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看见》 总摄大地的雪山 我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如此描写了康巴这片大荒之野： 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 躺在一片草原中央，周围流云飘拂，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因此，由于共同节律而产生出某种让人自感伟大的幻觉。站起身来，准备继续深入时，刚才还自感伟岸的人立时就四顾茫然。往9９liｂ?前是宽广的草原，往后是来路，往左，是某一条河和河岸边宽阔的沼泽带，往右，草原的边缘出现了一个峡口，大地俯冲而下。来到峡口边缘，看见河流曲折穿行于森林与草甸之间。河流迅速壮大，峡谷越发幽深开阔，从游牧的草原上，看到了峡谷中的人烟，看到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出现。 这是我在青藏高原无休止的旅行中常常出现的情形，身后是那顶过了一夜还未及收拾的帐篷。风在吹，筑巢于浅草丛中的云雀乘风把小小的身子和尖厉的叫声直射向天空。其实，要重新拾回方向感很简单，只需回到山下，回到停在某一公路边的汽车旁，取出一本地图，公路就是地图上纵横曲折的红色线条。 但除了这种抽象的方位感，我需要来自大地的切实的指引。 因此，要去寻找一座巍然挺立的雪山。 康巴大地，唯有一座雪山能将周围的大地汇集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召唤性的高地。作为这片大地宿命的跋涉者，向着雪山靠近的本能是无从拒绝的。于是，从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逆一条溪流而上。4000米左右是各色杜鹃盛开的夏天。再往上，山势越发陡峭，流石滩闪耀着刺眼的金属光泽，风毛菊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暂的东南季风中绽放。巨大的砾石滩下面，看不见的水在大声喧哗。由此知道，更高处的峭壁上，冰川与积雪在融化。从来没想要做登山家，也不想跟身体为难，只想上到5000多米的高度，去极目四望。在好些地区，这就是总摄四方的最高处。但在康巴，那些有名的雪山都是大家伙，海拔往往在6000米以上，仅在我追踪格萨尔踪迹的路上，从东南向西北?９９ｌib?，就一路耸立着木雅贡嗄、亚拉、措拉（雀儿山），再往西北而去，视野尽头，是黄河萦绕的阿尼玛卿。那我就上到相当于这些高峰的肩头那个位置。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总是这些山的最高处，而从古到今，不要说是人，就是高飞的鹰，也并不总是从最高处翻越。后来，总要发明什么的人发明了登山，才使很多人有了登顶的欲望。古往今来，路人只是从两峰之间的山口，或者从山峰的肩头越过某一座山。 在我，靠近一座雪山，不仅是路过，更是为了切实感受康巴大地的地理。特别是当我进行重述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写作时，更需要熟悉其中一些雪山。因为这神话传奇产生的时候，大地上还没有地图所标示的那些道路，甚至也没有地图。在藏族人传统的表述中，康巴地区是“四水六岗”。“六岗”就是高原上六座雪山所总领的更高地，是奔涌大地的汇集，人们瞩望的中心，更是上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在人心灵之中的山神的居所。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产生的时候，古代的人们就这样感知大地。 因此，我必须要靠近这些雪山。 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真正要靠近的就是措拉（雀儿山）。但到真的进入这个故事，真实的地理藏书网就显得虚幻迷离了。 光影变幻的高原湖：玉隆拉措 从成都西行，走国道318线，过康定，越折多山口，川藏线分为南北两路。 我上北路——国道317线，一路上可以遥望两座有出世之美的晶莹雪峰。一座是号称蜀山之王的木雅贡嗄，一座是四周环绕着如今丹巴、康定和道学三县上万平方公里峡谷与草原的亚拉雪山。要在过去的旅行中，我早已停留下来了。但现在，我紧踩油门，只是从车窗里向外了望几眼。近三年来的目的地还在几百公里之外，是格萨尔的故事流传最盛，也是史诗中主人公诞生的地方：德格。被措拉雪山总摄的德格。 —天半后，终于到达了德格的门户，海拔3880米的小镇玛尼干戈。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完午餐，就可以遥望那座雪山了。这里，道路再次分岔，往西北，是格萨尔的出生地阿须草原。我并不急着就去故事的起始之地，我要在外围地带徘栖一番，多感受些气氛。一个寻找故事的人想体验一番被故事所撩拨的感觉。 而心绪真的就被撩拨了。 如果说神山是雄性的，那么总是出现在雪山下方，由冰川融水所滋养的湖泊就是阴性的。出玛尼干戈镇几公里，刚刚望见雪山晶莹的峰顶和飞悬在峭壁上的冰川，那面名叫玉隆拉措的湖就出现了。“措”在藏语里是阴性的，是湖泊的意思，也是女人名字里常用的一个词。这个湖还有一个汉语的名字：新路海（新道路边的海子？）。春夏时节，湖水并不十分清澈，融>藏书网雪水带来的矿物质使湖水显出淡淡的天青色。湖岸上站立着柏树与云杉，云影停在湖中如在沉思。如果起一阵微风，花香荡漾起来，波光立时让一切明晰的影像失去轮廓。安静的湖顷刻间就纷乱起来，显出魅惑的一面。 故事里，这个湖是和格萨尔的爱妻珠牡联系在一起的。珠牡，据说是整个岭国最美丽的女子。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刚刚出生，她就是令岭国众英雄垂涎的姑娘了。后来，格萨尔经历诸多磨难登上岭国王位，珠牡姑娘依然保持着青春，这才和另外十二个美女同时嫁给了年轻的国王。故事里，美丽的女人往往也是善良的。自古到今，传说故事的人们会无视现实中外在的美貌与内在的心灵之美常常相互分离的事实，总给漂亮的女人以美丽的心灵，或者说，给善藏书网良的女人以美丽的外貌。这或者是出于对美丽女人的崇拜，我更以为可能出于对心灵美好却容貌平凡的女子们的慈悲。 仅仅是这样的话，故事里的女主角还不够生动。 为了让故事生动，从古到今，讲故事的人已经发展出很多套路。在措拉雪山的冰川还很低很低，冰舌可能直接就伸入湖中bbr>的时候，那些讲故事的人们就知道这些伎俩了。于是，故事里那个常在这个漂亮湖泊里沐浴的珠牡，就常常面临着种种诱惑而抗拒着，也动摇着，身不由己。她曾亲自动身前去迎接格萨尔回来参加赛马大会和叔父争夺岭国王位。就在这样严肃的时刻，在去完成重要使命的路上，她就被路遇的印度王子弄得芳心激荡，因为“王子的眼窝仿佛幽深的水潭”。 这种软弱让故事中的女人复杂起来。 珠牡也常常被嫉妒所折磨。如果不是这样，她的姐妹王妃梅萨不会被魔王掳去。珠牡自己也不会被出卖给北方霍尔国的白帐王。在有些格萨尔故事的版本里，珠牡被掳后被白帐王强做夫妻的一幕真是活色生香。珠牡不从，但不是誓死不从，只是千方百计逃避被白帐王强占身体。这个有些神通的女人千变万化，化成种种动物与物件。但万物生生相克，那白帐王神通更胜一筹，自然就能变幻成能降服珠牡所变动物或物件。不觉间，带着悲愤之气的故事变成了男女征逐的游戏，而且这游戏还颇具情色意味。珠牡最后变幻成一枚针，便于藏匿，锋利扎人又不伤性命。好个白帐王，摇身一变，成了一根线，一根逶迤婉转的线。线要穿过针，针要躲避线。缠绕，跳跃，躲闪，5盍碰……终于那根坚硬的针却被柔软的线所穿过了。 岭国王后珠牡成了霍尔国王的妻子。九年之后，格萨尔才杀掉白帐王，把她夺回身边。 好多人问我，说一个国王怎么还会把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而且继续给她万千宠爱。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国王怎么可以容忍别的男人占有自己女人的身体。这是我无从回答的问题。珠牡也没有让这样的问题困扰过自己，回到岭国很多年后，故事里的她似乎仍然没有老去，其美貌依然沉鱼落雁。珠牡唯——次为国出征，是和梅萨一起去木雅国盗取通过雪山的法宝。就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她经不住另一面湖水的诱惑，一定要下去裸泳一番。弄不清楚讲故事的人是要写她爱个人卫生，还是想展示一下美丽的胴体。故事总是要包含些教训的，因此珠牡王后的这番身体展示让王妃梅萨被拘，使格萨尔这个妻子二度成了别国国王的爱宠。 在为了重述《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而奔波于康巴高原的将近三年时间里，每一次，当我经过如今被更多人叫做新路海的玉隆拉措时，我都会在湖边凝视一番，想一想这个湖，更是想一想故事里那个因为有过错，有缺点，反而因此生动起来的叫做珠牡的女人，这个被今天的藏族人所深爱的女人。 湖边，长得仿佛某种杜鹃的瑞香正在开花，浓烈到浑浊的香味使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迷幻般色彩。英雄故事的阳刚部分还未显现，其阴柔的部分就已在眼前。 每次都是这样，都是先遭逢这个柔美的女性的湖，然后，才攀登上男性的有晓勇山神居住的措拉雪山。 德格：土司传奇 措拉（雀儿山）其实不是一座，而是一群雪山，5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7座，主峰绒麦峨扎海拔6168米，耸立于尚未汇流东南向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两大峡谷之间。 国道317线从5000米出头一点的山口穿过。 东面的冰川造就了那个光影变幻的玉隆拉措，越过山口向西，大地带着一股凌厉之气急剧地俯冲而下，冰川与融雪哺育了一条河：濯曲。“曲”是藏语里又一个基本的地理名词，即汉语中的河。濯曲迅即下降，壮大，十几公里的距离内，汇集了高山草甸区伏地柏、红柳和鲜卑花灌丛纠结地带的众多溪流，很快就变成了一条白浪喧腾的河。有了力量的水，更迅疾地造出下降的地势，在坚硬的岩石中切出幽深的峡谷。桦树与杉树的峡谷，花楸树和栎树遮天蔽曰的峡谷。快到德格县城更庆镇时，就20公里左右，已经陡然下降了两千来米，河遣和沿河公路两边壁立着万仞悬崖，按住头上的帽子仰面才能看到青天一线。冲出谷口，地势骤然平缓开敞，耕地、村落和寺庙依次出现。 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到此游历考察，著有《德格土司世谱》，其中记载了这段峡谷的人文史。说在格萨尔王建立岭国几百年后，有—个岭国勇士，名叫洛珠刀登，“有女美而才，岭王求以为妃，许给一日犁地的聘礼。乃率其仆，沿濯曲南犁，暮达龚垭之年达，得长70里之河谷。岭王因赐之。遂，得为有土地之独立小部落”。 “唯此段河谷，有30余里为石灰岩之绝峡，仅半段为可耕地，亦甚促狭……当时民户，不超过三十家。” 到清朝中叶，奉格萨尔为祖先的岭部落日益衰落，洛珠刀登于濯曲弹丸之地起始的德格家族的势力却日益壮大，雍正年间，被清廷招抚，授安抚司衔。其辖地最盛时曾经领有金沙江两岸今四川与西藏德格、白玉、江达、石渠等县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人民。 “洛珠刀登既受七十里之河谷封邑，卜宅于今德格县治所在。卜宅之初，曾筑渺小之花教寺庙……其后此寺发展为德格更庆寺，为康区一大花教（萨迦派）中心。”后更依托此寺，创建了德格印经院。 登巴泽仁土司执政时期，于筹建印经院建筑的同时，筹划印版的刻制工作。从雍正七年（1729）至清乾隆三年（1738）的近10年间，较大规模的刻版工作全面铺开，完成了《甘珠尔经》的编校、刻版和《丹珠尔经》的印版刻制。同时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典籍的印版刻制工作，印版总数近10万块。此后，历代藏书网土司家族又主持编辑和刻制的重要文献数十部，共计340多函，使德格印经院印版数超过20万块。 到今天，德格印经院已有270多年的历史，院藏各类典籍830余部，木刻印版29万余块。院中浩瀚的印版、典籍对研究藏族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引起海内外学界瞩目，成为一个保存并传布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 因了印经院的文化传播之需，德格地区的雕版术、手工制bbr>纸和印刷术得以保存发扬，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颇有意思的一个现 8c61." >象是，德格土司家族崛起的历史９９lib.，也是将格萨尔王奉为祖先，并将格萨尔王所开创的岭国视为基业的林葱土司家族逐渐衰亡的历史。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应该包含着强烈的敌对因素。但在德格土司统辖的土地上，却依然将岭部落的祖先格，尔视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像自己的祖宗一样引以为傲。 在德格印经院中，就珍藏有格萨尔画像的精美雕版，常有崇拜英雄的百姓去那里印刷，请回供奉，或作为珍贵礼物馈赠亲友。一位20世纪30年代进藏区学佛求法的汉族人也到过德格，他写道：“西康有一种风俗，印经的人要自备纸墨，另外还要付给印刷工人工资，这样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经版进行印刷。” 龚垭：千年城堡的废墟 离开德格县城沿濯曲（德格河）向西南方而下，在国道317线962公里处，一个地名叫做龚垭的地方，在河谷旁边山坡上一座规模不大的寺庙四周，和寺庙的基础上，有遥远时代遗留的许多土夯残墙。民间都相信，这里曾经是格萨尔同父异母的兄长，嘉察协噶当年镇守岭国南部的城堡残留。在寺院对9９ｌiｂ?面的山冈上，一道城墙的残迹宛然在目，顺山坡蜿蜒而上，连接着冈顶上一座四方形的破败城堡。看起来，这座还颇具形态的小城堡应该是主城堡的拱卫。嘉察协噶是格萨尔的父亲和其汉人妻子所生。在故事里，他也是一个善妒的角色，但这个汉藏混血的儿子，在岭国三十大将中最是正直勇猛，内心洁净而气度宽广。当年轻的国王沉迷于女色的魅惑，王妃珠牡被掳，身为重臣的叔父晁通背叛国王。在这样的危局下，嘉察协噶率军与霍尔.99ｌib?大军抗衡，以少抗多，殒命沙场，留得忠烈之名世世传扬。庙里的扇嘛骄傲地向我展示两样东西。一只可以并列五只利箭的箭匣（称匣而不称袋，因为盛箭之物确是一个木雕的长方形盒子），说是嘉察的遗物。这种遗存，凡是格萨尔故事流传地区，到处皆有，我更相信其中纪念英雄的强烈情感。 另一个遗存，却使我吃惊。喇嘛指给我看护法神殿围墙上几块赭红色的石头，说那是嘉察协噶筑此城堡时的墙基。拿下一块来，沉甸甸的，却见赭红的带气泡的物质中包裹着大小不一的碎石。陪我寻访的当地专家泽尔多吉老师说，嘉察协噶城堡的墙基用熔化的铁矿石浇铸而成，发掘出来就是眼前这赭红而坚硬的东西，如石如铁。看来那个时代，熔铁的温度并不太高，所以这些含铁的矿石只是处于半熔解的状态，将其倾入挖好的地基，也足以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在冷兵器时代牢不可破。 在外人的概念中，一到康定便算是进入了西藏，但本地人自古便不自称西藏，而称这片雪山耸峙、农耕的峡谷与游牧的草原相间的地方叫康巴。离开龚垭，沿濯曲往西南，就到了金沙江边。隔江望见一孤立的临江巨石上，两个用红漆描过的大字：西藏。金沙江在行政区划上，正是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界江。过去的牛皮船渡口，如今有一座岗托大桥相连。 濯曲（德格河）从此地汇入金沙江。 故事里的格萨尔远比实在的岭国国王勇武百倍，其疆域西接大食，南到印度，北接霍尔蒙古，东 90bb." >邻汉地，至少是整个青藏高原，甚至比之于青藏高原还要广大。而历史上作为故事底本的那个岭国实际疆域却要小很多。那时候，因为交通不便，空间封闭，人们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国中也会以为疆域广大。从原岭国疆域中崛起的德格土司占有如今几个县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也自诩为“天德格，地德格”，意思就是天地之间都是德格。? 无论格萨尔还是后起的德格土司的伟业，同样都变成了日益遥远的故事，带着神秘与缥缈的美感。实实在在的是，河岸边的台地上，即将收割的麦子一片金黄。 金沙江边的兵器部落 没有过江的计划，便沿江岸而下，目的地是金沙江东岸的河坡乡。 那里，家户生产的“白玉藏刀”享誉藏区。传说这个峡谷中原本没有人烟，只有鸟迹兽踪，森林蔽日，瘴气弥漫。因为岭国有了冶铁之术，并在峡谷中发现了铁矿和铜矿，格萨尔便从西北部的黄河边草原上迁来整个部落，让他们在这里冶炼矿石，打造金属兵器。之后，岭国军队兵锋到处，所向披靡。 第一次到达这里，已是黄昏。 那些堡垒般的民居中，传来叮叮当当敲打铜铁的声音。在拜访的第一户人家天台上，摆放的不是兵器，而是寺院定制的金顶构件：铜瓦脊，铜经幢。 第三户人家在打造各型刀具。 我把拜访兵器部落的经过写在了小说 href='9462/im'>《格萨尔王》里。只是我已经成了小说里的说唱人晋美： 那天，长者带他来到山谷里一个村庄。长者的家也在这个村庄。金沙江就在窗外的山崖下奔流，房子四周的庄稼地里，土互与蚕豆正在开花。这是个被江声与花香包围的村庄。长者一家正在休息。三个小孩面孔脏污而眼睛明亮，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子，一个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他们脸上都露出了平静的笑容。晋美想，这是和睦的一家三代。长者看看他，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我的弟弟，我们共同的妻子，我们共同的孩子，大儿子出家当了喇嘛。”长者又说：“哦，你又不是外族人，为什么对此感到这般惊奇？” 说唱人不好意思了，在自己出生的村庄，也有这种兄弟共妻的家庭，但他还是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好在长者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打开一扇门，一个铁器作坊展现在眼前：炼铁炉、羊皮鼓风袋、厚重的木头案子、夹具、锤子、锉刀。屋子里充溢着成形的铁器淬火时水汽蒸腾的味道，还有用砂轮打磨刀剑的刃口时四处飞溅的火星的味道。未成形的铁，半成品的铁散落在整个房间，而在面向窗口的木架上，成形的刀剑从大到小，依次排列，闪烁着寒光。长者没等他说话就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是的，我们.一代一代人都还干着这个营生，从格萨尔时代就开始了，不是我们一家，是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家，不是我们一个村子，是沿着江岸所有的村庄。”长者眼中有了某种失落的神情，“但是，现在我们不造箭了，刀也不用在战场了。伟大的兵器部落变成了农民和牧民的铁匠。我们也是给旅游局打造定制产品的铁匠。”长者送了他一把短刀，略为弯曲的刀把，比一个人中指略长的刀身，说这保留了格萨尔水晶刀的模样。 我是在去往河坡的路上遇到这个老者的。我也将路遇这个老者的情形搬演到了小说里： 在路上，说唱人遇到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长者，他的水晶眼镜片模糊了，就坐在那里细细研磨。长者问他：“看来你正苦恼不堪。”“我不行了。”他的意思是，听到的好多故事把自己搞糊涂了。 长者从泉眼边起身说：“不行了，不行了。”他把说唱人带到大路旁的一堵石崖边，“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楚，你的眼睛好使，看看这像什么。”那是一个手臂粗的圆柱体在坚硬的山崖上开出的一个沟槽。像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形状。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只说：“这话说出来太粗鲁了。”长者大笑，说：“粗鲁？神天天听文雅的话，就想听点粗鲁的，看，这是一个大鸡巴留下来！一根非凡的大鸡巴！” 长者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格萨尔在魔国滞留多年，在回到岭国的路上，他想自己那么多年日日弦歌，夜夜酒色，可能那话儿已经失去威猛了。当下掏出东西试试，就在岩石上留下了这鲜明.的印痕。长者拉过他的手，把那惟妙惟肖的痕迹细细抚摸。那地方，被人抚摸了千遍万遍，圆润而又光滑。然后，长者说：“现在回家去，你会像头种马一样威猛无比。” 后来，我向老者表达过我..的疑问——格萨尔征服了霍尔回来不可能经过这个地方。因为霍尔在北方，岭国的王城也在北方。这里却差不多是南方边界，是嘉察协噶镇守过的边疆。 老者不说话，看着我，直到我和他分手，离开他的民间知识视野所覆盖的地盘，他才开口问我：“为什么非要故事就发生在真正发生的地方？” 我当然无从回答，但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河坡继续沿金沙江而下可到白玉。从白玉沿金沙江继续南下可到川藏南路 7684." >的巴塘。从白玉转向东北，可以到甘孜。在白玉和甘孜界山南坡，有一大自然奇观，古代冰川退缩后，留下的巨大的冰川漂砾滩。浅草长在成阵的巨石之间，质地坚硬的褐色苔藓覆盖了石头的表面。高原的风劲吹，天空低垂，一派地老天荒之感。 格萨尔故乡：阿须草原 但我不走这两条道路，我退回德格。由西向东翻越措拉（雀儿山）山口，回玛尼干戈镇，离开国道，上省道217线，再次从措拉（雀儿山）左肩翻越去西北方向。 我喜欢感觉到雪山总摄了大地。德格在措拉的西南，而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在雪山的西北，龙胆科和飞燕草花期的草甸，雪山，冰川。就在冰川舌尖下面，是远近闻名的宁玛派名刹竹庆寺。 旅游指南上说：“寺院所在的雪山上下布满成就者的修行山洞与道场，是极具加持力的修行圣地。”还看到一则材料，说这个寺院僧人并不多，但因为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这个寺院不热心参与政治，所以喇嘛们潜心修持，有成就者不在少数，他们利乐众生，其影响远在藏区之外。我就曾在某年八月，躬逢９９lib?法会，数万信众聚集而来，聆听佛音，信众中有许多是远道而来的港台信徒。在格鲁派寺院中禁止僧人念诵格萨尔这个本土神人故事的时候，这个寺院却创作了一出格萨尔戏剧，不时排演。我没有遇到过大戏上演，但看见过寺院演剧用的格萨尔与其手下三十大将的面具，各见性情，做工精良。 说德格是格萨尔故乡，一来是指格萨尔似乎真的出生于此，更重要的，此领域内对这个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百般崇奉。一次，我们停下车来远眺雪山，路边一个康巴汉子猛然就向汽车扑来。同车人大惊，以为有人劫道，结果那条康巴大汉扑到车上只是为了用额头碰触贴在车窗上的格萨尔画像。 现在，我们到了措拉（雀bbr>儿山）的西北方。道路在下降，这下降是缓缓地盘旋而下。从山口下降1000米左右，然后，草原与河谷两边的浑圆山丘幅面宽阔地铺展开去，仿佛一声浩叹，深沉又辽远。 这就是阿须草原，史诗中主人公的生身之地。 丛生的红柳和沙棘林，掩映着东南向的浩荡雅砻江水。每次来到这里，都是这个月份，草原上正是蓝色花的季节：翠雀、乌头、勿忘草。但纯粹是“拈花惹草”，并不需要如此深入康巴的腹地。高原边缘那些正迎着东南季风的地带，多种多样的植物往往带来更多的变化与惊喜。我三到阿须，都是为了追寻英雄故事的遗迹。 第一次到阿须是一个下午，岔岔寺的巴伽活佛在格萨尔庙前搭了迎客的帐藏书网房，僧人们脱去袈裟，换上色彩强烈的戏服，为我们搬演格萨尔降魔的戏剧。那次我没有主动去与活佛认识，而急于央人带我去寻找格萨尔降生时在这片草原上留下的种种神迹。 牧区的妇女都不在家中分娩，看来是古风遗传。在柯须，格萨尔作为神子下界投胎时，其落地处就在阿须草原一块青蛙状的岩石下面。这个地方，在千年之后还在享受百姓的香火。 还有一个遗迹当地百姓也深信不疑，草原上一块岩石上有一个光滑的坑洼，正好能容下一个小孩的身躯。人们说，那是格萨尔刚刚出生不久，其叔父晁通要置将来的国王于死地，把那孩子在岩石上死命摔打，结果，格萨尔有神灵护佑，毫发无伤，倒是柔软的身躯在岩石上留下了等身的印痕。直到今天，这还是格萨尔具有神力的一个明证。 如此?长存于岩石上的还有一个格萨尔屁股的印痕。他刚刚出生三天，有巨大的魔鸟来此作恶，神变小子背倚岩石弯弓搭箭，射死了魔鸟，也许是用力过度，将此印痕长留人间。 英雄故事的悠长余韵留给后人不断回味，功业却不能持久保留。所谓霸业江山比之于地理要经历更多的沧海桑田。 学者们差不多一致推断，格萨尔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到了清道光年间，将格萨尔奉为祖先的林葱家族只是清朝册封的一介小土司了。作为英雄之后，回味一下祖先的荣光也是一种合理的精神需求。土司家族便在有上述遗迹的河滩草地上建起了一座家庙，供奉祖先和手下诸多英雄的塑像。据说庙中曾珍藏有格萨尔的象牙印章，以及格萨尔与手下英雄使过的宝剑和铠甲等一应兵器。老庙毁于“文化大革命”，林葱家族也更加衰败。直到1999年，由附近的岔岔寺巴伽活佛主其事，得政府和社会资助，这座土司家族的家庙以格萨尔纪念堂的名义恢复重建。加上纪念堂前格萨尔身跨战马的高大塑像，成为当地政府力推的一个重要景点。前不久，我还在成都见了巴伽活佛，在一家名叫祖母厨房的西餐馆里就着牛排感慨一番那个后继乏人的英雄家族。 还曾在那座塑像前听说唱艺人演唱格萨尔故事的片段。 第三次去阿须，小说 href='9462/im'>《格萨尔王》即将出版。我第一次走进了那座安静的小庙。在院中柳树荫下，安卧着一只藏铃羊，它面对快门咔嚓作响的相机不惊不诧。护院人说，这野物受了伤被人送到庙里，现在伤好得差不多了，该放其归山了，但看样子，它倒不大想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小庙，在格萨尔塑像前献了一条哈达，我没有祈祷，我只是默念：王啊，今天我要把你的故事还给你，我要走出你的故事了。这是一个小说家的宿命，从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漂泊。完成一个故事，就意味着你要离开了。借用艺人们比兴丰沛的唱词吧： 雪山老狮要远走，是小狮的爪牙巳锋利了。十五的月亮将西沉，是东方的太阳升起来了。 在小说的结尾，我也让回到天上继续为神的格萨尔把说唱人的故事收走了。因为那个说唱人已经很累了。 说唱人把故事还给神，也让我设计在了这个地方。 失去故事的说唱人从此留在了这个地方。他经常去摸索着打扫那个陈列着岭国君臣塑像的大殿，就这样一天天老去，有人参观时，庙里会播放他那最后的唱段。这时，他会仰起脸来凝神倾听，脸上浮现出茫然的笑颜。没人的时候，他会抚摸那支箭，那真是一支铁箭，有着铁的冰凉，有着铁粗重的质感。 青藏线，不是新经验，也不是新话题——青藏笔记一 如果说，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建设者是一个胜利，而对这条铁路经过的高原，对这条铁路所冲击的古老文化，对当地政府与老百姓，这到底是一个天降的福音，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全赖于面临这样一个新机遇的人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挑战。 未曾提笔写下这些文字，心里就存有疑问：一条新修的铁路足以构成一个复杂的话题？更未曾想到的是，自己会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 这么些年来的写作生涯中，对这样的公共话题，我不是努力接近，而是尽量远离。在我的经验中，当一个话题裹挟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媒体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话题的体积会迅速增大，增大到我们可以在这个体积中开掘出众多的迷宫，使制造话题的人和参与话题的人一起迷失其中。而引起话题的那个事件，或者说，话题企图干预或影响的那个事件，依然按照早先的设定发展，延伸，直到定局。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当同类事件再次搬演，依然坚定地自行其是，而未有结果的话题被所有人遗忘，悬置于空中，早已风干。 青藏铁路这个话题也是一样，当它尚是纸上蓝图的时候，一些讨论就已经开始。而铁路本身并不太理会这些讨论，而是按照预定的规划，走下了图纸，在高旷的青藏荒原上延伸。它自己在坚定推进的同时，也把围绕它的话题推向了高潮。但它只需要坚定地完成自己，直到亮闪闪的铁轨终于铺到了拉萨，这个在各种语境中都非常符号化的城市。一百多年了，外部世界有那么多人都把进入拉萨当成一个巨大而光荣的梦想，人们从四面八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梦想，这个过程因为艰难与漫长本身也成为了奇迹。到了今天，人类也就只剩下了一种方式，把铁路修到拉萨，坐着火车到达拉萨。好了，现在最后的一击已然完成，只待一个早已选定的吉日，一声长长的汽笛，旧拉萨曾经代表的旧的时代对整个世界关闭着的最后一扇门就訇然一声倒下了。 那扇门早已腐朽，却存在了比预想更长的时间。 我想，正因为早就腐朽而失去了重量与质感，所以，这门倒下去甚至都发不出什么像样的声音了。但议论声却轰然而起：欢呼、怅惘、哀惋、愤怒，而且，像我们已经经历过的所有新旧交替时的讨论一样，话题中所涉及的所有方面，所有新生与停滞的力量，都像第一次被发现，第一次被提出，第一次被讨论，真好像，这是整个人类初潮一样的新鲜经验。 其实，只要去掉背景上西藏这样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化上都显得敏感的字眼，去掉讨论这个话题时一旦关涉西藏时就容易脱离现实语境的奇怪冲动，就会发现，讨论这个话题的所有方面：政治、科技、文化、生态……所有方方面面的现实考量与发展伦理，都已经被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了。而其中有些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成为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把青藏线当成一个 5d2d." >崭新的事物来对待的时候，甚至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现在已基本完工，并将在一个预定的日子正式通车的这一段，其实只是青藏的一个部分一一格尔木至拉萨段；这条铁路的另一部分——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今天，铁路既然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在青藏高原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更何况，当人们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拉萨，都会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是如此的现代化。这一次，当我们一行从西宁出发，一路穿越了宽阔的柴达木盆地，穿过了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更加空阔的高地，便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灯火是如此光怪陆离，你就是驾乘着一只银色的飞碟降落在布达拉官前的广场上，好像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座城市本身的繁华相对于辐辏于四周的荒凉原野，已经显得有些突兀了，还有什么能为这份突兀增加一些戏剧性的因素呢？真正要发现这条铁路的意义，还得着眼于铁路蜿蜒而过的荒原。>?９9ｌｉｂ? 而且，正像前面已经说到的，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早就现身于荒原，并在荒原中运行好多好多年了。一切曾经预期的变化和一切未曾预期的结果早已经在铁路的起点与终点，在铁路漫长的沿线清晰地呈现。要想讨论青藏铁路新的一段那些预期中的变化与未曾预期的可能，只要略微考察一下早已通车的这一部分，这个巨大的话题所包含的部分就已经了然。 《南方周末》对我们此行的设计，我想正是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吧。我很高兴我们是从西宁而不是从格藏书网尔木踏上了这次青藏线的考察之旅。 我在出发的藏书网头一天下午才到达西宁。第一件事是和组织者接上头，正式加入这支临时的队伍，并对他们的意图有所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寻找书店，搜罗一些与青藏线相关的资料，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书店里热卖的书籍如果与本地相关，也大多是这些年来在读书界都很流行的外国人所写的有关外界如何“发现西藏”的图书，而且这些书里的都是一百年前的“发现”。而我所期待的，是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我特别期待的，是本土的族群如何感受这条铁路。但很遗憾，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发现。于是，想起在当地出版机构工作的朋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资料。此行本没有打算叨扰。从酒店查到他所工作机构的号码，打过去，铃音兀自一遍遍震响，就想起一幢楼人去后空空荡荡的样子。明天就是五一长假，这个时候还期望有人坐在办公室里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照理说，一方乡土，一种文化，在这个除旧布新运动进行得如此剧烈的时候，总会在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发现”之后，无论是出于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迫切愿望，还是仅仅出于留恋旧时岁月的怅惘情怀；无论是因为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更深刻的文化的自觉，都该出现出于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每到一地，我都渴望和这样的“自我描述”者在书本上倾心交谈。在关于青藏铁路的谈论中，“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这样一些字眼很顺溜地出现在—些偏僻地区的官员的口中，仿佛铁路一通，这些“流”就来了，这些“流”一来，一切就水到渠成，就改地换天了（我在网上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稿中看到新铁路经过的某县官员大谈铁路通车后将如何把这三流引到此地，然后此地将因此获得怎样的机遇，云云。但几天后，我们长途驱车到达这个县城，遇到的一件困难事情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下脚的公共厕所，而且公共厕所周围100平方米就根本无从下脚）。事情是不是如此呢？只要大致考察一下铁路已经运转了许多年头的那些地方就清楚了。官员美好想象中的那一切的“流”并未在铁路已经经过的那些城市自然呈现，最后化为一切“流”都要转化而成的“现金流”都要流向国库和老百姓的腰包。在我的经验中，即便就藏区而言，今天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较好，社会也较为安定繁荣的地区反而恰好都不在铁路线上，而且将来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会有铁路经过。 而那些知识阶层更为关心的环境保护的问题，文化多样性如何保持的问题，青藏线已经通车这么多年的这些地区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观察对象。就说说我在这次旅行中努力想在当地寻找一点“自我描述”文字的经过吧。离开西宁后，我们在青海湖畔的旅游酒店里住了一个晚上。酒店在小镇上5我没有期望有什么发现，但还是在小镇上溜了一圈，果然未有任何发现。想到明天到格尔木什么都会出现，心里就有些释然了。 在格尔木的两天时间里，我没有具体的采访任务，给自己定下的任务就是寻找书店。这一天是5月2日，我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上午逛书店，一间在购物中心里，一间是席殊连锁。没有看到一本有关本地文化与历史的书，甚至是一本地图或旅游指南。这在中国土地上和外国土地上的购书经历中，是唯—的经验。也是可怕的经验。”那间席殊书屋是出租车拉着我找新华书店时发现的，就开在新华书店旁边，但新华书店在这个假日里没有开门。于是，就进了旁边那间也就三四平方米的席殊书屋，书屋摆的都是内地的流行书。下午再去新华书店，还是没开。第二天上午又去，还是没开。最后还是陈一鸣从当地一个记者那里弄到了一本本市新编的志书。看了一天和三个晚上，看到些什么呢？知道的，过去就大略知道，比如柴达木盆地中，过去一千多年来，藏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以及更遥远的土著居民此消彼长，相互纠结的漫长历史。但一转入关于这个市的当代描述，他们的身影如果不是消失，也是相当模糊不清了。好像历史已经作出了判决，他们的存在就是过去时代的传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人群将像传说一样曰渐远去。甚至在志书通常要包含的文化卷中，这些民族再次显身时，也是以民间文学的方式存在，而在当地的文学原创中，只有屯垦者高昂悲壮的声音。我看完这本书，想了很多，摘录下来的只有一首不完全的蒙古族的《打酥油歌》。 我想说的是，很多我们当成假设在讨论的问题，其实早已发生过了。那些期许未必达到，有些结果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切，在青藏线的前一段已经有过预演，这些预演本身就是深切的启示。而在我看来，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一条铁路或者一种更现代化更强有力的事物运行的必然结果，真正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需要那么多人空泛的讨论，而是这样一条能量巨大的铁路运行起来以后，所有已经置身其中的人——从决策者到实施者和所有将因为这条铁路运行起来以后必然关涉与冲击到的人群如何行动的问题。 如果说，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建设者是一个胜利，而对这条铁路经过的高原，对这条铁路所冲击的古老文化，对当地政府与老百姓，这到底是一个天降的福音，还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全赖于面临这样一个新机遇的人们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挑战。新的机遇当然会提供发展的机会，新的机遇也带着强大的达尔文式进化力量中无情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关涉到普通民众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关涉到政府的管理能力。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更对当地文化的自我发展与更新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在欣喜于这片土地上的巨变的同时也怀着深重的忧虑。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青藏笔记二 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摄影师是为了留下可以见诸媒体的精彩照片，就我自己而言，则是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髙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中有一种超现实的美感。 车到沱沱河，年轻的司机有了高原反应。我非常高兴顶替上去，驾驶着丰田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载着自己和同行的记者们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婉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去一个地方，在今天也就百来公里一段公路，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但在那个时候，公路正在修筑，一行人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一些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一共三天时间。一年以后，我坐着汽车离开了那个地方。再后来，我坐着火车、轮船、飞机?９9ｌｉb?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在那片高原上，编了号的公路不断与别的编了号的公路相遇。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就在上路开始此次青藏之行前，我在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中，正好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 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 其实，那里只是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广大的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比如一座小水电站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_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庄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化这个词，对青藏高原上的世代居民来讲，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个又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在我的小说中，那个古老村庄每出现一个新事物，都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冲击。当新事物带来变化的时候，却带来不同的结果。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结果的好坏，并不是事先的预设，而视乎人们作了怎样的准备。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bbr>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措，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来到了路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直到某一天面对某一种情形，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果然，当我们离开纳木措，回到青藏线上，一路往南，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直到拉萨在望，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政经之外的文化——青藏笔记三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这些日子，人类学家列维?99lｉｂ?t>·斯特劳斯的一句话老是在脑子里萦绕。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 为什么老想起这句话？直接的原因就是短短两月间，先走了一趟青藏线，接着又游历了云南红河流域与哀牢山中好几个县，然后，又回川西北老家，从大渡河谷地到黄河边上的若尔盖草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各种媒体上关于文化的讨论铺天盖地，地方政府官员在畅谈当地拥有多么独特的文化资源，而且，名牌大学里的教授与博士们也出动了，他们出现在那些宁静僻远的地方。干什么去了？田野调查吗？不，知识经济的时代了，有偿帮助当地政府制订开发文化资源，投资文化产业的各种商业规划。 文化，地域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茶的文化，酒的文化，产业的文化。吃不一样的东西，是食文化。靠四只橡胶轮胎走路还是四只马蹄走路，那也是一种在不同地理显示移动方式差异的文化。在所有的语境里，文化就是固化了的差异的同义词。 在这个有强迫征候的语境里，文化成为了显学，成为官场政治学和旅游经济学。 我并不反对人们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命运的一个部分。但我当然可以问：这就是文化的全部？好像没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文化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隐约的状态，文化的感觉是在若有若无之间。文化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那些外化的部分只是那些内部力量的一种自然的外溢。但现在这些文化的焦点，好像都过于集中于那些外化的部分上。那些孤独的牧人在寂寥的草原上歌唱的时候，那些村寨里的农人在火塘中火苗与酒的鼓动下，开始舞蹈的时候，都是跟生活与情感相关的。那些吟唱与舞蹈，不过是深藏的情感像潜伏地底的矿脉在某个断层稍稍露一下头，又回到沉静幽暗的深处去了。?多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不去碰触那些东西。虽然如此，我在诗句中这样描绘过它们：“更多的时候，矿脉是盐/在岩石中坚硬/在水中柔软/是欢乐者的光芒，是忧伤者的梦幻。” 但现在，人们只是集中在那些矿脉露头的地方，采集与开发。 在那些物质性的矿藏采掘者那里，早已频频传来一个个不幸的消息。虽然矿藏的种类不同，但消息都有同一个名字：资源枯竭。 文化呢？文化的资源呢？本来，这无形的东西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可以发现，可以研究，当然也可以整理与观赏。但必须满足两个先决的条件：不破坏产生这种文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在整理与观赏，特别是为了观赏而作的整理（提炼？）之前，要对这个文化的原生状态有充分的研究与尊重，并且不因整理之故而使原生状态受到损害。但情况往往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市场经济体制激励的往往是不计后果的实施者，而且总是有能力让清醒的人们边缘化，让理性的看法沦为空谈。 现在，我也在这里空谈文化。其实，我早已失去了谈论文化的信心。所以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因为走了一趟青藏线，不能免费旅游，才来写下这些文字。 那么，就从这里导入正题吧。让这个话题与青藏铁路相关，也就是已经谈论很多的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对西藏文化（藏族文化）的影响问题。我想，讨论西藏问题并不需要另外一套逻辑与语法。即使没有这条铁路，西藏文化也早就面临了机遇与风险。 机遇是什么呢？机遇是发展。 风险则有两点。 一个是被固化。固化的形象就是色彩强烈的宗教建筑，是艳丽繁复的节曰盛装，是蓝天白云下的歌唱，是草地上豪放欢畅的圈舞、苦修者隐居的岩洞四处经幡飞扬。西藏自身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顽固地想以这种固化的形态存在于雪域高原，在旧时代的高僧们的吟咏中，参差高耸的雪峰常常被形容为栅栏。雪山在阻止了外界进入的同时，也阻断了自己的眼界。在阅读19世纪的西藏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拒绝进入的故事，我想，这仅仅是对外国人，没有想到，甚至在西藏地方政府有效控制地区之外的藏族人进入拉萨，也会面临相当的困难。那个出生于青海的奇僧更敦群培步行沿着与今天的青藏线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拉萨，去著名的寺院研修佛学，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他写道：“这里（那曲）是西藏的边境，我们在此待了将近一个月，等待西藏政府批准我们继续赶路。”但这种固守早已成为历史了。现在固化的呼声反而来自外部，这是个一旦展开就无法收拢的复杂话题，打住吧。 风险之二，来自发展。这篇短文冗长的开场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发展是一种必然，开发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这个问题在西藏有一点特殊性，就是这个文化对发展与变化的内在驱动不如其他地区来得主动与强烈。当一种文化的变化主因不是产生于内在的愿望，而更多依赖于（受制于）大势的驱迫，这个文化本身就面临了非常大的风险。 文章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的话引用了半句，现在应该是将其补充完整的时候了。他说：“文化演进和集体进化是连带的。”他还说：“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绝大多数的讨论中，在正在施行的各种“文化工程”中，文化是固化的，而非“演进”的，同时，文化也被从母体中抽离出来，失去了与“集体进化”的“连带”性。所以，我们四处保护文化的时候，民族文化的神经与血脉却日渐麻木与萎缩。那么，在“后发”也成为一种优势的今天，很多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已经发生过的窘况，西藏因为其后发，那些遗憾或者可以幸免！ 文化当然是政治，文化当然也是经济，但文化在最终的意义上还是文化自己。 远望玉树 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 不止一次差一点就到达了玉树。 在为了写小说 href='9462/im'>《格萨尔王》作准备的那两三年里，在康巴大地上四处行走的时候，好几次，从四川境内的德格县、石渠县，登上那些区隔开一片片草原的列列山脉的高处时，陪同的朋友指着西北方或西方，说那边就是青海，是玉树。在长达两三年的漫长寻找中，好多次，其实已经进入了玉树州的地界。为了寻访一个传说中曾经的古战场，一个古老史诗中关涉到的某处地理，某个英雄人物曾经驻留之地，或者，为了拜访一个在当地有名气的史诗说唱艺人。 前面所说，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其实是说好多次差一点就到了玉树州府，如今被地震变成了一片废墟的结古镇。记得某个夜晚，有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几十公里开外吧，我们乘夜赶路，从一个山口，在青藏，这通常就意味着公路所到的最高处，遥遥看见远处的谷地中，一个巨大的发光体，穹窿形的光往天空弥散，依我的经验，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灯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树州府结古镇了。但我终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镇，就意味着一张软和干净的床，热水澡，可口的热饭莱，但对一个写作者，好多时候，这样的城镇恰恰是要时常规避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常常会有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的应酬，要进入另外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话语系统。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口传文学丰富的滋养。但那时就想，终有一天，结束了手里的工作，我会到达她，进入她。 记得是前年的夏天，随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老师和诺布旺丹博士在甘孜州色达县做田野调查，出县城百来公里，到四川和青海边界去访问一个说唱格萨尔史诗的僧人。在寺院下方的河边，巧遇色达当地的格萨尔专家益邛老师。他刚好去结古镇参加一个格萨尔学术讨论会回来。正是从他那里，我知道结古镇上有一个以格萨尔命名的广场，于是，这个我没有到过的地方却给了我某些想象。 写作的时候，我让自己小说中的说唱艺人流浪到了那个地方。小说的主人公就在那个广场上与要向他学习民间史诗演唱的流行歌手分手。我以为，小说家也是一种艺人。大多数时候，他们需要世界宽广，他们需要独自流浪，去寻找自己的调子与歌唱，而不是急于去向很多的人传授或宣扬。我就这样未曾到达而把笔触伸到了一个地方，我至少已经用这种方式去过玉树，去过结古镇了。 如今，玉树地震了。 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那个受到破坏的广场，格萨尔塑像作为背景时时出现，与我在康巴大地上的别的地方看到的一模一样。前景是架设着大口的行军锅，为灾民提供免费的餐食。在那里，当然看到了凡有灾难时必会出现的共和国军人的身影，更看到了同样蒙受了灾难和我同族的僧人，和我同族的妇女作为志愿者，和军人们在一起，尽着自己的心力，让人心生温暖。这个画面告诉我们很多，人类共同的基本情感，不同的族群同心协力的可能。尤其是在今天，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总是被放大，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而不同的人群之间，可以交流与相通的那些部分总是被忽略，不被言说与呈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样的画面尤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这样的画面有理由让我们热泪盈眶，而不只是死亡与灾难。 还曾有过其他机会去玉树，也都错失了。 也曾经在青藏线上走动。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南向，在可可西里，大路去往拉萨。面前也出现了岔路，转而东向，可以去往玉树，但都往拉萨，往西藏而去了。 后来， href='9462/im'>《格萨尔王》出版了。蒙社科院专业机构“全国格办”帮助，从青海请了四位格萨尔艺人到北京，让人们真实感受一下格萨尔艺人 539f." >原版的演唱。得知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马上想到了其中一位艺人来自玉树，达哇扎巴。一个地方，那么众多的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使人忧心与痛惜，但如果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曾经给过你某种助益的人，那就真是一份具体的牵挂了。我打电话给全国格办的诺布旺丹博士，询问达哇扎巴的情况，旺丹告诉我，已经跟他联系上了，平安，而且，已经救人去了。我笑了，达哇扎巴敦实健康的样子真切地浮现在眼前。这个敦厚健壮的康巴汉子，愿佛祖保佑他，让他的双手握住另外的双手，使他们脱离绝境，让他们的生命在这也艰难也幸福的人世作更长久的驻..t>留！ 今天正准备去西安，成都军区总医院的顾建文副院长来了电话，告诉我，他们医院接收了四十多位来自震区的重９9ｌib?伤员，大多是藏族。他亲自为一个小孩施行了开颅手术（他是有名的脑外科专家），他说，有好多感人的事情，我肯定会想去看看。这时，正在从机场往西安的路上。在候机厅，就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他们医院抢救重伤员的画面，而且似乎就是他参加的那台手术，但因为全副的外科手术时的穿着，医生们看上去都一样，我没有认出这位朋友来。这样的事情与这样的朋友同样让人感到自豪与温暖。 地震刚刚发生时，有一位显然是藏族同胞的网友在我的博文后留言，“都是藏族，希望一起关注一下玉树地震。”非常感谢这个提醒。是的，“都是藏族”，但又不止于这个理由。关注，理所当然，捐款捐物，理所当然，想必各单位各组织都已相继展开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理所当然。如果没有汶川地震的经验，可能马上就开车去那里了。但我知..道，我们这些不够专业的人在那样一个物资供给和交通资源势必会很紧张的地方很可能贡献小于造成的负担。甚至也想自己出头搞个什么项目，可汶川地震时想参与灾区乡村学校重建活动而不成，辜负了信任我的许多朋友的爱心与希望，一直心怀歉疚，再也不敢凭热情自作主张了。 我更想说的是，已经错过震前的玉树了，什么时候一定要到玉树看看了。去看看未曾到达而在书里写到过的那个格萨尔广场，去看看那个敦厚的说唱艺人达哇扎巴，想必他的家也已被大自然的巨大力量无情毁坏，看看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怎么样可以帮帮他。现在，我只能从遥远的地方祝福他。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等灾劫造成的繁忙与纷乱稍有平复，我一定要去看看结古，更要去看望达哇扎巴。 玉树，这个我曾多次抵达她边缘而未及深入的地方，我会以更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以一个弄文为生的人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她。 写完这些文字，已经是新的一天的凌晨了，睡不着，在网上百度一下，真还搜到神授艺人达哇扎巴的一则材料。 来自青海玉树地区的达哇扎巴是青海享受国家津贴的两位优秀艺人之一，被称为“说不完的艺人”。他可以说是新一代“神授艺人”中的佼佼者。据说扎巴13岁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老僧人问他，在三样东西中他要什么，一是学会飞禽的语言，一种是走兽的语言，第三种是会说唱《格萨尔》的故事。他选择了会说《格萨尔》，从此便成为了一个说唱艺人。他说自己可以说唱115部，目前完成录音27部，记录整理了17部，出版了3部。 成功，在高旷荒原上突然闯入的词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于对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一个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 知道四川省青联正在编辑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正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 5月，内地已是春暖花开，而那里劲吹的暴风中却裹挟着纷飞的雪片。我作为南方某著名媒体的采访嘉宾正同几个年轻的记者在青藏铁路沿线采访，正在铁路线遒劲穿越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那片高旷的荒原。年轻的司机因为缺氧倒下了，我临时兼任了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载着我们年轻的摄影师，不断地追逐行驶的火车，为了让他拍到一些火车在雪山下、在旷野中奔驰的美丽镜头。我们不断狂奔，超过火车，跑到前面某个预计可以拍到精彩画面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火车在旷野上，在深远明净的高原天空上蜿蜒而来，我坐在驾驶座上，感到发动中的汽车引擎轻轻的震颤，听车外的快门声和同行记者们兴奋的叫声响成一片。等到火车在视线尽头顺着山势转出一个优美的弧线，消失在蓝天下面，大家又跳上车来，我一轰油门，开始下一轮有些疯狂的追逐。这一天，手机间或在冲锋衣口袋中轻轻颤动，提示它的主人来了电话或短信，我都没有去理会。直到下午，太阳西沉，我们的追逐之旅也到了最后一站，长江源沱沱河上那数公里长的铁路桥上。所有人手中的“长枪短炮”（指摄影工具）都准备好了。桥上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正在幻化成绯红的霞光，桥下那漫长曲折的河流闪烁着金属般的光芒，仿佛那不是水流，而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念，映射着非物质的辉..光。 大家都坐在高高河岸上等待这一天的最后一组镜头。我也从车上走下来，备好了相机，坐在河岸边稀疏的草地上。天地间一片安详，好像火车这样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会存在一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检索一个个未接电话和未曾阅读的短信。而省青联秘书处的一条短信就在其间，意思是说，他们正在编辑一本书，把曾经当选过省“十杰”青年的人以这样一种形式重新聚集在一起，需要每个入选者谈谈感想，来“感悟成功”。 我必须说，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在这样一个四顾皆一片空茫之处，“成功”这样一个词从手机屏幕上跳进脑海里，真的容易引起一种虚无之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处在西部中国这样荒僻而遥远的地方，就觉得曾经的那些事情一下子离自己非常遥远了。是的，领奖台上摇曳变幻的聚光灯，那些掌声，那些短暂的激情迸发，在这一刻都非常非常的遥远了。于我而言，不知此时的空旷与彼时的喧哗哪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来讲更为真实。这段时间，每天掏出卫星定位仪来，都看到所处的海拔在节节升高。从格尔木出发踏上青藏线的前一天下午，特意去看了昆仑山下的第一个车站玉珠峰车站，那里的标高是4100米，现在，我们节节上升，已经在，4700米的高度上了。明天，我们还将上到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那么，当年的奖杯、鲜花和掌声，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曾经经过的一个海拔高度吧。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正是生命急速上升的时期。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幸运之处，就是恰好自己生命的青年时代也是我们这个重新焕发了活力的国家经历巨大变革与快速发展的20世纪的80年代与90年代。是的，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歌唱都能融入一个伟大时代的合唱；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激情，都能在一个时代的脉搏中起舞跳荡！