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山东和青岛问题 青岛，一个好美的海滨城市。事实上，在中国的北方，没有一个港口比它更优良，也没有一座城市比它更美。可是，这座美丽的城市，曾经却是中国的一块心腹的隐疾，一个碰不得的隐痛，一发作，举国为之震颤。从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就是青岛这块隐疾的一次大发作。 当中国人被海上来的西方人拖着进入海洋时代的时候，青岛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这个小渔村所在的胶州湾，作为中国北方最优良的港口，并没有进入当政者的视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看中的是它北面的约百里之遥的刘公岛。不过，在甲午战前的1891年，对海岸日益重视的国人，还是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总兵，移驻胶澳，建了一个兵营。可惜，这个据点的中国军队，在不久到来的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战后，当1898年德国人看上这块地方之后，处在战后惊弓之鸟境地的中国政府，一枪没放，就把这块宝地，中国北方的最佳良港，让给了德国人。从此，德国人，在中国首都柔软的腹下，有了一点、一线，一点是青岛，一线是他们自行修建的胶济铁路。 德国占据青岛，将中国的腹地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相较此前英国和法国人数次军事行动，属于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实施。德国人是欧洲列强中的后来者，当它崛起的时候，地球上天空下的陆地空间，已经不多了。因此，当德国皇帝转向东方，注视中国的时候，选择了用直接而粗暴的手段，在中国的腹地，打下一颗钉子，以便在将来的瓜分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青岛和胶州湾，虽然在条约上说是说租借，99年的期限，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永久吞并的一个比较温柔的过渡。德皇威廉二世在欢送出征的海军致词的时候，很是赤裸裸，他说：“愿每一个至那辽远地带的人都能知道，德国的天使长已经把德国鹰徽的盾牌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便永远给予一切要求保护的人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把德国人抢占青岛，视为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当然是有道理的。青岛，或者说山东问题，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的软肋。 16年后，刺激中国人的，又换成了对中国人更不友善，而且更加看不起中国人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以为已经消化掉了甲午战争猎物的日本，感到机会来了。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打成一团，实在是日本国运的一个“天佑”之机。日本很快就借口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阵营，瞄准的是德国占据的胶州湾，但打的却是独占中国的主意。首选的目标，就是青岛，且聚集重兵，要从德国人手中抢下青岛。显然，对于孤悬海外，被英国人封锁在孤岛里，而兵微将寡的德国人来说，面对5万多日英联军，不足1万人的守军，又多为海军，不仅陆战经验少，连陆战武器都不足。战事的胜败，不问可知，德奥同盟跟协约国争的是欧洲，对原本就势单力薄的远东，没有多少期待。面对汹汹而来的日本人，即使心高气傲的德皇也只是期望他的守军，能多坚持几天就多坚持几天，实在不行，大可以体面地投降。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把用利爪抓着自己软腹的那只德国鹰，换成近在咫尺的日本狼，无疑更是危险，两害相权，倒宁可德国人不走。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日本人占据山东，而对德国人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施肇基回答说：“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地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因此，在战事初开的时候，即使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迟迟不肯仿照日俄战争的旧例，把山东划为战区，严守“中立”。当时身为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应德国驻华武官之请，冒很大的风险，偷偷给缺乏陆战枪械的德国青岛守军，送去了两千支带着子弹的步枪。中国政府对在华的德奥军人向青岛集中，睁眼闭眼，听之任之。 虽说普鲁士的陆军天下独步，但此时青岛的守军却多为海军，以及后勤和后备役人员，在战前，青岛守军跟德国本土的补给就已经中断，国内的支援显然指望不上，即使急来抱佛脚，德国当局紧急把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军事人员都集中到青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德国海军虽然说不上很糟，但用于陆地上打仗，显然力不从心，连武器都不凑手，得从中国人手里商借。这样一支杂凑起来不足万人的守军，在日英联军基本上是日军5万多人的围攻下，表现还算不错，居然守了两个月。最后实在守不住了，1914年11月14日，德国守军举白旗投降了。 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日本和德国争青岛，谁都没把中国当回事，就跟晚清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开战一样。在丛林时代，弱国不仅无外交，无地位，而且就是强国争斗中的鱼肉。中国自从甲午败给日本，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就变得很不值钱了，经过庚子义和团一闹，就愈发贬值，虽然没有变成哪个国家的殖民地，但实际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殖民地还不如。一个首都周围都驻扎外国军队的国家，一个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和盐税都要用来支付赔款的国家，其“主权”还剩下来什么，在国际事务中还能有多少分量，可想而知。用美国人马士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数的属性的地步”。这种状况，尽管经过国体的变更，在制度上大步向西方靠拢，也没有多大改善，显然，人家不看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并为此根据国际公法，特地公布24条中立条规。第一条就说：“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如有违反，则“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书生气十足。谁都知道，就当时的中国，对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违反条规，都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制止扣押人家的军事人员。因此，这是一个照国际法抄出来的官样文章，但即使官样文章，也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愿。因为，之所以如此这般说起来，心里担心的其实是青岛和山东。就像老太太烧香一样，有用没用，祷告几句，也是个安慰。 可惜，这种祷告，列强根本不加理会，不过中国人却不能没有期待。为了让自己的祷告多少有几分效果，中国政府还向日美两国，提出由中、美、日三国联合向欧战双方提出建议，把战争限制在欧洲，从而确保东亚和平。当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个建议时，当即遭到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断然拒绝，不仅拒绝，而且明白告诉中国人，日本肯定要跟青岛的德国人有一战。日本驻华临时代办小幡，还打上门来，到中国外交部兴师问罪，说是这等提议，为何中国不跟日本商量，直接就跟美国人提出，云云。结结实实地给了祷告做梦的中国政府，一个巴掌，直截了当，一点起码的面子都没给。 由于有日本的趁火打劫，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德国和奥匈，就更加显底气不足。因此，感到对中国有所求的德国人，对中国人突然客气了许多，一面强迫住在青岛的中国人给他们修工事，一面却放出风来，说要把青岛归还给中国——反正也保不住，不如送个便宜的人情。这个风，引得日本人火冒三丈，连忙对中国施加压力，说是如此这般，中国定会有“重大危险”，云云。当然，中国人也知道，德国放这个风，无非是火烧眉毛之际的权宜之计，拿中国来为自家挡枪子。因此，也就没敢接这个茬。 接下来，日本人开始安排战事了。在日本人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因素，直到大兵在山东龙口登陆，才由日本公使告知中国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划出战区，供他们的蹂躏。袁世凯紧急召集政府会议，据顾维钧回忆，会上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都认为根据国际公法，日本此举，属于侵害中立国权益的侵略行为，但陆军总长段祺瑞告诉袁世凯，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只能抵抗日军48小时。于是，踌躇半晌，袁世凯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按照日军的进军路线，将龙口莱州湾和胶州湾一带划为战区。唯一提出的一点可怜的补充是说，由于胶济铁路是德华共有，而且铁路上没有德军，所以铁路由中国方面照管保护即可，要求日军不要越出战区边界，接管铁路。但是，日本根本连理都不理，估计连照会都没工夫看。日军自潍县而青州，而济南，出兵将胶济铁路全线占领接管，所过之处强征粮草，杀伤人命，占领警局，擅发军用票，在平度的日军还贴出布告：“一，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二，切断电线或倾损者处斩；三，拘送该犯或指明告密者重赏；四，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乡保，从重治罪；五，如于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虽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我们毕竟没有见到当年日军布告的原件，只有山东地方的报告，这种动辄要屠村的宣示，也许有地方上添油加醋的成分。即便是添油加醋，也反映了日本人的强横和中国人的某种惊恐，某种特别的担心。其实，话说回来，自甲午以来，一直特别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皇军”，即使没有把中国作为敌手，做出点过分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99lｉｂ? 总而言之，德国抢占青岛和胶济线，已经做得相当的强横，而日本的攘夺，更是变本加厉。只是他们的强横霸蛮，都对着中国。两个强盗之间的争夺，使得中国人的青岛之痛，又加剧了几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是一个已经割去了台湾、控制了南满和福建的强邻，由这个强邻占据中国的腹地山东，显然，更令中国人感到害怕。更何况，当初中国政府跟德国人已经草签了胶济路的延长线，高徐和济顺路的修筑权，如果这两项路权也一并为日本“继承”，那么，在中国人看来，不劳日本出手逐鹿中原，中原就已经属于他们了。需要一提的是，五四运动的两个前台人物，曹汝霖和陆宗舆在这个过程中，都露面了，陆时为驻日公使，而曹则是负责对日交涉的外务部次长。在多年整理中日交涉史料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看来，至少，在对日交涉中，他们两个都过分地软弱。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日军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恐慌。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好国家的使节，因此中国各地向我送来大批请愿书和声明，这使我了解到这种忧虑是多么的普遍。这些抗议声明中，有一些是请愿者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五四运动期间学生编的小册子《青岛潮》上，是这样写的： 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船舰，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南有段派新订之高徐路约高密至徐州，可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与日人订立济顺路约济南至顺德，将来更可横贯北部，制京汉路之死命。北则按约有烟潍铁道，烟台与旅顺相接，旅顺乃日本海军重要根据地，一旦有事，可以直封渤海海口，而北京成死囚，南北之气脉断矣。故青岛之被占于日本，与被占于德国，其祸害之相较，不可以以道里计。德人虽狡焉思逞，然欧亚悬绝数万里，军事之布置接济，终不易易。日人则与我隔一衣带水，素抱大亚细亚政策，久有吞并我国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临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我堂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故曰，青岛亡，中国必亡。 应该说，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于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的极大的焦虑之情。 但是，占据山东和青岛，仅仅日本行动的第一步，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一战对于日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当时日本朝野的共识，是他们所谓的“天佑”之机。所谓机会，其实也就是体现在如何扩张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上。关于这一点，日本很多股势力，都有很多想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政界很有势力的黑龙会，在1914年10月提出的一份解决中国问题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他们提出跟中国建立所谓同盟关系的十项条款，后来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比较特别的是，备忘录认为还应该在中国建立一个跟日本政体类似的君主共和制政体，未来的中国君主可以考虑在清废帝溥仪、宗社党中人和革命党中选一个。 就这样，山东和青岛问题，牵扯出来令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及最后的签订，日本表现出来的那种跋扈专横、咄咄逼人，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中国就范，使得国人的青岛和山东之痛，更加剧烈。 二十一条 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刚刚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回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意思是除日本以外。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4ece." >从条文上看，的确名副其实。别的不讲，单就条款提出的口气，就好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要这个，要那个，都直截了当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只是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这个“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按曹汝霖回忆，当时日本方面就明确告知属于“希望条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坚持的。但据王芸生的研究，其实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言明第五号的性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曹汝霖亲自拟定的二十一条交涉对策“说帖”上，仅仅提到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直到当年的2月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可见，在交涉的当时，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感觉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据顾维钧回忆，为了更好地贯彻“拖”字方针，陆徵祥还想出了若干“小招”。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但是，《泰晤士报》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屁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2月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 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虽然1月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藏书网 在二十一条的交涉期间，有一位在华资深的记者，跟美国公使说：“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这朵云，终于快要飘到东京了。5月7日，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月9日午后6时为限，作出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 第二天，袁世凯把在京所有的有全权和挂名政治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决策会议。显然，他心里有数，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他而言，只有接受一条路可走，但他不想承受一个“卖国”的罪名，即使要承担，也要大家来做个见证。在会上，参与交涉的人员，详尽地汇报了整个交涉过程，然后袁世凯让大家拿意见。据参加会议的曹汝霖回忆，在会上，后来被人骂为亲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应该拒绝签字，力主抵抗。他认为，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道，在这个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屈膝投降将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它将使政府丧失一切权力和公众的支持，而抵抗则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日本固然可以占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却无法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日本这样做，会遭致世界的谴责，而且，等到欧战结束，欧美列强就会出面干涉。持这种主张的人中，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不仅如此，在交涉期间，当日本在中国的南满和山东频繁调动军队，为谈判施加压力之际，段祺瑞也暗中调动军队，以至于得到消息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十分担心，双方会擦枪走火。bbr>９9lｉb? 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英国公使朱尔典据说还亲自面见袁世凯，以30年老朋友的身份，劝说袁世凯屈服，说是埋头建设10年，再来说话。美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并不打算为中国出头，芮恩施也只好徒呼负负。至于俄国则只关心他们在北满的利益有没有受到伤害，法国则只要日本方面尊重1907年跟日本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多嘴，相对于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跟日本的关系，因欧战正胶着，犯不着跟日本翻脸。况且，在丛林时代，长獠牙的，只尊重长獠牙的同类。 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为此，他们还特意央求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日本人贺长雄，回国去跟日本元老疏通，希望日本方面，不再坚持第五号。据曹汝霖回忆，说是贺长雄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知晓有第五号这回事。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治史》，也提到自大隈内阁上台之后，其外相加藤破坏了1898年以来，向元老传阅外交文书的惯例，而代之以事后简单的汇报。二十一条的要求，并没有跟元老商议，甚至连具体条文都没能给元老们看。看来，曹的回忆有点根据。当然，即便是专横的日本大隈内阁，也并没有指望中国政府会接受第五号，因此，提出的时候，就是用特殊的字体单列的，如果能迫使中国人认账算捡着。只是，参与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在中国待久了，骄横之气日长，立功心切，谈着谈着，似乎就忘记了第五号原本是“劝告”条款。在交涉之前，日本公使日置益特意为谈判递呈长篇条陈，提出要采取利诱和威压双管齐下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具体开列的利诱手段有四：一，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二，保证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三，取缔在日本保护下的革命党、宗社党和留学生及日本浪人针对中国政府捣乱行为。四，收买袁世凯和政府各部部长的个人。此外，还可以考虑同意修改关税税率。而威压手段则是调动山东的日军以武力威胁，及利用革命党和宗社党人颠覆中国政府。而丝毫没有提到第五号可以考虑放弃，作为谈判的底线。 必须说明的是，经过中国政府走后面的运作，日本的最后通牒里，不再坚持第五号，而中国政府也就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二十一条除了第五号之外，至多做了一点细微的技术上的修改，全部接受，而且留下来一个尾巴：第五号容后商议。即便是日本这么一点不是让步的让步，中国方面也他们留足了面子。对此，当时参与交涉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即使在许多年后，依然感到有那么一丝欣慰。而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甚至在回忆录中表示，他没有以日本不坚持第五号为己功，说明了他的低调。 不过，此时作为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心情可是相当的糟。5月14日，袁世凯对自己的文武百官，下了一道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要大家一定发愤，“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卧薪尝胆。言语不可谓不沉痛，最后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类之资格。即后来我们常说的，被开除球籍。而中国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5月9日，从此变成法定的“国耻日”。只是，这样的国耻日，以后越来越多。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白鼻子的人物，大陆和台湾编写的近代史自不必说，就连西方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比如徐中约的书，里面的袁世凯，也是一副丑角形象。但是，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说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二十一条的签订，未必能真的灭掉中国，但却真真切切地把袁世凯毁了大半。当时的日本其实未必不知道，尽管他们觉得一战是个扩张他们在中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但真的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日本的国力，还是有点蛇吞象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变中国为朝鲜的第五号单独列出，实在不行就退回来的原因。但是，明知道对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而且自己这方面也不打算用武力压迫对方接受，还是要将这些条款提出来，最大的效应，就是可以混淆视听，中国政府只要最终签字认账，在外面看来，就等于签了包括第五号在内的卖身契。当时的对外交涉，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无从知晓真相，卖国的帽子，想不戴势所不能。 当然，也可以说，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从历史上看，袁世凯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说是革命之后，由孙中山当总统，没什么说的，因为孙没当过清朝的大官，一直主张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恩，又是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其实，这种说法，即便真的是日本人的体己的私房话，也说明不了他们是否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真的有所偏好。如果说，日本人更不喜欢袁世凯一点，那么恰是因为袁世凯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像是一个强人。显然，日本不乐意革命后的中国落在一个强人手里。一个四分五裂、秩序混乱的中国，对于一个怀着野心的邻居而言，无疑更合脾胃。而一个强人，却有可能结束混乱，走向统一和秩序。乘欧站方酣之际，也乘这个强人羽翼未丰之时，弄出这么一个二十一条来，除了已经吃下的山东之外，无论最后能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只要袁世凯最后妥协了，其在国人中的合法性一定会因此而大大降低。在社会上流传的二十一条，肯定是包括第五号的，而且因此造成的国势之危，注定是要被夸张了的。这一点，在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显现出来。山东问题，从一开始，就跟二十一条密不可分，人们此后的相关联想，是这样展开的，一提到山东问题，就会想到二十一条，想到二十一条，就会想到亡国灭种。 而袁世凯经此事变，也的确中招，合法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以至于后来的帝制自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恢复权威。结果却触犯了近代以来最流行的意识形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的进化论，被视为开历史的倒车，身败名裂。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持续动荡，四分五裂，这样一个局面，显然最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之后，在国际形势变化情势下，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年3月被正式废除。当然，日本在东藏书网北和山东的实际上的特殊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削弱。但毕竟在名义和心理上，中国人得到了某种补偿。 但是，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二十一条还是刺激中国人，尤其成为中国各界精英神经上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二十一条带给中国人的国耻的一种延后的爆发。1915年6月，北京的街市上流传着一份抵制日货的告同胞书，是用白话文写的，这份五四前4年的文告，如果不加以特意说明，人们根本无从辨别它到底是出于1919年还是1915年。对亡国危险的警告，亡国之痛的描述，抵制日货的号召，甚至对不响应抵制之人的唾骂，都跟五四时期一模一样： 列位同胞： 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就要瓜分了，就要亡国了，祸到临头，大家尚不设法挽救，到了亡国之时，自己再有多少钱，也用不成，再有多少福也享不成。为他人之奴隶，变他人之牛马，受各种之凌辱，经百般之压制，亡国奴之惨状，笔所难言。列位岂不闻波兰、印度两国乎，国亡之后，家中不得集有数金，不得藏有寸铁。呼马应马，呼牛应牛，到了那时，如梦初醒，虽想恢复，已经在他人制下，万不能动了。大家要知道，若将来失悔于后，不如预防于先。列位可知我们中国，什么为瓜分，什么为亡国奴，现在日本借欧洲战争为名，说是维持东亚和平，明是欺压我们中国，割我国之土地，夺我国之国权。当初攻青岛之时，说取回即还中国，如今已取得了，不特不还我们，反另生枝节，要求中国二十一条款，此二十一条中，即是要中国的这一省，又要某几条铁路，又要某几处矿山，中国的精华之地，几乎为他要遍了。更可恨者，中国之财权、政权、兵权及各种权，均要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无论何省，随便日人营业，随便日人居住，随便日人购买土地，就是掀喧宾夺主之意。又要我们中国人人都要学日本话，即是并吞中国了。列位切勿存这种苟安思想，以为日本并吞中国，总不要我们死，那时虽不得要我们死，然而比死还难过。列位都知道，日本灭了朝鲜之后，当时殁收其财产，搜检其兵器，使两家共用一把菜刀，寸铁不准存有，防其死灰复燃，所生男女小孩，不准学习朝鲜文字，种种虐待，不胜枚举。我们中国此时如不赶紧设法挽救，渐渐就要到了这步田地，大家要设个抵制之法才好。抵制之法，先从文明上抵制，大家齐心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使其受制于我。况日本的货并不精美，并不便宜，何必定要去买他的，即使便宜，如今中国与日本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民真无天良，真无廉耻，以至于此耶？你看日本的货，西洋人那看在眼上，独有专卖中国。每年计算，日本输入中国的货，至少几千万。此几千万之利权，由中国而转移于日本。考日本自日俄战争后，国内，现在又富起来了。他拿中国的钱，去练兵，去制造，来打我们中国同胞。同胞何不大众齐心，坚意抵制。自今以往，至死不用日货，大家要想到亡国之惨，万万要相持到底，切不可虎头蛇尾，切不可私自贩卖，希图得利，丧心害良，贻笑外人。若有人再买日货者，即凉血动物，人人得而唾骂之。今用文明抵制于先，如到了开战的时候，中国四万万同胞，只好拼一个死，岂有廿一行省之大国，竟亡于区区三岛之日本，吾不信也。到头来不过打得你死我亡，同归于尽，宁为中华鬼，不为日本奴。同胞努力，同胞努力！ 西原借款 一战以来，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认为一战是日本鲸吞中国天赐良机的日本，在袁世凯死后，突然变了调子，高唱起日中亲善来，而且朝野上下，都急于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个中原由，从表明上看，是日本内阁换人，大隈换成了寺内。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大隈内阁想借一战之机，把中国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张开了，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国反弹强烈，西方也对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怀不满。结果呢，日本的元老们，不高兴了，于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由于大隈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二十一条签订后，日美关系恶化，日英关系也出现了阴影。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弹，连亲日派都不大亲日了。结果，这些元老们，尤其是山县有朋对大隈表示不满。其实，在日本知识界，大隈名声一直就不佳。哲学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机商”，人们提到大隈，往往称之为“肥后之俗物”肥后是大隈的故乡。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会和国民党两党支持的军人寺内上台组阁，一改过去对中国中央政府压迫的策略，寻找合适的对象，加以扶植。因此，他们选择了段祺瑞。扶植段祺瑞的具体政策的实施，就是借给给段政府大量的金钱，让段的北京政府硬起来。同时供给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编练一支“中央军”。..t> 其实，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大隈还算是一个有理论的政客。他曾经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的提倡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明治以来坚定的西化论者。在他看来，在东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绍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东方唯一的代表者，属于能在现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东方国家。基于此，日本学者认为，正因为这样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显然，从所谓的“支那保全论”到趁一战之机独吞中国，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这样的投机，在当时的日本朝野，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但这种投机的具体操作，效果却相当不好。 虽然自甲午之后，日本的国势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战之际，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一口吞下中国，依然属于蛇吞象的妄想。因为，对于日本这个小国来说，中国实在太大，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吞下中国，还是力不从心。况且，地球是圆的，欧美列强，虽然陷于战争，但不等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无论如何，欧美不可能允许日本独吞中国。唯一的机会是，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中国的内乱，趁乱下嘴，使得中国分裂。然后，再一块块吞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获取利益并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朝鲜。否则，最为露骨的第五号条款，不会是所谓的建议条款。但是，这种不要求中国政府落实的条款，却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制造混乱，只要袁世凯政府答应了其他条款，在舆论看来，就等于答应了所有的条款。因为是秘密谈判，袁世凯政府也无法很好地澄清。因此，这一招一出，就会使在日本人看来有强人面目的袁世凯政权，丧失合法性，统治不下去，产生内乱。当然，内乱真的还是出现了。只是，内乱没有日本预料，在二十一条签订之时发生，而是在洪宪帝制之际出现了。因为袁世凯非常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和他的策士如杨度之流，误以为称帝可以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结果是反而给了反对者以对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适的借口——反倒退，这个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来来源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性，使得袁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丧失，最终导致袁世凯的垮台。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在洪宪帝制的酝酿期间，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为，然后又随着西方列强，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在洪宪帝制期间，中国如日本所愿，再次陷于动荡，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则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组合拳”。.. 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并没有如日本所愿，陷入内战无从自拔，反而各方很快达成妥协，在恢复临时约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体恢复了秩序。事实上，只要中国没有陷入大的混乱，以当时日本的国力，依旧是不大可能一口将中国吞下的。日本人急于求成，四下点火挑衅的行为，却激起中国人普遍的恶感和敌视，民间对日本人恶感陡然增加。这使得日本自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来表现出来的“善意”，荡然无存。但比较起来，社会的上层，包括政界人士，对日本的恶感更甚，连中国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都对日本表现出敌意和警惕。据西原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见曹汝霖的时候，一向亲日的曹对日本的做法很不满。更重要的是，尽管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但是，西方世界显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国，那就意味着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整个东方，几乎都变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这绝对不是西方所乐意见到的。因为这就等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的巨无霸，一直以来的世界均势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自二十一条事件之后，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骤然紧张，英法舆论也对日本相当不满。一时间，日本的对华政策，陷于两难，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难受。而且随着欧洲的逐渐明朗化，战事接近尾声，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对于日本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连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意见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一种主张怀柔，“宋襄之仁”，一种则为“强横蛮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国算了。而在日本的政界，对华政策的僵局，演变成政潮，大隈内阁的屁股开始有点坐不稳了，日本政坛势力很大的政友会元老，越来越对大隈看不顺眼。看准这个机会，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龟三，来到中国收集大隈内阁的“黑材料”，写成革命骚乱实情调查书，回国在议员聚会的场所演讲，引起“大骚动”，然后各派议员决定到中国实地调查，向元老和宫廷报告。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不仅徒增中国人的敌意，顺带导致日本与英美之间出现裂痕，而且裂痕越来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野心也越来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欧战期间固然可以小动作不断，但是一旦动作太大，等到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可以腾出手来的时候，日本的处境，将十分不利。中国问题处理不好，即便没有趁火打劫的寺内正毅等人，大隈内阁也做不下去。换人，势必改变政策。按日本人思维习惯，刚的一手碰到阻碍，势必转到柔的一面来，因此，比起此前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来，改变了的政策有了一点怀柔的味道，而这味道的体现者，主要是一个人，他就是西原龟三，怀柔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即财政部长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原，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恰是这个在野人士，给这个改变定了调。这个改变，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而这种政策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借款上。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已经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包括日本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经手人曹汝霖说，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数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以至于“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劵归还银行以为救济”，导致政策执行者，后来在日本国内被骂得臭死。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也认为，西原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北京政府毫无信誉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邮传部跟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细数西原借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交通银行借款，属于稳定中国政府的金融体系，扶植以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为代表的亲日派。关于东北的几项借款，无非是借以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山东济顺、徐高铁路借款，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参战和军械借款其中的电信借款，据西原后来讲，也是军事借款，用于帮助段祺瑞政府编练嫡系武力的，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在中国接受借款的过程中，日本在山东的存驻，得到了充分的加强。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时代尚且宣称要还给中国政府行政权的青岛，设置了民政署。胶济铁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德国控制的时代，铁路的巡警队还是由中国人承担，德国人只做顾问和教练，但日本人来了以后，则要求不仅做教练，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挥，实际上胶济铁路的巡警队，变成了日本在中国的雇佣军。不仅如此，曹汝霖还代表中国政府，跟西原达成协议，允许日本在济南保留“驻扎少数兵员”，但实际上，沿线的日本军队，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依然非常扎眼地驻扎着，人数一点都不少。也许，曹汝霖他们签订这样的协议，依照过去对外交涉的惯例，是在日军占领的既成事实下，一种企图约束日军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中国官方的认可，毕竟给日本在山东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据。况且，通过借款，在理论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济顺路济南到河南的顺德和徐高路高密到徐州，把手伸到了当时中国的两大铁路动脉，京浦路和京汉路，虽然借款谈判规定了修建这两条铁路参与者的民间性质。但事实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难以让国人放心。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间。这一节，恰是五四运动中，中国人特别感到激愤的。至于插手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以武力威胁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日元，有的内容也都实现了，段祺瑞编练的参战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练。借款的另一个重大目标，是扶植亲日派把持的交通银行，由这个银行主导，推行中国的货币改变，建立跟日元密切联系的金本位中国货币体系。此计划，由于比较复杂，直皖战后，亲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终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愿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真的要变成朝鲜了。至于在五四运动中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如果没有西原借款以来的北京政府亲日氛围，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中日亲善的气氛，使得日本人在实际上得以步步推进。.. 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借款背后的问题，因此，跟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陆宗舆，从一开始就对经手借款心怀疑虑，缩手缩脚，很是不安，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签备忘录的时候，战战兢兢的。 事实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钱式的“怀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战以来，虽然日本名义上也参战，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岛之外，没有动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岛和山东，属于代价很小、获利巨大的买卖。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收获，最终激起了中国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反弹的大爆发。而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暴露了日本真实用心，给了这种反弹，一个展示的机会。 日元背影里的两件大事 当段祺瑞扫荡了张勋的辫子军，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原来的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而黎元洪也退位回到了天津租界做他的寓公。所有的障碍荡然无存，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做小兄弟，不再有任何阻碍。于是，顺顺当当地，北京政府对德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除了对德奥在中国的官方人士做象征性的圈禁，总税务司暂时停止了对德奥两国庚子赔款的支付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化。据当时管理德国战俘营的人回忆说，当时收拢了近百名所谓的德国战俘，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日三餐西餐，“用餐时摆的排面像大餐馆一样讲究”。想要外出，也敬随尊便。参战与否，跟各地军阀没关系，跟北京政府似乎也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某些地方，比如山东地方的老百姓有点关系——大批活不下去的青壮年劳工，通过当时英国控制的威海，被半骗半收买地装上了轮船，送到欧洲战场去挖战壕，修工事，送弹药，一不小心，就做了炮灰。这种事在中国宣战之前已经有了，宣战，给了这种变相贩卖“猪仔”的行为，一个最好的合法借口。 原本就没有打算出一兵一卒的北京政府，却要编练参战军。讨伐张勋的经历，让段祺瑞痛感手头没有嫡系武力的难堪。有了参战的借口，用日本人的钱和武器，编练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再好不过。于是，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复任不久，就主动退下来做了参战督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都顶着这个“督办”的头衔，只不过一战结束后，参战督办变成了边防督办。这个督办，名义上直属于总统，但期间的先后两任总统，冯国璋和徐世昌都管不了。徐世昌自不必说，他是段祺瑞一手捧上去的。冯国璋按理说应该是个有实力的军阀，有长江三督，江苏的李纯、江西的陈光远和湖北的王占元做后盾。但是，蹲在南京做副总统的冯国璋，拥兵东南，势延长江，可以不时地弄出点动静来，让段祺瑞难堪，但进了北京代替黎元洪做了总统，尽管也带了一师人马自卫，但在北京这个段祺瑞的势力范围里，大体上却像进了笼子的鸟，不劳段祺瑞出马，一个小徐就把他控制得死死的，基本上是要东则东，要西则西。长江三督，只有李纯比较忠心，也远水不解近渴，其实也不敢前来给老主公送水。冯国璋自己，虽然事事都被老把弟段祺瑞牵着鼻子走，但绝无决裂的胆量。毕竟，北洋派一体的神话，那时候还在维持。实在被逼急了，冯国璋也乘车南逃过一次，但是到了安徽，就被接到命令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截了下来，死活不让总统过去。手上有一旅卫队的大总统，硬是不敢冲出一条血路，杀将过去，只好乖乖地回来，依旧在中南海做傀儡。因此，段祺瑞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他有权给内阁各部下指令，而各部大小事务，包括总理，在禀报总统的同时，也得禀报督办，各地上报公文，第一位写总统，第二位就是督办。 督办虽然在1917年底就位，但参战军的筹备，却一直拖到1918年的8月才启动。由于筹建参战军的经费，日本方面允诺提供，这大半年的时间，都耗费在中日之间相关的交涉上。等到参战军开始编练，那边的欧战，已经进入尾声，地球人都知道仗快打完了。好在，参战军本来就不是为了参战的，欧洲那边战事告终，中国这边却紧锣密鼓地编练军队，一丁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1919年1月，3个师的参战军正式成立，第一师驻北京北苑，师长曲同丰，第二师驻济南，师长马良，第三师驻北京南苑，师长陈文运。其中，第二师的师长马良，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大大的反面角色。跟湖南督军张敬尧一样，都属于给段祺瑞添乱抹黑的主儿。 参战军的编练，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来的，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连拖炮用的马，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国人军事现代化，初学普鲁士，后学日本，本不奇怪。那一时期中国的很多军校、讲武堂，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头班长，结果回国之后，都当了将军。但是，像参战军这样，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还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特意强调，新编练的参战军，“须有国家性质，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意思就是说，参战军以后就是中国的中央军。当时，皖系即中央，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所谓中央的军队，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段祺瑞的私军。参战军队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说：“军队就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当然，参战军的主人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理所当然，就是段祺瑞。>?99liｂ. 参战军编练成军之后，由于仗早打完了，还叫参战军不太好意思，段祺瑞遂将之改成边防军，自己依旧做着督办，即边防督办。不仅如此，还让小徐另编了西北边防军4个混成旅。段祺瑞一跃成为中国军阀中嫡系武力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一位，而且把持中央政府，挟天子以令诸侯，极大地刺激了他久已有之的武力统一的野心，更加坚定了他原本已经在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决心。 尽管段祺瑞是武人，但也深知，在政治舞台上演戏，有武戏也要有文戏，武人唱武戏，文人唱文戏，文戏就是选举新的国会。张勋复辟，经黎元洪之手解散了第一届国会，罪名虽然由张勋和黎元洪两人来担，但最大的得益者，却是段祺瑞。没有了国会的掣肘，背后有武力靠山而且掌握了内阁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住他意志的施行，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黎元洪做总统的冯国璋并非像黎元洪那样无权无勇，却根本不是段 797a." >祺瑞对手，只能乖乖地做俘虏的缘故。解决张勋之后，段祺瑞跟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合作，组成了临时参议会作为临时代议机构，但是，根本的解决，是选出一个听话的国会。 段祺瑞想要一个听话的国会，而研究系想要在未来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两下同床异梦，但从表面上看，却是同一个梦。后者设计选举方案，前者下本钱操办。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皖系另起炉灶，第二届国会选举开锣。具体操办者，是段祺瑞门下第一号谋士兼大将徐树铮。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在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小徐很早就跟着段祺瑞为记事幕僚的一种，很得段的赏识。段自家做了统制师长之后，特意把他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学成回国，成为国内还算比较稀罕的日本士官生的一员，遂成段祺瑞的第一号谋士兼大将，段祺瑞对他言听计从。皖系参战军第二师师长陈文运回忆说，在段祺瑞当家的那段时间，有什么事，向段请示，段总会说：“找又铮去。”只要徐树铮这个关口过不去，什么事也办不成。不过，得到段祺瑞如此信任的小徐，的确有才。客观地说，小徐在民国诸将领中，文才无人能及。他跟当时名儒柯劭忞《清史稿》的主力编纂者，《新元史》的作者、姚永朴近代诗人、林纾即林琴南，近代西方小说的头号翻译大师，都有交情。他喜欢昆曲，谈不上顾曲周郎，但也喜欢唱一口。徐一士徐致靖侄子，近代有名的文人说他“有儒将之风”，“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近现代词纪事会评》收录他《金盏子》词一首：.. 风雨龙飞，望蓟门烟树，九边雄阔，鹅鸭起军声，偏无道民心，老僧能说。那知画里功名，早客空飘忽。休更问，金陵大功坊畔，柳花如雪。 销歇。吊勋阀，揩倦眼，纵横王气竭。无人愿骑战马，难重遇、天生病虎侠骨。坐看万里江山，只春风鹈鴂。泉寒悄，谁管细雨侵帘，燕子愁绝？ 读起来，还是很有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前，北大新文化运动诸将跟林琴南打笔仗，林老先生气不过，写小说《荆生》，希望一个伟丈夫出面，把北大的这些“妖魔鬼怪”都干掉。人们都说，林笔下的这个伟丈夫，意中者就是徐树铮。但是徐树铮并没有应老友的呼吁，出来插上一脚。当时人回忆说，其实徐树铮不是一个蛮横跋扈的人，见人满面春风，彬彬有礼，从不当面让人下不来台。 有文采，而且毕业于当时相当稀罕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徐树铮，自视甚高，周围的人和他自己都觉得他徐树铮就是文武全才，根本没把南北的军人政客巨头放在眼里。当年皖系诸将，除了靳云鹏之外，都挺佩服他。陈文运说他是在北洋时期唯一见到的可以“五官并用”的人，他亲眼所见，徐树铮“可以一面跟他说话，一面批公事”。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用查号码，都记在他脑子里。只是，当年日本的士官学校，教的仅仅为士官的本事，即具体指挥班排规模的战斗的事务，毕业生能有多少军事才能，相当可疑。落到小徐头上，我们看到，他的文韬武略，用在政治上是权术，用在军事上也是权术，纵横捭阖这一套，而且玩得心狠手辣，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提到。