在前台而已。但这个问题一直向前奔走，穿过前几卷，随着历史逐渐掩盖了个人的命运而消失，但在最后一卷描写安托万·蒂博孤独的苦恼时，它又以消极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个问题的重新出现是有其原因的，同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马丹·杜·加尔，最终还是不能把这个问题挥之即去。他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完成时仍然回到了他所有作品的那个一贯的主题上去，即人的没落上面。这一点很重要。但在《蒂博一家》的最后部分《尾声》中，马丹·杜·加尔的两个重要人物神甫和医生，神甫不见了，或几乎不见了，《蒂博一家》这部小说也便以一位医生的死去而告终，这位医生是所有医生中唯一死去的一个。对马丹·杜·加尔来说，也同安托万一样，问题似乎除了在人道主义的水平上提出之外，其他方面便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历史的经验，并以强制的方式出现，它解释了安托万何以会那样演变。历史的倾向，在今天已是无神论了，至少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简言之，二十世纪历史的不幸便是资产阶级基督主义垮台的标志。我们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阐述：在安托万眼中是宗教代表的蒂博老人，在他宣布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时，他死去了。同时，普遍的战争也便爆发了，而那个自认为是商品和基督的社会也在血泊中倒塌。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蒂博一家》是此前小说中的第一部，我们也必须申明，它更是当今小说中的第一部。因为马丹·杜·加尔小说中的人物，同我们现在小说中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历史的斗争中投入了某些东西，也失去了某些东西。现实的压力在起作用，甚至在他们存在的本身内部起作用，这种压力动摇了存在于宗教和文化内部固有的传统结构。当这种结构以某种方式被摧毁之后，人也便不存在了，只有等待着某一天重新出现。就这样，安托万·蒂博首先向别人的存在打开了心扉，但他向前迈出的这第一步，仅只使他敢于面对死亡，并摆脱任何慰藉和幻想，去寻求生存的道理。随着《蒂博一家》所诞生的，是半个世纪中的人群，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只要我们不裁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他们就准备什么都接受。
这一主题在安托万这个人物身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两兄弟中，雅克经常受到表扬和赞赏，他以一个典范的形象出现。但相反地，我却在安托万身上看出了，他才是蒂博这个家庭中真正的中心人物。另外，既然我们不打算在此对这么一部规模浩大的作品作一全面评论，我认为至少应该强调一下，这两兄弟在作品中应该并驾齐驱。
作为书中的核心人物，我们讲了安托万选择信仰的原因。《蒂博一家》这本书为他而敞开，也为他而合上，而其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而且好像安托万这个人比起雅克来更接近作者。无疑，一位小说家本人可以有他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流露出他们的感情。因为其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代表作者的一种倾向或者他的一种欲望。马丹·杜·加尔本人就是，或者曾经是雅克，或曾经是安托万。他赋予他们的语言习惯，有时就是他自己的语言习惯，有时又不是。但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总是距自己的人物最近，也总是距这些人物在他周围引起的矛盾冲突最近。从这一观点出发，由于安托万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以及他那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灵活机动，他要比雅克显得丰满多了。最后，也是我主要的观点，即《蒂博一家》这部小说深刻的主题思想在安托万身上的体现，比在雅克身上体现得更令人信服。这两个人物也确实脱离了他们个人的小天地而走向了人类共有的大天地中，在这方面雅克甚至比安托万更早一些。但前者的演变，其意义比后者要小，因为前者的演变过程显得更具逻辑性而且是可以预见的。有什么事情比从个人的反抗过渡到思想革命更容易吗？相反地，还有什么比这个在幸福者的内心世界里发生的这种伟大的激情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吗？
无疑，《蒂博一家》的第一批读者对雅克的关心作出了解释。青年人在当时是时髦的。而马丹·杜·加尔这一代人，又把这种对青少年崇拜的习俗传到我们这一代并感染了我们的文学领域（我们当代的每个作家，每当遇到一件事需要了解青年们真实的想法时，他都要带着忧伤的心情自问，青年们到底对他是怎么想的）。我不敢肯定，我们1955年的读者在喜欢雅克甚于喜欢安托万这个问题上到底能坚持多久。至少，我们应该承认，马丹·杜·加尔对雅克的塑造是成功的，他是我们文学作品中最美的青年形象之一。这个典型人物，他勇敢、坚强、心口如一，怎样想便怎样说（好像凡人们想的事，都是应该讲的），他珍视友谊却不善谈情说爱，他耿直又拘谨，像个涉世不深的儿童，这不但影响他自己，也使别人觉得不舒服，就这样，他以其不妥协的精神和以其纯洁的品质投身于坎坷的人生。这个人物被作者塑造得栩栩如生。
