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蝴蝶发笑》
永远有多远
你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吧？你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吧？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吧？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住过，我曾经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孩子。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我一直记着。我常常觉得，要是没了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么？北京还能叫北京么？我这么说话会惹你不高兴——什么什么？你准说。是啊，如今的北京已不再是从前，她不再那么既矜持又恬淡、既清高又随和了。她学会了拥抱，热热闹闹、亦真亦假的拥抱，她怀里生活着多少多少北京之外的人啊。胡同里那些带点咬舌音的、嘎嘣利落脆的贫北京话也早就不受待见了——从前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是说着这样的一口贫北京话出没在胡同里的。她们头发干净，衣着简朴（却不寒酸），神情大方，心眼儿不多，叫人觉得随时都可能受骗。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来到北京，在任何地方看见少女，总会认定她们全是从前胡同里的那些孩子。北京若是一片树叶，胡同便是这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脉。要是你在阳光下观察这树叶，会发现它是那么晶莹透亮，因为那些女孩子就在叶脉里穿行，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胡同为北京城输送着她们，她们使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明，面庞润泽，充满着温暖而可靠的肉感。她们也使我永远地成为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即使再过一百年。
当我离开北京，长大成人，在B城安居乐业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机会回到北京。我在这座城市里拜访一些给孩子写书的作家，为我的儿童出版社搜寻一些有趣的书稿，也和我的亲人们约会，其中与我见面最多的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音xǐnɡ）。白大省经常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让我帮她拿主意，最后又总是推翻我的主意。她在有些方面显得不可救药，可我们还是经常见面，谁让我是她表姐呢。
现在，这个六月的下午，我坐在出租车上，窗外是迷蒙的小雨。我和白大省约好在王府井的“世都”百货公司见面，那儿离她的凯伦饭店不远。她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四星级的凯伦，在那儿当过工会干事，后来又到销售部做经理。有一回我对她说，你不错呀刚到销售部就当领导。她叹了口气说哪儿呀，我们销售部所有的人都是经理，销售部主任才是领导呢，主任。我明白了，不过这种头衔印在名片上还是挺唬人的：白大省，凯伦饭店销售部经理。
出租车行至?９９ｌｉb?灯市西口就走不动了，前方堵车呢。我想我不如就在这儿下来吧，“世都”已经不远。我下了车，雨大了，我发现我正站在一个胡同口，在我的脚下有两级青石台阶；顺着台阶向上看，上方是一个老旧的灰瓦屋檐。屋檐下边原是有门的，现在门已被青砖砌死，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我迈上台阶站在屋檐下，避雨似的。也许避雨并不重要，我只是愿意在这儿站会儿。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就是脚下这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就是身后这朝我背过脸去的陌生的门口，就是头上这老旧却并不拮据的屋檐使我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它们谁也不如这隐匿在胡同口的两级旧台阶能勾引出我如此细碎、明晰的记忆——比如对凉的感觉。
从前，二十多年前那些夏日的午后，我和我的表妹白大省经常奉我们姥姥的吩咐，拎着保温瓶去胡同南口的小铺买冰镇汽水。我们的胡同叫驸马胡同，胡同北口有一个副食店，店内卖糕点罐头、油盐酱醋、生熟肉豆制品、牛羊肉鲜带鱼。店门外卖蔬菜，蔬菜被售货员摆在淡黄色竹板拼成的货架上，夜里菜们也那么摆着不怕被人偷去。干吗要偷呢？难道有人急着在夜里吃菜么？需要菜，天一亮副食店开了门，你买就是了。胡同南口就有我说的那个小铺。如果去北口副食店，我们一律简称“北口”；要是去南口小铺，我们一律简称“南口”。
“南口”其实是一个小酒馆，台阶高高的，有四五级吧，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需要登这么多层台阶去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定是珍贵的。“南口”不卖油盐酱醋，它卖酒、小肚、花生米和猪头肉，夏天也兼卖雪糕、冰棍和汽水。店内设着两张小圆桌，铺着硬挺的、脆得像干粉皮一样的塑料台布的桌旁，永远坐着一两位就着花生米或小肚喝酒的老头。我觉得我喜欢小肚这种肉食就是从“南口”开始的。你知道小肚什么时候最香吗？就是售货员将它摆上案板，操刀将它破开切成薄片的那一瞬间。快刀和小肚的摩擦使它的清香“噗”地迸射出来，将整间酒馆弥漫。那时我站在柜台前深深吸着气，我坚信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一种肉。直到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时，我才回过神儿来。“给我们拿汽水！”这是当年北京孩子买东西的开场白，不说“我要买什么”，而说“给我们拿……”“给我们拿汽水！”“冰镇的还是不冰镇的？”“给我们拿冰镇的，冰镇杨梅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块儿说，并递上我们的保温瓶。我已从小肚的香气中回过神儿来了，此时此刻和小肚的香气相比，我显然更渴望冰凉甘甜的杨梅汽水。在切小肚的柜台旁边有一只白色冰柜，一只盛着真冰的柜。当售货员掀开冰柜盖子的一刹那，我们及时地奔到了冰柜跟前。嗬，团团白雾样的冷气冒出来，犹如小拳头一般打在我们的脸上痛快无比，冰柜里有大块大块的白冰，一瓶瓶红色杨梅汽水就东倒西歪地埋在冰堆里。售货员把保温瓶灌满汽水，我和白大省一出小酒馆，一走下酒馆的台阶——那几级青石台阶，就迫不及待地拧开保温瓶的盖子。通常是我先喝第一口，虽然我是白大省的表姐。以后你会发现，白大省这个人几乎在谦让所有的人，不论是她的长辈还是她的表姐。这样，我毫不客气地先喝了第一口，那冰镇的杨梅汽水，我完全不记得是怎样流入我的口中在我的舌面上滚过再滑入我的食道进入我的胃，我只记得冰镇汽水使我的头皮骤然发紧，一万支钢针在猛刺我的太阳穴，我的下眼眶给冻得一阵阵发热，生疼生疼。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没有冰箱的时代人们知道什么是冰凉，冰箱来了，冰凉就失踪了。冰箱从来就没有制造出过刻骨的、针扎般的冰凉给我们。白大省紧接着也猛喝一大口，我看见她打了一个冷战，她的胖乎乎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我说，她好像撒了一点尿出来！我哈哈笑着从白大省手中夺过保温瓶又喝了一大口，一万支钢针又刺向我的太阳穴，我的眼眶生疼生疼，人就顿时精神起来。我冲白大省一歪头，她跟着我在僻静的胡同里一溜小跑。我们的脚步惊醒了屋顶上的一只黄猫，是九号院的女猫妞妞，常蹿到房顶去找我们家的男猫小熊的。我们在地上跑着，妞妞在房顶上追着我们跑。妞妞呀，你喝过冰镇汽水么？哼，一辈子你也喝不着。我们跑着，转眼就进了家门。啊，这就是凉，这就叫冰镇。
白大省从来也没有抱怨过在路上我比她喝汽水喝得多，为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呢？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电影《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水烧开了，我抢先洗，用蛋黄洗发膏。那是一种从颜色到形状都和蛋黄一样的洗发膏，八分钱一袋，有一股柠檬香味。我占住洗脸盆，没完没了地又冲又洗，到白大省洗时，电影都快开演了。姥姥催她，洗好头发的我也煞有介事地催她，好像她的洗头原本就是一个无理的举动。结果她来不及冲净头发就和我们一道看电影去了。我走在她后边，清楚地看到她后脑勺的一绺头发上，还挂着一块黄豆大的蛋黄洗发膏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路晃着头，想让风快点把头发弄干。我心里知道白大省后脑勺上的洗发膏是我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我总觉得那块蛋黄洗发膏一直在她后脑勺上沾着。我很想把这件往事告诉她，但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
我就这样站在灯市西口的一条胡同里，站在一个废弃的屋檐下想着冰镇汽水和蛋黄洗发膏，直到雨渐渐停了，我也该就此打住，到“世都”去。
我在“世都”二楼的咖啡厅等待白大省。我喜欢“世都”的咖啡厅。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飘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你似乎视野开阔，可以扬起下颏看远处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也可以压着眼皮看窗外那些出入“世都”的人流在脚下静静地淌。我的表妹白大省早晚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人流里。
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儿稳坐。喝完咖啡我还可以去二楼女装区和四楼的家庭用品部转转，我尤其喜欢各种尺寸和不同花色的毛巾、浴巾，一旦站在这些物质跟前，便常有不能自拔之感。我要了一份“西班牙大碗”，这厚墩墩的大陶瓷杯一端起来就显得比“卡普契诺”之类更过瘾。我喝着“西班牙大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身边过往的逛“世都”的人，想起白大省告诉过我，她看什么东西都喜欢看侧面，比如一座楼，比如一辆汽车、一双鞋、一只闹钟，当然也包括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白大省的这个习惯有点让我心里发笑，因为这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其实她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她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从小她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乖孩子，脾气随和得要死。用九号院赵奶奶的话说，这孩子仁义着呐。
一
白大省在七十年代初期，当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在七十年代初期，这其实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一个陈腐的、散发着被雨水洇黄的顶棚和老樟木箱子气息的词，一个不宜公开传播的词，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它完全不像另外一些词汇给我的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去赵奶奶家串门，我读了她的孙女、一个沉默寡言的初中生的日记。当时她的日记就放在一个黑漆弓腿茶几上，仿佛欢迎人看似的。她在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我的革命意志不能消沉……”是的，就是那“消沉”二字震撼了我，在我还根本不懂消沉是什么意思时，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奇妙不凡的词，没有相当的学问，又怎能把这样的词运用在自己的日记里呢。我是如此珍视这个我并不理解的词，珍视到不敢去问大人它的含义。我要将它深埋在心，让时光帮助我靠近它明白它。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
白大省也确实是仁义的。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小学二年级，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我们的姥姥不能用公厕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里出恭。我们的父母当时也都不在北京，那几年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白大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部电影使每一座电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卖花姑娘》时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么专注。因为我前排的一个大人一边哭，一边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他弄出的响动很大，可是没有人抱怨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哭。我左边那个大人，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任凭泪水哗哗地洗着脸，一条清鼻涕拖了一尺长他也不擦。我的右边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让哭给呛着了，一个劲儿打嗝儿。就是从看《卖花姑娘》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表妹有这么一个爱打嗝儿的毛病。单听她打嗝儿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老爷们儿。特别是当她在冬天吃了被我们称为“心里美”的水萝卜之后，她打的那些嗝儿呀，粗声大气的，又臭又畅快。“老爷们儿”这个比喻使我感到难过，因为白大省不是一个老爷们儿，她也不游手好闲。可是，就在《卖花姑娘》放映之后，白大省的同学开始管她叫“白地主”了，只因为她姓白，和《卖花姑娘》里那个凶狠的地主一个姓。有时候一些男生在胡同里看见白大省，会故意大声地说：“白地主过来喽，白地主过来喽！”
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胡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擦着墙根扫街，哈着腰扫厕所。自从看过《卖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里碰见这些人，都故意昂头挺胸地走过，仿佛在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们不一样！她还老是问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个姓，你说我还有哪儿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儿也不像地主，不过她也从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卖花姑娘》里的花妮，那个善良美丽的少女。我相信电影《卖花姑娘》曾使许多年轻的女观众产生幻想，幻想着自己与花妮相像。这里有对善良、正义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为美女的渴望。当我看完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之后，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个宁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米拉长得一样，我唯一的根据是米拉被捕时身穿一件小格子衬衣，而我也有一件蓝白小格衬衣。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学里有人站出来说我长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衬衣，矫揉造作地陶醉着自己。我还记住了那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纳粹军官审问米拉的女领导、那个唇边有个大黑痦子的游击队长时，递给她一杯水，她拒绝并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我觉得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词，那么高傲，那么一句顶一万句。我开始对着镜子学习冷笑，并经常引逗白大省与我配合。我让她给我倒一杯水来，当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时，我就冷笑着说：“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评论说“特像特像”。她欣赏我的表演，一点儿也没有因无意之中她变成了“法西斯”就生我的气，虽然那时她头上还顶着“白地主”的“恶名”。她对我几乎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即使在我把她当成“法西斯”的时刻她也不跟我翻脸。“法西斯”和“白地主”应当是相差不远的，可是白大省不恼我。为此我常做些暗想：因为她被男生称作了“白地主”，日久天长她简直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地主了吧？地主难道不该服从人民么？那时的我就是白大省的“人民”，并且我比她长得好看，也不像她那么笨。姥姥就经常骂白大省笨：剥不干净蒜，反倒把蒜汁沤进自己指甲缝里哼哼唧唧地哭；明明举着苍蝇拍子却永远也打不死苍蝇；还有，丢钱丢油票。那时候吃食用油是要凭油票购买的，每人每月才半斤花生油。丢了油票就要买议价油，议价花生油一块五毛钱一斤，比平价油贵一倍。有一次白大省去北口买花生油，还没进店门就把油票和钱都丢了。姥姥骂了她一天神不守舍，“笨，就更得学着精神集中，你怎么反倒比别人更神不守舍呢你！”姥姥说。
在我看来，其实神不守舍和精神集中是一码事。为什么白大省会丢钱和油票呢？因为九号院赵奶奶家来了一位赵叔叔。那阵子白大省的精神都集中在赵叔叔身上了，所以她也就神不守舍起来。这位姓赵的青年，是赵奶奶的侄子，外省一家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他们歌舞团上演的舞剧《白毛女》里饰演大春的。他脖颈上长了一个小瘤子，来北京做手术，就住在了赵奶奶家。“大春”是这胡同里前所未有的美男子，二十来岁吧，有一头自然弯曲的鬈发，乌眉大眼，嘴唇饱满，身材瘦削却不显单薄。他穿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便服，那本是“样板团”才有资格配置的服装。他不系风纪扣，领口露出白得耀眼的衬衫，洋溢着一种让人亲近的散漫之气。女人不能不为之倾倒。可与他见面最多的，还是我们这些尚不能被称作女人的小女孩。那时候女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女人实在不像我们，只知道整日聚在赵奶奶的院子里，围绕着“大春”疯闹。那“大春”对我们也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教我们跳舞，排演《白毛女》里大春将喜儿救出山洞那场戏。他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方桌，桌旁靠一只略矮的杌凳，杌凳旁边再摆一只更矮的小板凳，这样，山洞里的三层台阶就形成了。这场戏的高潮是大春手拉喜儿，引她一步高似一步地走完三层“台阶”，走到“洞口”，使喜儿见到了洞口的阳光，惊喜之中，二人挺胸踢腿，做一美好造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设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心中的美梦。胡同里很多女孩子都渴望着当一回此情此景中的喜儿，洞口的阳光对我们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我们将与这鬈发的“大春”一道迎接那阳光，我们将与他手拉着手。我们躁动不安地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等待着轮到我们的时刻，彼此妒忌着又互相鼓励着。这位“大春”，他对我们不偏不倚，他邀请我们每人至少都当过一次喜儿。唯有白大省，唯有她拒绝与“大春”合作，虽然她去九号院的次数比谁都多。
为了每天晚饭后能够尽快到九号院去，白大省几次差点和姥姥发火。因为每天这时候，正是姥姥出恭的时刻。白大省必得为姥姥倒完便盆才能出去。而这时，九号院里《白毛女》的“布景”已经搭好了。啊，这真是一个折磨人的时刻，姥姥的屎拉得是如此漫长，她抽着烟坐在那儿，有时候还戴着花镜读大三十二开本的《毛主席语录》。这使她显得是那么残忍，为什么她一点儿也不理会白大省的心呢？站在一边的我，一边庆幸着倒便盆的任务不属于我，又同情着我的表妹白大省。“我可先走了。”——每当我对白大省说出这句话，白大省便开始低声下气而又勇气非常地央求姥姥：“您拉完了吗？您能不能拉快点儿？”她隔着门帘冲着里屋央求。她的央求注定要起反作用，就因为她是白大省，白大省应当是仁义的。果然门帘里姥姥就发了话，她说这孩子今天是怎么啦，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怎么养你这么个白眼儿狼啊，拉屎都不得消停……
白大省只好坐在外屋静等着姥姥，而姥姥仿佛就为了惩罚白大省，她会加倍延长那出恭的时间。那时我早就一溜烟似的跑进了九号院，我内疚着我的不够仗义，又盼望着白大省早点过来。白大省总会到来的，她永远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虽然她是那么盼望“大春”会注意到她。只有我知道她这盼望是多么强烈。有一天她对我说，赵叔叔不是北京户口，手术做完了他就该走了吧？我说是啊，很可惜。这时白大省眼神发直，死盯着我，却又像根本没看见我。我碰碰她的手说，哎哎，你怎么啦？她的手竟是冰凉的，使我想起了冰镇杨梅汽水，她的手就像刚从冰柜里捞出来的。那年她才十岁，她的手的温度，实在不该是一个十岁的温度，那是一种不能自已的激情吧，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热望。此时此刻我望着坐在角落里的白大省，突然很想让“大春”注意一下我的表妹。我大声说，赵叔叔，白大省还没演过喜儿呢，白大省应该演一次喜儿！赵叔叔——那鬈发的“大春”就向白大省走来。他是那么友好那么开朗，他向她伸出了一只手，他在邀请她。白大省却一迭声地拒绝着，她小声地嘟囔：“我不，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演，我不当，我就是不行……”这个一向随和的人，在这时却表现出了让人诧异的不大随和。她摇着头，咬着嘴唇，把双手背到身后。她的拒绝让我意外，我不明白她是怎么了，为什么她会拒绝这久已盼望的时刻。我最知道她的盼望，因为我摸过她的冰凉的手。我想她一定是不好意思了，我于是鼓动似的大声说你行你就行，其他几个女孩子也附和着我。我们似乎在共同鼓励这懦弱的白大省，又共同怜悯这不如我们的白大省。“大春”仍然向白大省伸着手，这反而使白大省有点要恼的意思，她开始大声拒绝，并向后缩着身子。她的脑门沁出了汗，她的脸上是一种孤立无援的顽强。她僵硬地向后仰着身子，像要用这种姿态证明打死也不服从的决心。这时“大春”将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他双臂伸向白大省，分明是要将她从小板凳上抱起来，分明是要用抱起她来鼓励她上场。我们都看见了赵叔叔这个姿态，这是多么不同凡响的一个姿态，白大省啊你还没有傻到要拒绝这样一个姿态的程度吧。白大省果然不再大声说“不”了，因为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咕咚”一声她倒在地上，她昏了过去，她休克了。
很多年之后白大省告诉我，十岁的那次昏倒就是她的初恋。她分析说当时她恨透了自己，却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直到今天，三十多岁的白大省还坚持说，那位赵叔叔是她见过的最好看的中国男人。长大成人的我不再同意白大省的说法，因为我本能地不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的男人。但我没有反驳白大省，只是感叹着白大省这拙笨之至又强烈之至的“初恋”。那个以后我们再也未曾谋面的赵叔叔，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当年驸马胡同那个十岁的女孩子白大省，就是为了他才昏倒。他也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当真能为她心中的美男子昏死过去。他们那个年纪的男人，是不会探究一个十岁的女人的心思的，在他眼里她们只是一群孩子，他会像抱一个孩子一样去抱起她们，他却永远不会知道，当他向她们伸出双臂时，会掀起她们心中怎样的风暴。他在无意之中就伤了胡同里那么多女孩子的心，当他和三号院西单小六的事情发生后，那些与他“同台”饰演喜儿的小女孩才知道，他其实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她们，他倾心的是胡同里远近闻名的那个西单小六。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能为一个大男人昏过去呢，而西单小六，却几乎连正眼都不看一下那“大春”，就能弄得他神魂颠倒。
二
西单小六那时候可能十九岁，也可能十七岁，她和她的全家前几年才搬到驸马胡同。她们家占了三号院五间北房，北房原来的主人简先生和简太太，已被勒令搬到门房去住，谁让简先生解放前开过药铺呢，他是个小资本家，而西单小六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匠。
西单小六的父母长得矮小干瘪，可他们是多么会生养孩子啊，他们生的四男四女八个孩子，男孩子个个高大结实，女孩子个个苗条漂亮。他们是一家子粗人，搬进三号院时连床都没有，他们睡铺板。他们吃得也粗糙，经常喝菜粥，蒸窝头。可他们的饮食和他们的铺板却养出了西单小六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眉眼在姐妹之中不是最标致的，可她却天生一副媚入骨髓的形态，天生一股招引男人的风情。她的土豆皮色的皮肤光润细腻，散发出一种新鲜锯末的暖洋洋的清甜；她的略微潮湿的大眼睛总是半眯着，似乎是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又仿佛故意要用长长的睫毛遮住那火热的黑眼珠。她蔑视正派女孩子的规矩：紧紧地编结发辫，她从来都是把辫子编得很松垮，再让两鬓纷飞出几缕柔软的碎头发，这使她看上去胆大包天，显得既慵懒又张扬，像是脑袋刚离开枕头，更像是跟男子刚有过一场鬼混。其实她很可能只是刚刷完熬了菜粥的锅，或者刚就着腌雪里蕻吃下一个金黄的窝头。每当傍晚时分，她吃完窝头刷完锅，就常常那样慵懒着自己，在门口靠上一会儿，或者穿过整条胡同到公共厕所去。当她行走在胡同里的时候，她那蛊惑人心的身材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那是一个穿肥裆裤子的时代，不知西单小六用什么方法改造了她的裤子，使这裤子竟敢曲线毕露地包裹住她那紧绷绷的弹性十足的屁股。她的步态松懈，身材却挺拔，她就用这松懈和挺拔的奇特结合，给自己的行走带出那么一种不可一世的妖娆。她经常光脚穿着拖鞋，脚指甲用凤仙花汁染成恶俗的杏黄——那时候，全胡同、全北京又有谁敢染指甲呢，唯有西单小六。她就那么谁也不看地走着，因为她知道这胡同里没什么人理她，她也就不打算理谁。她这样的女性，终归是缺少女朋友的，可她不在乎，因为她有的是男朋友。她加入了一个团伙，号称西单纵队的，“西单小六”这绰号，便是她加入了西单纵队之后所得。究其本名，也许她应该被称为小六吧，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西单小六”的这个团伙，是聚在一起的十几个既不念书（也无书可念）又不工作的年轻人，都是好出身，天不怕地不怕的，专在西单一带干些串胡同抢军帽、偷自行车转铃的事。然后他们把军帽、转铃拿到信托商店去卖，得来的钱再去买烟买酒。那个时代里，军帽和转铃是很多年轻人生活中的向往，那时候你若能得到一顶棉制栽绒军帽，就好比今日你有一件质地精良的羊绒大衣；那时候你的自行车上若能安一只转铃，就好比今日你的衣兜里装着一只小巧的手机。“西单小六”在这纵队里从不参加抢军帽、偷转铃，据说她是纵队里唯一的女性，她的乐趣是和这纵队里所有的男人睡觉。她和他们睡觉，甚至也缺乏这类女人常有的功利之心，不为什么，只是高兴，因为他们喜欢她。她最喜欢让男人喜欢，让男人为她打架。
她的种种荒唐，自然瞒不过家人的眼，她的木匠父亲就曾将她绑在院子里让她跪搓板。这西单小六，她本该令她的兄弟姐妹抬不起头，可她和他们的关系却出奇的好。当她跪搓板时，他们抢着在父亲面前替她求情。她罚跪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有时从下午能跪到半夜。每一次她都被父亲剥掉外衣，只剩下背心裤衩。兄弟姐妹的求情也是无用的，他们看着她跪在搓板上挨饿受冻，心里难受得不行。终于有一次，她的那些同伙，西单纵队的哥儿们知道了她正在跪搓板，他们便在那天深夜对驸马胡同三号搞了一次“偷袭”。他们翻墙入院，将西单小六松了绑，用条红白相间的毛毯裹住扛出了院子。然后，他们骑上每人一辆的凤凰18型锰钢自行车，再铆足了劲，示威似的同时按响各自车把上那清脆的转铃，紧接着就簇拥着西单小六在胡同里风一样地消失了。
那天深夜，我和白大省都听见了胡同里刺耳的转铃声，姥姥也听见了，她迷迷瞪瞪地说，准是西单小六他们家出事了。第二天胡同里就传说起西单小六被“抢”走的经过。这传说激起了我和白大省按捺不住的兴奋、好奇，还有几分紧张。我们奔走在胡同里，转悠在三号院附近，希望能从方方面面找到一点证实这传说的蛛丝马迹。后来听说，给西单纵队通风报信的是西单小六的三哥，西单小六本人反倒从不向她那些哥儿们讲述她在家里所受的惩罚。谁看见了他们是用条红白相间的毛毯裹走了西单小六呢？谁又能在半夜里辨得清颜色，认出那毛毯是红白相间呢？这是一些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我们难忘的，是曾经有这样一群男人，他们齐心协力，共同行动，抢救出了一个正跪在搓板上的他们喜爱的女人。而他们抢她的方式，又是如此的震撼人心。西单小六仿佛就此更添了几分神秘和奇诡，几天之后她没事人似的回到家中，又开始在傍晚时分靠住街门站着了。她手拿一只钩针，衣兜里揣一团白线，抖着腕子钩一截贫里贫气的狗牙领子。很可能九号院赵奶奶的侄子、那鬈发的“大春”就是在这时看见了西单小六吧，西单小六也一定是在这样的时候用藏在睫毛下的黑眼珠瞟见了“大春”。
这一男一女，命中注定是要认识的，任什么也不可阻挡。听赵奶奶跟姥姥说，那鬼迷心窍的“九九藏书大春”手术早就做完了，单位几次来信催他回去，他理也不理，不顾赵奶奶的劝阻，竟要求西单小六嫁给他，跟他离开北京。西单小六嘻嘻哈哈地不接话茬儿，只是偷空跟他约会。后来，西单纵队的那伙人，就是在赵奶奶的后院把他俩抓住的。照例是个夜晚，他们照例翻墙进院，用毛毯将裸体的西单小六裹了走，又把那“大春”痛打一顿，以匕首威胁着将他轰出了北京。
胡同里有人传说，说这回西单纵队潜入赵奶奶家后院，是西单小六故意勾来的。她一挑动，男人就响应。她是多么乐意让男人在她眼前出丑啊。这传说若是真的，西单小六就显得有点卑鄙了。美丽而又卑鄙，想来该是伤透了“大春”的心。
赵奶奶哭着对姥姥说，真是作孽啊，咱们胡同怎么招来这么个狐狸精。姥姥陪着赵奶奶落泪，还嘱咐我们，不许去三号院玩，不许和西单小六家的人说话。她是怕我们学坏，怕我们变成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
我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北京，回到了B城父母的身边。那时我的父母刚刚结束在一座深山里的五七干校的劳动，他们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姥姥家接回来，要我在B城继续上学。他们是那样重视与我的团聚，而我的心，却久久地留在北京的驸马胡同了。我知道胡同里那些大人是不会想念我这样一个与他们无关的孩子的，可我却总是专心致志地想念胡同里一些与我无关的大人：鬈发的“大春”，西单小六，赵奶奶，甚至还有赵奶奶家的女猫妞妞。我曾经幻想如果我变成妞妞，就能整日整夜与那“大春”在一起了，我还能够看见他和西单小六所有的故事。我听说西单纵队的人去赵奶奶家后院抓“大春”和西单小六时，妞妞在房顶上好一阵尖叫。她是喊人救命呢，还是幸灾乐祸地欢呼呢？而我想要变成妞妞，究竟打算看见“大春”和西单小六的什么故事呢？以我那时的年龄，我还不知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要做什么事。我的心情，其实也不是嫉妒，那是一团乱七八糟的惆怅和不着边际的哀伤。因为我没像白大省那样“爱”上赵奶奶的侄子，我也不厌恶被赵奶奶说成狐狸精的西单小六。我喜欢这一男一女，更喜欢西单小六。我不相信那天夜里她是有意让“大春”出丑，就算是有意让“大春”出丑又怎样？我在心里替她开脱，这时我也显得很卑鄙。这个染着恶俗的杏黄色脚指甲的女人，她开垦了我心中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自由主义情愫，张扬起我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十几年后我看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当看到埃及妖后吩咐人用波斯地毯将半裸的她裹住扛到凯撒大帝面前时，我立刻想到了驸马胡同的西单小六，那个大美人，那个艳后一般的人物，被男男女女口头诅咒的人物。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把对西单小六的感想告诉我的表妹白大省，我以为这是一个忌讳：当年是西单小六“夺”走了白大省为之昏过去的“大春”。再说，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三号院那五间大北房又回到了住门房的简先生手中，西单小六一家就搬走了。她已经消失在驸马胡同，我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对白大省提起西单小六呢。直到有一次，大约两年前，我和白大省在三里屯一个名叫“橡木桶”的酒吧里见到了西单小六。她不是去那儿消遣的，如今她是“橡木桶”的女老板。
那是一间竭力模仿异国格调的小酒吧，并且也弥漫着一股异国餐馆里常有的人体的膻气和肉桂、香叶、咖喱等调料相混杂的味道。酒吧看上去生意不错，烛光幽暗，顾客很多——大都是外国人。墙上挂着些兽皮、弓箭之类，吧台前有两个南美模样的女歌手正弹着西班牙吉他演唱《吻我，吉米》。我就在这时看见了西单小六。尽管二十多年不见，在如此幽暗的烛光下我还是一眼就把她认了出来。我为此一直藐视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什么某某和某某十几年不见就完全不认识了并由此引出许多误会什么的，这怎么可能呢，反正我不会。我认出了西单小六，她有四十多岁了吧？可你实在不能用“人老珠黄”来形容她。她穿一条低领口的黑裙子，戴一副葵花形的钻石耳环；她的身材丰满却并不臃肿，她依旧美艳并对这美艳充满自信；她正冲着我们走过来，她的行走就像从前在驸马胡同一样，步态悠然，她的神情只比从前更多了几分见过世面的随和。她看上去活得滋润，也挺满足，虽然有点俗。我对白大省说，嗨，西单小六。这时西单小六也认出了我们，她走到我们跟前说，从前咱们做过邻居吧。她笑着，要侍者给我们拿来两杯“午夜狂欢”——属于她的赠送。她的笑有一种回味故里的亲切，不讨厌，也没有风尘感。我和白大省也对西单小六笑着，我们的笑里都没有恶意，我们对她能一下子认出从前胡同里的两个孩子感到惊异。我们只是不知道怎样称呼她，只好略过称呼，客气又不失真实地夸赞她的酒吧。她开心地领受这称赞，并扬扬手叫过了一个正在远处忙着什么的宽肩厚背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来到我们面前，西单小六介绍说这是她的先生。
那个晚上我和白大省在“橡木桶”过得很愉快。西单小六和她那位至少小她十岁的丈夫使我们感慨不已。我们感叹这个不败的女人，谜一样的不败的女人。白大省就在那个晚上告诉我，她从来就没有憎恨过西单小六。她让我猜猜她最崇拜的女人是谁，我猜不着，她说她最崇拜的女人是西单小六，从小她就崇拜西单小六。那时候她巴望自己能变成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骄傲，貌美，让男人围着，想跟谁好就跟谁好。她常常站在梳妆镜前，学着西单小六的样子松散地编小辫，并三扯两扯扯出鬓边的几撮头发。然后她靠住里屋门框垂下眼皮愣那么一会儿，然后她离开门框再不得要领地扭着胯在屋里走上那么几圈。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亢奋而又鬼祟，自信而又气馁。她是多么想如此这般地跑出家门跑到街上，当然她从来就没有如此这般地跑出过家门跑到过街上，也从没有人见过她模仿西单小六的怪样，包括我。
那个晚上我望着走在我身边显得人高马大的白大省，我望着她的侧面，心想我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人。
三
我的这位表妹白大省，她那长大之后仍然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常常让我觉得是这世道仅有的剩余。在中学和大学里她始终是好学生，念大三时她还当过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她天生乐于助人，热心社会活动，不惜为这些零零碎碎的活动耽误学习。我窃想也许她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本身。她念的是心理系，有时候她会在上课时溜回宿舍睡大觉，不过这倒也没有妨碍她顺利毕业。她毕了业，进了四星级的凯伦饭店，后来就一直固定在销售部。在那儿得卖房，单凭散客和旅行社的固定客户是不够的，得主动出击寻找客源。她的目标是京城的合资、独资企业以及外国公司的代表处，她须经常在这些企业的写字楼里乱串，登门入室，向人家推销凯伦的客房，并许以一些优惠条件。凯伦的职员把这种业务形式统称为“扫楼”。听上去倒是有一种打击一大片的气势，扫视或者扫射吧，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简直想不出白大省拿什么来作为她“扫楼”的公关资本，或者换个说法，白大省简直就没有什么赖以公关的优势。她相貌一般，一头粗硬的直短发，疏于打扮，爱穿男式衬衫。个子虽说不矮，但是腰长腿短，过于丰满的屁股还有点下坠，这使她走起路来就显得拙笨。可是她的“扫楼”成绩在她们销售部还是名列前茅的，凭什么呢白大省？难道她就是凭了由小带到大的那份“仁义”么？凭了她那从里到外的一股子莫名其妙的待人的真情？我领教过白大省待人的真情。那年她念大二，到我们B城一所军事指挥学院参加封闭式的大学生军训。军训结束时，我给她打电话，让她先别回北京，在B城留两天，到我家来住。那时我刚结婚，幸福得不得了，我愿意让白大省看看我的新家，认识我对她说过一百遍的我的丈夫王永。白大省欣然答应，在电话里跟王永姐夫长姐夫短的好不亲热。我们迎她进门，给她做了一大堆好吃的。回想起小时候在驸马胡同南口买冰四
那时候白大省经常问我，要是你和一个男人结婚，你是选择一个你们俩彼此相爱的呢，还是选择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更厉害的呢，或者选择一个你爱他比他爱你更厉害的呢？——当然，你肯定选择彼此相爱，你和王永就是彼此相爱。白大省替我回答。我问她会选什么样的，她说，也许我得选择我爱他比他爱我更……更……她没再往下说。但我从此知道，事情一开始她给自己制定的就是低标准，一个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她仿佛早就有一种预感，这世上的男人对她的爱意永远也赶不上她对他们的痴情。问题是我还想接着残忍地问下去，问我自己，这世上的男人又有谁对白大省有过真的爱意呢？郭宏和白大省交朋友是想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他就能留在北京。我早就看出了这一层，我提醒她说郭宏在北京可没家，她说我们结了婚他不就有家了么。
也许郭宏本是要与白大省结婚的，他们已经在一块儿过起了日子。白大省把伺候郭宏当成最大的乐事，她给他买烟，给他洗袜子，给他做饭，招一大帮同学在驸马胡同给他开生日party，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恋爱是认真的，是往结婚的路上走的那种。郭宏家的人来北京她是全陪，管吃管住还管掏钱买东西。她开始厚着脸皮跟家里多要钱，有一次，为了给郭宏的小侄子买一只“沙皮狗”，她居然背着姨父和姨妈卖了家里一台旧电扇。真是何苦呢！可是忽然间，就在临近毕业时，郭宏又结识了学校一个日本女留学生，打那儿以后郭宏就不到驸马胡同来了。他是想随了那日本学生到日本去的，郭宏一好友曾经透露。这是一个打定了主意要吃女人饭的男人，当他能够去日本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用不着留在北京，他就不必和白大省结婚。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白大省向我哭诉这一切时的样子，她膀眉肿眼，奓着头发，盘腿坐在她的大床上，咬着牙根（我刚发现白大省居然也会咬牙根）说我真想报复郭宏啊我真想报复他，让他留不成北京，让他回他们东北老家去！接着她便计划出一大串报复他的方式，照我看都是些幼稚可笑没有力量的把戏。说到激动之处她便打起嗝儿来，凄切而又嘹亮，像是历经了大的沧桑。可是，当我鼓动她无论如何也要出这口恶气时，她却不说话了。她把自己重重地往床上一砸，扯过一条被子，便是一场蒙头大睡。我看着眼前的这座“棉花山”，想着在有些时候，棉被的确是阻隔灾难的一件好东西，它能抵挡你的寒冷，模糊你的仇恨，缓解你的不安，掩盖你的哀伤。白大省在棉被的覆盖下昏睡了一天，当她醒来之后就再也不提报复郭宏的事了。遇我追问，她就说，唉，我要是有西单小六那两下子就好了，可我不是西单小六啊，问题是——我要真是西单小六也就不会有眼前这些事儿了。郭宏敢对西单小六这样么？他敢！这话说得，好像郭宏敢对她白大省这样反倒是应当应分的。
白大省就在失去郭宏的悲痛之中迎来了她的毕业分配，在凯伦饭店，她开始了人生的又一番风景。她工作积极，待人热诚，除了在西餐厅锻炼时（去餐厅锻炼是每个员工进店之后的必修课）长了两公斤肉，别处变化不大。她还是像个学生，没有沾染大酒店假礼貌下的尖刻和冷漠之气。偶尔受了同事的挤对，她要么听不出来，要么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她赢了个好人缘，连更衣室的值班大妈都夸她：别看咱们饭店净漂亮妞儿，我还就瞧着白大省顺眼。多咱见了我们都打招呼，大妈长大妈短，叫得人心里热乎乎的。不怕您笑话呀，现如今我儿媳妇叫我一声妈都费老劲了，哎，我说白大省，今儿个你干吗往衬衫领子下头围一块小绸巾呀，绸巾不是该往脖子上系的吗……更衣室大妈不拿白大省当外人，逮着她就跟她穷聊。
过了些时候，白大省开始了她的又一次恋爱。这一回，对方名叫关朋羽，凯伦饭店客房部的，比白大省小一岁，个子和白大省差不多。他俩是在饭店圣诞晚会的排练时熟起来的，关朋羽演唱美声的《长江之歌》，白大省的节目是民歌《回娘家》。这首《回娘家》白大省大学时就唱熟了。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憷台，这跟在学生会做过宣传部长有关。只是在排练过程中她总是出一些小麻烦，比如当唱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时，她理应先伸左手再伸右手，她却总是先伸右手后伸左手。麻烦虽不大，但让人看着别扭。那时坐在台下的关朋羽就悄悄地冲她打手势，提醒她“先左，先左”。白大省看见了关朋羽的手势，也听见了他的提醒，他的小动作使她心中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也就像有了靠山有了仗势一样地踏实下来，她遵照关朋羽的指示伸对了手——“先左”。到了后来，再遇排练，还没唱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时她就预先把眼光转向了台下的关朋羽，有点像暗示，又有点像撒娇。她暗示关朋羽别忘了对她的暗示：我可快要出错儿了呀，你可别忘了提醒我呀。到了伸手的关键时刻，她其实已经可以顺利地“先左”了，可她却还假装着犹豫，假装着不知道她的手该怎么伸。台下的关朋羽果真就急了，他腾地向她伸出了左手。白大省就喜欢看关朋羽着急的样子，那不是为别人着急，那是专为她白大省一人的着急。白大省乐不可支，她的“调情”技巧到此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仅此而已，她再无别的花招。
关朋羽和郭宏不同，他是一种天生喜欢居家过日子的男人，注意女性时装，会织毛衣，能弹几下子钢琴，还会铺床。第一次随白大省到驸马胡同，他就向她施展了来自客房部的专业铺床和“开床”技术。他似乎从未厌烦过他平凡的本职工作，甚至还由此养成了一种职业性的嗜好：看见床就想铺它、“开”它。他吩咐白大省拿给他一套床单被单，他站在床脚双手攥住床单两角，哗啦啦地抖开，清洁的床单波浪一般在他果断的手势下起伏涌动，瞬时间就安静下来端正地舒展在床垫上。然后他替白大省把枕头拍松，请她在床边坐下，让她体味他的技术和劳动。他们——关朋羽和白大省，此刻就和床在一起，却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能和这床发生点什么事情，叫人觉得铺床的人总是远离床的，就像盖房的人终归是远离房。白大省只从关朋羽脸上看到了一种劳动过后的天真和清静，没有欲望，也没有性。
他们还是来往了起来。饭店淘汰下一批家具，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卖给员工，三件套的织锦缎面沙发才一百二十块钱。白大省买了不少东西，从沙发、地毯、微波炉，到落地灯、小酒柜、写字台，关朋羽就帮她重新设计和布置房间。白大省想到关朋羽喜欢弹琴，还咬咬牙花五百块钱买了饭店一架旧钢琴（外带琴凳）。白大省向父母要钱或者偷着卖老电扇的时代过去了，她远不是富人，可她觉得自己也不算缺钱花。她在新布置好的房间里给关朋羽过了一次生日，这回她多了个心眼儿，不像给郭宏过生日那回请一堆人。这回她谁也没请，就她和关朋羽两个人。她从饭店西餐厅订了一个特大号的“黑森林”蛋糕，又买了一瓶价格适中的“长城干红”。那天晚上，他们吃蛋糕，喝酒，关朋羽还弹了一会儿琴。关朋羽弹琴的时候白大省就站在他身边看他的侧面。她离他很近，他的一只耳朵差不多快要蹭到她胸前的衣襟。他的耳朵红红的，像兔子。白大省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很想冲那耳朵咬一口。关朋羽一直在弹琴，可是越弹越不知自己在弹什么。身边的一团热气阻塞了他的思维，他不知道是一直看着琴键，还是应该冲那团热气扭一下头，后来他还是冲白大省扭了一下头。当他扭头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的头连同他那只红红的耳朵就轻倚在白大省的怀里了。这是一个让白大省没有防备的姿势，也许她是想双手搂住怀中这个脑袋的，可是她膝盖一软，却让自己的身子向下滑去，她跪在了地上。她的跪在地上的躯体和坐在琴凳上的关朋羽相比显得有点肉大身沉，尽管这样看上去她已经比他显得低矮。她冲他仰起头，一副要承接的样子。他也就冲她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嘴，又不着边际地在她身上抚摸了一阵。她双手钩住了他的不算粗壮的脖子，她是希望一切继续的，他应该把她抱起来或者压下去。可是他显然有点胆怯，他似乎没有抱起她的力气，也没有压住她的分量。很可能他已经后悔刚才他那致命的一扭头了。他好像是再也没事干了才决定要那么一扭头的，又仿佛正是这一扭头才让他明白眼前的白大省其实是如此巨大，巨大得叫他摆布不了。或者他也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自卑，为自己的学历感到自卑？白大省是大本文凭，他念的是旅游中专。也许这些原因都不是，关朋羽，他始终就没有确定自己是不是爱上了白大省。他终于从白大省的胳膊圈儿里钻了出来。他坐回到桌旁，白大省也坐回到桌旁，两个人看上去都很累。
忽然白大省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换煤气罐这类的事肯定是我的。
关朋羽就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换灯泡这类的事肯定是我的。
白大省说，要是咱们俩过日子，我什么都不让你干。
关朋羽就说，你真善良，我早看出来了。
他说的是真话，他明白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碰见这份善良的。就为了他早就发现的白大省这份赤裸裸的善良，他又亲了她一次。然后他们平静、愉快地告了别。
他们还没有谈到结婚，不过两人都是心照不宣的样子。销售部的同事问起白大省，她只是笑而不答。白大省到底积累了点经验，她忍耐住了她自以为的幸福。要是我们的另一位表妹小玢不来北京，我判断关朋羽会和白大省结婚的。可是小玢来了。
小玢是我们舅舅的女儿，家住太原。一连三年没考上大学，便打定主意到北京来闯天下。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时装设计师，为此她选择了北京一家没有文凭、不管食宿也不负责分配的服装学校。她花钱上了这学校，并来到驸马胡同要求和白大省同住。她理直气壮，不由分说。
五
小玢没来过北京，她却到哪儿也不憷，与人交往，天生的自来熟。她先是毫不忸怩地把驸马胡同当成了自己的家，她打开白大省的衣橱，刷啦啦地把白大省挂在衣杆上的衣服“赶”到一边，然后把自己带来的“时装”一挂一大片。她又打量了一阵写字台，把白大省戳在桌面上的几个小镜框往桌角一推，接着不同角度地摆上了几只嵌有自己玉照的镜框；其中一帧二十四寸大彩照，属于影楼艺术摄影那种格调的，她将它悬在了迎门，让所有人一进白大省家，先看见墙上被柔光笼罩的小玢在作妩媚之笑。最后她考虑到床的问题，她看看里屋唯一一张大床，对白大省说她睡觉有个毛病，爱睡“大”字，床窄了她就得掉下去。她要求白大省把大床让给她，自己再另支折叠床。白大省没有折叠床，只好到家具店现买了一张。剩下吃饭的问题，小玢也自有安排：早饭自己解决；晚饭谁早回来谁做（小玢永远比白大省回家晚）；中饭呢，小玢说她要到凯伦饭店和白大省一块儿吃，她说她知道白大省他们的午饭是免费的。白大省对此有些为难，毕竟小玢不是饭店的员工，这是个影响问题。小玢开导白大省说，咱们不要双份，咱俩合吃你那一份就行，难道你不觉得你该减肥了么，再不减肥，以后我给你设计服装都没灵感了。白大省看看自己的不算太胖、可也说不上婀娜的身材，一刹那还想起了比她文弱许多的关朋羽，就对小玢做了让步。女为悦己者瘦啊，白大省要减肥，小玢的中饭就固定在了凯伦饭店。说是与白大省合吃，实际每顿饭她都要吃去一多半，饿得白大省钉不到下午下班就得在办公室吃饼干。
凯伦饭店的中饭开阔了小玢的视野，她认识了白大省所有的同事，抄录下他们所有的电话、BP机号码。到了后来，她跟他们混得比白大省跟他们还熟。她背着白大省去饭店美容厅剪头发做美容（当然是免费）；让客房部的哥儿们给她干洗毛衣大衣；销售部白大省一个男同事，自己有一辆“富康”轿车的，居然每天早上开车到驸马胡同接小玢，然后送她去服装学校上学，说是顺路。这样，小玢又省出了一笔乘坐中巴的钱。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些方便，当然她也知道感谢那些给她提供方便的人。她的习惯性感谢动作是拍拍他们的大腿，之后再加上这么一句：“你真逗！”男人被她拍得心惊肉跳的，“你真逗”这个含意不清的句子也使他们乐于回味，可他们又绝不敢对她怎么样。动不动就拍男人大腿本是个没教养的举动，可是发生在小玢身上就不能简单地用没教养来概括。她那一米五五的娇小身材，她那剪着“伤寒式”短发的小脑袋瓜，她那双纤细而又有力的小手，都给人一种介乎于女人和孩子之间的感觉，粗鲁而又娇蛮，用意深长而又不谙世事。她人小心大，旋风一般刮进了驸马胡同，她把白大省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最后她又从白大省手中夺走了关朋羽。
那是一个下午，白大省和福特公司的客户在民族饭店见面之后没再回到班上，就近回了驸马胡同。这次见面是顺利的，那位客户，一个谢顶的红脸美国老头已经答应和凯伦签合同，他们代表处将在凯伦饭店包租一年客房。这也意味着白大省可以从租金中得到千分之二的回扣。白大省这天的确用不着再回班上了，白大省实在应该回家好好庆祝庆祝。她回家开了门，看见小玢和关朋羽躺在她的大床上。
不能用鬼混来形容小玢和关朋羽，真要是鬼混，事情倒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问题是小玢不想和关朋羽鬼混，关朋羽也觉得他应该娶的原来是小玢。这样，本来可能是白大省丈夫的关朋羽，没出两个月就变成了白大省的表妹夫。
