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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唯法术失灵，而且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
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会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荣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的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99lib.藏书网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９9liｂ?
来就被甲午赔款困扰、穷得快要当裤子的中国人又背上四亿两白银的大赔款；二是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第一次有了外务部；三是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外国军队有了“合法”的驻扎权，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场战役，而天津按条约规定，只许有外国军队而不许中国军队驻扎。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七七”事变时，既然日本还没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就是说还没打进山海关，二十九路军为什么会在北京南面的卢沟桥与日军打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畅销的一本书《我所见过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与众日本中学生辩论卢沟桥事变是谁先打第一枪时，难倒众日本中学生的法宝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从根子上追，都与义和团有点关系。当然，义和团事件的后果也不尽是惨事，庚子赔款支付了没几年，美国人退回庚款，于是有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
在20世纪初，对于正在学习西方自觉追求“文明”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义和团的存在和发生无疑是个耻辱，一个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少人乐意谈“拳乱”，回避这个事件，无疑有讳言家丑的意思在内。自庚子以后直到辛亥革命，中国追求“文明”的自觉显然更加强烈了，一时间在市民们中间“文明”满天飞，看的是“文明戏”，戴的是“文明帽”，手里还拿着“文明棍”，连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货也自诩为“文明排外”，说到根上这都是叫义和团事件刺激的，大家无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举止的行为跟义和团的“野蛮”划清界限。辛亥以后虽然渐渐地这种“追逐文明”的热潮开始降温，但是只要知识界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亲和感尚在，向西方学习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人们就不会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的研究有太大的热情。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义和团在知识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而其内含的另一种象征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蕴，基本上被遮蔽了。
实际上，知识界对义和团的否定，大体上还是一种手段层面上的否定，即由义和团手段的落后愚昧进而否定义和团本身，至多否定到义和团的某些行为，比如说滥杀无辜，从劳乃宣、袁昶开始就是如此，康梁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进步的知识界，尽管在嘴上将义和团视为耻辱，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将之打入冷宫，对西方侵略的文化与实体性反抗的冲动，并没有因这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消失。直到后来，甚至在引进学习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当“一战”结束、中国跟在协约国后面充当了一回“战胜国”的时候，先进的文化人在大骂义和团的时候，却跟北京的市民一样，十分热衷于拆掉克林德碑——恰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杀外国使节而导致耻辱纪念。
随着知识界的更新换代有了模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了点气候，由西式理念构架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滋长起来，这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是一样的，反对西方宗主国的知识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国教育和装备起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缘故，一个古老的民族一旦产生了新的觉悟，就不大可能总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先生”的强横与傲慢与实体性的侵略一样可以引起“学生”民族主义的愤怒。当然，这种愤怒的内涵其实并不一样，在被后来的史学家盛赞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一面高喊着“打倒列强”的口号，路过美国使馆时却起劲地向里面欢呼致敬，显然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国会演说对弱小国家的亲和之意。而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对华表达了全然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友善信息时，也同样赢得了知识界相当多人的心（在那个时代，人们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别这种信息到底是不是权宜之计）。这两件事像是某种宿命的象征，从那时以后，以对美英和对苏俄的态度为界，知识界划出了一条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线，虽然两者的民族主义诉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识界与右翼的不同，还在于拥有一套反对帝99lib.国主义的全新话语和行动模式，一旦某些“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掌握了这套话语和模式，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就再一次被唤醒了，那个曾经将义和团贬得一文不值的陈独秀在后来的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新青年》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为他过去骂过的东西唱起了赞歌。接踵而至的反帝运动中，发动组织者对于行为是否“野蛮”的担心消失了，而这种担心在民初的“抵货运动”中几乎成了组织者的梦魇，但是义和团的梦魇却一次次出现在在华的西方人的梦中，以至于有些人显得相当神经过敏。自然，由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埋头动员从前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农民从事一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在现实的革命中被唤醒的义和团记忆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一直到大陆解放，学术界对义和团的关注相当少，总共加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论文。关于义和团迷信、滥杀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于知识界的记忆中。
解放后，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当然地被并流到了营造新型意识形态的洪流当中，从前颠倒的历史被要求再颠倒过来，重新肯定义和团很快就被推到了议事日程上。显然，这首先是因为在近代两大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没有被“颠倒”得太厉害，肯定太平天国，不仅亲共的学者做得到，亲国民党和非共非国的学者都做得到，而且也这样做了。义和团则大不一样，关于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们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们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新政权重建新型意识形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建立历史价值中的下层取向，即牢固地树立人民群众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并赋予价值观的意义；一是清算历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将日常的对于西方侵略的印象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反帝意识架构。无论从哪一点上讲，义和团都是最合适的翻案文本，“说事”的话题。特别是由于美国抗战以后的扶蒋反共，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美国成了中国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敌人，而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八国联军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唯一一次和美国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别的意义（在朝鲜战争期间，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
所以，无论早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适的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之所以不出国留学就是受了胡适“不留学主义”的影响，而且胡适对于毛泽东办的《湘江评论》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论胡适实质上不过是个中共并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大陆解放后并没有去台湾投靠蒋介石，更不管争取这样一些观望分子的统战需要，毛泽东还是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不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对于完成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有碍的。事实上，批判和清理知识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重新兴起的义和团再评价热潮几乎构成了一个系统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历史学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这其中义和团的“研究”居功厥伟，作为一种几乎是从头开始的“历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并“定调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种从前的学术界不好想象的革命语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进行。今天的学者也许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义和团研究文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惊叹号，那么多好像是在面对面斗美国佬似的频频质问，为什么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国联军侵略行径时单单揪住美国人不放，相对来说反而将祸害中国人最厉害的德国和俄国人放在了一边？在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再有地方比义和团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饰地使用着革命语式，充斥着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许多方面甚至已经越出了毛泽东的定性，考证出义和团原本就有一个有造反传统的出身——白莲教系统的民间教门。在研究中，景廷宾的“扫清灭洋”凸显了，原来面目并不清晰的义和团领袖高大了，连红灯照都说成是妇女解放，从而赋予了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显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还著文指责当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学家，在论及义和团的时候，为了给义和团脸上贴金，居然违背历史常识，不惜颠倒顺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其实，当时的大牌史学家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对于后来被人挑出的错，他们在当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历史的记忆再次被大规模唤醒的时候，已经被注入了一种没有多少历史感的内容。义和团基本上变成了声讨美帝国主义最适宜的话题，起的是动员群众、激起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现实的政治需要已经成了义和团研究的目的。事实上过了并不太久，义和团接着又被赋予了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封资修”造反的新寓意，团民的打、砸、抢直接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做了注脚，化为现实行动的历史的依据。戚本禹的文章虽然让许多研究义和团的人感到受不了，但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逻辑来看，这种极端行为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可循。
与知识界这种变幻的记忆相反，民间关于义和团以及相关事项的记忆则十分单一和持久。义和团之后，留在中国人记忆深处最强烈的刺激莫过于八国联军，不仅老北京张口闭口八国联军，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习惯于将过去几乎所有的西方罪恶都算在八国联军头上。还是三年前，一次我在圆明园闲逛，偶然发现在许多石头上刻着“八国联军，血债血偿！”“八国联军，还我圆明园！”和大量八国联军再配上国骂之类的“到此一游”式的东西。因为好奇，我又接连问了十几个游人，结果80%的人都认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绝非陌生的史事，不仅教科书上讲，宣传品上有，还有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专题反映（人们难道忘怀了刘晓庆的卖力表演？），竟然还会出现如此的张冠李戴，看来历史记忆的成见力量之大绝非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想象。参加过义和团的人，在庚子以后，虽然也有少数像《知堂回想录》里记录的为钱玄同做车夫的那个前义和团大师兄，认定“人家的菩萨灵”而人了天主教的，但是更多的人连类似的功利似的改变信仰也没做到，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依然相信类似义和团那种半巫术半宗教式的仪式的魅力，甚至相信如果义和团能够保持道德上的纯正，不抢不夺，就是可以刀枪不入。北洋军阀时期华北大地兴起的红枪会，玩的依旧是喝符念咒、刀枪不入的把戏，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们死在北洋军阀、日本人、国民党枪下的人，绝对要比义和团死在八国联军枪下的多得多。直到解放后，那些当年义和团兴盛之地的老人，依然用当年的话语，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神话，而且津津有味。其实，用不着把话题拉得太远，就是在不久前，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兴起了一潮又一潮的气功热，从前的神话再一次改头换面。由于换得太粗糙，除了一个科学的面纱之外，竟然还是那副半巫半神的老面皮，类似曹福田、张德成（义和团首领）这样原本很边缘的小人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套20%自创加80%抄袭的功法，再加上一个或几个秀才的捧臭脚，就可以与上面的大人物相往还，再用这些大人物的题词（如果没有，用与大人物的合影也凑合）捞取更多的办班费、书费、“诊费”……我绝不是说这些新一代的大师们眼睛里只有钱，如果上头号召或者提倡的话，我敢肯定会涌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气功军、气功集团，高张爱国主义大旗，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其实用不着血战，不是有宣称可以发功改变导弹轨迹吗？不是还有人可以以功力毁灭地球吗？那么改变战争进程或毁掉一两个我们看不顺眼的国家还不是小菜一碟。
跟西方科技叫板，最省力也最便捷的就是祭起东方神秘主义的法宝，不过这东西满足自己和同胞们的虚荣心还可以，真的交上手了顶不顶事可就是“神鬼之事难言之”了。不信，历史上有先例在，鸦片战争时清军大将杨芳在广州城上排列的马桶不济事，义和团鼓起肚子的刀枪不入也不管事。当年的活剧尽管愚昧，但基本还算是悲剧，因为多少还含有文化反抗中挣扎的虔诚，而今天再演，却只能是笑剧，让人笑不出来的笑剧，我看咱们还是歇歇吧。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人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9９lib?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99lib.
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99lib?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99lib.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99lib.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９9lib.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九九藏书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捡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又想起了王大点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支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得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酱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99lib?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获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恬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两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老师，大师兄二师兄，拳民，恩主。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些年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委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99lib.
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数。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９9ｌｉｂ? 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则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滥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
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将误会中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劻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案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当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9９ｌｉｂ.