但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命运，像流星一般在生命中一闪而过。即雅克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他不善应付生活，他的两大经历，一个是爱情，一个是革命，这两件事便是证明。我们可以看到，雅克首先把革命活动放在爱情之前。当他同珍妮结合后，他努力想使爱情同革命齐头并进，这是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想法。那就让革命暴露吧，这也便暴露了他自己，那便是他一下子就丢开了珍妮，使自己孤独地死去，他愿意在这方面做出榜样。这种离去是唯一使他们爱情得以永固的保证。愤世嫉俗的珍妮已经开始恨雅克了，但她又不爱上流社会里那些人，她不能承受别人对她的接近，这会使她陷入深深的思想斗争之中，但她却又远离了雅克，并对他表现出某种生硬的感情，甚至看不到她有什么笑脸，那情形恰似一位寡妇的生活写照。似乎这位珍妮就是一段木头被人做成了一个女人。对死去的情夫应该忠诚的观念，以及对他们这种奇特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孩子的照料，这一切足以使她站立起来。实际上，对他们这两个处于“窘迫”状态的人，又能设想出什么出路呢？
更难于描绘的，是安托万的形象。与雅克相反的，是他以极强烈的感情对生活表现出真挚的爱。他很讲究实际，作为一个医生，他能够支配人的身体这个王国，他的个性就体现了他的志向。他的友谊，他的爱情也都实实在在。朋友的帮助，女性的光彩，是他感情的归宿，因为这些都可以照亮他的心灵，激发他的才智。他有时对自己所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比对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更为亲切。在封塔南太太面前，他严格地要在肉体上保持一个耶稣教徒的形象，实际上他同那些人并无瓜葛。
这种对肉体的爱欲，有时会导致一个人变得懦弱，或者导致一个人只耽于享乐。但有两件事在安托万身上却表现得很平衡，而且是相得益彰，那就是工作和他的性格。他的生活很有条理，很有章法，特别是很有针对性，那就是一切都同他的职业相关联。同时，他极强烈的性欲对他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他从事自己的职业，即可以指导他作为一个医生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使他能够洞悉患者身体内部的机能，甚至他这种性欲可以在许多方面被他自觉地利用起来。因为安托万绝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在品德上是有缺陷的。某种孤独的享乐形式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雅克和安托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在青年时便死去，而另一种人则生下来便已成年。而成年人就有可能认为他们的稳定状态就是世上的规律，这时，不幸对他们来讲就是个错误。安托万似乎觉得，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可能是最好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的大学路上选择一个特别公馆住下，来从事其高尚的医生职业，并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殷勤致意。这便是他的局限性，起码在第一卷里是如此，并从而导致他产生了相当多的令人不愉快的态度。他出生在那个资产阶级家庭，使他自小认为他周围的一切就是永恒的，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使他满意。这种信念甚至形成了他的本性，就好像他穿着蒂博家的儿子的紧身上衣一样那么平常。他的行为像一个有产者的富家子弟，后来竟发展到肉欲的冒险：他花钱买欢乐，并炫耀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派头。
安托万不需要承诺生活，他只需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不仅只他一个人也就够了。简言之，按他的性格逻辑，他要走的路完全同雅克背道而驰。小说所蕴含的深刻道理便在这里显现出来。马丹·杜·加尔知道，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人在现实环境中发现不了，只能在他们的本性同环境相碰撞时才能发现，于是他们仍然是他们。很自然地，是一位女性打破了安托万龟缩在里面的那个贝壳。真理只有通过肉体才能触及人的肉体。因此，他们的道路仍然是不可预知。这条道路便叫做拉舍尔，她同安托万结合的那段插曲是《蒂博一家》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安托万和拉舍尔的爱情，同诸多文学作品中的爱情相反，从没有被安置在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但至少，却使读者心中充满了一种隐约的欢快，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感激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拉舍尔的物欲，照亮了整个蒂博一家，直到她临终之前，安托万一直都同她在一起。安托万在拉舍尔身上发现的不是他惯常所见到的对金钱的崇拜和一个屈辱的灵魂。她赞赏安托万这是肯定的，但却不屈从于他。她感受过也追逐过人生，在他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秘密，但却从不改变自我。她一直爱着安托万，她说：“我就是这样。”他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存在，认为这种存在方式是美好的，是别具风味的。他们两人的相处这件事，便已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互相平等的地位。在一个夏季的暴风雨之夜，安托万在给一位小姑娘做急救手术，拉舍尔神情严肃地为他举着一盏灯，安托万发现，对自己医生职业给予帮助的就是唯一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随后，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便双双一起睡着了。当安托万醒来时，感到身旁有一种温暖的气息，原来拉舍尔正偎依在他身上，已经入睡了。不久，他们便成了一对情人。其实，他们已经是一对情人了。他们在紧紧的依傍中，一起互相给对方注入了更加伟大的生命力。自那时起安托万便怀着感激的心情高兴地退步抽身了。两兄弟在经过长达数年之久的分别之后，雅克在洛桑见到他哥哥时，发现他“变了”，这样，一百个传教士做不到的事，由一位女性来完成了。然而这位女性并非属于安托万认为唯一的和永恒的那个世界，她属于那种历来都居无定所、到处迁徙的放牧族。