青联的短信通知里说，那是一种成功，要我今天来感悟这成功。但这时，我的耳边却响起一位欧洲古代哲人的诗句： 名声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但这动听迷人的声音，不过是一曲回声。 这样的诗句里有一点悲观，有一点虚无。但我想，当我们谈论成功的时候，这样一种态度可能比一味的沉缅更有意义。这样的看法与态度，可能会使我们面对所谓成功的时候，更加冷静与理智。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对所谓成功的过度追求与沉湎，往往可能使我们过于高估个人的能力，并进而陷入自恋的迷狂。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成功也是一个时代赐予的机遇，机遇总是暂时性的，所以，所谓成功，不过是重新出发的时候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在同一行业领域中稍稍早于别人或略略高于别人的一个起点。成功不是登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世界便不再有更高的山峰。更何况，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登顶者，长待在那个最高处不下到世界的低处。他必须下来，这个必须是自然规律，是天遣对人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让人自省，让人感到自身的力量的同时，也感到自身的局限。自然和历史的规律不会让一个幸运的登顶者在世界的绝顶处永远沉醉于成功的眩晕！ 几天后，我到了云南。我们正沿着一条叫做红河的大河的流向一路向南。这是另一片高原，但海拔高度降低了，也就是1000多米。同行的人换了一批，其中一些人也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因为氧气减少了。我也在反应，氧气对我来说太多了，叫人总在车上昏昏欲睡。就在这个时候，青联再次打来电话，催问稿子的事情，而写.９9lib.这样的稿子，就必然要去回味当年的鲜花与掌声，而相对于青藏高原已经太多的氧气却让我提不起精神。我想，这正好是一种命运之神赐予的特别的隐喻。这个隐喻的本义，正是法国哲人蒙田一篇文章的题目：命运的安排往往与理性不谋而合。 成功者可能走向新的成功，成功者也可能在辉煌一刻后，走入永远的平凡。这里，就有了两种危险。一种，成功者头上套着一个光环，开始远离自己的事业，在我们社会这个过于注重成功者的机制中，谋取更多的功名；一种，把短暂的成功当成永远的幻觉，犹如一个在过多的氧气中昏昏沉睡的人。其实，不同高度上氧气的含量早由自然规律进行了规定，因为缺氧而眩晕，因为氧气过多而昏睡，都是人自身的不适应。自然界就用这样的方法警醒人类，通过适应程度进行优胜劣汰，而在人生的道路上，社会的机制也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它制造成功，也制造失败。在用成功制造成功的同时，也用成功制造出更多的失败。所以，我想，感悟成功，就是感悟成功之后命运各种可能的走向。而曾经的成功者之后的种种走向，也正是给后来者一个全面的启示。 今天，社会对成功者的所谓关注，过于注重于对成功本身，而不太关注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其实才是一个全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因为成功的方法与途径包含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因素。相对于短暂的成功，持久的道德与伦理无论对一个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民族与国家，都是更为关键而持久的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又想起一 4e2a." >个也是旅途中的小故事。今年4月，因为一本新书译本的出版，在瑞士与德国待了一些时候。在苏黎世，我想去积雪尚未消融的阿尔卑斯山里看看。我的小说的德文翻译阿丽丝坚持要让我带一些巧克力进山，理由有两个，一个当然是巧克力的高热量，另一个，因为“我们瑞士的巧克力是欧洲最好的巧克力，一定要品尝品尝”一个东西既然是一个地区的标志性产品，免不了四处都开着专对外国游客的专门商店。但阿丽丝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我想，我们是在经过了>?十多家巧克力店以后，才进了一家大的百货公司，在自动电梯上连上数层才来到几架巧克力面前。还是路边店里那些牌子，价格也未见得便宜。但很显然的是，她感到非常满意了。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买同样的东西。她脸上现出了一本正经的表情，说：“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不是因为这家的巧克力更好，而的确因为这是一家有道德的商店，所以，当地人对这家店表示支持就是尽量到这里来消费。我没有问有道德的表现是哪些，但我知道，他们选择消费的地方包含了道德的衡量。这个问题，比后来置身阿尔卑斯那些纯净的雪峰中间时引起了我更多的感触与思量。 大地的语言 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说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座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下面的周口市，以及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信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符于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 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了。 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漫无边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的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现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的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时代，在我们的国家，数亿农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养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尽管厨师也可以把窝头变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级住宅区的缩微景观，一叉，一座别墅；一刀，半个水景庭院。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东西制造为巨大需求的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但他们好像一心要让人们忘记大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大地，不是大地哺育人类那些根本的东西。 一个叫利奥波德的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质疑过这种现象，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一种人与财富关系的伦理观念。并认为这种观念大致构成两种社会模式，—种用“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一种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关乎全人类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切社会规则以全体人类利益为考量的世界上。现在的价值体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资源。人是资源，土地也是资源。当土地成为资源，那么，在其上种植庄稼，显然不如在其上加盖工厂和商贸中心。这个体系运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 农业需要作出牺牲，土地产出的一切，农民胼手胝足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一切，都是廉价的，因为有人说这没有“技术含量”。几千年才培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农作物没有技术含量，积累了几千年的耕作技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古人没有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注册专利。玉米、土豆在几百年前从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传入了欧洲与亚洲，但墨西哥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离井背乡，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只为了从不得温饱的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市里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我曾经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阴凉下黯然神伤。我想运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书。如果书名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的描述，那么，我眼前这片原野的确已经流尽了鲜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描写乡村破败的小说《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块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但是，风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冲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点肥力。 今天，在远离它们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做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田野。 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诞生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麦、委、瓜、麻、菽。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春谷的人。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农家小小的仓房。 就因为在让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过这些形状美丽的字眼，我得感谢让我得以参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到达了周口市淮阳县。我是说到达了淮阳县城，因为此前已经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没想到此地有这么大个还活着的湖。 我说活着的意思，不只是说湖盆里有水，而是说水还没有被污染，还在流动循环。晚上，住在湖边的宾馆里，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有了这份菜单上的一切，淮阳人可以非常自豪，对我而言，不要菜单上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说我爱淮阳，爱窗外广大的龙湖，爱曾经穿越的广阔田野，爱那些茁壮生长的玉米。想着这些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是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消息。其实，不要这样的消息佐证，我也深爱仍有人在勤勉种植，仍然有肥力滋养出茂盛庄稼的田野。但这样的消息能让人对这样的土地加倍地珍爱。 席上，主人向我们介绍淮阳、太昊、伏羲、神农、八卦、陈、宛丘。虽然在肉体上不是华夏血脉，但在精神上却受此文明深厚的滋养，但我更愿意这种滋养是来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去凭吊或膜拜。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这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晚上，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捜寻更多本地资讯。单独的词条都是主人热心推荐过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网站上，关于土地与农业的介绍也很简略，篇幅不长可以抄在下面： 淮阳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海拔50米，东南海拔40米……全县总土地面积220.18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32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0.53%，土壤主要有两合土、沙土、淤土三大类。土质大都养分丰富，肥力较高，疏松易耕，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县境内地势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黄河南泛多次沉积的影响，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状态，造成了许多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积约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这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雨后一片明，到处是蛙声”，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对洼坡地连年进行治理，现已是沟渠纵横交错，排水系统健全，历史上的涝灾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巳变成“粮山”、“棉海”。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人民，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的阳光，而不是让胼手胝足生产的农民都急于进入城市，不是急于让这些土地被拍卖、被置换、被开发、被污染，并在其耗尽了所有能量时被遗弃。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的：“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髙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那种自信的安闲。就在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就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写一部破碎乡村的编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纳大学旅馆里写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这样的话写给小说里那个故乡村庄：“我们租了一辆车，从67号公路再到37号。一路掠过很多绿树环绕的农场。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休息的土地开出了这年最早的野花。”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新的可能。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城市制造出来了一种蔑视农耕与农人的文化。从城市中，我们总会不断听到乡村衰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会比股指暂时的涨落更让人不安。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首先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印度，不外乎说旱灾使多少农民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开发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我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灌，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样在乡村出现。 平粮台。 这是淮阳一个了不起的古迹。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在平原上用黄土堆积起来的高台，面积一百亩，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从那么久远的古代，原始的农耕就奉献出所有精华来营造城市，营造由自己供养、反过来又慑服自己的威权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的城市雏形如果真的被确认，无疑会在世界城市史上创造很多第一，从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几千年过去了，时常溢出河道的黄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这片平原层层掩埋。每揭开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新生与毁灭的故事，陈陈相因，从来不改头换面。但这个高丘还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农之都，却叫平粮台？是不是某次黄水袭来的时候，人们曾经在这个高地储存过救命..粮食，放置过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宝贵种子？在这个已然荒芜的土台上漫步时，我很高兴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长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与树仍然能够应时应季开放出花朵。草树之间，还有勤勉的村民开辟出不规则的地块，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结出众多子实的枝蔓，芝麻环着节节向上的茎，一圈圈开着洁白的小花。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我记起在俄罗斯的图拉，由森林环绕的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当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参观时，我没有走进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黄变脆的手稿，我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果园。树上的苹果已经收获过了，林下的草地还开着一些花。淡蓝的菊苣，粉红的老鹳草，再有就是与中国这个叫平粮台的荒芜小丘上轮生着白色小花一模一样的芝麻。人类操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非主流的青铜 中国文化太老了，太老的文化往往会失去对自身存在有力而直接的表达能力，所以，居于主流文化中的人走向边地，并被深深打动而流连忘返，自身都未必清楚的原因，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边地的非主流文化中感受到了这种表达的力量。 置身在抚仙湖岸上，无论是细雨霏霏光线暖昧的黎明，还是夕阳衔山时湖面显得一派辉煌的黄昏，看到湖水拍岸时，总听到一个声音在天与地这个巨大的空间中鼓荡。 是的，无论晨昏，无论天光晦暗喑哑还是辉煌明亮，在抚仙湖这个特定的空间里，我总在这特别的光色中感到青铜的质地，进而听到青铜的声音。一波波的水浪拍击湖岸，那是有力的手指在叩击青铜，水波互相激荡，仿佛一只巨掌在摩娑青铜。那是谁的手？谁的指与掌？我不想说那是造物主之手，我想说，那手的主人就是时间。在进化论者看来，造物主就是无形时间的一种拟人化的直观显现。 没来由地就想起了戴望舒的诗句：“我用残损手掌/摸索……” 时间与天地共始终，所有时间之手即便都用青铜铸就，穿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它的指与掌一定都磨损得相当厉害了。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时间岂止是与这片天地共始终，即便这片天地消失了，它还要在我们所能理会的世界之外独自穿越，于是，伫立于雨雾迷蒙的湖岸，我想起了自己的诗句：“手，疲惫而难于下垂的手……”同时，恍然看到一尊有些抽象的青铜塑像站在面前，发出一声轻轻的喟叹。 我很奇怪，产生这种感觉的地方，不是历史在泥土中沉淀为一个又一个文化层的古老的中原，而是在这里，在抚仙湖，在云岭之南。 必须说，过去我驻足于抚仙湖畔时，山即是山，水便是水，并没有这样多的联想。 那时，我也像许多来去匆匆的游客一样，站在这样一片通神般的湖光山色之间，却不知道近在咫尺，有一座小小的红土山丘叫做李家山。更不知道，李家山出土的那些奇迹一般的青铜器。 直到我稍稍离开湖岸一点，来到李家山，与那些青铜遭逢，一切才得以改变。 其实，又何止是我呢？ 对多数一直受着一元论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来说，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教科书中，青铜所铸的物件都是“国之重器”，属于黄土与黄河，那是中华文化的正源。云南这样的边疆地带，可以书写的历史，在有着众多盲点的正统史观中，如大观楼的长联所写，无非是“唐标铁柱”、“宋习楼船”而已。当然我们也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听闻过云南的青铜，那就是一些流传于边地的铜鼓。这些铜鼓的存在与使用，不过使民族风情更为浓郁和神秘而已。当一个人想起月夜下的隐约迢递的鼓声，就已经神游在原始与蛮荒的风情之中了。所以，人类学家说：“鼓发出各种信息，或具有仪式的性质。”鼓声传达的信息，对别人总是难解，而鼓声在不同仪式上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更是助长了我们关于一些古老风情的想象。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看到了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再站在抚仙湖边，感受就复杂起来了。其实，我所以多次来到抚仙湖边，并不仅仅因为这湖光山色的胜景，而是因为这些青铜给我的震撼与启示。 比如，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只铜鼓。 这只铜鼓在一些庄重神秘的场合肯定被无数次地使用过，而且因为这频密的使用而老旧了。于是，人们让它重新回到曾经浇铸它的工场，开口以传出声音的那一面被一片青铜封闭起来，再加上一个小小的开口，一只具有礼器庄严的铜鼓，立即变成了很世俗的东西：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储存贝壳的容器。贝是古代的货帀。一面通灵的鼓使用经年后，再次来到匠人手中，变成了一只存钱的罐子！ 对匠人来说，这个举动也许是不经意的，但这个行为却无意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颠覆！今天，一句用滥了的话叫：走下神坛。很多时候，使用这个短句的人其实是在替这个过于庸常的时代开脱，也是每一个身陷于世俗泥淖者的自我开脱。但在意识中满世界都飘荡着各种神灵的古代，让一面可以通灵的鼓走下神坛，将其变成一只日常的器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举动——至少比今天我们不为自己的庸常开脱还要伟大。 就这样，李家山的青铜在中国的青铜中成了一个异数。如果那些试图上通于天的青铜代表了主流，那么，李家山这些努力下接于地的青铜就因为接近民生而成为非主流，我就会肯定地说，我所热爱的就是这种非主流的青铜。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止一次来到抚仙湖边，不止一次走向那座博物馆，走向那些青铜中的异数，异数一般的青铜。 不是铸为祭器与礼器的青铜，不是为了铭刻古奥文字记录丰功伟绩的青铜，也不是铸为刀枪剑戟的青铜。所以这些青铜，在中国历史书写中不是主流。 这并不是说李家山的青铜器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比如铜鼓，比如此地视为标志性的牛虎铜案，比如众多的兵器——而且在刀枪剑戟之外，还有“叉”与“啄”，有狼牙棒这样别处青铜陈列中未见的兵器。同时，我还第一次看见“啄”与“狼牙棒”这样的兵器顶部还连铸有造型生动的动物雕饰，兵器的威力未减，但在观感上，却有了一点日常用具的亲切。但我更想说的是另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物件与雕饰，复活了古代滇人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如果不是这些青铜器的出土，也许古代滇人的存在就永远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传说，也许在对他们的猜想中，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一群苑毛饮血者的形象——这是中心对边缘的想象，也是所谓文明对蛮荒的想象。但是，这些青铜从沉睡千年的李家山的红土中现身了。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曾经辉煌的文明。从此，站在抚仙湖边，或者在云南的边地民族中行走，就能时感觉到今天云南各族文化与生活中还有那些青铜的余响，在思考中原之外非主流的历史的时候，就有了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 所以，我不止一次静静地站立在这些青铜的面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href='/article/9874.htm'>《让岩石告诉我们》。理由就是，如果“一段历史未能通过某种记录方式进入人类的集体意识时，这个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在一元史论和某些文化中心论的遮蔽下，边地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被遗忘。所以，很多族群的历史就此湮灭，留下一点隐约的传说，也像是天空深处那些闪烁不定的星光一般。但是，游牧民族会在石壁上留下岩画，隔着空旷的草原和遥远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一些当年生活的信息。行走在那些已经成为荒漠的昔日草原上，心中一片空茫，恍然间会看到一个骑士的剪影，正挥鞭驱赶着刻画在石头上那些牛与羊——那些因为风化而轮廓日渐模糊的牛与羊。一个远古人群的身影就复活了。 那些昔日在广大地域上游牧的人群在石头上留下这些刻画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在铸造青铜。?９９ｌiｂ?从黄河岸边那些古代都城，到三星堆，再到李家山。 从长安到三星堆，那么多让人感到神秘与庄重的“重器”，至今还能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些东西的产生与存在，仿佛就是为了别人在精神上匍匐在地。然后，抬头向它仰视，或者连仰视都不敢。那些器物的精神核心是“天赋王权”，而不是“天赋人权”。从浇铸那些青铜的时候开始，经过数千年主子与奴才的共同努力，关于一个个逐次.99ｌｉｂ?升高的等级与等级之塔顶端无可置疑与动摇的王权制度的建设已经日臻完善。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等级塔尖上的王位就是最高的神坛。有时，君临天下者也需要“走下神坛”，那也是“微服私访”的性质，有点像今天的作家“深入生活”。完了，还是要回去的。那些下什么坛的，也只是偶尔下来一回，最终还是安坐在各种各样的坛上，安享供奉。 所以，不要说看见，我们就是想到青铜，以至后来产生的铜的雕塑，内心里产生的就是一种沉重的情绪。 但这是在一向被视为边疆的云南，在云南高原的抚仙湖，在抚仙湖的李家山。一旦看到这些青铜器出现在眼前，你就轻松地走进了一种可以复原出细节与场景的过往的生活中间，从而真切地接触到一段鲜活的历史。 就来看看古代滇人是如何装饰了那些体形丰满的贮贝器，也就是他们存钱的罐子吧。 至少是那些展示出来的贮贝器顶盖上，无一例外都铸造上了神态生动的各色人等和不同的动物。而且，不是某个单一的存在，而是一组人，一组兽，或一组人与兽，相互之间因为呈现当时人类社会某一种活动或某一个生活场景而构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或者紧张，或者松弛；这些场景或者和谐庄重，或者亲切幽默，都让我们这些总在思考一些文化与历史命题的脑子，产生一些新的感触与想法。前面说过，当我们在考察一些有别于我们当下存在的过往或异族的生活与历史时，往往会发现一一不，不是发现而是总结出一种相当单一的特征，以至这种特征最后又抽象为隐晦的象征。这种情形，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批评过了：“他们个体生活的个性的侧面，总是泯灭于对群体的文化生活的系统描述之中。……这种描述是标准化的……像是制定确定的艺术风格的规则，而不是艺术家能够纵情地表达他的美学观念的方法。” 但现在，在这些贮贝器的顶盖上一组组精美的群雕中，你看到的不是这种象征性的符号，而是一种有温度的场景，你感受到的是仍然在呼吸的生活。可惜那些陈列的青铜器没有系统地分类，命名或编号，所以，说到这些器物也就无法准确地指称。但的确有这样一件贮贝器，在直径不到30厘米的盖子上，中央铸造了一根铜柱，以铜柱为中心，一共铸造了35个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处于行动当中，或头顶束薪，或手持陶罐，或肩扛农具，或提篮挟筐，甚至一个人好像正在展开一块织物，这些行动中的人物站、蹲、坐、行，清晰地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装束与神态。就在这小小的一方天地中间，居然还出现了由四人抬行的一具肩舆，舆内一位妇人端坐在一柄宝伞下面。看到一篇考据文章说，这组群雕描画的是春耕前祭祀的场景。但我看这组群雕，却意不在此。当真切地看到一些人身着那时的衣裳，做着那时的事情，一个时代的一角就以原本的面貌呈现了来，至于他们是去往市集之上进行物物交换，还是正在进行祭祀，倒显得不那么紧要了。 我是凭着记忆写这篇文章的。现在，我又想起了另一只贮贝器上的驯马群雕。一共七个佩剑男子正在驯马，一人一马绕圈而行，正好吻合了圆形顶盖的形状。圆圈的中央，是一个踞坐于高座上的男子，怒目而视，双手舞动，显然是这场驯马的指挥。这其实已经用非常直接的描述告诉我们，当时使用这些青铜器的人们，其畜牧业发展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还有一组雕塑也相当直接地说明当时畜牧业的状况：一个头戴长檐帽，身着紧袖长衫，胸前挂着显然是用做容器的葫芦，一手揽着栓牛的绳子，一手正把什么东西送进牛的口中。研究者的解释是，这人是一个兽医（或者一个懂些医学常识的人），正在给牛喂药。 这组雕塑来自李家山青铜器中和贮贝器一样最为特别的一类：扣饰。 某年，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乡间旅行。某日，在一个镇子上进了一个特别的商店，这个商店出售各种马具，比如相当于一部汽车价格的一副马鞍。但真正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店里出售的各式各样银质的精美扣饰。所有扣饰质地与式样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藏书网表现对象——马，我花80美元也买了一枚作为此行的纪念。所以，在李家山看到那些青铜扣饰时，不用看文字说明，我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些什么东西。 隔着玻璃展柜，我久久端详着它们。 想象那些无名的工匠如何在完成了这些皮扣的实用功能后，没有草草结束他们的工作，而又沉溺于美的创造，最终使一件件实用的器物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扣饰之一，一个骑士驱驰着骏马猎捕野鹿，那只奔跑中的鹿昂起头来向前飞奔，一对犄角所有向后流动的线条为整个扣饰增加了流畅的动感，我仿佛看到它驱驰在遥远时空中，耳边掠过风的呼喊。 扣饰之二，四只猛虎刚刚把一头身量巨大的牛扑倒在地上……猎食者的凶猛与被猎食者的挣扎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还有之三，之四……但我毕竟不是为这些青铜撰写解说词，就此打住吧。所以愿意在具体器物描绘上多花一些笔墨，无非也是想让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得到更多的关注。 更值得一说的，还有那些青铜的农具。 从中国这块古老的，层层文化互相掩盖的地下，已经发掘出了那么多的青铜器，但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农具？ 目前，李家山出土的器物并没有完备的陈列与展示，据发掘资料介绍，光是生产工具就多达十余种。除了至今还以铁器的面目在乡间被广泛使用的那些工具之外，我特别注意到有一类有较大面积的工具，上面都有整齐的镂孔，这显然是为了适应湿地作业而产生的发明创造。这其中，还有一件研究者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其用途的带把的镂空的勺形器具，器具前端还有一个造型生动的蛇头。如此直接的一个用具，却给今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看到这些精雕细琢的农具，使人敢于相信古代的农耕生活肯定具有比今天更多的诗意，而在今天中国广大的乡野之间，焦灼的田垄与村庄中间，那些温润如玉的东西却日渐枯萎了。 遂想起《诗经·郑风》中的诗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看到李家山各种青铜器物上对生活场景，对牲畜与野兽的精细刻画，恍然间，我真的感到 href='2283/im'>《诗经》用富于歌唱性的文字所描述过的生活与劳动场景，以及那些场景中的人的情怀，在某一个瞬间真的复活了。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我看到了《白驹》中那匹白马在扬蹄奔跑。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这是《无羊》中一个牧人关于丰年的梦想。 再看一段（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这里，仅从美丽的声音就烘托出劳动者怡然的心情，而更在场面的描写中升华出关于人际关系的温情的思考。 怀着 href='2283/im'>《诗经》的情致读这些非主流的青铜，就能感到在辛勤劳动中生发美好与欣怡的流风余韵。今天，中国大部分乡村生活中那种怡然自得的情景已经荡然无存。曾经肥沃的土地日渐瘠薄，心灵中那些欢快的泉水也早已干涸。好在，在云南的乡村，无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还是世居的或同样是迁徙而来的少数族群，在他们的劳动生活中还多少保留着一些属于古代的乡村的诗意。一句话，生存的努力中还有让人感到温馨的“终和且平”的美感。过去，我对这种感觉无以名之，就叫做“云南的古意”。现在，有了李家山，我就感到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而又布于广远了。如果仍拿青铜说事，李家山出土的那种形制独特的小型编钟，在数百里外的红河岸边也曾出土。编钟出土的热带河谷里，生活其间的花腰俸，那些穿行于槟榔林间或稻田之间的女人，身上叮咚作响的金属饰品，在我看来，正是那编钟的悠扬余韵。 我喜欢云南，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是云南的多样性——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再者，就是前述所谓“云南的古意”。这种古意其来有自，这个“自”，部分当然源于中原文化。但这个“自”却也自有其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类文化中最为质朴最为直接的那个部分，始终存活在民间生活中间，而在中原文明的发祥地，文化进入庙堂后成为一种玄秘的象征，而在民间生活中，流风余韵已经相当渺远。 现在我发现，自己对李家山青铜的喜欢，居然跟喜欢云南的原因如此一致地重叠在一起。中国文化太老了，太老的文化往往会失去对自身存在有力而直接的表达能力，所以，居于主流文化中的人走向边地，并被深深打动而流连忘返，自身都未必清楚的原因，一定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边地的非主流文化中感受到了这种表达的力量。太多的形而上的思辩，在诉诸形而下的生存时，往往缺少一种有力的表达。 正因为这个原因，“礼失而求诸野”，人们来到云南，发现了美丽风景之外的云南，就会更加爱上这个像李家山青铜一样深藏不露的云南。 草，草根，及其他 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静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因为主持一家发行量不低，特别为大中学生喜爱的科幻杂志，辛辛苦苦挣了多年微薄的发行利润，眼看着广告在别的期刊上红红火火，在商言商，也想向广告界推介一下向来被冷落的青少年杂志，便去参加了一次媒体与广告客户的联谊会。一到会上，就知道此行不会有令人乐观的成效。世上的事大抵如此，一旦在其开始时形成了定见，以后想要再加改变，就很难很难了。广告也是这样，客户要在期刊上做广告，非得做在与时尚、高端、专业等词汇相关的亮闪闪的铜版纸上，大众型的媒体，影响力再大，都会视而不见。这会要是换在别的地方，我也许就打道回府了，但因为去的是闻名了二三十年，如今因为这么一种机缘方才得以亲见的呼伦贝尔草原，于是就安下心来，随队伍细看草原。 我自己就出生在青藏高原，就在草原黄黄绿绿的更迭中寂寞长大，即便后来离开了故土，那空阔与浩大的景观犹在眼前，但那是藏人的草原。蒙古人的草原，也分时分片去过一些，不知为什么却独留下了传闻中最美的这一片，直到有今天这么一.个机缘才涉足其间。 草原景观，无非就是草的铺展与连绵，这一片与那一片，除去上面稀疏的人文附着，相差并不太远。所以，一不带相机四处取景，二不作无故惊叹。每到车辆停下，只是信步走入草地，或坐着或躺下，听任瀑布似的阳光寂静地倾泻而下，把在城市里，在名利场中因各种场合而放大很多倍的自己立即缩小成天地间小小的一点。 这时，阳光真的是蜂拥而至，一时间真的会意念皆无，只有阔大的寂静中弥漫着新鲜牧草的芬芳，有心无意的风懒懒地翻卷在某一匹马漂亮的鬃毛之上。这时的人，会有不叫思想的智慧，会有一些情绪，难以分辨是该叫做欣喜还是忧伤。想必，这是原初的古人们常常感觉到的吧。想必，我们先人们最初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生长出来。然后，就像水里的盐，地脉中的宝石就这样慢慢结晶。 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古人了。 今人区别于古人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什么都算计，到了草原上，一个较为切进初民生活环境的地方，什么值得算计的都远离了，我们就来算计时间。于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羊，被时间的鞭子驱赶着，被看到了好风景却又担心错过了别处好风景的焦虑驱赶着，四处奔波。总算到了一个可以安憩的地方，总是因了与生倶来的紧迫感，不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时间欣赏美景，进而与自然静静交融，物我两忘。日复一日，我们就这样慢慢习惯，以至领队催促的声音还没有响起来，自己心里内在的那只时钟已经焦處地发出越来越大的嚓嚓声响。我们已经不可能安安定定坐在一个地方听任亘古的寂静把内心充满，在这寂静中听听内心的声音。听这悲喜交集的声音结晶为宝石，结晶为盐。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这片草场到那一片草场，从这一个湖到那一个湖，从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路上。而在这片草原上，也和整个中国一样，一条展开的路，总是有这里那里在整修，使行程不能顺畅，使在路上的人永远不能预估出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时间。事情总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需要整修的地方都需要把路全部堵死，但修路的人偏偏就喜欢把路全部堵死，而且，修路人看到堵在路上的人们焦急万分时总会露出快意的神情。修路与堵路，修路人看到行人被堵而流露出莫名的快意，也许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的某种奇妙的隐喻。在这样一件事情中，谁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论是堵路的人，还是被堵的人。但在这些素不相识的同胞之间，一种彼此敌视的情绪便暗暗生长起来。 就是这种莫名滋长的情绪，就足以使人不能真正体悟草原。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奔向不同自 7136." >然或人文的景点，但仅仅在行，在吃，在住，在路上，已然失去了平和愉悦的心情，又何谈人文的教益与山水的熏陶？ 长此以往，我们将再也无法走进自然，更遑论走近与我们不同的人群与文化了。我们未曾学会互相体察，但似乎是在先天，就学会了敌视与拒绝。 所以，当我走上这片草原的时候，最多就能用两个字：细看。 因为对草原风景的熟稔，我的细看不是宏观的观赏。宏观不只是一种视角，而是一种能力，宏观也需要整个文化心态处于一种相对自由而开放的状态。于是，真的就只是去细看一棵棵、一丛丛的草。就这样关注着草的个体，就这样样微观，而不是个体的集合，以及无数个体集合起来的宏观。 所以如此细看，还因为在这片陌生的蒙古人的草原上，看到很多熟悉的藏人草原上的草，那些生长在纬度更低海拔却更高的地方的草。这些草大都是生长健旺的禾草科的草，营养丰富的豆科的草。还有那么些招摇在草中的花，紫的龙胆、雪青的凤毛菊、一簇簇的狼毒、一穗穗的紫宛。有了这些熟悉的花草，这片草原就成了熟悉的，可以随时放倒倦怠身躯的草原。就是这些普通的草，这些众多的花，叶与茎、根与须相互交缠，在树那么英雄气地孤独地一动不动的时候，低矮而顽贱的草们却一点点铺满了旷野荒原。总是喜欢这样富于象征意味的景象！总是喜欢看到弱小无声者因众多而显得声势浩大！ 不藏书网禁想起20世纪80年代稍晚时自己写于藏区草原的一首诗来。 那首诗题目就叫《草》： 如此汹涌的光的海啊把风推动得如此迅猛这就是草，从寂静中醒来毫无意识就推动了世界阳光普照众多的草，连绵的草，真的就像是无边的大海。本来是风推动了草浪与光波的涌动，但看上去，倒是草推动着行走其上的风。真的，草，或者说如草之民，真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推动了世界。而且，不管是从寂静中醒来，或者未曾醒来。 草，摇动；草，歌唱把夏季变成了一个浩大的盛典来自最沉静的生命中心的草啊什么样的锋刃也不能将其杀伤以如此绵密而敏锐的触角绵延不绝行走在蓝天下面不论在高处涌起还是在低处汇集都是如此强横，都是毫不容情从大地劫掠了荒凉。 这里，当然有精确的写景状物，但中国诗学从来不以写景状物本身为满足。于是，我写草写到一定时候，也终于露出象征的马脚，民粹的马脚。歌颂草，就是歌颂草根的力量。具有十足草根特性的人民不但适合做一切政治的遮羞布，也适合做文人高蹈意兴的垫脚石。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来自民众，也许某种境况下被人赐一个精英的封号，或者某一瞬间自己也会有一星半点这种虚妄的感觉，但是，在说到草与民这样的词，这样可以配合出更多词的词根时，浑身还是会有一种闪电接地般的感觉。 但今天毕竟不复是年轻浪漫的当年。 又是十多年的时间，从人生的风风雨雨中走来，同时也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年艰难书写的历史中穿行而来。单纯的民本思想早已动摇。须知草民的力量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稍稍引错一点方向，从这大地上，从我们生活中，劫掠而去的常常不止是荒凉。而更多的时候，在政治生活中，常常痛心感到的是这种力量大面积的委靡。过去，我们认为这种力量提供的动能是源源不绝的，现在才知道，这种力量的健康成长也需要一种良好的生态，它的名字叫做民主。 这样的生态学道理，就是自然界本身也在不断告诉我们。 在草原上每一个地方，你问每一个当地人，都会听到一声叹息，说，如今的草原已经日渐衰退，不复的是当年风吹草低才看见洁白群羊的景象了。不是众草蔓延劫掠荒凉，而是没有水汽的风，是更为众多的沙来威逼千年的牧场了。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现象的命名就叫生态恶化。而我们穿过传说中美丽丰茂的呼伦贝尔草原时，才看到了那么多委颓的草，那么多蠢蠢欲动的沙。今天，如果让我再来写关于草的诗，可能就不会写得那么年轻而天真了。当然，我早就不写诗，而改写小说了。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诗歌这种形式就决定了它更适合作那种热情天真的表达，而小说也许跟我们这个曰益夹缠、曰益复杂的社会更能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 用小说的方式，可能更容易写出草原生态中的另一种灾难。那就是那些多汁的、细嫩的、营养丰富的好草，都被牛羊吃掉了，被打草的镰刀割掉了。那些有药用价值的，更被连根挖掉了。而在那些越来越多的沙子中丛丛相聚的，却是坚硬的，多剌的，甚至是有毒的恶草。 生态不好的时候，恶草总是驱逐良草。 香矛的矛，局台的台 这酒，喝的时候不会让人一下子燃烧，酣饮过后，也不会因为身心倶疲而让人起戒酒之想。不急不躁，是酒的酿造，也.9９ｌib.是这酒的品性。于是，进入不温不火的中年，自然就慢慢爱上了茅台。 如果是白天，应该是一只水晶玻璃的杯子，在明亮的光线下，有点滑腻的酒浆倾倒进去，浅浅的带点颜色，在杯中微微溱动。从透明的杯壁里面，透露出那特别的质感：是圆润的，冥想一般，比所有的白都bbr>?99lｉb.多含蓄和折射了一点世界的颜色，又比白色之外的所有颜色都空灵，都若有若无。 这就是中国的好酒，叫做茅台。 当然，最好是黄昏，或者渐深的夜，那就换一只薄胎的象牙白瓷杯，开瓶，续壶，且让暗香盈座，再将酒浆从容倾入杯中，有些朦胧的光线下，酒的颜色与杯子的颜色浑然一体了，像一块温润的玉。要生烟了，要在人的身体里面发生些奇妙的转化了。是相关肉体的转化，也是相关精神的转化——是灵肉共舞的转化。 举杯吧，茅台。 茅台的名字本身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但举杯之时，就会想，香茅的茅，高台的台。香茅的香是浮动的，高台的高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往上的。两个字，暗含了酒应有的品质与境界——或者说 662f." >是应该给人的启发。 不是所有酒都能有这样的品质与境界。 所以，三个满杯之后，除非真有酒量，就不要再劝干杯，不要再说劝酒的套话，应该开始浅斟低饮。记得一次去外地，几个朋友聚集起来为我接风。知道我喜好这种酒的都带了这酒来，以至于最后桌上的茅台竟有十来瓶。幸好作家莫怀戚教授也在座，对这种现象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老总们，成功人士们，茅台不可以这么喝，爱喝也不能这么喝，有钱也不能这么暴殄天物。于是，大家听他的，一桌人，两瓶，而且一律换最小的杯子。终席之时，大部分人都恰到好处，于是都真心夸奖莫教授是真正的风雅之人。 几年以前，我请一个叫兰迪斯的美国人喝中国酒，不是茅台，但也是名酒，另一种名酒。一杯下肚后，他感到了燃烧。此人是一个幻想小说作家，同时也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某年上火星的叫做“漫游者”的小探测车的某一部分就出自他的设计。兰迪斯在感到“液体在胃中和血管中翻卷着燃烧”，以为“这么强烈的东西可以用于发射火箭”，于是他要火柴，关灯，把一杯酒点燃。酒当然就轰一声着了，升腾起一团幽蓝的火苗。这位实证主义的科学家得到了预想的实验结果，却不肯再喝了，怕一肚子酒时被点着了的火箭一样被发射到天上。从纯技术的角度讲，人成为火箭当然能体会到腾云驾雾的效果，如何降落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明代的时候，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曾经把自己发射到天上去，在空中他体验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降落时把自己摔成了一个肉饼却是不争的事实。兰迪斯作为一个航天科学家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捂着杯子不肯再喝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大致是说，大部分人喝酒，最后都是被酒精燃烧。这个故事也是说，大部分的酒，就是把人交给酒精去燃烧。燃烧中的那种状态某些时候自然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需要——让人短暂地超越一下现实与自我。但燃烧多了，人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短暂超越后，一觉醒来，忍着脑袋和胃的难受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与自我之中了。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宿醉后的难受总是双重的，从肉体到精神。或者说，受创的不仅是身体，精神有时反而会承受比肉体更甚的重创。 我这样的人，在席间，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只喝一些果汁与矿泉水。如果中餐，也很难接受啤酒和红酒，所以才要寻找一种不是一味只在胃和脑子里燃烧的酒。以后能否找到更好的不好说，但到今天为止，只要胃里贪的还是这杯中国白酒，那首选自然就是茅台了。迄今为止，所以没到每喝必茅的程度，经济原因当在其次，端的还是因为好多场合的茅台都不能让人放心。前些时候去茅台酒厂参观，看红砂岩的岸边青碧的赤水河流过，酿酒的味道将山中的镇子淹没。酒厂的人带着我在厂区了解工艺流程，不说那一二三四五六七道酒的互相勾兑，又如何大罐封藏，单只是端午制曲重阳窖酿，那古典的程序也已经令人回味悠长。 于是明白那酒入口过舌，在喉咙里珠圆玉润地滑下，不曾像小火球一样张开许多小毛刺扎人是什么道理了。于是也明白那酒到了胃里不轻易翻江倒海，小醉醒来，脑袋也不那么沉重是什么道理了。总之，这酒，喝的时候不会让人一下子燃烧，酣饮过后，也不会因为身心俱疲而让人起戒酒之想。不急不躁，是酒的酿造，也是这酒的品性。于是，进入不温不火的中年，自然就慢慢爱上了茅台。 那酒的能量通过肠胃与血管走遍身体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赤水河如何在曲折深致的峡谷中穿越。高处是风在推动，风中轻舞的是高粱的精灵，是麦子的精灵，是的，风中轻舞的正是谷物的精灵。在那些错落的台地上，所有谷物往土中深深扎下根子了，饱吸了高原红土的精华。就这样，上升的上升，沉淀的沉淀。好酒就能这样，让人轻盈，饱满而又沉静，有充足的能量等待转化，如此这般站在顺河谷流动的风中，站在赤水河岸的晚霞下，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一株高粱，一株等待着能量转化奇迹的高粱。 我想，真正的醉酒就应该是这样，能够敞开紧锁的身体与感官，像麦地一样在风中随意起伏，像水一样恣意流淌，随物赋形，像自由这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以前，就感觉到了这种状态一样。 我想，醉去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仿佛在五谷杂粮丰盛成长的土地中奔跑，比风还高还灵敏。或者，双脚被水与红土所黏滞，呆立在那里，成为一棵庄稼，一棵将来可以入窖发酵的庄稼，从土中把水，把养分，把地精抽起来，往上输送。上面，正在灌浆的穗子，日益沉重，众多的子房正在把地精与日华混合，把最沉重与最轻盈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最轻的是光，最重的是矿物质，奇妙的化学反应把这一切混合起来，把一个个子房鼓涨得像初孕女子的胸腹。 喜欢喝酒，又常常期望一种不被肉腻死，不被酒烧死，不被废话淹死的喝法，这个想法要得以实现，除了喝法与喝酒的人，真还得有一种够格有品的酒，我想有了茅台，这想法就庶几近之了。 小醉之后，还可以念念叨叨：香茅的——茅，高台的——台。 哈尔滨访雪记 在中国这个老的国家里，每一座城市都很古老。这些古老的城市，现在都变得千人一面般的年轻。哈尔滨是个年轻的城市，却舒服地保留了一些老城市的味道。 夏天，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除非荒漠，总是绿色覆盖了原野。夏天的绿色像一个帝王，把整个国家至少从地理上统一起来。到处都是雨水，到处都是浩大的水流。而冬天就不一样了，从北到南，气温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梯次，从低到高，改变了大地的色调。与此同时，水在枯萎，同时也变化出了丰富的形态：冰，雪，霜，雨，雾。仅仅凭借于此，整个国度就分出了南方与北方。2005年元旦，我从成都出发的时候，就担心弥漫在四川盆地里灰蒙蒙的雾气使飞机不能正常起飞。温润的空气里绿色植物继续生长，但雾气长期阻断视线却使人心情黯淡。 飞机在耐心的极限到来之前起飞了，降落在作为这次旅途中转站的北京。地理书告诉我们，北京是在冰雪的北方。但是，这里没有冰雪，没有水的另一种形态与气息。只有大堆的房子，干冷的风。好在今天，这里只是一个中转，只是从飞机场转到火车站时经过的一个地方。天很蓝，枯萎的树却是灰蒙蒙的一片。 夜晚的火车向着哈尔滨进发。火车穿越寒冷而又干燥的大地，除了偶尔一声汽笛，没有原野的辉光与声音。铁轨与车轮合奏的单调音节与同一节奏的摇晃，把人扔到床上，沦陷于睡眠。 夜半之后，我醒来，不是因为吵闹，而是因为安静。火车行进中那单调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犹如梦境一般了。然后，我听到了一种巨大的差不多是无边的安静，那安静就是原野的声音。有这么巨大安静声音的必出自更为宽广的原野。这样的原野上，必有河流浩大，犹如一株枝叶舒展的巨树一般。一些山冈蹲守在远处，犹如神灵。我没有睁眼，那寂静就已经让我看见。睁开眼，就看见透过窗户的稀薄的光亮。披衣走出包厢，走到更宽大的车窗前，光亮像水一样弥漫而来。我看见了南方雾气中久违不见的月亮！那月亮不发光，像只银盘滑行在天上。光是从地上弥散开来的，准确地说，是从地面的雪，地面的冰上弥散开来，把天空、树木、村庄、山冈照得微微发光，好像天地万物在这个夜晚，从自己的内部发出了光芒，而新鲜的寒冷的空气运行在这些光芒中间。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北方！想象中的冬天的北方或者北方的冬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在想象一些事物的面貌，也总在发现这些事物与想象的差距。但是，在2005年开始的这个夜晚，我看到了与我想象契合的景像。 我呆立在窗前，列车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梦境一般穿越着冰封雪覆的原野。静逾的月光，穿过云层，穿过树林，越过村庄，梦境一般跟随着列车穿越。直到天渐渐放亮，月亮才隐去。此行是应哈尔滨市有关方面之邀前去观光，所以，我不能说哈尔滨之旅的高潮已经提前到来，但我可以说，哈尔滨之旅的调子已经定下了。 我的目的不是喧闹驳杂的城市，而是静谧广大的原野。南方冬天晦暗的雨雾中，田野已经很疲惫了，但仍然要生长粮食，生长蔬菜，生长鲜花，而不得休息。但在东北大地上，田野盖上洁净的雪被静静地休息了。我喜欢这种安静的休息，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渴望这样安静而且洁净的休息。 在中国这个老的国家里，每一座城市都很古老。这些古老的城市，现在都变得千人一面般的年轻。哈尔滨是个年轻的城市，却舒服地保留了一些老城市的味道，而这些老城市的味道，并没有作为什么遗产，被圈禁起来。仅仅因为这个，哈尔滨就应该让我们喜欢，更何况还有大江穿过，更何况还有冰灯闪烁。更何况，还有程式夸张，内在质朴，语涉低俗、幽默机智却浑然天成的二人转在人们心头唱着，但我还是固执地喜欢着汇集在这个城市四周的旷野。 所以，友人带我逛街时，我特别想到冰封的松花江上。 好客的主人同我去访萧红故居，车经过一条河，我便被疏朗宽展的河床，河道中冰封的蜿蜒水流，河岸两边虬劲沉默的大树，以及背后夕阳的光芒感动了。主人指引说：“呼兰河。”我甚至说，可以兴尽而返，不去看什么故居了。相信哺育了萧红的不是那个故居的地主院落，而是这条呼兰河。当然，后来还是去了故居，果然是一个生气已失的院落。有意思的细节是，看到壁上的名人字画中，有特别不像书法的一幅，四个没有布局也没有力度的大字怀念萧红。落款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手迹。葛也是我小说的英译者，回成都后我发了封邮件给他说这件事情，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回了一信：“二十多年以前，呼兰县的人员先把我灌醉，之后让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用毛笔写字。怀念萧红。够丢脸吧。” 所以，一行人到哈尔滨郊区滑雪时，我想到的是，回到南方便无雪可滑，所以不必费力去学。然后，就被滑雪场四周疏朗的松林，松林中厚厚的积雪所吸引，一路踩着雪向着这个山冈的顶部走去。这山看上去很低，攀爬起来，却显得越来越高。太阳的光斑稀稀落落，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呼吸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凛冽，但也前所未有的新鲜刺激的空气涌入了胸腔。休息时，我脱下手套扒开深雪，现出了干枯的草和绿色的松树苗，但似乎没有想看见的东西。问题是有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起来，自己想在深深的积雪下扒出什么。我躺在雪地上，身上，脸上，洒着斑驳的阳光。在这冰雪覆盖的绵远大地上，身上无法感到阳光的热量，但闭上眼睛，却会感到透彻的明亮，听见阳光落在树上，落在雪地上，发出细密的声响。这种声音里，宽广的大地，白雪覆盖的大地晶光闪耀，向四方铺展。 起身继续往上时，我想起来，前些时候，看过迟子建一篇小说，说是东北的秋天短促，冬天来得迅猛，所以，积雪下会封冻住很多颜色鲜艳的野生桨果。我扒开积雪其实就是是想看看下..面有没有秋天未及凋落就已被冷藏的浆果。回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好像给迟子建谈了这事，她好像大笑，说，有，但在更深的山里，在她的家乡那边。确实，那天穿过的松林都很整齐，树都太小，而且品种单一，只是躺下来透过一些树冠看天的时候，有点森林的感觉。 爬上那座小山冈，举目看见更广大的雪野，更多的连绵起伏的山冈，休息的田野..，封冻的长河。然后，一列火车，蜿蜒着穿过寂静大地，从远处而来，又向远处而去，使大地更加洁净与空阔，而道路辖辏，会聚于目力所及那片烟云氤氲热气腾腾处，那座叫做哈尔滨的城市。白天活力四射，傍晚，夜幕落下，然后点上盏盏冰灯，拢着那么晶莹的光，在整个白山黑水梦境的中央。 走向海洋 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 5229." >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巳经在海上了。 当站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就发觉自己的目光已经改变。过去，关注点总是在高山与大河，那种蜿蜒与逶迤，给人已经上路，地平线上景色不停变幻的感觉。自从在中国渔政南海总队302船上有了一次南海之行，当我再次面对地图时，眼光就不由自主地投注于那片宽阔的蓝色海疆。感到脚下坚实的土地开始起伏，开始晃荡。于是，仿佛又与我放牧牛羊的同胞一样肤色明亮黝黑的船员兄弟们来到了海上！ 海洋，像天空一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她是多么陌生啊！ 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难于忍受她的单调，当她迎风起舞时，我们又无法面对她野性的动荡。我们在黄土中的根，扎得实在太深太深了，我们在陆地上的安居，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直到近代，才有一群群中国人来到海边，向遥远的彼岸瞭望，才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人去到了海上，不是为了像收获庄稼一样用网打捞一点鱼虾，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强国富民的梦想。