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被燎掉的大胡子》）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９9ｌib?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
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透出他们的另一些秘密。
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公案戏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他的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包括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符，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1999年该纪念的事情似乎特别多，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有一个纪念是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似乎法定的纪念是在明年，其实那是运动失败的日子（1900年），真正兴盛是在1899年。近代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哪个时候要算是天?9９lｉｂ?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箓，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九九藏书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汉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袒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迹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时，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地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以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的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仙鼬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份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扛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其实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千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幅图景，作为占领者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国商人请去听京戏。在咚咚呛呛的皮簧声中，老瓦如坐针毡，头痛欲裂，好容易挨了一个钟点，总算找了个借口“得脱苦海”。与此同时，被瓦德西赶到西安的西太后，却是个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丝竹）的戏迷，一天没有戏看，就闷得难受。打和挨打的双方总算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们的国粹京剧。
对于西太后叶赫那拉氏，眼下的评价，总算是呈现了一点历史的复杂性，有点毁誉不一了。荧屏上的形象越来越正点，从相貌到行为一概如此，而网上却依然以骂为主，兼说别样。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西太后的评价无论怎样毁誉不定，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剧如果没有这个老太婆，肯定难以有今天第一国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剧的知音，正是由于她坚定的支持，原来上不得台面的乱弹才得以成为压倒所有其他戏曲形式的京剧。对于戏剧，她喜欢花部的乱弹二簧戏，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满足于官里太监的演出，打破常规，大量地将外间优秀的二簧伶人召进宫来大演其戏。那个时代出名的艺人，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都受到过她的赏识，不仅每有赏赐（甚至还给官爵），令太监伶人看得眼红，而且对这些“戏子”相当优容，在这些京剧名角面前，她的确称得上和蔼可亲的“老佛爷”，传说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地寡恩刻薄，其实大多是没影的事儿。即使是那些艺人解放后写成的回忆，也往往透着对老佛爷的喜爱。当然，在那个时候，京剧界对西太后也是投桃报李，结果是几乎所有剧目里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过分的是《法门寺》，不仅太后光彩照人，连太后身边的太监也顺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还是个懂戏的超级“票友”，晚清吃过洋面包的宫廷女官德龄告诉我们，西太后经常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戏剧故事，在看戏的时候，也不肯安静，不断地将各种演戏的逸事和规矩说给身边的人听。事实上，京剧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励下完成的。在开始的时候，京剧演出比较粗糙，工唱的行当只管捧着肚子唱，工做的行当就只管翻跟头打把式，后来有通天教主称号的王瑶卿首先开始改革，将表演动作融进了演唱当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会上一片的反对声中，西太后说话了，“王大演得好”（王瑶卿行大）。谭鑫培的唱腔也与传统不合，但西太后却喜欢，给了他“叫天”的赞誉，从此以后，京剧进入了一个生旦同挑大梁的新阶段。
西太后懂戏，也入戏。此人虽然粗通文墨，掌权之后也找过几个老儒给她讲点经史，但真正的教育却是戏剧给的。晚清时节，京剧虽然已经进入宫廷，但毕竟是来自民间的乱弹，不唯用词鄙俚，思想内容也相当混乱。固然不乏忠孝仁义的鼓吹，但来自游民的江湖义气与恩怨分明的意识也相当明显。不仅如此，过去的京剧对帝王时常会有点不敬，总是批评他们听小老婆的话，忘恩负义，滥杀功臣，针对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却都扣在比较久远的刘秀头上。对于清朝第一大戏迷西太后来说，戏的情节和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到她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总的说来，西太后还算是个头脑清醒的统治者，为政大体上中规中矩，但却也时不时地发点“京剧脾气”。
一个官声很是不怎么样，又贪又蠢的小小知府吴棠，只因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归葬的落难之际，误送一笔馈赠给了她，待到昔日的待选秀女成了太后，吴棠就开始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错，任谁也参不倒。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气跑了几百里，连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马乱之际，怀来县令吴永好歹总算准备了一锅稀粥，让老太婆喝得舒心，于是也成了一个参不倒的人物。接下来，来自广西的岑春煊，脾气坏得要命，逮谁得罪谁，只因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个带兵前来护驾，也因此而官运大好，甚至连朝廷分量最重的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联合参奏，都没能动得了他的乌纱。在有恩报恩的同时，西太后对待功臣也相当地富有人情味，所谓的中兴名臣，无论以后的作为如何，都会顶着一堆官爵头衔终老，临了的谥号还会给找个最美好的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自不必说，连沈葆祯、袁甲三之辈也同等待遇。中兴名臣中，遭际最差的是郭嵩焘，出使西方后再也没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个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于官场舆论说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过就是没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当然也有过几个，但是对臣子报恩的帝王却几乎没有。从理论上讲，皇帝实际上没有什么恩人，所有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即使对他所谓有恩的功臣，以后如果犯了错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么也一样是要受到惩罚的，否则就不足以维持朝廷的纲纪。只有民间的戏曲里，才会按农民的思路，编出一些抨击帝王负恩的故事。显然，西太后这些作为是.99lib.上了京剧故事的当。
反过来，对于那些她认为负了她的人，西太后也绝不吝惜报复的手段。在西太后眼里，最大的负心人就是戊戌以后的光绪皇帝，对于这个她从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说不尽的恩义。戊戌事变，西太后不仅将谭嗣同图谋借兵围颐和园的事算在光绪头上，而且更加恼怒他居然陷她于不得不完全交出权力的窘境，逼得她发动不得人心的政变，重新拿回权力。在西太后谋求废掉光绪，遭到地方督抚和洋人的反对无法实现之后，身为皇帝的光绪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不仅衣食不周，而且不时地忍受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连宫里经常性的演戏活动，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绪的最好方式。戊戌政变之后，宫里最爱演的戏是《天雷报》，这是一出养子得中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后遭到雷劈的戏。这出戏此时在宫里演出的时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个雷公和电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时将不孝子换成小花脸，一副小丑模样。面对这样一出明摆着是讥讽的戏，光绪必须得陪着西太后从头到尾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发表意见，痛骂自己。对光绪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的三十七岁生日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万寿节”前夕，演出三国戏《连营寨》。这出戏演的是刘备为关羽和张飞报仇，兴师伐吴，最后失败的故事。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白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其实，平时在宫廷演戏也是很讲究吉祥话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后五”的庆贺期内，演这种哭灵戏，无疑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诅咒。此时的光绪已经病入膏肓，经这番刺激，几个月后便撒手归西，而连续拉了几个月稀的西太后，却终于熬过了比她年轻三十几岁的光绪，在光绪死后第二天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西太后对于珍妃的处置，也很具有京剧的味道。开始她讨厌珍妃，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蛊惑，所以屡屡裁抑珍妃。戊戌政变以后，旧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乌，结果是珍妃进了冷宫，甚至在八国联军打来她要逃跑之际，也没忘了把珍妃从冷宫里提出来，塞进井里。在她的心里，也许珍妃就是那个戏里经常演的那种调唆皇帝干坏事的“西宫娘娘”。
恩怨分明也许作为一个人的性情来说，算不上什么大的缺点，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气用事之嫌。再加上９9lｉb?
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芳，包公戏里的包拯，《二进宫》里的徐国公等等。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徐国公的铜锤和包拯的龙头铡之类。这种东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有大功劳在身，但其本人却算不了什么，既管不了奸臣祸国，也管不了昏君发昏99lib?，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先王亲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去（有孝道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都是下层社会的产物。编本子的人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艺人们学戏演戏，基本上是心口相传，因为他们不识字。因此，唱词念白中不合逻辑、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来，经老佛爷西太后的法眼，京剧得到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青睐，虽经过反复修改，我们今天听来，还是有点文理不顺，何况别的地方戏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态，喜怒哀乐，概莫能外。能够“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现。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挡不住。明白的时候当然无所谓，万一发起昏来，麻烦可就大了。在他们的想象中，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象，总得想法挡他一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家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人99lib.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象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懂的。
关公、汉室与火羊阵
已经有些年了，历史学家总是忧心忡忡，说是历史被写小说编本子的弄坏了，很是担心以后的人们，可能会按照这些弄文学的人所说的理解历史。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自从宋朝说话人（说书）讲史以来，从来历史的叙述，都敌不过文学的夸张，普通人记忆中的历史，不可能是史家的历史。只是这种文学性的历史，时不时地会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来，在后来的历史中留下痕迹。
闹义和团的时候，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这时冒出来一个和尚，涂红了脸，手里捧着一本《春秋》，按青龙偃月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团民们声势大振，说是关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拥着藏书网再世的关公，一起上前，只听一声枪响，“关公”坠落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小小的西什库教堂巍然不动。
辛亥年（1911）十月，云南新军起义前夕，蔡锷、唐继尧等人在刘存厚家，刘摒去妻子，大家歃血为盟，书“同心协力，恢复汉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火化调于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当时鼓吹排满的人，要光大汉之天声，恢复汉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复“汉室”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里，“汉室”的意指是固定的，无非是刘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紧急，这些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武人，一时以为自己是奉了衣带诏的刘备、马腾和董承了。
最富创意的是冯玉祥的部下张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开战，张之江攻，李景林守，双方僵持不下。张之江想起了《东周列国志》上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有的是。于是，张将军临时修正了古人，改打火羊阵——抓羊、买羊，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火羊阵没有改变双方的阵地格局，不过，其结局，两边阵地上的士兵倒很满意，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大嚼其羊肉。9９ｌiｂ?
