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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藏书网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9９ｌiｂ?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戴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地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地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的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做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忧裕生活，过早地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至，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此人在历史上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一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三百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三百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八万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99lib.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
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9９ｌib?t>。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委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建国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藏书网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地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地美化，也实在不正常。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北京兵变与袁世凯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戏剧艺术家，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而闻名）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见《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需要不时地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世之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9９lib?t>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之后，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对历史的表述常常是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虽然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以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块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情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9９ｌiｂ.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于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地里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烂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农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万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轻易走这一步。更为可怕的是，允许军人以兵变的方式干政，九九藏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举措和制度的变革，背后必有当局者对情势的考量，主观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满族新贵，不惟成立皇族内阁，开罪了立宪派，还贸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的结果。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革命士兵，只是在恰当的时机，点着了本该燃烧的干柴。而辛亥以后，地方主义更加不可遏止，各地当权者，无论新旧，都是据地自雄的军阀。孙中山号称是独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赶走国民党人，唐德刚先生说是袁世凯在削藩，但是实际上是削了弱藩换上了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系列的变革，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很是艰难。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到了这个时候，某些谋士自以为聪明的鼓噪也就听得进去了，而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学权威的理论，则恰逢其时地成了让火烧得更旺的东风（借东风的恰是那个坚持宪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诺）。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又一次激进的中央集权运动，在这场运动里，皇帝不仅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架构，一种古老但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显然，这场运动跟清末那些少不更事的满族权贵发起的运动一样，以惨败而告终。99liｂ?
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显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会上一般人对民国的反感。他忘了帝制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骄兵悍将，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举反叛的合法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地堂堂正正。如果蔡锷不起兵，或许袁世凯还可以拖些日子，只要蔡锷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那么袁世凯的众叛亲离就会是必然的结果。大名鼎鼎的蔡将军，其实也不过是那个恰好点了一堆本该烧起来的干柴的人。说实在的，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讨袁军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凯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经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凯遗臭万年了，连十分旷达的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细想想，这两个人其实不一样，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开了惯常所谓的倒车而已，而且这个所谓的倒车，退得实际上也有限，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其实古德诺的说法并没有错，在那个时代，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国情合适不合适。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遗臭万年了，甚至比当了汉奸的汪精卫还要臭。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来的主政者为树立孙中山而做反衬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出于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国共两党所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跟汉奸卖国贼也就相差无几了。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时间离袁世凯的悲剧，已经过去快百年了，如果还没有人费心考察一下，历史是否真的是按进化论画的直线行进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剧了。
买个总统当当
曹锟是北洋军阀将领中的憨包，投军前在保定府当闲人，人称曹三傻子，发迹之后，没人当面叫他傻子了，但背后还是当他是傻子。不过，傻人从来有傻福，此公不仅在袁世凯麾下的时候一路官运亨通，升到师长之后，虽然自己百无一能，手下偏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吴佩孚，两次军阀大战，居然连胜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府。势大权大之后，人难免有非分之想，要当总统。按说曹三傻子闲人出身，偶尔出门贩点布，基本上是胸无点墨；投军后虽然被袁主公送到军校镀过几天金，但提起读书写字依旧头痛，据说平时动笔的话，只有一笔“虎”字写得还说得过去。以如此文化状况做总统，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先例，漫说别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为然的。九九藏书
不过，傻人多有股痴劲，一旦迷上了什么，不弄到手就很难歇下。据说当年曹锟之所以投军，就是因为跟着花轿，盯着人家新娘子傻痴痴地看，惹恼了有势力的新郎家要办他，才一溜烟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帅，迷总统比当年迷新娘子还甚，所以，这事还非办不可。可是，总统是要选的，袁世凯有本事派军警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不把自己选出来就不让议员吃饭。段祺瑞可以包办一次国会选９9lib?举，再由自己人组成的国会选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总统。现在轮到曹锟，他既没有袁世凯硬干的魄力，也没有段祺瑞操纵选举的能力，于是只剩下一条路：买。
是啊，可以买东西、买人、买官，为什么就不可以买总统？手下闻风而动，分设几个联络处，明码标价收买选票，凡是前来开会的每人500大洋，开会并同意投曹锟票的每人5000大洋（个别重要人物价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面加盖经办人的名章，银行见章付款。幸好此时的国会议员，都是民国元年选出的，中间几经周折，不仅任期早过，而且意志已衰，大多见钱眼开。所以，重赏之下，大多欣然前来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张支票，届时得了480票，超过总票数的3/4，99lib?得以当选（有几十人拿了钱溜了，有一个人还将支票拍照登报，硬是要出曹锟的丑），总统买到了。
民国以前，中国人本不懂什么叫选举，有本事问津最高统治者的人，也都是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制度上共和了，皇帝没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让手下的武夫们将自家抬上宝座去，不得不指望国会来选。选可是选，但没有人能真正对选举放得下心，私下操纵是免不了的，操纵之外甚至还不放心，于是为求双保险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锟的贿选，比起袁世凯派军警将议员包围在国会不管饭还是要好一点。有人拿了钱不投票，曹大总统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当时曹锟的亲信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声臭一生强得多，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
其实，曹锟贿选，在当时是公开进行的，跟买珠宝首饰和萝卜白菜没有什么分别，也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只有上海这种风气较开的地方，才会有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点激动。真正感到不满的是西方的媒体，正是他们的鼓噪，才使得中国的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议员成了“猪仔议员”（“猪仔”一词，本无此特殊含义）。
军汉“韩青天”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藏书网赫赫；原告被告则跪在下面，猥猥琐琐，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政务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工夫，山东的狱案他必定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９9lｉｂ? 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数段祺瑞在历史上的风头最劲。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到金城、盐业银行，就可以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须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99lib.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闲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据说当年就是段公馆里年纪最小的清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要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犟，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可是尽管还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胜之未免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发双饷，上阵有面包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时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1925到1926年，是中国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张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寇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害得张宗昌的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
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一天学没上过，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谓的“不知”，实际上讲他这三样东西特别多。第一个“不知”，前面讲过，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凭投靠者自己报数，报一千增加一个团，报一万增加一个师，部队总是在扩军，确实没法统计得清。第二个“不知”也是货真价实，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过去相声界讽刺韩复榘关公战秦琼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他的原型（作为河北人的韩复榘，对山东倒还有几分怜惜）。除了搜刮以外，张宗昌还有一大宗来钱的路，.99lib.就是公开地走私贩毒，其实这种事每个军阀都要沾，但都没有他张宗昌干得这样肆无忌惮。同样精于此道的小军阀孙殿英是个N姓家奴，跟谁都跟不长，就觉得跟张宗昌舒心。第三个“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张宗昌的确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小老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小老婆就很多，据说是“八国联军”，有日本、韩国、俄国等好几个国家的，此公走到哪里都乐意将他的姨太太队伍带着，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张大将军屁股后面的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要逛窑子，看上哪个窑姐就带出去给他做老婆，租间房子塞进窑姐，外面挂上“张公馆”的牌子，再派上个卫兵，他张宗昌就算又多一位姨太太。不过，几天以后，这个姨太太就被忘记了，卫兵开溜，姨太太再做冯妇，重操旧业。此地的闲汉再逛窑子，总会叫：走，跟张宗昌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就一笑置之。
张宗昌虽说浑，但能在那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崭露头角，却也不能没有他的过人之处。头一条，有点歪心计。他张宗昌治军是一笔糊涂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纪律可言，但他看准了那个年月中国军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个子蓝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国革命，东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机，收编了一万多白俄兵，每仗都令这些白俄打前锋，其他军阀的士兵，碰上这些丧家的洋鬼子也照样脚软，所以，张宗昌就总是赢，从东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东。其次是有点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99lib.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
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军阀，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作过诗，而且还出过诗集，你信吗？别忙着摇头，这是真的，谓予不信，先抄几首在下面：
其一，《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笔者注：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笔者注：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王状元的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其三，《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笔者注：此诗最合古人张打油风格，但有抄袭之嫌。
其四，《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笔者注：只有烟鬼才有如此想象力。
据有关人士考证，在1925年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倒数第二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让这位状元公教他作诗，结果是出了一本诗集《效坤诗钞》（注：效坤为张宗昌的字），分赠友好。这位状元据说本来不该是第一，只因殿试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为了拍老佛爷的马屁，故意将个叫寿彭（寿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让老佛爷第一眼就看见吉利的字眼，龙心大悦。按说，虽然清朝最后一科考的是策论，但混到了状元，帖试诗总是作得的，不知怎么，王状元待到教学生的时候，居然一色的薛蟠体。其实，就是不做这番考证，看着这薛蟠体的“诗”，读者大概也能相信，我们的张效帅，的确作过诗的。
其实，张宗昌当时不仅作过诗，而且还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都最好的十三经。在大印十三经的同时，张宗昌还让王状元整顿山东的教育，在学校里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校里必须设经学课，说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来，我们的张帅跟薛蟠确有不同，作诗不是和妓女戏子逗着玩，主要为了偃武修文。
耀够了武的有权有力者，总是免不了要弄点文，从小的方面讲，是他们总以为自家应该能文，甚至作诗，隋炀帝不是说过，就是跟士大夫们比诗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从大的方面讲，修文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毕竟，在中国这个“诗之国”里，修文或者能文的统治者，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统治合法性，因为“文”在古意里，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着以德治国。退一万步说，至少让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心里感到踏实——哦，原来上头的跟我们有同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杀够了人（对建文的忠臣夷十族），于是有了《永乐大典》；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清朝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了《四库全书》。当然，到这个时候就用得着文人了，于是皇帝身边围了一群有能文能诗的“上行走”，有权的大臣身边有能文能诗的清客，人们围着一个中心诗酒唱和。传到我们的张宗昌了，身边来了一个状元公王寿彭，于是大家都不再稍逊风骚，不仅书编出来了，而且有诗传世。只是当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万多首（写了可能有上十万），而张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册，难怪康乾盛世总是那么让人看好，说也不够，写也不够，演也不够。
有权的人只要肯写，肯定会有人叫好，而且是哄然叫好，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刚建好，宝玉题诗的时候贾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样，叫好必然搔到痒处。乾隆文思泉涌，逢事必诗的时九九藏书候，自是喝彩声一片，当年张宗昌写出诗的时候，据说也反响异常，王寿彭就捻着胡子击节赞赏，还为之一一润色——估计是改错字。大家一叫好，能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也就难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皇帝或者准皇帝都变了诗人，以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诗文好坏优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来评判了。于是，文网张开了，文字狱出来了。张宗昌虽然在写诗方面略逊于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绩，却不让古人专美于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张作霖，杀记者都有那么两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武夫在忙于战事的时候，对那些乱嚼舌头的新派记者倒还能容忍，一旦开始吟诗作赋，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脑袋也就有麻烦了。
清朝有人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句，丢了脑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来写成匾，挂在康熙、乾隆老儿的以及张宗昌的书房里，那该多好！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孙殿英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别有用心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就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其秘诀，用他的话来说，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掷骰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用不着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实在应该以此公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是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儿，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的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孙殿英可已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就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的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读者诸公自己琢磨吧。
“马桶将军”的用人术
王怀庆是在北洋军中老资格的将军，吃老米的时候，他已经是北洋军的协统（旅长）了。虽然此公长期以来位不过师长，但由于多年担任北京卫戍部队的首长，民国风云，什么事都赶上过，所以在民国史上还算有点知名度。北洋诸将很多都有外号，有好听点的，像吴佩孚叫“秀才将军”，冯玉祥叫“基督将军”，也有难听的，比如唐生智叫“和尚将军”，孙殿英叫“盗墓将军”，曹瑛叫“茶壶将军”（茶壶即妓院之杂役），王怀庆就属于有不雅的外号的一位，人称“马桶将军”。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九九藏书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王怀庆喜爱马桶，是因为有便秘的毛病呢还是嗜臭如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公在他的部下和北洋圈子里，并不像他心爱的马桶那样臭。王怀庆从1905年当协统（旅长）开始，到1924年随着直系军阀的倒台而藏书网下野（属于跟错了人，非统驭无方也），在北洋高层混了近二十年，大旗不倒，比起他那些三五年就树倒猢狲散的同行来，简直可以称之为“长寿将军”了。这一点，说实在的，跟他的用人不无关系。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非老实人不用，挑兵不要市井之辈，越是山乡的农民越受欢迎，要脚上有屎，手上有茧。这一点似乎跟曾国藩练湘军有点相似，其实不然，当年曾国藩虽然重乡农，是用书生带乡农，而人家“马桶将军”，却根本不要书生。进入民国之后，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天天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喝过洋墨水的，但王怀庆一个也不收，说是不好管也不好用，他提拔的人，无论张三李四，都是穿了军装的乡农。不管多么脓包，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行，就是所有的军官都得无条件地忍受他的打骂。王怀庆每当要提拔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当众将此人痛骂折辱甚至给一通拳脚，如果此人逆来顺受，唾面自干，那么第二天委任状就到了。时间一长，这个套路部下都摸熟了，只要谁哪天无故挨了打骂，其他的同僚就会赶紧让他请客，因为接下来人家就升了。.9９ｌｉｂ..99lib.
