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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中国人》
1.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甫过，就不断“折腾”，很快便使各阶层先后品咂到了“郁闷”的、欲说还休的滋味。有些郁闷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更有些时候体现为“极左政治”的危害。
新中国成立是一次国家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自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工商改造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触及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郁闷也是少数人的感受。
互助组、高级社当年在农村也起到过好的作用，但所谓人民公社化，迫使农民吃食堂则分明犯了主观9９lｉｂ? 主义、激进主义的大错误。农民不情愿，也根本不习惯，很抵触，牛不喝水强按头，广大农民很郁闷。并且，不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而是大人孩子都饿肚子的苦楚。饿肚子不许说，还得强装出每天都撑着了的样子。
大炼钢铁虽然具有闹剧色彩，但当时清醒反对而又面对势不可挡的局面却无可奈何的某些党内领导人心中实感郁闷。知识分子亦是如此。看得分明却不能道出，而且批评有罪，于是郁闷之极。
“文革”自不必说，那不仅是清醒的、正直的、多少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空前郁闷的10年，而且是命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年。独立思想稍有流露，必招致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许多多过来人，当年感觉“四人帮”之被粉碎，“文革”之终结是“第二次解放”，将这个大事件与建国相提并论。应该承认，即使放在全世界看，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正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流血，顺应民心党心军心，自然举国欢腾。当年那一种全国大喜悦，不但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地方，而且持续了三四年之久。
接着是党中央批准知识青年可以返城。
“右派”获得平反。
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
科技迎来了春天。
教育迎来了春天。
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
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
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那是和解放初期一样让中国人舒心的几年。但是，中国还没做好面临多方面思想解放的各种准备。不但准备不足，而且乏经验可循。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这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郁闷了。
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
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的“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
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
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
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
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
城市人面临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
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
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
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
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
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99lib.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2.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 8981." >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了第一个问题——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
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摘中国人。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是奴性。
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明明是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
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浓，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凄凉院落，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死于囚地，这很可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仑被俘并死于英国的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民，无不担忧一件事——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族人；第藏书网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
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
中华本是好地方，
自从来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92年，以后是明朝。明朝270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270年后，明朝因腐败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276年。
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种难，郁闷中写出了 href='/article/3137.htm'>《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槃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 65cf." >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3.勇于羞耻的现代公民
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
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
但一个事实却是——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
“树欲静而风不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一向如世外桃源尽呈美好，波澜不惊。
日本多年前发生过奥姆真理教地铁放毒事件。那事件甫一经过，我恰去日本访问。地铁站台荷枪实弹的武警壁垒森严，到处张贴着通缉要犯的布告，其中包括数名女大学生。2011年，日本又遭遇了海啸袭击，发生了核泄漏事件。从1996年至今，除了以上两大事件，日本亦不能说太平无事。比如首相秘书贪污事件、校园少年犯杀害同学藏书网的事件……
韩国也如此，前总统因家族受贿问题曝光跳岩自杀；因政府引进美国牛肉，现任总统几乎面临下台的局面；“天安舰”沉没事件——以上事件，曾使韩国人一次次冲动万分……
欧美各国也殊少宁日，一方面恐怖袭击使各国政府风声鹤唳，忐忑不安国民们的神经时常处于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各国受金融危机冲击，失业率增长，国际金融信任率降低，时而曝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新闻。如《华尔街报》的窃听事件，世界银行总裁的性案风波……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中国也不属于社会极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之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其次也是从一个国家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长久关系而言的。欧美各国，其西方式的民主国体存在了一两百年不等，他们的国民早已适应了、习惯了、认可了那一种国家制度。虽然那一种制度的弊端也多有呈现，他们的国民对那一种制度也不无怨言甚至质疑，但是他们起码目前还不能设想出另一种更好的也更适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种国民与国家相互依赖的关系，使他们具有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理性意识。基于此种理性意识，面对颓势，他们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自信和镇定。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
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
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
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
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
目前之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之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已由从前国家当然以政府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人民为主体。管理已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意识，同时也是责任意识了。
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亦在提高。不是指压服能力在提高，而是指向“以人为本”的宗旨改进的觉悟在提高，方式方法在提高，经验在提高。
特别要加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显然在提高，并且还在以不停止的、较全面的精神风貌提高着。目前之中国人，已不再仅仅将自己低看成“老百姓”。嘴上往往也仍说“咱们老百姓”，而实际上，此“老百姓”与历朝历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被叫做的彼“老百姓”，身份内涵已大为不同。目前之中国人，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被文字表意“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表意上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等?等口号，而开始要求各级政府将“为人民服务”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而开始名正言顺地向政府提出各种“人民”诉求，主张各种“人民”权利，包括监督权。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无可争辩地史无前例地接近现代公民了。
故我对目前我们的同胞的国民性方面令人欣慰的变化，持特别肯定的看法。这一种特别肯定的看法，包括我对80后的看法，也包括我对90后的看法。我还要进而这样说，包括我对80后、90后们的下一代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已很值得称赞了。依我看来，体现在我们某些中 56fd." >国人身上的丑陋的、恶俗的、邪性的言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每不多见的。比如大学生救人溺亡于江，而捞尸人挂尸船旁，只知索要捞尸费的现象；比如发生矿难，煤老板贿赂媒体，悄塞“封口费”，而某些政府官吏暗中配合力图掩盖的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媚权世相等等。我们当下国民的文化素质，不是也每遭西方文明国家人士的鄙视和诟病吗？
所以我说正在“接近”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不仅具有不轻意让渡的公民权利意识，同时还应具有现代社会之公德自觉。在后一点上，某些中国人往往还表现得很不像样子，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羞耻。
中国在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仍显缺失的公德意识两方面的挤压之间发展着。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在经常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郁闷中有希望地成长着。
两方面自然是互相博弈的关系，却又并非在博弈中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增减，共同提升。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每有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便相应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人性化，中国人的公德体现也越接近公民素质。反之，政府的管理言行越滞后于中国人的希望、要求和期待，中国人的郁闷感觉越强烈。但这并不是什么中国之发展和中国人之变化的奥秘，而是全世界一切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规律。
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只不过都被这规律所“转型”了而已。
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好光景之可盼的根据也正在于此……
4.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
“自媒体”乃指网络，也被形容为“大众话筒”。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研究网络文化现象的专家学者们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的比喻和形容生动极了，恰当极了，堪称绝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词范性。
“人民”一词，拆开了说便是人中之民。泛开而论，可相对于全世界；具体言之，可相对于一国，或一国中的某一地区。
自列宁所发动的武装暴力革命在俄国夺取了政权，遂诞生了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即全世界人中之民，亦即“底层之民，草根之民”。另行联合起来过没有呢？
似乎也曾一度联合起来过，还有联合起来了的组织，曰“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但即使那时，各国人民也还是不能直接声明诉求，更不能直接发出联合之声，只能被国际的及各国的组织代言。故自那时以后，“代表人民”遂成一些革命领袖及许多革命家、革命藏书网者的常用语。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谁若还想做它的代表，“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新来不做”。现在，各国发挥国际联合作用的是“联合国”。
在中国，清朝灭亡，人民才第一次能够发声，但也还不是直接的，是经由被称做“进步人士”或“进步学生”们发出的。主要方式是街头演讲。倘讲到了人民心坎上，围听的人民便齐呼口号，表达赞同。民国时期的进步报刊也每代表人民意愿登载文章，某些报人因此没了性命，如邵飘萍、林白水。
当年最有资格代表人民的自然是孙中山。孙中山逝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代表权。国民党的主要阶级成分是富人、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大小地主，而中国共产党主要依靠的是草根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草根阶层。国民党当然争不过共产党。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形色色“代表人民”的人中后来渐渐派生出了专善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的人，人民的真声音听不到了，于是就有了“大鸣大放”。一鸣一放，各种声音都出来了，于是“反右”。一“反9９lｉｂ.右”，全中国顿时又“万马齐喑寂无声”了。值得研究的是，当年一些所谓“右派”，其实自认为是“代表人民”在鸣放的，但是却遭到了许多据说真来自“人民”的雷霆万钧般的声讨。“人民”自那一次发声后，近10年内不再发声。这近10年内，人民吃了不少苦头。
粉碎“四人帮”后，赵朴初以元曲方式讽之：“自诩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原来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都是满脸大黑花。”
从前，“代表人民”四个字是无须授权的，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有机会站在庄重点儿的会台上，只要有一部分人民参加，是将为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铺垫的，几乎都喜欢代表一下人民。连县里的小学生向什么人献花，往往也来一句“代表人民”。
自从有了网络，中国人才不再集体是哑巴。
比喻网络是“大众话筒”也罢，形容中国网民之网上发声是“自媒体”也罢，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网络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于是中国之世道逐渐改变。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变，诸事皆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谓“道”？人变，即“道”变。人既变，“道”不可能不变。“道”既变，世亦难不变。
想想吧，十三亿七千多万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话筒，这是何等宏大壮观的场景？
“自媒体”比之于径由媒体被代言，真声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
我本人是不上网的。我至今是笔纸写作者，从没在网上亲手敲出过一个字。网上有我的所谓博客，有人因我声明过从不上网，怀疑那博客是“假的”。我希望勿将我的博客归于理应“打假”之列。倘规定只有亲手敲在网上的文章为真博文，那么我无言以辩了。倘以文章本身的真假为据，则我网上的博文百分百是真的，皆非冒名者所作。那些博文，起先是由网站的人代我敲上去的，也有我自己花钱请打字社的人敲上去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博文了，实际写作却从未停止。只不过，有的文章或作品发在报、刊了，有的直接收入书中了。据说，使用电脑写作比用笔纸写作轻松多了，修改起来也方便。但我天生笨，自忖达到盲打水平将需要很长很长的过程，而且无法习惯面对屏幕在键盘声响中思考，便一向对电脑敬而远之。
这对我有一个好处，不被网络世界所吸入并产生难以自拔的沉湎。至今我只沉湎于一件事，那便是笔纸写作，像我这样的人只沉湎于一件事并且专一地沉湎，精力和时间刚够。
对我有一种损失，就是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一些事情，关于那些事情的信息也往往获得得不够全面，不够细致。
但所幸我家电视能看到凤凰台，其读报节目、“总编辑时间”、时事报道和访谈，基本能满足我的需要。他们现在又有了一档节目是“天下被网罗”，使我能知道的事情更多了。我觉得像自己这样精力不济的人，知道那样一些事足矣。即使时评第一快手，也做不到对天下发生的所有事一概做出快速的评论反应。而且那更是时事评论家的职业，非是我的职业。听听或看看他们的观点，往往比自己加入网络讨论、争论、争吵更有益。
尤其是，微博一经被大众轻而易举地掌握，其对时事的“自媒体”式的快拍短抽般的反应，非是我所能跟得上趟的。并且，许多微博家一语中的，幽默、俏皮、智慧、发人深省，能娱悦网众的微博，非我这种操弄了大半生文字的人善为。每望洋兴叹，自愧弗如，于是更不敢上网对什么事表态。
我这类人有一种毛病，即不论对什么事表态，总需自己确实有了态度，还需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在自己这儿较为成熟了才愿表达。而网上讨论过的不少事，至今若让我表态，我也仍会处在态度无法明确的矛盾之中。
网络世界太五花八门了——声色犬马酒色财气的内容据说多多；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内容据说也目不接；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内容有之；贩卖谣言妖言惑众的内容有之；坑蒙拐骗的现象有之，意淫且意在淫人的现象有之；自恋现象有之，裸露狂现象也有之；而话语暴力现象司空见惯……
故我其实视它为潘多拉的盒子，往往听了就够嫌恶的了，岂会奋身跃入其中？
但我对网络的态度却不矛盾。倘有人据以上现象主张彻底否定网络，我这个根本不上网的人，肯定是要力挺网络信息平台、博客、微博对于中国的伟大现实意义的。因为半数左右的中国人手中有了“大众话筒”，对于中国，肯定比那话筒再被以什么理由或借口没收了的好。
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一被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打开，乌烟瘴气怪力邪神从此满世界乱蹿，连上帝也没了辙。但是也不要忘记，那神话明明还讲到盒子分两层，下层锁着希望，只能由潘多拉本人开启。普罗米修斯除了盗火，还负有另一项历史使命：找到潘多拉，让她将盒子的下层也打开，将希望释放出来……
我认为中国网民自己就是潘多拉，也同时是普罗米修斯。他们要找的是自己——自己的理性。并且，已然找到了一部分。
潘多拉是善于化身的，她不能被一次找到。但是每找到她的一次化身，就接近了她的真身一次。
依我的眼看来，那变形为网络的盒子的下层已然松动，希望的能量已越来越多地释放着了，它正在稀释着冲淡着乌烟瘴气。
未来之中国，仍将是乌烟瘴气与希望能量并存的中国。但毕竟，希望是开始出现了。
如果仅从网上看中国，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没法让人待，更没法让人爱的国家。但如果睁大眼睛来睽诸现实，又不能不承认——现实确实在渐变着，希望像蒲公英的种子，一些一些地从网上飘飞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可喜地发芽。
有多少腐败是在网上被揭露的呵！
有多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是在网上被曝光的呵！
有多少非正义的事是靠了网上的正义之声才恢复了正义呵！
有多少假冒伪劣之行径是被网络戳穿的呵！
有多少人民的权益，是经由在网上千呼万唤，终于成为现实呵！
有多少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在网络上获得了真诚的同情和实际的帮助呵！
有多少人性恶现象在网上受到严厉又强烈的抨击呵！
有多少人无畏、无私、坚忍、善良的品行是在网上得到肯定和弘扬的呵！
……
这一切“蒲公英的种子”飘飞到现实中，怎么能不对中国的现实产生正面影响呢？
确乎，网上每凝聚了厚重的郁闷、愤懑、愤怒甚至怒火；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中国的紧张感也总是处于虽存在着却并未迅速膨胀到极限的状态。
以我的眼看来，为数不少的同胞，其实表现为双重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现实中郁闷了，愤懑了，愤怒了，怒火中烧了，于是到网上去乱骂一通，宣泄一通；下了网，置身于现实，复适应于现实的种种规则或潜规则。
美国电影 href='/article/1017.htm'>《出租车司机》中的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若有，他对现实的不满也许就不必靠枪去表达了。
网络不是万能的。
高压锅的排气阀也不是万能的。
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而这正是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制定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
我认为，对于中国，“抓住机遇”，目前也指这个。
5.崇尚“曲晦”乃全社会的变态
一个国家封建历史漫长，必定拖住它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比之于封建时期，资本主义当然是进步的。封建主义拖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也当然就是拖住一个国家进步的后腿。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其实也是在说中国的封建时期漫长。
不论对于全人类，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成就，怎么也抵不上资?本主义社会短短一两百年的发展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都是这样，唯在文化方面有些例外。封建历史时期，农业社会之形态，文化不可能形成产业链条，不可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不可能出现文化产业帝国以及文化经营寡头式的人物，故比之于资本主义及之后的文化，封建主义时期的文化反而显得从容、纯粹，情怀含量多于功利元素，艺术水准高于技术水准。
封建历史越久，封建体制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力越强大。此种强大的控制力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力，不但企图拖住历史的发展，也必然异化了封建时期的文化。
而被异化了的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不逾矩”，不逾封建主义之“矩”。但文化的本质是自由的。它是不甘于被限制的。在限制手段严厉乃至严酷的情况下，它便不得不以“曲晦”的面孔来证明自身非同一般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全人类封建时期的文化共性。
翻开世界文化史一瞥，在每一个国家的封建时期，文化bbr>无不表现出以上两种特征——“不逾矩”与“曲晦”。越禁止文化“逾矩”，文化的某种面孔越“曲晦”。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面孔，这种“曲晦”的现象尤其明显。
“曲晦”就是不直接表达。就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以此种方式间接表达，暗讽之意味遂属必然。“文字狱”就是专门“法办”此种文化现象及文人的，有些古代文人也正是因此而被砍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其中不乏冤案。
于是，在中国，关于诗、歌、文、戏之文化的要义，有一条便是“曲晦”之经验。仿佛不“曲晦”即不深刻，就是不文化。唯“曲晦”，才有深刻可言，才算得上文化。
href='/article/5004.htm'>《狂人日记》是“曲晦”的，所以被认为深刻、文化。《阿Q正传》中关于阿Q之精神胜利法的描写，讽锋也是“曲晦”的，当然也是深刻的，文化的。
确实深刻，确实文化。
但是若在人类已迈入21世纪的当下，一国的文化理念一如既往地崇尚“曲晦”，则其文化现象便很耐人寻味了。
而中国目前依然是这样。
在大学里，在中文课堂上，文学之作品的“曲晦”片段，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重点分析和欣赏的内容。若教师忽视了，简直会被怀疑为人师的资格。若学子不能共鸣之，又简直证明朽木不可雕也。
“曲晦”差不多又可言为“曲笔”。倘“曲笔”甚“曲”，表意绕来绕去，于是令人寻思来寻思去，颇费猜心方能明白，或终究还是没明白，甚或蛮扭。
《春秋》、 href='9038/im'>《史记》皆不乏“曲笔”。但古人修史，不计正野，皇家的鹰犬都在盯视，腐败无能岂敢直截了当地记载和评论？故“曲笔”是策略，完全应该理解。?
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却偏要“曲晦”，这属文风的个性化，也可以叫追求。
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表达，但也还是要表达，不表达如鲠在喉，块垒堵胸，那么只有“曲晦”，是谓无奈。
今日之中国，对某些人、事、现象，其实是可以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的。全部是奢望，“某些”却已是权利，起码是网上权利。
我虽从不上网，却也每能间接地感受到网上言论的品质和成色。据我所知，网上“曲晦”渐多。先是，“曲晦”乍现，博得一片喝彩，于是“顶”者众，传播迅而广。“曲晦”大受追捧，于是又引发效尤，催生一茬茬的“曲晦”高手，蔚然成风。不计值得“曲晦”或并不值得，都来热衷于那“曲晦”的高妙。一味热衷，自然便由“曲晦”而延伸出幽默。幽默倘不泛滥，且“黑”，乃是我所欣赏，并起敬意的。但一般的幽默，其实往往流于俏皮。语言的俏皮，也是足以享受的。如四川连降暴雨，成都处处积水，有微博曰：“白娘子，许仙真的不在成都啊！”——便俏皮得很，令人忍俊不禁。
然俏皮甚多，便往往会流于油腔滑调，流于嘻哈。语言的嘻哈，也每是悦己悦人的，但有代价，便是态度和立场的郑重庄肃，于是大打折扣。
故我这个不上网的人，便有了一种忧虑——担心中国人在网上的表态，不久从方式到内容到风格，渐被嘻哈自我解构，流于娱乐；而态度和立场之声，被此泡沫所淹没，形同乌有了。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人在表态时一味嘻哈，别人便往往不将他的表态当一回事。而自己嘻哈惯了，对别人不将自己的嘻哈式表态当成一回事，也会习惯于自己不怎么当成一回子事的。
日前听邱震海在凤凰台读报，调侃了几句后，话锋一转，遂正色曰：“刚才是开玩笑，现在我要严肃地谈谈我对以下几件事的观点……”
我认为，中国网民都要学学邱震海——有时郁闷之极，调侃、玩笑，往往也是某些事某些人只配获得的态度，藏书网而且是绅士态度。
但对另外一些事一些人，则需以极郑重极严肃之态度表达立场。这种时候，郑重和严肃是力量。既是每一个人的力量，也是集体的力量、自媒体的力量、大众话筒的力量。
语言还有另一种表态方式，即明白、确定、掷地有声、毫不“曲晦”的那一种表态方式。
网络自然有百般千种方便于人、服务于人、娱乐于人、满足于人的功用，但若偏偏没将提升我们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素质这一功用发挥好，据我看来，则便罔为“大众话筒”、“自媒体”了。
是谓中国人的遗憾。
也是中国的遗憾。
6.仅靠文化的反省不能抚平大众的愤怒
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羡慕嫉妒恨，往往从电视中也能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
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不吉祥，不和谐。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缩水”，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者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者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着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
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
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
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
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
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
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
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文化之风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儿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而那位宫廷乐师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他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一堆积雨云。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领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他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并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还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了。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而是心宇，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但毕竟，林肯的做藏书网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
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反感那其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
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滋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业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
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之吹散，只能将之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之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便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最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复蔽日了。
将以上自然界积雨云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
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
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耳耳。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之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了提供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开始这样自欺地进行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等于制造假象。也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向愤懑。
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在社会上空形成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
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
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不过时间长短罢了。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那是文化做不到的。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陷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 5730." >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反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的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9９ｌiｂ?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地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是以忧虑。
7.失地农民找到真理了么？
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按电影界的话来说是一场“戏”：一个“农民”的“代言人”从乡下来到莫斯科，竟得以进入克里姆林宫，要求见列宁一面，他有话要代表乡下的“农民”们对列宁说——他声称自己是代表“农民”们来寻找“属于农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宁那会儿没什么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接见了他。
列宁客气地请他坐下。我们都知道的，伟大的列宁同志对于工农兵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那“农民”的“代言人”却没坐。他多少有点儿局促，但绝对没有显出卑微的样子。那是个身材高大的“农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宁面前，他占尽着体格方面的优势。他之所以没坐，观众可以理解为是不屑于在不愿一坐的地方坐下去。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对克里姆林宫这个已经变成了每天发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怀着分明的敌意。
他开口便问：土地自古bbr>以来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我们农民的，对吧？粮食是谁在地里种出来的？也是我们农民，对吧？没有粮食，我们农民就无法活！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来种地了！你们城里人会到乡下去种地吗？不会的！可现在呢，你们城里人却跑到乡下去，将土地从我们农民手中没收了！还一车车地拉走了我们刚刚打下的粮食！听说你是拥有真理的人，请问，这世界上还有属于我们农民的真理吗？如果革命是你们苏维埃的真理，那么我们农民的真理又是什么呢？
以前看过《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的中国人，应当都记得那一个苏联国内革命时期的农民的振振有词。特别是穿插在他的话语中的“对吧”二字，被配音演员说得“中国味儿”十足，给人留下极深刻之印象。
然而列宁同志是头脑多么敏感的人！他没听几句就听出破绽来了。轮到列宁同志开??口时，他照例将双手卡在西服背心的肩边那儿，以从容不迫而又洞察一切的口吻反问：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你所谓的农民。请问你是你所谓的农民中的哪一种人？在列宁的追问之下，那寻找属于“农民”的“真理”的“农民”，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亩土地。
而列宁按照阶级分析之法，立刻言之有据地将他划成了“富农”。
接着列宁同志以他那一向高亢的语调说：不错，土地应该属于农民！但是更应该属于所有的农民，而不是仅仅被少数地主和富农霸占着！我们苏维埃的革命，要完成的大事包括这一件事！我们把土地从你们手中没收过来，是因为你们地主富农对土地的占有那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你们反抗，我们就镇压你们！我们没收的也不是你们的劳动成果。粮食对于你们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你们的粮仓满满的，吃都吃不完，而城里很多人却饿死，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就说服你们。如果你们还不愿意，我们就把本不属于你们的劳动成果抢夺过来！如果你们反抗，我们就要镇压你们……结果当然是，那个富农，并没有从列宁那儿寻找到什么“农民的真理”。他悻悻而去时嘟哝：“走着瞧！”
列宁冲他的背影大声说：“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苏维埃是不会怕你们的……”
往事如烟，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已不复存在。《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也无疑是“过气”了的经典。他们所能看到的依然和列宁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电影，大约只有德国人拍摄的《告别列宁》了。在这一部电影中，列宁的巨大铜像被吊车扯倒的画面，令人思索万千。
《告别列宁》这一部电影的光碟我也看过了。所以我这个本身虽不是“农民”的人，每每不由得作无聊人的乱想：就算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农民”，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吧，那么果真有过属于什么中农和贫农的“真理”吗？
进言之，如果将以上问题限定为一个中国或曰中国特色的问题，那么结论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中国之革命，是农民的革命。确切地说，是虽生为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的革命。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失地”农民也最多。由于中国近代的工业极为落后，所以大批“失地”的农民根本无法转变为能够在城镇里生存下去的城镇人口，革命遂成他们唯一的活路，革命遂成他们的“真理”。
“耕者有其田”——他们要的只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
1949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了。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戏剧中乃至绘画中——攥在地主富农手里的地契被烧毁了，在共和国以新政权的名义分到他们各自名下的土地的边界钉下木界牌了，那时的他们眼中流下的泪，趴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号啕大哭的情形，无疑是震撼人心的……此刻，似乎再巨大再惨重的代价都是值得付出的了。因为代价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胜利后的报复遂成不争之事实。
然而土地归在他们名下的时间却不过是短短的两三年。紧接着一步步地又归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的名下了。之所以将“集体”二字括上引号，并非质疑“集体”之性质的不真实，而是为了着意指出，对于中国“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实际上又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仅仅拥有在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的权利的人罢了。计算他们劳动力价值的方式是工分，这仅仅是换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公平。为此，成千上万的他们的儿女前仆后继，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中国人都知道的，那时候农民获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的。凭了工分记录，他们年终可以分到极少极少的钱。那点儿钱仅够他们买得起有限到最低程度的一般日常用品，比如盐、火柴，以及像城里人家一样凭票供应的布匹。
中国之许许多多地方的许许多多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年到头甚至尝不到几次酱油。穷得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事，也绝然不是编造的。他们生存下去的口粮是每年秋季分到的没有加工过的粮食；加工之后，其实每人每月的定量，并不会比城市人口多到哪儿去。有时候，还会更少。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作为公粮收缴走了。即使在灾荒年代，土地上所产的一点点粮食，也要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来分配。也就是说，公粮是必须先收缴的，农民吃什么过后再考虑。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收缴了公粮以后，农民亦即“人民公社”社员，通常只有拖儿带女去逃荒……
在列宁的那个年代，在列宁的眼里，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农民的，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列宁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他的逻辑符合“马非马，白马为马”的哲学逻辑。正如世界上没有逻辑学上的“妇女”，而只有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人。苏维埃革命使世界上从此有了一种新的农民——自己并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叫集体农庄之庄员。集体农庄之庄员也罢，人民公藏书网社之社员也罢，叫法不同，但本质上是一类人。于是，一个哲学逻辑上的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马即白马。这是一个由减法得出的结论——消灭了地主、富农；改造了中农；于是在原苏联和以前的中国，只剩下了一种农民——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理论上绝对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在土地上收获的劳动成果，必须而且只能以世界上最低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不是卖给国家而进行的买卖，都被视为非法行为。有时制裁那样一种非法行为的刑律是很严很重的。
结果更大的一个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革命真的使早先“失地”的农民寻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真理”亦即公平了么？他们成就了中国之革命，他们成就了中国现已取得的一切煌煌成果。
有人格上这样的农民，也就有人格上那样的农民。但总体上而言，依我想来，我们中国之“农民兄弟们”，实在可以比作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人口数量最多的“圣徒阶级”。整个的中国农民阶级，他们就是一个具有宗教般奉献精神的阶级。
上苍作证，迄今为止，中国给予中国农民的，比他们给予中国的，那可要少得多！对于中国农民刚刚才获得了的这一点儿公平，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是绝不该摇头皱眉，摆出这个家那个家的嘴脸说三道四的。那还算是个人吗？！
8.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 href='2122/im'>《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9.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历史上，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完成了阶层雏形，中产阶级靠文化知识的提升形成本阶层的特征。当下之中国，不论主旋律文化或商业文化，少有人文元素。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远非主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国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而脆弱和焦虑的大环境将注定其成长的艰难，乃至悲剧性。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阶级如何产生？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还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层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层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形成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七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60%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4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生存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们的经济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也没有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而实际上，普遍地，大学毕业生起薪工资、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元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９9lｉb?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人，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的人，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成了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工作，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人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同样是中产阶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最有可能产生中产阶级的群体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他们和人文的关系并不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 href='2103/im'>《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人，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希望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以怎么样安贫乐道的说教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是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由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而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成熟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 8d44." >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下层，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阶层无法凝聚成一种思想力量。思考、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者。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级最接近的。中产阶级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为底层代言？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级。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级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秉持呢？西方的中产阶级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级，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级，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1.“和谐”失败了吗？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因素很多。主要的现象在民间，主要的前提却不在民间。