很久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度是中央之国，是大地的中央。天空出现在头顶，是为了完成穹庐般罩子的使命；大海呢，那是大地床帷一样漂亮的镶边。大海在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从来不是出发之地，而是边缘与尽头。 但是，又有哪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上天的选民？哪个民族不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古地理著作《黄金草原》中，中国就不在中央。著作者写道：“……测量了有人居住的地段，即从福琼群岛，一直到中国有人栖身的边缘。”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当我们认为居住于天地中央时，也有别的文明同样认为自己置身于优越的中央，而“中国”却只是“有人栖身”的边缘。同时，有经商传统的阿拉伯人，身居沙漠却早把海洋纳入了视野。 对一个生命意识与文化传统都深深扎根于黄土之中的民族来说，海洋或者是遥远传说，或者就是外敌侵入的风险。所以，明代有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他督造的七宝楼船，也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孤独的辉煌。郑和的故事，只有在今天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海洋重要的时候，才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另类的英雄才被真正地记忆。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历史是，同样是在明代，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消失于海上之后不久，并非正规国家军队的倭寇，从海疆上不断地侵扰，居9９ｌiｂ?然成为明帝国的心腹大患。中国在海洋上遭受屈辱，并不是到近代才有的事实，而是当中央之国尚称强大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明代，郑和们的船队至少到达了非洲。但在同一个明代，面对倭寇的骚扰，来自农耕文明的军队只是在陆地上筑起城墙，而不是到广阔的大海上展开抵御外侮的战场。 就在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平息不久，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经过漫长的充满风险的海上航 884c." >行登陆中国。他在书信中向自己远方的国人报告对这个新到国家的印象：“我们依然很难相信，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庞大帝国，拥有的军队不计其数，却始终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利玛窦还有些费解地指出：“他们害怕那些小国家。”藏书网 “中国人的火绳枪不多，没有使用多少火药，石炮和火炮极其短缺，炸药使用量也极其有限。但是要说到每年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其设计之精妙，无不让我们为之感到惊叹。……有一年在南京，我估算了一下，在这个把月长的新春佳节里，他们所用掉的硝石与火药，竟比我们一场持续两三个月的战争耗费还要多。” 明代早已成为编年史的一个逝去的段落，但这种文化习性却带着巨大的惯性在持续着。中国人刚刚有一部分人小康了十年八年，但举目所见，耽于逸乐歌舞升平的景象却像是已经国泰民安三五百年的样子了。对灾难与风险，更多国人的选择是视而不见，或者遗忘。 面对来自海洋的危险，封建帝王的选择是海禁。这让我想起一个二战时的故事。诺曼底登陆战前夕，盟军秘密集中了大量的舰船在英国海岸。舰船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不走漏风声，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决定让英国沿海居民后撒一段距离。但这个决定引得丘吉尔首相愤怒咆哮：英国人的习惯从来就是逼近，而不是离开海岸！不行，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结果盟军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来保证计划的施行。但是，中国传统对付海上威胁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海岸一带坚壁清野，让已经去到近海的渔民，烧船毁网，远退到内陆。以相对狭小的陆地的自我封闭来对付来自开阔狂荡海洋上的危险！ 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海洋只是海边渔民收获一点鱼虾的水上牧场，至多，也只是在故乡无以为生的人们流浪异国求生的危险丛生的通道，而不是一个民族豪迈的情怀，不是安身立命的坚实国土，不是富国利民的资源宝库，当然，更不是不可侵犯的神圣主权。使国人海洋意识苏醒，切肤感受到海洋主权之痛的是一部血腥的近代史，一个帝国幻梦的破灭，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这次有幸随中国渔政南海总队九天八夜的南海之行，绝对不是一次轻松的观光之旅，其意义也绝不止于一个写作者对渔政行业的一次亲身观察与体验。因为南海总队巡航守礁，这些作为本身，就蕴涵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一个后发的国家，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并且行动起来，开始维护自己天然的权利的时候，却因为曾经的被殖民，因为后发，因为文化基因中海洋意识的缺乏，使一个国家维护主权的行为，也那么艰难曲折，波诡云谲，那么需要智慧与坚定。好在，我们巳经在海上了。海图上的航线虽然有些曲折，但终归是指向遥远海疆，就像我站在302船的驾驶舱里，看到南中国海上，台风过后，终于迎来壮美的日出一样！ 那时，我感到不是一艘船在劈波斩浪，而是整个中国，正在走向海洋！中国要走向世界，没有办法不通过海洋！ 被机器所审视 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它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它们是一看一个准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它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它们看不清楚的东西。 病人中间有一句常人不会心自然也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看中医是看医生，而看西医是看机器。由此可见，病人发明的笑话多半不好笑，病人只要不怨天尤人，表现出对幽默感的追求就很不错了。至于幽默感能否发挥出来，发挥到怎样一个程度就不必苛求了。 况且，这句话还是说出了看病的人面临的部分实际情形。譬如去看西医，你连医生面容都未及熟悉，他就埋下头往电脑上敲几个字，然后机器把这几个字吐在一张纸上，有经验的病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前去拜会某台机器的通行证。我也算是个有经验的病人，如果在电脑里玩偷菜，这些经验可以升级获得再开一块荒地的资格了。?上周四，去看朋友介绍的一个新医生。寒暄毕，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张新单子。 我知道，又要去拜会某种机器了。 这张单子在由众多分科诊断室、检查室和电梯、楼层、廊道构成的迷宫般的构成中标示出一种肯定的去向。我到达的是放射科砩造影室。造影室？反正我不会误以为是有人要替我画一幅素描或漫画。就像从手术室出来，右腹部那条蜈蚣状的伤疤我不会误认为是精心绘剌的文身，虽然心情好时瞧上去的确也像个精致的文身。 好了，回到医院里来，进入规定的流程吧。把单子递进某一间半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活动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我认为他们就是我将要拜会的那台机器与我之间的翻译，或信使。信使给我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呼叫这个号码就是告诉我终于轮到与机器约会了。 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个号码，警醒着等待自己被呼叫。等到上面闪烁着一盏红灯的厚重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拜会那机器。更准确地说，是去被机器审视，被冷冰冰的机器任意审视。 不对，那不是一些机器，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不然，它们怎么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机器看上去冷冰冰的，却自有一种扬扬自得的味道。坐在放射科幽深走廊的某条长椅上，等待被机器扫描的时段，想起了拜会过的那些机器。B超啊、X光机都不屑去说了，是前科幻电影时代和宇航时代以前的低级发明，这些机器至多带着一点稍嫌落伍的时代感。我所说的起码是CT，那才是具有未来感的机器。虽然这类机器还是由人来操纵，但这人让你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就消失了，让你独自面对一台巨大的、看起来比身下这张床更硬更冰凉的机器。其实，这张床也是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是这台机器有力的下腭，如果它想活吞了你，只消稍稍抬一抬下腾就可以了。只消把下腭和同样坚硬的上腭合在一起，轻轻错动—下，“咕吱”一声，一个人就香消玉殒了。但是，CT机没有这么做，它只是俯下身来，嗡嗡作响。提示你它开始工作了——一开始扫描你，开始审视你了。某个地方，还有一盏灯闪烁着，同时嘟嘟作响。这让人有点害怕，害怕发生科幻电影中出现过太多次的场景：这台显然有着某种程序性智慧的机器突然获得自主意识，那个在你胸腹上来回观测的镜头中突然伸出一双锋利的剪刀手。 相对于CT来说，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更具科幻感。它也有一张床。如果说这床在CT像下腭，这台机器则相当于一条舌头，当你脱去太多的衣服——科幻电影中的人通常都穿得很少——躺到那张床上，它就把舌头缩回口中，你也就随之滑入了一个灰白色的穹隆里。先是头，其次是上半身，再其次是下半身。不知道这穹窿算是这机器的大口，还是它的腹腔？好在这台机器并不疯狂，只是按规定的程序在运行。穹窿顶上灯光闪烁，让人有强烈的被审视感，从里到外无一遗漏地都被看见。于是想起昨晚淋浴时某个角落没有太仔细打扫。与我的沮丧相比，机器简直是得意扬扬，得意地发出某些磁力与光波在宇宙中穿梭时那种规律的声响，并不断改换着节拍。照理说，我们的耳朵听不到这些光啊波啊的声响，但电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响，所以现在我才有了这样的联想。现在，一些无所不至的光或波正在穿越身体。那么庞大的机器，那么好的穿透性。你的身体被一台机器一览无余，以至于你不相信它只是一台机器。 差点忘了交代一个细节，进到这个穹隆之前，被扫描的人还要戴上一副耳罩。你被告知是为了防备机器发出的那些声音太过刺激。此时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呼气一吸气一吸气一屏气！直到你感觉到下一秒钟就要憋死，耳机里才传来新指令：呼吸！两三分钟后，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在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或者说在一台所有地方都坚硬冰冷的机器里面（口里？肚子里？），机器再次启动，再次嘀嘀、噼嘛、叽叽、嘟嘟地响起来……躺在那个地方，我想起了那本叫做 href='6066/im'>《1984》的小说，觉得这机器就是一个权威无从质疑的“老大哥”：呼气一吸气一再吸气一屏气！那指令本来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操作机器的人发出的，但这命令经过一些线路，在耳边响起，已经是非人的“老大哥”的声音了。９９ｌib? 列位，这些就是我在放射科等待被另一台机器审视时唤醒的记忆。 现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白衣服飘过来，把我领到另一台机器前。宽衣解带，在一张床上躺下，那种氛围叫你明白接下来不是巫山云雨，而是伸出右胳膊，静脉注射：碘。便于机器给某些器官或通道造影，也就是便于机器清楚地看见。注射完毕，人就消失了。只剩下我仰天躺着，整间房子和那台机器陷入了颇具威胁性的沉默。我想，不能叫机器吓住。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这是某个哲人说过的话吗？或者我自己想出这么一句话，证明我也有些哲人的潜质。就像苏格拉底临死还叫人记得还别人的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掉恐惧吗？虽然背上凉飕飕的，正是可以加深恐惧所需的那种效果，但我既然作出了这个富于哲学意味的决定，就能稍微忽视一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式开始观察这台第一次谋面的新机器。首先是它灰中泛白的颜色，是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景物所不具备的颜色，但越是先进的机器就越带这样的颜色。这种颜色成为机器当中一种高级别的标志：是新材料的，有功能强大的电脑芯片的。然后是质感，是一种多种金属混合的质感，甚至还混合了塑料的质感。对化学和物理学甚至是生物学为基础的未来的材料学来说，总的趋向就是把所有可以混合的东西和不可以混合的东西都混合到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的话不是疯话。我躺着，那台机器悬在上方，准确地说用什么东西吸附在水泥天花板的两条钢铁轨道上。机器身量庞大、沉重，从上方把身体悬垂下来，完全是一个对蝙蝠一类喜欢倒悬感的动物的仿生学设计9９lｉｂ.。还有一根粗大的有着整齐环节的塑料管盘旋于坚硬的机身上，使这架机器柔中有刚，从而更具生命感。好像它不只是通上电就能运转，还要通过这根防毒面具上的管子一样的塑料管来呼吸点什么。机器通电了，运转了，慢懞降下来，它的光学镜片的独眼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十字。了解狙击枪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开始观察后，身心都放松了，所以我没有因为这个帮助精确瞄准的东西的出现而让我的后背更加冰凉。反倒觉得这台机器好玩，有幽默感。它悄无声息地从我跟天花板之间的半空中降下来，带十字的玻璃独眼在我胸腹之间来回游移，最初的姿态不像是来观察，来透视，而是像狗鼻子一样在嗅闻什么。我身上会有什么味道？今天早上灌进肚子的清粥小菜的味道？昨天晚上洗脚水中所加精油的味道？或者刚才注入身体的碘的味道？这只鼻子，不，这只超级眼只是小小试探一下又缩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一只马达开始呜呜旋转，我注意到机器上还有一台给自己散热的小风扇，但我不能确定这声音是由风扇发出来的。我们还不能很直接地描述机器，所以，不但机器的设计依据了仿生学的原理，我们对机器的描述也只得遵从这种原理。当这台机器发出呜呜声，就像是一台汽车在起步前加油，更像一头准备冲刺的公牛在蓄积即将爆发的力量。它会猛然向我撞击，撞击我刚刚经过手术的下腹部？但这种猛然冲剌的情形没有发生，接着是塑料管子做出了吞咽动作，然后发出了泄气的声音。我想问它，是什么地方憋破了。但是，我想它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过于一本正经的CT机、核磁共振机显得好玩一点。好像它也知道自己所置身的是一个一切都要好玩、都要具有娱乐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还要使用，?９9ｌｉb.可能需要装上一个讲段子的装置，让临刑的犯人哑然一笑时才落下快刀。算了，还是停止对这个时代的抱怨，继续来跟这台机器相互窥测吧。当它“扑哧”两声泄了气，可不要认为它就要休息了，不，它这才正式开始工作，前面只是热身运动。机器那只独眼变红了，默默和我对视片刻便慢慢凑近了我的肚子。此时那些碘已经进入了脏器和一些特别的通道，这个大红眼通过看见那些碘来看见我的脏器和连接脏器的管道。它看了一阵，红光消失了，缩起脖子，退回到半空中，一声不响，好像在思考，在分析，在评判。它当然不会把这些结果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一些我不了解的途径，告诉给屋子外面那个往我静脉里注射了碘液的人。我想，我该起来了。但是，马达又一次鸣呜作响，机器在准备冲刺的时候又“扑哧”两声泄了气，红眼睛又凑拢来了。还有什么没看清楚吗？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它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它们是一看一个准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它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它们看不清楚的东西。 如是者三四次，操作机器的人才进来，解开了压在我肚子上的扣带，我坐起身来，从一种随时可能被一台发疯的机器所攻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却只想知道那机器看见了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衣服的操作手，现在，他是这台机器派来的信使，要宣读某种确切的判词。但这个白衣信使和气地说，明天，24小时后来取报告。 走出这幢有很多这种密室的大楼时，我一直在努力记住走廊所有的拐弯，为了明天，24小时后准时得到那份判词。同时，我听见自己有点神经质在默念：“被机器审视，被机器审视，被机器审视。”好像这是一句神奇的咒语，可以把人从某种窘迫的情境中解脱出来。一直到出了大楼，还能看见院子里那株树冠巨大的榕树上披拂着明亮的阳光。 我又想，要是要写一篇文章，刚才念叨的那句话可以做文章的标题，但要加上一个字，就是“被机器所审视”。 以为麻醉剂能让我飞起来 有的人惊惧，像要入地狱；有的人沉静，听天由命；也有我这样的，忐忑而又兴奋，好像进入了一个目的地不明的始发站。 做胃镜前夜有点紧张，担心查出什么不好的东西，其..t>实如果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又做什么胃镜呢？ 更多的却是兴奋，因为要使用麻醉剂。 问了医生又问了护士，都很肯定地告诉说，用了药后会完全昏迷过去。一直就在想，怎么样子的昏迷过去呢，跟平常的睡过去应该很不一样？那么，是飞起来，又慢慢坠落吗？飘飘悠悠地像电影 href='1490/im'>《阿甘正传》中那片羽毛。那时，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吗？沉重的往下陷落，轻盈的却往上飞升。那种短暂的分离不是撕裂，而是展开一个新的平时无从意识的空间？ 不知道。 但想知道。 输完液出去散步，顺便逛逛华西医大附近的新知书店。显眼的当然都是大路货，径直就往僻静处走。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套新译的法国诗歌丛书。有我在法国布列塔尼乡村旅行时随身带着的雅姆。还有亨利·米肖，二十年前吧，读过他的几首诗，从一本法国诗歌选本里。现在见一本他的小书竖在那里，不由得心生喜欢，当下就买了，躺在医院床上读起来。这是一本适合在身上有些痛楚时读的书，一本简洁的诗体游记。作者也是一个病人，带着一颗不适合旅行的心脏作长途旅行。徒步、骑马、乘独木舟，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作长达数月的旅行。这本诗体游记就叫做《厄瓜多尔》。 这个人甚至为在旅行中折磨他的心脏写诗： 啊！我的灵魂， 是走还是留， 你要赶紧决定， 不要这样测试我的器官， 有时那么关注，有时又心不在焉。 我想一个病人，应该有这样的坦然。这时，已然忘记对明天使用麻醉剂时感受的想象了。 一本好书就该是这样，让人忘记一些东西，同时又唤醒一些东西。比如对病变器官的一点幽默感。 但这不是最好的阅读，最好的阅读会产生奇异的相遇感。 这个有些难眠的夜晚，奇异的相遇真的发生了。我放下了随身带到病房的书，读起了这本刚刚买来的书，竟然在三分之一还多的地方，在126页上，读到作者写于1928年3月30日的诗体日记。 他用麻醉剂让自己致幻，并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 我吸了醚。仿佛一下子被抛到了空中！多么宽广的景象！ 醚的效果飞快，同时让吸它的人变得伟大，变得难以把握。吸它的人就是我。并在空间中将此人延伸，延伸，毫不吝啬，没有任何可比性。 醚以一种火车的速度到来，而且是跳跃着，跨越着到来的：就像一把以悬崖峭壁为台阶的梯子。 该死的，我对被麻醉的想象又被强烈地唤起了。这是在盼望着一次合法的致幻的体验。就像尼采所说：“你当超脱于自身之外，并且要走得更远，登得更高，直到看到群星已在你脚下。”一个被病痛困住的人容易产生这样的渴望。更多的人暂时没有病痛，也会有被生活困住的感觉，这样的渴望也在内心深处潜藏。 —觉醒来就是第二天了。 已经空腹十几小时了。 9965." >饥饿让人有一种飘浮感。在去给胃造影的路上，这种飘浮感让人感觉已在致幻的边缘。手背上扎上了一支静脉注射器，里面那些透明的液体在灯下闪烁着很诱惑的光，就是它会把人带入一种特别的状态，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排号等候。 所有手上绑了一支静脉注射器，注射器中贮满麻醉剂的人们在排号等候。 有的人惊惧，像要入地狱；有的人沉静，听天由命；也有我这样的，忐忑而又兴奋，好像进入了一个目的地不明的始发站。 不断有麻醉后肠胃系统被内窥过的人躺在床上，躺在蓝色垫子上被推出来，大多数人昏睡不醒，被扣上一只氧气面罩后，他们慢慢睁开的眼睛里全是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穿蓝衣服的医生（护士？）拿着病历夹，叫着表格上的名字，把他们进一步唤醒。然后，这些从麻醉中半醒过来的人从床上下来，跌跌撞撞出门去了。一点不像去过天堂的样子。当然，也不是从地狱归来的样子。他们在门口坐下来，等待检查结果，那一纸对肉身某一部位的判词。 身体有毛病的人真多，自然，在医院的等待总是漫长。漫长的等待在销蚀我对致幻的想象。 终于我也躺到了床上。一个“蓝衣服”让我吞下一管药水，整条喉咙当即就麻木了。但我没有机会试试还能不能发声，人就被推到了有显示屏、有接在长管子上的内窥镜的机器前。一只塑料面罩来到了面前，面罩咝咝有声。我想麻醉开始了。我想，我至少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昏过去的。我还想，最好醒来后还记得昏过去的过程与体.９９ｌｉｂ?验：肉体里那个东西是飞升还是坠落。管子和管子挡住了我大部分视线。我看不到医生的脸，但能看到她脖颈上一串珍珠项链。我想，也许一切就从那些珍珠开始失去实体感，开始虚化的。 于是我决定盯紧这串珍珠。 再睁开眼睛，珍珠不见了，穿白衣服的医生不见了。“蓝衣服”在耳边叫：“醒了！醒了！” 我还在想：珍珠。 “醒了，醒了。” 我慢慢坐起身，说道：“完了？” “完了！” 检查真的做完了。 “回病房吧，报告会送过去，不用自己来取！” 我看了看手上，那管药不知什么时候给推进了身体里，只剩下一支空针管用胶布贴在手背上。真的完了。那些头上有灯、有镜头的管子已经钻到胃里巡视过了。而麻醉剂只是让我迅速地昏睡过去，迅速到连怎么睡过去都没有感觉，迅速到连科幻电影中那些超时空飞行器突然加速时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出现。 没有飞升，也没有下坠。也未曾有片刻体会到灵肉分离，所体会到的无非是一个器官有毛病的人在医院照例的际遇而已。回病房时穿过院中的花园，看到一块石碑上刻写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上面也只说医生要为病人解除痛苦，而并未声言要在麻醉时给病人特别的、宗教式的体验。所以作为一个病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失望总是难免。于是，在病床上挂上输液瓶，又打开那本小书，读诗人关于致幻的体验： 然而，我的脚与腿，仿佛在那里一滴一滴地留下了我的物质重量，开始远离我，在我身体的另一端渐渐变成橡肢。 而在我的嘴巴上，出现了另外一张冰冻的嘴。 冰冻的嘴，我想，并哂哂自己的嘴唇，尝到了药物微苦的余味。 错过了蜡梅的花期 几天后，我巳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蜡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蜡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巳然萎败，要看新开的蜡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 那些人形如鬼魅。 那个“L”形的狭长地段是被淡蓝的冷光所笼罩的，是生死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那些人形来去飘忽的时候，自然具有某种超现实的味道。 中国文学常被批评缺乏超越现实的能力，我在这么个地段行时，突然相信自已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让写作的人在合适的时刻到这样的地方观察一番，来看看如我这样的术后病人，带着起死回生的表情，在这狭长的通道中间练习重新走向沸腾生活的步伐。 合适的时间：早上六点以前，或者晚上九点以后。之后或之前，活力四射的人，心事重重的人，一身冒着俗气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本该是在静寂中体味着什么、忍受着什么的医院，却热闹如集市。 地点：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 也可以是别的医院差不多的科室。不能是肿瘤科，那里气氛一定过于绝望。也不能是妇产科，那是医院里唯一欢乐与希望能够轻易压倒痛苦的地方。那种从腹腔里拿掉点什么后人还能活过来，并且不太痛苦因而喜忧参半的地方最为合适。据我这些年进出医疗机构的经验，医院里有的是这种地方。 是的，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形如 9b3c." >鬼魅，在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那个“L”形走廊中来来去去。 他们一个个趿着拖鞋，穿着条纹病号服，都曾被深深麻醉，都曾在堕入黑暗的时候被拿掉了身上某个器官，或某个器官的某个部分。这些人正从麻醉剂残留的威力中解脱出来，所以脸上都带着某种恍然的表情，好像都在费力地用变慢的脑子思索，且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失掉了一个或某部分器官，于是脸上才带着这样迷惘的表情。他们没有见过这个失去的器官（只是通过疼..痛感受过），医生开膛破肚将其拿掉之时，自己在麻醉中昏睡。刚醒过来，或者已经醒过来一小会儿了，病人还对身处何种情境一无所知，就听见教授或他的学生对我说：“完美的手术。手术很完美。” 我想说要看看从腹腔里拿掉的东西，但是氧气面罩让我失去了说话的可能。 出手术室，进电梯，从高处下降，回到病房。回到那些将要失去某个器官或者已然失去某个器官的病人们中间。 几小时前，是坐电梯上升，到陌生的手术室去，被麻醉，被利刃打开腹腔。之前，还要在手术告知书上签字，要自己承担上去了就可能一直上去而不再下来、肉体上不去了灵魂就继续飘升的“后果”。 但现在，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 “下来了。” “下来了。” 人还在麻醉剂制造的昏昏沉沉的余绪中，仍然听到了等待的人们如释重负的声音。 下来好像比上去容易多了。 三天后，就可以捂着伤口战战競競地从床上支撑起身体，扶着床栏小心挪动步子了。 并且试图走出病房。 手术之后，走出病房对我来说已是一次历险。胸腹部那道伤口不过就十几厘米，却足以使人不能走路，也不敢走路，以至于觉得自己真的不会走路了。每一个术后刚下床的病人几乎都捧着那个被开了口子，随即又缝合起来的地方。换药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地方一眼，十多厘米长的一道口子，被几只钉书钉一样的金属钉牵扯在一起，像科幻片里的一只铁蜈蚣，又像一个超现实风格的漂亮文身。只是这个文身没有使人变酷。捧着它，在床边小心挪动脚步，犹如捧着一个易碎的物品，或者，自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易碎品。 因此，几次艰难挪到门口，又都以退回病房而告终。那么多没病的人熙来攘往，一个个脚步生风，高声大嗓，把走廊变成了一个凶险世界。直到晚上九点，人潮消退，病房才有了点病房的安静。手术后，病人们从床上起来了，从一间间病房向外面探头探脑一阵，然后捧着胸腹部的伤口，像捧着一件易碎品一样，捧着整个的自己，慢慢来到了走廊。 一个一个病房的门打开了，从一个一个的门洞里，冒出来一些穿着条纹服的、捧着胸腹部的战战兢兢的身影。都对探身出去将要迈出的下一个步子犹豫不决，最后，都长出一口气，对最终迈出的那一步没有踏空，既没有踏着地狱的火焰，也没有踏中天堂的祥云，而是实实在在踏在了医院走廊上而把心从伤口后面放了下去。于是，被伤痛拧紧的眉毛得以小小地舒展一下，脸上露出茫然中 5939." >夹杂着庆幸的笑容。庆幸是活过来了，又在地上行走了。茫然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医生知道，病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凡人自己不知道。 但终究是回来了。重新迈开人生的步伐了。鉴于此，脸上有一点过分的郑重其事的表情是情有可原的，脸上带着点羞怯的、有些害怕的表情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自己也捧着胸腹间的伤口迈开了步子。 先是在晚上的九点，然后，是早上的六点。和隔壁那个换肝的人，和再隔壁那个胰腺上长了某种瘤子的人在医院淡蓝色的走廊里相遇，对视，虚弱而苍白地微笑。 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多走出几步。几天后，我已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腊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醋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９9lｉb.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已然萎败，要看新开的錯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 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病中读书记一 读 href='2195/im'>《论语》让我明白，在一个封建意识浓重的国度，知识分子从来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当中，即便是为知识分子（士）立下许多道德原则的孔子本人，也不能例外。 病痛使时间变得特别漫长。 特别是夜。灰昧不明，没有尽头。好像朝阳破云而出的时刻永远不会降临，世界从此陷入了黑暗。 也许，多病的作家写出绵长作品的原因就在于此吧。不由得想起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不喜欢他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不喜欢病。不喜欢病给人的状态，不喜欢散发着病痛气味的文本。 人不能不生病，但我不喜欢病恢恹的文体。所以不会再去读第一次就没有读完的《追忆逝水年华》，也不会读才读了三页就极不喜欢的 href='1121/im'>《尤利西斯》，那是另一种病，精神上的病。 所以，现在躺在病床上重读清新的 href='1993/im'>《小王子》。 这次进医院也没带 href='1993/im'>《小王子》这么轻松的、有真正幽默感的书，带的是另外两本。一本是《法国与德雷福斯案件》，看过同一套书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和《科学精神的形成》。一套书如果编得好，彼此之间就会相互映照，相互生发。 再一本，是几年前读过的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国学不热的时候，读过;现在国学热了，热得都不是国学本身了，就想再读读。因为孔子在流行的读物中差不多成了一个心灵鸡汤的调制大师，是一个心理平衡术玩得很好的人——据大众媒体上那些搞廉价心理按摩的专家的说法。老夫子活在今天，不但可以办学收点束脩，还可以开心理门诊，给生活压力沉重、急欲逃离现实的白领金领搞心理咨询。 但，在我心中，他不是这样。 在我的理解中，孔夫子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治国之术想要售与帝王家的人。所以，学生问他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好石头，是藏在很好的盒子里呢，还是卖给—个识货的商人。孔子连声说：“卖了吧，卖了吧！”（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锡椟 800c." >而藏诸？求善贾而活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问题是想卖又卖不掉，就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矛盾。 有理想有抱负的时候他是可爱可敬的。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老夫子说：要信仰坚定，喜爱学习。不去危险的国家，离开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继续售卖理想与治国之术，天下不太平就躲起来在什么地方。这种世故和他自己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绝就相互矛盾。 老夫子接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李泽厚先生翻的白话文是这样：“国家好，贫贱是耻辱；国家不好，富贵是耻辱。”看看，他并不是一味地教育人们安贫乐道。而是说，世道不好的时候，人们用正当的手段，用正常的知识赚不到钱，所以，那是“邦无道”。但是，有点文化的人甘愿为统治者说话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不过是今天说到了电视上，说到网上而已。想必他们的话还会在更简化的短信和微博上流传。 读 href='2195/im'>《论语》，很多时候，就是听一个抱负难展的人在长吁短叹。 有诗意的时候，他会感叹“逝者如斯夫”。 也有讨厌的时候，比如《乡党第十》那些记述其举止做派的话。 更讨厌他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读到这里，便想将这书掷下了。 在官场上有小小顺利时，这个人也是很世故，很遵守官场礼仪的。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李泽厚先生译文：“孔子，走进国君的大厅，弯着腰，好像容不下自己一样。”） 见了国君出来，“没阶，趋进，翼如也。”（也是李译：“下完了台阶，快速前进，像鸟展翅。”那个时代，他藏书网们这样的人喜欢宽袍大袖，如果有点风，脚步又快，真会有点要飞起来的感觉吧。 依我理解，这些话，都是孔子教导学生要怎么措手足的。但他自己也是会这么做的，不然老师不会这么去要求学生。至少我们知道孔子这样的人，要求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是一定要做到，能做到的。这一点不像今天的老师和领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宣讲的那些东西。 从来不相信什么儒学可以重新成为中国人精神皈依的那些昏话，也不相信断章取义加一些圆润轻浅的生发，就可以让国人焦躁的心脏得到熨帖的按摩。读 href='2195/im'>《论语》倒让我明白，在一个封建意识浓重的国度，知识分子从来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当中，即便是为知识分子（士）立下许多道德原则的孔子本人，也不能例外。今天的中央集权国家较之当时陈蔡卫齐之类的封建之国强大不知多少倍，无论规范与利诱的力量都难以抗拒。 href='2195/im'>《论语》当中说得对的地方，人们无从做到，倒是孔子指斥过的现象倒一天天变本加厉。制度（礼）不可靠，人，包括知识分子的言与行都不会可靠。 也许外国人在这方面还坦诚一些，例如，生活在德意志封国众多时代（阿伦特称这样的时代为“黑暗时代”）的莱辛这样说：“我没有义务解决我所造成的困难。或许我的观念总是有些不太连贯，甚至显得彼此矛盾，但只要读者在它们中能发现一些刺激他们自己思考的材料，这就够了。” 我同意这样的话，我读 href='2195/im'>《论语》，也就是在这么一种意义上了。 读这本书的时候，输液瓶高悬在架子上，药水一点一滴从管子中下来，仿佛一个古代的计时器，让白天与夜晚都变得漫长。药水进入静脉，奔向我病变的器官，就这样，我用三夭时间重读了孔子的语录，而且相信很长很长时间不会再碰这样的书了。 现在，在床头待读的书是艾轲的两本《小记事》和莱辛两本关于非洲的书，2007年，她在斯德哥尔摩诺奖颁发仪式上的演讲中谈非洲谈得真好，所以，特别想看她怎么感受与看待非洲。 如果说生病有什么正面的意义，那就是让自己与好多无意义的事情隔绝了，可以静心读书，也可以让那些有意思的念头在心中生长了。 善的简单于恶的复杂——病中读书记二 虽然说道德有些时候被道德家们弄得很复杂，但归结到每一个人内心道德感的生发，却总是依从于人类生活初始时就产生出来的那种最简单，也最天经地义的逻辑。 总体上说，多丽丝·莱辛算是一个温情的作家，正是这种温情，使她部分写作显得单纯而清晰。英国女作家有单纯的传统，比如曼斯菲尔德——应该是二十年前读过，一个个短篇具体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那氤氲的温情与惆怅却仿佛成都冬天的雾霭，随时都可以降临身边。英国女作家更有复杂的传统，比如伍尔芙，但这个复杂并不是历史、政治或当下世相的复杂交织，而是女性主义写作所唤醒的，更有弗洛伊德以来的现代心理学对这种自我分析或者说自我深究所提供的方法。莱辛作为一个英国的女性作家，自然也不能自外于这个传统——或者说“潮流”兴许更为恰切一些。 准确地说，多丽丝·莱辛有时候明晰简单，有时也复杂纠缠。 作为女性作家，当她用女性主义的方式写作，潜入主人公内心进行开掘时，她是复杂的，甚至是夹缠不清的。 可是当她的视野与笔触转向外部世界，特别是转向她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前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今天的独立国家津巴布韦时，处理这种想来应该更加复杂的题材时，她倒变得清晰简单了。 我个人喜欢这个简单明晰的莱辛。 从对她作品的阅读，我相信文本的简单不一定是作家才华或风格所致，而是出于信念的原因——坚定的信念使复杂的世相在其眼中和笔下变得简单。 当年，多丽丝·莱辛离开因民族独立运动而动荡不已的南部非洲，带着书写英属非洲殖民地的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回到英国时，就因为清新、同情与明晰受到了广泛欢迎。我在十几年前读过这部作品。但是，清新的作家，明晰的作家，信念坚定的作家，不一定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一定就能引爆潜在写作者强烈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已经将这个人淡忘了。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人，在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时代出生于伊朗，后来，又随全家移民到非洲的南罗得西亚。生长于土地肥沃的白人农场。成人以后，作为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她却同情当地黑人的独立运动和对土地的要求，离开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的国家。她离开的是自己视为故乡的囯家，回到了英国，她父亲的故乡，她文化上的母国。 这样一种看起来足够复杂的经历，不由得给人一种期盼，期盼出现一种对反殖民主义浪潮下复杂世相与人性的动荡书写。但《野草在歌唱》并没有充分满足我这种期望。看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像是看一个文字版的《走出非洲》，且还没有电影那么深致的低回与缠绵。那时候，我们多么喜欢复杂甚至夹缠的文体啊！——福克纳式，乔伊斯式，王尔德式，艾略特式，“新小说派”式，杜拉斯式?，虽然有些时候，一些看似单纯天真的方式却又在不经意间就牢牢地抓住了我们，但我们还是将这个人慢慢淡忘了。直到2007年，她才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身份再一次回到中国读者视野中间。 这时，我依然没有读她。 因为所有媒体和随着大流读书的人们轰轰然传说一本书（说她，当然是以说比较夹缠的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为多）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刻意地去回避，而读着一些被流行阅读冷落的文字。直到生病住院时，有朋友送了几百块钱购书券来，输完液就去医院近处的人民南路书店。先买了几本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书，之后是奈保尔的一本新书《自由国度》。再在书架间巡行下去，就遇到莱辛了。通常介绍她的创作成就时都没有提到过的书，而且还跟非洲有关，就买了下来——《非洲的笑声》和《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准备手术时，就把她和奈保尔定为术前与术后要读的书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并有一个副标题叫“非洲故事一集”。为此又跑了一趟书店，怕自己遗漏了二集或更多集。读了作者曾于1964年和1973年两次再版时的自序，知道这本书原来是两个小说集的合集，也隐约知遣，以后并没有再写下去。于是，就读她的短篇。第一篇是白人农场主家一个天真少女和一个非洲土著酋长的故事（木施朗加老酋长》。 同大部分白人农场一样，父亲的农场也只散布着几小块耕地，大块儿的地都闲置着。 故事中的少女就是这个父亲的女儿。从她出生以来一切就是这样，所以一切都天经地义：肥沃的土地，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的荒野，众多的黑人仆役……农场上的黑人也和那些树木岩石一样，让人无法亲近。他们像一群蝌蚪，黑黑的一团，不断变换着形状，聚拢，散开，又结成团，他们没名没姓，活着就是帮人干活，说着“是，老板”，拿工钱，走人。 荒野是这个少女学习狩猎的地方。不上学的很多日子里，这个少女不是像电影 href='2773/im'>《飘》里的那些农场姑娘在有很多镜子的房间里整理各种蕾丝花边，而是这样子行动着：“臂弯里托着一支枪，带两条狗做伴”，“一天逛出去好几英里”。这是殖民者尚武传统的一种自然流露。bbr> 荒野对一个有着敏感情怀的少女来说，就是奇花异木的国度，对一个身体中流淌着征服者血液的少女来说，森林是一个狩猎的场所，更是家庭农场中众多仆役所来自的地方。 少女携枪带狗在森林中穿行，如果遇到黑人，他们会悄无声息把路让开，尽管这个黑人不是他们家的仆役，但一样会露出对主子的顺从表情。但是，某一天，她遇到了一个不肯主动让路的黑人。她..因此知道，除了在白人家充当仆役，在农场用劳动力换取一点微薄工钱的低贱的黑人，在她所不知道的更广阔的荒野里，还有着拥有自己的完整社会，有着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尊严的黑人。现在，她所遇到的三个黑人中就有一个是这片荒野的真正首脑，一个酋长。少女家由白人政府划给的广大土地，过去曾属于酋长的部落。 这次相遇，在少女眼前打开了另一扇世界之门。 那年她14岁。“这是个万籁俱寂的时刻，侧耳倾听的时刻”，“我看到有三个非洲人正绕过一个大蚁丘朝这边走来。我吹了声口哨，把我的狗唤到裙边，晃荡着手里的枪朝前走，想着他们会让到路旁，等我先过。” 他们没有给白人小姑娘让路。老黑人的两个随从告诉她路遇的是木施朗加酋长。 姑娘被黑人的自尊所震动，受震动之后，回到家里看书了。她看到了初到此地的白人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目的地是木施朗加酋长国，它位于大河北边。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他的允许，在他的领地上勘察金矿。”于是，“这句话……在我心中慢慢发酵。”于是，“我阅读了更多关于非洲这个部分开发时代的书。”谁的开发时代？显然是白人来到这块土地探矿的时代，从欧洲来到这里定居，在原先酋长的领地上建起一个个农场的时代。 “那一年，在农场那块土著南来北往经常穿越的地方，我碰上他（酋长）好几次。”“或许，我之所以常去那条路上游荡，就是希望遇上他。他回答我的招呼，我们互相以礼相待，这都似乎在回答那些困扰我的问题。” 小姑娘有什么问题呢？一句话，这土地到底是谁的？很显然，白人农场的土地本来是酋长们的。但在她出生长大以前，这土地就已经属于自己家了。对她来说，这个现实无从改变。但让她难解的是，为什么反倒是后来者高人一等，土地原先的主人反倒要过着穷困而且没有尊严的生活。小?９９lｉb?说中写道，木施朗加酋长的儿子，也就是土著部落未来的酋长就在白人农场主家里充当仆役（厨子）。 她不想也不能改变眼下的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内心中对失去土地同时还失去尊严的黑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小姑娘当然不能解决９9ｌiｂ?这些问题，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人很好地解决过这个问题。但因为是问题盘旋在心头，她独自上路了，要去看看酋长残留的未被白人势力深入的国度。后来她勇敢地去到了那里，“那是林间空地上搭建的一带茅草棚屋群落。”在那里，她见到了被族人拥戴的酋长。但她想对酋长表示友好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刚刚抵达，她就对欢迎她的酋长说了再见。酋长自然也想没有挽留。 再后来，故事就到了尾声，因为老酋长控制的村庄，被代表政府的警察宣布为非法的存在，一年以后，“我又去了那个村庄一次，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听说木施朗加酋长和他的族人被勒令向东移二百英里，搬到一个法定的土著保留地去了。那块政府所有土地不久将被开发，供白人定居。” 据作家在自序中说，小说集是她的第二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那是个什么年代呢？作家说，在那个年代，种族问题对身处南部非洲现实中的人来说是熟视无睹，但在这个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之中，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慨也还没有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进步人士良心的常规构成”——但她已经在小说中涉入这样的现实了。作家也无非是这样，关注到某种被大多数人有意无意视而不见的现实，表示出自己的情感（在莱辛就是_种深深的同情），如果公众、媒体与社会对此保持沉默，那么，对一个作家来说，也就仅仅是写下了这么一些文字。用我们语境里的话说，叫“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高蹈的批评家经常号召作家干预生活，与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却没有深究过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而自己和读者与媒体一起陷入了暖昧的沉默。并且进而研究_下，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下，大家未曾预约却像预约好的一样陷入了这种沉默。作家写作如果有什么目的，我深信，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人们基本的道德感。批评家应该多研究一点这种唤醒机制和唤不醒的原因，倒比自己爬到道德的制高点宣读空洞的判词要对这个世界有用许多。用道德评判来代替文学批评是批评家给自己营造的一个万全的堡垒。又安全，还可以不断往外放枪。唯一的缺点，里面空气不太好。因为道德这个东西也需要小心对待，一不小心，自身就腐烂了，使空气污染。 在我看来，道德感在作家的故事中潜伏着，比在批评家的判词中直接出现要好很多。就像在多丽丝·莱辛的非洲故事里所起的作用一样。 手术后第四天，举得起硬面精装、五百多页的书了，就开始读了《非洲的笑声》。这本书当然让人看到了南部非洲的某种现实，更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作家在这个复杂世界上的尴尬处境。 前面说过，多丽丝·莱辛离开了白人统治的黑非洲国家南罗德西亚。 这个国家历史很短，“1900年，南罗得西亚成为国家，举国上下一片明艳的粉红色”。 在此之前，远征那里的白人遇到了世居的黑人，“对英国人来说，必须把他们看成一无所知的野蛮人，惟其如此，才能把他们的一切归于他们的征服者。”由于这个原因，“从50年代开始，抵抗运动开始形成。”后来，战争爆发。“像许多战争一样，南罗得西亚独立战争本不必爆发。这里的白人至多也就25万，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会愿意妥协，同黑人分享权力”，但这种理想的情形没有发生，黑人反抗了，战争爆发了，“战前，白人远非团结一心，可战争的激情让他们联成一体。”我想，黑人阵营也未尝不是如此。而像多丽丝·莱辛这样意识到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少数人，则要面对自己人的仇恨、诬蔑甚至迫害。 而在另一边，“年轻男女只要够了岁数就逃离村庄，加入游击队。”“整整一代黑人青年，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在游击队接受了教育，有时他们也学几句马克思主义口号，可真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对白人的仇恨。”1980年，黑人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一个新的国家津巴布韦诞生了。 多丽丝·莱辛在被白人统治的南罗得西亚禁止入境许多年后，于1982年立即动身前往这个换了主人也换了名字的新国家。并用非虚构的形式记录自己的见闻。她一定对这个新的国家怀有美好的想象。虽然很多此前就已独立的黑非洲国家的残酷现实对她肯定有一种警示的作用，但是情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总是希望有例外，总是希望自己的故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是一个温柔的例外。如果上帝是一个常常疏于管理的农夫，自己所在的这一国度应该是他精心佑护的示范田。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感来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自由的人们从不义的白人手中夺回对这块土地的支配权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说道德有些时候被道德家们弄得很复杂，但归结到每一个人内心道德感的生发，却总是依从于人类生活初始时就产生出来的那种最简单，也最天经地义的逻辑。 所以，复杂的我们总是一面嘲笑简单，同时感动我们的又总是那些没有太复杂动机的人与事。 多丽丝·莱辛也是这样感动我的。 作为一个始终对无偿地强力地占有黑人土地怀着负疚感的白人，当那个黑人国家一旦获得独立，她就奔向了那里。在书中她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否做好了面对失望的准备。但是那里的现实显然让她失望。或者说，那里的现实肯定要让她失望。 我们亲爱的女作家回到了这个新国家，却走不进黑人的世界，就像早年，那个少女去到木施郎加酋长的村庄，却无从交流，只寒暄几句就踏上归程。除了不顾别人的警告，偶尔让徒步的黑人搭搭顺风车，去书店买几本当地黑人作家的书来读，她依然和早年熟悉的那些经营着农场的白人们待在一起，回忆过去，或者和他们因为新社会，对新国家，对新领导，对黑人的不同看法而争论不休。 她看到，不是所有黑人都成了主人，没有掌握政权的当年的不同派系的游击队成了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以达到经济或政治上的种种要求。 她看到，“报纸上也不会说实话。”旧日邻居请她往伦敦打电话，是想知道在自己的国家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看到，“野生动物几乎消失了，森林鸦雀无声。” 她看到，物资匮乏。 她看到，那些这片土地的解放者成为大小官僚，办事效率低下。这些大小官僚俨然是这个国家的新主人，而大多数黑人，仍然生活在原来的位置上。所不同的是，原来他们还可以将贫苦无助归咎于罪恶的白人，现在，他们却找不到理由反抗和自己同样肤色的新主子。而是眼睁睁看着“出现了一个被平民百姓称为‘头儿’的新阶层”。 更重要的是，新政权并没有致力于民族和解。白人失去了政权，于是白人的世界对黑人封闭起来。黑人则在同一国度构筑别一个世界。不同族群的人，在精神与文化上完全分开，在同一平面上构成互不交叉的平行世界。 她离开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失望的吧。作家没有写出她的情绪，而是继续怀着温情写她离开的时候，又怎么停下车，打开门，捎上两个黑人妇女，半道上又搭上了一个黑人青年。这是她在机场登机 524d." >前做的最后一件事。这是她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好几次写自己不顾别的白人警告而让黑人搭车的事了。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不同的黑人接触来管窥与揣测这个新国家中黑人的状况。 流动的轿车是她观察一个国家、观察另一种肤色的族群生存状态的取样点。 有良心的人总是善解人意，总是往好的方向去想问题，而掌握大权者行为乖张的程度总是超过人们最坏的想象。即便到了2007年，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她还在说着有些天真的充满理解的话：“我站在门口望着满天滚滚的沙尘暴，我被告知说，那里依然有没有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里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全被毁灭。”但她迅速找到了原谅这种状况，对这种状况表示理解的理由，“人们得吃饭呀，要有燃料呀。” 我自己也出生在原始森林曾经密布的地区，以我的经验，敢保证森林的消失绝不是因为当地土著吃饭取暖那点有限的采伐。但有农场生活经验的她是这么说的。 六年之后，她又一次回来了。 她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所有坏的东西往更坏处去。她尽量在这个国家四处行走，想发现可以使人感到鼓舞的新东西。但她没有发现。新的国度上演的政治戏剧其实从来都很古老。所以，她发了感慨：“爱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权，实在是一桩危险的事，你的心几乎肯定会因爱而破碎，甚至会丢了性命。”她说得很好，问题是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国家。国家从来都是由一个政权来代表的。 她看到，“状况很危险，是革命之后的典型。”“大批青年得到许诺，将拥有一切。为了那些许诺，他们作出牺牲，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她看到，或者是人们不断告诉她，这个“国家腐败成风”，但她还在辩解，说，“穆加贝也在努力。” 这次，她到了黑人的农村。她看到了童年时代的白人农场模式以外的农业。白人农场是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含量很高的方式。而在黑人农村，穆加贝同志部分兑现了承诺的地方，白人农场的地被抢过来，划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了黑人。这样的农业运作方式，或许可以使耕作者温饱，但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南罗德西亚时代的农业是成功的。但是，津巴布韦的当政者没有借鉴这种成功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实不会被真实呈现出来，因为在这个国家流行着两套语言：“一种是官方场合公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种是活生生的语言，承认第一种语言的虚假。”“要是你能私下接触某位部长，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实际局势都很了解。可当他和别的部长们出席内阁会议时，或者出任某个委员会时，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另一个英国移民作家的话可能更精辟，萨尔曼·拉什迪说：“有两个国家，真实的和虚构的，占据着同一个空间。” 离开这个国家前，她回到了自己长大的“老农场”。“我被带到这里，从五岁起生活在这里，直到十三年后永远离开它。” 1988年，她再次离开，依然没有告诉我们离开时的心情。但是，1989年，她又回来了。是怕自己看错了什么吗？ 这个在非洲算是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从东到西，人们到处在谈论腐败。” 艾滋病开始流行了。“人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它只是一个人们私下里的话题，“它悬浮在谈话的边缘，刚冒个头，又自行沉了下去，它让人感到不舒服，仿佛谈起它就是在散布谣言，害怕为此而受到惩戒。”同时，在左派政治神话中说，“艾滋病毒是CIA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 1992年，她第四次回来。 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回来时笔墨最多，然后，越来越简短。这一次，她回来，在五百页的书中只写了二十页。因为现状依旧，只是程度加深，更加匮乏，拥有特权者更加高高在上，更加腐败……书写这些现实，不过是让人更加绝望。多丽丝·莱辛在这本书中从不直接讲出自己的心情，这一次，她引用了别人给她的信中的话：“每当我想到独立时那些梦想，我就想为津巴布韦放声大哭。”也许，这也是她想说的话吧。 这次，她结束得很匆忙，确实也不必写得太多了。她终于在最后一个小节里谈到了农业（是想探讨一下穆加贝的革命事业失败的原因吗？），许多国家的立国之本。她谈到农场和农场主的存在本是津巴布韦农业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革命者们总是如此——尤其是游击战出身的革命者更是如此，不愿意依凭前人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当这种经验是来自自己的革命对象。正是这样的思路导致了津巴布韦农业的失败。须知这是一个未曾工业化的农业国，农业的失败就是这个国家全面的失败。 于是，“货帀贬值了，现在津巴布韦元只值过去的四分之一，这让业已贫困交加的人更加走投无路。”那是1992年，到了2009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已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以对付失控的通货膨胀。目前，津巴布韦官方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但独立的经济学家认为实际数字更高。” 到作家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时，那里的情形就更糟糕了。看到一则访问，津巴布韦出租车司机希卡姆巴无奈地说：“是的，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什么也买不起的百万富翁。津巴布韦现在遍地都是百万富翁。我们是一个盛产百万富翁的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一无所有。”但她在获奖演说中没有再议论那个国家所有方面的情况，也许是不忍心，也许是真的感到议论对那里情况的改变毫无作用。一般而言，知识分子的议论对改善某些方面的情况会产生一些作用时，这个社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当国家政权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把持时，议论是无足轻重的，也无助于情形改善。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极权政体与她所关心的那个国家的现实情形，都会让她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些行动自由的人会选择做一点在局部会产生些积极作用的事情。所以，作家在获奖演说中反倒只谈她正在参与做着的事情，“我属于一个组织，它起始于把书籍送到非洲村庄里去的想法。”“我自费去津巴布韦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发现津巴布韦人想要读书。”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委婉地表达不满的话。她说：“人们拥护值得拥护的政府，但是我不认为这符合津巴布韦的情况。” 