想来想去，白大省不像恨郭宏那样恨关朋羽，让她感到揪心疼痛的是，她99lib?和关朋羽交往一年多了都没打过床的主意，可关朋羽和小玢没见过几次面就上了床。那是她的床啊，她白大省的床！
小玢搬出了驸马胡同，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跟白大省说，只给她留下一件她亲自为遮掩白大省那下坠的臀部而设计制作的一件圆摆衬衫，还忘了锁扣眼儿。倒是关朋羽觉得有些对不住白大省，有一天他跟小玢要了驸马胡同的钥匙——还没来得及还给白大省的钥匙，趁白大省上班，他找人拉走了白大省的旧床，又给白大省买来一张新双人床，还附带买了床罩、枕套什么的。他认真为她铺好床，认真到比铺他和小玢的婚床更多一百分的小心。他不让床单上有一道褶痕，不让床裙上有一粒微尘。接着他又为她开了床，就像他在饭店客房里每天都做的那样，拍松枕头，把罩好被单的薄毯沿枕边规矩地掀起一角，再往掀起的被角上放一枝淡黄色的康乃馨。就像要让白大省忘却在这个位置上发生的所有不快，又像是在祝福白大省开始崭新的日子。
白大省下班回来看见了新床和床上的一切，那是关朋羽技术和心意的结合，是他这样一个男人向她道歉的独特方式。白大省坐在折叠床上遥望这新大床一阵阵悲伤，因为她怀念的其实正是关朋羽让人搬走的那张旧床，那张深深伤害了她的旧床。倘若她能重返旧床，哪怕夜夜只她单独一人，至少她也能体味关朋羽曾经在过这床上的那一部分——就算不是和她。另一部分，小玢占据的那一部分她甚至可以遮起来不想。在旧床上她的心和身体都会感到痛的，可那是抓得住的一种伤痛，纵然痛，也是和他在一起的。眼前的新床又算什么呢，一堆没有来历的木头罢了。
关朋羽的新床带给驸马胡同的是更多的凄清。好比一个男人，早就打定了主意要背离爱他的女人，告别之前却非要给这女人擦一遍桌子，拖一拖地板，扶正墙上的一个镜框，再把漏水的龙头修上一修。这本是世上最残忍的一种殷勤，女人要么在这样的殷勤里绝望，要么从这样的殷勤里猛醒。
我的表妹白大省，她似乎有点绝望，却还谈不上就此猛醒，她只是久久不在那新床上睡觉就是了。第一次睡她那新大床的是我。那次我来北京参加一个少儿读物研讨会，有天晚上住在了驸马胡同。我躺在白大省的新床上，她躺在那张折叠床上，脸朝天花板跟我讲着小玢和关朋羽。她说小玢和关朋羽结婚后就不念那个服装学校了，两人也没房，就和关朋羽的父母一起住。他家住在一幢旧单元楼的一楼，辟出一间临街开了个门，小玢开起了成衣店，生意还挺不错。白大省说他们结婚时她没去，她是想一辈子不搭理他们的，那时候天天下班回家就发誓。白大鸣为了支持白大省，自己先作了姿态，他不与他们来往。可也不知怎么的，临近婚礼时白大省还是给他们买了礼物，一个消毒碗柜，托客房部的人转给了关朋羽。白大省说关朋羽又托客房部的人给她送了一袋喜糖。她说你猜我把那喜糖放哪儿去了，我说你肯定没吃。她指指房顶说我告诉你吧，让我站在院里都给扔到房上去了。
我闭眼想着我们头上那滋生着干草的灰瓦屋顶，屋顶依旧，只是女猫妞妞和男猫小熊早已不在了，不然那喜糖定会引起它们的一阵欢腾。最后白大省又埋怨起自己，她说全怪她警惕性不高啊，一不留神啊……我说这和留神不留神有什么关系，白大省说那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呢。
我没法回答白大省的问题，我于是请她看电影。那次我们看了一个没有公演的美国电影《完美的世界》，研讨会上发的票。看电影时我们都哭了，虽然克制但还是泪流满面。我们尽量默不作声，我们都长大了，不像从前看《卖花姑娘》的时候那么抽抽搭搭的。白大省偶尔还打一个嗝儿，憋成很细小的声音，只有我这么亲近的人才能觉察出她是在打嗝儿。《完美的世界》，那个罪犯和充当人质的孩子之间从恐惧憎恨到相亲相近的故事使白大省激动不已，仅在销售部，她就把这部电影给同事讲了四遍。我回B城后还接到过她一个长途电话，她说她从来没有像看了《完美的世界》以后那样热爱孩子，她第一次有点从心里羡慕我的职业了，她问我有没有可能托关系把她调到一个儿童出版社，她已经开始考虑改行了。我劝她说别神神经经的，出版社的活儿也不是那么好干。白大省后来没再坚持改行，她不是听了我的劝，那是因为，她仿佛又开始恋爱了。
六
白大省认识夏欣是在驸马胡同，夏欣骑车拐弯时撞了正在走路的白大省。撞得也不重，小腿擦破了一点皮，夏欣一个劲儿向白大省道歉，还从衣兜里掏出一片创可贴，非要亲手按在白大省小腿上不可。后来白大省听夏欣说，那天他是去三号院看房的，三号院的简先生要把他那间八平方米的门房租出去。本来夏欣有意要租，希望简先生在租金上做些让步，但简先生分毫不让，他也就放弃了。
夏欣认为自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只是生不逢时，社会上的好机会都让别人占了去。他毕业于一所社会大学，多年来光跟人合伙办公司就办过八九个，开过彩扩店，还倒腾过青霉素。样样都没长性，干什么也没赚到钱，跟父母的关系又不好，索性就想从家里搬出来。他让白大省帮他物色价格合理的房，他说他简直一天也不想再看见他父母的脸。白大省给夏欣提供了几则租房信息，有两次她还陪他一道去看房。看完了房，夏欣要请白大省吃饭，白大省说还是我请你吧，以后你发了财再请我。
白大省把夏欣领进了驸马胡同，从此夏欣就隔长补短地在白大省那儿吃饭。他吃着饭，对她说着他的一些计划，做生意的计划，发财的计划，拉上两个同学到与北京相邻的某省某县开化工厂的计划……他的计划时有变化，白大省却深信不疑。比方说到开化工厂缺资金，白大省甚至愿意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一万块钱借给夏欣凑个数。后来夏欣没要白大省的钱，因为他忽然又不想开化工厂了。
我非常反感白大省和夏欣的交往，我不喜欢一个大老爷们儿坐在一个无辜的女人家里白吃白喝外加穷“白话”。我对白大省说夏欣可不值得你这么耽误工夫，白大省说我不如她了解夏欣，说别看夏欣现在一无所有，她看中的就是夏欣的才气。噢，夏欣居然有才气，还竟然已被白大省“看中”。我让白大省将夏欣的才气举出一二例，她想了想说，他反应特快，会徒手抓苍蝇。我问她说，你们俩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她说还谈不上什么关系，夏欣人很正派，有天晚上他们聊天聊到半夜，夏欣就没走，白大省在里屋睡大床，夏欣在外屋睡折叠床，两人一夜相安无事。
这样的相安无事，可以说洁如水晶，又仿佛是半死不活。是一男一女至纯的友谊呢，还是更像两个男人的哥儿们义气？白大省也许终生都不会涉足这样的分析。她渴望的，只是得到她看中的男人的爱。夏欣无疑被她看中了，她却怎么也拿不准他那一方的态度。有了郭宏和关朋羽的教训，加上我对她的毫不掩饰的警告，她是要收敛一下自己的，很可能她也假模假式地伪装过矜持。她告诫过自己吧：要慢一点慢慢的斯斯文文的；她指点过自己吧：要沉稳千万别显出焦急；她也打算像个会招引人的女人那样修饰自己吧：小玢的娇蛮、西单小六的风骚，都来上那么一点……可惜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总是不妥帖的时候居多。当她想慢下来的时候她却比从前更快；当她打算表演沉稳的时候她却比从前更抓耳挠腮；当她描眉打鬓、涂胭脂抹粉时，她在镜子里看见的是一个比平常的自己难看一千倍的自己。她冲着镜子“温柔”地一笑，类似这样的“温柔”并非白大省与生俱来，它就显得突兀而又夸张，于是白大省自己先就被这突兀的温柔给吓着了。
转眼之间，白大省和夏欣已经认识了大半年，就像从前对待郭宏和关朋羽一样，她又在驸马胡同给夏欣过了一次生日。白大省这人是多么容易忘却，又显得有点死心眼儿。谁也弄不清她为什么老是用这同一种方式企图深化她和男性的关系。这次和前两次一样，是她要求给夏欣过生日，夏欣是一个答应的角色，他答应了，还史无前例地对她说了一声：“你真好。”“你真好”使白大省预感到当晚的一切将至关重要，她暗中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从容、懂事、不卑不亢的形象，可事到临头，她却比以往更加手忙脚乱并且喧宾夺主。没准儿正是“你真好”那三个字乱了她的手脚。那是一个星期六，她几乎花了一整天给自己选择当晚要穿的衣服。她翻箱倒柜，对比搭配。穿新的她觉得太做作，穿旧的又觉得提不起精神；穿素了怕夏欣看她老气，穿艳了又唯恐降低品位。她在衣服堆里择来择去，她摔摔打打，自己跟自己赌气。最后她痛下决心还是得出去现买。燕莎、赛特都太远无论如何去不成，最近的就是西单。她去了西单商场，选中一件黑红点儿的套头毛衣才算定住了神。她觉得这毛衣稳而不呆，闹中有静，无论是黑是红，均属打不倒的颜色。哪知回家对着镜子一穿，怎么看自己怎么像一只“花花轿”。眼看着夏欣就要驾到了，饭桌还空着呢。她脱了毛衣赶紧去开冰箱拿蛋糕，拿她头天就烹制好的素什锦，结果又撞翻了盛素什锦的饭盒，盒子扣在脚面上，脏污了她的布面新拖鞋。她这是怎么了，她想干什么？疯了似的。
好不容易餐桌上的那一套就了绪，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戴着个胸罩在屋里乱跑。她就顺便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她总是为自己的胸部长成这样而有些难为情。不能用大或者小来形容白大省的乳房，她的乳房是轮廓模糊的那么两摊，有点拾掇不起来的样子。猛一看胸部也有起伏，再细看又仿佛什么都没有。这使她不忍细看自己，她于是又重返她那乱七八糟的衣服堆，扯出一件宽松的运动衫套在了身上。
那个晚上夏欣吃了很多蛋糕，白大省喝了很多酒。气氛本来很好，可是，喝了很多酒的白大省，她忽然打乱自己那“沉着”“矜持”之预想，她忽然不甘心就维持这样的一个好气氛了。她的焦虑，她的累，她的没有着落的期盼，她的热望，她那从十岁就开始了的想要被认可的心愿，宛若噼里啪啦冒着火花的爆竹，霎时间就带着响声、带着光亮释放了出来。她开始要求夏欣说话，她使的招数简陋而又直白，有点强迫的意思。仿佛过生日的回报必是夏欣的表态，而且刻不容缓。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他人并不曾受损，而她自己却已再无退路。
说点什么吧，白大省对夏欣说，总得说点什么。夏欣就说，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你可能是我这一生最想感谢的人。白大省追问道：还有呢？夏欣就说，真的我特感谢你。他的话说得诚恳，可不知怎么总透着点儿不吉利。白大省穷追不舍地又发问道：除了感谢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了么？夏欣愣了一会儿说，本来他不想在生日这天说太多别的，可是他早就明白白大省想要听见的是什么。本来他也想对他们的关系作个展望什么的，不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后天……可是他又预感到今天不说就过不去今天，那么他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干脆就说了吧。这时他一反吞吐之态，开始滔滔不绝。他说他和白大省的关系不可能再有别的发展，有一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那天他来这儿吃晚饭，白大省烧着油锅接一个电话，那边油锅冒了烟她这边还慢条斯理地进行她的电话聊天；那边油锅着了她仍然放不下电话，结果厨房的墙熏黑了一大片，房顶也差点着了火。夏欣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白大省不能告诉对方她正烧着油锅呢，本来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电话。她也可以先把煤气灶闭掉再和电话里的人聊天。可是她偏不，她偏要既烧着油锅又接着电话。夏欣说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使他感觉很不舒服……白大省打断他说油锅着火那只不过是她的一时疏忽和生活态度有什么关系啊。夏欣说好吧就算这是一时的疏忽，可我偏就受不了这样的疏忽。还有，他接着说，白大省刚跟他认识没多久就要借给他一万块钱开化工厂，万一他要是个坏人是想骗她的钱呢？为什么她会对出现在眼前的陌生男人这样轻信他实在不明白……
夏欣的话匣子一开竟难以止住，他历数的事实都是事实，他的感觉虽然苛刻却又没错儿。他，一个连稳定的工作都没有的男人，一个连养活自己都还费点劲的男人，一个坐在白大省家中，理直气壮地享用她提供的生日蛋糕的男人，在白大省面前居然也能指手画脚，挑鼻子挑眼。那可怜的白大省竟还执迷不悟地说：我可以改啊我可以改！
他们到底无法谈到婚姻。夏欣在这个生日之后就离开了白大省。白大省哭着，心里一急，便冲着他的背影说，你就走吧，本来我还想告诉你，驸马胡同快要拆迁了，我这两间旧房，至少能换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三居室！夏欣没有回头，聪明的男人不会在这时候回头。白大省心里更急了，便又冲着他的背影说，你就走吧，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了！你听见了没有？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了！听了这话，夏欣回头了，他回过身来对白大省说，“其实我怕的也是这个，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这是一句真话，不过他还是走了。白大省这叫卖自己一般的挽留只加快了夏欣的离开。他不欠她什么，既不属于说了买又不买的顾客，也不属于白拿东西不给钱的顾客，他连她的手都没碰过。
很长一段时间，白大省既不收拾饭桌也不收拾床，她和夏欣吃剩的蛋糕就那么长着霉斑摆在桌上，旁边是两只油脂麻花的脏酒杯。夏欣生日那天她翻腾出来的那些衣服也都在里屋她的床上乱糟糟地摊着，晚上下班回来她就把自己陷在衣服堆里昏睡。有一天白大鸣来驸马胡同找白大省，进门就嚷起来：“姐，你怎么啦！”
七
白大鸣对白大省当时的精神状态感到吃惊，可他并无太多的担心。他了解他的姐姐白大省，他知道他这位姐姐不会有什么真想不开的事。白大省当时的精神只给白大鸣想要开口的事情增设了一点小障碍，他本是为了驸马胡同拆迁的事而来。
白大鸣已经先于白大省结了婚，女方咪咪在一所幼儿师范教音乐，白大省是两人的介绍人。白大鸣结婚后没从家里搬出去，他和咪咪的单位都没有分房的希望，两人便打定主意住在家里，咪咪也努力和公婆搞好关系。虽然这样的居住格局使咪咪觉出了许多不自如，可现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她只好把账细算一下：以后有了孩子，孩子顺理成章得归退休的婆婆来带，她和白大鸣下班回家连饭也用不着做，想来想去还是划算的，也不能叫做自我安慰。要是没有驸马胡同拆迁的信息，白大鸣和咪咪就会在家中久住下去，咪咪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与公婆相处的经验和技巧。偏在这时驸马胡同面临着拆迁，而且信息确凿。白大省已经得到通知，像她这样的住房面积能在四环以内分到一套煤气、暖气俱全的三居室单元。一时间驸马胡同乱了，哀婉和叹息、兴奋和焦躁弥漫着所有的院落。大多数人不愿挪动，不愿离开这守了一辈子的北京城的黄金地段。九号院牙都掉光了的赵奶奶对白大省说，当了一辈子北京人，老了老了倒要把我从北京弄出去了。白大省说四环也是北京啊赵奶奶，赵奶奶说，顺义还是北京呢！
三号院的简先生也是逢人就说，人家跟我讲好了，我们家能分到一梯一户的四室两厅单元房，楼层还由着我们挑。可我院里这树呢，我的丁香树我的海棠树，我要问问他们能不能给我种到楼上去！简先生摇晃着他那一脑袋花白头发，小资本家的性子又使出来了。
白大省对驸马胡同深有感情，可她不像赵奶奶、简先生他们，她打定主意不给拆迁工作出一点难题。新的生活、敞亮的居室、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对白大省来说，比地理方位显得更重要。况且她在那时的确还想到了夏欣，想到他四处租房，和房东讨价还价的那种可怜样儿，白大省在心中不知说了多少遍呢：和我结婚吧，我现在就有房，我将来还会有更好的房！
驸马胡同的拆迁也牵动了白大鸣和咪咪的心，准确地说，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咪咪。有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把白大鸣也叫醒说，早知道驸马胡同会这样，不如结婚时就和白大省调换一下了，让白大省搬回娘家住，她和白大鸣去住驸马胡同。这样，拆迁之后的三居室新单元自然而然便归了他们。白大鸣说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再说咱们这样不也挺好吗。咪咪说好与不好，也由不得你说了算。敢情你是你爸妈的儿子，我可怎么说也是你们家的外人。你觉着这么住着好，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心思和技巧？一家人过日子老觉着得使技巧，这本身就让人累。我就老觉着累。我做梦都想和你搬出去单过，住咱们自己的房子，按咱们自己的想法设计、布置。白大鸣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呀，咪咪说这事先不用和爸妈商量，先去找白大省说通，再返回来告诉爸妈。就算他们会犹豫一下，可他们怎么也不应该反对女儿回家住。白大鸣打断咪咪说，我可不能这么对待我姐，她都三十多岁了，老也没谈成合适的对象，咱们不能再让她舍弃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啊。咪咪说，对呀，你姐一个人还需要独立空间呢，咱们两个人不更需要独立空间么。再说，她老是那么一个人待着也挺孤独，如果搬回来和爸妈住，互相也有个照应。白大鸣被咪咪说动了心，和咪咪商量一块儿去找白大省。咪咪说，这事儿我不能出面，你得单独去说。你们姐弟俩说深了说浅了彼此都能担待，我要在场就不方便了。白大鸣觉得咪咪的话也对，但他仍然劝咪咪仔细想想再作决定。咪咪坚决不同意，她说这事儿不能慎着，得赶快。她那急迫的样子，恨不得把白大鸣从床上揪起来半夜就去找白大省。又耗了几天，白大鸣在咪咪的再三催促下去了驸马胡同。
白大鸣坐在白大省一塌糊涂的床边，屁股底下正压着她那团黑红点点的毛衣。他知道他的姐姐遭了不幸，他给她倒了一杯水。白大省喝了水，按捺不住地对白大鸣说起了夏欣。她说着，哭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白大鸣看着心里很难过。他想起了姐姐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疼爱，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他往院子里扔了一只香蕉皮，姥姥踩上去滑了一跤，吓得他一着急，就说香蕉皮是白大省扔的。姥姥骂了白大省一整天，还让白大省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篇检讨书。白大省一直默认着自己这个“过失”，没有揭穿也没有记恨过白大鸣对她的“诬陷”。白大鸣想着小时候的一切，实在不知道怎么把换房的事说出口。后来还是白大省提醒了他，她说大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来找我？
白大鸣一狠心，就把想和白大省换房的事全盘托出。白大省果然很不高兴，她说这肯定是咪咪的主意，一听就是咪咪的主意，咪咪天生就是个出这种主意的人。她说她早就后悔当初把咪咪介绍给白大鸣，让咪咪变成了他们白家的人。她质问白大鸣，问他为什么与咪咪合伙欺负她——难道没看见她现在的样子吗，还是假装不知道她从前的那些不如意。她说大鸣你真可恶真没良心你真气死我了你是不是以为我这人从来就不会生气呀你！她说你要是这么想你可就大错特错了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会生气我特会生气我气性大着呢，现在你就回家去把咪咪给我叫来，我倒要看看她当着我的面敢不敢再重复一遍你们俩合伙捏鼓出的馊主意！
白大省的语调由低到高，她前所未有的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言辞尖刻忘乎所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大鸣已经悄悄地走了，当她发现白大鸣不见之后，才慢慢使自己安静下来。白大鸣的悄然离去使白大省一阵阵地心惊肉跳，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他不仅从驸马胡同消失了，他甚至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了。可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她的亲弟弟！他生下来不长时间就得了百日咳；两岁的时候让一粒榆皮豆卡住嗓子差点憋死；三岁他就做了小肠疝气手术；五岁那年秋天他掉进院里那口干井摔得头破血流；七岁他得过脑膜炎；十岁他摔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磕掉了门牙……可怜的大鸣！为什么这些倒霉事儿都让他碰上了呢，从来没碰上过这些倒霉事儿的白大省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无比疼爱的弟弟住上自己乐意住的新房呢。白大省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住白大鸣，她是在欺负他是在往绝路上逼他。她必须立刻出去找他，找到他告诉他换房的事不算什么大事，她愿意换给他们，她愿意搬回家去与父母同住……
她在白大鸣的单位找到了白大鸣，宣布了她的决定。想到数落咪咪的那些话她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又给咪咪打电话，重复了一遍她愿意和他们换房的决定。她好言好语，柔声细气，把本来是他们求她的事，一下子变成了她在央告他们，甚至他们答复起来若稍有犹豫，她心里都会久久地不安。
她献出了自己的房子，驸马胡同拆迁之日，也就是她回到父母身边之时。这念头本该伴随着阵阵凄楚的，白大省心中却常常升起一股莫名的柔情。每天每天，她走在胡同里都能想起很多往事，从小到大，在这里发生的她和一些“男朋友”的故事。她很想在这胡同消失之前好好清静那么一阵，谁也不见，就她一个人和这两间旧房。谁敲门她也不理，下班回家她连灯也不开，她悄悄地摸黑进门，进了门摸黑做一切该做的事，让所有的人都认为屋里其实没人。有一天，当她又打着这样的主意走到家门口时，一个男人怀抱着一个孩子正站在门口等她。是郭宏。
郭宏打碎了白大省谁也不见的预想，他已经看见了她，她又怎么能假装屋里没人？她把他让进了门，还从冰箱里给他拿了一听饮料。
这么多年白大省一直没有见过郭宏，但是她知道他的情况。他没去成日本，因为那个日本女生忽然改变主意不和他结婚了。可他也没回大连，他决意要在北京立足。后来，工作和老婆他都在北京找到了，他在一家美容杂志社谋到了编辑的职位，结婚几年之后，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女儿。郭宏的老婆是一家翻译公司的翻译，生了女儿之后不久，有个机会随一个企业考察团去英国，她便一去不复返了，连孩子也扔给了郭宏。这梦一样的一场婚姻，使郭宏常常觉得不真实。如果没有怀里这活生生的女儿，郭宏也许还可以干脆假装这婚姻就是大梦一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作为一个男人他还算不上太老。可女儿就在怀里，她两岁不到，已经认识她的父亲，她吃喝拉撒处处要人管，她是个活人不是梦。
此时此刻郭宏坐在白大省的沙发上喝着饮料，让半睡的女儿就躺在他的身边。他对白大省说，你都看见了，我的现状。白大省说，我都看见了，你的现状。郭宏说我知道你还是一个人呢。白大省说那又怎么样。郭宏说我要和你结婚，而且你不能拒绝我，我知道你也不会拒绝我。说完他就跪在了白大省眼前，有点像恳求，又有点像威胁。
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场面，一个仪表堂堂的大男人就跪在你的面前求你。渴望结婚多年了的白大省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骄傲的公主，有那么一瞬间，她心中也真的闪过一丝丝小的得意，一丝丝小的得胜，一丝丝小的快慰，一丝丝小的晕眩。纵然郭宏这“跪”中除却结婚的渴望还混杂着难以言说的诸多成分，那也足够白大省陶醉一阵。从没有男人这样待她，这样的被对待也恐怕是她一生所能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回。一时间她有点糊涂，有点思路不清。她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郭宏，她闻到了他头发的气味，当他们是大学同学时她就熟悉的那么一种气味。这气味使此刻的一切显得既近切又遥远，她无法马上作答，只一个劲儿地问着：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
跪着的郭宏仰起头对白大省说，就因为你宽厚善良，就因为你纯、你好。从前我没见过、今后也不可能再遇见你这样一种人了你明白么。
白大省点着头忽然一阵阵心酸。也许她是存心要在这晕眩的时刻，听见一个男人向她诉说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人，多么难以让他忘怀的女人，就像很多男性对西单小六、对小玢、对白大省四周很多女孩子表述过的那样，就像我的丈夫王永将我小心地拥在怀中，贪婪地亲着我的后脖颈向我表述过的那样。可是这跪着的男人没对白大省这么说，而她终于又听见了几乎所有认识她的男人都对她说过的话，那便是他们心目中的她。就为了这个她不快活，一种遭受了不公平待遇的情绪尖锐地刺伤着她的心。她带着怨忿，带着绝望，带着启发诱导对跪着的男人说，就为这些么！你就不能说我点别的么你！
跪着的男人说，我说出来的都是我真心想说的啊，你实在是一个好人……我生活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悟透这一点……白大省打断他说，可是你不明白，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跪着的男人仍然跪着，他只是显得有些困惑。于是白大省又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根本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
跪着的男人说，你说什么笑话呀白大省，难道你以为你还能变成另外一种人么？你不可能，你永远也不可能。
永远有多远？！白大省叫喊起来。
我坐在“世都”二楼的咖啡厅等来了我的表妹白大省。我为她要了一杯冰可可，我说，我知道你还想跟我继续讨论郭宏的事，实话跟你说吧这事儿很没意思，你别再犹豫了你不能跟他结婚。白大省说，约你见面真是想再跟你说说郭宏，可你以为我还像从前那么傻吗？哼，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再也不会那么傻了。噢，他想不要我了就把我一脚踢开，转了一大圈，最后怀抱着一个跟别人生的孩子又回到我这儿来了，没门儿！就算他给我跪下了，那也没门儿！
我惊奇白大省的“觉悟”，生怕她心一软再变卦，就又加把劲儿说，我知道你不傻，人都会慢慢成熟的。本来事情也不那么简单，别说你不同意，就是你同意，姨父姨妈那边怎么交代？再说，你把自己的房都给了大鸣，就算你真和郭宏结婚，姨父姨妈能让你们——再加上那个孩子在家里住？白大省说，别说我们家不让住，郭宏他们一直住他大姨子的房，他大姨子现在都不让他们爷儿俩住。所以，我才不搭理他呢。我说，关键是他不值得你搭理。白大省说，这种人我一辈子也不想再搭理。我说，你的一辈子还长着呢。白大省说，所以我要变一个人。她说着，咕咚咕咚将冰可可一饮而尽，让我陪她去买化妆品。她说她要换牌子了，从前一直用“欧珀莱”，她想换“CD”或者“倩碧”，可是价格太贵，没准儿她一狠心，从今往后只用婴儿奶液，大影星索菲娅·罗兰不是声称她只用婴儿奶液么。
我和白大省把“世都”的每一层都转了个遍，在女装部，她一反常态地总是揪住那些很不适合她的衣服不放：大花的，或者透得厉害的，或者弹力紧身的。我不断地制止她，可她却显得固执而又急躁，不仅不听劝，还和我吵。我也和她吵起来，我说你看上的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看不上。白大省说为什么我看上的你偏要看不上？我说因为你穿着不得体。白大省说怎么不得体难道我连自己做主买一件衣服的权利也没有啊。我说可是你得记住，这类衣服对你永远也不合适。白大省说什么叫永远也不合适什么叫永远？你说说什么叫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
我就在这时闭了嘴，因为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到一切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简单。果然，第二天中午我就接到白大省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是在办公室打电话，现在办公室正好没人。她让我猜她昨晚回家之后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什么，她说她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一块皱皱巴巴、脏里巴叽的小花手绢，肯定是前两天郭宏抱着孩子来找她时丢的，肯定是郭宏那个孩子的手绢。她说那块小脏手绢让她难受了半天，手绢上都是馊奶味儿，她把它给洗干净了，一边洗，一边可怜那个孩子。她对我说郭宏他们爷儿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孩子怎么连块干净手绢都没有。她说她不能这样对待郭宏，郭宏他太可怜了太可怜了……白大省一连说了好多个可怜，她说想来想去，她还是不能拒绝郭宏。我提醒她说别忘了你已经拒绝了他，白大省说所以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我问她说，永远有多远？
电话里的白大省怔了一怔，接着她说，她不知道永远有多远，不过她可能是永远也变不成她一生都想变成的那种人了，原来那也是不容易的，似乎比和郭宏结婚更难。
那么，白大省终于要和郭宏结婚了。我不想在电话里和她争吵或者再规劝她，我只是对她说，这个结果，其实我早该知道。
这个晚上，我和我丈夫王永在长安街上走路，他是专门从B城开车来北京接我回家的。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见到王永，我对我丈夫心存无限的怜爱和柔情。我要把我的头放在他宽厚沉实的肩膀上告诉他“我要永远永远待你好”。我们把车存在民族饭店的停车场，驸马胡同就在民族饭店的斜对面。我们走进驸马胡同，又从胡同出来走上长安街。我们没去打搅白大省。我没有由头地对王永说，你会永远对我好吧？王永牵着我的手说我会永远永远疼你。我说永远有多远呢？王永说你怎么了？我对王永说驸马胡同快拆了，我对王永说白大省要和郭宏结婚了，我对王永说她把房也换给白大鸣了，我还想对王永说，这个后脑勺上永远沾着一块蛋黄洗发膏的白大省，这个站在水龙头跟前给一个不相识的小女孩洗着脏手绢的白大省是多么不可救药。
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恨她。永远有多远？
就为了她的不可救药，我永远爱她。永远有多远？
就为了这恨和爱，即使北京的胡同都已拆平，我也永远会是北京一名忠实的观众。
啊，永远有多远啊。
1999年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1
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
说实话，平易市的商店不够我们逛的，尽管它有一千七百年历史，地理位置又优于其他城市——离首都比离省城还近。尽管它有明、清两代皇帝的行宫、书院，有军阀时代中西合璧的官邸花园，有近百年史上的著名学府，算得上是座文化古城，但商店却有限。数得过来的几座商店分布在数得过来的几条街道上，老店大都是一两孔拱形门面，一两级青石台阶，门窗的颜色是黄配蓝。新店虽然门窗宽广，台阶高筑，而门窗的颜色还是黄配蓝。加上老店、新店都挂起清一色的葱绿绸窗帘，叫人觉得又热闹，又单调。
几个大而空的商店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产物。三十年前，这座灰蒙蒙的古城被四周农村紧紧包围着，后来城墙被突破了，才形成了城乡错综的局面。不知怎么的，城墙的突破使我总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大膨胀有关。现在，穿宽脚裤的青年骑车上班要穿过农村，而驴车又经常在繁华的大街上轧轧前进。冬天，单看自行车后货架上那鼓鼓囊囊的面口袋，就知道要过春节了。这时大小饭馆门前一律是郊区农民的长队，他们买上成百成百的馒头，把能装百八十斤麦子的口袋塞得满满的，然后将它们绑上自行车后货架。这些蒸腾着热气的口袋就开始满街奔跑，在三九寒天的空气里，到处弥漫着发酵面粉的香甜。而城里人这时正驮着鲜肉、大枣、活鸡、韭黄，从很近的集市上往回返。
如果再花点笔墨来描写我们所在的城市，就该算矗立在人行便道上的“小高炉”了。不过那里面冶炼的已不是理想主义的钢铁，而是实事求是的大众食品——白薯。这些被烤得又烫又软的食品，本应不折不扣地叫做“热狗”，谁知“热狗”一词偏偏早已被外国食品占有，致使我们这种又烫又软的古老食品只是凭着它那出炉后嗞嗞浸出的糖汁，吸引那些夹着提包出差的外地人了。从冬到春，连续两季，马路边高炉林立。那些戴着白套袖、操着长长火钳的主人，不顾炉里高温扑面，把脸贴近炉口，用火钳将烤软的白薯掐腰夹起，在炉口码成一道半圆形的围墙。他们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眼睛淌着泪花。
现在，由于季节关系，街上不见了小高炉，位置被更富于现代特征的食品代替着。那是什么？我妹妹会告诉你。
“我买膨香酥！”我妹妹望着路边一个戴迈克镜的青年农民说。他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加重”，车上是两筐粉黄相间的膨香酥。
这种以玉米面、糖精为原料，经过加热膨胀的新型小食品，由于生产工艺简单，近郊农民早已把它作为生财之道了。目前膨香酥已由蚕豆般大小、塑料袋包装发展到拐棍一般长短。并且，根据儿童喜欢恶作剧的心理，生产者真模仿拐棍的样子，在一端弯个大钩，来进一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我以为十岁以下的孩子举着这样一根越吃越短的拐棍，也许有一番情趣，可我妹妹已经十六岁了。我假装没听见她的话，继续往前走。
她没有跟上来。当她再次和我并肩行走时，手里真的多了一根“拐棍”。但她没有吃，却举着它朝着停放在商店门前的汽车、自行车，朝着路灯电杆，朝着果皮箱，朝着邮筒指指点点。“嘭嘭嘭嘭！”她一边敲打着它们，一边用只有我才能理解的词儿奚落大街上的行人。她管卖冰棍的老太太叫“木刻”，管交通警却叫“卖冰棍的”。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脸青年被叫做“贤惠大嫂”，一个戴太阳镜的女孩子她叫她“欢欢”（熊猫）。她管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位香喷喷、暖烘烘的胖女人叫“珍珠鸡”，因为人家穿了一条灰底儿白点子的长裙。她的嘴一分钟也不停，好像有满肚子话要说，好像有话不说出来就堵塞了延续她的生命之路，她立刻就会……怎么说呢？
“嘭！”拐棍断在一个果皮箱上，她顺手把它扔了进去，原来又发现了“新大陆”。她拉着我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是站立在橱窗里那两位男女模特儿吸引了我们，他们的样子实在叫人不得不多看两眼。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他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地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
“怪可怜的。”我妹妹说。
“连衣服也不给换。”我说。
“店里的美工一定在闹情绪。”
“那女的好像有黄疸性肝炎。”
“不——防冷涂的蜡。”我妹妹把“冷”字念得拐了个小弯儿，就像京剧道白那样。说完，她便大笑起来，一笑又是那么无所顾忌，把嘴张得那么大。这使我又一次想到她的年龄，十六岁，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我分明看见，两个挎着菜篮的老太太直冲她撇嘴。几个穿T恤的小伙子也停下来莫名其妙地朝她张望。
“走吧，安然，去家具店。”我说。安然是我妹妹的名字。
她对家具一向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家具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学校，一只四脚凳，二分之一课桌；在家里，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桌子，难道还不够吗？桌子抽屉上要是再带一把小锁，那简直就是奢侈了。我对家具有兴趣，我快步走入店门，她也就毫无怨言地跟了进来，这是平易市唯一一家家具店，里面陈列着一些做工粗糙、木质低劣的板箱、衣柜等。一股鳔胶和劣等油漆的混合气味直扑鼻子。我的眼睛从这些东西上掠过，不自主地盯住了一个角落，那里摆着一张崭新的烤漆席梦思单人床。我一点儿也不否认它吸引了我。在我的年龄，对舒适的床发生兴趣有什么奇怪呢。我径直走到它跟前，看出它不是本地产品。平易市能购进这样一张床，真算是革新之举。我俯下身子看看商标，产地上海，标价二百二十元。
“我真想买这张床。”我说。
“姐姐，你……结婚吗？”安然小心、警惕地观察着我。
“不是——你没看见，这是张单人床。”
“为你自己？”
“啊。”
“不明白。”
“结了婚就不需要买单人床啦？比方说，两个人吵了嘴，你就可以到单人床上去睡。”我对安然解释着。我什么也不想瞒她，尽管我比她大八岁。
“结婚就意味着吵嘴吗？”
“不能那么说，可世界上没有不吵嘴的夫妻。”
“比如咱们家那两位，二老。”安然立刻接上了话茬，当然是指我们的父母。
我们已经来到街上，我不愿在街上谈论父母，因此没有接下去。她却没完没了：“在他们身上我看不见……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爱情。”
“没有爱情怎么会有你我？”我小声说。
“不懂，实在不懂。”安然低头看着脚面，“你说妈怎么会爱上爸？妈那么漂亮，爸那么不漂亮。”
“我不这样看，什么叫漂亮？”
“佐罗就漂亮。”安然把头猛然转向我，就像等待我的反驳。“特别……特别是他的下巴。我顶喜欢佐罗的下巴。”安然说。
我抬头盯住她的脸，她脸红了。我第一次看见她脸红，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妹妹是个女孩儿。
2
其实，她是个地道的女孩儿。尽管她爱和人辩论，爱穿夹克衫，爱放鞭炮，爱大声地笑，有时候还爱趁人不备吹一两声口哨。看起来这全是男孩子的秉性，可是，有谁规定过女孩子不许对这些发生兴趣呢？
从家具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重新打量起身边的安然：身高一米六六，体重五十九公斤，穿三十八号半的鞋。头发很好，乌黑、厚密，整齐的刘海儿齐着眉毛盖住了鼓圆的脑门；面孔不漂亮，但招人喜欢——至少招我喜欢。安然的皮肤不算白，却异常细腻、匀净。她常骄傲地告诉我，班里的祝文娟脸上长“青春美丽痘”啦，米晓玲有雀斑啦。而她，从来和这些斑斑点点无缘。在安然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上，紧靠右边的耳朵，只有两颗并排的黑痦子，就像排在铅字里的冒号——“：”，仿佛安然爱说话都是它的缘故。它印在那里，又像专门引逗别人说话似的。每当你瞧见这个“：”，就忍不住要对着她的耳朵说上点儿什么。
可是，她顶讨厌别人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什么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抄下中文的谐音：
“希啦呀瓦哩卢达塞，撒里希多奎哇，希啦呀瓦哩卢达塞，喏恩嗒噢……”
这首《温柔的歌唱》叫她给学得惟妙惟肖。
也许因为她具有异常惊人的模仿力，她学外文像是得天独厚。她没有当什么大“家”的奢望，只想做个好翻译；幻想着当她走在那些学者、名流或大政治家身边时，怎样才能把他们的语言准确无误地翻译给对方。她常指着电视里那些风度翩翩的翻译说：“那就是我。”但她对其他功课也挺认真，各科成绩都算突出，我曾经怀疑她的学习态度，因为她总是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写作业。她说那是她的习惯，尤其思考物理题时，听着录音机，思维细胞相当活跃、灵敏。但我老是觉得她有点儿煞有介事。
“喂，你必须立刻关掉录音机。”我站在房间一头，像船长命令船员一样向她发布命令。
“那好，你必须立刻给我洗一个苹果。”她服从了我的命令，但又和我讲起条件。
我不能不满足她，因为我喜欢她超过喜欢我的父母，就像她喜欢我那样。我递给她一个苹果，自己也吃一个，然后就坐在桌前开始做自己的事，耳边只剩下清脆的咀嚼声。苹果吃到一半，我抬头看看她，她也刚好吃完一半。
“怎么你今天吃得这么慢？”我嘲笑她。
“哈，对不起，这是第二个了。”她冲我做了个怪相儿。
顺便提一句，我妹妹吃东西也有着惊人的速度。这速度是她小时候跟父母在“五七”干校，在集体宿舍草铺上养成的。
那时她才三岁，每当宿舍里的妈妈们下地干活时，草铺上的一群孩子就立刻实现了世界大同。他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各取所需。大孩子瞧见小不点儿手中的吃食，会蜂拥而上把它们抢走。我妹妹在这个大同世界里慢慢总结出经验：东西要想不被别人抢去，就得快吃。柿饼、黑枣常常把嘴填塞得难以蠕动。这使得她老是闹病，不是肠炎就是胃疼。妈妈发现这点，只好把她送到北京外婆家，那时，我早已寄居在外婆家了。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干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扑进了我的怀里。从此，我和安然一直在一起。当时她把头紧紧贴在我瘦弱、单薄的怀里，把我当成她唯一的保护人。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啊。我敢说，我和所有欺侮安然的大人和孩子较量过；我敢说，那时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孕育着的爱是伟大的。我听说吃核桃能使人长头发，就把所有的零用钱攒起来，都给安然买了核桃。我盼望她的头发变得滋润、光亮。现在我常想，她终于有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那是因为小时候吃了我给她买的核桃。安然会不会这样想？我猜也会。可我们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有时越是那些微不足道、看起来荒唐的事，越能使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我就常这样想，是那段经历使安然变成现在这样的安然，使我变成了这样的我；培养了安然吃东西的速度，也培养了我们俩这种特殊感情。也许还培养了我们总是以外来人的眼光，居高临下来看待我们所在的城市——平易市。
“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想那张床？”安然问我。
“哪儿啊，我在想今天是个星期天。”
“是个沉闷的星期天。”
“是个快乐的星期天。”
“是个害怕的星期天。”安然说完竟停下来不走了。
“怎么呢？”
“明天进入复习，一星期后就要期末考试了。”安然眼睛看着别处，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太阳把她的脸烤得通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当学生总要考试。你可不像个害怕考试的人。好了，你看都到家了，我希望你唱着歌上楼。”我推了推安然的肩膀。
“唱哪个？”安然脸上出现了片刻的阴转晴。
“就是那个‘希啦呀瓦哩卢达塞’。”
我听着《温柔的歌唱》，心直往下沉。我完全明白安然害怕的不是考试，而是考试后的三好学生评选。我故意安慰她勇敢地迎接考试，其实我怎么能忘记，安然从初一到高一，从来就没当选过三好学生。
她害怕评选，刚才在街上那一阵阵欢乐，是忧郁的欢乐吗？
3
我家所在地，是一座陈旧的灰色两层楼房。这种五十年代初建造起来的木结构筒子楼，房间宽敞，但家家鸡犬相闻，似乎缺少必要的遮掩。走廊虽宽，人们又在那里划界为防，垒起各种形状的炉灶、煤池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家什，将走廊占去大半。冬天，当各家生炉取暖时，烟筒就从门上探进走廊，刹那间便会狼烟四起，伸手不见五指。烟把走廊熏得乌黑，我妹妹就给这座楼起了个外号叫“古堡幽灵”。古堡也罢，幽灵也罢，反正大白天进来也要走“夜路”。
我和安然一前一后迂回着穿过“夜路”，刚拐上楼梯，就听到一阵忽高忽低的争吵声。“是二老。”安然扭头告诉我。
“等他们吵完再进去。”我没好气地说。
“咱们不进去，他们就总也吵不完。”安然说着，紧跑几步，推开了家门。
果然是他和她在吵。耐心听听，原来是为熨衣服的事，他说她把他的裤子熨成了百褶裙，她说他对她的要求太苛刻。我径直走过去关窗子，关窗子是为了不叫邻居听见；安然径直回到我们的房间打开录音机，开录音机是为了混淆邻居的听觉。这在我们已经是老习惯了。每当他们大吵起来，我们就充当遮丑的角色。遮丑，这大概是人类的本能吧。
“平常我要求过你什么？看看我这一身打扮，就这样到大学里讲美术欣赏课，欣赏欣赏我吧！”爸爸一面嚷，一面抖着身上那油彩斑驳的肥裤腿。
“我熨得不好，怎么你不熨呢？”我妈妈用熨斗敲着桌子说。
“要是我自己会熨裤子，干吗还跟你结婚？”
“当初你为什么不找个裁缝！”
“那又有什么不好？”
“现在也不晚，我什么都不怕。我又不是家庭妇女，生来专为你熨衣服的！”我妈妈坐到藤沙发上，用蒲扇拍着膝盖。
“你当然不怕，连孩子们笑话都不怕。安静、安然都过来，谁替我说句公道话？”爸爸冲我们嚷道。
“我求求你们，别吵啦！天这么热。”我心中异常烦躁，根本不打算评出个谁是谁非。
“你少抹稀泥。天热怎么啦？天热就不存在真理啦？你有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爸爸抖完裤子，又抖抖贴在身上的背心，冲我说。
“我有看法！”安然走到二老面前，“妈妈不对！”
“怎么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妈妈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
“熨不好裤子，为什么不让人说？”
“你熨得好吗？”
“我？根本不会熨。”
“那就少教训我！”
“你的逻辑是错误的。我不会熨不等于没资格批评你。”
“我用不着你给我讲逻辑。看你那样子，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嘴油腔滑调，啊？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就为了听你在我跟前耍贫嘴教训我吗？”妈妈嘴唇直哆嗦。
“安然，别说了！”我怕事情闹大，推着她的肩膀就往里屋走，尽管我也觉得妈妈是不占理的。
“为什么不说？”安然甩开了我，“不说就等于不存在吗？爸爸五个扣子掉了三个，叫你缝一下，你反过来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缝；爸爸的袜子找不到，请你帮忙找一下，你又反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找？这就是妈妈！要是有工作的妈妈都这样，那我宁愿要个家庭妇女妈妈！”
“这可都是你说的。没有心肝的东西，你可别后悔。我这就走！”妈妈做了一个要冲出屋去的姿势。当然，我把她拦住了。安然讲理比我勇敢，可每次围、追、堵、截都是我的任务。
“你有心肝，你真正管过我吗？”安然并没有被妈妈悲痛欲绝的姿势所吓倒。也许，任何一种再吓人的姿势，重复多了也就不吓人了。
“怎么没管过？抱你躲武斗，抱你去干校，抱你满世界奔跑，抱你……”妈妈又返了回来。
“人不能光吃老本！”安然有点故意气人了。
“安然！”我拼命冲她使眼色。
“安然，没你的事！”爸爸也不希望事情一环套一环地恶性发展下去。
“你们干吗不让我把话说完？”安然说，“还记得求你帮我找英文老师的事吗？”
“别说了安然，我求你！”我真上前捂住她的嘴。
她拿掉我的手，一甩胳膊回到沙发上，半天不动。四周突然寂静下来。谁家收音机里传来歌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找英文老师，是啊，那次也伤了我的心。
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英文教师。但不客气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她的英文程度已经达不到教授安然的水平了。安然呢，口语虽好，但语法需要加强。她得知平易市十九中有一位英文教师辅导高考很有经验，曾经培养过不少学生考入大学，这位教师又正好是妈妈当年的大学同学，便和妈妈谈起这件事，要妈妈领她去登门拜访，想利用星期天请老师辅导。妈妈考虑了一下，先说他们好多年不来往了，不便开口；后来，安然再三恳求，她才答应去试试。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一直没有去。每次安然提醒，她总是推托。
后来安然自己去了，当然有点儿赌气。她打听到地址，一个人找上了门。当时她只把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人。我还帮她挑选了第一次见老师要穿的衣服，帮她拟定了一个“谈判须知”，特别嘱咐她要给老师朗诵一段课文，这样准会成功，因为她的口语得到过专家的鉴定。她就那么兴高采烈地走了，从妈妈面前吹着口哨走了。
可她哭着回来了，手里攥着一团揉皱的湿手绢回来了。“他不要我，他不收我！”她扑在床上号啕起来。
“为什么你不给他朗诵？”
“他不听。”
“你应该一定要他听，他一听就会喜欢你的。”我一边说着也流下泪来，我觉得我受了比她更大的委屈。
“他不听，就是不听，就不听！”安然嘟囔着，仿佛在说她自己不想听别人的话。
“你没提妈妈的名字？”
“当然没提。我要凭我自己，凭……”
“我们都太自信了。”我叹着气。
“这有什么不好？”
“可是……”
“可是他留着连鬓胡子，戴一副眼镜，镜片冲我一闪一闪，连眼睛都叫人看不清。唔唔……”安然抽抽搭搭地诉说着。
那天，她哭了很久。在从前和以后，她都很少这么哭过。从此，她学习英文更加刻苦了，除出色完成学校规定和自己设计的作业外，还搬着《牛津英汉双解辞典》翻译了好几首诗，其中有史蒂文森的《风》、《城市的灯火》……接着又毛遂自荐，把译稿拿给平易大学里的英文老师看。到底有人称赞了她，并欣然同意对她进行辅导。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妈妈为什么不去找那位老师。也许同行找同行，有伤自尊心；也许还搅和着什么陈年旧事。也许什么都不为。但这件事给我和安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安然和妈妈的关系中也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暗影。每当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争吵发生转化，转成妈妈对安然时，就像刚才那样，安然总是搬出这件事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时我就暗自同情起妈妈来。人不能得寸进尺。再说，对于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安然又了解什么呢？
当然，我也不是解释他们关系的权威。小时候对于他们的关系印象很淡漠，从幼儿园，从寄宿小学回家，虽然也遇到过他们脸色不好看，晚上睁开眼时，好像谁还到椅子搭的铺上睡过。有时也吵，但比现在要温和，可算温和派。那时爸爸就干他的本行，专业绘画；妈妈在一个农业研究所当翻译。
那时我只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就像她挂在床头的那张放大照片一样。那是一位站在蓝天白云下的姑娘，她微笑而自信地直视远方；一绺鬈发斜搭在前额上，一件带垫肩的西服随便往肩上一披，风正把衬衫一角掀起。阳光在她脸上印下几个很有分寸的阴影，构成了一个完美、潇洒和富于幻想的形象。有一次我意外地发现照片后面还有她自己写的一首诗：
蓝天，白云，
我为什么这样热爱你们？
因为你们就是祖国，
就是拥抱着我的母亲。
诗的逻辑虽稍显混乱，但谁能否认它是出自一个有热情、爱幻想的年轻人之手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那张照片会永远挂在她的床头。但后来照片不见了，妈妈也像变了一个人，阳光投在她脸上的阴影似乎不那么有分寸了。仿佛是照片的消失，给妈妈引来了厄运。
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那个研究所，还在那里度过了那个火红的年龄。谁知运动过后，她不仅没有回到她那个研究岗位，在和爸爸的关系上，矛盾也达到了逐步升级的地步。“运动”像给一架本来就转动着的发动机加大了油门。为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可妈妈在运动中的几件小事却总在我脑子里出现。
运动初期，妈妈比爸爸日子好过些。爸爸早已进了“牛棚”，妈妈却积极投入了运动。一个“左派会”，一本“十六条”都能使她心花怒放。有一次我看到她兴致勃勃地替小将抬着糨糊桶在街上贴大标语，一个字，四整张纸，比我的个子还高许多，写的好像是要打倒谁，火烧谁，气死谁。寒风凛冽，糨糊粘在身上冻成了一片片的硬嘎巴儿，可她仍然昂首挺胸，走在小将前面。每到一处，挥起笤帚呼呼就刷。还有一次她忽然戴回一个红卫兵袖章。这下连我也觉得比她提着糨糊桶乱跑要气派得多。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我们家到底也进入了红五类的行列。爸爸这下也可以受到这块红袖章的保护了，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见面。晚上，当妈妈摘下它时，我就别在胳膊上，在屋里对着镜子举胳膊喊口号。有时还别在刚会走路的安然胳膊上，教她举胳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袖章不是真正的红卫兵袖章，在“红卫兵”三个字下面，还有两个一分硬币大小的字：“外围”。我脸红了好几天，再也不去戴妈妈的袖章了。不久，她也突然摘下了那个有点儿鱼目混珠味道的袖章，愁眉苦脸地抱着安然去了干校。在干校大概还吃过点儿苦头，除了出身偏高，还因为运动前和哪个民主党派有过点儿瓜葛。但绝未构成什么冤、假、错案。之后，更不在落实政策之列。从此，她人很消沉，坏脾气一触即发，使她那本来就不甚清楚的思维逻辑，更加混乱起来，就像安然说的那样。逻辑混乱的结果，使“温和派”们不温和了。
