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历史的空白处》
有话说在前头
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毛病是文革给闹的，刚刚学会读书，就赶上禁书，所有的99lib?书，都给打上封资修印记，一股脑烧光，害得我日日饥渴，有时比真的饿肚皮，还要难受。读书成瘾，跟吸毒近似，清代大儒颜元，说读书人是吞砒人，即吸毒成瘾者，不假。我的邻居兼好友卢跃刚兄有名言，为书买房，为儿子挣钱。我同意而且拥护头半句，两次换房，都因为书装不下了，一个人倒是有个搁下身子的地方睡觉就行。
好读书，但是乱读书。我虽然学历上是个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间跟老师聊天，没有正经接受过科班历史教育，如果说还有点知识，不过自己乱看看来的。小时候看书，能逮到什么看什么，拿到手里的书，如果时间限制比较紧，就飞快地看，如果相对比较充裕，就整本地抄，记得我抄的第一本书，好像是本叫做《美国政府机构》的书，大概是本文革后期提供给新闻报道人员做参考用的，从那里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会，什么叫行政权，也知道了原来人家的国务院只是外交部，跟我们不一样，还知道了原来负责美国总统保护的，是财政部。上大学之后，虽然学的是工科，课程压力大得要命，但毕竟社会上的书多了99lib?，我也忙里偷闲，狠狠地啃了几本大部头，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没人解，有疑没有问，更没有人点拨你该看什么书。
大学毕业弃工从文，老师骂我弃明投暗，暗虽暗，毕竟比较充裕地满足了我乱看书的那口嗜好。从此信马由缰，兴之所至，读之所至，读研究生之后，挨老师骂，说我用心不专，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渊明主义，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时常津津乐道，用我政治学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非学术性阅读。每每一本书读下来，问我书的学术理路，中心意思，核心问题，甚至于书的作者为谁，往往都不知道，但是书中我的“会意”点，却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藏书网看的，印出来卖钱，好像有点对不起读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有人乐意看，出版商有乐意出，我想也没有关系，总之是周瑜黄盖，愿打愿挨，不喜欢的，离我的书远点就是，恨到买回去放在卫生间里当手纸，也无妨，只是纸质太差，又不卫生，还费钱，所以，建议这样的先生女士们，想出气，最好弄张我的照片，贴在镖靶上用镖扎，省钱，高效，还解气，符合多块好省的原则。
读书最喜读史，相比起来，在历史学的论著和所谓的历史素材之间，更喜欢后者，哪怕再乱，再没有头绪，也还是喜欢。读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写此文的前人，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又会怎样。如此这般之后，有时真的不知我之为鱼，鱼之为我，傻乐一通，起身到冰箱里，找一个个大的苹果，大嚼，然后爬上电脑，写几个字。
第一话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的口没遮栏，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栏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99ｌib.t>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但是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
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99ｌｉｂ.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第二话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
晚清的中国，是个出新鲜事的地方，给喜欢看热闹的国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做看客。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破大门进来，战争间歇，大着胆子溜出来看热闹的中国人发现，在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军队里，夹杂着大量肤色很杂的人。这些身..上穿的跟白人差不多，但头上却裹着一个大头巾，显得头特大。中国人管他们叫大头兵，或者大头鬼。当时的国人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士兵。由于印度做殖民地的资格比较早，因此印度人，尤其是剽悍的印度锡克人，就有了跟主子一起出来教训别个不听话民族的资格。
由于印度士兵的加入，这场战事给了做看客的中国人更多的眼福。在他>99liｂ?们眼里，洋鬼子肤色很杂，也很斑斓，有白夷、黑夷、红夷，以及不黑不白之夷等等，好看煞人，边看，边增加自己的种族优越感——觉得鬼子不像人，像动物。印度士兵的头巾，也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多半是大红的，高而臃肿，凡是看到而且喜欢记录的中国人，总是忘不了记上一笔。后来，在上海租界里，英国人用印度人当巡捕，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个戏谑的称谓，显然跟头巾有关。不过，在鸦片战争当口，缠头巾的印度兵，命运并不好，中国人抓到了白人，很可能会优待，但是抓到了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不由分说就是虐待，连打带骂，还不给饭吃（我们中国人，对等级无师自通地敏感）。而英国人方面，一旦出现了军纪问题，一般都是拿印度兵开刀，当众绞死，用以安抚占领地的中国人。远不及后来在上海的9９liｂ.印度巡捕，虽然在白人面前是孙子，但见了中国人，却是霸道的爷。
缠头巾是印度锡克人的风俗，也是他们的教规，聪明的英国人为了让殖民地的人做炮灰，在变革他们上下身服饰的同时，容忍了他们的头顶。殊不知，这个特别的头顶，到了中国，却变成了二等洋人的标志，让中国人很是厌恨。
然而，时代总是在前进，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租借”了山东威海的英国人，居然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了中国，在威海建立了一支“中国军团”，这支军队的服装跟印度的锡克兵一模一样，头上也顶着一个大头巾，或者说是头巾形的帽子。据资料记载，“中国军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长枪队、炮队、机枪队、骑兵队一应俱全，这支军队的士兵，大概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并使用马克沁机枪的人。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只是虽然号称“中国军团”，但军官却都是英国人，列起队来，每个排的旁边，都站着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英国军官。
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很少做亏本的买卖。他们招募中国兵跟招募印度兵一样，都是要用他们打仗的。“中国军团”刚刚练好，打仗的机会就来了——中国闹义和团了。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威海附近却没有闹出多大动静，因为被“中国军团”剿了。不久，威海的“中国军团”北上，加入西摩尔联军，不仅跟义和团，而且跟中国的正规军交上了手，参加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据说，这支中国人的军队打得很不错，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尤其突出，接连攻下几个军火库。战后，为了表彰这支军队，英国人特地设计了一种带有天津城门图样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徽记。一位当年“中国军团”的英国军官写道：“中国军团远征作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没有行成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巴恩斯：《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转引自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军团”计400余人，进攻北京的联军中的英国军队一共才3000人，中国人占13％强。而联军中法国军队才800人（以越南士兵为主），奥军58人，意军53人。如此说来，所谓的八国联军，其实应该是九国联军才是。只是这第九国的士兵比较隐蔽，服饰跟印度兵一样，以至于当时被打的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觉察，一直当他们都是印度兵。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99ｌib?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第三话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将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算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
王.99liｂ?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bbr>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藏书网，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锯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锯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 4e2d." >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
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第四话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藏书网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官员前肚和后背与宦海生涯的关系。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藏书网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９９ｌｉｂ.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的毛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
第七话 官运挡不住的人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９9ｌｉｂ.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藏书网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跟丘八混在一起，似乎连想都不用想。
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 4f4d." >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第八话 “光绪”来了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 6765." >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2、30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4、50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９9ｌiｂ?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的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有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功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两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９9lｉb?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借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起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９9lｉｂ?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第九话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早琴和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校长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如果读过书的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藏书网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衷，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 href='5748/im'>《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９9ｌiｂ.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 href='2210/im'>《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经，）。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味，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9９lｉｂ?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
第十话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扳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 4e86." >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９9lｉb?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的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bbr>..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桔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
第十一话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三百六十行，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会干事，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有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 href='2210/im'>《红楼梦》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张伯驹虽然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bbr>..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这十个字的本事，其实只是略见一斑。不过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里面还需要加点注，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官场更是如此，公务和?９９lib?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进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的藏书网，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第十二话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代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的遮上点就得。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吐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吐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运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
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絃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
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又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的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
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里就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
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帐，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第十三话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功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看来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就中了举，文名遍于京师，被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在幕中，大被信任，“肃顺奉之若师保”。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茅海建语），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诺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的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帐。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帐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地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訢，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
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左、李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而且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渡过了，迎来了“中兴”。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 5bb9." >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闿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闿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第十四话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藏书网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 4e4b." >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都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第十五话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杖的是什么，他们可 4ee5." >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9９lｉｂ.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 4e00." >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 href='2204/im'>《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藏书网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防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事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第十六话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
雇佣兵这种职业，在西方很早就有了。在封建时代，某些封建主由于“国家机器”不够强大，但又时不时的有仗要打，下面的骑士用起来太麻烦不说，还不一定顶用，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那就是雇佣兵。跟农人种地，工匠做手艺，商人做买卖一样，雇佣兵吃的就是打仗的饭，谁给钱给谁打，今儿为甲打乙，打完了之后，明儿乙只要出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过来打甲，不存在任何的心理障碍。后来，西方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但雇佣兵的传统却并没有中断，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干这个买卖，直到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地方打仗，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比如阿富汗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眼下的伊拉克。
19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多战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雇佣兵来帮忙。最早的雇佣兵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兵和太平军打成一团，没断了有西方的雇佣兵掺和其间，看哪个顺眼，哪个给银子多，就帮哪个。不过，要说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９９ｌｉb.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咸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藏书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6、7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第十七话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又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藏书网，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 4f17." >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bbr>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第十八话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 4e0d." >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 href='3351/im'>《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99liｂ.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第十九话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 href='/article/1567.htm'>《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 620f." >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第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第二十话 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９９ｌiｂ.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 href='5745/im'>《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bbr>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藏书网
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第二十一话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９９ｌiｂ.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它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 4e0d." >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藏书网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 4e4e." >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第二十二话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bbr>.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份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稍有怠慢，就说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很快，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了上县，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官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几天功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分政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作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帮中弟兄，分的不均，就是不是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被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第二十三话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眼下，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找，但是美女除外，不用统计就知道，漂亮的女大学生肯定比相貌平平的同学就业率高。其实，到找工作的当口，无论男女，相貌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那些爹娘没有给个好皮囊的，怎么都要吃点亏，不仅今天如此，古代也差不多。看过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凤雏先生庞统（图23），由于生的难看，到刘备那里去求职，结果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耒阳令，到任之后，终日沉醉在酒乡里。后来由于鲁肃和诸葛亮的大力推荐，才得到重用，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事虽为演义，但史书上也有影子，只是为尊者隐，只记了后面的事，没提刘备重色轻才的糗事。>?９9lib.
处于乱世用人之际，尚且如此，别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南北朝选官讲究门第，但即使贵胄弟子，也须生得“美风仪”，才易得美官，做皇帝的近侍，那些歪瓜劣枣，长一副络腮胡子的家伙，大概也只有落寞的份。唐代实行科举，千辛万苦考上了，想要做官，必须得过吏部遴选的一关。这个时候，爹娘生得不济的主儿，就有些麻烦，得 4e0d." >不到好位置不说，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清朝是满人的天下，满人，或者说旗人是最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做官的人至少在皇帝和上司面前，都必须做出一副奴才相。奴才相是什么样？古来没有定论，但首先必须是伶俐样，乖巧，低眉顺眼，但必须周正。其次是老实忠厚样。方头大耳，浓眉大眼加厚嘴唇者最佳，具体尺度，比照这个样子有所增减，但大体上不能太离谱。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9９ｌiｂ?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 67d0." >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第二十四话 又想起了王大点
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2000）的前后，我曾写过若干文字，算是纪念，也算是抬杠，多少有点为了跟某些永远站在思想正确的制高点的“学术法官”闹点别扭的意思。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王大点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大点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闹义和团那年，他是北京城里五城公所的一名衙役，干的是“警察”的买卖，当然有点小权力，但社会地位低贱，属于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粗通文墨，而且胆子大（人家是警察！），在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杀教民、打洋人，攻使馆的时候，他天天跟着看热闹，看了就兴奋，兴奋了就记，留下了一部日记。我当时解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写的文字叫做“世纪末的看客”。文章在《读书》发表之后，好像还有点反响，记得有若干人给我写信打电话，文章也被若干乱七八糟的选本转载过，看来读者对这样一个看客很有点兴趣。
没错，王大点是个相当标准的看客，没心没肺没立场，对于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他没有跟着欢呼，被义和团杀的教民，他也不惋惜，这些倒霉的人，有些他还认识，知道姓名，家住哪里，做什么活计。洋人进来了，他虽然没有告发街坊里的义和团，却也很积极地跟洋人套近乎，替洋兵拉皮条，找妓女，引诱禁酒的美国兵喝酒，无论哪一国的士兵，语言障碍都不成任何问题（由此观之，各国下层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对付印度缠头兵似乎更得心应手，虽然偶尔也会吃上条洋火腿（挨踢），但也绝没有激起过他老人家什么民族仇恨。同时，他也是个非常勤勉的看客，在北京城闹义和团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出去，满世界寻热闹看，凡是杀人放火的事，大概没有多少能逃得出他老人家那双锐利的眼睛的。
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很麻木，或者冷血，但他的观察的确相当客观，不带主观的爱憎，所以，他的“观察日记”，应该说是相当可靠的。
实际上，这本日记当年之所以被整理出来（出版在1964年），最初的动机无非是想从中找到一点义和团英勇杀敌的事迹，为我们歌功颂德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可惜的是，我在仔细搜寻了王大点的庚子时期的日记的每一个字之后，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只字片语，难怪那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人引用这个材料。
王大点看的热闹，最多的是义和团杀教民（信基督教的老百姓）。被杀的教民一律手无寸铁，不知道反抗，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小孩。有的抓住就杀，干脆痛快。怎么知道人家就是教民呢，或是有人举报，或是……，据说有义和团的大师兄火眼金睛，搭眼一看，就能看出教民额头上有十字印记，所以，拖出去砍了就是。也有谨慎一点的，抓住了嫌疑教民，升坛（义和团的拳坛），焚黄表，让义和团供的关老爷、猪?八戒之类的神来判定真伪，只是这些神仙老爷好像一点都不慈悲为怀，但凡焚表的，几乎没几个饶过的，结果还是杀，仅仅让王大点之流的人，所看的热闹情节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有些人被杀，还是属于“铁证如山”的，比如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一只铅笔，一张洋纸，都足以让他们丧命，这种人，义和团叫他们三毛子。真的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货的排第三，义和团发誓要从大毛子一直杀到十毛子。值得一说的是，义和团在剿杀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时，剿出来的洋货，并没有砸掉了事，而是拿走了。比如王大点记载，某日“冰窖胡同义和拳将长香（巷）四条照象（相）馆张子清俱家三口剿办，剿得自行车、话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横街老团。”
义和团杀人的方式比较简单，大多是砍头。所以，北京城那时节到处可以见到没有脑袋的尸体，大热天的，掩埋不及时，往往臭的让王大点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都感到受不了。除了砍头之外，也有一些人是被义和团乱刀剁成肉醤的。据王大点记载，这样的人似乎不是因为有所反抗，就是剁的人想剁，被剁的多半是妇女，大概女人在教，更容易激起义和团的义愤。
义和团杀的第二种人是白莲教徒。这些人其实多半不是真的白莲教。白莲教只是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统称，各个教门的面目五花八门，内容各异，其实跟原来的白莲教早就没有多少关系了。白莲教自明朝定鼎以来，官方一直禁查，被视为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 636e." >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得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漪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衷，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第二十五话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9９ｌiｂ?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 4e2a." >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99lｉｂ?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藏书网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第二十六话 在孝与非孝之间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 href='437/im'>《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呢？自从 href='437/im'>《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给他罗织的罪状，但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他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罗织?罪名的路粹，原系孔融、陈琳一类的文人，平时就有诗酒酬唱，听到点彼此间的酒言醉语，不足为奇。
路粹卖友构罪，背后是曹操。孔融不是应世之才，两次出任地方官，一次北海相，一次青州牧，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孔融在大兵压境之际，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所以说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士，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同为七子之一的陈琳，为袁绍草檄骂曹操，辱及曹操的祖宗，曹操却怜其才，收在帐下，官拜丞相府记事参军。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己有。他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曹操有意拥戴曹操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暗示不赞成；最可气的是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之际本是必须做的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丢了地盘，在曹操手下做官的孔融，已经从昔日的孝子变成了名士。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借酒使性，是名士的正常生活。这样名士当时还有几个，祢衡一向轻视曹操，就是不给面子，曹操用祢衡做鼓吏以羞辱之，祢衡就能当着曹操的面脱裤子，“裸身而立”。仲长统平时少言寡语，但作诗.述志，则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其离经叛道，放浪形骸，已开魏晋玄学清谈之士之先河。面对当众脱裤子的祢衡，曹操可以将他送走，但是不脱裤子，却总是在耳朵边唠叨的孔融，就只好找个借口杀掉了，虽然借口找的并不高明，而且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曹操，忍耐也是有限的。
两汉、尤其是东汉，是经学的天下，儒生的时代，儒家伦理不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是选官的最高准则，读书人为了获得出仕的机会，竞相在孝行表演上下功夫，最后走到了极致，做起假来。而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9９lib?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未免说的和做的，两两相背，最直接的结果是士人矫情做假之风更炽，嘴上说的仁义道德，做的却是追名逐利，贪财好货。于是，原来那些较真的老实人受不了了，干脆反动，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嘴上离经叛道，从大孝走向了非孝。
第二十七话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那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藏书网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作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的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的“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t>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的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治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的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第二十九话 从将军到村长
1927年的秋的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山东堂邑县，他在武训生活过的村庄逐个走访当年和武训同时代的老人，参观武训当年兴办的学校，在武训曾经住过的低矮的草房面前，这个军人，流下了眼泪，嘴角里挤出来一句话：“作为将军，我愧不如一个乞丐。”三年后，这个军人，辞去了师长，1932年，他带领全家，来到漠北高原，当时绥远的五原一代，罄其所有，招徕流民，屯垦开荒，在荒原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为了这个新村，他耗尽了家财，四个儿子全部死在荒原上，此人名叫段绳武，是当时的一代名将。
段绳武1896年出生在直隶定县高头村，15岁从军，在北洋军王占元麾下当兵，一点点靠战功升上去，老直系的王占元部被后起之秀孙传芳接掌后，段绳武成为孙传芳麾下的一员大将，直系军阀中的知名人物，我在做军阀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许多著名战役中，都能找到他的名字。1921年夏天，湖南军阀赵恒惕乘湖北内乱，想拣王占元一个便宜，派兵以“援鄂”为名抢地盘，但是碰上孙传芳，在羊楼司一带硬是把气势正盛的湘军，挡了8天8夜，为王占元赢得了争取援助的时间，这其中，段绳武出了大力。
在北洋军阀诸系统中，直系的军人，比较起来，是比较有报负有想法的，直系军队的纪律也相对好得多，能吃苦，能打仗，但比起其它军阀，尤其是皖系和奉系来，也比较土气。段绳武是军阀混战中的失败者，虽然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他依然是师长，手里有一支军队。但长年的征战，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导致政治昏乱，社会失序，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老百姓生命财产被南来北往的军队随意践踏，这一切，一直在困扰着这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战败后寄人篱下的困境，更是深深地刺激着他，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队，放弃了高官厚禄。在当时的军阀中，能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军队是军阀的生命，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是藏书网生存的依据，跟别人交易的筹码，放弃军队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彻底输掉的了的人，像段绳武这样，还有实力就卸甲归田，实属罕见。
当然，段绳武卸甲，是有想法的。这个想法，既来自于他家乡米鉴三父子的乡村建设，也来自他驻扎山东时，武训事迹给他的刺激。他想为自己长期因陷于战乱而苦难深重的家乡做点事情，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条出路，也开创一条乡村建设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的乡村建设设想，增加了屯垦卫边内容，地点选在以及成为前线的绥远。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大片农田被淹，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段绳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等河北乡绅，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开始具体实施他的计划。
就这样，昔日的段将军，变成了段村长。他在五原一带，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先后把几千河北流民，迁移到五原，开荒屯垦。他先后建了三个新村，都是他的村长，他把全家都带到了荒原上，脱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开荒。村里有自卫团，自治会，良心省察会，村民大会是新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大事由村民大会议决。但是由于他的军人特色，新村的组织还是具有军队编制色彩，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整齐划一。村民们用土坯盖房，修建宿舍、教室、礼堂、活动室，还修建战备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会”，他和一些自愿来帮忙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给农民做“精神讲话”，激励农民发愤自强，灌输民族国家意识，讲国家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讲“九一八”的痛史。农事的间歇，则进行军事训练，为此，还筹集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开始的时候，新村的农民连吃饭都在一起，由食堂供应，后来有的农民家眷来了，则有家室的农民在家里吃，但集体活动依然按组织进行。为了更好地支撑农民开展生产，村里还组织了供给、信用、运销、利用合作社，发给农民农具、牲畜、大车，抵作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农民可以分四年还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提倡所谓对社会的“教、养、卫、管”，段绳武也把这个口号接了过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教、养、卫、管”只藏书网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第三十一话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藏书网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 7684." >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９9ｌｉｂ.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bbr>９９lib?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第三十二话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下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吃的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出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60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82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和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和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的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t>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作公务。实际上，所谓三跪九叩的上朝礼仪，也是到了清朝才确定下来的。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 href='2640/im'>《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迎，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第三十三话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 4e86." >了，从推荐变到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９9ｌiｂ?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 88ab." >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 href='2195/im'>《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藏书网９9lib.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第三十四话 小人不可得罪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伺候人、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由于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 6982." >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9９lｉｂ?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 href='2195/im'>《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 href='2195/im'>《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第四十话 台湾的招幌
如果你是一位对传统比较热爱的人，那么到了台湾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甚至还可能有几分亲切。除了女人身上少了些旗袍，男人身上少了些马褂和长衫之外，大街上的一切都恍惚让你觉得回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街上的招幌。
旧中国的店铺都有招幌，招是招牌，幌是幌子，招牌上书写店名，字号，幌子则展示行业的特征，鞋店则幌如鞋状，扫帚店则挂把扫帚，当铺则书一大大的“当”字，唯有酒家的酒幌有点特别，状若华盖，而且幌子挂得越多，证明酒家的等级越高，类似今天的“星级”。招幌到了近代，由于欧风的习染，已经有所改良，比如说加上霓虹灯，串上点洋文什么的，就像我们在老照片和过去的电影看的老上海。
除了零星居住的农户之外，台湾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街，有街必有店铺，有店铺就有招幌，哪怕仅仅是.