百姓其实都是巴望和谐的。
因为一切导致社会不和谐状态，首先必使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存丧失保障。比如战争，比如动乱，比如枉法，比如苛政，比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
“血流漂杵，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边城多健（青壮年）少，内舍多寡妇”；“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样的社会，是断没法和谐的。
片言折狱，严刑诬服，荣势破理，屈诛无辜；万全之利，权者以小不便而废；百世之患，贵者图小利而不顾——这样的社会，也是断没法和谐的。
苛政猛于虎，百姓如刍狗；朱门酒肉臭，路有暴尸殍——在如此这般的社会状况下，“孔子”们那些教化庶民的话，不管多么中听，根本就是废话。倘什么人还喋喋不休地向民间念教化经，那确乎可恶了。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主流的社会风潮，运动者们固然有偏激之处，孔老夫子委实也有点儿冤枉，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却并不能说这是文化人士根本不负责任的胡闹。
不久前与几位同龄辈闲聊，有人言：“除了‘文革’十年，建国凡五十余载，竟无内战，无论如何，该说是中国人的福。”皆肃然，遂纷纷点头。想想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可能比今天的伊拉克还要悲惨。凡中国人，不可能不由而庆幸。
窃以为，今日之中国，民间也来总结和谐的经验，吸取不和谐的教训，还是有了不少可行性的前提的。虽然发生在我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对于社会只不过是细节，且与什么大前提无关。但有时却会令当事人目瞪欲裂，血脉贲张，甚而真的向社会溅出血去，更甚而闹出人命来……
有次我在某市碰到这样一件事——上午我散步时，见一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桶，旁边一女子在遛狗。那狗突然拉了屎，女子倒也自觉，而且分明有所准备，从兜里掏出卫生纸，包起狗屎打算扔进垃圾桶里。而那环卫工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将垃圾桶的盖子一盖，不许女子将狗屎扔进去。那女子手捏着一纸包狗屎，也不高兴了。
她质问：“为什么不许我扔进去？”
环卫工理直气壮：“这是垃圾桶，不是扔狗屎的地方。”
我想，那环卫工之所以不高兴，恐怕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尊重环卫工人的人格和他们的劳动，甚而蓄意伤害他们自尊心的事也确实屡屡发生）——我干这么脏的活儿，我每月那么少的工资，我整天默默地为你们城里人服务，你们城里人何时正眼瞅过我们一次？我这儿正在扎塑料袋口呢，你偏赶这会儿当我面儿往袋里扔狗屎……这么一想，自然就有点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都讲要换位思考，我想，如果那女子当时能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只消一句自嘲言语，环卫工心里的气肯定顷刻全无。
但那女子却手捏着一纸包狗屎认真起来。
“难道狗屎不是垃圾！”
“垃圾是垃圾，狗屎是狗屎！难道我是专门清理狗屎的人？！”
“狗屎也是垃圾！”
“狗屎不是垃圾！垃圾是生活废弃物！”
“狗屎就是废弃物！”
“这叫垃圾桶，不叫狗屎桶！”
“你胡搅蛮缠！”
“你才胡搅蛮缠！”
这时，对于那女子，怎么样才能扔掉狗屎似乎已不重要了，似乎理论明白狗屎究竟属不属于垃圾更为重要了。她的思维逻辑显然是这样的——只有通过理直气壮的辩论，迫使环卫工承认狗屎也是垃圾，手中的狗屎才会顺利扔掉。她肯定还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狗在道上拉了屎，自己并没牵着狗一走了之，而是掏出纸包拾了起来，却偏偏遇到一名犯浑的环卫工不许自己往垃圾桶里扔！她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那小狗蹲于地，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恶色相向，不明所以，一脸困惑。
我见他们越吵越凶，趋前劝之。我是有立场倾向的——暂且不论狗屎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垃圾，看一个女人一直拿在手里总不是回事儿，所以侧重于劝那环卫工退让一步……
环卫工则指着那女人说：“你看她那凶样子！反倒来劝我？今天我偏陪她较这个真，你别管闲事！”
斯时那女人的样子确实已快失控——换bbr>..位替她想想，手里一直捏着一纸包狗屎呢，样子能和谐得了吗？
劝解无效，我只得去散我的步。
半小时后再经过原地，环卫工不见了，被警车拉走了；女子也不见了，被救护车拉走了。满地血点子，一名警察在向些个人了解流血事件的过程。而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后来那女子将狗屎摔到了环卫工的脸上，后者用垃圾桶的盖子狠狠拍了她……才半个小时，倒也算是速战速决。
我还听到有人评论道：“唉，这个女子也是死心眼儿，不许往垃圾桶里扔，走几步扔那片草坪上得了嘛，正好做肥料。”
闲人们皆道：“是啊，是啊。”
我心里边就有点儿自责，怪自己半小时前没想到，所以劝得也不得法。若那么劝了，一场街头流血事件不就避免了吗？
紧接着又有人说：“没见草坪那儿正有人推着剪草机剪草吗？我要是那人，往草坪扔狗屎，我还不许呢！”
想想，这话也是有预见性的。
那，狗屎除了往人脸上摔，还能怎么个“处理”法呢？
我困惑。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家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见一高个子和一中等个子的公园保安正与一对中年夫妇理论。公园管理处有一条新规定——不得在公园内进行“大规模”摄影。这无疑是一条好规定。若此公园成了随便拍广告、影视外景的地方，显然会影响人们晨练、健身，也必增加管理难度。那对中年夫妇是推辆幼儿车到公园里来的，车里的孩子看上去还不满周岁，中年得子，多高兴的事儿，丈夫想多拍几张照片，散步的人们于是都绕开走，他们很能理解那一对夫妇的愉快心情。但是两名保安不知为什么对此事认真起来，上前阻止他们拍照。他们自然要问：“为什么？”
答曰：“有规定，禁止‘大规模’摄影。”
那丈夫诧异了：“我们这是‘大规模’摄影？”
高个子保安肯定地说：“对。因为你架三角架了，架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
“可我这三角架这么小，只不过是为了相机稳定和能够自拍。”
“别跟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在执行规定。”
“哪儿规定的？”
“上级。”
“你们的上级是哪儿？”
“这你就无权过问了。”
“我要找你们上级提出抗议。”
“我们又没侵犯你的人权，只不过是在执行规定，所以有理由不告诉你。”
“你们侵犯了我的人权！”
“我们怎么侵犯你的人权了？”
“你们凭什么不许我们拍照？！”
“凭规定。”
“你看那儿，那儿，他们都在照！”
“他们没支三角架。”
“支这么个小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了？！”那丈夫吼起来了。
“对，我们这么认为。”高个子保安的口吻听来一点儿商量都没有。
于是引起围观。
几位息事宁人的老者对两名保安说：“别这么较真嘛，什么都不影响，一会儿就照完了呀！”
我也附和着那么说。
高个子保安却坚定地摇头：“不许。”
看得出他当保安有些年头了，还看得出那中等个子的保安是新人，一直沉默不语，仅仅以不反对高个子保安的态度表现他的支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以不反对的态度表现的支持，我们已司空见惯。而那高个子的保安，似乎要为中等个子的保安做铁面无私之榜样。
那女人妥协了，她说：“那就别用三角架了，合影时请别人给照一张算了。”
而那丈夫势不两立起来了，掏出手机大声嚷嚷：“我藏书网还偏不信这个邪！我通知电视台！”
接着一通拨手机。
高个子保安冷冷一笑：“我奉陪。”
两保安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监视着那一对夫妇。
婴儿车里的婴儿却始终甜甜地睡着，对于大人们的冲突浑然不觉。
我不愿劝人不成，自取其辱，便转身走开了，但也不想回家。我打定主意，要看这一件事究竟怎么个了结。
当我绕了一圈又经过那儿时，那丈夫不给电视台打电话了，开始给派出所打电话……
我又绕了一圈，派出所来了两名年轻的民警，在听双方各执一词……
我绕了第三圈回来，两名年轻的民警同志还在那儿调解。看得出，就这么一件小事，还真使他们感到为难。
一方据理力争的是正当的公民权，抗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寸步不让的是执法权威，坚持有章必行。
至于那规定本身，不用说初衷肯定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但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我那时又忘了友人们经常对我进行的闲事莫管的教导，指着那高个子保安厉喝：“住口吧你！就为不许人家照几张相，你们两名保安站在这儿都四十几分钟了，成心犯浑啊！”
这时保安队长闻讯赶来了，也冲我嚷嚷：“这儿正调解呢，你多的什么嘴？”
我大声说：“看不过眼去的事，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
于是围观者七言八语，都说事情根本不值得那么较真儿。
而两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机将保安们推走了。
那一对夫妇终于可以照相了，但他们并没开始照——脸上的表情那么不悦，照出来的效果会好吗？
回到家里的我，却吃不下早点了，为自己所见的事生气，却又不知究竟该生哪一方的气。虽然我当时认为保安们不对，但冷静一想，他们都那么年轻，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当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对他们说过“支起三角架即算‘大规模’摄影”——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有人在支起三角架摄影，不禁止行吗？万一管他们的人看到了，斥责他们失职，兴许还会开了他们，那他们又怎么担当得起呢？因为小小的过失开一两名保安，还不是家常便饭吗？这么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两名保安小伙子了，并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惭。
那么说来说去，是那一对中年夫妇有什么不对喽？可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住在附近。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前来公园，本打算为孩子拍几张纪念照， 53ea." >只因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角架却被视为进行“大规模”摄影，再三辩说也不许照，那么多人帮之说情也无济于事——换了谁，都不会乖乖地服从。
但如果哪一方都无错可责，又怎么会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在一处美丽而又人气和谐的公园里，双方大煞风景地僵持四十几分钟，以至于不得不呼来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一样，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谜”。
此事使我联想起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险入一次鬼门关，所幸阳寿未尽，又回转到现世来了。他是一位70余岁的老先生，什么事都循规蹈矩，唯恐给别人留下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但他说起他的遭遇，竟异常激动：某日10点左右，忽觉头疼，起初并不在意，然其疼与时俱增，挨至中午，已甚剧烈。情知不妙，赶紧打的去医院。及至，下午各科的号已全挂满，只有专家门诊尚可加号，于是挂了一个专家号。
我问：“为什么不挂急诊啊？”
他说他是有些常识的，估计自己可能是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那么首先要拍脑部的血流片子。急诊也必如此，专家门诊也必如此。与其在急诊部排队，莫如在专家门诊加个号，只开上拍片的单子，也就最多半分钟的事儿，并不耽误别人就诊，自己也能很快进入拍片室。
问题就出在了他的这一种想法上。挂号处给他开的是32号，这意味着他要坐在专家门诊室处等很久。
可那时他的头更疼了，几乎忍受不住了。
专家门诊室外有专门监管秩序的护士。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顾我一下啊，就半分钟，啊？”
护士断然拒绝：“不行，都得按号看病。”
“我头疼得厉害，快忍不住了啦。”
“那去看急诊。”
“可我已经挂了专家号。”
“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70余岁的老人便再无话可说。
还说什么呢？
以他的年龄，以他的修养，是断不会硬闯入专家门诊室去的。万一和是自己孙女辈的小护士拉拉扯扯起来，成何体统呢？
于是他转而去分号台那儿央求。
可人家说只管分号，不管别的事。想要受到优先照顾，还是得跟在专家门诊室外监管秩序的护士去说。
他便又回到了专家门诊室那儿，再次央求。
小护士还是不肯给予照顾，且振振有词：“我站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就是负责监管秩序的。有秩序对大家都公平，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破坏了公平。你头疼，别人就哪儿都好好的吗？老先生，还是耐心坐在那儿等着吧。既然给你开了号，下班前就准能轮到你……”
小护士对他谆谆教导，听来那一番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医院专门安排几名护士在专家门诊前监管秩序，那也确实是对大多数看病的人负责任的一种措施，而那小护士分明也是想认认真真地负起自己那一份职责。
但是对于我的友人，那一种认真却未免近于冷酷无情。出于热爱自己生命的本能，趁一个看病的人刚从专家门诊室出来，他便顾不了许多地硬往里闯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小护士还真拽住了他。
“姑娘，我不骗你，我的头……”
老人家一急，话没说完，竟身子猛烈一抖，随之往后便倒。老先生脑血管因堵塞而破裂，幸而抢救及时，进行了开颅手术，捡回一条命。
在我们普通人所终日生活的社会细节里，如此这般的些个事举不胜举。若想从这类事中分清孰对孰错，是很难的。若想完全避开这类事，也是很难的。这类事和腐败没有什么关系，和官僚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和所谓的社会公平正义更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却也是那么影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现实生活是否值得我们热爱，往往也由这类事对我们生活情绪的影响而定。以我自己为例，我大致归纳了一下，倘从我18岁成年以后算起，大约有1/3使我大动肝火的事，其实正是以上一类事。这类事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大能替人民操心得到的，也是任何一个法官都难以断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卫部门都不曾对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做出过权威结论。难以想象的是，有时一条好的规定、一项好的措施竟会使人和人的关系反而不和谐了。
关键还是在人。
正如我们常说的：“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而这句话在人口少的国家是一回事，在我们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另一回事。
如果元大都遗址公园每天早晨健身的人少了一半，那两名太过认真的保安对那一对中年夫妇也不会那么认真了吧？
如果我们的医院不都像集市一样，那么太过认真的小护士也会对我的友人予以照顾了吧？
13亿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真是太多了。以至于在我们社会的每一条褶皱里，每一个细节中，都时常会发生些本不该发生的事。
我喋喋不休地讲述以上几件事其实并非为辨明是非，而只不过想使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更加明了——生活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每一个普通人最好都夹起尾巴做人。管别人的人，不要总习惯于对别人像牧人对待羊群中的一只羊一样；被管的人，遇到了太过认真的人，应像车遇到了拦路石一样，明确地绕行。即使忍气吞声，该忍则忍，该吞则吞吧！
否则和谐那还有望吗？！
2.速成的劣等“贵族”
这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的教养。”——众所周知，这是巴尔?９9lib.扎克的名言。
我想，一个人是不是贵族，或者像不像贵族，至少有一条标准——那就是看他或她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事是否达到了所谓“贵族”的风范。比如是否斯文，做派是否优雅，是否深谙“上流社会”的礼仪要求，等等。
巴尔扎克的名言曾被我们中国人广泛引用，原因是“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他们行有名车代步，坐有靓女相陪，大小官员常是他们的座上客，这个星那个星常是他们的至爱亲朋。他们每每出手阔绰，一掷万金、几万金、十几万金，以搏奢斗豪为乐为荣，因而便都俨然贵族起来了似的。而有些人则指责他们还算不上真正的贵族，所持的根据就是巴尔扎克的名言，我也引用过巴尔扎克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太相信“巴先生”此名言的正确性了。
href='386/im'>《百万英镑》这部电影，就具体、形象、生动地颠覆了“巴先生”的名言。一个落魄到走投无路的青年，一旦拥有了百万英镑，不是在很短的日子里，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一个穷光蛋嬗变为一位贵族的过程了吗？
美国还有一部电影《不公平的游戏》，讲的是两位老资本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打了一次十美元的赌——一个要使一名怎么也谋不到职业、整日流浪街头乞讨的黑人青年迅速成为大亨，从里到外贵族起来；一个要使一位踌躇满志、不久将成为自己乘龙快婿的“准贵族”白人青年，从贵族的高门槛外一个筋斗跌到贫民窟去。结果两位老资本家都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了他们之目的。
至于什么风度啦、礼仪常识啦、言谈举止啦，那都是完全可以在人指导下“速成”的，所需时间绝不比一个厨子的“速成”期长。
反正两部电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信不信由你。
别说贵族了，国王也是可以“速成”的。
还有一部外国影片似乎叫《金头盔》，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王后生了双胞胎，由于某些大臣们的野心暗中起作用，将本该按老国王遗嘱继承王位的哥哥送出了王宫，沦为穷乡村里的贫儿，使弟弟成功地篡了位。二十几年后，另一些大臣出于同样的权势野心，将哥哥寻找到了，暗中加紧“培训”，当然是按国王的言谈举止、风度和威仪进行“培养”的。“速成”之后，绑架国王， 53d6." >取而代之。弟弟从此由王而囚，并被戴上了金头盔至死。
可见，“巴先生”的名言，的确是不足信的。
波斯王一世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按说，他的儿子该是平民的孙子。可其毫无平民情感，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他在宫廷里自小就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
有次他因对其父王无礼，遭居鲁士训斥。
居鲁士说：“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样子。”
小居鲁士仰脸叉腰地说：“你只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咱们两个是可以相比的吗？”
老居鲁士非但未怒，反而异常高兴，他将儿子搂在怀中，连连夸奖：“说得有理，说得有理，果然不愧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
一位大帝的儿子，是多么容易否认自己也是平民的孙子啊！对平民阶级，又是多么自然而然地就予以轻蔑了啊！哪里需要三代之久?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呢？
环视我们的生活，谁都不难发现——中国正“速成”地派生着一茬又一茬的大小“贵族”。长则十几年内，短则几年内，再短甚至一年内、几个月内、几天内，一些原本朴朴实实的老百姓的孙儿孙女，就摇身一变，成为“大款”、“富豪”，起码是什么“老板”的公子或千金了。这一种变当然也是好事，总比他们永远是老百姓的孙儿孙女，甚至不幸沦为贫儿妓女要好。但遗憾的是，他们一旦“贵族”起来，在风度、礼仪、言谈举止方面，反而变得越发地缺少甚至没有教养，变得像小居鲁士一样。而他们的成了“大款”、“富豪”或“老板”的父辈，也那么自然而然地便忘了自己其实是——可能不久前仍是老百姓的儿子。他们对他们自己像小居鲁士一样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专善比阔比奢的儿子，又往往是那么地沾沾自喜。
这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所以中国有话道是“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爸”。
所以当代中国人一般只比“爸”而不怎么比“爷”。
因为一比祖父，现今的许多达官新贵、才子精英、文人学士、名媛淑女，则也许统统都只不过是农民的孙儿孙女了。
所以，巴尔扎克的名言，放之于中国而不准也。
培养一个劣等贵族是极容易的！
3.大人与孩子的非正常关系
有一所小学校的校长，在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时候，脱口说出一句话——如果截止到某月某日，大家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那么我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也许孩子们都巴望着看到他们的校长是怎么样从家里爬到学校来的吧，总之，到了那一个日子，每人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有的孩子还超过了。
于是他们在学校里给校长打电话，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当然，首先是通报了他们的读书情况。
校长听了很高兴，欣然答道：“那么你们等着吧，我这就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于是他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长距离的爬行。马路上自然是不允许一个能够行走的人按自己的路线爬行的，他只得绕路从一块草坪爬向另一块草坪，曲折接近学校。过往车辆的司机们明白了他为什么爬行后，纷纷鸣笛向他致意，为他加油。许多孩子得知自己的校长说到做到，离开学校迎接他，陪伴他爬行。
他磨破了几双手套，磨破了裤子，磨破了膝盖。三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爬到了学校，全校学生为之欢呼，争着与他亲吻、拥抱。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它登在《译林》杂志2007年第10期，非原发之文，摘自《天津日报》。很短，题目是《信守承诺》。
有些短文受我喜欢，乃因使我联想多多。
此短文便使我联想多多，而且都与信守承诺的榜样无关。
首先我想到的是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
说到底，我们人类社会也是由几种人类关系构成的，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次是“治”和“被治”的关系；再其次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当然，还有穷与富的关系；精英者与平凡者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之人类关系，说到底无非是两种关系，即现实关系和心理关系。现实关系主要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心理关系则大受文化的影响。有时文化对人类之心理关系的影响，反而要强大过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现实关系。进言之，没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祈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是政治纲领，更是文化纲领。
而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这儿，虽然当下已被研究很多，关系很多，但基本立场往往是大人们的立场，即强者和优势者的立场。一方面，大人们对孩子们的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越来越霸悍忧虑重重；另一方面，孩子们却一向觉得，相对于大人，他们普遍是弱者，是“被治”之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全世界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接近着受大人们“压迫”的“小人儿”心态。这一种心态所巴望的，往往不是“再多爱我几分”或“我们是平等的”，有时直接就变弱为强，让大人们也尝尝弱者“下场”的机会。连所谓“女权主义”的产生，那也根本不是因为全世界的男人爱女人爱得不够了，或人类社会到了近当代，男女平等的意识反而比古代还倒退了， 5b83." >它也直接就是女人们企图“也让男人们尝一尝弱者滋味”之心理的社会反映。
女人们尚且如此“耍小孩儿脾气”，何况孩子们本身？
美国的孩子们伺机“报复”大人们的心理最强烈。美国佬深谙他们的孩子们的此种心理，他们以大人们的“老谋深算”应对之，方式方法之一便是以大量的娱乐文化加以抵消，所以美国拍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儿童电影。而在不少美国版的儿童电影中，儿童不但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还是强者、优势者、大人们的同情者、爱者和义不容辞的拯救者。他们足智多谋、临危不惧、举重若轻、英勇果敢，往往比大人更有责任感、使命感、道义精神。那一类美国儿童电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便是——“感谢孩子们！没有孩子们，大人们可怎么办？美国可怎么办？”甚至，“世界可怎么办？”
同时，一切类型的、形形色色的、通常不被普遍的孩子们所喜欢尤其被他们所嫌恶的大人们，又尤其是在大人们看来也很坏的大人们，几乎皆在影片中被调侃过、捉弄过、帮助教育过和被惩罚过了。
再回到《信守承诺》这一篇短文来谈——老实说，我不太相信那是一件真事，猜测其很可能是某一部影视剧中的情节。但不管其真实与否，都不妨碍我们借此来分析一下孩子们的心理。
为什么当校长承诺“自己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孩子们读书的“热忱”就那么高涨、那么一致起来了呢？
起码有一部分孩子，肯定是为了看到校长从家里爬到了学校才决心读书读够15万字的。
于是事情成了一场心理战争，许多是小学生的孩子和一位是小学校长的大人之间的心理战争。
在许多孩子一方，为了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号权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行，他们宁愿完成一项他们自己并不情愿完成的“任务”。在校长亦即大人一方，你寄希望于某种结果，你就得为自己那一种希望付出一定代价。
这是那些小学生们头脑里的公平法则。
在大人一方，初衷是良好的。在“小人儿”们一方，心理很有些“吊诡”。而结果呢，同样是良好的，可谓“双赢”。并且，每一方都获得了双份的正面收获。于“小人儿”们，皆读了15万字的书籍（我想那位校长的希望是以读好书为前提的），还被大人信守承诺的诚意所感动了。于那一位校长，他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愿望实现了（起码实现了一次），同时还提高了声望，赢得了意料之外的爱戴。
结果怎么会这么良好呢？
结果当然会这么良好！
因为绝大数孩子们的心灵本色是良好的。
还因为世事往往有自己的法则。那法则有时其实并不多么复杂，倒是某些人的头脑太过复杂，于是将有些世事也搅得复杂了。
比如还是以上一件事，倘发生在中国，将会变得怎样呢？
首先身为小学校长之人那一句话，就难免会引起腹诽或公开的非议：“当校长的人是可以跟学生那么随便说话的吗？太没水平！”
接着兴许就会有孩子告密：“×××同学和×××同学暗中串联了许多同学，他们准备在某月某日集体向校长发难，专等着看校长的笑话！”
不幸得很，我们的不少孩子认为只要能在老师和校长心目中成为好孩子，揭发其他孩子的“劣迹”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
再接着就会有大人们郑重其事所进行的调查，很可能如同有关方面调查贪污受贿一样严肃认真。
再再接着大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施展大人们的谋略，对孩子们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举揪出主谋。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家长们也会被动员起来，与校方统一认识，配合行动。孩子们迫于压力，那也一定会互相揭发，彼此推诿“罪责”，都力争使大人们相信，自己只不过是盲从，绝不是主谋，并指证主谋是张三或李四。
然而主谋必定是要揪出来的。一经“坐实”，遂成“反面教员”——公开检查，当众警告……
从此是“主谋”的孩子，成了老师们眼里的“坏孩子”。起码，是“问题孩子”。于是，仿佛他们有了“前科”。他们以后的一言一行，将受到好孩子和老师们的格外关注。他们等于上了“黑名单”。学校再发生什么不良事件，他们首先是被怀疑的对象。而年终总结的时候，此事将被重点提及，记载入册，自我评价为“一场争夺孩子们心灵的硬仗”云云……
也许，还会被当成“经验”，四处介绍。
不消说，有的学生和老师将因而受到表扬。
如果事情并不是这么发展的，以上过程都没有发生——到了某月某日，某一位中国的小学校长，也像那一位美国的小学校长一样，信守承诺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家里往学校爬去，结果又会怎样呢？能够以理解、包容的心态笑对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趁机起哄对其羞辱、大行恶搞之能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有藏书网人会把他当成疯子吗？交警或治安警察会将他怎么样呢？当一切混乱过后，传媒会甘于寂寞吗？家长、教师、学生、学者，将会有多少人介入此一番大讨论、大辩论之中呢？教育官员们会站出来表态的吧？那将会是怎样的表态呢？当一切传媒也沉寂了下去，他将在本校学生和老师心目中变成了一位怎样的校长呢？依我想来，普遍的中国人将认为他是本年度最拙劣之“作秀”的人吧？那除了是“作秀”，还会是什么呢？于是这一位小学校长差不多也就接近着是小丑了吧？那么他以后还怎么能当好一位小学校长呢？
同样一件事，总体的民族心性不同，文化成因不同，文化的日常形态不同，日常熏染也不同，结果将多么的大相径庭啊！套用一句当下说法——在别人那儿起码是“好玩儿”的事，在我们这儿将被弄得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了……
然而有人讽刺我的推测纯系“强迫型思考症”，属于精神病的一种。
讽刺我的人是犬子。
他说——你以为中国的小学生们会像美国的小学生们那么弱智，那么意气用事吗？
我问此话怎讲。
犬子又道：“我大中华民族的当代小学生才不那么容易集体地情绪化呢！别说爬到学校了，就是像朝圣者那么一路磕头磕到学校，只要不是硬性要求，也和考试没有关系，那么那一位校长的话对于小学生就等于根本没说，也就等于不给他留半点儿一厢情愿地爬到学校的可能性。所以说了也白说，其后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我沉默少顷，意觉欣慰。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总比发生某些太“中国特色”的事儿好……
4.我讨厌不干净的厕所和精英荟萃的沙龙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藏书网不问：你吃饭了吗？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说，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同样的一个意思，用用没的词语去表达，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创收取代发财，其实还是发财的那点儿意思，但听着比发财就现代多了，而且还格外体现出了靠诚实的劳动赚取金钱的庄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私自利和个性独立像劣酒和酒精一样常被混为一谈，这真可耻。
娱记们将记者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有那么点儿让人鄙视的地步，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藏书网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
离婚二字以往的年代惯是男人威胁妻子的话，现在她们听了，往往不再惧怕了，离就离，一句话就把丈夫们顶得哑口无言。
竞争同一职业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的，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
不知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有些弱点有些缺点改正起来真是很难，在你明明知道是弱点，是缺点，但因它对人起保护作用，你便渐渐习惯了把它当成你的铠甲，好比秃头和假发，很难说是假发伪装了.９９lｉｂ.秃头，还是秃头使假发变得重要……
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高等华人的途径。娱乐本身也是分高低俗雅的，打麻将小赌小博是一种娱乐，打台球也是一种娱乐；好比满汉全席可以是一种讲究，青菜、豆腐别有风味，也可是一种讲究。
公开的下流也是一种快感，目前一部分人都巴不得有公开下流的权利和获得公开下流的快感呢。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地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地足以令人震惊，倒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了一下。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承想才几年后，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切，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20世纪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
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人类真是绝顶聪明的动物，个人和个人，群体和群体的关系变了，却只要发明一个暧昧的词，似乎也就掩盖起了关系遭变的实质了。
情爱之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
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
爱，这个词被我们文人说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5.“生前曾是副部级提拔对象”
这世上有很多人，而在我看来，很多人又大致可分为三种人。
一种人，一言以蔽之，是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怎么样”在此处表意为动词。好比双方摩拳擦掌就要争凶斗狠，一方还不停地叫号：“你能把我（或老子）怎么样？！”——我们常见的这一情形。
一种人，是不打算“怎么样”的人。相对于前者，每显得动力不足。还以上边的情形为例，即使对方指额戳颐，反应也不激烈，或许还往后退，且声明——“我可没想把你怎么样”。
这时便有第三种人出现，催促后一种人，并怂恿：“上！怕什么？别装熊啊！”
而后一种人，反应仍不激烈。他并不怯懦，只不过“懒得”。“懒得”是形容“不作为”的状态，或曰“无为”。“无为”也许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策略，也许 5e72." >干脆就是一种看透，于是不争。不争在这一种人心思里，体现为不进不取。别人尽可以认为他意志消沉了，丧失活力了。其实，也可能是他形成一种与进取相反的人生观了。
20世纪80年代，作家谌容大姐曾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 href='2681/im'>《懒得离婚》。
离婚不计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那是何等来劲儿之事。即使当事人并不来劲儿，那也总还是十分要劲儿的事。本该来劲儿也往往特要劲儿的事，却也“懒得”了，足见是看得较透了。谌容大姐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由于顾虑什么才懒得离婚，正是因为人生观的原因才懒得离婚。“离了又怎么样呢？”——主人公的朋友回答不了她这一个问题，恐怕所有的别人也都是回答不了的。而她自己，看不到离婚或不离婚于她有什么区别。或进一步说，那区别并不足以令她激动，亦不能又点燃她内心里的一支什么希望之光、欲念之烛。于是她对“离婚”这一件事宁可放弃主动作为，取一种无为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是的，我认为，一心想要“怎么样”的人，和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都是随处可见的。相比而言，前者多一些，后者少一些。前者中，年轻人多一些；后者中，老年人多一些。基本规律如此，却也不乏反规律的现象——某些老者的一生，始终是想要“怎么样”的一生。“怎么样”对应的是目的，或目标，只要一息尚存，那目的，那目标，便几乎是唯一所见。相比于此，别的事往往不在眼里，于是也不在心里。而某些年轻人却想得也开看得也开，宠辱不惊，随遇而安，于是活得超然。年轻而又活得超然的人是少的，少往往也属“另类”。
一心想要“怎么样”，发誓非“怎么样”了而绝不罢休，是谓执著，当然也可能是偏执。人和目的、目标的关系太偏执了，就很容易迷失了自我。目的也罢，目标也罢，对于一个偏执的迷失了自我的人，其实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从来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倘还是人生观使然，那么这样的人常是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以下一则外国的小品文，诠释的正是令我们刮目相看之人的人生观：
他正在湖畔垂钓，他的朋友来劝他，认为他不应终日虚度光阴，而要抖擞起人生的精神，大有作为。
他问：“那我该做什么呢？”
他的朋友指点迷津，建议他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有出息、成功了便可高人一等令人羡慕的事。
可这人很难开窍，还问：“为什么呢？”
朋友就耐心地告诉他，那样他的人生就会变得怎么怎么样，比现在好一百倍了……他却说：“我现在面对水光山色，心无杂欲，欣赏着美景，呼吸着沁我肺腑的优质空气，得以摆脱许多烦恼之事，已觉很好了啊！”
这一种恬淡的人生观未尝不可取，但这一则小品本身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缺少一个前提，即不打算怎么样的人，必得有不打算怎么样的资格。那资格便是一个人不和自己的人生较劲儿似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以及他一家人的生活起码是过得下去的，而且在起码的水平上是可持续的，比较稳定的。白天有三顿饭吃，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这自然是起码过得下去的生活，却不是当代人的，而接近着是原始人的。对于生活水平很原始而又不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老庄哲学是不起作用的，任何宗教劝慰也都是不起作用的。何况只有极少数人是在这个世界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绝大数人是 5bb6." >家庭一员，于是不仅对自己，对家庭也负着份摆脱不了的责任。光是那一种责任，往往便使他们非得怎么怎么样不可。想要不怎么怎么样而根本不能够的人，是令人心疼的。比如简·芳汀之卖淫，许三官之卖血。又比如今天之农民矿工，大抵是为了一份沉重的家庭责任才充牛当马的。而大学学子毕业了，一脚迈出校门非得尽快找到一份工作，乃因倘不，人生便没了着落，反哺家庭的意愿便无从谈起。?９9liｂ.
一个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倘他的目的或目标是和改变别人甚至千万人的苦难命运的动机紧密连在一起的，那么他们的执著便有了崇高性。比如甘地，比如林肯，比如中国的抗日英雄们。即使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们的执著，那也还是会受到后人应有的尊敬的。
另有某些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的人，他们之目的、目标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要实现个人的虚荣心。虚荣心人皆有之，膨胀而专执一念，就成了野心。野心最初大抵是隐目的，隐目标，隐动机，是不可告人的，需尽量掩盖的，唯恐被别人看穿的。一旦被别人看穿，是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这样的人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正处心积藏书网虑，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偏偏有人多此一举地劝他何必非要怎么怎么样，最终怎么怎么样了又如何——那么简直等于引火烧身了。因为既劝，就意味着看穿了他。他那么善于掩盖却被看穿了，由而恨生。可悲的是相劝者往往被恨着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因为觉得自己是出于善意，不至于被恨。
我曾认识过这么一个人，五十余岁，官至局级。按说，对于草根阶层出身的人，一无背景，二无靠山，是应该聊以自慰的了。也就是说，有可以不再非要怎么怎么样的资格了。但他升官的欲望更炽，早就不错眼珠地盯着一把副部级的交椅了，而且自认为非他莫属了。于是呢，加紧表现。每会必到，每到必大发其言，激昂慷慨，专挑上司爱听的话说，说得又是那么的肉麻，每令同僚大皱其bbr>..眉，逐渐集体地心生鄙夷。机会就在眼前，那时的他，其野心已顾不得继续加以隐，暴露无遗也。以往的隐，乃是为了有朝一日蓄势而发，此野心之规律。他认为他到了不该再隐，而需一鼓作气的时候了。然而最终他还是没坐上那一把副部级的交椅，而是被一位才四十几岁的同僚坐上了。这一下他急眼了，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几乎就要怎么怎么样了，却偏偏没能怎么怎么样，他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于是四处投书，申诉自己最具有担任副部级领导的才干，诋毁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够资格，指责组织部门如何如何有眼无珠，一时间搞得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横向竖向都很紧张。他毕竟也有几个朋友，朋友们眼见他走火入魔似的，都不忍袖手旁观，一致决定分头劝劝他。现而今，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有几个对他那么负责的朋友，本该是他谢天谢地的事。然而他却以怨报德，认为朋友们是在合起伙来，阻挠他实现人生的最后一个大目标。一位朋友问：“你就是当上了‘副部’又怎么样啊？”他以结死扣地说：“那太不一样了！”又一个朋友苦口婆心地规劝：“你千万不要再那么没完没了地闹腾下去了！”他却越发固执：“不闹腾我不就这么样了吗？”朋友不解：“这么样又怎么了啊？”他说出一番自己的感受：“如果我早就甘心这么样了，以前我又何必时时处处那么样？我付出了，要有所得！否则就痛苦……”
仅仅是不听劝，还则罢了，他还做出了令朋友们寒心而又恐惧的事。现而今，谁对现实还没有点儿意见？相劝之间，话题一宽，有的朋友口无遮掩，难免说了些对上级或对现实不满的话，就被他偷偷录下音来了，接着写成了汇报材料，借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诚。结果，他的朋友们麻烦就来了。一来，可就是不小的麻烦。某些对现实的牢骚、不满和讽刺，今天由老百姓的口中说出，已不至于引起严厉的追究。但由官场之人的口中说出，铁定是政治性质的问题无疑。于是他那几位朋友，有的写检讨，有的受处分，有的被降了职，有的还失去了工作，被划为“多余者”而“挂起来”了。一时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人无完人，那一个四十几岁刚当上副部级干部的人，自然也不是完人。婚外恋，一夜情，确乎是有过的。不知怎么一来，被他暗中调查了解了个一清二楚。于是写一封揭发信，寄给了纪委……
对方终于被他从副部级的交椅上搞倒了，但他自己却依然没能坐上去。
对他的“忠诚”，组织部门是没有评论的。但对他的品格，则拿不大准了。
现而今，组织部门提拔干部，除了“忠诚”，也重视品格。
他这一位五十几岁的局长，一心还想要怎么怎么样，到头来非但没能怎么怎么样，反而众叛亲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将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怎么样了。不久他患了癌症。除了家人，没谁曾去看他。他自知来日无多，某日强撑着，亲笔给上级领导写了最后一封信，重申自己的政治忠诚。字里行间，失落多多。最后提出要求，希望组织念他虽无功劳，还有苦劳，在追悼词中加添一句——“生前曾是副部级干部提拔对象”。领导阅信后，苦笑而已。征求其家属开追悼会的方式，家属已深感他人际的毁败，表示后事无需单位张罗了。
一个人一心想要怎么怎么样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依我看来，别人就根本不要相劝了，只将这样的一个人当成反面教材就行了。
某次，有学子问我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的不同。我寻思有顷，作如下回答：
孔孟之道，论及人生观的方面，总体而言，无非是要教人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对待人生，大抵是相对于青年人和中年人来说的，是引导人去争取和实现的说教。故青年人和中年人，读一点儿孔孟对修养是有益的。而老庄哲学，却主要是教人不怎么怎么样，而又合情合理地“放下”和摆脱的哲学，是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哲学。孔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心所欲，不逾矩。”除此而外，几乎没有再讲过老年人该怎么对待人生的问题。他到了老年，也还是主张“克己复礼”，足见自己便是一个非怎么怎么样而不可的人。对于一位老人，“克己复礼”的活法是与“从心所欲”的活法自相矛盾的。孔子到了老年也还是活得很放不下，但是像他那么睿智的一位老人，嘴上虽放不下，内心里却是悟得透的。一生都在诲人不倦地教人怎么怎么样，悟透了也不能说的。由自己口中说出了老庄哲学的意思，岂不是等于自我否定自我颠覆了吗？故仅留下了那么短短的两句话，点到为止。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耳顺”以后的孔子，头脑里肯定也是会每每生出虚无的思想来的。普天下的老人有共性，孔子孟子也不例外。他们二位.９9ｌｉb?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11.暧昧的情人节
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
春节前，《北京青年报》下属之《青年月刊》的一位记者到家中采访我。预先虽通过了几次电话，时日也虽一拖再拖，但心里还是并不十分清楚她究竟要采访些什么。某些记者，尤其女记者，是很积累了些采访经验的，她们估计到被采访之人，可能对她们的采访内容不感兴趣，所以那预先单方面“内定”了的话题，是有意经过语言“包装”了的，使被采访之人听了不至于干脆地拒绝。
她和我面对面坐定，翻开记录本儿，持笔在手，作出洗耳恭听之状，从容老练地说——过几天便是“情人节”了，请您就“情人节”谈点儿感想。
“情人节”？——我不禁地皱起了眉头，以一种质疑的口吻问——我们在电话里确定的是这个话题么？
她肯定地回答——是。
我同意这个话题了么？
对。
我一时有些怔愣。
我想，在春节前那么忙乱的日子里，我怎么竟同意就“情人节”这么青春嗲嗲的话题接受采访呢？
那时刻，上午明媚的阳光，正透过我为了迎接春节刚刚擦过的亮堂堂的窗子照耀进来。那是我最愿独自在家的时刻，也是我在家里最感到美好的时刻。
“情人节”……它究竟在哪一天？
她告诉了我，接着反问——您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节？
我说我当然知道的，知道它是一个“洋节”，知道现在有些中国人心里也有它的位置了。我说据我想来，既曰“情人节”，似乎应是些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或是一些身为情人们的男女才格外惦记着的日子吧？而我已48岁，做丈夫16年了，做父亲15年了，我意识里根本没有这个“情人节”的存在。对国庆节、建军节、儿童节、劳动节、青年节、妇女节、新年、春节、十五、端午等等这些节，我还会多多少少谈出一点儿感想，唯独对这个“情人节”，我简直没什么感想可谈……
她说——那，您就围绕“情人节”，谈谈你对爱情二字的感想也行。
我说——干吗非围绕着“情人节”谈呢？爱情二字当然和“情人节”有点儿联系。但我看联系不是那么大。
这就有点儿像“抬杠”，不像在愉快地接受采访了。
那……您愿意怎么谈就怎么谈吧！
这……真对不起，我心里也不常琢磨爱情两个字。就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好问的么？
我采访过的几位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认为——爱情几乎不存在了……
存在啊。几乎普遍地存在着呀！
真的？您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我真的这么认为。
您指的是婚姻吧？
我指的是那类极普遍的、寻常的、很实际的爱情。正是这类爱情，组成寻常的、很实际的家庭。
您说爱情是寻常的？
对。
还说爱情是很实际的？
一点儿不错。照您的话说来，那种男女间四目一对，心灵立刻像通了电一样，从此念念不忘的……事儿，又该算是什么事儿呢？
哈，哈！那种事儿，满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也配叫爱情么？
……
关于爱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与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利，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的年轻的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奸。
“求爱”既曰手段，古今中外，自然都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因而也最能显出尊卑贵贱的区分，以及贫富俗雅的差别。这些，乃是由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文化背景、门第高低、心性追求的不同造成的。
在我看来，“尊”者“贵”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雅”，未见得就值得称道。“卑”者“贱”者“求爱”的方式方法未见得就“俗”，未见得就理应轻蔑。比如某些“大款”，一掷万金十万金几十万金，俨然是当今之世的“贵”者似的了。他们“求爱”的方式方法，横竖不过便是赠女子以洋房、别墅、名车、金钻珠宝。古今中外，老一套，基本上不曾改变过的，乃是俗得很的方式方法。而民间百姓的一些传统的“求爱”的方式方法，尤其一些少数民族的“求爱”的方式方法，比如对山歌以定情，在我看来，倒是美好得很。
献一枝玫瑰以“求爱”是雅的方式方法。
而动用飞机，朝女人的家宅自空中播下几亩地的玫瑰，在我看来就不但俗不可耐，而且简直就是做作到家的“求爱”的表演了。
我至今认为，以书信的方式方法“求爱”，虽然古老，却仍不失为最好的方式方法之一。倘我还是未婚青年，一定仍以此法向我所钟情的姑娘“求爱”。不消声明，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和她结婚，而非像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一刻互相拥有”。
至于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那就不但古老，而且非常之古典了。无庸讳言，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以情诗的方式方法“求爱”，是我最为欣赏的方式方法。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在我看来，这使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值得以后回忆了！现代人极善于将自己的家或某些大饭店小餐馆装修得很古典，也极善于穿戴得很古典。我们越是煞有介事地外在地体现得很古典，越证明我们心灵里太缺少它了。心灵里缺少的，爱情中便也注定了缺少。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章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
“示爱”是“求爱”的序曲，也是千差万别的。古今中外，“求爱”总是难免多少有点儿程式化的，“示爱”却往往是极其个性化的，有的含蓄，有的热烈，有的当面殷勤，有的暗中呵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大多数而言，少女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在我看来是最为美好动人的。因为她们对意中人的“示爱”，往往流露于自然。哪怕性情最热烈的她们，那时刻也是会表现出几分本能的羞涩的。羞涩使她们那一种热烈很纯洁，使她们那一时刻显得尤其妩媚。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是可怕的。她们的“示爱”无异于娼妓的卖俏，会被吸引的则往往是类似嫖客的男人。或者，是理性太差，一点儿也经不起诱惑的男人。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她们不但可怕，也很可怜。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儿地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字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倘人真的有十次命的轮回，我再活九次，也绝不“乞爱”一次。我想，必要之时，我对于一切我非常想要获得的东西，都是肯于放弃斯文不妨一乞的。比如在饥寒情况下乞食乞衣，在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情况下乞宿乞钱，在遭受欺辱的情况下乞怜乞助……但绝不“乞爱”。