在她身边，人们体会到的气氛叫做自由。不错，是声色之乐的自由，在其中安托万第一次发现存在于差别之中的那种平等，此乃是肉体和精神的最高梦想。同时这也是对于拉舍尔与之和平相处的那些偏见的心灵的自由。对这些偏见，她自己一无所知，并且以她自己的存在，不动声色地予以否认。就这样，安托万在她身边就单纯得多了，并且发现了她性格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她的宽宏大度，她的生命力以及欣赏力。他并没有变得更好，只不过完成了一件事，即在他身外，同时又在距他最近的地方，很愉快看清楚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也看清楚了他，并向他致意。有一些真理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它可以这样归纳：男人的真理是他觉得有权按照自己的样子做人，同时他还要解放那个他全心全意爱着的人。
在他们分别了很久之后，这条真理仍然使安托万动情。“他放声大笑，显得年轻又好动。这些，他已压抑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却让拉舍尔一下子把它们永远给释放了出来。”不错，他们确实是分手了，在一个雾雨连天的夜晚，互相没有再看一眼，显然，他们的故事是短暂的。拉舍尔抱着一种虚幻的追求回到非洲，想找到一个能支配她的神秘男人（其理由是，那个地方有点儿浪漫色彩）。实际上，她是在走向死亡，和死亡做伴，这个活的人便有了一个天生的同谋者。但她是在帮助安托万成长，甚至是在帮助他更好地死去，因为他愈是向她接近，也便愈接近死亡。在他的记事本上，他为雅克的儿子这样写道：“不要瞧不起你安托万叔叔……他那种可怜的经历，不管怎么说，在他可怜的生命中还是比较出色的。”“可怜”这个词，在这里是有些过分了，但那是一位即将死去的人带着自怜的心情写下来的。安托万的爱情生活可能并不那么丰富多彩，但在这个方面，拉舍尔却是件精美的礼物，是一个能使人获得财富却不承担义务的礼物。
自由和谦逊，这两件东西是拉舍尔在安托万身上唤醒的品质。生活是糟糕的，它有时就像在说安托万：“他好像在同一个极端乐观的人对话，这个顽固家伙，他愚蠢地感到很乐观，这个人就是他，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安托万。”就是这个安托万，他就靠同拉舍尔的结合活在世上。他知道生命是美好的，但也可能随时就会灰飞烟灭。因此，必要时生命也可以说谎，并且要耐心地等待着生命为这个信心作辩护，就像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但在他身上，由拉舍尔唤醒的一种忧虑又为这种确信赋予了人性，于是，安托万此时便承认了别人的存在，也明白了比如在爱情上，享受其乐趣的并非仅是单方面的一个人。这便是走向众人的一条路，但却是很实在的一条路，这条路使人明白，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受考验的并非只有他一人。法兰西也加入了战争行列。雅克反对战争，并最终死于反战活动中。安托万尽管不喜欢战争，但他还是参战了，后来他也死于战争。他离开了他那声名卓著、事业兴旺的行医生涯，离开了装饰一新的特别公馆。他的行军背包磨坏了新漆的油漆。不错，油漆是损坏了，天花板和墙裙均已剥落。他明白，他将永远也不会再找到他放弃的那个世界了。但他却把主要的留了下来，那便是他的医生职业。他可以在战争中行医，甚至像他说的那样，可以为革命事业而行医。在那个日益荒唐的历史时期中，安托万算是自由了，他抛弃了原来的一切，却没有抛弃原来的自己。他已然懂得了判断战争：作为一个医生，他从伤员身上和众人的情绪中了解战况。他中了瓦斯气，人已然虚弱无力，这都注定了他的死亡，他对那个旧世界了无遗憾。在《尾声》中，他担心的两件事，一个是人类的前途，一个便是雅克的儿子让·保罗。至于他自己，除了回忆之外，已一无所有。那回忆是对拉舍尔的回忆，这些回忆曾经构成了他生存的学问，而自这时起，又能帮助他死去。
《蒂博一家》以那位患病医生的日记和主人公的死去而告终。一个社会也将和他一起死去，我们须明白的是，通过一位宽容大度的个人行为，能够把本身从一个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历史的大潮已覆盖了世界各个大陆和人民，然后它又剧烈地退下，余生者便能看出其中缺了些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继续下去。安托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了下来，把他能够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留给了让·保罗，亦即是说留给了我们。这也正是人的可贵之处。自安托万从他的老师菲利普目光中看出了谴责的意味后，直到他最后孤独的处境，他的人格力量就不断地增长，但那却是随着他逐个地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疑虑和自己的弱点时才发生了这种变化。一个小小的医生，现在对能够发现自己的无知甚感满意。“我对自己，对世界了解得尚少，但却被判了死刑。”他知道，纯粹的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青春力量的那种利己主义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并非是生命的全部。每小时有三个人出生，也有同样数目的人死去，一种不可估计的力量，把每个个体的人卷入生殖繁衍的波涛之中，并把他抛进永远填不满的死亡的海洋中，倘若不承认自己的局限，并尽力把对自己的义务和对别人的义务结合起来，他还能做什么呢？再说，他这也是孤注一掷了，在这方面，安托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死前所写下来的那句话：“我从前只不过是平庸之辈罢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确实的，藏书网按同样标准衡量，雅克则是一个例外。但正是这个平庸之辈，他赋予了整部作品以力量，照亮了它内在的深意。
对这样一位默默工作着的创作者，他不加任何个人评论，却为我们创造出两个如此不同又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我们对他该做何想法？