只有在编练西北边防军的时候，练兵还有点自己的想法，可惜时间太短，好像还没落到实处，西北边防军就随着皖系的失败而被人缴械了。 组织新国会，在段祺瑞和徐树铮来看，就是要搞一个自己能控制的立法机构。一改以往国会跟政府作对的局面，用徐树铮的话来说就是：“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但是，选举得要钱，一方面选举本身需要经费，一方面想要操纵选举，收买选票，也得出钱。显然，就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而言，用于后者的钱应该占大头。这个钱，大部分也来自西原借款。那时公开报道说财政部和交通部各出70万，很明显是远远不够用的。当时就有消息说，西原借款中2000万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有1700余万被用在了国会以及后来的总统选举上。段祺瑞的另一个核心幕僚曾毓隽曾云沛也说，安福俱乐部成员的每月津贴，每人300元，是徐树铮从陆军部截留过来的。正因为有了大笔资金的投入，为了选举才临时纠合起来的“安福俱乐部”，居然.能够大败当时风头正劲的研究系，吞掉了新国会绝大多数议席，因此，人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精明的日本人，对于这样大的用款破绽，应该不会没有觉察，但却一声不响，心甘情愿，做了一回冤大头。 安福俱乐部是徐树铮一手操办起来的一个政治组织，说它是政党，又有点不大像，没有纲领，没有组织结构，就是这么一伙人，出于单纯利益的需求，听命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组成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团体，称为俱乐部比较恰当。安福俱乐部名称的来由，一说是因为这些人在安福胡同梁宅以一个临时参议会议员名义顶下来的大宅子活动，一说是因为俱乐部的首领王揖唐和曾云沛两人，一为安徽人，一为福建人，各取一字，合起来成为安福。所谓安福俱乐部，是外人给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但是也有人说，是他们自己先同意这样称呼的。这样的俱乐部，确实是个梁宅杜甫诗“醉舞梁园夜”，以及俗语“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的那个意义上的梁宅，可以吹牛聊天，打牌叫妓喝花酒。根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意识的徐树铮，当时能够想到的，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纯然以利聚合的团体。在他看来，只要给钱每月定期的津贴300元，给好处，白玩白嫖，政客就会听他的话。这一手的确奏效，安福俱乐部当时收罗了相当多的来自原进步党和国民党的知名人士，许多人就是第一届国会的议员。看在钱的面上，基本上都能听招呼，徐树铮就是凭借这么一个酒肉集团，控制了一个国会。当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徐树铮想让国会选曹锟做副总统，但由于事先没加发补贴，就落空了。而且，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有安福俱乐部的人，出面对政府提出弹劾案，成心捣乱。 说起来，对新国会的选举，梁启超和他领导的研究系，出了很大力气。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系从晚清的立宪派发展过来的，在各地颇有根基。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很大的支持，连梁启超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随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蜜月期开始了。平乱之后的临时参议院，也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弄起来的。段祺瑞再造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新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 研究系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张勋复辟之后，原来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势力，已经不成形了，残余势力，多南下去了广东。新旧交通系固然财力雄厚，但不像一个政党，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国内能够称得上是政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有望在新国会的选举中，独占鳌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林长民曾对张国淦说过，他们此番动作，就是为了在选举中争多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一直对段祺瑞迁就姑息。在选举中，研究系也多方活动，筹钱，拉人，联络各方势力，开展了强力的竞选活动。 然而，对于新国会，徐树铮却根本不打算让研究系置喙，连分杯羹的余地都不肯留这些在他看起来根本没用的文人们。徐树铮用了属于传统权术的两手，很轻易地就把研究系击垮了。一是金钱收买，一是利用他能控制的督军强行干预。据张朋园先生根据徐树铮电稿研究，在选举期间，跟徐树铮密电往来的各地实力派北洋军人，至少有16人，参加选举的17省中，徐树铮能够影响的占13个省。“换言之，除了江西、浙江、江苏3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在多数情况下，徐树铮甚至直接把他要其当选的名单发给各省督军，让他们照单接受，这些督军也就真的照单接受，选出来的人，就是名单上的货色，一丝不差。至于贿选，徐树铮称之为花钱“买鱼”。由于此次选举，是复选制，即选区选出额定的初选当选人，然后由这些当选人互选出议员。初选时的票，比较便宜，只要把地方领袖如乡董、族长之类收买了，大批的票就到手。初选买了，复选更得买。所以在复选的时候，买票特别明显，也特别放肆。凡参加选举的省份，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凡是地方军阀“辅选”不力的地方，徐树铮的贿选的力度就大一点。买票卖票交易所在地，市面都热闹起来，“尤以茶楼、酒馆、妓院为利市数倍”。保定原来娼业萧条，“一等妓院只余三家，近自选举盛行，忽又添六家”。 就这样，经过瘦身之后的国会，安福俱乐部大获全胜，拢共两院472议席，安福系获得335席，占71％，研究系仅得21席，不足5％，另有交通系5席。但交通系并无在议会争风的志向，只要能把持铁路这块禁脔便知足。因此，可以说，有心在新国会上有所斩获的研究系，大败亏输，只剩下条底裤。中国政治虽然号称黑幕，但其实很透风，研究系中人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在心灰意冷之余，对皖系失望之极。自张勋复辟以来唯一跟皖系结盟的文人政客集团，从此分道扬镳，种下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之际，梁、林等人明里99lｉb.暗里给皖系政府捣乱的根苗。显然，虽然说文人没有武人那么有力量，但文人也有文人的用处。 接下来，安福系当家的国会，又按照段祺瑞的意思，选出来一直属于北洋团体中人的老官僚徐世昌做总统。这个徐世昌，由于跟袁世凯的关系至深，在北洋资格甚老，小站时代已经进来，加上在晚清官当得足够大，为人足够地圆滑，因此，为各方所能接受。至此，在国会、政府和总统几个方面，都是皖系的自家人。在制度层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段祺瑞的意志了，他此时的意志，就是武力统一中国。 皖系“帝国” 治近代史者，一般人们都把1916年到1920年视为皖系统治时期。一个简单的分法，北洋军阀几个大头各占四年：袁世凯四年〔1912—1916〕；段祺瑞四年〔1916—1920〕；曹锟、吴佩孚四年〔1920—1924〕；张作霖四年〔1924—1928〕。不过，严格地说，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上台执政的段祺瑞，至少在最初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皖系，而是整个北洋系。即使在北洋内部，也大多这样认为。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存在内部的派系，但尚未明显分化。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麾下的第一号北洋人物，而且没有参与洪宪帝制，据说还颇有微词，此时上台执政，不仅北洋系一致拥戴，就连西南方面也表示认可，甚至原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一部分人也表示可以接受段祺瑞。 当然，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除了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大作为之外，段、冯二位，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开始形成各自的小圈子。靠近段的，人称皖系，靠近冯的，人称直系。这种事，在中国政坛，从来难以避免，有皇帝在的时候，无论怎样打击朋党，朋党都存在，更何况没有皇帝了。但是，虽然直皖这样的分际有了，彼此之间，却绝非视同水火，泾渭分明。跟过去的朋党一样，说是这个党那个党，但界限并不清晰。北洋系的将领，虽说在一部分人出现了跟冯走得近一点还是跟段更亲昵的分别，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分别，跟两边的关系还都可以。像曹锟这样人，虽说籍贯上为“直”保定人，但在段祺瑞秉政之初，在冯、段之间，却没有明确的归向，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直系还是皖系。至少在他派吴佩孚进入湖南，一口气为段祺瑞打到衡阳之前，没有这样的归向。显然，曹锟虽然有傻子之名，却并非有命令就服从的“傻子”。 真正作为一个庞大的军政体系的皖系，实际上是安福国会成立之后的事情。这期间，完成这个过程，要经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和安福国会选举三件大事。 所谓府院之争，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也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争。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是临时约法规定的民元体制，介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和议会责任内阁制之间，一种相对权力关系比较模糊的制度形式。这种仓促形成的制度，本是当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之际，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安排的权益之计。这种体制在袁世凯当家的时候，已经被实际上改成了总统独裁制，无论是总理还是后来不伦不类的国务卿，都是挂名的。段祺瑞之所以同意回归藏书网临时约法的体制，首先是出于反袁势力的压力，这个压力让老袁众叛亲离，老命不保，继任的他，不打算继承袁世凯的负资产，因此只有改弦更张，回到民元体制，大家都能接受。其次，也因为他对民元体制的看法，并不认为那是半总统制，而只当它是责任内阁制，在责任内阁制下，总理实权在握，而总统只是一个幌子。借此抬出向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做总统，并不耽误他对实权的掌控。尽管让一向为他看不起的黎元洪摆在他的上面论在清朝的资历，黎元洪远不如他，他当军长的时候，黎元洪才是一个小旅长，但在实权和虚名之间，他还是选择前者。其三，向民元体制回归，也是对前阶段袁世凯作为的一种修补，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一种大趋势，段祺瑞也不能例外，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然而，遗憾的是，真的操作起来，段祺瑞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在他眼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总统府那里，则是半总统制。身为国务院的秘书长小徐树铮，视总统为盖章机器，“指挥黎氏画诺”。虽说跋扈了一点，但如果真的是责任内阁体制，倒也不太离谱。但总统府方面却受不了，性子柔和的老官僚张国淦做总统府秘书长时，还能勉强维持“和局”，换了出身报界的参议员丁世峄，双方立即剑拔弩张，斗了起来。双方的秘书长各自草拟有关府院权限的条例，骨子里无非是责任内阁制和半总统制的制度分歧。按道理，这个从临时约法就留下来的问题，本可以通过议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议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不张罗修改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下，因府院之争，议会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是议会的参与，却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帮同吵架。这种参与，使得府院之争更趋复杂化。开始的时候，部分议员很热衷于左袒右袒，居中取势，经常把在议会中的表现，作为进入行政部门做官的契机。在当时，人们还是按照清朝的旧习惯，认为做官才是正经事，所以，借机弄个一官半职，才是议员们真正的追求。但议员做了官之后，非但不会使国会和内阁关系改善，而且往往会因权力斗争牵扯两边的关系，使关系更加恶化。自从前国民党系统的议员领袖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长，并跟小徐以及段祺瑞发生激烈的权力之争以后，段祺瑞跟国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起来。 当时的中国政局便是如此奇怪，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近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段祺瑞发现，每当他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他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 只是这仅限于日常事务，到了重大决策的关头，“徒恃法律上名义建立于北洋派之上”的总统，依靠国会的配合，还是能给北洋派领袖段祺瑞造成巨大的麻烦。最明显的事件，发生在对德宣战问题上。 时间进入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4年，交战双方德奥同盟和英法协约两大集团，像两个缠斗已久的巨人，已经精疲力竭。似乎这个时候，外面只要来一个人，手指一捅，一方就会倒下。当时的世界，有这个力量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不乐劳师远征，更喜欢呆在家里卖军火。最后解决问题，眼见得只有靠美国。跟英国血浓于水的美国，如果参战，选择帮谁，不问可知。但是，已经加入协约国的日本，和即将加入协约国的美国，却都特别想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给他们出兵，出劳力。但是两家又各有怀抱，都想让中国走自己的路线参战。显然，它们着眼的，不止是参战本身，还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份额。 显然，日本人下的功夫比美国人大得多。自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内阁上台以来，作为寺内的私人代表西原的说项，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好感大增，西原的第三次来华，主要目的就是游说中国走日本路线参战。终于，在日本的利诱下，1917年初，中国接受日本参战援助，走日本路线参加欧战。切实行动，把身子靠在了日本人身上。当然，这也埋下了日后美日在五四运动前后暗中较劲的伏笔。 然而，就当时而言，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国内一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押宝似的选择一方参战，然后搭便车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段祺瑞和一些亲英美派的政客，就是这种意见，只是段祺瑞和这些政客选择的路线不一样。另一种是两边都不得罪，保持中立。由于英法在中国势力比较大，因此可以选择稍微偏向英法协约一方，比如跟德国断交，但不参战，留有余地，万一德奥同盟胜利，也可以免于尴尬。由于中国在政治和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德国一直是样板之一，军人崇德者不在少数，徐树铮就是一个。所以，持后一种意见者，在军政各界，不在少数。而日本的活动，反而增加了这些人的疑虑，用西原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国会在外交上丧失自主权，更害怕日本会借口加强中国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国的领土”。待在总统府的黎元洪，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脾气很好，一般情况下，很少跟人发生冲突，面对强势的段祺瑞，更是如此。但对于中国的参战，他视为事关国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肯妥协。 就这样，在最后参战问题上，府院之争走向了决裂，而国会站在了总统一边。段祺瑞为了能让对德参战案得以通过，动员了督军团施压没有用，采取了下三烂的公民团包围国会这样袁世凯的故伎，由于玩得过于拙劣，最终不但没能成功，反而惹翻了多数的议员，闹得沸反滔天，北京政局大乱。最后，黎元洪不顾督军团的反对，以不太合法的方式，罢免了段祺瑞，段祺瑞负气出走天津，天下更乱了。 罢免了段祺瑞的黎元洪发现，采取如此决绝的办法跟北洋派闹翻，结果是得罪了所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的人，各地军阀反声震天，杀气腾腾，自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免了段祺瑞之后，居然在北京找不到一个人肯出面组织政府，接替段祺瑞。按当时的情形，他自家的性命，也随时可能被随便一个什么武人提一旅之师就给灭了。无奈之下，病笃乱投医的黎元洪，只好接受辫帅张勋的进京调停。作为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散其实是支持他的国会，可是，签署解散命令，都没有人附署，最后还是步兵统领江朝宗出来给他解了围。各地的军阀，明明知道张勋这个前清的孤臣孽子，来北京多半是要拉出小朝廷复辟的，但却纷纷纵容这个脑后拖着辫子的江西老表出头为他们火中取栗，只有在天津的段祺瑞，声音不大地警告张勋不要复辟，但也很快就淹没在各地武夫一片叫好声里。 当张勋率领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之后，一头扎进了宫里。复辟大戏开锣，遗老遗少粉墨登场。迟钝的黎元洪，这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当。赶紧躲入日本使馆，发表两项命令，托人带到天津拍发。一项是委托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一项是重新委任段祺瑞为总理，主持讨逆。 接到命令，段祺瑞忸怩了半日，虽然有点不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委任。接受全权委托的段祺瑞，知道这等于黎元洪向自己递出了降书降表，府院之争从此画上句号。但在得意之余，却发现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可以调遣，也没有一分钱可以供支配。显然，在那个时候，钱有时候比兵更有用，有钱，不愁买不来兵供他调遣。此时，亲日的曹汝霖为他雪中送炭，从日本三菱公司北京分公司借来了100万日元，随后又弄到了盐余款50万。有了钱之后，段祺瑞先用钱收买了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的小老婆，然后靠这妇人的枕边风，说动了这位国军精锐师的师长，随后，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和第三师曹锟部也响应讨逆，陆续聚拢四五万人，对付5000辫子军，已经绰绰有余。于是，段祺瑞于1917年7月3日于天津马厂誓师，兴师讨逆。此时，过去跟张勋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各省军阀，呼啦一下全部变了脸，5000辫子兵，当然守不住小朝廷，害得张勋复辟未成，连自己的老窝徐州并辫子军都丢了，从军阀盟主，变成复辟元凶，而段祺瑞，则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从此，中国政局进入了段祺瑞的全盛时期。>. 全盛期的段祺瑞，名副其实地可以称为皖系首领。第一，派系的界限清晰了，自家不仅有了嫡系，而且在“北洋团体”中，也有了亲疏之分。第二，不止身边若干追随者和幕僚，而是有了一大队的文臣武将。严格地说，此时的皖系，有两个东西是标志性的，一是用日本的借款，编练嫡系武装参战军，有了亲自掌握的嫡系武装。二是建构了一个听话的代议机构安福国会，有了一大群听招呼的议员。 编练嫡系武力，兹事体大，由他亲自抓，具体由?99lｉb.他的两员哼哈二将之一的靳云鹏来操办。而操办国会，则由他的哼哈二将的另一员徐树铮出面。这样两件费钱的大事，背后的支撑者是日本，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讲过的西原借款。由于日本方面金钱橄榄枝的舞动，在北洋时期历届民国政府中，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是最亲日的。用日本人的钱建构了一个自己的帝国，却也因为这来自日本的钱，最后还是让这个帝国变成了泥足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这两件事，让他得罪了原来自家盟友，文的方面是梁启超和他的研究系，武的则是曹锟、吴佩孚，甚至还有东北的奉系张作霖。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 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武人当政的时期。袁世凯起手原非文臣，自打小站练兵之后，世人皆以武人目之。他自己，也的确武人面目更多一些。虽然当政之后，袁世凯有心完成从军人政治向文治的转变，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事未就自家的事先砸了锅，死后，他所不乐见的“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局面自然无可避免。 从大形势上讲，武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乱治交替的中国政治周期中，乱世的难免之局，另一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学习西方，尤其是学习日本和德国，提倡尚武精神，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晚清以来，兴办新军，派人留学日本以及开办军校讲武堂的结果，一大批受过新式训练和教育的军人，成为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挎东洋刀的人中，也混杂了一些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的土匪痞棍出身的豪杰，但这一时期主导中国政治的大人物，多数都是军事现代化的产儿。 在所谓北洋团体中，主要军官，以北洋系统各个军校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像孙传芳这样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最土的冯.玉祥，也是新军出身，进过学兵连的。各省军阀，大头目很多都是日本士官生，如云南的唐继尧，先后做过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和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以及稳守山西的阎锡山也是唐继尧的先后同学。至于他们的部下，则既有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有各省土造的讲武堂学生。连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部下军官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讲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然而，西洋的武器，西式的训练和教育，却并没有马上教会这些新式的军人打仗。到段祺瑞可以施展拳脚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太会用自己手中的新式武器来交战。自小站练兵以来的新军，辛亥的时候动了一下武，但只打了半场仗，武汉三镇，攻下来两个，就收兵谈判了。随后的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也只在湖口打了小半个仗。蔡锷的护国之役，更多是政治战，护国军斩获不大，进川的北洋军损失也不大。从后来看，所谓的护国战争，只是激活了四川各路人马抢地盘的争夺。此后各地军阀进行的战争，多少带有游戏性质，被外国人讥讽为，主要靠烟土和银元在打。拥有大军的军阀们，作战威力实在有限，有时连土匪和帮会都不怕他们，一度主政贵州的袁祖铭，自家的老爹，都被土匪绑了票，花8000大洋才赎回来。这一时期，军队比较训练有素的，是几个小旅长带的部队，比如冯玉祥、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这时的舞台还不是他们的。总而言之，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新式军队还没有学会怎样打仗，也无心打仗，他们手里的枪，只是催税的工具。即使是内战，也得到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人自己打起来了之后，才一天天像模像样起来。 手里没有会打仗军队的武人们，自家穿长衫的时候，远比着戎装多，坐轿的时候比骑马多，睡觉和抽大烟的时候比扛枪训练多，但却习惯于对政治问题用武力来解决。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就是这种“不良习惯”的突出表现。 即使在袁世凯时代，西南地区也不是中央政府所能完全控制的，对于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只能做到名义上归服。西南方面，袁世凯仅仅可以在四川安放一个只是可以控制成都的督军，而广东，听他话的龙济光，也只能控制珠三角地区。护国军起，袁世凯垮台，西南方面，唐继尧几乎囊括了云贵川，而陆荣廷则占据了两广，而且一只脚可以伸到湖南。有实力就有说话的底气，西南势力的壮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过去表面臣服实际独立的状态，开始在桌面上也要跟中央政府叫板，论一论法统，讲一讲道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将国民党变成一个小帮会，迅速丧失了影响力，幸好，孙中山及时回头，重拾国民党的旗帜，虽然支离破碎，但毕竟还有力量，不仅有第一届国会的政治势力，在广东、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挂在国民党名下的武装存在。在军事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西南军阀的小兄弟，但在政治上，却是老大哥。孙中山跟西南军阀的合作，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反抗北洋政府的政治分量。 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没有恢复国会，而是重起炉灶，成立临时参议院，重新选举国会。孙中山以此为借口，扯起护法〔护临时约法，维护第一届国会〕旗帜，在广州另组政府，号召旧国会的议员南下，开始了所谓的护法战争。护法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护法的号召当然护不了法，但却激起了中国西南、西北地方一系列的战争。原本在四川、湖南、陕西汉中这些南北交界之处，各种势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中，护法的发动，打破了所有的平衡，当地各派军阀、国 6c11." >民党势力、北洋势力，乃至原进步党人的势力，分分合合，打成一锅粥。孙中山理由牵强的护法，也给了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一个很好的口实，实行武力统一。这个口实是如此地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满心不希望段祺瑞成功的冯国璋，总是捣乱，却始终都阻止不了皖系的用兵。对湖南的前后两拨攻势，打前锋的，大部.９9liｂ?分居然都是非皖系嫡系的部队，甚至连滑头的阎锡山，也不得不派出一旅军队参战。也只有这些军队发现自己成了段祺瑞政策的炮灰，白白被消耗时，他们在前线直接的抵制，才使得武力统一的推行受挫。前有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前线通电主和，后有吴佩孚在衡阳前线擅自停战呼吁和平。 由护法引发的南北战争，焦点在湖南。1917年8月，首先是段祺瑞把一个仅仅祖籍是湖南，但却跟湖南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僚傅良佐强行派到湖南做督军，原来的督军谭延闿改做省长，等于被挂起来。据说，谭延闿原打算抵抗，陆荣廷和唐继尧都表示支持，认为湖南是西南的门户，决不能让北人占了。但是，谭延闿在湖南，虽然身为督军，却是文人底子，跟军队没有渊源，仗着脾气好，人称“谭婆婆”，周旋于湘中各派军阀之间。谭要抵抗，但湖南内部却难得意见一致，谭延闿本来决心就不大，见此只好辞职走人。只是，傅大人赴任，不是来了一个人，身后还带着大队的北军。自晚清以来，湖南军绅，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力者位置和势力范围早就划好了，现在大批的北人北军到来，明摆着是要抢地盘。尽管大家手里的家伙，原来并不是打算交火用的，但被逼到没有办法，南人该急还是会急的。这年的9月，受到撤换威胁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自主”，宣布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 在整个北洋时期，地方对中央政府不满，宣布独立或者自主，大到数省，小到几个县，属于家常便饭。独立也罢，自主也罢，不意味着这些地方要自立为国家，仅仅是说，我不听你中央政府招呼了。其实，各地军阀，本来就是各自为政，不独立，不过是表面上对北京政府还保持着隶属关系，一旦宣布独立，连这点表面文章也不做了。当然，北京政府也不会兴兵声讨，大不了彼此打几圈电报战，然后情势变化，地方独立取消，一切照旧。 然而，这回不一样。段祺瑞刚刚“讨逆”成功，变成“再造共和”的英雄。别看段祺瑞本事不如他昔日的主公袁世凯的一半，但自视甚高。不好色，不贪财，也不染赌和毒的他，唯一的爱好，是围棋，而且自以为独步天下，因此韬略非凡。他的志向比袁世凯还大，而且刚愎自用，意志坚定，打定了主意，九牛拉不回。直皖战后，他既不出国，也不躲进租界，生挺着在北京不走，等着吴佩孚来抓，吴佩孚还就真的不敢动手。显然，如果湖南全省宣布独立，这边要打，多少还会有点顾虑，但 4e24." >两个残缺不全、枪械不完的旅发难，宣布自主，抗命中央，给了段祺瑞一个动武、杀鸡儆猴的机会。先期开到湖南的北洋军两个师，也乐于以强凌弱，仗，就这么打起来了。 一开仗，显然过于弱小的湘军顶不住，湖南中部的宝庆、衡山相继失陷，湘军退往湘南与两广交界之地。但是，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广西王陆荣廷，派出了大队人马，驰援湖南，桂军的加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变化。桂湘联军攻势凌厉，原来作壁上观的湘军各部，纷纷加入联军一边。北洋军虽然也派来了增援部队，两个师的北洋军，加上曹锟的一个旅，阎锡山的一个旅，甚至张勋旧部安武军的二十个营也被派到了前线。但由于乐于玩真格的武人不多，北军却渐显不支。 其实，当时的湘军不是用来打仗的，北洋军也一样。不真打，比划比划吓唬一下人还可以，来真的了，前线的北洋军也萎了。段祺瑞派到前线打仗的军队，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嫡系。慷他人之慨，借战争消耗异己，这是古已有之的老权术，老术翻新，大家彼此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前线的军队，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师是主力。这两个人，很多著述上都说他们是直系，其实，他们不是段的亲信倒是可能，说是直系也不见得，因为，对于多数北洋将领来说，那时候直皖的分野还不那么清晰。这些军人，肯听差遣，自己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湖南是个富裕的地方，跟着督军上任，一方面能领到大笔的开拔费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北京政府的军费宽裕了起来，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富裕的地方获得新的机会，做一回镇守使，就是一方小诸侯。 然而，动真格的打仗，白白消耗自家的实力，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这些将领是绝对不干的。在前线的北洋军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打算干了，于是找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通电主和，呼吁南北和平。随即自行停战撤兵，一溜烟向北跑。督军傅良佐跑得比这两位还快，这边通电一发，他马上溜出长沙，恨得段祺瑞牙根痒痒，马上下令将他撤职查办。可是，兵败如山，湖南丢了，第一波的武力统一，就这样速生速灭。 前方兵败，段祺瑞为此下台，主和的冯国璋甚至一度重新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但是，段祺瑞的实力并没有受损，虽然不在台上，却依然可以操控政局，日本人也依然只信任他一个，主持对中国借款的西原龟三，对冯国璋一点好感都没有，在他看来，冯是一个对日本怀有敌意、喜欢玩阴谋的人。段祺瑞下台后，西原特地来华，对段表示支持，给了段一笔2000万日元的“电信贷款”，由当时作为段祺瑞亲信的曹汝霖掌握。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段祺瑞居然以更大的势头反扑过来。再次出山的段祺瑞，做的是参战督办。我在上节讲过，这个督办，实际上是内阁之上的太上皇。有钱、有靠山更有决心的段祺瑞，其麾下谋士小徐，居然靠截取军火给奉系的方式，争取了奉系张作霖的支持，同时策动了由直隶督军曹锟和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十三省督军，在天津开会，成立一个比当年徐州会议更大的段祺瑞的督军后援团，一致决议，要求对南方用兵。这里，曹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当然，这种人要论带兵打仗，确实没多少本事，用人也尽是自家子弟。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麾下，偏偏有一员特别能征善战的战将吴佩孚。说起来，吴佩孚为曹所用，还有点传奇色彩。那还是在汤芗铭主政湖南时期，曹锟的第三师驻扎在湖南，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人称马弁头，是个伺候长官的活儿。一次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汤邀请曹锟来做演讲。曹锟哪里做得来这个，就让吴佩孚代表他去。结果吴佩孚去了以后，在会上讲得特别精彩。回过头来，汤芗铭就向曹锟“借赵云”，意思是既然这个人才放在你这里不重用，我来用。曹锟自家虽然不识货，但人家来抢了，也知道此人应该是个人才，与９９lｉb?其便宜了别个，不如我自己用，于是吴佩孚就成了他的主力旅的旅长，此后，逐渐地，凡是第三师训练、作战方面的事情，概由吴佩孚包办。到北军政府用兵湖南之际，吴佩孚已经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一般来说，升为一省督军的军阀，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但是，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就把第三师让给了吴佩孚，而吴也对曹忠心不贰。这跟吴佩孚的性格与为人有关，我以后还要提到。 第二波对南用兵，段祺瑞和徐树铮安排了三路大军，一路张敬尧，一路张怀芝，一路曹锟。三路人马都是北洋军的精锐部队，张怀芝所辖北洋军第五师，张敬尧第七师，曹锟第三师，其中前两路统帅，还是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夹带人物。只有曹锟，在地缘上，跟皖系关系不大，即非皖人，也没在安徽生活过。 然而，人之有用无用，跟亲近与否关系不大。三路大军，前两路一到前线，就吃了败仗，只有曹锟麾下的吴佩孚率领的第三师，一路从湘鄂边界的羊楼司打过去，连克岳州、长沙、衡山，直至衡阳。战况，又回到了第一波攻击刚发动时的状态。桂军退回来广西，而败退的湘军，游动在粤桂边界一带。 当时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部队，是他当年做土匪的底子，原来就是土匪中能征善战的佼佼者。这样的军队，在当时军队整体上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枪法准，敢玩命，比较能打。不仅陆荣廷的部队如此，东北张作霖的部队也如此。说起来他们属于晚清面临淘汰的巡防营系统，但新军见了他们却畏惧不止三分。此番桂军入湘，统帅谭浩明，就是陆荣廷做土匪时的老兄弟兼妻舅，不旋踵即打垮了北洋军4个师，显示出能战的实力。但是这样有实力的桂军，在人数上，也超过第三师，装备也不差〔广西和云南的军队，都可以通过越南从法国进口武器〕，居然被吴佩孚打得迅速溃败，望风而逃。1个月之内，就把处于胜利巅峰的桂军，赶回了老家。吴佩孚一战成名。 其实，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来看，吴佩孚都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战将。相比之下，他的军队的确比较训练有素，也比较能吃苦耐劳。他本人也有些韬略，善于抓住对手的弱点，发动攻击。据说，在他做营长的时候，就有吴小鬼的外号，说的是有鬼点子，善于用兵，尽管那时的用兵，无非是打土匪。他的成功，恰恰是建立在当时其他的军队都很差的基础上。从冷兵器时代过来没有多久的中国新式军队，对现代兵器的掌握和使用，都成问题，炮兵不会间接射击，机枪手不懂得排除简单的故障，很多军队一打仗，当官的坐着轿子上前线，一进入阵地，指挥军队打着大旗往上冲，冲不上去，再来，几个回合下来，冲垮对方阵地就算赢，冲不垮，就轮到自己溃败，丢下八抬大轿逃命。最要命的是，士兵大都不耐战，基础训练很差，仅仅是会放枪而已。从晚清传下来的积习，一接战，就拼命地放枪，大多不知道瞄准射击，放枪就类似于从前的擂鼓助威，给自己壮胆。等子弹打光了，敌人还没有退，就该轮着自己退了。这种战争水平，只要有支军队训练好一点，沉着一些，耐战一点，差不多就能获胜。这一时期几位中生代将领，吴佩孚、冯玉祥和孙传芳的部队，就是这样的比较耐战的军队，因此胜率相当高，恰巧，他们后来都成了直系或者后直系的人。 此番入湘作战，吴佩孚大获全胜，不仅因为他的部队能打，而且对手也恰好出了问题。湘桂联军在患难之时，尚可联手作战，到了驱逐北军得到胜利之时，两下就开始闹纠纷，都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样湘桂联军，当然不能很好地配合作战，以至于很轻易地被吴佩孚看出缝隙，各个击破。那时的湘桂军，也跟其他军队一样，战术战法都很落后，每仗只能一鼓作气，一仗打败了，就一溃千里。 不管怎么样，吴佩孚赢了，而且赢得漂亮，不到一月，全部收复失地。无论在北京政府，还是在社会舆论，都觉得吴佩孚是打赢了一场很艰难的仗，尤其是在其他两路北军都吃败仗的情形下，这场胜利的光环，格外地光彩照人。 然而，光彩照人，给皖系政府挽回了面子的吴佩孚，论功行赏，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湖南督军居然落到了那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头上。以今日看来，皖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段祺瑞不识人。皖系的干将，饭桶多，名声坏的多，而张敬尧两者兼而有之。当年护国之役，第三师和第七师同被派到四川抵挡蔡锷，吴佩孚见识过张敬尧的无能以及部下的淫掠，湖南督军不给他也就罢了，居然给了一个这么一个饭桶，..这口恶气，放在谁身上，也难以咽下，何况烈性子的吴佩孚。于是，打到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在衡阳按兵不动，半步也不往前走了。无论好一点的军阀，还是差一点的军阀，地盘都是命根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真的想开。 在此之前，差不多跟吴佩孚齐名，同样善于吃苦练兵的中生代名将冯玉祥，在南下途中到了武穴，也干了一件很令段祺瑞和徐树铮难堪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在护法运动中，坐落在广州的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跟实际控制广东的桂系军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虽然名义上联合，但里面摩擦不断。为了防止自己唯一的一支嫡系武力陈炯明的部队被桂系吃掉，孙中山让陈炯明向福建发展。于是，陈炯明的粤军进入福建，福建督军李厚基向北京政府求援。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固然想扫平西南军阀，但最想搞掉的其实是“另立中央”、开非常国会、做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援闽，意图开辟对南用兵的第二战场，直接打击孙中山。就在援闽途中，冯玉祥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说民国已历七载，内战也见了三次，“而最无意识无情理者，莫过于南北此次之战争。既无不共戴天之私仇，又无非我族类之公怨，兄弟阋墙，全球腾笑”。批评段政府不顾日本在山东的存在，设立民署侵犯中国权益，不顾德俄媾和对中国的威胁，一意孤行，对内开战，造成人民死于战乱，军费开支大增，“公私交困，借债生活”。冯玉祥此举，背后有一个北洋宿将陆建章的策动。陆建章是冯玉祥的亲戚，也是提拔冯的恩主，他是老资格的北洋宿将，地位仅比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稍逊一点。在袁世凯时代，做过北京的执法处长，人称屠夫，后来为陕西督军，护国讨袁的时候，被部下陈树藩赶了出来。此后，由于早年跟段祺瑞有夙怨，一直得不到复起。所以，反段的意向很强。当然，冯玉祥武穴主和，确有陆建章的活动，但冯玉祥作为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军人，的确也对这场战争没有好感。冯玉祥的通电发出之后，据他自己讲，当时刚刚攻下岳州的吴佩孚，马上给他发了一个电报，希望冯玉祥坚持到底。藏书网 武穴吁和，由于没有得到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响应，最后不了了之，北京政府开始打算撤掉冯的职务，让其部下接任〔只是北洋政府的惯用伎俩，让部下出于自身利益，取而代之〕，但冯部相当团结，无果。最后只好给了冯玉祥一个撤职留任的所谓“处分”〔不久就取消处分，开复原职〕，在曹锟的调停下，冯玉祥没有去援闽，转道去了湖南的常德，归入曹锟的序列。后来在南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拣便宜做上了常德镇守使，也算是加入了对南用兵的队伍，北京政府得以下了台阶，而冯算是有了块地盘，可以暂时栖身。但此时的冯玉祥，已非池中之物，一个小小的常德，根本不足以填他的牙缝，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以曹锟为首的后直系，基本的队伍，因为湖南的战事，走到一起了。 最后，我们都知道，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是以吴佩孚撤防北上、直皖决裂并开战而告终。段祺瑞用钱堆出来的嫡系武力参战军，经过直皖之战，灰飞烟灭，皖系作为一个军阀派系寿终正寝。此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短暂地出山，做过一段空头的执政，然后就从政坛上消失了。晚年的段祺瑞，一个迷信武力的武夫，皈依佛门，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遗嘱，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国事，但却特意强调，在他的丧礼上，“无以荤腥馈祭”。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对当初自己主导的内战中，无数殒命的生灵的一种交代呢？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跟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选择英、美、苏同盟不同，那时毕竟有已经搅进战局的既成事实，既然已经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当英美跟日本打起来的时候，站边，自然得选择英美。蒋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决定，是在英美卷进来之后，公开跟日本绝交并宣战，总算给糊糊涂涂打了4年多的中国军民一个交代。然而，这样的“明智之举”，在一战时，中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没有招惹中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先断交后宣战。虽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欧洲打仗，而且对在华的德国人也相当优待。但是作为一个大而弱一向为欧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国家，这样做，毕竟有些风险。 一战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谁更强些，谁能打赢？在当时，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双方估计多半打不起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能把宝押在日后的胜利者协约国一边？实在是个谜。说他们明智固然可以，说他们运气好，也许更合适。在此之前，德国陆军之强，举世闻名，东方国家的军事改革，大抵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主政的中国政府总理段祺瑞，就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一战的主战场是陆战，在万里之遥的那一部分当家的中国人，凭什么认为德国一定会输呢？万一押错了，最后命运最惨的，肯定是像中国这样的弱国。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后国家留学生的惯例，留学哪国，多半就亲哪国。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却力主对德宣战，而虽然没有留英、出身海军有英国教育影响的总统黎元洪〔他的老师是留学英国的严复和萨镇冰〕，却意见跟段祺瑞相左。双方还为此闹到撕破脸皮，惹出来张勋复辟。试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胆敢跟段祺瑞闹翻，如果不是出于对宣战整个国家的后果的担忧，估计他不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政府这一宝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记录着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给庚子时死掉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国式的石头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园，把原来的字迹磨掉，成了“公理战胜”碑。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踌躇满志地得到了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说不的意思。但这个意思背后的故事，却很难说清。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占有较少殖民地的后来的强国，从国际事务中争得发言权的角度，采取一种比较得人心的姿态，其实也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时的威尔逊，不仅在落后国家声望如日中天，在协约国，也很有群众，威尔逊在会前访问这些国家，受到了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民众“几乎是成群结队地围着他欢呼”。然而，仅仅这个姿态，已经让当时主导世界的5强中的其他4强感觉很是不爽，在和会的运作中，成了实际上被束之高阁的空论。据当时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汇报，威尔逊的14点声明，连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都强烈地表示异议。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无非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其实，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质，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在战争中，日本也不过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军的德国驻青岛军队，拣了个现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占领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国太平洋保护领地马绍尔群岛。按说这种规模的参战，跟欧洲战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比较起来，中国人的工作，对协约国的战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发言权大小，实际上并非像强国公开宣称的那样，是以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大小来分的。现时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战列舰，才是说话的底气所在。显然，在这方面，中日之间完全不成比例。战后的5强，细分起来还要分成两等，英、法、美三国为一等，日本和意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个正在上升的后起强国，一时无心也无力在欧洲有所作为，眼睛只盯在亚洲，而意大利则是一个一直处于衰落中的二等欧洲大国，列为5强，很勉强，实际上意大利从来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只能捡点剩儿。当年欧洲列强在甲午战后，趁火打劫在中国强租港口的时候，对意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绝。在一战的欧洲战场，意大利更是表现一般，老吃败仗，连奥匈帝国都打不过。每有动作，就得法国人来给他们擦屁股。眼下，在和会上有心在欧洲争点什么，可惜争不到什么，即便愤而退出会场，也没人理会，过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来。在一个以实力说话的场景，中国人在军力和军事表现上，一无可取，连日本人要来自己的领土青岛跟德国人打仗，也只能划出中立区，眼睁睁看着人家打，顺便蹂躏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这么大的国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在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却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个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两人。会议开始之后，若干被第三等级的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是为难，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后拍板，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藏书网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按照顾维钧的说法，可以归为7项：一，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日本的态度，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吞到嘴里的肥肉。而且，审时度势，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但是，鉴于一战后整个国际的形势，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间接归还”说，显然，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没有放心的理由，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因而一再强调，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参战，情形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于无奈，从法理上讲，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因此，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地山东权益。本来就不占理，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口音过重，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不给好脸。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会上，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显然，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5大国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事实上，否认秘密外交，各国一律平等的14点声明，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而且 5728." >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最后，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力。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 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秘笈录存》，同一份电文，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 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 显然，即使是《秘笈录存》版本的电报，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威尔逊的安慰，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这样的空头支票，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提出了14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导致99ｌｉｂ?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去为中国说话。这个借口没有了，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总是会有的。只是，在14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不经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可惜，强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耐人寻味的是，《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任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梁敬錞连夜送往《晨报》刊布。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缺乏情报，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好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关于山东问题，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中国代表几番努力，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但都被拒绝了，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了，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运动一起来，代表团代表们，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传谣，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国内汹涌的民情，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仅吞掉了曹、章、陆，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Guur〕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五四那天的游行过程，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大抵是这样的：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以北大为首的各个大学的学生，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游行示威，矛头直接指向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一腔怒火，转而扑向卖国贼，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因此，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成为五四运动标志性事件。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惩办曹、章、陆的问题，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此后，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有不同的看法，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评价不一。