我认为——如前所言，“爱”是可能会乞到一两次的，但爱情是乞不到的。一时如愿以偿，最终也必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我们谈到“爱情”了……
因为爱情
在爱这个字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味儿和意义。
在我曾是知青的当年，在我接连遭受种种摧挫心灰意冷的日子，曾有姑娘以她充满“爱意”的目光抚慰过我。那绝不仅仅是同情的目光，绝不仅仅是怜悯的目光。那一种目光中，的的确确包含有类似亲情，但比亲情还亲，临界在亲爱的极限上的内容。在那一种目光的注视之下，你明白，她对你的抚慰没法儿再温柔了。她将她能给予你的抚慰压缩了，通过她的凝眸注视，全部的都一总儿给予你了！我们正是因此而被深深感动。
只有丝毫也不自重的人，那一时刻居然还想获得更多的什么。
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做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爱心”产生于博爱之心。
绝大多数的人心难以常达此境。我们只能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半麻木不麻木的“爱心”才被唤醒一次。我们一旦能以“爱心”对人对事，我们又将会对自己多么的倍感欣慰啊！
我最尊崇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儿，卧在那儿伸手乞钱。而又..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儿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儿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人也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将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地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
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想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
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
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蛋。
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
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
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了，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蛋。
有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买她的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
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
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儿，他哪儿去了？”
我也只有以摇头作为回答。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是的，我真的认为，“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即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他一切阶层多得多。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其他一切社会阶层，足以直接地或间接地，靠权力的垄断，财富的垄断，文化的艺术的垄断，使自己们活得更滋润更优越起来。而寻常百姓，却几乎只有本能地祈求“爱心”的普遍，才似乎更可能使自己们的生活增添温馨的色彩。因而其他阶层说道得多，实际付出得少。寻常百姓说道得少，实际需要得多。他们这一种实际需要，其实较难从别的阶层获得，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阶层里互相给予。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其他一切阶层都更加懂得要想获得必首先付出的道理。当然，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寻常百姓阶层的“爱心”互予的传统，历来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污染。这一污染在当今空前的严重。“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本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碰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倒是官僚们的腐败，文人们为了名利攀附权贵的心理，知识者们为了明哲保身放弃社会正义感早已习惯于说假话的行径，对中国百姓阶层原本形成传统的“爱心”互予的生活形态的破坏，是很值得忧虑的呢！
除了“爱心”这个词，在“爱”这个字处于主语位置的一切词中，“爱情”这个词就是最令人怦然动心的美好的词了。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
天下有情人当然不可能全都终成眷属。
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暧昧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
美国现代舞蹈大师与俄国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她和他将要做爱之际，他忽然问：“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
她一怔，继而哈哈大笑，继而索然，匆匆穿衣离去。
她要的是爱。正如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时此刻互相拥有”。
而他考虑到了将来对子女的责任问题。他是将她对他的“爱”，误当成“爱情”来接受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为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渥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时，正如时下许多男士女士们所言的那样——心中像被电击中了似的，安娜心中当时有同样的感觉。这是异性相吸现象，这现象在生活中频频发生，这是“爱”的现象。
当安娜坠入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她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获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
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蠢的，不明智的。
“007”系列电影中，英国大侦探詹姆斯邦，每片必与国籍不同肤色不同的女角床上云雨枕畔温柔，但那都是“爱”，过后拉倒的事儿。
而 href='2116/im'>《简·爱》中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子，之所以跨世纪地感动着我们，正由于她所专执一念追求的，不仅仅是“爱”，而是“爱情”。如果仅仅是“爱”，她早就能在那庄园中获得到了。当然，后人也就没了 href='2116/im'>《简·爱》这一部传世之著可读。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爱”当然也是美好的，其美好仅次于“爱情”。男人宁多多益善地要没有责任前提的“爱”，并且故意将“爱”与“爱情”混为一谈向女人们娓娓动听地尽说尽说，证明着男人们在起码的责任感方面毫无信心。这是一个男人们为女人们预设的圈套。他们的种种“至上”的论调，说穿了，其实是他们贪婪而又不愿付出的需求“至上”。女人们若不甘做“007”系列片中那些詹姆斯邦的女配角，不愿落安娜那一种下场的话，就不应该钻入他们的圈套。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她们一谈起居家过日子的平凡生活，委屈而牢骚满腹。仿佛平凡的家庭生活，将她们理想中的“爱情”王国整个儿捣毁了。但是她们为了钱财、权力去引诱男人们的时候，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天经地义。她们要的其实连“爱”都不是，直接要的便是钱财和权力。这样的女人，尽管不足取，但对绝大多数男人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他们不进入她们猎获的视野。但是钱财并不雄厚，权力也没大到定能满足她们虚荣心的不自量的男人，若一厢情愿地将她们当成了理想伴侣苦苦追求，那也是愚不可及。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恋爱结婚——这是寻常百姓的定式。这定式给他们安全感，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遵循着，其实并不以为是什么枷锁。
恋爱而不结婚——这是某些特殊的男人和女人的定式。他们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到的幸福，其实未见得比牛郎织女式的百姓夫妻多一点儿。也许恰恰少得多。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这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所监狱里，几乎每天都被关进因此而犯死罪的男人女人。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中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情人节”，让这个日子拉倒去吧！一个节不被足够数量的人承认，其实便不是一个节。
以上，是为答记者问，追记成文。“爱”与“爱情”等等诸词，本是无须加引号的。加之，格外强调而已……
12.国与国的竞赛，乃是女人与女人们的竞赛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是与电脑共舞者，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20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几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20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浓”，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2000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比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重重。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当记者、当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他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
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href='/article/97.htm'>《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顾城、杨炼等等，不一而足。
舒婷与他们齐名，正如李清照与她那个时代的男性诗词大家们并列。对于青年女性们的影响，她在他们之上。
重读舒婷的诗集，方悟为什么她的诗在当年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诗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天赋才华而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只要大多数人们不放弃使自己的心灵首先美好起来的愿望。而这种相信，于她似乎是一种信仰。
舒婷的诗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
当年的中国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需要拥抱信仰——不论对爱情，还是对人生和国家。
我一直心怀敬意的两位作家大姐谌容和张洁，她们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都对文学读者中的女性影响巨大且深远。她们是具有极深刻的反思自觉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当年唤起了中青年女性们关注国家前途的热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两位男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年对中国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响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遥，一位是张弦。
路遥 href='7230/im'>《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读者们既同情又尊敬。巧珍当年是她们心目中的“圣女子”。而《平凡的世界》既不但是农村男青年们的“圣经”，也使许许多多农村女青年从中寻找到了并非高不可攀的精神热爱的偶像。
我认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张弦是一位被评论关注得很不够的作家，并且认为，当年没有几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么唤起过中国女性的命运思索。比如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俱往矣。
当年的青年女性，现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
但当年的文化，化过了她们，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她们是中国最后一批保留了部分传统心性特征的女性。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因为当年的文化，一传播起人性美点来，即使自认为“现代”，根子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是一种松梆了的传统而已。我这样认为，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关于人的心性确需一些普世价值的滋养，那么以上几位诗人和作家，其实正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鲁彦舟的《天云山传奇》当年也堪称女性们的灵魂教科书。
当年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寻找和重新界定、诠释普世价值的时代。
而2000年以后的文化，缺少的乃是传达普世价值的真挚和热忱。偶有呈现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没。
故从总体上打量80后及90后，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前者们仿佛早产儿，被时代锐利的剪刀以老谋深算的心理剪断了脐带——它原本连接着人文文化亦即普世价值的胎盘。而90后则根本是在另一时代的文化子宫里受孕的，这其后的文化子宫充满时尚文化、娱乐文化、嘻哈文化，总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对精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结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
快餐文化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1）
有一天，上帝从天庭上俯瞰着人间，胡思乱想，头脑之中忽然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男人更爱女人一些呢，还是女人更爱男人一些呢？
上帝因自己头脑之中竟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暗觉羞惭。很明显，对于上帝而言，它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意思。
但是上帝竟不能摆脱开它了。正如我们人一样，上帝被一个无聊的问题纠缠住了。对于头脑，有时越是无聊的问题，越具有占领性。无论人的头脑，还是上帝的头脑。
于是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召来了。
他故作庄严地问：“亚当，你诚实地回答——是你更爱夏娃一些呢，还是夏娃更爱你一些？”
亚当看了夏娃一眼，态度极其郑重地说：“上帝啊，你创造了我，不就是为了要我爱夏娃的吗？我一直是遵照你的意志这样做的。当然是我更爱夏娃一些啦！”
上帝又问夏娃：“那么女人，你怎么说？”
夏娃迫不及待地回答：“上帝呀，亚当他在对你撒谎。他只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才爱我，而我……”
上帝打断了她的话：“他不是一向强调你是他的另一半吗？”
夏娃委屈地说：“壁虎的尾巴也差不多是壁虎的另一半。难道壁虎不是经常断掉它的尾巴以保全自身吗？”
亚当感到受了侮辱，便急赤白脸地与夏娃争辩起来。
上帝看出，他们其实已不是一对深深相爱着的男女了，并且开始烦他们了，便将他们叱去了。
上帝又召来了爱神。
他问：“丘比特，也许你最有资格回答我的问题——是男人更爱女人一些呢，还是女人更爱男人一些呢？”
丘比特回答，他虽然司着向人间布爱的神职，但是对于上帝的问题也曾产生过同样的困惑。他说据他看来，有时候男人更爱女人一些，有时候女人更爱男人一些……
上帝更烦了，愠道：“凡事总该有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你等于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丘比特沉吟片刻，建议上帝做一个实验，让事实来回答。
于是上帝将某男人弄到了一个连棵野果树都没有，甚至也没有任何可充饥的野蘑野菜的荒岛上。
那男人顿时显出杯弓蛇影、心惊胆颤、惶不知所措的样子。
上帝奇怪地问丘比特：“那是什么？”
丘比特说：“那正是一个男人啊。”
上帝说：“你敢肯定吗？我一万多年以前创造的男人不是这种无能的样子啊。他为什么如此胆小？既没有狼嚎，也没有虎啸，他怕的什么劲儿呢？”
丘比特回答：“上帝啊，他们胆小，是因为他们已经特别的现代了。他们不知所措，是因为他们从一出生便习惯了怎样占有地球上比比皆是的现成的东西，而这个荒岛上几乎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呀！”
上帝沮丧地说：“那，他们还莫如不现代的好！”
此时，男人的头脑中产生了第一种需要——烟。
他习惯地一摸兜，上帝立刻使他的兜里有着半包烟和打火机了。
男人吸了几口烟，头脑中产生了第二种需要——如果能有幢房子，今晚睡觉就安全了。
上帝立刻使他面前出现了一幢大房子。
男人走进房子，又想——现在睡的问题是解决了，该为吃的问题发愁了……
于是上帝使桌上有了足够他饱餐一顿的面包、香肠。甚至，还赐给了他一瓶酒。
男人酒足饭饱以后，奢侈地想——这房子里最好有浴室。
于是上帝控制着他的意识，让他在房子里找到了浴室，洗了个痛痛快快的澡。
男人躺在宽大舒适的床上，不再那么的心惊胆颤那么的惶不知所措了。他一边悠然地吸着烟一边想——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寂寞呀！现在，身旁要是躺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多好哇……
于是上帝使他身旁依偎着一个美丽的女人……
男人欣喜若狂，拥抱她，吻她，和她做爱……
上帝从天庭上看着，皱眉批评道：“这个男人刚才心里想要的为什么不是他的妻子呢？如果是，我明明会成全他的。”
丘比特说：“上帝啊，难道你还不清楚你创造的男人们一向如此吗？他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女人啊。比如此时此刻，他们是由于孤独和寂寞才需要女人的。何况，他在荒岛上，他的妻子在城市里，在他温馨的家里，境况值得同情的是他自己。所以他需要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安慰。我看你赐给他的女人其实比已经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更能安慰他。他所表现的正是你所创造的人的人性之一点啊！”
上帝严肃地纠正道：“第一，那只是男人的人性之一点；第二，并不是我创造他们时希望他们具有的。”
丘比特见上帝不高兴了，便明智地缄默了。
上帝掩口打了个哈欠，嘟哝道：“今天的实验就到此为止吧，让我们看看明天他的头脑之中会产生些什么样的要求……”
第二天，上帝赐给了男人一柄刀、一把锄、一袋粮种，都是男人所想要的。
丘比特评论：“上帝，男人有了女人才想要一柄刀来保卫他的女人，唯恐她被夺走；男人因为有了女人才又开始重新变得勤劳，为了不使他的女人对生存忧虑。这就是爱对人类的贡献啊，也是我喜欢我的‘工作’的原因呀！”
上帝却说：“难道他就不是为了保卫他自己才需要一柄刀？难道他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存而需要一把锄和一袋粮种？不过丘比特，我不想和你辩论，总之女人使这个男人和昨天刚到荒岛上时不一样了，他似乎有了某种自信。如果这也是男人的人性之一点，那么我承认我比较欣慰。”
后来那男人又希望有冰箱，有彩电，有微波炉以及许多书。他的希望已不再仅仅与他自己的生存有关。显然，也是为了他的女人的满意。真的，男人有了女人以后，男人想要的东西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为女人才想要的了。像歌里唱的那样，他开始感觉着她的感觉，忧伤着她的忧伤，快乐着她的快乐了……
上帝也高兴起来。
上帝一高兴，反而将他的“实验”朝反面进行下去了。
他让丘比特变成某种不可抗力的化身——一个狰狞的高大的魔鬼，每天向男人索回他已拥有的一样东西。
男人舍弃彩电、舍弃冰箱……最终连房子也舍弃了。
他似乎打定主意，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舍弃他的女人。
当他和他的女人不但一无所有而且像亚当和夏娃当初一样赤身裸体的时候，双双逃到了一处绝壁那儿。他们脸上都流着泪，紧紧地搂抱着对方，准备跳下海去。那结果对于他们只能是死。
丘比特说：“上帝，你该相信了吧？”
上帝明知故问：“相信什么？”
丘比特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呀！”
上帝说：“我见的情形也向我证明，女人的一半是男人。这倒是挺令我感动的。”
上帝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如果在他们之间，我要收回一条命呢？”
丘比特以人类学权威的口吻回答：“我敢肯定，他们都宁愿牺牲自己。”
上帝又问：“我感兴趣的更是，为什么男人只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才觉得女人重要和宝贵？”
丘比特反问：“上帝啊，如果你不再是万能的上帝，而落到像那个男人一样的境地，天后赫拉对你不是也相同地重要和宝贵了吗？若连赫拉也失去了，即使你的生命长久万年，生命对你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上帝板起脸道：“丘比特，你太放肆了。你的话等于是在嘲笑我们天庭里的全体神祇啊！”
丘比特却认真地说：“上帝啊，如果天庭里没有许多美丽的女神，当神真的是神们愉快的事吗？神们互相的恋情能瞒得过我么？他们违背天条，追求人间的漂亮女人的事，你不是也一清二楚吗？”
上帝想到他自己也曾背着赫拉觊觎人间美色，并将一个美丽的少女变成白牛以便蒙蔽赫拉之事曾使天庭满城风雨，不禁面有窘色。他因一向太喜欢丘比特这位顽皮而又机智的童神，才没恼羞成怒起来。
上帝接着将一个女人也同样弄到了另一座生存条件险恶的荒岛上。
女人与男人的表现很不同。
她当然起初比男人更心惊胆颤更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产生在她头脑中的第一个祈祷，直接的就是希望她的丈夫，而不是随便哪一个男人的出现。上帝清楚，她和她的丈夫虽有感情，但那也不过就是一般夫妻感情罢了，那种感情远谈不上是什么幸福的质量前提。
上帝成心让一个她所根本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岛上。他不英俊，也不丑陋，但是相当强壮，能够使她觉得他可以保护她。
令上帝困惑不解的是，女人并没像看到救星一样立刻接近到男人身边去。恰恰相反，女人隐蔽着自己，从暗中观察那男人的一举一动。显然的，因为他不是她的丈夫，她感到他对自己有一定的危险性。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出现，分明是使女人更加不安了……
女人觉得那陌生的男人是一头大雄猩猩似的。
上帝以他的意志左右那男人寻找到了女人，并强行将女人带到上帝指定的大房子里。在上帝的意志的左右之下，那男人善待她。他端食物和水给她。女人饥渴难耐，却一边吃着，喝着，一边戒备和防范着。傍晚，男人告诉女人浴室是哪一个房间。女人虽然特别需要洗一次澡，却克制住了她强烈的念头。她和衣而眠，睡前再三检查她房间的门插好没有。她不知什么时候偷了一把尖刀，塞在自己枕下。那显然是用来对付男人的。她一夜之间警醒数次，那显然也是同一幢房子里有一个陌生而又强壮的男人的缘故……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上帝都以他的意志左右着那个男人，不使他冒犯那个女人。而丘比特其实也在暗中以他的惯技怂恿着那个男人，诱使他去占有那个女人。理性和情欲在男人的内心里强烈地冲突着，这使男人对女人的言行表现出一种分明是他并不情愿的矜持。但是女人从他的目光里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真切念头，于是女人的心里也矛盾极了……
她的矛盾其实和所谓贞洁的观念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为大多数已婚的男人和女人在其一生的过程中，都曾幻想过婚姻以外的性爱。她也不例外。她太不了解那个男人了。她对他一无所知。对于她，他形状上是一个男人，她的同类。恰恰正是这一点，非但不能成为她信赖他的前提，反而时时提醒她应有所戒备。她还是少女时，就已经从人类的社会获得着这样的经验了——人最应戒备的是人。女人最应戒备的尤其是男人。在人类的社会里，男人捕猎女人的事实，比非洲草原上狮子和猎豹捕猎羚鹿的次数要多得多。那经验首先成为她母亲的经验，也必将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它一代一代在女人们身上承袭着，渐渐地化其一半为本能，融入了女人们的血液里、基因里。倘他是一匹马，或一条狗，她对自己的命运也许更乐观点儿，但他恰恰是一个强壮又陌生的男人啊！
上帝从天庭上将女人的心理看得明明白白。
他问丘比特：“你认为接下来的情形会怎样？”
丘比特回答：“那要看我介入不介入这件事了。”
于是上帝闭上眼睛说：“我困了。丘比特你有什么把戏就对人使出来吧。”
于是在斯夜，男人袭击了女人。
女人挣扎，反抗，企图逃到外面去。
但是上帝并没有真的打盹。他偷窥着，并使房子的外面夜黑如墨，暴雨倾盆，闪电裂空，霹雳阵阵，而且有猛兽在嚎叫着，有毒蛇从门旁的树上垂下它们的头，它们的眼像红色的炭火……
女人的脚步从门口退缩了……
女人捂面而泣……
翌日，上帝看到女人和男人已十分亲昵地相处。
上帝故作疑惑地问：“丘比特，他们怎么会这样？”
丘比特回答：“我使那男人占有了那女人。”
上帝说：“你的话听来令我产生暴力的印象。”
丘比特说：“上帝，占有如此柔弱的女人还需要暴力吗？何况，她也希望他们的关系有所改变呀。”
上帝又问：“我可以认为他们在爱着了吗？”
丘比特耸耸肩：“这一点连我也不能确定。但是你看，女人确实不再害怕那男人了。她从那男人占有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他将会对她负起保护的责任。”
上帝也耸耸肩道：“女人都这么愚蠢吗？”
丘比特以无比严肃的表情和语调说：“不，这个女人一点儿也不愚蠢。恰恰相反，她对男人的感受十分细腻。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通过一次非正常的性的过程判断一个男人心性本质的高下，她却做出了判断。”
上帝若有所思，笑而不语。
即日上帝亲自降临在那女人面前，并使她确信他是上帝。
上帝对女人说：“从今天起，我要每天收走一样使你感到安全的东西，包括那个你已信赖了的男人。只要你的头脑中一闪过可以舍弃某一东西的念头，那东西便不复存在了。”
于是房子里的东西一一消失了……
于是连房子也消失了……
女人和男人带着仅有的一点儿食物和一罐水，暴露在天地之间。
上帝从天庭以他的声音威严地问女人：“在食物、水和男人之间，你还舍弃什么？”
于是他们的食物不见了。
于是他们的水也不见了。
上帝的声音又问：“现在我还要收走一样东西，你仍不舍弃那男人吗？”
女人心里暗想的却是：“我还有一身衣服……”
于是上帝连她的一身衣服也一件件收走了，直至使她赤身裸体……
上帝看见赤身裸体的女人无地自容地对那男人说：“除了上帝，在这个荒岛上我的希望便是你。男人啊，你发誓别抛弃我吧，你发誓一定要带我离开这个荒岛吧！唯有你能使我回到家里，能使我见到我朝思暮想的儿女呀……”
上帝这才明白那男人对那女人的意义。
上帝被女人的母性祈求所感动了。
于是那男人脱下自己的上衣披在女人身上。
他向她发誓道：“你这女人啊，为了使你能与儿女团圆，我甘愿为你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无所谓。从现在起，我的勇敢、力气、生存能力都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了……”
男人的话还没说完，上帝化身为一只虎从草丛中扑了出来。
男人迅速地将女人掩护在身后，并促她爬到树上去。他赤手空拳，与猛虎眈眈对视，准备殊死一搏……
“上帝”未忍向男人进攻——猛虎咆哮一声，又跃到草丛后去了……
上帝一回到天庭，丘比特就评论道：“上帝，现在我可以说，他们在深深地爱着了。”
上帝问：“那么，你将使他们成为夫妻吗？”
丘比特爱莫能助地摇头。
上帝追问：“为什么不能？”
丘比特叹道：“爱在记忆里，有时比在婚姻里更适当些。对于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便是这样。”
上帝又若有所思起来。
最后，上帝决定使那女人的经历变为她的一场梦.9９lｉｂ?。
她在几天内每每回想她做过的梦，回想她梦中的男人，觉得她真真实实地又爱了一场似的……
男人只有在几乎失去一切后才觉得女人尤其不能再失去，女人却是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就已明确地意识到男人对她的重要性了。
所以当男人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他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将女人物化了的。
“尤物”这一种对美貌女人的比喻说法，诠释了男人们不愿坦率承认的意识。
所以当女人说“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时，其话才更由衷。因为在女人的意识里，那时是将男人神化了的。而这是女人所以是女人的可爱的缺点。
普遍的女人都不会将男人物化，正如普遍的男人在具有追求的能力时，首先追求的其实并非女人——不，并非爱情……
男人之人性在人类社会的现当代文明中，究竟是上升了，还是坠落了，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呢……
有一天，上帝又百无聊赖了，又要拿我们下界的男女做实验开心了。自然，他仍命丘比特这位也常在我们之间制造了许多悲喜剧的爱神陪他。
他先将一个男人依照前次的方式弄到了荒岛上，接着满足他内心里的一切需求。只消他一动念，他的希望立刻实现。
他是一个不吸烟的男人，却是一个血液里习惯了酒精含量的男人。血液里一点儿酒精含量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头脑反而会混沌一片，接近空白，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
上帝使荒岛上的那一夜一开始就狂风大作，冷雨如鞭。那男人抱着双肩缩在草丛中，就像一只皮毛被彻底淋湿了的、无洞可入的耗子。
他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来一件棉大衣多好哇。
幸亏他的血液里还有一点儿酒精的残量，否则他的头脑里连一个念头都产生不出来了。
上帝立刻使他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了。
男人身上刚觉暖和，头脑中随即产生了第二个念头——如果在一顶帐篷里多好。
于是他立刻便在帐篷里了。
于是他手中立刻有一瓶开启了盖儿的名酒了。
于是他面前立刻有一小桌下酒的菜了。
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帐篷里的那一个男人饮了几口酒后，思维能力渐渐开始活跃。
他想，待在帐篷里还是不太安全呀，有野兽或毒虫钻入帐篷袭击他怎么办呢？如果是待在一幢门窗结实的房子里才算幸运啊！于是他就待在一幢门窗结实的房子里了。
酒使他的欲望得寸进尺——房子越变越大，最后变得像几套打通了的总统套房那么豪华又气派了。
那男人将自己泡在浴缸的温水中，一边嘬饮着美酒一边想——为什么我的每一个欲念都能立刻实现呢？莫非我变成神仙了吗？或者有神仙暗中助我？不管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趁我想什么来什么的这会儿，我何不实现我那些生平最大的梦想？
于是他拥有了一份瑞士银行的存折，上面注明有几亿元钱。他瞧着手中的存折，却怎么也不能像瞧着钱那么心里踏实……
于是存折变成了满满几大箱人民币，被仆人们抬到他面前……
他想人民币迟早是要贬值的，于是人民币变成了美金……
他觉得美金也不可能永远坚挺，于是又有仆人抬来了几大箱珠宝钻石。
那男人心花怒放，跃出浴缸，忘了羞耻，赤身裸体地指挥仆人们将美金和钻石全都放入随其意而现的巨大保险柜里。
他环视着强壮的仆人们心里又想——神明啊，让他们都是无限忠诚的仆人吧！
于是仆人们一齐跪下向他表忠，口中都说甘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死而无怨。
他为了考验他们的忠诚，指着其中一个命令道——“你们，让他死在我面前！”
于是一阵惨无人道的殴打，那可怜的仆人断气了。
但他还是不放心仆人们的忠诚程度，暗暗祈祷一番，使所有的仆人都立刻从他面前消失了。
于是在每一扇门窗前都随其所想架着机枪了……
于是在保险柜前布着种种置人于死地的暗道机关了……
男人躺在宽大又舒适的床上以后，头脑之中终于产生了上帝和丘比特都期待得有些失去耐心的那一种想法——现在，神明，请赐我一个美女吧！
上帝问：“这是那家伙的第多少个念头了？”
丘比特老老实实地回答：“第三十九个念头，我尊敬的上帝。”
上帝嫌恶地眯起眼注视着下界，语调冷冷地说：“可上次被我们实验的那个男人，才第三四个念头要的就是女人了。”
丘比特惭愧地说：“我也不喜欢这家伙。”
但上帝虽已心生厌恶，还是使一个美女立刻裸卧在男人身旁了。
他一夜癫狂……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拥有了宫殿一般豪华的大房子；拥有了一切现代化的生活物品；拥有了几亿美元和数不尽的珠宝钻石；拥有了保护他和他财富安全的几乎万无一失的措施；也拥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美女的男人，便无忧无虑地享受起他的“幸福”来……
然而不久他厌倦了。他厌倦的不是他拥有的哪一件东西，而是百依百顺的美女。在他看来，美女也是他所拥有的东西的一件。是的，他恰恰厌倦了她的百依百顺。那男人想，既然他可以再要一个美女就能又拥有一个美女，为什么不？多简单的事啊！何况他还拥有如许多足以使美女们也眉开眼笑的财富……
于是第二个美女出现在他面前了，动辄耍小孩儿脾气的一个美女，恰与第一个美女的逆来顺受截然相反。他将终日逗她生气再哄她开心当成最快活之事，当成娱乐。
不久他对第二个美女也厌倦了……
于是他的“宫殿”里有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美女……
于是他祈祷神明赐予他比超级种马还要强盛的性能力……
上帝于是更加厌恶了。
他几乎是恶狠狠地问丘比特：“他究竟需要多少个女人才心满意足？”
丘比特红了脸嘟哝：“我没有这种预见，亲爱的上帝。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下界，有一个男人曾拥有一万二千名美女。他是古印度的一位藩王，叫哈里·哈拉二世。即使占有了那么多美女他依然猎色不疲，还想把邻国一名叫帕尔达尔的美人儿占有为他的一万二千零一号宠妾，但被拒绝了，所以他挑起了与强大邻国之间的战争。结果他战败了，王国、财富、生命都丢掉了，一万二千美女皆沦为邻国的女俘，四百余个孩子或为他战死，或成了邻国的奴隶……”
上帝说：“活该！”
丘比特脸更红了。
他觉得下界在男女关系上的荒唐，是他自己的神职过失似的。
上帝使那个荒岛上的乐不思蜀的男人在拥有了第十个女人以后，色欲自敛了。他拥有的美女有白皮肤的，有黄皮肤的，有黑皮肤的；有天真活泼的，也有性格放纵的；有荡娃式的，也有淑女型的……
接着，上帝亲自降临在那男人面前，明确而又威严地告诉他——每日要收回一件曾赐给他的东西。
于是他第一天失去了一个女人。
就是他所要的第一个女人，百依百顺的那个。
由于他首先得到的是她，所以他首先舍弃的也是她。
不，用舍弃一词是不确切的。
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留恋她。
只能说是抛弃。
当时一只小狗正躺在他面前打滚儿，并用两只前爪抱住他一条腿取悦着他……
他心想——是让狗消失还是让她消失呢？
他抬头望她，她正安静地坐在窗前看书。她感觉到了他在望她，也回首向他望去。分明的，百依百顺的女人，在用她温柔的表情问他——需要我到你身边去吗？
他心里又想——少了你我还有九个女人呢！而我只有一条小狗。何况我最喜欢的女人最喜欢这条小狗……
于是那女人转瞬消失了。
她曾捧读过的书掉在地上……
上帝极为惊诧——上帝虽然将那男人的心理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明白——何以在一条小狗和一个自己曾爱过的女人之间，那男人宁愿保留一条小狗？
不久第二个女人消失了……
再不久第三个女人消失了……
一方面是男人的财富。它其实由一样样具体的东西组成。有些东西对于生存很重要，比如房子和食物。有些东西对于生存并不多么重要，比如电视、组合音响、钢琴和一些美观的工艺品；有些东西看似相当重要，但其实没有了人只不过要多些劳作，比如冰箱、电饭煲、吸尘器什么的——另一方面是朝夕相处的女人们。
男人一次次在她们和属于他的一样样东西之间做出弃留的决定。而为了保留住他已然拥有的每一样东西，他一次接一次牺牲她们中的某一个。
因为在他想来——东西每样只有一件，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有，起码在这个荒岛上无处可买。虽然他有几亿美元，有不计其数的珠宝钻石。唯独女人这一样“东西”，对目前的他来说，是重复拥有。尽管她们的美点各异，性情不同，但毕竟还是重复拥有啊！
何况，他所决定抛弃的，乃是她们中已经使他感到厌倦了的某个，或宠爱程度渐渐降低了的某个。比如说留下电视，可供他与他仍特别宠爱的某个女人共同消磨晚上的时光；比如说留下钢琴，他仍特别宠爱的某个女人就会因他的决定而欣慰，那么他也就会从她的欣慰中体会到愉悦……
这么一掂量利弊，一个他已经不怎么宠爱甚至厌倦了的女人，其存在的意义怎么会抵得上电视和钢琴呢？
但是，在女人由十个而六个五个而四个三个后，他的每一次决定都有了难度。他对她们的感情开始介入他的决定了，那也只不过体现为一种犹豫，犹豫后的决定依然是使她们消失而保留他的每一样东西……
他一想到他不知还要在荒岛上度过多少日子便心情沮丧，于是每一样东西都对他显得格外宝贵了。
没有了拖鞋洗完澡时穿什么呢？
多不方便呀。
唉，唉，当初为什么没产生多要一双拖鞋的欲念呢？
有两双拖鞋他也可以迟几天再使一个女人消失啊！
于是拖鞋显得比女人重要了。
每一次决定既不但是犹豫后的，而且是理念权衡后的。
于是只有两个女人存在着了。
于是只有一个女人存在着了。
为了保留住那最后一个女人，他不得不开始一样一样“牺牲”他拥有的东西了……
美观的工艺品一天比一天少了，终于全都不见了……
电视、音响、钢琴一次次决定后不见了……
房间一间一间少了……
最终，他只拥有三样东西了——保险柜、一挺机枪、一个女人。
因为仅剩下一个女人了，他尤其视她为自己的“东西”了。
最终的最终，他连那最后一个女人也不要了。
他想——只要机枪和保险柜在，美元和珠宝钻石就能保住，说不定哪一天有离开荒岛的希望。有美元和珠宝钻石在，不愁不重新拥有更多的美女。
他想——这世界上美女总是层出不穷的，而财富却是一向有限的，所以拥有财富才意味着拥有一切啊！
他这么想时，十个女人中他最宠爱的那一个就从他眼前消失了，像水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
于是，他只剩下了保险柜和机枪……
在此二者之间，他必须又做一次决定……
如果没有了保险柜，还要一挺机枪干什么？
这想法刚一产生在他头脑中，机枪消失了。
荒岛上只剩下他孑然一身，和他的保险柜，和保险柜里的美元及珠宝钻石了……
上帝从天庭上指着那男人，恼怒地斥问丘比特：“他哪里配是我的亚当的后代？我创造的男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丘比特分辩道：“上帝呀，不是我的过错。你老人家干吗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呢？”
上帝大声说：“住口，丘比特，你还有脸分辩！难道你不是司管人间男女之爱的神吗？难道男人就是这样爱女人的吗？”
丘比特无地自容，委屈得都快哭了，他面红耳赤地继续分辩：“尊敬的上帝，您的亚当被您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对于男人，地球还是一个没有财富可言的世界啊！男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女人的爱，倘不全心全意岂非咄咄怪事了吗？可现在地球已经变了呀，到处都是财富的标志，一切行业的意义几乎最终都要由财富的标志来显示了。男人们从是少年甚至男孩那一天起，就开始将积累和聚敛财富当成自己活着的目的了！与财富相比，女人对他们还算得了什么呢？舍出一千万去要一个女人和舍出一个女人去要一千万，在他们的理念中其实是一回事了呀！他们早已将女人也当成他们财富的标志了呀！而且是当成只会贬值的那一种财富来看待的。下界那个男人的行径，体现的正是当今男人之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啊。您对下界的事关注得太少了，所以您偶尔看了才大惊小怪……”
上帝厉声道：“丘比特，你啰嗦得让我讨厌了！不管你做何解释，总之我不喜欢亚当的后代变成了那个男人那样！我要他死……”
上帝的话音刚落，在荒岛上，一声虎啸，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似乎凭空而降，扑向那个男人，不一会儿就将他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了……
上帝以教训的口吻又对丘比特说：“丘比特，缪斯曾对我朗诵过这样一首诗：
比银子更宝贵的是金子，
比金子更宝贵的是珠宝，
比珠宝更宝贵的是钻石，
比钻石更宝贵的是一个好女人，
比一个好女人更宝贵的事物，
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
我要你重新调教下界的男人们，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很愚蠢。并且，也要让女人们认识到，她们已经被男人们的愚蠢搞糊涂了。她们有责任使男人们重新活得清醒起来……”
丘比特低声问：“用什么办法？”
上帝冷冷地说：“轻蔑。倘一个男人的人生理念完全被财富二字左右着了，那么凡女人，皆应轻蔑他。”
丘比特默默咀嚼着上帝的话。
上帝又道：“这是我，万能的上帝说的。从今往后，我的话将要通过你在下界应验。五百年后，我要看到亚当的后代们爱女人超过爱一切的情形。否则，我将不惜毁灭地球上的全部已有财富。”
丘比特惴惴不安地说：“五百年的时间太短了。数千年形成的意识，需更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它……”
上帝几乎是恶狠狠地说：“就五百年！上帝从不收回他说的每句话。”
丘比特不禁向下界望去——那塞满美元和珠宝钻石的保险柜，如一块闪光的岩石般摆列在荒岛上。
许多只猴子新奇地围绕着保险柜，忽而蹿上，忽而蹿下……
而海面上，正有一艘大船向荒岛驶来……
（2）
现在，情形变成这样的了——上帝用他的意念第二次将一个女人从都市里“搬运”到了荒岛上。
她头脑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关于男人的。
如果出现一个男人来保护我多好啊——不，她头脑里产藏书网生的并非是如此明确的意识。那只能算是一个女人关于男人的一种纯粹的本能的思维讯号。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关于男人的一种极迅速的印象的反应。因为她想到的非是某一个具体的，叫得出姓名的，有仪表特征的男人，所以那印象又是模糊的。就好比一个孩子在受到威胁时转身便往家里跑那样纯粹的本能。那时家在孩子的头脑里仅仅体现为一个词——安全。而孩子的本能促使他向安全的地方跑……
人的行动有时后于人的意识。
在头脑的意识网上刚刚反应为思维讯号的，便属于下意识的现象了。
那女人当时便是那样。
也许，上帝若不性急，女人接着就会想到某一个具体的，她认为会对她负起保护的责任的男人。如孩子在往家里跑的途中想到会挡住追赶者的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
然而上帝对下界的凡人一向缺乏耐心。
于是一个男人已随即出现在女人跟前了……
起初的一切“情节”是上一次“实验”的重复——他们有了一幢房子，她对那个陌生的男人由戒备、防范而信赖而依靠而亲爱了……
她是一位30余岁的未婚女子。
她也没有过什么难忘的热恋经历。
因为少了母亲那一种对自己孩子的牵挂，因为“遭遇”到了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所以她对那荒岛上的生活竟很快地适应起来，还渐渐开始觉得未尝不是别一种幸福。
这女人自然也想到了彩电、冰箱、电饭煲什么的，甚至很奢侈地想到了电脑。电脑是她早希望拥有而没拥有过的——上帝一一满足了她……
与男人不同的是，这女人头脑中断然没想过刀剑或机关枪。
上帝和丘比特都明白，她认为一个爱她的男人是足以保护她的安全的。
她显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倒是那男人将一把尖刀牢牢地绑扎在一根结实的木杆上，制成了一支矛。
他那样做时，她深情地望着他，一副感激又幸福的表情。
她的头脑中从没想过美元、珠宝和钻石。
她没问那男人将用矛来干什么。
因为那是她根本无须问的。
上帝奇怪了，问丘比特：“她为什么不想要很多财富呢？”
丘比特思考片刻，以权威的口吻回答：“女人对现实的要求一向比男人朴素。”
上帝不以为然地说：“可我认为女人是比男人贪婪的。难道我错了吗？”
丘比特说：“上帝哪里会错呢？错的是人类自己罢了。如果人类一直由母系社会发展至今，地球将依然是温馨祥和的人类家园，但是却不能有现在这么伟大的财富。男人们对地球的统治野心鼓动他们夺取了女人对地球的主宰权，男人们对地球做出的成就是以地球损失了女人主宰地球那一种温馨为代价的。正如一位聪明的地球人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这时那女人的头脑里浮现出了一名少年的形象……
上帝即刻使那少年出现在女人面前。
那少年并非女人的弟弟，而是女人的一位亲密女友的弟弟。她的女友病故以后，少年无人关怀，一直流落街头……
在荒岛上那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女人惦记地想到了他……
后来那女人又想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都与女人有过这种或那种亲密关系，也都是些在人类的社会里缺少生存竞争能力的弱者。
女人刚一惦记地想到他们和她们，他们和她们就出现在她面前了……
于是她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家长。
她深切地感受到了所有人对自己的依赖。
她于是心甘情愿地肩负起了保障一个大家庭生存和维护一个大家庭团结的使命，包括指派某人从事某种劳作的义务……
她由此获得了尊敬。
她感到她的人生价值，并引以为豪。
后来上帝要收回他的慷慨赐给了，他使女人明白并且确信——每一样她要保留住的东西，都将以大家庭的某一成员的消失为前提……
女人问：“神明啊，消失是什么意思？”
上帝冷冷地说：“女人，消失是另一种死亡，是消亡。在你这方面，绝不至承担任何悖逆人道的罪名。因为闪过在你心里的意识是不会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的。只要你心里一想某个人应该牺牲，那么该人立刻便消亡了，如一个肥皂泡破灭了一样。在他们和她们方面，我承诺那是绝无任何痛苦的一种死亡……”
女人当即说：“不！神明啊，人在一切物质之中，亦在一切物质之上。我信奉着这样的观点，怎么会为了保留住某样东西，而牺牲我大家庭的某一成员呢？”
女人的话音刚落，她坐着的椅子不见了，她摔倒在地……
后来，房间里的东西一样样失去……
最后，连房子也不存在了……
女人猜到上帝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她召集所有大家庭的成员到她面前，讲述了大家庭正经受着怎样的一种考验。
她说：“兄弟姐妹们，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已无可失去。显然，神明之目的在于为难我一个人，而不是为难你们。我已决定让神明使我自己消失。我消失了，神明便会停止他的游戏了。我们大家庭的劫难也就过去了……”
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每一个人都宁愿消失自己而替代她的消失……
她的丈夫更是紧紧拥抱着她，心如刀割但又束手无策……
那是男人最觉得愧是男人，愧对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时刻……
她深情地对她的丈夫说：“爱人啊，当我消失以后，希望你能负起对大家庭的一切责任，关心每一个成员，使兄弟姐妹们感到生活在这荒岛上不是一件值得悲观绝望的事……”
人们流着泪认真倾听了她对大家庭的一番嘱咐之后，全都默默离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她和她的丈夫了……
她温柔地说：“爱人啊，给我最后一次性爱吧！和我爱的男人做爱，是我一切幸福中最最幸福的事，没有任何一笔财富能抵得上这一种幸福……”
之后，她的丈夫也在她的催促之下噙泪离开了她……
于是女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心说：“恶作剧的神明啊，我已准备好了，让我消亡吧，只求你再勿以同样的方法对待我大家庭中的别人……”
上帝从天庭上望着她，颇受感动地说：“没想到地球上还能生衍出这样的女人。她配在天庭上和神生活在一起。丘比特，你去把她带到天庭上来。”
丘比特犹豫。
上帝说：“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吗？”
丘比特忧郁地说：“老爷子啊，我们是否也应替人间考虑考虑呢？如此一个令我和你同样感动的女人，当做人类美好的种子才对呀！”
上帝觉得丘比特的话不无道理，就将那女人和她的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送回到原先的生活中去了……
上帝使她和另外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场梦。
当她讲述她的梦时，听着的男女都问：
“真的你想什么，什么就立刻出现？”
她点头。
“你要美元了吗？美元的储蓄利率现在可升了！”
她摇头。
“要珠宝了吗？”
她摇头。
“要钻石了吗？钻石可是世界上永远也不会贬值的东西！”
她摇头。
“那么，你在荒岛上住过的，必定是一座里面应有尽有的华丽的宫殿吧？”
她如实说：“不是啊，仅仅是一幢大木房子而已，就像是童话《白雪公主》里七个小矮人住的那一种大木房子，结实而又朴素。”
于是听者都笑她傻。
想什么来什么，却几乎什么算得上财富的东西都没想，岂不是傻透了吗？尽管是梦，在梦里富贵一把也过瘾啊！
好梦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做一次的。
在众人的调侃之下，她也觉得自己确乎的有点儿傻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对于那个荒岛的梦境记忆渐渐淡薄了。然而她与一个男人似曾真实发生过的荒岛情爱，却每令她梦魂牵绕，向隅唏嘘。她试图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男人身上获得到同等质量的、值得她以命相托的信赖和安全感，但是她每一次都失望了。他们给她的感觉往往是——为了保留住一样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们必会?99lｉb.一边拥抱着她，吻着她，热烈地说着“我爱你”、“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下去”之类的话，一边在内心深处与神明交易，让她像一个气泡似的消亡掉……
后来她不再试图发现了……
承认梦就是梦了……
她的荒岛大家庭里的那些成员们，虽然也认为他们的经历只不过是一场梦，但特别地难忘那一场梦。
尤其难忘的是她这位梦中女人。
他们和她们，又重新体会各自命运的沉重、无奈和无助。
他们和她们并不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她的化身，宁愿她深深地印在他们关于一场梦的回忆之中。
并且，他们和她们都确信不疑——在现实生活里“她”也是存在的。
这使他们和她们，对现实不再仅仅怀有敌意，有时也怀有几分从前所没有的协作精神了……
而在天庭，上帝和丘比特竟一直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
上帝对地球上的男人比女人变得令他嫌恶这一点痛心疾首，发誓要无情地惩罚男人们。
而丘比特因为自己也是男人，则不免地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替男人们开脱。
他对上帝说：“老爷子，你看到的仅仅是男人的人性中最卑污低劣的一面，和女人的人性中最良好无私的一面。假如反过来，那就更有你好瞧的了！”
上帝叫道：“要是女人也有卑污低劣的一面，那么肯定是被男人教唆的！”
丘比特说：“否！老爷子，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忘了你造女人之际，从狐、秃鹫和蛇身上各取了一部分糅合成的女人了吗？那就是女人的基因啊……”
上帝怒发冲冠了，挥舞着神杖吼：“这是污蔑！这是地球上的男人们捏造的！信谣可耻，传谣有罪……”
丘比特见上帝大动肝火起来，吓得一展翅膀，飞往太阳背面去了。
人类的爱情质量不高了，乃因阳光晃丘比特的眼，使他不能准确地射出他的箭……
14.七答人际关系学
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一个相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我早就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们，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
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
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
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包括商人；还有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评论”。他们的“评论”直来直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道”。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非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
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
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
我属于后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粗糙。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
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
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