跟义和团运动期间，北方遍地的拳坛上，一“上法”（进入某种状态）就宣称自己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相比，跟成千上万唱着“三国战将勇，要属赵子龙”走向战场的军阀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些小说观念改变世界的小案例。但是这些告诉我们，不真实的历史，也许比史家叙述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更能创造新的历史。因为它有更多人乐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乐意模仿，历史也许从来就是这样将错就错地演进着。跟上述故事类似，比如辫帅张勋，对关羽崇拜到了骨头里，他不知道《三国演义》里关羽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汉不降曹的鬼话，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当然，如果张勋仅仅止于崇拜，跟历史的变化关系不大。可是他在清亡后还抱着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场清室复辟的闹剧，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记上他一笔。从某种意义上，小说的历史虚构，就有了真实的历史意义，参与创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藏书网九九藏书
铡刀、棒子和妇女权利
京剧《秦香莲》或《铡美案》，大概要算是京剧传统剧目中最为有名的一种了，不仅京剧演而且几乎大多数地方剧种都在演。在过去的时代，《秦》剧受欢迎的程度，恐怕今日流行歌坛之天皇巨星也难以望其项背，街头巷尾，瓜棚豆架，不时地飘出几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跟听见婆媳吵架一样稀松平常。此剧上演频率，在传统戏中即使不是第一，也保准出不了前三名，余生也晚，懂事时没赶上看戏就进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了，而“文革”后首批开禁的剧目中就有《秦》剧，连当时我所在的穷乡僻壤，都得以一饱眼福。每当戏一波三折地演到一脸黑的包公一声长喝：“开铡！”四个龙套将陈世美高高架起，投畀铡刀时，台下群头攒动，呆目圆睁，个个舒心解气之状，如夏日饮冰。
就像陈世美已经成为“负心汉”的代名词一样，秦香莲伸冤，陈世美挨铡也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识，如果你跟某些戏迷老头老太太说，这个戏可能还有其他的结局，陈世美没有死，保不齐他们会跟你急。然而，事实上，《秦》剧还真的有一种演出本，里面并不存在我们现在公认的所谓常识，而是一种更为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大团圆结局，陈世美不仅得以保全首级，连官衔?9９liｂ.甚至驸马身份都安然无恙，而且依然是秦香莲的丈夫。说是秦香莲告状不成，一怒之下效木兰从军，立下不世战功，挟功臣之势，回来要求重审陈世美，在包公已经打了折的铁面面前，陈世美被判有罪，在将要被铡的紧要关头，结果反倒是秦香莲和她的一双儿女动了恻隐之心，最后的结局是在包公和王丞相的斡旋下，陈世美充分地赔情认错，陈秦夫妻和好，一家团圆。其实，类似这种富贵忘妻的负心汉的故事，在传统戏剧小说中非常之多，如《张协状元》、《潇湘雨》、《崔君瑞》、《王魁负桂英》等，但是真的将负心汉铡了的还真不多，最有名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处理负心汉的方式最为典型，那就是悄悄将铡刀换成棒子，而且由被负的女人来打，纤纤玉手，举着一根柴棒，纵下死力气，在负心汉的屁股恐怕比搔痒也差不了多少——天下薄幸男子何其幸欤？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用棒子而不是铡刀对付负心汉才是常理。如果在真的《秦》剧设计的年代——依包拯来判断，应该是宋朝，发生这么一件案件，秦香莲有着一双儿女的丈夫因为她的缘故把脑袋丢在了铡刀的那一边，那么以后的日子她将很难应付，即使看着《秦》剧大声叫好的人们，真的在生活中，恐怕也很难与她相处。她的一双儿女长大以后，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自己的母亲恰是让父亲丧命的人，在一个父权社会里，这样的尴尬足以令人无法安身立命。如果让金庸来处理这样的素材，主人公不能不报杀父之仇，但又不可能报，那么大概只好让他们自杀了。按传统的伦理规则，陈世美固然该杀，但却不应该出自秦香莲之手，否则，“夫为妻纲”的夫权颜面何存？
其实，如果我们看戏看得足够地仔细，就会发现《秦》剧负心汉因负心而挨铡，只是一种表面的逻辑，陈世美的被杀，实际另有其原因。细推起来，《秦》剧为陈世美开列的罪名有四：不忠——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有欺君之嫌；不孝——双亲弃养，亲死不葬；不义——杀妻；不慈——灭子，等于更大的不孝。除此之外，还可以附带一个“逼死韩琦”的罪过。这些罪名在一个正常的传统社会里，有些实际上是很难发生的，考中而做官的人，抛弃妻子倒是有可能，但自己的爹妈都不要了，却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本身的程序和规则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做官的人连爹妈死了不守制三年，都会遭到言官的弹劾，从此再也别想出头，更何况将自己的爹妈死了不去安葬了。不是说做官的人个个孝顺，但是为了堵别人的嘴（特别是政敌），他们装样子也得装得像模像样，相对于士绅而言，他们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显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只要他们还打算维持自己的身.99lib. 说，他们是大汉族，如果再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南京人、安徽人或者湖南人等，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安顺人，可是他们的口音，却离他们遥远的“故乡”差得很远，更像是变了腔调的安顺话。“大汉族”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当我进入屯堡人居住的村寨，这个谜才逐步地被解开。我去的地方叫云峰八寨，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地名，当然，住在里面的，并没有什么武林人士，只是一些穿着古怪、口音也与当地人略有差异的农民。不过，云峰八寨里的居民，跟武事还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驻屯军人。原来，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大军征云南。经过四年征战，征服了整个云贵地区。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复叛，大军班师后，沐英率一部分军队留驻屯垦。由于安顺系进入云南的咽喉，自然成为驻屯军主要集居地，这些来自安徽、湖南等地的明军，在安顺一待就是六百余年。这六百年，屯军们依军队的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结寨居住，像这云峰八寨，一个本寨，住的是千户长，其余分寨，则依首领的姓氏，叫做雷寨、王寨……而且，至今在安顺刘官乡还保留着傅大将军墓（据查只是傅友德的衣冠冢）。
本寨往往建在相对平坦的地方，当地称之为“坝”。本寨由若干分寨拱卫着，也有少数分寨设立在险要的山口，大概那是少数民族出入的要道。每个村寨都有坚固的寨墙和高大的寨门，经过六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却依然不失其旧观。整个寨子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进入寨中宛若陷入石墙构成的迷宫，到处是枪眼和陷阱，即使摸到了门，也是石头的，不仅打不开，而且会被两旁枪眼中的火枪射伤。不过只要进了石头的堡垒，无论是古朴的石雕木雕，精美的垂花头，还是门楣上刻着的家训，看着都是那么眼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原建筑的石头版本。至于每个寨子里堂皇的祠堂，更说明了屯堡人对故宗故土的深深眷恋。
今天的屯堡，最好看的除了身着明朝服饰的老妇人以及老墙老屋，还有每逢过年才演的傩戏。傩戏是从原始的驱鬼逐疫的舞乐仪式发展而来的一种古老剧种，中国内地已经几乎绝迹，但在西南地区却大量留存。西南其他地区的傩戏，一般都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脱请神娱神目的，戏剧故事情节不强，即使有剧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剧目，而安顺的傩戏（又称地戏）则不同，基本上是讲史性的，几乎每个剧目都是一个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传说故事。从流传下来的安顺屯堡傩戏戏目来看，从《封神》、《东周列国志》到反映元末明初朱元璋等英雄事迹的《英烈传》，大体上构成了从西周到明朝的中国历史（仅仅缺反映元代的戏目）。比较特别的是，安顺傩戏每个故事都讲得格外绵长而细致，一个戏一般得连演几天甚至整个春节才能演完。我曾经看过一出《说岳》，仅仅康王（赵构）逃难过江，就演了约个把小时。
傩戏的演员都要戴面具，安顺.99lib.t>傩戏的面具不仅色彩丰富而且种类繁复，有点类似于京剧的脸谱，从面具上不仅可以反映出各种行当（生旦净丑），而且表现出角色的身份。与多数西南少数民族傩戏面具不同，安顺傩戏面具没有视孔，不可以从眼睛部位向外看，演员只能从面具的底部观察外面的情形，无疑增加了演戏的难度。傩戏不用舞台，找个场子，圈出块地方，锣一响，戏就开演了。唯一的演出预告就是要提前在场子上一个高高的杆子上挂出一面“帅旗”。看到“帅旗”，四面八方的人就会赶来看戏。安顺傩戏没有什么乐器，只有一锣一鼓，用来掌握节奏，但唱却非常地多，一人唱罢必有众人相和，一如现在的川剧，好听煞人。只是演员在戏中的身份经常转换，一会儿是剧里的角色，一会儿又变成了剧情的解说者，如果不仔细听，准会把你弄糊涂的，这一点据说跟古希腊的戏剧有相似之处。难怪人们把安顺的傩戏称为“戏剧活化石”。
严格讲来，傩戏的演员都是业余的，但是肯定有师承。在演出过程中，总能看到几个不上妆的老者从旁指指点点，无疑，这就是师傅了。傩戏不用舞台，所以演出的时候剧内剧外有点不分，师傅往往过分热情，指导具体而入微，有时甚至直接插到正在演的演员中纠正动作，为演员扶好不慎弄歪了99lib.的面具，还不时地训斥几句。有的师傅指导累了，就径自坐在扮演康王的演员身边，好像天下“二主共治”的样子。傩戏的服饰虽然比京剧的行头差了许多，但也还称得上是铠甲鲜明、衣冠楚楚，离远看，花花得令人眼晕。道具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俱全，只是样式、分量甚至尺寸上都比京剧差了些。安顺傩戏的剧目基本上是武戏，不过真正的武打却不多。在《说岳》中即使金兵杀到了眼前，双方也只是在兜圈子，实在非打不可了，也就是比画两下。京剧中常见的跟头把式，在这里几乎找不见踪影。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文行武行，人人手中都必须拿一柄折扇，群体行进时，扇子翻飞上下，使得“众将官”看上去好似在跳扇舞。
当然，我相信当年屯军们演的傩戏武打水平肯定会比现在高得多，某些好手采用真刀实枪操练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或者说，今天的演出水平并不能说明昨天。毕竟，我看到的安顺傩戏，已经是经过了几十年停顿过后重新捡起的玩意，远远不足以再现它往日的光彩。安顺傩戏令我99lib?不解的是，原本带有驱鬼逐疫性质的傩戏，本身更接近群众性的社火与秧歌，其故事性情节性并不强，怎么到了屯军手里，就变成了详细演绎历史的说唱艺术了呢？虽然，我们说安顺傩戏依然保留着一些原始傩舞的形式，比如戴面具的舞蹈，比如每次演出前隆重的开箱仪式，但是这些只是残存的傩舞的形式，而实质则已经跟中国其他的戏种（包括京剧）一样，从娱神转变成了娱人。
在出黔的路上，望着那绵延起伏的山峦，感受着出了隧道就上栈桥的铁路，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自从屯军们进入并驻扎在这云贵的大山里，实际上他们就跟自己的家乡或者说自己99lib.跟自己的文化隔绝了。他们的首领也许还可以通过艰难的驿路获得某些零星的信息，而士兵们则既不能指望驿站传递家书，又难以逃亡回乡，同时由于面前的少数民族是他们所要防御的敌人，双方的文化差异又很大，所以基本没有跟当地文化融合的可能。在没有尽头的岁月和守望中，除了听听一代代渐渐模糊的故乡的传说，唯一与家乡、与自己的根和原来的文化联系媒介的，也就剩下了随军带来的傩戏了。由于屯军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在一个无文又与外界隔绝的群体中，本来应该由文字负载的传承本族历史文化的功能，不得不交由傩戏来承担。于是，傩戏开始演故事演历史，所有在屯军来到此地以前的历史（除了不光彩的异族统治时期以外），均从最早一代的屯军的记忆里（他们在故乡时的耳濡目染）以某种传奇式的形式融进了傩戏。这样，屯军的后代掺合傩戏不仅能感觉到故乡的风情，而且了解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由于从那以后屯军的后代就基本上与世隔绝，后面的故事和历史就再也进入不了傩戏的视野，安顺傩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演绎着过去的故事。
岁月在异乡贫瘠的土地和温湿的气候中流逝，曾经矫健凶悍的屯兵的后代渐渐成了地道的农民，过着和祖先大不一样的日子。微薄的收入、困顿的生活、逐渐赢弱的身躯，使得他们除了残留的服饰、建筑和戏剧之外，再也没有新鲜的来自故乡的给养。除了记忆，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山里地道的土著。一年一年，冬去春来，在傩戏铿锵的乐音声中，在跌宕雄浑的舞步里，他们顽强地保守着日渐萎缩的记忆。当新的汉人陆续迁移到屯军驻扎的土地上，哪怕是屯军们的乡人，也难以理解这些自称的南京人、凤阳人……他们之间也难以有“老乡”的认同。孤独造就了独特。于是，以傩戏为中心的独特文化氛围，将屯军的后代造就成了屯堡人——一个自成体系的族群。屯军的后代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只保存在他们记忆里实际已经消失的“故乡”。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屯堡人居然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穿着六百年前的服饰，保留着祖先演傩的风习。乡音早改，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南京人、凤阳人……他们有故乡却已是模糊了的故乡，他们有根，但只是记忆中的根，讲史的傩戏虽然赋予他们“大汉族”的自信，但在后来的汉人眼里，他们却更像是奇奇怪怪的异族人。
今天，屯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乐意穿着他们先人的服装，他们虽然比我们这些旅游者更熟悉傩戏，甚至参与傩戏的演出，但在他们心中，更向往的其实倒可能是我们这些旅游者所腻熟了的文化。随着屯堡文化的面纱被揭开，傩戏也逐渐成为招揽游客的工具。当屯堡不再孤独的时候，它也许就快要消失了。
三十六计海洛因
中国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正经八百地打过仗了，但兵法却异乎寻常地热，只是那些侃兵法和听人侃兵法的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是想着在商场或者官场上一施拳脚。但是奇怪的是，在这轮兵法热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火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人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不过在给《三十六计》作陪衬，有些人甚至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一回事，讲《孙子兵法》必须讲《三十六计》。
严格来说，《三十六计》不能算是兵法，这个小册子1941年才在陕西某县的一个地摊上露面，作者与年代均不详，据专家考证，很可能是民国早期或者晚清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自明末以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照着《三国演义》和《水浒》打仗的，但在他们那里从来没有《三十六计》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官军的儒将们。三十六计的语源出于“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名将王敬则讥讽南齐末帝东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民间逐渐流传“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俗语。实际上，这里的“三十六”，是中国阴阳学说里的太阴数，属于民间常用的数字，王敬则不过顺口一说，并非真的有三十六计或者策。有好事者将之铺衍成篇，每计以成语冠名，配上杂凑的解说词，然后再嵌上《易经》卦辞，弄得很神秘，怎么看都像是文人的游戏笔墨。
当然，如果仅仅是笔墨游戏，那么大家看了喜欢，哈藏书网
其次，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别人的智商都特别地低，这是一种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欢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轻如燕，自许甚高。可惜，事实恰恰相反，即使对于那些比较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聪明，别人也不笨，你能使诈，别人也能。你能用的东西，别人照样可以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喜玩了别人一把的时候，很可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玩了人，人家报复起来很可能更加疯狂。更可虑者，如果专业就是骗人也就罢了，如果不是，可以骗一次两次，总是骗，人家就把你归到骗子一类了。西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在一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随着我们国家跟世界的接轨，商业信息逐渐公开透明，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骗一个地方坑一个地方的“商家”，日子将越来越不好过。同样，在官场上，如果以金、色相贿，上司没有道理不欢喜，但如果玩了空城计、美人计、苦肉计，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后用针孔摄像机录像，即使一时得计，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即使没有这么黑，如果老爱玩些拉拉打打、远交近攻、借刀杀人的把戏，一旦名声出来了，估计上级领导也不会喜欢，因为他也担心说不定哪天被你玩了。.99lib.
