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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有电视剧《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99ｌｉｂ?。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９９lib.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藏书网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被阉割了进宫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学名叫宦官。贬则叫阉人，阉竖，中性的叫寺人，褒则为貂珰，常侍，黄门。到了明代，则变成太监。明代的太监，尤其是司礼监和司马监的太监，权倾朝野，所以，又被尊为公公。到了民间，则讹传成老公。不管称呼他们什么，历朝历代，这些缺零件的男性，其实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
有清一朝，鉴于明亡之教训，皇帝时刻警惕着，太监的气焰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到了晚清，太后当家，用得着太监的地方多了，明里暗里，行情看涨。一向规规矩矩的太监，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上，悄然放纵起来。宫里没有厕所，原来太监们大小便，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但在外面干活，每方便一次就得走回住处，多有劳累，不知怎么一来，宫里的旮旯处，就成了小便池，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着太监们的大小便。
随地大小便还是小事，更大的事是跟朝臣勾勾搭 642d." >搭，明显的权力操作倒也没证据，但把太后的动静暗中递出去，却是常有的事儿。事先得知消息的大臣，再上朝议事，就特别称旨，合太后的意。借此，太后身边的太监，无论安德海还是李莲英，都获得了朝臣特别的尊崇，还有大把的银子。
居于大小便和传递消息之间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第一项是开买卖，紫禁城西北一带，布满了太监的买卖，饭店、茶馆、烟馆和赌局。不纳税，也没人管，生意兴隆。
第二项是出卖皇帝和后妃们吃剩的饭菜。按制度，皇帝和太后，吃与不吃，每顿饭一百零八品，其余的人也是几十种菜。就是真吃，也吃不了，更何况这种9９ｌｉｂ?顶着满汉全席招牌的菜都不大好吃，有资格吃的，都不怎么吃，吃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菜，大批地剩下，太监们就弄出来卖，借以牟利。
第三项是做酱。满人家祭，用萨满教的规矩，在堂子里搞，不用三牲用饽饽做祭品。所谓的饽饽，就是今天所谓的各色糕点，祭祀完了，就分给参与祭祀王公贵族吃。但是，这些人谁稀罕吃这些东西，都剩下了。太监们就用这些饽饽做酱，由于饽饽材料很好，做出来的酱十分好吃，进宫的官员们，都喜欢买了拿回家。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晚清时节，北京来了洋人使节，按国际惯例，使节们要定期见皇帝。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
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能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茅厕门口。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光绪初年，西太后身边的太监外出给太后的妹子送礼，没有腰牌，护军出来拦了一拦，而得罪了太监，差点丢了脑袋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这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此事关系太监的口袋，可是非同小可。挡人财路，等于灭人家口，谁肯或者敢得罪这个人？话说回来，反正使节见皇帝，本是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了刀兵争来的“权利”，断不可能因为鼻子不受用，就不见了。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当然，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印象，可能会因此而很不好。但是，官员有补偿的办法，每次觐见，都给洋人准备果酒，借以弥补洋人的味熏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更让人家看不起了。连个酱缸都革不掉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出息呢？他们不知道，别的好说，凡是涉及酱缸这种事情，多?９9ｌib.半是革不掉的。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９9liｂ.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深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但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西太后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对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劾屡上，但奕劻始终不倒。西太后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99lｉｂ?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点寡人之疾。
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情色事件。第一件是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西太后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把事情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
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载贝子着了迷。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买杨翠喜时的银子，原本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
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即使把事抹平，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但此时满人的江山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辫子王朝的闲话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这东西来开中国人的心，甚至名之日“pigtail”（猪尾巴），这尊称，曾经让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与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扬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被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愈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写到这里，妻告诉我，说是有人现在要拍赛金花的电视剧了，据说还有外国投资。我已经懒得去核实了，只是希望如果这事是真的，将来再现于荧屏的，不再是“女人救国”的老调。
洋人的八股取士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我们知道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还在他们的想象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而有一些中国人安在他们头上的事情，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地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朝廷大员们当时委实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放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藏书网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完了卷的统统取士。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了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上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
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人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作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她了。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作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的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说自家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千文人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想象力之外，换个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作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入了皇帝的毅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没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丢掉了，但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作为惩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由于近些年清官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是“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脑袋前面因为经常剃的缘故还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 6ee1." >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