个卖粥的小店。稍微大一点的街市，长扁方圆的各色招幌排成队，招呼着来往行人，到了晚上，招幌上的霓虹灯花花绿绿，眩得人眼晕，几乎让人全然忘却了背后怎么看到很一般、甚至还显得有些破旧的房子。凡是从过去的中国过来的老人，以及看到过30年代上海老照片的不那么老的人，身临其境，一定会产生错觉，哦，这就是令现今上海众小资们怀恋不已的旧上海。这个错觉，百分之八十是招幌惹的祸。
台湾的招幌是个积淀传统的地方，别的地方似乎见不到这么多的“店”、“堂”、“局”和“铺”，古色古香地就像每个都开了上千年。不仅招幌传统，跟招幌配合的街景也传统，即使是在号称大都市的台北，也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老的招幌下面，当街趴着一懒洋洋的肥狗，对所有的过往者一概不理不睬。从西方学来的健身房，到了台湾也不得不跟传统有所结合，名曰“美体小铺”，当然，从这些小铺里出入的，大半是些洋气的男女。
台湾的招幌也是个发挥创意的所在，店家的创造性思维，大概大半留在了招幌上，让人见了没法不留下印象。一家招幌曰“瓶瓶罐罐”，进去一看，哦，原来是卖各种玻璃和陶瓷器皿的。一家招幌曰“独臭之家”，进去一看，原来是卖臭豆腐的，何以曰“独臭”？一打听，原来是因为人家出的臭豆腐最好吃。还看到一个招幌上写“小道消息”四字，走进才知道是家饭馆，还见过一个招牌写着“YES”，作为店名，其实是家美发店，高雄有家饭店的招牌上写着“自由羊肉汤”五个大字，大概店主对自由有着非同常人的推崇，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民主牛腩面”，平白失了一副绝对。
台湾的招幌有时候也能让人从中一窥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态。比如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我曾发现过一个店家的招牌，主体部分写着“美容美发”四个大字，旁边另有一行小字：“水管电工”，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美容美发”与“水管电工”有什么关系时，一旁的台湾朋友告诉我，这是夫妻老婆店，妻子做美容美发，占了店面，老公会一点管工和电工的技术，不愿意吃闲饭，也不肯为老婆打下手，所以挂出招牌吃碗手艺饭，由于收入没有老婆多，所以招牌上只能做附庸，也不占什么空间，有个工具箱即可。由此看来，台湾的市民，还是挺勤勉，也懂得“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理——谁收益多..谁就占得空间大，可能家里的地位也高。
槟榔店是台湾的一景，车过城乡，时常会看到路边的槟榔店，里面常常守着一或两位穿得很少的“槟榔西施”，有次一位槟榔西施还将槟榔送到我们车上来，惹得车上一阵骚动，大家纷纷举起了手中的掌中宝和傻瓜机。据说这些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的规矩是“兴看不兴摸”，算不得色情行业，所以在台湾风声特急的扫黄中，还是照样做她们的生意。槟榔店的招牌很平常，不过是美美、香香之类，但就要离开台湾之际，居然让我看见了一个挂着“道德槟榔店”的店铺，看来即便是“兴看不兴摸”，多少还是有伤风化，所以有人硬是出面扭转世风。
招幌是店家的脸，或者是眼睛，走马观花，看到的也就是露在外面显眼处的脸，好在，脸或者眼睛，多少也能透出几分店家心思和当地文化的消息。其实用不着看别的，看了台湾的招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台湾其实很中国。
第四十一话 袈裟与权杖
大约是在八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
大约是在八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由此我们谈了起来，他是僧人，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还看过几本佛经，记得只言片语，因此总能接上几句，逗起老和尚的谈兴。火车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时还没有提速），我们在叽哩咕噜地谈佛论经，最后，要熄灯前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在跟某活佛修习藏传密法，灌顶一次胜过读经几十年。
临别时，他预言我早晚要入空门，因此给我留下了地址，告诉我他的身份，记得好像是五台山龙捧寺的住持。回学校以后，不知怎么就对藏传佛教来了点兴趣，当然，我并没有野心探究藏密的玄理，只是想弄清楚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于是去了几趟雍和宫，找来若干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看，忙活了一通，横竖就是弄不明白，随即也就放下了，显然我不是老和尚预言的个中人，资质有限，连这种门外的东西都弄不明白，更弗论升堂入室了。
不过，虽说是已经放下，但一旦读书涉及藏密，提到活佛和灌顶。甚至出现达赖、班禅的字样，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这种感觉，终于在因朋友之赐吞了一本书之后基本消失了。
说“吞”是名副其实，因为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中间连口水都没喝。这是一本口述史，记录了一个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外势力的策动，西藏地方政权对内地心存敌视的条件下，凭着两脚走进西藏的汉人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西藏的三大寺获得最高佛学学位的汉人喇嘛的传奇，一个身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喇嘛在西藏办学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给我们解剖和展示了那个神秘的，饱浸藏密文化的西藏，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连做梦都想知道，但却无从知晓的那个时代西藏僧、俗两界的细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几乎都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成千上万的宗教教派初始的时候，也许只是教主“借教敛钱”或者“借教成名”，一旦成了点气候，无一不在政坛短兵相接，做铁锤的有，成铁砧也有。佛教在诸宗教中，大概要算是最为软性的一种，凡是笃信佛教的国家，国势往往不昌，大概是过于慈悲为怀，缺乏攻击性所至。在中世纪，佛教对政治的干预远远抵不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甚至连昙花一现的拜火教和摩尼教也有所不如。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沙门不敬王者”的旧习逐渐在王权的威势下消尽，连最痴迷佛门的皇帝也不过是用佛教来当工具而已，梁武帝总是玩着要当和尚的游戏，但毕竟没有真的出家。武则天佞佛，但却让俊俏的小和尚给她做面首。凡是佛教势力一大，占了过多的资源，就会生出灭佛的“法难”。不过，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佛教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个合适的清客位置，依然对俗界的政务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进入得比内地晚，但发展的势头却要猛得多，最后居然形成了僧侣直接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肃芝老人在内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进入西藏之后，又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阶——拉然巴格西。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
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情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旁门左道，以求自存。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
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更有甚者，还让佛教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努力，以及一向看不起藏传佛教的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发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辛苦，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达赖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俗界，只有贵族才有可能成为政府官员。其次，西藏又是个佛教的世界，高级僧侣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而且拥有最高的世俗权力。而他们本身也是另一种形态的贵族，虽然大多无法从血缘上世袭传承，但通过活佛转世，同样可以以寺庙为基地，成为传世的贵族，一样拥有领地、财富和农奴，甚至拥有武装，事实上也是封建领主。对于世俗贵族，信奉佛教是他们之所以可以做贵族的合法性依据，他们不仅要皈依佛祖，布施和供养僧侣，而且要绝对服从宗教领袖，一旦他们有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就可能被革除出贵族行列。对于僧侣贵族，他们虽然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的贵族身份，但却只能依从世俗的领主方式才能存在。
西藏地方政府被称为噶厦，或者是噶厦政府，噶厦由四位平行的噶伦（类似于宰相）执政，四噶伦中，有一个僧侣的席位，三个世俗的席位。噶伦以下，基巧、宗本、代本、甲本都是僧俗并设，有僧官有俗官。这种僧俗混合的政府官吏体制，俗官由贵族担任，僧官则由喇嘛接任。由于担任僧官的喇嘛不可能在血缘上世袭，这样等于是在贵族社会里面为平民另辟了一条升迁的小道，平民可以做喇嘛，然后通过投靠僧官，刻苦学习，慢慢熬上去。平民当然大大地多于贵族，做喇嘛的平民更是多于做喇嘛的贵族（平民做喇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西藏的民俗），所以竞争性无疑是很强的。平民出身的喇嘛必须具有相当的资质，不仅精通密、显两套佛学，而且医卜、星相都通才可能被僧官看上，看上以后，还要学点做官的公文书写。
虽然佛教充盈于整个社会，但官场上却没有因此有什么道德掩饰，所有官的获得都要买，而且是明码实价。一个噶伦多少钱，一个宗本多少钱，所有想买的人都清清楚楚。买了之后，上任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钱捞回来，而且加倍。当然僧官也不例外，想要做官都得公开地买。喇嘛做官自然得靠当僧官的师傅来买，徒弟做了官，再加倍地孝敬回来。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达赖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情。
由于进入了权力中心，所以俗界所有的权力斗争，宫廷阴谋，打打杀杀，佛教界自然也都卷了进去，有时候甚至连达赖、班禅也成为受害者。分裂西藏的阴谋虽然跟某些国外势力有主要的干系，实际上佛教界的某些领袖也堕入其中。为了适应掌握政权的需要，佛教界最大限度地被武装了起来。在内地只有少数寺庙才有的武僧，在藏地普遍地存在，这些习武的僧人不习佛经，不守戒律，却要像士兵那样习武操练，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际上是僧兵。遇有战事，各寺都要像领主一样，派自己所属的僧兵参战。佛教的基本戒律就是不杀生，但由于在游牧的藏地，绝对的不杀生无以为活，所以在传人之初就已经有了变通——杀大牲以救小生。而由于操纵权力又不得不来第二次变通，由那些不谙佛理的习武僧来操办杀人之事，任由他们堕诸恶道，从而换来“真正的僧侣”的清净。
甚至，权力和金钱也侵蚀到了佛学的领域。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达赖、班禅也不例外。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予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是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藏传佛界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情与虔诚。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学佛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藏传佛教顶端的佛学重镇甘丹、哲蚌、色拉这三大寺，在神学的研修上更接近于近代的研究性大学。每个寺庙就像大学本部，下分成大的学区札仓，札仓则由更小的学习单元康村组成。每个学员都有具体的导师指导，寺庙、札仓和康村三个层次的结场辩经，有点类似于课堂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而且平和讲理的辩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这种学习体制，让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确比较容易出学理型的人才。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学者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这话当时我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仅是—般人升迁的唯—途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好智慧的人们的心灵需求。不少平民通过当喇嘛，进入寺庙学佛，做上僧官，变成了僧侣贵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过做喇嘛的修习，多数是一边为人佣工一边修习，最后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进深山进一步修行，从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将西藏的精英（包括贵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进去，自然拥有最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如此，佛教在西藏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佛教在自己名义下笼盖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传人之前，中世纪的所有学问几乎都包含在了佛教里面，凡诸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药等等，都是僧侣的专利，僧侣既是社会的上层也属于下层，正是他们中的精英决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导致佛教吸引精英、笼盖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坛上起主导地位的因素。
邢肃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仅仅是因为他通晓佛家经典，掌握了数百种的密法，而在于他明了佛家的真义，恰在于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四字。离开了“人间”，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罢，修成一道红光也罢，总之是不见了踪影，不见了踪影对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佛教的真谛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人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善业恶业，佛教自也难免。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纵有十力精进，得十地正果，也须在人间吃苦。正因为如此，邢肃芝老人在学成了之后，开始了出入僧、俗两界，亦官亦僧的生涯，争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凭借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优势，招徕内地第一流的师资，在西藏办学，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御国外势力的大规模渗透。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当，使得老人当年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这种尝试在今天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梦幻泡影就是历史，历史总是跟权杖与袈裟相伴而行。
信夫？
第四十二话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
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思考“封建”和“郡县”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大框架。自秦统一以来，哪种制度更好就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但封建也并没有真的全身隐退，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在郡县之中插上一脚。
“封建”和“郡县”，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大框架。自秦统一以来，哪种制度更好，就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但封建也并没有真的全身隐退，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在郡县之中插上一脚。西汉初年大分封，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上才摆平，此后，西晋、元和明初都部分地实行过分封。到了晚近的光景，史学界由于五段论的思想指导，传统的封建和郡县的争议就更是显得夹缠不清，只好自我解嘲说此封建不是彼封建，硬性地将传统“封建”“郡县”话语中的封建跟Feudalism划清了界限。其实，在所有的政治名词的英汉对译中，以封建（或封建主义）来翻译Feudalism要算是比较贴切的一个，这个词，无论古义还是今义都差不多。如果说要在中国找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话，我们的西周时代所实行的被称为封建的制度倒真的很像。
不过，当年欧洲的封建国家是在蛮族入侵颠覆了古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多是武人的联合体，封建主和国王之间实际上是共生的，彼此间往往不见得有血缘关系。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其主干部分却是统治家族内部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亲疏远近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和权力结构。在王朝的框架内，嫡长子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次，则继承爵位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为小宗，依次类推，到了士这一层次为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变成平民，也就是说变成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架构的层级治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经常批判的“家天下”模式。
相对应的，自春秋开始孕育，到秦统一定型的郡县制，由于治理不再依靠血缘家族成员，而是设官分治，由官员代表皇帝统治，所有的官员（管理者）都是皇帝的雇员。这样的制度实际上要算是“公司架构”，很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
显然，从统治绩效上看，公司架构的国家机器更有效率，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土地、知识、人力甚至商业资源，可以动员比封建制国家更大的力量，从事战争或者其他规模较大的建设事业。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从春秋到战国留给人们最明显的印象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高。春秋初年几百乘战车几千人参加的战争已经算是大战了，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动辄用兵十万，甚至数十万。作为最费钱的一项买卖，战事的规模和烈度可以折射出郡县制的效率。套用一句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可以说，郡县制的目标选项里，效率是优于稳定的。
当然，封建制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它的稳定性无疑是最强的。嫡长子继承余子降封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相应的，宗法制度也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等级制，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父亲是谁，他从哪个女人肚子里出来的，嫡还是庶。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封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历史盛传的“三代”（夏、商、周）的礼乐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祭祀、宴飨、游乐、教育为一体的仪式，贵族们通过这种定期的仪式，在钟鸣鼎食、抚琴鼓瑟、投９９lｉｂ?壶复射加上诗礼答问之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各自认同了自己的位置，认同了整个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也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制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封建者，都不用设置太多的官员，配备财政、审计、监察机构，甚至不需要常备军。
当然，这种美好的境况，最终是被破坏了。封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征伐礼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个转换，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三代之治”的幻觉，和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也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许多疑问。古代的中国，在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虽然有些许的９9ｌｉｂ?变化，工具有若干进步和商业有些许发达，但无疑仍然都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选择宗法封建形式的政治结构，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它稳定而且成本低。但问题在于，商之代夏，周之代殷，都是处于政治边缘的某一势力的崛起，整体取代。取代完成之后，原来处于文明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当然不会被抛弃，因此，孔子认为，周礼、殷礼和夏礼之间，具有袭承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三代之间，实行的是大体相近的制度（当然周制应该在宗法封建方面更具特色）。而在东周时代，类似的整体取代的势力尚未形成，楚和秦有些类似的气象，但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受到中原强大的诸侯齐和晋的抗衡。因此不可能在制度还没有大的变革之前实现整体取代。更关键的是，春秋竞争中的各个诸侯甚至大夫，在竞争过程中都意识到了直接控制的好处，纷纷想方设法强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官分治的历程，县和郡，都出现了（县出现在郡之前）。在这个过程中，士或者士以下的平民读书人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成为日益增多的官职的受益者，而士之间的竞争，则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竞争，不仅促进了私学的兴起，而且使得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知识资源的好处。诸侯和大夫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对知识资源的利用程度。这就更加促进了制度的变化，使制度向着官僚化的方向转进。今天我们一谈起官僚制，头脑里出现的往往是僵化、保守、低效率这样的概念，但是在那个时代，官僚制其实是效率的代名词。原本处于边缘的秦和楚，也由于文化的交流，被迅速卷进这种竞争之中。从春秋到战国的竞争过程中，凡是传统抛弃的越是干净，集权越是彻底，旧贵族势力被打击得越狠，知识资源利用的越是充分，就越是占有优势。最后的胜利者秦，理所当然地是这种新制度和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秦统一后，由于政治学理论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缘故，即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必然会选择郡县制，不再封建。封建制对秦的统治者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因为他们统一的时候，离这个制度的全盛时期已经有400多年之遥了。也就是说，秦之代周，不是一个直接的整体取代，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到了战国开始，周的名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周之丧久矣”。秦的天下实际上是跟六国争来的，竞争中，有别于封建制的新制度，得到了很充分的验证，所以，新的时代只能以郡县始。