最后，诡道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游戏规则。如果任凭阴谋诡计横行，那么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个社会的空气。轻则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十分费力，成本奇高；见了美女就担心美人计，碰到交易，就担心空城计（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说是苦肉计，人家笑，说是笑里藏刀；你算计人，人算计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重则导致社会变成狼的世界，人吃人，从骗与诈变成明火执仗的抢与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穷的，将一同进入艰难时刻，谁也没有好日子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横行，穷人强者沦为匪盗，弱者填了沟壑，而那些有钱的华侨们，则把自己的住宅盖成钢筋水泥、钢窗铁门的碉楼，住在里面跟蹲监狱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有钱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广东的开平，碉楼还在，有心者可以一观。）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转型时期，旧的规则已经瓦解，新的规则还没有最终形成。游戏规则的混乱，裁判下场踢球，侥幸者有了太多的侥幸，引得人们向往着新的侥幸。但是，混乱必须终止，转型不能拖久，否则，已经富的将要变穷，穷的也无法变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赤贫。所以，已经侥幸的，不要再希图侥幸；没有侥幸的，也不要幻想侥幸。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有在规矩的社会里，人们才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过好日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必把财产弄出国境，不需要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落到头上的无妄之灾；发财的路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捷径，但获得的财富绝对是踏实的，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何必把眼睛只盯在区区诡计上，说到底，诡计不过是些小把戏、小聪明。要想学点祖先的智慧，我们有兵家的庙算、奇正之变，儒家的留有余地、中庸之道，道家的以柔克刚、有为有不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往往有成瘾性，好的藏书网东西如此，坏的东西也如此。诡道之学就是一个，这是一种真正可以倾人身家的海洛因。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20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后来众多演艺界人99lib.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上海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扛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得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婉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九九藏书
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道，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所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做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99ｌｉｂ?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原本完全可以不承认这个制度，甚至将它摧毁。但梅贻琦却一改前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99lib.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就算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发挥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工业系，学习炼钢铁、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一百斤化肥（极限是三十斤），据说亩产达到一千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1958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三十五天，就写出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二十倍不止。生物系四十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一百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一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一百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九十五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量测及模型试验》是十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９9ｌib?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四十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跃进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九九藏书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落得比较远，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是发了疯。老百姓讲话，林子大藏书网了，什么鸟没有。世界上有人发疯，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混沌和疯狂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钱与其让王八蛋糟践，不如我们糟践。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状态下才干的大跃进。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堆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言道，死后管他洪水涛天。今天人们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说中国总是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但却想不到，他们其实是可以实现数目字上的繁荣的。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夫！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我这么算其实没有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没办法，如果按“改革”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这个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连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与伦比的向心力。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标准而用程序的形式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贵州）到多的2845（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86页）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考煳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拥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因私塾垮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迅速丧失意义，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甚至拉走了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脩）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９9lｉb.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人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凌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20世纪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９9lib?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只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用政治强力想使其逆转，然而，却戏剧性地付出了整个国家倒退的巨大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
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词”，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买和诱惑，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最后一次，是“经济特科”，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涵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来的。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杨也在保荐名单之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由于大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余痛未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的人士被“挖掘”了出来。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
然而，考试前夕发生的两个案件，却给考试蒙上了阴影。一个是苏报案，一个是沈荩案，两个案件都牵扯到革命党人，牵扯到革命党人颠覆清朝政府的宣传鼓动。而革命党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来，往往跟西方和西学有种模模糊糊又难解难分的关系。沈荩给杖毙了，但章太炎和邹容，却在租界的庇护下还活着，引渡苏报案的涉案人员，未能如愿；杖毙沈荩，居然还引起了西方的阵阵饶舌，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让朝中大臣义愤填膺。在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朝廷进入了倒退的轨道，不仅力主学习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点洋务的大臣，只要在义和团兴起的时候还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忧。戊戌之后的开倒车，开得国家大乱，两宫西奔，事过之后，虽然西太后的脑筋有点转过弯来了，但朝中大批头脑冬烘的人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弃成见。对他们而言，对洋人妥协是一回事，但对本国人，还是要严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变”，在他们眼里，凡是通西学的人，大多思想不稳，有不轨的嫌疑，而预备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人们，恰是这些人的大集中。于是乎，一时间，京城上下，谣言四起，说这些应试者里，有大量的革命党。有些人本来就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干脆就不来应试了。
当时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乡野里做严子陵，热心变革的只是一些通晓时事的务实派，像张之洞、袁世凯这样的人。顽固派虽然受到惩办祸首的打击，但毕竟人数众多，实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鸿机这样的以当日清流自居之辈，虽然自身还算清廉，但头脑冬烘，嫉“西”如仇。承办苏报案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则是一个既贪财好货，又顽固保守的政府大员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办理苏报案之机，把很多各地保奏的应试者，都指为革命党。至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和官僚，更是昏聩自闭，像端方这样比较开明的公子哥，已属凤毛麟角，连贪财好货但比较务实的庆亲王奕勖，居然算是难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议和前，几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骂李鸿章是汉奸，等到听说李鸿章要来议和了，又都欢欣鼓舞，议和完了，大家再骂他是汉奸，但心里都踏实了，大家还像过去那样过日子。
说起来，西太后实际上为政并不保守，更谈不上顽固，不然同光新政（我们说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甲午战败，据她自己讲，经常和光绪两个抱头痛哭，她心里知道大清国非变法不能存活，只是由于对权位的恋栈，在满人保守派权贵的“忽悠”下，发动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此时再提变法，心中未免尴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旧事重提，再做冯妇，又不能改正当年之失，在提防着光绪的同时，把康、梁等人，决然地挡在国门之外，事实上也恨死了这些成天嚷着让光绪亲政的保皇党。然而，过去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她添了保皇党这个敌人，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也趁机成了气候，一些原来的康党，也一改改良之道，趋于激进。一个孙中山尚未摆平，蔡元培、章太炎、黄兴、邹容、陶成章、章士钊等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都祭起了反满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让老太婆焦心。依这个颇为倔犟的老太婆的脾气，就是改革，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一不能招安革命党，二不能起用保皇党。这样，当然使得本来西学资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国，改革陷入人才困局之中，开经济特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力求解困。可是，事态的发展偏与愿违。
从来的顽固派都是这样，干事不行，捣乱有术。他们看准了西太后对保皇党和革命党两头害怕的心病，就从这两点集中下蛆，非说应试者不是康党就是乱党，闹得风声鹤唳，把个开初颇有声势的经济特科考试，搅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试分初试、复试两场进行，1903年7月9日初试的时候，由于谣言四起，飞短流长，不免人心惶惶，原来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来考试的只剩下了190多个，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来应试了。幸好，由于初试由张之洞领衔主持，张毕竟是个务实派的健将、明白人，有他当家，考试还算正常。试题为一论、一策，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断句为笔者加，大戴礼是大戴礼记的意思，即汉代戴德所编辑整理的礼记），策论题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虽然有西学中源的滥调，多少还有点西方的影响。考试过程的选拔也还公允，懂西学而且有.9９ｌｉｂ.见识的人，真的被选拔出来了。可是初试发榜之日，风波再起，原因是中试的头两名，分别是梁士诒和杨度。这两人在后来的历史中声名赫赫，可是在当时却没多少人了解他们的底细，市面上哄传这两人跟保皇党和革命党有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康党和乱党。当然，杨度也许不算冤枉，他的确跟革命党和保皇党人都有那么点瓜葛，但他个人却两边的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事实上也算不得党人。而梁士诒，则比窦娥还冤，他被人找上门，竟然仅仅由于他的名字和籍贯。首先，他是广东人，跟康、梁是同乡，这在顽固派大臣眼里，已经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诒，姓跟梁启超同，名的尾，跟康有为的字祖诒同，据说瞿鸿机直接向西太后汇报，居然把他说成是梁启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头康尾，其人可知”。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不管事情多么荒唐，只要最高领导人起了疑，假的也变真的了，荒唐难免演变成荒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后复试的时候，更多的人不见了，杨度和梁士诒自然无法继续考下去，杨据说还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来的八人，变成了四人，张之洞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昏庸的满人亲贵荣庆当了头。考题也变了，同样是论、策两题，题目中不见了西方的踪影，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从原来的打着礼记的名义讨论西方学校制度，变成了歌颂自己的制度（周礼）的完备。策论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桓宽，即著《盐铁论》的那位仁兄），也带上了明显的保守色彩（说外国货物输入是异物）。考试最终只取了27人，而且，取了之后，并不给什么好的出路，其中不是进士的，也没有像康乾时的博学鸿词科中试者那样，赏给进士出身，仅仅发到地方以知县候补。在晚清捐班泛滥的情景下，一介区区候补知县，跟贩夫走卒没有多少区别，害得考第二名的张一，不得不跑到袁世凯幕中做幕僚讨生活，一丁点“榜眼”的神气也没有。就这样，在外界看来属于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无声无息地哑掉了。
其实，就当时而言，跟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跟倭仁等人就开办同文馆的争论不同，此时顽固派的搅浑水，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位之争，利益之争。他们之所以嫉恨经济特科，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会儿，虽然未必担心新人上来让他们没了饭碗，但唯恐务实派上台，导致他们的失势。他们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担心务实派的大胆和贪黩，不仅使官场腐败无可遏止，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滑向深渊（这种忧虑当然不无道理）。从更深一层的意思上面说，很多人是从经济特科这个小老鼠，看到了后面科举改革的大木锨，为了阻止这个大木锨露头出来，所以要从一开始就将之妖魔化到乱党和康党的堆里，吓退对改革已经食指大动的西太后。尽管甲午战争已经教训了国人，尽管戊戌之后的倒退已经把国家推九九藏书到了崩盘的边缘，尽管多数士人其实内心深处也知道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但整个知识界的现状，人们对接受新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怀疑，导致了更多的人还是幻想着把原来的科举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变革仅限于考试的内容。最好是能将变革推到后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旧知无以用，新知又无以生的尴尬境地。毕竟，处在那个转型的时代，刚刚过去的维新变法被血腥镇压，士林的正气受到严重打压之后尚未复原（事实上，不给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复原），多数人的因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心态，恰是顽固派得以嚣张的基础，在转型时期，不见得改革者都有群众拥护。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按照因循的人们所渴望的步调行进的。朝廷中有最后决定权的西太后，虽然戊戌政变的时候出于私心，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但她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固派，更不是顽固派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倒是跟务实派心有戚戚焉。顽固派的阻吓战术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这个强人老太婆。深谙官场内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围绕经济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风背后的奥秘，在现实和洋人的压力下，屁股逐渐坐在了务实派一边，清廷的新政，还是按计划拉开了大幕。只是，由于经济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学人才，本可以通过经济特科考试集中在中央政府，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做准备，现在则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就是落到了地方实力派的囊中，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时，事件激化了顽固和务实两派的政争烈度，导致科举改革，也就是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着更加激九九藏书进的方向进行，掌握主动权的务实派，要一下子端掉顽固派的基础，所以，废科举（推倒重来），而不是废八股（内容改良，这恰是戊戌变法的做法），成为变革的主调。原来设计的从开经济特科，再到把特科变成常科的改革思路，从此胎死腹中。显然，从后面的结果看，废科举这种突变式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99lib.t>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会比今天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转折的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政策、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大度宽容，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首先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官方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去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这个解说词大体上是从我文章里扒的纪录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９9ｌｉb?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99lib.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的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里面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藏书网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饱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其实，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做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学习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在此之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已经占到大学期间所学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学生会写汉语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但正吞噬着一切。
读老书与教老书
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钟，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手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候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候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九九藏书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
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同学”、“校友”。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旧”字批掉了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就说共产党的两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幼学》、《纲鉴》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盆，汨罗江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29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99lｉb.市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小汽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地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着山羊胡子的教书先生，只是没有穿长衫，看到了“各逞好喉咙”的学生，只是脑后没有辫子。跟我们正常的学校不一样，“教室”里没有黑板，私塾没有年级之分，1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时老师“单兵教练”，根据学生的程度而单独授课，教完了就自己背书，有念《三字经》、《神童诗》的，也有念《论语》、《孟子》甚至《左传》的，大家念起书来，跟学校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汇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的嗡嗡声。到了这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很熟悉的内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里面所反映的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课本大多是线装的古书，以四书五经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师的书架上，我还发现有《六言杂字》这样完全以农村常用字为内容的传统蒙学课本。还有一些课本是老师自己用蝇头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选录古文》，辑录了一些先秦、两汉以及若干韩（愈）文，从中可见私塾教学的艰难。另外，在私塾选用的课本里，我还发现了民国时代北新书局出的活页文选，似乎在告诉我平江私塾不寻常的历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课本中，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编的东西，如平江长田乡高坪村的82岁的彭熊滨老人，就自己编了一本。课本没有名字，但里面设了天文、望雨、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下面还有问答题。课本的内容大多是古书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女子”项言道：“男子秉乾之刚，是说男主于外属乾而刚。女子配坤之顺，是说女子属于坤，当以顺从为道。”如果今天的妇女干部或者女权主义者听了，恐怕要提抗议的。但有些条目则明显受了新学的影响，比如在“天文”项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电母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迷信和神话的“唯心论”（原文唯心论的心被写成“新”，不是编书的老师没文化，而是他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教育有着农民式的糊涂），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天空中的阴电和阳电相碰到，发出爆炸声即成雷”。这个条目后面有两个问答：
一、虹是怎样凝成的？
二、雷的发声是怎样响的？
编者都尽可能用“科学”的观点给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这些条目的解说中，编者特别注重对古代称谓和相关的成语的介绍，比如在“朋友宾主”项，就特意介绍说“两下能同心一致叫‘金兰’，父亲的朋友叫做‘父执’，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刎颈之交’、‘胶漆相投’、‘总角之好’这都是说朋友的深交”。很明显，这种解说都是为了教学生“对对子”做铺垫。
对对子和学应酬是平江私塾学习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修的课业，开笔作文，就是从对对子开始，一般要从一字、二字、三字对上去，一直对到七字，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对课”。对对子既要讲究平仄和对仗，又要讲究合辙押韵，是做律诗的基本功，也是做八股文的基本功。后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时，往往要提及他们蒙学时代对对子的“光辉事迹”，如康有为以“鱼化龙”对“柳成絮”，鲁迅以“比目鱼”对“独角兽”，毛泽东以“修身”对“濯足”之类，可见其在过去国人语文训练中的地位。
至于学应酬，实际上就是学礼，类似于先秦“儒”的专业，即在村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要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的文书，即各种联、帐、文告的书写张挂。分为祭祖礼仪、丧礼礼仪、婚礼礼仪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还教祭神礼仪。学应酬关键是背熟各种仪式过程，懂得一应文书格式，光在课堂上学不行，老师还时常带领学生实习——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几次婚丧嫁娶下来，也就喊得很像那么回事了。至此，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说“知书达理”，原来那个“理”应该是礼仪的“礼”，当然，懂了“礼”，自然也就明白了“理”。
私塾的学生以十三四岁的居多，个别大的二十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乎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一角，后来涨到每天一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塾每年上课不过一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幅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落不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也许说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炷香，作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当”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作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作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作诗而且留下“墨宝”，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作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评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角昧良心。”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
“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耘收入低。”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
“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政迹工程”有关。
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在后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地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屣。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淑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年11月1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达目标就不放弃。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地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99lib.