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踏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 8fd8." >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 href='2640/im'>《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在中国，说到人头像章，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个人崇拜，想到“文革”那像章铺天盖地的日子，脑袋里说不定还会回闪出那位在皮肉上别上像章以示忠诚的人物的形象。其实，像章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有，只是将它搞成个人崇拜的纪念品，还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东方的创造。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还陷在军阀混战的深渊里没能自拔，大大小小上千个军阀，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他。军阀的面目各有不同，但每个都拢一堆人马，占一块地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军阀最怕的事情不是别人打上门来，作为军人，打仗的事是免不了的，人家打上门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手里有枪，到哪里都吃饭。军阀最担心的事情也不是搞不到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剩余武器有的是，洋人用过的烂枪烂炮，被中外商人一船船地倒过来，连传教士的手里都有货可卖，只要有地皮能刮到银圆，就不愁没有枪弄。军阀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是内部的叛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史，几乎每次的胜利和失败，都伴随着倒戈事件的存在，可能军阀都知道孙子那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军阀都在维护自身凝聚力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最开始是用钱和女人收买人心，后来发现别人同样可以请君入瓮地使部下叛变，又改了特务控制、亲缘至上，以及什么宗教和主义的提倡。四川的刘湘请来了刘神仙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剃度受戒，冯玉祥则让传教士bbr>?99ｌｉb.用水龙头为军队受洗。但是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招术不一样，他们想法让部下崇拜他们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汉中的管金聚，一个是胶东的刘珍年。
管金聚是个割据汉中的军阀，手下万把人枪，平时很少参加军阀间的战争，守着大山里的一块宝地，刮刮地皮，买卖大烟，倒也活得滋润。他控制部下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戴印有他头像的胸章。胸章是布做的，但上面他的五官却印得很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正常人绝对不会认错。管家军军容风纪可以不整，甚至连枪都可以忘在家里，但管老爷的胸章却不能不戴，一旦疏忽了，那就是对待“主公”的态度问题，非同小可。这样下来，管某人的部下还真的很少有叛离的，他原以为他的小江山就此可以固若金汤了。
谁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虽然管某人不爱打人家的主意，但却挡不住人家看上了他的地盘，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管家军大败，管某化装成士兵想逃，但依然做了俘虏。谁曾想，这一下原来控制部下的高招，此时竟变成了让他送命的祸根。对方根据管家军士兵胸章的人头像，很顺利地就把想要蒙骗过关的管某人认了出来。又正好赶上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是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抓获管金聚后，竟然二话不说，就把管某人给枪毙了。
地处海边的刘珍年，占的地方比较富庶，实力也比较雄厚。他搞个人崇拜给部下定做的瓷制像章，上面他的尊容由于釉色的缘故，十分光彩照人。刘的上司是割据山东的韩复榘，而韩的上司是蒋介石，刘对于韩与蒋一概不买账，他在胶东自搞一套，不仅军队自成体系，而且连地方官员也一概由他委派。而所有他麾下的人，无论军人还是文官，每人都要佩戴绘有他头像的像章。他比管金聚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部下戴他的像章，而且还让他们学他的思想，为此，此公还正经出了几本据说是他写的书，开办了若干学习他思想的学习班。
刘珍年后来终究被人吞并了，他的书和像章最终没能保住他的江山。不过，他和管金聚的做法，倒是给历史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历史就不再会枯燥了。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民政总长，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后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童出身的人物，身世一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未免凉了半截，总算明白天底下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政党内阁，必须得自己做成。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嘛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内阁总理作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的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的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了。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䜣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的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官”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 7ea2." >红的头绳，进人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藏书网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间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间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的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闽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 8fc7." >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99ｌｉｂ?，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t>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为人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地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 href='590/im'>《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爱国学社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 662f." >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仁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9９lｉｂ?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不仅别人说，《苏报》案的当事人章太炎也说，在报上说，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得他冤死。两人为此，还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当然，今天看来，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依然忿忿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 6709." >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滞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千“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 7684." >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提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藏书网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千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这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 7ffb." >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藏书网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做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99ｌib.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叫魂》的多余话
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读过并且谈论.过很多的书，似乎即使从节约笔墨和纸张的角度，我也没有必要再来说三道四。但是读书人的毛病就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说，有话要说的时候，不说就憋得难受。不然怎么当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发痒的几十万右派。在此我想要说的是由《叫魂》引发的一点漫无边际的联想，对这本书来说应该算是多余的话。