读多丽丝·莱辛的那些日子，我整天躺在病床上，脑子里被激活的问题有足够的时间久久盘桓。在许多批评家那里，作家介入社会生活好像始终是单向的，仿佛那是一个巫师的祷神仪式，只需完成，而不需回应。但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且不说文学介入的途径与形式的多样，作家介入社会生活更依赖于来自社会与公众的反响。即便是拉什迪那样被某个国家所通缉，在奈保尔看来，也是“最极端的文学批评形式”。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对这样的作品就像根本不曾出现一样不作出任何反应昵？就多丽丝·莱辛这个例子来说，我想她前一部作品肯定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有所反应的，所以她才有热情去写《非洲的笑声》。但我想，非洲真的发出了笑声，用沉默——如果沉默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讥讽的无动于衷的狂笑的话。我想，一个作家写下一部关于南部非洲某个国家的书，并不是为了给远在万里之外的我这样的读者提供一个关于远方的读本一客观上它当然有这样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当作家表达了一种现实，即便其中充满了遗憾与抗议，也是希望这种现状得到改善。但作家无法亲自去改善这些现实，只是诉诸人们的良知，唤醒人们昏睡中的正常的情感，以期某些恶化的症候得到舒缓，病变的部分被关注，被清除。文学是让人正常，然后让正常的人去建设一个正常的社会。 她获奖的一半理由是“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而面对绝望的现实，始终保持着一份热情去关注、去审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尽管她关于非洲的文字，关于种族问题，关于新生国家治理的文字都显得简单，但直到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她的获奖演说，一直喋嗓不休的还是那个国家的人与事，所以，我想，简单明晰的作家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换句话说，成为伟大的作家不一定要非常复杂。更直接一点说，小说的文体与文字，其实不必因现实夹缠而夹缠，因现实丑恶而丑恶，而中国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因为美好，因为善本来就是极其单纯的，当有人要把一件事或者一些事弄得过于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怀疑其动机了。 复杂，还是简单？这对作家来说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很多人未曾动笔就先被问住了，而多丽丝·莱辛用作品作了很好的回答。 不是解构，不是背离，是新可能——病中读书记三 我们得承认，这个世界真的出现了一些新的“格局”。在这些新格局之下，不用解构什么，也不用背离什么，自然而然，就会生长出新的人。新的人多了，以他们为土壤，就生长出了新的文化，或者，有了成长出新的文化的可能性。 一直想谈谈奈保尔，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我不是因为这个而谈他。那么，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谈他？如果是这样，不是还有更多的被谈论过很多的优秀的作家吗？被谈过的作家总是更好谈一些，甚至连作品都不必看，就可以根据那些谈论来谈。而拉什迪被翻译得够多，但至少在汉语当中，对他的谈论是很少很少的。想必是因为根据我们惯常的路数，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是很难进行讨论的。但我想谈这个人已经很久了，只是总在犹疑，不能确定到底从何入手。这跟很多批评家不一样，甚至跟在网文后跟帖发表评论的一些网友不一样。他们都太肯定，太不是此就是彼。但我发现，当你认真思索，真想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而不是简单表示立场与态度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断对自己提出疑问。 读过奈保尔很久了。 先是读他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 继而读到台湾繁体字版的《大河湾》。后来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版，除译文有些区别外，书名也少了一个字，译成《河湾》。 再后来，相继读他的“印度三部曲”。 那时就想谈他了，但一直没有谈，没有找到头绪。 年初病中，又重新把上述这些作品都集中起来，重读了一遍。而且，还增加了三种：《奈保尔家书》、小说集《自由国度》、《作家看人》，准确地说是奈保尔这个人怎么看一些作家。 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这个人是有着独特的前所未有的认知价值的，他和诸如拉什迪这样的作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但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也就是说，在脑海中搜索已经储存起来的现成的文学经验与理论，都不能对这种价值进行命名或归纳。 直到今天，在重庆开一个文学方面的会议，在这样的讲坛上，差不多全部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是基于现成的文学经验与理论。听到不太想听的话题时，我就借故短暂离开一下会场。其间某次，我打算去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揿下按钮，电梯降下来，降下来，一声“叮咚”的提示音响起，光滑的金属门无声洞开的那一瞬间，脑子里猛然一亮堂，做了这篇文章标题的那句话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不是解构，不是背离，是新的可能！” 我知道，终于可以谈论他了。 我们如今的文学理论，先自把所有作家分成了两类。最大多数那一类，在祖国、母族文化、母语中间处之泰然。比较少的一类，或不在祖国，或不在母族文化，或不在母语中安身立命，竟或者几处同时不在，处境自然就微妙敏感。我属于后一类。 4e09." >三不在中就占了两处，常惹来无端的同情或指责。就在博客中，就有匿名的大概是身在母族文化又自以为母语水准高超者，潜隐而来，留言，提醒，教训。我的态度呢，不感动，也不惊诧。人家同情我流离失所，在外面的世界有种种精神风险。我呢，作为一个至少敢在不同世界里闯荡的人，对依然生活于某种精神茧子中而毫不自觉的人反而有深刻同情。这是闲话，打住。虽然如此，文章之道还在于多少要讲些闲话，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不想说前一类作家，关于他们已经谈得太多太多了。文学史以他们来建构，文学理论以他们来形成，当我们评述今天日益复杂的文学现状，所援引的尺度也全由他们的经验来标识。后一类作家是少数，但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不因为其他，只是因为时势的变化。全球性的交流不断增加，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原先的环境（祖国、母族文化和母语），起初，这样的离开多是出于被动，比如非洲的黑种人来到美洲，比如二战前后的犹太人逃离纳粹的迫害，以及冷战时期昆德拉们的流亡。但这种情形渐渐有了变化。这种离开渐渐成为人们主动的选择。他们主动去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寄托了更多理想与希望的世界，重新生根，长叶，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写作，还会时时回首故国，但这种回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怀乡，还不如说成是对生命之流的回溯。这样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比如奈保尔。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这样的作家将会更好更多。而我们对这一类作家的意义认识不仅不够，甚至有方向性的错误。这种错误就在于，我们始终认为，—个人，一个个体，天然地而且将不可..更改地要属于偶然产生于（至少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其间的那个国家、种族、母语和文化，否则，终其一生，都将是一个悲苦的被放逐者，一个游魂，时刻等待被召回。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下，无论命运使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如果要书写，乡愁就将是一个永恒的题目。但我时常怀疑在这样的表达中，至少在某些书写者身上，是一种虚伪的、为写作而写作的无病呻吟。我不相信提着公文包不断做洲际穿梭旅行，皓发红颜精力充沛的四处作文化演说的人有那么深刻真实的乡愁。真有那么深重的去国流离的悲苦，那么回来就是嘛。要么，就像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外面给了诺贝尔奖也怕再不能回到祖国而选择放弃。我不是道德家，不会对人提这样的要求，也反感对人提这样的要求。我只是把不同的人两相对照后，生出些怀疑。无时不在文字中思念故国者笑国悠游，偶尔回来说点不着四六的爱国话就被待如上宾，反倒是那些对母禹现实与母族文化保留着热爱同时保持着自己批评权利者瘐死故乡。20世纪的西藏，就出过这么一位叫更敦群培的。本来从西藏南部去了异国，在那里接触到封闭的经院之外的语言，并从那异族的语言中感到思想的冲击，回头来自然对经院哲学中的僵死保守的东西有所批判，而且，还要回到西藏，在那个封闭的世界里去实行继续的批判，结果遭受牢狱之灾，毁坏了身体，继而以佯狂放浪的方式，半是声讨，半是自保，结果身体更加不堪，西藏近代史上一位稀有的思想者，正当思想者的壮年，却因以身试法，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他欲加以改造、希望有所变化的世界。 奈保尔则溢出了这样的轨道。 他的父辈就带着全家离开了印度。他出生时，和他家庭一样的印度裔的人，已经在那个名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在那个国家的首都西班牙港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的表达精妙的小说集《米格尔大街》就是他多年后身居英国而回望自己的成长岁月时对那个社区生活与人物的叙写。这本小说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笔调活泼幽默，描写简练传神，有豁达的命运感叹。但没有通常我们以为一个离开母国的作家笔下泛滥的乡愁，也没有作为一个弱势族群作家常常要表演给别人的特别的风习与文化元素。因此之故，我就爱上了他。 他在《作家看人》中品评一个印度作家的时侯，写道：“在自传性的写作中，个人偏见会让人读来有趣。”这有趣是他颇为幽默的说法。而他真实的想法是“我感觉他困于网中为什么呢？”在关于加尔各答生活的近乎民族志学研究的那一章中，乔杜里利用这点取得了极佳的写作效果。我没有读过乔杜里的作品，这么引用并不是赞同奈保尔对这个作家的评判，因为我个人的藏书网写作，有时也有这种民族志的眼光。但这种引证可以证明一点，《米格尔大街》中回避文化与故国之思，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后来，读到他回忆写作这本书的文字，更印证了我的看法。 他说：“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弃了外界。” 诺贝尔奖以这样的理由授予他： “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到他的长篇小说《河湾》和小说集《自由国度》，他的眼光已经转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河湾》起初还写了一点印度裔的人，在白人和数量众多的黑肤色非洲人之间的那种飘零感（因为小说的背景是非洲），但很快，小说的重点就转入了对后殖民时代非洲动荡局面的观察与剖析。这是一种新的超越种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于一种流民的心态。这种方式在《自由国度》中表现得更加自由舒展。作为小说集重心的故事，就是一对男女驾车穿行一个马上就要爆发动乱的非洲国度的过程与心态。如果小说中有所倾向，那也是人类共同的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渴求的理念。在我们习见的经典文学表述中，作家都是基于国家民族和文化而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但在《自由国度》中，主人公在这种习见的基点上，与黑非洲并无关联，因此，我们习以为会毁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与那些概念的疏离反倒提供了更多样观察的角度与更丰富的感受。套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是新的时代造成了新的人，这些新的生存状况的人带来了新的感受方式。桑塔格把这叫做“新感受力”。当然，桑塔格所命名的这种“新感受力”指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东西，但借用一下这个说辞也是基于表达的方便，也更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时移势迁，“新感受力”的出现也是多种多样，而不止是她在纽约所指的当代艺术方式嬗变的那一个方面。 而在不大愿意承认这种“新感受力”出现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就会变得难以言说。还是借用桑塔格的说法，如果你要用旧方式去评说他，他就会“拒绝阐释”。 这个人的父亲离开了一次故国，他又从所谓第二故乡再次离开，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乡愁呢？如果我们希望他有，或者责难他没有，是他的错，还是我们过于“乡愿”的错？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奈保尔们在自己处境中创造出来的新东西有“同情之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以为去国之后就一定更加爱国怀乡？为什么一定以为离开母族与母语之人一定悲苦无依？奈保尔在英国用英语写作，其实，很多身在印度的印度作家一样用英语写作，至少在泰戈尔的时代，情形就是如此了。 更离谱的是，这个人数次回到印度，用游记的体裁写了三本关于母国的书“印度三部曲”。大多数的时候，他的语调都暗含讥讽，而且批评远远多于表彰和颂扬，绝望的情绪多于希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们要愤怒了。听听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吧： “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家。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早前就结束了。”“印度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 “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访问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的态度。……同时，也明白了，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其‘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一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这是他到达印度时候说的话。离开的时候他这么写道：“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的衰败。” 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行无数次被判决过了：背叛！卖国者！大刑伺候！用大批判肃清流毒！对这一切，任何人都可以预见，所以他事先就发出了疑问：“一个人如果从婴儿时期就习惯于集体安全，习惯于一种生活被细致规范化了的安全，他怎么有可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自我的人？”是的，我们非常习惯于那种道德的安全，而且时时刻刻躲在这个掩体后面窥测世界，甚至攻击别人。与此同时，在那个看上去庞大坚固的掩体后面，很多人正在以加强这种安全性的名义来不断解构。不是一些艺术家所声称的小打小闹的解构。而是以热爱的名义，坚守立场的名义，使人们对国族与文化的理解更僵死，更民粹，更保守，更肤浅，更少回旋余地，因此也更容易集体性地歇斯底里。相较而言，奈保尔们的工作倒有些全新的意义，显示了一种新的有超越性的文化知识的成长。 就在两天前，我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前一届得主陪新得主苏童去某大学演讲，规定的题目就叫“个人史与民族史”，我就结合奈保尔的介绍谈到个人史在现今社会有时会溢出民族史，这时就有年轻人起来诘问，那些挟带着一个个有力问号的句式，一听就知道其自以为占着某种道德的优越感，我不忍用同样的语气回驳一个求学时期的年轻人，耐心回答的同时，在心里暗想，他从教材里学到?的是多么正确而又渐渐远离了现实的东西啊！ 奈保尔还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我们得承认，这个世界真的出现了一些新的“格局”。在这些新格局之下，不用解构什么，也不用背离什么，自然而然，就会生长出新的人。新的人多了，以他们为土壌，就生长出了新的文化，或者，有了成长出新的文化的可能性。 道德的还是理想的——关于故乡，而且不只是关于故乡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但总留有些人情温暖的的时代，旧传统被无情打破，但新的人文环境并未按革命者的理想成形。在所有宏大的命名下，只有“人”这个概念，被整体遗忘。 我有个日渐加深的疑问，中国人心目中的故乡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这个疑问还有别的设问方式：这个故乡是虚饰的，还是一种经过反思还原的真实？是抽象的道德象征，还是具象的地理与人文存在？ 的确，我对汉语的文艺性表达中关于故乡的言说有着愈益深重的怀疑。当有需要讲一讲故乡时，我会四顾茫然，顿生孤独惆怅之感。当下很多抒情性的文字——散文、诗歌、歌词，甚至别的样式的艺术作品，但凡关涉到故乡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一定会听到同样甜腻而矫饰的腔调。在这种腔调的吟咏中，国人的故乡都具有相同的特征：风俗古老淳厚，乡人朴拙善良；花是解语花，水是含情水。在吾国大多数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都并不美好的地方旅行，我会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被某一首诗吟过，被某一首歌唱过，被某一幅图画过的某一个文化人的美丽的家乡。但真实的情况总是，那情形并不见得就那么美好。带着这样的困惑，有一天，在某地一条污水河上坐旅游船，听接待方安排的导游机械地背诵着本地文化人所写的歌唱这条河流美景的诗句时，我不禁闭上了眼睛，陷入了自己一个荒诞的想象：假如我们的文化发达到每一±也 90fd." >都出了文化名人，都写了描绘故乡美景的篇章，我们再把这些篇章像做拼图游戏一样拼合起来，那么，吾国每一条河流都不会有污染，每一座山峦都披满了绿装，没有沙漠进逼城市与村庄，四处都是天堂般的风和日丽，鸟语花呑。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彩虹般的灯光照亮，没有波德莱尔笔下那样的“恶之花”从卑污处绽放。 由此，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绝大多数文艺性的表述中，那个关于故乡的言说都是虚饰的，出自于一种胆怯乏力的想象。关于人类最初与最终居住地的美好图景，最美妙的那一些，已经被各种宗教和各种主义很完整、很大胆地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度描述过了。当我们描绘那些多半并不存在的家乡美景时，气度上却缺乏那样大气磅礴的支撑，不过是在局部性地复述一些前人的言说。于是，一种虚饰的故乡图景在文字表述中四处泛滥。故乡一村庄、镇子、胡同、大院，所有这些存在或者说记忆到底是应该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还是主观的意象，已经不是一个如何写作的问题，而早就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用句套话说来，不是存在决定一切，而是态度决定一切。 帕慕克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文字里的故乡，不是经过反思的环境，而是一种胆怯的想象所造就的虚构的图景。 没有查书，但大致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人都会通过文字或思考来使对象“净化”，但是，这个“净化”是“通过怜悯与恐惧达到”，而不是通过虚饰与滥情来达到。想想我本人的写作，或者是就在实际的生活中间，一直以来就有意无意回避对故乡进行直接简单的表述，我也从来没有自欺地说过，有多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不愿虚饰，可又无力怜悯。 少年时代，我曾想象过自己是一个孤儿，在路上，永远在穿越不同的村子与城镇，无休止地流浪。幸福，而且自由。自由不是为了无拘无束去天马行空，而是除了自己之外，与别的人没有任何牵扯与挂碍。幸福也不是为了丰衣足食，但至少不必为不够丰衣足食而生活在愁烦焦灼的氛围之中，生活在为了生存而动物般的竞争里。那是一个川西北高原上的僻静村庄，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清澈的，鲜花是应时开放的，村后高山上的积雪随季节转换堆积或融化。但人们的生活，如果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那人之为之，又有什么99ｌｉｂ.意义呢？可在中国乡村，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生活的乡村，使旧乡村有些意味的士绅与文化人物已经消失殆尽，几乎所有人都堕入动物般的生存。树木与花草没有感官与思想，只是顺应着季节的变化枯荣有定。但人，发展出来那么丰富的感受能力，却又只为嘴巴与胃囊而奔忙，而兴奋与悲愁，这样的故乡，我想，但凡是一个正常的人，恐怕是无法热爱的。何况，那时使故乡美丽的森林正被大规模地砍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伐木工人的数量早就超过了我们这些当地土著的数量。跟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我青少年时代的许多努力，就是为了逃离家乡。 但是，当我们在学校学习，或者通过阅读自学，在汉语的语境之中，好像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一个人必须爱自己的故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在道德上就已经失去了立身之地。这处境有点像我们在某些需要举行表决的场合，虽然规则说可以投反对票，但所有人都知道，要么你不举手，要举手就是投赞成票，否则，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另类，一个不识时务的傻瓜了。 其实，故乡只是一个地理性存在，美好与否，自然条件就有先天的决定，本来那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一个人总归要非常偶然地降生在一个地方，于是，这个地方就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叫做了故乡。从此开始，衍生出一连串宏大的命名，最为宏大而前定的两个命名就是民族与国家，“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故乡之不能被正面注视，不能客观书写，也是因为这两个伟大的命名下诞生出来的特殊情感。因为从家到族到国的概念连接，家乡的神圣性再也无可动摇。再从国到族到家，这样反过来一想，老家所在的那块土地，也就神化成一个坛，只好安置我们对理想家园梦境般的美好想象。幸福家园的图景总是那么相似，故乡的描述终于也就毫无新意，就像彼此抄袭互相拷贝的一样。 我们生.9９lｉｂ?活在一个动荡的但总还有些人情温暖的的时代，旧传统被无情打破，但新的人文环境并未按革命者的理想成形。在所有宏大的命名下，只有“人”这个概念，被整体遗忘。在家乡，你是家族中的一分子，你的身份是按血缘纽带中的一环来命名与确认的，就像我们在整个社会机器中，你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是按你在整部机器的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来得以确认。于是，人就只好知趣地自己消失了，人在故乡的真实感受与经历也就真的消失了。 我们虚饰了故乡，其实就是拒绝了一种真实的记忆，拒绝真实的记忆，就等于失去记忆。 失忆当然是因为缺少反省的习惯与反思的勇气。 于是，失忆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开始，日渐扩散，在意识中水渍一样慢慢晕染，终于阴云一样遮蔽了理性的天空，使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变成了诗意的、感性的、深情的一群，在一个颇能自洽的语境中沉溺，面对观想出来的假象自我陶醉。而失忆症也从一个小小的故乡，扩展到民族，扩展到国家历史，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一种虚伪的文化。当我们放弃了对故乡真实存在的理性观照与反思，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整体性地失去了对文化与历史，对当下现实的反思的能力。 三思阿凡达 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也提供了一种警示，就是人有可能只剩下一副躯壳，其余的那些，灵魂啊、情感啊、思想啊，都由别人来填充。所以，在不同文化工具的影响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阿凡达”。 都在说这部电影，弄得我这个养病的人也非得去看看不可了。看了，很炫目的技术，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也许就是巨大的资本力量。 白种人仗着好马快枪，很快就深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美洲大陆深处了。至少在电影里，印第安人原来的生活是安详平和的。白种人要土地，要了土地上生长的还要在土地下蕴藏的种种东西，却不把印第安人视为同类，冷酷地大开杀戒。很多美国电影都是这样开始讲述征服新大陆故事的。 外星故事《阿凡达》也是这样开始的。 而且，故事一开始，熟悉好莱坞故事套子的观众就预感有一个“好白人”要觉悟了。只不过，这个“好白人”是一个瘫了下半身的海军陆战队前队员。一个瘫子在如此依凭于物质力量的世界中如何能推动这个故事的完成？能！因为这个时代是未来的科学时代。因为这部用了西部电影故事与人物关系套子的电影叫做科幻片。自己瘫了，但科学会派发给他一个替身，一个“阿凡达”，有野蛮人的身躯，野蛮人的力量，野蛮人的本能与反应，同时拥有文明人的感受与思路。这就是所谓故事套子所说的“悬念”与“张力”。 故事就从“好白人”杰克从地球出发去外星处开始了。旅程要展示的无非是新奇与历险，和老的西部片一模一样。然后，他开始工作——以一个外星入侵者的身份，用一个高科技的替身作掩护，潜入了野蛮的土著人内部。然后，内心的良知被灵魂纯净崇高的野蛮土著所唤醒。于是，他要饱尝一个“背叛者”的内心煎熬了，并终于义无反顾——前提是自己一方展示出更多的贪婪与残酷，而单纯美好的土著人这一边，生命与家园被无情毁弃，这些无辜的人陷于恐惧，却并不确知最后苦难降临是一场怎样的末世景象。 当然还要有爱情。 从有印第安人如何被屠杀的电影故事以来，土著部落里就会有一个最美丽最聪慧的姑娘，爱上那个来自外部的人。爱上那个“好白人”，并使之好上加好。然后，他们两个人借助最伟大的爱情力量来拯救那个事实上已经陷于绝望的世界，使之起死回生。虽然在真正的历史场景中，印第安人被大量屠杀，印第安文化更是万劫不复，只剩下马丘比丘之类的废墟在寒风中日日倾颓。 但今天讨论的是电影，不是历史。所以还是说回电影吧。作为故事套子的电影，作为后殖民时代体现政治正确的电影当然还要展示土著人生存其中的美好自然，更要展示他们巫术般的自然信仰——在作为一部科幻电影的《阿凡达》里，在土著人那里，是一种万物有灵论（包含了所有植物与动物，都能彼此感应，彼此通灵，土著人的发辫就是_种信息传输导线），电影里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解释，那是一个在广大世界里互相联系（未明联系机理）的生物电场。“好白人”杰克首次出走的机缘，就是掩护科学家去做这种生物电场的测量。 从西部电影开始，电影里的白人就被定义成了这样一种人：最船坚炮利，因此也是最有力量的人，能犯下最重罪恶的人，同时也是最能自我醒悟的人。白人群体像一个生殖力无限的细胞不断裂变。只是这种裂变不符合遗传学：这个巨大细胞不断自我复制时，怎么能够不断把坏白人分出去，把好白人留下来，以至于白人最终是好的。也因为最终是好的，所以就永远是好的。电影里的最终也是一样。那些坏白人都咎由自取，被自己亲手点燃的火焰烧焦了，盲从的白人被发配回已经资源枯竭的地球故乡。好白人留下来，和那些通灵的土著人，通灵的树木花草，通灵的飞禽走兽，一起留在这个资源丰富的星球，拥有他们最优秀的公主，并以远远超过土著的眼界与知识领导他们。 除了以科幻片的名义把美洲大陆西部的深山换成了要在飞船上睡六年觉才能到达的遥远外星，除了电脑特技制作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这真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故事。卡梅隆用3D技术把一个老套的故事弄得人眼花缭乱。 就卡梅隆本人而言，相比于《终结者》与 href='/article/3267.htm'>《真实的谎言》，这是一个退化中的卡梅隆。 大导演退化也是迟早的事，特别是在吾国，在吾国的文化诸界之中，进步看得少，退化的类型与情态，再不堪再不能入目的却都看见过，所以，看一个外国导演有限度的退化真是毫不惊诧。 不只不惊诧，是有些惊喜——外国的名导演也有无话可说而勉强成篇的时候啊，也有宣传海报上没有.９9lib?什么可写的东西，就写一部本该是艺术品的电影如何用一些复杂或并不太复杂的电脑技术，用很多很多的钱制造出来！这个时代的艺术最为有趣的特点就是，艺术史上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心灵的激荡、情感的沉潜、思想的深化、形式的美学——在这个消费社会不再灵验的时候，一念“钱多钱多”这句咒语，百分之百地就万事皆有可能了。 不但艺术上诸般问题皆可从此获得解决方案，即便放到政治上去也差不多百试不爽。 电影院内外，《阿凡达》的宣传海报上所列的就是卡导每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数目。其实仅就科幻片而言，这部电影除了花的钱和花钱制作的那些特效，还不如早些年他导演的《异形2》有创新的冲动，有着一个艺术家该有的想法。 电脑技术进入制作过程的这些年来，让多少腐朽的思想回到电影世界中来了啊！ 遥想当年，人还没有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时候，该是多么依赖于视觉的刺激啊！看看在进化之路上被我们抛在身后的飞禽们吧，从视觉上来讲，它们在世界中运动的姿态比我们漂亮百倍千倍，为了爱情或者性欲，雄性们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如果柏拉图跑去对一只漂亮的雄鸟说，还要心灵美，还要诗，还要深沉的思想，鸟类哲学家一定会抗议：不对！唯有眼球，唯有视觉！这是鸟类艺术的口号。鸟类艺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会场上一定悬挂着这样的标语：“把所有的眼球从眼眶里抓出来！”一个批评家会半公开地说出对这种艺术主张的直白阐释：“就像色情片把生殖器从裤裆里抓出来。” 既然是讨论一部科幻片，那就顺带说一点科学，鸟类所以如此依赖于视觉剌激，是因为脑子太小。而人的进化就是脑子一点一点变大。变大的结果就是对世界的认知不再过分依赖于视觉的剌激。顺便说一句，早些年里，有些书商为了推销绘本和卡通书，就在宣称“读图时代”来临了。顺便说一句，早在人没有出现之前，早在书啊、影视啊这些东西还未出现时，整个动物界就一起进入了“读图时代”。 电影里最漂亮的生灵就是对鸟的模仿，而最高级的模仿，只能让“好白人”驯服的模仿就叫“魅影”，旗帜般鲜艳，比火烈鸟还鲜艳！ 看见一篇博文的标题，也是典型抓眼球时代的那种标题：《揭秘〈阿凡达〉背后的高科技》。想必出自精通IT技术的“潮人”吧。未来学家们，科学至上主义的信奉者们早就预言过，一个人有幸生活在高科技时代的种种妙境，但他们却没有预言过这个时代的艺术最终会在高技术的遮掩下，走上一条只靠视觉剌激感官的道路，同时也是思想与情感萎缩的道路。 我自己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做《科技时代的文学》，发表在一家不重要的报纸上，如今已经杳不可求了。我也是行文至此时突然想了起来，那篇文章也是作一种预告，说在这个时代，文学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炫技性的写作，因为技术时代自然会生成技术迷恋。现在看来，这话说错了，因为今天的文学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也就是没有什么艺术性的追求了。但当时那种忧虑却也不是毫无道理，就是技术泛滥的时候，心灵与情感的空间就会日渐萎缩了。文学走了一条抛弃前世积累的艺术经验的道路，到网络的无门揽的空间中去搞码字的平民狂欢节了。反倒是电影走上了曾担忧过的那种局面。 让当年在美洲大陆上跃马横枪屠戮无忌的白人勇士们如入无人之境的故事是多么刺激啊，多么爽啊，多么酷啊！况且这次他们不再骑着马，而是驾驶着更具科学时代美感的钢铁机器与飞行器，用威力比来复枪强大万倍的自动枪与导弹与催泪瓦斯与燃烧弹，制造出种种刺激人的声光效果，这一下就把我们迷狂得不行了。 坏白人们痛痛快快地大开杀戒吧，显示力量吧，你们尽可以显示力量，道德上的内疚感有好白人替你们代偿。地球上的殖民时代结束了，但殖民时代的老思想老感觉可以保留下来，因为到外星的殖民时代还未到来。很多懂西方的人说得对，他们的宗教里有救赎的观念。这是外国人高明的地方。不像吾国大导演的大片，英雄杀人时一路砍瓜切菜般杀过去，再杀回来。穿着黄金甲杀人如收割铺展着大片金黄色的菊花一般。反正梁山好汉黑旋风下江州劫法场时就是这么一路杀过来杀成了英雄的。所以，中国观众从电影院出来，还能为站在弱者一边的“好白人”而歓獻不已。不像武松血溅鸳鸯楼仇人也杀，端茶的侍女也杀，挑灯笼的小厮也杀。好快刀！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 所以，外国导演能在充分演示了暴力后再用一点温情、一点愧疚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去想，在地球上已经臭不可闻的殖民主义为什么出了地球就可以借尸还魂。难道地球的基本伦理不应上升为宇宙的伦理？就像今天的地球上，某些利益集团的伦理不能成为全民的伦理，某些强大国家的伦理不能成为全地球的伦理。 所以，卡梅隆这样的导演即便退化起来，也还有个底线，至少不会退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利益线下。即便是一部科幻片，仍然毫不犹豫地相信白种人既有科学又有良心，还拥有自动消除“坏白人”的自净的能力，并以此保持对未来世界的领导权。不像前些时候看到我素来尊敬的《南方周末》的文化版，对某国产大导演的采访，标题就很恐怖，气得人当时就要扔了报纸。不是怨导演，是不舒服我敬重的报纸大版登载这样的言论。准确的题目懒得去查了，大概意思不会错，说，“文化大革命”过去那么久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 换成卡梅隆，退化归退化，打死也不敢在世人面前说类似的话。他不敢对斯皮尔伯格说，二战都过去多久了，还搞出奥玛哈海滩和犹太集中营那么多死人，弄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就科幻电影来说，他不会因为用了那么多钱和那么多特技，就敢去糟蹋早年间的科幻电影《E.T.》：“挖掘什么人性啊，累不累啊！外星人怎么有比地球人更高的智慧呢？多弄点特技，今天是娱乐时代了，人民要轻松，要娱乐！” 也许他会心里悄悄说，但不敢公开这么说。 但我们敢！ 《阿凡达》来了，人民帀走了，去弥补物质贸易的逆差去了。 《阿凡达》来了，央视都在文化新闻里替它作广告，最新一条说上海影院为了对付应接不暇的观众，票价要从150元涨到200元了。另一条央视消息说，外交部发言人抗议美国对台出售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这几天散步时从电影院附近路过，总遇到那种一脸茫然望着夜空，流露着对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向往神情的人。我知道他们多半刚从电影院出来，刚刚交出了那副架在鼻梁上相当沉重的3D专用眼镜。都是意犹未尽的表情。也许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地报纸的娱乐版上找对这部电影的惊叹之词。 ——那么炫的电脑技术！ ——那么多亿的钱，还是美元！ 我想，大部分人出了影院，其实感到的就是一种被剥夺了感知力的茫然。除了那些新奇的视觉刺激，这部电影还能留下什么呢？科学万能？资本家或者操控国家机器的人才会失去同情与良知，而真正的科学家不会（想起了那个死在通灵树下的女科学家了吗）？但这些东西在过去的电影里已经说过很多了，在那些只花几百万就拍出来，就成为经典的片子里就已经说到，无须再说了。于是，走出影院的人们脑子空荡荡的，中间窜飞着“魅影”和其他外星生物的魅影——电影里，他们被表述为本土，而来自地球的好白人与坏白人才被描述成外星人——但那不过是地球上关于种族问题政治正确的一个延伸。好白人这种外星人博得了土著酋长女儿的欢心，而且老酋长又在坏白人发动的战争中死去了。那这个好白人还不是土著的新国王？！ 没人想这些，视觉剌激把思索能力剥夺了。 以至于第一天是被“震”昏的我们，第二天才从那些娱乐报刊上抄到说辞：那么多科技藏书网！那么多美元！同志，美元都是不多钱的人们身上一点点挤出来汇集起来的！那么多拿了宣传费来忽悠人的媒体，那么多被忽悠而忘了自己也要有一个脑子，而像傻瓜一样对着艺术呼喊我们要娱乐，要刺激的人，当然愿意掏钱，当然愿意捐钱出来共同制造更大的票房神话！ 想起了《2012》，此片在中国大卖据说是投合了国人膨胀中的民族主义，因为其中的中国元素，因为青藏高原救世界。从佛教借一个关于生命与时间的说法——“劫”，原来这一劫之后人类的诺亚方舟是从中国西藏出发。民族主义者们多么高兴与自豪啊！看，好莱坞电影都不得不考虑中国观众的喜好了。但是，紧接着《阿凡达》来了，这一次的外星殖民可没中国人，甚至黄种人、黑种人什么事了，让科学赋予超级能力的好殖民者与坏殖民者都是当年哥伦布们扬帆出海时那一种人，白皮肤蓝眼睛的人。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瑞森在小说中把他们称为“没皮肤的人”。如果再拍《阿凡达2》，你会发现，顺理成章的故事发展就是好白人成为那星球的实际领袖了。地球人获得新生以后，新的外星殖民又没别的人种什么事情了。但这一次，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不愤怒了呢？不像拒进家乐福一样拒看一回？因为—— 我们除了是什么什么之外，我们同时还能是另外的什么什么，比如，同时是高技术的迷恋者，只有迷恋高技术才能与时代同步！我们同时还是世界主义者，在地球人的生存面临挑战时，我们能和所有人种结成统一战线，去远征外星球，只要是地球人胜利我们就高兴，就欢呼！ 我们同时还喜欢钱，如果有时显得不喜欢，那是因为少，如果多，而且是很多很多，是数以亿计，而且还是美元的话，不让我们眼光放亮是极不人道主义的，不能体恤人心的柔弱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回到好多年前，还在藏区生活，内地的小姐们正在往那些刚刚开发出歌舞厅和洗头房的地带进发，不久，当地就传开一个自我揶揄的段子，说小姐往家乡发电报召更多的姐妹前来淘金，电报很简短，六个字：人傻，钱多，速来。醒来后，我想，肯定好莱坞的大片导演们和电脑特技高手们也在这样传说着中国的市场。 我想，好多年前，弄了好些戏说和武打片的香港人就是这么用粵语哄传这六个字一路北上的，现在，轮到好莱坞人用英语或者别的什么语这么哄传了。当然，他们还会加上两个字：嘎得（天哪）！ 说到这里，有人会以为我是一个反对外国电影的人了。对不起，我不是。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总是为这样的电影鼓噪不已。而当外国人真拍了好电影，我们的媒体却不声不响，公众也因此浑然不觉。那些需要看盗版碟才能看到的且不说了，就举这些年电影院公映过的为例吧。 一部是法国的二战片《光荣岁月》。电影发行的那一年，我正好在法国农才寸旅行。那些一两千人的小镇上也到处张贴着这部电影的海报。几个阿拉伯男子，眼睛里漠然而又坚定的神情，穿着法国军装在欧洲土地上搜索前进。回国后差不多一年，在一家电影院偶然看见这部电影也在我国上演。那天电影厅里只有三个人，后来也没有看到或听到有人或媒体谈论这部电影。那些阿拉伯人从当年还是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的贫穷村庄里征召进入法国军队，一边领受着正宗法国人的歧视，一边为宗主国而战斗，在远离故乡的欧洲土地上，一个一个流血牺牲在反法西斯战场。 当然，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再一部，也是事先毫不知道，而在电影院偶然碰上的，就是电影《巴别塔》。也许这部电影知道的人稍多一点，就不重复它的内容了。当然，有关所谓全球化时代不同发展水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多么难于相互沟通，这个话题也过于沉重。 还是请给我们网游一样又美，又暴力的，轻松还刺激的《阿凡达》吧。思想，还说什么思想？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 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也提供了一种警示，就是人有可能只剩下一副躯体，剩下的那些，灵魂啊、情感啊、思想啊，都由别人来填充。所以，在不同文化工具的影响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阿凡达”。 随风远走——茅盾文学奖颁奖礼上的答词 今天，当 href='2738/im'>《尘埃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炖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那时，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 href='/article/9472.htm'>《春天》与莫扎特《鳟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她的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99liｂ. href='2738/im'>《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她。不同的天气里，她呈现出不同的质感与情愫。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入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暄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未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便不再属于阿来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她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她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地创造着。大家知道，她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待一个特别适合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 之后的一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幸运的书的命运也都是相似的。读者的欢迎，批评界的好评，各种奖项与传媒的炒作。这本书的命运进展到这样一个模式里，我与之倒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我不能说这一切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只是要说，这些成功的喜悦与当初创作这本书时的快乐以及刚结束时体会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确乎是无法比较的。 我说过了，这本书离开我的打印机，开始其命运旅途之后，她的故事里便加入了很多人的创造。在此，对每一个看重她，善待她的有关机构、领导、师长、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我力所不及的地方，推进了这本书的故事的进展。如果要为施惠于这本书的人开一个名单，那将会非常漫长。同时，每一本书走向公众之后，每一个读者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参与和创造。在此，我也要向每一位读者表示我的谢意。 今天，当 href='2738/im'>《尘埃 843d." >落定》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频频出现在报端时，我确乎感到，它是离我远去了。是的，她正在顺风而去。而对我来说，另一个需要从混沌的背景中剥离出来的故事，又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了。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 大会主席、与会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十分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一个已经开始怀念生命与创作的青春时代作家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来表达一些关于文学的想法。 我不是专门的批评家，不是文化学者，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想，当一个作家表现良好的时候，他也具有以上这些专家的某些敏锐与深刻的素质；当一个作家表现庸常，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连一个作家的称谓也难以担当了。我想，大会所以提供给我这个讲坛，可能是因为在?９９ｌib?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我还当得起作家这样一个称谓，我想更是由于我个人身份与创作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许会让一些与会的与我曾经同样的年轻，同样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也许更野心勃勃的同行，看到一个较有意味的成长个案。 个案的捜集与探究不能帮助我们建构理念，但我们可以期望，也许这个案会有助于我们固化理念，并使理念的表达更加有力，更加丰满。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我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圾藏族羌族自治州。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一种语义学上的考证认为，这个古藏语词汇的意思是靠近汉人区山口的农业耕作区。直到目前为止，还有数十万藏族人在这一地区过着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我本人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今年我42岁。其中有三十六年，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这片山水之间。到今天为止，我离开那片土地还不到六年时间。 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 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从地理上看，我生活的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自己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 6587." >文学。 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藏族书面的文化或文学传统中，往往带上了过于强烈的佛教色彩，而佛教并非藏族人生活中原生的宗教。所以，那些在乡野中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故事反而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表达更多的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 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但对我这一代中国作家来说，不管他属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哪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汉语作家并不意味着只是单一地承袭汉语文学传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 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作品的名单。对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与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的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乎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大量的阅读最终会导致有意识的借鉴与选择。 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美国当代文学给了我更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于欧洲，美国小说家并没有谁特别刻意地用某种流派的旗号作为号召与标志，但大多数成功的美国当代作家都能吸收欧洲最新文学思潮并与自己的新大陆生活融合到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而且更少规则的拘束，更富于来自大地与生活的创造性与成长性。 因为我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 因为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流特性自然而然让我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也给了我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我想，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来说明文学如何用交互式影响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不同个体身上发生作用。 我身上没有批评家指称的那种“影响焦虑症”，所以，我乐于承认我从别处得到的文学滋养。 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集，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的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 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99lｉｂ?，潜行在字里行间。 文学本身要带给这个纷乱世界的本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在这里，我最后要带给各位的是，是对更为年轻的同行们未来的创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谢谢大家！ 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空山·达瑟与达戈》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 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传递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 ……时间的消逝不是分分秒秒，而是一段段路、一棵棵树。一个个中央总是竖立着教堂尖顶的村庄。它们扑面而来，很有节奏地滑过眼前，落入后面那消逝时间和记忆所构成的双重的深潭。 地，收割后翻耕了松弛下来的地，休耕中依然沉睡的地。 树，橡树，栗子树，杨树，白桦树，杉树，苹果树，柏树，或者稀疏地站立在原野，或者密集地簇拥在浅丘与河岸。能结果的树都果实累累，树叶还很茂密，盛夏里那种浩大蓬勃的声势巳然不在了。没有委顿，但巳经在飘零的边缘，这个时候，树会沉思。沉思的树会有一种庄重的、收敛的美。在一个夏天骄阳下的喧哗后，却在秋风中陷，于了沉寂。 从春天到夏天，树叶的使命就是尽量地从一个小小的芽苞开始，伸张，伸张，像无数只手举向天空，要空气，要阳光，要风，要雨。现在，一个周期的使命快要结束了。树叶们都慢了下来，停了下来。那些什么都想抓住的叶子的各种形状的边缘开始卷曲，开始露出树表示疲惫的黄色与褐色，或者是像有墨停 5728." >在里面的绿色。在开始变得浅淡的秋阳下，它们还要停留在枝头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或者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因为我们乘坐的火车经过时这一阵风，一片树叶就飘离枝头，旋转而下了。 叶落在地上。 秋收之后的大地也显得懒洋洋的。秋天，大地要休息了。 这是在自己的国度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我很高兴地看到开始休养自身的大地。我的身心也随之松弛下来。 这是去年我在法国乡村旅行时，写下的一段笔记。看起来很优雅闲适，藏在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很疼痛的感觉，因为总要想起自己国度的大地，大地上的人，总是因为“那过重的负载而不得休息”。 现实与现实之９9ｌiｂ?间巨大的差异，总是一种巨大的剌激。 此次法兰西之行，是去签署《空山》第一卷的法文与德文版合同。那时，第三卷《达瑟与达戈》刚刚写完。而在2003年5月，在美国中西部乡村旅行时，正是差不同多样的情形吸引了我，也刺激了我。异国的情景固然使人陶醉，最终，这些印象会宿命般成为与本国现实的一种比照，激起我思考这种现实、表达这种现实的强烈欲望。而思考与表达，唯一的目的，就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社会成功转型。虽然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承担一些必需的代价，虽然历史的进步必定要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我还是强烈认为：不是所有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如果我们承担了，那承担的代价至少不应该被忽略不计。当时，我就想到，美国中西部那些看起来安详富足的乡村，它的人民也曾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我就想起斯坦培克表现这种残酷现实的伟大作品 href='1909/im'>《愤怒的葡萄》。就在那次漫长的旅程中，正像《空山》第三卷刚开始所写的那样，我打开电脑书写中国的乡村。眼前是异国的风情，脑海里却翻腾着故乡的情事。穿过印第安纳，后来，又从华盛顿南下弗吉尼亚。翻译谢里跟我经过了一个个村庄，一座座牧场。谢里是研究《抱朴子》的汉学家，我很少满足他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愿望，我常常沉默，或者常对比中国的乡村与美国的乡村。藏书网 历史车轮已经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也许这个时间单元的转换，也提醒我们，该对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个世纪有所反思了。20世纪，我们的国家获得了新生，而叙写新生，往往与新生本身一样，涩重而艰难。 我想，我的小说的重点不在挽歌的惆怅，而是新生的艰难。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是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在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那些群山的皱褶里，在藏族大藏书网家庭中那个叫嘉绒的部族中，星散着许多这样的村庄。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的从头到尾贯穿的写法，肯定会在呈现一些东西的同时，遗落了另外一些东西。我一直在像等待天启一样，等待一种新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的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 《达瑟与达戈》正是《空山》这幅拼贴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的顺利发表，与发表出来后得到的好评与眼下这个“女评委”大奖，对我后续的创作，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虽然我始终认为，作家不应该为奖项而写作，但写作之后，得到种种奖掖，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即使在一座空山中，无论怎样竭力地呼喊，巨大的山壁也不会对喑哑的嗓子给予回应。反之，那些山壁会有美妙的回声，能把一个孤独的声音放大，放大，使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有时，那些互相响应、互相激荡的声音甚至会惊醒沉寂的蓝色群山。 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奖项，不是为了自得于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为了作品中的现实得到的尊重与理解，是为了更好地走在去往将来的路上。如果我们说全世界话题还过于宏大，那么至少对整个中国来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非常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词 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命运与福社。 谢谢华语传媒大奖直接让作家本人以自己的名字来得到这个奖项。 过去得奖，我不太觉得跟自己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些奖项总是给予某一部具体的作品，你走上领奖台时，感觉好像是那本书懒得出席，而派出的一个代表。虽然那本书是你自己的作品，出自你的笔下。但在我的感觉中，得奖的不是我，而是某一 672c." >本书，或者是某一篇小说。我没有因为得奖而特别高兴过，并不是因为什么特别高妙的原因。我在另一次的得奖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故事从我脑子里走出来，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那是十多年前，随着网络的普及，连打印这个过程也省略了。一个“发送”的指令，这本书就如此轻易而神秘地离开了。从此，这本书就不再属于我了。她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却深深感到，从此，我对她将来的际遇是无能为力了。作家的责任是写出好作品，但作家不能对书本的命运提供一个万全的保险。在此点上，作家和他的书只能听凭好运气的光临。一个作家所能保证的，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作最大的努力，这是我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自信是因为奉献了全部的心智真诚。同时，却无力也不愿为作品以后的际遇而承担责任，于是，当一本书得了某个奖项，我都归因于这本书的好运气。她遇到了那么多喜欢他的人，而不是我。而我这个写作了她的人，未必就有那么讨人喜欢。