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
打工纪实
赴广离湘十几天，未曾进厂夜难眠。
风餐露宿毋须记，最怕招工上黑船。
丰收自叹
日出而耕日落归，总期时雨润苗肥。
艰辛换得丰收果，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
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十二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哪闻穷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在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孽”和“谬种”，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９９ｌiｂ?使在今天，在讲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齿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讲理”的氛围，而农民也善于“讲理”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礼”本身就蕴涵了“理”。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像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令你当众出乖露丑。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传统的风俗礼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做法也袍笏登场，党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杀熟”，甚至坑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而进入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基本丧失了，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至扫荡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的传统话语。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
在私塾和读经之间
眼下，读经是一种夹杂着反对声的小时髦，伴随着读经的呼吁，各种形式的私塾竞相出现。新私塾虽然也号称读经，但多半是些蒙学读物， href='437/im'>《三字经》、 href='253/im'>《千家诗》之类，或者干脆就是学点文言文和古诗词，真正读四书五经的非常罕见。老的私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断有孑遗被发现，但每次发现，都会伴随一次剿灭，我在新华社的内参里，发现过不少这种“发现一剿灭”的痕迹。2002年，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发现了湖南平江乡村的还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后，虽然没有剿灭随之，但这最后的私塾却在学者、官员尤其是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前些日子，当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调查的彭以达老人，介绍一位从上海来到平江办私塾的人来找我。言谈之间，虽然我对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教师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办的私塾，其实已经以教英语和电脑为主了。
过去的私塾都要读经，虽然，有的村塾掺杂着教一点跟经不太沾边的日用杂字，但不读经的私塾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读经当然有程度的差异，“一日三行读大（学）（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读《左传》的也有，将“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读错别字的三家村学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都要读经，在读经过程中进行文字训练。读经和文字训练的目的，当然跟科举考试有关，但并不单是为了科考。离我们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况下人口是三亿上下，进过私塾的人上千万，可算得上读书人的至少有上百万，而科举的金字塔，进士不过每三年取三百个左右，每年万分之一的几率。举人稍多一点，各省多则上百，少则几十，大体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录取比例也相当小，三年不满千员。在秀才档bbr>次，各地的学额，清初每年大县40，中县30，小县20（大小以人口赋税和文风计算），再加上府学和额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数民族）等名额，每县平均不到40，以后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当有限。可以说，绝大多数从私塾出来的读书人，根本跨不进科举的门槛。“虽书香世家，能获一衿，已属不易。”柳亚子家吴江名门，百多年来每代都能出一两个秀才，颇得当地人尊重，其高祖为此刻一印曰：“有福读书。”陈独秀考中秀才，马上说亲者络绎登门，若干年后，他跟北大的同事蒋梦麟谈起此事，还开玩笑说，蒋是策论秀才不值钱（录取名额多），而他是制艺秀才（有读经功夫的）值钱。所以说，对于私塾这种古代社会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举只能算是这种教育几率很小的一个出口。如此狭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仅仅局限在这个出口上的话，会使得大多数的人丧失了进私塾学习的热情。事实上，跟我从前所设想的不一样，私塾的功能，其实并不限于培养科举的预备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乡村社会日常生活提供仪式和精神方面的资源。
我们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课之一，是学习对对子。从一字对、二字对一直对到十几字。原来我以为这种学习是八股文和帖试诗的写作准备，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对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农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和各种名目的祭祀活动，甚至一般性的应酬往来，对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的用武之地。写出来的东西不仅对仗押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踏实。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的内容，张岱就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张岱： href='969/im'>《陶庵梦忆》）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占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评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 href='437/im'>《三字经》、 href='253/im'>《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能见到喜联和挽联。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而且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一般说来，农民对于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自豪，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押韵，也不会写毛笔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话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翻阶级唯一被保留的“特权”，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贵州安顺的天龙镇有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前军人的郑姓老人，当地的很多对景而又漂亮的春联，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学生之手。据他讲，在过去的岁月里，只有到了过年写对联的时候，他才感觉像个人。
春节贴春联，是从桃符转化而来的民俗，由原来带有巫术意义的画符，演变成具有明确文字意义的祝福（当然，桃符原来的画面也还保留，变成了门神），而且这种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伦理的含义。这种转换，既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巫术民俗的渗透和改造，又是两者奇异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儒学的观念非常好地成为百姓日用的工具。
儒学经典在民间的日用，还体现在农民日常仪式和调解活动两方面。过去农村的婚丧嫁娶以及年节祭祀，都要有一定的仪式，这种仪式，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不过，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上规定的礼仪，是不下庶民之礼，跟农村百姓日用之礼，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不仅有繁简之异，而且在于农村的类似礼仪，掺杂了大量民间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变得很不“纯”了。以丧礼而论，不仅仪式上有僧道的念经超度，而且装殓和入殓过程也充斥了巫术的程序和理念。不过，尽管如此，这些礼仪在主导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终追远”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条件，必须请儒者前来主持（喊礼或者点主）。一般来讲，尽管各种仪式内容混杂，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学先生，乡绅们是不会拒绝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过类似的礼仪活动，才能够更深切地体悟到儒家礼治所要求的长幼尊卑之序，直观地明了上下、尊卑、昭穆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礼有了某种肌肉的记忆。礼仪的混杂，对礼恰是一种有利的情势，也许正因为民间这种不纯的礼仪，才使得农民对之拥有更加强固的亲和力，因为来自巫术和宗教的成分，同时满足了农民对于祈福趋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间的调解，是乡村日常活动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间纠纷是日常的节目，完全没有纷争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会，诉讼是不被提倡的。民间有了纠纷，按约定的习惯，是首先要找人调解的，或者是族中长辈、或者是邻居好友直至乡绅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经民间调停而直接讼于官府，应该属于某种反常之举。即使进入诉讼程序，如果是“婚户田土”之类的“细事”，官府首先还是要进行调解，即进入黄宗智先生所谓的“第三域”。在正式判决之前，官府和原被两造谈判博弈，乡绅和其他的乡村精英在此期间也势必要居中起作用。无论是官方的调解还是民间调解，纠纷调解是民间日常生活得以维持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民间和官府调解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其机理却还不是很清楚，比如，调解的说辞是什么？或者说，调解用的是什么工具？这个问题，往往被人忽视。多年游幕，曾经做过地方官的汪辉祖曾说：“且讼之为事，大概不离伦常、日用，即断讼以申孝友、睦姻之义，其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汪辉祖：《学治臆说》）意思是说，要想调解到双方撤诉，无非是申明儒家伦理的说辞，即私塾所读的经里的内容。其实，海瑞处理亲族之间诉讼的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海瑞集》），主旨也无非是孝友忠信。明代的名士张瀚处理一件兄弟争产案件时，采用的那种将兄弟俩枷在一起的非常手段，号称使他们朝夕相处，顾念亲情，最后撤诉，虽然既愚蠢又残忍，其实也是出于儒家伦理的考量。（张瀚：《松窗梦语》）显然，调解时拿“孝友、睦姻之义”来说事，不仅“为言易入，其为教易周”，而且容易为乡里舆论所接受，为上官所赞许。当然，除了道德说辞之外，官府调解还应该有律例的内容，即在讲大道理的同时，申明法律，让原被两造明了利害所在，以便主动撤诉。
官方的调解如此，民间的调解也是如此。由于调解人往往是那些“知书达理”者，甚至是当过地方官的乡绅，所以，他们的调解话语，也无外乎孝悌仁义这一套，即使其他类型的精英从事调解，也大体离不开这些话语，只不过，他们的语言相对要俚俗一些。当然，正像官府调解包含有法律的内容一样，民间的调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们在进行调解的时候，往往会分析事情的利害关系，讲一些人情常识和日用道理，甚至掺杂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半宗教、半巫术的说教。一个成功的乡间调解人（和事佬），往往善于将各种文化资源天衣无缝地混杂在一起，交替使用。不过，尽管如此，儒家经典里的内容，依然是主脑。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的东西，经过私塾这个中介，通过宗族、乡社的活动以及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仪式，日常生活、民俗信仰与儒学经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儒家伦理和学说，固然不仅仅是学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中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外国研究者吃惊的事情。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民众对儒家伦理牢固的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力，使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统治者，都得对孔子礼敬再三，连进军过程中对孔子像夹脸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后，依然要祭孔如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社会农民对文庙（孔庙）的冷淡，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文庙实际上是个官方设定的“禁区”，那里被最大限度地神圣化和清洁化了，祭孔成了官员和绅士的特权，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涉足，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不去那里了。同时，由于所谓的儒教一直处于某种半藏书网宗教的状态，孔子和孔门弟子，一般也不是人们祈祝的对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虽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向了其他的神庙，但据调查，在古代中国的农村，每个村庄街道的主轴线上，都是宗祠的所在，而神庙，只能建在侧线上，而宗祠的活动，我们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伦理的精神进行的。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东西。
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2005年，是科举废除百周年。百年前，一项存在了一千四百年的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洼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贴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得这么无声无臭、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里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万、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一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一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 91cc." >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藏书网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对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们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厄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二十三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虽然，今天这种状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
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性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零分，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同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大学考试对对子
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得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应更加强烈。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情过后，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独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子，却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一直到解放后，知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在人们的传说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传统上，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就是说，文字读起来要有铿锵的感觉，起伏的节律，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时，音韵上的讲究，是与文字的意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字不仅需藏书网要表达意义，而且还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为意义生色。只有这样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固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其实倒也是必要的。许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说，中国古代也有白话文，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是文言文的俗化，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提倡的白话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它是同西式语言相联系的，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其最后的归宿，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文言文并没有消失，那种拖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一定能真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在教.9９lib.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的交战，最后的妥协，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是最难教的文字。
学宫·学官·学运
有一年冬天，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西过程中建的。今天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看上去有几十万人的规模。提起安顺，人们往往将它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渡过的安顺场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安顺是一个特有农村气息的城市。每逢节假日，四乡各族的农民就会挑着菜，拎着鸡鸭，赶着猪羊进城来赶集。到时候小城的街道就会挤满了动物和人，闹得让你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好在，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可以容我仔细地打量这个老房子和老人都特别多的山城。
在安顺的时候，除了看城和看人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每日只是悠闲地走走。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堵墙似乎有些异样，停下脚步仔细打量，才发现墙的里面原来砌了一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门，那种只有祭坛和孔庙才有的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似的石头狮子托着，飞扬的龙与嬉戏的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耐看极了，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富贵之气和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今用地住上了人家，门口一个老妇人拿她那昏花的老眼盯着我。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迎面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房子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镂空雕，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好像昔日大户人家内院的东西。走进去，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桌椅，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官。
学官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文雅一点的叫法是“黉宫”。那时候，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总要多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政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官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官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
作为前者，学官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 89c4." >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官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官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官附近的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藏书网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官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做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官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官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官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遗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绝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官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９９ｌｉb?、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99ｌｉｂ.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99lｉｂ.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
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９9ｌｉｂ?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99lｉb?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 72af." >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 href='5748/im'>《儒林外史》。藏书网
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９9ｌｉｂ?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bbr>.“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bbr>藏书网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工夫，孩子就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委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的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藏书网怪事干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旧医，还是中医？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得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的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三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五十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藏书网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营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技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论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域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古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六千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家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９９ｌiｂ?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事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医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科学不是强权——也说中医
自打前几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谈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中医事件的文章，一直对中医未置一词。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有关中医的话题越炒越热，不仅媒体炒，精英炒，大众也跟着起哄。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喧闹中，有人吵架居然会引用我当年的话，累及我挨骂，看来，不出来说几句是不行了。
当下关于中医的热闹，跟某些人振臂一呼，要求废除中医有关。其实，这种振臂一呼，在国内多半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应，但招来唾沫和眼光是肯定了，估计这些中医反对派中的某些原来不出名的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挺吓人的，至少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人很是紧张，前几天去马来西亚开会，就有当地华人惴惴地打听，中国政府会不会因此而废除中医？
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间废除中医的呼声，充其量只是一种网上的热闹甚至娱乐，有权有力者，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真，中医业者，也不会把它当真，前几年几部畅销的阐述中医著述的作者，都没有出来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对中医的真正威胁，不是当下这些中医反对派的登高一呼，而是日甚一日的中医科学化改造。这个改造，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晚清以来，真正征服中国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坚船利炮背后的科学技术。进入民国，中国人已经经过了心口俱不服，口服心不服，到了口服心服的阶段，很自觉地对夹带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递了降书降表。1929年那场废除中医前的中西医论战，西医自然高举科..学旗帜，将中医视为会导致亡国灭种的迷信，但中医支持者并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法宝，抬出《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西医，而只能拿科学说事，拿西方人验证中药之“有效成分”为自己辩护。那次中医医生的“抗争”虽然赢了，但中医却从此笼罩在西方医学科学的阴影下，在被动和自觉改造的轨道上前行。直到今天，依然在这个轨道上走，直走到绝大部分科班出身的中医，不明经络，不会把脉，看不懂《黄帝内经》，名曰中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西医的附庸。
跟某些狂热的中医支持者不一样，我不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它的依据，就是阴阳五行，就是气 8109." >脉经络，甚至天人合一，它跟中国文化中某些神秘的方术，的确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医的诊断、针砭、用药，也不是建立在生理解剖和药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中药的治病，其实也不尽是所谓药理成分起作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中医 7528." >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尽管如此，这一切依然不构成否定中医的理由，因为，中医，的确有验效。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闻，周围自己认识的人，甚至就是自己家的人，在被西医判了死刑，或者治不好的情况下，被中医甚至某个偏方治好，或者病状改善了的。在今天西医如此强势，中医已经式微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还出现得如此频繁，应该很说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跟晚清西医刚刚进入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是中医治不了的人抬到西医那里治，而西医往往能给治好。.９９lｉｂ.