孔飞力这本书其实不过是讲了一个最平常的故事，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说到这里，觉得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还不如将Soul Stealers直译，叫“窃魂者”更适宜。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及，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实在是平平常常，连老太太小孩子都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把戏大多在背地里干，即使露了馅，也很少闹到衙门上去，实在不可开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虽然多数是缘八股爬上来的，但多数还是有常识的，断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种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厌胜之术的巫术，已经由人类学家证实，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经有过，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特别坏或者特别怪。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冒出了几件，因而惹动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把它当作“政治事件?”来追查。于是举国上下沸反盈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大家原来是在见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点，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乾隆之所以大动干戈，本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发生由剪毛发（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点辫梢）到剪辫子再到反满叛乱的一连串联想。在这里，显然辫子已经化为了某种政治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自满人人关以来是有变化的。剃发本是中国北部若干少数民族的习俗，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只是其中之一，当满人入关之前，他们头顶的毛发的绝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关之后，强迫汉人遵从满俗，将剃发作为顺服与否的标志，那个时候，满人在乎的是头顶的毛发剃了没有，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至于剩下的少许头发编成的小辫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在汉族文化同化力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满汉，大家的头发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代替原来的秃顶成了臣服的象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乾隆并没有悟出这身体政治符号的改变其实是暗中着了汉人的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关注臣民头上一根根的辫子，甚至将之看作政治异动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许辫梢的巫术恐慌，在“圣明”而又精力过剩的乾隆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义。当然，从乾隆之前与之后的叛乱事件来看，他的疑心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这次却只能证明，即使在长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诩“圣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其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些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巫术，在1768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的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官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蜚短流长的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平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即把他们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但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的理由。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会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9９ｌiｂ?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淫乱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象力编派出来的。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个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淫乱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百姓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把京报和塘报也看作是报刊的前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做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做臣子的则或多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可。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皇帝身边的太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的“亲卫军”，所以无论大家怎样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象的。对皇帝的“欺”与“瞒”，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要高得多。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一丝一毫地不走样，那么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让人执行。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象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而做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无论合法与否，只要不太过分，以至于激起民变，他一般是不会太在乎的。就是在乎也没有用，世上的事，无利谁肯起大早，惩罚的人太多了，谁来给他撑着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国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不如说是行政网络，只要“官儿们”还在给上头卖命，江山就完不了。
从表面上看，到了传统史学家所谓皇权专制鼎盛时期的明清之际，在信息控制的争夺战争中，官僚体系一方好像是处于弱势，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查行政运行的动态，甚至打探臣下隐私。其实不然，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职责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监督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分肥权”，只要不涉及类似反叛之类的“原则”问题，皇权对信息的控制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来获取信息，一来他们同样可以被同化或者收买，二来副作用太大。
官僚体系控制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仅可以隐瞒，还可以误导，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假和演戏。刚刚从考场上出来的新官也许不谙此道，但是不要紧，他们有前辈的指点，更有专业的官场操作者——师爷来替他们操办一切。所有的上报文书和报表都依例做成官样文章，连犯人的口供都可以做得合规中矩，纵有天大的冤情，也难以看出蛛丝马迹，点滴破绽。瞒上不瞒下，也瞒不了下，所以对乡绅的“舆论”还是要有所关注，为政不得罪巨室，靠乡绅实行统治就成了地方官心口相传的当官“基本原则”。至于演戏是预备给皇帝本人看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总的来说，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除非他全然的昏或者傻。当然，聪明人被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是由于他自己先发了昏，特别热衷于某种幻觉。宋真宗特好祥瑞，结果满天下都是祥瑞，几百岁的人和几千年的石头都出来为赵皇帝捧场。在还不太久的过去的所谓“大跃进”年代，上头喜欢高指标，结果是吓人的“卫星”飞满了天。后来想要了解点真实情况，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打发下去了。
乾隆还算明智，没有把1768年这场恐慌闹下去。然而，从那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铰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民国了，皇帝不再坐龙廷，平头百姓不乐意剪辫子的还是太多太多，冯玉祥回忆说，他的士兵有的被强迫剪辫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从此小命休矣。当辫子的有无作为政治符号的担忧不再存在时，巫术的恐慌却顽固地留了下来，也许还会留下去。官僚们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也在演下去。
一份“村图”的故事