由于我想谈的是马丹·杜·加尔作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还须指出，他那时的疑惑，仍然是我们的疑惑。随着蒂博这一家人对历史的反省而来的，便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问题。《1914年之夏》这本书的出版，正是战争升级之时，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世界未来前途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在这方面产生的疑虑。但马丹·杜·加尔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家知道，《1914年之夏》出版于1936年，在 href='/article/1750.htm'>《父亲之死》（1929年）之后，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内，马丹·杜·加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他放弃了原始的写作方案，为小说《蒂博一家》设计了另一种结局。按第一方案，要长达三十余卷，第二方案把《蒂博一家》缩小到十一卷。当时马丹·杜·加尔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继 href='/article/1750.htm'>《父亲之死》之后，已经写成的《起航》那卷的手稿，这卷手稿曾花去了他两年的时间，自1931年他放弃这卷手稿起，到1933年他确定了一个新的方案止，便开始了《1914年之夏》的写作。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在杂乱无章的日子中过去了。这些我们在该书的结构中也可以感觉到。在经过一段很长的停顿之后，机器的运转在开始阶段是困难的，到第二卷才走上轨道。但我觉得这也能在他新的视点中体现得出来。这部巨幅历史画面，始于希特勒上台时期，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使人感到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人们期待着这一鸿篇巨制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应该不再重现了，但却又几乎被它自身所否定。《年老的法兰西》写作时间正是在《蒂博一家》被否定的那几年里，在这本书中，那位小学教师已然提出了一个使人战栗的问题：“何以世界会是这样？难道这是社会的过错？……难道这不是人的过错吗？”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惑着雅克，特别是对他的革命信仰冲击得尤甚，正如面对历史的演变，它对安托万的绝大部分态度作了注脚一般。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些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这位作家。
在社会活动的诸多矛盾中，没有一个不在《1914年之夏》中被那些可能有过多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对话体现出来。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暴力为正义事业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雅克和米托埃格两人的谈话中详细地讨论过几次。那位瑜伽信奉者和特派员的著名论断已被马丹·杜·加尔所利用。
为更进一步深化处理革命的虚无主义，其面貌在梅耐斯太尔这个人物中，已经被孤立了。此人认为，在以人代替了神之后，无神论还应走得更远，应该把人也予以取消。在由谁来代替人的问题上，其回答是：“没有任何东西。”英国人帕特逊这样形容梅耐斯太尔：“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绝望者。”同所有以虚无主义态度走向革命的人一样，梅耐斯太尔执行的政策是最糟糕的政策。他毫不犹豫地把雅克从柏林带来的秘密文件一把火烧掉，而这些文件却是对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参谋部共谋的有力证据。如果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有可能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从而便可能打退被梅耐斯太尔认为搞乱社会“最好的王牌”的那次战争。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马丹·杜·加尔的社会主义绝不那么天真，他还不至于相信，在一天早晨尽善尽美的世界会在历史上出现。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的疑惑也就是《年老的法兰西》里那位女小学教师的疑惑，这个疑惑触及人的本性。“他对人类的怜悯是无限的，他向人类奉献了全部的爱心，但那却无济于事，等于白费力气，他仍然对人的道德情操持怀疑态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根本性的疑惑却依然掩藏在爱心之下，并使他心灵的颤动变得最为温和。这种坦白的陈述打动了我们，因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人能离开态度暧昧，必须坚持这种做法，以便可以避免历史真正动乱的冲击。在这方面，安托万给让·保罗留下一个双重性的劝告。一个是对待自由要谨慎小心，应该把它看做自己的义务，“不要让自己锋芒毕露，在黑暗中一个人摸索前进并非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相反地它是件好事。”另一个是，轻信则有风险：始终向前走，同大家一起，沿着同一条路，在黑暗中随着人群走，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是这样蹒跚着前进的，都是这样走向那个不可预见的未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向别人提供的劝告没有一条是肯定的。但这部作品却也向我们表达了勇气和与众不同的信仰。像安托万所做的那样，超越犹豫和不顾灾难地在冒险活动中孤注一掷，最终又回到对可怕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的赞扬上来。