周、彭二位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远因则社会经济变化，近因则新文化运动。但这个运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 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 说是中日关系改善，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路，对中国主权的蚕食，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中国人眼里亡国的二十一条也没有废除。能看得见的成绩，就是西原借款。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按从前的借款的惯例，但凡钱进来，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所以，从开始人们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这种怀疑，报界有，知识界有，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 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事实上，如果没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张、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活着，寅吃卯粮，动辄就滥发公债，维持局面，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发了公债也没人买。显然，这样的中央政府，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 打仗自然导致紧张，局势紧张，关系紧张，不仅南北紧张，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而北洋派内部裂痕也随之加大。后袁世凯时代，北洋三杰之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缺乏政治野心，早早退出竞争。段、冯二人地位相当，段比冯，升官考试差点劲，指挥作战也不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有点头脸的，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总监校长都是段祺瑞。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实力，不仅有江苏的地盘，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两人就貌合神离，袁世凯死后，实际的继位统帅整个北洋系的，是段祺瑞，老段也以此自居，冯国璋则积不相能，因此，冯段矛盾开始突出。坊间传出皖、直分野，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占据中央政府的皖系自然占上风，得到多数北洋系军阀的拥戴，但直系也有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以及一些没有明确地盘的军人的支持。 没钱不打仗的时候，所谓的直皖分野，并不明显，两家的分野，也并非严格按籍贯来的。很多皖人，比如陆建章，就对段祺瑞很不感冒，到处煽动军人反段，而身为保定人的曹锟，在战争开始阶段，很听段祺瑞的话，冯段之间，一直到冯接任总统，都没撕破脸皮。但是，钱和战争却激化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在段力主武力统一的当口，冯系总是时不时地唱一支和平曲，不是自己唱，就是让长江三督，尤其是跟冯最贴心的李纯来唱。 参加战事的北洋军人，也会因为段祺瑞的偏心，或者分赃不均而产生新的矛盾，吴佩孚与张敬尧的湘督之争，冯玉祥的武穴主和，以及后来奉系与小徐之间的不和，都跟借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北洋派的分裂，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南北战争，背后的因素，就是分赃的不均，以及用人的薄厚。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有担当，敢负责，但不如袁世凯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识人不明，而且任人唯亲。被西原借款催得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特别明显地将他的这个弱点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清末以来为人称道的北洋团体的分裂。冯玉祥武穴吁和时的第一份通电强调，他是军人，而且是北洋军人，“维系团体，夫岂无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如此。此后的第二份通电〔巧电〕，则撕破了脸皮，“既以北洋派为辞，北方不乏明达优秀之士，用人惟贤，当无歧视。反观所为，大谬不然，异己则排斥，同恶则相济，是则彼辈之所谓北洋派者，不过二三人之北洋派耳，且假此名义以战，不惟无以服南人，亦且难以服北人”。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作为政治家或者政客，由于在第二国会选举中被有意识地排挤，原来作为段祺瑞盟友的研究系，站到了段政府的对立面，政府中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由于留日学生被重用，导致失落，此时更加深了对于政府的不满。但是，更可畏惧的是，基于利益的纷争，跟基于道义的质疑，纠结在一起，让后者显得格外的有力度。 事实上，自打西原借款滚滚东来，外界总是质疑这里面是否有猫腻，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权益是否在秘密交易被出卖。钱来得太容易，按以往的经验，包括人生的日常经验，怎么都让人放心不下。早在西原借款成立之初，中日合办汇业银行的动议，就被报界质疑为出卖中国财权，指名道姓，批曹汝霖与陆宗舆，说他们为一己之私，出卖主权。3000万的吉林森林抵押借款，不仅吉林人感觉到自己的家园被卖，请愿要求“政府为吉留一线生路”，而且一些报人也忧虑，借款成立之后，“不出数年，向之树木参天浓荫蔽日者，皆将一变而为牛山之濯濯”。因此，此借款等于是拿30000万来换3000万。显然，这种质疑，让段祺瑞大为光火，当时报纸的标题是：“段合肥又大发怒。”尽管脾气大的段祺瑞很恼火，但这种质疑却并没有止息的意思。1918年5月25日，即在次年五四游行差不多整整1年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工业专科学校等2000余学生，听闻中日签订密约之后〔即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出于对政府卖国之担忧，齐聚新华门总统府示威请愿。据次日的报道，在示威请愿过程中，也有一个名叫张传琦的学生，慷慨演说，当场断指，“血凝讲坛，为状至惨，呼声雷动”。而且在游行请愿中，学生也强调，切莫让外人笑话，五分钟热血。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还出来接见了学生代表，“词色和蔼”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中日条约要秘密签订，主要因为是军事条约，为了保密起见。整个过程，几乎像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所有过程，竟然跟五四那天的游行，高度相似。 显然，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同年6月8日，留日学生代表9人，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当面请愿。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于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 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此〕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 《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同年8月7日〕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校长〕，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 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９9ｌｉｂ?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 学生与军警 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遭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段祺瑞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同时，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接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面对上街的学生和市民，就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矛头指向的就是皖系政府，北京学生声讨曹、章、陆，实际上是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来的，到了上海，示威者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要段祺瑞、徐树铮下台，毫不留情地将真正的主政者放在了对立面。因此，仅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们也要将运动平息下去。另一方面，运动高调的爱国道德诉求，以及大得民心的情势，以及大体合法的抗争形式，又使得他们缩手缩脚，无法镇压，一上手，就处于根本丧失话语权的境地，多数禁止学生上街的政府命令，都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热情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既然如此，镇压就谈不上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北洋系的分裂随之日益清晰，地方军阀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不满皖系统治的军阀借对学生的声援，表达对皖系的不满，陷于孤家寡人的皖系，只能偃旗息鼓，步步退让。 特想镇压，又不敢镇压，内部态度不统一，只伸出半只手，还要遭到痛批和痛打，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镇压。学生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之后，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的军警才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警察都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人甚至开枪的。在整个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从纯粹社会治安的立场，警察实际上也是失职的。事后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说没道理。当然，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个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积极”。甚至，事后取证，在现场的派给曹宅的警察“保安队员”，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轻伤的人，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指证学生的，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他们谁也没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放火打人。当时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么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似乎没有人统一操控。办理此案的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无奈地在报告里说：“五月十二日复传案内受伤之保安队李昌言等十四名来案，分别验明受伤属实。讯据该队兵等均称，我们所受之伤究竟被何人所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虽然有消息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有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曹汝霖回忆说，火烧赵家楼之后，徐世昌将他安置在北海团城保护起来，还给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万元〔虽然他没接受〕。他到团城第二天，段祺瑞即来慰问，言明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竟连累了你们。”又嘱咐曹汝霖不要辞职，“看东海〔徐世昌〕如何处置？”恨恨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徐世昌的不满，也溢于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时虽然不做总理，转为参战督办，但他这个督办，却是可以给内阁行文下命令的督办，即使从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兴，政府的压力自然很大。于是，政府态度趋于强硬。5月5日，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解救学生，他们一起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但只有吴炳湘冷冷地见了他们，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见。这样不给大学校长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总统令，一边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边要求他严加防范，“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法办，勿稍疏弛。”但是，被捕学生的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的舆论一致声讨，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一边倒地谴责政府，声援学生，有消息说，“北洋团体”内的亲冯国璋的人士，也开始思有所为。即使安福国会内部，也有人对内阁表示不满。内阁里，也有不同声音，教育总长傅增湘屡次请辞。原本就滑头的老官僚徐世昌，见势不妙，又把头缩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将被捕学生交保释放，由点起五四这把火的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宠惠保了出去。然后择机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决，化解危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就在这个当口，徐世昌换掉了李长泰，让自己的旧部王怀庆由帮办升为步兵统领，这个涉及京师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许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强化镇压功能。事实证明，后来的王怀庆，并没有如人诟病的那样成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样软弱，对学生下不了手。看来，王怀庆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为了自己考虑的，让他这个光杆傀儡总统，在军人的众多指挥刀面前，多个保镖，稍微感到踏实一点。尽管政府软了下来，但对于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而言，应学生的要求，把曹、章、陆免了，显然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都知道，曹、章、陆做的事，背后其实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亲日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也是这个政策的得利者，没有西原借款，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就没戏，自然他老徐也就当不上这个总统。但是，作为晚清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臣，北洋团体的老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杰这等武夫面前，也有点老资格可摆，因此，他不肯规规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间的空隙，做点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此时也不肯乖乖地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会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逆风而上，严惩学生。最佳的方案，就是两边应付，尽量模棱。但是，首先要顾及的还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 因此，作为站在台前的政府机关，面对汹汹的学潮，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现第二次火烧赵家楼事件，否则段督办那边没法交代。于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连发表两个大总统令，措辞严厉地谴责学生，批评下属弹压不力，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许学生再上街。甚至，连5月7日外交协会一干名流张罗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取缔。对保释学生的审判，也如期进行。最让学生和舆论难以接受的是，曹、章、陆三人的辞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来自徐世昌的抚慰。其中对曹汝霖辞呈的批复，说曹“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而且强调，此番事件，系曹“因公受累”。同时给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万元，秘密安排曹到北海团城静养。 虽然说，这种安抚和慰留，并未脱出旧时官僚对下属态度的窠臼，也未必显示出徐世昌对三人格外优待。但是在那个情势下，却足以引发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人们更关心的是，在这安抚背后皖系军阀的动向，显然，他们的动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团城的曹汝霖说，眼看着上街的学生越来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势，可是林长民的煽惑，又令风潮再起。其实根本不对，真正让运动再火起来的，主要是政府的暧昧，以及这种暧昧背后皖系军阀种种强硬的表态和人们的猜测。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言纷起。说政府“徇武人之请，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更换各校校长”。段祺瑞的大将段芝贵也被扯了进来，说就是他说的，“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还有说法是，段芝贵的严厉主张，是在军警会议上提出来的。此公当年卷入名伶杨翠喜案，名声本来就不好，借他说事，不由得人们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战中，段芝贵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敌总指挥之贵，仗还没怎么打呢，就做了吴佩孚的俘虏。此时看来就有预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说是政府压教育总长傅增湘，要他撤换蔡元培，连替换人选都定了，命令已发，送交印铸局盖印去了。甚至传说有某上将，要用往年对付陆建章的手段来对付蔡元培，也就是说杀掉他。最离谱的是说曹、章等人以300万收买刺客，刺杀蔡元培，还要派人焚烧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没影，但流长飞短，一时间却导致人心惶惶。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旧费人猜度“杀君马者道旁儿”的信，辞职南下。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园，再度沸腾。北京学生全体罢课，不让上街游行示威，就分头宣传。这下，军警又有事干了。 出来演讲的学生，组织形式是五四时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团，10人一队〔有时也不一定10人〕，四出演讲，散发传单，查抄日货。机动灵活，十分便利。这种运动方式跟北京学生的罢课，很快传染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做一样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统领衙门的军人，开始是阻拦，看见就拦，拦不住只好听之任之。这一阶段档案中的警察报告，只是汇报学生如何演讲，如何散发传单，而警察则“加派长警劝谕”，“委长和平劝解”，“长警等用婉言劝谕”，无奈之状，溢于纸面。进入5月底，眼看运动如火如荼，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当局有点着急，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动手抓人。5月22日内务部的训令，口气还相当和缓，承认学生的爱国热诚，“原为国民朝气”，学生“集众演说、散布传单等情事”，偶一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担心“若长此纷纭，人心将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搀入其中，乘机鼓煽，难保不别生事端”。然而到了第二天，内务部的训令，就变得有些杀气了：“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生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交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伤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该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接下来，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总统令，强调对于上街的学生，如果制止不了，“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学生根本不理，依旧上街演讲和查抄日货，直到进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开始动手抓人。由于学生非常多，每个学校每天都会派出十队八队的十人团，“同时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胜抓，抓多了也没有地方关，于是就把北京大学法科占了，改做临时拘留所，关押被捕的学生。没想到学生越抓越多，法科装不下了，最后临时拘留所又扩张到了北大理科。bbr>.? 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虽然有传说，被捕的学生可能被枪毙，被抓进去的清华学生李先闻，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里都有点感到有点没底。但是，这点担忧，并没有减弱学生的冲劲。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其实军警对抓人并不积极，即使被抓了，好像也无所谓。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主动找军警来抓他们。据时人回忆，6月1日运动中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从6月2日起分队外出演讲，如果2日外出的学生都被捕了，那么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则4日全体出动。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报告，很有意思： 为报告事。窃本月二日有北京大学学生因卖国货，不听劝解，在职署顽赖不肯走去等情，业经电禀，奉谕送厅办理在案。谨将情形禀陈钧阅。先是于前几日间即每日有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在职区界内各处分起售卖牙粉、仁丹及零星货物，均经职署婉言劝解，每一起至动须劝导、辩论许久始去。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校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不可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生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一名蔡鬯贤，一名王汝楠，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执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送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五名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查该学生等蓄意顽赖，本无足计较，惟分起相继而来，实于警察公务上大有妨碍。除已电陈外，理合报告鉴核。谨票。 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后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刘仁静，还有一个也是中共创始人，但更为有名的张国焘，这两位都是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的五四青年。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样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匡互生回忆说，到了6月4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再外出演讲，“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都说警察抓学生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学生是猫，警察才是老鼠。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当时的各种记录中，看到军警被学生的演讲和行为感动的场面。当时编的《五四》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讲演一事愈干涉而学生愈热心。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畜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畜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当时的场景，学生的说词有没有这样的文绉绉我们不得而知，但学生对于军警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反“劝阻”，而且劝说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忆中，就多次提及军警被学生所感动，不仅外面抓人的军警被感动，连负责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 在上海，这样的场景也所处可见。跟其他地方的军警一样，他们对于学生都比较客气，不敢轻易动手动脚，要动粗，也只冲着市民。但是，学生跟北京一样，主动出击。复旦大学的学生整队入城，确定战略为：“同学中有一人被捕者，当全体肃然随之。捕者为警察，全体即入警厅；捕者为兵士，全体即入护军使署。既抵该所，有所诘问，当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语即‘国贼未除，不容不毅力坚持’。设有非法苛待，吾等数百人当肃然跪对国旗，勿作一语。”面对这种架势，即使警察有心抓学生，都会打退堂鼓。事实上，上海的军警，基本策略对学生是不抓的。复旦的学生出来，沿途军警就像没看见一样。凡是被抓的学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学生主动“找抓”，甚至“欺负”到警察门上去找事。《时报》报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学生来到上海警察厅，“摇铃演说，言政府如何野蛮，欺压同胞，谄媚日人。警厅派出巡士多名，劝阻驱散。各学生不听，于是用强迫手段拘拿，各学生态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当被拘住数人，带入厅中，各学生全体随之入门。嗣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闻信到厅，与徐厅长晤商之下，立将各学生释出”。所谓“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学生手持白旗一面，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徐国梁即上海警察厅厅长〕，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因阻碍交通之由，将之带到警察厅。骂人骂到警察头子头上了，这位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徐厅长也没有因为骂了他，把这位学生怎么样，随即释放。“该生还复自由后，仍与同学照旧进行演说。”学生出来演讲，警察如果干涉，就非要警察带入警署，然后警察再给他们放出来，有被拘三、四次，“被释三、四次者”。就这样，报纸还是满天报道，学生被捕，遭到迫害，云云。 跟在北京一样，上海也有被学生感动的军警。据《申报》报道，复旦大学的学生到警察厅周围演讲，“大讲段、徐、曹、陆等卖国之情形，警兵旁立倾听，非特不拘人，且多颔首称是。”进入南洋公学的士兵，据说也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上海的学生比起北京的同辈来，对付警察，还会调侃。据当时人讲，学生在送食物给自己人的时候，有时候看见士兵在“荷枪守备”，遂将“特制馒头数百枚，以飨各士兵”，一边说着风凉话，说是感谢他们“帮同救国”，结果士兵“颊顿飞红，坚不肯受。” 武汉的军警，也同样对学生缩手缩脚，也同样容易被感动。运动初起，因执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防堵学生相当卖力。这个滑头军阀，名列直系的长江三督，但却经常首鼠两端。由于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队要过境湖北，也不容他不听话。只是，对于在防堵中抓的学生，他却没有为难。据当时的报道，武汉私立政法学校的学生，因外出演讲，被逮至某团兵营，“后旋由该团三营营长贾万兴〔河南人〕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敝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讲演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屏息倾听。至于各警署捕去之学生，虽云亦甚优待，然究不若该营长之特色云。” 尽量不碰学生，似乎成了当政者的某种禁忌。手握参战军一个师的重兵，身为济南镇守使的马良，是回民，脾气火爆。作为段祺瑞爱将他，在五四运动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边，即使出于报恩，也得表现一下。相对而言，由于济南作为五四运动由头的发生地，运动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据当时人讲，在群众大会上，会议主席想要致辞，说得不对学生口味，都被哄下。与会的群众上街游行，不仅砸了倾向政府的《昌言报》报社，而且把报社的经理和主编捆起来，前胸后背贴上卖国贼和汉奸字样，背插亡命旗游街示众，在这个过程中，主编和经理不断地挨打受折磨。到了这个地步，学生和市民还意犹未尽，径直将人押到省长公署，逼省长表态。即便如此，马良的“表现”，也对学生没有多少办法，据说只打了两个学生的手板。却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头，说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别人总不好说什么。抓了几个领头的回民领袖，杀一儆百，杀了其中的三人，制造了五四运动中，最大一次镇压事件。这个事件，在山东督军张树元向北京的电报中，变成了“莠民假借学生名义”做的，干脆跟学生一点干系都没有了。尽管如此，学生却没有因此而放过马良，山东和天津两地的学生一拨一拨地上北京请愿告状，声讨马良，造谣说马良主张中日合并，云云。 碰到学生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军警要围堵学生不令上街，无论军警如何客气，只要学生执意要冲，也难免磕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军警，就摊上了这样的事。6月1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大门口，有学生受伤了，报界哄传，军警镇压，武昌出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流血事件。对于事件，武昌高师学生的通电是这样说的： 自外交失败，各界呼号，生等曾洒一掬热血，通电中外，警惕国人，纯以爱国为主，并无越轨情事。不图六月一日，正值星期，晨光未曙，校外遍围军警，声势汹涌，阻止出入，生等念身居校内，横遭囚禁，不胜骇异，群集校门与之理论。该军士不惟置若罔闻，反而用刺刀乱刺。陈君开泰退避不及，身中数刀，立即晕倒，血流满地，生死未卜，其余受伤者十数人。该军士后欲开枪射击，幸将二门紧闭，未令屠杀。举校痛哭，惨状难言。 王占元在给北京的电报上，则是这样说的： 因有北京学生代表来鄂，各学生拟在消岔宝通寺开会欢迎，定期旧历五月一、二两日举行露天演说。各学校学生悉数齐集，往军、省两署及各衙署繁盛街市派人讲演，印发抵制日货传单，情形极为激烈。并探闻汉口匪人有乘机混杂，希图扰乱情事。当时传谕各校长积力劝阻，非得校长允许，无事不令各学生出门。一面令饬警察在各校门首附近严密调查，不许外来代表入校煽惑。复据警务处长崔振魁面禀，以警察不敷分布，请派军警巡视弹压，复令卫戍司令派兵士数排游行照料，一日无事。次日午后……国立师范有学生数十人，因警察防止不便，各持木棍、石块向警察痛击，警察无力抵御，遂邀同附近军队往劝解，因群持木棒，势甚汹涌，不得已用枪托搪抵，致有一生误触刺刀，伤及腿部，现已送院调治。 两造都说对方来势“汹涌”，看来至少冲突比较激烈。督军说学生各持木棍，显然属于夸张，但军警是堵，学生在冲，论势头，应该是学生更足，但军警手里有家伙，混乱中，刺刀虽说未必是像督军说的那样，被“误触”，但也未必像学生所说，军警用刺刀“乱刺”。后来记者探视受伤的陈开泰，明显倾向学生的报道，也是说陈的伤在腿，倒的确很重，刺刀由左腿穿透到右腿。说明伤人的军士，刺刀是向下的，应该还是有所节制，并非“身中数刀”。显然，就像督军渲染学生手持木棍、石块如何凶悍一样，学生所说的军士欲开枪屠杀，也不大可能，真要开枪的话，学校的门是挡不住的。自然，学生所说另外受伤的几十人，后来也没了下文，最大的可能，是当时张大其辞的渲染。 虽然受伤者很快就伤愈出院，但事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一致声讨，要求罢免王占元，连人称安福国会的国会议员，都提出质询案，几十人联署。迫于压力，王占元不仅随即派人去医院慰问伤者，送了50块钱〔这对于一向有吝啬之名的王占元来说，真难为他了〕，而且还督促湖北警察厅长何佩瑢将直接负责的警务处督察长撤差，将警务处长一并记过。看来，伤到了学生，事情还真就是不小，连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得让上不止三分。 运动中，抓学生并将之送上法庭，最后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头子杨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隶的地盘，直隶督军是曹锟，省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锐。一般来讲，凡属于跟段祺瑞走得比较近的人，对于执行中央政府禁令，弹压学生相对积极一点。曹锟当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时间里，跟冯国璋也走得也不近，远远不及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和湖北王占元〕，基本属于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间骑墙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对南方用兵之际，由于许愿给曹锟一个副总统，所以，曹锟对于南征一度相当积极，手下参战的大将吴佩孚战绩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阳。但是，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曹锟的副总统飞了，而且湖南督军也没给吴佩孚，因此，曹锟集团跟段祺瑞已经离心离德，曹锟和曹锐尚未撕破脸皮，但是，吴佩孚已经公开叫骂了。因此，在直隶的地界上，按道理对于学生运动，军警是没有弹压的积极性的，只是天津这个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对外口岸，日本势力很大，另一方面它离北京很近，直隶首府保定对它的影响，远不及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天津警方一直直接听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对学生的逮捕。 逮捕学生的起因，是魁发成事件〔事件详情，参见《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一章〕。魁发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冲突中，也有日本人参与。加上刚刚发生了福州抵货学生跟日本人的冲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别担心在京畿之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作为天津警察头子的杨以德，更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才大动干戈，抓了学生。虽然学生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违法了，按说被逮也不为过。但抓了人的杨以德，却心虚得紧，不断跟被捕的学生套近乎，强调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许，他跟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关系怎样好，对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学生的父辈怎样有交情，他跟学生没有私仇，他自己过去怎样爱国，怎样在外国人面前不含糊，他这个人怎样仗义。到被捕学生移送检察厅之后，坐监的学生，在拘押期间，居然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有游戏，有演说，快乐得很，并且吃了些茶点”。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矩不能喝酒，学生了发了脾气，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哪里是在坐监，分明属于度假。最后，上了法庭，一场官司，学生在法庭内外，慷慨陈词，扬眉吐气，最后法官草草审完，匆匆开释。凡是坐了监的学生，都成了英雄，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 当然，看当时人编的资料，也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后来的事件进行就知道，这种说法，多为宣传的需要，众多被打受伤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进了医院，更看不到对伤员慰问方面的报道。比如武昌高师事件，学生方面说伤了几十人，但真正在医院里接受各方慰问的，只有陈开泰一人。而且据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运动已经被抬到天上的情况下，军警的残暴，如果真有的话，按情理，应该大肆渲染的，却恰恰没有这种渲染。相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城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结果让学生涌了进去。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的军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学生。五四当口，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有篇对警察的“慰谕”，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军警真实态度： 近来学生罢课，商家罢市，大家兄弟昼夜四班巡逻，辛苦的了不得，本厅长很过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几年，遭过几次变乱，个个皆能守秩序，服从长官的命令，当长官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信。这一次又碰着这宗风潮，我们警察向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政，维持地方秩序为天职，望大家仍旧遵我们的章程，尽我们的天职，服从上官的命令，不要听他人的煽惑，在公时不要与路人闲谈，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无故出门。我们漂洋过海，几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赚了几块钱，养我们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变了主义，受了匪人的骗，小则差使撤掉，大则性命攸关。本厅长与大家兄弟相处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况且又是同乡居多，所以将肺腑的话告诉于你们，你们千万记在心里。再遇着学生成群结队，须力去解散他们。遇着他们拿着旗子棍子的，就赶速没收过来。如若他们不服从，就到本署报告官长，请示办法。总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他如要骗，我们不要受骗。我们听他的话，要绝对的不听。如要说出非法的言语，你们就立时将他们拿住，送到署内，自有办法。这几天之内，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厅长心中有数，决不能辜负你们一番劳苦。特此传谕。９９lｉｂ? 上海的警察，都是山东人卢永祥从山东带来的老乡，跟上海护军使的军队一样，都是当年的庄稼汉。维持秩序，当然是警察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徐厅长担心因山东问题而起的五四运动，使得这些山东乡亲组成的警察们受到“煽惑”，军心动摇，一方面，又要让警察们尽量克制，别跟学生发生冲突，把事情闹大。在这样缩手缩脚的方针下，警察能做点什么，做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上海如此，别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五四发生的时代，是个军人当家的年月。按理说，但凡军人政权，都有几分强横，但是，当时当家的段祺瑞更多以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凯来，他更乐意尊重民主体制的一些规矩，在议会不听话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废掉它，而是另起炉灶。因此，尽管段祺瑞推动了武力统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凯时代相比，毕竟是个弱势政府，武力统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钱购买，钱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军头，有钱的主儿，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盘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锟、吴佩孚这样别有怀抱的主儿，非常少。到了前线，个个都要饷积极，打仗消极，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拥戴其武力统一的政策。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不仅学生有，多数上层人士也有，甚至部分军头也难以无动于衷。普遍的委屈汇成爱国主义的洪流，在这个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对抗，尽管手里有枪，但绝没有任何一级政府敢于自甘被人扣上卖国的帽子。但是，在运动当口，只要有所举动，就难免背上卖国的黑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一个军头背上这样的黑锅，不仅意味着得罪了当地的绅民，而且意味着在日后可能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战前的电报战中，自己先失一局。 因此，尽 7ba1." >管北京当局特别想把运动压下去，但却始终不敢用强，各地军头皮里阳秋，首鼠两端，而且个个都积极地跟曹、章、陆划清界限。所以，运动不仅没有在各地军警的阻拦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运动中人自家没了热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为嫡系的嫡系的参战军师长马良，有了一点强硬镇压的表示，也很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抗议声中，被诬为主张中日合并的卖国贼，不得不销声匿迹。 文明中的暴力故事 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国或者外国人，莫不有义和团的阴影。事件的参加者，都会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义和团，自己的行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货运动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如此。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和平抗争。北京的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都有专门维持秩序的童子军，打着“幸勿暴动”或者“警告勿暴动”字样的小旗，甚至身上披着写有同样字样的布带。对于所有的暴力行动，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动，均持反对态度。据《晨报》报道，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的时候，听闻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担心学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来。结果学生大呼：“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学生代表还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但是，暴力却在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参加游行的多数学生，包括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并没有计划去赵家楼曹汝霖家。国内和海外的两本五四运动史，都告诉我们，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在放假，没办法请愿，选择这天游行，无非为了“唤醒民众”，因此，根据组织者事先的商议，13所学校学生代表通过的决议，路线基本是繁华的商业区，顺便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对外国人，主要是对美国人做一点呼吁式的请求。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后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学生要来，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意大利公使，也外出游玩，使馆一概对学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国使馆馆员露了面，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到了东交民巷又不得门而入的学生们，大为失望，心情未免烦闷。这时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大队转向赵家楼。 游行队伍中的多数人，此时根本不知道赵家楼在哪里，为什么要去哪儿？当时参加过游行的作家王统照回忆说，一听说队伍要去赵家楼，人们纷纷问：“赵家楼在哪里？”“谁住在赵家楼？”大家只是跟着走而已。可是，队伍中的一些人，对此却是十分清楚的。据当时为北京高师〔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周予同回忆说，高师和北大的若干人，在游行前就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在会上，一部分人不愿意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想要暴动，但是怎么暴动，还没想好，据说有人可以搞到手枪，但却没有结果，只是从大栅栏的照相馆里搞到了曹、章、陆照片，“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周予同的同学匡互生也说，某些小团体已经事先将曹、章、陆各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都弄清楚了，准备激烈行动。高师的俞劲，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是他们预先调查了曹、章、陆的情况。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怎么有人会带着“自来火”〔火柴〕呢？后来才明白，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 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可是，这位新潮社的头儿，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不管这个口在哪儿，总之要找这么一个。不仅如此，据罗家伦的回忆，还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从此将傅斯年打得万念俱灰，“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如果这事属实，那么，等于游行的学生，在未对曹家和章宗祥动武之前，暴力就已经发生了，最先触霉头的竟然是自己人的领头人。据当事人回忆，另一个学生领袖，《新潮》的骨干罗家伦，还被人骂为“无耻胆小鬼”。 进入曹宅之后，有人要点火烧房子的时候，跟着大队人马来到赵家楼的另一个总指挥段锡朋，发现不对，见匡互生要点火，出来阻止，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于是，火便烧了起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生在没有找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时候，下手相当狠，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简直是要把人往死了打。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保护章宗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日本人，就不约而同地住了手，因为是担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按抗议者的道理，曹、章、陆无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祸首，碰上了日本人，理应更加痛恨才是，怎么可能在火头上戛然而止呢？看来，不仅那些一时失控的学生，还是预谋好了的激进分子，脑袋里依然有义和团运动的阴影，他们不想让外国人，即使是仇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拳匪”。在北京，另外一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当时京津两地的学生代表到新华门请愿，一直坚持到次日，发现一个日本记者安藤秀吉在场，学生们将他揪住，说是他在学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险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学生并没有殴打这个日本记者，而是将他交给了巡警，依然能坚持不肯跟外国人动武。 显然，对于运动中人而言，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才是野蛮，才是拳匪行径。其实，当年的义和团暴力，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所谓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运动中，这样的暴力后来还发生若干次，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对替政府说话的《昌言报》记者，捆、打、游街，都有过。其中《昌言报》经理和主编被“双臂倒捆，复系长绳，牵至街心，人皆呼‘卖国贼’不已。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复以该社之纸张，书‘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并遍插亡命旗”游街，一路挨打。 据当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诊断，章宗祥的伤势相当严重，诊断是，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诊断书上说： 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仙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斜伤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圆之打扑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整调，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今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 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当时身为北大讲师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国民公报》上，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表示了异议，他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学教授张孝簃在学生问到当天运动的法律问题时，也表示，学生的行为，“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然而，公开发表的梁漱溟的异议，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针对他的异议和批评。很多人认为，虽然学生之举在形式上与法律不合，但却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国会议员兼记者蓝公武先生，还举出西方国家游行示威中出现的暴力，证明只要公众行为符合道义，有点暴力也无伤大雅。如果对此进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伪。甚至，不仅曹汝霖的邻居含糊其辞，推说当时没看清，即使把人传来，也认不出来。就连曹家的佣人，也不肯出面具体指证是谁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线索，是说记得先进来的学生，是戴四角帽的。从老照片上我们就能知道，当时学生戴四角帽者，车载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保安队员，也不肯指证学生，说连他们自己为何人殴伤，也不清楚。９9lｉb? 显然，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当时的学生断然没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学生的暴力，即使在当时，已经被全然忽视，甚至在传闻中被开脱：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为了嫁祸学生，甚至是为了焚烧卖国文件，自己点燃的。公众和舆论关注的是另外一种暴力——政府对学生的暴力。火烧赵家楼之后，30多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被捕，据彭明考证，被捕的学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师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学生被捕，当然不是因为“爱国游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舆论不这么看。