就像阴阳五行解释不了生理和药理一样，西医的科学道理，也解释不了中医，比如经络，科学到今天也无法验证它的实体性存在，但人的感知告诉我们，它的确存在，只要按经络分布的穴位针灸和按摩，这些感知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在感知上，借用一句科学的术语，它可以用重复试验，来验证之。
科学不是万能的，永远有解释不了说明不了的东西。人们身外的大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太多的秘密，是人类科学所无法探知的，而大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秘密，也许更多。如果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穷尽所有的宇宙秘密，我想，在这些人眼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宗教或者迷信。
当年，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西医手术，结果割去一个好肾，不久去世，死前>告诉亲属，不要声张。后来胡适先生也得肾病，不得已到中医求治，治好了，胡适先生依然要求家人不要声张。我理解两位先生的苦衷，那时候，是引进西医，引进科学的年代，无论如何，大方向要坚持。然而，到了今天，科学已经成为统率各种学科的皇帝，即使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在论证什么争吵什么的时候，总是坚持自己是科学的，对方则是不科学的。西医不仅把中医压得萎缩在一角，而且至少在科班的领域，已经阉割改造了中医。情势比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已经是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勇士，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已经成为文化孑遗的中医斩尽杀绝，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在20世纪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贩卖草药者），在中国内地，中医的地位，其实也跟herbalist差不多，相当可怜。科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人手里，一直有棍子的妙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宣称自己是科学，别的人就要倒霉了。在世界普遍认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看还是歇歇吧。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人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所 8c13." >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乩、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９9liｂ?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藏书网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 8c01." >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省官不如省事”
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唆两句。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万人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行政费用、军费开支和被迫交纳给辽与西夏的岁币，使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农民的负担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国家已经没有出路了。然而，改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仅改革的设想屡见，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着手实行，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宋朝优待读书人，鼓吹文治精神的开国之策，演变出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文官体系。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低，而且凡屡试不第的废物，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只写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录取进士的千古奇闻。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迁的美景，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谋划策建立奇功伟业，自然会凭着资历熬上去（苏轼有诗言道：“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升迁慢就等于是惩罚，这种只奖不罚的“干部政策”，使得赵匡胤的“养士”变成了“养官”，虽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宋朝内部的稳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却也让赵家的子孙捉襟见肘地犯难，眼见得庞大的官僚队伍不仅吃空了国库，而且使整个国家在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下反倒陷入过度的低效率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官体系几乎是自发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与其说败在什么大地主阶级的手里，不如说是毁在朝野官僚众口铄金的群嘴和台下乱踢的乱脚上。
王安石虽说人称“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实际上却乖巧得很，无论动作怎么大，却尽量避免触动文官体系的利益，面对财政的困难，他的思路是开源而非节流。在他看来，只要找到足够的钱，那么就可以养活这些文官以及庞大的军队，朝廷的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机构改革，只是着眼理顺权力关系，并不在意精简人员。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变法失败了。显然，对于已经过藏书网惯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爷来说，哪怕一点轻微的改变，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对。变法过程中大幅度的官制调整，衙门合并，很容易使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感到不安，生怕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变法的群起而攻击中，自然也有这些人的声音。守旧势力的反对自然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在总体设计上的技术障碍。
我们知道，对于传统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虽然发达，但技术手段却相当有限，信息不仅难以通畅，而且还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从来都难以穷尽每一个细节，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传统社会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对于官吏相衔的行政网络来说，所有的行政环节和手续，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谋取制度外好处的机会（极少数清官除外），那些没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员尤其如此。环节越多，手续越繁，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官僚体系自身就存在着寻求制度外利益的机制，在王朝的框架内，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机制。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设计不能说不精妙，如果真能实行其目标，确实能改善朝廷的状况，尤其是财政和国防。但是，“保甲”、“免役”和“青苗”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参与，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个要求官府将农村原有的村社结构重新改观，一个则需要官府定期放贷收贷，均将官府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个农户。在当时的情景下，由于农民对于政治的习惯性冷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变法的意义，甚至对于其内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变法的设计者就不主张农民了解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摆布，所谓变法在农村，给了官吏摆布农民、上下其手借机聚敛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实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农民得不到“青苗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而被强迫接受，秋天则以高于法定利率的数额逼勒还贷，一个原本惠农意义的“新政”，结果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主之举。同样，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过程中，类似的扰民行为也司空见惯。当时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扰民和聚敛上，实际 4e0a." >上并非一点道理没有。将司马光视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实有失公允，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一个富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过于看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9９ｌiｂ?９9liｂ?
王安石变法虽然暂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却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竭泽而渔之嫌，而且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加剧了朝野、官民的紧张，所以不可能顺利推行下去。但是，变法失败后，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员意识到了新法对他们的莫大好处，结果后来的朝廷上，不断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闹剧，直到北宋灭亡。历史学家公认，后来的新政已经完全变了质，成为搜刮民财的灾难。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变成自我渔利的机会的。
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曾经想过有所作为，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算是西晋的功臣荀勖却一盆冷水浇过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无论荀勖其人在历史上多么不堪，但他的这句话 5374." >却是有道理的。当面对一个素质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体系，却又离不开它的时候，要想改革只能循着“省事”的路径，什么时候国家的“官情”变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变招。如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凡是国家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政治往往会以“无为”的面目出现，因为只有尽可能地不生事，简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明代中叶张居正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从税额上来看，百姓负担是加重了，但改革却很顺利，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手续简便，项目单一，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百姓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所以推行顺利。的确，省事比省官更有效。
宰相的座位
所谓宰相的座位，不是说宰相家里或者官邸里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时的座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看见不论是什么朝代，上朝时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内规规矩矩地分班肃立，而皇帝则高高在上，踞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低眉顺目地奏报。这些场景无疑又气派又好看，但却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时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晋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论道”，上朝没有坐的地方哪儿行呢？皇帝坐得，他们也坐得。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登.9９ｌib?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那时候还没引进椅子），丞相不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间纷传：“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北朝结束。隋唐兴起，皇帝虽然牛气了许多，但执政的宰相依然不弱，这个时代以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这些宰相们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争三争四地唠叨。
宰相们的地位高，权力大，责任也重。有时候，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大旱啦，涝灾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负责任，丢掉乌纱。就算是皇帝不下令免职，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隐去。因为自古传说，执政者是要承担调和阴阳之９9ｌｉｂ?责的，有灾异，古人就认为是阴阳不谐，原因是宰相没有做好工作，所以他们要丢乌纱。
宰相没上朝座位，据说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有的说法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玄，把赵匡胤说得像个市井无赖，或者乡下的顽童，居然在朝廷上千这种骗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当。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么范老先生说不定会来个大屁股墩，非闹 5f97." >得朝上大乱不可。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军汉出身，对读书人却还尊重，头脑也相当清楚，想来不至于当众这样胡闹。藏书网
比较起来，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是范质自以为是前朝旧臣，不是赵匡胤的亲信，所以宰相当得不踏实，因而自我贬损，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上茶。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以后遂成定例。然而，范质的马屁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个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取代了。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整个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处，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处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是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提起“九品中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要口诛笔伐，说它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弄得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官做，太不公平。当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九品中正”面对这种指责确也无从逃避，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里，它的的确确不是在选拔人才，而是在核定门第。很有点像我们后来的“文革”时期，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唯成分>论。
“九品中正”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刚刚继承父业，还没有来得及逼汉献帝“禅让”的时候，新“王”上任三把火，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制定的。“中正”是一种特殊的官，每个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做中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郡人士，二是现任京官，所以，中正其实是兼职，每三年才行使一次职务，具体事务由其属员“访问”承担。中正的职责就是为本地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评定品级，也好备吏部选拔。
一般来讲，中正要向上面提供本地士人的三种材料：一是“家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出身，上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再加上你的社会关系，叔伯舅舅，七姑八姨，再加老丈外带舅子；二是“状”，就是对你的行为、道德和才能..的综合评语；三是根据“状”，再参考“家世”而评出的“品”，一共有九品，即九个等级。三年评一次。九品的排列，据说是受了班固评定古代人物的影响，班固曾经将古代人物定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按陈群的原意，“品”的评定，主要依据是“状”，即重在表现。但由于“家世”是死材料，硬指标，而“状”则是可大可小的软条件，在大家势族的影响下，评来评去，尺度倒了过来，“状”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了，重在表现就这样变成了唯成分论。其实就是势族高门不加于涉，按这种评法，或早或晚，终归是要变成唯成分论的。就是今天的各种评比，从评先进到评职称，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标，最终都按量化来评，别个就成了摆设。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最后，尚书省的吏部干脆按各家族谱牒给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谱，就不愁没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诸曹也必须精通谱牒。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贫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时候既没有户口登记，也没有相片，姓王姓谢的又不是那么两家，只要是同姓，长点心眼就可以伪造谱牒混进高干子弟队伍。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大盛，造假之风甚盛，辨伪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还积极，精通谱牒学的古代“王海”也出了几个，所以造假没成什么气候，做官还得凭家世。
具体的九品评定虽然落实在纸上是九品，但社会上只将之分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视为下品，不会有人理睬了。按当时的习惯，一品是要给皇族的，别的人，任你有多高贵的门第，也休想跻身其列。但是，皇族做官掌权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或者简称“灼然”，大家趋之若鹜。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的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晋书》卷三六《卫璀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有关。在实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据说大名鼎鼎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是因为“月旦评”之类，有太强的唯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八及”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举”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变成了“官营”而已。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结果给定为下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见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主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世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门阀与清谈
“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 628a." >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时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 href='1698/im'>《世说新语》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官”、“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官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西汉景帝时，虽然尚未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但皇帝对于儒生已经很感兴趣了，经常与儒生一起论东道西。这也难怪，天下既不能以马上治之，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严刑峻法加权术又在秦朝这个大试验场中被证明有问题，那么讲究礼治儒家学说，就越发受到统治者的注意。出身无赖的刘邦已经在叔孙通手里，尝到了做皇帝的威风和排场，随着他的后代子孙做皇帝越做越像，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和追求也愈发强烈。如果不是国家还需要休养生息和窦太后对黄老之学的偏好，也许独尊儒术的国策用不着等到景帝的儿子就出台了。
一次，汉景帝与辕固生、黄生两个闲聊，不知怎么一来，两个儒生争了起来。黄生认为，汤武并非奉天承运讨伐无道，不过弑君者而已。而辕固生不同意，他认为，桀纣暴虐，天下之心归于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他们所使而归心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应该算当天受命。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须有上下之分。桀纣虽然失道，但他们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可却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不能正言匡正以尊天子，反而因其过失而起兵诛之，进而取而代之南面为王，此种行为，不是弑君又是什么？争来争去，辕固生争不过黄生，竟然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咱们高皇帝代秦做天子也是错的啦？汉景帝的确算是个可人，一听此言，马上接过去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讨论学问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愚蠢。从而结束了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学术讨论。