蒂博一家人对生活狂热的眷恋就是这种精神，它贯穿于整个作品中。父亲蒂博对待自己的日暮穷途是如此态度，他以自己的方式对自己行将死亡的拒绝，是一个典型，他出人意料的复活，他同死亡斗争的方式，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在这里怎么会不令人想到卡拉马佐夫式的对生存和享受的爱呢？用季米特里悲观的话说就是“我太爱生活了，简直爱到厌恶的地步”。但生活并非那么高雅，季米特里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为了避免毁灭而采取各种办法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构成了历史的事实，也是它进步的动力，这也是他思想和他作品的一个现实。而这部著作正是诞生于力拒死亡，并与之斗争的那些著作中的一部。这种对死亡的极力排斥，这种对众生、对世界无比的眷恋，解释了马丹·杜·加尔所有作品中的粗暴和温情。由于肩负着对肉欲屈辱和享受的重压，他们不得不附着于他们出生的那种生活中。但一个巨大的宽容通过他们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改变面貌并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安托万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始终比自己知道的要宽广。”一个生命，尽管它很低贱也很平庸，但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里总有理解它和宽容它的东西。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画幅的众多人物中，即使他们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基督教分子，哪怕他们的形象是最阴暗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在哪怕一瞬间，都能表现出他们的慈善来。可能在马丹·杜·加尔的心目中，唯一的罪过就是排斥生活和谴责众生。人的价值不在于人是否能讲出多么动听的语言和占有多大的秘密，乃是在于他善于判断并能够宽恕。这里面便蕴藏着艺术的深奥的秘密，而这又是任何宣传手段和仇恨心理所无法利用的东西。同所有真正的创造者一样，马丹·杜·加尔对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抱有宽恕心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的生命首先是斗争和战斗，但他却没有敌人。
这部作品决定性的词汇，对一个作家来说，自托尔斯泰去世以后就很难写出来了，那就是仁慈。还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仁慈并非是起掩人耳目作用的那种“仁慈”，那种仁慈下面掩藏着冒牌的艺术家，在世人眼中是如此，同时它也向那些假艺术家掩盖了真正的世界。马丹·杜·加尔界定的某种资产阶级的仁慈乃是一种特殊而明智的品德，它能够宽恕好人身上的弱点，也能以其宽容的度量原谅坏人。这两种人同样归属于那种痛苦的并且有希望的人性。就这样，当雅克经过几年的出走回到家里之后，使得他行将死去的父亲非常激动，他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已病入膏肓的身体，这个从前在他眼里是压迫的象征的躯体，使他惊得手足无措：“突然，这个汗水淋漓的人把他惊呆了，以至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反应——一种本能的激动，一种原始的情感，这种情感大大超越了怜悯或怜爱，是一种人对人的利己主义的温情。”这样的描写，是一种艺术手法的真正体现，它没有同任何事情相脱离，它超越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矛盾，使人能在冥冥中体会它的内涵、痛苦、斗争和死亡，其共性是存在的。只有这种共性，才产生了欢乐和和解的共同性的希望。凡接受这种共性者，便会从中发现一种崇高的品德，一种忠诚，一种理智，他们可以接受他的疑虑，如果他是个艺术家，这也便是他艺术的深远源泉。人在这混乱和痛苦的一瞬间明白了，他应该一个人独自死去是错误的，应该所有的人和他同时去死，死于同样强烈的激荡中。在这个时候怎么能把一个人同大家分开？怎么会从此永远拒绝他这样高贵的生命，即使艺术家基于宽恕，人们基于正义就能够重新使他复活吗？在这里便存在着我曾经说过的现实的奥秘。但这却是唯一有价值的现实，即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把马丹·杜·加尔造就成一个宽恕而怀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我们永恒的同龄人。
1955年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当时我年方二十，在阿尔及尔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它给我的震动，对我的影响以及对我许多朋友的影响，同 href='8729/im'>《人间食粮》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冲击是相同的。但我们从 href='7209/im'>《岛》中所得到的启示却是另一种范畴的。它使我..们既赞扬、激动，又感到困惑。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从精神的绳索中解脱出来，也不需要为大地上的果实唱赞歌，它们就悬在树上，伸手可及，只需张口吃就是了。