有时我总想，妈妈倒不如真是个“叛徒”、“特务”或“反动权威”什么的，构成个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后不仅能回到她的研究单位，在一定场合，人们还会刮目相看。可惜，一身糨糊，一个“红外围”袖章，给予人的不过是一种莫辨是非的印象。既不曾飞黄腾达，也不会时来运转。
4
我们的家里一场争吵又平息下来了。我打开窗子，安然关掉了录音机。大家胡乱吃点儿东西，安然就坐在了她的书桌前，手里玩着抽屉上的一把小锁，“咔嗒”“咔嗒”。
天完全黑了下来，潮湿、闷热的风一阵阵吹进屋里，更使人烦躁难耐。我拿起一本书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一个人走了出去。在街上，我快步逃过路旁那些乘凉的邻居们，拐上一条僻静的林荫道，才正式思念起一个人来，那是我的男朋友，他在一个不远不近的城市工作。
啊，要是安然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一定会感到悲哀的，她自信我永远只想着她。她曾经郑重其事地“警告”过我：
“姐，你可不能结婚！”
“为什么？”
“你结了婚我怎么办？”她说得多么认真。
当时我多想按照她的要求答应一声啊，可我又不敢。果然，这样的事还是没按安然的理解，悄悄闯进了我的生活圈子。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告诉她，我害怕我和她的友谊发生变化。我就这么忍着，还用忍耐的形式来安慰自己。是啊，我第一次体会到，世界上不单存在着需要忍受的痛苦，还存在着需要忍受的幸福。我不是已经忍了一个不算短的时间吗？现在我又要一个人在这条林荫道上享受埋藏在心中的幸福了。
铺在林荫道上的树影就像一架走不到头的梯子，我一步步地攀登着。如果不是有人喊我，我一定会走到尽头。但是有人喊我了。我停住脚步，发现面前站着的是韦婉。她是安然的班主任，我的小学同学。小学分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时她在我们中间算大个儿，现在却比我还矮，最高也就一米五八。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看来她很知道打扮自己了。我想到小时候她可不是这样，腰带经常耷拉在外面，引起男生的哄笑。可那稍显低哑的声音，那眼光——有些早熟的眼光，却又使我想起我在寄宿小学的那些时光。
那时我和她关系一般，可在宿舍里我们的床却紧挨着。韦婉当时在我们中间个子最高，懂得很多神秘莫测的事情。一年级时，有一天晚上熄灯后，她忽然问大家：“哎，我说你们长大了都想生小孩吗？”大家先是嘻嘻笑了一阵，然后有人小声说：“想啊。”说完又是一阵嘻嘻的笑。韦婉在黑暗里又以神秘的口气说：“生孩子，可不是谁想生就生。”后来她详细告诉我们，那要看肚子上有没有一条竖线，凡是有线的才可以生。不知谁“啪”地打开了电灯，十几个人都从被窝里爬起来，开始察看自己的肚子。韦婉则像个女预言家似的光着脚在地上一一审视着，并指出谁行谁不行。我当时就是第一个被肯定有那条竖线的。当时我是多么骄傲啊，但身上反而一阵痉挛，起了好多鸡皮疙瘩。有个头发黄黄的同学因为没有那条线而流了泪，那时，我们全体都真心实意地替她惋惜。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后来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只听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她从外地调回平易市，做了中学教师，正巧还是安然的班主任。按说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又是小学同学，又有安然这层关系，是应该有接触的。可不知为什么，从没有往来。小时候我虽然为她对我的肯定暗自高兴过，还增加了对她的敬佩，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她还产生了几分恐惧心理，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种人。现在碰上了，看来还得站一会儿。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在等人吧？”我和她站了个对面，问她。
“啊。”她显得热情地答应了一声，“早就听说你抽回来了，你看咱们整天谁也见不着谁的面。你也等人？”
“不，我一个人出来走走。”我说。
接着就是有问有答地把小学时的同学都扼要地谈论了一遍，然后把话题转到安然身上。现在要是不谈谈她的学生安然，我们一定会愣在这里的。
“安然在班里表现怎么样？”我问。
“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准备专门去家里和你谈谈的。”韦婉语气郑重，像是在模仿着我们哪位老师的神情。“她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是……”
当然我等的就是这个“就是”。
“用形容成人的话来说，就是群众关系不怎么好。”
“她爱讽刺人。”我试探着。
“怎么说呢？”这似乎是她新添的口头语，“安静，你作为安然的姐姐，作为我的老同学，应该协助安然把路子走正。”
“你是说安然她……”我的心一阵紧跳。小时候我从来都是把老师的话作为金科玉律的，韦婉又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
“也许我用词严重了一些，但消防知识里有句话叫‘防患于未燃’。”
“到底怎么啦？”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班里有个叫米晓玲的同学，最近和安然闹翻了。经过调查，我觉得责任在安然，她不应该用唱歌的办法伤害同学。并且，那支歌也……我不便在这里重复。总之吧，这事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原来这样。我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事没有？”我问。
“怎么说呢？安然除了唱歌讽刺同学，最近还有……怎么说呢，比如，”韦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我又在等待那个“比如”了。“比如她总和一个叫刘冬虎的男生在一起。还有，过去她挺朴素，现在也打扮起来了。上星期她好像穿了一件大红衬衫，对了，没有扣子，背后带一条拉链。”
“那是……新买的。”我差点说出那是我给她买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韦婉正要说下去，但她要等的人来了，一个呆板的方脸青年。
韦婉忘了给我介绍，我们谁也不便和谁打招呼。一刹那，韦婉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丢下我就走。碎花连衣裙和一件“特丽灵”衬衫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树下一闪一闪。
难道她真认为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刺眼吗？它真能和“问题”这样的字眼连在一起吗？
我顺林荫路往回走着，路灯夹杂在高大的杨树干里，把树干上那些眼睛模样的疤痕照得很清楚。我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走自己的路。
5
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
拿我爸爸来说，他就是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尽管老是像个醉鬼（他不喝酒）一样跌跌撞撞。他是风景、静物画家，五十年代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在省画院搞专业创作。专业创作是个既魅人又叫人紧张的词儿，它意味着创作时间的充裕和由此招来的精神上的压力。有些年，他的画连省美展都通不过。人家说他的画无法为工农兵服务，人家说从他的画面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脉搏在跳动，人家还给他定了一些不成文的流派。总之一句话，他的画起不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他在画院是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暗中埋怨：画院怎么供着这样一个废……物（我愿把“物”改成“人”）？
他的画面上不常有人，没有甩开膀子开山的队伍；没有站在棉田里用手背擦汗的大嫂；没有人伸出胳膊做指向前方的姿势；许多画甚至连标志新农村的拖拉机、高压线都没有。有的是北方深秋棕红色的大山，明丽、爽朗的蓝天，缠绵、散漫的河滩、流水，缠绕在山腰间的毛茸茸的小路，和那随风战栗的羽毛扇似的小白杨；有的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一声令下，好像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有盛夏时节的原野，五彩缤纷的花束：怒放的玫瑰，羞涩的矢车菊，铃铛般的草芙蓉和信手从路边采来的不被人注意的那些金色的星星点点。
不管怎样被议论、冷落，爸爸的画倒是我和安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从这些画面上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生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旋律，它们就在你耳边、眼前洋溢。就是这些节奏和旋律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这诱惑也许来自画面上的形象，也许就是他那奔放、朴拙的笔触，热情、斑斓的色彩。总之，祖国、大自然、生活……这些名词在我们脑子里是再具体不过了。
可我有时也希望爸爸的画应时一些，也许那会一下改变他的处境。
“爸爸，您不妨画一些说明性较强的东西。”
爸爸不说话。
“您在画院是专业画家，总得……”
“总得什么？”爸爸扬起眉毛，但没看我。
“我是说——”我是想说总得被人承认呵，可我说不下去了。大凡人在讲违心的话时，心情在充满矛盾时，总是吞吞吐吐吧。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我从来就不否认这点。
“你喜欢吃糖吧？”爸爸没头没脑地问。
“当然。”我说。小时候不是还拔过一颗虫子牙嘛。
“你满心欢喜地吃完一块糖，转脸就声明，这糖是苦的，对不对？”爸爸再次扬起眉毛时，看了我一眼。瞧他那神情，倒真和安然挖苦人时差不多。
“我还不是为您，我当然爱您的画，可是……”
“坐下，安静，我明白你。但我想告诉你，假如一个人整天‘可是、可是’地过日子，日子就没法过。更不用说去追求点儿什么了。高更当年在塔希提岛上拿自己的画换顿饭吃都没人要。你一定会说，高更先生，饭总归要吃的呀。当然，我不是高更，这太不自量。可我也不是他的追随者。”
安然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举起一支油画笔，站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一辈子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契诃夫说过：‘有大狗，有小狗。但小狗无须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所有的狗都叫，但都按照上帝给予它的声音去叫。’对吗？”她显然是在替爸爸说话。
爸爸不吭声。我总觉得他有点宠着安然。安然的话真让我有点无地自容，“还不放下笔！”我无话可说，开始斥责她。
“哼，要是上帝把所有的狗都创造成一种声音，多好！”她放下笔，“我们班有个女生怕人看她，每次去车棚推车都拉着我。我说，就怪你和别人长得不一样。”安然说完又拿起画笔，找张纸东抹西抹地画了辆自行车。
安然，别又煞有介事，我什么不懂！人活着，应该不断追求，不断思索，不应该去学着迎合。我不禁想起我所心爱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创造出来。美在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这些，安然你懂吗？现在你拿起爸爸的笔，重复爸爸的话，只不过是刚刚跟在爸爸后边捡起了路旁的一块石头。你显然没有重复艺术家的冒险，可我已经在经历着了。
后来我和爸爸又以“到底是作者造就读者，还是读者造就作者”为题，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好久。结果是不了了之，爸爸还是那句老话：“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假如我还看得见的话。”
或许是我们经常变换花样的谈话影响了安然；或许是爸爸那一幅幅叫人激动、叫人想跳、想唱的画面滋养了安然的灵魂；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我注意到安然最近爱照镜子，过去她可不这样。有一天，我发现她躺在床上，面朝墙，正抽抽搭搭地哭。
“喂，你笑什么？”我故意冲她说反话。这招儿很灵，她真的破涕为笑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拿我当男孩子看，其实我是个女的，女的！”她笑了一下，就又变得严肃了。
我也严肃地说：“过去，我对你是有点儿——有点儿男女不分。现在，我觉得你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孩儿，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儿！”我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不信你照照镜子，你瞧你的眉毛多好，皮肤多细。”
“可是我的眼睛小，嘴巴大。”安然一伸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眼前，冲着镜子挤眉弄眼。
我想这时她内心一定早已平静了，她的脾气属“雷阵雨”“茅草火”之类。不过，她后来讲的两句话叫我久久难忘。她说：“现在我怕别人说我像男孩儿，人们可千万别永远拿我当男孩子看。”她的语气十分郑重，她的眼睛里流过一丝很少见的淡淡的忧愁。
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姑娘”“假小子”为荣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女不男的发型。虽然我没有朝着“铁姑娘”“假小子”的目标打扮，可也很少注意自己是男是女。插队时，有一次生产队长让我去集上卖豆腐丝，我脖子上系条白毛巾，推起小车就走，没有半点儿犹豫，因为那是领导对你的信任。领导信任就能换来美的享受，何止是美的享受。那是你的前途，简直就是你的一切。哪怕你的领导是个人人皆知的流氓、恶棍。想起那个年代，心里一阵阵发冷。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胀。我的安然，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么？
我去南方出差，给她买回了一件红衬衫，一件没有纽扣、带一条纤巧的银色拉链的红衬衫。
“我真漂亮！”她穿上衬衫，毫不掩饰地举着胳膊向爸爸、妈妈和我宣布。
我一向敬佩她的坦率，也许正是这些毫无顾忌的坦率，使我仍然觉得她像个小男孩儿。
可谁能想到，安然的班主任韦婉竟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防患于未燃”呢。燃烧的“燃”！也许，韦婉真的从这件火红的衬衫里看到了火，想到了消防队。但当我再次想到这件衬衫时，为什么也像真的看到了火这个怪物？看来火又要把安然今年的“三好生”希望给烧掉了吧。不知是想到了这点，还是因为走进了漆黑的楼道，我的心突然一沉。
我摸着黑，熟练地绕过重重障碍走上楼梯，关于是不是要和安然谈话的事，竟一点儿也没有想。
我究竟是用自己的眼睛呢，还是违心地去用别人的眼睛？
6
电扇在安然背后摇头晃脑，安然还是一脸大汗。一盏自制伞式台灯照着她合着的英文课本，大约是默写单词吧，一沓白纸，不留天地写得满满的。她拿笔的姿势叫人看了很累，笔杆握得很低，拇指和食指几乎要触到笔尖，手腕过分用力，仿佛不是写字，而是刻字、刺字。正面笔触凹下去，背面凸出来。或许这是她不断出汗的一个原因吧。
我为她拧了一把凉毛巾。
她擦过脸，一绺头发贴在脸颊上，下巴上还有一道淡蓝色的圆珠笔印。她脸上时常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圆珠笔印。
“他们呢？”我问。
“妈在楼下乘凉，爸在对面房间备课。”
“裤子呢？”
“等你回来熨呢。”
我立即把扔在桌上的熨斗插销插好。我不愿意爸爸穿着“百褶裙”，像宋代《八十七神仙卷》里的人物一样，去给大学生讲美术欣赏。
夜很深了，安然把笔往桌上一摔，两只手背过去抱住后脑勺，用力往椅子上一仰，椅子的两条前腿翘起来，变成了摇椅。这说明她又累又困了。她摇了一会儿，连手脚也顾不得去洗就要睡觉。
“防患于未燃”！“防患于未燃”！这句话又开始在我耳边重复。
“米晓玲怎么不常来了？”我终于憋不住了。
“她不理我了。”安然脱掉裙子，坐在床沿上，两只黝黑、滚圆的膝盖紧紧靠在一起。
“你冲人家唱歌了，对吧？”
“对呀。”安然平静地说，“你怎么知道？”
“这你别管。”
“别管就别管。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老是告诉我，这个男生看她，那个男生看她。好像她是太阳，男生都是向日葵似的。你说，一个女生总说这些干吗？后来我就唱了。”安然把嘴唇一抿，眼皮一垂，又把胳膊背过去扶住床，显然是做好了一切准备。
“唱的什么？”
“《假正经》。”
“你怎么能对同学唱这种歌？”我一听这歌名就火了，放下熨斗，转过身子又说了一遍，“你怎么能对同学唱这种歌？”
“怎么不能啊。她老是缠着我，扒着肩膀跟我说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一唱歌，她就躲开我了。还真灵！”
“那歌儿怎么唱？”我问。
“你想听？”
我不说话。
你不要以为你真美丽，
你不要以为我一见你就爱上你。
不要太多情，
不要假正经，
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
太滑稽呀太滑稽。
……
安然看着天花板，真的小声唱了起来。
说实话，我有点儿想笑，可还是忍住笑，继续保持住刚才的神情说：“你，你太不尊重人了。”
“是她自己不尊重自己。她老是抄我的笔记，动不动就一拍胸脯：‘咱姐们儿，没说的！’然后拿起我的练习本就走。你听听，还是个中学生吗？什么‘姐们儿、姐们儿’的，腻味！又是同学，你让我怎么办？”安然说完把双腿往床上一放，躺了下来。
谈话不能继续了，刚才像要冲锋陷阵的我，很快就败下阵来，只好转过身去熨衣服。熨完衣服，我回到自己床上，关掉灯，黑暗中浮现出米晓玲的脸。
一张又圆又白的脸。她父亲好像一直没正式工作，今天在这儿刷油漆，明天换个地方给人拉车送煤。她母亲在一家糖果店当售货员。米晓玲是老大，她下面还有三个小弟弟，家庭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她很爱打扮，她的所有衣服上几乎都绣着金丝银线，据安然讲，她铅笔盒里还珍藏着一枚三毛钱一只的戒指，经常把手伸到桌斗里试戴。每逢星期四她戴手表上学——那天是她妈的休息日。她能分清许多合成纤维衣料的名称，什么涤纶、快巴、弹力呢、美国大纹哔叽……走在街上常指着人家毛衣上的花样说，“大阿尔巴尼亚”“小阿尔巴尼亚”“菠萝花”“太阳花”。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几本关于电影方面的通俗读物，她对那些男女明星都熟悉得要命，每次来我家，都给安然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据她说还都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她来找安然借历史笔记，一进门就说：“你知道吗安然，刘晓庆把她丈夫给杀啦！”还有一次她告诉安然，陈冲有十辆“丰田”。安然靠在藤椅上哈哈大笑，米晓玲还在竭力证明：“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还有白的，黑的，还有……反正一共十个色儿，信不信由你。”她说得很认真，仿佛是陈冲昨天刚告诉她的。后来她突然转移话题，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然后拿起安然的笔记本走了。
这个孩子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奇怪安然为什么会跟她来往。我问过安然，她说：“米晓玲办事说到做到，讲信用，讲真理，还爱打抱不平，面对最难斗的男生，脸不变色心不跳。就这点来讲嘛还是‘姐们儿’比‘老帽儿’们强。”
“老师喜欢她吗？”
“老师？看都不看她。”
我没仔细追究“老帽儿”都包括谁，也没追究韦婉为什么不喜欢米晓玲，还是规劝安然少和米晓玲来往。
“她又不是流氓。”安然说，“再说，她为什么非影响我不可，我就不能影响影响她吗？”
“影响她的办法就是给她笔记抄？”
“开始没这样。我给她讲题特耐心，后来她老走神，一会儿说商场新来了尼龙绸棉袄，又买不起，一会儿又说不上学了，接她妈妈的班。我有什么办法？干脆让她抄得了，还省我好多时间呢。”
“还口口声声影响人家呢，早不耐烦了。”我冷静地说。
“我？”安然为我的结论吃惊了。显然，她感觉到我这个简短结论的冷酷，却又千真万确。“谁知道呢。”她嘟囔了一句。
米晓玲好久没来我家了，原来这样。
“你呀，安然！现在你又失掉了一个群众，评选时你又少了一票！”我在黑暗中不由自主地低语着。回答我的，是安然那一阵阵均匀的呼吸声。
十六岁的女孩子的呼吸，是人人羡慕的，香甜、酣畅，节奏均匀。
7
又是一个闷热的早晨。
安然照例比我早起。床上团着一堆毛巾被，人早跑到楼下跳绳去了——期末复习也没改变她这个多年养成的习惯。
她深信跳绳能使个子长得更高，目前她可以一连跳一百多个“双摇”。
往常，我从来没有兴趣下楼欣赏她的“绳技”。除了骑自行车兜风，我对任何运动都不感兴趣。我早晨不愿起床，愿意躺在床上想心事。这时候我的思维细胞分外活跃，我的思绪像一头精力充沛的小鹿，灵妙、敏捷地奔突、跳跃，不受拘束、无遮无拦地四处冲撞。我能从苔丝德梦娜想到烧茄子；能从百褶裙想到萨特的存在主义；能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想到插队时有一次半夜里错割了别的生产队的麦子；能从轰动一时的英阿争端想到我的头发该烫了；能从咖喱牛肉想到我的房东大娘当年怎样用小板车拉着我，走几十里土路去县医院看病；能从大熊猫想到中学时期一年一度的忆苦饭……我还常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拟订全天工作计划：上午去报社发广告，下午约某青年诗人来编辑部谈稿。这是我的职业——文学杂志诗歌编辑的日常工作。晚上写八封信，读六页《拉奥孔》和《邓肯自传》的最后两章；再用二十分钟时间学会第五套探戈。当然，还想我的朋友，回想他的一句动心的话，那句话执拗地在我心中重复，就像有时候一首歌、几行诗会突然平白无故地在我心中重复起来没完一样。每到这时，我的心便仿佛给分成了两半，一半说：“别唱了，别唱了。”另一半却一遍又一遍地唱下去：
在路旁啊在路旁啊有个树林，
孤孤单单人们叫它撒力登……
这时候，意志真不知藏到哪里去了。直到闹钟告诉我，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上班时间，我才猛地从床上跳下来，跑着蹦着梳洗完毕，再往书包里塞六块饼干，然后推上自行车，冲出“夜路”，来到街上。当然，一走上大街，我就变成了十分安静的安静。
不知怎么的，今天我忽然想早起一会儿到院子里去看看安然了。也许还可以继续昨晚的谈话。昨晚，我们等于没谈。
谁家已经扭开了收音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整。”
现在院子还没有苏醒，只有邻居家笼子里那些鸡朝我咯儿咯儿地打着招呼，还以为我是它们的主人，过来喂食的。安然肩上搭着跳绳，站在远处，背对着我正和一个比她稍矮的男生说话。她正教他念英文单词，我听出他把“咳嗽”念成“母牛”。安然顿时大笑起来。笼子里的鸡有点儿莫名其妙地伸出脑袋，警惕地看着她。
这不是那个刘冬虎么，韦婉提到过的那个刘冬虎，他家就住在马路对面，可他从来没到我家来过，平时见到我也总不好意思地贴近墙根儿。我倒是和他聊过几句，还是在火车上。
那是去年冬天，我去北京组稿，安然送我上车。每次我出门，只要她能赶对时间，总要坚持送我。“我要给你占座位。”她威风凛凛地走在我身边，像个保护人似的说。她还会首先冲上车去，架起胳膊，目光专注，勇往直前。即使人很少，也要把我安置在她亲自选定的座位上，再满足地和我并排坐上三五分钟才离去。那时，我明知安然的举动并不具有什么特别价值，但还是觉得所有座位，唯独我这里最舒服、最安全、最凉快、最暖和、最安静、最方便、最好。
那次，由于春节将至，旅客空前多。我又是中途上车，找个座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安然好像也没有过去那种热情了，还有点心神不定。不时抻抻衣角，捋一捋头发。我有些奇怪地望着她。她发现后才又赶紧挤到前边去了。其实。我并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她又不是孙悟空。怎么能有本事对付这么多人呢。我喊她不要再徒劳了，但声音一下就被人声的浪潮给淹没了。安然也被淹没在人潮里。为了从前边截她。我从另一个车门上了车。却还是看不见安然。这时。一个刚坐下的男孩子站了起来。
“刘冬虎！”我认出了他。“先帮我看一下东西。”我把挎包放在他身边，赶快挤过人群又去找安然。我在两段车厢相接处碰见了她。
“安然！别找啦。你们同学刘冬虎让给我一块地方！”我冲她嚷。
“本来我能找到座位。那个乘务员把我……把我给揪下去了。”安然眼睛看着车窗外，嘴唇直哆嗦。
“为什么？”我觉得血涌到了脸上。仿佛被揪下去的是我。
“她说我扰乱秩序。呸！你看。就是她！”安然指指朝我们走来的一位梳两根辫子的胖胖的女乘务员。“我非跟她吵一架不可。”
“别……”我想把安然推下车。
可是，她们已经吵了起来。
“大胖子！你就会欺负我是学生。别人挤，你怎么不敢揪？”安然大声嚷道。
“你怎么骂人？”胖乘务员脸憋得通红。
“就骂你，大胖子！欺负小孩儿。没脸！”
“你还是学生呢，懂不懂礼貌？”
“你还是乘务员呢，靠揪小孩儿立功。那也不给你加奖金！”
“我要维持秩序！”
“就是你堵塞交通！”
“你……你年纪轻轻太不学好！”
“你管不着！反正我姐姐有座位了，你揪了白揪！我姐姐的座位还靠窗户呢。气死你！”
安然这句话逗笑了许多旅客。人们很有兴趣地望着她。显然，谁也没有把她看成一个不学好的女孩子。开车铃响了，我趁势把安然轻轻推下车去。就在这时，我看见两大滴眼泪从她眼睛里滚落下来。接着，更多的泪水又蒙住了她的双眼。车身颠动了一下，徐徐开动了。安然站在月台上，扬着冻得通红的脸，嘴里吐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一边流泪，一边挥舞着一只胳膊，朝着火车指指画画。她的嘴唇飞快地动着，她在发泄。因为没给我占上座位吗？被人揪了下来吗？还是因为——事到如今我才突然明白，那是因为有人当着一个男同学，一个叫刘冬虎的男同学的面伤了她的自尊心。当着一个男生的面被揪，还有比这更有伤自尊的吗？
开车后，我和刘冬虎都没有提刚才的事。我只是随便问了问他的功课。后来他把座位让给了我，自己站得远远的。当时也许只好这样。
今天呢，是他主动找上门的，还是她约他来的？他每天早晨都来，还是偶然相遇？我为什么要追究这些？现在我忽然觉得，我怎么变得这样鬼鬼祟祟？我应该向安然学习。
我走到他们跟前。“你好呀刘冬虎。”
“您好。再见！”刘冬虎一看见我，卷起书本赶紧走了。
安然对我的突然出现，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她像是有点儿遗憾。
“你怎么不把他叫住？”我说。
“叫他干吗。发音……简直，没治！”
“同学向你请教，你应该耐心。”我说。
“噢，谁让我耐心我都耐心！你没听见吧，愣把‘咳嗽’念成‘母牛’，还cow呢！”
“我觉得刘冬虎很有礼貌，那回在车上……”
“一个男生光有礼貌也没劲，你没看见他长得那样，根本就不像个有礼貌的人：嘴唇那么厚，腿又短，脖子又黑……”安然一边说着，又跳起了她的“双摇”。
我只是微笑着看着她，眼睛已经告诉她：“得了安然。干吗跟姐姐撒谎啊。”
安然看懂了我的眼神。她埋下眼睛，跳绳不知什么时候都缠到胳膊上去了。后来她终于抬起头来对我说：“其实，帮他复习英语是我约他来的。我觉得和男生在一块儿讨论功课比和女生在一块儿还好，废话少。我觉得没什么。”
“可不没什么。”
太阳升起来了，带着令人头昏目眩的光环。阳光照耀着安然的脸，照耀着她脸上纤细的茸毛，就像一层金色的丝绒。
我接过她的跳绳，也跳了几下“双摇”。
一个二，
两个二，
三个三，
……
8
由于早起，时间显得很充裕。我和安然梳洗完毕，吃过早饭，各走各的路。
往常，我骑车到编辑部只需十五分钟，今天却在路上费了半小时。我骑得很慢，吸吮着夏日的晨风，或者说享受着晨风的吸吮。
我们的城市没有受人称道的法国梧桐，有的是朴素、平凡、七月放花的中国槐。女中学生在树下从容、自信地走着，那样子就像只有她们才配占有槐树下的阴凉。一些顶着阳光赶路的男生，仿佛是从便道上被挤下来似的，一只肩膀高高地挑着沉甸甸的书包，显出男子汉的宽容和大度。可女学生对他们还是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我相信，她们勾肩搭背地小声议论着的，并非和男孩子无关。我就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教男生跳起“大寨‘亚克西’”来，是那么不辞劳苦，甚至觉得那些机械、僵硬的动作也有几分可爱之处，而对女生却缺乏应有的热情。那时有个跳“亚克西”的瘦瘦的男生跳完舞总来找我，每次都揣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理由。他长得很纤巧——原谅我对男性使用这样的形容词，后来我好像..也总盼望他来（在这里用“盼望”来形容，分量重了些）。为此，爸爸还严厉斥责过我。他竟然也运用着他很不擅长的政治术语说：“你，你的思想……复杂啦！”这样的词虽然我听过不少，但经他一用，还真有些恐惧。那个年龄，那个时代，谁不怕人家说你“复杂”。“复杂”联着什么？当然不是革命，不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不是带头多吃一碗忆苦饭。“复杂”联系着的是落后和路线，想到这些，我真不理那个纤巧的男生了，可心里却盼他出现（现在用“盼”较合适）。幸亏后来他没毕业就当兵走了。临走那天晚上，还来向我告别。那天家里只有我自己，这才觉得事情更加复杂了。我惊慌失措地用三言两语就把他轰走了。谁知，他临走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只装有磁石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说要送给我作个纪念。还记得那天全楼停电，我借着蜡烛发出的昏黄、战栗着的光盯住那个纪念品，心中升起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满足。当然，最后我还是又想起了那个有点儿背叛味道的词儿：复杂。我毫不犹豫地把铅笔盒还给了他。他是怎么接过去的，又是怎么摸黑下楼的，我一概不知道。我只是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满足。
几年后我们长大成人，曾在街上碰过面。原来他参军后入党、提干，还被保送到一所什么学院学习过。不知怎么的，他人更显得纤巧了，那满身经过修饰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面对这样一位同学，我突然感到委屈。爸爸为什么连这么个识别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如果多接触一下，对人我会有能力鉴别的。用一个“复杂”去堵塞我的思想，反而增加了我对一切的神秘感。那时我也十六岁。
我想着，车子加快了速度。
编辑部到了。这是一座北方城市常见的旧四合院，据说当年是一位绸缎资本家的偏房的住宅。我的办公室在西耳房。尽管目前生存空间的危机几乎威胁着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但在我们这种中等城市，这种危机还不甚明显。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只有两个人。这比起大城市那些令人生畏的编辑部，十来个人挤在一起，摩肩接踵，午休时连那些上了年岁、头发斑白、受人尊敬的老编辑都要爬上办公桌，枕着报纸、杂志去睡觉，不是又显得优越多了吗？
组长老马早已坐在办公桌前了。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头也不抬，继续低头看稿。老马是这间西耳房的另一位主人。他高度近视，因此我把靠窗那张桌子让给了他，我自己则占领着靠北墙的那只旧写字台。老马多次建议我把桌子也移到窗前，可我还是坚守着这块阵地。我不喜欢和人面对面的办公。尽管那里光线明亮，老马也叫人尊敬。
老马在省里算老诗人了，“文革”前出过三本集子。当然，这并不是我尊重他的全部原因。还有什么呢？是因为他发现了我？那时他到我插队的村子去体验生活，我把我写的一首叫《浇地歌》的诗拿给他看，他笑着把诗装进手提包里拿走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叫它们变成铅字的奢望，不过是想得到老马的指教而已。谁知后来它们不仅真变成了铅字，出现在《繁星》上，我还因此被调回来，在《繁星》当了编辑。
老马发现我那是千真万确的，只是现在我使用“发现”二字有点儿不自量。因为这个词通常只在绝对相反的两种人身上使用，一种是“天才”，一种是“坏蛋”。我当然不是坏蛋，那么天才呢？更不是。变换一种说法，为了突出老马吧，说他是伯乐？后果是我又成了千里马。我算什么千里马呵，不过是骑一辆“大凤凰”，整天四处奔跑的一个普通编辑。再说当编辑后，我连《浇地歌》那样的诗也很少写了。老马之所以叫我敬重，是因为他还能和我们对话，他从不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哪位年轻诗人跟前。有一次他读了外省一位年轻女诗人的一首长诗，竟激动地擂着桌子大叫道：“完蛋了，我们完蛋了！世界是你们的，太阳是你们的……”诗人的激动并不叫人诧异。我当时平静地望着他想到，凭着老马这样真挚、坦率的激动，就足以证明他和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他愿意理解我们，就说明他的心还年轻。
“怎么了安静，坐着发愣？”老马问我，眼睛仍然盯着稿纸。
我冲他笑笑，说着无关紧要的话。就开始翻阅摞在桌上的诗稿。我一首接一首地读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作品的各种字体：圆的，方的，长的，斜的，疏的，密的，还有那种龙飞凤舞型的。遇到这样奇形怪状的字体，你血管里的血液简直就控制不住地往头上涌。你一边读诗，就觉得作者仿佛一边向你呼喊：瞧我这一手字怎么样？还挺帅吧！就凭这一手字，你也得考虑考虑吧？
按说，一个合格的编辑是不应该对作者抱有成见和偏见的，但说也奇怪，操这种字体的作者，写的大都是那么一类诗句，什么“姑娘的笑靥里升起绚丽多彩的醉人的朝霞”啦，他将“把一颗炽热的红心双手托着抛入水中”啦等等，外加无数删节号和惊叹号。我常常忍不住扭过头去，给老马高声念上一两句。老马仅是微微笑着，并不像我那么义愤填膺。这使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缺少修养，多么不够格啊！
今天，当我又看到“姑娘的笑靥”们时，赶紧翻过去放在一边，想等冷静下来再慢慢拜读。下一首，下一首叫做《我们是新时期的急先锋》。字体还工整，内容是写青年应如何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甩开膀子大干特干的。但那满篇慷慨激昂、时代感不怎么清楚的诗句，又使我想到了那些帽檐朝天的红卫兵小将，想到了在漫山遍野的红旗下搬石头、造平原的场面。我往下读着，喉咙像要冒烟。“加强修养加强修养”，我暗暗勉励自己，到底读完了最后一行。谁知当我冷静下来寻找作者的名字时，竟在诗的末尾发现了“韦婉”二字。再翻过去，是她给我的一封短信，信写得很矜持，很有分寸。大意是说，她近半年来对诗发生了兴趣，作为语文教师，这也是必要的锻炼。现寄上一首，希望听到编辑部的意见，不能用也不必为难。
读完信，把手边的稿子清理开，我重新读韦婉的诗。不知为什么，嗓子不那么干燥了。不知为什么，稿纸上的诗意也开始萌发。不是吗，要表现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诗吗？再读下去，又发现作者显然是在追求新意了：
我高攀着民族灵魂的火箭，
我执著光丽的赤诚，
用自己的痴情，
遥望那布满宇宙的红旗。
啊，甩开膀子，
去创造明天的壮丽画卷！
……
好诗，就是一首好诗。我对我的心说：你瞧，调子多明快，立意也高，一点儿也不隐晦，比起那些“朦胧派”，不是要壮丽得多吗！应该送审，可以发表。我简直像对着我的心叫卖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有人在说谎话时，反而把声音提得那么高。
当我的心勉强迎合了我的叫卖后，又一个忧虑出现了：怎么往老马那里送呢？难道他也会认为这是一首好诗？难道他相信这是我选出来、送上去的？两个月前，老马的一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外甥送来一首七律，不是叫我铁面无私地给退回了吗？不，慎重啊，慎重，慎重中出修养。现在既不是送审的时候，也不能退稿。现在，现在我应该做的，是先给韦婉写信。
我铺开印着“《繁星》编辑部”的信纸，笔开始在纸上滑动。开头稍作寒暄，之后便称赞起那首诗了，还说做些小的改动就可送审。天哪，鬼才知道这算一封什么信。
下班时，我几乎是躲闪着老马走出了办公室。街上，炽热的太阳烤得人昏昏欲睡，柏油路面变得像柔软的海绵。这时你才体会到，清晨对于奔波在大街上的人是多么珍贵。清晨使我在今天有这么好的心绪，使我的“修养”在慢慢加强，使我发现了那首“光丽”“赤诚”的甩膀子诗。这就是生活。生活逼着你在不想笑的时候也要笑，不想哭的时候也要哭，不认为好的时候也说好。生活隔开了你和你喜欢的人们的交往，却牵着你去亲近那些你不想亲近的人。不，这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此时此刻置身于生活漩涡里的我。
安然的学校再过十天就要评选三好学生了。清晨，一个把跳绳缠在胳膊上的女孩子的形象，会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
9
语文考试结束了，全家陪着安然松了一口气。为了不影响安然的情绪，爸爸妈妈这些天还算温和。有一回双方的面色刚有点儿激动，我立刻横眉立目地说：“你们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刻！”两人的情绪果然稳定了下来。
考试打破了我家以往的气氛，全家仿佛都紧张地、全神贯注地进入了一种角色，走路踮起脚尖，说话打起手势，房间里安静得像没有人。直到每天中午安然放学回家后，我们三人才不由自主地迎去，欢腾一阵。
“今天怎么样？题难不难？”
“有偏题、怪题吗？”
“检查得仔细吗？看没看错题？”
……
接着又是问这个、那个考得怎么样，直把我们知道的同学名字都重复一遍，才算了事。
安然拿起筷子，敲敲刚摆上饭桌的饭碗说：“女士们，先生们，请不要大声喧哗，按次序提问。”然后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摔，就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那神色已经告诉我们她考试的结果了。于是我赶紧给她盛饭，爸爸把好菜换到她面前，妈妈也动了感情，早把菜夹到安然碗里了。
安然端起碗开始大口吃饭，我们却像忘记摆在眼前的饭碗了。当她再也忍不住时，才举着筷子，回答我们刚才的提问：“……我看看表，离交卷还有十五分钟，就开始从头到尾检查卷子。哎呀，不好！漏了一道大题！做完这道大题，起码得用二十分钟。怎么办？我毫不犹豫，连想连答，写得飞快，终于答完了。就在这时，坏啦！”她忽然停住不说了。
“怎么了？”妈妈先表现出恐慌，嘴一下张成“O”形。
“看把你吓的！”安然接着说，“怎么也没怎么，铃响了，我交了卷和同学一对题，哈，就错了一个字。”
“作文呢？”妈妈又问。
“唉，你这问题太……不合时宜。作文是活的，我怎么对得出来？那句话怎么说：‘世界上没有两滴相同的水。’”安然说。
“妈妈问的是作文题目。”我赶紧替妈妈解释着，其实未必。
“是啊，当然是问作文题目。”妈妈历来喜欢顺水推舟。
“题目是《记你熟悉的一位同学》。”
“你写的谁？”这次是我问了。
“我们的班长。”安然说。
“什么？”我一放筷子，嘴大概也成了“O”形。
班长是谁？班长不就是韦婉喜欢的祝文娟吗？
“怎么了？”安然有些不耐烦地盯了我一眼。她把“了”的调子挑得很高。
怎么了？不怎么。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一个普通的班长，一个普通的祝文娟，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但此时我却觉得她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不能碰的大人物。贵族？女皇？总理？文部大臣？也许比这些都显要。
“快吃饭，快吃饭，别刨根问底了。吃过饭再让人家讲作文也不晚。”爸爸说。他这种故作镇静还能瞒谁，其实，遇事最沉不住气的是他。
“你怎么不喝汤？”我问安然，实际是想冲淡一下即将紧张起来的气氛。
吃过饭，在我再三追问下，安然讲述了作文的大概。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作文中对祝文娟那些致命的缺点很表示了一番不满。她差不多是按原文背了一遍：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对人要诚实。后来我慢慢懂得，诚实是人的美德。可是，有人总在受表扬，却并不具备这个美德。
一些同学谈起我们的班长时，总说她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从不和人吵架、红脸，仿佛已经具备了做人的美德。我不这样认为。原来班长把同学们那些小小的缺点都捅到老师那里去了，甚至连谁上课讲话、谁在走廊吹口哨、谁叫了女生的外号她都不放过。但是，遇到关键问题却缺乏起码的勇气和正义感。一次，全班在校外操场打排球，王红卫勾来外校男生打了刘冬虎。事后刘冬虎把经过告诉老师，老师去问班长。班长当时明明在场，却一口咬定她根本没看见。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王红卫站在她跟前，就因为怕报复。一个班干部连这点起码的诚实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对这样的干部很不以为然。
我以为，青年很重要的两种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我愿意和诚实的同学交朋友，哪怕他们有别的这样那样的缺点……
安然的作文大体背完了。我看看妈妈，妈妈正盯着爸爸。我看看爸爸，爸爸不动声色地“嗯”了一声。
有什么可“嗯”的？“嗯”不就是肯定吗？
“就凭这作文，韦婉还会给你好分数？”我愤愤地说。
“那是她的事。”
“那还用问。可分数出来后你总不能去找老师吵架。”我说。
“那要看她公平不公平。”安然说。
“你说过，作文是活的，还不全在老师掌握。”我提醒了一句。
“今天你怎么啦？”安然皱起眉头瞧着我，“外语和化学还没考哪，你可别把我情绪全给破坏了。”
“好吧，不说了还不行。”
是呵，安然说得对，我这是怎么啦？正义感、诚实，难道我不也整天在教导安然吗？后来我想起下班时韦婉给我来过的电话。我们有问有答，那友好气氛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双方都没提安然，就像安然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一样。我们心照不宣：只有不提她，这友好气氛才能持久一些。最后韦婉还邀请我到她家去玩。我竟然答应了。如今，安然这篇作文肯定会破坏我们那种日益增长起来的“友好”气氛。
幸好，安然有一天举回一张成绩单，我的心才算稍平静。成绩单是这样的：
| 数学 | 语文 | 外语 | 物理 | 化学 | 政治 | 历史 | 体育 | 总分 | 平均 |
| 97 | 99 | 100 | 95 | 87 | 99 | 97 | 86 | 760 | 95 |
10
安然的语文是九十九分，在我预料之中，又在我预料之外。这使我忽然想到了那首“甩膀子”诗的“社会效果”。那诗经我大改特改，除了作者名字还是“韦婉”二字外，其他拼拼凑凑，主编通过，已经发排了。想起韦婉的名字就要变成铅字，我心中升起一股又苦又甜的滋味儿。下一步呢，下一步是在评选之前嘱咐安然老实做人，别得意忘形。
现在，她穿着红衬衫歪在沙发上，正一面啃桃子，一面翻着一本外国画册。
“哎，我希望你这阵儿老实点。”我说。
“我又怎么啦？”安然用两个指头捏着桃核问。
我斟酌片刻，终于更明确地提示了她一下：“你最好先别穿这件衣服。”我的眼睛看着别处，故意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哈！”她发出了一个怪声，怪声里所包含的意思远非几句短话能说清。
“别冲我这样，我是真话。”我说。
“这衣服怎么啦？不是你买的吗？不是你夸了半天漂亮吗？真的，我还舍不得穿呢。可就冲你一说，我非连着穿三天不可，考完了，庆贺一下。”
“学校有反映。”
“说是奇装异服吗？不就是红泡泡纱吗？不就是前边没扣子、后边一条拉链吗？噢，非得穿花的确良、狗舌头领才算不奇异？哈！”她又来了那么一声。她把如今多见的那种又长又尖的领子叫“狗舌头”。
“你们哪天评选？”
“哪天评选我就哪天穿！”
“别穿，太红！”我声音很低，但很果断。
不要太多情，
不要假正经……
她竟然哼哼着唱起来。
“别觉得你考得不错就这么放肆，就，就目空一切。想想你对同学都是什么态度吧：讽刺人家米晓玲，还有你那作文。虽然韦婉放过了你，可下一步呢，你知道？在这种事上占上风多没意思！”我终于给自己找了个不高不矮的台阶。何止是台阶呢，显然还占了主动。我做出旁若无人的样子，开始看书。
我感到她正斜着眼角在看我。我没抬头。
“姐，”安然终于换了口气，“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都好。就说对米晓玲吧……唉。”她短叹一声，“米晓玲要走了，你知道吗？”
安然现在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的硬木椅子上，眼睛有点儿出神。
“搬家？”她到底还是勾出了我的话，其实我对米晓玲的事并不关心。
“不，是上班，接她妈妈的班。”
“她妈妈还很年轻吧？”
“年轻有什么办法。米晓玲知道考不上大学，连高中都不想上了。也许这叫顶班吧，把她妈妈给顶下来了，这还不是常事。”
“也好。”我说。
“这两天我总想过去的事，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米晓玲。我想，请她到家里来玩。”
“那好啊。”
“我还想请她来吃饭。”
“那倒没必要。”
“你怎么这样说？你不是刚批评我，说我对她不好吗？”
“那也不一定用吃饭的方式表示对她的友好啊。”真的，就这么个米晓玲，难道让我们全家陪她吃饭，听她给我们讲哪位男演员又杀了他的妻子吗？“你可以送她一样礼物。”我说。
“不，就请她吃饭。你的同学、同事能来，为什么我的同学不能来？”
“那是我们。”
“我们也是我们。”
“你们还小。”
“我们不小，十五岁以上就是青年。”
“那好吧。不过你还是放假以后再穿这件衣服。”我说。
“你怎么还想这件事？如果你用衣服和吃饭作交换条件，那我宁可不叫米晓玲来吃饭也得穿这件衣服。”安然说得很果断，像在朗读宣言。
“你……”
“求求你，姐。”她走过来，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躲开了她。尽管我们很亲近，却很少使用这种亲昵的表示。我怕她搂我、碰我，那时我的心一下就会彻底软下来。果然，现在一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汗香味，瞧着她由于穿着红衣服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的脸，我已预感到一切都将由她了。
安然呀安然，我对你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是安然呢！
穿衣、吃饭我都让了步。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张罗。爸爸自然不管这些，然而和妈妈怎么也达不成协议。她坚决不同意在家里招待安然的什么同学，说要搞你们搞，她一天不回家。她要在学校判卷子。
采买的事自然落到我头上。为了叫安然高兴，我尽力按照招待同学的规格买了些东西。下班回来，谁知爸爸早忙上了，这在他来说是非常少见的。现在他正蹲在煤气罐旁边，笨手笨脚地择着青蒜、扁豆，两只手显然缺乏必要的目的性。和他站在画架前真是判若两人。
“爸爸，您可别把该留的扔了，该扔的留着。”我说。
“哪有的事！”他很严肃，像在完成着一件了不起的事业。“谁离开谁也能活。”他自己叨叨着，这当然是冲妈妈来的。
“那，我给您系个围裙吧。”
爸爸站起来，让我替他围了条花围裙。
中午，我和爸爸终于把饭菜准备停当，这时，安然和米晓玲一前一后进了门。
“米晓玲，你好呀。”爸爸摘下围裙，恭恭敬敬地招呼米晓玲。
“您好。我……”米晓玲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当她看到爸爸也上了阵，就更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今天她穿得很朴素，身上没有那些金丝银线。但脸上却搽了薄薄一层粉，尽管她的脸本来就很白，雀斑被模糊起来，倒失去了自然。
吃饭时安然话多极了，显然是为了叫米晓玲松弛下来，因为她不是把汤匙碰到桌上，就是把菜翻到桌上。有一回一个丸子没夹住，又落到盘子里，油汁溅了我一脸，可我却装作不在意。爸爸也不时开个小玩笑来调节气氛，有时米晓玲真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果然，她话也多了。
“你马上就上班吗？”我问。
“啊。还是我妈妈那家商店。其实你们常去，挨着家具店那家。”米晓玲说。
“那个店不小，货挺全的，有时好像还有天津咖啡糖。”我说。
“那当然了，全市第三大。新修的门脸，都换成钢窗了。听我们经理说，还要装霓虹灯呢。”米晓玲自豪地讲述着，俨然一副老营业员的派头。
“到时候我一定常去看你。”安然诚心诚意地说。
“咱姐们儿……”她看了看我，“咱们老同学，没说的。我们那儿处理罐头，处理水果特多，杏酱才五毛钱一瓶。我保证给你留着。”
“太棒了，买它十瓶！”安然大笑起来。
“来什么新鲜货，我就给你打电话。那天我妈领我去熟悉环境，我一看，不错，还有电话。就在鲜货、糖果那边。唉，我要能分到糖果组就好了，可以随时给你打电话。”
“你多美，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安然说。
“那可不，整天守着哪。我们电话是4723。咱们学校呢？”
“我不知道。我没在学校打过电话，怕传达室大爷说我。”
“他不说，连着叫他两声‘大爷’，高兴着呢。”
安然你听，这就是你身上缺少的。
“哟，那是一张画吧？可真大。”米晓玲忽然发现了我爸爸那张未完成的创作。
顺便说一下，爸爸的画室就是厨房的一半。
“是啊，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安然问。
“那是树，那是树叶，还没画上人吧。画上人我就能猜得出来。”米晓玲看着眼前那张正在铺满颜色的画布说。
“这幅画永远也不会有人。不过它已经有名字了，它叫……”安然稍微考虑了一下。
“叫什么，叫落叶呀？”米晓玲蛮有兴致地问。
“叫—— href='/article/497.htm'>《吻》。”安然清清楚楚地说。
“叫什么？”米晓玲没听明白。
“ href='/article/497.htm'>《吻》。就是一个‘口’字加一个‘勿’字。”
“你可真行啊安然！你都能说出这个字来！”米晓玲满脸通红。
“这有什么，哪个字生来不是为了让人念。”安然说着走到画布前，“你看，深秋时节，挺拔、俊秀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它们就生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大地养育了它们，大地就是它的母亲。夏日，它们把阴凉献给大地；秋天，当大地不再需要这种安慰时，它们才开始用金子般的颜色来打扮自己。其实，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都集中起来，也不够打扮一树叶子。现在，它们就是穿着这种盛装飘向大地，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在欢迎它们的归来。这就是它们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重的吻。”
“怎么不说了？”原来安然的描述也吸引了爸爸，他早已聚精会神地站在画面跟前了。
显然，连爸爸也没想到，安然对美术作品的分析竟是这样内行。我都有点嫉妒了，我是写诗、编诗的呀。
“不说了，一阵胡说八道。米晓玲，你喜欢它吗？”安然转过身问米晓玲。
我把目光也转向米晓玲，看她的反应，没想到她哭了，泪水把脸蛋上薄薄的香粉冲开两道小沟。我和安然互相看看。
“怎么了米晓玲？”安然问她。
“我……看你多好，懂那么多。说得我都……你以为我就那么想上班吗？刚才我是胡说，好像我多高兴，其实我是怕叫人瞧不起。你不知道现在我多后悔，为什么当初我不好好学习。现在你们全家陪着我，送我上班。你知道，我多怕同学们到商店找我去呀，你们都背着书包，我却站在柜台里，站着约这、约那。”米晓玲突然趴在桌上，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
现在我倒有点认识米晓玲了，我后悔没有多买回些好吃的来。
“别哭了米晓玲，我去看你时保证不背书包。”安然拿块毛巾给她擦着脸。
……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拿起了画笔。他望着他的画面沉思着，眼光久久不动。安然的分析乃至米晓玲的哭似乎给了他新的启示。