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制度形式，郡县制也是如此。按道理，这种制度是一种“公司架构”，但后来的王朝毕竟是有姓的，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一家之私。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信任或者依靠自家人的信念永远都是有效的，这种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到制度上面。可以说，在秦以后的王朝的制度框架中，虽然公司架构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家族架构的幽灵却一直在徘徊。两种架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像一对总在打架的导演，一齐出场，演出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制度分分合合的悲喜剧。
自战国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虽然在名义上天下依然属于一姓，但在结构上家天下已经成为不可能。无论皇帝有无此自觉，“与二千石（官员）共天下”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在王朝的意识层面，至少皇帝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辖境想象成一个大家族，而自己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即所谓天下之大父，而皇后则“母仪天下”，历朝历代所谓“以孝治国”的意识形态，其实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家天下的沙滩楼阁之上的，一旦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关口，皇帝天下父的幻象也就撑不住了。做了皇帝的曹丕有一次问群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群臣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只有邴原勃然对日：“父也！”到了关键时刻，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不管平时装成什么样子，大家彼此其实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不仅意识形态上两个架构打架，具体的制度结构和政治操作中，矛盾更是无所不在。秦汉的中央官三公九卿，从官衔称谓到职能，都像是皇帝的家臣。汉朝的中朝官，本来也是围绕宫廷事务设置的，而且皇帝也逐渐倾向于用中朝官取代外朝官，总是急着从幕后走到台前。经久不衰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本质上也是两种架构的冲突。
按公司架构的本义，作为世袭制的皇帝是不应该直接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的，因为世袭的君主没有贤能上的可靠性，因为谁也保证不了皇帝的后代代代都那么聪明，所以，难以保证机构的效率。这种事情只能由行政首脑的宰相和其领导的行政机构来负责９9ｌib?，因为宰相或多或少是官僚机构中通过竞争拼杀出来的，具有相应的行政经验，但是作为皇帝，往往不甘心只处于最后决策拍板者的地位，总是想方设法从幕后走上台前。西汉中叶以后，中朝官逐渐取代外朝官，成为行政的核心，背后体现的就是皇帝直接控制的意图，只是这种意图在严酷的现实中，往往成为一厢情愿，除非皇帝心甘情愿地让天下糜烂。事实上，信用私人的结果大多不佳，历史上的重大制度祸患，外戚、宦官，无一不跟皇帝心中的家族架构复辟有关，而若干次分封子弟以建皇室藩篱的举措又以失败而告终，有叛国而无叛郡的事实，明白地告诉统治者，在封建的宗法制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下，皇位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于跟皇帝有同样血缘的自家人。所以，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三省之类的中朝官又演变成了外朝官，隋唐时，集体的宰相就是三省的长官，官僚制的自身规律最终还是将行政首脑从皇家的内院拉了出来。当然，历史到了明朝，制度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直接当了总经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而为一。宰相实际上是个累死人的活，也许经验老道的朱元璋还可以勉强胜任，此后生长于深宫里的皇帝，不免晕头转向，于是不得不衍生出一个内阁，来作为宰相的替代品。但是由于内阁在制度上并不具有合法的权力，仅仅是皇帝处理政务时的秘书班子，而且皇帝其实也不乐意放弃直接控制朝政的权力，所以，有明一代，只有在皇帝比较清明的时候，内阁才可以顶替宰相，而其他时候则未免宦官专权，朝政一塌糊涂。在皇权和相权的问题上，只有清朝也许可以说是个例外，在没有宰相的情况下却保证了政务的正常运行，这是因为清朝大皇帝比较勤政，而且大体头脑清醒，在军机处的帮助下基本上可以胜任行政首脑的工作。即便如此，清朝还是显现出更多地依赖制度成例，墨守旧规，官僚制较少自主性的特点，这使得这个王朝在面临西方的入侵，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格外缺少弹性，士大夫尤其缺乏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只是在晚清太平天国扫荡传统的刺激下，才被重新激活。历史上，对王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所谓不良因素，有宦官、外戚、实体藩王和权臣的专权，这其中，前三种因素都跟制度的家族架构的阴影有关。如果不是皇帝倾向于相信自家人，轻易地渡让了自己的权力，侵夺了官僚体系的权力，这三种因素本来是不存在的。
按柳宗元的理解，郡县制其创制的动机，可以说比封建制更加自私，“私其一己之戚也，和其尽臣畜于我也”，只是在统治效果上达到了更加的“公”。其实，如果就统治者的大家族而言，权力都集中在家长一个人手里不能算是“公”，但从更广的社会视角来看，权力毕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分享，说是“公”也是可以的。王夫之所谓，“俾才可长民者，居于民上，亦何以而非为天下之公”。而且为了保证效率，官僚机构必须由优秀或者比较优秀的人才填充，官员的选拔必然成为王朝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且大体上要遵循“选贤与能”的原则，从春秋战国的荐举，到两汉的荐举与察举并存的征辟制，中经魏晋南北朝的曲折，最后演化为科举，都无非是通过某种形式，尽可能将社会土的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除了贵族政治复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选拔制度一直都比较注重制度化和程序化，注重选拔的公正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公司架构目标选项的效率优先，才导致了选官制度的这种特色，选官制度最后走上了看上去很有现代意味的考试选才，其实也是长期的制度压力导致的。同时，由于在一个基本排除了贵族统治的传统社会，官僚掌握的权力资源效用最佳，人们对“官”也就最重视，官僚的选拔制度及相应的文化，势必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人们可以将之称为“选举社会”，或者说“官本位”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家天下感觉则表现为抛开正常的选拔任用体制，任用亲信，不仅体现在买官鬻爵上面，而且还有大量的白板和斜封官员。这种倾向如果跟宦官和外戚这种皇族自家人的专权结合起来，对王朝政治的影响往往是颠覆性的。
皇帝抛开 5bb0." >宰相，自己亲自上手抓工作，原因是不放心。虽然说公司架构的目标选项，效率第一，但稳定和忠诚也很重要。我们说秦汉以后的帝国是公司架构，但那个帝国并不是真的公司，当时也不存在与现代公司制度配套的社会与法律制度，没有一套制度法规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在历史上，也存在宰相或者其他朝政的掌控者，一旦大权在握就架空皇帝，让皇帝当傀儡的事例，西汉末年的王莽、东汉末年的曹操、魏末的司马家族，最终还借此完成了改朝换姓的工作，所以，也难怪皇帝不放心。不过，就像现代社会里的公司管理一样，对擅权行为的最好制约，不是自己亲自操办一切，或者只相信自己家的人，而是建构一种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应该说在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架构中是存在的，它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内部机构设置上的制衡，比如秦汉三公的分置，中朝官与外朝官，以及后来三省的设置，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二是专门监视官员的机构，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设置；三是文武官员的分置，互不统属，而且故意制造彼此的敌意和相互轻视。当然，也有制衡过头的时候，比如宋朝，官僚机构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一职多官，互相牵制，结果行政效率低到了极点，使得国家难以应付外部的压力。
说到底，中国之所以在秦汉以后，基本上坚持了皇帝加官僚这种制度，或者说坚持郡县制不动摇，甚至多数时候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主要还是由于黄河与长江的农耕文明区域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不是中原民族所独享的，但的确汉人所面临的压力特别巨大而且持久。在铁器普及之后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相对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具有相当的优势。尽管在文化程度、生产水平诸方面占有很大的先进性，但农耕民族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时，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守势。如果没有比较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整合与集中区域的资源，没有强大的常备军，完善的后勤和防御系统，农耕民族一般都很难抗衡游牧民族的定期入侵。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古代史，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世界史，无法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中国历史漫长的郡县制历程，成长和发育起一个高度科层化，分工详细，自我组织，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行动逻辑的庞大官僚体系，不仅皇权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实现，而且皇权本身也受到官僚制的制约。类似的官僚体系，在欧洲只有到了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在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态中才会出现，而中国在此前已经发育了两千多年。要想了解秦汉以来的古代政治，不了解官僚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与二千石共天下”，是中国传统帝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以郡县为标志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平常所说的“封建传统”，很可能其实只是“郡县传统”，或者官僚传统，大家平素深恶痛绝的官本位、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无疑都来自于这种传统。
第四十三话 精英的养成
从臣民社会、蚁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
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这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操作，特点之—就是对社会的彻底改造，经过几十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民间原有的精英损失殆尽，先前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社会活动的乡社组织，还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团体和类宗教团体，大体上被铲平，剩下的宗教团体也基本跟社会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或者说臣民社会，国家能做到如此的强有力的社会扫荡。就中国而言，即便是在比较专制的明、清两代，依然会允许乡绅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借助乡绅导向的乡村自治实行治理，自然也就允许乡村的部分自治。然而，在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原来的乡绅、乡社领袖、宗族的族长、各种互助团体的首领、各种民间宗教的骨干，无一幸免，扫数遭到镇压或者整肃。甚至任何有民望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新政权所谓的污点，也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遭到预防性的处理。如果不能收服的话，也要加以打压，务必使之无害而后已。新社会对人的改造还体现在对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改造上。不仅每个人经过有系统的思想灌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虐式灵魂折磨，而且传统的伦9９lｉｂ?理结构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在政治运动中，主导者往往有意鼓励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斗争。不仅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家庭深处都爆发革命。经过如此深度和广度改造的社会，只能是蚁民社会，除了一个尊贵的蚁王之外，剩下的全是具有各种社会职责，而且各自全力以赴的工蚁，和少量专门为蚁王服务的雄蚁（面首）。
无论我们乐于承认与否，中国目前的转型实际上是在蚁民社会起点的转型，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有国家无社会的状况在向社会重建过程的转型。这个过程显然与我们经常提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很不一样。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各种西方最时髦的理念， 6700." >最现代的社会组织，比如各种环保、女权团体等等都在中国浮出水面，各种名目的国际和本土的NGO随处可见，至少在名目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有。另一方面，属于臣民社会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族和部分的民间宗教也在复兴，传统的儒家伦理也在以国学的名义被提倡。同时，作为蚁民的行为习惯，蚁民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也还在沿袭着蚁民社会的强横风格。>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新旧杂陈，三个层次的因素交汇的时代。
毋庸置疑，在如此前提下的转型，精英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设想，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使全体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公民的生成，只能依靠社会基础层面的社区自治，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通过这些群体活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演练，在演练中学习。灌输和教育事实上仅仅能起到辅助的作用。而这些自治和活动都离不开精英。没有精英，不仅任何一种维权活动不可想象，而且连起码的社区自治都没有可能。这一点，是转型，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质。
目前，基层社会活动的精英有自我生成和外部输入两种途径产生。外部输入，有有志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加入，也有出现问题时，某些专业知识分子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介入，比如律师的维权。就目前而言，这种精英外部输入的方式受到体制和政府行为的强力约制，出现了越来越强的阻碍，不过，这种输入是必不可少的。
民间社会的恢复，更关键的要素是来自草根的精英的生成。草根精英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途径：一是传统话语的途径，一是现代或者类似现代话语的途径。前者大多为宗族和宗教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组织者，或者则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骨干。必须承认，由于当下迅猛发展的经济所拉动，民间精英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在冒头，而且日趋活跃。但是，由于长期的蚁民社会历史，也由于蚁民社会阶段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起码的清理，那个时代的观念、信仰、行为模式，依然阴魂不散，所以，在某些民间组织和一部分民间活动中，参加者从领头的到一般参与者，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暴民倾向，缺乏理性的自控能力和谈判能力，动辄采取激烈行动。特别领头的往往具有伟人情结，有意无意表现出很强的“领袖风范”，刻意模仿伟人，严重缺乏民主精神，独断专行，好勇斗狠，喜好权术。所以，来自草根的民间精英和民众之间，往往缺乏合适的互信结构，领头者的权威往往仅仅取决于他的勇气和热情—乐于出头的勇气和热情。而参加者对待领头人，往往利用多于信任，真正心悦诚服者较少，甚至用过拉倒，卸磨杀驴。在民间维权活动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事情闹起来以后，政府往往会答允群众的部分条件，换取闹事者的离开，但同时却会惩罚领头人。每当到了这个时候，领头人一般都会被群众出卖，很少有掩护和保护领头人的。这种“忘恩藏书网负义”的现象，在维权运动发展的初期尤其明显。
另外，草根组织精英似乎也缺乏必要的约束，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约束力就越弱，几乎完全依赖精英个人的道德感。如果一个掌握一定“权力”和资金的民间组织首领，想要卷款而逃，或者损害团体其他成员的利益，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他的行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有的精英在侵吞“公款”之后，居然还可以大模大样地现身，另组一个团体，依旧宣称自己从事某项事业，知道他劣迹的人，对他也没有办法。一些农村的经济组织，领头人在带领村民致富之后，获得巨大的威信。往往会利用这种威信获取政治权威，进而建立“威权统治”，成为说一不二的“霸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打压或者腐败官员的不当处置下，某些草根的组织也确实有黑社会化的倾向，即便是一个最初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精英，在几番挫折之后，其暴力化欲望也会被点燃，开始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手段的卑劣导致目的的变异，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蚁民社会的特质。
比较起来，似乎是属于臣民社会阶段的民间组织上述的状况要好一点，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联系的团体，领头人和参与者之间有着基于上述方面的天然联系，其互信结构、权威结构和约束结构相对要优化一些。他们所兴办的公益事业，从修谱、修庙，到修路、助学，甚至维权，不仅效率高，而且首领和参加者之间有互信，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NGO，还是似乎是前现代的民间组织，都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型的课题。不仅都要克服自己的蚁民积习，还要学会自我约束，学会相互尊重，尤其是尊重对手。相对而言，那些很传统的民间组织也许转型会更容易些。现在的这类民间组织，比如一些宗族和民间香会庙会组织，已经跟当年大为不同，其组织者往往是来自城市，来自见过世面的退休干部和老工人，他们所参与领导的传统复兴已经有很多城市的现代因素参与其间，因此，只要有机会，有转型的压力，转起来还是容易的。
民间组织的转型，也是精英的转型，转型的关键在于学习，在于开放，在开放的条件下学习。只要外面的信息能够不断进来，民间的各种社会活动没有因政府的强力干预而完全中断，活动的失败和成功，信息的补充和筛选，精英就有成长之可能。这期间，作为知识分子，其历史使命就是不断地为民间草根精英输入新的学理、新的信息，必要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清理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蚁民社会转到公民社会，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情况比别的后发国家复杂，担子却比别个重得多，越是经济发展得快，后面积累的问题就越是多，草根精英劣化，甚至黑社会化的可能性就越明显。这一点，在政府不加配合反而逆向催动的情况下，格外严峻。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民间的草根精英，必须和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精英结合，成长才有可能，才容易学会理性地行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方面反而特别担心两者的结合，倾向于把参与民间活动的知识分子看成是“幕后黑手”，不知道这些人的参与恰恰能够消除民间对政府的强力敌意，使民间维权在理性轨道上进行，最终对化解民间积怨，沟通官民关系，甚至对政府本身的现代转型都有好处。
第四十四话 闲话“风头行政”
已经有好些年了，总是见有对上级抗命不遵的事情发生，阳奉阴违者有之，假办真不办者有之，顶着不办的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请出中央领导的尚方宝剑就推不动。
已经有好些年了，总是见有对上级抗命不遵的事情发生，阳奉阴违者有之，假办真不办者有之，顶着不办的亦有之，大事小事，不请出中央领导的尚方宝剑就推不动。甚至纵然有中央第一、二号人物的批示，到了“有关部门”那里照样可以找各种借口顶着不办，即使在三令五申，甚至中央直接派人干预下办了的，那些违规违法遭到处理的当事人，只要没有丢了脑袋，被抓进监狱，风头一过，还不是官照当，事照做，一样威风八面（即使进了监狱，只要脑袋能保住，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得到减刑，减而又减，出来后还是一条好汉）。
有人说，中国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一级管一级，以行政压力促进任务的完成，动辄以官员的乌纱帽相威胁。应该说，以行政过程而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所谓的压力不是从水压机那儿来的，而是来源于官场上常说的“风”。风总是一阵一阵地刮，有风头，就有风尾，到了风尾，事情就过去了，提倡好事的时候如此，纠正坏事的时候也如此。在风头上的时候，压力很大，或者说动静很大，但是风过了，自然烟消云散，风平浪静。既然是风，那么就跟时空以及地形地貌有关系。压力的效用不仅在风头风尾的时间上有不同，在空间上也有区别，与地方上利害关系不大的时候，压力容易奏效，反之，如果不继续施压，则会不了了之。压力的效用与当事人的势力大小也有关系，碰上“硬茬”了，压力照样有失效的可能。所以，与其说我们的行政是“压力体系”，不如说是“风头行政”更为确切。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知道，凡是上头要“抓”什么了，就意味着风来了，从前叫运动，现在叫当前任务。有的时候，上面特大的领导随机性的批示也等于是风。比较聪明的领导都知道，要办什么不太地道的事情，有风的时候最好暂停，不管事情有多么急迫，也要等风过了再说。事实上，就算赶上了风，事情也未必不可为。风是有弹性的，可以变易的，有暴风和狂风，也有和风和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为的风是可以由人来操作的，一切权力技术都可以在其中施展，不管它来自《三十六计》还是《孙子兵法..》。