或者说，写作者如果要忠于一个作家的职责，也许还会制造出一些对立面，而不是让所有人都与自己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当我代表某一个作品去登上领奖台时，我的确不是显得那么欢欣鼓舞。 但是，今天登上这个领奖台有些不同。一个作家当然是因为创作的作品而享获奖励，毕竟，这一次，至少在形式上，我的感觉是这个奖项直接给予了作家本人，而让他的作品藏在了这个人的后面，我直接感到我的劳动得到了肯定。于是，这一次，我真切地想要对使我得奖的机构与评委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不只是知识分子，就是一般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眼光都越来越向外。外国的思想、外国的生活方式、外国的流行文化，差不多事无巨细无所不知，对巴黎街边一杯咖啡的津津有味，远超过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关注。而中国深远内陆的乡村与小镇，边疆丛林与高旷地带的少数族群的生活越来越遗落在今天读书阶层，更准确地说是文化消费阶层的视野之外。所以，我对自己关于深远内陆与少数族群的书写，还能得到这样的关注、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支持而感到宽慰。尤其是，这种肯定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来自一些一直在进行负责的社会文化批评的评委，更使我深感荣幸。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有关藏族历史、文化与当下生活的书写，外部世界的期待大多数时候会基于一种想象。想象成遍布宗教上师的国度，想象成传奇故事的摇篮，想象成我们所有生活的反面。而在这个民族内部也有很多人，愿意作种种展示（包括书写）来满足这种想象，让人产生美丽的误读。把青藏高原上这个民族文明长时期停滞不前，描绘成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在国际上，这种“美丽”的误读更加甚嚣尘上。尤其使人?感到忧虑的是，那样的不幸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在民间，一些新的误解正在悄然出现——虽然并不普遍，但确实正在出现。这些误解会在民间，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中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在很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人们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他们因为蒙昧，因为弄不清楚尘世生活如此艰难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命运无条件托付给神祇已经上千年了。20世纪以来，地理与思想的禁锢之门被渐渐打开。这里的大多数人才得以知道，在他们生活的狭小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大，更为多姿多彩，因而也就更复杂，初看起来更让人无所适从的世界。而他们跨入全新生活的过程，必定有更多的犹疑不决，更多的艰难。尘世间的幸福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不是每一个追求福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更不要说，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福祉也如宗教般的理想一样难以实现。于是，很多追求这些幸福的人也只是饱尝了过程的艰难，而始终与渴求的目标越发遥远。所以，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的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从这个世界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一个人的命运故事。 我所以强调以个人命运为对象的叙事方式，首先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小说家必然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一个僧侣，或者别的什么人，有资格合情合理合法地代表这个神秘帷幕背后的世界上所有?９９lib?的人民。只有那些一个一个的个体，众多个体的集合，才可能构成一个族群，一种文化的完整面貌，只有这种集合，才能真正地充实一个概念。可悲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那个被叫做西藏的地方，总是少数人天然地成为所有人的代言。而这些代言往往出于一己之私，或者身处其中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任意篡改与歪曲族群与文化这些概念的内涵。 我自己就曾经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藏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听。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与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很多时候，看到外界对我脱胎其中的文化的误读仍在继续，而在这个文化内部，一些人努力提供着不全面的材料，来把外界的关注引导到错误方向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绝望。但绝望不是动摇。这种局面正说明，需要有人来做这种恢复全貌的工作，做描绘普通人在这种文化中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工作。而今天得到的这个奖项，正是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最大的理解与支持。我要在此对这种同情与支持再次表达深切的谢意。 今天，在得到一个享有美誉的文学奖项的眷顾时，我更要感谢文学。 对我来说，文学不是一个职业，一种兴趣爱好。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她是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的，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我生长于荒僻的乡村，上过学，但上过的小学、初中和中等师范都是最不正规的那一种。上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期间。大家知道，那时的学校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一直在教我们用一种扭曲的、非人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人生，让我带着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走入了生活，而那时我置身其中的生活似乎也不会给一个年轻人好的指引。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在自觉排除过去的年代注入体内的毒素，更多人以为因这些毒素而发着低烧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好在这时，我遭逢了文学。不是当时流行的文学。那些尘封在图书馆中的伟大的经典重见天日，而在书店里，隔三差五，会有一两本好书出现。没有人指引，我就独自开始贪婪地阅读。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能把那些夹杂在一大堆坏书和平庸的书中的好书挑选出来。大家知道，我自己来自一个宗教压倒一切的文化。但是，在众神与凡人之间，那么多的神职人员却让人对宗教失去了信仰。但在回首往事时，我曾想过，上天真的有一种巨大的意志，在冥冥之中给予人超越凡尘的帮助吗？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我只是贪婪地阅读，觉得这种阅读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在我周围，至多是有善良的人，但没有伟大的人。但在书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一个的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指引我，教导我。也许是有些矫枉过正了，以后，我拒绝过很多再次走进学校的机会。这当然是来自我过去的经验。但我很放心把自己交给文学，让文学来教育我，提升我。 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争斗，但文学让我懂得，人生不只是这些内容，即便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而精神向往，并不是简单地托付给中介机构一样的神职人员，或者另外什么人，就可以平稳地过渡到无忧无虑无始无终的天国，而是在自己的内心生出能让自己温暖、也让旁人感到安全与温馨的念想，让她像一朵花结为蓓蕾悄然开放，然后，把众多的种子撒播在那些荒芜的土地之上。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竖立在人际藏书网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只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卑贱，也不再让我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热爱的名义陷于褊狭。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自己的写作，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去教育他人。文学是潜移默化的感染，用自己的内心的坚定去感染，而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说辞。 我不想说，我和自己的同时代人一样，接受的是一种蔑视美、践踏美的教育，至少，那是一种没有审美内容的教育，或者说，是以粗暴，以强力，以仇恨为美的教育。我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是文学让我走出这个内心的牢狱。让我能够发现并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在美还不普遍的时代心怀着对美更高的憧憬。 我这样说，当然包括感谢文学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是文学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教育，关于增添人性光辉的教育，关于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美好的教育，关于一个人应该有丰沛而健康情感的教育，把我这样一个生长于蒙昧而严酷环境中，因而缺乏对人生与世界正确情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如果说，我对将来的自己还有更大的信心，也是因为相信，通过文学这个途径，我将吸取到更多的人类的精神成果，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吸收，自己将变得更加正常，更加进取，更加健康。 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 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已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 这个演讲的题目是别人给我的，这个话题着实使人犯难。 这是个很多人都谈过的题目，我就在不同的场合听很多人谈过，主要是从理论上论证在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上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而更多的人，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没有全球化的说法时，也没有文化多样性的说法；有了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说法也随之出现了。今天，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谈全球化是政治正确，高明的人在谈，不高明的人更是要谈。因为不高明的人更害怕自己跟不上潮流，怕自己政治不正确。当然，这些人同时也要谈与全球化相矛盾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如此展开话题是一种时尚，表示谈话的人具有普世价值观。时尚前卫和政治正确，在文化领域中总是受到鼓励的。 教授、艺术家、记者、有学历的官员和商人一方面高度赞同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又一致赞同在这样一种趋势下，要多多保持各个地区与民族的文化特性，即和生物多样性意思大致一样的文化多样性。我也想顺着这个意思来谈，顺着大家的意思依着逻辑上十分圆满自洽的理论，又时尚又正确，赞同主流意见的人如果不能得到特别奖赏，至少非常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身处现实之中，而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各种讲坛上。在强大的现实场景之中，生活与历史，包含着文化因素的 90a3." >那一部分生活与历史的实际演进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今年夏天，我去参加一个中国与韩国作家的对话会。会议的后半段，去附近一个高原湖泊区观光旅行。这个湖位于青藏高原，湖畔的草原上生活着许多藏族人。他们或者在草原上游牧，或者在湖畔一些宜于耕作的土地上种植一些能够在高原的短暂夏天迅速生长的农作物。我们到达的那个时段，湖畔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开满油莱——当地一种农作物金黄色的花朵。在这里，几百平方公里的湛蓝湖泊是可以观赏的，包围着湖泊的草原是可以观赏的，藏人的游牧是可以观赏的，他们种植的庄稼形成的花海也是可以观赏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些可观赏的存在被叫做资源——旅游资源。顺理成章，凡是资源都会得到开发。旅游公司，酒店，环湖公路已经建立并在进一步完善。游客从空中，从陆地向此地会聚。游客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来自世界的不同国家。汉语、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那么多不同的语言在湖畔响起。酒店里挂着好多个时钟，除了本地时间，还显示着纽约、巴黎、东京等地的时间。这就是全球化。在这表象之下，旅游公司的运作，酒店的管理，旅客们的兴趣所在，机场的建立，铁路的运行更是全球化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了。具体而言，是当地的游牧的、农耕的藏民族的文化。我想大致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生产方式，他们的饮食起居习惯，再深入一些，他们的自然观与历史感。游客的到来，当然是因为作为多样文化之一种的存在。但这些游客的来到，是对这个整体的文化有足够的兴趣与尊重吗？在实际的情形中，可能情况并不是这样。 现实的情况是，人人都可以感到经济的力量很强大，游客——外来的观赏者以消费名义具有了一种左右当地文化走向的力量。在游客进入一个异族的生活空间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期待。这种期待不是基于对别种文化的真正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想象，并且希望那个文化能够符合自己的想象。因为经济的考量，当地政府和能从旅游业中获益的老百姓会因此被驱动，来分解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放大甚至改写那些符合同时作为外来者与消费者想象的部分，提供出来，使资源转化为收益，而另外一些部分，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于是，自在的文化越来越具有表演性。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不断生长，而不适于表演与展现的部分就被遗忘。年深日久，这个文化就被重新改写与塑造了，而且是在文化保护的名义之下。我想，这种现象不只是藏族文化所面临的窘境，也是其他处于弱势的文化所面临的普遍状况。 我在很多地方旅行，发现那些经过改编与修饰的民间歌舞，已经从那些表演性的场所重返乡间，覆盖了更民间更朴素的那些真正的民间歌舞。而那些被覆盖的本是那些经过美饰的东西的源头。这是一种文化的消失。在中国，这种消失并不如西方一些人所想象的是出于一个巨大的文化灭绝的阴谋，而是一种因应了经济全球化而自发进行的过程。因为每一次微小变化的驱动力，都来自在全球几乎完全相同的旅游业运行模式中，源于最大限度博取游客的欢心的惯常做法。这些惯常做法的重点就是让游客的欢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钱。 有文化的人——不，我看还是说受过些教育的人更为准确——喜欢空洞地侈谈文化，在前面说到的那个会上，中韩两个国家的作家坐在一起就谈了好多文化，而且，谈得都很正确。一方面拥护全球化，一方面呼吁保持文化多样性，然后，坐上旅游公司的大巴士去到异族人的草原。到达湖畔时，许多人以湖泊草原作为背景照相。这时，虽然不是节日，但几个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小姑娘出现在游人中间。她们就是附近那些放牧牦牛与绵羊的牧民的孩子，她们来提供一种消费，和游人一起照相。每当有满载游客的大巴士停下，她们就出现了。她们当然不知道新来的这一车是一群作家，但知道这些人和以前的大巴士载来的那些人一样，希望在照片中除了美丽风景，还有异族人的身影相伴。所以，十来岁的孩子用熟练的汉语和不熟练的英语与想跟她们合影的人严肃地讨价还价。然后，再换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与达成交易的游客一起合影。我的一些同行就这样留下了与她们在这个湖畔的倩影，因为他们的职业与名气，其中有些照片，将来某个时候还可能发表在报刊或网上。我旁观着这热闹场景时就想，这些小姑娘用很不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在外来者的照片中“表演”了一次文化多样性。没有人强迫，每一辆旅游车停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度的人们走下车来，她们就把这种收费的表演重复一次。我很注意那些照相的同行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我想，好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城市酒店的会议厅里说过的那些话题，他们不再说文化了，也不再深究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循环往复对文化的意味了。只是有人抱怨这些小姑娘要价太高了，抱怨本该淳朴的民族，本该天真的小姑娘怎么变得如此势利了。 其实，即便深究又有什么有用处呢？ 就在这个场景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变化了，这些变化让游客不喜欢，比如，牧人不再天天骑在马上，他们发现骑着摩托车放牧显然更轻松自在。他们用拖拉机犁地，用收割机收割成熟的小麦。只要经济能力允许，他们还推倒那些样式与功能延续了上千年的房屋，新修起功能更齐备，居住起来更舒适的，但与外部世界的房子更相像的房子。当整个民族文化不能孕育出富于建设性的创造力的时候，弱势的民族就总是在通过模仿追赶先进的文化与民族，希望过上和外部世界那些人一样的生活。 当全球化的进程日益深化时，这个世界就不允许有封闭的经济与文化体存在了。于是，那些曾经在封闭环境中独立的文化体缓慢的自我演进就中止了。从此，外部世界给他们许多的教导与指点。他们真的就拼命加快脚步，竭力要跟上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正是这种追赶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方式与文化。 局面所以如此，难道不正是全球化过程中，那些坐着火车来，坐着飞机来，坐着旅游巴士来的外部世界的人们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吗？这个游客可能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难道不是其所供职的政府所倡导的政策导致了这种变化？这个游客可能是某个跨国公司的雇员，难道不是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这个游客也可能来自某一所大学或研究机构，难道不是这些机构所提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让人左右为难？ 从强势的外部世界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总是感到失望，他们会说，我们只是要你们学习我们的政治文明与经济文明，文化上你们应该保持住自己的东西。但究其根本，这不过是一些把观赏异族文化作为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的抱怨罢了。 大部分时候，我们讨论文化都是假定其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运行，其实，文化从来不能独立于这两个强大存在。我想，上面所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也去外国旅行。我自己就曾在夏威夷考察当地土著的生活，在南美洲探访印第安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感受到，文化，或者说文化的一部分如何被强势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形态按照需要重新塑造并加以呈现。 我这样说，可能要让很多人不高兴了，认为我反对保持文化多样性，认为我反对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我完全认同文化应该多样性的观念，只要基于一个人的基本归属感，不需要什么理论也能深知不同的文化自有不同的历史与价值，如果自然发展，更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但文化从其产生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独立于经济与政治，甚至是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不然，我也不可能讲着这样的语言，站立在这个讲台之上。可以肯定这首先不是因为文化的变化，而首先是拜经济全球化所赐。我来到此地，当然是因为不同族群不同国度间文化交流的需要，但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图书出版作为一个产业运作而提供了这个可能，正因为有书展这个图书交易平台，我才能站到这个讲台上说这么一些话。这么说来，我自己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不然，以我对知识的兴趣与天资，此刻应该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研习佛教经典吧。 作为一个作家，我不会空谈文化多样性，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弱势民族的文化特性，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基因特别丰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我常常感到，文化在似是而非的空谈中被架空，被悬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人设身处地，都来做一点具体的事情，都来把正被高度发展的商业作为产品的文化，往文化的本体，往文化的整体性方面矫正一点。也许，有一天，当经济全球化的推行者们意识到这种模式强加给了弱势文化怎样的戕害，愿意使全球的文化真正恢复多元而且平等的格局时，我们的文化基因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存，作为恢复这种格局的有价值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那些主宰并导引着这个世界前进方向的人们的觉悟。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觉悟是多么艰难，特别是期待那些处于引导者地位的经济与政治领袖的觉悟就更艰难了。今天，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的无止境的贪婪所致，资本贪婪时，连普通百姓的生计都抛之于脑后，还遑论什么文化的保护。所以，我对文化多样性的悲观其实是源于对人性的悲观。 但是，即便是最为悲观的人也会对这个世界怀有一些美好的期望，所以，我也对不同文化间彼此平等，弱势文化真正被尊重，抱着一份美好的期待。尽管我知道，这种期待其实相当渺茫。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的演讲 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 这次受《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林建法先生的邀请，来渤海大学参加交流活动，他预先布置任务，一个是要与何言宏先生作一个对话，一个是要我准备一个单独的演讲，无论是何先生预先传给我的对话要点，还是林建法主编的意思，都是要我侧重谈谈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或者说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这样一个话题。这是文学艺术界经常谈及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越谈越歧见百出，难以定论的话题。 去年10月到11月间，有机会去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作了一次不太长的旅行。我要说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一方面是与过去只在文字中神会过的地理与人文遭逢，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初上文学之路时最初旅程的一次回顾。在这次旅行中，我携带的机上读物，都是20世纪80年代阅读过的拉美作家的作品。同行的人，除了作家，还有导演、演员、造型艺术家。长途飞行中，大家也传看这几本书，并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交换对这些书的看法，至少都认为这样的书，对直接体会拉丁美洲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气韵，是最便捷、最有力的入门书。我说的是同行者的印象，而对我来说，意义显然远不止于此。我是在胡安·鲁尔弗的高原上行走，我是在若热·亚马多的丛林中行走，我是在博尔赫斯的复杂街巷中行走！穿行在如此广阔的大地之上，我穿越的现实是双重的，一个实际的情形在眼前展开，一个由那些作家的文字所塑造。我没有机会去寻访印加文化的旧址，但在玛雅文化的那些辉煌的废墟之上，我想，会不会在拐过某一座金字塔和仙人掌交织的阴影下与巴勃罗·聂鲁达猝然相逢。其实也就是与自己文学的青春时代猝然相逢。 之所以提起一段本该自己不断深味的旅行，是因为在那样的旅途上自己确实想了很多。而所思所想，大多与林建法先生给我指定的有关民族与世界的题目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对我来说，在拉美大地上重温拉美文学，就是重温自己的80年代，那时，一直被禁闭的精神之门訇然开启，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外部世界精神领域中的那些伟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汹涌的浪头，像汹涌的光向着我们迎面扑来，使我们热情激荡，又使我们头晕目眩。 林建法先生的命题作业正好与上述感触重合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只好索性就从拉美文学说起，其间想必会有一些关涉到与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话题相关的地方。 所谓民族性与世界性，在我看来，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颇让人感到困扰，却又长谈不已的话题。从我刚刚踏上文坛开始，就有很多人围绕着这个话题发表了很多的看法，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地把这些议论作一个冷静客观的估量，结果可能令人失望。因为，迄今为止，与二十多年前刚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相比，在认知的广度与深度上并未有多大的进展。而且，与那时相比较，今天，我们的很多议论可能是为了议论而议论，是思维与言说的惯性使然，而缺乏当年讨论这些话题时的紧迫与真诚。一些基本原理已经被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具体到小说领域，民族化与世界性这样的决定性因素在每一个作家身上，在每一部成功抑或失败的作品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尤其是如何起到作用，还是缺少有说服力的探讨。 这个题目很大，如果正面突破，我思辨能力的缺乏马上就会暴露无遗。那么，作为一个有些写作经验的写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自己的作品，来谈一谈自己在创作道路上如何遭逢到这些巨大的命题，它们怎么样在给我启示的同时，也给我更多的困扰，同时，在排除了部分困扰的过程中，又得到怎样的经验。把这个过程贡献出来：也许真会是个值得探求一番的个案。 谈到这里，我就想起了萨义德的一段话：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 以我的理解，萨义德这段话，正好关涉到了所谓民族与世界这样一个看似寻常，但其中却暗含了许多陷阱的话题。“我”是民族的，内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个部分，“我”通过“它”和“你”，瑞度“它”和“你”，最后是要达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作家的野心，也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发展，甚至是消亡之道。 就我自己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那时正是汉语小说的写作掀起了文化寻根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个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行步未稳之时，很容易就被裹挟到这样一个潮流中去了。尤其是考虑到我的藏人身份，考虑到我依存着那样一种到目前为止还被大多数人看得相当神秘奇特的西藏文化背景，很容易为自己加入这样的文化大合唱找到合乎情理的依据。首先是正在学习的历史帮助了，我。有些时候，历史的教训往往比文学的告诉更为有力而直接。历史告诉了我什么呢？历史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刚刚走出了意识形态决定论的阴影，又立即相信文化是一种无往不胜的利器，像相信咒语一样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斩钉截铁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没有摆脱把文学看成一种工具的旧思维。历史还告诉我们，文学，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作用于我们的灵魂与情感，无论古今中外，都>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它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丰富一种文化，但绝对不是用于展示某种文化的一个工具。 文学所起的功用不是阐释一种文化，而是帮助建设与丰富一种文化。 正因为如此，我刚开始写作就有些裹足不前，看到了可能不该怎么做，但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刚刚上路，就在岔路口徘徊，选不到一个让人感到信心的前行方向。你从理性上有一个基本判断，再到把这些认识融入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具体说来就是，这样的认识只是否定了什么，那么你又相信什么？又如何把你所相信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融入具体的文体？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应该说，我就这样左右彷徨徘徊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最后，是大量的阅读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先说我的困境是什么。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来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汉语写过异域生活，比如唐诗里的边塞诗，“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就是离开汉语覆盖的文化区，进入异族地带了。但是，在高适、王昌龄们的笔下，另外那个陌生的文化并没有出现，那个疆域只是供他们抒发带着苍凉意味的英雄情怀，还是征服者的立场，原住民没有出现。王国维在 href='1566/im'>《人间词话》中说过：“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我依此指引，读过很多纳兰容若，却感觉并不解决问题，因为所谓“未染汉人风气”，也是从局部的审美而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纳兰容若还是很彻底地被当时的汉语和汉语背后的文化“化”过来了的。 差不多相同意味的，我可以举元代萨都拉的一首诗：“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与边塞诗相比，这北地荒漠中的歌唱，除了一样的雄浑壮阔，自有非汉文化观察感受同一自然界的洒脱与欢快。这自然是非汉语作家对于丰富汉语审美经验的贡献。但也只是限于一种个人经验的抒发，并未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这样的作品在整个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 更明确地说，这样零星的经验并不足以让我这样的非汉语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长写作生涯的充分自信。 好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与纳兰容若和萨都拉们完全不同的时代，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条件通过汉语沟通整个世界。这其中自然包括了遥远的美洲大陆。讲拉丁语的美洲大陆，也包括讲英语的美洲大陆。 在这个时期，美洲大陆两个伟大的诗人成为我文学上的导师：西班牙语的聂鲁达和英语的惠特曼。 不是因为我们握有民族文化的资源就自动地走向了世界，而是我们打开国门，打开心门，让世界向我们走来。 当世界扑面而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板块，而是很绚丽复杂的拼盘。我的发现就是在这个文学的版图中，好些不同的世界也曾像我的世界一样喑哑无声。但是，他们终于向着整个世界发出了自己洪亮的声音。聂鲁达们操着西班牙语，而这种语言是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从另一个大陆带过来的。但是，他们在美洲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即便是从血统上讲，他们也不再全部来自欧洲。拉美还有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同肤色的血统与文化都在彼此交融。从而产生出新的人群与新的文化。但在文学上，他们还模仿着欧洲老家的方式的与腔调。从而造成了文学表达与现实、与心灵的严重脱节。拉丁美洲越来越急切地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并向世界发言。告诉世界，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中一个庄严的成员。如今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造成了拉美文学“爆炸”的作家群中的好些人，比如卡彭铁尔，亲身参与了彼时风靡欧洲大陆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还能够身在巴黎直接用法语像艾吕雅们一样娴熟地写作。但就是这个卡彭铁尔，在很多年后回顾这个过程时，这样表达为什么他们重新回到拉美，并从此开始重新出发。拉丁美洲作家，“他本人只能在本大陆印第安编年史家这个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为本大陆的现在和过去而工作，同时展示与全世界的关系。”他们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认同拉丁美洲的历史有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个源头。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我本人也是非常认同的，那就是认为作家表达一种文化，不是为了向世界展览某种文化元素，不是急于向世界呈现某种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而是探究这个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以使世界的文化图像更臻完整。用聂鲁达的诗句来说，世界失去这样的表达，“就是熄灭大地上的一盖灯。” 的确，卡彭铁尔不是一个孤证，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伟大的诗歌《亚美利加的爱》中就直接宣称，他要歌唱的是“我的没有名字不叫亚美利加的大地”。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那么他要说的就是要直接呈现那个没有被欧洲语言完全覆盖的美洲。在这首长诗的一开始，他就直接宣称：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歌唱历史从野牛的宁静，直到大地尽头被冲击的沙滩在南极光下聚集的泡沫里从委内瑞拉阴凉安详的峭壁洞窟，我寻找你，我的父亲混沌的青铜的年轻武士 接下来，他干脆直接宣称：“我，泥土的印加的后裔！”而他寻找的那个“混沌的青铜的年轻武士”，不是堂吉诃德那样的骑士，而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古代印加勇士。 我很为自己庆幸，刚刚走上文学道路不久，并没有迷茫徘徊多久，就遭逢了这样伟大的诗人，我更庆幸自己没有曲解他们的意思，更没有只从他们的伟大的作品中取来一些炫技性的技法来障人耳目。我找到他们，是知道了自己将从什么样的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上路出发，破除了捜罗奇风异俗就是发挥民族性，把独特性直接等同于世界性的沉重迷思。 从此我知道，一个作家应该尽量用整个世界已经结晶出来的文化思想成果尽量地装备自己。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不是把这些二手知识匆忙地塞入作品，而是用由此获得的全新眼光，来观察在自己身边因为失语而日渐沉沦的历史与人生。很多的人生，没有被表现不是没有表现的价值，而是没有找到表现的方法。很多现实没有得到的观察，是因为缺乏思想资源而无从观察。 也许无论是地理还是文化都丰富多彩的拉丁美洲就具有这样的魅力，连写出了宏传严谨的理论巨著《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当他考察的笔触神向这片大陆的时候，也采用了非常文学化的结构与语言，写下了（忧郁的热带》这样感性而不乏深邃的考察笔记。 所以，我准备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时候，就从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们那里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不是模仿 href='2745/im'>《百年孤独》和《总统先生》那些喧闹奇异的文体，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潸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在我的故乡，人们要传承需要传承的记忆，大多时候不是通过书写，而是通过讲述。在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向这个家族的新一代传递着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头传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 是的，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来讲述末世土司故事的时候，就不再刻意去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历史，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家同行会因为所谓的“藏书网真实”这个文学命题的不断困扰，而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感到想象力的束缚。我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困扰，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这就是拉美文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启发。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的简单的模仿，而是通过对他们创作之路的深刻体会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聂鲁达的诗集，在我故乡四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漫游。走过那些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包括那些已经被丛林吞噬的人类生存过的遗迹。各种感受绵密而结实，更在草原与群山间的村落中，聆听到很多本土的口传文学。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传神话传统嫁接到了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能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卡彭铁尔给这种语言系统的命名是“巴罗克语言”。他说：“这是拉丁美洲人的敏感之所在。”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才需要这样一种语言，不是，他说：“为了认识和表现这个新世界，人们需要新的词汇，而一种新的词汇将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念。” 这句话有一个重点，首先是认识，然后才是表现，然后才谈得上表现，但我们今天，常常在未有认识之前，就急于表现。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独特而表现。为什么要独特？因为需要另外世界的承认与发现。 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感受更多的还是形式的问题：语言、节奏、结构。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让你失掉一部真正的小说。—个好的小说家，就是在碰到可能写出一部好小说的素材的时候，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要想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光有写好小说的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光有某些方面的天赋也是不够的。这时，就有新的问题产生出来了：什么样的形式是好的形式？好的形式除了很好表达内容之外，会不会对内容产生提升的作用？好的形式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小说家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去尝试，去思考的。 我从2005年开始写作六卷本的长篇小说《空山》，直到今年春节前，才终于完成了第六卷的写作。这是一次非常费力的远征。这是一次自我设置了相当难度的写作。我所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和中国很多很多的农耕的村庄一模一样。这些本来自给自足的村庄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经受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激荡，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一种社会刚刚建立，人们甚至还来不及适应这种方式，一种新的方式又在强行推行了。经过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旧有秩序、伦理、生产组织方式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维系社会的旧道德被摧毁，而新的道德并未像新制度的推行者想象的那样建立起来。我正在写作《空山》第三卷的时候，曾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作一个较长时期的考察，我和翻译开着车在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区走过了好些地方。那里的乡村的确安详而又富足，就是在那样的地方，我常常想起斯坦培克的巨著 href='1909/im'>《愤怒的葡萄》。那些美国乡镇给人的感觉绝不只是物质的富足，那些乡镇上的人们看上去，比在纽约和芝加哥街头那些匆匆奔忙的人更显得自尊与安闲。但在斯坦培克描述的那个时期，这些地区确实也曾被人祸与天灾所摧残，但无论世事如何艰难，命运如何悲惨，他们最后的道德防线没有失守，当制度的错误得到纠正，当上天不再降下频仍的灾难，大地很快就恢复了生机，才以这样一种平和富足的面貌呈现在一个旅人眼前。藏书网 但这不是我的国度，我的家园。 80年代，我们的乡村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生产秩序短暂回复到过去的状态，但人心却回不去了。而且，因为制度安排的缺陷，刚刚恢复生机的乡村又被由城市主导的现代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乡村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了，但在参与更大的经济循环中去的时候，乡村的利益却完全被忘记了。于是，乡村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失去了机会。而这五十年恰恰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十年，也是经济发展给数以亿计的人们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得到最快提升的五十年。所以，我写的是一个村庄，但不止是一个村庄。我写的是一个藏族的村庄，但绝不只是为了某种独特性，为了可以挖掘也可以生造的文化符号使小说显得光怪陆离而来写这个异族的村庄。再说一次，我所写的是一个中国的村庄。在故事里，这个村庄最终已然消亡。它会有机会再生吗？也许。我不忍心抹杀了最后希望的亮光。 那么，这个故事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这本书的内容，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最大的努力就是不让这样的问题来困扰我。 那时，我就想起年轻时就给我和聂鲁达一样巨大影响的惠特曼。他用旧大陆的英语，首先全面地表现了新大陆生机勃勃的气象。在某些时候，他比聂鲁达更舒展，更宽广。那时我时常温习他的诗句：“大地和人的粗趟所包含的意义和大地和人的精微所包含的一样多/除了个人品质什么都不能持久！” 他还常常发出欢呼形象出现了！/任何使用斧头的形象，使用者的形象，和一切邻近于他们的人的形象。/形象出现了！/出入频繁的门户的形象。/好消息与坏消息进进出出的门户的形象！ 这也是我对文艺之神的最多的企求：让我脑海中出现形象，人的形象，命运事先就在他们脸庞与腰身上打下了烙印的乡村同胞的形象。生命刚刚展开就显得异常艰难的形象。曾经抗争过命运，最后却不得不逆来顺受者的形象。与惠特曼不同的是，我无从发出那样的欢呼，我只是为了不要轻易遗忘而默默书写，也是为了对未来抱有不灭的希望。 正是从惠特曼开始，我开始进入英语北美的文学世界，相比南方的拉美作家，应该说，更大群、更多样化的美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美国犹太作家和黑人作家给了我更持久的影响与启发。 写作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吃惊小说怎么这么快速地完成了。而在写作《空山》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却一直盼望着它早一点结束。现在，它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把过于沉重的担子从肩上卸下来，心中却不免有些茫然。很久，我都不让这部小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要来参加这次活动，觉得该谈一谈。才让它重新进入我的意识中。如果需要回应一下开始时的话题，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或者因为它是民族的，因此自动就是世界的。我想，有些小说非常适合作这样的文本分析。但我会更高兴地看到，《空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人装入这样的理论筐子里边。不是被捡入装山药的筐子，就是被捡到装西红柿的筐子。我想有些骄傲地说，可能不大容易。直到现在，我还是只感到人物命运的起伏——那也是小说叙事的内在节律，我感到人物的形象逐一呈现——这也关乎小说的结构，然后，是那个村庄的形象最初的显现与最后的消失。民族、世界这些概念，我在写作时已经全然忘记，现在也不想用这些彼此相斥又相吸，像把玩着一对电磁体正负极不同接触方式一样把玩着这样的概念，我只想让自己被命运之感..所充满。 需要申明一点，小说名叫《空山》与王维那两句闲适的著名诗句没有任何关联。如果说，这本书与拉美文学还有什么联系，那就是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一本拉美人写的政论性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因为我们的报章上还开始披露，这本书所写的那个五十年，中国的乡村如何向城市，中国的农业如何向工业——输血。是的，就是这个医学名词，同样由外国人拥有发明权。 最后，我想照应一下演讲的题目，那是半句话。整句话是：我只是打开了心门，我没有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向我扑面而来！ 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在中央民大等高校的演讲 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必须不断地谈 href='2738/im'>《尘埃落定》，这个来自越来越遥远的时间的一个部族集体记忆深处的故事。谈主题，谈文本谈语言，谈作为背景的社会与政治，谈有些哗众取宠的趣闻逸事。这是我被引导着进入自己作品的规定角度，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试图进入一部作品时最方便的门径。但这种方便法门，并不总能让我们顺利地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一些特别的门径完全被忽略了。对某些作家来讲，这种忽略可能致使其不能完全地进入真正的文学状态。这种错误的另一个结果可能是，一部作品找到了很多读者，却找不到一个能作出恰当诠释的批评家。 在我看来，好些非常有名的，被很多人诠释过的作品，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最著名的两本书，是两个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代表作。一本当然是马尔克斯的 href='2745/im'>《百年孤独》，一本是莫瑞森的 href='3601/im'>《宝贝》。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语境中是怎样被批评的。但我知道，这两本译为中文已经很长时间的书，在中文的语境中是被怎样批评与言说的。这些批评与言说，如果只是批评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倒也罢了，但这些批评的结论与得出结论的方式，往往影响到很多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影响到许多写作者的路径取向。 比如莫瑞森小说中的差不多无处不在的鬼魂，它是怎么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它为什么会出现？仅仅是作家有意设置的烘托气氛的手段，或是赋予了特别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它最初的来源是否就是作家灵感突至的结果？至少在我看到的批评中，这些可能真正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却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了。一些批评忙于揭示其中可能包含的美国社会矛盾和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这其实和很多美国人诠释中国文学的方式如出一辙。也有一些批评则断章取义，把—部完整的作品为我所用，支持我论点的东西，便加以呈现，否则便让其永远沉陷在那束理论之光永远光照不到的黑暗之中。我们看到过在黑夜的世界里，一束光如何照亮很小的一片地方，而舍弃了真正广大存在的景象。当今的批评中，这种景象实在是十分普遍。 莫瑞森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但在中国批评界与创作界中，她的名声远比马尔克斯要小。 href='3601/im'>《宝贝》这部杰作也常常被忽略。而人人都能够谈的是 href='2745/im'>《百年孤独》。从小说开头的那一句话，到书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再到纯政治性的对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抗议等。而且，大家也都因此知道了一个词：魔幻现实主义。这个主义代表了一个喧闹的，多彩的，差不多随心所欲的，无所不能的文体。魔幻在这里的意思差不多与魔术相当。魔术可以引领我们逃避真实。 自 href='2745/im'>《百年孤独》登陆并风靡了中国以后，所有富于想象的作品，都面临被贴上一个魔幻标签的危险。我特别担心，那个遥远的，曾经十分喧闹的，匪夷所思的，已经重新陷落于记忆与雨林深处日渐朽腐的马孔多镇，会被中国文学当成所有超凡想象的唯一源头。 在当年的魔幻热潮中，我便开始琢磨马尔克斯和马尔克斯们是怎么开始魔幻?.起来的。于是读鲁尔弗、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富恩斯特等一系列的拉美作家。看这群人的想象为什么会发生集体性的爆发。在此之前，拉美大陆的作家只是用西班牙语写着一些西班牙式的小说。终于，这些急于摆脱旧大陆影响的人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诗歌帝国。这个帝国的核心是聂鲁达，聂鲁达的诗歌王国的制高点《巴克楚比克楚》，便是美洲大陆本土的印第安文化最辉煌高峻的圣殿。 这首诗也为我们解读整个拉美的文学爆炸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条，来自欧陆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一条，拉美本土印第安文化传统在西班牙语的拉美文学中的复活。 在拉美，这样两条在时空上相距遥远的意识之流奇妙地汇集到一起，产生出一条新的河流。这条河流在一个新大陆上，激情四溢地四处流淌，随时随地开辟出新的河床。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文学大潮的出现，既与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的艺术观念与技术试验有很大关系，更与复活本土文化意识的努力密切相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把马尔克斯们当成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的。至少，从众多的评介文字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拉美的文学爆炸就像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假说一样，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魔幻现实主义所受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被忽略了，而作家们发掘印第安神话与传说，复活其中一些审美与认知方式的努力则更是被这种或那种方法论圈定了界限的批评排除在视野之外。 从此，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未必明了的概念便常常用来指称所有具有超现实因素的作品。这种简单化的方式，把整个拉美的爆炸文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又等同于马尔克斯一个作家，马尔克斯一个作家又等同于 href='2745/im'>《百年孤独》这一部作品。就其从把复杂纷纭的事物变得简单与绝对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很多批评家应该改行去做“数学家”了。 当然，如果这仅仅是用以评介那些作品，我们也无话可说，但这种批评方式很快又蔓延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介之中。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从技术到观念，受了很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思想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以重叠而交叉的方式发生的，这样复杂的影响方式在成功的作家的成功作品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这句话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一个只会模仿的作家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作家。当今的批评往往用剖析模仿性作品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 即便我们要把中国作家所有的创新努力都算到模仿外国作家的账上，那么，一些具有异质感，有些超常想象与超现实场景的作品，也绝非对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一个马尔克斯的反复模仿那么简单。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一张与马尔克斯同道的拉美作家的名单。