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遁躲起来，用自己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么？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关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洋洋得意者，有第三者暧味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
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革心洗面了的骗子交往。
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9９ｌｉｂ.85％的人际关系加上15％的专业技术，你同意吗？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85％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15％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85％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15％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生的。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么？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么？
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么？
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么？
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么？
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们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
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
这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
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
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
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
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么？不成了一台电脑了么？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80—90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
基本如此。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 90fd." >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1.爱缘何不再动人？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对爱情之向往，最初由“牛郎织女”一则故事而萌发。当年哥哥高一的“文学”课本上便有，而且配着美丽的插图。
此前母亲曾对我们讲过的，但因并未形容过织女怎么好看，所以听了以后，也就并未有过弗洛伊德的心思产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头老牛所感动。那是一头多无私的老牛啊！活着默默地干活，死了还要嘱咐牛郎将自己的皮剥下，为能帮助牛郎和他的一儿一女乘着升天，去追赶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织女……
曾因那老牛的无私和善良落过少年泪。又由于自己也是属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种同类的相怜，缘此对牛的敬意倍增，并巴望自己快快长大，以后也弄一头牛养着，不定哪天它也开口和自己说起话来。
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拥有了那么一头牛……
及至偷看过哥哥的课本，插图中织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头脑中了。于是梦里梦到的不再是一头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记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以后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也能幸运地与天上下凡的织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织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虑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们的模样想必也都错不了。那么一来，不就和牛郎也沾亲了么？少年的我，极愿和牛郎沾亲。
再以后，凡是以我眼里好看的女孩儿，或同学，或邻家的或住一条街的丫头，少年的我，就想象她们是自己未来的“织女”。
于是常做这样的梦——在一处山环水绕四季如春的美丽地方，有两间草房，一间是牛郎家，一间是我家；有两个好看的女子，一个是牛郎的媳妇儿，一个是我媳妇儿，不消说我媳妇儿当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两头老牛，牛郎家的会说话，我家那头也会说话；有四个孩子，牛郎家一儿一女，我家一儿一女，他们长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公园里独自散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园里早晨和傍晚“人满为患”，所以我去那里散步，每每于下午3点钟左右，图的是眼净。那一天下着微微的细雨，我想整个公园也许该独属于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几步远处的地上撑开着一柄伞。如果不是一低头发现得早，不是驻步及时，非一脚踩到伞上不可！那伞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伸出四条纠缠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联想到一只触爪不完整的大墨斗鱼。莺声牛喘两相入耳，我紧急转身悄悄遁去……没走几步，又见类?似镜头。从公园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见六七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数情形一见之下，心里不禁地骂自己一句：“你可真讨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来散步？”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幔，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的20世纪70年代，外滩堪称大上海的“爱情码头”。一米余长的石凳上，晚间每每坐两对儿。乡下的孩子们便拿了些草编的坐垫出租。还有租“隔音板”的，其实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块，比现如今的地板块儿大不了多少。两对中的两个男人通常居中并坐，各举一块“隔音板”，免得说话和举动相互干扰。那久了也是会累的。当年使我联想到《红旗谱》的下集《播火记》中的一个情节——反动派活捉了朱老忠们的一个革命的农民兄弟，迫他双手高举一根苞谷秸。只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枪毙。其举关乎性命，他也不过就举了两个多小时……
上海当年还曾有过“露天新房”——在夏季，在公园里，在夜晚，在树丛间，在自制的“帐篷”里，便有着男女合欢。戴红袖标的治安管理员常常“光顾”之前隔帐盘问，于是一条男人的手臂会从中伸出，晃一晃结婚证。没结婚证可摆晃的，自然要被带到派出所去。
如今许多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虽然相对减缓了城市人的住房危机，但也同时占去了城市本就有限的园林绿地。就连我家对面那野趣盎然的小园林，也早有房地产商在觊觎着了。并且，前不久已在一端破土动工，几位政协委员强烈干预，才不得不停止。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在国外，也有将车开到郊区去，停在隐蔽处，就在车里亲热的。好处是省了一笔去饭店开房间的房钱，不便处是车内的空间毕竟有限。
电影院里太黑，歌舞厅太闹，公园里的椅子都在明眼处，咖啡屋往往专宰情侣们。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免地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城市人口的密度是越来越大了，城市的自由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情爱在城市里如一柄冬季的雨伞，往哪儿挂看着都不顺眼似的……
相比于城市，农村真是情爱的“广阔天地”呢！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烛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艺术若表现城市里的情爱，可充分玩赏其高贵，其奢华，其绅男淑女的风度气质以及优雅举止；也可以尽量的煽情，尽量的缠绵，尽量的难舍难分，但就是不能传达出情爱那份儿可以说是天然的美感来。在城市，污染情爱的非天然因素太多太多太多。情爱仿佛被“克隆”化了。
比之“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 href='2210/im'>《红楼梦》中的爱情其实是没有什么美感的。缠绵是缠绵得可以，但是美感无从说起。幸而那爱情还是发生在“园”里，若发生在一座城市的一户达官贵人的居家大楼里，贾宝玉整天价乘着电梯上上下下地周旋于薛林二位姑娘之间，也就俗不可耐了。
无论是 href='7430/im'>《安娜·卡列尼娜》，还是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偎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我是知青的时候，有次从团里步行回连队，登上一座必经的山头后，蓦然俯瞰到山下的草地间有一对男女知青在相互追逐。隐约地，能听到她的笑声。他终于追上了她，于是她靠在他怀里了，于是他们彼此拥抱着，亲吻着，一齐缓缓倒下在草地上……一群羊四散于周围，安闲地吃着草……
那时世界仿佛完全属于他们两个。仿佛他们就代表着最初的人类，就是夏娃和亚当。
我的眼睛，是唯一的第三者的眼睛。回到连队，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句话：
天上没有夏娃，
地上没有亚当。
我们就是夏娃，
我们就是亚当。
喝令三山五岳听着，
我们来了！……
这几句所篡改的，是一首“大跃进”时代的民歌。连里的一名“老高三”，从我日记中发现了说好，就谱了曲，于是不久在男知青中传唱开了。有女知青听到了，并且晓得亚当和夏娃的“人物关系”，汇报到连里，于是连里召开了批判会。那女知青在批判中说：“你们男知青都想充亚当，可我们女知青并不愿做夏娃！”又有女知青在批判中说：“还喝令三山五岳听着，我们来了！来了又怎么样？想干什么呀？”
一名男知青没忍住笑出了声，于是所有的男知青都哈哈大笑。
会后指导员单独问我——你那么篡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说——唉，我想，在这么广阔的天地里不允许知青恋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白白浪费。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唯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像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唯一不滋扰的地方叫做“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着什么。
电影 href='506/im'>《拿破仑传》为此作了最精彩的说明：征战前的拿破仑忙里偷闲遁入秘室，他的情人——一位宫廷贵妇正一团情浓地期待着他。
拿破仑一边从腰间摘下宝剑抛在地上一边催促：“快点儿！快点儿！你怎么居然还穿着衣服？要知道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情爱在城市里几乎成了一桩必须忙里偷闲的事情，一件仓促得粗鄙的事情。
所以我常想，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有理由抱怨贫穷。有理由感慨生活的艰辛。羡慕城里人所享有的物质条件的心情，也当然是最应该予以体恤的。但是却应该在这样一点上明白自己们其实是优于城里人的，那就是——当城里人为情爱四处寻找叫做“室内”的那一种地方时，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却正可以双双迈出家门。那时天和地几乎都完全属于他们的好心情，风为情爱而吹拂，鸟儿为情爱而唱歌，大树为情爱而遮荫，野花为情爱而芳香……那时他们不妨想象自己们是亚当和夏娃，这世界除了相爱的他们还没第三者诞生呢。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和一个姑娘相爱已三年了。由于没住处，婚期一推再推。
他曾对我抱怨：“每次和她幽会，我都有种上医院的感觉。”
我困惑地问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说：“你想啊，总得找个供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地方吧？”我说：“去看电影。”他说：“都爱了三年了！如今还在电影院的黑暗里……那像干什么？不是初恋那会儿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下作了……”
我说：“那就去逛公园。秋天里的公园正美着。”
他说：“还逛公园？三年里都逛了一百多次了！北京的大小公园都逛遍了……”
我说：“要不就去饭店吃一顿。”
他说：“去饭店吃一顿不是我们最想的事！”
我说：“那你们想怎样？”
他说：“这话问的！我们也是正常男女啊！每次我都因为找个供我俩单独待的地方发愁。一旦找到，不管多远，找辆‘的’就去，去了就直奔主题！你别笑！实事求是，那就是我俩心中所想嘛！一完事儿就彼此瞪着发呆。那还不像上医院么？起个大早去挂号，排一上午，终于挨到叫号了，5分钟后就被门诊大夫给打发了……”
我同情地看了他片刻，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他说：“后天下午我有活动，1点后6点前我家归你们。怎么样？时间够充分的吧？”
不料他说：“我们已经吹了，彼此腻歪了，都觉得没劲儿透了……”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情爱在劳动中的美感最为各种艺术形式所欣赏。
如今除了农业劳动，在其他一切脑体力劳动中，情爱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只能被严格禁止，流水线需要每个劳动者全神贯注，男女混杂的劳动情形越来越成为历史。
但是农业的劳动还例外着，农业的劳动依然可以伴着歌声和笑声。在田野中，在晒麦场上，在磨房里，在菜畦间，歌声和笑声非但不影响劳动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使劳动变得相对愉快。
农业的劳动最繁忙的一项乃收获。如果是丰年，收获的繁忙注入着巨大的喜悦。这时的农人们是很累的。他们顾不上唱歌也顾不上说笑了，他们的腰被收割累得快直不起来了，他们的手臂在捆麦时被划出了一条条血道儿，他们的衣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头被烈日晒晕了……
瞧，一个小伙子割到了地头，也不歇口气儿，转身便去帮另一垅的那姑娘……
他们终于会合了。他们相望一眼，双双坐在麦铺子上了。他掏出手绢儿替她擦汗。倘他真有手绢，那也肯定是一团皱巴巴的脏手绢儿。但姑娘并不嫌那手绢儿有他的汗味儿，她报以甜甜的一笑……
几乎只有在农业的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这种动人的爱意。这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有次我在公园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两拨小伙子为一拨姑娘们争买矿泉水。他们都想自己买到的多些，于是不但争，而且相互推挤，相互谩骂，最后大打出手，直到公园的巡警将他们喝止住。而双方已都有鼻子嘴流血的人了。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望到了那一幕，奇怪他们一人能喝得了几瓶冰镇的矿泉水么？后来望见他们带着那些冰镇的矿泉水回到了各自的姑娘们跟前。原来由于天热，附近没水龙头，姑娘们要解热，所以他们争买矿泉水为姑娘们服务……
他们倒拿矿泉水瓶，姑娘们则双手捧接冰镇矿泉水洗脸。有的姑娘费用了一瓶，并不过瘾，接着费用第二瓶。有的小伙子，似觉仅拿一瓶，并不足以显出自己对自己所倾心的姑娘比同伴对同伴的姑娘爱护有加，于是两手各一瓶，左右而倾……
他们携带的录音机里，那时刻正播放出流行歌曲，唱的是：
我对你的爱并不简单，
这所有的人都已看见。
我对你的爱并不容易，
为你做的每件事你可牢记……
公园里许多人远远地驻足围观着那一幕，情爱的表达在城市，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往往便体现得如此简单，如此容易。
我望着不禁地想到，当年我在北大荒，连队里有一名送水的男知青，他每次挑着水到麦地里，总是趁别人围着桶喝水时，将背在自己身上的一只装了水的军用水壶递给一名身材纤弱的上海女知青。因为她患过肝炎，大家并不认为他对她特殊，仅仅觉得他考虑得周到。她也那么想。麦收的一个多月里，她一直用他的军用水壶喝水。忽然有一天她从别人的话里起了疑点，于是请我陪着，约那名男知青到一个地方当面问他：“我喝的水为什么是甜的？”
“我在壶里放了白糖。”
“每人每月才半斤糖，一个多月里你哪儿来那么多白糖往壶里放？”
“我用咱们知青发的大衣又向老职工们换了些糖。”
“可是……可是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肝不好……你的身体比别人更需要糖……”
她却凝视着他喃喃地说：“我不明白……我还是不明白……”
而他红了脸背转过身去。
此前他们不曾单独在一起说过一句话。
我将她扯到一旁，悄悄对她说：“傻丫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是爱上你了呀！”
她听了我这位知青老大哥的话，似乎不懂，似乎更糊涂了，呆呆地瞪着我。
我又低声说：“现在的问题是，你得决定怎么对待他。”
“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他为什么要偏偏爱上我呢……”
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重复着，随即双手捂住脸，哭了，哭得像个在检票口前才发现自己丢了火车票的乡下少女。
我对那名男知青说：“哎，你别愣在那儿。哄她该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
我离开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想想，又返回去了。因为我虽比较有把握地预料到了结果，但未亲眼所见，心里毕竟还是有些不怎么落实。
我悄悄走到原地，发现他们已坐在两堆木材之间的隐蔽处了——她上身斜躺在他怀里，两条手臂揽着他的脖子。他的双手则扣抱于她腰际，头俯下去，一边脸贴着她的一边脸。他们像是那样子睡了，又像是那样子固化了……
同样是水，同样与情爱有关，同样表达得简单、容易，但似乎有着质量的区别。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儿啊！
一个靓妹被招聘在大宾馆里做服务员，于是每天都在想：我之前有不少姐妹被洋人被有钱人相中带走了，但愿这一种好运气也早一天向我招手……
而某洋人或富人，住进那里，心中亦常动念：听说从中国带走一位漂亮姑娘，比带出境一只猫或一只狗还容易，但愿我也有些艳福……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各自遂心如愿。
这是否也算是一种“缘”呢？
似乎不能偏说不算是。
是否也属于情爱之“缘”呢？
似乎不能偏说不配。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
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字的种种惆怅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未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
唐开元年间，玄宗命宫女赶制一批军衣，颁赐边塞士卒。一名士兵发现在短袍中夹有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这位战士，便将此诗告之主帅。主帅吟过，铁血之心大恸，将诗上呈玄宗。玄宗阅后，亦生同情，遍示六宫，且传下圣旨：“自招而朕不怪。”
于是有一宫女承认了诗是自己写的，且乞赐离宫，远嫁给边塞的那名士兵。
玄宗不但同情，而且感动了，于是厚嫁了那宫女。
二人相见，宫女噙泪道：“诗为媒亦天为媒，我与汝结今身缘。”
边塞三军将士，无不肃泣者。
试想，若主帅见诗不以为然，此“缘”不可圆；若皇上龙颜大怒，兴许将那宫女杀了，此“缘”亦成悲声。然诗中那一缕情，那一腔怜，又谁能漠视之轻蔑之呢？尤其“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二句，读来令人愀然，虽铁血将军而不能不动儿女情肠促成之，虽天子而不能不大发慈悲依顺其愿……
此种“缘”既不但动人、感人、哀美，而且似乎具有着某种神圣性。
宋仁宗有次赐宴翰林学士们，一侍宴宫女见翰林中的宋子京眉清目秀，斯文儒雅，顿生爱慕之心。然圣宴之间，岂敢视顾？其后单恋独思而已。
两年后，宋子京偶过繁台街，忽然迎面来了几辆皇家车子，正避让，但闻车内娇声一呼“小宋”，懵怔之际，埃尘滚滚，官车已远。
回到住处，从此厌茶厌饭，锁眉不悦，后作《鹧鸪天》：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此词很快传到宫中，仁宗嗅出端倪，传旨查问。
那宫女承认道：“自从一见翰林面，此心早嫁宋子京。虽死，而不悔。”
仁宗虽不悦，但还是大度地召见了宋子京，告以“蓬山不远”，问可愿娶那宫女。
宋子京回答：“蓬山因情而远，故当因缘而近。”
于是他们终成眷属。
诗人顾况与一宫女的“缘”就没以上那么圆满了。有次他在洛阳乘门泛舟于花园中，随手捞起一片硕大的梧桐叶子，见叶上题诗曰：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第二天他也在梧叶上题了一首诗：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带往上游，放于波中。十几日后，有人于苑中寻春，又自水中得一叶上诗，显然是答顾况的：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合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顾况得知，忧思良久，仰天叹曰：“此缘难圆，天意也。虽得二叶，亦当视如多情红颜。”
据说他一直保存那两片叶子至死。
情爱之于宫女，实乃精神的奢侈。故她们对情爱的珍惜与向往，每每感人至深。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着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褡子、中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我在中学时代，曾读过一篇《聊斋》中的故事，题目居然忘了，但内容几十年来依然记得——有一位落魄异乡的读书人，皇试之期将至，然却身无分文，于是怀着满腹才学，沿路乞讨向京城而去。一日黄昏，至一镇外，饥渴难耐，想到路途遥遥，不禁独自哭泣。有一辆华丽的马车从他面前经过而又退回，驾车的绿衣丫鬟问他哭什么，如实相告。于是车中伸出一只纤手，手 4e2d." >中拿着一枚金钗，绿衣丫鬟接了递给他说：“我家小姐很同情你，此钗值千金，可卖了速去赶考。”
第二年，还是那个丫鬟驾着那辆车，又见着那读书人，仍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人，很是奇怪，便下车问他是不是去年落榜了。
他说：不是的啊。以我的才学，断不至于榜上无名的。
又问：那你为什么还是这般地步呢？
答曰：路遇而已，承蒙怜悯，始信世上有善良。便留着金钗作纪念，怎么舍得就卖了去求功名啊。
丫鬟将话传达给车内的小姐，小姐便隔帘与丫鬟耳语了几句。于是那车飞驰而去，俄顷丫鬟独自归来，对他说：我家小姐亦感动于你的痴心，再赠纹银百两，望此次莫错过赴考的机会……
而他果然中了举人，做了巡抚。于是府中设了牌位，每日必拜自己的女恩人。
一年后，某天那丫鬟突然来到府中，说小姐有事相求——小姐丫鬟，皆属狐类。那一族狐，适逢天劫，要他那一身官袍焚烧了，才可避过灭族大劫。没了官袍，官自然也就做不成。更不要说还焚烧了，那将犯下杀头之罪。
狐仙跪泣曰：小小一钗区区百银，当初助君，实在并没有图报答的想法。今竟来请求你弃官抛位，而且冒杀头之罪救我们的命，真是说不出口哇。但一想到家族中老小百余口的生死，也只能厚着脸面来相求了。你拒绝，我也是完全理解的。而我求你，只不过是尽一种对家族的义务而已。何况，也想再见你一面，你千万不必为难。死前能再见到你，也是你我的一种缘分啊！
那巡抚听罢，当即脱下官袍，挂了官印，与她们一起逃走了……
使人不禁地就想起金人元好问《迈陂塘》中的词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直教”二字，后人们一向白话为“竟使”。然而我总固执地认为，古文中某些词句的语意之深之浓之贴切恰当，实非白话所能道清道透道详道尽。某些古文之语意语感，有时真比“外译中”尤难三分。“直教生死相许”中的“直教”二字，又岂是“竟使”二字可以了得的呢？好一个“直教生死相许”，此处“直教”得沉甸甸不可替代啊！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入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情难禁，爱郎不用金”——连这一种起码的人性的洒脱，现代人都做不太到了。钓金龟婿诱摇钱女的世相，其经验其技巧其智谋其逻辑，“直教”小说家戏剧家自叹虚构的本事弗如，创作高于生活的追求，“难于上青天”也。
进而想到，若将以上一篇《聊斋》故事放在现实的背景中，情节会怎么发展呢？收受了金钗的男子，哪里会留作纪念不忍卖而竟误了高考呢？那不是太傻帽儿了么？卖了而不去赴考，直接投作经商的本钱注册个小公司自任小老板也是说不定的。就算也去赴考了，毕业后分到了国家机关，后来当上了处长局长，难道会为了报答当初的情与恩而自断前程么？
如此要求现代人，不是简直有点儿太过分了么？
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凤毛麟角。
href='2089/im'>《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算一部。但是性的描写远远多于情的表现，也就真得失美了。 href='8626/im'>《廊桥遗梦》也算一部。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是当年上座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后两个故事，其实在中国的古典爱情故事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它们是“移植”，却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戏剧影视文学中关于爱与情的美质，倘还具有，那么与其说来自于现实，毋宁说是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营养的吸收。
这就是为什么 href='2116/im'>《简·爱》 href='1640/im'>《红字》 href='4177/im'>《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以及《牛郎织女》那样的纯朴的民间藏书网爱情故事等仍能成为文学的遗产的原因。
电影《钢琴课》和《英国病人》属于另一种爱情故事。那种现代得病态的爱情故事，在类乎心理医生对现代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深处，呈现出一种令现代人自己怜悯自己的失落与失贞，无奈与无助。它们简直也可以说并非什么爱情故事，而是现当代人在与爱字相关的诸方面的人性病症的典型研究报告。
在当代影视戏剧小说中，爱可以自成喜剧自成闹剧自成讽刺剧自成肥皂剧连续剧，爱可以伴随着商业情节政治情节冒险情节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但，的的确确，爱就是不感人了，不动人了，不美了。
有时，真想听人给我讲一个感人的、动人的、美的爱情故事呢！不论那是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抑或纯粹的虚构，都想听呢……
2.猴子与明星的广告魅力
美国做过一项实验：在猴子、普通人和明星做的同一则广告中，最受欢迎的是猴子，其次是普通人。
广告是什么？——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罢了。从国家政令到商业产品，无不需要借助广而告之的方式予以传播。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商业广告，而且是立足于中国来谈。谈它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谈它与中国各类明星们的关系。谈企业家们，主要是国有企业家们做出一项广告决策时健康的或不那么健康的心理。
广告同时也有文化的属性，而且对于公众喜闻乐见的大文化圈产生或有益或有害的影响。“迎进乌面秀士，送走白面书生”——从前的许多理发铺门两旁都挂这一副对子，这大约该算是理发铺的较早的广告词了。四川才子魏明伦为“巴国布衣”饭店所作之“铭”，奇思驰骋，文采飞扬，妙论排接，佳句似锦，诚可谓一篇“美铭”。
也有些广告是做得不好的。我在外地，曾见一家酒店，高悬着一副刻在木上的对子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是与非”。我想，那些家有终日酩酊大醉的父亲、儿子或丈夫的人们，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诗兴勃发，留给后人许多诗中瑰宝。而我们大多数后人，其实醉了只会吐，只会耍酒疯，只能使我们的儿女、父母和妻子伤心垂泪而又对我们绝望。为了盈利之目的，以不利的广告词作招徕的方式，文明点儿说是不道德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斥之曰“缺德！”
在有电视以前，广告当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主要靠报刊传播。
上个世纪的英国小说家毛姆为推销自己的小说，就曾挖空心思地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的《征婚启事》。
启事云：“本人是年轻而有教养的百万富翁，由于知音难觅，目前犹孑然一身。特公开征求终身伴侣，其女须与毛姆小说中女主人公们有相同之点。”
于是伦敦各大书店中毛姆的小说洛阳纸贵。足见文人若为名利二字开动脑筋，智商并不在一心只想赚钱而不顾忌其他的“威尼斯商人”之下。
电视普及以后，广告业空前繁荣，广告行为也五花八门起来。大约二十年前，美国一家万能胶厂，请一名杂技演员做了这样一则广告——将自己鞋底儿上抹了万能胶，头朝下倒粘在天花板上，历时半个钟头。而且有公证人从旁公证——操作过程乃是真的。另一家生产万能胶的厂不甘示弱，招募到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将自己用万能胶粘在一架飞机的翅膀底下，飞机飞上万米高空不算，还在架于另一架飞机上的摄影镜头里翻了几串筋斗……
的确，广告从来和经济效益紧密连在一起。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明星和名人的广告时代自然来临。
中国各类明星们的广告行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是酬金几万，后来十几万，再后来几十万、一百万，目前最高价是三百万。据悉，有一家国有企业策划出资一千万，同时请两位明星做一则广告，以显示“实力”之雄厚，以扬厂名，以创“名牌”。
不错，名牌需借明星们的广告行为广而告之。但名牌绝非是靠明星们的名气“创”出来的，恐怕也是没什么可争辩的。
关于明星广告的魅力究竟有多大效应，美国国家经济信息研究所在1992年做过一项实验，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时做了一则商品广告，结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过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他们的专家是这样分析此种现象的——广告的魅力在于新颖，故猴子得票最多。广告的意义在于诚信，故普通人得票第二多。因为，消费公众此时的心理是——明星是被商家重金所雇的人，他们纯粹是为了钱才做广告的。与其信明星，莫如信普通人。信明星有一种受辱感。这类广告策划之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在主导着——大明星们饮的酒、穿的衣、用的东西，你们千千万万的小百姓还不赶紧地跟着饮、跟着穿、跟着用么？这是让公众一旦动心一想就极反感的，所以公众宁肯信普通人。
谈到广告的诚信二字，我联想到日本的一家布商，他们连年请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做广告。而她每次总是按照要求声明——“遗憾的是，这些漂亮的布匹中的红色，染色技术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标准，请多包涵。我们一定尽快提高技术水平，不辜负您的期望！”诚信若此，孰不可信？
自从电脑的黄金时代到来以后，在国外，明星广告的效应大受其挫。因为，不管你是名气多么大的明星，对一种新产品的说明和介绍，你都没法儿做得比电脑更优更好。明星在广告中话多了，显得碎嘴子。话少了，说不清道不明。而成熟了的消费公众，才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呐，他们要了解的，更是那产品的质量、性能。如果是药品，他们要了解的是成分和疗效。如果是食品，他们要了解的是原料和保存期。电脑通过图像、文字和广告词所作的说明与介绍，历历在目，一清二白，而又饶有趣味儿，明星们根本没法儿与之相比。我们目前从电视中所见到的，说明与介绍性俱佳的广告，十之七八与明星们无关。电脑是目前世界上最伟大的最有魅力的广告“明星”，但却绝非身价最高的“明星”，至少与某些身价极高的明星相比是这样。
那么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某些企业，为什么偏偏要花极高的价钱，去劳某些身价数百万的明星的大驾呢？
困惑的事情总是耐人寻味的。
我曾与两位企业老板谈过这个话题。
一个说：“是么？广告有这么多学问么？以前不懂，也没精力想。对方找上门来，或者下级一出主意，正赶上心情好，签个字也就批了！”
他不太懂。
我告诉他——广告的优劣在于创意。而请明星在广告中亮相，说些不伦不类的话，是最无创意可言的。几百万员工的剩余价值因此而付，是最愚蠢的。倘我是他，有人给我出这个主意，我会板起脸回答：“头脑里还能不能想出更好的创意？想不出来的话，玩蛋去！”
另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板这样说：“我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我手里攥着几千万，说不是我的我有一定范围内的支配权，说是我的又不敢往自己兜里揣，有时真他妈委屈！所以，心血来潮，愿怎么花怎么花，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是堂堂法人代表，别人干涉不了！你不是大明星么？你眼里不是可能没我么？我花几百万请你做个广告，你还对我另眼相看不？明星从我手中接支票时，明星的表情使我心理好生满足！我的自我感觉使我心情愉快。反正又不是我私人的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难怪的，有些国有企业的老板非要某某男明星或女明星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接取现款或支票，而且还要设>9９ｌｉb?宴招待。
后来，我和这家伙绝交了。
我没法儿不厌恶这位“老板”。他思想上有一个严重的误区——他的企业的利润，似乎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似乎与众多工人的辛勤劳动无关。
这家伙使我联想到另一件事——在某次影视活动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老板，在他的“公关部主任”的陪同之下，在我９9ｌｉｂ?们下榻的宾馆的大堂坐了很久，只为请一位女影星赴宴。而斯时，她正在自己房间谈笑风生。别人告诉她有人在大堂坐等她，她说：“我知道是谁！让他多等会儿，讨厌劲儿的！”
我真替某些老板们感到害臊！感到跌份儿！感到可耻！感到恶心！
按说，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掀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而我们稍作调查就清楚——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外国独资企业，是绝无此类行径的。合资企业若也请中国明星做广告，大抵也是被某些中国人的“策划”意图所左右了。就说那些经济效益好起来的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好的效益也是用员工的血汗换来的。想想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辛苦，以及与他们的辛苦并不相称的工资，几百万一掷若轻，又于心何忍？
我曾与一位韩国老板就他所乘坐的专车进行过以下对话：
“您乘坐韩国轿车，而不乘坐更高级的外国轿车，是基于爱国主义么？”
“有点爱国主义的原因，但不完全是。我也愿意坐‘奔驰’、‘宝马’、‘劳斯莱斯’呀！但我的工人们会有意见的！”
“您是大老板，您坐高级轿车，是花自己的钱买，与工人们何干？您怎么反而在乎他们的意见呢？”
“话不能这么说。我买过一辆高级的外国车，没坐几天，玻璃被工人砸了。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使我明白，我的钱，是我的工人们帮我挣的。不是我生下来以前，上帝就替我存在那儿的！”
“您的企业也请明星做广告么？”
“目前还没这打算，但我从不反对请明星做广告。明星只有知名度并不适于做广告，第一要看那明星是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明星有知名度没什么了不起，明星受广大公众喜爱非常不容易，请这样的明星做广告才值得。否则，不是事与愿违么？”
当时听了他的话，我陷入久久的沉思。以后我扳着指头遍数中国的各类明星——除了马季先生我有把握认为肯定是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其他一概皆 6ca1." >没多大把握了。而且，以前曾一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不知为什么，目前声誉普遍下跌。这是我与各阶层人们不失时机地交谈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他们自己有很大的把..握自信仍受着广大公众的喜爱，那我提供的“信息”当然就太煞风景了。倘遭他们憎恨，我也没什么可怨的了。
马季先生是一个特例，可惜他已经逝世了。我从是孩子时起就听他的相声。只要他的形象在电视里一出现，立刻使几代人回忆起他的笑声曾带给自己的愉快。在中国他有太深厚太深厚的人文背景垫着，绝非后来者们可相提并论的。他在广告中大声说：“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
我们心里笑他：“马大哥，言过其实了！”可一点儿也不反感。
别的明星们，不服你这么来一次试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明星们，既在中国，既还不够资格到外国的广告中去竞身价，那么，请考虑一下中国的国情，别把自己的身价标得太离谱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广告当然还是要做的。请明星们做广告本也bbr>?无可厚非，但当他们或她们狮子般张大口时，请想明白了——一位韩国的私营老板都自言他的钱中有员工的血汗，你一掷若轻给出去的几百万中，也有你手下的员工们的血汗啊！值不值得？有没有更好的，也就是比请明星花钱少，而又对说明、介绍和宣传自己的产品效益更好的创意？如果有，你身为企业的法人，有什么权力用带有员工血汗的大笔的钱，去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快感？你不纯粹是以广大员工对你的信赖大充“快乐的傻帽”么？
最后，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寄希望于我这篇文字竟会影响明星们真的愿意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自甘将身价降下点儿来。已然被哄抬高了的身价，谁还甘愿再降下来呢？我也不怎么寄希望于某些患了“追星症”的老板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的形成，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个人素质的原因在起作用，非是我一篇文章影响得了的。
我仅将希望寄托于我们广大的、成熟了的消费公众。连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都不像前几年那么头脑单纯地“追星”了，难道我们反而会听了明星们在电视广告中说几句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儿，就盲目地进行消费么？那我们还有何颜面教诲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早日成熟起来？
猴子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创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广大消费公众，你们呢？
3.商业的本质是寂寞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
像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大学时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谁思想上若是这样，一旦被揭发或自我“暴露”，个人命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文革”后期的专制政治对于“思想异类”分子的惩办是冷酷无情的，从教师到学生，任谁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谨慎地自我保护。我的表现也毫不例外，只不过与别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纵招致政治嫌疑罢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遮挡着我，我也许注定了会作牺牲品的。而实际情况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样，早已是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戏，在接近尾声的紧锣密鼓中，众多的角色都渐显出了背叛的意识。“凤头、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这六个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了。它的开始是那么的独特，它的过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么的复杂丰富，它的结尾又是那么的精彩，典型的“史笔”风格。
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积极自觉地充当“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这当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诚。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是受一种政治热忱的驱使。当年哪一个30多岁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不曾受过这一种政治热忱的激励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感的事么？这难道不也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一份儿时代荣耀么？如果说当年也有杂念的话，那杂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过便是这样罢了……
我和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远最远的边缘击鼓呐喊，不遗余力，自是为了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微起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 5149." >光彩。我们希望在我们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些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后面。这是我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头脑里残存着这一种局限性的他们中的一个。
然而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它使我们陌生使我们愕然的同时，我们已经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陆地上。商业时代！它光怪陆离，它浮华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胀，它使人心贪婪，它使官员腐败的现象如同倒片机使蝴蝶从银幕上变成毛虫一样令人厌恶，它使一小部分人暴发，暴发之后甚至为富不仁，它砸烂了许多人的“铁饭碗”，砸烂之后甚至使他们懵懂无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况……
所要的和已面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恐怕便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与愤懑的原因罢。我和他们一齐诅咒过它。我诅咒时，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诅咒的究竟是商业时代本身，还是它有时被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移置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溃烂……
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极冷静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首先我终于明白，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短暂而又充满憧憬的早期中国梦的片断，剪辑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20世纪80年代的后面，构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辑错了的故事”。
其次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人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响。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最广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业的下岗工人，最终是注定了都不得不归依于它的。农民也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和资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词的话，恐怕也只能体现在如下方面——远避它的奢华一面，因为那非是为我营造的风景。控制住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不过分的商业化，因为那我自己便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专门糟蹋文学的人。但同时又必须容忍艺术、文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程度地蒙上商业色彩的现象。
谈到我自己的作品，这是有时连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种程度”，应以不辜负广大喜爱文学的读者的期望为前提，而不仅仅以发表或出版的官方限制为前提。后一种前提是对自己的低标准要求而非高标准要求。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将原谅自己的“偶尔失足”，我自己对自己的原谅无疑会比广大读者对我的原谅稍微宽厚点儿，但我一定约制自己不由“偶尔”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为我所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是面对现实的文学性“发言”，包括文学性的指判式“发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现实主义“发言权”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凤毛麟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强。比我年轻的一批作家、编剧，某些人是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他们理当更善于经营自己。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从国家获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资、职称，他们将不再那么容易获得到了。我到上海时，李子云大姐问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只有笑笑，问她何以会这样想。她说都在传你 href='1621/im'>《年轮》拿了几十万， href='/article/9165.htm'>《浮城》一书又拿了几十万，那你不已是百万富翁了么？我只好又笑。我创作 href='1621/im'>《年轮》电视剧，每集含税2500元。我交 href='/article/9165.htm'>《浮城》稿时，编辑说每千字80元，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闻所未闻。自己主动提出不要比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高出那么多，高出一点儿。每千字40元就满足了。发行得好，愿补就再给补些。发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数稿酬算的。当时我甚至分不清印数稿酬和版税有什么区别，还曾打电话去向张抗抗请教。此前我的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向我说，这除了是“迂”不再是别的什么。他们以后的命运将和我们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变为脱离体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识情形将会很糟糕……
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起码目前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这两个商业时代的保障，其实首先已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和平使国际外交主要成为外交家们的事，政治意识淡薄使政治主要成为政治家们的事。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而且仅仅反映在极小一部分人之间。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连寂寞都顾不上的活法，无疑简单乏味到极点了。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现在的中国，当然非是成熟的商业时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摈弃在它们的门外，进不去，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社会坐标上，这是它趋向成熟，还是夭折在混沌状态的大问号。进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混沌状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对它是危险的……
目前文学针对现实发出的种种感应之声，是中国的另一足也迈入商业时代之前的尴尬的诉说乃至呼号。而之后，几乎一切艺术和文学的品格，都必须或深或浅地印上商业的编号。当中国也果真成熟为一个商业时代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应之声也就越来越微弱了。那时它不那样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对时代本身的尴尬性放弃诉说和呼号是不可能的。
那时的作家将比文学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却会渐渐安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寂寞。归根结底，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4.资本的玫瑰天生带刺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
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
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
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而后一“情节”，乃是在这一宕伏之际“趁虚而入”的。
第二阶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
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
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
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的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
意思是——鳝似蛇，蚕似虿，人见蛇则惊骇，见虿则毛乍，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做“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做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
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99lｉｂ?