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悲惨和痛苦还是存在的，我们却干脆以我们青年人的热血，硬是不予理睬。我们觉得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它的美中，只存在于它施予的欢乐之中。于是，我便生活在自我感觉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表面上，置身于色彩斑斓的花丛、海浪和大地的芳香之中。因此， href='8729/im'>《人间食粮》到来得是太过晚了，以及它们幸福的请柬也都姗姗来迟。我们放肆地自吹是幸福的人。相反地，我们应该稍微绕开一些我们所向往的那些东西，以便摆脱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粗俗态度。当然，如果那些阴沉的说教者在我们的海滩上散步，并向那里的人和使我们高兴的事情骂上一句，那么我们的反应肯定是粗暴的或者是讽刺挖苦的。我们需要更为机敏的教师，比如有那么一个人，他出生在大海的对岸，他也同我们一样喜欢阳光，喜欢明媚的景色，由他来向我们以一种难以描摹的语言说，所有这一切表面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但它们终究会消逝，因此必须以惋惜的心情来爱护它们。于是这对任何年龄都是伟大的主题，便立刻会像一件令人震惊的新鲜事物一样被我们记住。大海，阳光，各种面孔，同我们之间立刻便有了一个无形的堤坝，把我们同这一切隔开了，而且离我们愈来愈远，并且不断地使我们感到害怕。 href='7209/im'>《岛》这本书就是如此，它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文化。藏书网
的确，这本书它并不否认感情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王国，但它也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它解释了我们年轻人的忧虑。我们过去盲目存在的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对事物的肯定，都是 href='7209/im'>《岛》这本书中最美的篇幅中的一部分。格勒尼埃向我们讲述了它们那些使人不可忘却的情趣，却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它们转瞬即逝的本质。同样，也使我们明白了我们那种骤然出现的伤感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在贫瘠的土地上、阴沉的天底下，干着沉重的劳动，他会幻想着一片肥沃的土地，在那里，天空是晴朗的，面包是香甜的，这是他的向往。但那些生活在阳光明媚、山川秀丽的地方的人，也就无所求了。他们想象的就是另外的东西了。因此，北方人就总想离开地中海海岸，或者想到阳光充足的沙漠里去，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的人呢，他们能到哪里去？除非有那么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否则便没有地方可去了。格勒尼埃所描写的旅游，便是想象的旅游，看不见的旅游，是想象中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旅游，正如梅尔维尔通过另外的手法，在《星期二》中所想象的那种岛屿一样。在这些岛屿上，动物自由自在、自生自灭，人类也自由自在、自生自灭。港口在哪儿？这就是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大问号。这个问题只能找到一个间接的回答。格勒尼埃同梅尔维尔一样，以对绝对和虚幻的深思结束了他的旅行。在谈到印度时，他曾提起过港口的事，但却叫不出名字，也说不清地点，只知道是在另一个岛上，但却永远是在遥远的和荒僻的地方。
此外还有，对于成长在传统宗教之外的一个青年人来说，要想探索或接近这样一个境地，只有用深深思考的办法。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并非不信神灵，诸如太阳、夜间、大海，等等，我都奉为神灵，但这些都是享乐之神，它们充斥于我的周围，但随后也便一无所有。我处于这样一个唯一的圈子内，但一到高兴起来也便把它们忘到脑后了。因此，必须有人传授我什么是神秘现象，什么是神圣的事情，是谁制造了人类，以及什么是行不通的爱，以便使我有一天能少一些傲慢态度，回到我那些自然的神灵身边。因此，我并不感谢他什么也不管，并且什么也不顾地向我提供这方面情况的坚决态度，反之倒是得益于他的那种带有犹豫不决色彩的态度。那种贯穿于 href='7209/im'>《岛》全书的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心情，自我读到它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欣赏并想模仿它。
“我非常想独自一人到那么一个外国的城市，就我自己，而且身上一无所有。我在那里过着简陋的，甚至是悲惨的生活，但我却保守着秘密。”这段话就似音乐般使我陶醉，晚上，当我走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时，便常常背诵这些话。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踏上了一片全新的土地，觉得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四周围以高墙的花园，又好像经常围绕着我那座城市在走动，并且能嗅到一种看不见的忍冬花的香气，这就是我在无聊中所梦想的一切。但我并没有搞错，一座花园真的向我敞开了，里面的事情丰富多彩，这便是我所发现的艺术。有某种东西，某个人，在我身体内涌动，并且想开口讲话。这种新奇的现象，有时在读完一本简单的读物或者是一段对话之后，便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出现。有时一个句子在打开的书本上跳了出来，一句话便在房间里回响着，并且突然间围绕着这句话或者准确地说围绕着这个音符，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便都有了解决的头绪，杂乱无章的思绪就此结束。与此同时，甚至在此之前，作为对这种精美语言的回答，一首带点儿羞怯的歌曲，相当笨拙地在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的口中唱了出来。
在我发现了 href='7209/im'>《岛》这本书的那些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已经萌发了写作的冲动。但在读完这本书后，还没下决心要动笔写作。另外一些书也促进了我的这种决心，一旦把它们读完，也就忘却了。唯独这本书，在我读完它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始终留在我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每当我想写些什么，或想说些什么时， href='7209/im'>《岛》这本书上的句子，或者作者在其他书上的句子，就会像我自己的句子一样顺手写出。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恼，相反地我倒很为自己庆幸，我觉得我比别人更需要感谢他，更需要有这样一位老师，并且还要继续 70ed." >热爱他，赞扬他，用我自己的作品。bbr>