艺术是什么？是认识的不断形象化，和这种形象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11
爸爸在画布前一直站到黄昏。当室内的光线再也不允许他画下去时，他才把笔擦干，浸入松节油里，然后垂下两只大手在藤椅上坐下来。不知是由于黄昏光线的照射，还是由于握笔时间过久，他两只大手松弛着搭在膝盖上，显得很疲劳。
我和安然都崇拜爸爸这双大手。手指又长又直，指尖饱满，仿佛凝聚着无穷的智慧。它们常使我想起罗丹那件著名雕塑《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罗丹创造的就是一双这种类型的手，富于弹性的手指充满激情地塑造着人类的祖先。记得爸爸曾经告诉过我们，罗丹的雕塑也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手为模特儿的。
其实爸爸的手并不一定只能成为艺术家所独具的，本来很可能成为另一种手。抗日战争时他是一所后方医院的小鬼。缠绷带，自制土蒸馏水，配制各种软膏……那时这双手虽然还没有发育定型，也许就已经显示出它们的智慧了。如果当时不是接触了一位曾在东京学过美术的日本伤员，我相信今天他会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是那位伤员的出现，使他那在当时只装着敷料的脑子里，又多了和战争不相干的幻想。解放后党号召青年向科学文化进军时，他没有投考医学院，却报考了美术学院。
有时我会突然觉得，爸爸当外科医生更合适。外科医生除了具备内科医生应该具备的一切外，还需要一双灵巧的手。再说，还会省去多少烦恼啊。就说眼前这幅高两米、宽两米的风景创作吧，在我们眼里它无疑是一幅杰作。可是画展需要它吗？而爸爸还偏要给它起个带有刺激性的名字。换了我，至少要回避一下这个最容易产生麻烦的字眼，尽管经安然一分析，它是那样切题。是啊， href='/article/497.htm'>《吻》，这个叫人听来心跳的字眼，难道只能是男女恋情的专利？它的内涵，远比那些要深厚、庄严得多。现在这里包含的难道不是画家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么！既是赤子之心，又怎么能躲躲闪闪地去表露这种痴情呢？李贺就曾用“有酒惟浇赵州土”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家乡土地的那种深厚的感情。也许李贺的时代还没有这个字，不然他可能就不用“酒”“浇”这两个字去抒发他的热情了。可中国古代建筑上作为装饰用的“兽吻”又起源于何时呢？“兽吻”，这分明是中国古代建筑家、艺术家把自己的感情凝聚于飞檐、屋顶的象征。
可我还是觉得换个名字好些。我的心常常分裂成两半，两半心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这一半得胜，有时那一半得胜。此时此刻，当我再次端详爸爸那双累得不打算再抬起来的大手时，才意识到应该放弃这种争论，现在是让他吃点儿东西的时候了。
我点着液化气，坐上锅，一阵铿锵声过后，饭菜准备好了：腊肠炒饭，西红柿鸡蛋汤，一碟盐渍黄瓜，当然还有一碟炒花生米。花生米是他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一碟花生米几乎就代替了他所有的嗜好。
我的手虽然不具备爸爸大手的魅力，但做起饭来还是力争色香味俱全的。我刚把菜摆好，妈妈一掀竹帘走了进来。
不知怎么的，我对手的思索还没结束，我一眼就盯住了妈妈的手。她的手又短又宽，小拇指还弯曲着，显出乏力和没有主意。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无名火，暗想：今天你可真有主意，在外面一躲一天。
“黄瓜撒盐了吗？”妈妈放下手提包，奔到饭桌前，煞有介事的样子。
“你就会干些锦上添花的事！”我模仿安然的口气愤愤地说。
妈妈看我，没说话。
“你跑到学校一躲一天，家里都快忙死了。”我接着说。
“我有声明，我是有工作的人。党的教育事业和请同学吃饭，哪个重要？”妈妈一面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卷子重重地按在桌上。
“谁没工作，爸爸没工作？照样跟着忙。为了什么，你心里明白就行了。再说，你知道我手下多少稿子等着看吗？”我嚷着。
“我早说过没这个必要，那是你们自找。”
“你还是妈妈呢！”
“你混！妈妈怎么啦？妈妈就一定得是家庭妇女？我还没当够哇，一当就是十年，满脑子油盐酱醋，还得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语录喊，举着刷子喊，举着……举着……喊！”
“你扯到哪儿啦，谁让你跟着喊啦？”
“谁？你！”妈妈狠狠盯住我。
“我？”
“就是你！”
“妈妈说得对，为了使你我不变修。”原来安然出现了。
妈妈一时没答话，好像还没有意识到安然的出现。可当她猛然转过弯来，矛头立刻就指向了安然。
“又是你。别觉着考得不错就……就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有话要跟你谈呢！”妈妈说完掀起帘子穿过走廊，直奔对面卧室。
我像暂时获得解放，安然却又紧追过去。爸爸只是低头吃饭，好像眼前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当然还是尾随过去。
果然，安然和妈妈又开始了激烈的对话：
“你说呀！”妈妈盯着安然，脸上似乎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得意。
“不是你要说吗！我听着还不行。”安然坐在床沿上悠打着双腿。
“我说，可以。考完体育那天下午，你到哪儿去了？”妈妈终于摊牌了。我倒松了一口气，我是了解一切的。
“我反对你这样审问我。”安然还是悠打着双腿。
“反对？反对也得问。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你既然什么都知道，干吗还拿人一把？”我实在看不下去妈妈那种故弄玄虚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得站到她那一边。当姐姐的，当姐姐的……考完体育，不抓紧复习，去划船，还跟男孩子！”
妈妈终于披露了“爆炸性”的要闻，重点自然不在于划船，而在于男孩子。
“那又怎么样！我们考完了，累了，不能玩玩吗？”
“为什么偏跟男孩子玩？就你一个女生。”
“就一个女生，更得找男生保护。船翻了怎么办？遇到坏人怎么办？”安然分明要狡辩了。
“安然！”我拉拉她的胳膊。
安然做了个若无其事的表情，看来不想说了。可妈妈的话还没完：“那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何必那么偷偷摸摸的！”
也许妈妈的话是脱口而出的，也许是在语言逻辑上又发生了问题，但这下却把安然彻底激怒了：
“好啊，原来你这样想我。告诉你，妈妈，我从来不会偷偷摸摸，我恨死偷偷摸摸了。我……”她嘴唇哆嗦着，眼里蒙上一层泪花。但她竭力咬住嘴唇，像是要咬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泪水还是滑了出来。“妈妈，我看不起你！”
安然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妈妈，你不对。”我说。
“怎么不对？”妈妈反问我，但声音不高。我想她没有预料到事情会这样演变下去。
“你不懂得尊重人！”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奔了过来。
“专找男生玩，你考虑过影响没有？”妈妈问爸爸但声音更低了。
“什么叫专找？我看你真像上个世纪过来的人。”爸爸说。
“那个男生我认识，叫刘冬虎。”我说。
“那你了解现在的孩子吗？复杂着哪！”妈妈又转向我。
争论到此结束。现在我到底又从自己的长辈嘴里听到了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孩子。我不愿再讲话，扔下爸爸妈妈，又跑到对面房间。
那边又传来爸爸的声音。
“我不能不说几句。今天的事是从请同学吃饭说起的，咱们就说吃饭。引起你不满的根源，也在这里。你走了，满以为地球停止转动，谁知地球不但没停，还转出了一桌饭菜。这就难免引起一个人在自尊心上的那个……那个受不了。可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儿自尊心，也不能毫无分寸地去伤害孩子。我尤其不愿听你在孩子身上使用什么‘复杂’二字。记得有一年安静她……”
嘭！对面屋子关上了门。
我坐在爸爸的画布前面，没有更多地想过去的一切，想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一个纤巧的男孩子给我送过铅笔盒。那像是十分遥远的事，就像我听来的历史故事。我只想到那双创造亚当、夏娃的手。它们不仅充满激情地创造了人类，在那一个个关节里、指尖上，还包藏着矛盾和哀伤。它们仿佛预感到了人类将来的一切，创造了他们，而他们又将去趾高气扬地互相厮杀。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那双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又都有一双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手。
我还想起了什么？我还想起了安然。
12
我在附近一家冷饮店里找到了安然。她正靠着柜台吃雪糕。估计是第六根了。
店里人很多，坐着的，站着的。挤在一起摩肩擦背，举着那些方块形、圆棒形的水和一些填料的凝结物咬着、说笑着。悦耳的、极富抑扬顿挫的高音和粗鲁的、夹杂脏字的低音在烟雾里缭绕，在四壁跌撞。这里分明是个温暖的大熔炉，只有迎门那台企鹅牌柜式冷冻机的呼呼声，还能使人想到这里和“冷”联系着。
安然站在冷柜旁边，脸朝里吃着，柜台里那位白衣白发老师傅，不时好奇地打量着她，但眼光里显然没有恶意。
我上中学时，从来没有一个人进过什么冷饮店。平易市那时也还没有学会做雪糕，更没有门口画着企鹅和冰块的店铺。有的只是写着“南饮”“北饮”的冰棍车。三分一根小豆的，五分一根牛奶的。“南饮”“北饮”是它们所属公司的缩写。就是因为多这“南”“北”二字，两个推车妇女还会为地盘问题发生争执，用“老”“小”或更不堪入耳的字眼叫骂一阵。最后其中一人从腹前的白围裙兜里掏出语录说：“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这是何苦。打开，咱俩学一段。”“没那工夫！”“你再说一遍！”“没那工夫！”“好，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时那个大喊没工夫的，才自知说话有失，看看众人，赶快推车溜走。
是啊，当时一个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正闹批林批孔的学生，难道能举着这种东西边走边吃吗？我虽然没想到有损英雄形象，起码也有损于我们这一代红卫兵小将的形象吧。再说，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一见到举着冰棍边走边吃的同学，总是和孔老二接受人家的腊肉那件事联在一起，当然这种联想还见于其他方面。比如哪个女同学穿了一双尚在初级阶段的单丝袜，哪个同学拉练时多吃了半根咸萝卜，哪个同学吃忆苦饭时脸上稍有难色……我都会很自然的和孔老二接受腊肉联系起来。一直到后来插队当农民后，见点上有人到社员家偷偷摸摸买花生往家里捎，我还想到过那几条用麻绳系着的干东西。当然，后来就那么不知不觉地忘了。在挖菜窖、刨白薯、熬粥、烙饼、赶驴车、翻山药蔓儿、闹意见、劝解、思索……的疲劳中忘记了。
宣传的力量。我常想。对，我那时就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安然不管这些。孔子接没接过别人的腊肉，在她看来就和刘备卖没卖过草鞋一样无关紧要。她甚至胆大包天地对我说：“哼，柳下跖怎么成了法家？有没有这个人都值得怀疑。”
是啊，谁让你比我晚生八年呢？谁让你是安然呢！
因为你是安然，现在你才不仅一根接一根地靠着柜台吃雪糕，还居然和卖雪糕的老大爷攀谈起来。
“老师傅，你们的雪糕应当改进。”她说。
“哦？吃着不对口吗？”老师傅把两只又白又瘦的手扶在柜台上，笑眯眯地看着安然，真像要虚心请教一番似的。
“牛奶、鸡蛋少，香精太多，比北京的差多了，可价钱一样。”
“小同学，你说得对。冷库里的鸡蛋不新鲜，多放点儿香精，遮遮腥味儿。得改进，得改进。”我想，老师傅一定会惊讶安然的味觉。
“香精放多了还发苦哪。总之么，你们应该去北京取经。”安然简直要得寸进尺了。
我走了过去，挤在安然旁边说：“师傅，您别听我妹妹瞎说，你们这儿的雪糕做得不错。”我说完拉起安然就走。
背后传来老师傅的声音：“这孩子，有意思，有意思。”他声音很柔和，我猜他一定还在微笑着。
我们一来到街上，立刻就接上了家里的事。
“爸爸对划船的事怎么看？”安然吃完最后一口雪糕，把那根又扁又黏的木片顺手投进路边的果皮箱。
“你觉得呢？”我说。
“我猜不透。大人的心，没把握，猜不透。”
“你这是不信任爸爸，也不信任你自己。你干吗这么没精打采。”我看着她那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是想不通，妈妈为什么拿我当特务似的。”
“可是爸爸和我都信任你。妈妈嘛，她算是邪火。有时我们也应该体谅她。过分单纯，五十岁了还像个孩子。过去跟人家变换着花样喊了半天，耽误了业务不算，原单位还总排挤她，不让她回去。”
“那也不能整天信口开河啊！”
“咳，我们是没处在她的地位。走，放心回家吧，不是爸爸派我来揪你的。”
“真的？”
“当然！”
她忽然攥住了我的手，带动我前进了。可我，我又想起了那首诗，韦婉二字将用几号铅字排，有没有题图、尾花……伸着长颈的路灯向马路投下橘黄的光，一群金牛子围绕光柱横冲直撞，有的竟然使出那样大的力量，把高高的椭圆形灯泡碰得乒乓作响。我总觉得我们的美编，一定会为那首诗画一幅带路灯的题图。
“其实，谁也不理解我。”安然说。
“也包括我吗？”
“当然不。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你知道吗，原来我满以为刘冬虎没有缺点呢。后来，就是那天下午去划船，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总想占便宜。买门票，少买一张，还把租船票的时间往后改。坐在船上吧，还爱出个风头，大声念英文，发音又不准。整整一下午，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现在我心里忽然特别平静了。姐，现在我向你承认，从划船那天起，不，从吃了八根雪糕以后，我才真正把刘冬虎当做一般同学了。我感到骄傲，因为我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分析能力，可以独立去认识同学、认识朋友了。今后我还会和刘冬虎在一起学习，不过，他只是我的一般同学。真的，你信不信？”
“我信。”我说，心里却七上八下，眼圈也有些湿润。我装作看路灯，围绕灯泡飞翔的除了金牛子，还有蠓虫。
“你信，韦老师就不信。你们俩还是同学呢，又教了我那么长时间。是真不理解我，还是假不理解，真不懂。你跟她说刚才那番话吧，她准说你狡辩。你一看她脸上那种表情，就什么也不想说了。”
“你有不尊重老师的地方吗？”不知怎么的，我不愿让她再谈刘冬虎的事了。我心里委屈，就像那天晚上接不接铅笔盒一样委屈。
“也有吧。”安然想了想说，“有一次韦老师讲《吕氏春秋·察今》时，把‘镆铘’念成‘镆邪’。我发现念错了，祝文娟也在下边小声说：‘错了，错了。’她就坐在我前一排，桌角上还有一本《新华字典》呢。这下我有了把握，就举手站起来，指出了韦老师的错误。”
“她怎么样？”
“她愣了一会儿说：‘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先按我的讲，下课后查查字典再说。’我告诉她课堂上就有字典。韦老师脸红了，突然硬声硬气地说：‘那好吧，谁有字典请拿出来。’我往祝文娟桌上扫了一眼，发现她的字典不见了。‘哎，祝文娟，你不是有字典吗？’我冲着她的后背说。‘没有，我没有字典。’祝文娟扭过头来告诉我，还冲我使了个眼色。我根本没想到她会这样，我站在那儿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全班同学的眼光都聚集在我身上，好像我是个故意捣乱的人。那是什么滋味儿，你尝过吗？”
“后来呢？”
“后来我还站着不动，又对祝文娟说：‘不，你有，我看见你带来了。’‘你看错了，那是《英汉小辞典》。’祝文娟这次是对着韦老师说。‘坐下！’韦老师看看手表，对我命令道。我差点儿哭出来，拼命想着：不能哭，不能哭。我狠狠抓住铅笔盒，总算没哭出来。我不记得那天韦老师还讲了些什么，只听见她讲了有的同学专爱表现自己等等。”
“原来是这样。”我自言自语着。
“回家后我立即查了字典，韦老师就是错了。可是，她再也没提起这件事。如果说不尊重老师，这算一件吧。”
“这不叫不尊重，这叫……这叫，是她欺负人！”我语无伦次地嚷道，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冷静。我竟然嚷出了一串根本不该对着安然说的话：“祝文娟心眼太多了，这样的班长应该撤！她简直不像个中学生，简直……诡计多端。太不可思议了，像她这样的人竟然年年是‘三好’！”
“是啊，韦老师最喜欢她了。不过，她学习不错也得承认，特别是古文，反正她学得比我好。还有历史，入迷。讲《三国》她一套一套的。”
“学习好，这有什么可标榜的。关键是她们的灵魂……可怕就可怕在这儿。算了，咱们往回走吧。”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儿变调儿。
我们又走上了那条林荫路。一对对恋人从身边走过，我的心不时紧缩一下。我忽然攥住了安然的手，尽管她的手叫雪糕给弄得很黏。我觉得有她走在身边还踏实些。她对我赤诚、坦白，现在我多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她啊，我实在憋不住了：“安然！”我站住了。
“干吗？”她冲我歪了歪头。
“我……你对这次评选把握大吗？”我忽然又把话题转到“三好”评选上去了。
“没把握。算了，不当了！”
“凭什么不当？就得争一下。哪天开始评选？”
“明天。”
明天，一个迫在眉睫的可怕的日子。我们进入了“古堡”。
临睡时，我把她脱下来的红衬衫洗干净挂好，然后走到她床边说：“明天别忘了穿。”
“唔，”安然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半夜，我忽然觉得有人摇我的胳膊，睁眼一看，原来是安然。她两手扶住我的床沿，脑门顶住我的枕头说：“姐，我睡不着。给我半片利眠宁吧，就吃半片。”
“不许你吃那种药，对脑子不好。”我侧过身子拧开了台灯。
安然还弯曲在我枕头旁边，就像一只小狗、小猫。脸上，平时嘲弄人的神情完全没有了，挂上了一层忧愁。
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快去睡吧，啊。”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选不上倒没什么，可是有人就更得意了。比如……我也不说谁了。她们会说，那是因为我总和男生在一起，影响不好造成的。”
“别想那么多了，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瞧你耳朵边上那个冒号，不就是为了听人说话吗？”我撩起了她耳边的头发，两颗黑点在灯下十分清晰。
她笑了，捋了捋头发，轻轻回到自己床上。
不久，安然就睡着了，我却一直醒着，直到天蒙蒙亮。
13
上午一进编辑部，我就看见桌上压着一张电影票。一定是老马留给我的，他今天去听报告。
这种淡粉色的特大号电影票，是电影公司发下来的。每次接到它，编辑部都少不了一阵欢腾。因为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般电影。不是参考片，就是外国过路片，或者干脆说是一般人看不到的片子。能拿到它的，在我们这座不大的平易市也算是个“特权阶层”了。
我捏着它到隔壁问了片名，果然是两部我没看过的进口片，时间是下午两点。
我把这张已经属于我的“特别通行证”暂时压在台历下边，就开始看稿。于是各种类型、各种风格、各种行距的字迹又开始在我眼前流动起来。有希望的挑出来，没希望的附上一张印好的退稿信，放在一边待退。这叫筛稿。
筛啊筛，我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从稿纸上溜下来，盯住台历下面那张粉纸片。或者说它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不时在窥测我，忍不住要告诉我点儿什么。哦，想起来了。我推开稿子，向电话机走去。
通常，人们都说大脑支配行动。但此刻，我的手指已经在拨动号码盘子，大脑还没明白过来我要干什么。这完全是受了那张粉纸片的驱使罢了。
“喂，你找谁？”对方已经有人讲话了。
“请找韦老师，韦婉老师讲话。”
一阵杂乱声音过后，韦婉的声音就贴上了我的耳朵。我告诉她下午有两个内部电影，问她去不去。她说当然想去，又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告诉她这两个片子我都看过了，是去年在北京科影礼堂看的。她微微喘着气，声音通过电流更显低哑，像是高兴，又像有些紧张。她说下班时拐到编辑部来拿票，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话筒还在我手里握着，仿佛是为了再次提醒我：刚才我确确实实给韦婉打了电话。我这才急忙丢开了它，就像扔掉了一件烫手的东西。其实那话筒的颜色很冷——银灰色的。弹簧似的电话线也缩成一团。回到办公桌前，我喝下半杯凉开水，才使心绪稳定下来，接着筛稿。
筛完诗稿，原来下面还有一沓要校对的清样。这又是老马给我留下的。一看到清样，我立刻想到了韦婉那首“甩膀子”诗，还有已经变成铅字的“韦婉”二字，因为它们就在其中。现在我很害怕看到它们，索性将清样卷进书包，准备回家关在屋子里校对，这样也许心情会坦然一些。
现在我应该干点什么？应该等韦婉，假如刚才我真打电话的话。我多么希望刚才的行动是一种幻觉啊。
翻报纸，翻杂志，翻参考：人口普查，台湾社会透视，波苏贸易的后果，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非洲第三大语言斯瓦希里语，英国的“格拉摩根号”驱逐舰在福克兰群岛被击中，中国的大熊猫在外国一个什么公园产仔，托尔斯泰的遗产之争……差一刻十二点，她来了。
我请她坐下，替她倒杯凉开水，尽量显出既随便又庄重的样子。别小看这个小四合院，在拥有六十万人口的平易市，这是多少人向往的地方！如果再加上它和全国各地的诗人、作者关系，它简直要算宇宙里一颗小小的恒星了。现在我和韦婉就坐在这颗小小的恒星上，谈了谈天气越来越热，谈了谈西瓜却又落了价。还谈什么？我们都在思考着。今天她也显得拘谨起来，那种女预言家的眼神似乎有些犹豫不定。她可能也预料到，再谈，不是“甩膀子”诗，就是学校评“三好”的事了。可我们好像都不打算接触这两件事，是因为它们太重大了吗？重大得都不值得一提了。她，嘴在茶杯边上抿了一下，推托要赶回家做饭，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也急忙从台历下取出电影票，再次强调了它来之不易，嘱咐她千万别浪费掉，才交到她手中。
韦婉把电影票折起来藏进钱夹。没再做什么寒暄就向我告了别。我送她到门口，无意间打量了一下她的装束。今天她可比那天黄昏要朴素得多。天蓝色尼龙绸衬衣里面，连胸罩都没戴，只穿了一件如今已不多见的大背心，一见这个“朴素”的大背心，真想跟她吵一架，最好像两个女中学生那样，尖着嗓子，不顾声音高低地吵一架。
韦婉没有侵占我的下班时间。我回家之后，爸爸不在，妈妈正忙着炒菜。安然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捧着一本军事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苏军在日本登陆》，见我进来，头也没抬。联想到韦婉刚才在编辑部那种忐忑不安的样子，我已预料到评选的结果了。
还有脸来拿票，小市民！我愤愤地想着。
但我们谁也不提这件事，就像世界上从未存在过什么评选之类的活动。
我把比平常显得鼓的书包，不放心地这儿放放，那儿放放，最后还是放在自己要坐的椅子上，然后坐在了它前面。
“书包里有什么？”安然?把眼睛从书上挪开。
“没什么，清样。”我说。
“得了，别骗我了，肯定是吃的。肯定是给我这个三好学生带来了奖赏。”
听了安然的“反话”，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那是清样。”我竭力镇静着自己。
“给张看看。”安然放下书，走过来要拿书包。
“别动！”我到底涨红了脸，声音异常粗暴。
“干吗这么激动？”安然回到自己的座位，脸也通红，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不信，你就看吧。”我主动掏出一沓清样，放在饭桌上。
我想，难道你真能从这一叠厚厚的、没头没脑的纸上发现什么吗？谁知天不长眼，第一页就是那首诗。安然一眼就盯住了四号方黑体的“韦婉”。她茫然地看看我，拿起最上面这一页，用她那曾经参加过全市朗诵比赛的喉咙和“感情”，把那首诗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朗诵了一遍。
天哪，此时我才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恨天无路，恨地无门。哪怕上帝把我造成个苍蝇、蚊子，让人整天驱赶着我，也比做个驱赶它们的人好。可安然还不饶我。她朗诵完，恭恭敬敬地把清样放回原来的位置，往椅背上一靠说：“这可真是怪事。莫非这是伟大的编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天才诗人？只可惜李贺、杜牧、郭沫若都已不在人世，不然，也可以得到个学习机会呀！”
安然离我很近，我却觉得她的声音离我很远，就像远在天边。现在她没有用那古怪的眼光盯着我，她的目光有些涣散，很难说清它们表现着什么。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能设想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会有这样复杂的、难以捉摸的目光。
“你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听见我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说，“这是为你。”声音更遥远了。
“噢，我懂了。”安然说，“也懂了，也该是替你脸红的时候了。”
她站起来，大步出去，回到我们的房间。
我想了想，也跟了过去。我后边是妈妈，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
“看你那个样子。”妈妈摇晃着炒菜铲子，“没当上三好，冲家人撒什么气！”
“我就知道你得过来。”安然说，“可是，妈妈同志，对不起，你又错了，错得更远啦。不是我撒气，是因为有人不尊重自己。”
“越说越糊涂。”妈妈说。
“妈，你就出去吧！”我把妈妈推出了屋。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低下头，眼睛盯着自己的手。两手碰在一起，一个大拇指抠着另一个大拇指。随着那细小的声音，全身一阵有节奏的悸动。
“安然，你能再听我说几句话吗？社会就像个……”
像什么？安然如果这样追问我，我一定回答不好。
但她没问我，或者说她饶过了我。她正趴在床上用两只枕头堵住耳朵，变得无声无息。看到她那宽阔的后背，我的后背好像突然萎缩了，脑子也一下空空如也。我只是拼命想找出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
14
“三好生”评选之后，家里的生活节奏随之发生了变化。全家那种紧张心情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少见的“轻松”。大家围着饭桌一坐下，爸爸的话就格外多起来：古典主义、巴比松画派、后方医院是怎样配制硼酸软膏的、摩西为什么要出埃及，红汞是什么，为什么有的毛笔叫“七紫三羊”，在解放区一针盘尼西林要二斗小麦，他第一次坐火车坐的是闷罐车，并没感到不舒服，还满以为那就是客车呢……
我们都了解爸爸，他创造出来的这种气氛，说是轻松，倒不如说是在酝酿苦酒。但我们还是附和着，有时还装出些兴趣。只是谁也没有发现，我和安然已经四十八小时不讲话了。这在我俩是史无前例的。我几次试探着找个理由和她开始对话，她总是一言不发。不说话可做多种解释，有人说无声就是默许，有人说沉思便是最大的蔑视，还有人说以沉默表示抗议。我实在不愿把安然的沉默想成是后面两条，可又不能相信那是前者。
现在我唯一的渴望就是了解安然。四十八小时，她在想些什么呢？四十八小时，同步卫星已经伴随地球两圈了；四十八小时，我仿佛经历了两次人生。渴望变成了对自己的折磨。从窗子到门，从门到窗子，每逢安然不在家时，我就这么走着，像一个掉队在草地里的红军战士一样一脚一陷地走着。有时坐在我的书桌前遥望安然的书桌，就像遥望一个我永远也走不到的神秘孤岛。那桌上的伞形台灯也许是印第安人村寨里的棕榈树吧。树下是什么？练习本？课本？三洋盒式录音机？集邮册？还是村寨里的房屋和沙丘？
有一天，就是这个孤岛上忽然多了一样东西，像一艘红色的舰船停在了“沙丘”附近。就是这只红色的“舰船”才使我一下回到现实中来。那是安然丢在桌上的日记本。忍不住，我还是奔了过去。
安然呵，我愿意了解你，也希望你能像过去一样愿意了解我，包括我现在的行动。我的目标当然是关于评选的事，你写了些什么？又有多少是关于我的？我心跳着，眼前出现了安然那种长而斜的“凹版”字体：
“我真傻，昨天晚上为了评选的事睡不着觉，还向安静要毒药（利眠宁）吃。我为我自己脸红，有时我的样子一定像个小丑。”
“今天评选结束了。全班四十八人，我得二十一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祝文娟票最多，也是空前的——四十票，比我多十九票，当然入选。我祝贺她，也替她庆幸，庆幸那么多人注意到了她的优点。可缺点呢？对于她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缺点，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也不替她张扬。让别人自己去认识。我愿意别人相信我认识问题的能力，我也应该相信别人认识问题的能力。比如那天关于带没带字典的事，课下有许多人问我，我闭口不谈，因为要说的我已经在课堂上说过了。”
“那天在课堂上的事就算是我的缺点大暴露吧。”
我的缺点被那么多人了解，可以说是件好事。让别人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去认识我，这又有什么不好？但我所忍受不了的，是有人在课堂上替我当众‘总结’，这也像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同学们的认识果然一下就‘提高’了不少。纠正‘错’字、写作文的事在评选会就成了我的主要罪状：
①爱表现自己，不自量，当众纠正老师的错字；
②爱贬低同学。丑化班干部，并写到试卷的作文里去。这也是自我表现的表现。
“我不明白，既然自我表现是我的主要缺点，韦老师为什么偏偏还在课堂上念我的作文，还说是优秀作文。其实，这不过也是当众宣扬我的缺点罢了。除了能挑起祝文娟对我的仇恨，挑起祝文娟的拥护者们对我的仇恨，还有什么作用呢？”
“好了，大功告成！”
我继续看下去。
“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没为评选的事去乞求过谁，也不懂得拉帮结伙，当好货物去拍卖自己（可怜）。我高兴，还为我的票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而高兴，因为又有百分之十一的同学真正了解了我。”
“三好学生为什么非等别人评选？自己给自己定个标准不行吗？按照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已够了条件。在评选会上，我没有勇气为自己举手；在这里，我为自己举手，我同意自己当选为本学年三好学生。”
我合上了安然的日记。
为自己高兴：没有乞求谁……不，安然，了解你的，比百分之十一还要多，还有我。过去我对你不是了解，而是溺爱，是手足之情的偏爱。
坐下来，闭起眼睛等安然。等她回来先把看日记的事告诉她。然后，我怎么能预料然后呢？这然后是属于安然的。
爸爸推开门，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他来的，那个我常常思念的人。
关于他，爸爸妈妈是知道的。不，应该说是知道一些。知道他爱我，我也喜欢他，这些最通俗易懂、现在最为流行的几个字。知道尽管他是学化学的，和我这个“半瓶子”诗人、“半瓶子”编辑还有话可谈，或者叫做有共同语言。真的，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小说中一写到那些搞理工的人，全是一副呆呆傻傻，架一副“瓶子底”眼镜，就火冒三丈。这等于丑化人。生活可不是这样，机智和幽默感往往就在这些人身上。我还认识一位骨科大夫，他总是把年轻人的骨头比作春天的树枝，还以“春天的树枝”为题给我们写过一首诗。当然诗写得并不高明，但这和只把人看作一副骨头架子、外面包些皮肉、再填进些心、肝、肺什么的人相比，不是要好多了吗？这是什么？这是感情，是人对于人的感情，再不是人（大夫）对于一堆肉包骨头（病人）的冷漠了。春天的树枝可以任人剪接、栽培，又用它们体内流动着的津液去抚育花蕾和果实。这就是诗了。当然，来信人的幽默也许还不仅这些。
爸爸对我能认识这样一个人，除了感到有点儿奇怪，还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
“怎么认识的？”他问我，“组稿组到化学家头上了，想约点儿科幻小说吧？”
我告诉他，是去年在省青联会上认识的（我可不是代表，是去采访），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爸爸说：“唔，也并不坏。”我心想，爸爸，你先别来这幽默感。我们农村里有句土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等待你的绝不是“并不坏”；等待我的也绝不是“科幻小说”。
妈妈自然有妈妈式的角度。她听说后首先问我他在哪儿工作？形象怎么样？个子多高，你到他哪儿？鼻子以上还是以下？去年调级有他吗？是啊，货卖两张皮，也算是妈妈对我的关怀。
我背着安然拿出照片请他们过目，一面按次序回答妈妈的提问：在省城工作，个子一米七八，我在他鼻子以下。工资么，我说，还没好意思问，不到那火候。但他们谁也没预料到，我隐瞒了最关键的一部分（可你们也没问我呀），他有过妻子，五年前死于难产。她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孩子当然是四岁。
也许世上没有刚结婚就愿意被别人喊妈妈的人，可刚结婚就被人喊妈妈的人并不是没有。谁能讲清这里面的理由？那理由听起来也许玄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乏味得不值得一提。但如果有人问到我，我的回答将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为什么不能呢？有“蜂成群、蝶成对”的比喻，有些人的结合是“蝶”，另一些人的结合就一定要双方一凑，成为一群“蜂”吗？
我打开了信。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信中正好是>关于他女儿的事。他急切地告诉我，他的女儿得了中毒性痢疾，生命垂危。他一个人承受不住这种灾难，问我愿不愿替他分担，比如说亲自到他那里去一趟。“当然，”他在信的末尾还是使用了这么两个字，“如果感到不方便，或家里不同意，也不必勉强，以上仅是我的希望而已。”
我拿着信慌慌张张地奔到爸爸妈妈面前，向他们说明我必须立刻去省城。
“他那里出了什么事？”爸爸问。
“我怎么看你神色不对？”妈妈有些诧异地问。女人最能观察女人的神色。
“有点儿急事，他的小孩病了。”我一边收拾东西，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就像告诉他们今天我不回家吃饭一样。
“你先别收拾。什么孩子？”妈妈又表现出比爸爸敏感。
“他的孩子。他和他妻子的孩子。”我真有些平静了。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现在我真自觉地把我比作一盆水，从家里泼出去了。这是一种姿态，当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等待我的是什么。
“他妻子？那不就是个女的吗？”爸爸到底反应过来了。
“死了。”
一阵沉默。我又开始东抓件衣服，西抓一条毛巾。
“孩子多大？”这又是妈妈。
“四岁。”我对答如流。
叮当！身后是什么响？原来是爸爸碰倒了他的油画箱。各种颜色的锡管、各种型号的画笔洒了一地。黑马头、白马头、雄鹰、松鼠乱成一团，仿佛代替爸爸向我提抗议。我扔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替爸爸捡。
“你别动！”爸爸叫道，“我有手！”
果然，我等待的时刻到来了。爸爸的手扶在桌子上，开始神经质地到处摸索。我很清楚，这是一种征兆，就像雷雨之前，天空四处游走着闪电。
我原以为大雷雨要开始于妈妈呢，因为她愤于风吹草动，看来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将被这滚滚而来的阴云压下去。
不知为什么，暴风雨没有骤然而至，爸爸只是语无伦次地低声自言自语：
“然而，安静……安静，然而……”
“爸，这件事是应该早告诉你们的。可现在……等我回来再说不行吗？”我提起旅行袋站在爸爸面前，又可怜，又威武。
“我需要的是你立即把东西放下，放下！”爸爸终于暴跳了起来，那声音像要摧毁这座“古堡”，不，摧毁宇宙。
我放下提包，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家具、墙壁、爸爸、妈妈……只剩下了那张大画。我看见金黄的叶子正纷纷飘落。它们飘落在那块散发着泥土馨香的土地上，安静地吻着母亲的胸膛。
啊， href='/article/497.htm'>《吻》，在这里又变成了另一种专利的代名词。
15
喜事很少接着喜事，灾难却总联着灾难。祸不单行，地球上真像是有个幽灵在四处游荡，专捡“祸窝”落脚。
我没有走。
家里却没有因为我暂时不走而平静下来。没到中午，爸和妈就为什么事大吵起来，双方态度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我深知酝酿成这场恶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尽管这样，我再也没有过去关窗子或开录音机。我就这么沉默着、坐着。我的沉默不是默许，也不是抗议。我的沉默包藏着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
果然，在没有我和安然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妈妈终于一摔门走了，并留下一句话：“告诉你，一切由你负责！”
我不了解妈妈这句话的含义，也许这是指他们关系中的后果，也许是指其他，比如指我。就算是指我吧，“负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让我这只蝴蝶再去抖动着翅膀寻找另一只蝴蝶吗！
人哪，我们的正义感为什么那样廉价；我们做人的准则，为什么又是那样容易被击溃。爸爸对于安然和男同学去划船的事，可以表现出那样超脱、大度，而我在他面前却变成了洪水猛兽。当然，划船就是划船，就是坐在船上用几只桨激荡着水面的游戏。不富哲理，更不蕴藏着伟大的奥妙。可你又用什么准则构思了你那张那样富于人情味的画呢？还为它起了个那么别致、那么富于刺激性的名字。但是现在，当一件实实在在的爱情事件波及你们（实际是我）时，你，为什么又那样惊慌失措，不能容忍呢？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幼小的女儿，需要重新开始生活，就成了大逆不道吗？叶公好龙——我终于看到这个典故在我们家变得形象化了。
我也想把这样两个字形象化：创造。冲出这个“古堡”，迎着暴风雨去创造一切。可几次拽门，又缩手缩脚。仅仅是害怕那双哆嗦着的大手吗？不是。那是因为一个人的目光总在我眼前闪现，我才又停滞不前的，那是我意识中的安然。
她回来了。穿着红衬衫，哼着“希啦呀瓦哩卢达塞”。一见我，故意把嗓门提得更高，然后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蹭过，向她的“塔希提岛”走去。
我就要告诉她看日记的事了。
又有人敲门。我镇静一下自己，过去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没见过面的女孩子，一个彬彬有礼的瘦高个儿，脑后梳起两把很普通的短刷子，裙子也不怎么合身，脸蛋上还有几颗红疙瘩。祝文娟，我一下就意识到了。安然到底也迎了出来。我赶紧闪到一边。
“有事吗？”安然站在离祝文娟两米开外的地方问。
“没事，我想找你谈谈心。”祝文娟并不理会安然对她的态度，人显得落落大方，说完还看看我。
“快进来吧！”我说。
祝文娟走进房间，自己找到椅子坐了下来。那神情使我想起那些憨厚的、不会察言观色的中年妇女来。
“你觉得有可谈的吗？”
听这口气还能是谁！
祝文娟不说话，两只眼睛求援似的看着我。
“再说，该谈的作文上都谈了，韦老师在课堂上也念了。你不是也听了吗？”安然站着，两眼盯着桌子。
我实在有点儿过意不去了，拿过一盘洗好的桃子放在祝文娟眼前：“来，吃桃子吧。”
“谢谢您。”祝文娟冲我点点头。
“安然，其实你有许多地方做得也不够好，比如……”祝文娟转向安然，也不避我。
“比如什么？”安然打断人家的话，又追问人家。
“比如，有时候过分爱面子。”
“得，得，你们哪年不是这样。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上‘三好’后又到处征求意见，腻透了！”
我冲安然使个眼色，安然没看我，也没任何反应。我都沉不住气了，可祝文娟却没有因安然的态度而有所不安或紧张。我暗自想着：在老师眼里——不，应该说在韦婉眼里，这当然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班干部。如果不是发生意外，祝文娟再坐上这么一会儿，安然的态度一定会软下来，说不定真可能再给她提点儿什么。安然，别看你张牙舞爪，和祝文娟比起来，你只不过是个“傻闷儿”。但偏偏就在这时，一件百年不遇的事发生了。
我们家着火了。
写到这里，我很紧张。我的紧张不是因为那毫不留情的魔怪降临我家，我是为害怕读者而紧张。聪明的读者一定会说，你这是不好收尾了才撰出个火警来。我也看过不少写英雄人物的小说、电影，结尾时总是来个救火、抢险之类的场面：主人公奋不顾身，推开众人，或抢出国家物资，或救出长者幼儿，然后是身负重伤，然后又睁开眼睛说一声“不要管我”。安然每次坐在电视机前遇到这种场面时，总是把这类语言说在“英雄”张口之前，说完还得补充一句：“没劲！”所以，我是多么不愿写出个“火”字来呀。但偏偏这个时节，偏偏安然的班长祝文娟来访时，火，在我们家着起来了。好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英雄，都是些普通人。
火在哪儿？火在对面的厨房兼画室里。火是从哪儿着起来的？是从煤气罐。煤气罐是爸爸不小心点着的。
救火这个平凡而惊险的场面，我原以为只能在小说和电影里才能出现呢，没想到它会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当我、安然、祝文娟冲出门时，爸爸正耷拉着两手站在走廊里，那神色就像个闯了祸的儿童一样惶恐。浓烟翻滚，弥漫了整个“古堡幽灵”式的走廊。穿过浓烟，我看看厨房，煤气罐正把压缩在肚子里的热能化作火焰向外喷射。火舌直冲房顶，反转下来又扑向四周，屋里的一切都在经受考验，爸爸那幅即将完成的作品也在经受考验。
正是上班时间，邻居家大都无人。但几个妇女、儿童还是蜂拥赶来，并且根据“水火不相容”这个普遍真理，端来了盛满水的锅、碗、瓢、盆。他们奋不顾身，一盆盆、一碗碗，站得远远地向那个罪恶的东西泼去。然而火是那样嚣张、傲慢，水是那样软弱、无力。况且这点水对于燃烧着的石油又有什么作用呢？
也许是想到了这座木结构的筒子楼马上就要从平易市、从地球上消失，我们真将变成“古堡”里的“幽灵”；也许是同楼的妇孺感动了我，我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一股劲儿，冲进厨房，机械地动作起来。但又实在搞不清眼前出现了什么，我又该做些什么。半天，我只清楚地看到了两件事：一是当火舌一次一次舔向爸爸的画布时，画布真的变成了落叶。它们一片片飞上屋顶，又翻滚下来。现在它们不是吻着大地，而是和火舌嬉闹着互相亲吻、拥抱，那么热烈，那么浪漫，就像一群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小鬼儿向人类进行不怀好意的挑衅，简直是猥琐的精灵对人类的亵渎。我还看到了什么？我还看到刚才还下意识地做着一些救火动作的爸爸，此时彻底垮了下来。他被人架到对面房间去了。
有人善于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也有人善于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现在不知为什么，周围的人一下都变成了后者：火是从煤气罐喷出的，罐被阀门控制着。要是关上阀门呢，火源不就掐断自灭了吗？最后，人群里还是出现了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不知谁高喊了一声：“关阀门！”在慌乱中我听出来了，那是一个生疏的女孩子的声音：
“我想找你谈谈。”
“你有时太爱面子。”
“关阀门！”
我又在暗自钦佩她头脑的冷静了。我也才想到罐子顶端那朵“梅花”——我每天都摸几遍的那个铁东西。现在那儿就是火的起点。可我的手又怎么能按上去呢？我忽然想到了安然，想到只有她能帮助我，只有她有办法帮助我。但我又怕她出现。我怕那件红衬衫，怕那红衬衫像那些金色的叶片一样飞入火海。再说我面前已是一颗地地道道的炸弹了，爆炸也许就在一秒钟之内。
跑上去，退下来，退下来，又跑上去。我没有勇气向那朵“梅花”伸手。
就在这时，不知谁狠狠抓住我的肩膀，又狠狠把我向门外甩去。我意识到这是谁使出了平生之力的。我被摔倒在门口。
熊熊火势骤然而止，像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那些鬼怪被收进了魔瓶。那腾空的烈焰、火舌一下子不见了，只有烟雾和被火舌舔光，变成片片灰烬的画布、杂物还在飘舞。我朦朦胧胧地看到，在浓烈的烟雾中，有一条银色拉链，像时钟的秒针一样慢慢改变的角度：九十度、四十五度、三十度、二十度……
救火车呢？顺便提一句，我们平易市有消防队，可惜他们只做了些“锦上添花”的表演——把一场火灾变成了一场水灾。
啊，想起了韦婉那句话：“防患于未燃。”
16
灾难可以毁灭生活，也可以把一些破碎的心联结在一起。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常常扶着那扇烧焦的门出神。大火毁掉了那里能用眼睛看到的一切，剩下的是声音。有科学证明，人在离开人间时，最后听到的也是声音。我们谁都没有离开人间，声音倒成了重新唤起我们互相爱怜之情的媒介。
二十几年的声音现在都一股脑装在这个烟熏火燎、四壁如墨的黑屋子里。过去的、现在的、激烈的、温和的、沉闷的、欢乐的、男人的、女人的……像无伴奏合唱在延续。在这合唱里，一个声音总是最突出，仿佛统领着这个庞大的合唱队。那就是安然的声音。
“灯、灯！”那是她八个月的声音。
“卖东东喽！”那是她一岁半的声音。
“咱俩学‘毛选’吧。”那是她两岁的声音。
“木、米、大、力、土、个、禾、几、去……撕布、割谷子……”她七岁了。
……
安然现在在哪儿呢？按照一般发展规律，她应该躺在医院里。对，现在她就躺在那个能使人起死回生的地方。幸喜她伤不重，并不需要医生的起死回生术。只是右手和胳膊被烧伤，右边脸颊被烧伤，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烧去一部分。现在她头部和胳膊都缠着绷带，身穿住院病人的蓝条睡衣，躺在床上不声不响地看天花板。
妈妈整日眼泪汪汪，不管拉住哪位穿白大褂的，都以乞求的眼光询问人家点儿什么，问题提得既具体又可笑。她还整天为着火时她不在家而表示遗憾，说：“要是我在家，哪用得着他去点煤气。我知道罐子漏气，减压阀螺口松。要不是两人整天赌气，早就告诉他了。再说，火着得那么大，怎么谁都没看见屋里就有一桶水？”好像只要发现那桶水，就能免去这场横祸一样。
爸爸倒没有为他半生劳动的毁灭而疯狂，也没有怨天尤人的牢骚。他整天像个闯下祸的孩子那样观察着人们的脸色做事，还总是替妈妈干点儿什么。
我呢，连可怜他们的心情都顾不得表达了，差不多总是守在安然身边，从早晨到深夜。她总是大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绷带包得严严的脸，似乎一下失去了过去的稚气，显得既平静又严峻，像是经历了人生旅途的大半。
我思念过去那个安然，举着膨香酥，“嘭嘭嘭嘭！”
我思念过去那个安然：“哈，这是第二个了。”
我忘记我们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话的，但中断了几十个小时的对话到底还是开始了。只是上帝把我们安排到这么个不吉利的地点。不，也许这是个中立地带，就像两个敌对国对话时寻找的那种中立地带：日内瓦、维也纳……
“姐。”她轻轻叫我。
“啊。”我轻轻答应着。
“我怕死。不，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对自己不尊重。是不愿死。”
“……”
“开始我真给吓破了胆，和祝文娟一起躲在别人后面，像个什么样子。”“可最后还是你呀！”我轻轻抚摸着她胳膊上的绷带。
“那是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你。”
难道我成了救火的英雄？居然是安然向我学习了么？不知是惭愧还是难过，我觉得眼泪就要涌出眼眶，赶紧转过脸去。
“不，你先别受感动！”安然发现我的样子，“在那一刹那，我并没有把你看成救火的英雄，请原谅。也不是替你去死……你猜是为什么吗？”
我没敢扭过脸来，生怕她的什么话引起我更大的悲痛。
“当时我只想到，在你脸上不能落下一点儿疤痕，一小点儿也不能。因为你比我好看，真的。这几天我躺在床上就想了这么一件事。”
泪水到底涌出了我的眼眶，几天来这是我第一次流泪。我原以为我的眼泪已经随着大火被烤干了呢，谁知在我心房深处，还蕴藏着那么一部分，这最不易流出来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在这个“中立国”，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号啕大哭。我相信我心中那涌泉似的眼泪会永远也流不完。但是此刻，在这种场合，我只能把脸埋在手掌里。
“其实，也许不光是为了这些。”安然接着说，“好看要是光为了给自己看，那又有什么意思。为了给一些不相干的人看也没什么意义。比如有人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追求‘回头率’，无聊。”
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抬起泪水模糊的脸望望她，想从她脸上看出她到底发现了什么。
“安静，”她有时这样叫我。声音很深沉，“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行。”
“你说我长大了吗？”
“当然，十五岁以上就是青年。”我想起安然的话。
“那你有事为什么瞒着我？不够朋友。”
“瞒……”我支吾着。
“一米七八，C.（读C点儿）”
她微笑了。我猜，假如脸上没缠绷带，她一定又是在大街上奚落人时的那副表情，说不定还要给我起个外号呢。但是现在，连轻轻的微笑都使她难以忍受。她做了个痛苦的表情，闭上了眼睛，但话没停止：
“我愿意让你结婚，带着现在这副容貌去结婚。天下没有比这件事更使我自豪的了。噢，他一米七八，仪表堂堂，难道让你变个丑八怪，叫他去迁就你？……现在伟大的人物一定说我渺小；大公无私的人一定说我自私：仅仅为了她那好看的姐姐……”
她脸上又显出了痛苦，扭过脸去。是因为伤痛，还是想起了过去我向她宣布过的无声的“誓言”？她再没有转过脸来。我相信，在她这个年龄，是重视那些天真而美好的誓言的。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倒有点儿恨我自己了。不是恨我没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安然，而是恨我根本就不该遇到那个一米七八的“C.”。没有他的出现，怎么会有安然的痛苦呢？
安然啊，因为现在你就在我面前，我更加思念你。
几天之后，我还是去了省城，当然是在安然的再三催促之下。
当我再次和父母交涉这件事时，妈妈红着眼圈打开食品柜，拿出一盒酥糖塞进我的提包。爸爸却坐在沙发上不动。也许是看到我去省城已成定局吧，他才两眼盯着地板说：“先去一趟也行，可我的话还没有完。”
17
这几天，同学中第一个赶来看安然的就是祝文娟。她站在安然的病床边，没有表示出过分的关切和难过，也没有过多的安慰话。她只是告诉我，那天她也慌了，在别人后边站了半天才想起关阀门这个道理来。要是早想出来，就不至于这样。还有，喊了关阀门才想起去打电话叫救火车。
原来这样。关阀门，叫救火车，这两个关键步骤都是这个祝文娟想起来的。她还说，安然写作文的事，她永远也不会怪她。她自己是有许多缺点，比如那天光喊“关阀门”，就是不敢冲上去。
“我胆小。”祝文娟说，“每逢老师一瞪眼，我更胆小。”
祝文娟的话似乎使我改变了一些对她的看法。是啊，人的胆量有大有小。比如有人怕耗子，有人怕蛤蟆，有人怕热，有人怕冷、怕感冒、怕穿堂风……你能说他不应该怕，或者说是品质问题吗？当然，胆小和胆小鬼不是一码事。有人宁可因循守旧工作一辈子，也不愿迈错一步，这就有点儿胆小鬼的味道；带没带字典那件事，也有点儿胆小鬼的味道。但是面对熊熊烈火，能镇定自若地想到我们那一群人都没想到的事，这能说是由于胆小吗？那时胆小的倒像是我们，而胆略在这时分明是属于祝文娟的。对祝文娟，这有限的接触，我还没有能力去判断、了解这个孩子。我只是想到，社会不能没有她（们）。有了她（们），社会才显得完整。难道社会只需要像我爸爸那样的人：站在画布前海阔天空一阵，而当自己的劳动成果遭受厄运时，竟惊慌失措得像个儿童。那样清一色的社会怎么可以设想。
安然对祝文娟的到来没有任何表示，对于她的关于胆小的“赤诚坦白”也未置可否。祝文娟说话，她只是听着。但祝文娟走时，她脸上还是显出了她现在力所能及的热情。
第二个来看安然的是米晓玲。她拎个大网兜，装一堆没贴商标的各式罐头。她扶着安然的床头小柜说：“真没想到。那天我看见救火车过去了，没想到是往你家开。这回你救的要是别人家的火，明年的‘三好’还不稳拿！”她把罐头一个个掏出来，摞在床头柜上。“处理的，我给你开一个吧。”米晓玲说着就要找刀子开罐头，我拦住了她。
“好好养着。评选的事我全知道了，还是那一套。别看咱巴结不上，不稀罕！我表姐那人，不怎么样。”
“你表姐？”我问。
安然也转过头。
“韦老师，韦婉。”
“啊？”安然更莫名其妙。
“没几个人知道。她不让我说，嫌我功课不好，给她丢脸。其实她那点儿水平，不说啦，咱姐们儿心里明白得了。”米晓玲没再纠正关于“姐们儿”的称呼，说完看着我笑笑，吐了吐舌头。