大家众口一词，学生爱国无罪，政府抓人无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声音都是营救被捕学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就出面保释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13所专门以上的学校校长，到教育部要求释放学生，北京农会商会，则开会议决，派代表“往谒当局，请将学生释放”。紧接着，北京专门以上的14所学校学生一起罢课。与此同时，人们风传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为了“烧死学子”，甚至还有传说，曹汝霖为了掩盖罪证，烧毁秘密文件才将房子点燃的，巧妙地将学生的暴力转变成了卖国贼的暴力。还好，没有把学生痛打章宗祥，变成章宗祥痛打学生。?9９ｌib. 不过，没有过了多久，学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传开了。当时有个参加游行的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原患有肺结核，可能是游行过于劳累，以至于疾病发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后，就传说他是被警察打伤致死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被曹家佣人殴伤致死。这种说法，据罗家伦回忆，是某些人有意制造的，“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幛哀辞的追悼”。不过，到了北京学生为郭钦光开追悼会的那天，由于被捕的学生已经被释放，空气有所缓解，所以，会上发的郭钦光事略，没有说他是被打死的，只说他见学生被捕，“愤而大痛，至于呕血”，然后不治。但是各地开的追悼会，却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是被殴伤致死的。即使是讹言，传出去了，大家就会信那个比较邪乎的。这个虚拟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无意中成了运动最好的动员利器。 最有意思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事人的回忆，在台湾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陆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对于当时学生的暴力，多不以为然，罗家伦的回忆，我已经征引过了，颇多悔不当初之意。另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说：“我当时听见许多人乱打一个人，心里颇为不平，以为这种行为不是大学生所应有的，但我也没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离开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独自回校了。”一位当时的法专学生王扶洲的回忆，强调了游行的和平性，说他们根本无意去打曹、章、陆，而且到了赵家楼曹宅之后，喊了几句口号就走了。当年的北大学生田炯锦甚至对整个的游行都感到不满，说是“游行队伍零乱，谈笑喧哗，喊口号时，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当时就想脱离来的。而大陆方面的回忆，则不约而同地称赞学生的暴力，在他们看来暴力只有不够的问题，没有什么过火。因此，谁先跳进曹家，打开大门，谁先动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大家竞争的目标，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个罗生门。 当然，今天回顾当年学生的行为，在跟外国人请愿没有找到正主儿，又受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兵一肚子气之后，满腔怒火的学生肯定要找个发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进分子事先的准备，为这种发泄找到了最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赵家楼曹宅。既然大队人马到了曹宅，焉有不冲进去的道理？更何况，在场的警察根本不负责任，就算负责，估计多半也拦不住愤怒的学生，加上那时的警察既无电话，也没有汽车摩托，根本无法呼叫增援，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中国一向有纵容学生闹事的传统，不仅东汉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这样具有充分正当性的学生闹事，得到社会的同情，就连每年科考时节举子的胡闹，只要不太过分，从政府到民间都给予包容。在台湾的当年好汉50年之后的回忆，大概只反映了他们后来的心境，当时是不是也这样的“非暴力”，很难说。如果当时就这样清醒，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站出来？包括罗家伦明明知晓有关郭钦光的“阴谋”，为什么当时什么都不说？这说明，作为运动的参加者，尽管都是大学生，每个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识，但是，在面临国家民族危亡〔至少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的紧急时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绝对是一种非常可能的选项。从这样意义上讲，五四之后一部分运动积极分子转向激进，是顺理成章的。 悲情制造 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都必须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头是“中国要亡了”，这在五四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其实，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及最后通牒，此时的中国，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人们的悲情，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显然并非运动中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甚至，二十一条时的种种，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都可能被人“揭发”，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但是，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来点侵略的动作，没有多少新刺激，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危险。事实上，在运动中，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钟热血”。 因此，我们看到，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保持运动的张力。在中国，最大的悲情，莫过于死人，从来民间生事闹事，最毒的一招，对哪个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自家的亲属，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钱，根本休想了事。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就能把这家破了。民间与官方，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民众打官闹事，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把事情闹大，没有死人或者棺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罗西尼·塔罗〔Sidarrow〕说：“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或对其采取行动。”他还说，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在丧礼的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当死者的朋友、亲属感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 在中国，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只要事件足够大，延续时间足够的长，死亡就会生出来，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来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丧礼，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实现进一步的动员。 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于是，这个人的死就变成了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这样的事情，在五四时又重演了。五四运动中死的第一个人，名字叫郭钦光，是北大预科学生。他的死，的确跟运动有关系，但却跟迫害或者镇压无关。他本来就有肺病，即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参加游行累着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医院里。郭钦光的死，在当时被做足了文章，开始的时候，据运动组织者罗家伦讲，是学生们“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但是后来发现章宗祥不仅没有跟学生打官司，而且请求释放被捕学生，哀悼郭钦光的调子稍微变了一点，北京的追悼大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是这样说的： 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时有告以章宗祥已死者，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遽然逝。 虽然说没有死于曹家人或者警察镇压那样惨烈，但依然暗示郭钦光的死，跟当局的镇压有关，惨烈不足，而悲壮有余。各地悼念郭钦光的追悼会，就没这样客气了，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言郭死于警察的殴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辩。 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赴会者5000余人，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会场气象，异常严肃，人人面上，咸现悲戚之色。”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时人记载，会议程序如下：〔一〕奏乐。〔二〕宣布开会理由。〔三〕读烈士事略。〔四〕奏乐。〔五〕宣读祭文。〔六〕演说。〔七〕散会。悲壮的音乐，一个接一个的演说，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演说时慷慨淋漓，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某女士演说，悲怆泣下，全场大哭。”这样的大哭，不止是发泄悲愤，还是积累悲情。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有心人还记了一笔：“是日掷毁之草帽，达数百顶云。”在?当时，学生戴日产的草帽，是一种时尚，这些被扔掉的草帽，无疑都是日本货。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就此登场。 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最特出之处，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准备了2万顶“白色软制”的帽子，开会的时候，每人1顶。时人回忆，制作这样的帽子，是为了替代日本草帽，开完会，不用扔帽子了。该回忆还说道，“是日男女学生无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复杂以联、额、徽、帜，远望直一片白云，神情非常悲壮。人数之多，行列之整，气象之庄严，可称稀有。”而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追悼会召开当日〔5月31日〕，“其时天色阴沉，若为一种怨气所充塞”。与会者男女学生万余人，“会场中设烈士遗像，环以花圈，两旁分布军乐队”。各位代表演说完毕，全场举行追悼礼，“向郭君遗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献于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警千秋。”这样的追悼会，对于激励士气，非常有效，堪称动员的利器，上海追悼会开完，学生们就直接整队涌向商会，促使商会同意开展三罢〔罢市、罢工、罢课〕，立竿见影。 在武汉，追悼会开得更是气象森严，庄严无比，参加者须衣冠整洁，入场时签名，领受素花，入场后20人一排，到礼堂行鞠躬礼。会场奏军乐，声调凄凉。 后来成为著名律师，二七大罢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会上宣读祭辞： 呜呼！胡天地之无知兮，令君等以偕亡。彼跳梁小丑兮，犹横暴以狓猖。岂忠鲠之诤言兮，于斯者而不能容。乃卖国之奸人兮，且负势而称雄。抱耿耿之孤忠兮，遂殉身以莫惩。苟死而有知兮，既愤赍志而能瞑。愧吾曹之碌碌兮，终因人而成事。愿□□□涉长逢兮，必继君之英志。叹物极而必反兮，喋血以指仁川。得奸人而寸磔兮，应含笑于九泉。既名传于史策兮，将植五人之碑碣巉巉。苟魂魄之归来兮，尚不弃而鏖旃。尚飨。 报道说，“施君读时泪随声堕，继则咽不成声，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哭〕，声振全场。” 不仅学生动情，市民也动了起来，汉口市面，各个商家门口，挨户悬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业数十人，设坛在无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费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锣鼓喧天，布置颇形热闹，红男绿女前往观看者，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显然，这样悲壮的仪式，用音乐、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旗帜、服饰，统一一致的行动，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人们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人类根深蒂固对死的悲哀，在仪式中被唤醒，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仪式化的鼓噪中，被升华，人们由对死的悲哀，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具体说，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紧接着，人们对死者哀悼，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混合了愤怒的悲哀，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氛围，也不可能不被感动，“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 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反过来，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再加以渲染，达到动员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钦光的死，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这样的暧昧结果，不断增加。在各地的追悼会中，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若干病死的、自尽的人，无论真假，包括受伤没死的，都当成死人或者烈士——被涂上一层为爱国、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不断被推出来，悲壮的气氛，被越煽越浓。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用自己的“勇敢抗争”，跟军警冲撞，伤了最好，如果没伤，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就不肯轻易出来。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大体都是一个模式，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在运动的当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因此，只能节节后退。 如果学生觉得这样的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过瘾，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虽然没有敢杀学生，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同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对于湖南人来说，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外来政权”，加上张敬尧的统治，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任人唯亲，横征暴敛。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南军尚未驱逐，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但占了一个地方，就地收税，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地盘小，既要养兵，又要自肥，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这样一来，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或者一种机会，就这样，一波又一波地请愿，示威，“驱张”，“驱马”，就成了五四运动的一个个地方性的插曲。 国家节日，也是一种机会，五四运动延续到了双十国庆节，运动领导人准备利用庆祝国庆，召开大规模的会议，举行大规模的仪式，让运动进一步升温。但是，政府方面也担心学生利用国庆搞名堂，于是严加防范，一来一去，悲情又升温了。1919年天津的双十节，学生们就是这样度过的。据报道，天津双十节学生和各界人士4、5万人，在南开大操场召开共和纪念大会，其时也，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军乐队奏国歌”，“人人脱帽欢歌”，升国旗，行三鞠躬礼，然后代表依次上台演讲。最后，大队人马在童子军和军乐队的先导下，出发游行。军警加以阻拦，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拦不住，但消息传开，见诸报端的，却是军警的镇压，马队的冲撞，学生的受伤，甚至落水，“呼号哭喊之声惨不忍闻”。真实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见诸报端的，就是这样的悲情惨剧。 悲情制造，是为了动员。有悲情的动员，事实上是在建构着剧场，上演戏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剧中人，被彼此构造的剧情、营建的气氛互相感染着，不仅人变得激昂，而且也变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运动的动员，在悲情制造过程中，人们除了自身的活剧，还在演出真正的戏剧，有剧本，有导演和演员的话剧。 学生们最喜欢演的戏，是朝鲜亡国的故事，这样的戏，他们编了很多。长沙高等工业学校学生组织新剧部，上演新剧《亡国鉴》，全剧分“朝鲜内乱、清兵平乱、东学党祸、伊藤开府以及韩人受虐、校长就义等十幕”。据《大公报》报道，演出时因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处，歌泣失声。场中观众二千余人，台下殿上场坪等处，无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演朝鲜的亡国悲剧，为的是让人们感触自己国家悲惨的命运，由己及人。五四运动的缘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学生们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申为中国将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们在演绎朝鲜亡国故事的时候，往往刻意将中国失去山东和青岛联系起来，此时哀朝鲜，实际上是哀自己，通过对朝鲜的悲悼，渲染当下中国的亡国危机。这样诉说朝鲜亡国的戏，在扬州的上演的时候，叫《亡国影》，在浙江叫《朝鲜亡国恨》。天津女学生则上演了《安重根》，说的是朝鲜志士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当时邓颖超还在里面当主角。 连当时的运动场景，都被善于编演的湖南学生编成戏剧，名叫《青岛风云》，全剧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战争，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欧洲和会，京校风潮，学生受辱，追悼郭生。据说，演出的时候，演员“意气极为激昂”，而观众“胥为感动，鼓掌之声不绝”。郭钦光的追悼会原本就有戏剧的成分，进入戏中，则是戏上加戏了。浙江嘉兴的学生，还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这样的时事戏，到处巡回演出。专业的艺人也参与这种运动的戏剧的演出，北京相声演员编了讽刺爱国贼的相声《揣骨相》，上海中华永记大舞台在五四时期上演的滑稽戏，多为击鼓骂曹、火烧曹营、卖国求荣、张松献图，等等，每场的压轴戏，是有学生参与的《拳打金刚》和《爱国血》。据当时人回忆，虽然这些演戏的学生并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但演出效果却非常好。浙江嘉兴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朝鲜亡国恨》，“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民国后期著名的报人徐铸成，五四时期在上小学。他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戏”，就是《亡国恨》。“有简单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条花布被面，腰里束条带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观众中也颇多流泪饮泣的，我也时时止不住泪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处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彩色纸写的‘勿忘国耻！’‘誓死抵制日货！’‘不要五分钟热度’等等的字条〔后来才晓得叫‘标语’〕，还有用硝镪水写的英文标语，直到两年后，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还清晰可见，即使刷过石灰粉，不久它又显出来了。”政治化的剧情，简单的布景和装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围的标语口号，这种戏剧跟艺术无关，但用来制造悲情，政治动员，却十分有效。. 运动中的戏剧，有时会采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个时代，这样的活报剧还不够成熟，演起来，悲情不多，倒是很有点搞笑。比如天津，自运动以来，警务处长杨以德一直是学生唾骂嘲弄的对象，在1919年学生纪念双十国庆游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后〔实际上没截住〕，有的学生扮成杨以德的模样，双臂捆绑，背插亡命牌，上书“破坏共和殴伤学生杨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边走，一边有学生问扮演者话，一问一答。“〔问〕杨以德，你今天为甚么被枪毙身死呢？〔答〕我打学生了。〔问〕你为甚么打学生呢？〔答〕我被日本人唆使。〔问〕你为甚么被日本人唆使？〔答〕我受驻京日本公使小幡委托。〔问〕你给小幡作面子，你不怕死吗？〔答〕我受了日本人一百万的贿银。〔问〕你受了一百万元，可将命卖了么？”这样的活报剧，给游行示威平添了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更多的悲情制造原料，来源于政府的镇压或者被传成镇压的行为。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欢这样把矛头对准它的学生运动，更忧心运动扩散开来，会引发政局的持续动荡，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采取行动平息事件。但碍于体制，也碍于学生运动高调的爱国主义，加上中国人对于学生闹事的优容传统，无论北京政府，还是亲北京的地方军阀，都不可能真的敢对学生动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动一动，相关的镇压传言就会不胫而走。在很多情况下，明明是学生自找入狱，但逮捕学生的消息却满天飞，而且不断地被夸大，抓了1个，传成10个。人们只传抓，不提放，只要有学生被抓，就会传说他们受了酷刑和虐待。学生上街，只要受到军警阻拦，就会传说被军警殴打、杀伤，甚至传成学生被军警打死。在武昌因强行冲出学校被军警刺伤腿部的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到了相邻的湖南长沙，居然被传成已经死亡。北大病死的学生郭钦光，则被说成是被军警刺死。总之，一边是学生的无辜、无助和爱国热忱，一边是政府和警察的横暴与无耻卖国。只要学生们乐意相信自己人的话，只要市民同情学生，这些似真似假的传言，就会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制造出来了。 群体性的政治运动，无论有无领导中心，都必然需要动员，甚至是强力的动员，否则就难以成气候。有动员，就有权力技术，就有故意制造的仪式，有气氛的渲染，更短不了有流长飞短的谣言。谣言，是动员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谣言是发动者或者运动中人有意为之，或者制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镇压，比如五四之后流传的关于政府种种要毁灭大学的留言、镇压的传闻。或者丑化对手，增加人们的仇恨，比如说曹汝霖家挂着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马良主张中日合并。比如制造冤情，比如说学生被打被杀，在监狱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谣言，根本就是处于亢奋之中的群众自己无意识中生出来的故事，很多故事，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谣言，最典型的，莫过于关于日本人下毒的流言。这种流言，一时间在上海造成了民众极大的恐慌和对日本人的极度愤怒。 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仪式煽情、谣言动员，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因为，毕竟这样的运动，都是政府当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对抗的。面对握有武力的政府，随时有可能镇压的政府，一个人们不能完全预期其行为、带有武人专制色彩的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意志多么坚定，神经多么健全，但毕竟处于绝对的弱势，并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风险，有时候，风险还经常被传言扩大。带风险的群体反抗，最大的安全系数，是参与的人数的众多，迫使当局碍于众多群众的压力，不敢轻易下手镇压，同时，参与人数众多，就意味着事情被闹大，闹大了影响就大，即使为了顾及中外舆论，政府想要镇压，也会有所顾虑。所以，运动只要一起来，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就是所有参加者自觉或者说无意识的一种冲动，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什么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群体性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有点让那些对这些运动满怀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类似的场合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逻辑就会重演，除非中国真正进入了成熟的民主体制。 抵货运动的是是非非 五四作为政治运动，参加者意中的敌人，无疑是日本。所谓曹、章、陆者，在人们心目中，无非是助纣为虐的内奸而已。运动预先定下的文明基调，使得抗议的人们不可能采取别的手段来伤害敌人，因此，对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是五四持续最久的抵制运动，大规模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一整年，个别地区甚至延续时间更长，对于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为一生的习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回忆说，她小时候所在长沙艺芳女校，抵制日货的十人团，一直坚持了约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当时参加抵货的人，往往特别强调不要忘记外国人讥笑国人的“五分钟热血”，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人，对五四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货。号称民国讲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学家黎东方，时在扬州读高小，不仅参加抵货，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换成国货，还跟4个小伙伴，组成“醒华会”，跟在中学生后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是当时国人可以用来对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宝，大体上类似于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谓“弱者的武器”〔ons of the Weak〕，只是相对而言，比较明目张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军阀统治比较弱，镇压困难，二是当时的军阀政府，在民族主义的风潮面前，对于镇压，缩手缩脚。以当时国人的认识，认为日本第一要靠中国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国的市场，如果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穷，甚至衰落。天津国民大会宣言说，如果中国人坚持抵制日货，必使日本“受经济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传单上甚至说，“日本原是极穷的国，就是指着卖给我们中国货物赚了钱去过日子。我们要是不买他的货物，他国里既没有钱用，自己过日子都顾不过来，那还有心思来琢磨我们”。而且，抵制日货也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参加运动的民众由于对政府极度失望，产生的一种不再相信政府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学生号召抵制日货的演讲辞上，一开篇就说，“我们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人，又不幸作了中华民国的学生，大不幸又处在现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既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就得想一个方法救国。”号召了学界、商界、报界和劳动界，说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卖国已经够了，根本不指望他们救国。这样的议论，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货本身，也有对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货行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属于违法行为，至少在公开场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货，学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论上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北京当局还是地方军阀，对于五四期间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碍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从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货的表面文章，但大体上都睁眼闭眼，只求学生们不在字面上宣传抵制日货就可以了。抵货的人们也很识趣，将日货改成“仇货”，或者“某货”，政府方面也就装作事情没有发生。只有天津警察厅将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学生抓了起来〔后来也放了〕，其他的军阀，基本上无所作为，连号称皖系嫡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也不过就是禁止大规模焚烧日货而已。有的地方军阀，比如驻扎湖南常德的冯玉祥，甚至公开支持学生抵货。当日本领事出面保护日商，冯玉祥则拿日本人私卖烟土的案件出来，跟日本领事纠缠，搅得对方只好不了了之。 抵货的中坚人士，肯定是学生，抵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牺牲精神。很多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所有日货，统统砸掉烧毁。 “这是日货，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台阶上，立即打碎了，淡红色的牙粉，飞洒满地。 “这也是日货，踩了去！”一只日货的洋瓷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瓷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一脚踢出，瓷盆就像含怨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 “你们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现很不能舍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见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说，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所带的铺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买了日本的牙刷，金钢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道销毁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钱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销毁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这是方志敏 href='/article/3220.htm'>《可爱的中国》里的一段描述，看起来像是小说中的场景，其实，书中的描写，在五四时的中国，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几乎都发生过，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北京各校学生，将学校消费社和学生“旧日所购日货”，一起拉到先农坛，冲破军警的阻拦，付之一炬。长沙某师范学校学生，将自己购买而未用的洋瓷面盆，当众踏碎。天津北斜村小学，在有教员演说抵制日货时，“竟有数学生将所用之色盒、铅笔当时捣毁抛弃，并对众发誓以后绝不复购日货”。天津北广小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天津民立小学的学生，干得更为彻底，他们开会讨论，“议定个人所旧存之日本货一律交由大会公同焚毁，以为自今日始永不购日货之纪念。当即一同捡齐，计共分草帽、书包、洋纸本、墨水瓶、橡皮、画图规、竹尺、洋笔杆、笔头、色纸、画图纸、石笔、石板十三类，约值洋二十余元。遂逐件拆毁，共付一炬”。杭州各个学校学生救国团联合会，约定于1919年的5月18日，“齐集新市场杭州城站两处，焚毁个人自有日货”。届时两处学生的自有日货堆积如山，“洋伞、手帕、草帽、草席、皮包、书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应有尽有，一把火全烧了，“各界人士往观者不下万人”。杭州的警察局还特地派警察来维持秩序。长沙搞过两次万人规模的焚烧日货大会，成堆的日货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投入火海。被当众焚烧的，是学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里的日货，则可以登记盖戳，销完不进新货即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在回忆中，也讲了一个相当生动的故事，她所在的长沙艺芳女校，师生成立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十人团，共约不再购置日货，以前购买的日货登记盖印，不许再买新的，定期检查。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 4e86." >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人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 前面提到的黎东方，也说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参与抵货，也干过把家里仆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这种做法，显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钱人家的孩子肯做牺牲，没钱的小贩家的孩子，也一样有热血。长沙北正街一个年方9岁的廖姓小贩之子，放学回家，“忽将家里摊上所摆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属日货，一律掀掷于地，用脚踢毁。其父母气极，而怒将其扭住痛责，其子遂骂其父母为凉血动物卖国奴不已。其父母因其骂故愈打，而其子见其愈打遂愈骂。正在纠纷未下之时，适某中学游行演讲学生等前来见悉，当大赞其子之爱国热忱，并贺其父母得此佳儿为门楣幸；并有一学生取出光洋二元给廖，作为赔偿损失费，劝令善视其子，勿再责打，并请以后不得再代卖日货。廖夫妇大为感动，除洋元力拒不收外，并承认此后永不再进日货。”宁波大丰昶洋货店，店主是宁波学生联合会会长张传畴的族叔，店产跟张传畴有“承继”关系，但是，当这个规模不小的店依然在卖日货的时候，张传畴带领学生，把店里的大批日货，一把火烧掉。在抵货运动的高潮期间，学生们不仅不买日货，而且不跟任何与日本有关的事沾边，车不坐，船不乘。学生和市民，组织大型集会，当众焚烧日货，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烧毁的日货，既有抄查来的，也有学生自己的。毁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种牺牲，而转购从价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货的国货，也是一种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学生们有这样的牺牲精神，身体力行，占据了爱国和自律两个道德制高点，抵制日货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推进。 由己及人，学生推动抵货，不遗余力，在他们看来，不这样，抵货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抵货运动，主要是禁卖和禁买日货，以禁卖为主。事实上，作为一般老百姓，很难有学生这样的觉悟，只要货物便宜，并不在意是哪国的产品，只要有人卖，就会有人买。据《大公报》报道，1919年6月16日，长沙学校放假，街上没有了学生演讲和检查，一些店铺就开始偷偷卖日货，“而无知愚民只知贪图便宜，乐往购用”。提到禁卖日货，必须强调学生以及其他运动积极分子的一种组织——救国十人团，这是五四运动中一种特别行之有效的动员组织，10人一组活动〔实际上也未必〕，自打在北京诞生之后，迅速被各地复制，成为五四运动宣传、动员、组织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组织，并非什么核心团体，而是普及性组织，凡是热心运动者，无论大中小学生，都自行组织，小学生似乎更积极。不用说，这种组织，在抵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除学生之外的市民，仿效这种组织的，有正义团和锄奸团等名目，对抵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组织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正因为如此，抵货在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效果。 十人团作用，在抵货运动中，主要是演讲和上街劝阻商家买卖日货。学生的行动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事先已经得到工商界的同意〔这一点我们稍后还要提到〕，各地在开展三罢活动时，学界和商界，就已经达成了抵货的共识，加上包括店员和工人在内市民也相当有积极性，商家多数都能遵守协议，禁卖日货，在整个抵货气氛的压力下，个别商家的“违规”之举，就比较容易被十人团纠正。上海的运动一开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人召开国民大会，在会上就提案各公司停办日货，致电钱业公所不用日本钞票，号召全国商界“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紧接着，5月9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进日本货，二，不装日本船，三，不用日本纸币。一致进行，坚持到底。”这样的共识，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国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上海工商界各个行业公会〔行〕纷纷表态，抵制日货，火车转运业，颜料业，花纱业，煤炭业，麸业，糖业，西药业，木商，五金业，粮商，铁业，洋布业，纸业，船业，零售业，南货业和钱庄，都表态不跟日本人交易，报业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广告。天津各界在结束三罢之后，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学界提议日后限制“各商号不得再订日货及用日币”，而且组织“日货检查团”，得到商界的赞同。各行各业，也跟上海一样，纷纷表态，支持抵制日货。有的商家甚至把日本纸烟，当众烧毁。 但是，1920年代前后，日货在中国满地都是的，那时的日本，很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货就是便宜货的代名词。因此，作为大而贫弱近邻的居民，对于日货有相当大的消费量。而且中国商人中，买卖日货者甚至专卖日货者，数目不小，即便他们都乐意遵守抵货的协议和公约，但损失却负担不起，即使全部转为卖国货，也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因此，组织抵货运动的组织，往往会给这些商家一个时间限制，让他们处理陈货，但是在这期间，不许新进日货。天津为了防止各个商家作弊，各行业组织统一清理。更温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个日期，将商家的现存日货检查盖戳，可以销售，但不许进新货，如果发现没有盖戳的日货，则一律没收。 尽管如此，在运动的高潮中，爱国道德的诉求，往往是越拔越高，激进的学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货从中国根绝，大规模开展焚毁日货活动，急切行动的压力，使得很多商家为了响应号召，或者躲过风头，也迅速地收起了日货，日货检查，也很快开始推行。当然，也有个别的商家不信邪，坚持买卖日货，尤其是某些向来专做日货生意的商铺，即使有心收手，也的确困难。对于这样的“违规者”，如果让上街宣传的学生赶上，肯定会遭到“劝阻”和抵制。各地学生和市民，组织日货调查团，到处搜查日货，谁被发现还在买卖日货，马上就会有麻烦。事实上，在抵货高潮中，这种行为即使没有碰上十人团，几乎都会被人揭发，马上就会招致十人团前来问罪。上海零售业巨子先施和永安公司，停卖日货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要求尽早把存货“竭力沽清”再行履约，马上招致救国十人团的警告，限期撤除货架上的日货。吓得两大商业巨头马上声明，自5月22日起，宁愿牺牲血本，“以示与众共弃之决心”。和平的劝说就可以奏效的情况当然好，采取把日货伪装成国货〔撕下日货商标，换上国货商标，改包装，等等〕销售之类的软性抵抗，也好说，但是，也就是有在运动中还敢顶风上的，就是不服从抵货，这样的人，不是迫于生计的压力，就是有日本人做后台，很难轻易罢手，经常会导致冲突，遭遇暴力在所难免。经营日货店铺的货品乃至店面被学生和市民捣毁的消息，经常见诸报端。这些遭殃的店铺，不仅不会有市民同情，还会遭致同业开除的惩罚。甚至上海的报关公所，也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那些私自偷运来的日货，直接销毁。广州抵货的情形，特别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说，群起夺而毁之，无一得免”。尽管有军警弹压，但街上带电灯的日本仁丹广告牌，买卖日货的店铺的招牌和玻璃窗，一律吃了砖头。有人回忆说，方志敏当年，在街上禁查日货，发现有人穿的长衫是日货，当场上去就给人扯下一大块布下来。有意思的是，尽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货，但警察却往往对学生的“暴力”不闻不问。上海学生5月10日在小东门附近检查一家商铺，发现有日货陈列，劝说无效，遂讲货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岗警投诉，“该警以其自取其咎，置之不睬”。长沙坡子街华泰长洋货店，暗进日货，被学生发现后，将“该店货物捣毁，”捣毁后还请警察来勘察现场，并证明学生们并没有乘机揩油。警察居然“当蒙允诺”，学生“整队归去”，一点都没因捣毁货物的行为，受到追究。因抵货的暴力遭致警方干预的事，只在天津有，那部分地也是因为学生闹得太过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才干预的。bbr> 天津的魁发成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事件的陈述，有各种说法，有些很戏剧化。据比较平和的《大公报》的报道，大概是这样的：1920年1月23日，调查日货的学生在天津东门内卢家胡同魁发成料器庄〔在周恩来《警厅拘留记》里，说是洋广杂货店〕，检出日本料器二十余筐〔周的记载是日本灯罩〕。期间，还有跟该店铺来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来，问检查的学生有无查货的执照，双方发生争执。然后学生跑回寻求帮助，来了一群学生，跟店铺伙计发生冲突，货物被打碎，最后学生将该店伙计裴某、张某，押往商会。第二天，经国民大会委员会在商会开会，议决将裴某“游街示众”。警察出来干预，学生方面“后复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长左臂，欲将其一同游行示众”。最后的结果是，魁发成的店伙被释放，有六位学生被捕。当时很倾向学生的《上海时报》报道，也承认学生的确是把店伙押走游街，只有《警厅拘留记》不提此事，但也没有否认。其实，早在1919年7月，据学生自己办的《南开日刊》报道，他们就已经将继续买卖日本棉纱的万德成棉纱庄的店伙〔店主溜了〕，游了街。 当时，学生一向是将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视为奸商的。因此，游街示众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也相当平常，比这还要过分，也不罕见，有的地方，如宁波，还给“奸商”戴上高帽子。据长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员回忆，当时他们组织“锄奸团”，对付买卖日货的“奸商”，采取过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头，打闷棍，打石头，用硫酸镪水泼的惩治手法，甚至将偷卖日货的商人，捆起来，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钻子钻。这些回忆，由于是后来做的，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证明，对“奸商”的暴力惩戒确实普遍存在。 抵制日货的另一面，是提倡国货，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为什么工商界对抵制日货特别积极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怀有实业救国之志的企业家，还是只求牟利过活的商人，除了专做日货进口生意的人之外，对于提倡国货，都有很大的热情。那个时代，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国门洞开，庞大而贫弱的中国，在以工业化崛起的日本商品冲击面前，没有招架之力，成了中国近邻日本的商品倾销地，便宜的日货，占据了中国日常消费品的绝大的份额，将中国的民族资本压迫得很苦，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很难跟近在咫尺而且资金、实力、技术条件都大大优于中国的日本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最大的获利者，其实是日本产业，使得日本资本得以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突飞猛进，变成压在中国工商界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这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能够这样容易地在工商界引起共鸣的原因。当年北大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先生回忆说，在运动波及上海之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给北大学生10万两银子，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也捐了10多万巨款。但是都被学生退回了。但这个举动就已经表明了工商界，尤其是那些处于跟日货竞争状态的资本家支持运动的态度。 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市场上，中国国货很难跟日本货竞争。很多日用品，比如学生常用的脸盆、牙粉、墨水等，国产品牌很少，而且市场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货开始，学生要找国货的替代品，脸盆只能用手工生产的木盆或者铜盆。显然，五四抵货运动，给国货带来了一个机遇，通过这种全民性的基于道德的抵制运动，国货有了一丝喘息之机。 事实上，学生上街宣传抵货，同时也提倡市民购买国货，抵制日货和宣传国货的力度一样大，各地学生和商家联合组织“国货维持会”，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提倡国货。演讲，喊口号，贴标语，一面说提倡国货，一面说抵制日货。学生们经过调查，将日用国货产地品牌开列出来，详细标明对应替代日货，印发给市民。比如国货人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国货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的金刚石牙粉，等等。有的地方码头工人鼓动乘客坐中国船，不坐日本船，如果乘客听劝，则免费把行李带上船摆好，如果不听，“就把乘客的行李乱丢，口里还骂‘亡国奴’”。学生也来到码头上劝说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听，就在人家衣服上盖上“亡国奴”的印记。 也有学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销国货。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整队游街，贩卖国货，一队军乐，一队童子军，一队为“贩卖队”，“其货如牙粉、人丹、信纸、毛巾等类，极其充足，购者甚伙，一时应接不暇”。一些女校学生，组织“国货贩卖团”，背着国货上街发卖，“并随地演讲提倡国货以救危亡各情形，听者无不鼓掌。其货物价格较市面上为廉，如洋袜手巾等物，俱仅售铜元十余枚，故购者甚伙”。有的中学生组织的国货贩卖团，一边提篮卖货，一边散发国货货品单，像发广告一样。天津的小学生，组织救国团，也下设有“贩卖部”。天津十人团总部，也在张罗成立“国货公司”，分第一、第二、第三分公司，意欲让国货公司遍及国内。有这样的热情而富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即营造出同仇敌忾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氛围。运动，对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者而已，简直是盛大的节日。 节日里的民族工商界，无疑是运动最大赢家。日货的萎缩，则意味着国货的大卖，这期间，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商家兴高采烈买卖。一些新的企业计划，趁着运动的火热，纷纷出台。上海纺织业纷纷增加资本投入，添置机器，钟表业张罗建钟厂，爱华肥皂厂也扩大生产，增加资本。在天津，范竹斋等人筹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另有二十余家商号联合开办纺纱厂。大名县的国货维持会，也要组织“民利工厂”，专营织布业。一直以来中国电器都被日本垄断，上海有人趁此抵货之机，开办自己的电器厂，已经向开始美国定购机器。一向为日货占据市场的桑皮纸，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准备自己开厂生产。宁波商人，当时算是中国工商界的翘楚，他们在抵货运动之后，办起了美球袜厂、翔熊软席厂、瑞成洋伞厂和民醒砂皮厂。当然，也有人趁机发爱国财，上海大马路方九霞润记银楼发明“国耻金戒”，“一般热诚爱国者，咸乐为购买”。有个卖冰激凌的，在摊上挂白旗一面，“上书：‘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大家罢市救学生，都要有齐心。醒醒醒！快快来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诸君吃了勿要学那五分钟热心。’”资料上没说生意怎样，估计跟银楼一样，大发市利。这样的赶爱国的时髦，看着虽然有点别扭，但决不能说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宗旨。学生们在国货制造中，也试图一展身手，当时的出版物，就有介绍自行制造墨水的方法的。前面提到的黎东方，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自己买了原料，“如法炮制”，造出了紫色的墨水，可惜有沉淀，卖不出去。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办了爱国商行，自己用布和绸子缝制手绢、织线包、书包，还做伞，在手绢上还绣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可惜这样的学生手工，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抵制外货，在中国并非第一次，但是，这次的抵货，却的确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同时也最为深入的一次，从黑龙江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县城，都卷入抵货运动之中。抵货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日本人和日本产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进日货，不用日元交易，学生和市民不买日货，不乘日本轮船，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报纸不登日本广告，连黄包车夫，都拒绝拉日本人。这样的全民的立体的抵制，对日本的对华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天津《益世报》转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消息，说自抵货发生以来，1919年5月的输华商品，较之平时已减去30%。由于大阪与中国关系最深，因此受影响最大。
《益世报》载上海海关1918年7月和1919年7月日货输入比较
货名1918年1919年
水泥4000担无
衣服42158打15417打
煤39314吨15417吨
棉纱4042担737担
生棉5112担无
粗布241550匹27000匹
家用器具51173打233打
火柴107900箩15900箩
镜2634打无
黄铜3511担119担
紫铜283担572担
铁2162担24担
纸3936担607担
布104299匹77604匹
糖22828担7093担