虽然我见识不多，也还读过许多富于幻想性的作品。比如法国人埃梅，比如意大利人卡尔维诺，还有前面提到的莫瑞森（就读读《所罗门之歌》那富于超现实意味的开头吧）。如果说到一些单篇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提到卡夫卡的 href='984/im'>《变形记》，尤瑟纳尔的《王佛的保命之道》。所以，我不知道是中国批评家偷懒只读了马尔克斯，还是如此一致地崇拜着马尔。 也许，我们认为文学的想象到马尔克斯为止。所以，任何作家的作品出现..t>超现实的场景都是在马尔克斯的香蕉园里“跳舞”。也许，我们认为超现实的现象、诗意的想象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专利，所以，中国作家在这方面的任何建树，都侵犯了人家的专利权。 文学源流的梳理，自从有文学批评，有文学史以来，就开始进行了。而且积累了很多各有所长的方法。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得到的对待往往过于简单了。在这样一个境况下，如果有谁还盼望对另一个源头，即本族文化的源头与基因进行一些梳理与考量，那也会成为一个超现实的想象。刚才说过，马尔克斯们那种多彩多姿、喧闹不已的文体，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对印第安神话与传说的研究，其中包含了他们复活已经日渐湮灭的印第安文化意识的共同努力。在我看来，当下的一些中国作家也在作着同样的努力。 这里，我想谈谈自已的书 href='2738/im'>《尘埃落定》。关于这本书的真正批评不多，但就我看到的而言，多是作了一些源流上的大致梳理。所以，我就想避开这个路数，来谈谈这本书的民间文化来源。 这本书取材于藏民族中的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当然我只能作一些感性的陈述，而不是理性的归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缺乏作理性归纳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同吋，我也担心，过于理性阐释会损伤感性表述的能力。 我也常常问自己一个别人常来问我的问题。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中的人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恰好借近段时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集的机会，检点旧作，重新梳理一遍自己近二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也就从其中发现了一些端悅。 最近的一个例证，是一篇发表于1987年《西藏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 href='9405/im'>《月光下的银匠》收录）。阿古顿巴，是的，就是那个差不多每个藏族人都能讲几个有关他的故事的那个阿古顿巴。我不知道是哪个伟大的无名的民间艺术家最先创造了这个人物，但我知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藏语方言中，有无数的老百姓不断地添加着，丰富着这个人物的故事。使之成为了一个代表了大多数人心愿与理想的人物，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群体相对抗的平民英雄。更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没有关于阿古顿巴形象的正面描写。这一切促使我开始想象他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性格，更主要的是，他因为什么获得了那种觉悟。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写出了那个短篇小说。从最浅的层面上来说，是想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民间英雄造像，给他制作一份情感与思想档案，一份生活履历。在那篇小说中，阿古顿巴是较之居住于宏伟辉煌的寺院中许多职业僧侣具有更多的佛性的人，—个更加敏感的人，一个经常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我的想象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他背弃了握有巨大世俗权力与话语权力的贵族阶级，背弃了巨大的财富，走向了贫困的民间，失语的民间，走到了自感卑贱的黑头藏民中间，用质朴的方式思想，用民间的智慧反抗。 或者，在写作《阿古顿巴》这个故事的时候，傻子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阿古顿巴—生下来，就不大受当领主的父亲的宠爱……阿古顿巴从小就在富裕的庄园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冬天，在高大的寨楼前面，坐在光滑的石阶上享受太阳的温暖；夏日，在院子里一株株苹果树、核桃树的树荫下陷入沉思。他的脑袋很大，宽广的额头下是一双忧郁的眼睛，正是这双沉静的、早慧的眼睛真正看到了四季的开始与结束，以及人们早以为熟知的生活。…… “他就那样坐在自己脑袋下面，悄无声息。” 在故事中，阿古顿巴四处漫游，他每到一个地区，“他的故事已经先期抵达”，“部落里已经有人梦见阿古顿巴要来拯救他们”。 他告诉人们，自己是阿古顿巴。 “人们看着这个状貌滑稽，形容枯槁的人说：‘你不是阿古顿巴。’” 故事里的阿古顿巴甚至有可能成为先知式的人物，但他这个百姓的代言人最终却受困于百姓无止境的要求，也受困于绝望的爱情，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有些异禀的俗人。 这个故事是把民间流传的许多阿古顿巴的故事串联了几个而写成的。 href='2738/im'>《尘埃落定》出版以后，许多专业人士从西方文学传统中，从汉语言文学传统中，追溯傻子少爷这个形象的缘起。是的，不管我们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哪一个民族，只要你用汉语进行创作，你就必须遵从汉语言的深厚绵远的传统，自然而然地，就要从这个传统中寻求启示和滋养。而从20世纪开始，又有许许多多的西方文学经典被翻译为汉语，于是，通过汉语这种伟大的语言，我们的文学视野扩展到了整个世界。我们说这是个资源共享的时代，我想绝不仅仅是指物质资源的共享，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资源的共享。所以，我非常乐于承认自己通过汉语受到的汉语文学的滋养，也非常乐于承认自己受到的世界文学的影响。 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是，一方面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所以，阿古顿巴这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与 href='2738/im'>《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之不被人注意，好像就成了一个命定的事情。 我曾经坚定地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出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诠释与说明。但是，面临目前的情况，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出来对这个故事，对故事里的人物的民间文化来源作一些说明。因为这不仅关涉着我的某一部作品的诠释，而且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都可能遭逢到这样一个情形，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藏族的作家作品的评说中，对民间文化影响的忽略应该说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好像我们的知识之树越壮大，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整理与严格的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就越发巨大。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可能就工作生活在同一个机构，但在学问上完全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创作实践中的我们，或者是我自己，却不能依据学科的分野来规划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的疆界。我们可能就在这些学科之间的边疆地带获得很好的成长。 回到 href='2738/im'>《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在塑造傻子少爷这个形象时，我并没有很理性地告诉自己，为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为了一个能够超越一般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层面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既能置身一切进程之中，同时又能随时随地超然物外的这样一个人物。但当写作开始，小说的意义空间与情感空间逐渐敞开，我意识到了这样一种需要。这时，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慈厚而又聪明的阿古顿巴，面目庸常而身上时时有灵光闪现的阿古顿巴。在他一系列的故事中，他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奧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 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一样的大致方法。 我说大致，是我自信自己完全不必照搬这个模式，而应该有所创造与发展。 我的傻子少爷大部分时候随波逐流，生活在习俗与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他只是偶尔灵光闪现，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因为人们习惯于复杂的思考，而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却从未有人发言，所以，他的那些话便几乎成为了真理。是 7684." >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民间文化的精华是怎样被忽视，被遗忘的。而我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知道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强大的官方话语、宗教话语并没有淹没一切。在这里，我必须说，不是我开掘了这个宝库，而是命运给了我这个无比丰厚的馈赠。 至于说，从一个古老民间传说的人物到一个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个奇妙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流变，怎样幻化，又怎样重新定型，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相信在文学史上也应该存在着与之类似的现象，也有很多批评家进行过多方专门的探讨，并且希望这种有益的探讨能够继续下去。 href='2738/im'>《尘埃落定》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因为傻子这个特别的形象，除此之外，这本小说的文体，准确地说，它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我在文体上的成功，许多眼界开阔的批评家都正确而敏锐地指出了写作者从世界各国的书面文学中所受到的影响，也指出了我有此前的诗歌写作中所受到的比较纯粹的语言训练。但是，这种文体创造中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同样被忽略了。 这种忽略不是一种公正的现象。这不是对我的不公正，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好评与奖励与市场回报，早已超出了我的预期。这种不公正是对民间文化的不公正。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说明这种渊源。这种说明，既是对一种文体的来源作一个补充说明，也是对哺育我成长的母族文化表达深切的谢意。 在藏族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书面文学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书面文学深藏于寺院红墙之中，作为宗教传播的一种手段，被人为地神秘化了，远远地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一切需要传承的集体记忆，比如部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只是永不休止地在口头传递。一个少年，坐在冬曰温暖的火塘旁出神地龄听。 我在一首叫做《庞大家庭》的诗歌中对此情景有过描绘： 祖父的额头日渐光滑明亮，和祖母的手臂一样，和紫檀木雕成的一样，回声犹如黄铜家人团聚的日子，在中央多皱纹的父母承上启下传递奶罐、茶、辣椒、盐：盐闪烁像奉在门楣的白色石英我的同辈，兄弟姊妹这个说，饼，那个说，奶每一张脸都彼此相似，都像树上被晒出紫红的果实悬在空中是很长的时间很宽的空间现在，听哪，茶在大家庭的血脉中声音细软，酒在大家庭的血脉中声音粗放，血脉贯通，同一种血抵达一张张坚定固执的脸，声如铜缶。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少年终于老去。 于是，在自己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他又向这个家族新一代的少年人传递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头传说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因为众多的奇迹，传说一天比一天具有更多浪漫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 是的，民间传说总是更多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性。有了这些传说作为依托，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不必刻意区分哪些是曾经真实的存在，哪些地方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影子。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我在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便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知道，很多作家同行会因为所谓的“真实”这个文学命题的不断困扰，而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举步维艰，感到想象力的束缚。我也曾经受到过同样的困扰，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 今天，我所以在这里从人物形象与文体两个方面指出 href='2738/im'>《尘埃落定》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被长久地忽略了。但是，我又特别担心，会有人觉得有了民间文化便有了一切，然后，又把我这一番话当成对书面文学影响的变相否认。所以，我必须说，这部小说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吸取的丰厚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和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一本书的完成，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地夸大某个方面，将其视为决定性的因素，都不是一个科学的考量方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汉语言文学自有其深厚的幻想传统，但是，自从有了源自苏联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产生过《搜神记》、 href='2202/im'>《西游记》和 href='1281/im'>《聊斋志异》这样一个优美自由的文学传统。当中国的汉语作家开始有意无意地接续上这个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从外国去寻找其遗传来源。 民间传统帮主我们复活想象——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等的演讲 在我看来，这些口传文学的方式可以给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人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启示。这种启示是方法的启示，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素材库，一个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 当我们立足在汉语言文学中来讨论作家的想象力和这种想象力在构建文学世界时的积极作用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在中国文学中，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中关于想象和想象力源泉的分析便消失了。在接下来的差不多整整半个世纪里，批评界的视野里没有想象的位置，更为奇怪的是，真正的自由想象也随即从诗歌、从小说、从戏剧，甚至别的艺术形式中消失了。 直到80年代后期，想象力才在汉语言文学创作中日渐复苏。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80年代后期的汉语言文学创作，是因为那是我在尝试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后，开始有能力思考一些文学问题的时期。其中，如何在文学中重建想象，也是我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那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怀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中国汉语言文学中一些特别新鲜的、富有更多创造性的因素的出现。 我想，我可以算是一个敏锐的旁观者，我觉察到了正在复苏的想象对将来创作的意义。在那样一个时期里，我除了关注着中国作家的表现，也特别有兴趣观察汉语文学批评界的表现。毋庸置疑，当时的批评界也从那些新锐作家崭新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文学中想象力在积蓄许久之后的爆发。可惜的是，批评界把这种想象力爆发的意义过分低估了。这种低估的具体表现就是，所有一切具有超现实意味的想象，都被很轻巧地梳理成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或另外的什么主义与流派的流风所致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估价中，外国作家被无原则抬高，与此同时，中国作家的创造性也无原则地被贬低了许多。而在此前，在我们这一代作家未曾经历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文学理论模式成了评价中国一切创作活动与实绩的标准。如果说那时的文学批评界是迫于政治意识的环境险恶而只能发出这样整齐划一的声音的话，在我们成长的这一阶段，各种思想禁锢正在被打破，不同的人在不同方向对各种陈规陋习、各种僵死的教条发起有力冲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中国文学恢复文学本身应有的面目的努力，却都被批评界看成了西方文学各种流派在中国的种种遥远回响。 我不想在此拉出一个在创作中以不同形式爆发出超凡想象力而其意义被低估的作者的名单。因为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至今还以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但我不得不说，中国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对批评有太强的认同感，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独创性，也就是作家个性的健康发展，甚至把可能使这个作家别具一格的想象力轻易便杀死在萌芽状态之中了。我也不想在这里说，一些作家本身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也落入了批评的窠臼，在一些稍带理论性的总结中，大谈自己与一些外国作家或者是流派的渊源。于是，作家本人的创造被淹没了，作家背后那个浩大文化的潜在影响被不负责任地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识见的笼罩之下，更多的通过想象的尽情挥洒来对庸常现状进行超越的可能性也被抹杀了。 因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所以，我们十分骄傲自己与西方的某些文化现象有了某种深浅不一的联系。而且，我们特别急切地愿意把这种联系的意义无限放大，最后放大到这种联系成为了唯一的意义，并用这种放大的意义遮蔽了—些更有意义的，至少是更有潜在价值的创造。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想象在我脑海里生长，但是想象的出现被当成一个作家进行技术性学习的结果，而不是被看成作家某种意识与心灵的苏醒，更不被看成文学从被动的对现实的摹写进展到了渴望着要自动建立一个自足的完整世界。想象的天空一旦被单调的理论遮蔽，本来可以进入阳光地带的想象构建，又成了黑暗中的摸索。在中国更重要的一个现实还是，一个创作中的人，首先遭逢的不是批评家——在中国文坛，一上来便能遭逢到批评家文字的作家，如果不是最最成功的作家，那也是非常幸运的作家——更多的摸索于黑暗而蒙昧的文字世界当中的人，要遭逢的是另一群人，各种各样的文学编辑。这群人对文学更加没有主张，更加语焉不详。有时，这样一个盲目的人群可以让人对文学感到深深的绝望。但我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不是日夜向往进入不断增加着名人牌位的文化庙堂，而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个伟大而且宽广的民间。在民间那正在失去活力的文化传统中，有着非常优秀也非常顽强的表现方式与记忆方式。在我看来，这些口传文学的方式可以给从事书面文学创作的人一些更直接更有力的启示。这种启示是方法的启示，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素材库，一个巨大的故事与题材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学界说到民间的时候，其真实的意义往往指向后者。 当然，在我们讨论民间的口头文化怎样成为书面文学的资源时，它作为一个庞大的故事来源、一个素材库存的意义肯定是存在的，但同时，我更想强调其在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也就是民间文学处理题材或讲述故事的方式。在这方面，也许，汉语言文学中的西藏文学或者西藏题材的文学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知道，真正当代意义上的西藏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马原、扎西达娃等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绩所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这些人前所未有地放纵了自己的想象，而且通过大胆而有些恣意纵情的叙述，获得了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现象很快便引人瞩目，也很快被批评界与作家们自己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而且，外来的文化影响被当成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唯—精神来源，造成了其内在价值未被全面开掘与认知的局面。在拉萨、在西藏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其他因素对作家或明或暗的影响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局面。 那也正是我从诗歌习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我相信，民间的，或者说藏语文学传统应该有很多东西会提供给我们一些非常新鲜切实的经验。所以有这样一种认识，并不仅仅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因为少年时代十多年乡村生活的浸染。我出生于一个藏人聚居的偏僻山村。在那样—个山村里，除了一所教授着汉文的乡村小学，不存在任何书面形式的文化。但在那个时期，口头的文学却四处流传。现在想来，那种情形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每一个能够讲述的人都在传递故事，而每一个传递故事的人都在对口头流传的不固定的文本进行加工与修改。这些故事有关于家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部族的历史，但每一个讲述者，都依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想象，随时随地改造着这些故事。文本变动不拘，想象蓬勃生长。 在创造欲望的鼓涌下，在想象之翼的扇动下，在这些口头文学文本中，现实与梦想，事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人界与神界之间的界限被轻易突破了。在那些具有浓郁的超现实色彩的故事中，历史本身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声，在那幅被自由的想象涂抹得艳丽无比的图画中，现实本身，只剩下一点隐约的背影。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历史事实中生长起来的，但如果谁想借此在这些故事中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最终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无益。 而这些伟大传说故事中的一个就是《格萨尔王传》。世界著名的法国藏学家石泰安（Stein）先生在二次大战硝烟刚刚散尽的时候，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西部藏族地区，便被这部史诗深深吸引，并从此开展了系统捜集与研究这部浩大史诗的工作。他说：“一个多世纪前，大家就已经知道高地亚洲有一部史诗或传说性的长诗，其主角英雄叫做格萨尔，他于其中始终是一个叫做岭的地区的王。无论现在所知的多种文本如何千差万别，这个故事的基本轮廓到处都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在整个藏区到处都有人讲述，大致是这样的： 故事开始的时候，在岭王国和大地上一切地方，一切都开始堕落与恶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一位老者从天神处得到了派其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入主人间的许诺。天神的儿子降生人间时形貌丑陋，并从出生那天便成为其伯父迫害的对象，因为这个想独霸王国统治权的人感到了危险。但这孩子因为有神力的庇护，而成功逃脱了其伯父的种种阴谋伎俩。结果，这个孩子与其母亲一道被流放。就是在这种处境中，他镇伏四处为害人民的各种妖魔，因而在流放地区被拥戴为王。同时，他还爱上了他的伯父也在一直追求的一个叫珠牡的美丽姑娘。最后，他和伯父约定，以赛马来决定谁该成为岭国真正的王，胜者获得王位、美人珠牡还有先祖积聚的财富。赛马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那丑陋的孩子在神灵的庇护与神马的帮助下，大获全胜，登上了王位，娶珠牡为妻。不仅如..t>此，他还容貌大变，有了光辉照人的男子汉的仪表。 从此以后，格萨尔作为一个扩张中的帝国的王，其一生扩展疆土与征服敌人的事业，在说唱艺人们吟唱的漫长诗章中，都被表述为对形形色色的妖魔的征服。一般而言，这样一个基本的故事是由六到八部史诗构成的。但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不同的演唱艺人那里，这个故事主千上又衍生出了繁多的枝蔓，这些枝蔓构成了生动的单独的文本。据权威的专业研究机构的广泛捜集与统计，在整个西藏及邻近地区，由不同的艺人演唱、在不同地区流传、由整个故事衍生出的这些单独文本已经达到了120余部。总的叙事诗行达到200余万行之巨。据我的经验，这还不是一个最终的数字。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先生在他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正确地指出：“没有任何成文文本，也没有任何口传文本能包括完整的全部故事。就我们现在得到的该故事的情况而言，它仍是以一种充满生命的和变化不定的形式出现的。” 当然，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在短短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口传文学因为文字强劲的普及而开始湮灭与固化。今后的人们将不再能接触到曾经生气蓬勃与流动不拘的口头文本了。但是，口头文学中那种对想象的恣意的放纵是不应该被忘记的。特别在是当今，文学让肤浅的现实感紧紧束缚住了想象，也束缚住了思想的时候，民间文学中那种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在当下情景与想象世界之间随意跨越的自由精神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可惜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界与创作者的确有意无意漠视了这个传统。９９lｉb.这固然与构成汉语文学的创作主体的汉族作家的背景文化中，民间口传文学传统不够强大有关，但在今天，汉语言文学已经有了更多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中国人的加入。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样一批有着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亦即所谓“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往往被看成一种政策体现，一种文化装饰与点缀，直到今天，恐怕还没有人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所谓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了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一些新的题材样本之外，还增加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这样一些异族人写成的汉语言文学作品，是怎样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表达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诗意，当然也是更为文学化的方法。 一个人所以要成为一个作家，绝非仅仅要对现实作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依据恢弘的想象，在心灵空间中用文字建构起另外一个世界。而建构这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世界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能通过这种建构来探索生活与命运的另外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内心深处，绝不会甘于生活安排给我们当下的这个唯一的现实。也许，生活越庸常，人通过诗意表达，通过自由想象来超越生活的愿望会越强烈。 早在具有清醒的文学意识，并写出 href='2738/im'>《尘埃落定》之前，我就像很多同胞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人人都参与创造与传递的神话、史诗以及有着淡淡历史影子的充满神迹的当地传说，知道对在艰难而庸常的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在文学道路上循着习见，直到在由别人规定的道路上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样对现实进行简单摹写，却又希望在这种摹写中体现出深刻思想的写作方法与我所熟悉的并为之迷醉的方式越来越远了。我所希望的文学那激动人心的宗教般的力量正在消失。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在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重新游历故土数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重温少年时代的记忆，重新把眼光转向了民间。其实，这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便是那个创造了众多动人传说与神话的富于诗意的民间正在消失，以文字作为固定表现形式的另—种规范正在建立。尽管如此，擅长诗意表达的民间余韵犹存，使我可以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去重温那个诗意，惜别那个时时有灵光闪耀的民间。那时的我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至少我已经通过强大周密的汉语接触到很多汉语言传统之内的与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文学各种流派中都可以看到的超现实的表达方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并且提醒我将其与西藏民间的口传文学中的许多因子相互映照，而且十分理性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直到今天，我都不十分明白，因而特别想就教于中国批评界的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构成中国各族文化的丰富民间文化正在对汉语言文学发生怎样的影响，如果限于教育，限于批评界习惯的狭窄视野，还算是情有可原的话，但那么多人对西方文学与理论趋之若鹜，为何讨论起中国作家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时，总是那么简单地拿一部 href='2745/im'>《百年孤独》作为万能的独门兵器，用其概括一切，从而差不多是无知而又粗暴地遮蔽了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灵光闪耀！即便只在西方的书面文学中进行梳理，还有多少超现实技法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的成功运用并成就了多少作家。而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他们的才情是如此的千差万别，怎么会全部不约而同涌向美洲全部拜倒在马尔克斯并不宽大的门廊之下。马尔克斯伟大吗？伟大。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很多想象力像他—样汪洋恣肆的作家，如果在我心中的名人堂里排一个座次，有好些作家的位置会排在他的前面。藏书网 即便是马尔克斯本人，其实也没有认同过加诸他身上的魔幻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标签。针对这种说法，他认为，所谓现实，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这个抽象的字面上的“现实”，当你用感性的方式去把握和用理性的方式去框定时，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他给自己所在的那个大陆的作家们取了一个名字：西班牙美洲的小说象。他说，这些作家的任务就是把在欧洲西班牙文学中被遗忘的古代西班牙文学传统恢复起来。他写道：“在西班牙，长期以来，人们就在写那种缺少想象力和表现力、几乎为社会见证服务的小说。”他还说，“在中世纪富有想象力的神志错乱中产生的骑士小说作者成功创造了一个什么都可能办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故事的价值。”（以上引语出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百年的孤独——马尔克斯谈创作》）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便是故事的价值。这在中国同样是为批评界与创作界都很少进行正面讨论的重大问题。不讨论故事，不讨论故事在小说中怎样自洽与圆满，想象对文学建构的特别重大的意义自然就很难显现出来。其实，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传奇与幻想的传统，但在近代，这种传统却很奇怪地一下子萎缩了，萎缩到今天我们的想象力开始复活的时候，要劳我们的批评家去遥远的拉美去寻找遗传密码。 我在写作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时候，就曾认真思考过，如果要表达一段历史，将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故事，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知道我将逃脱那时中国文坛上关于历史题材小说，家族小说，或者说是所谓“史诗”小说的规范。我将在这僵死的规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寻我自己的叙事与抒发上的成功。就事实而言， href='2738/im'>《尘埃落定》确实取得了成功。也许，这样的成功放在别一种语言的环境里是不足为奇的，但这部写作于1984年，面世于1987年的小说，出现在当时的汉语的文学语境中，的确是—个异数，一个奇迹。.９９lｉｂ? 好在奇迹至少不会使我自己感到吃惊，因为滋养我成长的就是一种曾经非常相信奇迹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小就向我传达了很多创造奇迹，并讲述这些奇迹，使这些奇迹经过讲述之后仍然是奇迹的自由方法。这个方法不是什么独门秘籍，而是不为当下的生活现实所约束的丰沛情感与自由心灵，有了这两者，我们的想象便可以轻易跨越很多被习见规定了不能跨越的界限。只要我们不人为地在心灵世界中自建壁垒，这种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界限，在想象世界中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自己心中没有这样的魔障，那又何来跨越的困难。现实就是现实，想象就是想象，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想象是我们内心愿望的一种挣脱束缚后的自由表达。从古到今，无论是那些湮灭于民间的众多才华出众的诗人，还是今天我们这样在任何一件作品中都要郑重写上自己名字的作家，想象都是上天赐予的一种特别的才华，我们都会为这种才华的充分施展而心醉神迷，而不需要别人来贴上种种标签，特别是用“魔幻”来修饰“现实”这样一个别扭的偏正词组来作一切想象力超常的作品的标签。 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演讲 是的，我们巳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化，我愿意从汉语言这样一个角度来尝试着接近一下这个主题。我不是语言学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当然是因为我作为作家与出版人的身份，更因为我作为一个母语并不是汉语，却主要靠汉语交流，并完全靠汉语谋生与发展的中国通称为“少数民族”这个复杂构成中—个简单的分子，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以这样一个身份来谈汉语，可能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 其实，对汉语言来说，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被全球化的过程，至少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运动起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汉语在全球化或者说被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发展的空前机遇与巨大压力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过程缓缓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理论界也没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过程实际上的展开，因而用相类于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前些天我在书柜中，翻出一本专门探讨用汉语翻译各种外国语的翻译论文集。书的扉页上还写着这本书的购书日期——1985年。我很奇怪，那时，自己在偏僻的藏区工作，通过不断自学，水平刚刚能够比较自如地完成本职工作，尚有余力时开始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而一个习作者为什么就会关注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在那时的口语环境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历着今天社会比较高层的人们在纽约、在巴黎、在北京和上海一样在不同语言中随意穿行的生活。如果说，在纽约，在巴黎这样的生活，是中国一代精英分子努力追求的结果，而当年，非常强势的汉语降临到偏僻之地讲藏语的蒙昧人群头上的时候，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还在川西北一个偏僻的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生活成长的时候，汉语对我的“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就是这种语言景观本身，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与原始、官方与民间、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停滞的鲜明对照。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语言间不间断地穿越，我对不同语言的感觉，就绝对不是发音不同与句式不同那么简单，而是发现，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立场——对世界与人生认知或者拒绝认知，带着对传统的批判探寻的理性或者是怀着自足的情感沉湎在旧知识体系的怀抱——都是由所操的语言所决定的。 但在今天在这里，我谈到这个问题，却是想讨论有着这样语言经验的人，注意到一个很多人都感受到但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语言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汉语这个伟大的语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表现能力一直处于迅速的扩展当中。 在这里，我还要先对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化”这个概念进行一下界定。 全球化在这里是指汉语向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扩张（也包括汉语普通话在汉语方言区的扩张），在这种不断的扩张中，不断有像我这样的过去操别种语言的人加入，这种加入也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感受，在汉语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与感受在过去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扩张带来了扩大汉语感性丰富的可能。 被全球化，则是指大量的外国语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大量外国语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传播了新的知识与观念，就是这些译文本身，也帮助汉语这个古老语种获得新的表达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呈现在今天的这种面貌。这种语言移植，本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衰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痛定思痛，被迫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姿态，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意识，以文化上的主动被殖民，来摆脱政治经济军事上惨遭殖民的处境的尝试，这种尝试引起的结果非常复杂，但就汉语言本身来说，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古老语种完成了一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现代化重建。 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语言现实常常是被忽视的。而且，在有关现代汉语的批评中，“欧化”、“翻译腔”经常被垢病。作为一个用语言谋生的人，我自然也认为过度的“欧化”，过度的“翻译腔”是没有必要的。但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些通过翻译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与系统，我们只以传统文言与当代老百姓口语的表达为资源进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个社会所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即便是缩小范围，只讨论我的本行文学，在我看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们对语言有着强烈依赖与需求的领域远远不像文学这么不直接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痛痒，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表达，都难以想象。用乡下人的朴素语言加上几个新名词，肯定不能表达量子力学与生物学，仅仅靠儒家经典的概念与推演方式也不能表达需要更多理性指引的哲学与科学，甚至一份应用性很强的商业合作或计划书都无法完成。再说今天的民间口语中，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来自书面与媒体轰炸中的那种更有逻辑层次，更具思辨风格，更能揭示事物本质，因此也更为理性准确的翻译体语言的影响。翻译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绝非是输入了“坦克”和“沙发”、“秀”与“酷”这些新词那么简单。这种语言，少一点长处，就是诗性与玄学意义上美感，同时，翻译体语言可能有时候还有滞涩之感，比之于街头巷尾的口语，可能少一点铿镞顺溜的音韵之美。但过于顺溜的汉语，不管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不免给人一种不着边际、不关注意义的油滑之感。 过去，我们从政治出发来讨论语言，今天，很多人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讨论语言，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很正义，却有着用民族文化情绪遮蔽客观现实的巨大危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汉语在被迫全球化过程中，翻译体的语言对汉语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汉语被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的思想观念与新知，但使引进和传播得以实现的语言本身却被忘记了。更不要说，引进与传播过程所致的汉语功能的扩张与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在语言领域中，所谓的中国化被无条件推崇，所谓的欧化又被无理性地贬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实。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史，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引进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语言这个载入媒介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忽略，在这个进程中，语言这个载入工具本身也不断被新表达方式所丰富，载入工具本身的功能因此日益周密强大的事实也就被奇怪地忽略了。 既然给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文化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语言现代化过程都可以被轻易地忽略，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强势的汉语在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普及，即汉语在国家版图上向内对少数民族各语种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的语言事实，好像完全发生在学界的视野之外，就是一个不值得奇怪的事实了。 也许，这是我们国家数十年如一曰所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使然。这个政策实施的事实依据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的少数民族程度不同地处于一种落后的弱势地位上，一个以相对先进与绝对强大的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要建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集合体，就要对这些弱势与落后的民族，进行各种支持与帮助。而这种政策，的确带来了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的巨大进步。仅就藏族地区而言，藏传佛教各教派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青藏高原的时间竟长达一千多年！我在国外的不同的论坛上多次讲过，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历史老人从来就没有耐心给任何一个权力集团如此漫长的时间去治理一个地区，去统御一个民族，而且还容忍其如此无所作为。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数次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出现时，整个青藏高原还沉浸在中世纪死气沉沉的梦魇中间。 而整个西藏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一事实过于宏大也过于复杂，显然不在今天的题旨之内。前面说过，作为一个写作者与出版人，我的关注点始终是语言，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下，一些语言获得生机，表达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感受，而一些语言对日常生活的覆盖面日渐缩小，更有甚者，则走向衰微或消亡。那些衰微中的语言，消亡中的语言，在自己的命运夕阳衔山般走向尽头的时候，却可能把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也是别样的文化感受转移出一部分，被新扩张过来的强势语言所吸收。我想这样的事实，在像英语这样强势语言的扩张过程中，已经普遍发生过了。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的事实也同样呈现在中国的语言现实之中。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些中国人特殊的微妙心理，也被有意无意忽略，似乎永远也不会作为一个课题被提出，并进入学理层面的讨论。 这种微妙心理的养成，跟我们一切问题都可以泛政治化的习惯思维有关。特别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好像政策的界之外才是学理的疆域。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又往往构成国家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因此这个领域中很多可以用学理澄清与解释的问题都缺少清晰的学术梳理与言说，这样反而不必要地增加了一些问题的敏感性。有些时候，有些境况中，学术可能是最好的脱敏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的国家政体当然是导致官方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强势扩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事实，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概莫能外，但这仅仅是唯一的原因吗？在西方语境中，中国的语言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解读的。如果是这元与清，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最终都放弃本族语文而不约而同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事实，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在今天，如果没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新焕发生机的汉语文，恢复了对新事物、新知识、新的思想方法的表达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与口头语言进行最大限度的对接，单靠政策性的支持，要在四面八方如此迅速地扩张也是难以想象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另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这些文字本身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这样就日益与现实生活脱节。典雅，同时封闭；丰厚，同时失语。很不幸，我自己的本族文字就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她那么专注于宗教神秘奥义的发掘与思辨，那么华丽繁复庄严地高高在上，却缺少对人生与鲜活世态的关注与表现，在日渐退守的过程中，她又变得十分敏感，而使人遗憾的是，这种敏感，不是对变化，而是对自尊。这样，汉语这样一种在表达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语言的长驱直入，完全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我自己只是对这样的事实有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感受，而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系统的完备的教育，更没有语言学方面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没有能力来讨论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所以，我选择的是一个公认为最不需要学术训练的行当：写作。是写作使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语言领域中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前面说过的一大堆话，好像也在趋炎附势为汉语张目。那么，接下来，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正在发生，而在将来必然会表现得更加充分的事实，就是汉语在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异族人，加入汉语表达者的群体中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加入者，与汉族相比，永远是一个少数，但从绝对数字上讲，也是千万级以上的数字，放在全球来看，这是好多个国家的人口数。当这些人群加入汉语表达者的行列中来的时候，汉语与汉民族就不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了。这些异族人，通过接受以汉语为主的教育，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会与汉民族本族人作为汉语使用者与表达者有微炒的区别。汉族人使用汉语时，与其文化感受是完全同步的。而一个异族人，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在文化感受上是有一些差异存在的。 语言是经过教育与交际后天习得，而不同族别的文化感受却要依靠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丰富。这样，在这些操汉语的异族者，特别是一些像我这样几乎靠语言谋生与发展的人那里，就会出现所用语言与文化感受并不完全同步的状况。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嫦娥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有来自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印象，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月亮升起来了，心里却还是那轮升起于某座以本族神话中男神或女神命名的皎洁雪峰旁升起的那轮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上去都大、都亮、都安详而空虚的月亮。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融入了汉语。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 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大面积出现能熟练把握自如操汉语的人群的时间并不太久，这个群体虽然都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但真正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还不太多，但这样的人的确已经开始群体性地出现。