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又确确实实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 href='2082/im'>《威尼斯商人》就对他们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写照。
……
利己是商业的原则。
投机是商业的智谋。
昨兮今兮，亘古如兹。
1861年，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读报时，看到了英国王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于是大喜过望，他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他奔走于伦敦和附近的城市，低价抢购黑衣服黑布。几天后，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国的悲痛气氛中，他高价抛卖黑衣服黑布，一转手赚了约合九千万日元。
商业的利润几乎总是伴着商人的投机行为源源滚入他们的钱柜。一个不善于投机的商人几乎不配是一个商人，起码不配是一个好商人。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商人和商人之间为了竞争，有时还会做出些异想天开，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事。20世纪90年代初，两名未成年的少女参与大宗毒品走私，由国外缉拿归案，下机伊始，她们立即被众多的人包围。除了新闻记者，还有为数不少的电影制片商、书刊商、电视节目承包人，争先恐后与之签约，打算将她们的犯罪经历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写成畅销书，忙得她们不亦乐乎。未出机场，..已各自身价数百万，俨然世界冠军载誉归来或阿姆斯特朗刚从月球归来。这一闹剧震惊美国朝野，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但此事又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发生的。直至公众忍无可忍，意欲组织游行示威，以抗议商人逐利的无耻行径，当局才出面对商人们予以制止。
所以美国有一则讽刺商人的幽默讲的是——书商出了一本书，赠送总统，不久探问总统看了没有。总统秘书说看了，总统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紧随其后的大批再版此书的扉页上都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的书。又有书商效仿之，也赠了一本新书给总统。总统接受上一次教训，说：“没意思。”“没意思”三个字也可以做广告。再版此书的扉页上印了这样一行字——总统看了说没意思的书。第三位书商见前两位的发行很是成功，央人硬送给总统一本书。这一次总统根本不看了。而此书的扉页上印的是——这是一本总统连看都不愿看的书。商人有时要利用什么人什么事大赚其钱，往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得极端厚颜无耻。
公而论之，美国的商业相当成熟相当法制化，因而也是相当规范相当文明的商业。文明的“玫瑰”的“刺”，有时也如此这般地令他人反感令社会不耻，不能不说商业确有“恶习难改”的一面。
在中国，从商业时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闹剧、俗剧、丑剧更是不胜枚举。
比如从动物园里租了老虎囚于店堂招徕顾客便是一例。报载，某省某市商场开张大吉之日。为了营造轰动效藏书网应，意租用一架直升机，打算来个“天女散花”，自空中撒下数万元人民币。其他拉大旗作虎皮的事例也屡屡出现。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某“个体企业家”为了高攀上层人物，赞助某社会公益活动150万。条件只有一个——名字见报，形象上电视，但一定要坐在某某领导身旁。一切疏通就绪，他却在头一天晚上因嫖娼被公安机关拘留，此时他的衣袋里还揣着第二天上午的请柬。于是活动不得不取消。
5.贫富的起源与后果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丁、莎士比亚、培根、爱迪生、林肯、萧伯纳、卢梭、马克思、罗斯金、罗素、梭洛……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思想者都思想过贫与富的问题。以上所列是外国的。至于吾国，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某些言论，千百年来，早已为国人所熟知。不提也罢。
都是受命于人类的愿望进行思想的。
从前思想，乃因构成世界上的财富的东西种类欠丰，数量也不充足，必然产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现在思想，乃因贫富问题，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问题——尽管财富的种类空前丰富了，数量空前充足了。
这世界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与贫富问题相关。有时表面看来无关，归根结底还是有关。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酝酿，阶级与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贫富问题常是幕后锣鼓、事件主题。
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
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
从前那飓风往往掀起暴乱和革命，就像灾难席卷之后发生瘟疫一样自然而然合乎规律。
从前处于贫穷之境无望无助的一部分人类，需要比克服灾难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服揭竿而起的冲动。
从前“调查”贫富悬殊的是仇恨，现在是经济水平。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宗教也无法保持人类灵魂问题的立场，或成为可利用的旗帜，或成为被利用的旗帜。
一个阶层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是它的放心。一个国家富到了它认为可以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做的，则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史满是如此这般的血腥的章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不是由胜败来决定的，是由卷入大战之诸国的经济问题决定的。诸国严重的经济虚症频频报警，结束大战对诸国都是明智的。
“二战”的起因是世界性的贫富问题，这一点体现于德日两国最为典型，英美当时的富强使它们既羡慕又自卑。对于德日两国，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快地富强起来的“方式”只有一种，在它们想来只有一种，那是一种凶恶的“方式”，它们凶恶地选择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国保证，几年内使每户德国人家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东条英机则以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地下资源诱惑日本国民，那些父母为了日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军队……
海湾战争是贫富之战，占世界最大份额的石油蕴藏在科威特的领土之下，在伊拉克看来是不公平的；
巴以战争说到底也是民族与民族的贫富之战。对巴勒斯坦而言，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都，便没有民族富强的出头之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财富，也是将不断升值的有形财富；
柏林墙的倒塌、韩朝的握手，不仅证明着统一的人类愿望毕竟强烈于分裂的歧见，而且证明着希望富强的无可比拟的说服力；
克林顿的支持率始终不减，乃因他是使美国经济增长指数连年平稳上升的总统；
欧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动频频，还发行了统一的欧元，乃因成员国们认为——在胜者通吃的世界经济新态势前，要在贫富这架国际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级国的往昔地位，只有联盟起来才能给自己的信心充气；
阿尔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像现在大多数英国人持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家以其充足的财富证明了她的伟大和她的福利精神。”但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和萧伯纳这位英国戏剧家笔下的英国可不像阿尔诺德说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富强与它武力的殖民扩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阿尔诺德所说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国人的美国信念而不是英国人的英国信念。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就会日益地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富强。哪怕它的先天资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码不会因此而继续贫穷下去。
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解决着贫穷人口问题的国家。否则它根本没有在世界面前夸耀什么的资本，正如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仅仅给其中的一两个穿上漂亮的衣裳而且炫示于人，那么其虚荣是可笑的。
贫富的问题一旦从国际谈到国家内部，先哲们不但态度和观点相左，有时甚至水火相克誓不两立。
耶稣对一位富人说：“你若愿意做仁德之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否则呢，耶稣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门还容易呢。”
耶稣虽不是尘世中人，但是他的话代表着古代的人对贫富问题的一种愿望。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个温和的愿望。比之一部分人类后来在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穷现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个简单又懒惰的愿望。
人类的贫穷是天然而古老的问题。因为人类走出森林住进山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动物富有。一部分人类的富有靠的是人类总体的生产力的提高。全人类解决贫穷现象还要靠此点，靠富人的仁德解决不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诉他的学生阿德曼托斯：当一个工匠富了以后，他的技艺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说明富人多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他的学生当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没有反对。
但事实是，一个工匠富了以后，可以开办技艺学校、技艺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些产品吸引和提高着人们的消费，甚至可引领消费时尚。人们为了买得起那些产品，必得在自己的行业中加倍工作……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这一经济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苏格拉底错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学者阿奎那不但赞成苏格拉底，而且比苏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恶的总根源。”
如果人类的大多数真的至今这么认为，那么比尔·盖茨当被烧死100次了。
但是财富和权力一样，当被某一个人几乎无限地垄断时，即使那人对财富所持的思想无可指责，构成其现象的合法性也还是会引起普遍的不安，并深受怀疑。
普通的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学布道，但是连明智的美国也要限制“微软”的发展。幸而美国对此早有预见，美国法律已为限制留下了依据。
比尔·盖茨其实是无辜的，“微软”其实也没有什么“罪恶”。
是合法的“游戏规则”导演出了罕见的经济奇迹，而那奇迹有可能反过来破坏“游戏规则”。
美国限制的是美国式的奇迹本身。凡奇迹都有非正常性。
一个国家的成熟的理性正体现在这里。
培根不是神学权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财富问题上却与阿奎那“英雄所见略同”。连他也说：“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积累的每一枚钱币，无不沾染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按照培根的话，比尔·盖茨是卑污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卑污。
按照马克思的话，美元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了。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开始用美元来计算国家财政的虚实了。而且，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说：“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
萧伯纳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则这样说：“穷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他虚弱，让他无知，让他成为疾病的中心，让他成为丑陋的展品、肮脏的典型，让他们的住所使城市到处是贫民窟，让他们的女儿把花柳病传染给健康的小伙子，让他们的儿子使国家的男子汉变得有瘰症而无尊严，变得胆怯、虚伪、愚昧、残酷，具有一切因压抑和营养不良所生的后果……不论其他任何现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宽容，但人类的贫穷现象是不能被宽容的。”
而黑格尔的一番话也等于是萧伯纳的话的注脚。他说：“当广大群众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须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这种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的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还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与贫困为伍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此外，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变得轻佻放浪、嫌恶劳动。这样一来，在他们中便产生了恶习，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求乞讨为生，并作为自己的‘特权’。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是在社会状态中，怎样解决贫困问题，当然是贫困者人群有理由对国家和政府主张的权利……”
怎样回答他们呢？
林肯1864年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时说：“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个人希望过好生活的愿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谋略中，赎买权力或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所产生的坏影响是最恶劣的。
这种坏影响虽然在中国正遭到打击，但仍表现为相当泛滥的现象。
我个人的贫富观点是这样的——我承认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舒服，但绝不认为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优良。一个瘦小的秃顶的老头儿或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必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做媒”。他内心里是否真的确信自己所拥有的幸福，八成是值得怀疑的。对她亦如此，财富可以帮助人实现许多欲望，却难以保证每一种实现了的欲望的质量。
当然，我也绝非那种持轻蔑财富的观点的人。
我一向冷静地轻蔑一切关于贫穷的“好处”的言论。
威廉·詹姆士说：“赞美贫穷的歌应该再度大胆地唱起来。我们真的越发地害怕贫穷了，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是低贱的。”
我觉得他的话即使真诚也是虚假的。
我不认为他所推崇的那样的些个人士全都是高尚的，不太相信贫穷是他们情愿选择的。尤其是，不能同意贫穷有助于人“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观点。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
我这么认为一点儿也不觉得我精神上低贱。
中国从古至今便有不少鼓吹贫穷的“好”处的“文化”。
最虚假可笑的一则“故事”大约是东汉时期的，讲两名同窗学子锄地，一个发现了一块金子，他捡起后却像扔一块石头.似的将金子抛于身后，口中自言自语：“肮脏的东西！”而另一个却如获至宝，揣入怀中……
这则“故事”的褒贬是分明的。
中国之文人文化的一种病态的传统，便是传播着对金钱的病态的态度。
但是我们又知道，中国之文人，一向地对于自身清贫的自哀自.怜以及呻吟也最多。倘居然还未大获同情和敬意，便美化甚至诗化了清贫以自恋。
而我，则一定要学那个遭贬的揣起了金子的人。倘我的黄金拥有量业已多到了无处放的程度，起码可以送给梦想拥有一块黄金的人。一块金子足可使一户人家度日数年啊！
何况，古文人的“唯有读书高”，最终还不是为了仕途吗？所谓仕途人生，还不是向往着服官装、住豪宅、出马入轿、唤奴使婢、享受俸禄吗？俸禄又是什么呢，金银而已。
我更喜欢 href='1281/im'>《聊斋志异》里那一则关于金子的故事，讲的也是书生夜读，有鬼女以色挑之，识破其伎俩，厉言斥去。遂以大锭之金诱之，掷于窗外……
明智的人总不能拿身家性命换一夜之欢、一金之财啊。
但若非是鬼女，或虽是，信其意善，则另当别论了。比如我，便人也要，金也要。还是不觉得自己低贱。但我对财富的愿望是实际的。我希望我的收入永远比我的支出高一些，而我的支出与我的消费欲成正比，而我的消费欲与时尚、虚荣、奢靡不发生关系。
不知从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
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很令人高兴不起来的标准。
我觉得就人而言，居住条件才是首要的生活标准。因为贪馋口福，只不过使人脑满肠肥，血压高，脂肪肝，肥胖。看看我们周围吧，年轻的胖子不是太多了吗？
而居住条件的宽敞明亮或拥挤、低矮、阴暗潮湿，却直接关系到人的精神状态的优劣。
我曾经对儿子说——普通人的生活值得热爱。也许人生最细致的那些幸福，往往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情节里。
一对年轻人大学毕业了，不久相爱而结婚了。以他们共同的收入，贷款买下70平米居住面积的商品房并非天方夜谭，以后10年内他们还清贷款也并非白日做梦。之后他们有剩余的钱为他们自己和儿女买各种保险。再之后他们退休了，有一笔积蓄，不但够他们养老，还可每年旅游一次。再再以后，他们双双进入养老院，并且骄傲于非是靠慈善机构的资助……
这便是我所言的普通人的人生。
它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居住面积70平方米的住房+共同的月收入X元。
我知道，在中国，这种“普通人”的人生对90％的当代青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毕竟的，对10％左右的青年，已非梦想。
什么时候10％的当代青年已实现了的生活，变成90％的当代青年可以实现的生活，中国就算真的富强了。
贫富之话题也就是多余的话题了……
6.贵贱揭示的心理真相
人类社会一向需要法的禁束、权的治理。既有权的现象存在，便有权贵者族存在，古今中外，一向如此。权大于法，权贵者便超惩处，既不但因权而在地位上贵，亦因权而在人权上贵，是为人上人。或者，只能由权大者监察权小者，权小者监察权微者。凌驾于权贵者之上的，曰帝，曰皇，曰王。中国古代，将他们比做“真龙天子”。既是“龙”，下代则属“龙子龙孙”。“龙子龙孙”们，受庇于帝者王者的福荫，也是超社会惩处的人上人。既曰“天子”，出言即法、即律、即令，无敢违者，无敢抗者。违乃罪，抗乃逆，逆乃大罪，曰逆臣、逆民。不仅中国古代如此，外国亦如此。法在人类社会渐渐形成以后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如此。中国古代的法曾明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不是说法不惩处他们，而仅仅是强调不必用刑拷之。毕竟，这是中国的古法对知识分子最开恩的一面。外国的古法中明文规定过贵族可以不缴一切税，贵族可以合理合法地掳了穷人的妻女去抵穷人欠他们的债，占有之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的近现代，权大于法的现象越来越少了，法高于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权贵者之贵不复以往。将高官乃至将首相总统推上被告席，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仅1999年不是就发生几桩吗？法律的权威性，使权贵一词与从前比有了变化。人可因权而殊，比如可以入住豪宅，可以拥有专机、卫队，但却不能因权而贵。要求多多，比一般人更须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触犯法律。
法保护权者殊，限制权者贵。
所以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作一句话，那就是——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而为国效劳，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日本的99ｌｉｂ?
前首相铃木善幸就任前回答记者道：“我的感觉仿佛是应征入伍。”
因权而贵，在当代法制和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里已经不太可能，将被视为文明倒退的现象。因权而殊，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其中一项就是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因权而殊，不仅殊在权力待遇方面，也殊在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一点上。其实，向权力代理人提供特殊的生活待遇，也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对于所信托的某一权力本身的重视程度，并体现着人民对某一权力本身的评估意识。故每每以法案的方式确定着，其确定往往证明这样的意义——某一权力的重要性，值得它的代理人获得那一相应的待遇，只要 5b83." >它的代理人同时确乎是值得信赖的。
林肯坚决反对因权而贵。在他任总统后，也时常生气地拒绝因权而殊的待遇。他去了解民情和讲演时，甚至不愿带警卫，结果他不幸被他的政敌们所雇的杀手暗杀。甘地在被拥戴为印度人民的领袖以后，仍居草屋，并在草屋里办公、接待外宾。他是人类现代史上太特殊的一例。他是一位理想的权力圣洁主义者，一位心甘情愿的权力殉道主义者。像他那么意识高尚的人也难免有敌人，他同样死在敌人的子弹之下，他死后被泰戈尔称颂为“圣雄甘地”。
无论因权而殊者，还是受权而不受殊者，只要他是竭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都将爱戴他。但，他们的因权而殊，是不可以殊到人民允许以外去的，更是不可以殊及家人及亲属的，因为后者们并非人民的权力信托人。
因贫而“贱”是人类最无奈的现象。人类的某一部分是断不该因贫而被视为“贱”类的。但在从前，他们确曾被权贵者富贵者们蔑称为“贱民”过。我们现在所论的，非他们的人格，而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缺衣少食，如果他们居住环境肮脏，如果他们的子女因穷困而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了病而不能得到医疗，如果他们想有一份工作却差不多是妄想，那么，他们的生存状况，确乎便是“贱”的了。我们这样说，仅取“贱”字“低等”的含意。
处在低等生活状态中的民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却断不可以便被论为低等。恰恰相反，比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他的心灵，比权贵者高贵，比富贵者高贵。
权贵者富贵者与“贱民”们遭遇的“情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是人类社会黑暗时期的黑暗现象。“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是黑暗的丑陋的不公正的人类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样是。
一以权贵而比照贫“贱”，一以富贵而比照贫“贱”。萧伯纳说：“不幸的是，穷困给穷人带来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它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少。”
限制权贵是比较容易的，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卓有成效。消除穷困却要难很多，中国在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
穷困是国家的溃疡。有能力的人们，为消除中国的穷困现象而努力呀！
富贵是幸运。富者并非皆不仁。因富则善，因善而仁，因仁而德贵者不乏其人。他们中有人已被著书而传，已被立碑而纪念。那是他们理应获得的敬意。
相反的现象也不应回避——富贵者或由于贪婪，或由于梦想兼而权贵起来，于是以富媚权，傍权不仁，傍权丧德，此时富贵者反而最卑贱。比如 href='2205/im'>《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去贿相府时就一反富贵者常态地很卑贱。同样，受贿的权贵斯时嘴脸也难免卑贱。
全部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非其他，而是人道。凡在人道方面堪称榜样的人，都是高贵的人。故我认为，辛德勒是高贵的。不管他真否曾是什么间谍，他已然高贵无疑了。舍一己之生命而拯救众人的人，是高贵的。抗洪抢险中之中国人民子弟兵，是高贵的。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安抚非洲灾民，以自己的足去步雷区，表明她反战立场的行为，是高贵的。南丁格尔也是高贵的。马丁·路德·金为了他的主张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同样是高贵的。废除黑奴制的林肯当然有一颗高贵的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陶行知也有一颗高贵的心。人类历史中文化中有许多高贵的人。高贵的人不必是圣人，不是圣人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是高贵的人。有一个错误一直在人类的较普遍的意识中存在着，那就是以权、以富、以出身和门第而论高贵。
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贵的崇敬，才能自觉地防止它趋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贱。我们的心保持对于高贵的永远的崇敬，并不至于便使我们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实上，人心欣赏高贵恰是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实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
href='2081/im'>《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是活得不自然的人，也是活得不自由的人。他在人性方面不自然，他在人道方面不自由，故他无愉快之时，他的脸和目光总是阴的。他是被高贵比死的。是的，没人逼他，他只不过是被高贵比死的。
贵与“贱”是相对立的。在社会表征上相对立，在文明理念上相平等；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则相反。那是贵者赖其贵的表征受检验的时候和情况下，那是“贱”者有机会证明自己心灵本色和品质本色的时候和情况下。权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责任和使命，富贵相对于贫“贱”应贵在同情和仁爱。贫“贱”的现象相对于卑贱的行为是不应受歧视的，卑贱相对于高贵更显其卑贱。
有资格尊贵的人在权贵者和富贵者面前倘巴结逢迎不择手段不遗余力，那就是低贱了。低贱并非源于自卑，因为自卑者其实本能地避权贵者避富贵者，甚至，也避尊贵者。自卑者唯独不避高贵，因为高贵是存在于外表和服装后面的。高贵是朴素的，平易的，甚至以极普通的方式存在。比如 href='2081/im'>《悲惨世界》中“掩护”了冉·阿让一次的那位慈祥的老神父。自卑者的心相当敏感，他们靠了自己的敏感嗅辨高贵。当然自卑而极端也会在人心中生出邪恶。那时人连善意地帮助自己的人也会嫉恨，那时善不得善报。低贱是拿自尊去换利益和实惠时的行为表现，低贱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就简直是下贱了。
贫“贱”是存在于大地上的问题，所以在大地上就可以逐步解决。
卑贱、低贱、下贱之贱都是不必用引号的，因为都是真贱。真贱是存在于人心里的问题。也是只能靠自己去解决的问题。
7.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畏是连动物也有的表现。畏极于是害怕，怕极于是恐惧。
畏之表现，不敢轻意冒犯耳。
此点在动物界，比在人类社会更加司空见惯。因所谓动物界，乃杂类同属。而人类的社会，毕竟是同类共处。
在动物界，大到虎豹狮熊，象犀鳄蟒，小到蜈蝎螳螂，甲虫蝼蚁，若遭遇了个碰头对面，倘都是不好惹的，并且都本能地感到对方是不好惹的，便相畏。常见的情况是，彼此示威一番之后，各自匆匆抹身而去。
在人类，这种情形每被说成是——各自心中掂量再三，皆未敢轻举妄动，明智互避。
确乎，此时之互避，实为明智选择。
但如果一方明显强势，一方明显弱势，那么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从前的人类社会，后者之畏，不必形容。
为什么要强调是从前的社会呢？
乃因从前的社会，人分高低贵贱的种种等级。这一种分，延及种族、姓氏与性别。小官见到大官、大官见到皇帝乃至皇亲国戚，也是不可能不畏的。在种族歧视猖獗时代的美国，黑人远远望见白人，通常总是会退避开去的。大抵如此。
在特别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畏是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人类心理的一种遗传基因。故那时的“民”，快乐指数是很低的，须活得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因为他的天敌不但有动物界凶猛邪毒的大小诸类，还有天降之灾，更有形形色色自己的同类。“宦海多厄”、“如履薄冰”、“官大一级压死人”、“伴君如伴虎”，这些文言俗语，或是受畏压迫的官们的自白，或是看得分明的非官场人士们的观察心得。官们尚且活得如此不潇洒，百姓们又哪里来的多少快乐呢？故很久很久以前的“民”，又被称为“草民”、“愚民”、“贱民”。不仁的权贵者可践踏也，可羞戏也，可欺辱也。
现代了的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格的互尊，人权的平等。人格是译语，最直接的意思其实是“界”，暗示着彼人也，吾亦人也，同属“人”界，勿犯于我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天赋人权”，人皆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由是，在人类的社会中，人畏人的现象，便渐渐少了许多。
人遭动物的进攻和伤害的几率少了，人对自然灾害的预知能力提高了，抗击能力增强了，控制能力加大了。人对人的畏，如上所述，也几乎全变成历史记忆了——那么，人是否就可以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呢？
人类感到人类还不应该这样。
因为现代了的人类，头脑是更智慧了。而天不怕地不怕是反智慧的，正如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
于是我们人类从以往的宗教中、文化中、习俗中，筛选出某些仍有必要保留，保留将有益无害的成果，加以补充，加以修正，加以完善，加以规范，使之成为原则，并以另一种畏的虔诚态度对待之，便是敬畏。
值得人类敬畏的事已经不多了，却更有质量了。
比如法律，人类每曰之为“神圣的法律”。法律无情，故人甩之；法律公正，故人敬之；法律的天平一旦歪斜，全社会的心理平衡便紊乱了。所以人需要对法律保持敬畏，这种敬畏符合普遍之人的理性。
但世界上所有的法典加在一起，也还是不能尽然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是非问题。有相当多归不进法律的是非问题，依然和人类的心是怎样的有关。
所以除了法律，人类的文化主张还要敬畏良心的谴责。良心者，好的心。善为好，故良心首先是善良的心。倘不善良，一颗搏动了80年的心，即使还像运动健将的心一般跳得强劲有力，那也只能说是一颗好的心脏而已。这样的人，是没良心可言的。没良心可言的人好难以长久，虽不好但也不至于坏的人，其坏是迟早之事。因为，他以为他没犯法，而实际上，他已站在法律电网的边沿，任何一阵诱惑的风，都极可能使他跌入犯法的罪过坑里。并且，站在法律边沿之人，每有一种试探法律权威的冒险念头，以及擦边而过的侥幸者的沾沾自喜，这也都是最终导致其跌下去的原因。
良心不在法律的边上。良心在法律的上空，无时无刻地照耀着法律。故良心又叫“天良”，虽无形，但有质。倘无良心的照耀，连法官也会成为坏法官，结果导致法律腐败。
故，人类也要敬畏天良之谴责。
生命不仅对人只有一次，对一切生物也只有一次。故生命对一切使地球现象丰富的、美好的、有趣的生物，不但是宝贵的，而且具有神圣性。除了不仅有害于人类，同时也有害于绝大多数别种生物的害虫、病菌，人也应对一切生命予以珍视。爱一物之生，怜一物之死，此曰敬畏生死。敬生不等于畏死，?畏死乃指不敢于轻生。既不轻人类自己的生，也不轻别种生物的生。并且，连对尸体也当尊重。
“天地有定律，四季有成规，万物有法则。”人还应敬畏于自然界的秩序。急功近利地或无端地破坏自然秩序的行为，将使人类受到严厉惩罚。所幸，今日之人类，对此有共识。
敬畏非是由畏而敬。害怕的心理，其实不能油然转化为敬意。敬畏乃指由敬而生的尊重，不是畏别的，畏己之冒犯之念也。一个人也罢，一个民族也罢，一个国家也罢，倘几乎没有什么敬畏，是很可怕，最终也将是很可悲的。
我们中国，时至今日，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还是无敬畏之心的人多呢？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并且必须作出诚实回答的问题。
由而想到——有轻生少女犹豫于高楼，我同胞围观“白相”者众，且有人喊：“姐们儿快跳啊，别让大家等急了！”
由而想到——七八个大学学子为救溺水儿童，其中三人献出宝贵生命，所谓“捞尸船”上的人，竟以铁钩钩肤、绳索系腕，任几小时前还是朝气青年的尸体浸泡江中，却指手画脚，狮子大张口，在船头、岸上抬高其价！
那三名大学生孩子，真是死得让人心疼，死后还让人心疼！
那些个“捞尸人”，那样子对待同胞，那样子对待同胞中的殉身的孩子，还有半点 513f." >儿天良吗？藏书网
这等事，我敢说，除了发生在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bbr>9９liｂ?断不会再发生于别的任何国家。
鲁迅说：“救救孩子！”
而我要说：“救救大人！”
谁帮中国的某些大人们，找回敬畏之心，找回天良？！
连大人都越来越丧失了的，又凭什么指望我们的孩子们会自然而然的有？！
8.政协委员的“中国特色”
我当北京市政协委员以后，每想结合自己的体会给政协委员下一个定义。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之下，在政协委员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关系中，政协委员究竟是中国的什么员？我经常这么问自己。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对于政协委员的这一种角色责任和义务，我自然是明确的。
但我却还是想给政协委员下一个作家思维方式的定义。因为我毕竟是以作家身份而成为政协委员的，毕竟不是中国的一名专职的从政者。对于自己同时也是政协委员的这另外一种特别政治意味的身份，在我这儿，似乎只有转化为作家的思维方式以后，才会理解得较透彻，才会以更主动的姿态去尽那一份政协委员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渐渐地，我形成了如下理解:首先我认为，政协委员应当是中国政治的观察员。
在从前的中国，政治是简单的。有时最高层的，称得上是中国政治家的人物们，也唯恐得出片面的乃至错误的结论。政治已经越来越是一件非常艺术化的事情，也越来越是一个需要观察到细节的事情。政治的细节，我认为，其实往往不显现在高层，而更显现在社会的基层。好比天空电闪雷鸣，雨点和冰雹却肯定落在地面上。又好比中央气象台只能预报出大气象，而乡村气象站的气象员却最有根据具体反馈局部的结果。故我以为，政协委员不脱离基层，经常身在基层之中，才不失其中国特色的角色意义。有时只看到局部，头脑中没有全局的大印象，就不知反馈什么对于全局是更有认知价值的。有时只依赖于头脑中早已形成的大印象去观察局部，不懂得局部之现象反应剧烈到一定程度，也许恰恰证明大印象很可能是虚假的这一道理，就往往会视而不见。两种错误，都是身为政府官员们极容易犯的错误。政协委员是当他们的复眼，替他们观察他们的目光也许观察不到的方面，替他们观察他们的目光也许观察不到的细节，以帮助他们少犯错误。希望别人少犯错误，自己首先要少犯观察的错误。有时观察没错，但结论错了。结论错了，乃因思想方法错。故当好政协委员这一种官员们的，实则也是中国政治的复眼，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是件需要不断学习和勤于思考的事。
我想，首先要了解一点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其次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做一番理念梳理。是指自己头脑中的那一种理念梳理，而非别人的，更非以现成的官方的代替自己头脑中应进行的。那样，自己就和别人一样了。自己这一种复眼，也就仅仅成了官方的假眼，像赘指或趾一样是多余的，完全没了意义。最后，要懂一点儿社会心理学。这是官方政治的短处。官方政治以后肯定也必然是要补上这一课的，而政协委员则要永远要求自己，在社会心理学的经验方面更优胜于官方政治。身在基层，不脱离基层，加上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两条，应使政协委员有前提比官方政治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心理学经验。否则，政协委员就只不过在思想方法上成为官方政治的政治委员了。
政协委员也当是中国政治的评论员。既有观察感想，就要秉直谏言。谏言不仅仅是告诉的方式，还要有评论的成分。没有评论的成分，对自己这一种复眼观察所得之感想，就等于没有总结。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我替你发现了。”这是一种效果。一个人告诉自己的朋友：“你颈上长出了一颗痣，你自己用手摸摸，是不是不小？你应该到医院去动手术除掉。而且，还有必要做切片化验。因为我从前看你颈上并没有一颗痣。这种年龄突然生出痣来，要重视，别和什么癌有关。”这是另一种效果。
人们对于某事的重视程度，皆由现象与结果的关系决定着。敏感之人，无须进一步强调，自己便能凭经验将现象与结果联系起来思想。但这一种联系的本能，不是必然地越来越强的，有时由于长期忙碌，越来越退化了。一经强调，那本能才本能起来。强调就是评论，就是议政。谏言被重视的程度不够，往往与评论不到位有关。评论更体现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水平。当然，耸人听闻是不好的。私心作怪，话到嘴边留三分，虽然明智，也是不好的。而最不可取的，乃是将非政治的事或现象，上升为政治的事或现象并加以强调。其强调一旦被接受，贻害极大。
当前之中国，几乎一切方面的一切现象，最终都将在社会心理的大平台上受到检验。观察了而有感想是很自然的事，有了感想而说出来，也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的事。说出来而使别人的思想受益，则需能力。
做好政协委员这一种中国政治的评论员，该有几分社会思想者的思想水平。有人因是委员、常委了，于是更打算进一步跻身于政治的中心。仿佛由委员而摇身一变为官员了，才不枉当了一回政协委员，仿佛那样才更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我认为，一位有水平的政协委员，最好还是满足于在中国政治的边缘。边缘是最能发挥政协委员复眼和评论员作用的立场。我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政治，特别需要一些有思想的人从边缘的立场关注它，关心它。边缘性的评论，往往较之于身处政治的中心，更加清明。
我是将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替老百姓利益代言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在观察员和评论员的角色作用中来谈的。此不赘述。至于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不消说，既曰复眼式的观察，并且要谏言，要加以评论，自然也包括着监督的意思。
如果区别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除了首先不同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两种需要 800c." >而外，大约就体现在评论员这一点上了吧。因为观察员的角色，比普遍的政协委员们更身处基层的人大代表们，也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甚至往往做得更出色。但评论员的义务，政协委员们总体上毫 65e0." >无疑问应做得比人大代表们主动，因为政协委员总体上的知识分子比例多于人大代表。
以上两点，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从前是小说家的我，对自己没此两点要求。偶从作家的立场..对时事作文学方式的反映和评论，不过是发一时之感而已。是政协委员以后，我反而较少那样了。因为议政毕竟非是写杂文。对自己的要求一高，才深深觉得，做好一名评论员，亦即以有质量的分析和总结来议政，实在需要往头脑里多装些东西。
9.我们为什么如此倦怠？
依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人对时代的相对认同
毫无疑问，古往今来，在任何一个国家，人对时代的认同一向是相对的，而且只能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作为评说依据。我自然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我所依据只不过是日常感受。即使根本错误，甚或相反，也自信我的感受对他人会多少有点儿社会学方面的参考意义。
新中国曾经历两次类似的时代——一次是建国伊始，一次是改革开往初期，第三次，便是现在了。这乃因为，凡30余年间，种种深刻的和巨大的阵痛，已熬过了剧烈的反应期，现今处于“迁延期”。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毕竟开始分享到某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尽管很少，而且国家的着眼点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他们了。当年直接经历了那种剧烈的“反应期”的群体，多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社会平面图上的边缘群体。倘他们仍能经常听到替他们的利益而代言的声音，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会比当初平衡些的。所幸这一种声音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仍不绝于耳，并每隔几年总会变成至少一项对他们有利的国策。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不顾，他们也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
“公民”一词其实是一个分数，他们好比是“分母”，“分母”对时代的不认同性其值越大，公民对时代的认同关系的正值越小。但极易导致人对时代的排斥心理的问题依然不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究竟还能享受到怎样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人在此点上所望到的前景越乐观，人对时代才越认同。“能者多得”只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体恤弱者”。为了增强国人对社会的认同，到了该认真对待另一个方面的时候了。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意味着新的不认同群体将有可能形成，那么人对时代的认同必将面临新一番考验。
理性原则深入头脑
谈到此点，不能不肯定对国人进行普法教育的巨大成绩，也不能不充分肯定“公检法”系统依法维护社会治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不能不对中国底层民众30余藏书网年间越来越冷静的理性自觉加以称赞，这乃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民间的悠久熏陶使然，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民间教化的一种基因的体现。总而言之，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算用了太长的时间。底层民众的理性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理性程度。正如底层民众的文明程度，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底层民众所达到的生活水准，才更标志着一个国家所达到的生活水准。而最值得正面评说的是——民告官的现象多了；民告政府部门的现象多了；甚至，民告党政部门的现象也不少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国家应感欣慰之事，而不应相反。因为，告是公开的不满，也是对公正的公开的伸张权利。这一权利之有无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理性选择余地的有无。现在，人民群众终于是有了。虽然还不够大，但已确实证明社会本身的进步。
倦怠感在弥漫
这是相对于30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
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发展时期。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经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然而，大多数的人们，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99lｉｂ?
大更强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们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现状，体现为人与时代难以调和的冲突，体现为一种狭路相逢般的遭遇。时代无法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也几乎不能再向前推进时代这一超重的列车。时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每天都在照常运行，甚至也有运行的成果不时显示着，但又几乎各阶层各种各样的人们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里不悦。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从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学子，工作状态也罢，学习状态也罢，生活状态也罢，皆不同程度倦怠了。当各阶层人们付极大之努力，却只能获得极少有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利益回报时，倦怠心理不可避免。
在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着是对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惩处——在不该追随着亢奋的时候也盲目亢奋，在应该悠着长劲儿来图发展的情况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万米长跑运动员，却偏要参加百米竞赛，非但没获得好名次，仅而跑“岔气”了，而且跑伤肺了。
倦怠了的人们不能靠刺激振作起来，要耐心地给以时日才能重新缓过劲儿来。回顾一下已经过去了的30余年，几乎天天大讲“抓住机遇”，仿佛一机既失，非生便死，等于是一种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就好了。
亚稳定及其代价
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倦怠之众，易成稳定之局。然而毕竟不是正常的稳定，故只能称之为“亚稳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变得很顺从了的人。喝之往东，遂往东也；引之往西，则向西去，全没了热忱反应，也没了真诚，没了对许多事的责任心。对于这样的人，许多事情也都变得极其简单——谁发话？怎么干？反倒谁都宁愿做一个随大流听吆喝的人了，因为那意味着即使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而必须充当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总还是有的。但连这一种人的责任感，其实也只不过是别犯错误这一底线上的最保险的责任感而已。
若将亚稳定视为稳定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因为那一种稳定通常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当需要统一步伐、统一意志之时，步伐倒还是能统一，但意志往往仍是一盘散沙……
原态个人主义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曾盛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应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于是提升全社会的发展能量。并且进一步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言“责任”，乃指社会公益责任。
原态的“个人主义”，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非正面能力），以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到此为止的“个人主义”，“个人”惟是一个人，也包括性质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时责任也越大，“个人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主义”，中国还需经过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养……
文化两难
公正地看，1949年以后，中国之文化艺术，从未像今天这般繁荣过。而且其繁荣，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种繁荣。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太不平衡，“欧洲加非洲等于中国”，此言虽有夸张意味，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中国不同地区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
“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长”，在中国其实是喜悦值很小的一种数据。
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峡谷之中，每感两难。
电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众化的文娱形式，但在中国，13亿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钱看大片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支持院线票房的，往多了说也就百分之零点几。对于人民大众，电视节目仍然是最廉价的文娱提供，自然也是他们的最爱。而对于电视台，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即是它们的生命线，其内容的娱乐性质与收视率息息相关。
大众分明已经厌烦了一味的娱乐供给，但还没准备好接受非娱乐性质的文艺类型。继续厌烦而又继续娱乐着。电视台也已经腻歪了每天供给大量的娱乐内容，并且有不少娱乐栏目的从业者事实上已经是做好了转型准备的，也是不乏转型潜质的。但转型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电视台，都意味着是在冒险，故他们也只有继续腻歪着又继续供给着。然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将会依赖其自觉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终发生某种“凤凰涅槃”。
腐败既隐且敛
腐败现象自然还会存在，但明显的、有恃无恐的腐败将越来越少。以上一种腐败，是以权力院落为保护伞的。从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种权力院落盘根错节，相互倚重，其不可动摇的权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汤。此等权力院落保护之下的腐败，有时仿佛畅行无阻。
但，俱往矣。
显示着某种史性威严的权力院落，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保护伞也许?９9lib?还是有的，但大抵都够不上威严了。中国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能见度已不可逆转地渐呈清晰。腐败未经暴露则已，一旦暴露，谁保护谁都是很难的了。无论谁企图充当保护者，都将付出个人代价。
故我们这个时代的腐败，将会变得越来越善于钻法纪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越来越具有文明的艺术性，甚至无懈可击的“专业”性。
那么，“反腐”也必将同样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难……
1.紧绷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
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1977年始，我在这里住了12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1988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20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10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
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
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产生了保存那本书的念头，想买。小伙子说冲我刚才说是假的，一分钱也不便宜给我，爱买不买。我不愿扫了他的兴又扫我自己的兴，二话没说就买下了。待我站在楼口，小伙子追了上来，还跟着一个小女子，手拿照相机。>?小伙子说她是他媳妇儿，说：“既然你是真的梁晓声，那证明咱俩太有缘分了，大叔，咱俩合影留念吧！”人家说得那么诚恳，我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合影，恰巧走来人，小伙子又央那人为我们三个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间，一对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变脏的首先是那类现做现卖的食品摊——煎饼、油条、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再加上杀鸡宰鸭剖鱼的……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粘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着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儿。
我在那条小街上与人发生了三次冲突。前两次互相都挺君子，没动手。第三次对方挨了两记耳光，不过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厂当年的青年导演孙诚替我扇的。那时的小街，早六七点至九十点钟内，已是水泄不通，如节假日的庙会。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蹿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听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俯窗一看，见一辆自行车横在一辆出租车前，自行车两边一男一女，皆三十来岁，衣着体面。出租车后，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厢式大车。两辆车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侧身梭行。
我出了楼，挤过去，请自行车的主人将自行车顺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妈少管闲事！”
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
出租车司机说绝对没有，他也不知对方为什么要挡住他的车。
那女的骂道：“你他妈装糊涂！你按喇叭按得我们心烦，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听得来气，将自行车一顺，想要指挥出租车通过。对方一掌推开我，复将自行车横在出租车前。我与他如是三番，他从车上取下了链锁，威胁地朝我扬起来。
正那时，他脸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还没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谁，耳畔又听啪的一声。待我认出扇他的是孙诚，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车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两个都一次没回头……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是那么一种德性。
两年后“自由市场”被取缔，据说是总参干休所通过军方出面起了作用。
如今我已在牡丹园北里又住了十多年，这里也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起初也很幽静，现在也变成了一条市场街，是出租汽车司机极不情愿去的地方。它的情形变得与十年前我家住过的那条小街又差不多了。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腥臭的气味儿。路面重铺了两次，过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儿了。下雨时，流水也像刷锅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财主家阴沟里淌出的油腻的刷锅水，某几处路面的油腻程度可用铲子铲下一层来。人行道名存实亡，差不多被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店铺完全占据。今非昔比，今胜过昔，街道两侧一辆紧挨一辆停满了廉价车辆，间或也会看到一辆特高级的。
早晨7点左右“商业活动”开始，于是满街油炸烟味儿。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边吃边走。买早点的老人步履缓慢，出租车或私家车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们蹒跚而过。8点左右街上已乱作一团，人是更多了，车辆也多起来。如今买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才一两万元，租了门面房开小店铺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车，早晨是他们忙着上货的时候。太平庄那儿一家“国美”商城的免费接送车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对于对开两辆小汽车已勉为其难的街宽，“国美”那辆大客车是庞然大物。倘一辆小汽车迎头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没了倒车的余地，那么堵塞半小时、一小时是家常便饭。“国美”大客车是出租车司机和驾私家车的人打内心里厌烦的，但因为免费，它却是老人们的最爱。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们，往往会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车或私家车，显然他们认为一大早添乱的是后者们。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6点左右，小饭店的桌椅已摆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摆满了，沿马路边再摆一排。烤肉的出现了，烤海鲜的出现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现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的吃法新颖了，小街上还曾出现过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摊贩。最火的是一家海鲜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摆二十几套桌椅，居然有开着“宝马”或“奥迪”前来大快朵颐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脱掉衣衫，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无人。乌烟瘴气中，行人嫌恶开车的；开车的嫌恶摆摊的；摆摊的嫌恶开店面的；开店面的嫌恶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涨了，占道经营等于变相地扩大门面，也只有 8fd9." >这样赚得才多点儿。通货膨胀使他们来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赚点儿怎么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恶一概之外地人——当初这条小街是多么地幽静啊，看现在，外地人将这条小街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一时段，在这条小街，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心里嫌恶同胞……
而在那一时段，居然还有成心堵车的！
有次我回家，见一辆“奥迪”斜停在菜摊前。那么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两边都堵住了三四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车里坐一男人，听着音乐，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忍无可忍，走到车窗旁冲他大吼：“你他妈聋啦？！”