因为这确是一种幸运，而不是一种力量，在一生中能这样心甘情愿地佩服一个人是不容易的。然而老师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在尊敬和感激这两种意义上，它同门徒是相对立的。它已不再同良心的斗争有关系了，它已成了彼此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一旦开始，它便永不止息，并充满了某些生活领域。这种漫长的对话，既不强迫，又不限制，也不使人服从，只能是一种模仿。最终，当门徒离开老师并在他自己不同的事业中取得成就时，老师便感到高兴。而门徒呢，当他知道自己对老师无以为报时，他便始终怀念着向老师学艺的那一段时间。就这样，思想孕育了思想，并一代代传下去，而人类的历史同建立在仇恨上一样，幸运地建立在互相赞扬中。
然而，格勒尼埃不用这种口气讲话。他宁可向我们讲一只猫已死去，讲一个屠夫生了病，讲花香，讲以往的岁月等。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事情被确确实实地讲述出来。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比拟的力量和不可比拟的轻淡暗示出来。那种清婉流畅的语言，既准确又朦胧，像音乐一般的明快。它在流淌着，尽管轻而快，但其回声却久久回荡在耳际。如果说有同他们相近的，就只能说夏多布里昂和巴莱士，他们从法语中吸取了声音的音韵。此外无须再论其他！而格勒尼埃的新颖之处又超越了他们。他使用的一眼便可看出，是毫不矫揉造作的语言，仅只向我们讲述了他简单而亲切的经历，然后让我们再予以表达，每一段都使我们满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便成了一件礼物，但却不强加于人。我本人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我了解这份礼物的分量，也承认我欠了他的债。一个人在一生中从他那里得到的巨大启示是很少的，通常只有一两种，但它们却能使你改变面貌，恰似你走了好运。对于热爱生活并热爱学习的人，只要他翻翻这本书，就会得到类似的启发。 href='8729/im'>《人间食粮》出版二十年后才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批新的读者对这本书也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该是时候了。我愿意加入这批读者的行列，并且也愿意重温那天晚上在阿尔及尔大街的情景，那天，我打开这本小书才读了几行，便合上书，把它抱在怀里，匆匆跑回房间，一个人贪婪地读了起来。如果我能够这样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对于今天那些我所不认识的青年朋友来说，我嫉妒但却不感到痛苦，嫉妒他们第一次读 href='7209/im'>《岛》这本书…….99liｂ.
1955年1月
勒内·夏尔
对一位像勒内·夏尔这样的诗人，仅用几页的文字是不足以对其作出全面评价的，但至少可以给他定位。只看他的某些作品，也便足以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敬意。非常高兴能借为我所偏爱的这些诗篇用德文出版之机讲几句话。我认为勒内·夏尔是自《灵感》和《醉舟》发表以来，法国诗坛上我们最伟大的、现尚在人世的，而且是“疯狂和神秘”的诗人。
夏尔的新颖，令人为之目眩。无疑，他是经历了超现实主义的，但与其说他是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补充了它。他在观察阶段，一个人迈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走。自从《孤独的逗留者们》发表以后，一小部分诗作便使得我们的诗坛上刮起了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在我们的诗人们一开始专事致力于制造那些“空灵的小摆设”的许多年之后，我们的诗人们便孜孜不倦地吹奏着铜管乐，于是诗便成了一堆有益于健康的木柴。它燃起了熊熊烈火，诗坛上这一片燎原烈火，刮起了阵阵熏风，并肥沃了大地。我们终于感到宽慰了。自然界的神秘现象，连天的大水、阳光，等等，闯入了诗人们醉心于与世隔绝、只听听外面回声的那个小天地，于是便出现了诗的革命。
但如果这种诗作的新颖性、它的灵感只停留在这个陈旧的观念上，我却不怎么欣赏。于是夏尔便理所当然地提出恢复前苏格拉底时希腊悲剧式的乐观主义。被夏尔称做“眼里充满泪水的智慧”的那种诗作又复活了，它们在我们处于灾难的时期复活了。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这种诗都非常精练和淳朴。无论描写的是白天还是夜晚，这些诗都有同样的激情。在光天化日下，夏尔出现了。大家知道，太阳有时也是阴暗的。在两点 949f." >钟时，大地奇热无比，一阵黑色的风便使它恢复了清凉。同样，每当夏尔的诗显得阴暗时，那是因为一种高度集中的形象，一种强烈的光线使他的诗远离了那种抽象的透明度，而对这种透明度却是我们最经常的要求，因为它不需我们费力便可看得懂。但与此同时，正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大平原上一样，这个黑点却在周围形成了大片阳光灿烂的海滩，在这片海滩上各种面孔均暴露无遗。例如在《粉碎的诗篇》中，有那么一个神秘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周围，竟出现了那么多热情的形象。
因此，这首诗便大受我们欢迎。我们在晦暗中前行，天上那道固定的、圆圆的光线，对我们丝毫不起作用。这道光线可能有些忧伤，有些无助的忧伤。相反地，夏尔写给我们的那些奇特又严谨的诗中，夜色是光明的，我们又可以向前走了。这位全天候的诗人，他所讲的也正是我们所讲的。他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他向我们的不幸提出的格言也正如向我们的再生所提出的一样：“如果我们居于闪光中，它便是永恒的心脏。”9９ｌｉｂ.