伞78403把无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输华商品，除了紫铜一项，其它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实日本伞下降幅度最为恐怖，从将近8万把降到了0。这跟各地纷纷抵货中，人们拿日本雨伞出气，拆毁而且再踏上一只脚的场景，遥相呼应。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40%。走私的减少量，还没有计算在内。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报告里承认，出于运动的缘故，各业对日交易陷于停顿，金融业“对凡于日本有交易关系者，则不与之交易；正金与台湾两银行之纸币几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极少数之外国商品或中国土产品外，对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顿；尤其报关运输行等，因排日关系，日本货品完全不能搬动。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满铁等轮船公司，自从19日中国报关业公会决议不在日本船只上载货以来，虽尚有若干乘客，中国人之货物已完全不交载运。日清汽船比平时减少三分之一，戴生昌减少四分之一，满铁减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长江或内河航路为其唯一生命而竞争又甚激烈之轮船公司，其受打击甚大，料不易恢复原状。……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货商店及少数贩卖当地日本工厂制品者外，固然期货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订契约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为完全停止状态”。另据马寅初考察，“以1919年为例，日本日清汽船会社往来沪汉间所载之货量，4月份为5552吨，5月份降为2157吨，6月份为37吨，7月份为87吨，9月份99吨”。台湾老资格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开封的一个中学生，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抵货运动，在交通要路检查日货，他回忆说，眼见得，逐渐日货就没了，“而美英货却渐渐多了”。一位参加运动的云南人回忆说，1919年到1920年间，日本棉纱对云南的输入，少了“十分之九”。但是，查阅日本大藏省编辑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却发现，在抵货前的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日本对华贸易输出额为359,150,814元，输入为281,707,333元。次年，的对华贸易输出额为447,049千元，输入为322,100千元〔单位为日元〕。在抵货高潮中，日货输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增加，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抵货声浪中，显然有些不合情理。显然，从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货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只有一种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贷款大规模购买日本军械的时候，应该是武器的输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减少。 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日货倾销地的情况下，总体上由于中国人消费能力过低，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不怎么购买日用工业品，牙粉、洋瓷盆这样的东西，农民根本就不用，消费者仅限于城市里的学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输华商品量虽然对于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体贸易来说，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输出总量为1,962,100,668元〔日元〕，对华输出为359,150,814元，1919年总量为2,098,872,617元，对华则为447,049千元。中国市场固然对于日本很重要，但这块市场销量的减少，还不足以制日本的死命，所以说，通过抵货就可以让日本衰落的想法，显然并不现实。况且，当时中国农民消费洋货最大的部分，是购买机制棉纱，然后自己织布，但是日本纱厂很多却是在中国开办的。抵货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农村，即使深到了农村，想将日纱完全驱逐，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是五四这种持久而深入的抵货运动，抵货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抵制日货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难说。一方面，当时中国这样的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的弱国，在一个正在走工业化上升路线的强邻压迫下，孱弱的民族工业，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事实上很难出头。明眼人都明白，仅仅靠市场的竞争，国货一时半会儿是无法跟日货匹敌的。抵货运动的初衷，是通过不买日货，削弱日本的实力，但最终却是落到振兴国货上。不管怎么说，五四运动中全民规模的抵货，给了民族工商业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常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里面应该有抵货运动一份功劳。五四的抵货运动，跟五四示威游行一样，从后来的结果看，不唯拉动了民族工业，而且的确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对于不久后的关税自主争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但是，抵货毕竟伴随着暴力和强制，一种在爱国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强制，至少在抵货高潮的时候，非法地伤害了日货经销商和购买者的利益。这些人不仅物质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们买卖日货，但也是正当的商人，被冠以“卖国贼”、“奸商”、“亡国奴”、“冷血动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种伤害。显然，这些人，即使贪图私利，也似乎没有多大罪过，跟卖国根本沾不上边。买卖日货，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仅仅是谋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个人真的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坚持买卖日货的。他们的“过错”，从道理上讲，是不顾民族利益的大局，从当时的情势来说，则是不服从集体行动，但是，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并未争得他们的同意。 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用暴力和强制，全民性的抵货能否贯彻下去，又肯定会是个问题，就像西方工人罢工一样，如果不组织纠察队，强力阻止厂主从外地招工进厂，任何罢工都坚持不下去。但是，不管怎样，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个人自由的旗帜，在爱国主义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缩了，萎缩到连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一声不响。在这个意义上，从新文化运动走到五四街头抗议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来主张的反面。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对于抵货的意见。当时，严复的儿子严琥正在唐山工业学校读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严复闻讯，去信责备。信的最后有几句话，很有点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同，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是啊，在爱国的大帽子下面，有谁还敢提出异议呢？没有异议，自由将如何安放呢？ 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难局。之所以有这个难局，关键在于当时特殊的情势，国家主权不完整，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市场变成了日货的倾销地，而中国的政府，没有这个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民众自行设法。演成这样一种局面，事实上对于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当时，要想根本禁绝日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产的日用消费品销量不大的所在，抵货运动的阻力反而越大，因为在没有相应便宜的国货替代的情况下，抵制日货的结果，是直接损害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费。一位当时山东诸城的小学生回忆说，他参加抵货之后，回到村里，靠做小生意为生的亲戚都躲着他，一个大叔对他说：“实话说了罢，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作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厂织的布，你念的书也是日本工厂出的纸印刷的。”另一位在洛阳参加抵货的中学生回忆说，洛阳的商家对抵货就不热心，自己的一个做店伙的表兄，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学生们抓到了一个偷运日货的“奸商”，捆了起来，这个“奸商”不但不服软害怕，反而愤愤不平地跟学生大叫大嚷。安徽芜湖的商会，对抵货也不积极，以至于愤怒的学生把商会砸了，“首先拆了商会的电话，后来又把商会办公室内的家具打得一塌糊涂，有些东西简直被砸得稀烂”，连商会会长的头都被学生打破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禁了日货的输入，那么在中国的日资工厂产品怎么办？抵货的时候工人可以罢工，但不能总是罢下去。很多农民织的土布，实际上用的棉纱，却是机纺的，其中就有不少来自日本开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不待全球化，当时已经出现了。就算抵货运动对国货的保护和民族工业的推进，效果也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得承认，由民族主义高扬而发生的抵货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刺激，只能是暂时的，民族工业的壮大，从根本上说，还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扶植和适度的保护。这一点，其实抵货运动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经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开日刊》上的一篇评论说道： 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家庭工业”、“手工制造业”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外国来的“机器制造品”打灭了。我们日用的东西，几乎离了外国舶来品便不行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做了外国的“工业战利品”，已经失了自己的“独立权”。我们如果不把这独立权恢复转来，有甚么方法，可以达到我们“国民自决”的目的呢？所以我们今天顶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国民自给”。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 不错，不错，大家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大家在那里提倡国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大家所提倡的国货，是不中用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物品，和舶来品竞争，已经打过好几次败仗的了。今天靠着大家的“爱国狂热”是可以畅销的，明天这群众的“爱国狂热”减少了，中国的市场，仍旧要被“舶来品”占领去的。所以我要大声疾呼的向着中国的工商业家说几句话： （一） 赶快的去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 （二） 赶快集合你们的力量，办一个大大的“化学工业试验所”。 （三） 赶快的把工商界和学术界用有力量有系统的组织打成一片。 （四） 赶快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 这些在90来年前的话，在今天读来，依然很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货差不多同时，印度的甘地，也在领导一场针对英国人的抵货运动。五四的抵货运动，没有像甘地那样，提倡回到土纺车纺纱织布、土法煮盐的中世纪状态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值得国人自豪的事。最后，必须一提的是，在整个抵货运动期间，日本方面虽然多次提出抗议，在华的日人，大体上还表现比较克制，只有在日本势力特别大的山东和福建，才出现了一些冲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闹得比较大，最后演成中日间的外交纠纷。也可以说，虽然说，是抵货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表现了最大的克制，尽量避免波及日本人，发生跟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中国的抵货运动，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也是运动最终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对抗，和平落幕的一个外部因素。当然，抵货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说明即使这样一个具有学习西方背景的运动，一旦有了爱国的集体道德诉求，自由会被压缩到何等地步。五四运动尽管有大量的自由主义者参与，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运动过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高扬，但自由却萎缩了，成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科学和民主也在激进步伐中变了味道，中国政治进一步在民主的轨道上步入下降线的原因。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的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 城里人则没有被搅动的少，如此大规模的运动，天天折腾，宣传，示威，想置身事外都难。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 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晚清以降，花界对于政治向来热心。革命党在妓院谈革命，保皇党也在妓院里讲保皇。成立了国会，八大胡同的常客，人称来自“两院一堂”：国会的参众两院，以及京师大学堂。花界花魁的评选，晚清时节是状元、榜眼、探花，民国则是总统、总理、部长。连时装裙裤，都印着国旗。因此，在五四这种热闹的时候，自然不会置身其外。北京的花界，官僚气太重，好像很少听说有运动的消息。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bbr>.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发起者为名妓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等人，这些人都是校书级别的名妓，多次上过花界花魁榜的。这个救国团，曾一日发出传单两千张。其中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写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受到影响，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前的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繁荣了文坛，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彼时即使良家妇女，也习惯由“床头捉刀人”代笔，投稿作品，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男人替女人说话，以女人的口吻说话，到底是男人的意思，还是女人的意思？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因为，妓女们不仅有文字，还有行动。据当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当时的上海滩，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开汽车兜风，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真是又时髦，又刺激。在运动中，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她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显然，这对于便宜的日本化妆品要求甚多的若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损失还是相当大的。而且，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道：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更是不可能存在。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敬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果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这样的事情，在本质上，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动员的一部分。告诉人们，连妓女都爱国了，你们动还是不动？只是，被拉的妓女，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由被拉动，到自己动，她们有这个自觉。就算是被利用，她们心甘情愿。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 退一万步讲，妓女之所以有这样做的动力，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除了最下等的之外，一般来说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体，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女性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连义和团这样因为“神术”禁忌而高度歧视妇女的运动，也有所谓红灯照这样的传说，更有黄连圣母这样出身低贱的女人，作为抵御洋人法术的法宝出来。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很快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到了这个地步，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时髦。无论何等人，赶不上这个时髦，就有点掉价，在上海这样一个讲究时髦的城市，尤其如此。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因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因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有时候，这种色彩，会让一场原本很严肃的政治运动，变得有几分滑稽。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反过来，自打晚清起，革命党人筹划革命，也经常在妓院里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入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有她们作为反衬，对那些学生心目中的卖国官僚，形成一种巨大的讽刺。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人，相当乐意鼓励妓女爱国，或者说揄扬妓女爱国，自 href='584/im'>《桃花扇》以来，这种歌颂俨然一种文人传统，从颂扬柳如是、李香君的气节，到歌颂赛金花的献身救民，即使妓女并非真的这样，文人也要制造出来。此风到了民国，一点没有衰减的意思，我们在人们对小凤仙的赞扬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余风。当然，受到赞扬的妓女，也没辜负这份盛意，她们的参与，也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洋人下毒的魔咒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因此，五四运动虽然看起来很文明，不仅不直接对所要反抗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最有力的武器，无非是抵制日货，甚至连日货这个名称也隐晦起来，改为“仇货”，或者“某货”，同时在推行运动之时，力求征得西方列强的同情，以自己所谓的文明行为争取同情，尽量不开罪西方人。甚至在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的巡警镇压游行，开枪打死打伤多名游行民众时，也没有因此而掀起一场针对英美的抗议运动，反而自动在租界偃旗息鼓。但是，一个自反洋教骚动到义和团运动以来的魔咒，在号称文明理性的五四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洋人下毒的谣传。 在人类历史上，外人〔不一定是外国人，外地人也一样〕下毒，一向是跟排外风潮相伴而生的一种谣传，每当一个地区发生瘟疫或者其它灾难的时候，排外总是一个地区居民缓解焦虑的一种选择，而外来人下毒〔导致瘟疫〕，则是排外行为的最好解释，它提供了人们疯狂排外暴行的合法性依据。在欧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被怀疑下毒的人，依次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中国人，或者其它东方民族的人，越是跟自己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外来人，被怀疑下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在中国近代的排外风潮中，西方人则成了当然的“下毒者”，在太平天国覆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这30多年里，在众多的打教〔针对基督教的教案冲突〕风波中，洋人下毒，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只要有瘟疫发生，谣言就会自动生出来。1892年，在广东揭阳流传的一份打教揭帖，专说洋人下毒，说是洋人 4f1a." >会在“饼馃糕糖”里下毒，然后给孩子吃，会在东西里下毒，送给人拿了就中毒，会在钱上下毒，会在笔里下毒。后来发展到有瘟疫发生，大家怀疑洋人下毒，没有瘟疫，大家也认为洋人会下毒。总之，只要存在冲突和紧张，洋人下毒，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永恒话题。义和团运动中，并没有伴随大规模的瘟疫疾病，但在许多义和团的揭帖中，都附有所谓的解毒药方，说是中了洋人下的毒之后，按方抓药，可以无事，比较典型的有“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或者“吉豆一碗，乌梅七个，大王麦七个，花生十个，白菜疙瘩七个，红糖一两”。有意思的是，前一个所谓解毒药方，在2005年的非典危机中，也出现并流行过。 五四期间洋人下毒的谣传，由于普遍的仇日情绪，理所当然单一地集中在日本人头上。从目前的史料看，恰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这样的谣传最多。据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自上海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三罢运动以来，有关日本人下毒的谣言就满天飞。尽管工部局警务处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下毒事件都子虚乌有，但谣言却没有止息的意思。一些中文报纸，也“每天不断地刊登一些假想中的防毒案件，致使中国居民信以为真”。后来，工部局警务处采取了强制措施，迫使中文报纸撤掉这些报道，并不断发布工部局的辟谣公告，租界内的谣传才在逐渐平息。但事实上，谣言完全的平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租界内没人敢传谣了，但华界还在传。华界政府也出告示辟谣，强调这种谣言，“全系奸人捏造”，“捕风捉影，全属无稽”。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后来，连上海的周边地区，都在传，害得不明里就的人，神经过敏，平白生出很多事来。事实上，只有在运动本身平息了，谣言才会逐渐销声匿迹。 最吓人的谣传，是传说日本人在公共自来水里下毒，而且听说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已经当场拿获了一个“置毒药于水筒之日人一名”，因此，华界的每个自来水水筒边，都已经加派“岗警防范”，云云。又有传说，日本人在旅馆的茶壶里下毒，被当场抓获。还传日本人拿瓶毒水，倾入居民区的井中。此后所有的饮水井，都加上了盖子。总之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年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有关洋人下毒的谣传，口传之外，主要通过揭帖流布，五四时期则有传单性的街头小报。当时上海有份小报《救亡雪耻报》，这个小报上就有关于日本人下毒的“亲眼所见”： 啊！中国人的生命！那里有公道！那里有王法！ 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昨天上午当我走入城里侯家浜时，我看见一个小孩从小贩那儿买了一块糕来吃，这孩子觉得不对，便把吃过糕的一块从口里吐出来，立刻嘴唇上起了一个泡。当我在北海路，万年楼茶店时，我看见一人送蜜饯给小孩吃，旁一老人看了便制止说，吃这东西，而将此物投入水中溶解，这时水便沸腾起来。他要抓住这人，但被其逃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决不是谣言。〔由于是整理者从英文转译过来，有现代人的语言感觉——笔者注〕 这样的小报谣传，跟此前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期间洋人下毒的同类揭帖，非常相似。都强调“亲眼所见”，前面提到的1892年传洋人下毒广东揭帖，结尾处也强调，这些事“盖系海丰秀才在南阳教书目见”。而义和团期间一份玉皇大帝下凡传谕灭洋的揭帖，也强调是“亲眼所见”，而且赌咒发誓，说是如果假造，“五雷将劈了我”。显然，这样的强调，无非是借以“亲见”强调揭帖的真实。 其实不用赌咒发誓，强调亲眼所见，“证据”自己就会冒出来。谣言满天飞，类似的“事证”，突然之间就满街都是了，自动出来证实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日本和朝鲜人的行为，在国人眼里，开始变得可疑起来，怎么看怎么有鬼。但凡见着有拿粉状药包，甚至牙粉，以及上药店买药、手拿药水的日本人，都会被人怀疑为下毒之人，弄不好，会被多疑的居民扭送警察局。有两个日本人上街买药，带着两瓶药水在街上走，忽然之间后面就跟了一大群中国人，而且越跟越多，大家哄传，这两人是前来下毒的。最后警察出面保护，总算没有出事。不仅粉状和水状的东西可以是毒药，连铜圆，也可能被人怀疑为带毒，如果有人碰巧把一枚铜圆掉到水缸里，即便这个人穿着打扮不像日本人，也会被视为乔装的日本人下毒。“打酱油”是现在人特别的调侃性的网络名词，但早在五四时期，在洋人下毒的语境下，外国人打酱油则有了麻烦。有一次，一位高丽人〔朝鲜人〕到酱园打酱油，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因为市民将他当成了日本人，非说他是借打酱油之机，在酱园的酱油缸里下毒，高丽人走掉了，但酱园老板吃了亏，最后他不得不把酱缸里所有的酱油都倒掉，众人才罢手。两个日本人，买了两瓶酱油，“因瓶上稍染污秽，在华法交界自来水龙头上洗濯”，有了更大的麻烦，众人非逼得租界的安南巡捕把他和酱油送到捕房验证确是酱油，才算了事。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上海是民众对日本人下毒过度敏感的地区。但不意味着其它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谣言和相应的恐慌，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也曾担怀疑过一个日本记者下毒，将之扭送警局。藏书网 中国人和日本人朝鲜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识别，疑心一起，见到有人拿药瓶，尤其是带西洋字码的药瓶，民众就会生疑。一次一个西药房派人送药到某工厂，结果路人以为是送日本人支使前来下毒，逮着就一顿好打，结果受伤送了医院。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只因带着两个药瓶在街上走，也被民众怀疑是受人指使下毒，将孩子扭送往警察局。下毒谣传，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群体性恐慌。这种时候，如果恰好有人因天气炎热而群体性中暑或者食物中毒，大家想都不用想，就会把账算到日本人身上。恐慌，因为有了“切实的”证据，而愈演愈烈。 跟群体性恐慌相伴而生的是暴力。尽管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强调文明抗议，摒弃暴力，但在“下毒”威胁下的民众，处在恐慌之中，针对日本人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很难控制，这一点，在上海，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恰是下毒谣传最为流行的地方。日本人在街上行走，不断出现遭遇袭击或者群众围观的事件，一个日本人骑脚踏车在虹口西华德路上行走，被一群小孩发现，“大呼‘东洋人’来了”，吓得他急避疾走，跌倒在地。上海罢市第四天，有两个日本人迷路，也差点被居民群殴，急往岗亭求助警察，方才得免。然而，去乡下的日本人，就没这么幸运，一个名叫片冈恒雄的日本人，乘一辆黄包车在沪西郊外，被乡人发现，误以为他是来下毒的，结果遭数百人群殴，以致重伤。如果有中国人这种时候穿日本和服出行，挨揍是肯定免不了的。 可是，误会也是难免的。被乡下人误为日本人来下毒的中国人挨揍的事，时有所闻，连上海驻军的现役军官，一个营副，也在城郊龙华附近被误为下毒之人而遭痛殴，惊动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最严重的一个事件，是官拜淞沪护军使咨议官、陆军少将的官成鲲，居然也在行走城郊时，被乡民误会成前来下毒的日本人，而正赶上这位少将又言语不通，估计态度又不好，结果误会更深，一顿暴打之后，竟然殒命。.. 需要一提的是，在这种恐慌气氛中，整体上在运动中比较克制的日本侨民，也有人意欲斥诸暴力，对付中国人。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在1919年5月27日，发现两个日本学生佩戴手枪，说是要“打中国人”。这种来自日本人的反弹，无疑加剧了空气的紧张与恐慌。 一场新式民族主义的运动，一场组织和参加者都在刻意避免不文明的运动，在一个类似巫术的下毒魔咒上，却出现了旧式种族排外运动的影子，从谣言的制造、流行、对运动动员的作用，都跟五四运动所要刻意避免的“盲目排外”的反洋教和义和团运动，有着非常相似的品相。从本质上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都具有煽动民众情绪、加热运动气氛的动员作用。海外五四研究的大家周策纵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而且五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甚至还说，五四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更确切地说〕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周先生看来，五四的反日过激情绪，仅仅是支流而已。显然，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过于理想化了，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弥散之后的底层反应，事实上很难说运动的参加者所敌视的日本人，仅限于“军国主义分子”。尽管五四时的情景，跟义和团不一样，知识界对于文明和西方世界的认同，今非昔比，自戊戌以来，日本也一直是作为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存在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场文明的抗争，却依然将自己想当然的最不文明的巫术伎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事实上，五四运动尽管表现了对西方的亲和，甚至在遭遇租界当局武力镇压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这种亲和，但并不意味着运动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只是运动的参加者将排外的对象，限制在了日本一国，日本一国之民而已。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起来，这种限制往往是不可靠的。一场文明的民族主义运动，只要需要表达对列强的抗议，只要动员波及了社会的下层，对抗议对象的敌视，很容易转换成最古老的巫术魔咒。因为只有这种魔咒，才会真正激起下层社会的恐慌和敌意。若要广泛动员，就需要敌意，有了敌意，恐慌也就难免。在运动热潮中，尽管主导运动方向的学生和商人中，不乏明智者，但却很少有人会站出来辟谣，往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在日本人坏这个大前提下，运动的参加者，即便是有知识的大学生，其实对这种古老的巫术谣言，也没有多大的抵御能力。有知识的学生，在某个具体的下毒的事件中，也许有判断能力，但往往无法否认整体上日本人坏、日本人想要害死中国人的这个大命题，因此，洋人下毒的这个古老的魔咒，就这样在一场说起来很文明很西化的抗议运动中，流行开来。 从义和团到五四，中国人在列强压迫下的危机忧虑始终存在，虽然，五四运动发动和主导者对于缓解危机的方式，跟义和团的农民，有根本的不同，但运动一旦波及了下层社会，这种不同，也就看不出来分别了。反过来，下层社会特有的动员方式，特别是这种方式奇强的动员效果，也感染着运动的上层，使得那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生和报界人士，对这种荒诞不经的谣传，采取默认的态度，有的人〔报界〕甚至不惜推波助澜。在“动”起来的群众面前，即便有头脑清醒的人，大概也很难会站出来给群众“泼冷水”，处在群体性运动的人，运动起来的时候，运动，往往就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之间，并没有一条可以截然分开的鸿沟。99ｌｉｂ? 租界里的镇压事件 我曾经讲过，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发生学生游行示威，以及开展三罢运动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出现军警镇压的场面。即使学生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日货，拘禁卖货人，押人游街，警察的干预也是温和的。没有军警开枪的记录，少数几例被军警刺刀伤到的事件，到底是学生自己找上去碰的，还是军警主动的还不清楚。在五四期间，总体上是军警怕学生，不是相反。就连皖系军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没有发生镇压行为。一向名声不好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湖南督军张敬尧，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同时，尽管运动是反日的，但由于学生的有意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跟日本人的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在华众多的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现出了克制。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评的。从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的批判，是应该受到西方人欢迎的。因为，毕竟在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西方不乐见到的。因此，无论西方的舆论，还是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对五四运动，大多抱有善意。反过来，参加五四运动学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视为盟友的。从运动伊始，就在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镇压而导致的流血事件，造成游行的中国人1死9伤的惨案，却偏偏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里。行凶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国警察。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的第二天〔10日〕，上海三罢的学生和商民宣布在这天开市，庆祝斗争的胜利。一支游行队伍，从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的山东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据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对上海英国总领事的报告，英国巡官洛克，跟游行队伍的领头人，用英语做了交涉〔报告称，领头人英语很流利〕，要求队伍退出租界。但游行的群众不肯，于是巡警开始强行驱散游行，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讲，巡警受到了袭击，但袭击巡警的东西，“桌子、竹竿、拍门板、石头、煤油炉”，“全部从阳台上及窗口投掷下来”。但是巡警们却“笔直地朝着‘暴徒’开了三枪”，也就是对着游行队伍开了枪。大街上倒下了10个人，1死9伤，至少有3人伤势很重。在冲突中，还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没有说明逮捕了多少人。? 后来，在法庭上，验尸官证明，死者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侧太阳穴穿过右侧太阳穴。显然，这样的射击不是随意的。而督察长T.I.万亨的证词，则说是他用马枪对游行人群开了3枪，而巡官洛克用手枪开了7枪。另外一个巡官劳伯逊的证词则说，洛克是第一个开枪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几发。 中国人办的《新闻报》报道此事，说是巡捕阻止游行，但游行队伍“拥挤不退”，“即开枪轰击”。报道详细开列了受伤者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籍贯。英文的《大陆报》报道比较详细，说是巡捕的马队向示威游行队伍冲击，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杂物从上面扔下来，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后总捕头就下令向示威者开枪。现场目击者说有2个人中弹死亡，但只找到1具尸体。开枪后，大批巡捕和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带着至少两挺机关枪赶到现场。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严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入公共租界的学生和市民游行队伍，仅仅是为了庆祝罢免曹、章、陆的胜利，没有丝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对租界当局没有一丝的敌意。但是，却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马队冲击，就常识而言，这种冲击，对游行者是构成伤害的。尽管此前租界当局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游行〔这种禁令本身就非常蛮横和没有道理〕，但在整个上海包括租界的华人〔占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欢庆的时候，如此刻板地执行禁令，说明租界当局根本没把华人当人看。显然，这种对游行队伍粗暴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由此导致的反抗，其实主要来自街上两边的居民，所有扔下来的杂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说法，也是自上而下，来自楼上阳台和窗口。这种反抗，对于巡警的伤害其实相当有限，但巡警却开了枪，居然是冲着密集的游行人群开枪。开了多少枪，其实巡警自己也说不清楚。死伤的人没有来自楼上扔东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来增援的巡警，还带来了机关枪。如果增援者来了之后，游行队伍还没散，十有八九死的人会更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毫无道理的、非常恶劣的、非常野蛮的镇压事件，一场租界警察针对毫无敌意、手无寸铁的人群施行的杀戮，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惨案。这个事件，其实跟五年后的五卅惨案很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五卅惨案还没有道理，毕竟，五卅运动时的游行示威人群，的确是冲着租界去抗议的，表现出了强烈的敌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枪口所面对的，只是一些兴高采烈欢庆的人群，像是一些过节时参加集会欢乐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较多〔死13，伤40余〕，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质却恶劣得多。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成一桩惨案载入史册。即使在当时，在场的人们也只是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示抗议，然后就悄无声息。除了《新闻报》以外，多数中文报刊都没有报道，更没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报刊，倒是都做了报道，只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当局一边。唯有《大陆报》相对中立，路透社驻南部中国的经理还认为，《大陆报》表达了对开枪事件的不满。比起稍晚些时候的福州事件〔1919年11月〕，显得相当蹊跷，福州事件仅仅是因为查抄日货，学生被日侨打伤了几个，就闹得全国沸腾，北京政府接连对日强硬交涉，全国学生和市民一致抗议，使得原来都有点冷的运动，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来，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的确是太有“统战”意识，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尽管人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不仅英国和法国人对中国的要求不屑一顾，就连会前高调宣称支持弱小国家的美国，也跳了票。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英美的态度，简直跟后来的五卅惨案时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把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视为具有关联性的事件。 没错，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多数西文报刊都发表文章，对运动表示赞赏。连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也对运动表示同情，他在回忆录甚至说，五四运动是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感到遗憾。他还特意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一位当时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甚至认为，芮恩施是一位中国学生运动的间接鼓励者，他的辞职，也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背叛”有关。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个特别的地方。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已经存在了60余年。尽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华人的努力，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其兴盛的契机，却是因为洋人的进入。况且，在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上海由于有租界和西方军队的存在，不仅成了东南部中国富人的庇护所，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政府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提供了一个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国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别浓烈的殖民主义气息。这些人自称为“上海人”，他们不关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于说中国话，“他们从来不在这些租界的边界之外走动，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们很蔑视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对上海也不屑一顾，他们看来，“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一个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发现，在上海，一个西方人，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对中国人让路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在租界的华人缴纳了绝大部分的税款，但租界工部局的华董却没有几个。在租界黄埔公园，还竖着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按一个美国记者的记忆，牌子应该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禁止携带家犬进入，下面写着：“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No 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即使满口英文的高等华人，在租界里，一样没有什么地位。就连巡警，华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马来的巡警地位还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还好一点，至少在对中国人的歧视上，要轻得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殖民主义气味极浓的租界里，一个多年来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尽管北京的美国公使对五四运动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总领事告知美国的侨民，要保持中立。但在公共租界的美国人，却本能地和英国人，甚至和法租界的法国人保持一致，一致地对中国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的热情，表示了某种轻蔑的疑虑。他们总怀疑这些上大街大喊大叫的中国人，有可能是义和团再生。惨案发生之后，老资格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报道，就在刻意渲染在场的中国人如何喊打，多少人高喊“杀死洋人”，并且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把屠刀〔连租界警方在法庭上都未提及〕，暗示游行的人有暴力的企图。至于工部局，则非常坚决地阻止租界的学生和市民的一切活动，比倾向皖系的护军使卢永祥还要积极。自打运动一起来，他们就严令学生和市民，在租界里游行集会，演讲宣传，一发现就镇压驱赶殴打和逮捕，哪怕游行集会的人，仅仅是些小学生。1919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和江西路的交界处，租界巡警就驱赶一群游行的小学生，“西捕一排”，“手杖强柄乱敲乱打”，还打伤了几个小学生〔只是伤得不重〕。上海学联，以及在租界的学校的学生，多次对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但租界当局均置若罔闻。但凡学联和市民团体在租界有活动，场所就被查封。基督教女青年会给工部局致信，几乎都是在苦苦哀求了，信是这样说的： 我们为工部局实施高压措施，来禁止我们学生用正当手段以唤起我国人民抗议政府的错误措施，以及在巴黎和会中争取中国应有的地位，而感到苦恼。正如你所知道，学生不仅自己采取和平的手段，而且也劝别人采取和平的手段，采取这个手段后我们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爱国游行中都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个别人的骚乱事件。但是我们恳求你容许我们的人民，若是不准许他们自己来散布正确的消息，则还有谁能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呢？我们请求你与我们运动的领袖互相合作，允许我们开会，并允许在租界内进行和平的宣传。.. 可是，这样的哀求，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租界当局的这种丝毫不通情理的态度，不只是出于他们一贯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跟他们在北方的同胞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由于上海是西方人的天堂和乐园，所以，最先来中国的西方人，首先选择的是上海。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政权的白俄，也陆续大批地涌进上海，而非他们公使所在的北京。这些失势又失国的白俄，有钱的人过得还行，没钱的，即使昔日的将军和贵族，也未免沉沦下潦，女人甚至沦为妓女。起初的时候，上海的西方人为了挽救白人的脸面，还发起救济，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救不胜救，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些白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布尔什维克。由于白俄的故事，在上海的西方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特别恐慌，也特别的警惕。在6月12日惨案发生前夕的6月10日，《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叫嚷要对学生采取行动，认为“有些人对于学生运动，引用了较为粗暴的字眼——布尔什维主义，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无论在五四之前还是中间，虽然有零星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关于马列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基本上没有多少份额，满打满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和译文而已。写这些文章和译文的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溥贤，其实在这个阶段，都还能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中共创党第一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他连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是。可是，自打运动起来，总是有人担心其中的过激主义危害。对于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来说，过激主义还相当笼统，也不甚了了，甚至把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都视为过激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对于上海租界当局而言，他们对过激主义的担心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担忧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发现《沪报》的一个据说有左翼倾向的记者，跟学联的人说了话，就怀疑有“布尔什维克活动”。听说广东、安徽、直隶、天津和北京发现了来自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就大起恐慌。对上海的国民党也提高了警觉，认为他们有责任。〔租界当局的确够警觉，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比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确积极参加了运动，而且思想“左倾”，但他们都跟布尔什维克不沾边〕而且说是在学生中，已经发现了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同时加紧搜查过激书刊，抄查了位于租界福州路的大东书局，和广东路的东方书局。他们发现，查抄出来的书刊，无非是些宣传无政府主义，或者拥护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学跟北京和天津学联的刊物。但是，书还是被没收，书店被罚款，有个批发商还被判了6个月的刑。显然，被五四的学生视为盟友的西方人在中国租界的同胞，对于中国人的这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不仅高度敌视，而且神经过敏。bbr>９9liｂ? 不过，从后面的历史来看，租界这些傲慢的“上海人”的神经过敏，还是有点道理的。也许是长期殖民地的经历，给了他们某种直觉。五四这样的民族主义，如果注入了列宁主义的养料，事就闹大了。5年后，这些“上海人”就因此饱尝了苦头。旧的殖民主义世界，也就此开始崩解。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因而刻意表演的，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意图，至少这种意图，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也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往往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意图。毕竟，写日记不是在作案，非得花大心思掩盖痕迹。所以，只要研究者有心找，还是能找到些真东西的。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在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如果不是积极参与的话，至少也不会反对。而前者，正相反。即使不反对运动，运动也应该不会在他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人们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这四位教授的教授，总能联想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还没那么大的名气，正在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都相当关心，而且往往对国内政府不满。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奋过一次。此番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也更高。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运动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 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 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 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 这番“热闹”指什么，结合上下文，以及当时的情景，应该是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骂得刻毒，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大有恨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觉。当然，我相信，吴宓的恨，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的确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自己的家也就完了。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脑袋里总是有这种可怕的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帮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要死要活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的，他们一般都是想法让别人自杀。而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他当时生活在美国，而且是在美国的大学里，一个思想和生活都比较前卫的地方。大约是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吴宓，却什么都不敢做，畏惧去做。