凭着扫平太平天国的“功劳”，李鸿章在短短十余年间由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臣”一跃成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后的历史与他从此有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在日后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李鸿章上千朝政下推洋务，干了很多大事，签了若干条约，练了一支当时远东第一号的北洋水师，随即又将它葬送了。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谈及这段历史就要将李某人痛詈不已，不过，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主持修订《畿辅通志》藏书网就马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学家不该再骂）。虽然出面编撰的是著名学者黄彭年，但李鸿章“领导”之功亦不可没。修订这个地方志，看起来上上下下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各州县要将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庄文、地理、社会等情况调查清楚，开列成册，并绘有各村地图，作为编撰《畿辅通志》的素材，这些素材有几份流传了下来，人称“村图”。
村图上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在所有村图的说明中，关于村中“人”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举贡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低层。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村图中对村人的这种排列，倒是有意无意像一种中国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说明。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不过这些人成为中心，主要并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们头上的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念子曰诗云，能开笔作文。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科举制度在，地位与金钱都可以通过有志于读书，确切地说是有志于科举考试换来。不用说争得功名的举人秀才，就是进考场混过一回的人，就比没进过考场门的要牛气几分，可以穿长衫，自称生某某，在乡人眼里，他们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场的人强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难怪有俗语道，“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一般说来，乡绅在乡里社会说话分量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在农民眼里，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而所谓的知书达理，是因为他们明了正统儒家伦理的道理，因而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乡里社会几乎所有“露脸”的事都需要有他们的主持参与，至少，有了乡绅的参与，乡民的婚丧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仅仅是祭礼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众人瞩目的焦点，排纷解难的仲裁人；就像过去丧礼上的牌位所有该写的都写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朱笔“点主”一样，乡绅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在笔意上虽然未必是画龙点睛，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当然，乡绅几乎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功名本身就会为功名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功名级别越高，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君不见， href='5748/im'>《儒林外史》中，范进进学（中秀才），换来了胡屠户的一串大肠，而中举则房子、土地并带仆人、老妈子一齐来也。当“知识”变成了金钱时，往往又会进一步催生功名，所谓的诗礼之家就这样出现了，虽然未必会传之百代，但在传统社会，毕竟上几代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后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乡绅在农村中的权力来源，首先和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实力，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未必会换来乡民的尊重。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征着他们拥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资源，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虽然生活在乡村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被编织在具体的行政网络之中。乡绅权力的最初来源无疑是传统政治体制对于读书人的重视，自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何种选官制度，对统治体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很贵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贵族也大体上要同时具有“士”的身份。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读书可以制度化地将一个乡下人通过一种固定的管道变成国家官员。乡绅无疑大多从这个管道经过，而且被官僚体制所吐纳，不是候选官员就是卸任官员，具有来自正统权力..体系法定的身份，来自权力体系的拉力赋予了读书行为以神圣的官方色彩；而伴随着先官与教育体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乡里社会也有相当大的亲和性），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读书行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圣感。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了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化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即使暂时脱离了上层的权威支持时，乡里社会依然会认同读书人的特权。读书行为被神圣化，不仅反映在读书人拥有乡里特权，而且反映在乡民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上。从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罕。
实际上，乡里社会在认同读书人特权时，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乡里道义与礼仪的内涵。他们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混合性的象征，这多少冲淡了乡绅身上的官味，从某种意义上也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这种规范；一旦他们逾出自身的角色规定的道德约束行事，不惟有被士大夫群体唾弃的危险，而且也存在丧失自身文化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可能。
乡绅也是分层次的，张仲礼认为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优贡拔贡到举人为中层绅士，而进士为高层绅士；而村图中将乡绅分为“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两级，虽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做官，但在现实中存在少量的由贡举直接入仕的以及数量并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图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捐班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出于身份的缘故，一般不会担任乡村基层政权的任何职务，乡约、里（保）正这样的“乡村干部”，却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而生员一类的下层绅士的乡村的地位显然要差得多，如果他们经济实力比较薄弱，是个穷秀才，那么说话的权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农民的声音要大。另外，乡绅还有文武之分，文举明显高于武举，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气许多。在村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后面。自然，对于绅士们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乡绅个人的能力、修养、人品和年龄以及在宗族中的辈分等等因素也会使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提高或者降低几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这一项。
在村图上，除了乡绅之外，还点出了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四类人等，前两项实际上体现着乡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维系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长幼有序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村中具有一定德性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里的事务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的话，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传统农业社会出于技能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尊老习俗，与政治上的.