在北洋军阀时期倒戈、背叛随处可见的情形下，王大将军的部队确实像他心爱的马桶一样，固若金汤，不仅没有倒戈的，连捣乱的都没有。只不过，这种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充其量只配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看家护院，连看家护院也没有看好，因为当时的北京治安也不怎么样藏书网。
稳定和效率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追求稳定，结果自己所在的系统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只大而无当的马桶，里面还断不了有味儿。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是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藏书网，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中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的，也有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比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九九藏书军校的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唐生智就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藏书网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土崩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工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９９lib?唯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脚，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99lib? 藏书网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99lib.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座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藏书网 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99lib.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香港接知名人士，名单中就有陈济棠。大概是老蒋担心陈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99lib.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在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错，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不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的，至于奉新的大藏书网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度用，一切包圆。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99lib?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得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藏书网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99lib.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受过毛泽东诗词的“表彰”。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支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支手枪自己拿，另一支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站队正确，选择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又选择了蒋介石，所以，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做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了部下鲁涤平。
在谭延闿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们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对付打算跟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99lib.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显然没有要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99lib?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就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这坟，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小时候，我中学有个很好的朋友，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记得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在历史上，凡是跟共产党作对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么高贵，身份多么高雅，下场都很惨。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千真万确。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偏不说自己是俘虏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省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来，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诩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99lib?五花大绑，上铐带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的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99lib?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99lib.：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藏书网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来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杠。——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筹谋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99lib?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打仗的时候，会许诺攻下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9９lib?，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节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99lib.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人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唯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有兵便是草头王
做官要做带兵的官，这话是谭延闿发明的。只是，尽管谭延闿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或者督军，尽量挂上些司令、军长之类的兵头衔，但由于自家是个纯粹的文人，而且心慈手软，所以一直也做不成名副其实的军阀，当然也就抖不起武夫的威风。可是，有些纯粹的武人，一旦混上去99liｂ?了，官做大了，名义上带的兵更多了，但醒过味来，却发现自己其实一个兵也没有，段祺瑞的例子是一个典型。在北洋系统，除了他的主公袁世凯，大概资格、位置没有超过他的，虽说位列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第二，但实际的地位却是公认的老大。北洋军阀将官如毛，绝大多数都是他的门下。袁世凯在练北洋军的时候，他是最早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做了民国的大总统，他是最有实权的陆军总长；袁世凯死99lib?
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世纪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三十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闹义和团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藏书网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二百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来国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小把戏，其实用处不大。但古往今来，喜欢玩的人还真是不少。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为袁绍拟的《讨曹瞒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99ｌｉｂ?曌檄》，都是可以选入中学课本的佳作，连挨骂的一方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头风病。看来，文章和真刀实枪地干，的确是两码子事。林彪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在实际政治中，笔杆子不及枪杆子多矣，往往越是枪杆子不济事，才越要耍笔杆子吓唬人，而笔杆子耍出来的玩意，多半是给人消闲的（包括对手）。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种吓唬人的妙文。此文简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讨曹瞒檄》和《讨武曌檄》鼎足而三，丢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十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99lib.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吗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中央首长作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合法化的黑社会
立志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大多跟帮会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成为红棍，仅仅开了个头，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同盟会中，原来光复会的人和原来兴中会的人闹意见，陶成章和陈英士彼此视同水火，但在联络会党方面，却异曲同工。在两广，则三合会，在两湖，则三点会、洪江会，在西北，则哥老会，在四川，则袍哥，在江浙，则洪帮或者青帮。或者跟帮会头目称兄道弟，或者自己直接投身其中，甚至干脆成为某个地方帮会的龙头老大。帮会和革命党人不分彼此，也不知道是革命党加入了帮会，还是帮会同人加入了革命党。
有研究者说，革命联络会党，只是革命党初期的策略，到了后来，就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争取新军上面了。可惜，事实上没这么回事，跟联络会党相比，争取新军只占革命党工作的一小部分。不少新军将领虽然原来跟革命党有过联系，但回国做官之后，能否带他们的部下投身革命，本就是个未知数。不过，在新军起义成功之后，各地帮会的起哄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地方宣布独立。
如果说，檀香山的致公堂还不够“黑”的话，国内的会党，无论是洪帮系统，还是青帮系统，都是地道的黑社会，无论他们打还是不打什么“反清复明”的招牌。当然，在那个时代，即使是黑社会，也属于道亦有道，有组织，也有规矩，轻易不会打家劫舍，扯旗造反。但他们毕竟是游离在正常社会之外的另一群人，一群跟犯罪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一群令正常社会的老百姓感到害怕的人。
革命成功了，会党和革命党人一起成了革命的功臣。用袍哥的话来说，就是哥子做皇帝了。于是开山堂，散海底，招摇过市。军队里，旅团营连排的序列，跟帮会老大、老二、老三的等级重叠，衙门大堂，变了帮会的山堂、公口。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黑社会合法化的时代，原来处在秘密状态的帮会，纷纷翻上地面。上海的青帮，在清朝统治时，只能在租界的庇护下，靠给洋人做巡捕，寻点机会，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大亨，甚至闻人。政界的大人物，蒋介石、戴季99lib?陶等人跟青帮搅在一起；商界的头面人士，像阿德哥虞洽卿、王晓籁，同时也是帮中的兄弟；文化界的名流，也跟帮会夹杂不清。在四川，嗨袍哥的人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贵人，无论在城在乡，想找到一个不在帮的人，竟然是件很难的事。但是，帮会并没有因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是青帮、哥老会还是袍哥，都依旧包娼包赌，走私贩毒，甚至跟土匪勾结，干些不要本钱的买卖。以至于为了跟那些依然杀人打劫的袍哥有所区别，袍哥在这个时候分成了清浊两系，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彼此间有时也很难截然撇清干系。
黑社会合法化，虽然不见得意味着没有秩序，但是这个秩序，却是参照黑社会的规则建立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无论百姓还是政府，是不会感到舒服的。为了从这个秩序中解脱出来，先前跟帮会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人，开始撇清跟老朋友的关系。抗战之后的青帮闻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尽管对蒋介石有从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顺从，但蒋对他依然打压有加。他不明白，其实不是老朋友不够朋友，而是形势比人强。藏书网99lib?t>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两百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9９lｉｂ.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9９lｉb?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信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地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流氓大亨的脸面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共产党的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解放的时候，黄待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只好待在香港，客死他乡）。99liｂ?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藏书网地面上混。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20世纪前10年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很揍一顿。他不知道，挨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9９lｉb?
会吃这个气，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到了上海，要清共，他不仅出人跟工人纠察队闹事，给蒋介石提供下手的机会，甚至不惜破坏青帮的规矩，出卖自己的徒弟、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将他骗出来杀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惹蒋介石这个最大个的军阀。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９９lｉb?t>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99lｉb.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99lib.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待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99lib.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９9ｌｉb? 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江南有名的才子。不仅批点过《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这样的才子书，而且写过《不亦快哉》这样的妙文，今天读了还令人忍俊不禁。不过，此人却是因为“哭”而身陷大牢，进而丢了性命的。.99lib.