在我比较熟悉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好多人在汉语能力方面越来越娴熟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这些人，将对汉语感受能力与审美经验的扩张，作出他们越来越多的贡献。相信有朝一曰，为汉语这个强大语言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名单中，将越来越多出现非汉族人的名字。那时的汉语，将成为一种更具有公共性的语言。 我曾受邀到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演讲，那时，我就谈到了这种经验，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味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经历这种体验。 是的，我们已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上古的时候，人类受到神的诅咒，而使用不能互通的各种语言，因此没能建造起想象中的通天之塔，而今天，全球化也使语言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我们在化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化。这个过程提供的可能性中有一种是十分美好的，那就是用不同的文化来共建一种美好的公共语言。 落不定的坐埃——《尘埃落定》后记 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 差不多是两年前秋天的一个日子，我写完了这本小说最后一个字，并回到开头的地方，回到第一个小标题《野画眉》前，写下了大标题 href='2738/im'>《尘埃落定》。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 就我本身而言，在长达八个月的写作过程中，许多情愫，许多意绪，所有抽象的感悟和具体的捕捉能力，许多在写作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对人生与世界的更为深刻的体验，都曾在内心里动荡激扬，就像马队与人群在干燥的山谷里奔驰时留下的高高尘土，像炎热夏天里突兀而起的旋风在湖面上揽起局咼的水柱。现在，小说完成了，所９9lｉb?有曾经被唤醒，被激发的一切，都从升得最高最飘的空中慢慢落下来，落入晦暗的意识深处，重新归于了平静。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种突然的终止，巨大的尘埃落下很快，有点像一个交响乐队，随着一个统一的休止符，指挥一个有力的收束的手势，戛然而止。 但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 于是，我又用了长篇中的银匠与那个有些古怪的行刑人家族的故事，写成了两个中篇 href='9405/im'>《月光下的银匠》与 href='9465/im'>《行刑人尔依》，差不多有十二万字。写银匠是将小说里未能充分展开的部分进行了充分的表达。而写行刑人的八万字，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因为，行刑人在这个新的故事里，成为了中心，因为这个中心而使故事，使人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从而也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这两个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与《花城》杂志上，喜欢这部小说的人，有兴趣可以参看一下。 两个中篇完成已是冬天，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故事的。此时，尘埃 624d." >才算完全落定了。窗外不远的山坡上，疏朗的桦林间是斑驳的积雪。涤尽了浮尘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微的光芒。 每当想起马尔克斯写完 href='2745/im'>《百年孤独》时的情景，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作家走下幽闭的小阁楼，妻子用一种不带问号的口吻问他：克雷地亚上校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哭了。我想这是一种至美至大的境界。写完这部小说后，我走出家门，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重走了一遭，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一遍。不然，它真要变成小说里那种样子了。眼下，我最需要的是使..一切回复到正常的状态。小说是具有超越性的，因而世界的面貌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一种更能为人所接受的说法应该是，历史与现实本身的面貌，更加广阔，更加深远，同样一段现实，一种空间，的确具有成为多种故事的可能性。所以，这部小说，只是写出了我肉体与精神原乡的一个方面，只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我对它某_方面的理解。我不能设想自己写一种全景式的鸿篇巨制，写一种幅面很宽的东西，那样的话，可能会过于拘泥于历史与现实，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营造真实感耗散精力，很难有自己的理想与生发。我相信，作家在长篇小说中从过去那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到今天更个性化、更加置身其中的叙述，这不只是小说观念的变化，作家的才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这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类才具的人来担任作家这个职业。 如果真的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说，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 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 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如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真还有一些特别之处，那只是为了一种更为酣畅，更为写意，从而更深刻的表达。今天重读这部小说，我很难说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但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其中所作的努力。我至少相信自己贡献出了一些铭心刻骨的东西。正像米兰·昆德拉喜欢引用胡塞尔的那句话：“因为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 至少在我想到下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看到了继续努力的方向，而不会像刚在电脑上打出这部小说的第一行字句时，那样游移不定，那样迷茫。 在这部作品诞生的时候，我就生活在小说里的乡土所包围的偏僻的小城，非常汉化的一座小城。走在小城的街上，抬头就可以看见笔下正在描绘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变化的石头寨子，看到虽然被严重摧残，但仍然雄伟旷远的景色。但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地怀乡。这不仅是因为小城里已经是另一种生活，就是在那些乡野里，群山深谷中间，生活已是另外一番模样。故乡已然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猥萎琐而浑浊。所以，这部小说，是我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我没有力量在一部小说里像政治家一样为人们描述明天的社会图景，尽管我十分愿意这样。现在我已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城市，但这部小说，可以帮助我时时怀乡。 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人是主体。抑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而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心更多的隐秘与曲折，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那么，人的具体价值被忽略不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 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采用目下的畅销书的写法。 我也不期望自己的小说雅俗共赏。 我相信，真正描绘出了自己心灵图景的小说会挑选读者。 前些天，一个朋友打开了我的电脑，开始从第一章往下看，我很高兴地看到她一边移动光标，一边发出了心领神会的微笑。我十分珍视她所具有的幽默感与感悟能力。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读者。一定的文学素养，一双人性的眼睛，一个智慧的头脑，一个健康活泼的心灵，而且很少先入为主的理念。至少我可以斗胆地说，我更希望是这样的读者来阅读我的小说，就像读者有权利随意表示自己喜欢哪一种小说一样。 在我们国家，在这个象形表意的方块文字统治的国度里，人们在阅读这种异族题材的作品时，会更多地对里面一些奇特的风习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到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因为这种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这本书从构思到现在，我都尽了最大的力量，不把异族的生活写成一种牧歌式的东西。很长时间以来，一种流行的异族题材写法使严酷生活中张扬的生命力，在一种有意无意的粉饰中，被软化于无形之中。 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为这部小说呼唤没有偏见的，或者说愿意克服自己偏见的读者。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 当然，这部小说肯定不会，也不能只显示出思想与时间的特质，它同时也服从了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游戏的召唤。虚构是一种游戏，巧妙谐和的文字也是一种游戏，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严肃的小说里也有一个巨大的游戏空间。至少，对富于智慧与健康心智的人来说，会是这样。 想想当有一天，又一种尘埃落定，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怀旧的题材，我们自己在其中，又以什么样的风范垂示于久远呢？ 而当某种神秘的风从某个特定的方向吹来，落定的尘埃又泛起，那时，我的手指不得不像一个舞蹈症患者，在电脑键盘上疯狂地跳动了。下一部小说，我想变换一个主题，关于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流浪。看哪，落定的尘埃又微微泛起，山间的大路上，细小的石英沙尘在阳光下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的人本来就在路上，现在是多么好，我的心也在路上了。 唉，一路都是落不定的尘埃。你是谁？你看，一柱光线穿过那些寂静而幽暗的空间，便照见了许多细小的微尘飘浮，像茫茫宇宙中那些星球在运转。 在诗歌与小说之间——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后记 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弄不懂真正的散文是什么样子，也不打算弄懂这种文字该是什么样子（模式？）。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宽泛，处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游击地带，但这种无从定义的文字多多少少还是会要写下去的吧。 必须承认，对我来说，所谓散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知道诗是什么，也知道小说是什么，但致肯定更无法明晰地表达散文这种文体该是什么。诗是我文学的开始。而当诗歌因为体裁本身的问题，开始限制写作更自由更充分表达的时候，我便渐渐转向了小说。而且，在这两个方面，我都有着相当的自信，但是说到散文，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散文是那么多种，那么多类，那么多不同的文本与方式。比如兰姆与苏东坡，其间的差异绝非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作家个性不同那么简单的理由便可以说明。比如写 href='969/im'>《陶庵梦忆》的张岱与写 href='2530/im'>《野草》的鲁迅。当然，还有更多不是散文家写出来的使人无可归类便指称为散文的好文 7ae0." >章，使我们进入的时候像是进入一个藏书数十万册，没有分类索引上架的宝库，只好四处浅尝辄止，杂食而不得要领。所以，当出版社盛情相邀出一本散文集的时候，我是十二分地婉辞过的。原因是自己虽然也有一些介于小说与诗歌之间的感性文字，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应该称为散文。因为读者看到的这一辑东西，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标识，便是它的藏文化背景。除此之外，它们在写作方式上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如《银环蛇》、 href='/article/6495.htm'>《野人》和《鱼》等篇什，是我漫游时的记录，写成诗不合适，又非完全虚构的小说。也就是说，主要脉络都是作者实在的经历，只不过在细节或者在气氛上多了一些虚构。过去也是作为小说发表的，现在编辑看了，说也算是散文，我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最有意思的是《声音》一篇，湖南《新创作》杂志亲自派人来索稿，我便应命写了，本意中写的是一篇小说，或者说自认为写的是一篇小说，只不过投寄时没在题目下作一个说明：此篇是小说。结果就被当成散文发表。事后，编辑还打电话来说，本来预留了前面的小说版面，没想到寄去的是散文，于是，便把大半本杂志的版面重推了一遍云云，我也没有声辩。 再就是前年应邀参加“走进西藏”丛书的行走与写作。走了一趟西藏，结果却全写的故乡四川藏区阿规，写了更多的回忆而不是发现。丛书出来后，据说这一本评价还不坏。这个不坏，不是艺术水准上的评价，而是说写得真实，有干货，有个思想着的阿来在里面。其实拉拉杂杂的二十万字，能够立起来，全靠那数万平方公里构造雄伟的地理骨架。媒体炒作这些书和一些类似的书时起了一个名字“行走文学”。这是个命名时代，出版商中有人都可以开起名公司了。这个名字，初听之下，我也觉得其妙无比。并沾沾自喜地捧着印着这种字样的报纸入睡，但早上醒来，猛然清醒：什么文学又不是行走的文学而是禅坐着的文学？但自己的确无力再给一个新的名字。这次，托责任编辑从 href='9734/im'>《大地的阶梯》里挑一些比较独立的段落来凑一个半个印张。与天宝商量时，我又一次困惑，这是散文吗？接踵而至的又一个困惑是，如果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个准社会学者的田野考察笔记？但这种好笔记难道就不是散文？于是，又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编者晓之以理再加动之以情，说这套书是四个因茅公稿酬捐献才有的这个大奖的得主的，三缺一，不成样子。我所在的成都是一个麻将城市，我也偶尔上场把自己的财运交给赌神支配一回两回，知道四方桌子缺了一边，难看。但我凑上去了，还是难看。对方，王安忆，刚众文的时候，还拿着她的书给女朋友说，将来我也要写这样子的书，这些年，光是她那些读书心得，光是她探究小说之道的文章，就是上海女人从张爱玲那里一路下来很庄重齐楚的样子了。上手，张平，反腐斗士，是可以在《南方周末》的时评里开专栏那一路数的武林高手。下家，王旭烽，承她陪游过一次西湖，那四处随意的掌故点染，让我把张岱的《西湖梦寻》忘得一干二净，又坐在湖边茶楼里经她引领着学了如何吃茶，光是一眼西湖与两杯龙井，就可以褪尽我这个小小书商的俗气。今天，藏着她奉送的一罐武陵山珍，说是茶中极品，偶尔尝过两次，却不得门径，你说，这圈“麻将”如何开打？９9lｉｂ?t> 好在，满世界写狗屁文章的人都尽拿西藏做着幌子，很入世的人拿政治的西藏做幌子，很入世又要做出很不入世样子的人也拿在西藏的什么神秘，什么九死一生的游历做幌子，我自己生在藏地，长在藏地，如果藏地真的如此险恶，那么，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西藏真的如此神秘莫测，我要么也自称什么大师，要么就进了精神病院。但至今，我算账没有出过千位数以上的错误，出门没有上错过飞机，处世也没有太错认过朋友。所以，上了这桌子，摸了一手花色很杂的牌也暗暗喜欢，不是为一手坏牌喜欢，而是喜欢一种东西本身那种喜欢，喜欢文字表达的那种喜欢。 还必须说的一句是，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弄不懂真正的散文是什么样子，也不打算弄懂这种文字该是什么样子（模式？）。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宽泛，处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游击地带，但这种无从定义的文字多多少少还是会要写下去的吧。 嘉绒大地给我的精神洗礼——《大地的阶梯》后记 我想这本书特别是小说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存在，使我作为一个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骄傲。 这本书的写作，在我至今为止写的有限的几本书中，出于事先策划的唯此一本。尽管在当时，这是一次颇有新意的策划。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了几个作家从不同的路线“走进西藏”，并各自成书一本。虽说所有策划性很强的行动都有其仓促的一面，这次活动也不能幸免。几位作家从不同的方向走进西藏和这本书的写作，都带上了现在所有策划性很强的活动所带来的那种特别的色彩。特别是当把其他几本与这本书同时出版的书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这种特征就更为明显。 这次活动中，我分配到的是川藏线。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走完这条线的全段。这次活动在拉萨的会师仪式我是坐飞机飞过去的。我把活动的重心仍然放在了我的故乡四川藏区阿坝的嘉绒地区。书的重心更是如此。这样做其实早就计划好了的，在北京藏学中心举行“走进西藏誓师会”，被好像要死人，好bbr>.像要经历千难万险，也可能到不了西藏的氛围弄得颇有悲壮色彩时，两个藏族人——我与扎西达娃——会心地相视苦笑。也就是在那次会上，我决定不按组织者的意图走进西藏。所以，面对被鼓动得十分激动的媒体记者，面对期待出现激动人心表情的摄像机镜头，我平静地说：“如果说，这次几位同行去西藏是去探险，去发现，对我而言，却是一次平常的旅行。我更多的将不是发现，而是回忆，我个人的回忆，藏民族中一个叫做嘉绒的部族的集体记忆。” 这话我是对电视台一位多次采访过我的记者讲的，前几次我们有很好的配合，这一次，我这些话可能令她有些失望，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把西藏之行说得如此平常。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有两个概念的“西藏”。一个是居住在西藏的人们的西藏，平实，丰硕，同样充满着人间悲欢苦乐的西藏>.。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现实，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在那里的西藏。另一个是远离西藏的人们的西藏，神秘，遥远，比纯净的雪山本身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当然还有浪漫，一个在中国人嘴里歧义最多的字眼。而我的西藏是前一个西藏，不是后一个西藏。 所以，当有另一个报纸媒体采访时，我干脆写了一篇文章《西藏是一个形容词》。文章不长，请允许我全文引述在这里： 当我带着一本有关西藏的新书四处走动时，常常会遇到很多人，许多接近过西藏或者将要接近西藏的人，问到许多有关西藏的问题。我也常常准备有选择地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却发现，提出问题的人，心里早有了关于西藏的定性：遥远、蛮荒和神秘。更多的定义当然是神秘。也就是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 前不久，在昆明的一个电视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想与我这个得奖作者有所交流。因为我作品里的西藏背景使主持人对这种超出她知识范围的交流有了莫名的信心。她的问题是，阿来你是怎么表现西藏的神秘，并使这种神秘更加引人入胜，云云。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的西藏里没有一点神秘，所以，我并没有刻意要小说显得神秘。”我进一步明确地说：“我要在作品里化解这种神秘。” 这样老实的回答确有点杀人家的风景bbr>，至少在当时，便使人家无法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了许多主观的东西，但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 但在更多的时候，西藏就是一个形容词化了的存在。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来说，西藏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对去过西藏的人来说，为什么西藏还是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存在呢？你去过了一些神山圣湖，去过了一些有名无名的寺院，旅程结束，回到自己栖身的城市，翻检影集，除了回忆起一些艰险，一些自然给予的难以言明的内心震荡，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走进西藏。因为走进西藏，首先要走进的是西藏的人群，走进西藏的曰常生活。但是，当你带着一种颇有优越感的好奇的目光四处打量时，是绝对无法走进西藏的。强势的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想要突破弱势文化的时候，它便对你实行鸵鸟政策，用一种蚌壳闭合的方式对你说不。 这种情形，并不止于中原文化之于西藏。更广泛地见于西方之于东方。外国人有钱有时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中国对他们，仍然充满了神秘之感。原因十分简单，他们只是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但他们未曾进入的那个庞大而陌生的中国人群，和他们只学会张着舌头说谢谢与你好两个问候语的中国语言，永远地把他们关在了真实中国的大门之外。这些年见过一些在外国靠中国吃饭的所谓汉学家，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中国的神秘。 所以，我更坚定地要以感性的方式，进入西藏（我的故地），进入西藏的人群（我的同胞），然后，反映出来一个真实的西藏。 href='9734/im'>《大地的阶梯》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因为，小说的方式，终究是太过文学，太过虚拟，那么，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名词化的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当然，如果我以为靠自己的几本书便能化解这神秘，那肯定是一个妄想。 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打算扮演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他刻意要进入的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日常状态下，大多的时候他就生活在名词中间，缺失了诗意，所以，必须要进入西藏这样一个巨大的形容词，接上诗意的氧气袋贪婪地呼吸。在拉萨八廓街头一个酒吧里，我曾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翻阅游客们的留言，就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感受，我作为一个并不生活在西藏的藏族人，只想在这本书中作一些阿规地区的地理与历史的描述，因为这些地区一直处在关于西藏的描述文字之外。青藏高原东北角这一地区常常处于一种被忽视的地位。阿坝作为整个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在整个藏区当中是被忽略的。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称为嘉绒部族生息的历史与地理，都是被忽略的。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地理上与汉区的切近，更重要原因还在于，这个部族长期以来对中原文化与统治的认同。因为认同而被忽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公正。我想这本书特别是小说 href='2738/im'>《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存在，使我作为一个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骄傲。虽然，我不是一个纯粹血统的嘉绒人，因此在一些要保持正统的同胞眼中，从血统上我便是一个异类。但这种排除的眼光，拒绝的眼光并不能稍减我对这片大地由衷的情感，不能稍减我对这个部族的认同与整体的热爱。 嘉绒大地，是我生长于兹的地方，是我用双脚无数次走过的地方，是用心灵时时游历的地方。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但我希望去掉所有那些肤浅的西藏之书中那些虚无的成分，不想写成一本准历险记，不想写成滥情于自然的文字，不想写成文明人悲悯野蛮人的文字。我想写出的是令我神往的浪漫过去，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从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如果不从过于严格的艺术性来要求的话，我想自己大致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这种游历中把自己融入了自己的民族和那片雄奇的大自然。我坚信，在我下一部长篇创作中，这种融入的意义将用更艺术化的方式得到体现。 这些年，我比以往更多地回到那片旷远的群山与草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生态的好转。天然林禁伐以后，自然界依靠自身顽强的修复功能，大部分山野重新披上绿装，生机盎然，日益繁盛的林木间喷吐着云雾与溪流。这个世界，人性的贫弱大致相像，所以，我从不把我出生成长于此的这片土地描绘成天堂，但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满目疮痍之地的美丽山水，还是让她成为一个值得热爱并加以歌颂的地方。 在我的故乡，老百姓们有一种迷信，就是在一年中初次听到布谷鸟悠长的啼叫时，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一年都会是这样的状态。已经连续两年，我都在川西北高原美丽风景中行走时，第一次听到从绿林深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就这样，杜鹃的啼鸣伴着我走过河谷中的乡村和高山上的牧场，从低到高，看浩大的春天渐次推进，一路上鲜花渐次开放，迎风招摇。看见不期而至的明亮雨点降落在我站立的山头，而在峡谷对面，另外的山峰被阳光照得透亮。此时，再听见杜鹃深长的鸣叫声，自己的心境像雨后被阳光照耀的山峰一样明亮。现在，差不多整个高原鲜花开放的季节，我都拿着照相机和野花们待在一起。因为当自然变得美丽的时候，最大的享受就是被自然母亲紧紧拥抱。所以，不嫌繁复，我愿意引一段随手记下的笔记作为这篇后记的结束语： 被温软的睡袋簇拥着，在这个高山湖边的草地上，听雨声淅淅沥沥地落在帐篷上面。 黄昏正降临山间。 雨水落在湖上。 雨水也落在湖畔这属于报春、鸢尾、垂头菊、马先蒿和藏菠萝花的宽阔草地。杜鹃和金露梅巳经开过的草地。想再去看看她们的样子，可夜色巳然笼罩下来了。那些花草巳经隐匿在暗夜中间，只有湖水辉映着天光，微微鼓荡。索性闭上眼睛，雨声中，那些花朵的形状隐去了，只有鲜艳的色彩像湖中雪山的倒影，朦胧中失去了具体的形状，灵动地浮现在眼前：翠雀花和鸢尾的蓝，藏菠萝和马先蒿的红，垂头菊与报春花的黄。雨停了，四野里，花草们细密的声音絮絮地响起。星光还没有出来，我要睡了。此时的情景让人相信，星光出现时，会像钟声一样把人敲醒。 半夜，恍然间真的听到了星光叮叮当当的声音。醒来，天空中果然出现了稀疏的星斗。这时，耳边恍然还是听到隐约的叮当声。看星星，星星寂静地挂在天上。那么，这些声音，就是轻轻的夜风摇落花朵上露珠的声音了。而早上唤我醒来的，一定是阳光与相随而至 7684." >的杜鹃。 文学延展的生命空间——《文集·中短篇小说卷》后记 托妮·莫瑞森说，她痴迷于小说的理由是，“它扩大了我的生存”，我还想补充一点，它给了我差不多是无限 7684." >的自由。因为有９9ｌib?了那些在写作中享受自由的幸福时光，我此生之中那些短暂的时间都像永远一样漫长。 这是2000年岁末，为了这套作品集在家里整理旧稿，浅淡的冬日阳光落在脚前的地板上，使我的回忆有些温暖。有些陈旧的纸张翻动，细细的尘埃飞扬起来，被阳光照亮，记忆的砗屑也在感情的光柱下被一一照亮。 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心里不禁悚然一惊，这一堆书刊里，就埋藏着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二十年，由青年而中年，是一生中最为重要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一段。信手拿起一本杂志，书页窸窣作响。故乡草原上，秋草在阳光照耀下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轻风很宽阔地掠过满眼明亮的金黄，一下便打开了眼界与心房。而现在，这种声音里，那些夹在书页里属于过去的尘埃再次飞扬起来，被一抹今天的阳光照亮。只是，我再也不知道，这些尘埃属于生命过去时里的哪一段。也很难确定，这些时间的碎屑哪一些曾经被我写作生涯中诗性的神光照亮过。佛教想让人忘记现世生存的意义，发明了许多形容时间极其短暂的词，比如刹那，比如瞬间，比如弹指，并在这些词汇间建立起了一种十二进制的层递关系，而与此生的短暂相对应的却是无生无死的永恒。抑或只考虑自己的族别，我也应受到这个强大的宗教背景的影响。但是，自己却偏偏陷于>了某种执著。 佛教教义说，执著是妨碍我们达到永恒的魔障。但我已经崇奉了文学的教义，这部教义流传至今，早已经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我从其中看见的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美，一个是真实。美是语言与生活之美，真实是一种半实在半抽象的人性与存在的真实。这两个关键词，也成为了我执著于文学追求的标高，并且相信达到这种标高的文学作品，就会具有永恒的特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并不因永恒存在而显得短暂。 一大堆旧书刊堆在面前，我整理它们，送到出版社，想象它们最终会变成几本整整齐齐的书，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油墨香，站在书店的书架上，又重新变成一种被浓缩过梳理过的时间与经历，等待人们好奇的打探。 三本书，差不多就是二十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二十年，对历史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短暂；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二十年，又是多么难以言说的漫长！可以庆幸的是，自己可以有幸用书本的形式把时间收藏。我已经看到这些凌乱的旧纸张，变成整饬的书本排列在我书柜里的模样。 1999年，众多的媒体欢欢喜喜地把世纪末大炒了一把。而后，我们才听见科学界微弱的声音，说2000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其实，什么时候是世纪末又有什么要紧呢，因为说到底那也不过是一个人为划出的时间单元，与宇宙的真实演进并没有先天的必然关联。但我还是相信科学，一来因为相比而言科学更可信赖，二是我愿意自己在这样一个别有意味的时刻，通过这些印在不同质地与不同报刊上的铅字来回顾自己的来路。第一个十年，是惊喜的接触与尝试；第二个十年，是坚定的深入与塑造。才试笔那些年，给某杂志寄一篇稿子，过后便在报纸广告的杂志目录中寻找自己的名字。现在，有时逛书店，看见自己的书列在架上，便远远绕开，怕看见读者的视而不见，更怕拿起来翻翻又给扔在一边。偶而觑见有人为自己的书付款开单，又有白捡了一张百元大钞那种偷偷的喜欢。这倒不是我特别相信读者就是上帝那一类套话，因为口头上总把大众供在高处的人往往少许多的真诚。一本书，是你营造的世界，一座想象的公园，心灵的公园，没人买门票，自己会冷清得受不了。但也不至于碰到一个买票子游园的人，就跟在屁股后头喊老爷。唯一担心的就是人家买了票，没有看到什么好景致，一副受骗上当的神情让人尬尴。 href='2738/im'>《尘埃落定》出版后，人们的议论，有指点一座飞来峰的感觉。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把一本诗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和 href='2738/im'>《尘埃落定》一起出版，这样起码能告诉读者，一座山峰突起，自有它或明或显的地质缘由。也许有读者会说，原来阿来不但不是一鸣惊人得自己都会喜出望外，反而可能是被忽略太久了。好在我并不在写作过程中，时时地支着倾听喝彩的耳朵，而是服从于生命沫处的内在冲动。 现实生活如此庸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束缚着我们。但文学，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当我们走进现实，无数的可能性变成了唯一的现状，而且是最为庸常的那一种。但当想象与语言结合在一起，那无数的可能性便又恢复了。托妮·莫瑞森说，她痴迷于小说的理由是，“它扩大了我的生存”，我还想补充一点，它给了我差不多是无限的自由。因为有了那些在写作中享受自由的幸福时光，我此生之中那些短暂的时光都像永远一样漫长。 音乐与诗歌，我的早年——《文集·诗集》后记 是的，我的表达是从诗歌开始，我的阅读，我从文字中得到的感动也是从诗歌开始。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 很偶然的一个场合，跟一个朋友谈起了贝多芬。当时，他回想起跟当年指挥过的一个大学合唱团的女领唱同台表演多声部时此起彼伏，且丝丝入扣的情景。今天，女领唱在大学里做着我认为最没意思的工作：教授中文。指挥却已做了老板，出了一套很精致的合唱唱片。我很喜欢，于是，他每出一张，便请一次饭，并送一张唱片。我当年的音乐生活很孤独，没有合唱团，更没有漂亮的女团员。我的音乐是一台双喇叭的红灯牌收音机接着一只电唱机。 那时在遥远的马尔康县中学教书，一天按部就班的课程曲终人散后，傍在山边的校园便空空荡荡了。 有周围寨子上的人家的牛踱进校园里来，伸出舌头，把贴在墙上的标语公告之类的纸张撕扯下来，为的是舔舐纸背上稀薄的糨糊。山岚淡淡地弥漫在窗外的桦树林间，这时，便是我的音乐时间。打开唱机，放上一张塑料薄膜唱片，超越时空的声音便在四壁间回响起来。桦树林间残雪斑驳，四野萧然。于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声便轰响起来，在四壁间左冲右突。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时你必须出现在讲台上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愤怒有力的贝多芬，忧郁敏感的舒伯特。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更愿意回想的就是那些黄昏里的音乐生活。音乐声中，学校山下马尔康镇上的灯火一盏盖亮起来，我也打开台灯，开始阅读，遭逢一个个伟大的而自由的灵魂。应该是一个晚春的星期天，山上的桦树林已经一派翠绿，高山杜鹃盛开，我得到一张新的红色唱片，上面两首曲子，一首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 href='/article/9472.htm'>《春天》。先来的是小提琴，多么奇妙，悠扬的琴声像是春风拂面，像是溪水明亮地潺湲。然后，钢琴出现，铿锵的音符像是水上精灵跳动似的一粒粒光斑。然后，便一路各自吟唱着，应和着，展开了异国与我窗外同样质地的春天。我发现了另一个贝多芬，一个柔声吟咏，而不是震雷一样轰响着的贝多芬！这个新发现的贝多芬，在那一刻，让我突然泪流满面！那个深情描画的人其实也是很寂寞很孤独的吧，那个热切倾吐着的人其实有很真很深的东西无人可以言说的吧，包括他发现的那种美也是沉寂千载，除他之外便无人发现的吧。 从那些年，直到今天，我都这样地热爱着音乐。后来，经历了音响装置的几次革命，我便永远地失去了贝多芬的 href='/article/9472.htm'>《春天》。这一分别，竟然是十五六年！ 每当看到春日美景，脑海里便有一张唱片旋转， href='/article/9472.htm'>《春天》的旋律便又恣意地流淌了。这些年，我都把这份记忆掩在最深的地方。直到这天晚上，在成都一间茶楼，坐在几株常绿的巴西木与竹葵之间，听两个朋友谈当年的合唱，我第一次对别人谈起了我的音乐往事，这份深远的怀想。程永宁兄——当年的合唱队指挥，当即便哼出了那段熟悉的旋律，然后，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因为他的属下照看着一家颇 6709." >有档次的音响器材店，而且店里也卖正版的古典音乐唱片。他很快收了线，告诉我，这张CD很快就会来到我的手上。. 今天所以要在这里回忆以往的音乐生活，不是要自诩自己有修养，或者有品位，而是回想过去是什么东西把我导向了文学时，觉得除了生活的触发，最最重要的就是孤独时的音乐。因为在我提笔写作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生活，而且是因为艰难困窘、缺少尊严而显得无比漫长的二十多年。在那样的生活中，人不是麻木就是敏感。我没有麻木，但也没有想要表达的那种敏感。于是我在爱上文学之前，便爱上了音乐。或者说，在我刚刚开始有能力接触文学的时候，便爱上了音乐。我在音乐声中，开始欣赏，然后，有一天，好像是从乌云裂开的一道缝隙中，看到了天启式的光芒，从中看到了表达的可能，并立即行动，开始了分行的表达。 是的，我的表达是从诗歌开始，我的阅读，我从文字中得到的感动也是从诗歌开始。.９9ｌｉb? 那次茶楼里与两个当年的合唱团员的交谈很快就成了一个多月前的往事了。当然，这不是那种随即就会被忘记的往事。一天下午，程永宁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那张唱片找到了，店里已经没有这张唱片，是一个朋友的珍藏，但那位未曾谋面的朋友愿意割爱把这张唱片转送于我。而且，此刻程兄已把唱片送到了我上班的楼下。这段日子，我正用下班时间编辑着读者手里这本小书。平时，因为同时担任着两份杂志的主编，不能每天准时离开办公室。但是，这一天，2001年3月15曰，星期四，我却盼着下班，而且准点下班。急急回到家里，便打开了音响。瞬间等待后，那熟悉的旋律一下便涌入了心坎。于是，我身陷在沙发里，人又回到了十多年前。想起了早年听着这样的音乐时遭逢的那些作家与作品。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阿来的写作是从诗开始的。 那时，有这样的音乐做着背景，我在阅读中的感动，感动之余也有想自由抒发的冲动，都是从诗歌开始的。我很有幸，当大多数人都在听邓丽君们的时候，我遭逢了贝多芬们，我也很庆幸，在当时中国很畅销的中国诗歌杂志在为朦胧诗之类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从辛弃疾、从聂鲁达、从惠特曼开始。由这些诗人打开了诗歌王国金色的大门。 是的，聂鲁达！那时，看过很多照片，都是一些各国著名诗人与之并肩而立的照片。他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我不知道那些国家的诗人与之有没有过灵魂的交流，与之并肩而立的合影却是一定会留下的。但是，非常对不起，那些影子似的存在正在被遗忘，但我仍然记得，他怎样带着我，用诗歌的方式，漫游了由雄伟的安第斯山统摄的南美大地，被独裁的大地，因此反抗也无处不在的大地。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了的印第安文化英魂不散，在革命者身上附体，在最伟大的诗人身上附体。那时，还有一首凄凉的歌叫《山鹰》，我常常听着这首歌，读诗人的《马克楚比克楚高峰》，领略一个伟大而敏感的灵魂如何与大地与历史交融为一个整体。这种交融，在诗歌艺术里，就是上帝显灵一样的伟大奇迹。 是的，惠特曼，无所不能的惠特曼，无比宽广的惠特曼。今天，我听了三遍久违的 href='/article/9472.htm'>《春天》后，又从书橱里取出久违了的惠特曼。我要再次走进那些自由无羁的雄壮诗行。是的，那时就是这样，就像他一首短诗《船起航了》所写的一样： 看哪，这无边的大海， 它的胸脯上有一只船起航了， 张着所有的帆， 甚至挂上了它的月帆， 当它疾驶时， 航旗在高空中飘扬， 她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 下面波涛汹涌，恐后争先， 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绕着船。 感谢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感谢音乐，不然的话，有我这样的生活经历的人，是容易在即将开始的文学尝试中自怜自爱，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中国文学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也是因为这两位诗人，我的文学尝试从诗歌开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不狭窄的，较为阔大的开始至今使我引为骄傲。 回想我开始分行抒发的时候，正是中国诗坛上山头林立、主张与理论比情感更加泛滥的时期。但是，我想，如果要让文学从此便与我一生相伴的话，我不能走这种速成的道路。 于是，我避开了这种意气风发的喧嚣与冲撞，走向了群山，走向了草原。开始了在阿坝故乡广阔大地上的漫游，用双脚，也用内心。所以，这些诗歌最初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纸张上，各种各样的简陋的招待所窗户下肮脏的桌子上。今天，我因为小说获奖住在北京一家干净整洁的宾馆里，多年的好友，今天的责编脚印送来诗稿让我作最后一次校对。我在柔和的灯光下一行行检点的仿佛不是诗句，而是漫长曲折的来路。墙外是这座大城市宽广丰富而又迷离的夜晚，我却又一次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双脚走过的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谷，回到了粗3广幽深的岷山深处，回到了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我经历的那个生气勃发的诗歌时代，也是一个特别追名逐利的时代，诗人如此，诗歌界的编辑亦如此，带着势利眼而没有自己真正主张的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有些很好的诗歌篇什，便永远地沉埋在一些编辑部里了。比如，我至今想得起来的一首诗叫《遇见豹子》。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名单再开下去，便是一份控诉书了。其实，我的这本小小的诗集直到今天才得以出版，这件事本身，便是对中国文坛某些不正常状态的沉默的批判。如果不是那些永远沉没在某些编辑手里的没留底稿的诗篇，这本诗集便不会如此单薄。 这些诗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也显露出当我的文学生涯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姿态。所以，亲爱的尊敬的读者，不论你对诗歌的趣味如何，这些诗永远都是我深感骄傲的开始，而且，我向自己保证，这个开始将永远继续，直到我生命的尾声。就像现在，音响里传出最后一个音符，然后便是意味深长的寂静。而且，我始终相信，这种寂静之后，是更加美丽与丰富的生命体验与表达的开始。 《空山》三记——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 我不哀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尊重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

一、什么样的空，什么样的山

2005年3月，北京一次饭局，第二天我将受邀去美国考察。考察的目标是与对方共同商定的：美国本土的少数族裔的生存状况和美国的乡村。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将要独自在异国的土地上去那么多地方，而且还要考察那么宽泛而复杂的对象，心里当然有些忐忑，不是害怕，是不安，害怕自己考察归来时一无所获，辜负了邀请方的美意。准备出行的日子一直都在试图克服这种不安。克服的方式无非是多读些书，预先做一些案头工作，不使自己在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时显得盲目与唐突。在饭局上，不安暂时被放下了，和出版社的朋友们商定《空山》前两卷的出版事宜。酒过三巡，一份合同摆在了面前，没有太过细致地推敲那份合同，就签上了名字。朋友们也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合同中那些与作者权益有关的条款的人。这不是说我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我一直觉得，当一本书稿离开了我的案头，就开始了它自己的旅程。我始终觉得一本书与一个人一样，会有着自己的命运。有着自己的坎坷，自己的好运，或者被命运之光所照亮，或者被本来需要认知的人们所漠视。一个作家，可以尽力写一本书，但无力改变书籍这种奇异的命运。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过于执著于一份合同的条款，并不会在真正的意义上改变一本书最终的命运。 彼时，我高兴的是有这么一顿酒，把我从临行之前的忐忑之中解脱出来。酒席将散的时候，突然发现，合同中的那本书还没有名字。大家看着我，说想一个名字吧。于是，我沉吟一阵后，脱口说《空山》。看表情就知道大家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没有人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那就叫这个名字了？就叫这个名字吧。飞美国的时间那么长，在班机上再想想？我没有反对。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想了。因为这时我倒坚定起来了，这本书已经写出来的和将要写出来的部分，合起来都叫《空山》了。 只是，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那个“空山”。没那么空灵，那么写意。不是汉语诗歌里那个路数，没有那么只顾借山抒怀，而并不真正关心那山的真实面貌。我的写作不是那种不及物的路数。 想出这个名字时，像电影里的闪回镜头一样，我突然看到我少年时代的那片深山。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世界。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村庄所关涉到的一片天地：山峰、河谷、土地、森林、牧场，一些交叉往复的道路。具体而言，也就是几十平方公里大的一块地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那曾是一个多么广大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一个地质勘探队来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庄。那些人显然比我们更能洞悉这个世界，他们的工作就是叩问地底的秘密。这一切，自然激起了蒙昧乡村中一个孩子的好奇。而这些人显然喜欢有好奇心的孩子。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问，想不想知道你们村子在什么地方？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问题，他们的帐篷就搭在村子里的空地上，村子就在我们四周。狗和猪来来去去，人们半饥半饱，但到时候，每一家房顶上，依然会飘散起淡蓝色的炊烟。在这么一种氛围中，一张巨幅的黑白照片在我面前铺开了。这是一张航拍的照片。满纸都是崎岖的山脉，纵横交织，明亮的部分是山的阳坡和山顶的积雪，而那些浓重的黑影，是山的阴面。地质队员对孩子说，来，找找你的村子。我没有找到。不只是没有我的村子，这张航拍图上没有任何一个村子。只有山，高耸的山和蜿蜒的山。后来，是他们指给我一道山的皱褶，说，你的村子在这里。他们说，这是从很高很高的天上看下来的景象。村子里的人以为只有神可以从天上往下界看，但现在，我看到了一张人从天上看下来的图像。这个图景里没有人，也没有村子，只有山，连绵不绝的山。现在想来，这张照片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或者说，从此改变了我思想的走向。我从此知道，不只是神才能从高处俯瞰人间。再者，从这张照片看来，太高的地方也看不清人间。构成我全部童年世界和大部分少年世界的那个以一个村庄为中心的广大世界竟然从高处一点都不能看见。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一样的周围的村子，竟然一无所见。所见的就是一片空山。所谓“空山”，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多年过去了，我想自己差不多都忘掉这段经历了。 但在那一天，却突然记起。那么具体的人，那么具体的乡村，那么具体的痛苦、艰难、希望、苏醒，以及更多的迷茫，所有这些，从高远处看去，却一点也不着痕迹。遥远与切近，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具体地描写时，我知道自己有着清晰的痛感，但现在，我愿意与之保持住一定的距离。从此，这一系列的乡村故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空山。 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维度，叫做时间。在大多数语境中，时间就是历史的同义词。历史像一个长焦距的镜头，可以一下子把当前推向遥远。当然，也能把遥远的景物拉到眼前，近了是艰难行进的村子，推远了，依然是一派青翠的“空山”。 或者如一个在中国并不知名的非洲诗人的吟唱：“黑色，应该高唱：啊，月亮，出来吧！请在高山之上升起。” 月亮升起来，从高处看下去，从远处看过去，除了山，我们一无所见，但我们也许愿意降低一点高度，那么，门会看见什么？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本可以一无所见，那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看见？

二、个别的乡村，还是所有的乡村

应该承认，当时我并没有这么多的联想，只是那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情景突然被记起，突然意识到那个场景所包含的某种启迪。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然后，洛杉矶、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弗吉尼亚、亚特兰大、印第安纳、夏威夷……描述行程时，我只能写出这些城市的名字，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些城市，而是这些城市之间的那些广大的异国的乡村。 在异国的乡村为自己的乡村而伤情。 中国的乡村看起来广大无比，但生存的空间却十分促狭，而且，正在变得更加促狭。但在异国的乡村，我看到了这些乡村还有自己的纵深之处。一个农夫骑着高头大马，或者开着皮卡出现在高速路边上，但在他的身后，原野很广阔。一些土地在生长作物，而另外一些土地却在休养生息。只是生长着野草闲花。一定的时候，拖拉机开来，把这些草与花翻到地下，就成为很好的有机肥。把那些土块隔开的是大片的森林，在林子的边缘，是那些农庄。这种景象，在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描述中，就是中国乡村的未来——大部人进入城市，一些农村也城镇化，然后，剩下的农村>大致就成为这个样子。 这是现今的中国告诉给农民的未来，而在此前，中国的农民已经被告知，并被迫相信过不同的未来。这个未来最为世俗，也最为直观，因为这种未来在地球上的好些地方都已出现。但必须承认，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个未来也非常遥远。他们不知道这个未来在什么时候实现。也许，此刻在某一间中国农舍中孕育的新生命可能生活在这个未来中间。美好憧憬与严酷现实之间的距离，反倒加深了他们的痛苦。因为现实时刻在给他们教训，那些未来太过遥远。而在他们实际的经验中，对幸福稍许的透支都需要用苦难来加倍偿还。人民公社时，刚刚放开肚子在食堂里吃了几天，后来，就要以饿死许多人命作为抵偿。长此以往，中国的乡村可能在未到达这个未来时就衰竭不堪了。这个衰竭，不只是乡村的人，更包括乡村的土地。我在异国看到休耕以恢复地力的土地时，就想到在我们这里，因为人口的重负，土地也只是在不断地耗竭，而很难得到休养生息。 我总担心这种过分耗竭会使中国的乡村失去未来。也许因为这个我会受到一些谴责，或者说，我已经受到过一些责难，可是我想，作家当然要服从人类所以成为人类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作家没有权利因为某些未经验证的观念而去修改现实。 未来需要有一个纵深，而中国的乡村没有自己的纵深。这个纵深首先指一个有回旋余地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多数乡村没有这样的空间。另一个纵深当然是指心灵，在那些地方，封建时代那些构筑了乡村基本伦理的耕读世家已经破败消失，文化已经出走。乡村剩下的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精神上早已经荒芜不堪。精神的乡村，伦理的乡村早就破碎不堪，成为了一片精神荒野。 我并不天真地以为异国的乡村就是天堂。我明白，我所见者是斯坦培克描绘过的产生过巨大灾难的乡野，福克纳也以悲悯的情怀描绘过这些乡野的历史与现实：种族歧视加诸人身与人心的野蛮的暴力，横扫一切的自然灾害，被贪婪的资本无情盘剥与鲼吞。在 href='9870/im'>《我弥留之际》这部小说中，福克纳曾借他小说中的人物这样说道：“要是你能解脱出来进入时间，那就好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经历一个没有物理空间和存在于这个空间之中的人类社会的单独的时间。 不得不承认，如今这些乡野比我们的乡野更多地分享了时代的进步与文明的成果。至少从表面看来，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那样的旅行，像是在读惠特曼的诗：“现在，我在白天的时候，坐着向前眺望/在农民们正在春天的田野里耕作的黄昏中/在有着大湖和大森林的不自知的美景的地面上/在天空的空灵的美景之中（在狂风暴雨之后）/在午后的时光匆匆滑过的苍穹之下，在妇女和孩子们的声音中/汹涌的海潮声中，我看见船舶如何驶去丨丰裕的夏天渐渐来到，农田中人们忙碌着/无数的分散开的人家，各自忙着生活，忙着每天的饮食和琐屑的家务……” 的确，我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宁静、安详，并感到那种纵深为未来提供了种种的可能。正由于此，我为自己的乡村感到哀伤。我想起当年那些从城里学校来到乡村的所谓知识青年，我自己也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这些人并未改变乡村，而是在乡村为温饱而挣扎的生活淹没了他们。这种生活媳灭了知识在年轻的心中燃起的所有精神性的火苗。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和翻译驾车穿行异国广大的乡村，眼睛在观察，内心却不断地萦绕着记忆。 有一天，我们在路边停下车，走向一个正在用拖拉机翻耕土地的农夫。刚刚翻耕的沃土散发出醉人的气息，身后，好多飞鸟起起落落，那是它们在啄食刚刚被犁铧翻到地面上来的虫子。那个蓝眼睛的农夫停下了bbr>?９９ｌｉｂ.机器，从暖壶里给我斟上一杯热咖啡，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闲话。继续驾车上路时，我突然感到锥心的痛楚。因为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拖拉机手，他是我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一次回乡，人们告诉我，他曽开着他的拖拉机翻到了公路下面。当时他可以自救，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自救的措施。那天，我问他为什么，他面无表情地说：“觉得就这么突然死去挺好，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那时，我感到的就是这种锥心的痛楚。他是村子里那种能干的农民。能在20世纪80年代开上一部拖拉机四处奔忙就是一个证明。后来，他用挣来的钱开上了卡车，开着卡车长途贩运木材挣钱。那是90年代。后来，这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就殒命在长途贩运木材的路上。山上的木材砍光了，泥石流下来了，冲毁的是自己的土地与房舍。少年时代，我们_起上山采挖药材，卖到供销社，挣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那时，我们总是有着小小的快乐。因为那时觉得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不一样的未来不是乡村会突然变好，而是我们有可能永远脱离乡村。的的确确，在异国的乡野中——有着朴素教堂与现代化的干净的小镇的乡野，我又想起了他。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痛楚。 我还想起一个人。 一个读书读得半通不通的人，一个对知识带着最纯净崇拜的人。他带了很多从捣毁的学校图书馆里流失出来的书回到乡下。以为自己靠着这些书会了悟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个不相信书本，相信依靠传统的技能就能改变命运的人。他们曾经真实存在吗？他们是出于想象吗？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从真实处出发，然后，越来越多的想象。想象不同于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的种种可能。生活中有那么多歧路，作家自己只是经历了其中的一种。而另外的人，那些少年时代的朋友的去向却大相径庭。我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被严酷的生活无情地淹没。但内心的经历却需要想象来重建，于是，我在印第安纳停留下来，开始了《空山》第三卷《达瑟与达戈》的写作。这次写作不是记录他们的故事，而是一次深怀敬意与痛楚的怀念。至少在这个故事中，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的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一个作家无权在写作的进程中粉饰现实，淡化苦难。但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强烈的祈愿，让我们看到未来！ 异国的乡村的现实似乎也不是中国乡村的未来，那么，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未来！

三、关于消逝：重要的是人，还是文化