若干年中，吴宓“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日思夜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实际上，可怜的吴宓是有点感到性压抑了，外界的刺激越大，他的压抑就越重。由压抑转为愤怒，转为反感，转为保守，进而上升为“主张”，激愤的骂街，也就来了。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可以理直气壮。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现状，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是个粗通文化的武人，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前夕，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后来被诱骗入狱，被软禁在西安。 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他攻击徐树铮，却抓住一点，所谓徐的不孝，说是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推崇清儒李二曲、傅青主。只是，这个传统主义者，对时事却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过蔡的 href='1561/im'>《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显然，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相当不以为然。 然而，虽然他对我们后人所说的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本身，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按外交失败则责备交涉者的惯例，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同时，他又相当明白地指出，外交的失败，根子在段祺瑞身上，“老段等逞于私忿，意气用事，遂不惜饮鸩止渴，倒行逆拖〔施〕，滥借外债，自残同胞，以至国家成如此现象，令人生忿”。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到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内阁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 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 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7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之际，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进一步，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近似于现在人很不屑的下跪磕头请愿之举。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自负之中，带有了某种认同。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化观念。 在那个时代的一批杰出的学人中，不仅有热心学理输入的西化派，也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留学欧美，却往往同途而异归。爱写日记，爱发牢骚的吴宓，暴露他的想法，其他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陈寅恪，说他们在美国的交往，如何投缘。对他们来说，五四新文化，即使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他们喜欢的东西。至于脑后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先生，不仅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而且对于社会运动，更是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的学术成就是一回事，但文化态度是又一回事。基于文化态度和立场，他们不可能对五四这样的运动抱有好感。相对而言，胡景翼是个军阀，但政治上却亲近民族主义，因而对五四爱国青年天然抱有好感。对皖系的不满，固然有利益之争的成分，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藏书网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基于正义的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其实，吴宓、陈寅恪这样的人，未必会对皖系政府有什么好感，但出于文化观上的对五四新青年的不喜， 8fde." >连带着对反政府的行为，也有了反感。反过来，吴佩孚、胡景翼这样的军人，其思想基础，肯定是传统的，但在民族主义方面，却很容易跟五四青年走到一起，尤其是在跟皖系发生利益的激烈冲突之际，对“卖国政府”的义愤，很容易使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在爱国的旗帜下汇成一条洪流。 三个卖国贼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冲进曹汝霖家，发现“曹氏之客厅正中，悬一日皇御像”。〔事实上后来很多大陆组织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回忆中，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可见并不是真的〕不仅学生这样看，市民这样看，连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也这样看。直系军阀自不必说，吴佩孚等骂曹、章、陆骂得比学生还厉害，连皖系干将张敬尧，在运动期间，也打电报要求罢免这三人。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也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在运动当口上，还有很多人声言要拿住这三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杀掉。连撂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说他们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张寿臣相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样从知识界到底层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国共两党高bbr>?度一致，万人唾骂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凯，只有汪伪政权的三剑客，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 的确，他们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上台之际，日本方面曾经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担任特使访问日本，重商两国关系。北京政府随即通知驻日公使章宗祥，准备派曹汝霖以赠勋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议遭到国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国会为此，几乎要炸了窝。最后，北京政府取消原议，改派老资格的官僚熊希龄前去，但为日本方面所拒绝。按西原龟三的说法，日本方面的公开提议中还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真实想法，曹汝霖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当时急于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日本寺内内阁，居然为了一个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国政府，可见日本方面对曹的看重。当然，国会和舆论对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为他的亲日之名。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其实还在清末时光，日本当局已经开始刻意交接受到重用的曹汝霖，日本使馆不时宴请，“从此惹人注目，亲日之名遍于京朝”。所以，在晚清，就有报人〔北京的《国风报》〕攻击他是朝鲜的朝奸李完用。到了民国，他们的亲日名声，还越出了国境，在西方世界也有人知道。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见过了来访的陆宗舆之后，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弱、“态度和蔼、思想敏锐并且喜欢玩弄手段的人”。芮恩施对曹、章、陆三人了如指掌，并评价说：“这三个人的联合，一般称之为‘三钻石’。”显然，这样的“三钻石”，并不是美国人喜欢的组合。所以，这位美国公使对曹汝霖的评价就更糟，在他看来，“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曹对中国的共和政体缺乏起码的忠诚。 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都是学速成的。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学到什么，只有天知道。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大约3%或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赶上了好时候。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1903年按照专门学校令升格为东京法学院大学，1905年改名为中央大学。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跟曹汝霖一样，章宗祥回国后参加特别为留学生准备的“科举考试”，被赐予进士头衔，曹汝霖名次还非常高，排名榜眼。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回国的留学生考试却没考好，只得了举人头衔。曹、章、陆三人，由于去得早，日本政府有优待政策，入大学无需考试，而且由于人数很少，“清国留学生”很稀罕，自然很得优待。据曹汝霖说，他来日本最初两年，留日学生文武都算上，也不过56人。 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无论学成与否，回国来只能到海军当兵，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后来的留学生，人数太多，朝廷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学校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在清廷新政时期，被当时的强人袁世凯延揽到自己的夹带中，跟袁世凯和北洋系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同时，作为留学生，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年轻而干练的能臣，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也 66fe." >曾参与过中日间岛问题的交涉，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特别的，是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一个很肥的肥缺，他将东三省的盐务，办得风生水起。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深受信任。 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留学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后来人说，留学英美者多为学者、银行家、政治家，留学日本者，多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实也不尽然，留学经历比较顺利的人，比如曹、章、陆，以及周作人和张资平等作家学者，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就比较亲日。留学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日本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辈，在人家那里没干好事。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尽管是小说，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留日学生的胡来，的确也是事实。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边自然就得不到好脸，回来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对于学业有成者而言，那种关于留学生的传闻，对于那些学有成就者，留美者亲美，留英者亲英，留德者亲德，留学日本亲日，其实大抵不差。但是，的确如曹汝霖所说，亲，不等于媚，亲日不等于媚日，留学他国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亲日，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如果成绩再不行，行为不检点，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好感。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在学校里，由于成绩不差，没受什么歧视，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自然感到相当惬意。这个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译成中文，在中国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时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中江丑吉，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但他不是我们的大陆一些五四参见者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研读过《资本论》，倾向马克思主义，酷爱中国文化。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 没错，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说，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势头压倒老交通系，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这个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依赖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不仅参与西原借款，而且若干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也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三个经手借款的人，都说此番借款，他们没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他才勉强介入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大体上是干净的。比起此前的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他们三个，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五四运动，这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现在看来，段政府的亲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中日间有关胶济路的换文，还直接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当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惭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骂得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弱国的对外交涉，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让损失小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应该说，从技术上讲，曹、章、陆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在错误的前提下，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错的。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但是，家被烧了之后，态度有点变化。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倒也难怪。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表功’多于‘自责’，尤注重于经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夸其廉洁无私，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陆宗舆好一点，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把五四学生游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以及一次跟他借钱，没有痛快地给。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可见，在“三个卖国贼”中，也有分别，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责任最大的曹汝霖，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平和得多。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跟亲英美的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他们的政务操作，亲英美的官僚一样，也日趋技术化。在晚清和民国，前有朝中清议，后有媒体开放，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委实处境很难。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所谓交涉，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但是，无论大亏小亏，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于是，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而曹、章、陆所亲的日本，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嫌恶、又艳羡、又很恐惧的角色，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正好跟古代掉过来〕，受到伤害也最多。可以说，对日本人，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既看不起，又有些畏惧。这种局面，自甲午以来，就已经形成了。庚子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占领军中的日本军队，相对来说对中国人比较客气，因而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恶感稍减，但进入民国之后，尤其是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畏惧的对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二十一条不废除，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国人焉得不忧？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在此时此境，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都未必有好果子吃，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首当其冲，背上卖国贼的恶谥，实在是逃无可逃。不过，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麐后来说，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供给小徐，一点规矩都不讲，比曹汝霖还不如。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其中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重点的争取对象，出山的压力相当大，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都亲自前来劝驾。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保持晚节，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 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还有如下记录：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如果是实业界的事，那也就没有办法。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事实上，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 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了一些好事，帮人挡了好些事。有人被捕，找到他，也能捞出来。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光复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在亲日与卖国之间 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并不讳言他亲日，但他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就是段祺瑞。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章、陆，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这一点，五四游行过后，段祺瑞就很清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火烧赵家楼之后，段祺瑞来安慰他，当即说，这是冲着他〔指段〕来的。 被这么大个运动，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原因是他们卖国，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瑭、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显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由硬转软的缘故。但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软”，也是相当有限的，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强横蛮干”。所谓的“软”，无非是大把地撒钱，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因段政府的亲日，而有半点减少。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在山东的首府济南，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地位明显有所增强，而且通过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长江中游。 事实上，在所谓的中日蜜月期间，日本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通过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约和换文，得到了“合法”承认，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存在，而且通过胶济铁路的延伸，济顺、徐高两路的借款，把势力扩展至整个中国的腹地。同时，由于参战军的训练和装备，中日间关于应付俄国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密约，二十一条第五号之日本的军事顾问和采用日本军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落到实处。而这一系列的密约和换文，经手者的确就是五四运动中，为人痛恨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 曹、章、陆不是当家人，当家的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我们知道，段祺瑞这个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他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协，甚至不惜一战。但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亲日起来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国请愿的留日学生代表讲的，他认为日本的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呢？虽然说，来华操盘寺内对华的“怀柔”政策的西原龟三，的确给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以西原借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新政策，真正令段祺瑞动心的，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日本借款，实现武力统一的夙愿。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凯来，无论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却一点都不比袁世凯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坚才疏，看准，或者说看上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做，九头牛都拉不回。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强大，若要中国富强，必须实现统一。因此，对于段祺瑞来说，他的基本政治.t>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在袁世凯死后，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复民元约法，就是觉得非如此才能争得西南方面的妥协，达成统一。然而，他看到，即便恢复了民元约法，统一依然没有希望，南方军阀，并不想听北京的招呼。于是，军人出身的他，开始转向斥诸武力。但是武力统一需要大笔的钱，当时的北京政府，虽说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况下，其财政收入，仅仅依靠有数的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政府的其他部门一律欠薪。发行公债，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热望，并不因此而退烧。曹汝霖回忆他在帮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接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时说： 自蔡松坡〔锷〕起兵倒袁之后，西南情形，大为变动，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孙中山先生树护法之旗号。合肥〔段祺瑞——笔者注〕以帝制取消，复辟讨平，不应再借口南北分立，妨害统一。但谋求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 因此，段祺瑞非常恳切地请他出山，担任财长，而他则由于已经跟西原龟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统一，所以也就答应了段的请求。章宗祥也证实，西原龟三曾经对他透露过，寺内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划武力统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财力方面都还“很不够”，日本乐意在这两个方面帮忙。事实上，在府院之争，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后不久，段的心腹谋士徐树铮在给各省督军的密电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内内阁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一时去职，但仍被视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说明在事实上，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为徐树铮用以坚固众督军拥段之心的一种凭借。. 武力统一，是令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后来的事实证明，段的失败，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笔的日元涌进，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难以觉察，即使有所觉察，也会以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之后，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就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段祺瑞如果这样想，事实上也不奇怪。更何况，就当时而言，段祺瑞并没有意识他的亲日，会导致主权的流失。 不过，当时的中国，武力统一是根本行不通的。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凯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听命”的各省军阀那里，也已经是个名义上的中央，作为命根子的北洋团体，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经事实上四分五裂，不仅作为旁支的奉系只关心自己的势力扩张，就是嫡系中冯国璋派的势力，比如长江三督，也经常不招呼，随冯国璋起舞，时不时给老段添点堵。可以说，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经开始。在袁世凯时代，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至少对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军政长官，还可以加以惩治，虽然这种惩治的权力一直在减弱，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漫说一省督军，就是像冯玉祥那样的小小的旅长，即使公然抗命，总理段祺瑞也拿他无可奈何。同时，地方军阀内部的分离倾向也日趋严重，一省督军对于手下师旅长往往很难控制，害得督军往往得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是一个空头大帅，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拨对南方用兵的过程中，山东督军张怀芝领兵出征，部下张树元就后院起火，在前方作战的督军，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张怀芝出征的段祺瑞，却拿反叛的张树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不能主持公道，最后反而只能追认他的篡位合法。这显然对于他的听命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各有怀抱的北洋系，实际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乐意打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盘的，像张怀芝那样傻的很少。就是张怀芝，实际上多半也是因为在省内受部下的挤兑压迫，待不下去了，才出来找门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于段的安徽督军倪嗣冲，也只是将张勋的旧部安武军派出来应景，自己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地盘的，倒是相对积极一点，但也无非是为了抢地盘，战况有利，则进，战况不利，则退，甚至呼吁和平。吴佩孚打了胜仗，当湖南的地盘给了别个，马上顿兵不前。之所以没有马上撤退回防，无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骗饷，同时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区的税收，扩张自己的军队。怀有同样抱负的，还有名义上归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指挥的几个奉军师，一旦枪械捞足了，部队扩张了，就立马翻脸，一仗不打，就撤回东北。 根本没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谓亲信如张敬尧和倪嗣冲都不大给他练活的段祺瑞，居然要凭借着这样一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对南方用兵，实现统一，不啻痴人说梦。这样的武力统一，除了南北之间无谓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波及地区的兵燹之灾，毫无意义。无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作为战场的湖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湖南人编的《湘灾纪略》说战争造成“死亡枕藉，庐墓为墟，戎马所及，决无完土”。当时的中国的军队，大体未脱清朝旧军队之积习，在自己家乡，还能有所收敛，出省作战，每每胡作非为。入湘北军，张敬尧和张宗昌的部队，纪律尤坏，战时烧杀淫掠，骇人听闻，停战了，依旧扰民。湖南被南北客军来回拉锯，其荼苦无以复加。 其实，到了吴佩孚罢战，跟南方签订密约之际，段祺瑞和徐树铮等人已经对战事之不可恃，有所觉察，编练参战军，训练自己的嫡系武力，就是应对之策。然而，这种在吴佩孚和曹锟看来的卸磨杀驴的举措，反而更加刺激了吴佩孚和曹锟的离心，这边厢参战军未及练成，那边厢曹、吴已经反心陡长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未及半途，就变成了举国痛诋、国际声誉也很差的鸡肋之举，以至于被安福俱乐部捧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上台，也得重开南北和谈。这样糟糕的武力统一，跟日元借款这种卖国行为联系在一起，使得段政府的卖国，更加罪恶昭著，尽管，段祺瑞的初衷，倒真的可能是为了救国，而非卖国。 当然，把段祺瑞、徐树铮以及曹、章、陆，从亲日推到卖国之境的，其实是跟西原借款有关的若干中日密约有关。说是密约，但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秘密，这边刚签字，那边风就透出来了，说它们密，委实枉担了虚名。但是，密约这种形式，却陡然增加了中日间存在猫腻的坊间猜想。 有关这时期的中日密约，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关山东铁路以及延长线济顺和高徐线的若干换文，一是应对俄国事变的若干中日军事协定。关于济顺和高徐路的换文，国内比较晚近的研究，依然认为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诱惑，出卖了连二十一条交涉时都未曾让步的两路敷设权。可见当初，国人对此事的疑虑乃至愤怒有多大。显然，我们仔细审视有关两路的换文，发现并没有出让“敷设权”这回事。首先，两路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修路公司，跟日本民间银行签订的协议，由“日本资本家”出面，是得到日本政府确认的。其次，修路的款项，由中国政府发行债劵解决，言下之意，日本银行的借款，是用于购买中国的铁路债劵。其三，换文仅限于借款，没有其他附加条件，更没有就敷设铁路有任何承诺。至少按条文推理，两路的敷设应该跟借款无关。因此，一直研究中日关系，而且对皖系向无好感的王芸生才会得出结论，认为“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 但是，关于山东铁路，也就是胶济路的换文，却另当别论。虽然说，日本已经占了这条路，而且，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承认了既成事实，但这一切都属于被逼无奈，在国际上，尤其是英美方面，对此也是了解的。一般来讲，作为一个无力反抗强权侵夺的弱国，其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对即成的侵夺予以认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换文，等于是变相肯定了日本对胶济路的控制权，以及日军占领青岛，以及在济南存在的合法性。而换文的文末，用曹汝霖的话来说，还加上属于例行外交辞令的“欣然同意”字样，则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以否定中国提案的借口。 当然，换文的产生，跟寺内上台以来，出于西原借款的缘故，段政府对日本大有好感有关。章宗祥的签字，并非自作主张，毕竟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授意，也跟当时占领日本在山东的态势不无关系。占据青岛、济南和胶济路沿线的，是日本的军队。而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部长期跟政府步调并不一致，经常自行其是。尽管寺内内阁决心收敛日本在华的跋扈专横的做法，不再维持上届政府四下点火、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策略，但是在华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依旧在山东设置民政机关，征粮收税，实行实际的管理。正如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针对英美有关的质问回答的那样，“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而此换文的产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过双方政府间的协商，定出规则，让日本军队有所收缩，集中在青岛和济南，胶济路则由两国合办的警察维持，从而撤去日本擅自设置的民政机关。显然，我们从换文的字面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点权益。比如规定日军从胶济路沿线撤军〔除济南留一小部分〕，胶济路的巡警队，有中国政府组织，聘用日本人，胶济路上的职员，也要聘用中国人。如果真能按换文规定严格执行，比起此前日本军队在山东到处驻扎，胶济路根本不容中国人沾边的状况，肯定要好些。这也是一向为人谨慎的章宗祥能够签这样一个换文的原因。但必须指出，这种所谓权益的挽回，只是在日本强占基础上的挽回。等于是日本人先抢去根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然后吐出一点来，就算让步。可是，就算这样的让步，要中国政府付出的，也是过分的代价。当时的当政诸公，包括章宗祥在内，忘记了二十一条之后的中国情势，这样一签，在大局上是彻底失了分的。 其实，这两个换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直接触碰了人们国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经。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日关系就处在高度敏感的状态，日本寺内政府所谓的亲善之举，在日本没有退出山东、没有废除二十一条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阴谋。段祺瑞迎合日本的“亲善”，接受大笔借款，对内开战，已经有了中招的嫌疑。而这两个换文，则一个强化了日本抢占山东权益的合法性，一个则涉及了这种权益的扩展，把黑手伸到了整个中国的腹地。当年德国染指济顺和高徐两路的路权时，原本就蕴含了把势力从山东延伸到京汉和京浦线的意思，现在中国跟日本签这个换文，无论换文文本含义若何，当年的“意思”都会自然延伸过来。更何况，借款的3家日本银行，也根本不是纯粹的民间资本，跟日本政府的关系密切，以中国这种弱国地位，在很多人眼里，即使文件上没有写，但沾上日本的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实际上，自二十一条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的起码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动辄获咎。 胶济路的换文，由于“欣然同意”四个字，成为美英在巴黎和会上搪塞中国的借口〔在曹汝霖看来，这四个字，仅仅是通用的外交辞令而已，章宗祥也说是“外交文书上之套语”〕，因此，在五四运动中，最为人诟病，但真正对当时的中国构成威胁，或者说当时的国人最担心的中日密约，却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府很快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独退出了战争。但是革命的苏俄很快陷入战乱，作为俘虏的、远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首先叛乱，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叛军四起，不仅原来已经被沙俄策动开始分离的外蒙，苏俄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就是跟中国接壤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也处于一片混乱。一个一向欺凌我们的强邻陷于内乱，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显然好处更多一点，中国政府得以借机出兵库伦，收回了外蒙。当然，边境上也有些小麻烦，俄国境内的战事，免不了经常会有战败者窜入中国境内，导致一些骚乱。在1918年最初两个月的中国报章上，也出现过对此现象的报道和忧虑。有消息说，在新疆方面，俄国的回缠〔当时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笔者注〕将与新疆和土耳其的回缠一并起事，新疆督军杨增新已经实行戒严。还有传闻说，在西伯利亚的德国俘虏不稳，而俄国可能崩溃，因此，德奥可能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云云。报章甚至打出“俄国既以无条件屈服于德，吉黑边防日形危急”字样，很是耸人听闻。 对此，少数关心时局的人感到忧虑，也是自然，但这种忧虑，多半来自对俄国情况的不清楚，一直到1918年底，中国人都不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夺权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德奥势力会不会趁机与俄国联合，很难说这种报界的传闻，会真的引起国人普遍的恐慌，毕竟，真刀实枪的冲突并没有发生，传闻带来的小小波动，很快就会过去，遥远的俄罗斯，跟中国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中国的另一个邻居日本，想法却大不一样，他们的情报部门会告诉他们的当局大体真实的情况，一个陷于大混乱的俄罗斯，无疑是日本的一个机会。 自甲午战胜中国以来，日本在远东的对手，主要就是俄罗斯，日俄战争战而胜之，但俄国的实力仍在，双方对“中国遗产”的争夺，正未有穷期。俄国的内乱，无疑给了日本又一个“天佑”之机，因此，日本军方很快做出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决定，借口是防止德奥东来。事实上，傻子都知道，尽管俄国退出了战局，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仍在欧洲激烈地进行，德奥断无可能腾出手来万里远征远东。而所谓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释放后对远东的威胁，也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这些人即使作乱，也是要回家，是往西去，不是向东来，哪里有力量东来南下。日本出兵，无非出于自家对俄国远东领土〔多半是俄国从清朝抢来的的〕野心罢了。从地缘态势来看，日本已经掌握了南满，如果顺势拿下俄国的远东地区，那么北满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不劳费心从中国生夺硬抢了。 日本人出兵，还要拉上中国人。1918年2月5日，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约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实现合作，共同防止德国势力借机东来。进一步，田中提出两个合作的方式，一是由两国外交部门协商定约，然后军事行动细节由双方军事部门再商量办法。一是双方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然后由外交部门加以认可。中国政府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当时发言权很大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日本采取行动，本可以不跟中国商议，而日本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抛开中国，单独行动。因此他担心，如果日本单独行动，势必重演像日俄战争以及不久前日德在青岛交战的情形，“彼时拒之不能，联之无及，自不如先行筹划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御，内政外交，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在双方换文之后，章宗祥还几次向中国外交部转达日方的意思，要中国方面追查消息走漏的原因〔因为英国《泰晤士报》已经刊载中日军事密约的全文〕，别信英方的“挑拨”，进一步打消疑虑。虽然只是转达日方意见，但也可看出他的倾向所在。 所谓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令国人最感忧虑的，是日本军队可以借机通过中国领土。人们担心，这是否会是一个现代版的假途灭虢之计。不过，以当时的情势而言，日本军队还真的就是意在俄国的远东领土，并非想借机对中国用兵。道理很简单，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存在于中国领土上了，东北有南满铁路的护路军〔关东军〕，青岛和山东也有驻军，甚至在京津至山海关，日本军队也可以凭借辛丑条约赋予的特权驻扎。日本如果打算跟中国动手，就像逼签二十一条时那样，直接在三地动员增兵即可，原用不着大费周章，签这么一个协定。这个协定的用意，无非是日本要中国当小伙计，提供通过和后勤的便利，当然也不排除适当的时候，让中国士兵给他们当回炮灰。应该说，日本人真正要的，是中日协定中的这一条：“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给予日本军队公然过境行动权利的军事密约，跟中国所有的机密政务一样，根本不可能如日方所愿，而保得住密，很快消息就全部泄露，神通广大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搞到了全部文本，迅速在英国刊发。这样一来，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自然也都知道了，迅即激起了一连串的抗议。在那种国人风声鹤唳的情形下，这种根本无密可保的密约，不可能不陷主导者于卖国之境，白纸黑字，纵有百口也无从辩白。不仅知识界疑窦丛生，连亲英美的那部分职业官僚，也心怀不满。属于亲英美派的职业外交官颜惠庆后来回忆说，当年签的这个军事密约，“最为国人所反对，认为日本将乘机在我国境内长期驻兵，经过相当谈判之后，终于于民国十年〔1921年〕元月，以予废除”。言外之意，此事被亲日派弄糟了，是他们的艰苦谈判才得以挽回。其实，按当时操办者章宗祥的意思，跟签订胶济铁路的换文一样，无非是日本既已执意要做，拦也拦不住。为了防备以后日俄之间再发生战争，中国重踏当年日俄、日德〔青岛〕之战的覆辙，为人战地，“彼时拒之不能，联之无及，自不如先行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御，内政外交，大有裨益”。还是那个思路，弱国外交，承认既成事实，在此前提下以协定形式加以部分挽回，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其实，弱国外交，就是这样的两难，不打交道，对强国的作为，概不承认，在道义上，固然没有问题，但却无法防止对方实际的蚕食。如打了交道，又等于变相承认侵略。可是，作为担事的外交官，实际上只能有前一种的选择，必须跟强盗谈判。 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打二十一条之后，中日两国之间国民的基本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近代以来，一直饱受欺凌，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欺凌，二十一条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早已风声鹤唳，任何中日间的交易，都可以向丧失权益的方向解读。当然，以当时国人的惨痛经验而言，这样的解读，也未必没有道理。曹、章、陆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主持中日间的外交事务，自己却没有足够的政治视野。 五四运动里的军人声音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的时期，每逢这种时期，军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主宰。而原来趾高气扬的文人，则蜕变成武夫的附庸，甚至变成收税记账的工具〔若无毛锥，财赋安出〕。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在形式上，中国有点类似于五代十国那种军阀时代，军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大。陈志让先生称之为“军绅政权”，其实，军的分量远比绅要大得多，两者处于完全的不平衡状态。各个地方的文官，如果服从武人意志的话，基本上无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夫不一样，民国的军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新式军人，很多是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还是各省的新军，其骨干军官，不是来自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国内新式军事学校的学生。就算比较保守的北洋系统，在接纳士官生方面，也是开放的。学习西方，显然是这些新式军人的追求。他们对于中国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一切，从器物到制度，都是 6709." >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文治的袁世凯，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迷信。至于在袁世凯失败之后，接着当家的北洋军人，就更没有这个胆量，敢于轻视民国的共和政体。因此，尽管文人和绅士的地位没有军人高，但此时代的文人绅士，绝不至于像五代十国文人那样低贱。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绅与商，尤其是现代工商业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跟新兴的学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团体，商会、教育会，有相应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新兴媒体的出现，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对于绅商学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武夫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尽管武人们有力量封报馆，钳制言论，但一般不敢这么干。他们顾忌舆论，也顾忌民意，更顾忌道德谴责，一旦被置于道德上被动的地位，他们在日后的军阀纷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时期，毕竟是军人统治。军人有军人的积习，耐性不够，实在急了，还是要用武力解决的。但是，即使武力解决，也要顾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亏，在战争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来说，一方面，各地军阀实际上割据一方，根本不在财政上支持所谓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还需要各地军阀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较多一点的地方表示脱离北京政府独立，北京是很害怕的。当然，各地军阀，也需要获得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强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对而言，北京政府对地方军阀的支持，更为在乎一些。因此，无论谁控制北京政府，对于下面军人的声音都十分忌惮。五四运动，在北京，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边是学生和市民，一边是各地的军阀政府。相对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运动压下去，恢复秩序。但是，地方军阀却另有怀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的军头们，也不那么热衷压制运动，很显然，即使是他们，也生怕在民族主义热潮中失掉分数，害怕媒体的声讨。更何况，还有不少的人，想要借机谋点舆论上的好处。 相比较起来，段祺瑞是对文人和绅士最为尊重的一位军头。一来是袁世凯失败的殷鉴不远，二来此老对西方政体的确有幻想，中国的议会政治，实则为士绅政治。府院之争，段祺瑞和黎元洪闹意气，国会偏向总统，实力强大，拥有各省督军团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长时间内，跟个没有一兵一卒的总统，打了个平手。但是，尽管如此，在骨子里，段祺瑞还是个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仅跟他更亲近，而且更为他所看重。他所处的集团，像徐树铮的这样迷信权术的心腹，对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启超、林长民和汤化龙的研究系设计好了议会改革之后，真的选举国会了，居然把研究系一脚踢开，暗中指示各省督军，无论如何都得将研究系弄下来。也就是说，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这样独断专行的手下，对于军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启动，除了大笔的日本贷款之外，关键是小徐在其中纵横捭阖，四处拉拢，连一向狡诈的张作霖，都被蒙骗得让他把军队带到了湖南前线。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军头。人家一旦不高兴了，他还是得放软身段。南征之役，张作霖尽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军饷，但一枪不放就要撤走军队，身为奉军副总司令的小徐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人家的背影没辙。说到底，在北洋时期，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军人。 但是，说了算的军人，都是长官，士兵或者下级军官是没有声音的。我们看到，在学生上街宣传演讲的时候，也不乏军警被打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军官都对学生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连段祺瑞亲信张敬尧的部队，都有人对上街游行的学生“举枪示敬”，至于驻扎在湖南衡阳的吴佩孚的第三师官佐杜茂林，到长沙公干，居然加入到学生游行队伍中来，“啮指书‘毋忘国耻’四字，并号啕大哭。”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当兵是为了吃粮，为了养家糊口，尽管被感动，却不大可能有人为了某种道德目的，反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学生一边。公然参加游行的士兵，只能是吴佩孚的部下，因为他的长官已经对于学生运动，公开表示了强烈的声援。士兵和下级军官，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服从上司，只要还能有口饭吃，有点军饷，他们就会这样做下去，反抗和兵变，一般都发生在长期粮饷无着，但军官却大鱼大肉，肥马轻裘的情况下，即便如此，骚乱的士兵也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言，闹将起来之后，大抢一通散去，因此，民众对乱兵往往更加反感。说起来，民国年间的“国军”虽然是从清末的新军演变来的，由于新军数量少，所以选择余地大，读过书的人很多，各省新军士兵，不少人还是秀才。相比之下，由于人数众多，民国军队士兵没有新军士兵那样的文化素质，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1930年代初两份关于士兵的社会调查，一份调查了41个残废兵，一份调查了40个士兵，前者未读过书的29人，读过书的12人，但“就是所谓曾读过书的，也不过只认识几百字罢了”。而那40个正常的士兵，读过书的只有11人，未读过书的有29人。