“知道吗？升教导主任啦。”
“谁？”我问。
“我表姐呀。”米晓玲说，“先当个副的，就不愁正的。又红又专，人人皆知。别看‘镆邪、镆邪’地讲语文，会当领导。对，还会写诗哪。有个顾客丢到我柜台上一本杂志，我随手一翻，嗬，‘韦婉’。什么‘我扒着火箭’如何如何，对，是时代的火箭。这样的干部哪儿找。又年轻，又合乎要求。”
米晓玲一面说着，还是从什么地方翻出一把万能小刀，就着窗台撬开一罐水果罐头，又用上面的小叉子叉出一块，实心实意地递给了安然。
对于米晓玲带来的消息，我和安然只是小小地表示了一下惊讶。是啊，凭着她从小就已具备了的对人类的那种识别能力，凭着她现在管理学生的原则性，凭着她在学校连自己衣着都不顾的“忘我”精神，还有她的诗才（一般老师所不具备的），这又有什么奇怪呢？今天米晓玲的到来，无非是给我们揭开一个谜底罢了。
米晓玲看看手表，合上小刀，提起网兜告别了。出门后，她手扒门边扭过头来对安然说：“好好养着，过两天我还来！”
后来又来过不少老师同学，其中也有刘冬虎。他提个大西瓜，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还是我把他领进来的。他抱个西瓜左放不是，右放不是，我给他安排了个地方。安然很大方地问了些学校的事，刘冬虎局促不安地一一回答着。人家离开后，安然说：“都是装的。”
“也不能那样说。”我赶紧关上了门。
至于安然的班主任、新上任的副教导主任、我的小学同学韦婉么，我们也见了面。但不是在医院里。
这几天我一直怕她的出现，我无法想象我们三人单独在一起的情景，我想也许那是人生中最难忍受的时刻。好在我们是在街上碰到的，这给我们各自都带来不少方便。在街上，彼此都可以做到心不在焉。
在平易市的大街上，在离安然学校不远的地方，她迎着我走了过来。我打算就那么走过去了事，可她却冲我打招呼了。我只好停住。她灵巧地穿过自行车的洪流，飞速跃上我这边的人行便道，站得离我很近地说，她曾经去看过安然，谁知记错了医院，病房走廊里的一位护士还拦住她，把她呲儿了一顿。现在总算知道了确切的地方，一半天她就去。还说，过去对安然的要求也太严了点儿，现在总觉着对不起她。
“不过么，怎么说呢？”韦婉用眼角瞟着便道上的行人说，“对她好像是应该严格要求，谁让她是你的妹妹呢。不然你也不会饶我。就说那件衣服吧，我们还是重视不够，没想到她在评选的关键时刻还穿它。头一天我要是嘱咐她一句呢？这话只能咱俩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可不比你坐编辑部，你一时想不到，就可能给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都眼巴巴地看着你哪。同学的工作、家长的工作，还得对上边负责。当初咱们住校的时候，哪会想这些。抓羊拐、跳皮筋……”我注意到她在说话时总把肩上那只人造革书包往身后背来背去。我清楚地看到那里边有一本《繁星》，就是刊有“甩膀子”诗的那期。听一个熟人说，她好像在市群众艺术馆还给一群青年以“诗和现代”为题作过报告，报告中不断举出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证。
关于安然，我们没再多谈。分手时我只告诉她，那首诗原稿上有个错字，就是第二十七行中那个“弁”字，应为“奔”字。即“奔四化”，而不是“弁四化”。“弁”在字典里被解释为古代一种帽子。不知她注意到了没有。
听到这件事，她脸上大有惊讶之状。红着脸，也忘记了临别的寒暄，就慌慌张张穿过马路，跃上了那边的人行道。
我庆幸我们没有在医院碰面，还是让她和安然单独谈谈方便。遗憾的是韦婉再也不会看到安然那件“防患于未燃”的红衬衫了，它已成为碎片。
我像是又看到了火，但这是另一种火。看到它，我没再想到“防患于未燃”。只是觉得，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它，它点燃人类的热情，给人类以希望。
18
我和安然好久没有在大街上聊天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其实仔细算算，才不过半个多月。现在我一个人在街上前进，但不是步行，是在公共汽车上，是躺在医院的安然把我逼上车的。我将大模大样地去趟省城。
汽车在自行车的洪流里扭捏着前进，一排排橱窗缓慢地、磕绊着从车窗外挪过。还是黄加蓝、蓝加黄；葱绿窗帘斜垂着半开半闭，“患黄疸性肝炎”的男女模特儿还在向行人摊着手；旁边还是淡黄色、淡粉色的“拐棍”。米晓玲的糖果店却装上了霓虹灯。笔杆粗细的玻璃管在一块大牌子上复杂地交错着，到了晚上，那里面一定会有一番出乎平易市人预料的表演。家具店也重整了门面，一辆载重卡车停在门口，有人正从车上卸货，货物用草袋包得严严实实。那是什么？是钢丝床，还是外地新式家具？看来他们也懂得千篇一律的鳔胶、永明漆是和时代不相称的。别瞧不起那些四棱四角的草包，那里面包括了生活的步伐。明天那两个穿厚呢大衣的模特儿也一定会装扮得应时一些的。
车停了，上来几个举雪糕的人。他们风尘仆仆，像来自外地，边谈、边吃，对雪糕大加诽谤：“嘛玩意儿，和凉粉儿差不多！”一面说着，汤汤水水顺手往下滴落，几只扁平的三接头皮鞋交错着躲闪。
我不时扭头看看他们。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雪糕需要改进，但还是希望他们从我的眼睛里领略到点儿什么，让他们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平易市公民。可我没有安然那种勇气跟他们对答几句：“想吃凉粉儿啦？别忘了随身装几瓣蒜！”
话是想好了，但这话显然不是我应该说的。要是安然在我身边，我该多么自豪！我愿赶快从省城赶回来，把刚才的一切告诉她，看她将用什么语言对付这些大城市来的“观光者”。不，也许安然再也不会在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了。我觉得她真的变成了大人，就像今天我离开她时，她对我说话时那样。
“我希望你再给我买件红衬衫。”
我笑着点点头。
“准备明年评选时穿！”她怕我没听懂。
“你不是……”我差点说出看日记的事。
“我太天真。”她说，“我写过一篇日记，写着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三好’条件，还要自己评选自己，自己给自己举手。自己定条件嘛，当然应该，可自己评选自己就太可笑了。我是害怕评选，跟那次向你要药吃一样。那可真成了胆小鬼。高二、高三，我还有两次参加评选的机会。再说，我也有需要克服的缺点。就说对祝文娟的缺点吧，不采取那样的办法也能帮助她。人要想看清自己，就得多看看别人。这次评选加上失火，我看到了一些没看过的东西。我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你知道吗？”
我没问清安然从这些事件里看到了什么，我没有勇气去问，因为那里面也有我。
是啊，难道这样的安然还会站在大街上毫无顾忌地奚落人吗？
汽车在大街上缓慢前进，低垂的槐枝不断划过车头，淡黄的星星点点的花朵顺着车窗飘洒着；洒在人行道上，洒在那些举着毕业证书回家的女学生头上，装点着她们的青春。今天是放假的日子。
汽车驶进车站广场，没想到爸爸妈妈早在等我了。进站上车后，没等开车，我还是打发他们走了，我愿意多留些时间想事。“二老”有些遗憾地互相看看，离开了站台。下地道时，我分明看见是谁还搀扶了谁一把。
就在这时，一副眼镜反着阳光从地道口飘了上来，戴着它的人原来是老马。老马手提一网兜桃子，开始沿窗寻找。昨天我找他请假时，怕他送我，故意没说车次，但他还是赶来了。我喊了他。
老马把桃子隔窗递到我手中说：“刚才我看到你父母来送你，才彻底放心了。”“也许还不会那么彻底。”我说。
老马背过手想了想，笑着低声说：
谁要是快乐就能笑，
谁要是做就能成功，
谁要是寻找就能得到。
他告诉我：“这是一首老诗，送给你。”在开车铃声中，老马和我握了握手。
火车开出站后，吼叫着加快了速度。小时候坐火车，总觉着火车是倒着开。这种感觉许多年没有了。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忽然又感到火车不是开向省城，而是向平易市开。我就要扑向安然身边，她已取下绷带，耳边只落了个不大不小的疤痕。但那个“冒号”还很清晰——像是要对我说些什么，又像是要我告诉她。
我诚惶诚恐地看着站在面前的安然。
1982年8月初稿
1982年11月三稿
谁能让我害羞
女人吃过早饭就一直在打电话。她打电话不是坐在电话机跟前，而是拿着话筒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打——客厅里有一部无绳电话。她这种溜溜达达、东瞅西看的做派似乎基于两个原因：一来可以顺便浏览这套面积不小、亮亮堂堂的新居，哪儿还缺点什么，哪儿还不太顺眼，或者哪儿都顺眼什么也不缺。其次她好像在模仿外国电影里那些打电话的人，尤其是那些女主人公，她们在打电话或者接电话时，大多是提着电话满屋子乱转，长长的电话线在她们脚前或者身后一路扭动，看上去显得潇洒，还有一种心不在焉的自得。女人此刻就有点自得，可她不想承认，她感觉自得是一种轻浮的心态，她感觉她的心态比自得要高。女人不到四十岁，一个模仿欲和创造欲兼而有之的岁数。
溜溜达达的女人拐进厨房，发现饮水机上的那只淡蓝色的空水桶，想起该给水站打电话叫水了，于是尽快结束了眼下这个本来就内容空泛的电话。她开始拨水站的号码，却怎么也要不通，话筒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不给情面、呆板乏味的声音：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或已变更。女人的脾气有点上来了，这种名叫“清灵山”的矿泉水是厂家上门推销时被她接受的，几天前她还打电话叫过水，怎么会“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呢？要么就是“或已变更”？这就更不像话了——变更了电话号码为什么不通知客户，不知道我们每天要喝矿泉水啊。女人又打“114”查询，“114”说“您查询的号码未作登记”。女人气愤了，“黑店”“野店”之类的词汇咕嘟咕嘟直撞心口。她想起就在上次，听从那个送水的小男孩的建议，她从他手里买了十张共一百块钱的水票。当时她也觉得方便，每次付给送水人一张水票，比每次都要预备好合适的钱省事。敢情这是水站的一个小伎俩啊，他们一次性骗走所有用户的人民币，然后就从这座城市消失了。女人想着，随手拉开灶台.旁边的一只小抽屉，拿出那沓比扑克牌略窄的、价值一百块钱的水票。是啊，水站的电话号码若是存在，它就还是钱；不然呢，它就只是一沓废纸了。这时女人看见“废纸”上赫然印着“清灵山”矿泉水送水站的地址：本市某区某某路某某号。原来这水站是有出处的，她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水票上的地址呢？当你可以用电话召唤对方为你服务的时候，地址的确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此刻它重要起来。女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地址距她所在的小区大约六公里左右，在一座中等城市，这是一个不算远也不算近的距离。女人决定按水票的地址去找这家水站。也许是为了那一百块钱（她在心里已经把它作废），也许是为了自己作为顾客被戏弄的缘故。女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被戏弄。这感觉她并不陌生，火爆而没有信誉的商业，富裕却并不安稳的生活，经常被她交叉体味。所有的许诺都是可疑的，包括物业公司承诺的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兑现过。可是他们却知道先把满院子的保安武装得像那么回事，保安身穿配有金色肩章和绶带的深蓝制服，头戴红呢贝雷帽，时不时地排起队在楼前巡逻一阵子，演戏一般。难道没有满足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的虚荣心吗？难道还有什么不够？女人哪，最受不了的就是保安头上的红呢帽，特别当她正要洗澡水龙头里突然出不来热水时。她胡乱抓起浴巾裹住赤裸的身子给物业值班室打电话，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对不起正在抢修热水管道”。这时女人坚信那个接电话的值班员头上一定也歪扣着一顶红呢贝雷帽，煞有介事而又不伦不类。
就这样，女人想想这儿想想那儿，怀着一腔的不快把自己穿戴整齐，锁好家门，乘电梯下楼，开车去寻找那个可能已经失踪的水站。她顺利地找到了某区的某某路，原来这是一条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集中着土产批发一类的密密麻麻的店铺，笤帚、簸箕、墩布、卫生纸，品质可疑的所谓不锈钢盆、碗，还有菜刀、剪子、铁锅、塑料桶……波浪似的翻滚在小街两旁的便道上；掺杂在其中的小饭馆也不甘寂寞，炉灶快要戳到了马路中央，大馅水饺、小笼蒸包和油泼面在各自的锅里冒着腾腾热气，笼络着这街和街上的人，致使油腻的地面上处处污水横流。女人放慢车速，留神着门牌号码，她想，正因为这条小街是如此的放肆和热闹，这里的任何一间小铺子或说“公司”才特别容易说没就没。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清灵山”三个字，“清灵山矿泉水某某路分公司”的大字招牌就在一间小门脸儿的门楣之上，在小笼包子和油泼面的油腻气味中确凿地存在着。女人把车停靠在路边，躲着便道上蜿蜒的污水走进水站。在堆积着水桶的房间里，那个小男孩——上次给她送水的那个，和两个同伴围住一张两屉桌，一人捧着一只比他们的脑袋大不少的青花瓷碗正在吃面，油泼面吧。当他发现女人进屋、把脸从面碗挪开时，腮边还沾着一片墨绿的菠菜叶。
女人的心定了。看来这水站没有戏弄她，水票上的地址是真实的，而且，那被用来吃面的两屉桌角摆着电话呢，蒙着灰尘的电话。她扫了一眼腮边沾着菠菜叶的小男孩，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他显然还算不上个男人，但用“小男孩”招呼他也太过稚嫩，至少他不是个童工。“小伙子”吗？透着点鼓舞和褒扬的意思，女人没有这种意思。他不超过十七岁吧，有点鼠相，有点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于城乡之间，皮色发暗，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而已。对称呼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何必太费斟酌，用得着吗？女人于是冲少年“哎”了一声，“你”，她说，她对他发表了一些谴责的话，谴责水站变更电话不通知客户。少年解释说从前那个号码是借别人的，现在人家不让用了，老板只好去申请新号，老板说了，新号码很快就能办好。接着他又呜里呜哝向女人道了些个“真不好意思”之类的话，仿佛刚被这个城市教会，运用尚欠自如。女人不耐烦地听他的道歉，只说你不是给我家送过水嘛，下午三点以后请你给我送一桶水。你们的顾客登记上有我的地址。少年殷勤地答应说他知道女人的住址：湖滨雅园五栋801。女人心里笑了，不是笑少年那不错的记性，她想这本是一个没有湖泊的城市，她那个小区还非叫湖滨雅园不可，一时间小区连同小区的业主都有那么点虚情假意，那么点连蒙带唬，不是吗？女人得意自己这瞬间的自嘲，有自嘲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人。她就是，她觉得。
少年目送女人开车远去，特别注意着她的白色汽车。他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开着汽车的女人光临了这个水站，这间破旧、狭隘的小屋。她带着风，带着香味儿，带着暖乎乎的热气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直奔他而来。她有点发怒，却也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并且指定要他给她送水。她穿得真高级，少年的词汇不足以形容她的高级。少年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原来自己是如此破旧，脚上那双县级制鞋厂出产的绒面运动鞋已经出现了几个小洞。少年对自己有些不满，有些恼火，他回忆着第一次给女人送水的情景，基本上没想起多少。只记得房间很大，厨房尤其大，简直大过了他姑姑家最大的房间——少年寄居在姑姑家，和表哥挤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女人的厨房比六平方米大两倍吧，少年弄不懂做饭的屋子为什么非得这么大不可，开间饭馆都足够了，而且，厨房的洗碗池前竟然还铺着地毯（防滑垫）。竟然还铺着地毯！给少年留下记忆的还有女人的孩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可能五岁——就拿着手机当玩具玩儿，当女人要他放下手机时，他就很悲哀地对女人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我要打“110”了……“痛痛快快”和“110”给少年留下了印象，比女人那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房子留给他的印象要深。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毕竟离少年太远了，而孩子所说的“痛痛快快”倒叫他觉得有趣，他就总想痛痛快快地不送水了，痛痛快快地闲呆着。一桶水五十斤重，他送一桶才挣八毛钱。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一天送过九桶，挣过七块二毛钱，表哥立刻要他请客吃烤羊肉串。他这一天的工资连买一桶矿泉水都不够，一碗油泼面也得两块钱，少年的姑姑家不管 996d." >饭，他一天至少要在外头吃两碗油泼面。有时候，特别是当要水的人家住在五楼或六楼，他扛着水桶一级一级爬楼梯的时候，就会心生愤懑：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喝矿泉水啊纯净水啊，水管子里的水怎么了？有毒了吗有毒了吗？毒死他们才好呢。少年的想法有时候无边无沿。不过他藏书网知道他不能去毒死“他们”，“他们”会打“110”报警。当他在半年前来到这城市谋生时，表哥给他讲过“110”的作用，从此他知道，他独自在外遭遇紧急情况随时可打“110”。问题是他能有什么紧急情况呢？他最大的紧急情况就是缺钱，缺钱就不能痛快，“110”能帮他弄钱吗？但是现在，少年还是准备去给湖滨雅园五栋801的女人送水，这些人如果都不喝矿泉水了，他就连那一天七块二毛钱的人民币也挣不出来了。刚才那几个和他一起吃面的同伴在这时冲他开起粗俗的玩笑，找你来了人家找你来了，他们说；看上你了人家看上你了，他们说。少年的心可能为此忽悠了一下，他不能解释他这陌生的忽悠到底源于哪里，他只知道现在他和他的这几个同伴好像不一样了，他也有些后悔跟他们一块儿凑在水站吃那碗油泼面，为什么要让女人看见他手中那碗浮泛着几片蔫菠菜叶的面条？他还觉得他必须要换一身衣裳了。
女人在下午三点听见门铃响，她开了门。少年肩扛水桶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怪异。少年还是那个少年，他的脸相和表情都被她认了出来。女人经过瞬间的审视，发现少年的怪异来自他的打扮。上午她并没有注意他的服装，他的服装他的脸相和那间昏昏暗暗的水站相辅相融为一体，天然的合拍，谁还用得着特别留神他的衣裳呢。此时此刻的少年换了装，穿一身于他来说显然过大的西服，簇新的，面料低劣的，没有经过定型处理的，支支棱棱的，把他的脑袋比照得更小，让女人感觉不是少年扛着水桶，而是这套西服本身扛着一桶水。她让他进来，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巨大的“咯噔”声，女人看看少年的脚，那脚上是一双偏大的硬底皮鞋——他的崭新行头的另一部分。她提醒他换鞋，他像假装没听见似的“咯噔咯噔”一路向前然后拐进厨房，他那由于过长而挽起两折的裤脚堆积在鞋面上，单看这两条腿的下部，仿佛这个人已经松开裤腰褪下了裤子。女人没再坚持要他换鞋，经验使她猜测这少年的脚也许很臭，如同物业公司那些来修暖气和水管的工人，每次他们走后她都要开窗换空气。那么，不换也罢，让臭脚就盛在他自己的鞋里原封离开吧。由于这身并不合体的服装，少年干起活来显得笨手笨脚，他自己浑身上下窸窸窣窣，撕扯着水桶上的塑料包装膜也窸窸窣窣。当他终于鼓捣清楚，想要抱起水桶将它安插到饮水机上时，女人说，等等。
少年放开水桶回转过身，见女人手里举着一块耀眼的白棉花，蘸了酒精的。她对他说，我要把水桶接口的这个地方消消毒。你的手不要再碰这儿了。
少年说，这些水出厂时瓶口都是密封的。
女人说，谁告诉你的？
少年说，我们老板告诉的。
女人不屑地撇了撇嘴，毫不犹豫地用棉花狠擦起水桶，就像以这个动作告知少年，她不会相信他的老板乃至他们工厂里所谓的“密封”。就在今天上午之前，她还没有要给矿泉水桶消毒的打算；就在今天上午之后，她滋生了这个念头。她并不特别责怪水站设在那么一条污水横流的乱糟糟的街上，你以为你在光线明亮、环境舒适的大型超市里购买的东西都源自光线明亮、环境清洁的地方吗？女人在电视台做着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对这些事情本来知道不少。她弯腰擦着水桶，视线很自然地落在身边少年垂着的手上，这是一双多么脏的手啊，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到处送着要被人喝进嘴里的水。女人直起腰来，她想，手中这一百块钱的水票肯定是退不掉的，用完这沓水票之后她一定得换一家。那么，少年的手脏与不脏根本上就和她关系不大了，就像他这身大而无当的古怪的西服和脚上的大皮鞋与她无关一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她并不关心也没工夫关心，下次送水的人也许西服更大，双手更脏。
女人完成了消毒程序，指示少年安好水桶，撕给他一张水票，少年却还站着不走。他磨蹭着不走，是因为有点懊丧。这身“行头”是他中午专门回姑姑家偷出的表哥的礼服，他以为这礼服应该能配得上他下午的送水，出入女人那样的人家，应该有他身上现在这样的衣服。还为了什么？用这样的衣服来抵消上午女人对他们水站的造访吗？来模糊女人看见他手捧着油泼面狼吞虎咽吗？少年没有能力归纳自己脑袋里的乱七八糟，只是一个劲儿地懊丧。女人分明没有留意他的新装，反倒使劲擦起水桶那密封过的瓶口，已经是嫌恶他的意思了。而这少年的内心还谈不上十分敏感，判断力也时常出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改头换面”尚嫌不够，他又想起了属于表哥的几件时髦玩意儿。这时他听见女人说，你还有什么事吗？少年解释说他只是想告诉女人，她如果再要水可以呼他，他有呼机。女人有些奇怪地说，你说什么？
少年很为女人的奇怪表情感到高兴，他愿意她对他产生兴趣。他再次告诉她呼机的事。
女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水站的电话还有很长时间不能接通？
少年说不是。
那我为什么要呼你呢？女人说。
我是想说，这几天你要是用水就可以呼我。少年说。
用不着。女人说，五天以后你再给我送一桶就行了。
那你不用记我的呼机号了？少年说。
不用。女人回答得很果断。
她有些厌烦这个送水的少年，他以为他是谁？还让她呼他，难道谁都配被她呼吗？即使她真的断了水，和所有水站都联络不上，家中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不也是水吗？时间倒退十年或者二十年，女人以及这城市里所有的人喝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啊。在女人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时代，住在一座筒子式的宿舍楼里，所有人家共用着走廊尽头的一只水管，夏日的晚上她从来不在家洗脚，她总是穿着凉鞋到那个共用的水管子底下去冲脚，冲完脚，再就着水管喝一通生水，这是被大人禁止的，大人要求她喝凉白开。但她和她的朋友们都这么冲脚都这么喝水。她们发育正常，没被毒死，成长得也很健康。回想从前女人心中漾起暖意，不过也仅仅是回想而已。如今她已为人母，她决不想让她的宝宝喝着水管里的未达国际标准的生水长大。她的常驻国外做生意的丈夫年节时回家，甚至都水土不服了，烧开的自来水他喝了都会腹泻。所以女人需要有人送水，最终她才能忍受那些送水人。
五天之后，少年又来了，仍然穿着西服和皮鞋，脖子上又添了一条花格围巾，使他看上去格外臃肿。女人为他开了门，接着，一切如同上次。仅在付水票的时候，女人多问了他几句话。也许她只是念他遵守信用，也许她只是没话找话。她问他送一桶水挣多少钱，他说八毛；她问他一天能送多少桶，他顿了一下，很想同这个女人胡说八道一次。然后他昂起头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送过六十桶水。他想让她不要小瞧他，还要告诉她，他一天挣的并不少。可惜女人是心不在焉的，她不想知道六十桶水对一个少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体力，也不想算算六十乘以八是多少钱。她和他说几句话，只是想填充一下他离开之前的这点空白。所以他胡说八道还是正儿八经对她来说都一样。所以她就顺嘴搭腔地说，噢，六十桶。
女人的顺嘴搭腔以及她搭腔时表情的平淡仿佛伤害了少年，原来他如此巨大的谎话和谎话里如此巨大的数字都不能震撼女人，甚至，就连引起她嗤之以鼻都不可能。这儿没他什么事儿，这儿从来就没他什么事儿啊。可他为什么还不走呢？他觉得口渴，他对女人说他想喝点水。
女人用下巴朝洗碗池那儿轻轻一点，当然只能是洗碗池那儿，在那个配有粉碎机的双槽洗碗池上方，伸出一只造型别致的脖颈长长的炫目的不锈钢水龙头。少年来到那个被指定的地方，有点恍惚地歪过自己那满是尘土和头皮屑的小脑袋，把嘴伸向那个冷冰冰的龙头。
又是五天过去了。少年的日子不太愉快。他的表哥已经发现自己的西服、皮鞋之类不断被少年偷穿，而且弄得挺脏，表哥为此和少年打了一架，从此把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都锁了起来。论打架，少年不是表哥的对手，膀大腰圆的表哥一把就能将少年整个揪起来揪得双脚离地。然而打架本身并不可怕，平日里少年最怕姑姑对他说那样的话，姑姑经常抹搭着眼皮对他说，你可是白住在我们家啊，再这样……少年知道下边的意思，他随时可能被赶出姑姑家，要想在这个城市里混，他的前景只能是自己花钱出去租房。但这时的少年，思维是混乱的，情绪处于一种茫然的亢奋，以至于，他刚向表哥讨了饶，表哥刚出家门，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撬表哥的箱子的欲望。他这欲望比他的讨饶更为坚硬，突如其来而又不计后果。他撬了表哥的箱子，打扮好自己，能披挂的一切都披挂在身上，他不仅围上了表哥那条格子围巾，还胡乱抻出一条花领带系在脖子底下。一串穿着折刀、剪子和假手机的花哨的钥匙串他也别在腰上，最后他胆大妄为地拿起表哥的随身听揣进衣兜，把那副黑沉沉的大耳机套上脑袋堵在耳边，他就这样背着姑姑，鬼鬼祟祟，小耗子一般臃肿而又麻利地直奔水站而去。
少年骑车驮着一桶新水去给女人送水，一路上磕磕绊绊。先是后轮胎不知让什么给扎了，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找修车的补胎。当他再次上路之后，他的耳朵里就灌满了 href='/article/2437.htm'>《心太软》的歌声。音量太大了，快要把他从车座上掀下来。这样也好，因为忽然之间少年和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汽车，行人，街道，树木，一切都离他远去，只有耳朵里的歌声带着他前行，也许就是那歌儿在替他骑着自行车。少年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因此都有些麻木，他被一辆三轮车刮倒了都不知道。这时歌声断了，周围的一切又回到了少年身边。他和他的自行车倒在地上，水桶也滚出去好远。他爬起来，西服和皮鞋沾了很多尘土，随身听怎么摆弄藏书网也不再响了，坏了。刮倒他的三轮车已经跑了，幸好水桶没有摔破。少年用铁钩重新把水桶在后车架上挂好，继续前往湖滨雅园。
这是一个安静的下午，少年在第五栋楼门前停好车，拍拍浑身上下的尘土，扛起水桶走进前厅。他直奔电梯间，不幸的是今天电梯出了毛病暂时停开了。对于少年来说，这真是一个不幸：他得扛着五十斤重的水桶爬八层楼梯。也许他应该撤退了，换了别人可以改天再来。但少年觉得自己是没有退路的，他这一身狂热加冒险的来之不易的装束，他这一副虽已摔坏却显示着时尚的耳机，他这一路的颠簸和磕绊，都鼓舞着他不能回头，他必须爬上八楼见到女人。那么，他就开始了。他的过大的皮鞋这时特别显出了不利，沉重而又不跟脚，成为少年上楼的累赘。当他行至五楼时，他觉得耳朵嗡嗡直响，头上满是虚汗，后背已经湿透。他体内的卡路里不足以支付他这种超常的表现，少年休息了三次，才终于登上八楼。
女人听见门铃声，在门镜里认准了少年，打开门。
在她眼里，少年比任何一次都要怪异。他就是一个送水的，而且正在工作中，他这是干什么？一身的西服围巾花领带，耳朵上还扣着一副庞大的耳机。他就像在搬家，或者刚抢劫了一间百货店。肩膀上那桶水反倒退居一切一切之后了。但女人要的就是水啊，这才是她让他进门的理由。
他进了门，有点气喘，直到往饮水机上安好水桶，他一直猫着腰，并且一手捂住肚子。很难判定此时此刻他怎么了，也许肚子疼，也许胃疼，也许.哪儿都不疼他只是累坏了。也许他没有累得直不起腰，他就是想用这种姿势引起女人的注意女人的好奇甚至女人的怜悯。引起女人的怜悯，这是妄想了，还有点撒娇的意味，尽管这点意味连少年自己也未必明确。这妄想和这撒娇若被女人看出了，她会轻蔑加恼火，恼火着轻蔑着立即把少年轰出门去。
女人看见了少年的姿势，顺带扫了一眼少年的表情。他说不上阴沉，也不是顽劣，也不像有阴谋，更说不上流里流气——他还根本不具备流里流气的分量。他的脸上有一层似尘似雾的不清洁的薄膜，没有长时间的盯视，很难找出那薄膜后边的稚嫩的底子。这时她是彻底地嫌恶他了。有一瞬间她几乎不觉得他是个人，他是一堆闯进她家的游动着的乱七八糟的怪物。他为什么猫腰捂肚子，她没有兴趣知道。他有病了吗？他又有什么权利在顾客家有病？她递给他水票，告诉他可以走了。
少年接了水票，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偷眼看着女人，忽然一阵悲哀。女人今天的头发是蓬乱的，仿佛格外要用这乱蓬蓬的头发来表示对少年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堆“武装”的轻蔑。他就想，凭什么我不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呢？当女人催他离开时，他说他渴了，他要喝点水。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声音有些嘶哑，而那条早已被汗水濡湿的花格子围巾还簇拥在他的纤细的脖子上。他是真的该喝水了。
女人也听出了少年声音的嘶哑，她犹豫了一下，像上次一样，指给他洗碗池。
少年没往洗碗池那儿走，相反他朝贴墙而立的饮水机跨近了一步。我要喝点儿矿泉水。他说。
女人站立的位置在洗碗池和饮水机中间，或者离洗碗池更近些。她和少年面对着面，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两米。但女人感觉她和他实际的距离比两米要近，因为她感觉到一种模糊而确凿的不祥。敏感的女人在这时仍然愿意自己是强大的，特别在她觉得她受到他人侮辱的时候。少年要喝矿泉水，就是对她的侮辱。她直盯着少年细小的、目光游移的眼睛说，你不能。
少年猫着的腰直了起来，挑衅似的，好像要有什么举动。
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女人的孩子，少年曾经见过的那个五岁的宝宝，在这时捧着他小小的口杯到厨房来了。妈妈我要喝水。他说。你躲开！他又对少年说。
少年瞥了瞥宝宝，想起那次送水时这宝宝对女人不满的责问：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儿呢？啊，痛痛快快！少年今天就要痛痛快快地不给她躲开。
女人神情严肃地要求她的宝宝回到自己房间去。回去。她说。
宝宝就捧着空杯子走了，他不哭也不闹，他一定也觉出了这里气氛的不同寻常。他回去了，还用小手轻轻掩住自己的房门。
女人更加严肃地对少年说，请你出去。
少年彻底绝望了，他知道他要的不是矿泉水，那么他要的是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其实不清楚，他从来就不清楚。现在，就现在，他为他这欲罢不能的不清不楚感到分外暴怒，他还开始仇恨他为之倾心的这套西服，这一身的鸡零狗碎。他开始撕扯它们，他的手碰到了腰间那串穿着折刀、剪子和假手机的钥匙串。他一把将刀子攥在手中并打开了它。刀子不算太长，刀刃却非常锋利。少年用着一个笨拙的、孤注一掷的姿势将小刀指向女人，还忍不住向她逼近一步。他觉得他恨她，他开始恨她的时候才明确了他对她的艳羡。但在这时艳羡和仇恨是一回事，对少年来说是一回事。从艳羡到仇恨，这中间连过渡也可以没有。他就是为了她才弄了这么一身西服皮鞋，而现在这个女人就像西服皮鞋一样可恨。可是他想干什么呢，杀了她还是要她的矿泉水喝？也许都行。此时的少年不能自持了。他甚至不能区分杀一个人和逼一个人给他一口水喝，哪个罪过更大。他没有预谋，也就没有章法，走到哪儿说哪儿。
女人望着逼近的少年，真正意识到了危险。她判断她遇见了一个入室抢劫者。但是毕竟，环境对她是有利的。她略微整理一下内心，尽可能镇静着后退一步倚住灶台，把右手背到身后，够过灶台上的手枪，双手握住，然后出其不意对准少年。那是一支手枪式的点火器，女人的丈夫在国外出差，换飞机时在沙加机场的免税店花四美元买的。现在女人的心发着抖，她却竭力使握着枪的手不发抖，她必须让自己相信这就是一支真枪，真枪实弹就在她的手中。就这样，拿枪的女人和拿刀的少年面对面僵持着，也许三分钟，也许五分钟。
空气像要爆炸，女人觉得她必须说话。枪在手中，她反而可以把声音压得更低。她压低着嗓音拿枪指着少年说，出去！不出去我就开枪。
枪真的吓住了少年。他连想也没想这枪可能是假的。因为女人是高级的，女人的房子女人的汽车女人的生活女人的一切都是高级的，高级到你可以憎恨却不可以怀疑。少年在产生刹那间的溃败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女人手中那支手枪的不可抑制的惊愕。这就是枪啊，枪就是这样的啊！他望着乌洞洞的枪口，开了眼似的半张着嘴，那支手枪仿佛才是他自卑的真正根源，它使他无地自容。有一刹那他几乎想把自己手中那低档的猥琐的小刀抛到身后，它因为低档而更显得猥琐，因为猥琐而格外低档。少年该怎么办呢？他那攥着刀的手已经汗水淋淋，他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
少年的犹豫增添了女人的力量，她斗胆用手指搂了搂“扳机”，那枪“咔嗒”了两声。她要把这枪弄出点响动，以此加大对少年的震慑，以此轰他快走。虽然，这响动也许会让少年识破这枪的虚假，女人犯着嘀咕，却按捺不住又让枪“咔嗒”了两声。
枪的响动再次让少年惊愕，让他仿佛听见了一声无比巨大的嘲弄，他就彻底地无地自容了。他想松开刀子，他觉得自己就要向女人扑去，向那支被他仰慕、让他眩晕的枪扑去，向着于他来说那遥远而又高级的一切扑去。他果真松开了那让他无地自容的小刀，有时候无地自容的人特别具有一种阴郁而又躁乱的爆发力。一辆“110”警车在这时已经停在楼下，警察很快就破门而入了。是女人的宝宝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女人的手机报了警。宝宝终于有机会真的拨打了一次“110”。
女人听“110”的警察聊起对那个少年的审讯，他们指责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持刀入室抢劫，知道不知道这是犯法。少年说他没想抢劫。警察说那你想干什么？每次问到这里少年总是摇头。警察又问你知道什么叫羞耻吗？少年不说话。警察说，唉，还有什么能让你害羞呢？少年想了想说，枪。警察说你害怕枪了？少年说不是，她一拿出枪来我就……我只有刀子。警察说你是因为没有枪才害羞？少年又不说话了。在他的脑海里，可能真的镶嵌着一支乌亮的、高级而又神奇得能让他痛快的枪吧，他多么应该是那个持枪的人啊。这时他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女人。
女人有时候会怀着凛然的高傲回想起那个少年，他的凶狠和懦弱毕竟给她留下了印象。但他终归不是女人的对手，他甚至不如一个五岁的孩子。并不是所有五岁的孩子都能在紧急情况下口齿清楚地用电话呼救的，女人的宝宝就能。每每想起这些，女人都会紧紧拥抱她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当电梯坏了女人只好气冲冲地爬楼梯时，她也会想起那天“110”的警察还告诉她，当时如果不是电梯坏了，他们会到达得更加迅速。那么，那天的少年是扛着水桶爬上八楼的了，女人猜想。少年猫腰捂肚子的情形就会在眼前闪一闪。
那又如何？女人紧接着便强硬地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吗？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
不！女人在心里大声说。
2002年
哦，香雪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辗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哪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驶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那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得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拥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９９ｌib.？”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哟，我的妈呀，你踩着我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个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
“你咋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搭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哟，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
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待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市里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里哐啷，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总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凤娇你说呢？”
“她呀，还在想‘北京话’哪！”有人开起了凤娇的玩笑。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
“他的脸多白呀！”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上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绕绕，啧啧！‘真没治’！凤娇姐，你说是不是？”
凤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
“凤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凤娇的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要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见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纱巾，凤娇就一定抽出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 56e0." >因后，便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挎起篮子说。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也有人替香雪分辩。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地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钱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哒哒声老是在耳边响个没完？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常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系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地跑着。她尽量高高地踮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香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就住在站上。香雪并没有住，更不打算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赶快走回去，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到底有多大本事。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沾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黝黝的大山，害怕叫人心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的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唱歌。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今晚台儿沟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四十个鸡蛋也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窸窸窣窣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儿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下铁轨，在小溪旁边蹲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旧汗褂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她现在也许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抿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们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知道。尽管草丛里的“纺织娘”“油葫芦”总在鸣叫着提醒她。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们。
香雪想快点跑过去，但脚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茎，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1982年6月
小郑在大楼里
小郑到政府大楼那年是十七岁。他头发蓬乱，衣着寒碜，但眼睛明亮，身体发育也匀称。这可能与他在老家上中学时爱打球有关，那时小郑打篮球也打乒乓球。
这座大楼是县政府大楼，小郑是大楼里的公务员。其实说勤务员更准确。小郑在大楼里的工作是擦洗楼道、楼梯、男女厕所，为各办公室、会议室打开水，并侧重“伺候”单身县长（本县人语）。根据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官回避原则，这县的正职县长也来自外地，在这大楼里的二层住单身，仅有个带套间的房子，办公兼宿舍。清净时县长在政府食堂吃饭，忙时（迎来送往）县长的饭就在县招待所吃。小郑的主要精力看似花在了楼梯楼道，但伺候县长也从不怠慢。就为了小郑能接近县长，小郑的工作便受人羡慕。
伺候县长看似差事低微，然而很有些科局乃至县级官员的公子、亲戚乐意屈尊一试。谁都明白这最初的伺候别人正是为了将来不久的被别人伺候。从历史上看，在这县大楼里做过公务员的人，后来都以超于常人的速度得到了提拔：机要员、打字员、秘书、交警自是常事，科局级的领导、招待所所长乃至政府办主任也不是没出过。我们这个民族讲究人情，有些上级总是下意识地把下级视作自己的晚辈——至少也是兄弟。受着伺候，又都觉出这伺候的不能白受。因此在他们或升迁、或离任时均不忘把伺候过自己的人做些安排。小郑的前任小刘，新近就由临时工转正并安排为政府保密室的机要员，尽管小刘的不敬业作风给人留下了话把儿。人们说小刘那“卑下”的工作只卑下给了县长一人，他眼一份，嘴一>份，手一份的，智商不高，可弄得县长挺高兴。背了县长，他专支使秘书们和一些副主任打开水，支使传达室老冯擦洗楼道和男女厕所。那些拎着暖壶跑上跑下的人们心里说：什么东西，他老子要是个种地的，他也敢！可小刘的老子不是种地的，是这县退下来的一位副县长。
小刘敢做的事真不少，他敢支使国家干部擦地打水，他还敢结婚——以非法的十九岁年龄。现在刚满二十岁的机要员小刘已经抱上了儿子，他相信这一切刚是他前程的开始。
被小刘伺候过的县长走了，这县又来了新县长。在选择公务员的问题上新县长看出弊端，他忽发奇想似的说，过去的办法得改变，这么搞下去有点像近亲结婚。就是种地，也还讲究个倒茬呢。他提议，公务员要通过县劳动服务公司公开招聘，于是山里的孩子小郑才有了进政府大楼的机会。
小郑的家在离县城百里开外的深山区，母亲早逝，他和爷爷一起住。爷爷是个擀羊毛毡的手艺人，黑毡、白毡、灰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睡他爷爷擀的毡。祖孙二人的生活不能说富裕，但是和顺。可小郑一天天长大了，在县席梦思厂烧锅炉的父亲希望他能来城里发展，就花些钱在劳动服务公司给他报了名。
为了小郑的进城，爷爷专给他擀了一张厚墩墩的白毡。小郑背着白羊毛毡下山进城，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选中，这使得小郑父子总觉得是白日做梦。事后小郑告诉父亲，他之所以“击败”bbr>藏书网其余几个对手，是沾了会打乒乓球的光。面试时，主考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及应试者都有什么业余爱好，小郑不假思索地说，篮球、乒乓球他都会打。主任立刻拍了板：“就是你了。”原来这主任早就摸清了新县长有打乒乓球的爱好。
9９lｉｂ.在小郑十七岁的脑袋里，对政府这个词很陌生。当他被办公室主任领着走进政府大门，绕过大院正中那个圆形大花池，进入政府大楼时，便被这楼的宽大、明亮、暖和所震动，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厂子真大呀！”他的感叹让在场的人（秘书、科员们等）都大笑不止。他们笑着，或许于这些笑中还觉出一种知根知底的轻松：眼前这浑浑噩噩的半大小子，到底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大笑的机会。在以往，他们本是这楼里地位偏低的人。小郑不觉得好笑，他以为城里就是和厂子联在一起的，城里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城里。因为父亲连着城里和厂子，所以他的耳朵很早就和“厂子”打交道了。“机关”“单位”这样的词于他却是陌生的，他甚至说不出“楼”这个字。当他面对一座属于城里的建筑想发议论时，“厂子”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了。小郑不喜欢旁人的大笑，虽说他出自深山没见过世面，可他的趣味不低且聪慧敏感。他不喜欢被人嘲弄，他也从不嘲弄别人。眼下他只忍住不快专心致志去听主任给他交代工作。
小郑对工作领会得快，干得也出色。起初他不会使用墩布，也不知道怎样对付男女厕所。传达室老冯帮了他。老冯给小郑讲墩 5e03." >布的运用，还给小郑讲这楼里必要的规矩。比如进领导房间之前敲门，上级说话不能乱插嘴，县长和人谈话时须躲开等。小郑在老冯的指教下很快熟悉了这楼里的一切，他的安稳和勤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扬。他感激老冯，有一天他突然对老冯说：你像我的爷爷。老冯红了脸，说，可是，我才三十九岁呀。小郑知道自己说话打了锅，但他心里，实在是把老冯当爷爷看的。后来他才听人说，老冯在这儿当传达至少也有二十年了，来时就有三十多岁，到如今，是政府里一个永远三十九岁的老单身。小郑望着老冯那精干的身板和皱纹纵横的脸，工作之余就更愿意到老冯的传达室坐一会儿。两个人无话时，老冯就领小郑到传达室后边的小花园里走一圈。花园里有两棵笔直、粗壮的泡桐树，是老冯种的。泡桐这东西皮实，你不用太搭理它，三五年就成了气候。老冯说。
除了和老冯的交往，小郑闲时也偶尔去食堂坐坐。刚来政府时，小郑食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六个馒头，为此他又一次成为秘书们的笑料。有一次在小郑吃了六个馒头之后，办公室的吕秘书和几个人撺掇小郑说，假若能再吃六个馒头，以后小郑的馒头就由他们包了。于是小郑赌气似的立刻又吃了六个——倒不是为了以后的白吃，算是小郑的一时冲动。再说，在山里时，十二个馒头他本是吃过的。哪知小郑在吃了十二个馒头之后就动不了了，在食堂一条长板凳上躺了一下午。傍晚炊事员给他沏了一碗酸辣汤，小郑喝下才消了食。自此小郑的饭量突然下降，平时的六个馒头减成了三个。他不明白是十二个馒头伤了他，还是城里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诱发人的食欲，而在城里，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肠胃的需要便日益地后退了。这一时期，小..
郑接近了炊事员，炊事员就一遍遍地对小郑发牢骚，不是说他一年年给这大楼里的人蒸馒头实在委屈，就是把自己跟吕秘书比，说自己比个秘书差不到哪儿去。小郑虽然也不喜欢吕秘书，可他却不太愿意听炊事员如此絮烦。如此车轱辘转的牢骚话本该是老年人说的，小郑以为。可炊事员才不过二十五六岁。
小郑饭量下降了，工作量却一直不下降。除了白天一系列差事，晚饭后他还要陪县长打乒乓球，之后就是“盯”领导们的各种会议了。这些会议常常延续到深夜，有时停了电，就点上蜡烛接着开。蜡烛就存放在小郑宿舍里，逢这时小郑就是那个走进会议室点蜡烛的人。点上蜡烛他还要回到宿舍继续等待，待会议散了他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了，打开窗子把室内的空气也换过了，这才能睡下。他觉得这样的会议室才能迎接明天的一个新会。不过，小郑因熬夜，工作也偶有闪失。有一次会议已经开过了夜里十二点，小郑趴在桌上睡着了，于梦中听见有人喊他。睁开眼，眼前一片漆黑，便知停了电。他迷迷糊糊打起手电拿着火柴蜡烛就进了会议室。他擦着火柴却不点蜡，只往自己手中那个射出光芒的手电筒上点，弄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这一笑，才彻底笑醒了小郑。第二天小郑到传达室去，老冯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钢使在刃上。昨晚的事就是个刃上的事，哪有拿火柴点手电筒的。这事该找县长去认错。小郑认为老冯说得对，去向县长认错儿。县长说，其实我们也挺困，你拿火柴往手电筒上那么一点，把我们也给点精神了！来吧，带上球拍咱俩活动活动去！小郑心里暖呼呼的，他想县长是个多会说话的人啊！
转眼一年过去了，小郑又长了一岁。他身体愈加强健挺拔，嗓音也愈加浑厚，穿扮也不同以前，且很在意对头发的梳理。人们都说小郑变了。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像俗话说的么：爱情悄悄来到了小郑的心里。
提起小郑的爱情，就要讲到一个名叫杜康的青年。杜康是北京一个研究所到基层来锻炼的硕士生，被分配在这县的统战部，就住在小郑的隔壁。自此，小郑每天早晨打开水时，便也为杜康打上一壶。这使杜康很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杜康就问小郑喜不喜欢看书，说他从北京带了些书来，小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向他借。小郑说他不怎么看书，不过他愿意接受杜康的推荐。杜康随手捡了几本文学期刊给小郑。哪知小郑第二天便将杂志还给了杜康，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杜康还有别的没有。杜康信手又从书摞里拿出一本，看也不看地交给小郑，是卢梭的 href='954/im'>《忏悔录》。
不能说这是杜康有意难为小郑，也不能说这是杜康对小郑的特别推荐。只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便是杜康无意之间让小郑认识了法国人卢梭。整整一个星期，小郑的心绪被这个法国人给弄得起起伏伏很不平静，卢梭陪他度过了一个个“盯”会议的夜晚。当他找杜康还书时，他头发老长面容苍白犹如大病一场。杜康问他书好看吗？小郑说这书……太厉害，把我整得难受得不行。小郑神情局促，对卢梭的评价却很果断。他这种特别的表达使杜康吃惊，杜康吃惊的是因为他低看了这个乡下孩子吧。于是他继续借书给小郑，间或也同小郑谈一谈对某本书的看法，他发现小郑有着极好的理解力。有一天杜康特意向小郑表达了卢梭的不以为然，他说卢梭那所谓敢于暴露内心黑暗的“坦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的做作。他看见小郑红着脸迷惑地望着他，他想那是因为他竟能轻而易举对小郑视为伟大人物的卢梭品头论足吧，他就在小郑的迷惑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向小郑介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轶事，可小郑在这方面是个认死理的人，在小郑的心目中任谁也比不上卢梭伟大。吕秘书发现了小郑和杜康的接触，一次不客气地推门进来对小郑说，你不去工作在这儿干什么？杜康就说是我叫他来给我换灯泡的。吕秘书走了，小郑和杜康相视一笑。杜康给这里带来了文明和平等。小郑心说。