事情是这样的，顺治十七年，也就是这位传说去了五台山出家的皇帝死的前一年，金圣叹所在的吴县县令催缴钱粮甚急，稍有拖延，则尺宽的毛竹片伺候，县衙班房，天天哀声一片，鲜血淋漓。虽然说，吴令所为，大体上不过是执行上级的指示——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对清朝征服的反抗行为，清朝规定，此地的钱粮征收额要比他地高出几倍到十数倍不等，但这位县太爷在横征暴敛的同时，也没忘了给自己多弄点外快，据说前脚征粮，后脚有的就顺到自己家去了。事有凑巧，就在县太爷率领众衙役大抡毛竹片正起劲的时候，顺治皇帝翘了辫子。按规矩，各地官绅可以设皇帝的牌位前去哭，于是，吴县的诸生，也就是那些见了县太爷可以不下跪的秀才们，跑到文庙（孔庙）开哭。哭可是哭，大家在哭皇帝的同时，大骂县太爷，这一骂，把个平日苦于征课的百姓也引来了，据说有千人之多，哭声震天，骂声也震天，街上甚至出现了揭贴（大字报）。
这种恶毒攻击领导的聚众闹事，马上被县太爷上报，巡抚朱国治正巧是个痛恨读书人的杀手（正因为如此，才被派到文士多如牛毛的江南来），闻言大怒，立即派兵镇压，当即有11名诸生被抓，连夜刑讯，牵连甚众，金圣叹也在其间。最后结案是“不问首从，一律处斩”，家产抄没，妻子儿女流放黑龙江，不算流放瘐死的，死案者121人，吴县像样的文人消亡殆尽。
说起来，哭庙事件，只是一个小小的“学生运动”，而且这种学生运动，至少在表面上是有着习俗上的合法性的。在案发之前，秀才们聚众到文庙孔夫子牌位前抗议，是他们的习惯，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也有过秀才因此丢了头衔的，但官方如此大动干戈，要了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里，有清朝当局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敏感，有朱国治这种酷吏的阴狠，也有那位县太爷出于担心自家劣迹暴露的别有用心。然而兴大狱的真正用意，实际上是拿金圣叹一干秀才的人头，吓唬江南所有对前朝怀有思念的士人，彻底铲除遍布江南的文人结社（一结社，就难免说三道四，对政府不恭敬）。据说，吴县的这种结社，金圣叹属于领袖人物。满清征服江南以来，虽然屡次下令严禁结社，但文人诗酒酬唱，由来已久，禁不胜禁，查无从查，现在正好有了这么个机会，于是下了黑手。
尽管如此，像这样“排头砍去”，按大清律也是没有依据的，所以，结案实际上最后是把诸生篡入一件近期发生的海盗案，做成造反“逆案”，才遂了从朝中的执政诸公（当时康熙还没有亲政）到巡抚、知县等诸位大佬的心愿。
在死亡面前，金圣叹依然保持了自己名士的风范，临刑前留下一封家书，狱卒担心里面有诽谤不敬的话，将之呈送长官，官打开一看里面写的是这样一句话：“盐菜与黄豆同吃，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死无恨焉。”
官哭笑不得。
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有人反过来说，这种危险其实成就了这些才气乱冒者，让他们写出传世的诗文，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但是受难的当口，当事人似乎没有这样自觉的受虐意识，几乎没有不想早点摆脱苦难99lib?、过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国文坛上，苏轼几乎就是才华的同义词。虽然文人琴棋书画都要弄一点，但在诗、词、书、画上都有成就的却并不算多。就当时而言，苏轼在歌伎舞儿中大红大紫，哪个不唱苏子瞻的词？如果有幸运儿得到品题，自会身价百倍，缠头不知要多得多少。苏轼的诗词歌赋值钱，书画也宝贝，当时就能拿来换钱换物。有个朋友嗜羊肉，一馋了就找个借口到苏轼那里骗幅字，去换上几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华横溢而藏书网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点多嘴的毛病。在政坛，则表现为对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议”乃至“横议”，令当局者满是不痛快。苏轼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发福得紧，肚子很大，据说里面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此公为官一生，始终不知道“站队”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总有话说。朝廷不变法他不满，变了法他更不满（等到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尽废新法，他还是不满意，当然这是后话了），摊上文字狱，委实也是“罪”有应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十年。这个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其是非功过，史家仍在聚讼不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变法本意就是强化行政干预的力度，因此给了官吏们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实行过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欢天喜地。这一年，苏轼由杭州调任湖州知州。
前面说过，对变法苏轼是不满意的，属于经常说三道四的反对派。不过，跟大批因反对变法而遭到贬斥的官员不同，苏东坡由于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鱼米之乡享福，这让许多新党人士很是不平。因为苏轼“诽谤”新政的诗文的杀伤力，实际上并不弱于旧党领袖司马光的长篇奏折，用御史舒直的话说，苏轼讥讽新政的诗，“小则镂版，大则刻石，流布中外，自以为能”，也就是说政治影响极坏，不动动他难以“平民愤”（应该是官愤）。所以，苏轼在湖州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稳，御史老爷的弹章就接二连三地递到了神宗皇帝的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继而御史舒直，再则御史台的领班御史中丞李定。
于是，苏轼被逮到了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人称“乌台诗案”。典出于《汉书·朱博传》，汉朝的御史府柏树森森，常有成群的野乌鸦栖居其上，朝出暮归，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估计这里也有骂御史们乌鸦嘴的意思）。苏诗人进了乌台，严刑拷打倒是不多，不过审讯官们不是吃素的，昼夜连轴提审自是免不了，在触及灵魂的同时，偶尔也要触及一下皮肉。苏轼在仅能容身的临时牢房里一直待了4个月零12天，几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写过的所有可疑诗文99lib?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参考书都不给，全要凭诗人的记忆）。一时间，苏轼的诗几乎成了今文经学家眼里的《公羊传》，御史老爷们拼命从里面寻找微言大义，以便罗织苏轼谤讪朝廷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新政已经远远不够了，审讯者所想要的是将此狱锻炼成诽谤皇帝的重罪。虽然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为此，苏诗中所有涉及“龙”字的诗句，都被反复追究，上挂下联。审讯者的想象力居然大到这样的程度，苏轼有首咏老松的诗，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其实无非是说松树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审讯的御史老爷却认为这是影射，讲蛰龙的实际用意就是蔑视“飞龙在天”的皇帝。当然，在寻找大罪名的同时，苏的生活细节也没有被放过，从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惯例。因此，连苏轼借朋友的钱没来得及还，托朋友裱画没有付费这样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来，作为罪状上报。
因言得罪，株连必广。苏轼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平时诗酒唱和，鱼雁往来，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几。到了这时，凡是和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叹晦气，因为必须得交出苏的诗文和书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过。一时间，翻箱倒箧，鸡飞狗跳，众文人被搅扰不说，还要被罚铜（俸）。连已经死去的欧阳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样要因老子与苏轼的交往受到惩罚。身为驸马的王诜和苏轼的弟弟苏辙，因与苏轼的关系太深，有通风报信之嫌，因而被贬官。
乌台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个文字狱，兴狱者深文周纳，必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已。由于没有先例，狱里狱外，大家都不晓得结局将会如何，一时空气相当紧张。苏轼遭难，儿子苏迈一直在外面为父亲打探消息。苏轼跟儿子约定，如果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鱼。一次，苏迈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好心，做了几条鱼送进去。苏轼一见，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不仅鱼没有吃，连绝命诗都作好了。当然，此案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悲惨，皇帝最后否决了御史老爷给苏轼定的最严重的罪名——针对皇帝的恶毒攻击罪，仅仅以反对新政的罪名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品级虽然降得不多，但从实权的富裕地区地方长官变成了虚衔的军职，而且不许签署公事，等于“挂”了起来。在黄州，苏东坡很是闲了一阵，在四处闲逛、跟渔夫酒徒厮混之余，还在江边的东坡上开了一块地，由此自命“东坡居士”，还烧出了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牢狱之灾，在文学史上一向是作为文人遭嫉的典型来解读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苏自走出巴山蜀水以来，文名满天下，而苏轼又是三苏中的翘楚，早早地就接替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遭人嫉恨，原是应有之义。更何况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无遮拦，看不惯就说，交结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连一向稳重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之辈都对苏轼颇有微词，嫌他“轻浮”。而且，文人相轻，并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纵，难免就会干出些嫉贤妒能的事来。看过《梦溪笔谈》的人，大多会认可作者沈括的才华与见识，但还在御史老爷们弹劾苏轼之前，他担任两浙察访使期间，在杭州与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交往甚密，临走前特意向苏讨要了几首近作，说是作为纪念，回过头来却详加“注释”附在考察报告里，交给了皇帝。虽说没有即时兴起大狱，但对后来苏轼的遭难，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铺垫作用。对此苏轼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谪居黄州时，爱妾朝云为他生了个儿子，三朝洗，他给儿子作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不过，在我看来，虽然苏轼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别人对他的嫉妒不无关系，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苏轼固然恃才，但远没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换言之，他离一个狂士还有相当距离。朝中大佬，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赏其才华的也大有人在。乌台诗案案发，不仅旧党人士连声抗议，连偏向新党的宰相吴充也劝神宗皇帝赦了苏轼，甚至连王安石都表示不满（王时已罢相，但新法依旧在推行），上书营救，新党的另一中坚人物章惇也出来为苏轼说话。其实神宗皇帝自己，对苏轼也是相当赏识的。在此案之前，尽管明知道苏轼反对他所钟爱或者说迷信的变法，但依然优待这位才子，让苏轼在江南温柔乡里过了许多年倚红偎绿、浅斟低唱的日子。实际上，导致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属于新党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讨厌苏轼反对变法，骨子里则有公报私仇的因素，因为苏轼曾经攻击过李定不为母亲服丧，这在那个时代的确过于有杀伤性；二是苏轼利用诗歌对变法的冷嘲热讽，的确让迷恋变法的神宗头痛，或者说，影响了变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恶性循环，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对于这一点，所谓的新旧党人其实是有共识的九九藏书 。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在于怎么改，而不是改还是不改。在现在看来，新党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吕惠卿、章惇等人，对于改革所引起的民生问题，心理承受能力要比旧党的司马光和苏轼他们大得太多，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实现国家强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个对着国家强盛有着执著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继续忍受朝廷对外战争中的耻辱，急于展示大国和强国的面貌。王安石变法的快速增强国家能力的思路，实在很对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价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权最弱，为了防止军人暴政而形成的优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传统，使得皇帝推行变法的“乾纲独断”往往流于形式。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神宗需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有某种突破，这个时候，恰好御史台盯上了苏轼。监察部门从来都是皇帝制约和平衡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北宋，这个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说，个别御史的意见还可以无视的话，那么，御史台的整体声音，是皇帝必须要重视的。更何况，这个声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尽管整个皇室对苏轼非常喜爱，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苏的才华，但为了大局的需要，苏轼也只好做牺牲了。
应该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苏轼还是幸运的。如果他早生几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里，或者晚生几十年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可以肯定地说，他就没有机会发明东坡肉了。只是，有着历代最宽松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乌台诗案之后，改革越来越变了味道。改与不改，只是两派或者多派势力的权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后一个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作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９９ｌiｂ?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作诗而已。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作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绹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说他诽谤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对改革，于是逮捕下狱。好在宋朝祖制不杀大臣，苏轼最终得以保全小命，发往远恶潮湿的黄州做团练副使。诗人的话，撞到了政治的枪口上，终于惹出祸来。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作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99lib.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9９lib?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余生估计一个字的诗也写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作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风月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99lib.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九九藏书，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地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拔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得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９9lib?，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庭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浑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浑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藏书网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地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藏书网，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９９ｌｉb.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吴稚晖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99lib.t>，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人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人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人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两人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这位党国的“稚老”，依然愤愤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