秩序需求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即使是乡绅政治，年龄依旧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层次上，年纪大的就比年纪轻的说话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连个秀才也没有，那么也许就是长老们说了算。节孝是指贞（节）妇与孝子，只有在这里，女人才会露面，也就是说，女人只有变成了含辛茹苦的节妇，或者守寡经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为“政治眼”所关注，而她们与孝子一道，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维系着传统农村的政治秩序完整，并没有在政治上说话的权力。
至于穷民和残废则属于农村中的最下层，非鳏寡孤独即丧失劳动力的废疾之人，他们最穷苦，日子过得最艰难，从政治的角度他们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传统政治中经常被统治者顾念的人群，这群人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是统治状态的晴雨表，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头”表达“德政”的对象；同样，作为村政的一种表达，乡绅们也必须定期对这些人施些惠，或者通过某种手段让富人出点血泽及穷人，传统乡村自身就存在着对这些人的救济机制，通过对最贫困者的救助，以稳定整个乡村秩序。
还有一些村图上没有明确点出的阶层人物，实际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也拥有一定的地位。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宗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组织网络上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完备，实力也比较弱，但依然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图上没有直接将宗族显示出来，但是它标有义学和义仓两项，按惯例，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实际是曲折地透出了乡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额。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有宗族组织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像无锡七房桥的钱氏，不仅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拥有庞大的族产，有义庄、义田和义学，在动乱年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出自卫武装。北方的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茔地（直隶的村图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义仓，义学也不多）。单一族姓的村庄，族政即是村政，虽然族长未必与里正合一。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况，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数。多族合居的村庄，各族在村政中的发言权同样取决于各族人仕以及功名的状况。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族长都是乡绅或者类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员则未必是读书人，有的宗族乡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来管理，这些依凭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无疑在乡村事务中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山西灾状
山右奇灾，赤地千里，灾情之最重者，尤推丰镇萨拉齐一带：但见各村房屋多已拆毁，仅留土壁；有一村去一半者，有一村丢八成者，并有一村无一家者，凄凉景况，观之惨极。人民逃者一分，死者一分，奄奄待毙者一分。当查赈时，有一家卧炕不起者，有一家炕上一半已死者，有气息仅属不能出声者。所食之物，以吃糠者为最上，其余皆吃榆皮、荞麦花、荞麦梗、油麦茎、苇把子，皆猪犬不食之物。甚则搀和牛马粪食之，用滚水浇数次，研极细末，掺荞麦花，捏作饼子。更有数处，竞吃人肉，有一家吃了小孩数个者；有一人吃了九个人肉，遂亦自死者。路上死人，往往将肉剔尽，有骨无皮，可惨之甚。沿途囚首垢面，东倒西歪，日有倒毙，为掩埋所不能尽。其村庄居民，有面黑如墨者，有面红如火者，不知吃何物件，或云系吃人肉所致，不知确否。