当然，在这场“学术讨论”中，辕固生确实有点心术不正，居心叵测，无端地扯出刘邦来，明摆着是要将对手往死里整。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建国后的“学术讨论”中倒是常见，天真的人们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从此就成了什么什么的“分子”了。这种高招，原来只是在拾两千多年以前人的牙慧。后来窦太后罚辕固生进兽苑与野猪较量（不是因为此事），真有请君入瓮的感觉。幸亏汉景帝看出他的用心，不想给人当枪使，一句“食肉不食马肝”，轻轻将事情化解了。争论虽然化解了，但问题却依然存在。人们没有做皇帝之前，而怀“大丈夫当如是焉”的雄心壮志的时候，当然乐意人家说汤武革命云云，可一旦取了天下，南面而坐，未免对汤武革命心下惴惴，生怕别的什么人再跟他学，依样画葫芦，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对这种事情就更是担心得了不得。尽管臣子拍马屁时都说现任皇帝德比尧舜，但对自己的公德真正吃得住的却没有几个，如果因为失德就可以来一场汤武革命的话，那么皇帝的天下真是要永无宁日了。但是，任何一个皇帝又不敢否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他家祖先打下基业的合理性，从而瓦解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中，孟子是主张汤武革命具有合法性，而韩非则反乎是。对于一统天下的秦朝来说，不存在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两难之局，首先嬴政的天下不是从周天子手里夺来的，而且他>藏书网公开奉行法家学说，所以，在他那里，只承认黄生的道理就行了。但是自刘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就比较麻烦，顾了哪一头，另外的一头都未免有些尴尬。而越来越被重视的儒家学说，越来越多地被儒生们用来弥缝统治的缝隙，粉饰皇家的天下，理论上越是说不清楚的事情还越是要说，甚至还敢在皇帝面前说，然而，还真就是说不清楚。钱鐘书先生说：“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曲意回护‘汤武革命’”，结果是“说终难圆，义不免堕”（《管锥编》），越涂越黑。最后还是皇帝聪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将“马肝”抬出来做和事佬，干脆回避了之。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大（小）字报似乎已经与“文革”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藏书网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最发憷的是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肝火上蹿。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后来那些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二十五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一县令据说一年俸禄也不过三十两左右，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99ｌｉb.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们出招，教他们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地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９9lｉb?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地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发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上层的人们觉悟了，在毛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地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我们的党和政府官员只好听任网上的大字报将他们妖魔化，而百口莫辩。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翻译与政治
翻译与政治能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翻译的政治类的著作对政治的走向起了影响？非也，我这里的翻译是名词，指的是历史上在统治机构中曾经出现过的翻译人员，又称通事。
我们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概很容易见到翻译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状若肥猪，个顶个地狐假虎威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没有行为好一点的，能bbr>暗中保护一下贫弱的老百姓的？想来是有的，比如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似乎也隐名埋姓地给日本人做过翻译，据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计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统治者一个个蛮横的命令，往往在中国老百姓耳朵里听来，都是从翻译官的嘴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遭人恨，也是该着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抗战时期沦陷区那样，统治者需要借助翻译的情景，其实并不少见。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两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员。其实清朝政府机构里也有翻译，但主要在朝中从事文字档案的翻译，并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汉化，好像他们一进入中原，就立马向优越的汉族文化低下了头。其实，他们的汉化程度实在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汉化的过程也并非都那么自觉自愿。特别是当他们刚刚铁骑横扫了中原的时候，作为胜利者，其实并不乐意吃那个辛苦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他们心里肯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民族政权里，才普遍存在着借助翻译直接治民的情况，金元两朝尤甚。据史料说，金人入主中原之后，“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权力的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含金量，于是“高下经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现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说是有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尚不知怎么一来与他的交易对象发生了经济纠纷，对方欠钱不还，于是和尚将官bbr>..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里。谁想那个欠钱的人事先贿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凭和尚千说万诉，而通事只告诉金人的留守说，因为近来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动上天，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听这是好事，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烧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
这个和尚死得真是比窦娥还冤，究其原因，翻译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但是这种借助翻译审案的体制恐怕责任更大。作为强势一方的异族统治者，很少有乐意学习被统治者语言文化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语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现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们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译介体进行统治的弊病，但他们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逼使被统治的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同化。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士人自觉地学习鲜卑语，以求跻身异族官场的现象（参见《颜氏家训》）。而对于现代的西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被统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觉地主动同化于殖民者，那么就任何前途都没有。如果说，古代中国.9９ｌｉb.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优势的汉文化最终没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对方，那么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没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钱。
今天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了一种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究其根本，不能说不与当年日不落帝国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有关。而说英语的美国，在今天又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实力，在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世界几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规则都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想坐上去的后来者，不学习英语几乎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在英语铺天盖地而来的背后，是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不可讳言的没落。尽管抵抗的声音一直有，而且喊得还相当响，但没落却依旧是没落。君不见连号称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中国，连学文史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们在大学期间，工夫花得最多的是学英语。而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写作的，显然要比虽然不懂英语，但母语水平相当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于其他的小民族，语言被忘记，文化在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样性的人们在拼命倡导动植物保护，可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消失一样，弱势文化的泯没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个没有停下脚步的趋势。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讲一种语言，上帝当年在巴比伦塔前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可能最终修成了通向天国的巴比伦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终于实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庆幸呢还是悲哀。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得更多一点，因为吃得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bbr>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六十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八十二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稣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龢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七十五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99lｉｂ.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得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藏书网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名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六十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做公务。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藏书网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 href='2640/im'>《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承，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可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９９ｌiｂ.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武夫与毛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唯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99lｉｂ.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地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
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驭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黄须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代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时期的到来。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蔑视“毛锥”（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境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敝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荡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22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藏书网仅依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千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
在战争来到的时候，用人之际，武人还这样受气，想想真是有点不解，但是一旦重文轻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武人也只好忍了。但是，军队毕竟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支柱，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不可或缺。既要用之又要贬之，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诚然，这种政策对于军人专权和割据是有抑制作用的，但也的确对军队效能有较大的损害。
武官的地位都如此低下，士兵就不消说了。明清两朝实行的基本上是世兵制，当兵的世代为兵。不仅士大夫轻贱武人，连老百姓也看不起当兵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当兵的实际上成了一种准贱民，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当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以后，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之一，就是西方那种受社会尊敬、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和报酬颇丰、效率颇高的军事制度。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了重商之外，就是大力引进“尚武精神”，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只是，留学生派出去了，新军也练了，“军国民主义”也提倡了，但是，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人传统的引进，结出的却是军阀的恶果。20世纪的中国再一次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夫割据的旧戏，只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变成了新式的西方兵器。
宋朝的老爷兵
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万（金、辽）或几万（西夏）。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也可以说，中央军唯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这样一“分守”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如果“彼”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９9ｌib?彼，每战必殆。”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的那种“锦囊妙计”，即“阵图”，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结果如何？不问可知。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绝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 href='2204/im'>《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走州过府，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路过的州县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实就是宋朝地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王伦起义，规模并不大，但所过州县纷纷弃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婴其锋者”（《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更有甚者，宋仁宗庆历三年（1044）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伙“贼盗”来到高邮，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营，且厚馈之”。结果贼盗一高兴，没有在高邮动武，离开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的新鲜而又荒唐，给点金帛牛酒就能打发的贼盗，也就是些胸无大志的毛贼，如果不是手里实在没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时代，守城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小毛贼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断不会出此下策，因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凶器也，可是统治者却一天也离不开此物。手攥得不紧..，兵之“刃”容易伤了自己，攥紧了又容易将之变成废物和摆设。大概只有在不紧不松之间走钢丝，才能得兵之利而远兵之害。宋朝的兵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虽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却使宋朝的兵成了历史上最无用的兵。兵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用，没有用的兵，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好在宋代的经济比较发达，兵的无用可以使“金帛牛酒”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着花钱买太平的绥靖主义空气。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后来的女真人，都迟迟下不了入主中原的决心，而更乐意贪图美女玉帛的源源而来，不管是掠来的还是人家送上门的，北宋就是这样苟延残喘下来了。
对于每一个朝代而言，相邻的上一个朝代的“教训”总是最让人难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强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断然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这样一个把兵弄得窝窝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这样两个赳赳武夫之手，也许，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么样整武人。
思古幽情与历史情境
历史是个菜园子，?９9ｌiｂ?篱笆虽然有，可基本上形同虚设，任谁都可以进来动锄撒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守在园子里的所谓专业人士自家素质其实并不太高，抱残守缺，拿腔作调，老是端着写些谁也不要看的文章，还自鸣得意。另一方面历史的学科门槛也的确比较低，至少对所谓的专业训练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外行只要读几年书，扒开篱笆也就进来了。不过，进来可是进来，能不能种出像样的东西来，可就两说了。近来，外行论史，像模像样的固然有，但掺了太多水的水货也不少。不过，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像样的。
《文武北洋》的作者来自媒体，论起史来，也有一般传媒中人写东西的毛病，自信过满，激情过剩，而且有意无意露出道德评判的法锤，在是非上面纠缠过多。不过，总体而言，作者文字还相当耐读，可称道处随处可见，虽说翻案文章做得多了一点，但也不能说人家没道理。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作者的那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作者对他感兴趣的北洋人物，硬是一个一个寻踪索迹，刨根问底，遍访这些人的故居遗迹，在寻访中顺便发思古之幽情，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其实并不遥远的过去。
历史的叙事无非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但是任何的解释如果离开真实，也就失去了意义。说到底，历史毕竟是个追求真实的学科，如果哪个研究者敢于宣称自己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那么他的言说就只能是自己和家人的自娱自乐。可是今人回不到过去，历史的真实往往要经过研究者观念与价值的过滤，那些以证明某些观念和理论为己任的研究者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追求客观、力图复原历史的人们，由于时代的距离，也难免隔膜，有意无意地以今人的成见，去框架古人的行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有之，张冠李戴者亦有之。事实上，对于有志为史者，情境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即通过古人的遗迹，考古的发现，去想象和建构古人生活的空间，让自己的思绪和情感回到过去，从心里生出“理解之同情”，这样，也许隔膜才会小些。
有幸的是，《文武北洋》的历史过去还不太久，尽管有太多的恶意破坏，但遗迹多少还藏书网剩了点，那时的枪炮和用具也有留下来的。更可贵的是，北洋人物赶上了照相机的发明，因此有不少照片传了下来，我们不仅能看到当年那些赳赳武夫和狗头军师的模样，还能浏览那年月军队和社会生活的剪影。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的段祺瑞，他那身着马褂打台球的照片和地道哥特式洋房的执政府，留给有心人的，是远比一本传记还要多的意蕴。胡帅张作霖和他两个乳臭未干的儿子同穿将军服的照片，以及大帅府那村意盎然的壁画和外面的关公庙，同样..也会告诉人们某些难以用文字表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东西看多了，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一定会对这些早已经故去的人物有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文字无法带给你的。