读书以及和杜康的接触开阔了小郑的眼和心，他不再听炊事员絮叨，连老冯的传达室也很少去了。有一天老冯告诉他说自己就要回老家娶媳妇了，女方是个贵州来的黄花闺女。消息传开来，大楼里的人要老冯买酒买糖。小郑不会喝酒，他吃着老冯的“酸三色”硬糖，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秦红。
秦红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人长得标致，却是吕秘书紧追的女性。这一点，小郑并不知道。小郑只知道自己心里有了秦红，秦红就像和卢梭一起走进了他的心中。白天他有事没事都要从打字室门口来回过几趟，他甚至把打字室门前那一小段走廊擦得格外明亮。他听说秦红喜欢玻璃海棠就在打字室窗台摆满玻璃海棠；逢晚上秦红加班，小郑便站在院子里的花池前，仰望二楼的灯光。他唯独不敢跟秦红说话，有一回他端着一盆水经过打字室，碰上秦红出来，还是秦红先招呼了一声“小郑”，却把小郑吓了一跳，脸盆跌在地上，溅了秦红一身水。还有一回县政府礼堂开大会，他也参加了，就坐在秦红后边。这使他紧张得发抖，发抖得上牙直碰下牙。为了不让牙齿磕出声来，他偷偷咬住了一块小木片……
咬小木片事件之后，小郑再也无法沉默了。夜不能寐的小郑需要向人述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康。杜康一边鼓励小郑要勇敢，一边“红娘”似的前往打字室替小郑向秦红请求约会。也不知杜康怎样向秦红叙述了小郑，相信他不会漏过小郑咬小木片这个情节。总之标致的秦红答应了和小郑会面，时间是在这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地点就选在杜康的宿舍。为显郑重，杜康还特意把自己那件胳膊肘打着皮补丁的时髦西服上衣借给小郑。当小郑穿起这件透着外界文明的衣服时，杜康发现小郑其实是个英俊青年。
这晚一切都如期进行：八点三十分，秦红来了；一会儿，身着西服上衣的小郑随之也敲门进来。杜康推托去看电影，就离开了自己的宿舍。
谁也不知道小郑和秦红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又谈到了什么，但他们的会面却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分。从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不难看出这初次会面的愉快。十点五十分，杜康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秦红，她步子轻快地下了楼。后出来的是小郑，当小郑替杜康关好门，正要拐进自己的宿舍时，吕秘书从暗处出现了，紧跟吕秘书的是办公室几个科员以及司机和食堂炊事员。他们上前扭住了小郑。
这显然是个“捉奸”场面。
小郑的被捉在大楼里传开，人们说他心比天高，居然把自己弄成了个新闻人物。有人说这是一次诱骗，还穿着花子式的西服。有人则故意去找吕秘书探听这“奸情”的细节。办公室主任要小郑写检查，县长找小郑谈了话。这次他很严肃地指出，正当的恋爱可以，可你们是在深更半夜被人给堵住的呀。小郑啊，检查可以不写，但是你在我身边，我有责任提醒你要注意影响。
县长的话使小郑几乎昏厥过去，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辩白。他摇着头点着头，脸上看不出是要哭还是要笑，他只觉得这楼开始旋转。
杜康不信传言，他相信小郑和秦红的清白，他来向小郑表示歉意。他说是他把小郑和秦红约会的事告诉吕秘书的，他不过是想让吕秘书他们也和他一块儿高兴，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变了性质。小郑并不看重杜康的道歉，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对杜康说，原先我以为你和吕秘书不一样。杜康说现在你以为我和吕秘书一样？小郑说我只知道咱们俩还是不平等。杜康说怎么不平等？小郑说你能把我的事随便对别人讲。
或许杜康真有和吕秘书一样的地方？吕秘书对小郑不好，是想用这不好来证实自己同小郑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杜康对小郑好，是想用这“好”来证实自己同吕秘书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他们关心的本不是小郑的幸福或者过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自己所能产生的分量和影响。杜康不乏自我分析的能力，不过他也许不打算这样分析自己。
“捉奸”的风波未了，小郑又迎接了另一个打击：老家来人报信说，爷爷死了。这天晚上，小郑卷起床上的褥子，让铺在床板上的白羊毛毡露出来，他和衣躺在爷爷擀的白毡上流了一夜的泪。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炊事员叫小郑去喝酒。小郑说不会，炊事员说喝喝不就会了。二人在伙房喝了一些四十七度衡水老白干，就着蒜汁咸驴肉。炊事员对小郑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呀。可人家吕秘书叫捉你就得捉你，不捉就是惹了他。小郑看看炊事员，意思是那天也有你？炊事员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发牢骚，说早他妈不想在这儿蒸馒头了，看哪天非托托吕秘书的门子离开这儿，要么去交通局运管站，钱多；要么去公安局，抓人的事儿，过瘾（这句话使小郑的心隐隐作痛）。可是一天天过去炊事员也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便在饭食上撒气，馒头蒸得一天比一天小，二两的馒头蒸得像元宵。碱也使不匀，馒头不是黄就是绿。
小郑喝过炊事员的酒，也吃了炊事员的咸驴肉，他却再没有话要对炊事员讲。他在心里只把周围的人过了一过，吕秘书，炊事员，硕士生杜康，包括令他激动不已的卢梭……未了他还是想到了老冯。
经历了爱情的失败和亲人离世哀伤的小郑坐在老冯的传达室。老冯不问什么，小郑反倒愿意说说。说起那天晚上，和秦红光说书里的人了，没想到外面就有了埋伏。老冯说又是黑夜，黑夜就不般（比）白天。小郑沉默一会儿，说这几天我只觉得累，先前在乡下，一天赛两三场球，串着村打，也不觉累。老冯说，知道累了就是长大了。
在小郑最伤感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有时和他到泡桐树下散步。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望望二楼打字室的窗子，窗子是黑的。自那天晚上以后，小郑再没见过秦红。小郑和老冯知道，通过吕秘书的活动，秦红就要去省城上中专了，虽说属于“代培”性质，但能拿到文凭。小郑望着黑窗户就止不住落泪，老冯就在这时说起了自己。他说你当我真娶着媳妇了？那个女人，贵州来的，只和我睡了一黑夜，拿了我三千块钱就跑了。个儿又矬，人又丑，右眼皮上还有个萝卜花。到如今，这大楼里的人还当新媳妇在我老家哩。我平白无故地掏钱请人喝酒吃糖，还得假装着挺美——人生在世，谁愿意寒碜自个儿。唉，老冯说，一黑夜，梦似的。这一世界的人我可对谁说去？你哭，可你又丢什么了？你什么也没丢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你，你自个儿心里横竖是明白你。
小郑停住了哭泣，老冯这不为人知的苦处平抑了他的一腔冤屈。他觉得世上的人要想劝人，也得讲个以心换心；他觉得这一世界的人，又有谁比得上老冯更会劝人呢。现在他心里安定多了，就又反过来劝开了老冯，他对老冯说你有的是机会你还不老。老冯笑笑说，你刚来那会儿说我像你的爷爷，算说对了。我哪儿还有三十九岁，过了年就是五十七岁。我不是你的爷爷又是谁？
小郑怔怔地望着树影儿里的老冯，喉头一阵阵发紧发热，他知道要涌上来的已不再是眼泪，那是什么呢？他又一时讲不清。隔了一会儿他只告诉老冯：我不说，你也不用再说。
小郑和老冯散步的时间也是领导们开会的时间，如遇停电，小郑便扔下老冯，一溜小跑着上楼去点蜡。现在他用不着先回宿舍又取蜡烛又拿火柴，火柴他整日整夜揣在衣兜里；蜡呢，他把它们栽在空酒瓶口上，酒瓶就在会议室窗台一字排开。一旦需要，这些托举着明亮蜡烛的瓶子马上就被小郑分布在会议桌上了。点蜡程序的小小改进被县长看在眼里，他觉得小郑聪明了。与会者在烛光照耀下也都变得很精神，他们望着神情沉重、动作轻快的小郑，都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很有些阅历的。
1998年
第十二夜
第一夜
七月的这个下午，我开车从B城出发到马家峪去。马家峪是B城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离B城三十公里，开车只要五十分钟。当初老秦向我介绍马家峪的时候，最先强调的便是城乡之间这种理想的距离：不能说近，可又绝不太远。你花很短的时间就能由一座城市忽然到达一座地道的山村，这种“忽然”感便让不少久居B城的人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马家峪因此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画家。几个月前，已经很有一些我的同行先于我在马家峪买了当地农民的院落，有人还在旧院子里盖起带天窗的新画室。这些院落，多是在山下建了新房的农民丢弃在山上的，马家峪的村民大多已集中在山下开辟了新村。用老秦的话说，农民正一步步挪下山来向城市靠拢，城里人却渴望一步步奔出城去要在山上占领一席之地。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时髦吧。
靠了老秦的鼓动，我去过几次马家峪。每次的落脚点，自然是老秦买下的院子。老秦可说是马家峪新居民中的元老，他告诉我马家峪是他“发现”的，有了他最先在这儿的安营扎寨，才逐渐有了后来的蜂拥而至者。老秦的院子乱糟糟的，窗下的两小畦白萝卜，由于缺水，长得很不舒展。马家峪至今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二里地之外的一个小水库去担。不知为什么老秦还非要种上两畦萝卜不可——他又不管它们。顺着东墙，他又盖起一溜临建似的小房，说是客房，专供像我这样的客人居住。老秦的画室兼卧室也是混乱不堪的：地上戳着敞开口的小米口袋，床上堆着碗装康师傅方便面。三间原本裸着黑檩梁的石头房，他把墙刷白，吊了石膏板的顶子，反倒有股子城不城乡不乡的单薄之气。那时老秦的画架上架着一张未完成的大油画，画面是一枚直径为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人民币。猛一看这枚“大”钱，我立刻想起小时候常唱的那首著名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再细看，这枚陈旧的、旮旮旯旯沤满汗泥和黑色油垢的硬币其实沉重而又世故，真有点捡它不起的感觉。老秦对我说，就这一分钱，折腾了他两个月，杂事太多，老是静不下心来把它完成。
老秦说的杂事照我看都是他自找的。现在他已经成了马家峪买房者与卖房者的中人，整天忙于领着人看房、砍价、立字据、按手印什么的。我知道这种交易违反国家政策，农民出卖的是宅基地，而宅基地他们是无权出卖的，买房的人也就无法享受法律的保护。不过这是一个容易起哄的世道，人们都生怕自己被什么好事落下。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违反政策，我违反一下又有什么不能呢？我决定在马家峪买房，多半也是基于这种心理。何况，老秦给我物色的院子挺合我的心意。那是一个倚坡而建的方方正正的小院，一溜三间北房，年代虽久，但灰、紫两色的石头房基高而坚固，想来隔潮的性能是好的。屋门锁着，不过我并不急于进屋，这一带房屋的格局大同小异。我猜想这屋内的檩梁也定是粗壮乌黑的，我不会像老秦那样吊石膏天花板，黑梁白墙是我想要的风格。院中有两棵笔直的椿树，屋后山坡上是一棵花椒树和几株山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南望去，你面对的是一架线条和缓的绿茸茸的小山。老秦撺掇我说，最重要的是空气，不信你嚼嚼。我品尝着马家峪湿润、清亮的空气，初次觉得好空气的确是可以咀嚼的，特别是站在这个小院里。我决定就要这个院子。由于信息迟于他人，我知道马家峪能供我挑选的院子其实已经不多，这使得我这决定本身也多少带点起哄的味道。我请老秦去打听房主的开价，并嘱咐他越快越好。很快我就见到了房主。房主名叫马老末，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烟黄脸，肿眼泡，看人时目光犹豫，主意却很稳。当他看出我真心喜欢这院子时，便耗着时间（约两个月），并把价格一提再提。后来靠了老秦第二夜
吃过早饭，马老末还无踪影，老秦就让我看他的新油画。上回那枚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据他说已经卖了，卖了六千——老秦在这方面没有虚荣心。我说“一分钱”能卖六千也不错了。新油画是老秦的自画像吧，画面上的老秦正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冲观众笑。老秦说这张画名叫“傻笑的脸”，一个荷兰人已经预订了。我久久地望着“傻笑的脸”，心里却苦苦地想着马老末的行踪。他越是没有踪影，我想买那院子的心情便越是急切。我甚至向老秦表白，只要今天能办妥此事，我其实还可以在价格上做些让步。
过了中午，过了下午，晚饭前，马老末终于露面了。他抹搭着肿眼泡坐在老秦的床边说，那院子，眼下已经有人出到了一万五……接着他就不往下说了。我和老秦都已听明白这是一个要加价的开场白，老秦一边冲我使眼色，一边把马老末叫到院里。两人嘀咕了半天，又一块儿回到屋里，老秦向我宣布了一个新数目——那当然是马老末和我都能接受的一个新数目：一万三千块。我心里已经认了这个数，但还是假装.迟疑了一下。然后，一万三千块，我买下了马老末的院子。照例是由老秦拟定房契，我们三方分别在房契上签字盖章。我收起房契，马老末点清我付给他的钱。当他把钱装进一只粗布小面口袋时，他说还有个事儿，他说他的大姑眼下还在那院里住着。不过老太太七十好几，一直病着，已经活不了多大工夫了，她一死，我立刻就能搬进去。
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老秦也表示了他的惊异。他对马老末说当初可没谈过这一条，当初他提到那院里好像住着个病老太太时，马老末分明答应只要房一卖，他会立刻把他的病大姑接下山去。马老末没有正面否认他答应过老秦，不过他又说，也许老太太明天就死了呢，也许就在今儿晚上。“今儿早起我家里给她去送饭，见头天的饭菜她一口也没吃。”我对马老末说，钱我付了，那院子就已经归我，无论如何你们得立刻把老太太接走。是啊是啊。老秦也附和着。马老末苦笑着说，不是他不接大姑，是大姑她不离开那院子。他看了看老秦，又看了看我，说：“要不你们跟着我过去看看？”他那神情是带有鼓动性的，像是说，看看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她没几天活头儿了。
这一切都叫人恼火。马老末急着要钱，我急着要房，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得盼望那大姑快死。回想刚才马老末鼓动我们去看看的那份神情，就好像此时此刻她说不定已经在那小院里死去。于是，怀着一种既焦虑又残忍的愿望，我和老秦跟着马老末前往我的院子（的确它应该独属于我了）探察。
我的院子与老秦的院子相隔不远，五六十米吧。在黑暗中，我们沿碎石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院，走上那几级高高的台阶。马老末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自己先进屋开了灯，才把我们让进屋去。屋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但四壁空空，给人感觉房主为了卖房，已搬走所有能用的家什。马老末带我们进了东屋，向炕上指了指。借着十五瓦的灯泡，我最先看见的是垂悬在炕沿的一挂白发，二尺来长吧。顺着白发向上看，才见炕上团着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想必那便是大姑了。我没有找到她的脸，没有看见她的蠕动，也没有听见她的声息。马老末熟练地把手放在深埋在那团“搌布”里的某个部位试了试说，唔，还活着。
我又住进了马家峪，这一夜睡得很踏实。因为房子终于到手了，而那大姑也确是垂死之人。
我和老秦的女儿小铭照旧没有什么话说。当我脱掉衣服躺上床时，她忽然告诉我：“女士，你的奶长得好看。”这话出自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之口，不免让人有种惊惧的感觉。我不理她，一心想着我要珍惜我的才情我的时光，躲开所有的喧嚣，在马家峪我的新院子里画些好画。
第三夜
早饭之后，老秦开始忙他那张“傻笑的脸”，我身不由己地又走进了我的院子。我拿着速写本铅笔什么的，站在院里为两棵椿树画了张速写，心中却想着东屋那大姑，她还活着么？不知为什么，面对已然归我所有的院子，我仍然理直气壮不起来。这时我才明白，我所以留在马家峪不走，是在专候那大姑的死讯。她一日不死，我便无法成为这院子真正的主人，而我手中的速写本之类不过是遮掩我这念头的一个幌子。我在院里转了一圈，才犹豫着上了台阶进了屋。自从昨天我和马老末成交后，他便不再为屋门上锁了。我进了东屋，看见了令我不解的景象：炕上，昨晚那一团破搌布样的大姑坐了起来，正佝偻着身子梳她那头雪白的乱发。她那皱纹深刻的脸由于常年不见阳光，泛着一层青白；但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年轻时也许是个美人儿。她凝视着站在门口的我，又似乎对我视而不见。她就那么一直抚弄着头发，直到三挽两挽把乱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纂儿。就像她对我视而不见一样，我也不打算跟她说话。我快速离开大姑回到老秦那儿，把我的疑惑讲给他。老秦说，不能吧，马老末那个大姑，听他说躺了好几年，早就坐不起来了。我说可是刚才我分明看见她在炕上坐着。
老秦就扔下画笔随我一起去看大姑。进院时我们稍显那么点蹑手蹑脚，我们都觉出我们内心的不太光明，但我们还是进了屋。那坐在炕上的真的是大姑，老秦证明。
晚上，老秦下山把马老末找来（这个白天马老末确实去B城卖杏儿了），有些气急败坏地质问他说，你那个大姑不是瘫了好几年么，怎么又坐起来了？马老末立即说，那就是快了，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或许这“回光返照”又鼓舞了我，我决意听信马老末的解释，在马家峪住下去。
第四夜
今天上午，我走进我的院子时，见屋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地坐着大姑。她这种坐相儿实在叫人没有防备，她是怎么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呢？她穿一件月白色夹袄（也不知打哪儿翻出来的），粗布黑裤，梳着纂儿，也洗了脸（不知从哪儿弄的水）。我不想说这景象令我不快，但至少我心中涌起一股子失望。我探询地望着大姑，大姑紧紧地盯着我。我相信那一刻我们看明了彼此眼里的意思：我是来窥测她的死亡的，她却又活了过来；我断定她即将离世，她却活得比我以为的要起劲儿得多。我的眼光有点躲闪，她的眼光深藏着挑衅。我为她用眼光戳穿了我的内心感到窘迫，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她的回光返照啊，可难道这也算回光返照？听人说那种气象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晚上在老秦的画室里聊天，和马家峪几个时髦的男女青年——老秦的追随者吧。有两位走乡串镇画影壁挣了点钱，现在决心抛弃影壁向艺术进军。我向他们打听大姑的身世，由他们口中，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大姑的一些往事。
大姑是当年马家峪唯一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大姑做闺女那会儿，是马家峪的人尖子。有个青年告诉我，听他奶奶讲，马家峪有正月十五打秋千的风俗，那打秋千的又都是清一色的闺女媳妇。打秋千是女孩子们一年中最显赫的特权，也是她们快乐的极致。男人们把秋千架在麦场上，全村老幼都来参观。大姑打秋千远近闻名，她身子轻巧，也胆大，打成“平梁”都不知害怕。她穿着大红袄在空中荡来荡去，仿佛要把自己抛到天上融入云端。她笑着，秋千下的女孩子们尖叫着，至今村中有的老人都还记得当年穿红袄的大姑在秋千上的风采。县里有个基督教堂，马家峪不少村民信了教，大姑和几个姐妹也随着去信教（给人觉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伙人抢着来买房）。有一回做礼拜时，大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一个青年，给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两人便偷着好了。村人对此倍感奇特。不过也有人说，以大姑当年的姿色，即使混在布衣教徒里，也足能引起那北京青年的注意。可是那年轻人，修管风琴的师傅，终归还是回了北京。大姑怀了他的孩子，也坏了名声。孩子生下三天就死了，大姑却为那个修琴的人死守了一辈子忠贞。后来，抗日了，村妇救会号召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大姑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纳的底子是清一色吉祥的“碯”字花形。到了交鞋的时候，大姑也怀抱鞋包袱兴冲冲地去交军鞋，村妇救会主任举着大姑的鞋对在场的妇女们说：“咱们能让前方的战士穿‘破鞋’做的鞋吗？咱们不能啊！”于是，新鞋被扔回到大姑怀里，从此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在娘家度过了一生，她本是那院子真正的房主。
我很想继续在马家峪住下去，一时说不准自己的心绪，似乎已不仅仅是为了等待大姑的死期。但是家里来电话告诉我，单位正在评职称，我申报的是国家二级美术师，需要回去进行答辩。几天的时间，单位、职称、美术师、答辩之类的词汇似乎已离我很远，但一经提醒，我便立刻又自如地进入了B城的“情况儿”。在这方面我并不超脱，我需要乡间的院落，也需要世俗的职称。
第十夜
今晚我重返马家峪，又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房契在我手中已经十天，一切却仿佛全无着落。小铭见了我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女士，昨天我梦见你裸体开车。”我无心搭理她的古怪，只忙着从车上卸下我给老秦带的啤酒、矿泉水和软包装香肠、火腿什么的。老秦一边拉开一罐啤酒猛喝，一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哎，纳底子哪。”
原来，自从我走后，那大姑就开始坐在屋门口纳底子了。老秦自觉接替了我的身份，每日必去我的小院走一遭，侦探似的。老秦是怀着对我的歉意去“侦察”大姑的，大姑坐在门口纳底子的新动向又带给了他新的不安。
马老末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他手中拎个包袱，摊在老秦的桌上，他指着包袱对我说，大姑的“装裹”他们都备好了，她今天能纳底子，不见得就能活过明天。他想用这确凿的“装裹”向我证明，他决不是想收了我的钱，又赖着不腾房。
第十一夜
早晨，我要老秦和我一起到我的院里去，小铭也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清凉的空气使头顶的绿树更绿，脚下的红土更红，错落在坡上的石头房子更亮。我们进院时，发现院子竟然被清扫过：略微潮湿的土地上印着有规则的花纹般的扫帚印儿，使这久久无人经营的小院充溢着人气。大姑果然正坐在门口纳底子，她穿着月白色夹袄黑粗布裤，脑后梳着白花花的纂儿，青白的脸上竟泛起淡红的光晕。她分明知道我们三个人进了院，可她头也不抬，半眯着眼，只一心盯住手中的鞋底，似乎人数的众多反倒昂扬了她劳作的意气。她有条不紊地使着锥子和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淡黄的细麻绳。我认出了鞋底上那吉祥的“碯”字花形。她一刻不停地挥动着胳膊，一阵阵青花椒的香气从后坡上飘来，是风吹来的香气，又仿佛是被大姑的手势招引而来。那是已经属于我的花椒树啊，它当真还能属于我么？
我站在台阶下，望着“咝咝”抽动着麻绳的舞蹈一般的大姑，忽然有种甘拜下风之感。
回到老秦院里，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退掉大姑的院子。老秦说，你就不能再等等？我说，这不是等不等的事。老秦说，再从马老末手里找回那一万三千块钱怕不太容易。我说咱们试试。
第十二夜
和马老末谈话是艰难的，不要他的院子似乎不可思议；请他把钱退给我，那更是天方夜谭。从下午到晚上，事情没有结果。老秦为了帮我退房，比当初帮我买房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他请马老末吃晚饭，请他喝啤酒吃香肠，还送了条云烟。马老末就是一句话：“我真闹不清你们这是为什么，那么好一个院子。”我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坚持退房并要回我的一万三。马老末说，钱他是一分也拿不出来，给他一个远房侄子拿走投资开铁矿去了。我说那么我就要考虑诉诸法律，马老末说那你就上法院告我去吧。说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下山去了。
老秦说，你还是要了那院子吧，你知道法律不保护咱们这种交易，你去哪儿告马老末呢？我说我决不再要大姑的院子，并且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我说着拔腿就走，老秦跟了上来。
大姑的院子里，东屋亮着昏暗的灯光。她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还在低头纳底子。她有条不紊地使锥子使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细麻绳，伴着“咝咝”的抽线声，她抡动着胳膊舞蹈一般。一切都和上午一样，她只是挪了个坐的地方。我站在屋门口，老秦站在我的身后。我说，嗯，您能听懂我的话吧？我说，这院子我不买了，嗯，不买了。我说，我愿意让您硬硬朗朗的。我说，您的花椒树可真好，山杏儿也好，嗯。
我不指望大姑开口。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从不开口。可她却抬起了头。她看着我，那眼神里有诧异和失望，或许还有几分没有着落的惆怅。好比一个铆足了劲上阵来的拳击者，却遇到了对手的临阵脱逃。
当大姑收回眼光又低头纳起底子时，我和老秦就出了屋。走到院里我听到身后一个轻微的响动，是东屋炕上的响动。我们返身回去，见大姑已经倒在炕上。老秦伸手在她鼻下试试，说，死了。
次日我开车返回B城，老秦让我把小铭捎回城去。我们一路无话。快进城时，她冷不丁问了一句：“女士，你见过管风琴么？”
至今我也没能从马老末手里追回我那一万三千块钱，听老秦说，马老末已开始背着老秦，四处物色买房的人了。
1998年
逃跑
二十多年前，老宋从北部山区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剧团。
那正是城市居民储存大白菜的时代，储存大白菜半是生活需要半是政府号召，因此买大白菜还有一种买“爱国菜”的名义。冬天，大白菜下来了，各户都要买回足够全家吃到来年开春的大白菜。那时的蔬菜市场和居民的关系，就是菜农用大小车辆把“爱国菜”送至各家各户的关系。
一个黄昏，老宋被亲戚领到团长面前。团长正在卸大白菜，一辆胶轮大车正停在单元门口。白菜刚被过完秤，码成齐腰高的一堵墙，少说也有七八百斤。待团长给菜农数完钱，打发他离去，亲戚才对老宋说，这就是团长；又对团长说，这就是老宋。团长不在意地答应一声，只一个劲儿地打捋他的“爱国菜”，显然他是在琢磨怎样尽快把它们运上楼去。老宋看出了团长的意思，问了声：几楼？亲戚替团长回答说四楼。老宋便说：叫我吧。像很多北部山区的人一样，老宋把“我”说成“饿”。说完，他左右开弓地夹起四棵菜就往楼上走。亲戚和团长站在楼前聊起天，谁也不去理会老宋的搬菜运动。当他们再次注意到老宋时，白菜已被搬运一空。这时团长才想到请亲戚和老宋上楼坐坐。他们上得楼来，见白菜正好被码放在团长想要码放的地方——无非是楼梯一侧，门的两旁。
团长领亲戚蹭着白菜侧身上楼侧身进门，把老宋让进客厅，拉开灯。亲戚坐下了，老宋却坚持站着。团长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眼前的老宋。老宋五十岁左右，个子偏矮，阔嘴、大脸，属于那种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忠厚长相。他的站相儿不是有些山民的瑟缩，他身子稍稍前倾，垂手侍立，像个老杂货店的伙计，仿佛随时都准备从柜台里探出身子，谦逊、热情地侍候来客。团长暗想，这分明是一个干活麻利、不招人讨厌的人——老宋是被亲戚介绍来这团看守传达室的。后来团长便和亲戚讲起他被借调出国赴意大利演出的事。这团常有人被借调出国，但他们并非担任主演，而是去做“武行”，这团的演员武功好，善翻打，跟头翻得漂亮。团长此行便是去意大利翻跟头的。提起意大利，一直不曾开口的老宋突然插了句嘴，说，意大利属南欧，从地图上看像只靴子，高跟的。他把“高跟”说成“高更”。团长笑了，不是笑他的口音，是惊奇老宋的出其不意，聪慧和文化兼而有之的出其不意。不用说团长本人，就是这团文化水平最高的编剧，也未必想到意大利像只高跟靴子。团长的笑给亲戚和老宋都增强了信心，亲戚再添油加醋对老宋的优势做些讲解，诸如家庭情况简单，老伴已去世，一个闺女也嫁了人，他工作起来定会专心等等。老宋的事就这样定了，他成了这团传达室的长期临时工。
老宋任传达的这团叫灵腔剧团，国营。这灵腔在北方虽然不能和京、评、梆、豫相比，但在这一方，这半个省吧，还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老一代的名伶，男角就有六岁红、八岁红、九岁红；坤角也出过大绿菊、白茉莉、晚香玉。近几十年有过几次进京调演，几位年轻艺人和“梅花奖”也曾经擦肩而过。灵腔还参加过数次省剧地位的竞争，虽未成功，但毕竟又给这剧种增添了一些光彩。在剧场艺术不景气的大形势下，灵腔团却磕磕绊绊地生存了下来——当然，每年的四百场“野台子”，是维系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
老宋在团里的任务是传达、收发，兼烧一个开水锅炉。中国人对开水本来就情有独钟，开水对艺人则更显重要。演员进排练场之前，水瓶子里的茶叶必得先用开水沏上，之后随喝随续，一续一天。不光演员，家属们也需要定时定点打开水，届时或拎壶或提桶，鱼贯来到老宋的锅炉房。打开水，对于一个剧团，乃至对于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真是一件实实在在、心照不宣的便宜事：开水，白打！老宋也深知这点，所以他对人们的开水观就格外重视。每天早、中、晚，锅炉不仅定时定点烧开，温度也绝对可靠。那时，老宋还必得站在当院，亮起大嗓喊几声：“水开了！”老宋所站的当院，正是这团一面为办公楼，一面为宿舍楼，一面为排练场的三面合围的中心地带。老宋一喊，果然人们都坐不住了，即使有的人家暖瓶正满着，老宋的喊也会让他们心动地再去打上一锅——端回家可以把脏污的下水道冲冲，开水冲油污，有劲儿。再说，老宋的喊里是有称谓的，这称谓似更能激起人们对开水的热情。为了这称谓，当初老宋还颇费了一些心思：他当怎样称呼他们呢？喊团长水开了？他却不能只招呼团长一家，那岂不是眼里只有领导么——这不符合老宋的做人准则。喊演员们水开了吧，这楼里还有不是演员的职工。喊同志们，同志们水开了，又仿佛把自己摆错了位置，仿佛是一个领导在向大伙儿发命令。什么也不说呢，就喊水开了水开了，可那是一种对所有人的失礼。发愁的老宋沉思良久，最后想起了一个称呼：老师。老宋最尊敬的人莫过于老师了，自己那点有限的地理知识，就来源于他在乡村初中时的老师。那时，他最喜欢的课就是地理课。后来因为家境不好，他只念到初二。现在老宋决定将全团干部演员职工家属统称为老师。老师这个称谓毕竟谁都不反感，演员听了高兴，领导和职工家属也不会挑理，无亲疏远近之嫌，无厚此薄彼之意。于是，老宋就站在院子当中开始了他的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水开了！
时间久了，团领导竟把老宋的呼喊固定成最好的因事昭示全团的形式。比如开大会，比如演出出发前的装车，比如年节时分大米，比如和哪位老艺人的遗体告别，都是老宋站在院中呼喊：老师们开会了！老师们装车了！老师们分大米了！老师们和九岁红老师告别了！九岁红的后代听出了别扭，想去找领导反映，一位唱小生的老夏说，今天的追悼会就靠了老宋这一嗓子，开得多热闹。你要靠领导通知，人们十有八九不到，你说哪个划算？
不过，这并不是说老宋是一个喜爱喧闹的人，相反，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居多。他的语言似是很金贵的，不像他的两条腿那样勤快。每天，他按时出入各个办公室和排练场分发报纸、杂志、信件。他步履轻捷，悄无声息，就会把报纸、杂志分送给该送的人，且从未出过差错。就连家属中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所订的名目古怪、图文花哨的报刊，他也会毫无怨言地亲自送至他们手中。那时他只有两个字：你哩。他把“你的”说成“你哩”。除了分内的事，分外的事老宋也没少做。二十多年来，光是搬白菜，这团里有谁家没让老宋帮过忙呢？没有。后来，储存大白菜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这团里的家属们需要老宋帮忙的事情却没有过去。五楼的人们说，老宋，帮我把这罐煤气扛上去吧。三楼的人们说，老宋，我买的沙发来了，你给搭把手吧。一楼的人们基本不用老宋帮忙抬东西，但有几位妇女喜欢织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她们坐在院子里，坐在传达室门前的树阴下忙手里的活计，见老宋有空，就喊，老宋过来，给我架着毛线。老宋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和女性家属面对着面缠毛线，一边静静地听她们聊天。有时她们也打趣他，说，老宋，你看上我们当中的谁啦，我们就照着模样给你“踅摸”一个。老宋落寞地笑笑，撑着毛线的双手撑得更开，猛看去，好像要抱住眼前的谁。这场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却从来没人说闲话，就因为坐在对面的是老宋，老宋的人品这团里的人是心中有数的。
老宋管传达，管收发，管喊老师们打开水，管各家轻轻重重的琐事，有时还兼任团里的炊事员。逢团里赶台子演出时，炊事员临时有事走了，老宋就来了。老宋一锅煮五六十号人的面条，不夹生，不煳锅；捞出面条，再切十五斤黄瓜的菜码儿，面条都不见“坨”。当演员们脸上带着妆拿着大碗打面条时，老宋每一把抓起的菜码儿黄瓜丝不会差出三五根。演员们都夸老宋分菜码儿没偏向。
老宋在这团里自然是被人喜欢的，但他并非同谁都一团和气。遇到真正较真儿的事，老宋从不丧失原则。他会毫不客气地对一位端碗打饭的旦角儿说，哎，你等等，今天你脑门上的小弯儿可没贴正，第四个、第五个小弯儿应该紧贴眉梢儿。他也会突然对一位光着膀子的男演员说，要是在台上，你可不能嫌热就不穿“胖袄”。唱小生的老夏在这团里算是老宋的好友了，老宋照样会在某些时刻叫老夏下不来台。有一回，他突如其来地问老夏，夏老师，你演过《吕蒙正》没有？老夏说演过。老宋说，你把出场那四句唱，给我唱一遍听听。老夏说，你这是考我，我给你念念吧。吕蒙正是个穷生，上场四句唱是这样的：天无事星斗浑，地无事草无根，君子无事大街上混，凤凰无事落鸡群。老夏念完问老宋有什么破绽，老宋说，从字音上听没什么破绽，我是问你天无事是哪个事？老夏说事情的事呗，还能是哪个事。老宋道：错了，应该是形势的势，势力的势。这四句唱是说天、地、人，也包括凤凰，失去了势力一切就变样了。老夏不服老宋，坚持他的“无事”说，并要求老宋和他一块儿去问团长（那位当年买“爱国菜”、现已退下来的老团长）。两人找到团长，团长说，都是跟师傅模仿的音儿，说不准。出了团长的家，老宋说，翻跟头的事儿你问团长行，这件事终归你得问我。老夏琢磨出老宋有道理，就说我请你喝酒吧。老宋说，我得回传达室喝疙瘩汤。
后来老夏还是追到传达室邀请老宋去他家喝酒，推开门，见老宋正蹲在地上，直接就着一口铁锅呼呼地喝疙瘩汤。在从前，这团里的人们好像谁也不曾留意老宋怎么吃饭又吃些什么饭。其实老宋一直就这样吃饭，蹲着，就着一口锅。就像从前在老家，在山上，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在场院里。那时他有家，有女人。现在他只有一个自己，怎么吃不是个吃呢。必要时他甚至可以连碗都节约掉，直接从锅里舀着吃，也省得刷碗了。老宋给团里煮面条、分菜码儿一丝不苟，自己吃饭可就潦草多了。这使老夏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看着老宋的吃相儿，看着他那白菜帮子似的脸色，提醒老宋说，老宋，咱们得讲点营养，看看你的脸什么色儿？白菜帮子色儿。你得吃肉。
对老夏表现出的友情，老宋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是不想领受，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毕竟不是一种人。友谊这东西，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言，不能说老宋浅薄。老宋对老夏的提醒，只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心想我还不懂营养？人体每天所需热量至少是两千大卡，我离这还差得远哩。我讲营养，我那乡下的闺女呢，我那外孙子呢。慢慢地，他只向老夏诉说了一些家事。他那嫁了人的闺女，嫁的是一个更穷的地方的懒人。前几年那人忽然扔下老宋的闺女和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不知去了哪里。闺女的日子很难，处处得老宋接济。老夏明白了：怨不得。又过了些时候，老宋的闺女领着他的外孙子到这团里来看老宋，老夏想，唔，这是挤老宋的疙瘩汤来了。
老宋的闺女，看上去有点闷头闷脑，穿一身乡村集市上买来的墨绿色假警服——那些年乡村中的男女很喜欢穿假警服，肩上钉着似是而非的肩襻儿；春秋单穿，冬天就罩上棉袄。老宋闺女的假警服里就套着红花棉袄。棉袄肥，警服瘦，警服把棉袄勒得下摆都冒出来。老宋的外孙当时刚及上学年龄，和母亲一样，穿一身儿童号码的假警服，自觉站在这院里就有了威风。在老宋看来，日子虽难，可也算天伦之乐。有时闺女也给老宋包饺子，馅儿里没肉，只放些白菜和虾皮。闺女的手艺也不济，饺子包得“坐”不住，都瘪瘪地仰在盖帘上，俗称“仰巴饺子”。可那毕竟是饺子。那时闺女在屋里包着饺子，外孙在院里跑跳。老宋看看屋里，又看看院里，他是满足的。当外孙捡起一个扔在院里的破足球就踢时，老宋以进城多年的观察力，看出了外孙踢球姿势和跑跳姿势的村气。他发现外孙跑时胳膊端在两肋边不摆动，脖子生硬地僵直着，上身向后捎，肚子朝前挺，仿佛他不是用腿在跑，而是用肚子在跑。当他起脚踢球时，便缩起脖子，咬紧牙关，好似蹬踹一块石头。老宋告诉外孙，踢足球学问可大哩，可不是你这样。外孙就问那是啥样？老宋知道一句话讲不清，自己又不会示范，便说，先照着你的样式踢着玩儿吧。临走，外孙非让老宋给他买个足球不可。老宋没给外孙买足球，他想，一个球就是一个月的粮食钱，目前全家人急需补充的是卡路里——热量。
光阴像箭一样。
老夏要退了，老宋也更老了。他走路不再是快步，有点拖着腿的样子。当他走过来，人还没到眼前，你就能听见鞋底蹭着地面的嚓嚓声。时代在变，这个团也不断改变着一些旧习惯。比方遵照市政部门“天要蓝，水要绿”的要求，取消了开水锅炉。这使老宋轻松多了，他再也不必老是惦记着站在院里喊老师们打开水了。他开始在别的方面出错儿，他的记性差了，有时候会把张三的信送到李四的办公室去。有时候团长让他喊开会，他也忘了喊。但是这团的人们念着老宋的为人和他的孤单，他们没有辞退他，他们对他的出错儿持宽容的态度。是人哪有不出错儿的？而且他们假装没看见他的出错儿。直到有一天，老宋的腿不争气地真出了大毛病。
二十多年老宋没有病过，白天尤其不愿意躺在床上。那个白天他躺下了，还叫来了老夏。他对老夏说，我得上医院。
老宋的腿病老夏早就知道，他患的是左下肢周围血管综合征，俗称老烂腿。老夏也知道，老烂腿不及时根治，还有截肢的危险。从前老夏替老宋瞒着，现在是瞒不过去了，老宋的腿肿得像檩条，淌着脓血。老夏用自行车驮着老宋去了医院，医生为老宋检查之后说尽快手术吧，保腿要紧。老宋问手术得多少钱，医生说，一万五左右，要看手术难度和住院时间长短。老宋说怎么这样贵，医生说，这种周围血管病，血管要一根一根地收拾，神经要一根一根地接上，接哪根神经不得几十块钱？老宋对老夏说，咱们回去吧。
一万五千块，对老宋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他全部的积蓄连一百五十块钱也不到。回到传达室，他不再往床上躺，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半天，老宋对老夏说，由它去吧，反正我也老了。哪里黄土不埋人，我也该叶落归根了。老夏说，你说到哪儿去了，哪有过不去的河？
老夏安慰了老宋，但要过河谈何容易。他想去找领导，转念又想，这可不是领导一拍板会计就点钱的事。一个刚够发工资的剧团，不用说临时工老宋，老夏自己口袋里就经常装着报不了销的药费单。这样，他走到办公楼前就站住了。当年老宋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分大米了”……的时候就站在这里。老夏站在这里，心中涌起一股子说不出的热望，他想，何不把老宋的事用老宋的办法昭示一下全团呢？第二天，办公楼门前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尊敬的老师们，目前老宋遭了大难，请大家都献出些爱心吧！接下来，告示写明了老宋的病情及所需费用的数目，请大家量力而行。末尾的署名是老夏本人。老夏写给全体老师的告示果然在这团里发生了效应，全团上至团长，下至演职员工及家属都献了爱心。
老夏走家串户，挨门敛钱，折腾了几天，却只敛够了那个数目的一半。于是他又把从前在这团里工作过、后来调走的人列了个名单，骑上自行车，到这城市的四面八方去找这些人。老夏见到他们，口沫四溅地叙述着老宋的不幸，以唤起他们更大的同情。其中一位从前在团里搞灯光，后来自己辞职出去卖音响的青年慷慨解囊，答应其余的钱全部由他出。他说，从前在团里工作的时候，他正在搞对象，每天夜里两三点才回来。每次敲大门，睡梦中的老宋都会及时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开门，而且既不打听，也不抱怨。团里要给这青年处分，找老宋作证，老宋说没见这青年晚上出去过。这青年对老夏说，就这一条，我终生不忘，我太太知道也得找老宋去磕头。
老夏成功了，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为老宋筹集到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元人民币。为此，他专门找到现任团长，邀团长同他一道去给老宋送钱。一来显得郑重，二来也算有个旁证，团长可以证明他把捐来的钱一分不差地奉献给了老宋。两人于当晚来到传达室，将这笔钱郑重地交给老宋。
老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耳朵嗡嗡作响，身子像坠入云中。眼前的两张脸影影绰绰似有似无，声音也远得不行。唯有那厚厚的一摞钱铺天盖地堵在眼前，那不是别的，是真钱啊，那是老宋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钱，一次，这么多。
老宋一夜没睡，他数了一夜钱。他把它们分门别类再排列组合；他一张一张地抚摩它们，一张一张地在灯下照它们，一张一张地把鼻子凑上去闻它们。一些新钱嘎巴嘎巴响得很脆，在沉静的黑夜里惊天动地；一些旧钱散发着微微辛辣的油腻味儿，或者黏黏的霉潮气。即便一张两块钱的旧票，压在掌上也是沉甸甸的，直压得他掌心下坠。老宋数完钱就开始想心事，他想，难道他的腿真有病吗？难道他真的要把刚刚数过的这些东西都扔给医院吗？想着想着，他忽地站了起来，伸出左腿上下打量着它，或者叫做掂量着它。他决心不再相信这条肿得檩梁似的腿是条病腿。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给自己摆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他右脚离地，单用那病肿的左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他竟然金鸡独立般地站住了。他又做了几下类似儿童踢毽子、跳房子之类的动作，居然也做出了。接着他想起演员练功时的大骗腿儿、打飞脚、旋子这些用腿做出的高难动作，他依次模仿起来，形态虽然怪诞，却是悲壮。这些动作将老宋折腾得激动不已，直到他稀里哗啦摔在地上，一个形象才确凿地来到他的脑海中，他双手掐住他的病腿想，这哪儿还是一条腿啊，分明是一个烂冬瓜。传达室的灯亮了一夜。
早晨，老夏吃过饭，就来叫老宋去医院。双眼布满血丝的老宋说，我想等一天，等我闺女来了也不迟。老夏觉得有道理，动手术是要家属签字的，老夏终归不是老宋的家属。
这天晚上传达室分外安静，老宋八点钟就熄了灯。第二天，当老夏又来传达室催促老宋赶快去医院时，发现传达室已空无一人。老夏骑车赶往医院，医院并没有老宋。为老宋做过检查的医生说，那个病人来是来过，又走了。老夏说，他不是来住院做手术的吗？医生说不是，只是问做静脉修复术便宜还是锯腿便宜。医生告诉他当然是截肢手术便宜，两三千就够了，他听完就走了。老夏回到团里，又来到传达室，先发现窗台下的桌子正中摆着一串钥匙。老夏认出，这是老宋掌管所有门户的钥匙。再细看，见老宋的床上被褥没了，一只放衣服的白色小木箱没了，地上的铁锅也不见了。老夏想，这是走了。他不忍心用逃跑来形容老宋。
自此老宋就从这个灵腔剧团和这个城市消失了。
老夏终于气愤起来，团里的老师们也气愤起来，老宋的不辞而别显然是愚弄了他们。他们那一片爱心呢？他们的钱是血汗钱，冬演三九，夏演三伏，一天三开箱。尤其让老夏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纷纷在他面前发些抱怨。人们对他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人们对他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告示可是你贴的。说得老夏一激灵一激灵的，好像是老夏骗了大伙儿的钱，并且协助了老宋的逃跑。老夏去找团长，要求团里派人把老宋弄回来，把事说清楚。团长说，一个临时工，怎么去弄？他和团里连个书面协议都没有，人家本是来去自由的。老夏想起当年老宋的到来是靠了一个亲戚的介绍，那亲戚当是住在本市的。于是老夏七拐八拐又找到了老宋的那位亲戚，向那亲戚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情急之中嗓门就有些高亢，像要吵架。最后他态度鲜明地向亲戚宣布说，老宋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而且伤害了团里所有同志的感情。
老宋的这位亲戚对老夏的慷慨激昂并不买账，说，同志们为老宋捐款，我在这儿替老宋谢谢大伙儿了。你说伤害感情，话就扯得有点远。钱不是老宋逼你们出的，是你们自愿。自愿把钱给了老宋，钱就当属于老宋。老夏打断亲戚说，可那钱是捐来专为给他治腿的。亲戚说，他不是已经治了嘛。老夏说，他是怎么治的？亲戚说，不瞒你说，他回老家第二天就去县医院把腿锯了，那儿更便宜，两千不到，无须住院，随锯随走。老夏惊呼道，我娘哟！亲戚说，腿在他自己身上长着，怎样处置自然是他自己说了算。他这么盘算又有什么过失？剩下一万多又有什么不好？一个乡下人，又是穷闺女，又是穷外孙子的。
老夏没有再和老宋的亲戚矫情，却也没有被这位亲戚说服。他只是，只是久久地愤怒难平，疑惑难平。他难以相信那亲戚的话是真的——锯条人腿怎么也不能像锯条板凳腿那么简单。不久，团里有人从北部山区演出.99lｉｂ.回来，告诉老夏说在新开发的一个旅游景点看见老宋了，老宋坐在一个小铁皮房子里卖胶卷。老夏忙问：腿呢？他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演出的人说没看见，他坐在窗口，只能看见上半身。
老夏决心去北部山区旅游一次，他很想亲眼目睹那逃逸的老宋之现状，很想用这亲眼目睹来刺激起对方的尴尬、难堪和愧疚，他并且要直接领受对方这尴尬、难堪和愧疚。好比一个专测人隐私的暗探，又如同一个追踪犯人的警察。不能说老夏这按捺不住的想法有多么厚道，可也不能说他这想法完全不合情理，毕竟他为保全老宋的腿出过大力。他坐上长途大巴，经过了六个多小时的旅途，到达了老宋的家乡，到达了那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他下得车来，直奔车站周围那一片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商亭，几乎没太费劲，他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小铁皮屋子旁边站着老宋。老宋拄着双拐，正指挥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往小屋里卸货。老夏的目光停在老宋的下半身，左腿那儿空着，挽至腿根部的空裤筒好像一团揉皱的搌布。这使老夏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一时竟想不好到底该不该去和老宋打招呼。
拄着拐的老宋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老夏，顿时停下对那年轻人的指挥，木呆呆地愣在那里。接着，老夏在老宋脸上找到了他想要找的表情：尴尬、难堪、愧疚，还有受了意外惊吓的恐惧。这使老夏想到，老宋到底是个有文化的人，深深懂得自尊。可他还是不知如何上前去同老宋打招呼。突然间，老宋撒腿便跑，他那尚是健康的右腿拖动着全身，拖动着双拐奋力向前；他佝偻着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他的奔跑使老夏眼花缭乱，恍惚之中也许跟头、旋子、飞脚全有，他跳跃着直奔一条山间小路而去，眨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正在卸货的年轻人不知出了什么事，看着近前的老夏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姥爷？老夏说是，我们是老……朋友。年轻人说，你好像把我姥爷给吓着了。老夏答非所问地说，你是老宋的外孙子吧，十几年前我在我们团里见过你。那会儿你还小呢，在院子里踢球。外孙子说，原来是这样。那我姥爷为什么一看见你就跑呢？老夏想了想，说，也没准儿你姥爷是给我买肉吃去了。外孙子说，看着你怪渴的，喝一瓶康师傅冰茶吧，你是我姥爷的朋友，不要钱。
老夏说，不不，你们不容易。外孙子说，现在好多了，我姥爷从城里回来才开了这个小卖店。那会儿我让姥爷给买个足球他光说没钱，敢情攒了一万多呢。老夏问这个店一天能赚多少，外孙子说赚个六七十块吧。老夏想，五天就能赚出看传达室一个月的钱了。外孙子把冰茶递到老夏手里，老夏坚决不要。外孙子又说，那你拿上一张旅游图吧，看图旅游省得迷路。这里的山水很好看。
老夏接受了外孙子赠送的旅游图，他把它打开，外孙子热心地指着图上的几处，再次介绍说，这里的山水很好看。老夏似是而非地看着地图，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外孙子指着地图又说，你看我们这块地方像什么物件？老夏说看不出来。外孙子说，像只靴子，高更（跟）的。我姥爷告诉我的。老夏细看地图，这才看出老宋家乡的形状正好比一只靴子，如同当年老宋对意大利的形容一样。他想，这地方如果没有开发，就不会有人为它绘制地图，热爱地理的老宋便终生也不会知道，他的家乡在地图上也是一只靴子。
这本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话题，只是，老夏似乎再也没有机会同老宋讨论这个话题了。
2003年
安德烈的晚上
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它四周的乡村，农民几百年来靠种棉为生。所以，当有一天这座城市突然在棉田的包围中矗立起来，人们就想，让我们拿什么来作这城市发展的根基呢？我们有棉花，也许我们应该建造纺织厂。于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当九十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远远看去，这两个站立了四十多年的瘦削的大字，好似两个彼此相望，却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孤独的舞者。
接着，有外地工人为支援纺织厂的生产一批批进入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学会了吃鱼；上海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体味了糯米的奇妙。这是一个由纺织工人填充起来的城市，一个让苏式住宅覆盖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安德烈姓安，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安德烈这名字是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本身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安德烈的父母就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由上海搬入这里支援城市建设的，他们都是中学教师。父亲穿过苏联印花布衬衫，母亲也穿过苏式“布拉吉”。当年他们都向往过苏联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们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长大之后能够去苏联留学。当然，他们想不到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快速变化，使安德烈不再会有去往苏联的可能。不过，假设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吗？他的父母从没问过他有什么打算，他的打算对他们也许并不重要。