此前社会学家陶孟和对晋军的一个旅近100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士兵有87.3％的人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所以，士兵就是来吃粮的，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对于政治，甚至要跟谁作战，都不关心。卢永祥和齐燮元开战之前，卢永祥为激励士气，预发4个月的兵饷，但士兵却不知为何，而且不知要跟谁开战。连跟谁打仗都不关心，自然对于政治问题，就更无从谈起了。其实，就算士兵有心关心，碍于军队的体制，单个的士兵也很难所有表示。除非到了时局失控，而且上级要士兵执行的任务突破了众人的底线、士兵中有草根领袖带头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集体的抗命。但是，在民国期间，这种抗命，多出在长期欠饷而导致的兵变中，像俄罗斯二月革命时发生的军队拒绝对民众开枪这样的事，在中国，实际上很难发生。 其实，段祺瑞和小徐真正需要担忧的，不是告老还乡的冯国璋而是远在湖南前线，却按兵不动，大肆招兵买马，加紧训练的吴佩孚。隶属于人称新直系的吴佩孚，才真的是心腹大患。曹氏家族甚至曹锟虽然未必有决心跟段祺瑞决裂，但吴佩孚可早就下了决心，而精锐尽在吴氏门下的曹锟，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多少有点身不由己了。于是吴佩孚，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搞臭了皖系，顺势迈出了取而代之的最关键的一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专门讲。不止吴佩孚，连曾经闹出过武穴吁和的冯玉祥，此时的动向，也耐人寻味。此时，他在常德做镇守使。常德的学生抵制日货，砸毁了日商的店面，日方通过外交途径，索赔6000余元。而此前冯玉祥拿获了几个走私烟土的日本人，现在“罚洋一万”，最后赔款不了了之。更有意思的是，冯玉祥不仅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文中，替学生辩解，说是学生仅仅是“在街行走”，经过日本商行，“因受日商轻重讥嘲，学生怒忿口角，致将该行玻璃器具打毁”，学生又已经四散逃走，意思是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不打算追查。同时，冯玉祥却别有用心地“饬警派警保护”日商。即派士兵前往日本商行门口站岗，看见有人来买东西就上前盘问，害得日本商行门可罗雀。 在北京焦头烂额的段祺瑞，随着运动的深入，突然发现，不仅文官曹、章、陆，他保不住，而妥协，签署战后和约根本做不到，连一向依附自己的各地军阀，都一个接一个地变了脸，纷纷要求他们亲爱的老师〔段祺瑞是所有北洋系统军校的总监，因此，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头，都是他的学生〕丢卒保车，抛弃三个“卖国贼”。９9lｉb? 最典型的两封密电，一封来自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一封是湖南督军张敬尧。俩人都是段祺瑞铁杆的心腹爱将，前者驻守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埠，后者镇守湖南前线，直接担负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重任。卢永祥的密电是这样说的：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奉明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顾大局之意，事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谨合词电呈。卢永祥、沈宝昌〔后者为上海道尹，当时的惯例，地方文官首长只是样子，没有什么权力，联合署名仅仅是为了尊重体制。——笔者注〕 这封密电，后来被用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性，似乎暗示罢课、罢市都没有罢工令他们感到情势危急。其实通观全文就知道，电文提及工人罢工，仅仅一句话，而且只是表示发生次序而已，即先有罢课，然后罢市，最后连工人也要罢工了。卢永祥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开市，言外之意，就是最怕商人罢市。但商会难以自主，要听学生的。领导运动的学生“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所以，才催促北京政府罢免曹、陆、章。其实，早在卢永祥跟学界和商界开会商议之时，就已经“擅自”答应劝告北京政府处理曹、章、陆，他开篇就讲，“由永祥将人民之意思代达政府，请其俯从民意，准曹等辞职，永祥愿负责担保。”似乎吃准了北京政府肯定会答应他的要求。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是五四运动另一个中心，卢永祥的压力的确很大，且不说三罢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动荡，单单罢市，就对上海的商业有很大的影响，直接损害上海的税收，会导致卢永祥利益受损，所以，卢永祥的“变节”还多少有点道理。可是，湖南是个农业省，商业税收比例不大，而且运动在湖南规模不小，但对张敬尧的财政影响不那么严重，由此产生的压力应该说不算大，然而，段祺瑞一手扶上去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却也发来密电，要求罢免曹、章、陆。其电文也很有意思：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自青岛问题发生以来，京外学商各界，莫不归咎曹、陆、章相指摘〔原文如此，有点不通。张敬尧的师爷不行——笔者注〕，陡起公愤。而政府对于曹、陆、章等，迄无责令引退之心，反以温慰藉。在政府鼓励人材，不惜为人受过，深具苦衷。但国家大事，坏于相护一二私人之手，殊属不值。敬尧生平与曹、章等毫无恶感，就见闻所及，则曹、章数年前亦一学生耳；显达以来，把持政柄，有何成绩？而乃假公济私，阴逞诡谋，欲掩众目。此等人材，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如再令其久居津要，贻患何堪设想？伏愿我大总统总理宸衷之断，即颁明令斥免曹、章等；速简群情共戴之外交人员，接任部务；将一切应付外交之苦心政策，公布国人。则群情自见消融，隐患从兹澌灭。民心既安，国难于以大定。亟谋统一，徐策富强，民国前途，庶几有豸。敬尧忧虑所至，急不择言。临电不胜吁祷之至。 显然，同为落井下石，张敬尧更不厚道。不仅痛骂曹、章、陆“把持政柄”，“假公济私，阴逞诡谋”，连北京政府慰留这几位都加以指责，说成袒护私人。要不是曹、章、陆等人操办西原借款，武力统一怎能发动？张敬尧督军的椅子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只要能把事端平息，牺牲几个文官，又算得了什么？此时的他，最关心的是“亟谋统一”四个字，不统一，他湖南督军就只能算一个长沙公。运动一天不停息，在湘南的吴佩孚就一天有借口抗命，武力统一就遥遥无期，张敬尧的急，急在这里。 看来，即使是段祺瑞的心腹爱将，也是屁股决定脑袋，自家的利益大于主公的利益。为了自己，急于让他们的主公丢卒保车，摆脱危机。他们不知道，曹、章、陆的地位，关系段祺瑞的整体利益，牺牲曹、章、陆，虽然可以暂时度过危机，但却是饮鸩止渴，曹、章、陆倒了，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所剩无几了。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先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战，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藏书网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军，也跟西方语境里的据武割据、拦路抢劫的warlord，有相当大的区别。跟古代中国乱世割据的军阀，也大不一样。晚清一干投笔从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国内外新式军校学生，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有志爱国的青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投身新军，是为了寻出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饭辙。但如果不考虑饭碗问题，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晚清梁启超、蔡锷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体现者，身体力行地改变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积习，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并无饭碗之忧。弃文从武，为的无非是富国强兵。不仅接近同盟会的陆军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如此，跟立宪党人走得近的蔡锷、唐继尧等如此，连一些北洋军人也是如此。段祺瑞、冯国璋和吴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后两人还是文秀才〕投笔从戎的。我们不能说，南方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当兵是为了救国，而北洋军人就个个是头脑冬烘的木头人。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声名。不仅对制度的尊重属于道义名声的一部分，而且事关民族主义的声誉，更是他们自身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旦某个集团在这方面被公认有亏，那么，这个集团离下台就不远了。袁世凯的垮台，不是因为讨袁军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在制度坚持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声名大损。五四之后，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皖系集团，也在这个方面吃了亏。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师长〕，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需要袁世凯通关节才过关。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藏书网，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人称冯河间。但段合肥的名头显然要比冯河间响，原因是中国上流社会固然对冯、段褒贬不一，但在人们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对冯国璋没有好印象。尽管如此，冯、段之间，依然积不相能。北洋集团中，有人跟冯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皖系。当然，不是直隶人必然属于直系，安徽人必然属于皖系。北洋旧耆陆建章和他的侄女婿冯玉祥都是皖人，但却跟段祺瑞视同水火。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实跟戊戌时期的帝党、后党一样，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齐锡生先生根据军阀集团成员和首领的人际关系等级，对军阀派系进行的派系分析，无疑精辟的，但应该主要适用于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分裂之后。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所以，所有的北洋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跟南方和西南军阀相比，北洋军阀相对比较土气，留洋的学生较少。而相形之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这种状况就更突出，留学生在里面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冯玉祥的部队更土，连国内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很少，军官只用自己带出来的学兵连的人。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似乎很有利于内部的凝聚。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内森说的那样，中国军阀的派系都是围绕私人关系形成效忠结构。这对于某个规模小的集团，是合适的，比如曹锟、吴佩孚的集团，彼此按私人关系结成团体，相当牢固。但对于北洋系没有分裂之前的状况，就未必合适，那个时代的私人关系，往往非常复杂，北洋内部就更复杂。跟某个头目人物走得近，不见得就会跟另外的头面人物公开疏远。头面人物之间，也往往难以撕破脸皮。 正因为如此，尽管段祺瑞和冯国璋闹矛盾，冯国璋做代总统，段祺瑞仅仅是内阁总理，但冯却始终处于下风。冯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自己在北京手里有一个师护卫，却始终不敢公然表示反对，连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冯只能暗中指使亲他的长江三督，时不时不痛不痒地捣一捣乱。实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冲截下，一枪没敢放，硬话没说一句，只好乖乖回来。眼睁睁看着段祺瑞另起炉灶，组织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做总统，自己规矩地下台，回乡养老。而长江三督之中，坐镇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力统一根本不敢反对，大军过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为人做后勤。99liｂ? 北洋集团，在那时内部自称为北洋团体，讲传统，讲礼仪，讲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真要撕破脸皮，还真有困难。直到1919年底冯国璋故去，冯、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尽管段家的党羽，在五四运动中对冯很是猜忌和防范，总疑心运动是冯国璋搞的鬼。在丧礼上，老段却哭得像泪人一样，让人看了好生感动。时人记载： 当冯氏入殓时，合肥段祺瑞首先趋视，抚棺恸哭，观者莫不动容。……行礼时，痛哭失声，涕泗横流，几不能仰视。其悲伤状况，与祭人员，举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脸皮，乃至刀兵相见，是第二代的事儿。也可以说，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争。美籍华人学者齐锡生认为，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成员，还是倾向于维持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以保障集团对国家的统治。督军团的出现，以及两次督军团的徐州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北洋集团想要以集体的努力，维持团体团结的一种尝试。 曹锟，人称新直系，因为他是直隶保定人，当兵前，是保定的布贩子，一个带点傻气的闲汉。曹锟在北洋集团中，属于资历稍浅的第一代人。在冯、段纷争的时候，一向骑墙，不站在任何一边。相对而言，跟段祺瑞走得还更近一点，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复辟，曹锟是第一批响应的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南征，尽管人说是用了副总统做诱饵，但毕竟曹锟所部是其中最卖力的一支部队。打下湖南之后，分赃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锟一直也没跟段祺瑞红脸。吴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调，曹锟还总做出一付不知情的样子，装模作样要加以训斥。 所谓的直皖之争，转机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坏了规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徐树铮是其中之一，以别于徐世昌，人称小徐。小徐为人，好权谋，敢作为，经常独断专行，计诈并出，敢为人所不敢为。在袁世凯时代，就很招人恨，连袁世凯也不喜欢他，段祺瑞做陆军总长，选小徐做次长，老袁就不高兴。但是，小徐却深受段祺瑞的信任，无论他做了什么，段祺瑞都给他兜着。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会用人。段芝贵这样在清末就声名狼藉的人，曾经走奕劻父子的后门，送女伶给奕劻儿子载振，买到黑龙江巡抚，举国臭名远扬，但是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张敬尧这个饭桶将军，贪财好货，所带的第七师，军队纪律极差，走到哪里臭到哪里。也是段祺瑞的宝贝，宁可得罪吴佩孚，也要把湖南督军给他。但是，段祺瑞有一个好处，用人绝对不疑，放开手用。他用的人，捅了篓子，即使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会自己把事顶下来。敢担责任，或者说瞎担责任。跟段祺瑞相当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说段祺瑞“盖果于用人，己惟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政务，亦其素习然也；惟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在徐一士眼里，段祺瑞有很闲逸的一面。喜欢在家里跟清客下棋，却不喜欢在办公室公干。还特意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段祺瑞做边防督办的时候〔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机构〕，国中大事，均决定于这个衙门，连内阁都得给它做汇报，但段祺瑞却不常去，“处中事务，向委僚属处理”。一日雪后，段祺瑞在街头散步，走到边防督办处附近，顺便走进去看看，结果遭到卫兵的阻拦和呵斥。从人亮明身份，才得以进去。进去之后，诸多要员以为有什么大事，一齐来见。结果，段祺瑞说，我只是来闲游而已，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闲逸，后来让段祺瑞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发现，他不得不不断给小徐背书。 在皖系当家的时代，小徐有两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届国会选举，玩手段把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团的研究系玩到残，在自家精心设计的国会选举里大败，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知识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杀北洋耆老，资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陆军上将陆建章。陆建章固然总跟段祺瑞捣乱，但毕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系的伦理，辈分必须尊重，即使闹翻，也不能对本人及家属动刀子，大家见面，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小徐把人骗来，一枪就给毙了，漫说审判，就连请示都没请示一下。虽说在小徐看来，陆建章可恶之极，但北洋团体的规矩和传统，也因此而被破坏了。这两件事，老段当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来了，却只好替小徐顶着。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后来接替曹汝霖做交通部长的曾毓隽，回忆徐树铮枪毙陆建章之事时，有这样的描写：“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后，他的副官长李某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消息。我向段祺瑞报告。段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徐树铮的字——笔者注〕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作为我还不知道。’我便到了总统府，冯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我说：‘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笔者注〕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想开了，放手让徐树铮去坏规矩，得罪人，得罪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坏在徐树铮身上。显然，像这样坏规矩的事，许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会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进学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夸张，但却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没有在家乡走读书科举的路，就是因为不满当地乡绅请戏班子演“淫戏”，而大闹人家寿堂，得罪了人，不得已离家出走，万般无奈，做了“粮子”〔士兵〕。秀才出身的军官，在北洋系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吴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却死活看不上他〔后来，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跟了曹锟，偌大年纪，还在当副官长，所谓马弁头，如果不是留学出身的汤芗铭看上了他，要跟曹锟“借赵云”，吴佩孚恐怕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头独当一面。 在北洋军人中，吴佩孚是个有政治理念的人，一边是带有理学味道的儒家伦理，一边是模模糊糊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时，却不肯附和帝制。清末和民初的国家危局，往往会刺激有志之士的民族主义神经，把情绪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吴佩孚也不例外。民国期间，很多清末时有志报国的军人沉沦了，把军装换成了马褂，战马换成了八抬大轿，变成了抽大烟、讨小老婆、刮地皮的军阀，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为。吴佩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多年的压抑只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面其实跟多数晚清时节的普通读书人一样，经历了自身价值和命运被冲击的动荡。作为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新式军队的军人，又经历了实力不如人的命运嘲弄。跟同袍不一样，吴佩孚参加过日俄战争。这场曾经令中国知识界很兴奋的战争，给他的体验完全不同。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也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场面，同时也体会到中国军队和日本的差距。尽管他的日本同事对他不错，但他对日本却充满了敌意，大概是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以及品尝了作为军人时中日之间的差距。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点本事。多年的行伍经历，使吴佩孚在练兵方面很有心得，这一点，似乎只有冯玉祥和孙传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带的兵，战斗力要比同时代多数军阀要强得多。在后来的混战中，吴佩孚因此得了常胜将军的名声。按他的本意，不见得乐意入湘打内战。但恰是这个内战使得曹锟放手让他统率第三师，一个北洋六镇之一的基本部队，从此有了可以说话的本钱。一上任，就撤掉了资历比他还老的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换上自己的夹袋中人。从此，第三师成了他的部队。而驻扎湘南，一面向北京政府要钱，一面也就地征税，同时享用湘桂军方面来的钱，招兵买马，大力度扩充实力。 另外由于跟湘军罢战休兵，暗中往来，吴佩孚得以交接两个毕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张其锽。系湘军统帅谭延闿的进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国有名的才子。因参与吴佩孚与谭延闿之间的穿针引线， 4e24." >两人结为金兰之交。此后，张其锽便成为吴佩孚幕中文胆，吴佩孚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告，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吴佩孚比张其锽要年长，但始终对张尊称为省长〔张做过省长〕，毕恭毕敬。而张其锽则对吴佩孚患难相从，直到1927年大败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武者赵恒惕。湘军将领。当时残余湘军的统帅虽为谭延闿，但谭是文人，脾气极好，人称“谭婆婆”，但领兵打仗是不行的，幸亏手下有员战将，这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系谭延闿最信任的将领，时为湖南第一师师长。虽说湘军粮饷不继，缺兵少械，但除了第三师之外，剩下的北洋军还都惧赵将军三分。凡交手，负多胜少。吴佩孚眼看着，张怀芝二十个营的生力军，在赵恒惕千余湘军面前，一败涂地。吴佩孚和赵恒惕惺惺相惜，从此订交。两人后来虽然政见各异，但交情却一直不断。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南归，人人避之唯恐不远，只有赵恒惕收留了他，让他带着残军，在岳州依旧做他的大帅。 有了本钱〔实力和战功〕，又有委屈〔没拿到湖南督军〕的吴佩孚，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北洋系分裂的第一道裂痕。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四，直皖之间刀兵相见，还没那么快到来。 中国的火药桶湖南 晚清以来，湖南在中国的名头很响。自湘军兴，帮助清廷守住了江山，清朝的中兴名臣，排在最前面的4个，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3个出自湖南。外面的人说，无湘不成军。湖南人自己说，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中国有湖南，中国就不会亡。然而，在上个世纪头20年，湖南却是中国的一个最危险的火药桶，南边北边打仗，湖南是战区。 但是这个火药桶，却给了吴佩孚一个最大的机会。 本来，吴佩孚一口气冲到衡阳，剽悍的桂军退回了老家，湘军被打散了，幸亏师长赵恒惕，收集散兵游勇，凝聚力量，总算为湘军保留了一点元气。在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因前方的败绩而出现分裂，西南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原本就不太买孙中山这个非常大总统的账，此时则策动一部分非常国会的议员，将军政府改成总裁制，总裁设有7人之多，而孙中山则由原来的非常大总统，变成毫无权力的7总裁之一。而且新的军政府，不断向冯国璋献媚，公开表现出妥协的态度，逼得孙中山愤愤地发表武人之争雄“南北皆一丘之貉”的宣言，下野回到上海。这样，最令北京政府头痛的孙中山，似乎已经被了结了。武力统一的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据陶菊隐先生说，刚刚拿下衡阳的时候，吴佩孚还踌躇满志，胜利在望。写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句道：“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这里的元首，到底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说不太清楚。但无论指谁，此时的吴佩孚，还是在为元首分忧哪。也就是说，刚刚占领衡阳的吴佩孚，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无不满。作为此番南征唯一的常胜将军，这时，还做着建功立业的梦。 然而，一只脚踏在两广大门口的吴佩孚，按兵不动了。或者说，此公的梦忽然醒了。因为北京政府发表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下子给吴佩孚的刺激可不小。张敬尧在北洋系资历比他深，但却一向为他所看不起。当年在四川抵御护国军，吴佩孚就见识过此人的无能。此番南征，张敬尧又是以优势兵力，屡战屡败。如果不是他加入战阵，湖南的战局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可是，打赢了，桃子却给了这个草包。吴佩孚是个自负而又刚愎的人，根本受不了这个气。于是，这位南征的先锋，放下他元首的大业，开始学湘军名将彭玉麟寻访梅花，跟当地士绅诗酒唱和。第一件要务，居然是跟湘军建立联系，释出善意，免得擦枪走火。一句话，吴佩孚不想打了。在当时的中国，军阀之间要想建立联系，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在很多情况下，即便双方正在交战，双方的代表也会在上海或者汉口的租界里把酒言欢，今天开战，明天兴许就是盟友。当时南北交战，但西南军阀跟皖系军阀之间，照样存在着正式的联系。双方的代表，在一起喝酒打牌，无所不为。吴佩孚作为前方的一个师长，不算是交战中的一方，没有跟对方接触的正式代表，但要想建立联系，找个把双方都熟的人，却也易如反掌。 一个说法是，吴佩孚托人找到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好朋友童锡梁，从长沙来到衡阳，托他带话给谭、赵，表达休战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吴佩孚派后来成为他第一号谋士白坚武来到湖南永州，谭延闿的驻扎地，“暗示吴将按兵不进”。然后谭延闿派萧仲祁回访，据说吴佩孚“接待颇殷，饮酒和诗，意气殊洽”。交战的双方接上了头，休战就休得比较踏实了。一来二去，双方的主帅也见了面，吴佩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湘军实际的统帅赵恒惕订交。赵恒惕也是湘中一员很有本事更有见识一个战将，吴佩孚钦佩他居然以数千收拢来的散兵，打败了张怀芝一个主力师，双方惺惺惜惺惺，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两人生命结束。吴佩孚年谱的作者，对吴佩孚休战罢兵，跟南方合作这件事，描述得很有戏剧性：1918年“端午节前夕，接段祺瑞急电，饬进攻两广，并允以广东督军为酬，先生〔指吴佩孚——笔者注〕批一‘阅’字，明日邀全军团以上军官与湘军各将领驻衡代表高会饮酒，众大惊诧”。.t> 吴佩孚按兵不动，急坏了段祺瑞和徐树铮。一面给了吴佩孚一个“孚威将军”的头衔〔这个头衔，级别跟督军同，意味着从此而后，吴佩孚和张敬尧平起平坐了〕，一面由徐树铮亲自出马，亲临衡阳前线，指望靠他的三寸舌，说服吴佩孚继续南下。孚威将军这类头衔，在级别上虽然跟督军一样，但属于空头衔，当然，这种头衔给一个下野的将军还是给一个实权的师长，意义是所有不同，但毕竟跟一省督军不能比。此时这种迟到的安慰奖，对吴佩孚根本是没有用的。时人有评论曰： 吴氏为识时之俊杰，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张，岂区区之虚荣，遂足以使之入于彀中哉！ 不过，亲到衡阳劝驾的徐树铮，却以为自己的一番口舌功夫，已经打动了吴佩孚，大功告成。因为在劝说吴佩孚的同时，他以奉军副总司令的名义，调来了3个师的奉军，开到湘东，大兵压境。一向自以为智谋过人的小徐，一相情愿地认为，前有高官厚禄为引诱，后有虎狼之师督战，不愁吴佩孚不就范。安排停当，徐树铮给段祺瑞发了个电报，老段接报大喜，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电，极尽笼络之意，开了总理给一个师长直接联系的先例。亲政府的《公言报》，也忙不迭地发表社论，批驳吴佩孚顿兵不前，是因为没有得到湘督，而心怀不满的言论。说是张敬尧做湖南督军，本出于曹锟的“推举”，因此，所谓曹锟、吴佩孚的不满，无非是谣言，“今吴氏奋斗如故，曹氏督率如故，则与中央发生意见，自非事实。” 没想到，几乎在顷刻之间，吴佩孚就给《公言报》一记耳光，他到了衡阳，按兵不动，并没有“奋斗如故”。小徐和老段的如意算盘，全都落了空。最糟的是，连已经向南开拔的奉军，也变了卦。原本他小徐能调动奉军，是因为在北军发动第二拨攻势之前，他策划让奉军从秦皇岛劫走了足以装备3个师从日本进口的军火，这些军火原本是北京政府以参战名义从日本订购的，小部分应该拨归山西陕西，大部分归陆军部统一调配。有种说法是，可能会拨给江苏督军李纯。徐树铮为了拉拢奉系，不惜破坏规矩，把军火情资违规给了奉系。在他看来，为了能调动奉军南下参战，必须出点血。下这招狠棋，他连段祺瑞都瞒着，老段知道真相后，也无可奈何。而小徐因此，得到了张作霖奉送奉军副总司令作为回报，徐树铮也就大着胆子，调动奉军3个师南下。不过，小徐忘了，作为军阀，土地和军队是命根子，如果这仗在华北打，有扩展疆土的可能，张作霖兴许还会同意，张作霖显然不可能喜欢自己的部队跨越数千里之遥，跑到湖南去打仗。这种打法，纯属于为他人作嫁，自己损兵折将，得不到半点好处。因此，南下入湘的奉军，到底能不能真的投入战斗，其实还很难说呢。接下来又传出徐树铮侵吞了奉军140余万军费的消息，这笔钱，明显是从西原借款中拨出来的。到底该不该给奉军，其实也不一定。但是有此一说，张作霖就可以拿着说事，不久，就借故把已经开到湖南的奉军调了回去，从此，此前一向跟着段祺瑞走的张作霖，跟皖系有了裂痕。 更可悲的是，与此同时，吴佩孚并没有被小徐说动一丝一毫。他有他的主意。吃败仗的张敬尧作了湖南督军，这一件事，就已经让吴佩孚看透了老段小徐这些人不仅不足于成事，而且赏罚不明。断然不可能再为他们火中取栗，南下两广，但掉头北上回家，暂时也不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练兵扩军。一向目空一切的吴佩孚，根本没把进入湘东的奉军当回事。 吴佩孚是军阀之林的后起之秀，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得有实力。比起同辈的小旅长冯玉祥来，吴佩孚获取出头的实力，不仅有外面的阻碍，还有内部的阻力。冯玉祥虽然也是个小旅长，却是独当一面，上面没有直接管他的人，而吴佩孚则上面有个曹锟，虽说曹锟在湖南战事发生之前，已经让他做了第三师的师长，但其中的1个主力旅的旅长，还是曹锟的旧人，资格比他还老。说明曹锟还不想让他完全说了算。让曹锟彻底放手，只有战争，开战之日，就是曹锟这个憨蛋放权之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吴佩孚乐意打这场仗的缘由。打起来，一切就得服从战事的需要。果然，通过指挥作战，吴佩孚成功地让曹锟同意换掉了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整个第三师，都变成了他的人。 一个第三师，远远不能满足吴佩孚的胃口，他还要扩军。在湘南期间，不仅手下的第三师和4个刚编成不久的混成旅〔有1个混成旅旅长是曹锟的弟弟曹锳，留在直隶〕人员得到了补充，而且又编了4个补充旅，达到近3万人枪。实际上，比别的省份一个督军所能控制的武力还要庞大。关键是，这些人马都听他的。按军阀的惯例，部下一旦坐大，就会反叛主公，自立为王。但是，吴佩孚不打算这样做，他不是一个满足于据地自雄的军阀，他有天下之志。为了这个目的，他有野心，重建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礼崩乐坏的道德价值。那种架空乃至反叛上司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给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学样的典范，他要跳出这个“冤冤相报”的循环，开辟一个新局面。因此，他架空了曹锟，却坚定地表示忠于曹锟。 扩军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军阀，养兵大多靠自己盘踞的地盘，也有时可以从北京政府那里要几文。只要北京政府需要他们行动，就得出钱。此番“武力统一”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按理，当时的北京政府虽有中央之名，但其实财力不及一个富的地方军阀，最主要的收入，关税和盐税已经专门划出供给支付庚子赔款，田赋自然是各个地方军阀自己收，一毫也不会上缴。除了北京市的捐税和几条铁路的收入，主要靠扣除当年庚子赔款的关税和盐税的余额，所谓关余和盐余来维持。实在有大项开支，就得发行公债，但公债老是不还，后来也就没法再发。但是，我们知道，在皖系当家的这段时间，公债还能发下去。而且日本给了西原借款，正因为有了这大笔的借款，老段才有本钱“武力统一”，所有前线的军队，也就有了向中央要钱的借口。据统计，在对南方作战战事最激烈的1918年这一年，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达到2.03亿元，这些钱，应该说除去中饱、克扣，大部分都奔了湖南前线。当然，老段的亲信将领，张敬尧和张怀芝这些人，肯定要拿得多一点，但对“作战有功”的曹锟吴佩孚，也得给一些。同在湖南的冯玉祥，据说只能领到该领数额的40%，也许最前线的吴佩孚会多一点，但肯定不会足额，否则曹锟和吴佩孚不会总是理由充足地函电交加地向中央索饷。 吴佩孚扩军练兵的经费，一部分当然来自北京政府的拨款，只要老段和小徐还幻想着吴佩孚为他们打先锋，钱或多或少总会来的。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的赋税，占了衡阳，衡阳周围的地盘就理所当然由他吴佩孚做主。第三部分来自于西南方面，主要是广西陆荣廷的补助。尽管吴佩孚自己不想打，但西南方面为了更加保险，乐意出血，当然吴佩孚也就笑纳了。 当时的多数军阀拼命敛钱，除了用来养兵，多半都汇往租界，存在外国银行，或者开办产业，一旦下野，就躲到租界里做寓公，几辈子吃不完。连吴佩孚的主公曹锟，都是这样一个人，最无耻的像张敬尧，连自己手下的兵都养得半死不活，有了钱，自己和自己几个兄弟就都私吞，汇往租界，让自己手下的兵，自行“打谷草”，靠劫掠为生。但吴佩孚不这样，他也爱财，但弄来的钱，都用来养兵、扩军、练兵。自己不畜私产，也不允许自己的部下这么干，当时的军阀圈里的人都知道，吴佩孚和他的部下没有钱。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武器弹药，用来养兵。相对而言，吴佩孚养兵，用的钱要比别人少，他的部下，穿的都很差，吃的也简单，后来直皖开战，媒体报道，说皖军吃的是筵席，大鱼大肉，还加面包汽水的早点，而直军吃的不过是馒头咸菜。吴部从军官到士兵，都很简朴，而且很少见有喝兵血的现象。张发奎回忆，当年他在粤军做小军官的时候，部队军官要扣10—20％的薪饷，士兵不扣，但实际上，士兵每月能领到几毛钱的伙食尾子就不错了，各级军官，都吃空额，而且克扣士兵的薪饷。其他的军阀也类似，奉军士兵，在开拔的时候会发双饷16元，但到士兵手里，仅仅剩下6元。但吴佩孚的部队，这种事不被允许。他的军官和士兵也没什么钱，但省下来的薪饷，没有进军官的腰包，都用来购买武器了。这使得直军的武器，虽然比起用一色日式装备的参战军差些，但差距并不很大。德国制造的野炮山炮，马克沁机枪，都有，就是比参战军少点，汉阳造的步枪，虽说比不上日本的三八式，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吴佩孚练兵也有一套，不仅练士兵的作战素养，而且着重约束士兵，严肃纪律。中国军队的纪律，传统就很糟。在明清两代，当兵的人有兵籍，属于准贱民，因此道德约束很差，打仗往往就是士兵发财的机会，所以，民间之防官军，甚于防土匪，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的民谣，并不是空穴来风。自晚清以来编练的新式陆军，原本是打算矫正此弊的，?但时间一长，故态复萌，北洋军的军纪，好评不多，而北洋军的第三师在北洋军中，有着民元北京兵变的坏名声，臭名在外。吴佩孚一主政第三师，就决心把名声挽回来。 在军纪这个尺度上，世界上有两种军队能打仗，一种是军纪严明的，一种是军纪不严匪气很足，但凝聚力很强的。显然，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吴佩孚，追求的是第一种。尽管进入湖南的北军名声很差，祸湘祸得全国舆论大哗，但吴佩孚的部队却保持了良好的声誉。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吴军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了一个水烟袋而被枪决，部队的驻地，还有人办喜事。说是匕鬯不惊也许有点夸张，但当地老百姓可以正常生活是可以肯定的。在湖南人编写的《湘灾纪略》里，对北军深恶痛绝，唯独对吴佩孚的部队大加褒奖。吴佩孚进驻衡阳后，有一阵传说吴部将要移防，闹得衡阳人心惶惶，吴佩孚不得不出告示，说明自己的部队不会走。吴佩孚的这种独树一帜，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在那个时代，一个既能打仗，又善于治军，部队纪律良好的将领，实在是凤毛麟角。那年月，军人还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吸烟和赌博，吸烟吸的是大烟，当兵的人，有这口嗜好的，从军官到士兵都有，赌就更甚，从晚清到民国，士兵好赌成风，积重难返。但是，在吴佩孚那里，绝无吸烟赌博嗜好者的位置，只要发现，一律赶走。仅这一点，吴佩孚的军队就比那些动辄肩扛双枪有烟枪的军阀部队要强。.. 好名声的吴佩孚，不像同样爱惜羽毛的冯玉祥是个老粗，他是北洋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秀才功名的人，按陈独秀的说法，他是八股秀才，诗、文都行，不是后来的策论秀才。在衡阳期间，吴佩孚结识了后来成为他文胆的张其锽，一直到1927年吴佩孚失败逃亡，张其锽都一直跟着他，直到有一天遇到土匪袭击身亡。张其锽是湘桂知名的名士，诗文上佳，跟当时的湘军的统帅谭延闿是进士同年兼好友，因参与谭、吴之间的联系，跟吴佩孚相见恨晚，遂入了吴的帐中，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吴佩孚一系列文采飞扬的通电，据说大多是张大名士的手笔。这些通电之所以一出来就天下传颂，跟张的生花妙笔不无关系。后来吴佩孚的帐下，不仅有张其锽，还有近代著名的诗人杨圻，杨云史。相传，杨云史做了吴佩孚幕僚之后，给他夫人的信上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见当时文人对吴佩孚的欣赏。 在湘南，吴佩孚掌握了一支3万人枪的劲旅，也基本上搭起了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底，武将们虽然土了点，像他的谋士白坚武批评的那样，没有洋学生，但个个对他忠贞不贰。通过进军湖南，他得到了常胜将军和儒将两大头衔，一跃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旅长，变成尽人皆知的名将。在他成为中国第一人，实现澄清天下之志的道路上，还缺一点道义的感召力，有幸的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了他这个机会。 值得一提到是，自我感觉特好的徐树铮，在游说完吴佩孚之后，回到北京，接着干了一件震动“北洋团体”的大事，擅自把北洋宿将陆建章给杀了。陆建章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属于北洋军草创时代的老班底，跟段祺瑞差不多的资历。在袁世凯时代，做过陕西督军，官拜上将。说起来，陆建章跟段祺瑞同为安徽人，又是同僚，但却一直不和，结怨甚深。后袁世凯时代，是段祺瑞的时代，段祺瑞也不思修补两人的关系，因此，陆建章一直赋闲，自然积怨更深，只要有机会，总是想办法给老段找点麻烦。恰好陆的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是他提拔而且把内侄女也一并赏了的冯玉祥。冯玉祥的部队不多，但相当精干。上面但有点事，总是陆建章给他帮忙，所以，对陆言听计从。冯玉祥武穴主和，都传是他暗中鼓动的结果。仅此一点，在徐树铮看来，就有可杀之罪。不过，北洋军人是讲辈分、讲资历更讲脸面的。即使跟其他的军阀打仗，一般都会对对方的身家性命加以保全，更不会动战败者的家人和财产。更何况，此时北洋团体尚未破裂，陆建章无论多么可恶，毕竟是自家人。徐树铮一个北洋后辈，当时仅仅是挂名的奉军副总司令，官阶比陆还低，不经审判，甚至没有事先请示段祺瑞，把个前辈上将诱来，一枪送他去见袁世凯，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犯了北洋团体的大忌，破坏了军阀们约定俗成的内部道德规范——无论有多大的敌意，一般不伤害对方的身家性命，除非战场相遇，子弹不长眼。这令圈内的很多人对小徐的心狠手辣，感到心寒。更不用说，此举彻底地伤了北洋的后起之秀冯玉祥。到后来，小徐失势之后，还就是因为这个被冯玉祥杀了。 小徐的权术，玩大了。这件事，使得当时被逼无奈事后追认枪杀陆建章事件的总统冯国璋深受刺激，以至于一有机会，就大呼和平，导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在整个情势上都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安福国会选出来新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提倡和平。 吴佩孚与湖南的“驱张”运动 1918年3月，北军三路进攻湖南，作为主攻的张敬尧第七师，寸功未见。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下湘北重镇岳州，连下长沙，湘桂联军溃走。在这个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分别接到两个命令。给吴佩孚的是让他继续追击南军，直捣两广。给张敬尧的是让他做湖南督军兼省长。接下来，追到衡阳的吴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长沙的张敬尧，做了大帅〔当时人按晚清的惯例，给督军上的“尊号”〕，总算有了地盘，按规矩，可以算是地方诸侯了。 张敬尧出身小站新军随营学堂，算是小站旧人。在北洋军里，资历绝对比吴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师师长的时候，吴佩孚才是个小营长。当年辛亥革命北洋军进攻武汉，后来国民党二次革命，北洋军进攻南昌，以及围剿“白狼军”，张敬尧还算是骁将。但是，到了入川跟护国军对阵之时，就已经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为段祺瑞倚重的爱将，实在是不争气，打一仗败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亲，湖南的督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里。 可是，做了大帅的张敬尧，却发现他这个督军，能够控制的不过长沙周围几个地方。漫说远在衡阳控制湘南的吴佩孚他管不了，不仅管不了人，连地盘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于分别驻扎着南征的北军各部，他实际上也管不了。一个督军，实际管辖范围，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这么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盘不大，但军阀的毛病，张敬尧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拼命扩军。第七师进驻长沙不久，就扩充到7万人枪。人马多了，跟其他军阀一样，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亲戚同学，第三故旧乡亲。张敬尧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各个都身居高位，不干好事。湖南人给他们编了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军阀的部队有个通病，凡是驻扎地不是自己的家乡，纪律就不好。北军进入湖南，原本就是来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冯玉祥和吴佩孚的部队尚可，其他部队，口碑都不怎么样，而张敬尧的部队，就更是差劲。加上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擅自扩招的，陆军部一时还排不上编制，因此，经常薪饷不继。严格来说，得要靠他自己筹饷养活。可是，他实际控>藏书网制的地盘小，自己贪，几个兄弟更贪，弄点钱，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国银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购置产业，在安徽老家买地，余下来的，才能养兵。因此，他的部队，经常闹饷，然后自行搜刮，纪律一塌糊涂。 在如此狭窄的土地上，骤然养了这么多兵，当地绅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张敬尧既要养兵，又要自肥，没有别的办法。跟所有没出息的军阀一样，只能一边加大征收幅度，横征暴敛，一边滥发纸币，滥发债券，同时还干点盗卖公产的勾当。特别遭人诟病的是，张敬尧还克扣湖南的教育经费。湖南是个士绅势力极大的省份，自晚清以来，教育经费就已是得到特别保障的，任谁当政，都不敢随便动一个指头。可是到了张敬尧手里，由于军费紧张，居然敢动教育经费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后以纸币代银元，继 800c." >而拖欠。各学校1月份的经费，时常拖到3月份方给，给的时候还要克扣打折。因此，引得新旧知识界对张敬尧格外地不满。 当然，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张敬尧在民国史上，名声的确很坏，但并非一个专门作恶的恶魔。他的军队，虽然纪律不好，但也不至于专门放出来烧杀淫掠。后来湖南“驱张”运动，胪列了张军的恶行，尽管已经极尽夸张之词，但比起后来督鲁的张宗昌，还是小巫见大巫。张敬尧种种搜刮恶行，的确很恶劣，但还没有到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时期的一些军阀，比如四川的刘存厚，也差不多是这样。五四运动后期，湖南学生和知识界发起“驱张”运动，大张旗鼓四处运作，到处去臭张敬尧。张敬尧能够让这些人从容发动，而且自由出入，可见张敬尧并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可是，张敬尧倒霉就倒霉在他刚当上督军不久，就碰上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冲着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张敬尧要对付的，不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学生，还有在湘南剑拔弩张的吴佩孚，和在常德皮里阳秋的冯玉祥。是人都知道张敬尧是皖系的大将，痛打卖国贼，在北京目标是段祺瑞、徐树铮和曹、章、陆，在湖南，就是他张敬尧。 说实在的，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吴佩孚撤防北上，张敬尧就像被放在火炉上烤的烤鸭，一边的火是湖南的知识界，一边的火是吴佩孚，直到烤成两面焦，最终被湖南文武两伙势力，驱逐出了湖南，官职丢了，残兵被人吞掉，片甲无存。一生的事业，从此烟消云散。 我曾经介绍过，五四期间，湖南的抵制日货运动非常火爆。学生对买卖日货的人，往往采取暴力的行动，但军警却并不制止，有时甚至还向着学生。事实上，张敬尧根本不敢对运动说三道四，更谈不上镇压了。不仅如此，张敬尧还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章、陆，以丢卒保车。个中缘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着众多军人通电主张续开南北和谈之后，给段祺瑞的密电里讲的，关节有五条： 此际适值外交棘手，各方多主续开和会。而尧一因湘省地当要冲，四面楚歌；二因湘省兵燹迭经，饥馑洊至，倒悬待解，望治孔殷；三因湘省金融枯竭，公私交困；四因青岛问题发生，湘省商民开通最早，激烈分子最多，多方煽惑，恐有他虞；五因湘省军队复杂，困难尤多。尧素主战，而实逼处此，不得已有宥日〔26日〕之通电。 这里，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两条。一则来自长沙学生和知识界的，一则来自吴佩孚和冯玉祥。两下夹攻，把个主战派健将逼成了这副模样。 不过，尽管张敬尧对学生闹事基本上不敢过问，但毕竟不许抵货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于当地经济的考虑，如果抵货的规模过于大了，而且商会出面要求干预，张敬尧还是得出面应付一下。但这一应付，出大事了，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登场。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福州事件的刺激，学生加紧了抵货的步骤。1919年11月26日，学生查获了大批日货，准备在教育会会坪集中销毁。但同样参加抵货的商界人士，却大多主张罚款，双方争执不下，商会会长张先赞恳请张敬尧干预。于是，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领军警，来到了教育会。军警和学生发生了冲突。据学生方面讲，他们遭到了军警的毒打和驱散，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可是，这场被称为“学界未有之惨剧”的镇压，后来却没听说学生入院治疗，受伤的学生后来怎样，也没人提及。依照运动时期媒体的惯例，如果真的打伤了学生，随后报纸就会大肆渲染，绝无可能放过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学生受伤。但是，随后长沙中小学生，全体解散，不上课了。张敬尧派人跟各学校协商数次，没有结果，于是亲自到教育会去跟各校校长和教员们去协商，委婉地说了软话，商会会长也道了歉。但是，没有用。学生和知识界联合起来，一致决议开展“驱张”运动。具体地说，“驱张”运动的核心组织者，是健学会和新民学会，推举代表数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和常德〔还有一说，加上汉口和保定〕，向各方申诉，要求罢免张敬尧。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请愿。去上海，则主要是向媒体和外国人造势。去广州，则是对南方军政府呼吁。去衡阳和常德，则是对吴佩孚和冯玉祥做工作。其中，“驱张”运作的重点，就是北京和衡阳。两地的“驱张”请愿团，分别有三四十人的规模。按 href='2645/im'>《毛泽东传》的说法，毛泽东实际上是此次“驱张”运动的策划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图要“驱张”了。去北京的请愿团，实际上是他带领的。也因为“驱张”，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革职“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去北京请愿的人中，我们还发现了杨树达、李振翩、李启汉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北京联络了在京的湘籍士绅熊希龄、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联名上书，在京的湘籍国会议员，也都被动员起来。请愿团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专门宣传造势。一时间，报上尽是张敬尧如何祸湘，如何镇压学生的消息和报道。 当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应请愿团的要求。漫说当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别的派系当家，自打袁世凯死后，也没有一届政府能换得了兵权在握的督军的，除非让更有实权也有野心的督军下属顶班。但如此声势浩大的请愿宣传，却弄臭了张敬尧。张敬尧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于间接地为直皖之争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阳的请愿活动，虽然声势没有北京那么大，但取得的实效，却远远过之。去衡阳的请愿团，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里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蒋竹如等重量级人物。这个请愿团组织严密，有总干事，下设交际、庶务、文书各股。除了请愿团之外，湘南学生几百人，也加入进来。事实上，决意“驱张”的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知道，真正对张敬尧能产生切实威胁的，也只有吴佩孚，即使当时看起来也很进步的冯玉祥，也得看吴佩孚的眼色行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大体上，去衡阳的请愿团，采取了三种战术。一是悲情打动，二是好话恭维，三是晓以利害。 先看第一种战术。1920年1月9日，请愿团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学生400余人，游行至吴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见吴佩孚。吴佩孚欣然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注意到，吴佩孚出来的时候，“无一随身卫兵，与张敬尧兄弟武士环身者有别”。请愿代表“面呈递交请愿书，及张酋罪状书，并诉说去张之决心”，说到动情之处，放声大哭，顷刻间，“全队学生哭声大作，左右侍卫军士亦为泣下”。大家一起哭，请愿效果奇佳，“吴将军乃大感动，允三日答复”。但是学生还心有不甘，“以未得具体办法，席地守候，以示坚决”。后来是吴佩孚的参谋长出面，“切实担保”，学生们才离开，前往各旅的旅部继续请愿。 求人办事，说人好话，这是中国人的规矩，赴衡请愿团当然懂得。况且，吴佩孚的军队，纪律的确不错，来到衡阳，说说吴佩孚的好话，也是现成的。请愿团到衡阳之后，发表告衡阳各界同胞书，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次走到衡阳这个地方，觉得市面上的生意很兴旺。农工商学各界的人都安居乐业，好像别有天地一样。我们就考究当这连年兵燹以后，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太平气象咧！那么，人人都说有一位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在这里保护百姓。唉！试一想到长沙、醴陵、株洲和别的地方，有被兵烧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强奸了妇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银钱衣服的，有被兵结果了性命的，弄得他们倾家荡产，饮泣吞声。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尽了无穷的痛苦！唉！这又是谁的罪过？那么，人人都说是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把我们湖南弄糟了。张敬尧除开造了这些罪恶以外，还把湖南的公产变卖进了腰包，把湖南的学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离失所〔明明是学生自己宣布解散的——笔者注〕。把湖南的金钱刮削尽了，又要勒捐军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种鸦片，唯恐我们湖南人不死绝。列位：试想一想，这种人做我们湖南的督军，你看我们湖南的人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学生跑到衡阳来，请求很仁义很道德的吴将军设法驱除穷凶极恶的督军张敬尧。救我们湖南三千万同胞。” 很显然，这个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给吴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吴佩孚看了以后，会很受用。作为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人拿他跟相邻的统治者比较，而他什么都好，邻居则万恶居之。 恭维后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给吴佩孚的请愿书里，先是申明大义，开首直接点明山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皖系政府卖国，而张敬尧则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国贼。