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然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人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99ｌib?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
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唯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９9lｉb?t>麟的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99lib. 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九九藏书，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相当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99lib?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的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９9lib?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工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地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99lib.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的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99lib?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是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情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９９lｉｂ?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还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九九藏书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藏书网
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留辫子的大师
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９9lｉb.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生民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是99lib.，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限。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99lib.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他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觉悟最早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狮，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两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藏书网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九九藏书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九九藏书，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构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当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九九藏书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九九藏书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９9ｌｉb? .99lib.t>
后来的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金庸、古龙之辈，虽然写的都是武林侠客，但这些人根本不懂武术，所有眼花缭乱的招数，都是闭上眼睛想出来的。向恺然不一样，他真的懂点武术，后来小说写不成了，还在长沙的国术（即武术）馆混过。在向恺然的家乡平江，现在还流传着一些他在武术方面的传奇，神勇了得。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既懂武术，又会写武侠小说的，只有他一个。可是，恰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就没办法写出老百姓爱看的武侠，老百姓要的武侠，其实只是顶着武林头衔的成人童话人物（金庸们得其三昧）。一个《江湖奇侠传》其实要算是例外，因为那时穷困潦倒，急于将此换饭，没工夫讲究，信手胡编，想象力不免多些。歪打正着以后，正经把这劳什子当个营生做了，原来的武术招数、武林规矩就涌上来了，绊手绊脚，当然也就写不好，实际上是写不出读者心目中的武林奇侠了。
向恺然在写《留东外史》的时候，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特正派的角色，其实呢，他跟那些清国留学生一样，有寡人之疾，有阿芙蓉（鸦片）之癖。在那个短暂的红火时期，此公跟他的后辈古龙一样，醇酒妇人，还加阿芙蓉，潇洒极了。后来，小说没人要了，去教国术，身体又不行，只好在国术馆当顾问。再后来，听说此公上了南岳衡山，出家做了和尚，追随禅宗怀让大师去也。从此，江湖上再没了消息。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９9lｉｂ?了皇帝和草头皇帝，任它什么东西，都只好自认晦气。
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时候，中国想做皇帝的人很多，从农夫到将相都有。自从小亭长刘邦见了秦始皇说“大丈夫当如是焉”，和种地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大家好像突然都醒过来了一样，只要有点机会，就幻想着能当上皇帝。曹操扫平中原之后，很有点自负，说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话其实不假，黄巾余党不说，袁术家四世三公，深受汉室大恩，还不是私藏了传国玉玺，一不留神就想当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纯正，按陈琳的说法，此公属于“阉竖遗丑”——宦官没有割干净生下来的，门第虽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没有逼汉献帝“禅让”，只不过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怕孙权之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给儿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做了贰臣；做了贰臣之后反而不安分起来，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闹翻，打来打去，没成气候，眼看阳寿无多，临死前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在衡阳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结果屁股没坐热就去见了地下的王——阎罗。
农民自陈胜、吴广之后，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当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见过些世面，或者有点痞气的人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藏书网时候，北方中国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不过多数的团伙都是从戏班子抢来戏衣，用唱戏的黄袍和王冠，装备自己的皇帝，用戏装的蟒袍玉带、铠甲硬靠，装备文武大臣。然后跟吴三桂一样，搭个大棚子就当是皇宫，然后就登基做皇帝。不过，这些草头皇帝登基之后头一项急务，都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至于到底能不能配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这些起义者的实力，一般来说，十几二十几个总是找得到或者抢得到的。在这方面，他们显然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气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几百，害得他总是摆不平小老婆之间的关系，争风吃醋闹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东王杨秀清假装神灵附体，上帝下凡，为他处理家务事。
不光乱世，农民争着当皇帝，太平年景，偷着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时节，宣称具有无边法力的民间教门很是不少，教首借着三脚猫功夫的气功，再加上一些从儒释道那里抄来、从戏词里趸来的货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给他上钱上货，甚至贡献女人，大家夜聚晓散，好不快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觉得做教首没有做皇帝过瘾，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对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开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着借来的戏衣“登基”。地方虽然窄点，.99lib.但一样不耽误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误封自己的三宫六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称王称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过过皇帝瘾，并不真的想打上金銮殿，夺了鸟位。只是若让真的皇帝知道了，还是一样抓了砍头——其实有点冤。
在汉人文化圈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有个笑话说两个农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个说，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镰刀。另一个说，蠢货，皇帝哪里还用得着割稻，还不是在大树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摇摇。其实，这只是笑话而已，人们编出来取笑农民的，当不得真。实际上哪个时代的农民，会一点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自从有了戏曲之后，戏里总是演帝王将相，即使在农村，年节农闲，也要唱大戏的。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牙，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所以，凡是农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着戏上的操练。
当然，农民如果不满足于做草头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讲究一些了。当年从沛县起义的刘邦，土的程度跟陈胜、吴广也差不了多少，最多当过几天“大队干部”，起义以后，事情还没有眉目，就拼命地找女人、吃猪肉。英布来见，他一边一个女人在给他洗脚，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礼数都不讲。看见儒生，更是不耐烦，抢过人家帽子就往里撒尿，活脱脱一个乡里的无赖。然而后来做了皇帝，发现跟原来的一帮屠狗杀猪的兄弟喝酒撒疯不成体统，这就用得着儒生了。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之后，宫里殿外，兵卫齐列，铠甲鲜明，旗帜飘飘，所有文武大臣排成两列，天不亮就在宫外候着。赞礼官说声：“趋！”大家弓腰低头，一溜小碎步向前；说声：“止！”则乖乖站着谁也不敢动。东向文，西向武，分两列在殿前站好。于是皇帝乘辇驾临，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贺朝拜。礼毕，皇帝赐酒，酒过九巡，赞礼者高叫：“罢酒！”整个仪式过程，群臣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稍违仪，有动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视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将他们带走（估计没什么好果子吃）。朝礼罢，刘邦高兴地说，我今日才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来要过饭、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时候，也一样排场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请示过天公地母，承认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后由丞相率领群臣，跪请朱皇帝龙椅就座，朱皇帝扭捏半晌，总算坐进了椅子；再由丞相跪进衮冕，为他穿戴停当，再捧上玉玺，送到朱皇帝手中；接过玉玺之后，群臣立刻拜贺舞蹈，三呼万岁，整个南京城鼓乐齐鸣，欢声震天。接下来，换上皇帝新装的朱元璋，由仪仗导引来到太庙，奉上宝册，追尊他们朱家四代种田的祖宗为帝，告祭社稷；然后回到奉.9９ｌｉｂ?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叔孙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扬扬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飘飘然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气冲天地吩咐几个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现成的马屁哪有不会拍的道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几天古书，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来了“帝”字，合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关公战秦琼）。跟着“皇帝”的还有一大堆讲究：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儿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皇帝的名号虽然打出来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严却不是一天可以确立的。后世所谓的君主专有的称谓，像“君”、“朕”、“万岁”等，在汉朝还是大家胡称乱叫。郡太守关起门来自称“君”，将自家的衙门说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也是司空见惯。顾炎武曾提到，“汉时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丹阳太守郭曼碑，君之弟薨，归葬旧陵。东观汉纪云，岁旦，郡门下掾奉觞上寿，吏皆称万岁”。显然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妥，不然就不会刻在９９ｌib?石头碑上，否则岂不是“石”证如山，明摆着让人抓小辫子吗？
时代虽然进入了汉朝，但毕竟分封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郡太守虽然不过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但人们依然习惯于把这些在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当成诸侯来看。加上郡里的属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郡县里的曹掾们对于他们的长官确实有君臣之义，当国家真正的君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发生矛盾时，他们向着谁还真难说。像东汉末年那样只把太守当回事，甚至为之死节，而将皇帝置之度外的情况，也许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苏洵曾经说过：“古者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者，其辟署之权，盖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看来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说这话时，太守们早已风光不再了，人们说话也再不敢口没遮拦。
帝王之尊，其实是渐积而成的，制度的日益致密，越来越强调“强干弱枝”，地方的权力不仅日见其小，而且受到种种限制：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前者地位日见其隆，后者日见其卑。阳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的历代帝王们，更倾向于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与臣子们保持距离。当然臣子们也很凑趣，除了几个异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窝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读书人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喊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时候，大家说话就必须小心翼翼了。
光绪之死的公案
提到戊戌变法，总免不了要想起光绪，这位“大清国”末世坐江山坐得最长的皇帝，其实是个最可怜不过的人。如果不是西太后想在亲儿子死后还“垂帘听政”下去，选中了他人继大统，也许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王子公孙，自然少不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自打4岁入宫以后，这位原本就懦弱胆小，一听见打雷就浑身哆嗦的小皇帝，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超级“女强人”的阴影里。虽然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水深火热，但日子没有在亲爹亲妈身边好过是肯定的了。
光绪懂事以后，虽说还在所谓“同光中兴”时代的尾巴里，但已经又一次进入了多事之秋，列强虎视，外侮不断，糟心事一个接一个，如果他是刘阿斗、明熹宗那样没心没肺的皇帝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有那么点心气，不甘心做个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的皇帝，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他，就是什么也说了不算。好不容易西太后挪到了颐和园，手松了那么一点点，皇帝身后的帘子没了人，戊戌变法，刚刚说了几句硬话，转瞬之间就被关进了四面环水的瀛台，过起了以泪洗面的日子，长叹：“吾汉献帝不如也！”光绪的老爸醇亲王 5955." >奕譞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当年他一听说西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就立马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让在场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他得了恩宠还装蒜。?９９ｌｉｂ.