动态的行政过程可以说是风头行政，而静态的行政体系则是诸侯行政。建国以来不注意行政回避的结果，是成长起一方一片的权力网络，地方不论大小，有头有脸的人物往往相互联姻，互结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上面有人，下面有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该说藏书网，虽然有诸侯行政的特质，地方官员变成地头蛇和南霸天、北霸天，跟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倒未必是普遍现象，但不时地违规甚至违法的行政操作，却是诸侯行政的应有之意。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头的精神过于离谱，严格执行根本行不通，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出自自家利益的变通。对于我们的行政诸侯来说，真正利益攸关的是自家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上面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意图还是行政命令，有利则卖力执行，无利或者有害则束之高阁，甚至釜底抽薪，改头换面，使之变得无害甚至对自己有利，只有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才会做一点“违心”的行政操作。老百姓总是埋怨干部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和尚们的嘴无论歪与不歪，有些经肯定是念不歪的，而有的经则是必然要往歪了念的。
从诸侯行政的意义上讲，我们的行政系统的违规违法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违规违法已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常态，是必然的，而因为违规违法（可能程度上比较严重一点）撞上风头被逮住了倒成了某种偶然。既然如此，人们的行为的忌惮也就只剩下了程度的限制和对偶然性的防范。对偶然性的防范除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就是信息的控制（防火、防盗、防记者、制止上访），如果实在防不了，还可以拖、抗、顶、磨，甚至像阜阳工商局那样，搞假查办、假撤职。如果到了这一步还扛不过去，那就只好算是天灾，命里该着。有的事情败露了，外面的人们都感到奇怪，怎么会有官员有如此大的胆子？什么事情都敢做。其实，胆大胆小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分别。对某些官员来说，凡是被逮着的，除了运气不好之外，关键是信息的控制不到位，只要消息封锁得严，那么就没有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性质严重不严重的问题。
风头行政和诸侯行政，说到底都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在转型时期的变种和怪胎，如果改革不再继续前行，那么，这种怪胎也许会将以往的一切成果，连同民族的未来统统吞噬干净。
第四十五话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学
读书札记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跟此前的土地改革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卷入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
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跟此前的土地改革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卷入人口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政治运动。毛时代的其他运动，即使如文革，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也没有真的投入，而合作化则不同，凡是农民，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几乎人人有份，可以说，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时，1950年代根本改变中国的三大改造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实际上都是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所拉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改变了整个中国也不过分。
这样一场掀动全国的政..治运动，其最初的起因却仅仅源于一个偶然事件，即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它标志着中共的工业化规划正式启动。而恰好这年夏天夏粮歉收，城市粮食供应出了一点小的麻烦，以此为契机，中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统一征购和统一销售）。在此之前，尽管农业合作化已经列入中共的“预算”，为此成立了农村工作部，但在1952年，全国入初级社的农户才占全国总农户数的0.1%，实在算不了什么。显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张罗过工业化的党的领导人来说，对“一五”计划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度的重视和过分的陌生往往导致过分的紧张，因此，在粮食和农产品供应问题上，采取了过分的反应。
统购统销是将农业合作化激化成运动的直接因素，这一点已经有若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指出了。不过，在他们看来，统购统销导致合作化的原因是由于国家要和一家一户的农民做交易，成本过高，所以才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计划经济。这种解释显然是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而在我看来，制度主义的理论其应用的前提必须是在理发性人和理性制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适用于这个理论的制度环境和人必须是有经济理性的，至少在乎成本和效益。而对于中共而言，其政治运作甚至建设工程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基本上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在政治运动中更是如此。在和平时期动辄采用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是中共做事的爱好，“要算政治账，不能只算经济账”，已经成为中共各级干部的口头禅或者座右铭。当然，如果这种喜好仅仅限于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事实是，在中共各级领导人眼里，政治和经济以及其他工作从来是不分的，也可以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政治，所以，成本的概念，或者说行政成本的概念，他们是没有的。在统购统销的推行过程中，所谓政府跟一家一户的“交易”，消耗最大的就是基层政权和党团组织的人力，无论其工作多么繁复，也无论在这个过程中人力消耗到了什么地步，只要政策得以推行，任务可以完成，就都天下太平，没有人去斤斤计较人力消耗，甚至这种消耗和人工的付出，还可以作为可供宣传的材料用来夸耀。
然而，问题恰在于，即便是耗神费力的动员，统购统销的任务还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事情的关键在于当时农村的经济结构，土地改革虽然把农村的宗族和乡社乃至—部分经济互助组织都摧垮了，但遍布城乡的市场网络却还完好无损。这个网络，上接城市工商业甚至海外贸易，下连广大的乡村，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而且在近代化过程中实现着某种现代性的转型。由于中共建国以后一段时间战乱消失，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政策，加上土改之后土地占有的平均化，小农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这些都促进了市场的恢复乃至繁荣。中共在建国前就存在的国营消费合作社系统，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成气候。无疑，这个市场网络是统购统销的天敌，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它摧毁。为此，当时的中国政府花大力气对私商进行了围追堵截，找各种借口加以严厉取缔。但是，即使取.缔了所有的坐商，城乡的市场网络依然摧毁不了，因为，这个市场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己的，你可以砍掉它的枝叶，却难以挖掉它的根。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从手艺人到工匠，从商人、经纪人到三姑六婆之类的媒婆、巫婆神汉，以及医生和教师。他们包办了农村的各种事务，可以满足农民在生活上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些 4eba." >人的职业，又都是半个，也就是说，教书先生也罢，巫婆神汉也罢，他们同时也是农民，离不开自家的田地。一个市场上的牙子，在交易的时候他是经纪人，但交易结束了，他又成了农民，市场上经销、运销粮食和农产品的商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其本业也是农民。这种“半职业”的特点，使得政府想要彻底摧毁农村的市场网络变得十分困难，这些人在风声紧的时候就偃旗息鼓，变成了农民，一有机会，就又冒了出来。土地改革摧垮了农村的土地精英，但这些半职业的专业人士却大体完好，某些兼做“专业人士”的地主富农，在土地被分掉之后，他们的“专业”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农村的市场网络，至少在统购统销推行之时，依然盘根错节，根深叶茂。
农村市场网络的根植在小农个体经济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证明的那样，中国的农村，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多数地区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是为了出售才生产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表明，现代城市和交通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市场网络也具有了某种现代性，集镇的贸易量增加，每周的“市场时数”增加，坐商与行商的比例增加，以及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只有商人现代化了，而农民只作为被动的被剥削者存在，事实上，农民也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他们也在跟着进步。中国的小农非常类似美国的农场主，只是经营规模要小一点而已，这些小农场主，已经习惯了跟市场的连接，无论是参与市场贩运的“半农民”，还是单纯出售农产品的“全农民”，市场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出售或者倒卖农产品，是农民的基本谋生途径，只要农产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就要通过市场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实现家庭的财富增值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征购实际上是断了农民的生计，势必会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事实上，下决心推行这一政策的人知道，这样严重损害农民的举措，必然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乃至反抗，毛泽东甚至说农民会因此“打扁担”。事实上，统购统销的推行，阻力相当大，尽管土改刚过，原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已经被摧毁，农民对来自上面的暴力记忆犹新，不可能马上出现有组织的反抗，但绝大多数人不情愿、不满意是肯定的。据当时新华社的内参反映，相当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农民因此而自杀的现象。由于农民普遍而强烈的抵触情绪，所有的开会、宣传、鼓动，党团员带头，以及分化瓦解、孤立部分等等动员方式都不太灵光，大多数地方为完成任务，只能依靠派民兵挨家挨户去搜（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暴力胁迫），一搜就连种子口粮都搜走了，为了防止农民饿死，又必须返销，返销的粮食注定比征购的价钱高，这样一来，农民的不满情绪就更大，阻力也就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抵抗征购。事实上，在1954年已经出现农民瞒产，软磨硬抗，收买干部，以及威胁来年不种地等反抗现象。
为了完成征购乃至围堵私商的任务，也为了瓦解和镇压农民的抵抗，政府只能动员更多的人力，但是政府工作人员毕竟有限，所需的人力大多数还需来自农村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依靠村干部、党团员和民兵。然而这些不吃皇粮的人，其生活基础依然是农村的个体小农经济，国家统一强行征购造成的农村生活的凋敝，他们迟早会有所感觉。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征购在基层的动员力度就可能下降。一方面是征购动员力度的下降，一方面是农民抵抗力度的增强，结果很可能是统购统销政策的流产。
解决之道有两条：一是放弃统一征购政策，回归市场；一是釜底抽薪，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而且高层次的合作化，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的生活资料归公，将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同时将农民的生产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换言之，就是让农民手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剩余产品，这样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显然，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正因为如此，1953年之前十分谨慎的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在统购统销推行之后，猛然之间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进行，在两年（对于80%左右的农户而言，仅仅是一年工夫）多的时间里，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90%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合作社，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是从单干直接跃进到了土地和全部生产资料充公的高级社，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的互助组、初级社的过渡。以如此高的速度推行一种涉及千百万农户生活方式改变的“变革”，即使这种变革原本对农民有利，也会在推行中变了味，更何况这种实质上属于剥夺农民的根本改变，于情于理都根本不是农民所情愿。当然，对于中国党和政府而言是相当有利的，他们只是把原先用在统购统销上的动员和强制加大一点强度，转而用在合作化运动上，从而可以指望实行一劳永逸。
当然，农村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控制最严的时代，在严刑峻法之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黑市交易也没有绝迹，农副产品的市场更是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自己争得了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合作化之后，农民毕竟已经变成了“国家农民”，而且是剩余和自由几乎都没有的“国家农民”。保障城市供给和工业化建设的农产品统一征购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了问题。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导致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使得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被窒息，仅仅依赖农业的微薄剩余，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只是农民却因此被限制在半饥饿的状态。不过，在政社合一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结构里，极度有限的剩余资源只能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民中只有沾“组织”边的人才会获得好处，农村干部自然会牢牢地依附在“组织”上，合作化前那种动员力消退的担忧，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第四十六话 为什么会有农民怀念过去的集体化时代？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村束缚在工业化战车上，靠牺牲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源的一种制度变革。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化，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农村束缚在工业化战车上，靠牺牲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源的一种制度变革。将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落实统购统销的国家策略，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不到两年的集体化的运动式改造过程中，80%以上的农户是直接从个体农民转为高级社社员。意味着这些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在一夜之间无代价地“充公”，转化为集体财产。而集体化的初期，由于严重缺乏经验，集体生产和管理普遍的混乱状态，“归大堆”之后的农民财产损失巨大。如此“过急过快”地转化，即使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也会造成灾难。况且，其初衷并不那么良好。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段里，农村的集体化一直在高调进行，在规模和公有制的程度上直线拔高。因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的损害其实并不亚于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可以说，土地改革基本上摧垮了农村社会原有的以宗族为特点的社会组织，而随后的统购统销以及集体化运动，又摧毁了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集体化之后，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农民被统合进政社合一的国家组织中，成为“国家农民”。为了维持这种供给贫乏的集体生产和生活，不断的政治干预和阶级斗争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生活势必保持一种政治性的紧张状态。
不过，严酷的阶级斗争氛围固然紧张，生活也很艰辛，但农村的干部群众在生活待遇上，却基本处于一个平面上，即使有污点的干部，也仅限于“多吃多占”的层面，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贱民”垫底，一般农民的心态，还比较正常。同时，由于城乡整体结构上的高度统制化，“群众专政”的威力也使得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以，这一时期的乡村秩序还是相当稳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趋于稳定，生产上小单元结构（队为基础）制度化，而且国家在人民公社的整顿方面渐次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某种程度上，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逐渐衍生出了部分的社会功能，部分地取代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国家在农村建立了虽然是低层次，但却相当普及的农村教育和医疗体系。由于不断地有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失意的城市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还有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知识青年的下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状况，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和卫生领域，部分知识水平比较高的外来人填充到了这些岗位，使得—部分农村的卫生和教育体系的有效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至少在—部分的农村，农民生了病可以得到初步的治疗，哪怕仅仅是针灸、拔火罐、偏方、吃草药，但毕竟有人管。农村的教育也类似，教育的普及使得农村的小学中学全面开花，师资设施都跟不上，加上文革期间制度上的原因，教学秩序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但不排除部分地区由于下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老三届知识青年的参与，农村中小学反而拥有比同一时期城市学校更好的教育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集体化之后的农村社会，在经历了有国家无社会的状态之后，公社体制部分地开始有了一点社会组织的色彩。这个变化，主要出现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发现，完全无条件贯彻上级命令，如果出现不良的后果，往往得由自己来承担，他们开始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公社体制出现了微妙的地方性变化，在有些拥有强人的生产大队，这种变化就更明显，对上级的暗中抵制和地方或者基层社区的保护倾向，在很多地方都冒头，每每令中央政府感到挠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实际上是具有消灭地方主义的意图的一种尝试。
文革结束后推行的农村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解开束缚，本质并不存在多少制度创新的意义。但由于束缚得太紧，而且时间太久，所以一放开，在大部分农村都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解决了困扰国家多年的农民温饱问题，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从文革中的停滞中的复苏。
在农村改革最初的年月，是农村凯歌行进的时段..。由于城市改革暂时还没有展开，一时间，农村的变化很是吸引城里人的注目，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都是农民富裕生活的报道，农村“万元户”成了那个时期最耀眼的“明星”，令人艳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政策的落实，大批的知青和各种下放乃至发配到农村的人纷纷返城，由于这些人承担了相当比例的农村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职业，一时间，农村的文教、卫生等岗位出现了空位的恐慌，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的退化，这种退化从那时开始一直没有停过，直至发展到今天农民缺医少药，教育萎缩，农业技术推广停滞的状况。可悲的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前一个充满阳光的场景往往遮蔽了后一个不那么阳光的景象，使人们忽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尽管人们感觉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裕的农村，不仅没有挡住知青和下放人员返城的脚步，也没有吸引城里人来到农村寻求好日子。实际上预示着在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中，农村被抛弃的命运。
果然，农村改革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去除束缚带来的活力，不可能持续很久。在市场面前，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除了少数弄潮儿能抓住转型时期的机遇，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以外，多数人由于既缺乏信息，又没有协会的保护，往往在市场面前损兵折将，甚至重归贫困。而一般的农民，在吃饱饭之后更是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更何况还有不少地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