那么，安德烈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得知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插队，安德烈却由于母亲一个熟人的关系，进一家区办罐头厂当起工人。这在当时特别叫人羡慕。但让安德烈高兴的并不是他留在城市里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刚也留了下来。
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块儿上了同一所中学。小时候，他们永远坐同桌，他们一块儿写作业，他们合伙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们互相串门——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刚家去。李金刚的父母都是来自天津的纺织工人，他们家就在纺织厂的某一片苏式住宅区里。安德烈喜欢李金刚的居住环境，那些一模一样的楼群和一模一样的楼间花园给了他一种生活本身的宽厚和稳定感，无论从哪一个单元里出来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觉这些大楼的哪一扇门都可以是李金刚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他家住在父母为之工作的中学宿舍区，有点严肃，叫人拘谨。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棍车上买过冰棍喝过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进戳有“舞会”大字的职工俱乐部看过大人跳舞。他们还在小花园里剥过一只死猫的皮（猫是李金刚掐死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高年级的一些造反同学曾经在校园里堵住安德烈，质问他为什么起一个“苏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边的李金刚挺身而出替他作了回答：“为吗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个德哪个烈吗？是朱德的德列宁的列！”高年级同学被朱德和列宁镇住了，李金刚的天津口音也使他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李金刚的机智勇敢更是将安德烈深深折服。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那个烈字去掉了下边四个点。日月如梭，李金刚始终是安德烈须臾不可缺少的挚友。他们从两个男生长成了两个男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刚一直在纺织厂当电工，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妈的女儿，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恋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这种依恋，出于对这女孩子的怜惜，他们愿意安德烈娶她为妻。或者，这种考虑还出于上海人的清高和对这座城市的提防，他们愿意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们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这暗示。当他接受了这暗示的时候，他第一次试着用打量恋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结果他发现无论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恋人。她苍白、纤弱，下颌尖尖的，老爱半张着嘴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随时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应该怎么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执拗地想起他刚当工人那会儿，十七岁吧，有一天和李金刚一块儿到纺织厂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间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轮流使用。他们进来的一个小时前，女工们刚刚使用过这间浴室。虽然浴池里的洗澡水已经换过，但室内仍然蒸腾着让男人敏感的女人的体味儿。安德烈迈进浴池的时候，就在一团团热乎乎的女人气味中，发现浴池边缘散落着几枚女工遗忘的黑色发卡，其中一枚还缠绞着一丝纤细的长发。他长久地盯着它们，体内突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几乎无法自持，他把自己潜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涩。他冲动着，头脑里闪过班上一些女生的样子，他发现他头脑中的女性里没有他的表妹。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怎样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决定结婚了。父母为他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没请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马和一桌有别于平时的晚饭。那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桌上摆一瓶八毛五分钱的红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庆。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兴奋地猛喝一大口，结果她让酒给呛着了。酒呛得她剧烈地咳嗽着，单薄的肩膀抖得厉害。当她终于平息了咳嗽，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安德烈注视着表妹跳动的眼皮，他看见有一颗眼泪从她稀疏的睫毛下边钻出来，顺着眼角流到颧骨上。表妹的眼泪使安德烈有种重任在肩之感，他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妈承担起照顾这孤女一生的义务。他认可了这个事实和义务，>藏书网一边又有点心酸。他抽空儿去了李金刚家。当他走进那片熟悉的楼群，当他推开李金刚家那扇被他推过无数次的门时，他几乎落下泪来。李金刚知道他要说什么，拉着他到小酒馆喝酒。但是安德烈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掉泪。他只是需要看见李金刚，和李金刚待一会儿。在安德烈的生活里，从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别的男性朋友了。
后来，安德烈有了女儿。女儿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产之后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安德烈需要照顾两个病人，对此他却没有更多的抱怨。也许因为他是个健康的男人，他体态匀称，行动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备这样的健康他理应照顾病弱的亲人。也许不仅仅因为他健康，是他那后退的思维使然吧：生活要我这样啊。有时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经是罐头厂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进厂之初，“罐头”一词在中国还是与“奢侈”一词联在一起的，它不仅标志着食品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档次，也常用于某人揭发批判某人的生活方式腐朽，诸如：“某某一家不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然常常拿罐头当饭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头倒进垃圾桶，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头是尊贵的，罐头又似乎应该受到鄙视。可罐头毕竟是馋人的，于是做罐头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视。那时安德烈每月都能从厂里带回一些免费的罐头给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楂、糖水鸭梨……这是厂里给工人的优惠。这种时候他从不忘记李金刚，他常在下班之后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刚家也给他放下两听糖水蜜桃什么的。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够吃饱饭，还能隔长补短地享受一个罐头，生活就显得挺安稳。安德烈和李金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生活是满意的。
但是时代不饶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当这个城市忽然有一天连美国苹果和委内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摊上随处可见时，当人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也渐渐多起来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光顾那些吃着不新鲜，开起来又费劲的糖水蜜桃罐头呢。安德烈的罐头厂只能生产千篇一律的水果罐头，没有上马新品种的技术、资金和设备，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后来，工资发不出来，厂里就用罐头顶工资，每月发工资那天，工人们只能把几箱罐头领回家。
安德烈在封盖车间干活儿，从前他坐在传送带前看无数玻璃瓶从眼前流过，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盖机咬住瓶口，密封之后再从机器下滑出来，闭着眼他也能毫无差错地将它们各归其位。这种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需动用强体力，却尽了动用体力之外的语言——闲聊天，久而久之，这车间的工人就把聊天当做了劳动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时进厂。因为坐对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说话最多。二十多年之后，当有一天安德烈决定离开罐头厂时，他发现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时间，却原来是和姚秀芬一起度过的。聊天使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经历，甚至彼此爱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虽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爱吃饺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没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个朋友叫李金刚，纺织厂的电工，还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爷爷奶奶就在这城市的周围种棉花。他们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结了婚，他们吃了彼此的喜糖，还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儿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妇和瘫痪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时候迟到，是因为给老人换尿褯子……他们有一搭无一搭、有上句没下句聊着，姚秀芬羡慕安德烈好听的普通话，却不修饰她的本地口音。她还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这城市独有的词，比如她把“告诉你”叫做“递说你”；请人拿好一件东西时，她会说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话使安德烈觉得真实而有生气，她的口音伴随着封盖机单调的“咔哧、咔哧”声，从不使安德烈感到沉闷。中午了，当他们更熟一些的时候，也交换彼此饭盒里的午饭。在这时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现得要主动，当她得知安德烈喜欢吃饺子以后，她的饭盒里有时候就装着饺子。她把饺子换给安德烈，从安德烈饭盒里要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块烙煳的饼，或是两个蒸得碱大的馒头。她观察着安德烈制造的食品，告诉他制作面食的一些常识，比如饼煳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火急，二是面硬。还有什么“软面的饺子硬面的面”这类的口诀。有一个中午，车间里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饭，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饭盒里一块又干又硬的葱花饼，突如其来地落下了眼泪。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对着嘴里的硬饼说：你是一个男人，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想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说，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藏书网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做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都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生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拣着好侍弄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人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的让大家说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搡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听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地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七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七点至十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个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家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疾，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发现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来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家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须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战。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看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走上了楼间甬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和房号，就算是为了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99ｌｉb.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想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嘛，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仍旧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没有把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来他和李金刚在这里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想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忆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十点钟就这么来到了。十点钟让安德烈作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也就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家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他骑上车往家走，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
1997年
编辑杨必然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高，胖，白，戴眼镜。镜架是六十年代那种普通透明塑料的，架在杨必然的鼻梁上却不显落伍，反倒平添了一股子天真的学生气，也与他那个绰号合了拍。杨必然在编辑部有个绰号，人称大胖孩子。杨必然也有可能被称作大胖子的，可他没有。大胖子和大胖孩子不同，大胖子听上去总有那么点咄咄逼人的世故，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人叫做大胖孩子，至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贬义。
日常生活中的杨必然，有着孩子样的执拗、孩子样的随和，也有着孩子样的令人捉摸不透。他牙齿清洁，指甲整齐，头发有点提前谢顶，平白无故地就爱出汗，即使严冬季节在户外。他离过一次婚，就在一个严冬季节。离婚是女方提出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合。比方说，杨必然有时候喜欢在夜间走路。他常在午夜之后从床上起来，穿戴整齐地出门，选择一两条马路走上两个小时。有时候不止两小时，有一回他走了一整夜，从东往西，又从西往东，把他们这座城市走了个对头。开始，他的妻子以为他有不规矩的事，跟踪过几回，却见他不过就是走路，就又以为他患有夜游症。于是，她考问他夜里的事情。他说得头头是道，从哪条路拐上哪条路，最后又从哪条路上穿插而归……夜游症患者是不知道自己夜间活动的。那么，杨必然没有夜游症。他的妻子对他说，白天你一天往返两趟编辑部，还没走够路啊。杨必然对妻子说那也叫走路么，那也配叫走路？妻子说那叫什么？杨必然说那叫游泳。接着补充说那叫在人海里游泳，举手投足伸胳膊蹬腿，碰着的都是人，你简直就是扒拉着人潮往前游，哪儿有路啊，你踩着的都是人啊。妻子说那你夜里走在路上能看见什么呢？杨必然说我在路上看见了路。
是的，我在路上看见了路。杨必然很有些要为这句话激动的意思，为此他捉住了妻子一只手。他说只有在夜里，只有在深夜你才能在路上看见路。你才能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知道，你把脚一伸，是路在下边接住了你的脚，路迎合着你，烘托着你，抬举着你，随着你的重量，也不管你有多胖。你站着，路躺着，厚道无言地滚滚向前，在寂静无人的有星无星的夜晚，当你在无边的苍穹之下上了路，你会觉得不是你非要走路不可，是路在诱惑着你去走它，那本是它对你的抬举。你走着，能闻见路边那些树的气息：树冠射出的是儿童嘴里的甜爽味儿。树干沁出的是干净男人身上的一股子清苦。你能看见哪丛灌木里猫在甜蜜而痛苦地做爱，间或也能听见哪扇开着的窗里一声嘹亮的喷嚏——是谁没盖好被子吧，梦中就着了凉。你还能感觉自己的呼吸正千真万确地陪伴着自己。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在健康的夜里和健康的路走在一起。你不知道啊，杨必然对妻子说，这是一种，一种亲密的关系。妻子说该不会比你我还亲密吧。杨必然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妻子说既然你我还存在着亲密关系，那么你能不能哪天晚上陪我去卡拉OK一回呢——既然你喜欢夜间活动。杨必然明确地表示不愿意去，他说玩卡拉OK还不如听大街上哪扇窗户里的一声喷嚏。妻子说卡拉OK可以忘我，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很少有机会去娱乐场所。杨必然说还有比卡拉OK更不忘我的东西么，不仅不忘我，而且害人——害人非听不可。要说忘我，打喷嚏才是货真价实的忘我。妻子当然不高兴，后悔结婚之前没发现杨必然这么别扭。
再比方，杨必然在一个多雪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忽发奇想地要拽着妻子出去在雪地上睡觉。那时节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夫妻俩和杨必然的父母合住在一座狭小的独院里。妻子想到院里半尺厚的雪，说你有病啊。杨必然说他没病，正因为没病才想拿身体和雪地抗衡抗衡。你设想，杨必然不由分说抱住他的试图挣脱的妻子，他说你设想，我们在雪窝里相拥而眠，夜是冷的，我们是热的，空气是清洁的，大雪是松软无声的，天地是我们的，我要在大雪里和你有一个孩子，一个在纯净甘甜的世界由两个勇敢的人撞击而成的孩子……妻子索性别过脸不再搭理杨必然。杨必然叹口气，穿起棉衣，戴好眼镜，裹着羽绒被独自来到院里，毅然决然地躺进了雪地。他就那么睡着了，睡得很酣。后来他是被他的父母喊醒的，天已经亮了，雪已经停了。杨必然摘掉被雪糊住的眼镜，打量这个前所未有的早晨。白雪刺激着他的眼睛，刺得他的太阳穴一阵阵跳疼。他看见父母正一脸惊愕地注视着他。他听见他.们说：“你没事儿吧？”他从雪地上坐起来，又站起来蹦了几蹦，咧咧嘴说：“我没事儿。”一说话他才觉得他的嘴、脸给冻得有些麻，于是他又咧咧嘴，再伸出双手轮番拍拍脸，像抽自个儿嘴巴子似的，让脸上的肌肉活动开。他的头脑立刻清楚起来，他的身体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盈。他的面色非常红润，他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窃喜着又遗憾着这无人与之分享的幸福。
后来，没过一个礼拜妻子就和杨必然离了婚。
杨必然第二次结婚是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他非常爱这个女人，结婚两年之后在编辑部谈起这个女人脸还红。每逢这时你就不能不想到他那个绰号：大胖孩子。编辑部的女同事在羡慕的同时又有点嫉妒那个大十岁的女人，为此他们干脆不叫她的姓名，就称她做大十岁的女人。逢那女人打电话找杨必然，有人问：谁来的电话？就有人答：大十岁的女人。杨必然很在意同事对妻子略带调侃的称谓，他不去私下里纠正，他把它放到编辑部例会上去说。你们，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太太有名有姓，你们有什么权利给她编造一个姓名？不错，她是比我大十岁，但这只是我们俩的事啊，不是么！如果你们对年龄这样感兴趣，那么把我太太的姓名还给她，给我改个名字好了，叫我“小十岁的男子”吧，叫吧！杨必然一番话说得分外激昂，最后那一声“叫吧”更是带出了那么一种幼童式的赌气。他鼻尖上沁着汗，眼镜不断地往下滑，几次扶它不住，他干脆摘了眼镜攥在手中。人们看见他那因长期戴眼镜而有些发鼓的眼睛是湿润的，怪叫人怜悯。一个男同事却还不顾杨必然的激昂，说，干吗叫小十岁的男人啊挺拗口的，不如就叫十岁小男人吧。杨必然立刻纠正说他不是十岁，他今年三十四岁。他这种缺乏幽默感的认真劲儿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弄得人禁不住要笑。笑归笑，以后同事们当着他的面不说大十岁的女人了，改在背地里说；再说，想想杨必然的那些随和之处，人们干吗跟他过不去呢。夏天编辑部分啤酒的时候，他的那一份，十来瓶吧，往往是没等拿回家就跟同事们一块儿在办公室喝了。还有他的自行车，一年四季总有人借，借车的人骑得又狠，经常把车给弄得一塌糊涂，车胎瘪了，或者断了辐条。杨必然不抱怨，插空儿推车去街上修车摊子上修车。那些借车者往往一边抱歉，一边跟杨必然说，这要是在发达国家，根本不用修，坏了一扔。电视机、录像机、沙发、洗衣机……一个道理，坏了一扔。咱们到底是没有进化到人家那一步。杨必然仔细地听着，仔细地想想，然后仔细地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得出结论说那是进化？也说不定那是退化。要是人坏了呢，也一扔？你的脑子出了问题，一扔？你的灵魂出了问题，一扔？要是我们跟“修理”这个词绝了缘，总有一天我们人类会没有办法对付我们自己。说“一扔”的人这时多半会对杨必然说，得得得，我说不过你行了吧，你不妨就把我刚才那番话一扔——它们用不着修理。杨必然得理不让人似的说，可是我已经修理过了——对你那番话，你也听见了。
有时候，杨必然还会把自己弄得没有退路。一个女作家新近走红的，寄来一个据说是采用二十一世纪星辰学技巧分析都市高层知识女性精神郁闷的中篇小说，指名要杨必然做她的责编。杨必然给女作家退了稿，跟坐对桌的孙同事说，“我就受不得这个。”孙同事问怎么个受不得，杨必然说那女作家充其量不过是个村姑，为什么一定要写城市女性的郁闷。孙同事说她虽出身乡间，后来也喝过些墨水呢。杨必然说喝过些墨水也不过是个让墨水沤了沤的村姑。女作家后来闻听此事，给主编打电话说她终生不会再给这家杂志稿子。主编赔了不是又陪女作家吃了顿饭，效果并不理想。杨必然退给女作家的稿很快就在另一家更大的杂志上发了，主编扣了杨必然当月的奖金。
再比如，年终编辑部评选单位先进个人时，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主任当之无愧，杨必然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他发现主任带午饭的那只饭盒永远洗不干净。杨必然说他观察过，有一次一根干面条粘在饭盒上达十天之久。编辑部主任脸上有点挂不住，孙同事说这是评先进个人呢又不是选拔讲卫生标兵。杨必然就闭了嘴不再讲话。杨必然每每得理不让人，可他往往又不是辩论的高手。
盛夏的一天清晨，杨必然像往常一样出了家门骑车上班。在他的前方，一个骑车的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秀丽、干净且未施脂粉的少女——杨必然在她身后猜测。她穿一条浅咖啡色亚麻短裤，一件白色纯棉T恤，脚上是双黑色的平底磨砂皮凉鞋。她的直短发随风在淡粉色耳后飘着，她的两条长腿结实有力。但是有一件东西破坏了这少女的背影，杨必然发现，她那白色T恤后背的正中，横着一枚油条长短的白色蝴蝶结。这是一种破坏，杨必然认为。随之他体内就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是这枚横在少女背上的蝴蝶结让他不得安宁了。他盯着它，越看越觉得这件T恤的制作者实在是自作聪明，把一件好好的T恤后背缝上如此硕大的一枚蝴蝶是想增添几分活泼么？事实上它成了少女身上的累赘。它横在那里，苍白、笨拙，四边不靠而又死皮赖脸。它孤零零地带着几分蛮横，无法呼应少女一身的清爽，也无法被那一身的清爽所呼应。它的材料比T恤的材料要厚重，这不仅不符合服装设计起码的制作原则，连起码的比例也不讲了，它简直就是趴在少女背上的一个无赖，杨必然气愤地想——他这时的心情已经是气愤的了。在气愤心情的支配下他继续想象，他觉得用“无赖”都不足以概括这蝴蝶给他的刺激，它应该是毒瘤，攀附在少女身上的毒瘤。“毒瘤”这个词使杨必然产生一种痛感，他疼痛地想着，直到少女在他眼前消失。
第二天早晨，杨必然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又遇见了那少女，她恰巧又骑在了他的前头。还是那身衣服，还是那件带蝴蝶的白色T恤，好似示威，又像是展览。杨必然跟在少女的身后，紧盯着她的脊背，只觉得一天之间那蝴蝶竟像长大了一圈似的，有点呆傻蒙昧，又有点老谋深算。杨必然意识到，它覆盖在少女的背上，快要弄得她透不过气来呢，快要把她弄成驼背呢，快要把她的脊柱压断呢，快要把她整个儿地环绕在它自己的两片白翅膀之中呢，快要把她挤得没了人形儿呢，快要……总之是快要发生什么了。杨必然脚下用了劲，猛蹬几下自行车，快要和少女平行了。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的心说。他多 4e48." >么替她难为情啊，他多么想告诉她这件T恤的不合理和不得体，他多么想告诉她就是这件T恤把她弄得有点滑稽。他揣测少女也许会反唇相讥，会说我滑稽不滑稽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啊，和我是没什么关系，杨必然自问自答着。但是，和我没关系并不证明你不滑稽。杨必然又自己肯定着自己。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的心说。他依旧紧蹬着自行车，他就要与她平行了，这时候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少女拐了个弯，杨必然眼前不见了那蝴蝶。
第三天早晨，一句话吵醒了杨必然：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他听见一个声音说。他醒过来，确认是他的心吵醒了他，是他的心在说话。他发现自己非常希望像头两天那样看见那背负着蝴蝶的少女，非常想发现那蝴蝶在她脊背上的消失。他骑车出了家门，他骑车上了大街，他在熟悉的街和熟悉的车流里，没费什么劲，一眼就看见了那只肥胖而又怪异的蝴蝶。他的脊背一阵刺痛，仿佛被鹰隼的利喙狠啄了一般。少女为什么能连续三天穿同一件T恤呢？这简直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实。少女为什么会看中这样一件噩梦似的衣裳呢？这简直是自甘颓废的一个前奏。这时蝴蝶在杨必然眼里正缓慢而又坚定地放大，这时杨必然觉得前方已不是少女在驮着一只硕大的蝴蝶奔跑，那分明是一只丑陋的蝶怪正叼着少女飞翔。这时杨必然脚下生起了风，他和他的自行车勇猛而又灵活地超越了许多的人和车，他终于和少女平行了，少女也终于停了下来——他们行至十字路口，前方是红灯。少女叉开两腿在车上，一条长腿伸直轻点着地；另一条长腿弓起来踩住脚蹬子，潇洒又自得。杨必然也像少女那样叉开两腿在车上，一条腿伸直轻点着地；另一条腿弓起来踩住脚蹬子。他几乎是紧挨着少女，一伸手就能抓住她后背上的蝴蝶。他终于可以实施他的计划了——他惊讶自己这突如其来而又光芒四射的计划。也许他本想跟少女说一声“请拿掉您背上的蝴蝶”的，可是他的手先于了他的嘴，他有点等不及自己的嘴，就先调动了自己的手。他一只手扶稳车把，另一只手伸出去，一把便掐住了那仿佛正在悸动的蝴蝶。少女惊叫起来……
杨必然在拘留所呆了七天之后被主编保了出来。编辑部都知道他在那个早晨，在光明正大的十字路口当众对一名少女动手动脚，他竟然一把拽住了那少女的衣服。编辑部都知道，当警察拨开围观的人群来到杨必然和少女跟前时，他居然还揪住人家的衣服理直气壮地不撒手，少女则僵直着后背不敢动弹。最后是警察掰开了杨必然的手。
杨必然对包括主编在内的所有人解释说他没有恶意，他只不过觉得那蝴蝶太难看了，他没有想到蝴蝶缝得那么结实，他本想掐住它再拿掉它的。他并且还挑剔了有些人叙述他这个动作时所用的字眼：掐、拽、扯……他觉得“掐”是比较恰当的。所有的人都冲他点着头，是那种比不相信还要不相信的点头。主编对他的解释只说着一句话：“知道了。”有点像皇帝的口吻，听上去毛骨悚然的。
杨必然最终还是离开了编辑部，主编跟他说杂志社要维护自己的形象。杨必然的妻子，那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来到编辑部，找主编解释杨必然那个早晨的行为。女人个子中等，面相普通。那时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脸和脚都肿着藏书网，两个颧骨出奇的红，显得兴奋而又疲惫，让人看着不安。她对主编说杨必然是个出色的编辑，是个出色的人，那个早晨他不是调戏少女，他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不过是……主编看着眼前这个语无伦次的妇女，想到了她和杨必然年龄的差距。他有点可怜她，毕竟她比他大十岁，杨必然很难不在街上注意少女。这么想着，就又觉得杨必然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要让他回到编辑部显然是不可能了。于是，主编也对杨必然的妻子说了声：“知道了。”
女人听着这声“知道了”，她鄙夷地对主编说你不知道。主编说我不知道什么。她说你根本不知道杨必然是谁。主编说杨必然还能是谁。
是啊，杨必然还能是谁呢。
1996年
阿拉伯树胶
1
暮色苍茫的时候，贾贵庚把手搭上小美的肩膀。
他们并肩坐在县城北侧的黑石头山上，据贾贵庚说，论县城的风景，还要数这儿最美，而且也很清静，少有闲杂人。他们在这儿坐了一个下午，讨论着艺术、哲学和对个人未来的设计。他们讨论得很热烈、很尽情，互相欣赏着彼此的才华，并时不时地停下来，对这县城的闭塞、愚昧发一阵嘲弄。虽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县人，可他们的心气儿，却不知比这个县要高出多少万倍。那时的小美，二十岁刚出头，是县广播局的临时播音员，相貌俊秀，身材也好。因为小的时候跟着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父亲学过几天国画，自觉艺术素养远远深厚于他人，县境内的文化名人，全不在她的视野之内。那时的贾贵庚近三十岁了，是县旅游局的一名美工，负责书写、描绘进山的路标啊、景点示意图什么的——这县有一片原始次生林。一次县里举办美术训练班，贾贵庚和小美都参加了，两个人就在这个班上熟悉起来。
贾贵庚在男人里算是长得不出众的，他个子在一米五七左右，烟黄脸，肿眼泡儿，头顶上蓬着一堆粗硬而无光泽的乱发，由于吸烟和卫生习惯不好，嘴里的牙齿呈黑黄色。他的装束也不利落，上衣总是过肥过长，下摆每每挡住膝盖，像是以此来有意模糊自己的身体，也使他的个子越发的矮了下去。在结婚的年龄，他遇到了困难，因为以一座县城的标准来衡量，他几乎没有可取之处。他去一些女同事家串门，常常是院还没进，就被院中的狗撵了出来。虽说各家的狗脾气不尽相同，有厉害些的，也有温柔些的，可这些狗对贾贵庚的态度却十分的一致。它们冲他咆哮，冲他龇牙咧嘴，做扑上去撕咬状。逢这时贾贵庚便腿软地往地上一蹲——决不是假装捡石头让狗感受他的威胁，贾贵庚在这方面的小常识远不如一般人，他腿软地蹲下是向狗讨饶的意思。那时他的表情是受到突然惊吓后的失神，和失神状态下的自卑；那过于肥大的上衣下摆就扫到了地上。整个儿人就像被罩在了上衣里，或说整个儿人都仿佛卧在了上衣里。小美见过贾贵庚的这种形态——当贾贵庚向她家的狗乞求饶恕的时候。她从屋里跑出来，一边呵斥着狗，一边把地上的贾贵庚拉起来，请进家门。她觉得她们家的狗和这个县城的人一样，是有眼无珠的。
贾贵庚的才华和趣味，这县里的人又怎能知道？他们也不配知道。比方当这县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油画的时候，贾贵庚就已经知道油画是画在画布上的，而画布在被画之前还须涂上一层底料；让小美敬佩的是，贾贵庚不仅知道画布要涂底料，还知道底料是用一种树胶熬制而成。并且他竟然还知道那树胶的名称——那不是一般的树胶啊！贾贵庚对本县几个热爱美术的青年说。
那是什么树胶呢？一个叫久成的青年问。这位久成，当时也正迷恋着绘画。
贾贵庚不看久成，单看着小美的眼睛，稍微顿一顿，说，那叫阿拉伯树胶。
阿拉伯树胶。
久成听见了，小美更听见了。如果饮食有口感的优劣，那么语言也分口感的美丑。她喃喃地重复着阿拉伯树胶，只觉得这几个字在嘴里翻卷滚动，吞吐迂回，文明而又遥远，奇妙而又浪漫。因为它出自贾贵庚之口，贾贵庚顿时也变得文明、奇妙了。小美这样的女孩子，原本就认定自己的趣味高出这县城，一旦有了这想法，就容易在行为举止上特意与他人不同。阿拉伯树胶使贾贵庚不洁的牙齿、蓬乱的头发、猥琐的体态都退到了远处。在小美眼里，这不是一个男人的缺陷，反倒是一个天才落拓不羁的表征。她不顾同龄人的白眼，主动接近贾贵庚，并邀他访问她的家庭。一个秋天，县旅游局接待了省里一位来此地写生的著名画家，贾贵庚负责陪同，小美也常伴随前后。贾贵庚借了局里一架相机，即兴为画家拍照片，后来其中一张还被画家选进自己一本画册里。画家进山写生，贾贵庚就坐在画家身后画，结果他得到了画家的称赞。画家肯定了他的写生和造型能力，甚至还夸奖了几句他对颜色的感觉，鼓励他一定要多画。在画家的鼓励之下，贾贵庚兴奋着胆大起来，与画家高谈阔论，论及他喜欢的和被他藐视不顾的一些中外名家。他在说起某些名家的弱点时，言辞尖刻，却能切中要害。比方某某某，他举出一个大名人说：他的画猛一看唬人，细琢磨，到处都是别人的影子或者一些外国人的片断，就是没有他自己。他是在用心画画吗？我看不是，他是在用一些支离破碎的观念画画。贾贵庚还告诉画家，他在一个游客手里见到过一本《霍克尼论摄影》。贾贵庚说霍克尼作为一个画家能对摄影谈出些不俗的想法，就这一点就让他佩服。可惜他不能从游客手里把那本《霍克尼论摄影》借来……画家有点惊奇，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县城青年实在是有些见解的。他再次鼓励了贾贵庚，再次要他多画，争取能参加省里的画展。这位画家担任着各种大展的评委，他对贾贵庚说，只要他送画，画家一定留意他的作品。贾贵庚激动着觉得自己终于碰见了知音。只是，自从画家走后，贾贵庚就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他的那张被画家夸奖过的写生作品，一直挂在旅游局他的单身宿舍里，镜框有点歪，使整个房间都显得不稳定，他也不去把它扶正。那张歪在墙上的写生，几乎是贾贵庚绘画天才唯一的物质证明了。
不能说贾贵庚不热爱绘画，他缺乏的是行动上的呼应。他的行动总是在一阵阵激情澎湃的思想之后就停滞下来。比方他反复对小美讲起一张画的构思：深秋的玉米地，地头上堆着刚掰下来的玉米。两个妇女背对着观众，正弯着腰、撅着屁股收玉米，姿态非常忘我。陪衬她们的是充满画面的旗帜一样的金黄色玉米叶……贾贵庚陶醉在自己的构思里，小美也受着这构思的感动。但是三年了不见贾贵庚动笔。据他说，总是有一些事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打断他的行动。比方他抱怨旅游局局长分配给他额外的工作：山上的几个新景点要修路，他又不是工程师，局长却要他选出最佳路线，测出这些山路的公里数，数出需要多少级台阶，多少条青石。这一测一数就是大半年。比方这中间他还有过一次不成功的相亲。女方是个颧骨绯红的山里姑娘，牙有点龇，但是很健壮。双方见面的一瞬间贾贵庚甚至有点冲动，女方那种天然的健康让他有种想要啃食的感觉。但那个健康的山里姑娘却没有看上贾贵庚。事后他听说，女方嫌他的手小，于是就连他那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每月固定的工资也不顾了。贾贵庚并不恨那个女方，他想，他的手比一般男人是小了些。通常他愿意把手袖在偏长的袖筒里，这使他看上去无所事事而又寒冷，即使在夏天。
现在，在暮色苍茫的黑石头山上，贾贵庚几经犹豫之后把一只手搭上小美的肩膀——他那偏小的手。那手不敢在小美的肩上用力，好像那肩膀是个烫手的馒头。那手就那么半是捂、半是盖，有点躲闪，又仿佛试探地似扶非搭地搁置在小美肩上，直到小美把一直冲前的脸偏向贾贵庚。这是一个信号了，一个不讨厌落在肩上的手，而且还鼓励他继续做些什么的信号。他立刻感觉到了她脸上的温度和她的呼吸，那呼吸有点清苦，像山上一种名叫“黄瓜香”的草的气味儿。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得这么近，他想她一定也能闻见他嘴里的味儿。他觉得自己身上和嘴里的味儿都是难闻的，他屏住呼吸掉开头去，并且收回了搭在小美肩上的那只手。
也许小美闻见了贾贵庚身上脸上难闻的气味，也许她对他的敬佩足以抵消那些气味对她的搅扰，也许她根本就什么都没有闻到，有些女孩子在有些时刻是能够不顾一切的。但是贾贵庚掉过了脸，缩回了手，并且打岔似的说，你到北京去，学什么都可以，但是切记不要庸俗。像久成，俗，俗不可耐。
小美要去北京发展自己了，这个暮色苍茫的时刻，她坐在黑石头山上是和贾贵庚告别的。当贾贵庚把手从小美肩上缩回来之后，他就花很长时间来奚落那个名叫久成的青年的俗不可耐，好像是久成的俗不可耐打断了小美正在盼望的、他也应该给予的更深的一种情感表示。
2
久成本是这县的一名无业青年，曾经在文化馆的美术短训班学习国画，成绩却一般。后又练习书法，还是不见起色。可是忽然之间久成却在县里出了名，原因是他改了思路，他不再用手画画写字，他改用胳肢窝写字或者画画了。他在家门口支起一张桌子，铺上宣纸，自制了加长的毛笔，用胳肢窝夹住笔，就开始了他崭新的艺术实践。他画豺狼虎豹，写些气壮山河的句子，吸引着路人，也引起县电视台的注意。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一段久成用胳肢窝写字的场面，并即兴采访了他。当问及他为什么要用胳肢窝写字时，这久成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双手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呀，突然就拿不起笔呀，本人又是那么热爱艺术，一天不写不画恐怕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决心用胳肢窝来延续他的艺术实践，在艺术实践中得到生命的延续。然后他又斩钉截铁地表示：假如他的胳肢窝再出了毛病，他还会用他的下半身——比如腿弯处或脚趾缝儿等部位执笔，将他的艺术进行下去。县电视台播出了记者对久成的采访，又引来了市电视台。原来市电视台要搞一台综艺晚会，久成的胳肢窝写字恰好可以算作其中一个节目。久成被请到市电视台演播厅去搞表演，回到县里就出了大名。他不在家门口支桌子了，到街面上租了间房，挂了个牌子，上写：久成书法绘画艺术研究院。他卖字卖画，有时还被县政府的领导召去见客。上边来了什么要紧的人，酒足饭饱之后，县长会说，我们这里有个奇人，一会儿叫他来当场献艺。
当贾贵庚还在通往旅游景点的山路上数石头的时候，久成早就被这县的人公认为名画家了。趁热打铁，久成很快又开了个饭馆，来吃饭的人，都能免费得到一张主人以胳肢窝执笔的签名。开业时久成请了很多本县的头面人物，念及曾在一起上过美术短训班，他也请了小美和贾贵庚。他站在门口亲自迎接，和每个人握手——他的手——那据说是再也拿不起笔的充满悲壮意味的手，说康复就又康复了。那一刻小美和贾贵庚望着春风得意的久成，他们可能受到了某种刺激。他们对久成身上这种堕落的小聪明很是不屑，但他们却从这种堕落里看见了自己的没有长进。小美决定离开这恶俗的环境去北京闯一闯，她在北京有个表姐。贾贵庚呢，他的艺术理想他的奋斗目标在这一刻被重新激发出来，他想起省里那位画家，也想起小美对他的多次鼓动，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旅游局美工这个位置从来就不是他的生活理想，他的理想决不在这座县城里。他给画家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请求到他身边去，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环境里去习画。不久他接到回信，画家告诉他，重要的是要多画，不动笔在哪里也是意义不大的。何况你是个有单位的人，更需冷静思考，不能扔下工作就走。贾贵庚读了回信，反而更不冷静了，他给局里写了停薪留职报告，背上行囊，直奔省城而去。
贾贵庚在省城住了五年。最初画家收留了他，让他住在正在装修的画室里。那是一套四居室的单元改造的画室，贾贵庚到来的时候，改造工程刚开始。贾贵庚主动承担了主持工程的任务。所谓主持，就是每天盯一盯装修工人，看看他们有什么零碎需要，缺几号的钉子啦，或者一桶白乳胶什么的，他代替主人给他们买回来。四间居室中有一间无须装修，那是画家的资料库，里边有很多画家收藏的画册，贾贵庚就住这个房间。他很兴奋，因为他立即从诸多画册里发现了一本《霍克尼论摄影》。自此，他便常常手拿这本《霍克尼论摄影》和装修工人聊天。即便不能时时拿在手中，他也要将它摆在众人看得见的地方。他把书往木工案子上一拍，也不管这举动是不是正妨碍着工人的劳作，就追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外国人。工人们自然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打算知道。在电锯声、斧凿声和水泥、墙砖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室内工地上，贾贵庚的这种做派显得无力而又可笑，只有一种说法能够解释他这行为：他是想告诉他们，虽然目前我们同居一室，可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的精神是与这样的艺术为伍的，但是工人们却并没有因此就高看贾贵庚，特别当他要求和他们搭伙吃饭的时候。
对于贾贵庚的吃饭和生活费，画家有过明确交代，他让保姆把米、面、鸡蛋、食用油什么的给贾贵庚送来，另外每月付给他五百块钱，直到装修结束，算是画家对他在这儿“主持”工程的感谢。画家想得周到而实际，贾贵庚却涨红了脸觉得难以接受，他想这样一来自己算什么人呢？画家给了自己这么好的吃住条件，帮画家几个月的小忙还要什么生活费？他坚决不要。画家说，你是需要钱的，在城市里钱就显得更要紧。你画画，总要买颜料、画笔吧，你还吸烟。贾贵庚心虚着却豪迈着语气说：让我家里寄，我妹妹支持我。画家深明就里地笑笑，还是把钱给了贾贵庚。贾贵庚有了生活费，如果每天再用画家提供的米面做饭，就连伙食费也省了。但是前边说过，他是一个懒得动手的人，对钱也并不贪婪。他宁肯顿顿出去吃小馆，把钱都花在吃上。在他睡觉的房间里，米面口袋、篮子里的鸡蛋蒙着厚厚一层锯末和水泥相混杂的粉尘，他看也不看。倒是一个木工看了说，可惜了，这么好的粮食。贾贵庚说，那我就送给你们。工人们每天是要在这画室里烹饪三餐的，他们干活辛苦，装修中的房间又十分脏乱，可他们的烹饪却不马虎，营养、热量搭配得当，哪天烧鱼、哪天炖肉都有计划，谁负责采买、谁负责掌勺都有明确分工。贾贵庚奉献了粮食和鸡蛋，就理直气壮地入了工人的伙食。内心里他是有点羡慕他们的，他们是一些有手艺的人，做事一板一眼，明明白白。当他用自己那偏小的手，端起工人在工余时间烧好的饭菜时，或者他也有过瞬间的自惭形秽吧，目前他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却连给自己做一顿饭的决心都下不了。他的目标在哪里呢？他是来省城学习艺术的，可是他却成了一个闲待着专等着吃装修工人的蹭饭的人。他有很多机会临摹画家的作品，跟随画家去画模特儿，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来也没有动过笔，仿佛总有一个更朦胧、更高远的目标打断着他的动笔，结果是那高远的目标便更加虚无缥缈起来。
3
后来，画室的改造工程结束了，画家又把贾贵庚介绍给一家出版社。因为读了《霍克尼论摄影》，贾贵庚声称自己对摄影情有独钟。他到了这家出版社，暂时算是画册编辑室的临时工。几年之间他就睡在办公室，他对睡觉的环境是很能将就的。他的待人厚道还使他交了几个朋友。他挣的钱是有限的，却动不动就请人吃饭，时间久了，一些朋友的朋友从外地来省城，也找贾贵庚借宿，和他挤在一间办公室。有时候他随编辑出差，有时候他也被派出去做些无关紧要的零活儿。某县为扩大知名度，要印一本宣传本县的图文并茂的旅游手册，出版社承揽了这活儿，贾贵庚负责去拍图片，穿上摄影记者常穿的那种胸前背后缝着无数个口袋的大背心。他的任务是拍摄几个景点和几款当地土特产，一种宫廷肘子啦，一种百年烧鸡啦……就为拍摄这一盘肘子几只烧鸡，贾贵庚白吃白住在那个某县的旅游局，竟拍了两个多月。对方一催，他就说慢工出细活儿。很久以后，贾贵庚回想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一定会格外仔细地品味这两个多月：他在局招待所住着单间，一日三餐有旅游局的人陪着，被尊称为贾记者。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日子，他的艺术狂想不断在这奢侈的单间里爆发，他那丝毫不逊色于艺术狂想的惰性也更强烈地在这奢侈的单间里蔓延。他经常昏睡不起，早饭要到藏书网上午十点才吃。他很想有人分享他这自由而又体面的日子，他开通了房间的长途电话，和北京的小美联系上了。小美还在一个周末，乘高速公路大巴到那个某县看望了一次贾贵庚。
这时的小美已经结婚，她在北京的几年，一直帮表姐经营一间美术用品商店。在这间商店里，小美认识了许多绘画所用的材料，她熟知各种油画画布的底料，她还知道，画家买回阿拉伯树胶自己熬制底料，那是上世纪中期的事情了。现在的画布底料都是现成的，也还有更多的画布，出售时就是涂以底料制作好了的。她有点不忍把这些告诉贾贵庚，她也没有因此就不再看重贾贵庚：她珍视的当然也不再是阿拉伯树胶，她珍视的是当年他们对文明和浪漫那种纯真的向往。又因为现实的小美是现实的，当年坐在家乡黑石头山上那份带点傻气的浪漫就更像是她的一个久远的收藏了。北京的这间美术用品商店没有让小美忘乎所以地认为自己已经浸润在艺术之中，相反她在这里发现了自己和艺术遥远的距离。她客观地想，从前她其实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她自尊而又明智地接受了隔壁画框商店那个制作画框的青年的追求，两人结婚后小美离开表姐，靠了那青年的技术和维持住的老顾客，他们自己开了间画框店，直接从韩国进料，价位却低于同类店，信誉也好。他们的日子并不富裕，却是平和。
平和的小美和贾贵庚一直通着信息，她以为他真的调到了省级出版社，她以为他的才华和趣味终于被省城所接受。她像个可靠的老朋友那样接受了贾贵庚的邀请，她对他一直存有一种秘密的感激之情：多年以前在黑石头山上她向他告别的时候，如果不是贾贵庚的正派，借着当时的冲动，她差点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有了些人生经验的小美知道，这样正派的男人已经不多了，她顺利到达那个某县，受到贾贵庚的诚挚欢迎。招待所的单间，贾贵庚身上的大背心，摊在桌面的相机、胶卷、反转片等等，都说明着贾贵庚的现状是不错的。吃中饭时，他还闪烁其词地告诉小美，他本来是被调去画院做专业画家的，但听说那里的画家每年都要配合任务突击作品，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国庆节……都要拿画献礼，他便很厌烦，这不符合他的艺术追求。他高声对小美说着，大口吸着烟，一边噗噗地吐着鸡骨头——这县的被他拍摄过的著名烧鸡的骨头。饭后回到房间，小美要求看看他拍的反转片，他把小美引向窗户，让小美就着阳光看胶片。小美看见了好多张烧鸡和肘子。在观察了小美略感失望的神情后，贾贵庚解释说烧鸡和肘子不过是捎带脚的事，对这里的风景他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构想，只是真的拍摄还需要时间。是的，时间，这是贾贵庚最乐意强调的一个词。
时间不早了，小美该走了，临别前她送给贾贵庚一只休闲手表，阿迪达斯的。她说这表算不上太高级，但适合在户外，也更适合贾贵庚的此时此刻吧。她要贾贵庚伸出胳膊，她亲自把表戴在他的手腕上，她还说卖美术用品那时候，看着来来往往那些买东西的画界的人，有时候她会幻想贾贵庚推门进来，指挥着她买这买那，她会帮他挑选，还会给他批发价。她还知心地说，画框生意的水分是很大的，如果他有作品要配画框，她和丈夫两人会一块儿替他参谋……小美的bbr>?９9liｂ.话几乎让贾贵庚掉下泪来。当小美坐最后一班长途大巴离开之后，贾贵庚好一阵地陷入了真实的自我谴责之中。贾贵庚并不缺乏反省自我的能力，他想他是在什么时刻染上了这样的虚荣心呢？在小美面前难道他不是像个骗子吗？可是他又有什么恶劣的目的呢？他骗她，只是不愿意让她对他失望罢了。建立在这层意义上的欺骗，又何尝不是一种善意啊！在长时间自我谴责和自我辩解的混乱思维中，贾贵庚又昏睡了过去。第二天，他仍在上午十点以后才吃早饭。