在胪列了张敬尧种种恶行之后，请愿书说道：“夫国势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倡和义，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于将军之一身。时至势迫，以待枢机之潜运。倘将军于斯时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国贼可除，国权可争，倒悬之湘民可救矣。”而蒋竹如的请愿书，则干脆言明：“将军已有不可不克日兴师之势，何况湘省人民望将军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云霓乎！”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吴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够，请愿团也知道晓以利害，以吴佩孚的切身利益，来打动他。在请愿团的第三次给吴佩孚的上书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 况将军仗义执言，早已见疑于中央，见忌于张督，尤府怨于安福。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征诸往史，甚足寒心。当此群疑震撼之秋，不为先发制人之计，一旦群奸蹈隙，宵小乘机，将军又何以善其后乎？传曰，持斧不伐，贼人将来。蒯通有言：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今日之事，将军宜捐一日之利害，而谋千载之荣施；脱一姓之羁縻，以求万兆之幸福。即乞当机立断，举旌东行，而国是于是乎定矣。 引秦末蒯通游说韩信的故事，来劝吴佩孚“造反”，通篇几乎跟《战国策》和 href='2203/im'>《三国演义》里的游说词一样。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游说的味道，实在太足了。 其实，“驱张”运动对于吴佩孚，无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本来直皖之间，因为五四的契机，趋于剑拔弩张，而且势力此消彼长，已经接近摊牌。即使没有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驱张”运动，吴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现在“驱张”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大批学生来到衡阳，向他情愿，则给了吴佩孚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难得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吴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防北上了。这个借口就是，既然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痛苦，而战争的“果实”，张敬尧督湘，又是如此遭致人民反对，那么，北军撤走，让湖南人自己解决湖南的问题，岂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请愿团率领大批学生对他“效秦廷之哭”之后，他马上给北京的徐世昌，给长沙的张敬尧和保定的曹锟，连发三电。在给张敬尧的电报说道：学生的举动“系出于爱国一片血诚，应为略迹原心之对待，只可以理晓喻之，万勿以力遏之”。而在给徐世昌的电文中，则夸张地说，“长沙学生男女数百人，每日齐来师部效秦廷之哭”，他无法应付，明显是在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给曹锟的电文中，他不仅强调了给徐世昌电文中的夸张，而且具体叙述了学生要求直系动手“驱张”的请求，转而要求曹锟能否设法运作把张敬尧调走。这些电文，真正的意图，只是起到一个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经在恳求我“驱张”了。而他自己，则在请愿团到达之时，就在跟南方军政府和湘军紧锣密鼓地谋划撤防事宜。到了这年的2月，双方已经具体谈到军政府接济吴军的撤防费用问题了，据当时南方军政府总裁之一的岑春煊密电，吴佩孚要求的价码是60万。显然，对于吴佩孚1师4旅之众，这个开拔费并不多。当时的规矩，凡是让某地军队自己开拔，非得付开拔费不可，俗称“打开发”，就是打发。不掏点银子，人家就不走。对于特别想吴佩孚走路的南方军政府和湘桂军而言，付出这么点打发费用，也是应该。反过来说，即使是满口正义的吴佩孚，其实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请愿团还在衡阳没走，吴佩孚将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下轮到张敬尧恐慌了，左一个密电，右一个密电给北京政府，给他的主公段祺瑞督办〔时段祺瑞担任北京政府太上皇的边防督办〕，“万急”，“万万火急”，“万万特急”，跪求他们设法让吴佩孚别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彻底公开了，吴佩孚和曹锟跟北京政府正式摊牌。5月10日，吴佩孚开始北撤行动。张敬尧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称“人心恐慌，达于极点”。5月31日，吴佩孚率1师4旅之众，安然抵达汉口。吴佩孚撤走，其他非张敬尧系统的北军，如冯玉祥、范国璋各部，也先后自行撤离湖南。张宗昌和张勋前安武军则稀里哗啦也退了。湘军随即发动反击，张敬尧的部队当时虽有7万之众，在人不满万、枪不足3000的湘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到了6月13日，张敬尧已经完整地把湖南丢了，残军退入湖北，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收编，张敬尧丢了本兼各职，光杆司令一个，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从此，在历史就等于没这个人了。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动作，张敬尧在日本特务策动下，食指大动，谋有所为，结果被国民党军统在北平六国饭店给杀掉，到死还落了个汉奸的骂名。这年的7月，直皖正式开打。但是，我们看到，直皖之战的前哨战，其实就是“驱张”。张敬尧原本是给皖系看大门的，可是，用不着直系动手，就一败涂地。这一个前哨战，似乎已经预示了直皖大战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驱张”，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子运动，直接就跟直皖之战发生了关联。 “驱张”的最大赢家，是吴佩孚。他没有动一兵一卒，还捞了大笔的开拔费，北撤大军路过长沙的时候，吴佩孚和张敬尧所部，都剑拔弩张，但一枪都没放，吴佩孚还礼节性地见了张敬尧，双方客客气气。理论上说，两人并没有扯破脸皮，以后还是可以见面的。可是，吴佩孚却赚足了民意，成为解湖南人民倒悬的大英雄。当然，“驱张”的成功，也的确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吴佩孚的撤防，以及这样的撤防背后跟湘桂军之间说不清的密约〔人人都担心被出卖〕，让所有的北军，不是跟着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军的反攻下，毫无抵抗能力，一溃千里。“驱张”，就这样痛快淋漓地实现了。事情过后，参加请愿的学生对吴佩孚万分感激，他们说：“在衡阳的代表，幸而遇见一位主持正义的吴子玉将军，替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不然，我们宣告上所说‘张一日不去湘，学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话，不晓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咧！”其实，湖南的学生用不着感激吴佩孚，他们正好赶对了时机，即使没有学生“驱张”，甚至南方军政府不给吴佩孚开拔费，吴佩孚还是会撤防北上的，直皖之争，已经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决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动下台，直系则不动刀兵，果实落不到自己口袋里。但是，就跟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样，“驱张”给了吴佩孚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的学生惠及吴佩孚的，比吴佩孚给他们的要多得多。 吴佩孚和他幕僚两种趋时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年轻时的吴佩孚，很有点愤青的感觉。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这在晚清时节，显得有点不合俗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按家境，算是个穷人，二十出头，中了秀才。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吴佩孚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他的离家出走，最后投军，发迹，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他嫌戏演得淫秽，于是出头大闹一场。自然把人惹恼了，将之告到官里。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飘落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然后去投军。就这样，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 从戈什哈〔勤务兵〕做起的吴佩孚，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赶个晚集，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伟的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复杂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学会了审时度势，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尽管如此，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纵观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从小受的儒学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在他的传记里说，吴佩孚“十五岁从李丕森游，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春〔与陆润庠同科之翰林，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得中秀才之意——笔者注〕，故其学问之渊源，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余绪，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有所著述，诸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之类，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教义的陈年旧章，道学气息极浓，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即当年对军队的精神教育，大抵也是这个味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1924年，一个日本人问他，民国创立，君主不存，“五伦失其一”，只剩下四伦，无君则谈不上忠，将如何收拾人心呢？吴佩孚回答说：“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礼义廉耻，地之四维也，天柱不立，地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教救国，自为亘古不刊之论。”言外之意，虽然君主没有了，但五伦缺一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吴佩孚说，可以“正‘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非要修补的话，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他对于曹锟忠贞不贰，宁可随着一起背黑锅，也不肯自己独立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传统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势，二度下野之时，他就干脆鼓吹三纲至上，认为君臣即上下之义，长官之于部下，就是君臣。即使于他擅长的治军，也充斥了传统的气息。他的部队，尽管纪律比较严，但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即便国内出产的军校学生，也不甚喜欢。对军官，只用他自己办的学兵连出身的人。他练兵，最喜欢效法的人，是岳飞，是戚继光，是曾国藩，还有成吉思汗，没有一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学业，显然没有给吴佩孚多少西方的学识。 不仅如此，吴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国藩。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直皖战后，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说：“吾欲行志于天下，以孔孟之教义为大本，至于汉高祖之伟略，诸葛武侯之经纶，唐太宗之机智，皆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关于日常处世方针及事务处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制现实的行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论及心境之忠正，经纶之远大及人情之纯厚，近代无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伟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于麾下之湘人，不论张三李四，皆得被其余光，玉石同视，而占天下之要枢。”无疑，正是曾国藩这种道学气质，才让吴佩孚如此钦敬。 据说，吴佩孚还亲自动手写过一篇戒淫说。其中有言道：“国体变而政教衰，异学鸣而风俗坏，政纲坠地，法纲遂弛，祸水滔天，狂澜莫挽，礼义之防既溃，淫靡之俗遂成。有时髦之士，新学之女，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男倡公妻之论，伦纪何存？女崇多夫之风，廉耻丧尽，甚至以孝为万恶之首，以淫为百行之先，狂悖之谈，古今罕见。”调子和口吻，跟五四时期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遗老遗少几乎一模一样。看内容，似乎应该是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写的。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此前，他就已经有了。他在驻扎洛阳期间，要算是思想最趋时的时候，但这时的他，对“男女关系”不谨者，一概革职。1923年，武汉江汉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出现了女生怀孕的事情。吴佩孚听闻，竟然下令解散江汉大学。 按道理，有着这样思想的人，所作所为，应该跟遗老遗少同气相求才对，根本没有可能跟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产生强烈的呼应。运动起来之际，他应该跟皖系的文人和军阀一样，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恰恰相反，吴佩孚不仅迅速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站出来高调大声疾呼，不是像一些人那样仅仅是虚应故事。在他的言论里，似乎年来饱受旧学之士诟病的这些酷爱《新青年》的学生们，根本没有“误解自由，尊崇异说，嫌纲常之旧制，好解放之新词，一意恣其奸淫，作风流之佳话，目束身之名教，为专制之恶魔”，当然也没有“覆孔孟，铲伦常”，即使提倡“非孝”〔五四时期杭州一师的风波〕，似乎也无所谓了。他看到的只是学生的爱国。学生自以为自己是北宋抗议卖国的太学生陈东，他也当他们是陈东。五四时的吴佩孚，根本没有受自己的文化立场的影响，他不是远在美国的吴宓和陈寅恪，这两个洋学生会因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场表现出对运动的不满，但是吴佩孚不会。因为此时他看到的是政治，看到的是后来的战争。为了政治，为了战争，他必须抓住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一个人心。更何况，运动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高昂的道德主义，跟他的文化立场，并不冲突。即使有冲突，文化也必须为政治让路。 在五四过后，吴佩孚沿着趋时的路线，继续前行。一时间，他表现得相当激进，对于五四后流行的口号，国民自决，劳工神圣，他都接受，而且跟着高喊。对于所有跟外国借款，无论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对。似乎始终站在进步一边，道义一边。拥护吴佩孚的人们，也忘记了吴秀才的本来面目。但是，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吴佩孚所有高调的表态，都是跟着舆论走。这种坚定不移的趋时表现，使得他不仅打赢了直皖战争，而且打败了号称能战的奉系。在两次军阀大战中，获得胜利。但是，在直系达到顶峰之际，由于曹锟肆无忌惮的贿选，导致他无法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主导舆论。加上他自己由于心胸狭窄，容不得同属第二代枭雄的冯玉祥和王承斌，内部分裂，最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 白坚武是吴佩孚的核心幕僚，也是他信任的智囊，但是，白坚武的经历跟吴佩孚很不一样。白坚武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毕业生，当年跟李大钊是同学，同列为北洋政法三杰。他跟李大钊的私人关系也特别好，属于挚友。不过，跟李大钊不一样的是，他很早就进入政界发展。1916年，得到在政界特别活跃的国民党籍议员孙洪伊的赏识，成为他的幕僚。并一度在孙担任内务部长的时候，任内务部的佥事，算是做了官了。我们知道，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洪伊是一个关键性的拥黎人士。因此，从那时起，白坚武就跟皖系结了怨。此后，孙洪伊靠上了直系，他也进入号称前直系干将江苏督军李纯的幕中，得以结交吴佩孚。吴佩孚在湘南罢兵休战，呼吁和平，有他的掺和。1922年，他为吴佩孚所聘，在吴佩孚巅峰时期，任两湖巡阅使和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头号幕僚，他主持的巡阅署政务处，在当时有“小内阁”之称。 白坚武的思想底色，跟吴佩孚大不同。无疑，他属于受过新式教育的一代新学堂学生，而且其中比较趋新趋时的一个。对于传统的儒学，没有吴佩孚那样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思想很接近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跟李大钊往还密切，鱼雁频频。李大钊不间断地把《新青年》、《每周评论》，甚至《新潮》寄给他。他每期都看得津津有味，万一有一期收不到，就非常不舒服，在日记里直抱怨。他还购买作为北大教材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我们知道，这期间的《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文学刊物，里面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尤其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推崇，是主基调。这些东西，恰恰是吴佩孚一直不以为然，或者深恶痛绝的。但是白坚武对此，却相当欣赏。读《新青年》第5号上胡适《论短篇小说》，称道不已。他还跟着学做白话诗，诗名曰“葫芦行”，并将诗寄给李大钊。诗的后半似有隐语，不可解，但前半部意指相当清楚。诗云： 我今不乐复如何？为着一个闷葫芦。 横不见头竖没尾，您说怎么不糊涂？ 人人见他都气闷，惟有打破气乃舒。 世间好物由改造，死抱葫芦何其愚！ 常说里有好药提，其实价值算臭泥。 臭泥之臭非小可，连皮带里无东西。 当破不破宁有怪，结局就在人发迷。 以当时的情势言之，白坚武所说的“闷葫芦”，最大可能，就是指中国的旧传统。白坚武还称赞《新青年》“辟乩坛之说”，“甚精允”，“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无新界人士出而辟之，浑妖二将并充斥于国中矣”。而吴佩孚则一向喜谈命理，于算卦、星象和扶乩都有所好。 五四运动起，白坚武欢欣鼓舞，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他说：“足征人心未死。”并频繁活动，在李纯、吴佩孚、张其锽等人之间穿梭往来，并致电南北和谈代表，要求中国代表拒绝签字，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主动代吴佩孚起草通电，声讨卖国贼。并于运动存续期间，来到上海，公开在顺直同乡会上演讲，历数皖系卖国劣迹，支持抵制日货。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演说中，白坚武还模仿当时湖南人的口吻，大声疾呼，说：“中国若亡，除非直隶人尽死。”把直皖冲突，直接解释成卖国和爱国之争。 在运动中，白坚武的文化立场更加接近新人物。他在7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新潮》上的文章《白话文与心理改革》中的一段话：“我们须得立定志愿去克服旧主义〔不适时主义〕，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间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各不相下，便成旋风。旋风是最讨厌的，所以调和是迁就的别名，迁就是糟糕的绰号。政治上讲调和才有今日的怪现状，学术上讲调和才有所谓古今中外党……须知天地间事物不是一件一段的独立的，是互相关联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统，中国成中国的系统，动摇一件牵动多种，调和是没成效的，必须根本改换。”对于这种出自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先锋傅斯年之手，决然的全盘西化主张，白坚武深以为然。他在后面写道：“余年来深悟政治以及各社会内幕，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凡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不容有调和，政治社会更无论矣。傅君兹文，实获余心。” 更进一步，白坚武几乎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先是对张东荪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这在当时是时髦，而张当时也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分析中国的南北战争，说是在剥削阶级制度下的产物，而平民阶级必须打破南北军人势力，深表赞同。接下来，开始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有产者不仅锻炼足以致死自身之武器而已，且有产出可以挥其武器之力现代之劳动者，无产者是也。”1919年底，他花了两天读《新青年》上的《马克思学说》一文，感慨道：“马氏之经济论发抒特点甚多，虽不甚合实际，曙光在此。”他在日记还提道，“劳动论的名人马克司思云：‘劳动界把自己解放了，也就解放了全体人类。’我谓马氏两语可作劳动解放总论”。当然，比较起来，最合白坚武口味的，还是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及研读张东荪谈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张东荪说了他想说的话。但是，这一点并不耽误他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友谊，白坚武不仅跟李大钊来往密切，交情甚笃，对陈独秀也感佩之深。1919年11月4日，汉口《大汉报》上误载了陈独秀已死的消息，白坚武闻之大恸，在日记里写道：“陈君独能为理想革进之先锋，难矣；躬行牺牲，尤难，余方拟以中国之路得〔即马丁·路德——笔者注〕、卢梭，斯人若不幸，则人道之明星陨坠。苦恼众生，倘自知其所处之境，其吊悼陈君之泪涕，当与江涛海波同量。”更不耽误他因李大钊和陈独秀穿线，跟苏俄代表见面，拉上苏俄跟吴佩孚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亏了白坚武的帮助。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邓中夏提到，李大钊通过直系的交通部长高恩洪的关系，得以在国家控制的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这些密查员都是共产党人。通过职务的便利，“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同时把工人讨厌的铁路职员，通过“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告上去，把他们搞掉，由此打开了局面。而高恩洪之所以答应李大钊，主要是由于白坚武的关系。这一点，当事人朱务善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只是后来总工会建立之后，因和当局的纠纷罢工，导致京汉铁路时常中断，最终危及直系的军事利益，中共才与吴佩孚逐渐交恶。 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幕僚，吴佩孚的表现，一度在外界看来，相当激进，相当“左倾”。以至于苏俄在中国找盟友的时候，曾经一度很中意吴佩孚。即使选中了孙中山，也希望孙吴联合，一并成为苏俄的盟友。可是，吴佩孚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感觉。他所谓激进的表现，更多是由于激进，才能赢得舆论的拥戴。而五四的舆论战的全胜，使得他尝到了甜头，所以才接茬走下去。一旦激进到了危及他的利益，尤其是军事利益，那他就不会再接着激进了，反而挥舞屠刀，杀向坚持不肯复工的罢工工人。与此同时，他坚持不肯背叛的主公曹锟，也因为赤裸裸地贿选总统，失去了媒体的宠爱。就这样，一度占据舆论制高点的直系，从这个高点迅速地跌落下来，接下来的第二次直奉大战，在内外交困之中，他也就输了。 对于吴佩孚的失败，白坚武认为，主要败在曹锟身上。 5176." >其次，是内部分裂。还有就是因为吴佩孚过于信任他那个文胆张其锽，而张恰是一个旧文人。结果导致吴佩孚用人，“不明新陈代谢之旨”，“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余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可证直系用人之无策矣”。两人文化观上的不同，最终还是显现了出来。说起来，的确吴佩孚对于幕僚，更喜欢的是张其锽。只是，吴佩孚和白坚武能够合作，还是因为尽管文化观不同，但性格中却都有强烈的功利和趋时的倾向。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失势的白坚武，为了跟他讨厌的国民党作对，居然接受日本的资助，在华北地区搞“华北国”，策动了一系列暗杀、破坏和策动兵变的活动。无论动机如何，毕竟大节有亏。而吴佩孚的性格，固然有功利趋时的一面，但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却大体上能够坚持下去。他在1918年就提出的四不主义，一直到晚年，依然坚守。其中不借外债一条，使得1922年之后的直系政府，时常陷于财政异常困难的境地，也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但他就是不肯让步。他的确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嗜财如命，广有积蓄，下野之后，可以在租界做寓公〔曹锟就是这样〕。吴佩孚确实没钱，下野之后，只能靠其他军阀的接济养着。抗战期间，身陷敌后的他，在日本人的高压和利诱之下，依然能保持民族气节，至死不肯与日本人合作。据说，当时日本人对吴佩孚的工作，是力度最大的一个，土肥原亲自主持，但依然无功而返。这里，他那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还是起了作用的。看来，文化观之新旧，不见得旧的一定不好，新的也不见得一定好。也许，旧的毕竟有底线，而新的为了某个目的，底线是可以放弃的。 吴佩孚变脸：文戏与武戏 吴佩孚势如破竹地从岳州打到衡阳，几乎纵贯整个湖南，把桂军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军给打残了，然后就罢兵休战。就地整军经武，壮大力量，而且迭发怪论。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赏，把湖南督军给了那个一向为吴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张敬尧。对于曹锟来说，则是许诺给的副总统，若有若无，最后居然泡了汤。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由于北洋集团第二代崛起。出于战争的缘故，第二代早早出头，建功立业，因此形成新老代际之间的对立和挑战。机缘凑巧，由于段政府的对南方作战，被人称为后直系的曹锟，给了作为第二代冒尖人物吴佩孚一个机会，一个坐大的机会，而且，出于曹锟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吴佩孚之后，一直对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优容。于是，代际之间的争夺，就变成传统的以地域为分别的派系之争，或者说以地域派系之争为表现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吴佩孚，还有独立的冯玉祥，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的孙传芳，江苏督军下面的齐燮元，奉系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都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比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战争实际的主宰者。比较起来，1918年的吴佩孚，已经45岁了。按辈分，他属于北洋第二代，但论年龄，他跟第一代相差无几。用给他做传的章君榖的话来说，因为吴佩孚在新军当兵的时候，错失了一次直接进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结果反而居于一向被称为傻子的曹锟之下。这个心高气傲的人，此时，已经等不及了。 自辛亥以来，中国国内的内战，往往是呈现一种“假打”的状态，战争的胜负，似乎跟对阵双方的实力对比无关。实力较弱的一方，往往敢于公然取攻势，比如像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败不可。只要占据了舆论的主动，弱者就是可以打败强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满第一代的专横、颟顸，挑战的方式，首先也是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要占据这个制高点，在南北内战的当口，就是呼吁和平。在吴佩孚之前，已经有冯玉祥武穴罢兵，用的就是这一招。可惜，当时冯玉祥的资本不够，实力也不足，半途而废。接下来，轮到比较有资本和比较有实力的吴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战借口，依然是呼吁和平。如果说，冯玉祥呼吁和平的背后，有陆建章的运作，也有他个人的野心，那么，吴佩孚的和平呼吁，则有对段祺瑞的不平，同样也有他个人的野心。 吴佩孚在前线止步不前，开始可以赖到军饷不继上，但是，老是这样赖，好像也是个问题。毕竟，南征各军的军饷多少还是有的，比较起来，吴佩孚拿的还算多的。老拿这点说事，行内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必须找个新的借口才是。是时也，和平是最为时髦的呼声。南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作为战场的湖南饱受荼毒。不比此前的讨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正当性遭到舆论的强烈质疑。为内战而大笔举借日本借款，更是令人疑窦丛生。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出于抵制日本，也有希望中国停止内战的呼声，尤其是美国，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内战的意愿。此时吴佩孚打出这个旗帜，比起一年前的冯玉祥，更加顺理成章，也更有煽惑性。 就这样，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突然发表致老直系的核心人物、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公开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政策是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做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亡国之策。通电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漂亮，当时就传诵一时：“我国内争年余，所有军用各款，纯由抵押借贷而来。用借款以残同种，是何异饮鸩止渴，借剑杀人？长此以往，恐未罢同室之戈，堕落渔人之网。”要求李纯再次约请另外两位江督，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来一次长江三督呼吁和平。大概是由于属于老直系的长江三督，在冯国璋麾下的时候，虽然时不时地捣点乱，但从来没有跟段祺瑞撕破脸皮，见到这样大胆蔑视“元首”的通电，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以，吴佩孚的阳电发出后，长江三督并没有反应。但是，这边吴佩孚可刹不住闸了，通电一个接一个推出来，文字越来越精彩，越犀利。天下乱了，长江三督顺势反应了，但是好像是没有听到吴佩孚的声音，提出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主张。皖系干将倪嗣冲反过来，跳起来坚决要求打到底。张作霖也应和着。段祺瑞生气了，摆出老师的架子，一边批评学生，一边说要怪自己教育不周。曹锟也坐不住了，装模作样出来训斥吴佩孚，不明事理，要求他的这个部下，“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逾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可是，吴佩孚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依旧一个通电接一个通电。在那个时代，公开的通电，就是表演，给媒体和舆论看的表演。借助这个表演，吴佩孚逐渐从一个北洋系内部的知名战将，变成了举国皆知的爱国英雄。 这阶段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最主要秀的，是个人的身段和形象。“戍防向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这样脍炙人口的话，树的形象是爱国。提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人，不举外债，四大自律，则是廉洁、正直，不慕权势，再加上爱国。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也忘不了自我炫耀一下自己常胜将军的威风。他大剌剌地宣称：“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一口一个“南人”，无论南人是否“不复反矣”，他吴佩孚隐隐然成了南征的诸葛亮。民国时期军阀之间打电报战，是一大风景。但打得最精彩的，还是要数吴佩孚。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文采飞扬。一边在自我炫耀，一边在戳别人的肺管，将别人的军。凡是他声言不做的事，都是别的军阀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却又不敢公开的事。 吴佩孚作为北洋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如此高调地登场，肆无忌惮地将第一代的丑行，借外债，聚财敛财，失败则躲进租界，勾结外人，等等，毫无顾忌地张扬出来，让第一代给自己的登台，做铺垫。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说，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长江三督，面对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击，心里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国以来，自打袁世凯开始，凡是掌握实权的军人闹事，都无一例外地会得到优容。更何况，段祺瑞武力统一，还指望这个已经踩在广东大门边上的吴师长呢。只要吴佩孚没有最后决裂，北京政府绝对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况且，吴佩孚虽然张狂，但步步都踩在爱国、正义和廉洁的点上，说出来的话，骈四俪六，不光文采好，抑扬顿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句句爱听的话。这些年来，即使邵飘萍、林白水这样的敢言名记，其骂权势者的名篇，也不过如此，比较起来，还真没有吴秀才或者说张其锽这样的文采，怎么让人不喜欢呢？可以说，吴佩孚就像当年的梅兰芳，一登台，就赢得了大大的碰头彩。自打吴秀才闹事，全中国各地的声援电报，就纷至沓来。吴佩孚将所有的赞扬他的电报，统统交给报纸发表。一边是表演，一边是喝彩，都见了天日。 吴佩孚高调亮相，把和平的调子唱入云霄。但敢于迎合他的军人，毕竟不多，连所谓的长江三督，也只是敲敲边鼓。某些在吴佩孚通电中被列名的前线将领，如张宗昌和冯玉祥，后来悄悄地表示没自己的事。所以，吴秀才虽然狂，但真的要决裂，本钱还不够，借口也不足。虽然和平的呼吁，经过吴佩孚这么一折腾，已经压倒了主战的势头。此后的9月，在徐世昌履任前夕，吴佩孚居然跟南方湘桂军将领联名通电主和，要求冯国璋代总统下令停战，徐世昌做调人。上个月否认联名通电的张宗昌和冯玉祥，此次再次出现在联名的名单上，他们不再否认了。面对明目张胆“通敌”而且有据的吴佩孚，段祺瑞既不能撤职，也不敢讨伐，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面驳斥，再发动一些军阀联合声讨。大家看得明白，吴秀才主和，业已占了上风。接下来，即使皖系..推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在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呼吁南北和谈。南北也就真的谈了起来。北方代表是王揖唐，半心半意；南方代表是唐绍仪，真心实意，连谈判的费用都自己垫出来。结果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也没谈出名堂。 进入1918年底，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次大战结束了，破天荒地，中国成了战胜国。“胜利”的喜悦，让中国的上层和知识界，一时间忘记了国内的纷争。北大一干新人物，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一连多少天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天安门广场充满了学生，但他们不是来示威游行的，而是前来庆祝的，虽然中国的胜利，中国人能看到的，只是克林德碑被推倒，变成了“公理战胜”碑。 一战的胜利，也让前段时间陷于窘境的段祺瑞，扬眉吐气。毕竟，人们在回顾这个胜利的时候，发现当年冲破诸多阻力，不惜跟大总统黎元洪闹翻，力主参战的人，是这个老儿。饮水思源，一时间，不仅政界军界诸公，纷纷向段祺瑞表示敬意，就是挑剔的媒体，也态度大变。上上下下，对段祺瑞的观感，好了许多。此前种种涉及段政府跟日本的猫腻和传说，在这个时候，也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人们对于战胜的兴奋，化为对战后巴黎和会的超常期待，即使段祺瑞和其他还算明白的外交人士，也没有及时吹吹冷风，同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热情和期待，进到了巴黎和会这个严酷的冰窖里，所有人都冻僵了。巨大的落差，逼使知识界反躬自问，到底是中国人做错了什么？在这种并不很困难的逼问中，此前还被人们捧到天上的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同党们，迅速落在了泥沼里。在人们看来，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皖系的亲日政策。因此，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对日借款，种种跟日本签订的条约，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都被人们再一次想起。显然，吴佩孚的机会又来了。 本来，当初吴佩孚呼吁和平，就隐含了爱国的吁求，但是，彼时的爱国呼声，怎么及得上此时严惩卖国贼的呼喊？或者说，当初不打内战，可以说是爱国，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惩办卖国贼？在这种响入云霄的内惩国贼的呼声中，爱国的声音才能被放大到极点。显然，作为事实上的对头，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团，此前的亲日政策由于巴黎的“外交失败”，给了吴佩孚一个极佳的机会，让他乘着五四学生的抗争运动，在直皖之争 4e2d." >中，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点。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则因此蒙上了卖国的头巾，无论怎样挣扎、辩解，都无济于事。当然，吴佩孚的形象，也因为五四运动，更加出名更加高大。在爱国、廉洁、能战的名声上面，又多了进步的好名声。原本骨子里相当保守的吴佩孚，出于五四的缘故，居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相当趋时，什么口号激进，什么口号时髦，就喊什么。五四后知识界一度向左转，吴佩孚也跟着转。连“劳工神圣”这样的口号，他也赞成，显得相当有左翼的味道。以至于苏俄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者，首选的目标居然是吴佩孚。五四运动著名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告诉我们，“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 当年长沙《大公报》的记者陶菊隐先生，在他早年1941年出版的《吴佩孚将军传》中写道，在五四期间，“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该电直接打给徐，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他是山东人〕，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祺瑞〕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吴佩孚骂街骂得厉害，五四当口，作为代理总理的龚心湛成了倒霉蛋，“他是段〔祺瑞〕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开始而只骂王〔揖唐〕〔时为南北和谈北方代表，被视为破坏和谈的操盘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内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且通电写得精彩，“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五四的确给了吴佩孚一个特别合适的舞台，在这种舞台上，吴佩孚和他的文胆张其锽先生，有着超常的发挥。在国人因“战胜”狂喜，然后因巴黎和会而堕入失望深渊的当口，吴佩孚的通电，可谓疗伤的妙药，读起来朗朗上口，声声入耳。1919年6月9日，吴佩孚连发两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如此绝妙好文，不抄一段，不足以说明问题： 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摄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衷，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样的文字，即使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有解气的感觉，何况当年？骂人骂得狠，有这样的段子： 曾忆丁巳秋，各督电询中央有无军械借款情事，中央亦有现无军械借款一语之答复，不旋踵而借款秘密告成，国权暗中断送。今日现无补签一语，不啻依样葫芦，此我国军民不可不特别注意者也。况龚代揆登台之初，祗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以潜移国民视线，特布疑阵，淆乱视听，而暗中实行其军械借款之故智。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这段电文，是1919年9月5日，吴佩孚听闻北京政府意欲补签对德和约〔当时有人认为，中国不签巴黎和约，等于没有跟德奥终止战争状态，因此无法进入战后的新秩序。但如果真要是补签对德和约，那么，就等于变相签了巴黎和约〕，因此特地出头打来的抗议电。其中“龚代揆”，指的是代理总理龚心湛。“芳泽”是指日本外务省参事芳泽谦吉，五四运动后期来华访问。“军械借款”，指的是武装参战军的军械借款，这是直系特别痛恨的事情。整段电文说的是当年军械借款，瞒着直系，暗渡陈仓，出卖了国家主权。而现在代理总理对补签对德和约一事，含糊其辞，无非是旧戏重演，再次跟日本勾结，出卖国家。当然，说龚心湛赖着总理的位置不走，实在不是事实。龚是钱能训在五四运动中焦头烂额，做不下去之后，内阁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困难之际，被勉强拉出来应付局面的。声言做只做“十日”，但时间到了，没有人接，只好勉为其难再维持几日。至于说安福系声称中日合并，实际也无其事。只是在运动期间，内阁受冤，早已是家常便饭，安福卖国，也已经成为定论。吴佩孚来电骂街，自然要骂得狠。不过在运动中，如此露骨地骂政府，骂国会，一般都是群众团体所为，这样的话从一个在任的将军嘴里说出来，还是少见。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佩孚的通电，也依然改不了他自我炫耀的旧习。在1919年7月13日的通电中，他表示为了坚持到底，可以不惜跟日本一战，而本钱，就是作为常胜将军的他和他的一师人马：“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西欧既开和平会，必不使德意志武力主义，再见于东亚大陆。彼如果以兵要挟，则请列强监视，划定战区，不妨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吾国数百万军人，数百员将领，岂尽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敌，优于对内，而绌于对外耶。师长等上年以全胜之师，遽尔罢战主和，休养兵力者，正为今日。” 上一年罢战休兵，呼吁和平，就这样跟眼前的五四运动结合起来，衡阳前线的吴秀才，就这样成了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坚强后盾。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就这样，从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间，从营救学生，到拒绝签字，再到抗议闽案〔即福州学生和日商冲突事件〕，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吴佩孚已经开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吴佩孚的电报战，从五四的抗议，直接进入直皖两家交兵前例行的电报战，最终，一场绵延了两年之久的文戏，以直皖大战的全武行宣告结束。 直皖开战，直军声讨徐树铮的通电〔北洋系第一次分裂，直系还不便直接声讨段祺瑞，只好拿段门下的策士说事〕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依旧算是在五四时期提出过的关于皖系卖国的指控：“罪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伥。自合肥〔指段祺瑞——笔者注〕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六亿万元。其抵押条件，虽合肥亦莫明其〔真〕象，局外者更无从悬揣。如中日军械借款也，军事协定也，高徐、顺济抵押也，筹边银行设立也，莫非徐树铮一手经营。对鲁案则主张直接交涉，西北军则权衡操纵〔之〕东邻〔指日本——笔者注〕。全国抵制外货，彼则殴辱学生以媚外；全国力争国权，彼则断送路矿以卖国。以天下为囊金，视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为对内之凭藉。”以情势论，这是直军列数徐树铮的6大罪状中，分量最重的1桩。藏书网 在直军告边防军西北军〔由参战军改编扩充而来〕书中，同样拿徐树铮、安福系卖国说事：“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渴不饮盗泉之水，饥不食嗟来之食，热不息恶木之阴。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执〔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指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笔者注〕发生，我国军人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人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又说：“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反观段祺瑞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通电，前段则一笔抹杀曹锟所有功劳，连讨伐张勋复辟之功，也全不认账。然后则挑拨曹锟、吴佩孚关系，说他原打算授予吴佩孚湖南督军，是曹锟不许，不仅不许，连给吴佩孚一个空头将军，曹锟“仍怏怏”，吴佩孚休兵罢战，也是曹锟唆使〔似乎不担心前后矛盾——笔者注〕。然后就指责吴佩孚怎样通敌，跟南方勾结，怎样对徐世昌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然后开列擅自撤防，“盘踞京汉、陇海各路”，这些人所尽知的直皖决裂之后的敌对行为。甚至竟然说，直系的这种敌对行为，危及北京，全然不顾各国使节和外国侨民的安危。唯一说到点的是指责曹锟在南征之际，于私宅起造花园，“穷极工巧，计费在数十万之巨”。通篇读罢，没有一丁点像样的理由，指责之陈词滥调，格调之低下不堪，令人咋舌。很明显，直皖之争，武戏还没开锣，文戏皖系就已经输了。直系堂堂正正的出师之名，明显是得了五四的济。正因为有了五四运动，直系借运动开展的电报战，使他们在未战之前，就尽占先机，占据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看出了五四或者说巴黎和会跟国内政局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巴黎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即第一次直皖之战，与此有关。其实，段祺瑞借外债打内战，曹锟、吴佩孚这种人原本就是花这些外债当急先锋的。曹锟尤其无耻，直到吴佩孚罢战休兵，他还一个劲地向段祺瑞要钱，得钱之后，纳妾修别墅。就个人私德来讲，他的确没资格骂段祺瑞借债卖国。所以，当时传闻，直皖最后决裂之际，段祺瑞愤愤言道：“他人骂我借债，我不怪他。曹锟领去借款甚多，他用了钱，还骂人。”可是，政治上的论争，要讲大道理。经过五四，大道理让吴佩孚占了，无论在小道理上段祺瑞怎么冤，都无济于事了。 直皖之战之际，中国军队整体上战争能力依然有限，战争的烈度也不够强。飞机基本没有参战，装甲部队也没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时候还不会间接射击，看不见敌人就无法开炮。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优劣，而要看双方的士气。那时候，尽管士兵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炮灰，但战争道义上的多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在直皖之战之前的几场战事，比如讨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军撤防后南军对北军的战斗，都是弱势者只要有了比较好的道德口号，就往往会在战争上占上风，甚至势如破竹地打败实力占优的一方。比如湖南军队“驱张”，几天工夫，1万枪械不足的湖南军，就将北军的7万之众赶出了湖南，打得北军全军溃散。直皖战前，属于皖系主力的边防军战争动员，居然只能这样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要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连一丁点道义感都没有。皖系在开战之前，完全靠利益的诱惑，驱使军队打仗。据当时的报道，皖系军队发4个月的军饷，而且各营开拔之前，大摆酒席，行军途中，面包汽水随时供应。但直军却只有馒头和咸菜。结果，却是待遇差的打败了待遇好的。 我们知道，直皖之战，即使算直接参战的部队，皖系的兵力也优于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武器装备给养方面，更是具有优势。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展开，前线总指挥段芝贵就被生擒，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徐树铮多年经营的看家本钱，都成了人家锅里的菜。一般人都从皖系的用人不当，如段芝贵是个花花公子，还有第十五师刘询前线倒戈，以及边防军未经战阵等等因素上找原因。但皖系脆败，除了直系比较能打，皖系战斗经验不足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直系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战前的舆论上，就已经大获全胜。对于战争，人心的向背不一定都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军阀混战之初，却有着莫大的威力。虽然说军人当兵是为了吃粮，但如果打仗一点道理都说出不来，还是会有麻烦。如果两方都说不出道理，也就罢了，如果一方振振有词，一方支支吾吾，那么，支支吾吾的一方，麻烦就更大。否则，用不着每次开战之前，双方先要骂阵，打电报战。因为，虽然组成军队的士兵都是识字不多的农民，但不识字的农民也会传小道，像卖国这样的消息，是特别适合士兵间口耳相传的风闻。况且，军官们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出身军官学校，赶巧了，在皖系的部队，军官出身军校的人特别多。在这种背景下，皖系自五四以来，一直饱受舆论的抨击，饱受直系的攻击，而且都是爱国和卖国这样的大话题。在举国公认皖系卖国的舆论面前，自己这边理屈词穷，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皖系的军人特别在乎金钱，精神上也顶不住。战况顺利尚可，战况稍有不利，溃败是难以避免的。况且，在当时的民国，虽然是军人统治，但作为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因素，还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至少，言论自由，是统治者也要认可的。所以，即使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因此有了一般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特质，比如当政者或多或少会有些民粹的意向。完全无视民意，经常后果不佳。在直皖之争中，很显然，直系不仅善于抓民意，而且抓住了民意。 不消说，直系，确切地说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巨大的道义优势，是五四运动赐给他的。可以很负责地说，直皖势力的消长，五四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五四之后，权倾一时的皖系，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顺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吴佩孚的个人声望，经过五四，也达到了顶点。1920年7月的一天，陕西军阀胡景翼读报，在阅及吴佩孚主张解散安福俱乐部，解散边防军，撤换徐树铮，撤换王揖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时，“不禁拍案大叫曰：贤哉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笔者注〕”并在日记里说，“古人虽云盖棺定论，然此时之吴子玉，吾固以关岳期之也”。像这样的军人，其实不止胡景翼一人。台湾著名的史学家郭廷以先生，五四时是个中学生。他回忆说，他在五四罢课期间，办学生刊物，写了不少骂安福系捧吴佩孚的文章。据他说，“我们学生——关心国事而自认爱国的学生对安福系和吴佩孚本没有特别的爱憎，对直皖两系的倾轧也没有特别的了解，不过我们知道在反对内战方面南征的大将吴佩孚竟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去年民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发表‘息争御辱’电。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触发，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这还得了，而当权的安福系竟然与日本有勾结，他们当然是汉奸啰！再看五四运动后吴佩孚又打电报援救被捕学生，痛斥曹、章、陆等卖国，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敦促南北谈判……八月底攻击安福系大将议和代表王揖唐。两方面对照的结果，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因此学生无不喜欢吴佩孚的，因此我和潘保安，常写捧吴的文章。”著名报人徐铸成也回忆说，当年〔1920〕他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堂兄，也因为报上的报道，特别崇拜吴佩孚，说吴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吴打败了卖国政府，总算有救，不会亡国了。进入1920年代，尝到了甜头的吴佩孚，继续在迎合舆论方面往前走，真像郭廷以先生说的那样，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连五四之后时髦的“劳工神圣”、“国民自决”，吴佩孚也喊出来了。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趋时。从此，吴佩孚成了国际性人物，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英美和苏俄，都喜欢他。据说还有美国的女士，要求嫁给他。显然，一个原本头脑很旧的前秀才，如果没有五四，多半走不到这一步。..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