此后，农村改革在土地承包的大框架内，很少有进一步的作为，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自发的改革在某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往往趋向于把原来的集体财产分光。而撤社改乡的行政改革，使得农村基层政权在理论上退出了经营领域，改变了职能的乡镇政府，对于“纯粹”的政府该做什么，基本上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逐渐演变成只管征粮收税的机器。跟传统时代一样，凡是基层负责税收的政府，在收税的同时必然要加增税收附加，以满足地方所需，以及官员本身的需求。而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有冲动推动工业化，自然而然要加强对本地农村的索取（因为缺乏其他的资源），这样一来，农村正税之外的“费”逐渐加增，变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也导致了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紧张。而此时的农村基层干部们，跟原来集体化时期不同，他们处在一个丧失了全能主义制度框架的环境，既缺乏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武器，也没有必要的工具（比如民兵和妇、青组织），丧失了动员的能力，也丧失了道德的感召力，为完成征收以及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只能乞灵于强制手段，甚至求助于黑社会组织。如此，只能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向负面发展。农民和基层政府的这种紧张状况，直到实行农业税减免之后，才有所缓解。
更为严重的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在退出生产经营领域之后，随着集体财产的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逐渐处于无人管理的放任状态。水利失修，道路泥泞，公共卫生退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农村原有的调解机制丧失，人与人之间纠纷增加，旧的小单位的控制调解机制失灵，新的法治化机制尚未建立，农村的世界，出现了如贺雪峰所谓的“原子化”状态。农民需要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新的合作组织，但却苦于缺乏相应的资源。
在文化上，此时的农村处于旧传统复辟，资源缺乏，新传统消退，惯性犹存的状态。严格地来讲，此时的农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来统领他们的精神世界，想合作却没有谈判的工具，抗争却缺乏适当的话语，亲缘和地缘，不得不依赖，但又不完全能靠得住。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宗族和宗教的复兴，实际上是农民的一种自救性的应急反应。
进入1990年代以后，新一轮的现代化起步，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农民迅速地被卷入其中，除了少数地区可以原地进行城市化革命之外（比如部分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村都在这个浪潮中被边缘化，仅仅作为城市劳动力的供应地存在。农业在这一轮的现代化浪潮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农民在土地上致富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到最小，在农民税费没有减免的时代，很多农民甚至需要在外地打工来缴纳税费。在短短的十年不到的工夫里，现在的中国几乎已经找不到没有外出打工的村庄。然而，在进城之后，农民反而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被边缘化的悲哀，被歧视、凌辱、排挤的体验，日复一日地刺激着外出和没有外出的农民，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无助和卑下。无论在农村还是进了城，农民在切身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上，都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即使上了学，也进不了好的大学；农民有病看不起，农村卫生院大体瘫痪，新的合作医疗在目前的医药体制下又无法推行；至于养老社会保障，在农村根本无从谈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农民中出现怀念过去时代的情绪其实并不奇怪。这种怀旧，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美好，而只意味着今天存在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恰好跟过去的某些“优点”存在着反差，畸形地两两对照。
显9９lib?然，现在的农民需要互助合作，需要组织化的资源来改善自身的状况，既可以跟外界谈判，维护自身的利益，又可以自我约束，遏制农民的自暴自弃的违法行为。但是，农民的组织化只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前提下来谈（尽管城市化并不那么美好），不可能脱离这个大背景。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再做集体化设想是荒唐的，因为没有任何政府能够负担得起再次剥夺农民集体化的代价。靠建立农村合作社，搞生态农业，维持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城市化的恶果的设想，也是乌托邦里的货色。因为现在的城市居民，多数还无力承受所谓“生态农业”的果实（因为太贵），因此生态农业，即使有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的生态农业，也无法使较大范围的农民获利，哪怕迟滞一下农民进城的脚步。
所以，现在农民的组织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一个是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组织问题。由于现在的情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进城的农民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是城市所不可或缺的，而且进城的农民也不打算离开，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基本上已经变成城市人了。由于这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是农民的主干成员，因此，进城农民的组织问题要更紧迫些，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自己的组织来代表他们自己，也需要组织来自我约束。
农民需要组织，但农村的组织无论是传统的宗族、乡社，还是各种形式的宗教团体，或者现代意义上的NGO组织，农村的合作社，只要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改善的作用，就都是合理的。但前提是，农民的组织，包括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都应该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工具。这些组织充分地合法地发展，才可能真正消除那些令我们某些热心改革者头痛的怀旧情绪。
第四十七话 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
我认为，谈合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利害，二是条件。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动机，人们通过合作以趋利避害，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规避危害，减少损失；有条件才能实现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码氛围，需要谈判，有合适的沟通话语。
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是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的。但即使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应的文化条件，就是说，理性人之间存在着完全以利害为归依的文化，没有其他的“杂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晓的话语谈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纯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条件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合作发生，应该伴随更为复杂的文化条件。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方面是愤激之词，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讲的。其实就社区范围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说，合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产层次上，漫说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动，也经常渗透着合作，比如耕作、收获时的劳力和畜力的互换，看青的协作等等。在生活层次上，合作的几率就更高，别的不说，就说乡间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没有高等级的合作与组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许多乡间的民间组织，从宗族到乡社，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毋庸置疑，传统时代农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所谓的“亲亲”的 7406." >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按亲缘和地缘规定的亲近程度，决定合作的深度。亲近程度高的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反之亦然。显然，对于这种合作的发生，传统时代盛行的儒家伦理和礼仪仪式构成了相应的文化氛围，诚信建立在彼此“一家人”的前提上，又得到仪式的强化。在这种条件下，沟通自是最便捷的，因为不存在任何话语方面的障碍。尽管如此，合作还是存在规模和农民个体状况上的差异。因为即使在熟人社会“自家人”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及其家族的受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客观地说是分梯度的，信誉好、能力强的人，发生合作的机率肯定会高一些，反之，则不容易寻求合作者。数个家户之间的小规模合作实现较易，农户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比较大规模的合作则需精英的参与。一般来说，精英不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而且拥有话语的解释权，所谓知书达礼（理），可以熟练地运用令农民信服的语言来说服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天然的谈判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精英出头，群起响应是必然的，即使那些本不情愿参与合作的人，也会迫于群体的压力，选择从众。晚清时节，信仰基督教的教民，有不拜偶像的借口，按教会的规定是不许参加村民的戏乐活动的，所以也无须交纳这些活动分摊的费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除非有教会的强力干预，一般的教民还是选择参加活动并交纳戏份的。
在传统时代，超越熟人圈的合作可不可以进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姑且不论那些逸出村社结构的流民，可以在自己互助团体的帮规和信仰下自如地运用独特的话语形式（暗语、手势）合作和沟通（比如天地会、洪帮之类），就是一般的正常农民，也完全可以进行跨地域的合作。但是前提是必须存在精英的介入。中国南北都存在因信仰某个神灵而发起的香会，这些香会有的规模能够跨县甚至跨省，每逢神诞日，香会就会一致行动，到神山去上香、做善事功德，其行动之和谐，步调之一致，组织之完备，有如军队行军打仗。这里，统一的信仰和熟悉的话语，肯定是一种合作强有力的背景，了解仪式规矩，而且富有组织能力和威信的专门化的精英，对合作往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没有这些人的穿针引线，居中调节，香会是不可能活动起来的。
除了信仰活动，其他场合也可以有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如山西某些水渠的灌区曾经出现过渠甲制形式的灌溉合作。在这些地区，水渠灌溉是农业的生命线，但一条水渠往往是跨越多个村庄的，而且必有上游下游之分，当枯水的时节，如果上下游不能通力合作的话，不可避免要出现纠纷bbr>和冲突，在恶化的时候往往会让大家都用不成水，甚至闹出人命。渠甲制就是灌区村庄以上层次的合作机制，渠甲机构负责灌区的灌溉安排，既有详细的灌溉规则，又有特殊的灌溉仪式，渠甲体制通过每年的开闸仪式强化合作意识，通过规则协调灌区的行动，常设的渠甲机构经常调解各村庄的灌溉纠纷。有关的地方志告诉我们，渠甲的建立是各村的乡绅出面合作的结果，先有乡绅之间的协调联合，而后有各村村民之间的合作。
如果存在特别迫切的利害压力，村际合作的发生要更容易一些。南方的土客籍械斗经常会出现跨地区的同籍联盟。刘平先生的著作《被遗忘的战争—一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告诉我们，在清朝的晚期，广东曾经发生过波及全省的土客大械斗，死伤累万，土客双方都结成跨县的大规模战斗团体，同进共退。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农村的传统文化氛围已经开始消解，但在战乱期间，无论是民国时的军阀混战，还是抗日战争初的拉锯时期，华北地区普遍地出现村庄联合自卫的联庄会组织。这样的大规模联合，其出面组织 8005." >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和少量的其他精英。跨越熟人圈的合作，农民的彼此信任是通过对各种小区域精英的信任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有非常迫切的合作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因为对自己熟悉的精英放心，然后通过自己的精英，再建立跟其他村庄的信任关系。尽管如此，相同的区域性文化背景，彼此熟悉的沟通话语，仍然是村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土客各自能结成联盟，前提是因为“同气同声”，北方的联庄会也是如此，一般，同一个小文化区的人才会结盟。1920年代左右北方数省为反抗军阀而兴起的红枪会运动，往往形成跨县联盟，其间，大体一致的喝符念咒的“红学”是共同的“话语”，只有反抗军阀的共同需要，而没有这种共同话语，红枪会也是闹不起来的。
不过，传统时代的农民，对于合作往往过于依赖彼此的诚信，但是，这种依赖往往会导向它的反面，一旦受骗，就会激烈反弹，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没有走出村庄的农民，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格局，即使是所谓的地主也就是大一点的小农，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是经不起风浪，输不起的经济个体，一旦因合作而受骗，往往会因此而沉入深渊。比如几户农民合伙做生意，一旦出现其中一个卷款逃跑的事情，往往导致其他人的家破人亡，因为他们的本钱很可能是借的高利贷。事实上，虽然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契约，但农民的合作却往往不通过法律和契约形式加以规范，而民商法大体阙如的王朝政府也不热心通过法律的调解来处理合作纠纷，这种法律文化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民在合作中对诚信的依赖。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一般也不太担心不讲诚信的行为，因为只要还想在自己所属的社区生活下去，几乎没有多少人敢冒这种“大不韪”，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没有面子，而且等于被社区遗弃，道德压力会直接转化为情感和经济的制裁。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过程。虽然农民的意识观念.未必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起进化，但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文化传统没有受到破坏。以晚清最后几年的废科举为契机，私塾教育的大面积衰落预示着农民赖以调解人际关系，维持生活秩序的文化网络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日常生活层面的合作变得困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而利用边缘文化要素（比如喝符念咒）或者外来文化因素组织非常态的反抗倒容易了许多。当农民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运动的折腾，再一次被拖人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中的时候，多数人真正进入了“无文”的境地。以往信赖的东西，经过反复翻烙饼，早就失去了神圣，旧传统早已湮没，而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逐渐被抛弃。老精英被打翻在地，不可能再起，而新的革命精英在更新的变化面前，逐渐丧失着原本就不稳固的优势，变得不那么精英，农民于再次进入传统家户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同时，被抛入一个文化的真空。恰在这时，原来集体化状态下无需考虑的合作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合作的条件却不存在了。在传统小农和合作化时代都不成问题的水利灌溉，现在成了难以处理的大难题，为了避免搭便车，农民宁肯选择放弃，正常的博弈无法完成，事情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既没有受人爱戴的精英，也没有可供谈判的话语，整个的环境气氛只是在刺激相互的不信任。为了迅速地发财，农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浪费原本跟生命一样宝贵的信用资源，动辄“杀熟”以换取并不值得的好处。背信弃义有时不仅不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和经济的制裁，反而可以因此获得额外的利益。严酷的现实总是刺激着农民的神经，激化了他们的戒备和猜忌心，农民所处的文化环境变了，话语也丧失了，但他们的文化心理却基本上还是旧的，只是走向了对诚信过分依赖的反面，变得非常的难以合作，甚至无谓地担心别人的算计，担心自己会吃亏，不肯为将来的利益做哪怕一点点的让步，因为原来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全都靠不住了。
在开放以来新现代化进程中先走一步的地区的农民，可以实现在类似理性人的基础上的新型合作，比如成立类似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而某些偏僻地区，在革命前的旧传统尚有残存的情况下，也可能以旧的方式实现合作。比如，看不起病的问题在大多数农村都存在，但农民更多的是等死或者被医院坑死，只有湖南平江出现过小田孝子庙这样的土法的合作医疗组织，显然，这与当地比较浓厚的传统文化遗存是有关系的。而更多的基督教盛行的地区，农村中信教的人们互助合作精神往往会很强，他们的某种特殊的共同话语，以及宗教文化的背景，构成了合作的新的文化条件。但是，除了这些并不十分普遍的现象外，我们触目所及，都是些无法合作的无奈。
在转型时期，不仅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而且值得信赖的精英也不存在了，可供谈判的话语也没有了。旧传统和新传统一起离开了他们，更新的东西离他们还很远，更为扎眼的问题是，虽然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但跟旧基础相配套的文化心理却还在他们身上留存着，只不过以跟传统时代相反的面貌表现出来。这种心理和表现，使他们显得很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起变化，走向衰败和消亡，他们被卷入变化，却不能理解变化。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也许是农民变成市民和公民之后的事情，但他们中间更多的人的未来命运，则是变成城市的贫民，但是连这样的选择都缺乏制度的支持，他们离获得公民待遇的距离，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第四十八话 中国农村政治
现实与未来的走向农民现在状况怎么样？它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现在有什么影响？这可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张鸣：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
时间：2004年7月26日上午9：30
地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主讲嘉宾：张鸣
主题：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
主办机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中国改革》杂志
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南方都市报
主持人：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第二轮讲座今天开始。今天的讲题是《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先生，1957年获政治学博士，他是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两方面的研究，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等，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现在请我们的读者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鸣教授！
张鸣：各位早上好！我先声明一下，其实我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家，连政治学的学者都不能算。严格来说我就是一个教书匠，业余时间写点东西，这也不是出于很强的学术冲动或者想为中国学术界做点贡献，主要是有话想说。我很惭愧，今天我给各位同仁做报告，应该说是汇报一下我对农村政治的一些设想和感觉，没有什么系统，更没有理论。在大学里，基本上我算是—个南郭先生。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他吹竽可以齐奏，而我今天很不幸，只能独奏。如果有讲错和不适当的地方，请大家包涵！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我真正的学术生涯应该说做过一点历史，政治学实际上是我后来的行业。对于政治学，做点预测、趋势的走向还是可以的，但做历史，对这种题目实际上还是不太合适，非要让我做的话，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现在，“三农”问题是比较热门的话题。目前来说，无论是学界、媒体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很关注农村问题，实际“三农”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现在状况怎么样？它对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现在有什么影响？这可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我今天主要从农村政治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们现在的农村政治架构、现状的由来。我一直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合适的：中国农村的现实实际上背负着历史的现实，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其中包含了很多历史的因素。如果你不对它的由来进行探索，就无法解开农村政治的谜团。很明显，现在农村的政治架构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特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这么大，南北、东西差异如此巨大，却有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行政架构：基本上都是从村、乡、镇，然后县，有的可能在县上加一个区，如此整齐划一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在中国农村，农民的居住形式其实是千奇百怪的，不见得都是群居的。比如说四川是单户，它的公共空间是茶馆、集市；湖北的乡村都是一湾一湾，三两户人家一湾，它没有什么村的概念；北方有大的村几万人、十几万人，小的几百人，也都叫村。实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整齐划一的建制。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这和现在农村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我认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还有农民负担的问题、干群关系的问题，实际上跟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严格讲，实际上现在的农村的政治结构是军事化的，别小看“军事化”这三个字，作为士兵，长官如果要命令你、支配你，可以没有理由；但是严格来讲，作为老百姓，如果想要随意支配，应该要有理由。长官可以随时随地进你宿舍，但作为老百姓，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这就有区别。不光现代的西方社会如此，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官员不能随意干涉百姓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是军事化的呢？