后来，那个县的旅游局大概实在受不了贾贵庚这个“慢工”，气愤地向出版社作了反映，出版社召回了贾贵庚，并且，他们终于把辞退他的事情提了出来。出版社也在改革，受过良好教育且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多的是，没有人愿意聘用一个效率如此之低、手如此之懒的人，尽管他是被有名的画家所介绍。贾贵庚好像不能在省城待下去了，也许他应该回到他自己的县，自己县里的那个旅游局了。但是小小的县旅游局也在改革，通过竞争上岗，美工的位置已有他人。局里为此早就开过会，按政策，贾贵庚实在算是一个自动离职的人了，而这时，贾贵庚的妹妹——那曾经在经济上接济过他的妹妹，因为自己的孩子要上私立中学，也就不再接济贾贵庚了。贾贵庚去找画家拿主意，画家看着无地自容的贾贵庚说，他最稳妥的去处可能还是回到县里。
4
贾贵庚坐在久成饭馆的包间里喝酒，这是他回到县里的第二天。五年多来，久成的饭馆生意一直不错，新近还把一层楼接成了两层。听说贾贵庚从省里回来了，久成特意请贾贵庚吃饭。这其中有一点炫耀的成分，更多的还是对老熟人的旧情谊。一座县城就这么小，多年不见，就是仇人，也自会生出几分小地方独有的亲热劲儿呢。久成固然有着被贾贵庚称之为堕落的聪明，可他待人却并不刻薄。贾贵庚本来觉得自己无颜吃请的，他现在真正是四边不靠，什么也不是啊。而且连从前那间旅游局的单身宿舍也没保住，他只能先在妹妹家暂时借住；但是，如若他拒绝久成，会不会让对方生疑呢，好像他不是荣归故里，他没有什么新鲜货色来向这座县城炫耀。那么，他还是应该来久成这里吃饭。
贾贵庚戴上小美送的阿迪达斯表，穿上出版社辞退他时赠送的摄影大背心，走进饭馆的包间，刚一落座就说，现在我一看见满桌子的菜就头疼，在省里是天天吃天天吃，一万块钱一桌的席我都吃得不再吃了。久成你这儿有清淡点儿的没有？久成观察着贾贵庚的气势，忙说有啊，凉拌生茼蒿，我给你上一盘。凉拌生茼蒿上来了，久成又叫来两个女服务员专门伺候贾贵庚。久已不近女色的贾贵庚便怀着茫然的兴奋与她们高谈阔论。他觉得他还是要从艺术切入话题，这方面是他的强项。他说你们知道什么叫油画吗？知道油画是画在什么上面吗？知道画油画的布上得涂一层胶吗？知道那胶叫做什么胶吗？
女服务员只是哧哧地笑。客人里，干部、商人她们都熟，就是没见过贾贵庚这样的人。她们听不懂他的话，对他那些话也不感兴趣。画布上涂胶和她们有什么关系？至于那胶叫什么名称，难道她们会费心思去猜吗？除非吃饱了撑的。见女服务员不搭腔，贾贵庚终于按捺不住地喊了阿拉伯树胶，“阿拉伯树胶”啊——就像许多年前他对小美和久成的告诉。只是，由于眼前的两位女听众是如此漠然，贾贵庚这一声“阿拉伯树胶”，这一声本是文明的告诉就显得孤独而又落伍。如若这时贾贵庚换一种说法，比方他拿起饭桌上随意扔着的口香糖，对她们说：你们知道口香糖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吗？是阿拉伯树胶啊！如若这样，也许他还会引起这两个女孩子的注意——口香糖谁没嚼过呀！不错，在中国，嚼口香糖的人已经为数不少，但知道口香糖的主要成分是阿拉伯树胶的人，肯定为数不多。遗憾的是贾贵庚对阿拉伯树胶的知道仅限于油画画布的底料，所以他的存在仍然不能吸引两个县城饭馆的服务员。他有些不甘，又追问女服务员是不是知道阿拉伯国家。地球上的热点呀，伊拉克你们总该知道吧……伊拉克，女服务员倒是知道，正和美国打仗，电视每天都在播，再不知道也知道了。但是这一切和贾贵庚有什么关系呢？他既不是刚从巴格达回来，又不是真正关心这场战争。他关心的是……是啊，他到底关心什么呢？这心里的疑问突然出现，可说是吓了他一跳。但他似乎还不具备承担这疑问的真正勇气，于是他话锋一转，大谈所谓在省里他画过不知多少女模特儿，大多是裸体，贵得很，按小时收费的。这话题倒是引起了女服务员的兴趣，一直出来进去兼顾其他客人的久成也坐了下来，重新打量起眼前的贾贵庚，仿佛在说，就你，当真捋得起她们？就为了久成的眼光吧，贾贵庚突然捋起袖子，向众人亮出了腕上那只阿迪达斯休闲表说，看见这表了吗，一个模特儿送的。白让我画，还送我表。这说明什么？说明层次的不同。人家看重的是艺术，是从事艺术的画家本身！说着摘下手表往桌上一拍道：不过我还真戴不惯这表，表带这种新材料我受不了，受不了啊，皮肤过敏。然后他又拍了一下那躺在桌上的表，仿佛那是他的一个负担，为了成全模特儿情义而不得不承担的一个负担。面对如此确凿的一块手表，久成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包间里的诸位立刻对贾贵庚深信不疑。这真是一座县城的浅薄，却也真是它的可爱。久成更加殷勤地劝酒劝菜，特别把凉拌生茼蒿往贾贵庚眼前推。贾贵庚夹了一大口茼蒿嚼着，这时他暗想，他更加需要的也许应该是肉类，自从离开那个拍摄烧鸡的某县后，他的伙食是十分凑合的。可是他却不能在久成这样庸俗的人面前流露他的欲望和他的营养不良。他大口嚼着茼蒿，这时只见门外进来一个服务员对久成说县长来了，进了隔壁包间。久成立刻站起来快步奔了出去，两个女服务员也跟着走了。
这里就剩下贾贵庚一个人了，他手中的筷子可以直奔桌上的肉类而去。可是，本该能够从容吃喝的他，却放下筷子侧耳细听起来，因为隔壁的事让他忽然意识到县长对于一座县城的意义。他侧耳细听着，隔壁响起隐约的寒暄声，久成的声音很突出，和县长挺熟的样子。贾贵庚想到了自己。县旅游局已经把他除名，可他突然发现他实在是需要一个单位，哪怕局长天天派他去山上数石头。在这时他还无比清晰地想起，当年那供游人登踩的几百磴青石台阶凝聚着他多少汗水啊，为此他是受到过局里表扬的。那么现在，谁能帮他重新回到旅游局呢，无疑是县长这样的人。是的，县长。从前他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如今，如今他倾bbr>藏书网听片刻又思忖片刻，忽又气馁下来。他自己跟自己怄气似的仍然打算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于是他立刻觉得他这种侧耳细听本身就是一种不高级的行为。他吞了一大口久成的白酒，猛嚼几大口久成的酱牛肉，心里诅咒着久成这种人的庸俗和卑贱，痛下着东山再起的决心——仿佛他曾经有过高耸的“东山”。借着酒的兴奋，他给自己设计了数种奋斗方案，并打算立即行动。如果不是等着和久成告个别，他以为他早就拔脚跑出了这个包间。
以为毕竟是以为。到底，贾贵庚没有跑出去，他醉倒在酒桌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已经知道，上午十点醒来，这是多年来贾贵庚唯一实施着并坚持住的最有把握的事情了。只是今天的贾贵庚不想睁眼，他知道自己正躺在包间的沙发上，他知道他醉得并不厉害，他知道他不能老是躺在别人的饭馆里，他知道他实在应该把眼睁开了。
可是他睁开眼又能到哪里去呢？
那么，把眼睁开还是继续装睡，这对贾贵庚来说的确是个问题了。
2003年
孕妇和牛
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
节气已过霜降，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干净又暖和，孕妇信手撒开缰绳，好让牛自在。缰绳一撒，孕妇也自在起来，无牵挂地摆动着两条健壮的胳膊。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把碎花薄棉袄的前襟支起来老高。这使她的行走带出了一种气势，像个雄赳赳的将军。
牛与孕妇若即若离，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孕妇才唤一声：“黑，出来。”
黑是牛的名字，牛却是黄色的。
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孕妇就恼了：“黑！”她喝道。她的吆喝在寂静的旷野显得悠长，传得很远，好似正和远处的熟人打着亲热的招呼：“嘿！”
远处没有别人，黑只好独自响应孕妇这恼，它忙着又啃两口，才溜出麦地，拐上了正道。
远处已经出现了那座白色的牌楼。穿过牌楼，家就不远了，四下里是如此的旷达，那气派、堂皇的汉白玉牌楼宛若从天而降，突然矗立在大地上，让人毫无准备，即使对这牌楼望了一辈子的老人，每逢看见蓝天下这耀眼的存在，仍不免有种突然的感觉。
孕妇遥望着牌楼，心想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啊。每回见到牌楼，孕妇都不免感叹她的出嫁。
孕妇的娘家在山里，山里的日子不如山前的平原。可孕妇长得俊。俊就是财富，俊就叫人觉得日子有奔头儿。孕妇的爹娘供不起闺女上学，却也不叫她做粗活儿，什么好吃的都尽着她，仿佛在武装一个能献得出手的宝贝。他们一心一意要送这宝贝出山，到富裕的平原去见他们终生也见不着的世面。
孕妇终于嫁到了山前。她的婆婆自豪地给她讲解这里的好风水：这地盘本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坟茔，王爷的陵墓就在村北，那白花花的大牌楼就属于那个王爷。孕妇并不知王爷是多大的官，也不知清朝距离今天有多么远，可她见过了坟墓和牌楼。墓早已被盗，只剩下一个盆样的大坑，坑里是疯长的荒草和碎砖烂瓦。孕妇站在坑边，望着坑底那些阴沉的青砖想着，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啊。这大坑原本也是富贵的象征，里边的宝贝虽已被盗贼劫空，可它毕竟盛过宝贝。这坑、这牌楼保佑了这地方的富庶，这就是的队伍，她的孩子无疑要识很多字，她的孩子无疑要问她许多问题，就像她从小老是在她的母亲跟前问这问那。若是她领着孩子赶集（孕妇对领着孩子赶集有着近乎狂热的向往），她的孩子无疑也要看见这石碑的，她的孩子也会问起这碑上的字啊，就像从前她问她的丈夫。她不能够对孩子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她的孩子。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这时的孕妇，心中惴惴的，仿佛肚里的孩子已经跳出来逼她了。
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孕妇和石碑，各自按照辈分和她打着招呼。她叫住了其中一个本家侄子，向他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
孕妇一手握着铅笔，一手拿着白纸，等待着孩子们远去。她觉得这等待持续了很久，她就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
当原野重又变得寂静如初时，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开始了她的劳作：她要把这些海碗样的大字抄录在纸上带回村里，请教识字的先生那字的名称，请教那些名称的含义。当她打算落笔，才发现这劳作于她是多么不易。孕妇的手很巧，描龙绣凤、扎花纳底子都不怵，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支笔。她努力端详着那于她来说十分陌生的大字，越看那些字就越不像字，好比一团叫不出名称的东西。于是她把眼睛挪开，去看远处的天空和大山，去看辽阔的平原上偶尔的一棵小树，去看奔腾在空中的云彩，去看围绕着牌楼盘旋的寒鸦。它们分散着她的注意，又集中着她的精力，使她终于收回眼光，定住了神。她再次端详碑上的大字，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在白纸上落下了第一笔。
有了这第一笔，就什么都不能阻挡孕妇的书写和描画了。她描画着它们，心中揣测它们代表着什么意思。虽然她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她却懂得那一定是些很好的意思，因为字们个个都很俊——她想到了通常人们对她的形容。这想法似乎把她自己和那些字连得更紧了一点儿，使她心中充满着羞涩的欣喜。她愿意用俊来形容慢慢出现在她笔下的这些字，这些9９lｉｂ?字又叫她由不得感叹：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
夕阳西下，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她那过于努力的描画使她出了很多的汗，汗浸湿了她的袄领，汗珠又顺着袄领跌进她的胸脯。她的脸红通通的，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可她不能停笔，她的心不叫她停笔。她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桩这么累人又这么不愿停手的活儿，这活儿好像使尽了她毕生的聪慧毕生的力。
不知什么时候，黑已从麦地返了回来，卧在了孕妇的身边。它静静地凝视着孕妇，它那憔悴的脸上满是安然的驯顺，像是守候，像是助威，像是鼓励。
孕妇终于完成了她的劳作。在朦胧的暮色中她认真地数了又数，那碑上的大字是十七个：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孕妇认真地数了又数，她的白纸上也落着十七个字：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纸上的字歪扭而又奇特，像盘错的长虫，像混乱的麻绳。可它们毕竟不是鞋底子不是花绷子，它们毕竟是字。有了它们，她似乎才获得了一种资格，她似乎才真的俊秀起来，她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婴儿谋面。那是她提前的准备，她要给她的孩子一个满意的回答。她的孩子必将在与俊秀的字们打交道中成长，她的孩子对她也必有许多的愿望，她也要像孩子愿望的那样，美好地成长。孩子终归要离开孕妇的肚子，而那块写字的碑却永远地立在了孕妇的心中。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立着点儿什么吧。为了她的孩子，她找到了一块石碑，那才是心中的好风水。
孕妇将她劳作的果实揣进袄兜儿，捶着酸麻的腰，呼唤身边的黑启程。在牌楼的那一边，她那村庄的上空已经升起了炊烟。
黑却执意不肯起身，它换了跪的姿势，要它的主人骑上去。
“黑——呀！”孕妇怜悯地叫着，强令黑站起来。她的手禁不住去抚摸黑那沉笨的肚子。想到黑的临产期也快到了，黑的孩子说不定会和她的孩子同一天出生。黑站了起来。
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黑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她不住地抚摸它，它就拿脸蹭着她的手作为回报。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互相检阅着，又好比两位检阅着平原的将军。天黑下去，牌楼固执地泛着模糊的白光，孕妇和黑已将它丢在了身后。她检阅着平原、星空，她检阅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树上黑帽子样的鸟窝，还有藏书网嘈杂的集市，怀孕的母牛，陌生而俊秀的大字，她未来的婴儿，那婴儿的未来……她觉得样样都不可缺少，或者，她一生需要的不过是这几样了。
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孕妇的心里涌现，弥漫着她的心房。她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什么人听，她很想对人形容一下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中的这一股情绪就叫做感动。
“黑——呀！”孕妇只在黑暗中小声儿地嘟囔着，声音有点儿颤，宛若幸福的呓语。
1992年
山中少年今何在——关于贫富和欲望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我，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一千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多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的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户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都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的确，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种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十六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连。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面子”。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的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二百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五千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五千年，二百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五百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二百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bbr>藏书网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考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2010年6月19日bbr>
（此文为2010年12月作者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相信生活，相信爱
汪曾祺老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但他的文学和人格，他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是对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曾这样写道：“在风行现代派的八十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青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真性情”。这是一个饱含真性情的老人，一个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倦兴趣的老人。他从不敷衍生活的“常态”，并从这常态里为我们发掘出悲悯人性、赞美生命的金子，让我们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窃以为，一个人不能将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挚为文？有句俗语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在汪老这里却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颇多，他却不容他的人生如“戏”；他当然写戏，却从未把个人生活戏剧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终不喜欢一个形容叫作“作家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他更愿意说去一个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计功利的踏实和诚朴，也就说不定离文学的本质更近。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烟火气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赢得读者发自内心亲敬交加的感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能达此境界的作家为数不多，汪老当是这少数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爱”。因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爱的，特别当他在苦难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离别家人，下放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劳动，在那里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但他从未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他也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一、七十年代阅读带给我的重量级冲动
二十一世纪第一年，有媒体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也还坚持写，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甚至会编造一点写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很想肯定自己，让我生出一种从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她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的书，我选了 href='1281/im'>《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二、群体性的阅读兴奋在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一马当先，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情形。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又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手抄本小说： href='8608/im'>《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甚至还有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过分的。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除了文学，人们还迫切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正所谓开卷有益。中国自古便有崇尚读书的传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在八十年代亦有重演。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当年是煤矿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间隙，在阴潮、黑暗的坑道里，借着安全帽上的矿灯，苦读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学生，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夜夜超负荷阅读，造成终生眼疾。?９9ｌｉb.
我不曾对那时的新华书店作过销售调查，但我相信那时积压在货架上卖不动的书一定和今天不成比例。我常常怀念八十年代，并非因为那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空前的却并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怀念的是整个社会对待阅读的那份诚恳和郑重，以及带有几分纯真的激情。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
群体兴奋的八十年代阅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不再是七十年代被限制的阅读贫困，却更多自觉进攻的色彩。它所饱含的重量也和七十年代不同，它显得有设计，也有预期。它光明正大，来势猛烈，因此这重量甚至是有藏书网声音的，它镗镗作响，使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品质有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嘹亮音色。
三、阅读的无用之用
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毫不怀疑。阅读对人的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道出了读书对写作者的要紧。但当我们凝神于阅读那“重”的一面时，其实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这里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前不久一位领导人看望季老，问起他正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这位领导人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你应该知道的。我以为季羡林先生的话其实是很深奥的，由此想到阅读重量里那“轻”的成分。
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阅读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农业科技、家庭医学、足球、赛车、房地产、保健、养生、美容、时装、烹饪、武术、花卉、商战、证券、股票……书海已经茫茫。这样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但却更加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这与我所说的“轻”仿佛还有差别。
我所说的“轻”包含了阅读那“无用”的一面，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心境的解放。萨达姆在他最后的时刻，在他那个两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他的枕边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href='2095/im'>《罪与罚》。我想一个人在那样的时刻，当他想到自己灵魂的时候，恐怕不会放一个钱包在枕边，对着一个钱包来解决灵魂的问题。虽然阅读 href='2095/im'>《罪与罚》也无助于对他生命的挽救。也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西班牙总统前不久发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费赠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 href='9612/im'>《堂吉诃德》。秘鲁有一个小城市，那里的警察性情特别暴烈，市民很有意见。市长没有给那些警察任何处罚，他用了一个软弱而无用的办法：给他们放了三天假，同时赠给每人三部文学作品，希望他们在假期里读完。警察们读了这些书以后，性情竟有了改变，对市民的粗暴态度亦有所缓解。我并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作品，也许在不经意的阅读中他们想到了他人的存在，还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这便是阅读的无用之用吧，它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这里的“无用”本身便是作用了。
我不想用上述小事夸大文学的力量，而且阅读文学作品似乎又是所有阅读品种里最无用的一种，尤其在今天。国内仅长篇小说就达到年产一千余部。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正像有人说的：选书好比选朋友。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正像“无用”的阅读给人的力量那样，它不是打击型的嵌入，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而酒是让人亢奋的。一位文化老人曾经谈到茶的好处，说是古往今来，只听说过酗酒闹事，还没听说过饮茶杀人。因此他说茶能促进社会和谐。
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这“轻”的滋味如同徐志摩诗中的几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然而一切都有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的必需，但它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能比故意的强迫阅读或者故意的淡漠阅读都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似乎也就在阅读所呈现的不同重量里找到了自己相对永恒的信心。——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怀念孙犁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 href='1737/im'>《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地笑”，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目光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的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目光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十一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藏书网
机会来了。一九七九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菁两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六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蠕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一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方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四十五年了，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 6216." >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一九八一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集中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近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与陌生人交流
从前我的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十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期、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子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子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一百五十克食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99ｌｉb?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队伍里，看炸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地操作。
站?99liｂ?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夹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她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她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劳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她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她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檐儿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她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
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得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爱美莉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爱美莉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薇丽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袁运甫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不可即。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成长。
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
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
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却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她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笸箩里的果子其实都被她嚼过。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她，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
我匆匆地向她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
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她们相比，偶尔地想起她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
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９９lib.走进店内。我看见她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她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儿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她不过四十来岁。
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
“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我说。
“现在没有。”她漠然地告诉我。
“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我说。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她打断我。
“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您……”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几乎怪我打断了她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
“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转过脸来。
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她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她那声意外的“嗯”，和她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她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她的赞美。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她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鬈发又从帽檐儿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就的小发卷儿为她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她以她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
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她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
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
一千张糖纸
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我们两人的种种游戏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
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把青砖地跺得砰砰响；我们在枣树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儿”，“羊拐”撒在桌面上一阵又一阵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我们高举着竹竿梆枣吃，青青的枣子滚得满地都是；我们比赛着唱歌，你的声音高，我的声音就一定要高过你。外婆家一个被我称作表姑的人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没有名堂地笑起来——虽然这问话没有什么好笑，但我们这一笑便是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什么叫累呀？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累的问题。有时候听见大人说一声“喔，累死我了！”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呀，“累”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啊。
当我们终于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她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 6ca1." >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打算重视表姑的话。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养病。
世香却来了兴致，她问表姑：“你为什么让我们攒糖纸呀？”表姑说糖纸攒多了可以换好东西，比bbr>藏书网方说一千张糖纸就能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话惊呆了：我们都在百货大楼见过这种新式的玩具，狗肚子里装上电池，一按开关，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着向你走来。电动狗也许不会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玩具单调、匮乏的时代，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褶皱。攒够了交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给我们电动狗。
一千张糖纸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只，就需要两千张糖纸。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们信心百倍。
从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枣吃了，再也不抓子儿了，再也不扯着嗓子比赛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静如初了，我们已开始寻找糖纸。
各式各样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厌倦，而从前的我们正对糖寄予着无限的兴趣。你的衣兜里并不是随时有糖的，糖纸——特别是包装高档奶糖的玻璃糖纸也不是到处可见。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块高级奶糖，9９ｌib.
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纸总算到手了呀；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人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我们会追随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的；我们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里，那时我们会飞速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们还曾经参加世香一个亲戚的婚礼，婚礼上那满地糖纸令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多么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里结婚，而所有的婚礼都会邀请我们！
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一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干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终于攒够了一千张糖纸。在一个下午，表姑午睡起来坐着喝茶的时候，我们走到她跟前，献上了两千张糖纸。
表姑不解地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待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着我们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们常说的累，原本就是胸膛里那颗心的突然加重吧。
我和世香拿回我们的糖纸来到院里，在院子门口，我把我精心“打扮”过的那一千张糖纸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一样随风飘去。
我长大了，在读了许多书识了许多字之后，每逢看见“欺骗”这个词，总是马上联想起“表姑”这个词。两个词是如此紧密地在我意识深处挨着，岁月的流逝也不曾将它们彻底分离，让我相信大人轻易之间就能够深深伤害孩子，而那深深的伤害会永远地藏进孩子的记忆。
孩子是可以批评的，孩子是可以责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骗的，欺骗本是最深重的伤害。
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从孩童时代走来的么？
想象胡同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做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 548c." >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胡同里是安详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藏书网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蹿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啰唆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啰唆，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工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哪……”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添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再道些“您哪、您哪”，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9９lｉｂ.t>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粽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啰唆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藏书网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说：“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分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干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西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还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藏书网），以增强脸上的恐怖劲儿。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做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儿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她一对学生不满意就开始发脾气。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99lｉb?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已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嘛，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长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９9liｂ?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藏书网这样，万一她被车刮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禀性吗？
闲话做人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蜇人的蝎子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卷毛者居多。狗脖子上拴着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又有响声。狗们被训练得善解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作俯首帖耳状。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待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起bbr>藏书网来？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还得了么？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张八儿说你就会显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义，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义也无贬义，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义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直正，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不敬。
记得有位著名美国作家在给他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确如你所言成了一个名作家，但我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人。”此话曾给我极大震动，使我相信学会做一个人本是人生一件庄严的事情。这里所讲的做人并非指曲意逢迎他人以求安宁稳妥，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以求从容潇洒；既不是唯唯诺诺，也不是有意与他人别扭。正如同攻击有时不是勇敢，沉默也并不意味着懦弱。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时你不会因自己的些许进步兴奋得难以自制，也不会因他人的某项成功痛苦得彻夜难眠。真正的做人当然还包括在正直前提下人际关系的良好与融洽，卡耐基就说过他事业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你真正达到了如此做人境界，“累”又从何而来呢？若说学会做人太累，那么生为人身偏有意不去做人不是更累么。若说做人累就累在舌头上（这包括了听别人舌头的自由转动和我们自己舌头的自由转动），我倒同意伊索对舌头的评价，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也是舌头。这位智者还无奈地说就是上帝也无法拴住人的舌头。舌头的功能已有定论，似舌头们的议论这等区区小累又何足挂齿呢？
所以我要说，不管这世上存在着多少拴不住的舌头（包括本人的一只），不管做人有着怎样的困苦艰辛，学会做人将永远是我一个美丽的愿望。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是人，最好的东西也是人呵！我太愿意做人了，从未设想过去做人以外的其他什么。
我相信就是怜悯狗之累的那几位游人，恐怕也不会有抛弃人类的向往。当我们把思绪和注意力从市面流行的以“会做人”与“不会做人”来区分人之优劣、从舌头是好还是坏为题的不休争论中超脱出来，人类一定会更加健康地成长，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心一定会因充盈了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而生机盎然。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