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怀疑是西太后害死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两人的死期实在是太巧了，光绪不多不少正好先西太后一天死去，没法让人不起疑心。当然，断这场历史公案，把西太后定为谋杀犯，必须有证据，可惜这种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当时的现场又根本无法还原。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西太后无罪呢？当然不。有位曾经在光绪病重期间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写过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德宗请脉记》（光绪庙号德宗），虽然写得恭恭敬敬而且结结巴巴，还是透出了不少消息。
首先，光绪即使在病重期间，依然被“两宫”政治交恶的阴影笼罩着。小册子写道，由于“..两官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显然，光绪认为自己的病是因长期囚禁导致的肝郁，而西太后则倾向于说光绪的病是自家的先天不足肾亏。所以，他把脉时就不敢实话实说。虽然两宫各执一词，但说了算的毕竟是西太后，光绪不愿意人说他肾亏，很可能是不少医生都秉太后的旨意说他肾亏。其实，做了多年的高级囚徒之后，肝郁倒更接近光绪的真实症状。看病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这个病也就没法好好地看了。
其次，即使在光绪病情加剧之时，他的病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给光绪看病的人被分成几拨，各看各的，“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加上又不敢说实话，不是顺着西太后的意思胡乱对待，就是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应付了事，以至于药方里居然有葡萄酒、牛肉汁和鸡汁，近乎 href='2210/im'>《红楼梦》里王道士开的“疗妒方”。给光绪用的药，也属“假冒伪劣”之类，一次，光绪居然从药里拣出了蛀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皇宫大内里的事情。
更进一步，凡医生给光绪开的药方，如果对症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改动。当医者第一次开方之后，光绪不仅自己反复叮咛不要改动，而且还派太监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改。如果不是以前方子屡屡改动，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为什么光绪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太后实际上就是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行谋害之实，药不对症地胡治乱看，使得光绪的病越治越重，起初不过头晕，“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这位过度虚荣的老太婆实在不情愿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不甘心让光绪在她死后翻戊戌的案，使她蒙垢青史。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的事错的是她，而不是光绪，她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当年变法的翻版，不过这老太婆政治可以抄袭，却死活不肯认错。她还明白这样一条中国式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政坛上谁熬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至少是暂时的胜利者。但七十多岁的她想熬过不足四十岁的光绪的确是件难事，公开地废黜或者干脆干掉光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反对的人太多，根本行不通，没办法，只好来这慢法子。当光绪病情变重时，她感到有可能要赢了，于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广征.“良医”，一方面依然实行“胡治工程”。名义上是昭示她的“慈心”，其实不过是为了告诉世人，光绪要不行了，而且不赖我。
然而，她和光绪这三十多年的差距却也非同小可。事实上，光绪病重之时，她也病入膏肓了，但她却根本不肯承认。当一个找来为光绪看病的医.生，偶尔看了一下她的脉，诊断说她有糖尿病（消渴）时，老太婆勃然大怒，硬是逼着人家改口，说消渴乃口渴之误。其实，她不仅有糖尿病，而且还一口气拉了两个多月的痢疾。老太婆嘴上虽然不认账，但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她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了，她只是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当光绪还没咽气的时候，她就让人到光绪处穿素服，而到她这儿要穿吉服，她委实太希望光绪死了。终于，拉了两个多月痢疾的老太婆竟然熬死了37岁的光绪，当得知光绪确实病死的消息之后，这个“意志顽强”的老太婆一口气松下来，终于拉完了她最后一泡稀屎，“凤驭宾天”，追着她的亲外甥到阴曹地府打政治仗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竟然在两天之内，一前一后撒手归西的缘由。
这桩公案，陪审团裁定，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有罪。
康熙的才学
康熙皇帝玄烨，至少在眼下，要算是皇帝中最有bbr>知名度的一位。他日益飙升的名气，显然和政界、学界以及娱乐圈的追捧不无关系。“康熙来了”，不仅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也几乎成了近来人们打开电视时的第一感觉。
只要跟娱乐圈沾了边，名气大的人不一定声誉好，可人家康熙不然，硬是名气大，而且声誉佳。大家七手八脚，直到将他老人家捧成了“千古一帝”，似乎还没有歇手的可能。关键是，捧的人里不光是娱乐圈的“娱编”、“娱导”、“娱艺”加“娱记”，学界也相当积极。在这些学者眼里，康熙的文治武功无不登峰造极，武能打仗而且打猎（用鸟铳，一枪一只大狗熊），文能作诗为文，无论诗词歌赋，古体近体，样样精通。据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家还学贯中西，于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99lｉｂ?算甚至音乐绘画，无一不能。
中国的大人物头上，都免不了有光环。康熙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干了件擒拿权臣鳌拜的大事，以后一系列文治武功，包子上的褶，全露在外面，叫人不说好也难。神话从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传，越传越神，害得末帝溥仪经过劳改营改造了多年之后，却还相信太和殿前的铜鹤腿上的凹印，是跟随康熙南巡时被这位圣祖皇帝一箭误伤的。
康熙喜欢跟西洋人打交道，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接一个收用，洋鼻烟、洋钟表，外加洋药和洋乐器都大量地收藏。不过，西方的洋和尚虽然很得恩宠，却出家人不打诳语，硬是不肯加入满人和汉人关于康熙的神话合唱。曾经在康熙身边服务了13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不少有关康熙的内幕消息，其中有段是这样说的：“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说这话的洋人，是康熙在西学方面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学业状况，应该是清楚的。
仅仅因为某个手指触到了琴键，就会被奉承为音乐家，时间长了，自己也糊涂了，以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中国制造”。世间所传康熙的数学造诣，估计比音乐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连历史学家在内，许多人仍然像相信康熙能用原始的鸟铳，将一头硕大的黑熊或者老虎一枪毙命一样，相信康熙那无所不知的学问，尤其是西学造诣。看来，不管时代变了多少，人们习惯围绕着猛人制造神话的传统却并没有变，只要某个猛人还说得过去，我们就不吝惜将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到他们的头上，活生生变出光环来；如果不幸自９９ｌｉb?己所处的时代实在没有像样的猛人，那么拾点古人之余唾捧捧古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得 href='1698/im'>《世说新语》上有一则南朝故事，说是某名士棋艺特高，偏皇帝也是个棋迷，硬是居心叵测地找来该名士，让他说天下谁的棋艺高，名士答曰：陛下皇帝里第一，微臣臣子里第一。眼下，我看我们用不着追求实事求是，只要恢复到该名士的境界，就已经足矣。
帝王的市井情结
重农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尽人皆知的传统，每年开春，皇帝都要假模假式地举行籍田仪式，在众宦官的搀扶下，扶一下犁头，假装自己耕田啦。大臣们也会时常上书，说点重视耕稼，不误农时什么的老生常谈，每朝每代都如此，一点新意没有，却乐此不疲，像是被输入.了同一个程序。重农的另一面是抑商，不仅皇帝不能对商人表示好感，大臣们在论及耕稼之艰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贬抑商人（大概也是程序设好的），好像农夫的辛苦，就是因为商人们做了买卖。两汉的时候，商人是有市籍的，明文规定，绫罗绸缎不能穿，所谓市籍，就跟今天的农业户口差不多，一种非农性的歧视，不得为官为宦。唐代，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除非走后门。后来，商人地位高了一点，但依旧士农工商，排在最后，摆明了属于社会的“末业”。
重农意味着崇本，抑商，意味着抑末，农为本，商为末。不过，凡是被人称为“本”的东西，都不招人喜欢。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自不必说，就是一般清高的士大夫，总是嚷嚷归耕林下的，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喜欢真刀实枪地干农活，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对农夫特别推崇，甚至说士农工商的位置该换一换，把农夫摆在前面，可是他罢官之后，也还是进城卖字画了，没有回老家种地。就算那些看起来痴迷田头的老农，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就像现在我们某些工作狂一样，未必是真的出于内心的爱好。
人们真正喜欢的，反倒是那些被视为“末”的东西，比如戏曲，这是传统中比商还要低贱的玩意，可是人见人爱。宗族开祠堂，祖宗牌位摆..在最显要的地方，但是修得最豪华的，却是戏台，美其名曰让祖宗看戏，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活着的子孙在享受。没有祠堂的地方，每年搭台子也要请戏班子来唱戏，过年过节，尤其免不了。宁可不吃不喝，也不能不看戏，用东北人的话来说，就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人们第二喜欢的，跟商人有关，那就是街市，在农村，就是集市和庙会。在那里，商人做生意，农民也做小买卖，都说商人奸猾，其实农民也不是省油的灯，买的卖的，都离不开街市。逛街，在哪个朝代，哪个人群，都是种享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就是什么都不买，什么都不卖，也照样喜欢逛，看看人，南来北往的红男绿女，看看东西，土的洋的稀罕玩意。如果赶上卖艺的，有钱，给人帮个钱场，没钱，给人帮个人场，起哄架秧子，都好。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在华北农村调查，发现很多农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集市，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要去走走。
皇帝也是人，他bbr>９９lｉｂ.们跟老百姓其实有差不多的喜好，也有差不多的毛病。看戏不必说，中国戏刚有个模样，人家唐明皇就下梨园打鼓了，难怪后世梨园行尊他为祖师爷。一直到清朝，不爱看戏的皇帝，就跟白乌鸦一样稀罕，猛一点的，如后唐李亚子，还亲自粉墨登场。当然，这属于娱乐活动，人人都爱的，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皇帝对街市的喜好，也跟老百姓一样，只是碍于身份，没福气像老百姓那样出去逛街，解痒之道，一般是在宫里安设假的街市，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老爸被接到长安城后，居于深宫，闷闷不乐，老人家原来跟他儿子一样，整日就是喜欢跟一帮贩夫走卒，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之徒在一起混，进了皇宫，离了街市，固然富贵已极，但人生之乐没了，大概刘邦跟他老爸有同好，于是在长安设立新丰之市，据说连房子、店铺造得都跟老家一模一样，把旧日那些买卖人并街上的混混都接来放进去，各家的鸡鸭鹅狗来了以后，都各自认识自己家的门，于是做了太上皇的老爸大乐，当然，他也乐，估计抽空也去逛逛。
此后这样的皇帝很多，比较出名的像南朝的东昏侯，还在街市里做买卖，亲自掌秤，还有明武宗，他不仅在宫里的街市上玩，还可以玩到真的街市上去。一直到清朝乾隆这里，还在颐和园后面，修了一个伪造的苏州街，将他在江南看到的街市，搬过来，供他聊过市井之瘾。这个假苏州街，现在已经恢复了，只是，里面逛的人，已经变成了游客。
“佛见喜”李莲英
在晚清，李莲英可是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名头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兴名臣还要响，说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总管的大名都难。种种传闻，说好的有，说坏的更多。在很多遗老遗少眼里，大清国之所以玩了完，多少跟这个没把的茶壶（阉人）有点关系，西太后作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头上。
说起来，李莲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放在别的朝代，像他这样的宦官和这样的太后，说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断不可能留下骂名。可是晚清赶上的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用武力胁迫东方进入他们世界体系的时代，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领导中国实现转型，显然不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胜任的，所有的处置失当，作为一个女主来说，身边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藏书网些黑锅。
从朱一新、安维峻这种铁面御史的弹章，到街谈巷议的群众舆论，李莲英的所作所为，大体上跟他的前辈从东汉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们差不多，无非是惑乱朝政，卖官鬻爵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个宠信的安德海来，李莲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没有人说他走运是因为没有骟干净。
虽然李莲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宠，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顶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哪怕一次也行！）对朝政插过嘴，臧否过哪怕一介小官。虽然走李莲英门路升官藏书网的人倒是不少，估计银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实在找不出证据，说有哪个人的得官，是李莲英背后在老佛爷那里递了话。李莲英的发财，更多的可能是人们把他想象成那种一言九鼎的人物，想象成可以弄权搞名堂的宠臣，也就是说，人们按照从前得宠宦官的面目，来比照李莲英，比照来比照去，送银子走门路成了常态，而不送倒成了心病，为了保险起见，大家还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其实，在西太后眼里，李莲英是个特别低调，行事谨慎，而且极其干练富有指挥调度才能的人（宫里的许多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是李莲英一手操办，无不井然有序）。这个一直自比乾隆的当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许太监、哪怕是最亲信的太监对朝政插哪怕半句的嘴，对这个清朝祖制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女主来说，只有更加严格地讲究祖宗规矩，才能够堵住别人的嘴，所以，尽管她用这些人，但也只是当使唤的下人，绝不会让他们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宫女眼里，李总管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善解人意，从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总会给人以方便。所以，宫里虽然派系复杂，但没有人背后坏他。
所以，当朱一新他们指名道姓地弹劾李莲英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老佛爷相信的，最后丢官的只能是这些不怕死的都老爷（御史），只是成全了他们的刚直之名。按朝中的规矩，李莲英唯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经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状况通报给跟他关系好的大臣，比如庆亲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以便这些人随时掌握西太后的动向，上朝的时候好有个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显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动一些。