他什么都可以管，不用任何理由就可以管你。我们知道，现在的体制：村、乡镇、县这个体制是当时公社体制的变异，公社化厉害的时候，极端的时候，把男女分开，把老房子拆掉，配备武器，集体食堂吃饭，但是后来搞不下去了，大家饿肚子，饿死人了，没法继续了。但是余下的体制强烈的军事化还是存在。当然现在，我们实际上很多事不管了，老百姓死活不管了，但是想管的时候还是随时可以管你。他想要进你家拿东西，想要对你做点什么，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这种事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很多，没有报道出来的更多。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作为基层官员，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需要理由的，是需要向你说明的。我们很多人从道德上去找根源，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体制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说这是共产党一手干的，建国以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的，不错，将这个军事化做得很大，走到极致化是它的责任。如果从更远的角度来看，从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来看，一直都有，或者更早就尝试实行这样的体制。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从共产党开始才这样，可能要追溯到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新政的时候。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过程跟全世界类似的国家一致。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中国走上这个道路。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作为一般后发性的国家，为什么会导致中国农村现状？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殖民化、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殖民化的过程是有的，而且相当强烈，为什么中国在殖民化过程中很扭曲？殖民化国家有一个很强的负面效应，是值得批判的，但是它也有有利的因素，比如成为殖民地的国家或者地区，殖民者都能搞一些建设，表明这是他自己的地方，多少都要搞点建设，有物质的建设，也有制度的建设和引进。但是中国有殖民化之害，却无殖民化之利，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它始终是一个无主的等待宰割的肥肉，所以只有殖民化之害而缺少殖民化之利，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近代以来就不好，就是因为周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殖民化了，比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等，它成为殖民地以后，就在殖民者的指导下蚕食中国的边疆。从这两方面讲，中国的殖民化是很扭曲的。对于西方殖民者，它只是在中国获取利益，却很少投入。还有一个是工业化，工业化也是很扭曲。就是说，我们中国对于民营资本发展没有成什么气候，始终是朝着这个方面，但是国有资本却很发达。总是伴随着低效率、垄断、权力的设租寻租。国民党时候是这样，到现在还在继续。跟正常的先发现代化的国家不一样，显然当初可能是设想这样发展是不错的，靠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会快一点，中国150年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是城市化，传统的中国城市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商业集镇，一个是政治中心。后来，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强行地纳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是以西化为前提的，这个城市化的讲法也很扭曲。虽然对我们的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遗产，你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市政，很多是跟西方学来的：我们没有上下水道，我们的粪便是靠我们的农民用马桶一桶一桶地挑出去的，以前我们没有街灯、公共交通，这个都是后来学来的，但是它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后果还是很扭曲。中国到建国初期解放以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农村中国，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在中国不是占主导地位。
但是可以说从清末以来，都是把城市作为中心。几代统治者都把城市作为中心，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但是还在西柏坡的时候都宣布了从此工作中心转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源的投向是城市，农村被忽略了。
还有最后一个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国家权力的扩张，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国家早就形成了，中华民族也早就形成了，但是它必须再重来一次，把自己的疆域在不断地混乱和被蚕食的过程中确定下，把自己的国家的模式、民族的模式确定下来，再一次完成自己国家与政权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它伴随着什么呢？对农村的掠夺。这不是建设性的。
我讲的什么是四个过程呢？意思就是说，这四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建立农村、牺牲农村，把农村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潜台词只有这么一个，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的破败、农村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今天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今天的问题，是历史上的老问题。很多人现在还在争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很扭曲。但是可能更扭曲的还是这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它自己生存的问题，它自己设想的道路，就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在试图走捷径。由于我们是一个老大帝国，是唯一一个历史上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帝国，是一个对周边有强大辐射力的文明。所以说一旦沦为一个被屈辱的对象的时候，被人讥为落后文化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处境，它是非常不甘心的，不仅精英不甘心，老百姓也是如此的不甘心，它就想一切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境遇。于是我们发现了两个榜样：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俄。可以说一个是日本模式，一个是苏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通过走捷径，突然从一个排位很后，甚至排在中国之后的小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苏俄也是，自从十月革命以后，进步非常的迅速，到建国初的时期，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苏俄模式是发展非常快的，这.个捷径中国可以效仿。中国共产主义的发生，实际上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大家想的是通过这个来改变自己民族的境遇。日本和苏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是给中国最多屈辱，最多不利的影响的国家，中国甚至差一点亡在日本人手里。但是这两个国家又是给我们影响最大，都是我们最想学的国家。很奇怪，一直到今天，我们一提到日本，一般比较平和的知识分子都很难受，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曾经下过大本钱跟他们学习，甚至是自费的成千上万的人络绎不绝地去学。从政界、学界、产业界都如此。我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好的模式，从“戊戌”的康梁，到后来的北洋政府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再到蒋介石集团等一系列亲日派人物，有多少是日本留学生？太多了，跟日本有关系的有多少？当然他们者都很恨日本人，但这并不耽误他们向日本学习。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国民党内部在争论到底是靠日本这边，还是英美这边？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亲日派的何应钦，这时却坚决主张站在美英一边。严格来讲，我们没有亲日派，但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学日派。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都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学完以后，首先要把日本人干掉。我们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我们当时的提倡是要学习日本是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褒义词，不像现在是个贬义词，这不一样。学苏俄学的是什么？苏俄学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也是这个军国，也是在它的军事化方面，在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军事化方面，日本、苏俄是一致的，西方把它称为极权主义。为什么要学这个呢？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捷径，他们通过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很快由弱转强，成为令人生畏的强大的国家。我们要迅速摆脱这个，但是，这中间还有很多过程，还有好多的尝试，不同的人不同的尝试，应该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由于忙于军阀混战、忙于上层争夺，还没有能力顾及到下层。而国民党是两层都学习，不仅在社会组织改造上学，同时在社会精神上也学。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有一个“阳明学”学说很盛，不是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作为理学大师在中国脉络上的学习，是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者和学者认为，是因为这个学说日本复兴，就是“阳明学”复兴，“阳明学”是我们中国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阳明学”。那时国民党开始复古。还有一个方面是，地方军阀比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加切实地进行了社会改革。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着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的巨大压力，他必须做一点实际的成效，来抵制这个压力，因为他们要生存。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是山西的实验、广西的实验、云南的实验，这三个实验都有一个背景，就是学日本，学日本的地方组织的警察化、军事化。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是众军阀中学历比较高的人，是日本的留学生，阎锡山军事可能没有学多少，但是地方自治、编村制在全国是最有名的，不仅得到了当时各个政权、其他省区的艳羡，而且得到了大批学者的认同。那时的学者们对中国的军国民主义基本上是认同的。山西的这种尝试跟后来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唯一缺乏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阎锡山没有翻出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他想搞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阎锡山的改革涉及到农村中组织控制、组织网络、社会强制等等，组织网络，一个编村有九种组织，比如儿童、老人、妇女等等。我们后来的中共的做法也是这样的，社会强制把认为不好的人，有劣迹的人都送去劳改营，叫“莠民工厂”。极端的时候，人出门都要挂牌，好人一种，坏人一种，这个在文革时期也做过。这些做法，不要认为我们没有传统，虽然这个做法都是跟日本人学的，但是我们也有创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做法。
学苏俄主要是共产党人，国民党的时候也有学。国民党基本没有在社会层面上学，国民党获取了政权之后，他没有把自己的组织下沉，国民党学苏俄，当时西方都认为当年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党，但是真正学苏俄学得最像的还是共产党。跟国民党一分家，就搞苏维埃运动，农民不理解什么叫“苏维埃”，搞苏维埃政权，农民也不理解。后来农民就瞎理解，说当时从广州来的苏兆征有一个弟弟，叫苏维埃。苏维埃很大程度就是军事化组织，苏区在全国地方来讲基本上是老少边穷地区。富裕地区的农民是不想搞革命的，中国特点是中国城市里的人，尤其是共产党视为中坚的产业工人，相对破落的农村兄弟来说是优越的，他不可能放弃优越的地位搞革命运动。我们共产党在上海曾经用暗杀逼迫工人罢工，依然搞不动。红军时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维埃是军事化的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军事化组织应付短期的事件是非常有效的，长期的搞建设，要安排老百姓过日子就不行了，他们也是在尝试这个学习，而到后来苏区的失败，以及后来长征的结束，长征实际上是一个不得已的失败的过程，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说的“胜利的宣言书”，对红军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后来这个模式没有搞下去，从抗战胜利以后，这个试验才重新开始进行，这个结果到最后就是人民公社化了。对中国农村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我说有很多因素、很多要素在前面军阀、国民党已经提供了，但是仍然是很有意义，是一个不一样的过程，就是彻底地摧毁农村原有的结构，这里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结构。从此以后，中国农村或者说中国真的换了一个天地，此中国就不是彼中国了。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翻身》，说这不止是翻身，而是天翻地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被摧垮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清末的源头发出来，就会演变到今天这样。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跟精英消失、文化消失、组织网络的消失、生产互助消失等等有关，所有的网络的消失，用党合作组织、公社合作化这样的组织来取代。一旦这个组织在今天新时期出现问题的时候，农村真的就像一盘散沙。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结构实际上有三个特征：在经济上是一种吸血式的结构，城市化、工业化，就要牺牲农村。要农村来供给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原料，这样农民作为牺牲者是不可避免的。跟我有相左观点的左派朋友都乐于歌颂集体化，其实，从统购统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农民实际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一直在挨饿。我们在反右运动时，城市抓资源，农村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抓知识分子，在农民大家是搞辩论，大家辩论到底你们挨饿不挨饿？辩论开始时，农民还是挨饿的，辩论结束后就都不挨饿了。农民当然需要互助合作，但当时的合作化却是把农民强行圈起来，供城市盘剥。
第二个是动员结构，这是一个西方术语，实际上就是军事化的指挥和相应系统。文革时期，毛主席半夜说的一句话 ，就是最边远地区的农民，也得连夜地敲锣鼓宣传，到现在就是有什么指示。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任务和发展，从上面一直布置贯彻到底下。文化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构，在上层所有文化、艺术到学术各个方面都为政治服务，历史教科书是要编的，要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周秦之交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我们就得把封建社会定在春秋战国，这样一来对统治来说是有好处的。政治经济全是按这个思路来进行编制，文化更是这样，就是宣传新事物、歌颂党的方针路线，而艺术性、审美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好的作品，就是人民性强的作品，能够反抗地主阶级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很多中学生很烦鲁迅，就是因为课本全把鲁迅不好看的作品选进去了，根本没有注意审美的需求。所有好的东西都剥离掉了，只剩一些口号，原来好的形式不存在了。比如说农村可以唱“社火”、唱戏，乡野也有各种形式的戏班子，到现在就变成文工团、宣传队，往往就是一些概念化政治性的东西，文化沙漠在形成。对农村来说是文化沙漠，城市好一点，毕竟可以看到电影，偶尔进一进剧场，农村就不行，有的时候农村的干部犯错误了，领导批评：你们平时干吗去了？他说：你们可以逛马路，可以看电影，而我们天一黑干吗去呀？农民的状况，今天的地位，不是一天造成的，很长时间都是这样。这种结构在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就是说这种结构（军事化结构）是不适合于长时间的建设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老是想不通。为什么当时建设南泥湾的时候都可以，为什么我们都不行了，现在把全国变成兵营就不行？想用这个方式搞建设，只有两个方式可以推进：
一个是道德强化。不断推行道德强化，树立典型榜样，榜样都觉得像圣人一样。我小时候，我想象中的这些模范人物是不上厕所的，因为把他太圣化了。
再一个就是运动此起彼伏。为什么我们解放以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后来邓小平上台说不搞运动还是不行，还搞运动，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结构不变，你想推行你的意志，绝对少不了要宣扬，也就是这个思路，不断推出一些道德典范，一边地搞运动。一个道德强化，不断地做下去，才能激励人们向他的那个方面走。但是实际上，道德强化到一定时候就变成虚伪了，人们怎么可以相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普及呢？一旦拆穿了就没有意思了。人们为了做典范而成典范，日记是为了给人看才写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怎么能想象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全是为了一个事业，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都可以牺牲掉呢？这是违反人情的。当年管仲对齐桓公说，告诉你，你不要认为某些奸臣对你很好，甚至为你杀自己的儿子，那是错误的，他不可能真的爱你超过爱自己的家人。如果这么做就是虚伪的，因此我们人是人，不是机器人，不是说你输入爱国的程序、输入爱党的程序就变成雷锋了，对人来说不可能。所以这样的东西不能持久，到后来，就疲了，集体化的疲劳，普遍的磨洋工。这里有三个矛盾无法解决：一个是经济上，革命与致富的矛盾。应该说，是人都想过好日子，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冲动，除了个别的有受虐意识，想吃苦。但是这个东西是跟革命相抵触的。过好日子有两个因素，一个要自理，自己钱多一点；再一个是比别人好一点，不是说大家都好就这样，这就是精神的满足。这有点不好，但实际就是这样，不光自己要好，而且要比别人好一点，但是在革命的趋势下，这是不行的，恰恰是要反对的。从土改以后都要反对，当时人的满足感只有一条，只能在政治上，这种激励机制太弱了，是违反天性、自然的，违反自然的东西长久不了。第二个统治力分散，农民不可能接受军事化的生活，这也是自然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就是他的美好状态，他渴望的。如果你非要集体化、军事化，他根本就不愿意，如果你一时强力压迫可能会奏效。当时我查公社化的时候每一个公社都有一个劳改营。我们说三年自然灾害死多少人，公社化的时候七天就死多少人。强制进行是可以，但是一旦离开了军事化以后，高压一旦松一点，就疲软了。第三，在文化上，一元和多元的情况。把农村文化一元化，意识形态化当然不是不行，但是这个文化它跟人的欲望、人的行为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一个邪教就管不住，不管新邪教，老邪教也制止不了，包括现在这些帮会都有死灰复燃的现象？我们共产党人都认为无神论，他没有想到宗教是人的一个信仰、一个需要，人民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所以，这一点是不可能靠压制、靠把这种文化来铲除来实现的。只要有机会，它就会死灰复燃，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虽然有些人是不信，但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有神的，其实这个东西是有比没有好，如果真的没有，一个人无所顾忌，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做好事还好，但是如果犯罪就不行了，有的农民杀一个人就把一个人往屋子里一埋，杀一个埋一个，就放在那，干什么事儿都不怕了，这好吗？显然不好。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而这是一种基本的矛盾，它涉及人们日常的生活，基本的生活状态，所以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中国人怎么活？中国怎么走？所以必须改革，这是藏不了的。
上面我们回顾了一下历史，第二部分我们讲现阶段农村政治改革的困境。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骄傲的事情。因为从我们改革这么多年，我们现在还一直在搞，但是农村的改革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跟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关系不大，国家经济起飞了，农村反而衰败了。这些是内在的危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经济危机一个内在的需要导致的。解决不了中国现代化一个动力的问题，农业不能再持续地提供资源，而农村自己的温饱就维持不了。我在东北生活了很多年，那时农民吃不饱，生活可见—斑。但是那时候是每个人人均几十亩的土地，居然都吃不饱。然后大家都乐意多生孩子，因为人口多了多一份粮。所以，造成了我们计划生育很难。文革后期搞变相大跃进，生产高度强化，我们只搞了几个样板工程：大寨、红旗渠，搞样板工程，窗口工程，是给国外看的，他们一看，都说了不得。但实际上，更多的农村经济是不行的。解决这个问题出路何在？现在吹得很厉害的农村改革，就是回到传统去了，既不是资本主义方向，也不是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回到中国传统去而已。而且还居然挂了一个集体经济的招牌，承包没有长期不变，从那个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解决危机的应急措施，成效很大，显然是被夸大了。但是后来农村不动了，维持现状。其实应该继续改革，尤其是不应维持整体结构不变。我们现在的农村已经那么大变化了，现在很大部分农民已经变成工人了，我们并不承认他们是工人，我们叫他们“农民工”；少—部分农民变成了“食利者”、资本家，像珠三角的农民，现在走到那里，都能看到很多珠三角的农民在旅游。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农民了，但是结构不是不变，他的户口本上还是农村人口。所以这种低贬农限农的政策是不行的，现在还把这当作法宝，事实上这是很荒唐的。为什么？因为这样虽然它很安全，但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传统的东西，进入了传统，但是没有意识到在传统经营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还有商业网络、文化网络，但这些都没有了，你要恢复，就没有了，只能恢复一点，然后又重新用党化和行政化继续编制控制网络，具体的思路还是这个思路，结构还是动员结构的变形，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当年动员结构的时候还有集体经济做后盾，不管做得如何，都有一个支撑。而且他像农民工一样出来要饭，就要开介绍信，虽然管得不好但是他还是管你，管得不好也管，就是有人来管，这个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呢？农民的生活不管了，为了农民致富他们出馊招，出完之后就不管了，不管人就管收钱，农民就管它叫“要粮、要钱、要命”。这恰好就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要害。所以，减免农民税收能不能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样是不是能做到改善农村环境？我看可疑。农民对这个体制，对干部的感觉比以前还要糟糕，比公社时期还要糟糕。公社时期干部没什么可贪的，你要是贪，我可以批判你。“四清”运动搞了那么多干部，那些干部顶多是多偷一把米，这就是大贪污犯了，哪像现在，现在这可了不得了。而且过去有一个道德强化，不好的是对人的控制，好的是抑制了干部。两种情况，所以农民的感觉不一样，而且你把农民扔到城市，你不管他，你还老是收他的钱，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还不如当年。因为精神上不一样。现在农民温饱是解决了，但是感觉非常不好。他面对这种行政网络、这种暴政，他没有什么抵抗力，唯一的途径就是上访，找媒体，找中央。现在上访也被遏制了，禁止上访，甚至反过来打压上访农民，现在没有任何农民组织，就是说，他整个处在一个被制的状态。所以说，村民选举是我们政治学的大事，只有乡村选举开了口，几乎每个学校都在搞这个东西，外国人也很兴奋。但这—开始并不是解决乡村危机的办法，到后来却老是想借此缓解现在的乡村政治危机，换句话说就是“干群危机”。老百姓视干部为鬼子，干部下乡收钱也像鬼子一样。晚上悄悄地进去，淡妆，所以村民自治、村民选举变成大事了，—提到“三农”，选举是一个大问题，有的人很有意思，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理论拿出来搞选举，根本就是方凿圆纳。