他这才弹掉烟灰，不情愿地将车尾顺直。于是，堵塞消除。原来，他等一个在菜摊前挑挑捡捡买菜的女人。那一时段，这条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为买几斤便宜的菜，至于开着“奥迪”到这么一条小街上来添乱吗？我们的某些同胞多么难以理解！
那男人开车前，瞪着我气势汹汹地问：“你刚才骂谁？”
我顺手从人行道上的货摊中操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气势汹汹地说：“骂的就是你，混蛋！”
也许见我是老者，也许见我一脸怒气，并且猜不到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还自知理亏，他也骂我一句，将车开走了……
能说他不是成心堵车吗？！
可他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藏书网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的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
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舍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压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
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
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
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打电话的人，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1.5米宽即150公分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地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卖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负面的环境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
在一处拐角，有一位无照经营的大娘，她几乎每天据守着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摊位卖咸鸭蛋。一年四季，寒暑无阻，已在那儿据守了十余年了。一天才能挣几多钱啊！如果那点儿收入对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岁的人了，想必不会坚持了吧。
大娘的对面是一位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去年冬天她开始在拐角那儿卖大馇子粥。一碗3元钱，玉米很新鲜，那粥香啊！她也只不过占了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经营自然是违章经营，可是据她说，每月也能挣四五千元！因为玉米是自家地里产的，除了点儿运费，几乎再无另外的成本。她曾对我说：“我都27了还没结婚呢，我对象家穷，我得出来帮他挣钱，才能盖起新房啊！要不咋办呢？”
再往前走十几步，有一位农家妇女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也在那儿坚持十余年了。旁边，是用橱架车卖烧饼的一对夫妻，丈夫做，妻子卖，同样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间，两家的两个都是小学生的女孩也来帮大人忙生计。炎夏之日，小脸儿晒得黑红。而寒冬时，小手冻得肿乎乎的。两个女孩儿的脸上，都呈现着历世的早熟的沧桑了。
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你俩肯定早就认识了，一块儿玩不？”
她竟说：“也没空儿呀，再说也没心情！”
回答得特实在，实在得令人听了心疼。
“五一”节前，拐角那儿出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地汉子，挤在卖咸鸭蛋的大娘与卖鞋垫的大娘之间，仅占了一尺来宽的一小块儿地方，蹲在那儿，守着装了硬海绵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风轮，彩色闪光纸做的风轮。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卖成本那么低、肯定也挣不了几个小钱的东西，还因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现已脏成了黑色的线手套，一种廉价的劳保手套。
我心想：“你这外地汉子呀，北京再能谋到生计，这条街再养得活人，你靠卖风轮那也还是挣不出一天的饭钱的呀！你这大男人脑子进水啦？找份什么活儿干不行，非得蹲这儿卖风轮？”然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挤在两位大娘之间，蹲在那儿，5月份快过去了他才消失。
我买鞋垫时问大娘：“那人的风轮卖得好吗？”
大娘说：“好什么呀！快一个月了只卖出几支，一支才卖一元钱，比我这鞋垫儿还少伍角钱！”
卖咸鸭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农村干活儿时，一条手臂砸断了，残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觉得他可怜，我俩还不愿让他挤中间呢……”
我顿时默然。
卖咸鸭蛋的大娘又说，其实她一个月也卖不了多少咸鸭蛋，只能挣五六百元而已。这五六百元还仅归她一半儿。农村有养鸭的亲戚，负责每月给她送来鸭蛋，她负责腌，负责卖。
“儿女们挣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学花费太高，我们这种没工作过也没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边卖鞋垫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给第三代挣出点儿零花钱，那也算儿女们不白养活我们呀……”
卖鞋垫的大娘就一个劲儿点头。
我不禁联想到了卖豆制品的和卖烧饼的。他们的女儿，已在帮着他们挣钱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儿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钱——城里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儿女，与外地农村人家的小儿女相比，似乎永远是有区别的。
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而这条小街少了我的骂声，情形却也并没更糟到哪儿去。正如我大骂过几遭，情形并没有因而就变好点儿。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好脾气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说恨不得开辆坦克从街头压到街尾的熟人。
我说：“你看我们这条小街还有法儿治吗？”
他苦笑道：“能有什么法儿呀？理解万岁呗，讲体恤呗，讲和谐呗……”
由他的话，我忽然意识到，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所谓和谐，对于这一条小街，首先却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计、生活、生存之艰难辛苦，在这一条小街呈现得历历在目。小街上还有所小学——瓷砖围墙上，镶着陶行知的头像及“爱满天下”四个大字。墙根低矮的冬青丛中藏污纳垢，叶上经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终日从墙上望着这条小街，我每觉他的目光似乎越来越忧郁，却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尽管时而紧张，但十余年来，却又未发生什么溅血的暴力冲突——这也真是一条品格令人钦佩的小街！
发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细一想，终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
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可恨之事，却断不能以“容忍”二字轻描淡写地对待。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聃此言胜千言万语也！
2.演员与看客
此刻，他出现在舞台右侧，坐高脚凳上，酒吧里常见的那种。高脚凳在前一名演员的表演中当成过道具。他一足踏地，一足踏凳撑上，特悠闲的样子，微眯双眼，漠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如同厌倦的牧羊人漠漠然地望着羊群。牧羊人对羊群大抵持两种态度——倘是自己的，望着时目光往往是欣慰的，甚或是喜悦的；若只不过是替雇主在放牧，通常便是漠漠然的。
我觉得，对于他，台下包括我在内的看客，似乎只不过是二百几十只品种特殊的羊而已，不值得多么尊重的，正如看客们也不可能多么尊重他。而此点，乃是这一处也叫做剧场的地方，与其他剧场里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方面。显然的，他对此点心知肚明并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这是台上台下互无敬意的一个所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营造低俗乐子的空间。台上的靠表演，台下的靠掌声。某些人观看低俗的渴望，能在这里获得较大的满足。某些一向因太过正经而疲劳了的人，在这里完全可以显现其实并不怎么正经的原形。在这里，台上的表演者拿台下的看客搞笑一通是家常便饭，台下的男性看客用语言挑逗台上的女表演者亦在允许范围。
羊群的常态是安静的，但台下的看客时而呼嗷乱叫，时而将手中的“掌拍”弄出大的响声。“现代”无孔不入，现代人连拍手也懒得拍了，于是商家发明了观赏演出时用的那种手形的塑料东西，免费提供，体现着人性化的周到。那东西该怎么确切地称呼呢？我竟不知。也许可叫“义手”的吧？既然假肢的另一种叫法是“义肢”，那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叫“义手”呢？如此说来，不用“义手”鼓掌，确实意味着是“亲自鼓掌”了吧？
对于他，以及所有在这一空间进行表演的艺人，我本是不打算称为演员的。但若叫艺人，依我看来，又都没什么艺可言，那就还是称他们为演员吧。毕竟，他们皆在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简直也可以说是亢奋地鞠躬尽瘁般地进行着表演。他们的表演状态毫无疑问地体现着一种敬业精神。尽管场地有天壤之别，舞台有天壤之别，表演品质有天壤之别，但是论到敬业精神，我这一个看客不得不发乎真心地承认，他们与某些明星们、大腕们乃至大师们是不分高低的。这一点当时深深地感动了我。
该剧场是很封闭的空间，处处旧陋，近于破败：在一条老街上，门面算是那条街上有特点的，乍看像老北京的牌楼，却是水泥的，灰..色的。一灰到底，除了红色匾字，再无别色。即使红色的匾字，也早已褪尽了鲜艳，看去泛着隐黑了。简陋的座椅，简陋的舞台。紫色幕布相当旧了，在舞台的顶灯光下，浮尘可见。而舞台的木质边沿，这儿那儿油漆剥落了。舞台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安全出口。厕所也罢，安全出口也罢，门楣皆低，门框皆窄，地势明显下陷。所谓剧场，空气凝滞，似乎没有通风系统，整体给我以处处不洁的印象。
在如此这般的场所，如此这般的舞台上，一些是所谓“二人转”演员的人，极投入地、极敬业地各自表演低俗甚至下流的节目，给二百几十位形形色色身份混杂的男女看。
我在着实被感动了的同时，也着实地心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简直不能不被感动。
也简直不能不忧伤。
那名坐在舞台右侧的演员，他大约有三十二三岁，一米七五或七六的身高，国字脸，五官端正，眉清目朗，宽肩，细腰。对于男子而言，称得上一表人才了。舞台上灯光明亮，我坐第二排，对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他表情的细微变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已换了一件短袖的白衬衫，浅蓝色西服裤，衬衫下襟扎在裤腰里。衣裤合体，使他看去很精神。他脚上那双皮鞋分明还新着，似乎是名牌。他稳重地坐在那儿，姿势未曾怎么改变过，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闲定平静，仿佛足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目光也仍那么的漠然。这与他方才生猛异常，亢奋且厚颜无耻地表演着的那个自己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会儿的他，如同一位资深的铁匠、木匠、石匠，或面包师傅、裁缝师傅、园林修剪师傅，忙碌劳累了一大通之后，终于可以歇会儿了，于是坐下呆望街景。那时，寒碜的舞台似乎便是他的铺子，而台口是他的铺子门口，或公园里的一处亭子；台下的看客们，则如同集体歇脚的行人、商帮。方才是他在台上表演，众人看他。现在他也可以闲定又漠然地看众人了，虽然众人并不表演，但他却如同偏能不动声色地看出什么微相表演来，目光中投出研究的意味，觉得挺耐看似的。
在他之前，舞台右侧已坐着两个人了，一个是司鼓者，一个是操控电子音响的。司鼓者四十余岁，肤黑且瘦，穿一套20世纪80年代的蓝制服，上衣有两个外兜，叫“中山装”的那一种，也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穿的那一种。事实上不仅毛泽东喜欢穿，大多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喜欢穿。不晓得司鼓者为什么也穿那么一套衣服，是为了勾起看客们的怀旧心理吗？也许吧。而操控电子音响的青年刚二十岁出头。以我的眼看来，他和司鼓者容貌有相似之处，说不定是父子，或者叔侄。三十几岁的那名演员坐在青年旁边。青年面向舞台左侧，而他面向台下。他并不与青年说话，仿佛身旁无人。我不知他为什么演完了节目却还要坐在台上那么显眼的地方，但是猜测到一会儿台上准还有需要他的时候，我得承认，他出现在那儿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对解放前东北“二人转”艺人们的演艺人生一直颇感兴趣，写一部那样的长篇小说也一直是我的打算。春季我回哈尔滨，请朋友带我看一场当下的“二人转”，为的是补充一些感性的印象。身为东北人，我此前还从没看过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二人转”。
朋友说：传统的吗？那早过气了，现而今哪儿还有人那么演？有人那么演也没人稀罕看啊！现代人嘛，想看也要看现代的“二人转”！
我问怎么个现代法呢？
他说他也没看过，只听说特“另类”。
于是，在他的陪同下，我俩坐在了这么一处地方。他说他打听了，这里每晚上演的“二人转”比一般性的“另类”更“另类”。
第一位上场的是小伙子，二十五六岁，挺帅气。嗓音颇高，唱了几句歌，“小沈阳”飚高音的那种唱法，以证明嗓音所能达到的高度，分明还自认为在此点上并不逊于“小沈阳”。他飚唱时获得了一阵“义手”的掌声。掌声中他明智地收了高音，不再唱下去。飚唱几句高音歌词是一回事，气量充沛饱满地唱完一首高音歌曲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他收声收得明智。接着，他开始说了。上海的周立波自诩说的是“清口”，他说的却几乎是成段成段的“荤口”。看着听着形象那么帅气那么阳光的青年不住嘴地说出一句比一句“荤”的“荤口”，如同看着听着一个长着可爱的模样像是极有教养的孩子一句句说脏话，给人以愕然不已的印象，令我大不适应。我想我背后的一排排看客也未必就多么适应，因为并无掌声，亦无喝彩。甚至?９９ｌiｂ.，也没人起哄。
我入场时留意地扫视过，看客们的年龄多在30至50岁之间，十之八九是男人，极少数女人觉察出我的扫视，一个个颇不自在，或低下头去，或侧转了脸。而我，在那天晚上，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票价是80元。朋友悄悄告诉我，第一排的票价100元，他居然没买到。而坐在第一排的，多是有本地人相陪的外地看客。和我一样，好奇心使他们到这种地方来的。我在北京就已经听说时下的“二人转”挺火，那时我明白了，心照不宣地坐在这一处猥亵场所的看客，对“黄”和“荤”的好奇心，比满足欣赏的欲念要强烈得多。然而来是来了，坐是稳坐下去了，但一听到下流“段子”就大鼓其掌或冲口喝彩，毕竟不太好意思，忌讳着原形毕露之嫌。纵然正中下怀，大觉过瘾，也还是放不太开的。由是，我认为台上台下之间的一种误会，那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看出小伙子迷惘了，困惑了。甚至，有几分惶了。他大概是刚出道的新手，没怎么经历过台下看客们那种矜持的沉默，沉默的矜持。怎么都不呼应啊，这是些什么来路的观众啊？怎么全都跟冷面大爷似的呢？出于对演员的同情心也该多少给点儿掌声啊！花钱不就是专冲着听这个来的吗？爷们儿想听的我说了呀！还要多“黄”多“荤”才合你们的胃口呢？
显然的小伙子想不明白了，暗自焦急了。于是他又讲了一段更“荤”的“段子”。看客们依然暧昧地沉默。
“拿酒来！”——他以好汉临刑般的悲壮气概吼了一嗓子，也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衣白裙的姑娘应声而起，将五瓶啤酒一瓶接一瓶摆在了舞台上。我落座之前注意到了她，她面前的桌上放着十几瓶啤酒，还有爆米花。谁家的姑娘竟到这里来，而且花100元买一排的票！难道她要一边看一边喝光那十几瓶啤酒么？那不是将上吉尼斯纪录了吗？莫非舞台上将出现她所倾慕的白马王子？当时她也令我大生疑惑，并生腹诽。倾慕尽管倾慕，献花也可，犯不着边看边酗酒啊！又没人相陪，倘烂醉如泥，那会是多么丢人现眼的结果呢？她总不至于是酗而不醉的酒神之化身吧。及至她起身往台上摆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演出团队之一员，专为伺酒坐在那儿的。
小伙子牙口有力，咬掉瓶盖，高仰起头，众目睽睽之下一饮而尽。他将空瓶往舞台左侧一扔，倏转身，开始用语言作贱起肯定与他父亲同辈的司鼓者来。无非还是“荤”、“黄”的“段子”，连司鼓者的父亲也一并捎带着作贱了一通。之后又喝光了一瓶啤酒，转而作贱操控音响的青年，同样连对方的父亲的人格尊严也不放过。而那两位，默默听着罢了，只不过偶而面呈怒色，算是一种配合性的表情反应。事实上，音响并没怎么用，鼓也没敲过几下。也显然的，他俩坐在那儿，分明是专供被作贱的，那大约才是他们的“角色定位”。至于音响设备和鼓，作用倒在其次了。那种语言作贱，倘非是在舞台上，而是在日常情况之下，往往一两句就会导致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的……
操控音响的青年脸上那股子浑不在乎听之任之的表情越来越挂不住了，他嘟哝了一句。后排肯定是听不到的，但坐在第二排的我听得真切。他是这么骂了一句：“你他妈嘴上搂着点儿啊！”
一味儿以作贱他为能事的小伙子一愣，随即大声训斥：“怎么，受不了啦？受不了也得受！这是咱们这一行的规矩你不懂？入了这一行，那就得习惯了受着！台下的三老四少，人家花钱来听的就是这种段子！”
他的话说得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掺半。
我听得心上顿时一疼。
我也是“三老四少”之一，不由得感觉罪过起来。
他灌下了第三瓶啤酒，突然往台口一跪，像信徒祈祷般举起双手，大声乞求：“老少爷们儿行行好，多少给点儿掌声吧！怎么要你们点儿掌声就那么难啊？老板雇人监视着台上呢，掌声多少决定分我多少钱啊！一点儿掌声没有，我明天晚上没脸还来这儿了，后天不知道去哪儿挣钱解决吃住问题了……”
是表演风格？还是真情告白？
我竟难以判断了。
“好！”
后排响起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喝彩。
这怎么就好呢？好在哪儿呢？
我不解，却没回头看，径自困惑罢了。
然而，终究是起了掌声。不怎么齐，也不多，但总归有了。“义手”拍出的那种掌声。
小伙子获得激励，一跃而起，又大声说：“感谢爷们儿，太难得啦，太难得了！冲刚才的掌声，现在我要拿出看家本领……”
他灌下去了第四瓶啤酒。
他腾空翻了两个斤斗，一个大劈叉，双腿笔直地叉开在台上。
“好！”
台下齐发一阵喝彩。
我也赶紧举起“义手”弄出疑似的掌声，放下“手”时，顿觉罪过感被自己作为看客的热情抵消了些。
小伙子脸上呈现大为满足的表情了。他站到了一把椅子上，将一条腿搬起，呈金鸡独立的姿势，随即身体一倒，一足椅上，一足着地，来了一次悬空大劈叉！
“好！”
许多嗓子齐声喝彩。
响起一片疑似的“掌声”。
他一口气喝光最后一瓶酒，又站在一张桌子上，重复了一次刚才的动作。那自然是极危险的动作，倒也算不上有什么高难的含量，但确乎的极危险。若有闪失，轻则伤筋，重则必定当场断骨。
小伙子脸已彤红，并且淌下汗来。最终，他带着颇有征服成就感的表情，在掌声中跑下台去。他在台上坚持了半小时左右的表演，跪了三次，一饮而尽地接连喝光了五瓶啤酒，打出了六七个响亮的酒嗝……
朋友小声对我说，他们每人都有“看家本领”，或曰“绝活儿”。而所谓“绝活儿”，一律在最后时段才奉献的，为的是能在掌声中结束。
我问：为什么还喝酒呢？
朋友说，为了忘却羞耻感啊！如果艺技有限，那么只能靠“荤”的“黄”的“段子”撑台。他们都那么年轻，在台上一味儿当众说那些，你以为他们就完全没有羞耻感吗？有的！怎么办呢？开始时说“黄”的，“黄”的越来越冷场，那就只能来“荤”的了。而几瓶啤酒灌下去，多“荤”的“段子”说起来，也只不过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些无意识的醉话了，没想到吧……
我说：没想到……
又觉心上一疼。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三十二三岁的人，他是第二个登台的演员。他化了妆，涂了白鼻梁，双唇正中抹得血红，戴蓝帽子，上穿白色无领半袖背心，下穿肥腰肥腿的蓝色吊带工作裤，有前胸兜兜的那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机床车间里，男女工人大抵穿那种工作裤，现而今早已归于“戏装”了。那一套穿戴，肯定是他每次登台演出的行头无疑。他是企图在形象上唤起人们对卓别林的亲切记忆，也唤起人们对早年中国工人阶级的良好情愫。但是呢，又不愿太像卓别林，还要体现出点儿“中国特色”，看去便不伦不类。但不伦不类也许正是他的追求、他的创意、他的“专利”，更是他所依赖的形象看点。
这人对自己的舞台造型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我一这么想，不得不承认，他是多么地敬业啊！
此时的我已不记得他表演了些什么了。只记得他一上台就说，说来说去都是“荤口”，比“黄色”更“黄”的，赤裸裸的与性事有关的“段子”。自然，他也一瓶接一瓶地灌啤酒。我知道，在东北，那么一种喝法叫“吹喇叭”，酒桌上每简言之为“吹一个”。
他也作贱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
因为他说的是比“黄色”更黄的“荤口”，所以那司鼓的和操弄音响的，表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涵养。
我对他们二位那一种涵养不禁肃然起敬。
我小声说：他们二位也很敬业。
朋友说：当然。
我说：他们那么大的涵养我做不到。
朋友说：他们靠这一行生存，解决吃住的现实问题，成家了的也靠这一行养家糊口。你从未面临如此现实的问题，当然做不到。
我倒羞耻了。因为自己的话，更因为朋友的话。
我这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看客，心情不由得不忧伤。
我说：那，咱们走吧？
朋友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看，该鼓掌就鼓掌。这是另类人生，你要多接地气！
是的，我真的已不记得他究竟表演了些什么。
“二人转”变成了当下这样，是我不身临其境怎么也想不到的。
但是台上那位说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才不像刚才那位跪着要掌声！干吗那么下贱？爷始终站着也要让你们鼓掌！”
果然起了掌声。
他傲然地又说：“听，要到了吧？”
那是小丑扮相的一个人的傲然，一位敬业的低俗“节目”表演者的傲然。正因为是那样，他的话让我挺震撼。
“你们花钱不就是来寻开心的吗？平均下来一张票才二三十元，看高雅的能这个价吗？我在台上逗呗，疯呗，胡闹呗，哄你们开心不就对得起你们那二三十元了嘛！我们是什么人？演员？甭抬举我们了！我们都是在台上耍狗蹦子呢！但看我们耍狗蹦子那也不能白看呀！谁都得挣钱过生活是不是？就算助人为乐你们也得给点儿掌声吧……”
于是掌声又起。
在掌声中，我的心疼。
他居然把话说得那么实在。仅仅那么几句实在话，居然还获得了掌声，更是出我预料。
难道对于看客们，几句实在话是具有艺术欣赏性的吗？
我迷惘了，就像第一个登台表演的小伙子遭遇冷场时也迷惘了。
他醉意醺醺地学“小沈阳”出场时的步态，走一步说一句：“10万、20万、30万……大家好，哼嗯……讨厌……”
学得惟妙惟肖，神形兼备。
于是引发了笑声。
他重走一遍，边说：“我们这样的呢，10元、20元、30元……60元！没往死了挣你们的呀！”
便又引发了笑声。
我想那时，可能不少人心上都疼了一下。也许，只生出快意，并不疼的。
我问朋友：他们每场只挣60元吗？
朋友说：那肯定不止。看起来他出道时间不短了，每场怎么也挣二三百块吧……
我替他感到了大的慰藉，心情却还是没法不忧郁。
文艺在这个空间里变质了，表演在这个空间里意味着下流。然而，同时却也体现着敬业精神。而此点，正是使人连厌恶都于心不忍的一点。人头脑中的理性在这种地方发生扭曲了，如同巧克力、糖浆和臭酱搅在一起了。
我不记得他是怎样离开舞台的了，似乎是被他的一位女搭档拖下台去的。也似乎，他真的有几分醉了。
真的吗？
我不能肯定。
或许，那醉态只不过是表演。
他的女搭档，却堪称一位美丽的女郎。高挑的个子，亭亭玉立，穿得相当暴露，灯光之下皮肤白皙得发亮。东北三省，即使在农村，也往往会生出那类美人。正如时下人们惯说的，“一不小心”，不知哪家就出现了一个。她们的美丽，一点儿也不逊于某些女明星或名模。然而，她们的命运，则往往另当别论了。
朋友认为他和她是夫妻。
这使我又不由得替他感到幸运、幸福……
现在，他显出了他性情的本真——一个天生喜欢安静的、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竟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我以小说家观察人的经验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如果我们在社交场合面对他那样一个人，他会给我们以极绅士的印象。如果我们给他名片，他会是那种用双手来接的男人。如果不主动给，他会是那种绝不至于主动开口要的男人，不管我们是谁。
他的舞台经历，似乎已使他将人世及人性的真相参透。即使不是完全参透了，肯定也参得半透了。
他安安静静，稳稳重重地坐在那儿，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漠然而却又具有研究的意味，似乎在望着低于人的一群动物。
是的，确实那样——我觉得他望着台下包括我在内的些个看客，真的像是在望着二百几十只疑似人的猴子。如许多疑是人的猴子精神饥渴地希望台上的表演者喂给东西。笑声也罢，掌声也罢，都体现着精神之口一口接住囫囵吞下的快感。他刚才是“喂”过我们了，他的任务已完成了，可以坐于一侧歇会儿，看别人接着怎么“喂”我们，以及我们接着呈现的种种“吃”相了。
刚才是别人花了钱在看他。
现在是他不花钱在看别人。看得饶有兴趣似的，漠然且有耐性。
他发现了我在观察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也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目光滑转，望向别人了。那时他仿佛是一只猫，显示出猫的宠辱不惊淡定自若。
那会儿在台上表演着的是一个瘦高青年。也照例唱了几句歌，飚出几声高音，之后便说出“段子”来。他的“绝活儿”是坐于地，将双腿扳起，置于肩上，像只大蛙般地在台上蹦了一圈儿……
又上台的也是个瘦高青年，其“绝活儿”难得一见——他掏出一只橡胶手套，使劲撑开后套在头上。手套五指竖立着了，像白色的冠。却没将嘴也套入进去，嘴在外边，大口吸气，鼻孔出气。一吸一出，手套渐渐被气充大，胀薄。大如轮时，薄至透明，可见其内面目。表演者似乎已气力不济，仰倒台上，磨转翻滚，似受苦刑，状态可怜。有几秒钟，竟一动不动。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人站了起来，面有不安，欲上前去。
鸦雀无声的看客间一阵骚动，我的左右也有人站了起来，踮足引颈向台上呆望。
猝然一声爆响，碎片四飞，有一片落于台下，表演者同时一跃而起。
“好！”
一声喝彩，喊出特江湖的意味，听来很古代。
于是一阵“义手”拍出掌声。
掌声中，我的观察对象退回原处，重新坐下。那时我见他微微摇一下头，面呈一丝苦笑。
他的举动，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他的苦笑，在我看来挺沧桑。
依次上台的是一对搭档。女子矮胖，扎羊角冲天辫儿，穿花衣裤，擦红了脸蛋，一副阿福的模样。而男青年则穿唐装，戴瓜皮帽，分明亦属不伦不类，使人顿生“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时光倒错之感。
那会儿我在想着一些事了，没注意他俩在表演什么。我首先想到，看来自己打算创作的电视剧，是没必要动笔了。因为诚如朋友所言，那种边转边唱边舞彩帕的传统“二人转”，现今的人们有几个还喜欢看呢？并且也必然塑造不出女主人公表演时那种大俗成绝的泼辣劲儿了呀！我笔下再自由，也总不能将“黄”的“荤”的一股脑儿往剧本里塞呀！与台上那些表演相比，传统“二人转”的“俗”岂不是简直太“文”了吗？便一时郁闷了。
又联想到了 href='310/im'>《巴黎圣母院》——舞台上的表演，也许与雨果笔下巴黎愚人节草根社区的狂欢胡闹差不多吧？在雨果笔下，美丽的风情万种的艾丝美塔拉的舞蹈，以及伴她左右的那只具有灵性的白色小山羊，毕竟还是放浪形骸的胡闹氛围中的美艺奉献。尽管充满诱惑，却连那诱惑也是美的。可在这儿，舞台上表演的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呢？连点儿诱惑之美也没有呀！
还联想到了莫扎特。在他成为宫廷乐师后，每乔装了溜到草根社区去，混迹于下等酒吧，与民间艺人和妓女们纵情声色。但即使在那种地方，也还是能听到美的歌，赏到美的舞，看到不失水准的魔术和杂耍。往往，还有民间诗人激情澎湃或一吟三叹地朗读他们的诗——起码，我所读过的一些书籍是那么告诉我的。
可这个舞台上，却只有恶搞和胡闹而已。
然而，每一位表演者都是在多么敬业地恶搞，多么敬业地胡闹啊！仅有少数内容，还勉强算得上是节目。偏偏又是那勉强算得上是节目的表演，却又难以获得掌声与喝彩。
在这个空间，所谓“文艺”，有着另外的标准。一种越庸俗堕落越厚颜无耻越好似的标准。
这儿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场。
每一位表演者，或许都有类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梦想。他们的人生况味，非是台下的看客们所知晓的。他们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愿道予看客们听的。他们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来，未必就不鄙视和嫌恶着看客。如果他们的入行、出道只不过是权衡下的沦落，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看客迫使他们堕落的——我猜，他们下台之后，也许都会这么想。
这里的舞台如 href='1837/im'>《生死场》。
不知怎么一来，台上的“阿福”，在用鞋底儿一记接一记扇着“来喜”的耳光了，边扇边呵斥：“会不会说话啊？！”
“来喜”诺诺连声，解释了一句什么，结果>.9９lib.又是“阿福”不爱听的话，颊就又挨了一鞋底儿。
“好！”
有人大喝其彩。
一阵疑似的“掌”声。
喝彩之声和掌声，如针扎我心。
朋友小声说：“我数着呢，都十六下了！那女的是不是来真的了呀？”
啪！——第十七记扇在“来喜”颊上。
“好！”——几条嗓子同时喊的。
更长的一阵“掌”声。
坐在台右.９９ｌiｂ.侧那个人走到了一对搭档之间，他劝“阿福”。然而“阿福”却不依不饶，越发泼悍，“来喜”惧怕得绕着台躲。
连第一个小伙子也上台相劝了。他脸不红了，酒劲儿过去了。并且，也换了身合体的衣服。那时的小伙子，委实有股子帅劲儿。
“不羡神仙羡少年”——我头脑中闪过了一句古诗。
那会儿的台上，如同街头闹剧。我的目光，一会儿望向那三十二三岁的男子，一会儿望向小伙子。而他俩，一位像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劝架，特知识分子劲儿地劝着，却总劝一句话：“别这样，别这样。”像不会劝，不得不劝。小伙子则像是他的学生，与老师同行至街口，遇到特殊情况了，老师已在示范着相劝，自己又怎能不实习着劝呢？也总劝一句：“得啦，得啦……”
我诧异——因为那会儿，我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了腼腆！
那个敬业地结束了表演的小伙子，他又出现在台上时，将他的真性情也带在脸上了。正如那个三十二三岁的，这会儿像是大学历史系或哲学系教授的男子，将他刚才表演时必戴不可的丑俗假面留弃在后台了。
我忘了他们都是怎样下台去的。
我也不记得整场节目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注意观察那些与“二人转”没什么关系却又不得不打着“二人转”招牌卖艺的人们的脸了。
当朋友跟我说话时，剧场里已只剩我俩还坐在座位上了。
朋友问：印象如何？
我说：一种忧伤。
朋友又问：忧伤？那，能接受吗？
我说：根本不能。
可，在东北三省，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族群”呢！据说，有两三千人。两三千个家庭，靠他们这么挣钱过生活，脱贫。除了这一行，没有另外一行，能使他们每月挣六七千、一万多。不过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没人招聘，那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表演那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场所被取缔了……
所以我忧伤。
如果你是文化官员，会严令取缔吗？
不。你呢？
也不。不忍。取缔了叫他们一时去干什么？目前工作这么难找，失业的人在增加……
祝他们目前的人生顺遂吧！
当某现象与某些人的生存之道连在了一起，如果那现象并不构成对社会和对别人的犯罪性危害，如果“某些人”是人数不少的人，则我就会对“生存”二字执敬畏的态度，将文人清高的一己之见收敛不宣了。
在此点上，我承认我是“分裂”的。
并且，不以为自己多么的随俗可耻。
当我和朋友走出剧场时，马路上已清静了。剧场门口，伫立着几个人。
朋友小声说：是他们。
我也看出来了。
我忽然很想吸支烟，却只带了烟，没带打火机。
我问他们：谁能借个火？
有人掏出了打火机，并且按着，一手拢着伸向我。我吸着烟后，看他一眼，见是那个曾在台上将橡胶手套往头上套的瘦高的小伙子。
我说：谢谢。
他说：不客气。
我问：几点了？——为的是能再端详他们一番。
一个姑娘打开手机看一眼说：差5分10点了。
台下的他们，真性情的他们，依我的眼看来，竟皆是平静之人、沉默寡言之人、内向之人、腼腆之人、彬彬有礼之人，甚至，斯文之人。
似乎也皆是，有道德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以小说家自认为敏锐的眼，望着那样的一张张年轻而心存隐忧的脸，想要对他们微笑一下，却面肌发僵，没笑成。
又来了几个骑摩托或自行车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于是他们被摩托和自行车带走了。
有人临去还对我们说：再见……
我转身看那剧场的门面，又一次联想到了 href='1837/im'>《生死场》。心情，便又被难以言说的忧郁所浸淫。
朋友说：他们是去公共浴池赶场了。那种地方晚上都成了价格便宜的旅店，这个时间，他们还能在那种地方继续表演……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缄默。
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霎时起一阵大风，要下雨了。
3.一位地税员的自白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儿，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说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做“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员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十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遍地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非万不得已，那是舍不得花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年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当年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他们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还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的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便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的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问当年收现钱 662f." >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5元交1元，挣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2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卖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十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当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抠门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现在咱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出国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两万美元吧？他们买一个高级的包儿不是都几万美元吗？和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比，只比美元的话，不是可以说富可敌国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爱在哪儿花在哪儿花，姑且不论。单说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吃一餐！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还都有说词——不享受丢祖国的脸！真他妈不是人话！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搞一个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干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我说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政府决定得了的。
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但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就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那一年他们那一座小城市还是县级市，每到春节，县委县政府慰问退..休老干部，正科级的人也在慰问名单上的。在县城，谁熬到正科级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所长退休后，像是臭豆腐了，县委县政府的团拜车从不在他家门前停。连因为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判了刑保外就医的一位副县长还经常有人背地里去看望呢，可除了所里的人，所长这个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与他共事过的人彻底忘了。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儿。2000年后，全中国的CIP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意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儿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厂子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硬收能不能收上来呢？估计也能。归根结底，企业怕我们，而不是反过来。但硬收那一定收得人家心里别扭，不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厂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厂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
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半芝麻粒似的个官儿！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开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像是就要落在自己头上，最终落在别人头上了，那是别人的造化，是自己的机缘还没真的到来。比如现在，要直接提我当所长了，我一个劲儿声明自己能力不行。可上级说，你行！有什么不行的？考察来考察去，没人说你不行，非你莫属了……”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
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也许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地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
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
“身为税收员，我这人也不是惯于送顺水人情，不讲原则。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是合法的，不属于销售，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我说谢了，我的三亲六戚不劳您费心了。二百几十万的税呢！想逃避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让你心想事成了？美的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楼，撤股时是现金转账。行，算你高，这是合伙人之间两厢情愿的事，我也干涉不着。但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是个影子合伙人，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这是党纪！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税的事儿以后再说，先罚！重罚！那么多人说情，我一律不给面子。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给撤职了。什么会所，不存在了。你贷款了，卖不卖？卖我就照章收税！不卖你就扛着贷款利息！你拖得起，我也等得起……”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下下拍向小茶案。
看来，他这人脾气还不小。
我说了我的这一种感觉。
他却否认，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尔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的事，脾气来得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9９lib.。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你认为哪种可能大些？”
我沉吟半晌，老实承认，自己所知有限，实在是不敢妄下断言。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
这时，列车为了抢回在始发站误点的时间，分明提速了。
4.玉顺嫂的股
九月出头，北方已有些凉。
我在村外的河边散步时，晨雾从对岸铺过来。庄稼地里，割倒的苞谷秸不见了，一节卡车的挂斗车厢也被隐去了轮，像江面上的一条船。
这边的河岸蕤生着狗尾草，草穗的长绒毛吸着显而易见的露珠，刚浇过水似的。四五只红色或黄色的蜻蜓落在上边，翅子低垂，有一只的翅膀几乎是在搂抱着草穗。它们肯定昨晚就那么落着了，一夜的霜露弄湿了翅膀，分明也冻得够呛。不等到太阳出来晒干双翅，大约是飞不起来的。我竟信手捏住了一只的翅膀，指尖感觉到了微微的水湿。可怜的小东西们接近着麻木了，由麻木而极其麻痹。那一只在我手中听天由命地缓缓地转动着玻璃球似的头，我看着这种世界上眼睛最大的昆虫因为秋寒到来而丧失了起码的警觉，一时心生出忧伤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季节过去了，它们的好日子已然不多，这是确定无疑的。它们不变得那样还能怎样呢？我轻轻将那只蜻蜓放在草穗上，而小东西随即又垂拢翅膀搂抱着草穗了。河边土地肥沃且水分充足，狗尾草占尽生长优势，草穗粗长，草籽饱满，看去更像狗尾巴了。
“梁先生……”
我一转身，见是个少年。雾已漫过河来，他如在云中，我也是。我在村中见到过他。
我问：“有事？”
他说：“我干妈派我，请您到她家去一次。”
我又问：“你干妈是谁？”
他腼腆了，讷讷地说：“就是……就是……村里的大人都叫她玉顺嫂那个……我干妈说您认识她……”
我立刻就知道他干妈是谁了。
这是个极寻常的小村，才三十几户人家，不起眼。除了村外这条河算是特点，此外再没什么吸引人的方面。我来到这里，是由于盛情难却。我的一位朋友在此出生，他的老父母还生活在村里。村里有一位民间医生善推拿，朋友说治颈椎病是他的“绝招”。我每次回哈尔滨，那朋友是必定得见的。而每次见后，他总是极其热情地陪我回来治疗颈椎病。效果姑且不谈，其盛情却是只有服从的。算这一次，我已来过三次，已认识不少村人了。玉顺嫂是我第二次来时认识的——那是冬季，也在河边。我要过河那边去，她要过河这边来，我俩相遇在桥中间。
“是梁先生吧？”——她背一大捆苞谷秸，望着我站住，一脸的虔敬。
我说是。她说要向我请教问题。我说那您放下苞谷秸吧。她说背着没事儿，不太沉，就几句话。
“你们北京人知道的情况多，据你看来，咱们国家的股市，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不由一愣，如同鲁迅在听祥林嫂问他：人死后究竟是有灵魂的吗？
她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是从不炒股的。然每天不想听也会听到几耳，所以也算了解点儿情况。
我说：“不怎么乐观。”
“是么？”——她的双眉顿时紧皱起来了。同时，她的身子似乎顿时矮了，仿佛背着的苞谷秸一下子沉了几十斤。那不是由于弯腰所致，事实上她仍尽量在我面前挺直着腰。给我的感觉不是她的腰弯了，而是她的骨架转瞬间缩巴了。
她又说：“是么？”——目光牢牢地锁定我，竟有些发直，我一时后悔。
“您……也炒股？”
“是啊，可……你说不怎么乐观是什么意思呢？不怎么好？还是很糟糕？就算暂时不好，以后必定又会好的吧？村里人都说会的。他们说专家们一致是看好的。你的话，使我不知该信谁了……只要沉住气，最终还是会好的吧？”
她一连串的发问，使我根本无言以对。也根本料想不到，在这么一个仅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会一不小心遇到一名股民，还是农妇！
我明智地又说：“当然，别人们的看法肯定是对的……至于专家们，他们比我有眼光。我对股市行情太缺乏研究，完全是外行，您千万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否极泰来，否极泰来……”
“我不明白……”
“就是……总而言之，要镇定，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正确的……”
我敷衍了几句，匆?9９liｂ?匆走过桥去，接近着逃掉。
在朋友家，他听我讲了经过，颇为不安地说：“肯定是玉顺嫂，你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
朋友的老父母也不安了，都说那可咋办？那可咋办？
朋友告诉我，村里人家多是王姓，如果从爷爷辈论，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也皆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祖父辈的人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带到了东北。排论起来，他得叫玉顺嫂姑。只不过，如今不那么细论了，概以近便的乡亲关系相处。三年前，玉顺嫂的丈夫王玉顺在自家地里起土豆时，一头栽倒死去了。那一年他们的儿子在上技校，他们夫妻已攒下了8万多元钱，是预备翻盖房子的钱。村里大部分人家的房子都翻盖过了，只她家和另外三四家住的还是从前的土坯房。丈夫一死，玉顺嫂没了翻盖房子的心思。偏偏那时，村里人家几乎都炒起股来。村里的炒股热，是由一个叫王仪的人煽乎起来的。那王仪曾是某大村里的中学的老师，教数学，且教得一向极有水平，培养出了不少尖子生，他们屡屡在全县甚至全省的数学竞赛中取得名次及获奖。他退休后，几名考上了大学的学生表达师恩，凑钱买了一台挺高级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他。不知从何日起，他便靠那台电脑在家炒起股来，逢人每喜滋滋地说：赚了一笔又赚了一笔。村人们被他的话拨弄得眼红心动，于是有人就将存款委托给他代炒。他则一一爽诺，表示肯定会使乡亲们都富起来。委托之人渐多，玉顺嫂最终也把持不住欲望，将自家的8万多元钱悉数交付给他全权代理了。起初人们还是相信他经常报告的好消息的。但消息再闭塞的一个小村，还是会有些外界的情况说法挤入的。于是有人起疑了，天天晚上也看起电视里的《财经频道》来。以前，人们是从不看那类频道的，每晚只选电视剧看。开始看那类频道了，疑心难免增大，有天晚上大家便相约了到王仪家郑重“咨询”。王仪倒也态度老实，坦率承认他代每一户人家买的股票全都损失惨重。还承认，其实他自己也将他们两口子多年辛苦挣下的十几万全赔进去了。他煽乎大家参与炒股，是想运用大家的钱将自家损失的钱捞回来……
他这么替自己辩护：我真的赚过！一次没赚过我也不会有那种想法。我利用了大家的钱确实不对，但从理论上讲，我和大家双赢的可能也不是一点儿没有！
愤怒了的大家哪里还愿多听他“从理论上”讲什么呢？就在他家里，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委托给他的钱数大或较大的人，对他采取了暴烈的行动，把他揍得也挺惨。即使对于农民，当今也非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时代，而同样是钱钞为王的时代了。他们是中国挣钱最不容易的人。明知钱钞天天在贬值已够忧心忡忡的，一听说各家的血汗钱几乎等于打了水漂儿，又怎么可能不急眼呢？兹事体大，什么“五服”内“五服”外的关系，当时对于拳脚丝毫不是障碍了。第二天王仪离家出走了，以后就再没在村里出现过。他的家人说，连他们也不知他的下落了。各家惶惶地将所剩无几的股渣清了仓。
从此，这小村的农民们闻股变色，如同真实存在的股市是真真实实的蟒蛇精，专化形成性感异常的美女，生吞活咽幻想“共享富裕”的人。但人们转而一想，也就只有认命。可不嘛，些个农民炒的什么股呢？说到底自己被忽悠了也得怨自己，好比自己割肉喂猛兽了，而且是猛兽并没扑向自己，自己主动割上赶着喂的，疼得要哭叫起来也只能背着人哭到旷野上去叫呀！
有的人，一见到或一想到玉顺嫂，心里还会倍受道义的拷问与折磨——大家是都认命清仓了，却唯独玉顺嫂仍蒙在鼓里！仍在做着股票升值的美梦！仍整天沉浸于她当初那8万多元已经涨到了20多万的幸福感之中。告诉她8万多元已损失到1万多了也赶紧清仓吧，于心不忍，怕死了丈夫不久的她承受不住真话的沉重打击；不告诉呢，又都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了！我的朋友及他的老父母尤其受此折磨，因为他们家与玉顺嫂的关系真的在“五服”之内，是更亲近的。
朋友正讲着，玉顺嫂来了。朋友一反常态，当着玉顺嫂的面一句接一句数落我，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非说我这个人一向不懂装懂，自以为是， 7531." >由于长期被严重的颈椎病所纠缠，看什么事都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云云。朋友的老父母也参与演戏，说我也曾炒过股，亏了几次，所以一谈到股市心里就没好气，自然念衰败经。我呢，只有嘿嘿讪笑，尽量表现出承认自己正是那样的。
玉顺嫂是很容易骗的女人。她高兴了，劝我要多住几天。说大冬天的，按摩加上每晚睡热乎9９ｌｉb.乎的火炕，颈椎病会有减轻。
我说是的是的，我感觉痛苦症状减轻多了，这个村简直是我的吉祥地……
玉顺嫂走后，我和朋友互相看看，良久无话。我想苦笑，却连一个苦的笑都没笑成。
朋友的老父母则都喃喃自语。
一个说：“这算干什么？这算干什么……”
另一个说：“往后还咋办？还咋办……”
……
我跟那礼貌的少年来到玉顺嫂家，见她躺在炕上。
她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还真把你给请来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见怪啊……”
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摆正，我看出那是让我坐的地方，笑笑，坐了下去。
我说不知道她病了。如果知道，会主动来探望她的。
她叹口气，说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检查出来已很严重，地里的活儿是根本干不了啦，只能慢慢腾腾地自己给自己弄口饭吃了。
我心一沉，问她儿子目前在哪儿。
她说儿子已从技校毕业，在南方打工。知道家里把钱买成了股票后，跟她吵了一架，赌气又一走，连电话也很少打给她了。
我心不但一沉，竟还疼了一下。
她望着少年又说，多亏有他这个干儿子，经常来帮她做点儿事。接着问少年：“是叫的梁先生吗？”
我替少年回答是的，夸了他一句。
玉顺嫂也夸了他几句，话题一转，说她是请我来写遗嘱的。
我一愕，急安慰她 4e0d." >不要悲观，不要思虑太多，没必要嘛。
玉顺嫂又叹口气，坚决地说：有必要啊！你别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话我听多了，没一句能对我起作用的。何况你梁先生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劝别人不要悲观，那更不起作用了！你来都来了，便耽误你点儿时间，这会儿就替我把遗嘱写完吧……
那少年从抽屉里取出纸、笔以及印泥盒，一一摆在桌上。
在玉顺嫂那种充满信赖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
按照她的遗嘱，子虚乌有的22万多元钱，20万留给她的儿子，1万元捐给村里的小学，1万元办她的葬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坟，余下3000多元，归她的干儿子……
我接着替她给儿子写了封遗书，她嘱咐儿子务必用那20万元给自己修一处农村的家园，说在农村没有了家园的农民的儿子，人生总归是堪忧的。并嘱咐儿子千万不要也炒股，那份儿提心吊胆的滋味实在不好……
我回到朋友家里，将写遗嘱之事一说，朋友长叹道：“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希望由你这位作家替她写遗嘱，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我张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序、家信、情书、起诉状、辩护书，我都替人写过不少。连悼词，也曾写过几次的。遗嘱却是第一次写，然而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份遗嘱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时代人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遗书；一位母亲留给儿子的遗书；一封对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遗书……
这么一想，我心情稍好了点儿。
第二天下起了雨。
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终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尔滨，几个村人匆匆来了，他们说玉顺嫂死在炕上。
朋友说：“我不能陪你走了……”
他眼睛红了。
我说：“那我也留下来送玉顺嫂入土吧，我毕竟是替她写过遗嘱的人。”
村人们凑钱将玉顺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头她丈夫的坟旁，也凑钱替她丈夫修了坟。她儿子没赶回来，唯一能与之联系的手机号码被告诉停机了。
没人敢做主取出玉顺嫂的股钱来用，怕被她那脾气不好的儿子回来时问责，惹出麻烦。
那是一场极简单的丧事，却还是有人哭了。
葬事结束，我见那少年悄悄问我的朋友：“叔，干妈留给我的那份儿钱，我该跟谁要呢？”
朋友默默看着少年，仿佛聋了，哑了。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
我胸中一大团纠结，郁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样不知说什么好。
路边草丛之下，遍地死蜻蜓。一场秋雨一场寒……
5.这个时代的“三套车”
我这个出生在哈尔滨市的人，下乡之前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哈尔滨的动物园里没有。据说也是有过一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我下乡之前没去过几次动物园，总之是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中国人家也没电视，便是骆驼的活动影像也没见过。
然而骆驼之于我，却并非陌生动物。当年不少男孩子喜欢收集烟盒，我也是。一名小学同学曾向我炫耀过“骆驼”牌卷烟的烟盒，实际上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外层的包装纸。划开胶缝，压平了的包装纸，其上印着英文。当年的我们不识得什么英文不英文的，只说成是“外国字”。当年的烟不时兴“硬包装”，再高级的烟，也无例外地是“软包装”。故严格讲，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能收集到的都是烟纸。烟盒是我按“硬包装时代”的现在来说的。
那“骆驼”牌卷烟的烟纸上，自然是有着一头骆驼的。但那烟纸令我们一些孩子大开眼界的其实倒还不是骆驼，而是因为“外国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的东西，竟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当年的孩子是没什么崇洋意识的。但依我们想来，那肯定是在中国极为稀少的烟纸。物以稀为贵。对于喜欢收集烟纸的我们，是珍品啊！有的孩子愿用数张“中华”、“牡丹”、“凤凰”等当年也特高级的卷烟的烟纸来换，遭断然拒绝。于是在我们看来，那烟纸更加宝贵。
“文革”中，那男孩的父亲自杀了。正是由于“骆驼”牌的烟纸祸起萧墙。他的一位堂兄在国外，还算是较富的人。逢年过节，每给他寄点儿东西，包裹里常有几盒“骆驼”烟。“造反派”据此认定他里通外国无疑……而那男孩的母亲为了表明与他父亲划清界限，连他也遗弃了，将他送到了奶奶家，自己不久改嫁。
故我当年一看到“骆驼”二字，或一联想到骆驼，心底便生出替我那少年朋友的悲哀来。
后来我下乡，上大学，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再没见到“骆驼”二字，也没再联想到它。
落户北京的第一年，带同事的孩子去了一次动物园，我才见到了真的骆驼，数匹，有卧着的，有站着的，极安静极闲适的样子，像是有骆峰的巨大的羊。肥倒是挺肥的，却分明被养懒了，未必仍具有在烈日炎炎之下不饮不食还能够长途跋涉的毅忍精神和耐力了。那一见之下，我对“沙漠之舟”残余的敬意和神秘感荡然无存。
后来我到新疆出差，乘吉普车行于荒野时，又见到了骆驼。秋末冬初时节，当地气候已冷，吉普车从戈壁地带驶近沙漠地带。夕阳西下，大如轮，红似血，特圆特圆地浮在地平线上。
陪行者忽然指着窗外大声说：“看，看，野骆驼！”
于是吉普车停住，包括我在内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朝窗外望。外边风势猛，没人推开窗。三匹骆驼屹立风中，也从十几米外..望着我们。它们颈下的毛很长，如美髯，在风中飘扬。峰也很挺，不像我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同类，峰向一边软塌塌地歪着。但皆瘦，都昂着头，姿态镇定，使我觉得眼神里有种高傲劲儿，介于牛马和狮虎之间的一种眼神。事实上人是很难从骆眼中捕捉到眼神的。我竟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大约是由于它们镇定自若的姿势给予我那么一种印象罢了。
我问它们为什么不怕车？
有人回答说这条公路上运输车辆不断，它们见惯了。
我又问这儿骆驼草都没一棵，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公路这么近的地方呢？
有人说它们是在寻找道班房，如果寻找到了，养路工会给它们水喝。
我说骆驼也不能只喝水呀，它们还需要吃东西啊！新疆的冬天非常寒冷，肚子里不缺食的牛羊都往往会被冻死，它们找到几丛骆驼草实属不易，岂不是也会冻死吗？
有人说：当然啦！
有人说：骆驼天生是苦命的，野骆驼比家骆驼的命还苦，被家养反倒是它们的福分，起码有吃有喝。
还有人说：这三头骆驼也未必便是名符其实的野骆驼，很可能曾是家骆驼。主人养它们，原本是靠它们驮运货物来谋生的。自从汽车运输普及了，骆驼的用途渐渐过时，主人继续养它们就赔钱了，得不偿失，反而成负担了。可又不忍干脆杀了它们吃它们的肉，于是骑到离家远的地方，趁它们不注意，搭上汽车走了，便将它们抛弃了，使它们由家骆驼变成了野骆驼。而骆驼的记忆力是很强的，是完全可以回到主人家的。但骆驼又像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它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宁肯渴死饿死冻死，也不会重返主人的家园。但它们对人毕竟养成了一种信任心，即使成了野骆驼，见了人还是挺亲的……
果然，三头骆驼向吉普车走来。
最终有人说：“咱们车上没水没吃的，别让它们空欢喜一场！”
我们的车便开走了。
那一次在野外近距离见到了骆驼以后，我才真的对它们心怀敬意了，主要因它们的自尊心。动物而有自尊心，虽为动物，在人看来，便也担得起“高贵”二字了。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小段关于骆驼的文字——有时它们的脾气竟也大得很，往往是由于倍感屈辱。那时它们的脾气比所谓“牛脾气”大多了，连主人也会十分害怕。有经验的主人便赶紧脱下一件衣服扔给它们，任它们践踏任它们咬。待它们发泄够了，主人拍拍它们，抚摸它们，给它们喝的吃的，它们便又服服帖帖的了。
毕竟，在它们的意识中，习惯于主人是它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久前，我在内蒙的一处景点骑到了一头骆驼背上。那景点养有一百几十头骆驼，专供游人骑着过把瘾。但须一头连一头，连成一长串，集体行动。我觉有东西拱我的肩，勉强侧身一看，见是我后边的骆驼翻着肥唇，张大着嘴。它的牙比马的牙大多了。我怕它咬我，可又无奈。我骑的骆驼夹在前后两匹骆驼之间，拴在一起，想躲也躲不开它。倘它一口咬住我的肩或后颈，那我的下场就惨啦。我只得尽量向前俯身，但无济于事。骆驼的脖子那么长，它的嘴仍能轻而易举地拱到我。有几次，我感觉到它柔软的唇贴在了我的脖梗上，甚至感觉到它那排坚硬的大牙也碰着我的脖梗了。倏忽间我于害怕中明白——它是渴了，它要喝水。而我，一手扶鞍，另一只手举着一瓶还没拧开盖的饮料。既明白了，我当然是乐意给它喝的。可驼队正行进在波浪般起伏的沙地间，我不敢放开扶鞍的手，如果掉下去会被后边的骆驼踩着的。就算我能拧开瓶盖，也还是没法将饮料倒进它嘴里啊，那我得有好骑手在马背上扭身的本领，我没那种本领。我也不敢将饮料瓶扔在沙地上由它自己叼起来，倘它连塑料瓶也嚼碎了咽下去，我怕锐利的塑料片会划伤它的胃肠。真是怕极了，也无奈到家了。
它却不拱我了。我背后竟响起了喘息之声。那骆驼的喘息，类人的喘息，如同负重的老汉紧跟在我身后，又累又渴，希望我给“他”喝一口水。而我明明手拿一瓶水，却偏不给“他”喝上一口。
我做不到的呀！
我盼着驼队转眼走到终点，那我就可以拧开瓶盖，恭恭敬敬地将一瓶饮料全倒入它口中了。可驼队刚行走不久，离终点还远呢！我一向以为，牛啦、马啦、骡啦、驴啦，包括驼和象，它们不论干多么劳累的活都是不会喘息的。那一天那一时刻我才终于知道我以前是大错特错了。
既然骆驼累了是会喘息的，那么一切受我们人所役使的牲畜或动物肯定也会的，只不过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罢了。
举着一瓶饮料的我，心里又内疚又难受。
那骆驼不但喘息，而且还咳嗽了，一种类人的咳嗽9９ｌib.t>，又渴又累的一个老汉似的咳嗽。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骆驼的咳嗽声……
一到终点，我双脚刚一着地，立刻拧开瓶盖要使那头骆驼喝到饮料。偏巧这时管骆驼队的小伙子走来，阻止了我。
因为我手中拿的不是一瓶矿泉水，而是一瓶葡萄汁。
我急躁地问：“为什么非得是矿泉水？葡萄汁怎么了？怎么啦？！”
小伙子讷讷地说，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总之饲养骆驼的人强调过不许给骆驼喝果汁型饮料。
我问他这头骆驼为什么又喘又咳嗽的。
他说它老了，说是旅游点买一整群骆驼时白“搭给”的。
我说它既然老了，那就让它养老吧，还非指望这么一头老骆驼每天挣一份钱啊？
小伙子说你不懂，骆驼它是恋群的。如果驼群每天集体行动，单将它关在圈里，不让它跟随，它会自卑，它会郁闷的。而它一旦那样了，不久就容易病倒的……
我无话可说，无话可问了。
老驼尚未卧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瞪着双眼睇视我，说不清望的究竟是我，还是我手中的饮料。
我经不住它那种望，转身便走。
我们几个人中，还有著名编剧王兴东。我将自己听到那老驼的喘息和咳嗽的感受，以及那小伙子的话讲给他听，他说他骑的骆驼就在那头老驼后边，他也听bbr>.到了。
不料他还说：“梁晓声，那会儿我恨死你了！”
我惊诧。
他谴责道：“不就一瓶饮料吗？你怎么就舍不得给它喝？”
我便解释那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做不到的。何况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扭身对我是件困难的事。
他愣了愣，又自责道：“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我多次骑过?