最后，我们看见村图上还标明了各村的庙会和集市，它们是乡民们贸易、娱乐加交际网络中的节点，原则上它们都不在居民区内，但又离得不会太远。庙会是定期举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义早已淡薄，人们赶庙会不过是借敬神的名义交易、交际和找乐。集市是乡民生活网络中交叉的集合点，大一点的村庄都有集市，乡民或许一、三、五去那里，二、四、六上这里，有集时摩肩接踵，热热闹闹，集散则人去地空。各村还有许多庙宇，真武庙、关帝庙、娘娘庙等等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没有主持，如果有的话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丝毫没有宗教上的界限。木门店村的村图上，村东头，有座关帝庙，村西头有座娘娘庙，不过，关帝庙在村中街道的中轴线上，而娘娘庙则要偏一点，显示出乡民对它们各自“神格”的看法。
庙会、集市以及各村的庙宇除了各自的社会功能之外，对于村政也有相当的意义，比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后往往有强宗大户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过他们实现税收，也可以说，他们是农村社会与官府连接的又一条管道。庙会的背后常常有各种“香会”的背景，香会是一种民间非政治性组织，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挥一定的政治功效，在农村香会的组织者由于其组织才能和资源，同样可以争得一定的发言权；与香会头目地位相近的是“戏头”，庙会、集市和大一点的庙宇往往是乡民农闲或者有事（如求雨）时演戏的场所，演戏无论是外请戏班还是农民自演自娱，均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没有个三板斧显然是不行的，类似的能人，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自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拳会和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和帮会在清代一直处于非法和半非法的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缔和消灭；因此乡村社会也必须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往往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为这些民间组织的头目（即杰出的光棍和半地痞们）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的这份村图绘制的年代，西方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圆明园被烧了，外国公使也已经堂而皇之地驻进了北京，南方的一场农民大起义刚刚被扑灭；但是除了多了几个捐班出身的官儿，大多数北方农村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说，挂在李鸿章名下的这份村图，基本上反映的还是传统社会政治状况，解剖这个麻雀，可以一觑传统农村社会之一斑。
我的老师程啸先生曾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在调查中，得知该村的“能人”有这样一千人等：“‘张义、长茂、二刀黄、包麻子、董五、王庆祥、陈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个抓山李，道北有个溜地杨。’顺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财产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开的核心人物。张义是个不大讲理的肉铺老板。王庆祥是到处串村的风水先生，号‘小诸葛’。‘抓山李’和‘溜地杨’是两位好打抱不平的讼师兼教书先生。陈祥是聪明能干的小商人，在村里修戏楼时设计了一个不动台柱换楼顶的方案，外号‘大主意’。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赌博和四处谋食为生的穷汉，以敢作敢为著称。至于人们对该村最大的一位土财主董兆玉却不屑一顾：‘一辈子连一条新鲜黄瓜也舍不得吃的看财奴！”’这些“能人”的排列，虽然已经带有晚清社会变化的浓重痕迹，一些流氓气十足的“光棍”居然也列入“能人”的行列，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很可能他们中的若干人就会进入“有枪阶级”，从而徒然发起来。但是，就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时代，也还能反映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大致模 6837." >样，正好可以为我们解说的村图，做一个注脚。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早期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藏书网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也有点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式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