村民自治运用实际上讲，从大的方面有两种思路在运作：一个是政府的思路。政府的思路就是一种修补运作，就是想大体不变，然后用选举来弥补、来克服原来体制上的弊病。然后使机构正常运转。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用民意来补充党意，所以我们讲的是，实际是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思路。权力实际还是我控制，但是我可以通过你们的民主来做一些补充。所以说，选举一般被限制在村一级，乡镇搞过试点，但政治局常委回绝了，不能搞。另一个是我们学者的思路。学者的思路是渐进改革的思路，希望从乡、镇、县到市、省，最后到中央，实际上这两个思路到了乡镇这里就卡壳了。不管是９9ｌiｂ?有责任感的媒体，还是学者，无论多么热衷于乡镇选举，到最后还是乡镇选举胎死腹中。这个改革当初，如果算成是改革的话，选举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就不成正比，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作用。
从大的环境来讲，应该说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的改革是一个既想改革又特别担心出乱子的改革，相对来说比较被动，造成的局面是总是在防堵，各级政府机构非常担心哪儿捅娄子就堵，我们现在的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实际上他对改革本身的推进非常有限。改革推进主要靠开放，你要坐到别人的板凳上去发言，就要说别人的话。我们以前不说“人权”，但是现在逼着我们说了，就是开放导致的。但改革国内还是在防堵。所以一旦他推进选举，对农村这个本身来说意义不大，但是整个的制度的问题凸现了。其次，农民的状况被人关注了，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而且这个对整个的改革，是一种体制内的。现在说很多地区在防堵，就是限制，不让你动，特别是宪政方面。那意义可能不是在于农村本身，而在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大局。我们讲，这个整个政治改革实际上有一个明显的思路，就是想把中国政治问题拿到法律轨道上解决，也就是政治问题法制化，从另外一个路走。当然，这个路现在还没有走通，能不能走通我不知道，但是情景是好的。要走好就要看我们法学界本身的素质，看我们知识界的素质，看我们法制文化的推进程度。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选举以后的问题，比如说两委关系，就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有学者说这关系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党代表政府，村委会代表社会，这个结构实际是从西方国家与社会理论过来的。实际上这不是很合适，我认为问题就两个：一个是党的特殊利益，一个是党员的特殊利益。现在民政部推荐的方式是两委合一，如果不是党员，先变成党员。但是后面，乡镇在指挥、在领导村的时候，他往往是以党的名义，就是村委员会主任是可以被忽略的，我们知道，党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没有什么理解，他必须靠民选，如果完全听上面的话，下次就可能落选。所以这个矛盾依然在。我们讲党的利益和党员的利益还是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更多的人在谋求一个党员的特殊利益，这已经让农村人很难堪了。按道理讲，你作为一个党，你不应该有特殊利益，而做一个党员还要谋求特殊利益，就更说不过去了。第二个就是村，现在的选举，县是“头”，乡镇是“腰”，是上级，“腿”是村，现在的问题是腿发生了变异，腰严重地腰肌劳损，头重脚轻。你还怎么干？如果村干部还像过去这样变成乡镇的腿，那你在农村怎么生活？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第三个问题在于结构，我们的结构：动员结构也好，甚至叫党国结构也好，不管什么结构，这个结构没有变，这结构不变，困局是无法解决的。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农村本身没有力量，农民本身没有组织。农村的事情还要农民自己办好一点。
第三部分，我讲一下农村政治的未来走向。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推测和设想。农村政治有好的方面，有坏的方面，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够改变这个结构，去掉党化、人治化统治的话 ，我的推测可能实现。否则，进一步恶化、崩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我宁愿乐观一点。我们现在搞“三个代表”，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向建设党转化，这意味着党的基层组织弱化，这是一个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年国民党曾经也想学中共、学苏俄，想把制度建在连上，搞国民党党组织，但是就没有搞起来。为什么？国民党早就有政权，在搞建设的时候，是不可能保持革命化和战斗化的精髓的。基层是什么？基层就是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在吃喝拉撒里面搞革命党、战斗的党和战斗堡垒，除非精神病、精神狂人，否则是不能长期维持的，革命和建设是不兼容的。而且，现在也出现基层建设的苗头，有些基层政权出于自己的经济需要，也开始有意地培植发展私营资本或者是农民的经济组织，农村原来已经损失掉的自治能力、自救能力有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得到复兴，但是复兴只能从经济路径、文化路径走，不可能从政治路径走。只是经济、文化组织时间长了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有政治上的作为。我认为上面的思路还是要改，要习惯于用法制，而不是人治、组织的网络去控制，承认人们的文化多元化，鼓励多元化。
我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有几个趋势可能会出现，一方面城市化进展还会加剧，城市政治门槛会降低。中央不会放低，地方也会放低。城市贫民化会出现，和乡村建设成为一个对偶关系。另一方面，城市不可能老让农民工来回走，他要在城市生根，加上城市贫民逐渐被边缘化，所以贫民化的社区迟早是会出现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又是一个新问题，加上城市浮游人口问题，城市的治理是越来越难了。第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估计大多数乡镇政权会逐渐消亡。我们的政权、行政机构已经公司化，已经是公认的，政府像一个公司。公司是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是要靠实力。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乡镇政权是破产的，所有的政策都不利于它，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它。乡镇政府的经济能力本来就在弱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指向它，恐怕它的出路就是逐渐消亡。就算没有人下令取消它，但没有人干就没了。第三，传统文化部分的复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年把传统文化扫荡得太厉害了，一直都在扫荡。一直都认为西方文化是正宗的，不屑于利用传统资源。我主张传统资源是必须得利用的。作为一个传统大国，不利用传统资源完全是一种自杀的行为，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包括文化组织资源、宗族宗教两大因素，农村的自主组织能够恢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两个方面的复兴。比如说你办庙会，如果派警察去管理，这个庙会今天开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来，你如果不管，你让他烧香、磕头，他很信奉，组织文化推起来，对农村是有好处的，至少利多弊少，农村的复兴可能还是要靠这些。虽然对社会制度来说是不好的。实际上在政治问题上、社会问题上，中国其实有很多“害”，现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找一个危害轻的就行。你不可能没有制度，没有文化。复兴传统还要依靠精英的参与。虽然现在有的人士在搞，但他们没有一个官方的渠道，没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知道下层文化、草根文化必须有上层文化领导的参与，否则就没有目标了。比如婚丧嫁娶，有上层的精英来参与搞得就很地道，有了传统的意义；但没有精英参与，就有可能成为闹剧了。本来说，丧礼是很凝重的，结果我们有的地方搞得一边放流行歌曲，一边吃喝玩乐、打麻将，死了人唱《你有几个好妹妹》这样的歌曲。（笑声）这样的文化复兴就是一个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会造成毒化。文化的复兴是应该从上而下一起来的。复兴有好的路径，也有不好的路径，我就怕向不好的路径走，这也是有可能的。复兴可以给乡村提供组织和话语资源，让农民可以说话，有一种说话的方式，不管批评也好、维权也好、组织也好，如果没有话语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把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给他的话，传统复兴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实现复兴，今后可能会在乡村中出现各种形式的自治，也不排除有一种再集体化，像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这样的，还有一种是西式民主，也不排除。有一些热心的知识分子下去，就是搞西式的自治。比如说，晏阳初搞的就是西式的自治，粱漱溟搞的就有点接近传统，今后更多的可能是传统形式的复兴。这也不排除有一些黑道人物，比如帮会什么的。但是宗族和宗教的复兴会起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农民自建城市。这些形式都会在农村现代化中呈现自己的面貌。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国农村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现代化的大趋势。农村是一个消亡中的农村，消亡到什么程度是好的前景？如果是好的前景，农民不再成为农民就是好的，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农”问题就有眉目了。
这种对未来的设想，预期式的推测其实有点像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不知是《大公报》还是《东方杂志》搞了一次未来梦的征集，收集了好多名人的梦，有的希望世界大同，各种各样的梦，唯独周谷城先生，他是毛泽东老师的同事，他的梦是他希望所有人都用上抽水马桶。其实我觉得，我的设想，未来农村能用上抽水马桶，农村问题也就终结了，农村也就实现了现代化了。谢谢，我的报告就到此。
主持人：刚才张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下面让我们的听众、读者提出你们的问题。
提问：张教授你好，我是苗族人，属于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很多因为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影响他们的婚姻，没有婚姻自由，造成了是很多青年逃婚、自杀，我看到这种事情非常失望。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请教张教授对这种前景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经济建设怎么也搞不上去，政府只是给一点小恩小惠。我们地方的资源非常多，希望政府真正地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增加农村的收入。
张鸣：我们也没有到民族地区搞过调查。说到因为民族的传统风俗使很多青年人自杀了，这个问题在汉族也是一样。你问，这种宗族法规能不能复兴，我讲是传统文化的部分复兴，传统不一定是好制度，但是就目前来说，两害相权，相对来说传统复兴好一点。在尊重人们风俗的前提下逐渐把人权考虑进去。少数民族不能一下子改，你只考虑殉情男女的需要，后面造成的问题更大一些。民族问题我们不干涉过多，建设也是，少数民族有很多资源，但是资源不要轻易地开发，轻易地开发很容易被掠夺，资源被挖空了以后，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还可以维持，到时候开发持续的都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在为少数民族造福的前提下进行可持续开发。
提问：我是一位教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西北度过的，出生在内蒙古，在宁夏受教育，我今天教书的地区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地区——清远，清远市扶贫区。我这么多年的从事教育的经历，人生阅历告诉我，在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怎么找到一个登高看远的地方，使农村的城市化得到共赢的一面，这可能对中国以后改革的大趋势有好处，对我们的农村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还有一个宗教和政治的问题，我来自宁夏，我的很多朋友是回族，回族的伊斯兰宗教非常团结。从“东突”在中东的情况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我是一个预备党员，我最近从三峡回来，我去拜佛教。他们问我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去拜佛呢？我个人认为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并不是说我忠于党就不能去信仰宗教。张鸣教授有什么想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解释吗？
张鸣：她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你说的农村的城市化要找一个共赢点，这是很好的，农村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突出点，实际上给农村减税不如给农村教育。城市中已经可以反哺，有些问题它还做不到。现在还是民间组织组织志愿者去，这个不合适。
第二个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伊斯兰教是一个很独特的宗教，它是一个有圣战，承认战争合法性，把战争圣化的宗教，但它也在变。你不能把别人都看成恐怖主义，关键还是要看环境。别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你还是要给别人一个缓冲期。
至于共产党员能不能信佛教，我不能肯定您拜佛就代表信佛教。我在来之前看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就是对吴法宪妻子的一个采访，他妻子是一个几十年老党员。当吴法宪生病、病危的时候她会去寺庙烧香，捧一个观音回来拜。作为中国来讲，中国的世俗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还有其他的南方一些宗教，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人们祈福避害的心愿，并没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代表一种祈福心态。这个心态很自然，每个人都有，我觉得这个可以淡化处理，不需要强调，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很理性地处理。如果说今天你烧了香，你明天就要退党，这是很过分的。
提问：我听了你的报告，感觉十分的悲壮和沉重。我是1992年从意大利回来的，现在在广州工作，今天是慕名而来的。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今天谈到“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涉及所有权问题，不是使用权的问题。樊纲有一个报道有多少多少资产，就是土地的价值，几万亿，土地的问题，提到所有权问题是领导权利，共产党领导一切，领导权和管理权有什么区别？管理权和所有权有什么区别？似乎领导权就是所有权，怎么通过合理性来证明这个问题？
张鸣：这个问题提得特别专业。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法学问题我解决不了。以前我是回避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不能回避了。实际上，法权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权就变成了所有权，土地的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概念？实际上是在国有土地前提下，政府和大资本在剥夺农民，农民任何抵抗力都没有。私有化的时候把土地变成集体所有，后来又变成国家所有，法理依据何在？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不出道理，凭什么就剥夺了呢？这不是我们自愿的，我们说是欢天喜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根本不是，实际上多数农民是不希望合作化的，他希望私有。现在从事土地工作的同志都不同意土地私有化，但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与其还让土地国有，不如私有化，至少让农民有一点权利，至少使他有能力来抵抗别人的拆迁、征地，否则他根本就没有力量，一点依据都没有。所以我个人现在同意可以实现私有化，但是步骤怎么搞，我不太清楚。谢谢！
提问：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到民国的时候，农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层，就是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在中国的几千年来的作用是什么？您刚才设想到农村可能会出现的某些传统因素的复兴，那么您认为乡绅阶层还会不会出现复兴呢？
张鸣：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传统的乡绅形成过程比较复杂，一般认为是有这么一个阶层，它的作用比较复杂，对乡绅社会而言，作用第一，乡绅是乡村自治的核心，从政治上讲，它是一种权威，无论是跟外界打交道，还是内部的关系调节，他都是核心人物；第二个它是乡村公共事务的主导者，修个桥、补个路、救济等等，这样的事情是乡绅必须干的，不能排除他会从中获利，但是他必须要组织这个事情，如果要不组织那就算不上乡绅；第三个它是乡村文化网络的核心。中国乡村是—个礼俗社会，文化是通过婚丧嫁娶等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来维系的，礼仪本身就蕴含了很深的道理，很多做人、社会行为的道理，通过这些道理的途径来传播。这也有教育的因素，比如说私塾教育，还有主礼，必须要乡绅来管，当然资格老的革命是走形式而已，只是点一下，但他毕竟是在主持，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乡绅穿起来，在每一个网点中可以安居落户的生活。
但是现在会不会有新乡绅？应该是有，但是恐怕还需要一些条件，就是说有没有一种新的文化形势出现，或者说传统的部分复兴，没有这个条件是做不到的。我做调研时发现农村有私塾化学会，这里面的佼佼者就是新乡绅，他评说干部。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不相信都会有，但是一定会有的。如果没有新乡绅，过去的农村政治是一种文化维权，不是暴力维权，如果不能确立农村的文化自治的话，农村的自治就谈不上了。谢谢！
提问：你好，张教授，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地道的农民，但是我认为您讲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和未来都偏移了一个主题，任何一个制度每年都需要人去做。但是现在真正有文化、有魄力的人都从农村走出来了。像农村要进行村民自治选举，我作为一个村民，要参加选举，我必须回到我的村里面去履行我的选举权。我觉得中国农村未来的出路很渺茫，自治真的能行码？您刚才设想的中国农村未来的出路，我认为跟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不容乐观。可能从太平天国起，到承包制再到合作化，我真的看不到好的未来，我想，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要靠农民发起—个暴动来推翻中国农村的这个专制呢？
张鸣：这个问题太深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我也曾有，但是我觉得希望还是有。你最后那个设想农民是不是要靠暴动来推翻农村的这种局面，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下农村，感觉农村对暴动不是很强烈。农民怨气很大，但是由怨气到组织起来暴动，这个路还很漫长。我认为传统的农民一般是不会因为压迫太甚而暴动，而是因为统治没有规范而暴动。比如说征税很重，100斤的收成我征农民90斤，只要是今年90斤，明年90斤，以后还是90斤，他是不会搞暴动的，他会想办法增产、搞副业，农民最担心的是你今年征30斤，明年征40斤，最怕你今年征5次，明年征8次。农民如果不变成“流民”，或者叫“流氓无产者”参与，一般是不会暴动的。像大运动时期，全家全家的饿死多少？他们宁肯在家里被活活饿死，也不愿到公社去抢粮，或者说到山上当“胡子”，我们实际上是高估了农民的暴动力，有些学者是想就这个给自己打名头。农村的这种状况，一般不会得到真正解决的，它是一个正在消亡的农村，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走现代化的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不是说现代化特别好，而是你必须得这么走。目前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外资谁来投资？我们的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低，又没有工会，没有组织，这是多么好的投资环境？！（笑声）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这是现实的问题。走过这一段路，农村可能会有好前景，只是可能会有！谢谢！
提问：你好，张教授！我是人大网络学院的，你说的一个关于村民自治的问题，我认为前途比较渺茫。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现行体制就是法制，其体现在政权还是没有监督和制约，导致权力的绝对最大化，政府更加腐败，不为民做主，您认为在没有民主的前提下的法制前景会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农村的教育问题，现在成年的农民不去管他，而农民的下—代呢？应该怎么管？难道等他们长大了还是像现在—样靠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来维系生存？
张鸣：我当然同意民主法制化过程中还要民主化，但是法制化让道能不能走得通，我还是抱乐观的态度。如果真正想做，在没有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可以做得好一点，关键是看它愿不愿意做。比如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就没有民主化，他就只有法制化，但是他给了国家一个比较有序的环境，比较廉洁的政府。你说法制化就会导致权力的最大化，我觉得不见得，关键要看怎么样去操作，路径能不能走，有哪些约束等等。虽然操作的过程中越界了，但是因为有约束在，所以他毕竟还是违法了，因此我对“法制化必然会导致权力最大化”的观点不太苟同。
农村的教育状况，农民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重复父辈的经历？这个还需要大家一起去建设，包括农民自己的努力。如果政府能够放开，不要老是管农民，搞个庙会、烧个香都不行，要给农民权利，让农民自己做。如果农民自己的力量可以释放出去，我觉得农民的状况会逐渐地改善，这个不是靠知识分子叫嚷！谢谢！
提问：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我们谈了农村的问题，是在广州，在城市里面谈的。假如说您面对的全部是农民，在探讨农村发展趋势的问题的时候，您能给他们一些很具体的指导吗？