最常干的是连男人们也会叫苦不迭的累活儿脏活儿。然而母亲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挣到份儿钱，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她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干。每月只不过能挣二十来元吧。那二十来元，对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每一天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醒来，母亲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时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时上学去了。倘是冬季，那时北方的天还没亮。或者，炉火不知何时已生着了，锅里已煮熟一锅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过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锅火并没生，屋里冷森森的，锅里是空的，须我来为弟弟妹妹们弄顿早饭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来不及了的，只有现生火，煮锅玉米面粥……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挑回家一担水是不容易的。我家离自来水站较远，不挑水也要走十来分钟。对于才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来分钟了，因为中途还要歇两三歇。我是绝然挑不起两满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水缸里居然已快没水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几乎全扑在学习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会想到自己也该挑水的，一想到就会连挑两担，那便足以使水满缸了。而我呢，其实内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学毕业以后，能分配到较令别人羡慕的工作，挣较多的钱，使全家人过上较幸福的生活。这种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对他的恼火。
然而我开始逃学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没写完作业或根本就没顾得上写，第二天上午忙得顾此失彼，终究还是没得空写——我逃学。
因为端起锅时，衣服被锅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没别的衣服可换（上学穿的一身衣服当然是我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学。
因为一上午虽然诸事忙碌得还挺顺利，但是背上书包将要出门时，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都显出我一走他们会害怕的表情时——我逃学。
因为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家里若炉火旺着，我转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炉火压住，家里必也会冷得冻手冻脚——我逃学。
因为外边在下雨，由于房顶处处破损，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们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学……
我对每一次逃学几乎都有自认为正当的辩护理由。而逃学这一种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价的。我头一天若逃学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唯恐面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的训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结果第二天又逃学，第三天还逃学。最多时，我连续逃学过一个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样帮我圆谎。纸里包不住火，谎言终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时是同学受了老师的指派到家里来告知母亲，有时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来了。往往的，母亲明白了真相后，会沉默良久。那时我看出，母亲内心里是极其自责的，母亲分明感觉到对不住我这个二儿子。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
却往往的，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母亲不愿哥哥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他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6月，父亲回来探家了。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快50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时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时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
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
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
父亲流泪了。
哥哥也流泪了。
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
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
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一点儿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弃了几所保送大学，而且他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的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我开始以哥哥为荣，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了。第一个学期几科全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皮树叶，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他每月仅领到9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10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才3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
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但毕竟的，我们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钉了木板，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
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
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
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我给他开一份工资，由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时，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他显然也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
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
我问大娘：“你们看望的是什么人啊？”
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
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
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1.希腊神话不仅是一个唯美传说
希腊神话故事几乎全面影响了罗马神话故事；而罗马神话故事也深刻影响了罗马宗教；罗马宗教文化又几乎影响了整个欧洲。于是我们可以说，希腊神话乃是西方文艺和文化形成的端点，其后漫长的世纪中，西方戏剧、文学、绘画皆取材于斯，影响直至现当代西方。
在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有以下几点是其重要人文元素：
权力观
奥林匹斯山是众神生活、开会和各自办公的神山。包括众神之王宙斯在内，共十二位神组成类似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在这个核心集体中，尽管宙斯的权力和威力是最大的，但其权力却不是无限大的，威力也不是战无不胜的。如果在某事..上大多数骨干神与他意见相反，那么他很难独断专行。如果他企图靠威力强大一意孤行，那么有些骨干神极可能联合起来，以共同的神威挑战他单一的神威。所以宙斯必须既维护自己众神之王的特殊权力地位，又必须极善于团结其他骨干神们。该让步妥协，则只能让步妥协。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人间有一位国王叫坦塔斯，是宙斯在人间播下的风流种子。他仗着自己特殊的出身背景，骄横傲慢于人间。还仗着自己血统中的高贵基因，经常企图与诸神平起平坐。有一次，他在王宫中宴请几位每对他另眼相看的神们，为了试探他们是否真的具有超能力，竟残忍地将自己的少年之子杀死，煎烹成菜肴，观察那几位神们是否吃出异常。神们当然洞察到了他的卑劣歹毒，于是一齐向宙斯汇报，强烈要求将坦塔斯打入地狱，令他遭受最严厉的惩罚，永世不得超脱。神们认为，一个对自己的亲子都那般残忍的人，其残忍便不可救药了。而宙斯虽然心存姑息，但碍于神们的义正词严，不得不勉强同意。惩罚确乎是严厉的——坦塔斯被浸于地狱中的一个水洞里，水中有各种毒虫噬咬他的皮肉，吸吮他的血液，而水深没及他的颈部。在他眼前，各类美果悬于枝头，近离分寸，但他就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到，连嘴唇都能触到的，还是吃不到。即使他想要喝一口那肮脏的潭水也是痴心妄想，因为被铁链拴在一块巨石上，才一低头，水便退浅。古希腊人将他们受的惩罚概括为“坦塔斯的折磨”，至今这仍是一句希腊名言。在全部希腊神话中，有着特殊的出身背景和神血统的人物不少。但无论哪一个，只要做了恶事，最终都难逃惩罚。包括宙斯在内的无论哪一位神，打算庇护也不能够。
神权在善恶和正义面前，往往顿失自作主张的权威。
还有一个例子，意在直接强调——最大的权力肯定是公权力，拥有公权力的人，包括广受敬爱的神，如果公权私用，那么也必会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一位广受敬爱的神。他对他年仅12岁的小儿子宠爱有加。简直可以说儿子要求什么，他便尽量满足什么。有一次小儿子纠缠他，闹着非要驾他的天火神车在天穹兜一圈。天火神车体现阿波罗的职责，他每日亲驾神车巡行于天穹时，是谓人间白日。他明知儿子的请求太过任性，可最后竟还是答应了。结果神车翻在天穹，事故殃及人间，造成了一场灾难。他的小儿子，也被天火活活烧死。后来有几位神出于对悲痛欲绝的阿波罗的同情以及对他的小儿子的怜悯，既齐心协力减轻了人间的灾难，又使他的小儿子复活了。而太阳神父子，从此深刻地铭记住了那可怕的教训。公权力是神圣的。“神圣”一词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包含有超神性。超神性是谓古希腊人思想意识中的“圣”原则。
民生观
在诸神中，组成核心集体的十二位神分别是：众神之王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战神、火神、海神、信使之神、智慧兼和平女神、月亮兼狩猎女神、谷物女神、美神、佑家女神。
在中国神话故事中，也有佑家之神，即火土神。证明古今中外，家庭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同样重要。但以上诸神中的许多位，在中国神话故事中是缺席的。天后赫拉可以比做中国神话中的王母娘娘。但王母娘娘只不过是玉皇大帝的老伴，并无具体职责。赫拉却是有职责的——保护人间妇女勿受不公平对待。尽管在希腊神话中，她对自己的职责履行得并不怎么样。但直接由天后来负起保护人间妇女的职责，这一种想象诉求，毕竟是意味深长的。证明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妇女不仅仅是男人的性偶，而且和男人一样，也应该受到神的关爱和合理庇护。除了赫拉，还有一位女神，专门负责保护少女的贞洁不受野蛮侵犯。如果说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妇女不可能不等于弱者，那么少女当然是弱者中的弱者。男人们对她们的侵犯，也大抵表现在贞洁即性侵犯方面，所以她们需要由一位女神来专职予以保护。应该说，人类生活安全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人们来担起责任了。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样两点——信使之神名列十二大神之列，证明古希腊人对掌握信息是何等重视；而智慧女神兼和平女神，则证明古希腊人早已意识到，和平难求，故而需要智慧……
正义观
《荷马史诗》是希腊神话的重要内容。
《奥德赛》等于是一场战争史。
战争是这样引起的——有次诸女神聚会，没请一位不该忽略的女神，即不和女神。结果使不和女神心内恼火，偏作不速之客，并出示一个金苹果，说要献给最美的女神。于是天后赫拉、司美女神和爱神争执起来。宙斯在妻子、女儿和情人之间，殊是为难，私下里求不和女神，干脆将金苹果给予凡间一个叫海伦的女子算了。海伦原本只不过是宙斯亲雕的一尊石像，因为他太喜爱自己的作品了，青春女神给予了她生命，爱神给予了她女人味儿，智慧女神给予了她聪慧。不和女神给了宙斯面子，但天后赫拉郁闷了，运用神力使特洛伊城国王的小儿子诱拐了海伦。这又令宙斯极为恼火，因为他已使海伦成为了人间一个极有势力的国王的王后。当然，对于海伦，这是一件无爱可言的事情。宙斯这么安排，存在有他对海伦的不轨之心。而天后赫拉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杜绝宙斯的非分之想。彼国的王后被一个小国的小王子拐走，当然要召集各路人马，大兴问罪之师。于是，人间发生了一场攻与守的大战，著名的《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故事，便这样拉开了序幕……
这样的神话故事又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为什么说它包含着影响西方各国的浓厚的人文元素呢？
且看故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攻城一方的将领中，有一位叫阿喀琉斯的大英雄。他受战神雅典娜的庇护，骁勇无敌。雅典娜是宙斯的妹妹，战争立场自然站在攻城的军队一方。一次双方交战城下，阿喀琉斯与诱拐海伦的特洛伊城的小王子决斗。后者自然非是他的对手，被击落了剑和盾，可怜地在地上乱爬。
神话中为什么要有这一情节呢？
正是要传达这样一种思想——谁若以不光彩的方式使他人蒙羞，那么他自己也必加倍地蒙耻。城上观看着这一幕的人中，包括爱他的父王在内，以及他的一概亲人和将士和人民。幸而，他的哥哥赫克托耳千钧一发之际杀来，救了他一命。
阿喀琉斯有一个表弟，是一个爱虚荣的青年战士。他平时羡慕极了阿喀琉斯的英名，有次偷偷穿上表哥的铠甲，冒充表哥叫阵，结果死在赫克托耳的矛下。
又想要传达什么思想呢？
虚荣之人，必付出代价。在战时，那就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一言以蔽之，虚荣害死人。
阿喀琉斯因而大怒，叫阵要与赫克托耳单独决斗，结果赫克托耳又死在阿喀琉斯的矛下。并且，阿喀琉斯策马在城下拖其尸。赫克托耳也是一位大英雄，并且受太阳神阿波罗庇护。那么阿波罗为什么能容忍他死得又惨又备受羞辱呢？因为这是赫克托耳必付的代价。他从外地赶回城中，本应劝说自己的弟弟将海伦送出城去，但他却表示了对弟弟和海伦之间真爱的理解，放弃了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惜使全城将士以及百姓和他一道，为他弟弟的一己之情共担生死存亡之险……
无论两个人爱到何种地步，若以众生的生命为代价，这是绝不会受到任何一位神的保佑的。谁支持了这样的爱情，谁也要为自己的不正确的做法付出代价。
最悲伤、最受辱的，莫过于特洛伊城的老国王。小儿子在阵前连滚带爬，大儿子战死后又被拖尸，他的心都要碎了。他本是一位好国王，但他实在有些咎由自取。他不但是父亲，还是国王。他要为他对小儿子的溺爱付出代价……
最终，特洛伊城被攻破了，阿喀琉斯被赫克托耳的弟弟以箭射死。因为英雄和英雄决斗，生死由命。但侮辱对方的尸体，也是神所不容的。那样做了的人，也要为自己的不人道付出代价。
而老国王被敌方的国王杀死了。
神不保护一位为了使自己的儿子高兴便拿全城人的生命来赌输赢的国王。
敌方的国王又被赫克托耳的妻子杀死了，因为他虽出师有名，但全无了仁慈悲悯之心。神反对一位君主杀死另一位君主，更愤怒于获胜的一方既不但下屠城令，还要霸占一位英雄的未亡人……
但是神们对于真爱，还是网开一面了——特洛伊城的小王子，在混乱中带领海伦逃到了连宙斯都发现不了的地方，从此过起了平静的凡人夫妻的生活。
战争发生在人间，又似乎是天上的神们在进行神力的较量。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的英雄，怎样的国王，不管他受哪一位神的暗中庇护，只要他做了严重的错事，他都只能付出惨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什么又是严重的错误呢？自私、虚荣、将亲情感觉摆放于众生命之上、胜利者的残暴而不是应有的仁慈悲悯、侮辱死者，都是人不应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在这一点上，虽然又有着一种原则连神们也不敢冒犯——便是我们后来称之为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而这一点，也是后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竭力传播的，只不过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形成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诞生的年代还要早四五个世纪……
既然以上都是很严重的错误，悲剧的发生完全是由于特洛伊城的小王子和海伦两个人引起的，却又偏偏是他们保全了性命——这公平吗？
在从古至今的西方的文化中，真爱每每是获得宽恕的。
宽恕并不等于赞同。
《荷马史诗》的下部 href='2087/im'>《伊利亚特》，讲的便是大战结束以后，一位叫俄底修斯的英雄，怎样率部下返回家园的历险故事。他历经苦难，受到美丽的海妖的诱惑，受到更美丽的太阳神的女儿的诱惑，被骗之下吃过“忘忧果”，但都不能改变他早日回到家乡、回到妻子身边的决心。他对太阳神的女儿说：“你比我的妻子美丽一百倍，但我的妻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的女人。”而他的妻子，同样在家乡面对一切诱惑，相信自己的丈夫总有一天会回来……
这与其说是历险的故事，毋宁说更是关于爱情的誓约的故事。古代的西方人类，用这样的故事想要表明，神真正鼓励的爱情，正是如此爱情。
所谓神的思想，在古代的西方，更是人性最高境界的思想，只不过借神的言行传播向人间而已。
一位正派的西方人士，他的诸种人生信条中，肯定有一条是——“我有权保卫自己的生活不受别人的影响和侵犯，但我也绝不做影响和侵犯别人生活的事。”
生活质量观
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有质量的生活，或曰有品质的生活，那一定是人人知识化了的、文艺内容丰富的生活。故在希腊神话中，共有九位女神分别掌管各类文艺和知识，统称缪斯。在古希腊物质和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国王甚至要求每个公民都至少应该擅长一类文艺，或作诗，或绘画，或歌唱，或舞蹈，或器乐，或雕塑，或戏剧，或表演等等。但我们必须明白，那时的古希腊，终究只不过是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对于奴隶们，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理想国。但奴隶们也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如果他们中有谁在文艺或知识方面表现出极优的才华，那么将有可能摆脱自己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的不幸命运，伊索便是一例。他后来不但获得了自由人身份，还做过希腊的外派官吏。文艺使古希腊人具有特别浪漫的气质和想象力——时序女神、雨虹女神、夜女神，还有妩媚、优雅、纯洁三女神，这些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没有的。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中，不浪漫的生活，虽然不是有品质的生活，而..这也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发生的社会理由之一……
英雄观
希腊神话中英雄多多，但普罗米修斯乃是英雄中的英雄，是最受爱戴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之神，那么他也有着神的血统。他“造”出了人，是人类之父。他却从来也不因而傲慢于人类，仅仅要求自己做人类忠实无私的朋友。他教人类观察天体运行、日月升落、星辰密疏的现象，以使人类了解宇宙规律，对可能发生的灾难预先做出预防；他教人类掌握农耕、造船、驯养牲畜以及航海、采矿、制药医病的种种能力；他还教人类创造文字、数字和影响人类喜爱文艺……当然，他最果敢无畏的英雄事迹是为人类盗火。
普罗米修斯所做之一切，归根到底是为了使人类也变得文明起来，在神们的眼中树立起应有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
后来，一位大英雄发现了他在遭受着的苦难，射死了宙斯派遣天天啄食他腑脏的神鹰；并且，另有一位半人半兽的神感动于他的事迹，宁肯冒充他将自己缚在山里，以使他避免遭受宙斯的进一步迫害，得以为人类去寻找潘多拉的盒子，好将希望也从盒子里放出到人间来……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希腊神话的第二篇。第一篇讲述的是宙斯如何成为众神之王的内容。也就是说，新的一种神权形成不久，人类便诞生了。而人类从诞生之日起，既不得不诉求神权的保护和关爱，也不得不与神权进行着长期不懈的主张人权利的抗争。在这一种抗争过程中，人类是弱势的，往往陷于孤立无援之境，所以特别需要普罗米修斯这样的人权利的无私的保护者。
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二字频繁出现，英雄事迹林林总总，却恰在普罗米修斯名字前边，从未出现过“英雄”二字。
有的人物，人类用“英雄”二字来称颂他们已显得太不够了，普罗米修斯便是。
普罗米修斯就是普罗米修斯。
他曾对宙斯派来对他行刑的一名神吏说：“如果谁明知某事正义而且冒险，他却决定了去做，那么他即使失败了，也应无怨无悔地承受因而导致的个人苦难。”
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高于英雄，使神的权威也黯然失色。
他的话，至今也是几乎一切敢于向他那样去行动的人间英雄的信条……
浪漫中的理性
希腊神话中最浪漫之点乃在于——举凡一切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其职能和人类现世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的神，大抵为女性，而且几乎全都美丽，只不过各有各的不同美点罢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和母系氏族社会的深远影响有关。但母系氏族社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也同样经历过的，为什么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情形却不是那样的呢？
比如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天宫诸神，排开列队，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赳赳武夫形象的男神。
恐怕有一点更是原因，即古希腊人对于美，当时已有超乎寻常的敏感。
他们的神话想象具有显然的唯美倾向。
希腊国土乃是由四百余座美丽岛屿组成的。生存环境之美，使人类的早期想象力必然具有唯美倾向，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古希腊神话并不仅仅是一味浪漫、一味唯美的。不知女神在神话中的存在，证明理性思想的哲学萌芽已产生。
如果说世界原本是和谐的，那么自从有了人类，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难以和谐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也一直是难以和谐的。
和谐是愿望，是主观的，相对的；不和谐是现实，是客观的，绝对的。
一种和谐达成了，另一种不和谐会随之产生；一个时期的和谐实现了，不和谐将可能潜伏在下一个时期里。
人类社会永远不能一蹴而就地摆脱此种苦恼，这是人类哲学思想力始终不渝的动力。不和女神的千古存在，乃是古西方、中国和外国之哲学思想千古存在的最根本、最直接、最具针对性的理由。对于后世的人类，也是如此。
故，我们不但要尊敬自己那些文化经典，也须尊敬别人的文化经典。
无论我们的还是别人的文化经典，都是全人类的……
2.不革命行吗？——我们拿什么拯救世界
建国以来相当长时期内，《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小学生六年级课本中的一篇重要课文——许许多多的小学语文老师们曾在课堂上强调它的“基本思想”是安徒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含泪的控诉”。既是控诉，且含着泪，那么对于控诉的主体亦即资本主义，照马克思的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乎只有革命。或用毛泽东观看京剧《白蛇传》时霍然而起大声所说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行吗？！”
毫无疑问，《卖火柴的小女孩》确是安徒生的含泪之作。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它也确是一面镜子。但是它所要唤起的并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国家人道主义。
对于一个民族也罢，对于一个国家也罢，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没有同情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没有人道主义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我只知道那不是，坚信那不是。至于究竟是什么，说不大好。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卖火柴的小女孩》、 href='603/im'>《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的故事》、《丑小鸭》……
王尔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快乐王子》。
麦加菲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在写给美国孩子的《成长的智慧》一书中，将同情和善良列为第一、二章，且为第一、二章写了全书最多的短文……
否则，屠格涅夫不会写《木木》和《猎人日记》……
斯托夫人不会写《汤姆叔叔的小屋》……
托尔斯泰不会写《午夜舞会》……
契诃夫不会写《伊凡的信》……
高尔基不会写《在底层》……
雨果不会写 href='2081/im'>《悲惨世界》……
左拉不会写《萌芽》……
纵然一向以笔做投枪和匕首的鲁迅，大约也不会写《祝福》吧……
而柔石则肯定不会写《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天生就产生出以人道主义为人性之最高原则的思想或曰作为人的基本情怀来的。人需要人道主义的教育。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给谁们看的呢？作为童话，它当然是首先写给孩子们看的，但它绝对不是首先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床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给她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样——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猎人日记》并不是写给农奴和农民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写给黑奴看的；《午夜舞会》不是写给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写给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给地主老爷做童仆的小伊凡们看的；《在底层》不是写给人生陷入无望困境的失业者们看的； href='2081/im'>《悲惨世界》不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萌芽》不是写给当牛做马似的矿工们看的；《祝福》也不是写给祥林嫂们看的……
以上一些书的及时问世，及时地体现着文化的良知。
当文化也没了良知，集体朝理应被同情的阶层和人们背转过身去佯装未见的时候，那样一个国家也就向和谐的宗旨背转过身去了。
而打压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压全社会最底线的良知。
而连文化的同情都获得不到的一部分民众，乃是最不幸的民众。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义曾体现于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启蒙了穷人和教育了富人，从而，文化了国家。我认为这是比革命伟大的意义。文化当然绝不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但倘竟从来没有好好地起到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质，无论怎样提升了来进行评论，都是可疑的。
于是联想到了“希望工程”，据有关资料统计——它的绝大多数捐款者，乃是小学生、中学生和退休了的老人们。
我们中国的老人和孩子们还具有同情心和善良，这实在是中国的安慰。
我以我眼看中国，我们的孩子们和老人们，并不是人文主义的文化首先要教育的对象。
自然，旁人们也不必首先接受此种教育。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人文主义文化在教育西方国家的公仆和富人方面，真的不可谓不成功，起码是比较地成功。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会发现，思考的过程、产生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这种快乐是其他快乐无从取代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因而活得更像个人，更愉快，更自然……
3.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广泛极其丰富的概念。我想仅就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现象，而且主要是关于国家、民族、民主和知识分子们亦即古代文人们与权力、权势关系的某些思想现象，向诸位汇报我自己的一点儿浅薄之见。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说和古人追述之中的朝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距今4000余年了。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那么商朝应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文化史的端点。其后一概思想现象，皆由此端点发散而存。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了，那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历史阶段，统治权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可?9９ｌib.谓波澜动魄，时事惊心。也许正是因为那样一种局面，促使和刺激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们积极能动地思考统一与统治的谋略。他们相互辩论，取长补短，力争使各自的思想更加系统、成熟，具有说服力。那是中国古代思想者们自发贡献思想力的现象，后人用“诸子百家”来形容。而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时期的思想家。
以当时而谈，孔子们的思想确乎是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文 5316." >化、风俗、人和自然、家庭、人以及自身的关系，如生老病死，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当时都想到了。藏书网
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们，是特别重视思想美感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比如“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句古代名言，道理并不深奥，但与天与地进行了修辞联系，语境宏大开阔，不仅具有思想美感，而且具有极为亲和的说服力。因为其修辞暗示显然是——且不论你能否做到，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思想，你仿佛就已经是君子了。而是君子的感觉，当然是人人都愿有的令人愉快的感觉。正确的思想，以美的语言或文字来传播，才更有利于达到其教化作用。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既不但重视思想力的美感，分明还深谙并尊重接受心理学。
看我们的当下，有些官员的话语，即使在宣传很正确的思想时，也往往是令人打瞌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极其反感的。他们宣传思想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缺乏形象生动的词汇，仿佛一旦撇开人人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的那一套“政治常用词”，便不会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还每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思想特权者的盛气凌人的语势训人，使别人感到思想压迫。
我认为，他们尤其应该向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学习。我们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还是很精粹的。
比如“治大国若烹小鲜藏书网”这一绝妙比喻，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堪称佳句经典。“苛政猛于虎”，则一针见血。
曾经有一段时间，简单粗鄙的思想方式特别流行，比如“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应该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破”字，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更应该是一个包含智慧性的动词才对，是指尽量采取智慧性的主动态度。好比一盘看起来的死棋，也许并非真的每一个棋子都没有活步了。也许发现了哪一个棋子的一步活步，便全盘僵局改变，所以才有一个词叫“破局”。在作文章方面叫“破题”，数学、几何里叫“破解”。而在某些人士那里，“破”的意思似乎便是彻底“破坏”掉，以摧毁为能事。
我个人认为，铲倒性的思想力，难免更是思想冲动力。思想冲动力也是浮躁之思想力。目的纵然达到，代价往往巨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方法和目的之关系方面，是很重视代价大小的。
我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有如下特征：1．农耕时代以农为纲的思想；2．渴望明君贤主的抱负寄托思想；3．求稳抑变的保守主义思想，这里指的是后来成为历朝历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现象另当别论；4．道德理想主义思想；5．文人实现个人功利前途的特质；6.唯美主义的思想力倾向。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思想力这一概念，同时也必然是封建时代思想家和思想力的概念。既然是封建时代的，再博大再精深，那也必然具有封建时代的杂质，存在有服务于封建秩序的主观性。所以，我个人绝不是所谓“传统文化思想藏书网”的崇拜者。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思想的一大兴趣点，往往更在于为帝王老师。这是我不崇拜的主要原因。好为帝王老师，难以做到在思想立场上不基本站在帝王者们一边。
当然，站在帝王身侧的一种思想立场，也往往贡献出有益于国泰民安的思想。比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善修睦。”——这样的思想，帝王们若不爱听，其实等于自言自语。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比较自信只要自己们苦口婆心，是完全可以由他们教诲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
而西方古代思想现象的端点，却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散开来的。古罗马帝国是形成过民主政体的雏形的，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天下为公”是不需要谁教诲谁的，是人类社会的公理，像几何定义一样不必讨论。
两种端点是很不同的，所谓“种子”不一样。
帝王统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儒家思想乃是帝王们唯一明智选择的思想力，所以他们经常对儒家思想表现出半真半假的礼遇和倚重。这就形成为一种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于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曰中国文人，越来越丧失了思想能动力，代代袭承地争当儒家思想的优秀生，做不做帝王老师都不重要了，能否进入“服官政”的序列变得唯一重要了。当前，“儒家文化”似乎渐热，对此我是心存忧虑的。
在21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而如此一种当代中国的思想现象究竟说明了些什么，我还没想清楚，待想清楚了再作汇报……
4.做立体的中国人
（1）
二十几年前，倘有人问我——在中国，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大学。
十几年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一结论。尽管那时我被邀到大学里去讲座，受欢迎的程度和二十几年前并无区别，然而我与学子们的对话内容却很是不同了——二十几年前学子们问我的是文学本身，进言之是作品本身的问题。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作品本身的兴趣远大于对作者本身，而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中文教学的幸运；十几年前他们开始问我文坛的事情——比如文坛上的相互攻讦、辱骂，各种各样的官司，蜚短流长以及隐私和绯闻。广泛散布这些是某些媒体的拿手好戏。我与他们能就具体作品交流的话题已然很少。出版业和传媒帮衬着的并往往有作者亲自加盟的炒作在大学里颇获成功。某些学子们读了的，往往便是那些，而我们都清楚，那些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现在，倘有人像我十几年前那么认为，虽然我不会与之争辩什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相。或反过来说，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未必仍在大学里。
那么，它在哪儿呢？
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当然依旧存在着。正如在世界任何国家一样，在21世纪初，它不在任何一个相对确定的地方。它自身也是没法呈现于任何人前的。它分散在千人万人中。它的数量已大大地缩小，如使它的分散变成聚拢，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是确乎存在的。而且，也许更加的纯粹了。
他们可能是这样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在社会这一个大熔炉里，受到过人生的冶炼。文化的起码素养加上对人生、对时代的准确悟性，使他们较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乃至一首歌曲、一幅画或一幅摄影作品，得出确是自己的，非是人云亦云的，非是盲目从众的，又基本符合实际的结论。
当然，他们也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根本没迈入过大学的门坎。那么，他们的鉴赏能力，则几乎便证明着人在文艺方面的自修能力和天赋能力了。
人在文艺方面的鉴赏能力，检验着人的综合能力。
卡特竞选美国总统获胜的当晚，卡特夫人随夫上台演讲。由于激动，她高跟鞋的后跟扭断了，卡特夫人扑倒在台上。斯时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当年我们的电视机还未普及），全世界约十几亿人都在观看那一实况。
卡特夫人站起后，从容走至麦克风前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是为你们的竞选热忱而倾倒的。”
能在那时说出那样一句话的女性，肯定是一位具有较高的文艺鉴赏能力的女性。
迄今为止，法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海军女中将，当年曾是文学硕士。对于法国海军和对于那一位女中将，文学鉴赏能力高也肯定非属偶然。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是举世公认的，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细想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
是的，我固执地认为，对文艺的鉴赏能力，不仅仅是兴趣有无的问题。这一点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所能说明的，肯定比“兴趣”二字大得多。它不仅决定人在自己的社会位置和领域做到了什么地步，而且，决定人是怎样做.的。
（2）
前不久我所在大学的同学们举办了一次“歌唱比赛”——27名学生唱了27首歌，只有一名才入学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26名学生唱的皆是流行歌曲。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我为你心口疼你为我伤心那一类。
我对流行歌曲其实早已抛弃偏见。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校园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代新人原来是在多么单一而又单薄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在那一文化背景之下“自然”成长，也许从来不觉得缺乏什么。他们以相当高的考分进入大学，似乎依然仅仅亲和于那一文化背景。但，他们身上真的并不缺乏什么吗？欲使他们明白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已然非是易事。甚而，也许会使我这样的人令他们嫌恶吧？
到目前为止，我的学生们对我是尊敬而又真诚的。他们正开始珍惜我和他们的关系。这是我的欣慰。
（3）
大学里汉字书写得好的学生竟那么的少。这一普遍现象令我愕异。
在我的选修生中，汉字书写得好的男生多于女生。
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反而汉字都书写得比较好。他们中有人写得一手秀丽的字。
这是耐人寻味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甚至极为郑重地要求他的研究生在电脑打印的毕业论文上，必须将亲笔签名写得像点儿样子。
我特别喜欢我班里的男生——他们能写出在我看来相当好的诗、散文、小品文等等。
近十年来，我对大学的考察结果是——理科大学的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反而比较有真性情。因为他们跨出校门的择业方向是相对明确的，所以他们丰富自身的愿望也显得由衷；师范类大学的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亦然，因为他们毕业后大多数是要做教师的。他们不用别人告诉自己也明白——将来往讲台上一站，知识储备究竟丰厚还是单薄，几堂课讲下来便在学生那儿见分晓了；对文学的兴趣特别勉强，甚而觉得成为中文系学子简直是沮丧之事的学生，反而恰恰在中文系学生中为数不少。又，这么觉得的女生多于男生。
热爱文学的男生在中文系学生中仍大有人在。
但在女生中，往多了说，十之一二而已。是的，往多了说，十之八九，“身在曹营心在汉”，学的是中文，爱的是英文。倘大学里允许自由调系，我不知中文系面临的是怎藏书网样的一种局面。倘没有考试的硬性前提，我不知他们有人还进入不进入中文课堂。
（4）
中文系学子的择业选择应该说还是相当广泛的。但归纳起来，去向最多的四个途径依次是：留校任教，做政府机关公务员，做大公司老总文秘，或是做报刊编辑、记者及电台、电视台工作者。