其实，无论是步步紧逼的现实，还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常识，我们都知道，一切终将消逝，个体的生命如此，个体生命聚集起来的族群如此，由族群而产生的文化传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常识。我用怀念的笔调和心情来写那些消失与正在消失的生命，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所谓文化，并不是如一些高蹈的批评家所武断地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广种狭隘的文化意识，更直接地说，是出于某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 是的，消失的必然会消失。特别对文化来说，更是如此。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族的形成，国的形成，就是文化趋同的过程，结果当然是文化更大程度上的趋同。如果说这个过程与今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因为信息与交通的落后，这个世界显得广阔无比，时间也很缓慢。所以；消失是缓慢的。我至少可以猜想，消失的缓慢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这个消失的过程，更可以看到新的东西慢慢地自然成长。新的东西的产生需要时间，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化都是缓慢的，同时也是自然的。但是，今天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迫切、急风暴雨、非此即彼、强加于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然，你就成为前进道路上一颗罪恶的拦路石，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予以清除。特别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五十年，情况更是这样。而且，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形成共识：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至少是太操之过急了。结果是消灭了旧的，而未能建立新的。我们的过去不是一张白纸，但我们费了好多劲去涂抹，要将其变成一张白纸，以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结果如何呢？涂抹的结果不是得到一张干净的白纸，而是得到一张伤痕累累的、很多脏污残迹的纸。新图画也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政治如此，经济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多数都可以归结为文化传统被强行断裂。汉文化如此，少数民族文化更是如此。这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是吸收了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与感受，我的小说中自然关注了文化（一些特别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消失，记录了这种消失，并在描述这种消失的时候，用了一种悲惘的笔调。这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一个生命可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存身。一种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消失，对一些寄身其中的个体生命来说，一定是悲剧性的。尤其是在我所描述的这个部族，这个地区，在此之前，他们被区隔于整个不断进化的文明世界之外已经太久太久了。这不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这是他们从未出生时就已经被规定的命运。政治学或社会学对此种状况的描述是“跨越”。须知，社会的进步不是田径场上天才运动员一次破纪录的三级跳远。屏气，冲刺，起跳，飞跃，然后欢呼胜利。这个社会当然落后，但这种状况不是老百姓造成的。社会当然应该进步，但他们从来没有准备过要一步跨越多少个世纪的历史。于是，当旧的文化消失，新的时代带着许多他们无从理解的宏大概念迅即到来时，个人的悲剧就产生了。我关注的其实不是文化的消失，而是时代剧变时那些无所适从的人的悲剧性的命运。悲悯由此而产生。这种悲悯是文学的良心。 当我们没有办法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时，这种回顾并不是在为旧时代唱一曲挽歌，而是反思。而反思的目的，还是为了面向未来。如果没有反思，历史本身就失去了价值，只不过文学的方法比历史学普遍采用的方法更关注具体的人罢了。 我很遗憾读到了一些文字，以为这个作家就是一个愿意待在旧世界抗拒并仇视文明的人。我不愿意揣度是因为我的族别，以为有了这样一个族别就有了一个天然的立场，在对进步发出抗议之声。我愿意相信，这样的声音只是基于简单的社会进化论的一种只用政治或社会学的眼光来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结果。我想，这就是桑塔格所指控的那种“侵犯性”的阐释。 萨义德说过这样的话：“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辩证关系，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从这个辩证关系衍生出一系列的英雄和怪兽，开国者和野蛮人，受人尊重的名著和被人轻视的对立面，，这表达了一种文化，从它最根本的民族自我意识，到它纯净的爱国主义，最后到它粗鄙的侵略主义、仇外，以及排他主义的偏见。” 我在最近为自己的一本韩文版小说集所写的序中这样说：“我曾经遇到一些读了我的书后不高兴的人，因为我说出了一个与他们想象，或者说别一些人给他们描绘的不一样的西藏。因而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他们……他们不想知道还有另一个西藏。好在，大多数的读者不是这样。我写作的动力也正是源于大多数读者不是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不是一个如今风行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秉持者。 这个世界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世界上很多文化正在消失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些文化所以消失，大多是因为停滞不前而导致其在现代社会中无法适应，也就是竞争力的消失。保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观念首先来自身居文化优势地位的西方知识分子，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话说，这是因为担心多样文化的消失，“可能会剥夺了全体人类寻找未来方向的许多可能选项。”但我不大相信，按现今社会的发展态势，人类会停下来，回过头去寻找另外的社会进化途径，去重新试验那些“可能选项”。这种以生物界的进化理论为根据的文化多样性理论表面看来具有充足的理由，但实际情形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文化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任何一个族群与国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还可能在一些保护区中不受干扰地享有一个独立生存与演化的空间，文化早已失去这种可能性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不哀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尊重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哀悼逝者，讲述死者的故事，缅怀那些从身边消失的人的音容笑貌，肯定不是因为仇视新生命的到来。 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毒素，那就是必须为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貌似新的东西尽情欢呼，与此同时，就是不应该对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许的眷恋。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对“新”的简单崇敬中间。认为“新”一定高歌猛进，“新”一定带来无边福祉，“新”不会带来不适应症，“新”当然不会包含任何悲剧性的因素。 必须再说一次，我希望“新”的到来，“旧”的消失的过裎中，能够尽量少一些悲剧，不论这些悲剧是群体性的还是纯粹只属于某些个体。 我并不认为写作会改变什么，除了自己的内心，也许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内心。 我比较信服萨义德的观点，他说，知识分子的表达应该摆脱民族或种族观念束缚，并不针对某一部族、国家、个体，而应该针对全体人类，将人类作为表述对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国家、个体的灾难，也必须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和每个人的苦难联系起来表述。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贯彻的原则。他说：“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 我想，当一个小说家尽其所能作了这样的表达，那么，也会希望读者有这样的视点，在阅读时把他者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 华文，还是汉语——香港版小说集《遥远的温泉》序 如果说做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点野心，那么我的野心就是，不只是在时势驱使下使用了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同时还希望对这种语言的丰富与表达空间的扩展有一点自己的小小贡献。 很高兴自己的小说能入选这套丛书，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喜欢华文小说这么一种说法。 我知道在大多数人那里，华文无非是中文或汉语的另一种表述，但凡在着意使用华文这个概念的地方，这些不同的说法间，我想还是有着微妙的区别。在我的体会中，使用中文或汉语概念更多是在大陆，而当言说的范围包含了港台地区，包含了东南亚，包含了欧美等处用中文书写的时候?，通常的表述就成了华文。由此看来，华文这一概念较之于中文或汉语好像又有着更宽广的涵盖，即承认同一个语言在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具有差异性的表达。华文的意义是从汉语这个概念中溢出的，指认了一种古老语言的一些新的可能性，指认了这种语言对另外一些文化和语言影响的包容与接纳。 我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产生做过追根溯源的工作，只是越发频繁地接触到这个概念时因为喜欢而生出这样的感受。并且推测，99liｂ.华文这个概念是基于华族这样一个概念的出现而出现。更推测，所以有华族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时，在国内只以汉族或某族来区分人群的方式已经不太合适了。于是就出现一个大于汉族这个概念的华族概念，用来指称所有的中国人。那么华文就成了所有来自中国的人的共同母语。当一个国家走向强大，其语言势必就会成为有越来越多异族人加入使用、加入建设的公共语言。 好些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汉语：多元共建的公共空间》，其中所指称的语言现实当然与前述华文概念所指称的语言现实有些区别，但在汉语扩张，并在这种扩张中得到丰富这一层意义上，则是一致的。我在那篇文章中主要是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整个大陆中国，打破了境内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与文化上.9９lib?的封闭与禁锢，当汉语普通话成为官方语言，借国家机器的强力在所有族群中推行时，一种统一的语言对不同文化的整合就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与力度展开了，结果自然是越来越多的非汉族人来使用这种语言，同时建设这种语言。 很多时候，这种现象被描述成“汉化”。在中国之外的一些人看来，这像是一种文化阴谋。在中国的很多汉族人看来，这又是一种引以为豪的文化胜利。但在事实上，情形可能不是如此简单。 持“文化阴谋论”者视而不见的是早已在他们自己的国度中发生的语言现实，一些强势的语言变成了国际化的，而很多弱势的语言的地盘却日渐缩小。 而对中国的汉人来说，以为别族 4eba." >人使用了我族语言即是同化与归附的想法未免过于自大与天真了。当今之世，某族语言与某族文化内涵高度一致的情形已经有很大变化。越是强势的语言越是内容芜杂，越是包含着互相补充或互相冲突的文化感受与不同的价值观。语言自然是通向某种文化的门径，同时也越来越是通向整个人类共同感受与经验的宽阔的门户。藏书网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为一个不用母语写作的非汉族人，我天然地更亲近华文这个概念。以为这个概念更包容，更接近当下的语言现实。当然，也许所有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揣测，但我想这至少表达了我的一种希望。那就是，当一种语言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巨大变化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实。注意到非汉语的人们加入汉语的写作中来，并非仅仅是同化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给这种语言表达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丰富了这种语言，扩展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现象，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王国维先生在 href='1566/im'>《人间词话》中论及纳兰容若的词作时，就注意到了异族人使用汉语，会给这种语言带来新的感受与新的表达。追溯更久远一些，早在佛经翻译的时代，汉语就曾被改造，被丰富，带来的结果是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扩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如果只理解为从文言向更接近口语的转变，而不考虑大量翻译引进的外国各种思想，各种学科的内容与演绎方式对汉语能力的扩张，我们将很难解释今天的白话文会是这种模样。.. 今天，随着国家文化在国境内部的强力整合，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散布到全球，汉语本身正发生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汉语越来越多地被叫做华文。以上就是我非常乐意为这套丛书编辑一本自己的小说集的最大的动因。如果说做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点野心，那么我的野心就是，不只是在时势驱使下使用了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同时还希望对这种语言的丰富与表达空间的扩展有一点自己的小小贡献。 当然，也许使用华文这个概念时人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我的臆想或推测也表达了对文化包容性的一种美好期望。 为什么要写作小说——《格拉长大》后记 也许心得都在写下那些故事的字里行间了吧。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和群山、藏书网和此起彼伏的植物群落待在一起，原始的感觉能力复苏，而经过学习与训练得来的理性表述能力反倒消失了。 出版社发来短信，嘱我为《格拉长大》这本小书写个后记，延宕好些日子了，脑子藏书网里依然空空如也。以写小说为业，但关于小说，竟实在觉得没什么话好说。或者是过去说得太多的缘故。 把读过的好书中还记得的话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别人有话在说，自己于小说，特别是关于短篇小说，除了对其形式本身着迷以外，确实没有特别的话值得来说上一说。小说写法，大家都在文体上刻意讲究，自己当然也如此行事，但真还没有成套的话可以说上一通。 再把四处行走，特别是在青藏高原上四处行走时得之于浩大自然的启示也想了一下，甚至打开电脑查査那些随手记下的文字，依然觉得只是—时一地之感，尚不足以转喻短篇写作中的某些境况，也只好作罢。 近年，黏滞在长篇《空山》漫长劳作中，一卷，两卷，三卷，四卷，五卷终篇，又开笔写第六卷，故事、人物、情境浮满脑海，关于小说写法之类的东西反倒从脑子里消失干净了。写得烦了，停下来，想清理清理脑子，想读点条理一点的书也不能。 只好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写些轻松点的短篇调剂一下，这本书中有关机村的这些篇什，正是这种调剂时的小小成果。 再一个调剂，在春夏时节，给车加满油，带上相机，带上睡袋，长途跋涉开上髙原，拍故乡的野花。看到野花们亭亭立于蓝天之下，带露摇晃，看到花们在镜头下呈现出那么匪夷所思的结构，那么不易捕捉的奇丽色彩，那种自然天成，那种超凡之美，再想自己一字一行写下的东西，有时真的会觉得提不起气来。 现在，在定位仪显示为海拔2800米的雄壮峡谷里，四处都是怒放的丁香。在汉语诗歌里，丁香似乎不是这样，但在这样的山谷里，我眼见的这些丁香的确并不幽怨，在山坡上一大束一大束地开放，强烈的香气比雨后猛涨的溪流还要强劲。因为有雨，我躲上车，把雨关在外面，让丁香的香气进来，打开电脑写下这样的文字，等到晚上下山，找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发出去，就算完成作业了。 至于小说心得，还是没有。 也许心得都在写下那些故事的字里行间了吧。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和群山、和此起彼伏的植物群落待在一起，原始的感觉能力复苏，而经过学习与训练得来的理性表述能力反倒消失了。这就回到了一个文艺发生学上的原始的疑问，我们写小说，到底是有想法想说出来，还是因为一些朦.胧的感觉，希望在写作过程中使其显示出略微清晰的轮廓？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真的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小说。 小说，或小说家的使命——《格拉长大》韩文版序 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 全秀贞女士来电话，告诉我小说集《格拉长大》已经翻译完成，即将在韩国出版，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消息。对用中文阅读我小说的读者，我大致是了解的，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作品。小说里有哪些因素——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会让他们感到兴趣。但是，当一个新的译本出现，也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读者将要用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我的小说时，我的感觉总是有些奇异的。小说在另一种语言中将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以什么样的节奏使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小说？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或者，本来是从好奇开始，却因为得到某种深入的途径而产生了同情与理解？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中国首都的大街上顶着寒风行走。这个电话，还有这个电话所引起的诸多猜想，显然提高了我内心与身体的热度。一个人在一个不太熟悉而且体量巨大的城市里会自然产生出孤立之感，但是这个电话带来的消息，使我再一次确认，一个人还是有办法与整个世界产生某种使人心安的联系。 全秀贞女士在电话中交代，韩国读者对这本书还很陌生?，希望我写点什么给我另一种语言中的这些读者。 在我理解，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异国的小说家并不熟悉——虽然，这是我在韩国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再一个，我想她的意思更是说，这种语言的读者对小说所表现的那些人与事更为陌生。所以，我得对这些可能的读者说点什么。但是我真能说些什么吗？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人，这些人的一些事，这些人生存于一个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说起来都显得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西藏。 于是，问题接踵而至，西藏又是什么？ 也许读者有理由希望我用一两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但我因此面临一个巨大的困窘，因为我无法明白地告诉大家，西藏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西藏。我只能说，西藏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就像韩国在一个地方，美国也在一个地方，法国、英国、日本又是在另一些地方。西藏也只是这世界上一个地方。是地方，就会长树，长草，树会结果，草会开花。草与树的海洋中，有人会沉浮其间。那些人大多数都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努力，而并不如外界所想象——那里的人都是一些靠玄妙的冥想而超然物外的精神上师。须知，精神上师 4eec." >们也有基本的生物需求。对首先需要满足生物需求然后才能丰富情感，发展文化，进而认知世界的人来说，西藏的自然是相当悭吝的，因而人的生存也就更为艰难。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高远之地想象成一个世外桃源，并给这个世界一个命名——香格里拉。当全世界都在进步时，更有人利用这种想象，要为西藏的不进步、保守与蒙昧寻找同情，寻找合理性。 本来，我只是作为一个藏族人，来讲述一些我所熟悉的那些西藏人的故事。这种讲述本来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但当西藏被严重误读，而且有着相当一些人希望这种误读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写作似乎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我曾经就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西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是现代的教育，是写作使我的命运有了比他们更大的变化，但我不可能远离他们。于是，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的凝聚。所有这些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吸引一个小说家，我们讲述故事所依凭的那种语言的秘密，自在的也是强大的自然，看似稳定却又流变不居的文化，当然还有前述那些宏大的概念，但人才是根本。依一个小说家的观点看，去掉了人，人的命运与福祉，那些宏大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人是出发点，人也是目的地。 小说家就是用这种方式努力地接近真实。不是从表面的事实，而是从人的立身之本来把握真实。 有很多的学科在研究此地与彼地，此种文化与彼种文化的不同，但是，我以为，一个小说家却应该致力于寻找人类最大限度的共同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决定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发展水平，文化基因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面貌，但人类和人，最根本的目的，难道不都一样吗？ 西藏从中世纪以来，上千年的时间，人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悄然凋零，历史却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出生之时，变化开始了，前进的脚步加快了。更有幸的是，我成为了一个这种进程的亲历者，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与记录者。 我当然很高兴把这些记录呈现给更多的人。 在此，我想预先对即将与这本书相遇的韩文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曾在我小说的读者，特别是外文版读者中，遇到了一些读了我的书后不高兴的人，因为我说出了一个与他们想象，或者说别的一些人给他们描绘的不一样的西藏。我因此冒犯了他们。他们希望知道的那个西藏没有世俗的忧虑与艰难，有的只是虔敬而不掺杂任何现实考虑的宗教追求。他们不想知道还有另一个西藏。好在，大多数的读者不是这样。我写作的动力也正是源于大多数读者不是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如果小说家有一种使命，那就是，当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在遮蔽什么的时候，祛蔽，并在不同的人群间建立真正的沟通与了解就是他最大的使命。 流水账——小说集《宝刀》后记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为自己继续写下去寻找更深广的支撑。这些支撑是大地、族群的记忆，是人们与自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要与所有这些因素深化联系与感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 第一次得奖的作品是一首诗，诗题叫《母亲，闪光的雕像》。这个奖评了几届就无疾而终了。诗写得不算好，诗思却是由一群锄草的健美9９liｂ?的妇女所触发，也就是被美所触发，而不是其他。至少，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年份是1982年。 就这么一路写下去，主要是《草原回旋曲》和《梭磨河》两组诗百余首。 其间，开始尝试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写过一段时间，觉得路数对头，像样的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 href='/article/2257.htm'>《老房子》，藏书网时间应该是在1985年。 以后还一直在写。有些写得不错，比如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我认为这是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比如抒情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我开始思考个人与自然、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写作对自己来说，日渐变成一个严肃的事情。 这期间的作品，集成了两本书：诗集《梭磨河》，1989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小说集 href='9597/im'>《旧年的血迹》，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到此为止，我写作的业余爱好期结束了。 出版了两本小书后，我老是想自己的写作到底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准？低水平的写作有什么意义？要不要结束写作？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为自己继续写下去寻找更深广的支撑。这些支撑是大地、族群的记忆，是人们与自己的生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要与所有这些因素深化联系与感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数月漫游的结果是一首两百多行的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是我最后一首诗，以后一两年还发表过一些诗，但都是旧作了。在这首诗中，我认定自己有条件把文学当成终生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初，写了一些中短篇。这样一些作品是让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欢乐行程》、《银环蛇》、 href='/article/6495.htm'>《野人》、《群蜂飞舞》等，中篇 href='5791/im'>《孽缘》和 href='9461/im'>《宝刀》。我说满意有两个意思，一个当然是指作者对小说因素的敏感得以显现，再一个是为将来的写作预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集 href='9405/im'>《月光下的银匠》。.９９lib? 1994年写作长篇 href='2738/im'>《尘埃落定》，还用多余材料或者说余兴写了中篇 href='9405/im'>《月光下的银匠》和 href='9465/im'>《行刑人尔依》。两篇后写的东西都先于长篇面世。1998年长篇才得以出版，畅销，作为一个作家为人所知，得奖，等等。 2000年，再一次漫游故乡大地，写作并出版长篇游记散文 href='9734/im'>《大地的阶梯》，再次梳理地方历史，再次寻求自己与根植于其中的大地与族群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思考让写作再次停顿，并一停数年，其间，只在2001年随团访曰期间，被有关温泉的风习所触动而写了一个中篇 href='9392/im'>《遥远的温泉》。 其间，因为编辑工作的缘故，写了一些关涉自然科学的随笔，部分结集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就这样曰益丰盈》。 2004年冬天，再次准备上路了。先是小小的一次试笔，一个短篇小说《格拉长大》。 然后，开始为一个叫机村的村庄立五十年（1950年至1999年）的传。2005年完成机村故事的前两卷《随风飘散》和 href='/article/4153.htm'>《天火》。出版前两卷时，这个多卷本小说取名《空山》。以后陆续写成第三卷《达瑟与达戈》、第四卷《荒芜》、第五卷《轻雷》和第六卷《空山》，直到2007年年底写完最后一卷。 其间，2007年春节，突然起意写一组跟《空山》相关的短篇，没想到一口气写了十二篇。写完以后，正好分成两组，一组人物素描，一组是写新事物如何在那个叫做“机”的村子里相继出现。这是我很看重的一个收获，一个有.９9ｌiｂ?些意外的收获。 2008年开始的长篇小说 href='9462/im'>《格萨尔王》正在进行中。现在就常常有人来问： href='9462/im'>《格萨尔王》后计划写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还会继续写作，我并不对未来的写作作具体的规划。我只是继续过去的方式：生活、阅读、感受、思考，等待写作冲动与构想的自然涌现。藏书网 我时时提醒自己，不是为了写作而生活，也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 编辑的意思是要我写一个类似于创作年谱的东西，我开玩笑说：“你是让我自己研究自己。”而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不太愿意做收集与自己创作相关的材料的工作——这种以备研究的工作，结果就有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而且里边提到的一些作品的年份还不一定准确。但我想，这样一篇东西，放在这个集子后面，权当后记，也许还有点意思。 《格萨尔王传》：一部活着的史诗——小说《格萨尔王》再版后记 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一部活着的史诗。 我要从一首诗开始： 智慧花蕊，层层秀丽，少年多英俊，观察诸法，如钩牵引，扣入美女心，彻见法性，明镜自观，变化千戏景，作者为谁，乃五髻者，严饰住喉门。 在西藏，更准确地说，是在藏族人传统的写作中，无论即将展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无论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体裁，一定有这样的诗词写在前面。这首诗是藏族一本历史名著《西藏王臣记》开篇时作者写下的赞颂词，作者是五世达赖喇嘛。这首诗是献给文殊菩萨的，进过寺院的人应该都熟悉这位菩萨，他和另一位菩萨普贤，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并立在一起，所谓左文殊，右普贤。一个骑狮，一个乘大象，骑乘的动物与方位，是辨识特征。为什么要赞颂文殊呢？因为他是智慧的象征，又称自在之王。赞颂他，是祈望得到他神力的加持，开启才智，以便写?作顺畅并充满洞见与真知。 我所要展开的话题，并不专注于宗教，而更多的是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藏族历史与文化。之所以这样开场，无非是想向大家说明，文化并不只是内容的差异，还包括了形式上的分别。很多时候，这种形式上的分别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外国人出了一本书，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往往会在扉页上写一行字，一般是献给某某人，这个某某或者是作者所爱的人，或者是在写作这本书时给予过他特别帮助的人。但这样的赞颂词并不是这本书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的藏族知识分子的在写作中每本书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藏族人传统的观念中，写作是一件具有“神性”的事情，是探寻人生或历史的真谛，甚至是泄露上天的秘密。不过，这个秘密有时是上天有意泄露出来的，通过一些上天选中的人透露出来。所以，一个人有了写作的冲动时，也会认为是上天选中了自己，所以要对上天的神灵顶礼赞颂。 我所要讲的《格萨尔王传》不是一部文人作品，而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很久的口传文学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格萨尔本来生活在天界，看到人间的纷乱与痛苦，发大愿来到人间——不是电视剧中那样直接地驾着祥云下来，而是投生到人间来，像凡人一样成长，历经人间各种艰难苦厄而后大功告成，最后又回归天界。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正经的历史书，但研究这部史诗的专家们得出了—致结论，相信这个故事还是曲折反映了西藏的一些历史事实。但在民间，老百姓的兴趣往往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艺术化的历史。这一点，在别的民族文化中也何尝不是如此。在汉族文化中，比如玄奘取经的过程变成 href='2202/im'>《西游记》的传奇故事，《三国志》演变成 href='2203/im'>《三国演义》，以及今天在影视剧和网上写作中大量出现的戏说式的作品其实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理，愿意知道一点历史，但真实的历史又过于沉重，于是，通过戏仿式的虚构将其变“轻”，变得更具娱乐性。我认为这其实反映出人的一种两难处境，我们渴望认识世界，洞悉生活的全部秘密，但略一体察，生活沉重的、无序的一面又会让我们因为害怕压力与责任而迅速逃离。所以，我们往往装扮出对生活的巨大热情，但当生活呈现出一些我们并不希望的存在时，我们就会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其实，人不可能从真实的生活中逃离出去，于是，就在文艺作品中去实现，今天，网络时代提供的更多的匿名的、游戏性的空间使人们在艺术之中也找到了新的逃离的可能。在今天，人类用一些方式把不想看见的事实遮掩起来的智慧正在得到空前发展。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作品，只不过其中历史的身影更为稀薄难辨。好多研究者都告诉我们，从历史到演义，都有一个从民间的以话本方式流传，到最后经文人整理定稿为小说的漫长过程。而《格萨尔王传》经过了一千多年，还处于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民间自由流传的阶段。这部史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曾有人把不同艺人演唱的不同版本记录下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字记录本，但是，这些记录本并没有使这部宏伟的史诗在民间的口传，以及于口传中的种种变异停止下来。有两张照片是我在准备 href='9462/im'>《格萨尔王》前期，在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见到的两个说唱艺人。我见到的这种人物太多，都忘记他们的名字了。这位妇女没有文化，她在放牧的时候捜罗花纹奇异的石头。在收藏很热，热到什么都有人收藏的今天她搜罗这些石头，是为了奇货可居吗？不是，她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奇石收藏。她声称，每一块石头对她来讲，就像是一块电影屏幕。当她祈祷过神灵，手托任意一块石头，格萨尔故事中的某一个片段就呈现在眼前，她就半闭着眼睛开始吟唱了。这位老者像老僧坐禅一样，安坐在自己家中，沉默寡言，但一旦灵感降临，立即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什么样的状态呢？一个法国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也接触到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他说：“是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 在前面，我有过“神性”写作的说法，藏族民间的口传文学也具有相同的特点。说唱艺人相信演唱能力是神所赐予，其方式对今人来说就显得十分神秘。比如那个妇女，没有文化，不识字，却具有杰出的演唱才能。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下的人们演唱时，使用的不是日常口语，而是韵律铿锵协调的非常古雅的书面语言。法国藏学家石泰安说：“口头的唱本是通过到处流浪的职业歌手或游吟说唱艺人进行传唱。一些人可能了解全部史诗或大部分章节，另一些人可能仅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邀请他们吟诵，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诵吟唱。” 在藏语里头，把这样的民间说唱艺人叫做“仲肯”。仲，是故事，肯，就有神授的意思，意译一下就是神授的说唱人。就是这些人，让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从事游牧与农耕的藏族人中四处流传。 除了说唱艺人，我还遇到一种用笔书写格萨尔故事的人。就在前面介绍的两位说唱艺人所在的那个色达县，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喇嘛在书写新的格萨尔故事。人们会说，那么，他是个跟你一样的作家。我想如果我同意，那个喇嘛自已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第一，他专写格萨尔故事；第二，他不认为故事是写出来的。故事早就发生过，早就在那里，只是像宝藏深埋于地下一样埋藏在心中。一个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富含宝藏的矿床。他所做的，只是根据神灵的某种神秘开示，从内心当中，像开掘宝藏一样将故事开掘出来。这种人，被格萨尔研究界命名为“掘藏艺人”。2006年夏天，我和两位国内权威的格萨尔研究专家去访问过这位喇嘛，他刚刚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更准确地说，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掘藏”，坐在禅床上时人显得虚弱不堪，与我们交谈时嗓间低沉沙哑，但是，谈到从他笔端涌现出来的新的格萨尔故事时，他的眼睛中发出了特别的光亮。 如果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神性光彩的活着的史诗。 最长的史诗。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用现代小说的方式重写了史诗《格萨尔王传》。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已经流传一千多年了。我不过是在这漫长的历史与宽广的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难以计数的故事讲述人中的一个。这个名叫《格萨尔王传》的故事，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命名，有时叫做神话，有时叫做史诗。其实，在有关于人类远古历史的那些传说中，史诗和神话往往是同一回事情。作家茅盾说史诗是“神话的艺术化”，就是这个意思。这部史诗至今在世界上保持着两个世界纪录，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纪录——活着的史诗。现在来谈第二个纪录，《格萨尔王传》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 这部史诗在青藏高原上虽然流传很长时间了，但被外界发现、认识并加以系统研究不过是两百年左右的事情。在此之前，分别有其他国家的史诗曾经保持着最长史诗的纪录。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作为主流的，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源头在古代希腊。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说到史诗就是希腊史诗。希腊史诗的代表作是 href='2087/im'>《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这些作品那时候是由一个叫做荷马的盲眼诗人所吟唱，他携带着一把琴，四处流浪，所以，又叫做《荷马史诗》。 href='2087/im'>《伊利亚特》共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三行，《奥德赛》一万二千一百一十行。《荷马史诗》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这些故事还在不断被改写。改写成舞台剧，好莱坞大片，改写成小说，比如《奥德塞》中奥德修斯的故事被加拿大著名小说家阿德伍德改写成了小说《珀涅罗珀》，并以此作品参加全世界有近百位作家参加的一个国际写作项目“重述神话”。我也是这个计划的参加者之一，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和全世界众多优秀作家一起参与“重述神话”的活动。 《荷马史诗》之后，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展，人们又发现了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最精短的本子有三万多行。《摩诃婆罗多》则长达二十多万行。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曾说过：“如果说有某一部作品把喜马拉雅山那么高洁的普遍理想和大海一样深邃的思想同时进行了概括的话，那就只有《罗摩衍那〉。”刚刚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七十岁左右还亲自完成过一个《罗摩衍那》的新的中文译本。 现在已经历数了四部最著名的史诗，再加上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统称为世界的“五大史诗”。这部史诗是于1872年由英国人从巴比伦废墟里挖掘出来的，故事用古代巴比伦人的文字刻写在泥版之上，本身已经残缺不全，我们已经无法窥见全貌，而且，那种文字，除了极少极少的专家，已经无人能够辨识了。但是，它出自古代巴比伦，产生的时间应该是最早的，所以，也在五大史诗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格萨尔王传》呢？法国藏学家石泰安在《〈格萨尔王〉引言》一文中说：“欧洲在1836年到1839年间首次通过译文了解到这个传奇故事。”1836年，《格萨尔王传》的译本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但系统性的研究还要差不多一百年后才正式开始。不然，“五大史诗”可能就要被叫做“六大史诗”了。之所以如此说，当然不是出于简单的民族情感，要把自己文化中所有的东西都无条件视之为伟大。在我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这种情绪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随时克服的东西。知识会成为学养，学养会帮助我们消除意识中那些因短视与狭隘而引发的情绪。我想，开场时讲到的那样的著作者所以要通过赞颂菩萨，也是希望获得这样的洞见的力量。藏族人给多学多闻多思的人一个美称叫“善知识”。如果我要称颂什么，我就称颂符合这个标准的“善知识”。 但《格萨尔王传》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即在史诗中至少是长度第一。有多长呢？上百万行，一百五十多万行。关于更具体的数字，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在统计数字上有如此的出入呢？这是因为，与前述那些史诗不同，这部作品主要是通过许多民间艺人的口头演唱在民间流行，这些民间艺人就是古代所谓的行吟诗人。不同的艺人演唱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稿本，即便是演唱同一段故事，不同的艺人都有不同的想象与不同的发挥，整理成固定的文本时，首先就有了长度的差别。 更重要的，前面说过，这部史诗还活着，还在生长，还在产生新的部分。格萨尔还是那个叫做“岭”的国家的国王，还在率领那个国家军队东征西讨，斩妖除魔，开疆拓土。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篇幅还在增加。 史诗过去是由行吟诗人演唱的， href='2087/im'>《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叫做《荷马史诗》，就是因为是由那个瞎眼的荷马，在古希腊那些不同的城邦国家间演唱出来的。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好多个城邦国家组成的。这些城邦国家时常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与此同时，这些城邦之间也上演分合不定，时战时和的大戏，但行吟诗人和他的故事却自由地穿越着这些城邦，成为他们共同的辉煌记忆，但这种记忆已经凝固为纸面上的文字。而巴比伦的史诗已经凝固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辨识的泥版上的文字。唯有《格萨尔王传》还在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间，在草原上的牧场，在雅鲁藏布江，在黄河，在金沙江，在所有奔流于高原上的大河两岸的农耕村庄里由不同的民间艺人在演唱。 直到今天为止，格萨尔故事的流传方式依然如此，没有什么改变。史诗仍然以其诞生之初就具有的流传方式活在这个世间，流传在这个世间。就像著作者在写作之前会首先用赞颂词的方式祈求神佛菩萨的佑助，这些演唱者“头戴一种特殊的帽子”，并以一首特殊的《帽子歌》来解释这顶说唱帽各个部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们所以这样做，除了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更重要的是一种宣示，告诉人们，这部史诗的演唱因为有神的授权或特许，与民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演唱间有着巨大的区别。长此以往，演唱者们的演唱开始时就具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 说唱艺人都有的这顶特别的帽子，藏语里叫做“仲厦”。大家已经知道，“仲”是故事的意思，而这个“厦”的意思正是帽子。那么，这个帽子就是说故事时戴的专用帽了。这里有一张照片，20世纪30年代由一个外国人摄于尼泊尔。而这一张说唱帽的照片是我在康巴草原拍下的。在正式说唱史诗的故事部分之前，演唱者会赞颂这顶帽子，因为这顶帽子上每一个物件与其形状都是某种象征。他们会把帽子比作整个世界，说帽子的顶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装饰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时，这样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宝山，帽子尖是山的顶峰，而其他的装饰与其形状，则分别象征着金、银、铜、铁等丰富的宝藏。之后，就可以由此导入故事，说正是由于格萨尔王降伏了那么多妖魔鬼怪，保卫了蕴藏着丰富宝藏的大夺，如今的人们才能安享这些宝藏中的无尽财富。上述材料，转引自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先生的专著《〈格萨尔〉初探》。我本人也观赏过好些“仲肯”的演出，但在我这次讲座中，但凡可以转引专家们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将尽量加以转述。为什么要如此呢？除了《格萨尔王传》这部伟大的史诗本身，我还想让公众多少知道一点国内外研究这部史诗的人并分享他们研究的成果。作为一个作家，：我很认真地进入了这个领域，但我知道，当我的小说出版，当这个讲座完成，我就会离开这个领域，而进入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而这些研究者，他们还会在这个领域中间长久地坚持。转引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我充实自己的方式，也是向他们的劳动与成就表达敬意的方式。降边嘉措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这种对帽子的讲述，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有专门的曲调，藏语叫‘厦协’。” “这种唱词本身就同史诗一样，想象丰富，比喻生动贴切，语言简练优美，可以单独演唱?，是优秀的说唱文学。” 史诗的发现。 “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个有些艰难的话题。不是材料不够，或者线索的梳理上有什么困难，而是这个词本身带来的情感上的激荡。我们自己早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早就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们不会有宗教，有文学，有史诗，所有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为人意识到自己在地球某一处的存在，意识到这种存在的艰难与光荣而产生出来的。描述这种存在，歌颂这种存在，同时，也质疑这种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王传》也是意识到这种存在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说，自这部史诗产生以来，就已经被演唱的人，聆听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记录本的人所发现。问题是，自哥伦布们从伊比利亚半岛扬帆出海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就开始改变了。在此之前，一种文化，—个民族，一个国家只需要自我认知，即是发现。但从这一个时刻起，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强势与弱势的分别。从此仅有自我认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占有优势地位的文化与族群来发现。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几千年，但要到15世纪等欧洲人来发现。中国的敦煌喧腾过，然后又在沙漠的包围中沉睡了，还是要等到欧洲人来发现。 《格萨尔王传》的命运也是一样。 前面说过，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把发现这部史诗的日子定在1836年，标志是其部分章节的译本在欧洲出版。非常有意思，这个译本是根据蒙古文翻译的。也就是说，在欧洲人的发现之前，这部藏族人的史诗已经被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发现了。但这个发现不算数。所以，要直到欧洲人来发现才算是发现。于是，就像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被发现的时间点一样，这个时间点也是由欧洲人的眼光所及的时间来确定的。在这里，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从殖民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殖民时代的基本事实，而并不是对石泰安先生个人有什么不满。相反，他个人在藏学和格萨尔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于1959年在法国出版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长达七十余万言，也是我初涉这个题材领域时的入门书之一。 下面我来说说，汉语世界发现这部作品的过程。 这里使用的材料，主要引自四川社科院研究员任新建先生的文章。关于国外发现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任先生给了我们更详尽的说明。1886年，俄国人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了这部史诗的蒙文本，后来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译本就是这个人搜集来的。直到1909年，法国传教士在拉达克（今属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捜集到两本藏文本，翻译后在英属印度出版。1931年，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夫人从四川方向进入西藏，就在林葱土司家中借阅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树地区记录到一个说唱艺人的唱词。后来，她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以《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为名，在法国出版。这虽然不是《格萨尔王传》的原貌，却也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整部史诗的大致轮廓。20世纪50年代后，国外的格萨尔研究才有了巨大的进展，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格学”家。前述法国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我们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现”的意义不再是自我认知，而是来自更为强势的外界的发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谈流传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发现，既是指被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发现，也是指在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汉文化对这部史诗的发现。 与西方的发现相比，这是一个优美的故事。 时间要回到上世纪20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老师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后来，我也曾为考察《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多次前往这一地区。所不同的是，我是驾驶性能可靠的越野车前往，而这位叫做任乃强的先生前往的那个时代，这十几万平方分里的土地上还没有一寸公路。但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时间里，先后考察了沪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理塘和巴塘等十余县。据任先生自述：“所至各县，皆周历城乡，穷其究竟，鞍马偶息，辄执土夫慰问，征其谈说，无论政治、军事、山川、风物、民俗、歌谣……皆记录之。”后来这些记录文字陆续在内地汉文报刊发表，其中就有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介绍。 此前，汉族地区也有关于这部史诗的流传，但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而未加考证，便妄下断言，认为是藏族人在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传说关羽关圣人的故事，后来又以为是藏族人在用藏语传说三国故事，便命名为“藏三国”或“蛮三国”。任乃强先生第一次于1930年用汉文发表文章，从而向汉语世界的读者表明，这部被称为“蛮三国”的作品，实为流传于藏族民间的一种“有唱词”的文学艺术，内容“与 href='2203/im'>《三国演义》无涉”。并且，他还在文中模拟演唱者的语调翻译了一段。 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任先生不仅收获了许多文化成果，更发现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生活的康巴藏人“有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他感到，在真正认知这个民族时，还有语言上的隔阂和民族心理差异这两个障碍需要跨越。他以为，找一个藏族人为妻可能是跨越这两大障碍的最方便办法。于是，他便请人做媒说亲，娶得新龙县藏族女子罗珠青措为妻。而他最初介绍到汉族地区的格萨尔故事，就是在其历时七天的藏式婚礼上，根据妻子的大姐在欢庆时刻的演唱所作的记录。 我这个故事，来自任新建先生所写的回顾《格萨尔王传》研究史的文章。而任新建先生，正是任乃强先生和罗珠青措的儿子。任新建先生子承父业，在藏学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 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并从这个宏伟的故事框架中，时时窥见到历史依稀的身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正因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先，我的虚构又不是信马由缰，时时让我回到实实在在的历史现场与文化氛围中间，整个写作过程成为一段庄重的学习历程，使自己感情充实精神丰满，也许，我们还有机会一起重温这次经历，重温这部伟大的史诗，重温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看看当一个世界还存在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的时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照应一下开篇，解释一下开篇时所引的那首诗体的赞颂词。这首赞颂词的汉译者是刘立千先生，一位对西藏学有深厚造诣的汉族学者。他说，这首诗前三句是说文殊菩萨妙智无穷，如绽放的花朵层层无尽展开。这样智慧的花朵吸引我们犹如英俊少年牵引少女的心灵。刘立千先生指出，这是运用了藏族修辞学著作《诗镜论》上的形象修辞手法，用经过比喻的事物，再去比喻另一事物，就是比喻中套着比喻。这也说明，不同的文化所哺育的不同的语言，总有着别种语言没有的特别感受与特别的表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才使这个世界显得丰富多彩。 补记： 其一，这篇稿子本是为上电视讲坛而作的，但后来没有做成，后来拿到南京与珠海的文化讲坛上讲过；其二，不说尚未再版，我想总是会再版的，那么就预作一个后记吧。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