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也许《文武北洋》的作者并没有披露太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专业人士的笔下却很难有如此耐人寻味的叙事，更难以有重建历史情境的努力。当读者跟着作者，从一个断壁残垣走向另一个断壁残垣的时候，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逐渐鲜活起来。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晚清史是痛史，最痛莫过于海军。中国人积几十年之力，花了无数银两堆出来最为现代化的七彩楼阁，一碎于甲申（1884），再毁于甲午（1894）。两次大战，我们居然连敌人的一只船舰也没能击沉。而我们花大价钱从外国买来的军舰，沉海的沉海，搁浅的搁浅，被俘的被俘，连基地、船坞、炮台也统统灰飞烟灭。前者输给老师辈的法国人，倒也罢，后者居然输给了和自家一同起步，装备在伯仲间的日本，而且输得很惨，连一丁点可以遮羞的布头也没有剩下。害得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连可以还价的东西也没有，幸好谈判期间中了浪人一枪，勉强可以拿来说事儿。当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又憋气又窝火，久久难以释然。
姜鸣先生治近代海军史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听说了，不过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的山沟里，没有福气看到成书。2002年三联重出修订版，这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姜鸣先生的主业是证券，在业内已经颇有名气，历史工地上的操作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却操练得令我们这些号称专门治史的人汗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都是一部专业到了家的史学著作，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客观地说，作者的功力，我辈用点功的话尚有可及之一日，但其心思之绵密，态度之冷静，却是难以企及的。
海军是衡量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晚清尤其如此。海军军舰是浮在水上的现代化大机器，而操纵机器的则是国家西学程度最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队水师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偏师，而对多年实行海禁的清朝而言，.只不过是腰刀柄上的零碎，谈不上有什么传统。所以，兴办新式海军，不像陆军有那么多包袱，完全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法乎其上，取法最先进的海军强国。如果学得好的话，应该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跟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就是这样，不到四十年的工夫，已经打败了连英法都不敢小窥的俄国海军。可是，中国的海军直到20世纪中叶，即使参与内战，也只有敲边鼓的份儿。
当然，中国人并不蠢。事实上，中国的海军创办者从一开始，也是瞄准了当时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一大批福州船政局的学生，就是在英国开始的海军生涯。我们学人家的海军制度，订立的海军章程，甚至比日本还要早，我们的海军连操练口令都是照搬英语。但是，为什么后来日本海军却打败了中国海军，而且是毁灭性的？
其中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找了几十年。最有大众说服力的要算“奸臣误国”。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临到马关条约签订，“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成了定论，连唱戏的苏丑都在抓哏的时候讽刺李鸿章是乌龟。小时候看电影《甲午海战》，那里面明白地告诉人们，李鸿章就是导致中国战败的内奸。最有智性说服力的是制度差距。结果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中间虽然有个短时间的反动，但毕竟形势比人强，中国还是进到了民国。后来又寻出了文化改造上的原因，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全盘西化，有了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有了共产主义革命。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到今天，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文化说过于笼统，虽然不错，但说了等于没说，暂不讨论。“奸臣误国”说虽然现在依然有市场，但真正相信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神话”。连大众文化也做出了反映，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北洋水师》和《走向共和》，据说已经给李中堂大人平了反。至于制度差距说，从戊戌以来，好像已经成了定论。然而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因为这种说法，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制度越民主越好，即康有为所谓专制等于据乱，君主立宪等于小康，民主制等于大同。制度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自不必说。但是落实到19世纪的现实，后发国家却未必是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总要合适才行。具体到军事层面，制度上的优劣与力量的强弱，在那个时代，就更是不见得与民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德国和俄国都是公认的军事强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还是多少国家效法的楷模。那时的日本，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连二元君主制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开明专制。康有为公羊式的三段阶梯，用来宣传固然不错，但用来解释海军的失败，却未免方圆凿枘，不合适。如果刻薄一点地说，制度差距说与奸臣误国说一样，都属于国人在大败之余，为自己开脱的说辞。
具体到当时的中日海军，两国本是一个师傅，都是学英国。在制度建设上，中国走得还比日本快半拍。中国人从英国皇家海军那里扒下来的《北洋海军章程》，一板一眼，中规中矩，曾经让日本人吓了好大一跳。就制度本身而言，中日双方并不存在什么差距，更无优劣可言。差就差在人家做得好，不仅抄得认真，而且学得认真。我们纸面上的东西中规中矩，人家做起来中规中矩。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即使是动枪动炮的事情，也能让它变得像仪式的演练。古代中国马步军操练花架子的传统，硬是活生生将人家皇家海军的规矩阉割了，让每次演练都近似于一场大型表演。有一次把光绪皇帝的本生父亲醇亲王看得心花怒放，大把大把地撒银子。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但过去军队的积习，一样会渗透进来，拖人下水。其实说起来，李鸿章门下的陆军也有洋人制度的影子，淮军还不是从洋枪队的模式那儿转来的，连口令都照抄不误，每个土得掉渣的淮军士兵，都知道一喊“FORMARCH”就要向前走。只不过，淮军成军日久，绿营的老传统恢复得比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虚设了。所以说，甲午战争，海军虽然败得惨，但比起陆军还是要好一点，黄海海战虽说损失惨重，但好歹也算撑下来了，而陆军在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号称远东最坚固的要塞旅顺，械精粮足，工事坚固，也只守了六天，将大批武器装备白白丢给了日军，这些大炮和枪械，接下来都用在了后来的战事上。
被拖下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制度，还有学了西学的人。北洋海军的首领虽然是个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干将领，却大半是当年船政学堂送出英国留学的精英。如果说丁汝昌有淮军旧习的话，那么这些留学生总该没有。可是，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自不必说了，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诸公又何曾有过多少新气象，还不是眼看着舰队浮华玩忽下去。海战中丁汝昌不懂指挥，连个替代者都不指定，对于这种关系舰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谁提醒过他吗？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人各个船舱。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大元帅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字。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态度实在是太不认真了，留学归来，居然对老师的理论动态不闻不问，只惦记着人家出了什么军舰和舰炮。海军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进的进步，而对中日海军的实质差距视而不见。自己不好好学，请来了洋先生也总是拿不准一个章程来对待人家。像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傲慢固然傲慢，但对自己的业务还是认真的，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在他的手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的军官们却人为地弄出了一个“撤旗事件”，让本来就傲慢的洋先生撒手不干，导致舰队的训练和纪律江河日下，以至于在甲午战前，已经到了军官沉湎酒楼花巷，士兵在大炮上晒裤子的地步。这个“撤旗事件”，以往被我们的许多学者大肆渲染，视之为捍卫中国主权的正当之举。然而姜鸣没有这么看，他看到是这个事件过后，北洋海军军事素质走下坡路的事实。既然是不得不有求于人，必须拿出求人的姿态，否则就是对自己国家不负责任。其实，跟所有有点真才实学的来华洋人一样，琅威理不可能不傲慢，也不可能不存有借机为自己本国谋利益之心，他们的母国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别有用心。洋人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并非单单亡我之心不死。问题是，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只要能得到想得到的，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把持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其实也未必心地纯正，自有为英国在华利益着想的初衷，中国虽然也为他付出了高官厚禄的代价，但是在他手里，关税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上升到了占全国财政收入1／3的高位，权衡利弊，到底是谁占了便宜，不问可知。
我们中国人是个智慧的民族，对于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过于痴迷，而对于形而下的“术”却不甚在意。甚至到了一败涂地的时候，还是热衷于那些宏观的大道理，指望学好了这些“进化”和“国富”的大道理（其实也就是皮毛），好扭转乾坤，让中国一下子由弱转强。新政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到日本，大部分还是去求“道”，求根本改造中国之道。原本去求术的鲁迅，学得好好的，后来也改成了求道。其实，中国的改造，还真得靠技术层面的一点一滴做起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根本上讲，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在于对这个现代化的珍珠而言，国家没有跟她相配的服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中国没有这个变化，却硬是在一个基本还处在中世纪的大树上，生生嫁接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枝条。软件硬件都不配套。如果没有那样一个进步得太快，又安着心要吃掉中国的紧邻，那么我们的成绩也许还不算坏（北洋海军如果碰上埃及和土耳其的海军，战绩也许不会那么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
这几年，市面上流行“中国结”，说是代表吉祥如意。不过，看着它那七扭八结的样子，我倒觉得它很像我们中国人百多年的心结。这些心结解不开，中国的崛起，中国海军的崛起说句实在话——都难。
肉食者的学问——跟李零读《孙子》
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也喜欢过战争和军事。在那个年月，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孩子们能看到的东西，从连环画到电影，十有八九，枪炮声声，打成一团，让你不喜欢都不行。不过，多数人成年之后，也就淡了，可我却迷得相当久，从看战争题材的小说，到看名将的传记，最后还啃了一阵兵书，从中国的“武经七书”到国外克劳塞维茨、约米尼、富勒，甚至柯林斯、哈特的著作，都有所涉猎。最早接触《孙子》是1975年，那年出了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孙子兵法》，里面不仅有注释，而且还加了若干古代的战例。只是这本书编得实在太滥，注释不说，连战例都写得七颠八倒，错误百出。记得当年我看完之后，还提笔给编者写信抗议。
我的“兵学生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读了那么多兵书，看的时候劲头倒是不小，但却基本上似懂非懂，甚至越读越糊涂，让我最后知难而返的，恰是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因为研究解释它的人太多了，大家持久地起哄，一窝蜂地弄出来那么多相关的书，我明白的地方，大家都明白，我不明白的地方，大家都不明白，而且越说越不明白，无奈之下，我只好挂白旗放弃了。
早就知道李零研究《孙子》，也知道他在北大开这个课，甚至知道前一段他一直在整理有关“孙子兵法”的讲稿，预备出版，但却没有翘首或者踮着脚盼过。原因很简单，一个经常见面的好朋友，不断出东西，就是有分量，多了，你也就麻木了。麻木归麻木，真的书出来了，而且到了手里，总免不了要翻翻，何况所研究?的东西，还是你曾经热恋过的旧情人。可是这一翻，就放不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这么多研究或者号称研究《孙子》的书，从枪战打到商战、政战和情战，只有这本，让你真切地感觉到了两个字：明白。
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其归为“内篇”），当做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部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 href='2241/im'>《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自己的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 5e94." >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族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鲁庄公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爆发力和没爆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 href='2203/im'>《三国演义》和 href='2204/im'>《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 href='2195/im'>《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 href='2195/im'>《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 href='2195/im'>《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99liｂ?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昕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有关《花间一壶酒》的酒话
光看李零的杂文，不大可能知道他是弄什么专业的，一本随笔集里什么都有，宫殿、厕所、兵法、房中术、酒色财气加毒药，他什么都写，可以说是从用上面的嘴喝的酒一直写到跟下面屁股亲密接触9９ｌiｂ.的手纸（或者石头蛋蛋什么的）。而且一张嘴——怎么说呢，用东北话来说叫做有点邪性，“汉奸发生学”和“畜生人类学”这样的名堂，大概也就是他能想出来。评李零的文字，在正常状态下有点难，我问过同是李零文字崇拜者的女儿，她的感觉也差不多，只觉其妙，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现在理解古人桓子野之流，为何一见佳景辄呼奈何了。怎么办呢？话还得说，呆了半晌，忽然想起，李零和他的文字，其实有点像酒，不是洋酒或者啤酒，是那种中国古已有之的老酒，放了很多年的状元红、女儿红之类。
最早知道李零，是看他的《中国方术考》。当时我对思想史还有兴趣，教过几点钟的相关课程，自以为有点心得。可是一看，哇，原来中国古代思想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接下来也就结束了我的思想史生涯，感觉原来就思想家文本谈思想的路数太没劲，跟着李零屁股后面从方术人手，自家又没有功底，只好三十六计最后一计，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对李零的文字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跟他认识了才知道，李零对于学术著作，跟大多数学人一样，也是板着脸说话，一本正经，只有偶尔才会放松一下，可是作为读者，一般不会那么细心，刚好看到。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我混进了北京，不知怎么一来，跟《读书》发生了关系，白送的杂志自然要多看几眼，李零的文字，总是要挑出来先读的，读了以后，每每有点微醺的感觉。再后来，有好事者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哦，原来跟我住的地方不过一百米远，于是我见到了活的李零。
现实中的李零很淡，不好看，言谈也没有多少魅力，不抓人。听说他上课也是如此，比起那些噱头一堆，包袱成摞的教授来，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据说有次他开“孙子兵法”的选修课，一下子来了一大帮学生，有人劝他换大教室，他说不用，讲几天就没人了。后来，果然，坚持听下来的就十几个人。不过，接触多了，发现听李零讲话，真是种享受，跟他的随笔类的文字一样，?99ｌib?一点废话没有，一句是一句，里面透着中国式的幽默，有嚼头，回过头来还可以品味。我和李零共同的朋友郭晓惠说，李零经常跟人说着说着话会陷入自己想的事中去，好半天不说话，人家早转移话题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来，还是早先说的事。不过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也许是我总是问东问西，让他穷于作答，实在没工夫想事。有时候挨了女儿的褒贬常常会郁闷，为什么我这么不行，而李零这么行，很快我就有了结论，这结论是从李零那里趸来的：人家是大营子出来的人，而我是小营子的，然而我又不是狗。
严格说来，李零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文字比说话感觉好的人。但无论听还是读，９9ｌｉｂ?都得静下来慢慢对付。如果大家一起抢着发言，我估计李零肯定没有机会。这个时候，非得主持人出面，要大家静下来，让李零讲两句，他才能说上话。不过，这种时候，只要场面足够地安静，李零的话还真是能逗得大家一阵阵地乐，可是不会捧腹大笑。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如果放在那些特别刺激、具有煽惑性的文字一起，估计也显不出什么来，人们先注意的，多半不会是李零。但是，李零的文字，却是可以让人读两遍以上的，这在当今之世，可算是货真价实的凤毛麟角。
几天前，出差到广州，跟林贤治聊起随笔和散文来，一致的感觉是，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在学界，不仅用英语表达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是汉语的学术表达，也充斥了英语的句式以及直译过来的时髦名词，往往越是让人读不懂，就越显得深。腕儿们甚至在写随笔的时候，也高深莫测，食洋吐洋，还自鸣得意。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乎文笔了。原来的研究生论文，在评价指标上还有文字一项，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主管者眼里，即便是文史哲的学生，这些东西也不要紧了，只要有洋规范、洋模式，有所谓创造性的成果便足矣。
人们（尤其学者）大概忘了，我们民族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消失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把先人思想中的文字之美剥离出来，他们的思想还能否算作思想？幸好，我们还有李零。过去，我们说董桥耐读，现在，我说李零也耐读。
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 href='/article/6847.htm'>《潜规则》和 href='1374/im'>《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已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头了。
href='1066/im'>《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 href='/article/6847.htm'>《潜规则》的光影，只能说是 href='/article/6847.htm'>《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 href='/article/6847.htm'>《潜规则》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bbr>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泛泛地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官吏的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个别官吏的过分贪婪，往往会引发左邻右舍的不安和紧张，如果导致群起效法，那么原来官、绅、民的系统平衡就有可能会倾覆，这对于王朝官僚体系的长久利益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只要这个体系还能正常运转，那么就会有人出面对这种过分的贪婪进行制裁。比如潜规则中地方官最主要的额外收入耗羡（征钱粮过程中借口损耗而多征的部分），到底多征多少，正式制度没有规定，根据缺分的好坏，少则3%，多则10%，往往以各地乡里社会的容许度为限。如果有人一下子征到15%或者更多，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左右难免紧张，或者大家群起效法，或者此人遭到弹劾。显然，在传统王朝的常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后者。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跟人去高要县打秋风，人说高要县现任的知县一年额外可捞八千两，而上一任一年捞一万，可见高要县的能够获取的额外收益就在一万上下。这都是在潜规则的限度以内，如果一年捞到了一万五或者两万，那可能就要出问题了，上司不管，都老爷（御史）也会出来找麻烦。藏书网
过去，我们在谈论古代社会政治腐败的时候，所举的例证往往是些特例，或者以王朝末世的情况概其全貌（野史笔记记录这些事情，显然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普遍），好像几千年中国遍地虎狼，老百姓都活在鬼蜮世界一样，天天生不如死，或者生活在垂死的边缘。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错觉是很容易发生的。古代社会官僚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士大夫，这些人虽然是皇帝的雇员，但也自以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对他们来说，儒家伦理不见得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在很多情况下，士大夫的脸面似乎比性命还要重要，任何一个家族似乎都不乐意在青史上留下贪鄙的污点。潜规则的存在，为人仕的士大夫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稳定性，利用这个规则过度谋利，不管怎么说都有破坏稳定的可能。潜规则给了官吏剥削民众的许可，但也对剥削做了限制，因为这规则的形成，不是哪几个官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单凭官僚群体自己的意愿就能遂愿的，它实际上.9９liｂ?是皇权、官僚、乡绅甚至部分民众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从正式制度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古代的官吏都有贪污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其实并不多。潜规则意义上的贪官，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所有的平衡机制逐渐遭到破坏，传统道德崩溃，有权者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无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毫无限度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到那时候，不仅正式制度，而且隐性制度也崩溃了。所以说，如果到了有权的人们都在毫无节制地捞钱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实行潜规则，而是没有规则了。
潜规则实际上就是官场的运行规则，只是这规则一直都被包在官场里面，我们从正史留下的制度条文中，查不到蛛丝马迹。所以，后人看古代的官场，更像是神秘的黑箱，其实，官场只有大门是黑的，敲开了门，里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只是我们多年来的制度研究，太少关注这些本来就该关注的内容，因为只有解开官场运行机制之谜，我们对古代的政治运作，才能有真正的认识。吴思先生的著作，恰在一向为我们所忽视的官场黑门上敲了重重的两下，对此，我们必须感谢他。
误会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例如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甫指指点点，比比画画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