留校任教仍是中文系学子心向往之的，但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起码要获硕士学位资格，硕士只是一种起码资格。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这是中文系学子们内心都清楚的。公务员人生，属于仕途之路。他们对于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旷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却步。做大公司老总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系女生所青睐的职业。但老总们选择的并不仅仅是文才，所以她们中大多数也只有暗自徒唤奈何。能进入电台、电视台工作，她们当然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进去的单位，她们对此点不无自知之明。那么，几乎只剩下了报刊编辑、记者这一种较为可能的选择了。而事实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纳中文毕业生的业界。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乃是，报刊编辑、记者早已不像十几年前一样，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职业。尤其“娱记”这一职业，早已不被大学学子们看好，也早已不被他们的家长们看好。岂止不看好而已，大实话是——已经有那么点儿令他们鄙视。这乃因为，“娱记”们将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在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有那么点儿让人鄙视的地步。尽管，他们和她们中，有人其实是很敬业很优秀的。但他们和她们要以自己的敬业和优秀改变“娱记”这一职业已然扭曲了的公众形象，又谈何容易。
这么一分析，中文学子们对择业的无所适从、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无极现实之原因的……
（5）
“学中文有什么用？”
这乃是中文教学必须面对，也必须对学子们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可以对“有什么用”作多种多样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
我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当代问题，后来一翻历史，不对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清华学校文科班的“闻一多”们，便面临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并被嘲笑为将来注定了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无当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后来丰富多彩的新文学及文化现象供我们今人津津受用呢？
中文对于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
中文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却还没有谁很好地说一说。
学历并不等于文化的资质。没文化却几乎等于没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谈得上有多高。这类没思想品位也没情感品位的中国人我已见得太多，虽然他们却很可能有着较高的学历。所以我每每面对这样的局面暗自惊诧——一个有较高学历的人谈起事情来不得要领，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们的文化的全部资质，也就仅仅体现在说他们的专业，或时下很流行的黄色的“段子”方面了。
一个人自幼热爱文学，并准备将来从业于与文学相关的职业无怨无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释“学中文有什么用”。但目前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绝非都是这样的学子，甚而大多数不是……
（6）
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了中文学子呢？
因为——由于自己理科的成绩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只能在高中分班时归入文科；由于在高考时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选择了中文，尽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础几近于白纸一张；由于高考的失利，被不情愿地调配到了中文系，这使他们感到屈辱。他们虽是文科考生，但原本报的志愿是英文系或“对外经济”什么的……那么，一个事实是——中文系的生源的中文潜质，是极其参差不齐的。对有的学生简直可以稍加点拨而任由自修，对有的学生却只能进行中学语文般的教学。
（7）
不讲文学，中文系还是个什么系？
（8）
中文系的教学，自身值得反省处多多。长期以来，忽视实际写作水平的提高，便是最值得反省的一点。若中文的学子读了四年中文，实际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小，那么不能不承认，是中文教学的遗憾。不管他们将来的择业与写作有无关系，都是遗憾。
（9）
在全部的大学教育中，除了中文，还有哪一个科系的教学，能更直接地联系到人生？
中文系的教学，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中文的“知识”的教学。中文教学理应是相对于人性的“鲜蜂王浆”。在对文学做有品位的赏析的同时，它还是相对于情感的教学，相对于心灵的教学，相对于人生理念范畴的教学。总而言之，既是一种能力的教学，也是一种关于人性质量的教学。
（10）
所以，中文系不仅是局限于一个系的教学。它实在是应该成为一切大学之一切科系的必修学业。
中文系当然没有必要被强调到一所大学的重点科系的程度，但中文系的教学，确乎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一批批培养的究竟是些“纸板人”还是“立体人”的事情。
我愿我们未来的中国，“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
我愿“纸板人”的特征不成为不良的基因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我愿“立体人”的特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体现。
5.“天下为公”是全人类的精神生命
（1）
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皇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察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了。他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个的，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儿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难。好景不再，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天朝的那种礼啊！”
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点子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９9ｌｉb?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王乔治一世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着共议国是，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国最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的关系，也还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么样呢？乔治一世一死，儿子称君，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们，还不是一个一个被杀害了吗？到了乔治八世，自己亦难逃身首两处的下场。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宣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伏尔泰也成为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了。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公民议会”处以死刑了，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视为己任，“替天行道”……
封建社会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古已有之的民主也制度化的……
（2）
但古罗马的情况却那么例外。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了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改变：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并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罗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国里将民主制度化了。
细想想，我们后人难免困惑——当时的罗马，其实还是一个兼有显然的奴隶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国，怎么就会产生了“元老院”那么一种特现代的民主形式呢？民主现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进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了，人民才能变为公民，才能拥有公民的公权力。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罗马才废除了帝王制，改为“保民官”制。恺撒起初只不过是“保民官”。他这位“保民官”当多久，取决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对他的政绩评估如何。倘若他当得不好，别人经由公选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了。当时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统率众兵的将军庞培。“元老院”倒是使一个古国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了，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个古国于是成为理想国了。最血腥、最野蛮、最残酷、最违背人性的事情依然发生在罗马，便是经常发生在角斗场里的事情，便是奴隶非人，奴隶主有权任意惩罚、买卖乃至杀死奴隶。
而且在元老、贵族和保民官之间，权力争斗、尔虞我诈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暗杀手段也是家常便饭。恺撒不甘于仅仅做“保民官”，打算称帝，结果被元老们所杀。对于恺撒，这是悲剧；而对于一个古国的民主制，即是迫不得已。只要人类的历史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公权力不被权力欲极大的人个人化。
又比如拿破仑……
（3）
古罗马帝国后来形成了意大利公国。
由于这个公国曾有过以上历史经历，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实属必然。那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已见端倪，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任何一个新阶级都必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不屑于仅仅充当封建贵族阶级文化的“异己继承者”，对于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化又看不上眼，所以备感文化饥渴。如果不能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那么将不但在文化方面被封建贵族阶级所蔑视，也会被劳动人民所讥笑，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
只要有阶级存在，文艺就既不但注定具有阶级的形式特征，也注定具有阶级的思想色彩。复兴来复兴去，不同于封建贵族阶级的文艺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悄然形成。像孔子“克己复礼”是由于有一个周天朝的“样板”存在过一样，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也是由于有一种古罗马的民主制曾存在过。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一经形成，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随之发生。那一行动之目的在于颠覆帝制。肩负那一使命的群体叫“党”，具体说是“烧炭党”，因为他们经常装扮成贩卖炭的脚夫进行串联，凝聚力量。
href='2084/im'>《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后来便是烧炭党人。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法尼娜·法尼》，内容写的便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小姐与一名青年“烧炭党”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司汤达曾作为法国的外派官员在意大利生活过多年。文艺复兴的接力棒一经传到法国，于是演变为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随之在法国全面爆发。民主是需要用血来换的。法国资产阶级流不起那么多血，便将平民阶级鼓动起来，和他们一起造反。平民阶级对于造反这类事一向很来劲儿，资产阶级>反而被吓着了，就反戈，再与封建贵族阶级联合起来，镇压平民阶级的造反。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平民阶级，三方面都死人无数；三方面人的手上，都交错沾染了别的两方面的鲜血。比起来，平民阶级所流的血最多。人类用血浇铸出了一部《人权宣言》，它使人类的血总算没白流……
（4）
民主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才牢固地确立了其文明意义。
封建的王朝统治最长的也不过二三百年，还要依赖于封建专制的手段。其不可持续，已无需证明。
人类希望借民主政体，以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享有公民权——人权。
这一种可能性，也已无需证明。故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全人类的精神生命。
在独裁的、专制的政体和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之间，民主的管理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幸而人类已经进入了理性时期，较能够靠理性包容各种民主制度的差强人意之点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替封建帝王们所出的这一统治招数是最阴损的，也是今日之中国人最应予以唾弃的。
归根结底，民主乃是使一个国家在思想上不沉睡的“脑白金”。
近代的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于统治者的卑鄙，致使国人在思想上集体睡着了。所以我们这一头“东方睡狮”，当年被外国人用大炮来轰，起初却仍一眼开一眼闭，半醒不醒……
6.权力与美学
依我浅见，权力与美学之间，大约是有些关系的。
君不见，古今中外，人类为权力不是设计了不少象征么？王冠、王杖、王宫或皇宫，是也；专车、专列、专机，是也。中国古代的“乌纱帽”，是官居几品的象征。而中国古代的官员们一旦被定了罪，便会被当即摘去乌纱。玉玺和官印自然更是权力的象征。现在中国的官员们比起古代的官员们，不必再操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免去了守印之累：官印已不再叫印，叫名章，叫公章。名章就是名章，并不能单独当了公章来用的；丢失了，再刻一枚就是。而公章，由专人保管；丢失了，作一次内部的或报上的声明就是。即使被盗用了，一般也不至于将责任直接追究到官员头上，而由保管者承担。但在古代，官丢了印，那对于他可是件天大的事，只有高官bbr>..，“行政待遇”方面才配有“护印”官之类的专职服务人员。
依我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人，无不生活在权力制约之下。
“统治者”、“公仆”、“领导”……当然，也不只是叫法不同了，权力性质变了。“公仆”或“领导”与“统治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为所欲为，而前者必须接受监督。现在全世界的官都害怕同一件事，那就是揭发检举。
正是在此点上，我认为权力和美学发生了关系。
我认为相对权力，民主和监督不但是政治话语，其实也是美学话语。权力是一柄双刃之剑。它足以使也很容易使权力拥有者的人性和人格异化，结果经由权力，往往伤害了并且异化人们的人性和人格。世界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美好又从何谈起呢？
为了使更多的普通人都能够感觉到世界毕竟是美好的，少数人拥有的权力必须合法产生。为了使一切权力拥有者的言行也受到制约，那么必须赋予一切普通人监督他们的权力。人类的社会既不能处于没有权力的局面，又不能允许少数人通过权力变为人上人，便自然而然产生出对于权力从形式到性质所寄托的种种合乎公愿的理想。而凡赋理想之事，皆附美学内容：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
“为地占者不能成土，为禄仕者不能成政。”
“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
中国古代先贤先哲们关于权力的那些思想，多么美好啊！如是，则权力拥有者是“美人”也，则权力本身亦美矣。只不过，在以王权为全社会的权力基础的古代，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权力阶层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么理想化的程度，权力本身也不能。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众所周知，以上都是毛主席生前庄庄重重讲过的话。
对于权力，健全的政治体制和成熟的经验，与思想理念是同等重要的。这一种形式和性质的统一，在美学上，当可曰为“和谐美”。不和谐，则权力被人异化，人反过来异化权力，皆难“美”矣。
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比从前健全多了，司法体制也比从前健全多了，并且在继续改革进步着。因而今天，对于权力，我们有了对被赋予权力的人和权力本身，寄托更加符合美学原则的希望。广泛的人性认知水平是美学的基础。我们希望代表权力的人和权力本身更美好些，也就是希望它和他们更智慧些，更仁慈些，更经验丰富些，从而更人性化一些。
智慧、仁慈、平等、公正，明智、克己奉公的精神，无怨无悔的责任，丰富的经验和雄辩的风>9９lｉｂ?采以及幽默的方式，我以为，一个人他个人的品质美点越多，越具有人格之魅力，当他被赋予权力之后，那一种权力也就会变得像他本人一样，成为别人愿意自觉服从的权力，而不是反过来；同样道理，若我们对权力本身产生的方式，被赋予的仪式，行使的范围和受监督的前提思考得越周到，越符合公愿，它就越接近着是一种体现我们人类“思想之类”的“东西”，而即使某个并不优秀的人拥有了它，也或许由于它的要求渐渐变得优秀起来。起码，不至于变得恶劣。最后我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一切关于权力的文明的进步的思想成果，都是大体上符合美学原则的思想成果。而“权力美学”，这一定是将来有人会深入研究和总结的一门政治学科。
7.与欲望兵团打个平手的一辈子
人生伊始，原本是没有什么欲望的。饿了，渴了，冷了，热了，不舒服了，啼哭而已。那些都是本能，啼哭类似信号反应。人之初，宛如一台仿生设备——肉身是外壳，五脏六腑是内装置，大脑神经是电路系统。而且连高级“产品”都算不上的。
到了两三岁时，人开始有欲望了。此时人的欲望，还是和本能关系密切。因为此时的人，大抵已经断奶。既断奶，在吃喝方面，便尝到过别种滋味了。对口感好的饮食，有再吃到、多吃到的欲望了。若父母说，宝贝儿，坐那儿别动，给你照相呢，照完相给你巧克力豆豆吃，或给你喝一瓶“娃哈哈”……那么两三岁的小人儿便会乖乖地坐着不动。他或她，对照不照相没兴趣，但对巧克力豆豆或“娃哈哈”有美好印象。那美好印象被唤起了，也就是欲望受到撩拨，对他或她发生意识作用了。
在从前的年代，普通百姓人家的小小孩儿能吃到能喝到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偶尔吃到一次喝到一次，印象必定深刻极了。所以倘有非是父母的大人，出于占便宜的心理，手拿一块糖或一颗果子对他说：“叫爸，叫爸给你吃！”他四下瞅，见他的爸并不在旁边，或虽在旁边，并没有特别反对的表示，往往是会叫的。
小小的他知道叫别的男人“爸”是不对的，甚至会感到羞耻。那是人的最初的羞耻感，很脆弱的。正因为太脆弱了，遭遇太强的欲望的挑战，通常总是很容易瓦解的。此时的人跟动物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人要和动物有些区别了，仅仅长大了还不算，更需看够得上是一个人的那种羞耻感形成得如何了。
能够靠羞耻感抵御一下欲望的诱惑力，这时的人才能说和动物有了第一种区别。而这第一种区别，乃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最主要的一种区别。
这时的人，大约已五六岁了。五六岁了的人仍是小孩儿，但因为他小小的心灵之中有羞耻感形成着了，那么他开始是一个人了。
如果一个与他没有任何亲爱关系可言的男人如前那样，手拿一块糖或一颗果子对他说：“叫爸，叫爸给你吃！”那个男人是不太会得逞的。如果这五六岁的孩子的爸爸已经死了，或虽没死，活得却不体面，比如在服刑吧——那么孩子会对那个男人心生憎恨的。
五六岁的他，倘非生性愚钝，心灵之中则不但有羞耻感形成着，还有尊严形成着了。对于人性、羞耻感和尊严，好比左心室和右心室，彼此联通。刺激这个，那个会有反应；刺激那个，这个会有反应。只不过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淌的不是血液，而是人性感想。
挑逗五六岁小孩儿的欲望是罪过的事情。在从前的年代，无论城市里还是农村里，类似的痞劣男人和痞劣现象，一向是不少的。表面看是想占孩子的便宜，其实是为了在心理上占孩子的母亲一点儿便宜，目的若达到了，便觉得类似意淫的满足……
据说，即使现在的农村，那等痞劣现象也不多了，实可喜也。
接着还说人和欲望的关系。
五六岁的孩子，欲望渐多起来。欲望说白了就是“想要”，而“想要”是因为看到别人有。对于孩子，是因为看到别的孩子有。一件新衣，一双新鞋，一种新玩具，甚或仅仅是别的孩子养的一只小猫、小狗、小鸟，自己没有，那想要的欲望，都将使孩子梦寐以求，备受折磨。
记得我上小学的前一年，母亲带着我去一位副区长家里，请求对方在一份什么救济登记表上签字。那位副区长家住的是一幢漂亮的俄式房子，独门独院，院里开着各种各样赏心悦目的花儿；屋里，墙上悬挂着俄罗斯风景和人物油画，这儿那儿还摆着令我大开眼界的俄国工艺品。原来有人的家院可以那么美好，我羡慕极了。然而那只不过是起初的一种羡慕，我的心随之被更大的羡慕涨满了，因为我又发现了一只大猫和几只小猫——它们共同卧在壁炉前的一块地毯上。大猫在舔一只小猫的脸，另外几只小猫在嬉闹，亲情融融……
回家的路上，母亲心情变好，那位副区长终于在登记表上签字了。我却低垂着头，无精打采，情绪糟透了。
母亲问我怎么了。
我鼓起勇气说：“妈，我也想养一只小猫。”
母亲理解地说：“行啊，过几天妈为你要一只。”
母亲的话像一只拿着湿抹布的手，将我头脑中那块“印象黑板”擦了个遍。漂亮的俄式房子、开满鲜花的院子、俄国油画以及令我大开眼界的工艺品全被擦光了，似乎是我的眼根本就不曾见过的了。而那些猫们的印象，却反而越擦越清楚了似的……
不久，母亲兑现了她的诺言。
而自从我也养着一只小猫了，我们的破败的家，对于学龄前的我，也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家了。
欲望对于每一个人，皆是另一个“自我”，第二“自我”。它也是有年龄的，比我们晚生了两三年而已。如同我们的弟弟，如同我们的妹妹。如果说人和弟弟妹妹的良好关系是亲密，那么人和欲望的关系则是紧密。良好也紧密，不良好也紧密，总之是紧密。人成长着，人的欲望也成长着。人只有认清了它，才能算是认清了自己。常言道：“知人知面难知心。”知人何难？其实，难就难在人心里的某些欲望有时是被人压抑住的，处于长期的潜伏状态。除了自己，别人是不太容易察觉的。欲望也是有年龄阶段的，那么当然也分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和生命末期。
儿童期的欲望，像儿童一样，大抵表现出小小孩儿的孩子气。在对人特别重要的东西和使人特别喜欢的东西之间，往往更青睐于后者。
当欲望进入少年期，情形反过来了。
伊朗电影《小鞋子》比较能说明这一点：全校赛跑第一名，此种荣耀无疑是每一个少年都喜欢的。作为第一名的奖励，一次免费旅游，当然更是每一个少.年喜欢的。但，如果丢了鞋子的妹妹不能再获得一双鞋子，就不能一如既往地上学了。作为哥哥的小主人公，当然更在乎妹妹的上学问题。所以他获得了赛跑第一名后，反而伤心地哭了。因为获得第二名的学生，那奖品才是一双小鞋子……
明明是自己最喜欢的，却不是自己竭尽全力想要获得的；自己竭尽全力想要获得的，却并不是为了自己拥有……欲望还是那种强烈的欲望，但“想要”本身发生了嬗变。人在五六岁小小孩儿时经常表现出的一门心思的我“想要”，变成了表现在一个少年身上的一门心思的我为妹妹“想要”。于是亲情责任介入到欲望中了。亲情责任是人生关于责任感的初省。人其后的一切责任感，皆由而发散和升华。发散遂使人生负重累累，升华遂成大情怀。有一个和欲望相关的词是“知慕少哀”。一种解释是，引起羡慕的事多多，反而很少有哀愁的时候了。另一种解释是，因为“知慕”了，所以虽为少年，心境每每生出哀来了。我比较同意另一种解释，觉得更符合逻辑。比如《小鞋子》中的那少年，他看到别的女孩子脚上有鞋穿，哪怕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旧鞋子，那也肯定会和自己的妹妹一样羡慕得不得了。假如妹妹连做梦都梦到自己终于又有了一双鞋子可穿，那么同样的梦他很可能也做过的。一双鞋子，无论对于妹妹还是对于他，都是得到实属不易之事，他怎么会反而少哀呢？
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在少年时都曾盼着快快成为青年。
这和当今少男少女们不愿长大的心理，明明是青年了还自谓“我们男孩”、“我们女孩”是截然相反的。
以我那一代人而言，绝大数自幼家境贫寒，是青年了就意味着是大人了。是大人了，总会多几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了吧？对于还是少年的我们那一代人，所谓“现实问题”，便是欲望困扰，欲望折磨。部分因自己“想要”，部分因亲人“想要”。合在一起，其实体现为家庭生活之需要。
所以中国民间有句话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当家的前提是早“历事”。早“历事”的意思无非就是被要求摆正个人欲望和家庭责任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少年，当他成为青年的时候，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欲望之间，便注定了每每地顾此失彼。
就比如求学这件事吧，哪一个青年不懂得要成才，普遍来说就得考大学这一道理呢？但我这一代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当年明明有把握考上大学，最终却自行扼死了上大学的念头。不是想上大学的欲望不够强烈，而是因为是长兄，是长姐，不能不替父母供学的实际能力考虑，不能不替弟弟妹妹考虑他们还能否上得起学的问题……
当今的采煤工，十之八九来自于农村，皆青年。倘问他们每个人的欲望是什么，回答肯定相当一致——多挣点儿钱。
如果他们像孙悟空似的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除了对自己负责，不必再对任何人怀揣责任，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就不当采煤工了。干什么还不能光明正大地挣几百元钱自给自足呢？为了多挣几百元钱而终日冒生命危险，并不特别划算啊！但对家庭的责任已成了他们的欲望。
他们中有人预先立下遗嘱——倘若自己哪一天不幸死在井下了，生命补偿费多少留给父母做养老钱，多少留给弟弟妹妹做学费，多少留给自己所爱的姑娘，一笔笔划分得一清二楚。
据某报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当今的采煤工，尤其黑煤窑雇用的采煤工，独生子是很少的，已婚做了丈夫和父亲的也不太多。更多的人是农村人家的长子，父母年迈，身下有少男少女的弟弟妹妹……
责任和欲望重叠了，互相渗透了，混合了，责任改革了欲望的性质，欲望使责任也某种程度地欲望化了，使责任仿佛便是欲望本身了。这样的欲望现象，这样的青年男女，既在古今中外的人世间比比皆是，便也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
比如老舍的著名小说《月牙儿》中的“我”，一名20世纪40年代的女中学生。“我”出生于一般市民家庭，父母供“我”上中学是较为吃力的。父亲去世后，“我”无意间发现，原来自己仍能继续上学，竟完全是靠母亲做私娼。母亲还有什么人生欲望吗？有的。那便是——无论如何也要供女儿上完中学。母亲于绝望中的希望是——只要女儿中学毕业了，就不愁找到一份好工作，嫁给一位好男人。而只要女儿好了，自己的人生当然也就获得了拯救。说到底，她那时的人生欲望，只不过是再过回从前的小市民生活。她个人的人生欲望，和她一定要供女儿上完中学的责任，已经紧密得根本无法分开。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而作为女儿的“我”，她的人生欲望又是什么呢？眼见某些早于她毕业的女中学生不惜做形形色色有脸面有身份的男人们的姨太太或“外室”，她起初是并不羡慕的，认为是不可取的选择。她的人生欲望，也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过上比父母曾经给予她的那种小市民生活稍好一点儿的生活罢了。但她怎忍明知母亲在卖身而无动于衷呢？于是她退学了，工作了，打算首先在生存问题上拯救母亲和自己，然后再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欲望。这时“我”的人生欲望遭到了生存问题的压迫，与生存问题重叠了，互相渗透了，混合了。对自己和对母亲的首要责任，改变了她心中欲望的性质，使那一种责任欲望化了，仿佛便是欲望本身了。人生在世，生存一旦成了问题，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欲望呢？“我”是那么的令人同情，因为最终连她自己也成了妓女……
比“我”的命运更悲惨，大约要算哈代笔下的苔丝。苔丝原是英国南部一个小村庄里的农家女，按说她也算是古代骑士的后人，她的家境败落是由于她父亲懒惰成性和嗜酒如命。苔丝天真无邪而又美丽，在家庭生活窘境的迫使之下，不得不到一位富有的远亲家去做下等佣人。一个美丽的姑娘，即使是农家姑娘，那也肯定是有自己美好的生活憧憬的。远亲家的儿子亚雷克对她的美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使苔丝也梦想着与亚雷克发生爱情，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亚雷克夫人。欲望之对于单纯的姑娘们，其产生的过程也是单纯的。正如欲望之对于孩子，本身也难免地具有孩子气。何况苔丝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使她顾不上掂量一下自己想成为亚雷克夫人的欲望是否现实。亚雷克果然是一个坏小子，他诱惑了她，玩弄够了她，使她珠胎暗结之后理所当然地抛弃了她。
分析起来，苔丝那般容易地就被诱惑了，乃因她一心想成为亚雷克夫人的欲望，不仅仅是一个待嫁的农家姑娘的个人欲望，也由于家庭责任使然，因为她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她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己成为亚雷克夫人，弟弟妹妹也就会从水深火热的苦日子里爬出来了……
婴儿夭折，苔丝离开了那远亲家，在一处乳酪农场当起了一名挤奶员。美丽的姑娘，无论在哪儿都会引起男人的注意。这一次她与牧师的儿子安杰尔·克亚双双坠入情网，彼此产生真爱。但在新婚之夜，当她坦白往事后，安杰尔却没谅解她，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苔丝一心一意盼望丈夫归来。而另一边，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穷日子更过不下去了。坐视不管是苔丝所做不到的，于是她在接二连三的人生挫折之后，满怀屈辱地又回到了亚雷克身边，复成其性玩偶。
当她再见到回心转意的丈夫时，新的人生欲望促使她和丈夫共同杀死了亚雷克。夫妻二人开始逃亡，幸福似乎就在前边，在国界的另一边。
然而在一天拂晓，在国境线附近，他们被逮捕了。
苔丝的欲望，终结在断头台上……
如果某些人的欲望原本是寻常的，是上帝从天上看着完全同意的，而人在人间却至死都难以实现它，那么证明人间出了问题。这一种人间问题，即我们常说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竟将连上帝都同意的某部分人那一种寻常的欲望锤击得粉碎，这是上帝所根本不能同意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和宗教的关系，其实也是和普世公理的关系。
倘政治家们明知以上悲剧，而居然不难过，不作为，不竭力扭转和改变状况，那么就不配被视为政治家，当他们是政客也还高看了他们……
但欲望将人推上断头台的事情，并不一概是由所谓“社会问题”而导致，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的命运说明了此点。于连的父亲是市郊小木材厂的老板，父子相互厌烦。他有一个哥哥，兄弟关系冷漠。这一家人过得是比富人差很多却又比穷人强很多的生活。于连却极不甘心一辈子过那么一种生活，尽管那一种生活肯定是《月牙儿》中的“我”和苔丝们所盼望的。于连一心要成为上层人士，从而过“高尚”的生活。不论在英国还是法国，不论在从前还是现在，总而言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国家，那一种生活一直属于少数人。相对于那一种“高尚”的生活，许许多多世人的生活未免太平常了。而平常，在于连看来等于平庸。如果某人有能力成为上层人士，上帝并不反对他拒绝平常生活的志向。但由普通而“上层”，对任何普通人都是不容易的。只有极少数人顺利爬了上去，大多数人到头来发现，那对自己只不过是一场梦。
于连幻想通过..女人实现那一场梦。他目标坚定，专执一念。正如某些女人幻想通过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改变生为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于连梦醒之时，已在牢狱之中。爱他的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替他四处奔走，他本是可以免上断头台的。毫无疑问，若以今天的法律来对他的罪过量刑，判他死刑肯定是判重了。
表示悔过可以免于一死。
于连拒绝悔过。
因为即使悔过了，他以后成为“上层人士”的可能也等于零了。
既然在他人生目标的边上，命运又一巴掌将他扇回到普通人的人生中去了，而且还成了一个有犯罪记录的普通人，那么他宁肯死。
结果，断头台也就斩下了他那一颗令不少女人芳心大动的头……
href='2103/im'>《红与黑》这一部书，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被视为一部思想“进步”的小说，认为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
但这分明是误读，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意识形态所故意左右的一种评论。
英国当时的社会自然有很多应该进行批判的弊病，但于连的悲剧却主要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强烈欲望的关系。事实上，比之于苔丝，他幸运百倍。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雇主们也都对他还算不错。不论市长夫人还是拉莫尔侯爵，都曾利用他们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栽培过他……
href='2103/im'>《红与黑》中有些微的政治色彩，然司汤达所要用笔揭示的显然不是革命的理由，而是一个青年的正常愿望怎样成为唯此为大的强烈欲望，又怎样成为迫待实现的野心的过程……
“我”是有理由革命的。
苔丝也是有理由革命的。
因为她们只不过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社会却连这么一点儿努力的空间都没留给她们。
革命并不可能使一切人都由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上层人士”，所以于连的悲剧不具有典型的社会问题的性质。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愿望是这样一件事——它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为它脚踏实地来生活，具有耐心地接近它。而即使没有实现，我们还可以放弃，将努力的方向转向较容易实现的别种愿望……
而欲望却是这样一件事——它以愿望的面目出现，却比愿望脱离实际得多；它暗示人它是最符合人性的，却一向只符合人性最势利的那一部分；它怂恿人可以为它不顾一切，却将不顾一切可能导致的严重人生后果加以蒙蔽。它像人给牛拴上鼻环一样，也给人拴上看不见的鼻环，之后它自己的力量便强大起来，使人几乎只有被牵着走，而人一旦被它牵着走了，反而会觉得那是活着的唯一意义。一旦想摆脱它的控制，却又感到痛苦，使人心受伤，就像牛为了行动自由，只得忍疼弄豁鼻子……
以我的眼看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男女，他们所追求的，说到底其实仍属于普通人的一生目标，无非一份稳定的工作、两居室甚或一居室的住房而已。但因为北京是首都，是知识者从业密集的大都市，是寸土寸金房价最贵的大都市，于是使他们的愿望显出了欲望的特征。又于是看起来，他们仿佛都是在以于连那么一种实现欲望的心理，不顾一切地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样的一些青年男女和北京这样一个是首都的大都市，互为构成中国的一种“社会问题”。
但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它是没有所谓退路的，有退路可言的只是青年们一方。也许，他们若肯退一步，另一片天地会向他们提供另一些人生机遇。但大多数的他们，是不打算退的。所以这一种“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代青年的某种心理问题。
司汤达未尝不是希望通过 href='2103/im'>《红与黑》来告诫青年应理性对待人生。但是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于连却一直成为野心勃勃的青年们的偶像。
文学作品的意义走向反面，这乃是文学作品经常遭遇的尴尬。
当人到了中年，欲望开始裹上种种伪装。因为中年了的人们，不但多少都有了一些与自己的欲望相伴的教训和经验，而且还多少都有了些看透别人欲望的能力。既然知彼，于是克己，不愿自己的欲望也同样被别人看透。因而较之于青年，中年人对待欲望的态度往往理性得多。绝大部分的中年人，由于已经为人父母，对儿女的那一份责任，使他们不可能再像青年们一样不顾一切地听凭欲望的驱使。即使他们内心里仍有某些欲望十分强烈地存在着，那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结果比青年压抑，比青年郁闷。而欲望是这样一种“东西”，长久地压抑它，它就变得若有若无了，它潜伏在人心里了。继续压抑它，它可能真的就死了。欲望死在心里，对于中年人，不甘心地想一想似乎是悲哀的事，往开了想一想却也未尝不是幸事。“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一句话，意思其实就是指少一点儿欲望冲动，多一点儿理性考虑而已。
但是，也另有不少中年人，由于身处势利场，欲望仍像青年人一种强烈。因为在势利场上，刺激欲望的因素太多了。诱惑近在咫尺，不由人不想入非非。而中年人一旦被强烈的欲望所左右，为了达到目的，每每更为寡廉鲜耻。这方面的例子，我觉得倒不必再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了。仅以“文革”时期的中国而论，权争动魄，忽而一些人身败名裂，忽而一些人鸡犬升天，今天这伙人革那伙人的命，明天那伙人革这伙人的命，说穿了尽是个人野心和欲望的搏斗。为了实现野心和欲望，把个人世间弄得几乎时刻充满了背叛、出卖、攻击、陷害、落井下石、尔虞我诈……
“文革”结束，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发表过一首曲，有两句是这样的：
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原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
夜里演戏叫做“旦”，叫做“净”，都是满脸大黑花……
其所勾勒出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欲望的浮世绘。
绝大多数青年因是青年，一般爬不到那么高处的欲望场上去。侥幸爬将上去了，不如中年人那么善于掩饰欲望， 4e5f." >也会成为被利用的对象。青年容易被利用，十之七八由于欲望被控制了。而凡被利用的人，下场大抵可悲。
若以为欲望从来只在男人心里作祟，大错特错也。
女人的心如果彻底被欲望占领，所作所为将比男人更不理性，甚而更凶残。最典型的例子是 href='1983/im'>《圣经故事》中的莎乐美。莎乐美是希律王和他的弟妻所生的女儿，备受希律王宠爱。不管她有什么愿望，希律王都尽量满足她，而且一向能够满足她。这样受宠的一位公主，她就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愿望，什么是自己的欲望了。对于她，欲望即愿望。而她的一切愿望，别人都是不能说不的。她爱上了先知约翰，约翰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她。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依她想来，“世上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的求”。爱上了哪一个男子，是哪一个男子的造化。约翰对她的冷漠，反而更加激起了她对他的占有欲望。机会终于来了，在希律王生日那天，她为父王舞蹈助娱。希律王一高兴，又要奖赏她，问她想要什么。她异常平静地说：“我要仆人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端给我。”希律王明知这一次她的“愿望”太离谱了，却为了不扫她的兴，把约翰杀了。莎乐美接过盘子，欣赏着约翰那颗曾令她神魂颠倒的头，又说：“现在我终于可以吻到你高傲的双唇了。”
愿望是以不危害别人为前提的心念。
欲望则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心念。当它强烈到极点时，为要吸一支烟，或吻一下别人的唇，斩下别人的头也在所不惜。
莎乐美不懂二者的区别，或虽懂，认为其实没什么两样。当然，因为她的不择手段，希律王和她自己都受到了神的惩罚……
罗马神话中也有一个女人，欲望比莎乐美还强烈，叫美狄亚。美狄亚的欲望，既和爱有关，也和复仇有关。
美狄亚也是一位公主。她爱上了途经她那一国的探险英雄伊阿宋。伊阿宋同样是一个欲望十分强烈的男人。他一心完成自己的探险计划，好让全世界佩服他。美狄亚帮了他一些忙，但要求他成为自己的丈夫，并带她偷偷离开自己的国家。伊阿宋和约翰不同，他虽然并不爱美狄亚，却未说过“不”。他权衡了一下利益得失，答应了。于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欲望，达成了相互心照不宣的交换。
当他们逃走后，美狄亚的父王派她的弟弟追赶，企图劝她改变想法。不待弟弟开口，她却一刀将弟弟杀死，还肢解了弟弟的尸体，东抛一块西抛一块。因为她料到父亲必亲自来追赶，那么见了弟弟被分尸四处，肯定会大恸悲情，下马拢尸，这样她和心上人便有时间摆脱追兵了。她以歹毒万分的诡计“恶搞”伊阿宋的当然也是她自己的权力对头——使几位别国公主亲手杀死她们的父王，剁成肉块，放入锅中煮成了肉羹，却拒绝如她所答应的那样，运用魔法帮公主们使她们的父亲返老还童，而且幸灾乐祸。这样的妻子不可能不令丈夫厌恶。坐上王位的伊阿宋抛弃了她，决定另娶一位王后。在婚礼的前一天，她假惺惺地送给丈夫的后妻一顶宝冠，而对方一戴在头，立刻被宝冠喷出的毒火活活烧死。并且她亲手杀死了自己和丈夫的两个儿子，为的是令丈夫痛不欲生……
古希腊的戏剧家，在他们创作戏剧中，赋予了这一则神话现实意义。美狄亚不再是善巫术的极端自我中心的公主，而是一位普通的市民阶层的妇女，为的是使她的被弃也值得同情，但还是保留了她烧死情敌杀死自己两个亲子的行径。可以说，在古希腊，在古罗马，美狄亚是“欲望”的代名词。
虽然我是男人，但我宁愿承认——事实上，就天性而言，大多数女人较之大多数男人，对人生毕竟是容易满足的；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也毕竟是容易心软起来的。
势力欲望也罢，报复欲望也罢，物质占有欲望也罢，情欲、性欲也罢，一旦在男人心里作祟，结成块垒，其狰狞才尤其可怖。
人老矣，欲衰也。人不是常青树，欲望也非永动机，这是由生命规律所决定的，没谁能跳脱其外。
一位老人，倘还心存些欲望的话，那些欲望差不多又是儿童式的了，还有小孩子那种欲望的无邪色彩。
故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还有什么欲望念头，那就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实现吧，大可不必再压抑着了，只不过别太出格。对于老人们，孔子这一种观点特别人性化。孔子说此话时，自己也老了，表明做了一辈子人生导师的他，对自己是懂得体恤的。
“老夫聊发少年狂”，便是老人的一种欲望宣泄。
但也确有些老人，头发都白了，腿脚都不方便了，思维都迟钝了，还是觊觎势利，还是沽名钓誉，对美色的兴趣还是不减当年。所谓“为老不尊”，其实是病，心理方面的。仍恋权柄，由于想象自己还有能力摆布时局，控制云舒云卷；仍好美色，由于恐惧来日无多，企图及时行乐，弥补从前的人生损失。两相比较，仍好美色正常于仍亦权柄，因为更符合人性。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这样的老人，依然可怕，亦可怜。
人之将死，心中便仅存一欲了——不死，活下去。
人咽气了，欲望戛然终结，化为乌有。
西方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说来道去，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欲望令人痛苦；禁欲亦苦；无欲，则人非人。
那么积极一点儿的人生态度，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伴欲而行，不受其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争取做一个三分欲望、七分理性的人。
“三七开”并不意味着强调理性，轻蔑欲望，乃因欲望较之于理性，更有力量。好比打仗，七个理性兵团对付三个欲望兵团，差不多能打平手。人生在这种情况下，才较安稳……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