一位伺候过老佛爷的宫女说过，李莲英就像一种俗名叫“佛见喜”的梨bbr>，看着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来又甜、又酥、又细、又嫩。李莲英外表看着不怎么样，可当差当得滴水不漏，你刚刚想到，他已经做到了，让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这样的人，有哪个位高权重的会不喜欢呢？
骗术与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只有圣贤之君才能操练的一种继承之法。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按顾颉刚的说法，古史是累层堆积起来的，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这两个人事实上有没有还是个问题，更何况禅让？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因为这些贤君，其实不过是部落酋长，或者部落联盟的领袖，工作操劳有余，实惠不足，所以乐于让出来。不过，虽然禅让的事实，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那么回事，但禅让之名却很有市场。很多篡权夺位的家伙，最后让那个倒霉的前朝君主让位的时候，都喜欢排演一场禅让的大戏，臭脚和捧臭脚的一起搭台子上蹿下跳，最终的结果是，那个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龙床上。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实际上不过是抢劫，抢了人家，还要让人家说是自己乐意给的。当然，也有所谓的内禅，就是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内禅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皇帝自己情愿的，一种是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其实跟被别人抢了差不多，只不过抢的人是自己的骨肉，听起来感觉好一点。自己情愿的内禅，多半是名让暗不让，所以等于没让。所以，事实上，禅让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饰的抢劫。
不过，世界上总会有白乌鸦存在，中国这么大，历史又这么长，例外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例外。那时的燕王叫哙，此公志向高远，但就是才能不那么相配。当然，从内心深处说，他跟当时的战国七雄一样，都有超出国境的愿望，不仅期望有更大的地盘，而且还想有更大的名声。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系，虽然没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来政绩平平，但此人却跟燕王哙一样，野心不小。只是，比较起来，燕王哙对名声的追求，有时近乎痴迷，而子之在这方面，却有相当清醒的头脑。于是，一件荒唐事发生了。一天，一位说客（那个时代盛产这种人）来到了王宫里，对燕王哙说：当年尧曾经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答应，结果尧得了禅让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实。大王何不效法尧，禅让给子之，如是，大王之实无损，大王之名将会如日中天。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到底这名说客是自己发神经一逞三寸不烂之舌，还是受人指使有意为之。反正燕王哙接受了说客的建议，真的将王位让给了子之。可惜，子之没有像传说中的许由那样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实地占有了它。好在，燕王哙还有一个好儿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亲那样糊涂，而且手里还有一定实力。于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间一通混战，齐国又趁火打劫，于是燕国大乱，在大乱中，哙和子之都去见了他们的祖先。最后，燕人拥戴燕太子平即位，是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面对残破的国家，燕昭王用千金买马骨的绝招，招来了乐毅，南下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差点没有把偌大的齐国给灭了，狠狠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禅让不仅有抢的含义，还有骗的内容。抢的时候比较好理解，对方实力雄厚，想不交出来根本行不通，乖一点说不定还能保住小命。骗的时候，占有者一方其实没到山穷水尽之时，甚至实力上的优势尚存，之所以吃人骗了，关键是自家太贪，没有自己搬块镜子照照，就妄学古人。
禅让在本质上跟天上掉馅饼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如?99lｉｂ.许有人会问，既然做宦官如此痛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主动地自宫，要求做宦官？比如明英宗的宝贝太监王振就是一个，据明人记载，“京畿民家，羡慕内宫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阉者”（陆容《菽园杂记》卷二）。不消说，这是制度对人的扭曲，自宫入宫的人，无一例外地贪图宦官的权势和富贵，他们把做宦官看成了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
把某些“权宦”的胡作非为，看成是他们由于受到非人待遇而对社会的报复，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这种报复未必都是他们自己明确意识到了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心理来度量当年的宦官，绝大多数从小就遭到阉割的宦官并不会有那么明晰的自我意识。说宦官由于被阉而心理特别阴暗，特别阴毒，其实更没有什么道理。尽管历代的“太史公”对宦官从来不放过口诛笔伐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到比帝王或者女主和权臣们更狠的宦官。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也许够狠毒的，但大不了也就是把党人弄到大殿之上乱棍打死，怎么能比得了永乐皇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剥皮楦草下油锅的把戏呢？从生理角度来说，被阉割了的动物其攻击性会大大减弱，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是动物，所以，也例外不了。宦官本来就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没有离开皇权而独立的宦官体系。所谓的权宦，无非是盘在皇权大树上的寄生藤，一旦他们依附的皇帝完蛋了，他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有毁灭的一条路。所以，宦官之恶实际上就是皇权之恶。
太监都干什么？
在一般人眼里，太监就是伺候人的，无非给皇帝和他的配偶使唤，呼来喝去，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对于绝大多数太监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的确，宦官的产生就是帝王要找人伺候自己和妻妾，宦官就是伺候人的。皇宫里诸位人上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得太监来服侍。这些人已经不仅是“四体不勤”的事了，他们的四肢几乎完全退化，离开了太监，他们不仅饭吃不到嘴里，衣服穿不到身上，而且很可能会尿在裤子里。比起宫女来，太监是彻底的奴隶，因为宫女还可能与皇帝有一腿，而且到时候还可以放还民间，而太监即使放了，也成了废人，难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管事管多了，不仅会有油水，还会有权力。众多洒扫庭院，看门护院的小太监当然只有吃苦干活的份，但是像宝塔似的层级管事，断然不会轻易放弃捞一把的机会，甚至弄权于朝堂。赵高敢于在秦始皇驾崩的时候秘不发丧，伪造遗诏，最终玩朝臣于股掌之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身为车府令，主管皇帝出行的车马，而正好秦始皇死在出行的路上。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司礼监的太监权力最大，就是因为司礼太监负责当皇帝批阅奏章时伺候笔墨。而明代相当多的皇帝恰恰又出奇地懒，有点时间不是亲操斧斤造房子，就是自封总兵打仗玩，更多的是声色犬马，荒淫度日。所以免不了经常让伺..候笔墨的太监代笔，时间一长，批阅奏章渐渐就变成了太监的权力，这就是明代司礼太监所谓的“朱批权”，与内阁的“票拟权”遥遥相对。票拟就是为皇帝草拟诏书，事先拟好对奏章的处理意见，这就如同建议权和决定权的差距，哪方面占优势不问可知。有位“三朝元老”的老太监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才进去。”（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到了严嵩以后，内阁的阁老们就得赶着魏忠贤叫爷了。
皇帝懒，太监可以趁机揽权，皇帝不懒，太监也有可能大权在握.9９lib?。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在多数情况下，他唯一信任的人就是太监。皇帝博大的猜忌心使得宦官有了一种非常活跃的“监”职，最常见的是监军。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皇帝们一朝被蛇咬，几百年怕井绳，太监频繁地充当监军，成为皇帝延长的耳目，看着将领们。不过，凡是有了宦官监军的地方，一般仗都打不好。你想想，在你头上突然来了个什么也不懂的家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且还惹不起，因为人家是代表皇帝的，指挥意志无法统一，你说东他偏要西，吃败仗是免不了的。唐朝的监军开始特别卖力，竟然亲临前线，结果一看战况稍有不妙，他扭头先退，往往造成军心动摇，全线溃退。由于不放心身体不缺件的将领，皇帝有时还用宦官统领自己的禁卫军，负责保卫自家的安全，所以宦官也有做将军的，像晚唐那些权倾朝野的大宦官，头上都有将军衔。
皇帝以为宦官不会突然黄袍加身，或者发动兵谏什么的，所以让宦官参与军事，甚至掌握军权，但是麻烦也不小。宦官倒是不能做皇帝，可是人家操纵废立，把皇帝的皇冠乃至小命都捏在自己手里，晚唐的皇帝就这样被宦官控制了。
除了监军之外，宦官还被频繁地派出去监视地方官，乃９９ｌｉb?至于监税、监矿。在明代，随着皇帝博大的猜忌心无限蔓延，太监也只好无所不监了。当然，最后造成魏忠贤号称九千岁，也与这无所不监有关。
一般来讲，按传统政治理论，宦官与女人差不多，都属于“阴人”，因此除了特意派出的各种“监”以外，宦官的官大多是要在皇宫里做的。不过，在特殊的朝代也有大量的例外。像北魏时期，宦官做过各部的尚书，甚至还被派出去到州郡当地方官。最特殊的要数赵高，他竟然在朝廷将亡的当口，过了几天丞相的瘾。
大概只有清朝对宦官的职务限制得最严，不仅不允许宦官出京，而且内宫的事务也由内务府管了大半。即使在清代太监最得意的时代，西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私自出京，依然落得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也说明，只要皇权想要限制的宦官，他们的权力是不大可能泛滥的。
宦官的“家室”
宦官还会有家室吗？对于有些“名阉”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宦官虽然不能人事，但作为中国人，对于家室依旧看得很重，没有成家立业，是每个中国男人的终生遗憾，宦官没了生儿育女的家伙，但依然想要有个家。某些宦官的权势，为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提供了条件。老舍先生的话剧 href='2040/im'>《茶馆》里庞老太监买个乡?9９liｂ?t>下姑娘做老婆的事，在有权有势的宦官中并非罕事。有的时候，权倾朝野的权宦，娶个世家的小姐也不稀罕。例如中唐的头号大宦官仇士良的妻子胡氏，就是个名门闺秀。权宦们不仅要娶妻而且还要三妻四妾，与一般权贵一样。当然，做宦官的老婆要守空寡。但其他的好处却有一些，本人可以妻因夫贵，赢得皇家的封诰，当上诰命夫人，娘家人也会顺竿高爬9９ｌib.，为官做宦。唐玄宗时得宠的太监高力士，其老丈人本是一介小吏，只因女儿有点姿色攀上了宦官之“龙”，竟然得以升到刺史的高位。历史上尽有宦官的丈人舅子横行霸道的，全然忘却了自家骨肉受的活罪。
有老婆只是有家的开始，没有儿子做男人总是莫大的遗憾，尽管宦官是残缺不全的男人。没有了男根，自然生不出儿子，就只好收养螟蛉，历代宦官养假子的相当多，我们伟大的藏书网路线。现在文学作品上极正面的珍妃，当时其实也替人吹过升官的枕边风。
其实，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钻。至于钻什么门路，本是个次一等的问题。除了夫人路藏书网线，还有亲友路线、娈童路线，等等，都是可以走的。
唐八先生
唐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９９lib?）；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只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父亲唐星照，是湘军宿将，唐长大嫁入曾（曾国藩）家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但不经意间，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人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
太政治的花业
花业不是花卉行业，这是个老词儿，指娼妓业。过去不仅有花业，还有花捐、花税，现在关于“花”的捐税都没有了，但花业还在。吴趼人的 href='5129/im'>《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们做妓是一样的。”明显属于吴某这个海上文人对政府官员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业带上“政治”，绝无类似吴某的“恶攻”之意，所要说的，无非是清末民初曾经辉煌过的、而且照章纳税的娼妓业的一点旧事。
关于娼妓业繁盛，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轴线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乐，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还是要嫖。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性方面很开放的时代，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浪得紧，却不见娼业因此有所衰败。所以，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更像是给男人找的寻乐的借口。在这么大的中国，一回到历史那里，理论总是要触霉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业，或者说花业一直很繁荣就是了。王朝兴也罢，亡也罢，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扰。
人说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养了名士，还是名士捧红了名妓？这个问题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怕任谁也说不清。其实，没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读书人（士），都喜欢跟妓发生点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间的故事更有传播价值，所以留下来的比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较发达，朝廷对这项赢利很大的事业，一直坚持“公有制”原则，从业人员国家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清朝时废除了官妓制度，不过依然压不住官绅们的欲火，结果是民营花业一天天兴旺了起来。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举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这个时候却被拿来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样，分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辄引以为憾”。其实，这种盛事据说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时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优人），自然也就谈不上给妓女评“花榜”。
自打晚清闹“长毛”之后，上海这个小小的县城陡然之间就膨胀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洋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方面是战乱把江浙一带的财主连同财产都赶到了这里；关键的是这里地处扬子江的末端，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辽阔，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最好的经济前景。繁荣总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业也就一天天繁盛起来，不仅压倒了原来的妓业胜地大同、陕州，就连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叹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国中之国，虽然里面住的大多数是黄脸汉（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却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顶带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荣的上海养娼妓，也养文人。在这么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欧风所及，文人们习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窑子敢大肆招摇倒是真的。不仅招摇，而且还办了报纸渲染自家的风流韵事，把中国的报业着实推进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艺排成“书寓”、“长三”、“幺二”之外，还定期举行花界“科举”，其频繁程度，多时达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报主持，文人们推荐，选举状元、榜眼、探花，有几年还按色、艺分别评选花榜和艺榜，后者走武举的路子。