张鸣：严格地说当着农民的面我不会这么讲，我给不了农民指导，农民需要自己办，我们只是给他创造条件。比如说帮他们搞搞教育，帮助增加一点贷款，他们组织一个活动我们去帮忙而已，具体的指导，他们一般是听不明白的，全中国没有一个救世主，没有灵丹妙药让他一吃百病全消，这不可能。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帮忙，对政府来讲就是放手，不要什么都管，无缘无故跑到人家家里去，违了法可以按法制去管嘛！你只要不滥用权力，放手让农民自己做，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只是帮忙，我们没有能力指导他们，说句良心话，我只能如此，我估计在座的同仁都没有这个能力！谢谢！
提问：您能否把您的问题和台湾的基层社会及印度的基层社会结合起来讲一讲？
张鸣：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不是很清楚。台湾应该说比我们要好一点，他没有搞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剥夺，高度军事化，关键是它的传统保持得比较好，现在的台湾农民组织性非常强。这一点，实际上是应该值得我们羡慕的。至于印度怎么样，我不太清楚，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不能乱说。谢谢！
提问：你好，张教授！我是来自农村的，而且是知识程度很低的农村人，我来广州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现在回到家乡，真的感觉农村还不如以前的情况，为什么？所谓的农村体制改革，实际上只对城市周边的农村起作用，而对偏远农村来讲，改变制度只不过是形式，做秀，而且只有党员才有资格来参加选举，更严重的是选举的时候由党支部书记拿着选票逐家逐户地要求填单，这能算什么选举呢？还有是农村的治安问题让人非常心寒，我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晚上超过7点钟不敢出门，甚至白天抢劫也很猖狂，我都不敢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变成这样，听我们家乡60到70岁的老人讲，旧社会也没达到这种程度。在治安环境这么差的状况下，农村怎么发展？另外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确确实实让人看不下去，确确实实让我们心寒。您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我想问张教授作为一个学者，能不能对我们的政府产生一些影响，以有利改变农村的这种现状？
张鸣：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智慧，我并不比你高明！你提的问题都很实在，选举搞了这么多年了，而相当地区还是假选举，非党员不能选，党支部书记带着选票来回走，这种状况比比皆是。至于农村的环境、治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和突出的。为什么人民公社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治安环境实际上是在下降，清朝的时候比民国的时候要好一点，民国的时候比人民公社的时候要好一点，人民公社比现在要好一点，人民公社是军事化的统治，谁都不敢破坏治安。当时所谓的夜不闭户，其实并不是什么美好的状态，只是一种恐怖状态。回到传统去其实也可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公共产品没有人提供，本来应该是政府提供的，比如说维持乡村的卫生，搞一些道路维修等等，现在却没有人做，而原来的宗族是可以提供的。原来的治安是怎么维持的？清末的时候都是靠县太爷下乡管的吗？显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除非大的盗匪来了，都是靠农民自己管自己。现在如果我们要靠政府来管，依然是管不了的。政府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即使是中央有这个心思，地方政府也没有动力，我们讲政府公司化，它是要提出成本核算的，要利润的，它到偏远农村去维持治安对它有什么好处？我能收回成本吗？所以这个事情只能靠农民自己。没办法，如果你想回到人民公社去，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到那时，你又会觉得我不自由了，我出门都不行，结婚都要批准等等。所以真正要改变可能比较难，农村的出路还是靠自己，不能指望政府。政府的改良，像警察权力滥用，还是得民间力量去促使它改。像孙志刚事件，还不是靠民间力量去改变的吗？靠警察、靠良心、靠政府自己把自己改良，这是很难的。不是说放下不管，只是这个事儿不是管能管得了的，中国都是这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他本身制度就是如此。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地方出现，像你这样的人士，如果有朝一日你们那地方的投资环境好一点了，你回去就可能会变成新乡绅，你就可以搞乡村建设。谢谢！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会就到这里。最后我有一个恳求，请大家离开大厅的时候，看一看门口的广告，为患白血病的孩子奉献你们的一点爱心！如果你们一人贡献一元钱，也有400多元。谢谢大家！
第四十九话 关于我的两篇自述
其一：读书改变命运
在“毒草”中生长
我藏书网看书比较早，八九岁就开始看比较大的书而不是小人书。但不久就开始文革了，开始烧书。我小时候也比较怪，一方面非常饥渴，特想看书，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影响你，一看就是“毒草”，看了觉得受不了。我记得看了《铁流》以后就感到特别纳闷，苏俄红军怎么是这样的，跟叫化子似的？跟我想象中的红军相差太远了，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书是鲁迅推荐的。印像更深的是董乐山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其中有一段斯大林和希特勒密谋瓜分波兰的叙述，当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这怎么可能？就“啪”一下把书合上了。但还是想看，再翻过来，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这个书是一个记者写的，文字特别漂亮，既真实又生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看完以后，心情极其复杂。当时我大约是11岁，政治环境绝不许你说斯大林不好，而这本书又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些怀疑。
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到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所以都是如饥似渴地看，我看了很多世界名著。在小朋友中间看书分几个档次：大多数人既然课不上了，什么都不看；还有一些人就是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这些书我也看，但很快就感觉不过瘾了。
我所在黑龙江农场的中层干部大都是发配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一定的藏书，我父母也是这个层次的人，家里也有点书，记得好像主要是苏联小说。有的家里被抄查之后，书还放在那儿，因为是边疆，政治运动没有搞得那么严酷。我们这些爱看书的小孩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换着看，记得有个小孩的父亲原来是造反派头子，专抄人家，书都拿到他家去了，后来他也被抓走，我们就拿毛主席纪念章或者一点吃的东西跟他家小孩换书看，因为他家书特别多。但是，当时我们看的书大多都没有皮儿，也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 href='7430/im'>《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什么 href='2103/im'>《红与黑》，我都看过了。到现在我还养成一个毛病，就是不大关心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四大名著中，除了 href='2210/im'>《红楼梦》是文革后期上中学看的之外，其余的三部都是“文革”正热闹的期间看的。可以说，看世界名著为我打下了基本的文学底子。
被鲁迅刺痛
大了一点之后，有几部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作者也写过《中华两千年》，他是写通俗史的，但是很真实，文笔也很好。那时我十三四岁，在一个山沟里的中学读书，半天劳动，半天上课。那时的课也上得稀里糊涂，课本薄得可怜，也没有考试。我们老师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从北京和上海搞了很多旧书，其中就有这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在我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我读得很仔细。所以后来看《左传》很轻松，因为大部分故事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面都提过了，很多典故和成语都是从那里来的。接着又读了《楚辞》、《汉赋》等古典文学著作。这些书老师都不大会看。
我们语文老师家里有一套《沫若文集》，我向他借出来了。除了看他的诗集，我觉得他的戏剧挺好看。什么 href='511/im'>《琥珀》，什么 href='8513/im'>《孔雀胆》，什么 href='8593/im'>《秦始皇》啊，都挺好玩的。这期间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三步曲”。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当作家，编过话剧剧本，写过相声、快板书，而且都在学校演出了。我写的诗歌也时常在学校朗诵，觉得自己很不得了。社科院编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中学后期我有计划地按照这里面的脉络自修，从汉赋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到骈体文都看了。中国古代文学，我基本上都过了一遍。那时候书少，少得可怜，搞到一本书，只要有工夫就抄。中学时，我还抄过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政府机构》，大约30万字。同学们都抄小说，如张扬的 href='8608/im'>《第二次握手》，还有什么梅花党之类的，因为读过名著，我对这些书看不上眼，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呀。我看了《美国政府机构》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美国政府的保卫工作是财政部负责的，国务卿是外交部长，大吃一惊。..
真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鲁迅全集》。看这套书的时候是1974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农场放猪。因为没书看，难受得要命，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几乎看见有字的东西就不放过。《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刊物，但是当时我挺欣赏里面的文字。再后来，我发现我们连队还有图书室，图书室没什么书，但有一套20本竖排的《鲁迅全集》。开始，管阅览室的人只让我一本一本借，后来，我感动了上帝，我可以把它全部搬回，放在我那儿。
开始，我读的是鲁迅的小说，如 href='2538/im'>《呐喊》、 href='2537/im'>《彷徨》等。接着又看杂文，杂文看完了，后来又看 href='1926/im'>《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什么的，最后又看他的译作。反正时间非常充裕，没有东西看，我就反复看鲁迅。放猪是在草甸子里面，四面是水，把猪赶进去，就可以看书了，谁也不来管你。就是脏一点，活儿不是太累。
我受鲁迅影响很大，后来看胡适，看周作人，觉得很好，但就是没有那种痛感，它不会那么深地刺痛你，产生灵魂的共鸣。鲁迅的著作直指心灵和灵魂，这是别的书无法企及的。你能在心灵中跟他互动，体会到他对人生的挚爱和深深的绝望。我反复地看，有一段时间，凡是提鲁迅说过的话，我就知道是哪本书里面的。这种读书经验对我来说印像极其深刻。
后来，我又托人搞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 href='2210/im'>《红楼梦》。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已经看过 href='2210/im'>《红楼梦》，但那时候不明就里，看得糊里糊涂。这时再看就很喜欢，觉得四大名著中它最好。
从文学到历史
1978年，我考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这四年对我自学生涯来说收益不是很大，因为课程太重，但是，我还是能挤出时间来看闲书。由于这所大学图书室的文学名著我都看过了，只好去啃 href='6042/im'>《资治通鉴》，在这所大学上学的几个假期，我还写了很多小说，后来一看不行，都扔掉了。感觉自己不是当作家的那块料，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历史。这期间虽然时间特别紧张，我还是读完了中华书局出的20本一套的 href='6042/im'>《资治通鉴》，还认认真真地做了笔记。这套书的好处是奠定了我史学生涯的基础，它标志着我学习历史不是从教科书开始的。后来我发现，这很有好处。教科书上的历史，它就是框框和一套确定的观念让你接受，然后你就背。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强奸的过程。我恰恰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我没有上过一堂历史课，这期间也抄过一本书，抄的是从图书馆借出的《历代官制考》。
大学之后，我还是在继续读书，但是没有年轻时候读的《鲁迅全集》和 href='6042/im'>《资治通鉴》那样对我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时候哲学热的时候看哲学，文化热的时候看文化，弗洛伊德热的时候看弗洛伊德，大家生怕赶不上一波一波的时代潮流。现在看来，这时没有什么书对我产生大的冲击，包括大家都很看好的 href='1374/im'>《万历十五年》。
1985年，我考到到北京以后眼界大开，接触到的书也更多了。1988年，我硕士毕业后回到了农大。这时正是“文化热”，我感觉整个学术界太浮躁了，浮躁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大家几乎都在胡吹神侃，那时做出来的学问没法看，所以，我买了一些现在所谓国学的基本书之后，就回到黑龙江我原来那个学校。从1989年到1996年，我几乎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了，把精力一心扑到了读书中。我老老实实读完了《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左传》、《战国策》等，读了一部分《二十五史》，还看了一部分佛经。看得太闷了，就到我们学校办公室和其他人下会儿围棋，打会儿扑克。然后再回去看书。后来他们说，你来玩是消闲，我们是天天消闲。后来，我在农大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再后来，稍微爱读书的人都走光了，没有人说话了，我就考出来了。真正进入学界是1998年，那年，我第一次在《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同时，1997年在上海三联出的《乡土心路八十年》也有了点反响。
其二：从兽医到教授
人人都想考大学
1973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给同学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不满。因为太年轻，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结果被人给揭发出来。当时的农场已经成了生产建设兵团，从73年一直批到74年，我是全师的重点批判对象。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事是怎么捅出来的，但那时告密的特别多。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我就被发配到一个连队里去放猪。因为没书看很难受，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
1977年的时候，我在我们农场做兽医。农场连队都右大喇叭，有一天喊出来了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猪舍帮着饲养员起圈，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太好了，凭着自己多年来的读书自学，很有可能考上。接着，我心里又一沉，觉得自己这事儿可能够呛，因为当时还没有否定文革。我们同学也来问我考不考，我说考。当时，我是那个农场几乎所有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但由于政治问题，老师们也觉得很难说我能不能考。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报名？到报名的时候，我发现没障碍，能报！我就报了，报了之后，依然心里觉得很虚，不踏实。我的事从来都是我自己做主，父母对我报与不报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他们对我报考没有抱什么希望。
这一年考大学太热闹了，考试那天，我们那个小农场真是人山人海，知青和多少届的中学毕业生都来参加了。当时我是农场大家公认最棒的一个学生，因为我所在的中学一直在把我当老师用。老师一出差，就让我顶着上课。我一看，大家都来考了，连一些在学校什么都没学到的人都报了名。我当时就想，他们可能觉得大学太容易考了，所以都来试试。由于报名的人太多，结果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首先初试，然后才正式考试。
初次高考
当时，我们各个连队来的人，住在场部的招待所，睡的是大通铺。我们连队距离场部有三十几里地，忘记我是怎么去的场部，反正没有公车。招待所就是一种大车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晚上大家的呼噜此起彼伏，根本睡不好。以前，我们的中学经历，基本上是不考试的，从没有到这么大的考场参加过这样规模、这种架势的考试。一进农场场部的初试考场，心就开始乱跳。进场大约有十分钟，根本连笔都拿不起来。后来总算镇定了一下，才开始答题。初试通过之后，我进入了复试，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这时，参加考试的人已经少多了，很多人都被淘汰了。此次高考是各省出题，我考的是文科。共分四门：语文、数学、政治，文科另外一门是史地，理科另外一门是数理。说起来，题目非常简单，如果让今天的中学生来做的话，他们会笑掉大牙的。进考场前，我觉得不能再像初试那样紧张，就到医院里向医生要了一片安定，想起到镇定的效果，别那么紧张。第一场好像考的是语文，由于我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结果那天我一进考场就困得不行，老想睡觉，但是，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在考场睡觉不是大笑话吗？没有办法，只好把头在桌子上狠磕了几下，头上出了大包，过了一会儿之后好点儿了，然后开始答题。我正式考试比初试考得好，记得考历史地理的时候，出了一个关于近代史的题，这个题出得有问题。我答了以后，还在考卷上标上了，说这个题出得不严谨。当时监考的老师，我们都认识，每个考场好像是两个人，很严肃认真，也很有人情味，记得有一场考试写着写着我的钢笔没有水了，监考老师马上就递给我一支笔。
四门考下来，我得总分二百九十多分，这个分数，是一位比较欣赏我的老师打听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年龄段（20岁）就已经是高分了，当时第一志愿报的北大中文系，这个分数上北大中文系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
这期间还出了很多笑话。有一个上海知青去参加考试，语文试卷中有一道古文题，《列子·汤问》里的《愚公移山》里面有一句话“愚公长叹息日”，要翻译成现代汉语。考试过后，那个知青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叹息日”什么意思吗？我说你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是“愚公的大儿媳说”。我说不对，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对的。
但是，由于当时“文革”没有被否定，政治考试最后一道题，就是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我的政审不合格，只能眼巴 5df4." >巴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地走。所以，后来我女儿考上北大中文系我就很高兴，我对她说，你还了爸爸的愿。
再次参加
1977年的高考已经是年底了。没过多久，1978年的高考又开始了，好像是春天。这次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这次高考前，农场学校办了高考补习班，我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我的兽医工作相当忙，同时我那时也很高傲，心想我是整个农场学习最好的，上补习班干吗？但是，我的数理化确实不行，因为在中学里没学什么东西。我们那里有一个知青，他是老高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考试。有时候，一些数理化的题目我就问问他。虽然没有做过实验，但我的物理、化学都有一点小基础，加上有的东西可以自学，所以不至于太差。但数学确实不行。
在进考场的前一天，在场部招待所，我不知怎样得到一本高考政治复习资料，一个小薄本，大概有两三万字。那时，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编出来，里面告诉你怎么答题，第一是概念，第二是阐释什么的。大概是一个考生已经背熟了，不需要了，但对我真的很有用。当天晚上，我把它几乎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了。上考场后发现，试卷里面很多题目那个复习资料里面都有，结果，我的政治考了80多分。此前，虽然道理我知道，但绝对不知道怎么考试，按照背好的题答，感觉很痛快。语文的作文题叫“缩写”，就是给你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让你缩写成1500字，每名考生给了两张印刷有方格的稿纸。我就查一排是14，一排是13，在草稿纸上算了一个乘法，结果我给乘多了，把文章缩得太长了。结果作文丢了不少分，语文只考了70多分。当时感觉语文题太简单了，我把考卷上的理科题做完后，又把文科题全做了，老师说你做多了，我说，反正没事干，做着玩。
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考得再高也没有用，我的志愿填得很低，因为我对自己的理科成绩没有信心，同时又担心政审不能过关，就想凑合上个学。心想，总不能老这么窝着吧。由于自己是一个兽医，就报了一个畜牧兽医专业。最后，幸亏语文和政治分数比较高，把总分拉上来了，还超了本科线30多分。就这样，我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的时候，自己心情很糟，这时我才有点明白，此次政审可以通过，关键是在考试和录取过程中，政治形势变了，否则，即便是报考一个农业院校，也依然得铩羽而归。
大学并无所获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在很偏僻的农村。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所以把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了。但我上的这个学校，当初办的时候就安在农村。由于学校那年畜牧兽医专业不招生，我只好改学农机专业。当时我很喜欢文学，一心做着文学梦，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文学青年，心想反正是想当作家，多一点生活体验也好。没想到一入学发现，这个专业功课很紧，它是一个工科的教学设置。一周六天，每天八节课，其中还不包括制图和实验。而且每天作业一大堆，一般都是四五十道题。我觉得太痛苦了，就只挑关键的题目做，制图就抄。四年农机学下来我分还是考得比较高，平均每门功课近九十，但实际上没留下什么印像。1999年我们家买了一辆车，汽车和拖拉机是我们的重头专业课，但是打开汽车前盖之后我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认识我。就一个本事没忘，削铅笔。我们学制图的时候，要削各种各样的铅笔，软的硬的都有，因为描的图线条不一样。对手绘图来说，削铅笔是功夫，没离婚的时候，我就给前妻削眉笔。后来她眉笔升格不用削了，我这手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大学毕业后，因为我在一个机会中表现了在近代史方面的所谓特长，被留校教党史，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被分配到了农场。但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其他同事看不上我，一个学农机的来教党史？我就想得做点什么事让他们看看，那时年轻，有意气，就决定考研。同事们觉得，我考研是笑话。后来我复习一年，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研究生。我做的研究是关于北洋军阀的，学校差点不让我毕业，他们说我做的研究不错，但不是党史。后来，经几位先生从中斡旋，我才通过了论文答辩。1994年，我又考回了人大的思想史教研室。这时我就不想在农大待下去，想出来了。毕业后，我就留在了人大。
虽然我考上的大学不理想，但是，高考毕竟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圈子，不仅眼界更为开阔，知道了这个世界不仅有大学生，还有研究生，自己可以报考。如果我高考的时候知道可以直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那我肯定就报名了。从我的求学经历来看，我在本科阶段学到的东西既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后来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也许对开阔视野有点好处，反正我不是科盲。唯一能说得上的好处是让我摆脱了对教科书的依赖，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历史课，也不知道教科书上说了什么，基本上靠自学，培养了我很强的思考能力。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