夏尔的诗便恰是居于这种闪光之中，而且也绝不只是引申意义。一般人和艺术家以同样的步伐前进，昨天他们同在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今天仍然在揭露分裂我们世界的形式相反却与希特勒极权主义性质相同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共同的战斗中，夏尔接受的是牺牲而不是享乐。“要向前跃进，而不是参加宴会，这是他的结束语。”作为一个反抗的和自由的诗人，他从不献媚，也从不随大溜，按他的说法，是随心所欲地反抗。这种反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首先把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向往掩藏起来，而第二种呢，则是极力要求营造一种自由的环境，按夏尔那句生动的话说就是，面包将会恢复其原味。夏尔十分清楚，要想使面包恢复其原味，那首先要使它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要把它置于各种“主义”之上。这位反抗者就这样逃脱了许许多多反抗者的那种命运，他们最终不是当了警察便是成了同谋者。对那些被他称之为替刽子手磨刀的人，他必将挺身而出和他们斗争。他不要监狱的面包，对他来说，直到最后，流浪汉的面包，其味道也会比检察官的好。
于是我们也便明白了，何以这位暴动者的诗人对那些具有爱心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伤害。相反地，他的诗却把它柔嫩而新鲜的根须深深地植于他们之中。他整个精神的和艺术的观点都在《粉碎的诗篇》中自豪地用这样的句子归纳出来：“你只为爱而弯腰。”因为对他来说，也确实存在着弯腰屈从的问题，而贯穿于他整个作品的爱，既有其阳刚之气，更具有脉脉温情。
这就是为什么夏尔同我们大家一样，在同这个最错综复杂的历史搏斗时，他没有害怕过被卷进去，也从不畏惧对美丽的赞颂、对恰恰是9９liｂ.历史所赋予我们极端渴望的那种美的赞颂。而他那部出色的《伊普诺斯诗稿》中出现的美，像一把耐火的利剑，灼热、通红，似经受了奇异的洗礼，通体发出火焰。我们了解那是什么，那不是艺术学院里苍白的女神，而是我们时代的朋友、恋人和伙伴。这就是充满战斗精神的诗人，他敢于向我们高呼：“在我们这黑暗的时代里，没有美的一个位置，所有的位置都是美的容身之地。”自这时起，面对他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并在反对一切否定主义的斗争中，夏尔的每一首诗，都为我们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对今天的一位诗人，我们还要求他什么呢？在我们那些拆除的城堡中间，由于一种奥秘和宏大的艺术功效，女性留下了，和平和来之不易的自由也留下了。在战斗中，我们懂得了，这些重新获得的财富，是唯一能说明我们何以战斗的佐证。尽管他并非想那样做，但仅只为了他不排斥他那个时代的一切，他所做的远比向我们解释的要多：他也还是我们明天的诗人。尽管他是孤独的，但他却集中了并且置身于这种伟大的兄弟般的热情中，在这当中，人类收获了他们最美好的果实。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后所要求的，也正是这种具有预见的作品。它们是真理的使者，是已经丢失，但今后我们却日益向它走去的那个真理的使者，尽管在漫长的时间内，除了我们对它说，它是我们的祖国，并且我们已被流放到离它遥远的地方受苦，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什么也不能说。然而语言已经形成，光明也已显露，祖国总有一天会接受它的名字，一位今天的诗人，也要堂堂正正地把它喊出，并且为了为现在辩护，他已经在向我们召..唤说，它正在“躲藏着，并在普通星体中间喃喃自语”。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