进人民国以后，由于科举早就废除了，大家对状元、榜眼什么的也腻了，新鲜的是总统、总理和督军。所以花榜的头衔变了，改成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推举方式也跟着民国一块儿进步，从原来的文人写信推荐，改为开大会投票选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政坛，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体现。有选举就有竞争，跟从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评比不同，现在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还要散发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在选举中，连“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名目都出来了，有人真的提议让“野鸡”（没有执照的街头低等妓女）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花界选举唯一跟政坛选举有点区别的，是没有“民族国家”的限制，由于举办单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国选举，我搞香国选举，反正上海的花界从业人员是越来越多，不愁没有人参加。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曹锟选民国的总统要买选票，上海的嫖客们选花国的总统也要买选票，只是曹锟每张选票花3000到5000不等的袁大头，花界选举时“冤大头”们买下几万张选票也花不了那么多。妓女们不仅乐意顶着民国所有威严的官衔招摇过市，而且还喜欢穿印有国旗（五色旗）图案的裤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来，总统、总长的头衔和国旗的图案，对妓女们招徕客人都有莫大的好处。
民初的文人们煞费心思在花界弄名堂，从操练模拟科举到操练西方民主，其实就是些玩女人别出心裁的花样。而被玩弄的对象，则趁机花熟客的钱为自己的生意做点广告，双方两相情愿。很可能中国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所谓抱负，本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鸟话，政坛与青楼在人们心目中，本是一样脏的所在，所以逛窑子之余拿政治开开涮，也算不上是什么亵渎。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说过总统和总长们对妓女分享他们的头衔有过不满的表示，很可能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会加入到评选花榜的行列。
从被动地被人品题，到站出来竞选，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时代的气息，真的起来撞一下政治的腰。当严复的《天演论》风靡天下，读过点书的人口不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胡家小公子给自己改名“适”，字“适之”；而同时，上海的花界也冒出来一个“青楼进化团９９ｌib?”，不只名字时髦，而且还能做一点时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举行义演，募集资金，为妓女们办学校。“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妓女也罢了工，而且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把自己的日本货如生活和化妆用品之类拿出去烧掉。
从选花国总统到动员花国爱国，时髦的事情上海人总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响，但对政治的参与，却相当地深。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了进来，满清朝廷作鸟兽散，没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烟就是跳井，奉命议和的李鸿章又迟迟不肯进京；这时候据说实际上是一位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苏州妓家，陪着状元公洪钧出过国，会几句洋泾浜的德语。人们都说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吹枕边风，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祸害。其实，在赛金花故事之前，义和团就曾经捧出过一个船妓出身的林黑儿，说她是黄莲圣母，指望她可以闭住洋人的枪炮。那时候，林黑儿乘八抬大轿，几十个团民护卫，招摇过市，任你是科门高第还是朝廷命官，都得对她行礼如仪。林黑儿本人也经常从袖里拿出一包螺丝钉，说是昨夜梦里元神出窍，从洋人大炮上拆下来的。事实上，这两个妓女的事迹都是人们编的故事，赛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谋编出，水平比较高，而且不太好验证，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黄莲圣母的神话当时就露了馅，加上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文化不高，故事编得不圆，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儿只好屈尊于赛二爷（北京当时对赛金花的称呼）之下。其实，林黑儿至少真的在义和团里干过，算是参与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而赛金花原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趁乱做了几单外国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人们心目中，北方的花界总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脸，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同样的大手笔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人们，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闹得最热闹的时候，袁世凯在新华门里故作姿态，藏书网扭捏着不肯出来穿龙袍。于是党羽们鼓动各地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来看，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些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者，八大胡同之一的胡同之名也。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还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每到世纪末，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就要热闹一下，快到2000年的时候，各国从政府到百姓都想出了很多热闹的招，而且真的很热闹。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更早的时候，1900年在历史上是一个让人特别难忘的年头，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对此，中国人当然很难忘记，不信在北京的街头问问老百姓，有谁不记得八国联军呢？连1860年英法联军烧的圆明园，老百姓也非要将它记在八国联军的账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其实，那个时候，西方的老百姓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也挺关心，报纸上肯定天天报道我们怎么杀教士，怎么围攻使馆的消息。直到现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能让外国人有点记忆的，还是义和团。
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杀中国的教民，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是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象的不一样藏书网，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象力上却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但是在战而胜之并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所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女子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地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地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窜，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即印度兵）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娟处。我俱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傅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携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为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习惯，对赛金花们?9９liｂ?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么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妓女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象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勾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七十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生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火了不知多少。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杀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工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81ea." >自然，高张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而被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么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越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敢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撒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都说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其时，楚王治下的众多官员的家眷姬妾如何？书上没说，不过，按情形估计，应该也在拼命减肥，做饿死或者快要饿死状。当然，楚王这种行为，由于事牵好色，按古训是要遭到谴责的，自然不足为后世训。可是如果上之所好，好得很正面，具有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价值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从史书上看，好像也有问题。
阎敬铭是晚清同光中兴重臣中，地位重?要、作用非轻，却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位。阎敬铭这位西北来的陕西佬，一生崇尚节俭，传说中有许多他如何抠门的故事。不过，由他执掌户部（类似今日之财政部），西太后老佛爷想要办个庆典，弄个热闹，花银子总要有点麻烦。他最大的功劳是阻止了重修圆明园，否则，以当时中国贫弱的现状，不知道要因此整死和饿死多少平民百姓。不过，崇尚节俭的阎敬铭，也有打眼的时候。据说此公主政山西时，一贯其节俭的风格，一上任就看上了山西的褡裢布。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山西是个出商人的地方，大个的商人做票号生意，掌管天下的银钱，小个的则什么都做，满世界乱窜，走到哪儿，身上都免不了有个大号的褡裢，什么都往里装。褡裢布都是特别织就的，结实耐用，价钱还不贵，缺点是比较厚和硬，不太适合做衣服。可阎敬铭不管这个，就是用褡裢布做袍子，走哪儿穿哪儿，看见下属有穿褡裢布衣服的，嘴上不说，眼睛里冒着喜欢。不久，山西的官员个个都置起了褡裢布的袍褂，外面来的官员新上任，见阎中堂之前，必然得添置一套褡裢布的行头，害得当地褡裢布价格直线蹿升，比绸缎还贵。时间一长，阎敬铭习惯了褡裢布的官场风景，如果有谁不穿褡裢布的袍褂，他反倒要不舒服了。可巧，有天还真的就碰上一位新上任的官员，穿着外面日常的官服。中堂大人不高兴了，谈话中，言里言外讥刺人家奢侈。这个官员急了，说：下官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添置不起褡裢布的袍褂，只好穿平时穿的衣服来见大人。到此，阎敬铭才明白自己提倡的节俭风尚，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奢侈。
地方首长所为尚且如此，如果皇帝也有同好，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在清朝诸帝中，嘉庆皇帝是个苦命人，等到他上台的时候，朝廷的钱差不多都让他那个过于张扬、也过于风光的爹爹花光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抠门抠得近乎变态，不仅自己什么钱都不敢花，甚至提倡穿补丁衣服，如果有官员真的穿了打补丁的衣服，不管官声如何，总是会令他满心欢喜。自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大小官员就统统简朴起来，裁缝铺里专门做补丁官服卖，比新衣服价钱还高。
今人赖昌星说，不怕官员不贪，就怕他们没有爱好。言外之意，只要他们有爱好，他就有办法攻下来。其实，这个道理古代官员们也懂。上级的爱好，在某种条件下就是他们升迁的机会。不管这种爱好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有爱好，就会有人揣摩，有人逢迎，有人投其所好，真的或者真假莫辨地装作自己也有同好。道理很简单，总的来说，讨好一两个人，总比讨好众多的百姓要来得容易得多。
可人张之洞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_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四百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人情人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数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地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逸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炳菜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９９lib?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绝不能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倒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鸡犬升天之后
中国人中被传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刘安是其中最为奇特的一位。据说他上天之后舍不得家里的鸡犬，成天茶饭不宁。没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费心将他家的鸡鸭鹅狗统统带上天。另一种说法是刘安在将升未升之际，将丹药撒在地上，结果家中的鸡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种说法，刘安不过是个“有道”的土佬；按后一种说法，刘安就是汉代那个风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书，也好神仙方术，但是还是没有能逃脱宫廷斗争的牵累，死于非命。显然，人们更喜欢的还是前一个刘安，虽然土得掉渣，但的确可爱煞人。人们说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语的时候，想到的多半是这个土佬刘安。只不过，后世的人们在引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刘安同志的光辉事迹，每每用它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发了财，家人亲戚统统跟着沾光的现象。
在当下的语境里，“鸡犬升天”基本上属于贬义，安到谁头上，都跟骂差不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在说谁家鸡犬升天的时候，其实话里话外多少是有?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务，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昭昭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法，官吏竞相寻过苛察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释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
西汉文景之世，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逞口舌之辩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得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咎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释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的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释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以自家的口辩之才，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务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奖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释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人情人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膑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的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的遮上点就得，因为旁边的人，就是看见了什么，也不敢说。
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吐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吐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９９lｉｂ?t>享用不尽。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做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运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 8fc7." >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藏书网藏书网
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弦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又像娄大人修正的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 51d1." >凑趣。bbr>
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的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里就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账，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狱吏之贵
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时，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那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磨难，拿钱来。管你是谁，进了这里，就归我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吕后死后，安刘定汉立过大 529f." >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也确实就是勃也。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出来以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下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瘐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监狱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有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 href='2204/im'>《水浒传》 4e0a." >上讲的杀威棒，吃黄鱼，闷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瘐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
排名的重要性
唐朝的安史之乱是每个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均出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不仅好武，而且擅长经商，在喜好用胡人为将的唐朝，靠的是武功起家，但心机却一点也不少。安禄山攀上“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为此，老大不小的他居然拜杨贵妃为母。进宫来，故意做戏式的先拜贵妃，后拜皇帝，说是胡俗重母，其实是变着法地讨皇帝的欢心。史思明没有这等软功夫，但也曾让唐玄宗抚背长叹，感慨良多，大概是找了个机会让皇帝看见了自己身上的伤痕。安、史在历史上，属于那种造反而没有成功的人物，评价特次，所有的脏水都来了，给人印象是浑得要死。其实，这种能把唐朝从鼎盛一棍子打下来的人，就算是浑，也多少有点过人之处。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过，老粗在唐朝那种遍地是诗的环境里，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当他们打两都树起大燕国号之后，居然也作起诗来了。说的是一日史思明在东都洛阳尝了新摘下来的樱桃，感觉甚好，忽然诗兴大发，赋诗一首，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怀王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周贽据说是他儿子的老师）写完之后，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说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过，要将第三句和第四句调一下，也许就合辙押韵了。不想，史思明听罢大怒，说：你胡说，怎么能让周贽压在我的儿子之上呢！？此人脑袋是否因此丢了，书上没讲，估计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史思明的这个逸闻当成笑话，其实，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其中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诗，里面有个排名先后的问题，而所谓的排名，实质是个礼仪秩序的问题。要知道，此时的史思明既不是当年在边境游荡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总是生事的边将。他已经打到长安，做了大燕藏书网国的柱石。昔日刘邦一介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小亭长，做了皇帝也知道礼仪的重要，何况安、史反的时候已经当了唐朝这么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随班参见了多少次，岂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从另一方面说，就算安禄山对此不明白，但安禄山手下，不乏文人学士，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王维，不也被他网罗在帐下，其中懂得朝廷礼仪的自然不在少数，自然要教会安、史点什么，否则他们存在的价值何在？当年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叔孙通百无一用，好不容易出个主意封六国，之后还被证明是馊的。结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时候，当年的高阳酒徒摇身一变为制礼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流氓还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讲礼仪、排班次。即使他不讲，群臣也要劝他讲或者说逼他讲。礼仪的要紧处，就在于等级排名，在公共场合露面，文武两班，班次森严，地位、官阶、资格一路排下来，谁在先谁在后，半点也错不得。礼是仪式，更是秩序，秩序就要讲排名。不论排名，上下位置乱起来，天下也就乱了。作诗也要政治挂帅?
天国同时，山东的造反者，称王称帝的时候，就经常抢戏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稳定，才会有戏唱。艺人虽不识字，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
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艺人们也有立场，那就是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但在后方，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事，每场战事都免不了。可是艺人唱是唱了，仗却总是打不赢，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埋怨朝里出了奸臣。戏文里，这种事情很常见，中国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将士卖命，后方总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连。不仅艺人这样想，喜欢看戏的国人，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所以，鸦片战争打不赢，是由于有穆彰阿、琦善，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充当现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战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战败后，作 4e3a." >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据说京城一次演《白蛇传》，到“水漫金山”一节，当时著名的苏丑（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刘赶三，临时抓狠，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快上，再缩头缩脑，扒了你的黄马褂！观众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讽刺谁。
立场归立场，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艺人还得吃饭，该唱戏还得唱戏，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战期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还要吃饭，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马连良，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所以，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他都不能不去。——这在解放后，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艺人靠身上的“活”（我们叫艺术）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艺人活在人们的聚光之下，众目所瞩，形象未免有所变异。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
“吃大菜”及其他
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是中国变化最快的城市，这变化，多半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地理看法的改变，和太平天国在长江三角洲的闹腾。打了鸦片战争，占了香港，并且坚持要进广州城的英国人，后来发现真正能扼住中国脖子、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其实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的小县城上海。他们发现并开始经营上海的时候，运气非常好的是正好赶上了太平军进军苏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虽然当时还不够多，但却成功地将太平军挡在了城外，使得遭受太平军扫荡的江南富户，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中国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涌人上海，托庇于西方人的门下，不仅使西方在上海本来没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壮大起来，而且给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特区”，中国的富人，当?他们从逃难的惊魂中醒过来时，发现这块土地其实是块最适宜养生金蛋鸡的所在。于是，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开始了，租界从此财源滚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实际上是借助于中国人和他们的资金，在上海建筑了自己的殖民事业。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关键的地方，这种便宜事，也许未必会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租界，没有一个能抵得上上海的）。
上海租界虽然让西方人获利最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租界的中国人养活了租界，但他们连一丁点权力都没有），但它的存在，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还是非常地巨大，这从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9９lib?t>代以后，凡是到上海的人，有两件事是他们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马车。大菜就是西餐，马车是西式的四轮马车。如果到了上海而没有尝试过这两样东西，就等于白去了，会被人笑话老土。当时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费，比中餐的鱼翅席尚要贵上数倍，而且吃了之后，几乎人人都会叫苦，说是难以下咽，味同嚼蜡，但来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后继，竞相把钱扔在西餐馆里。当时人们对此的说法是：中餐吃个味，西餐吃个派。
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饮食专家，恐怕也找不出来。事实上，这种“大”和“派”，背后是人们对西方的崇拜。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折服于西方的年代，这种折服，也许在北方和内地，尽管洋人占了北京，烧了圆明园，还多少有点心气难平，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则表现得相当彻底。《点石斋画报》以吴友如为首的画匠们，比着租界的洋楼、洋人和洋玩意，把传闻中的西方介绍给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只要听说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离奇，大家总是在啧 5567." >啧称奇之余按捺不住艳羡。洋，不仅意味着大、新，而且还意味着好。那时的上海，是中国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马车（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吴淞铁路的小火车），就意味着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当然，看得多了，模仿加掺和也就出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海派文化冒头了，它意味着创新，也意味模仿；意味着时髦，也意味着乱来；意味着西化，也意味着洋泾浜。总之，近代中国的进步，总免不了跟上海有关，晚清的混乱，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