不过，在甲午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 7684." >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藏书网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扛，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
边防巨炮
瑞生洋行之麦得腊司轮船由外洋抵沪埠，装有阿姆斯脱郎厂制成巨炮八尊，并弹子数百墩，皆系中国购办者。日前，在下海浦用机器提置公和祥码头。每炮约重四十墩，每提一炮到岸，则船身为之浮起，其重可知矣。闻将运至吴淞口并长江口岸，边防所用。善夫，有备无患，国之善经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新军脑后的辫子
晚清的军事变革，第一波其实是从淮军开始的。最大的机缘，是淮军开到了上海，遭遇了上海洋人的自愿兵洋枪队。最开始是洋人组织的洋枪队隶属淮军，后来则整个淮军洋枪队化，不仅使用洋枪洋炮，而且全部操典概用西式，连立正稍息向右转的口令，都袭用英语。来自两淮山里的泥腿子，经过洋人教官训练，一听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但是，最初的西化尝试，却忽略了关键一个环节，只练兵不练官。士兵们学会了步兵方阵阵形以及变化，但军官不知道，所以，真的打起来，士兵们在什么也不懂的军官指挥下，还是一窝蜂地上或者退。所以，全副西洋武器的淮军，现代化对于他们，只是 5b66." >学会了怎样装药放枪，以及几个操令的英文单词，其他的都不甚了了。好在淮军的对手，从太平军到捻军以及其他零散的土匪，武器都差得远，多数还在冷兵器时代，所以只消几百根洋枪一起轰，大抵可以占上风。
甲午战争，都说海军打得不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实陆军战绩更差。一向牛烘烘的淮军，被小日本从汉江一直赶到山海关，连一个小仗的便宜都没占过。换上湘军，战绩更差，简直一塌糊涂。吃了大亏的中国人，终于明白了，要学西方，必须老老实实像日本那样，官兵都学才行。小站练兵，揭开了新建陆军的序幕，到1904年，以北洋军为榜样，全国编练新军，请洋教官，整个学西方，连军医、军乐队都照搬过来。
但是，中国人学洋人，跟日本人不一样，有一点小小的障碍，那就是人人脑后的那根辫子。淮军时代，学洋操，用的是前装枪，比较简单，还好办，到后来，机枪也有了，大炮也复杂了，也就是说，军人手里的家伙，机械装置零件多了，结构复杂了，摆弄起来，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就有点碍事了。弄不好，绞进机器里，不仅尴尬，而且容易弄伤，或者弄坏了枪械。但是，满人统治，辫子的有无，属于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不好商量。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辫子盘起来。所以，那时候的官兵，头上的西式军帽都像鲁迅说的那样，隆起一座“富士山”。弄得不好，操练演习动作大了，辫子也还是容易掉下来。况且，是军人就免不了紧急集合，总不能穿好了衣服，打上绑腿，还得花上半小时像女人一样打理辫子。再说，新军是有军医的，西方的卫生观念，也随着军事制度、技术、装备的引进而引了进来。有条辫子，无论如何，都对卫生是种妨碍，至少，比较爱长虱子。所以，藏书网洋人一看就挠头。因此，剪辫子，对于新军而言，实在有充分的理由。加上新军问世那些年，不仅西学东渐，而且西俗也东渐，社会上层，跟着西人走。脑后有根辫子，怎么都让人家看不起。租界里红头阿三拿人，揪住辫子一拖拖一串，让国人很没面子。
仆犬同殉
管带北洋致远兵轮邓壮节公，粤海人。去岁中日大东沟之战，督率该船首先陷敌，轰沉日人巨舰一艘，并击沉鱼雷船两艘。嗣以他船不肯冒死从事，日兵船又环集而攻，公遂连发数炮，赴海而死。事闻九重，赐谥“壮节”，追赠太子少保衔，知其事者罔不肃然起敬。当公之殉难也，有义仆刘相忠随之赴水，携浮水木梃授公，欲令之起，公力拒勿纳，骂敌而死。同时有所豢义犬尾随水内，旋亦沉毙。一人忠义，同类感孚，虽奴仆之贱、犬马之顽，亦知殉节。是则世之受国厚恩而临敌畏葸不愿效死者，诚此仆、此犬之不若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军士兵，还净是些文化人，不少人受了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对脑后的辫子，开始看不顺眼了，一喝点酒，喝大了就会把它给剪了。好在那时候，满人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动辄把没辫子的汉人脑袋割下来。所以，军营里出了没辫子的，也就是惩罚一下了事。碰上开明一点的长官，连罚都不罚。碰上刁钻的士兵，先写了文章发在报纸上，论证剪辫子的正确性，长官想罚也罚不了。士兵这样，军官也好不了多少。清朝最后一年，也就是1911年，保定军校招生，当时叫陆军速成学堂，招生对象，大多为新学堂的学生。这些学生进了军校，过不了多久，大家就都感到脑后的辫子麻烦（当然在洋教官面前还丢人）。于是有人提议，干脆大家一起剪了，一千多人，法不责众，总不能都给我们开了。于是，一夜之间，所有学生，除了少数几个旗人之外，都没了辫子。消息传开，陆军部大惊失色。旗人学生打小报告，说是剪辫子是由于革命党的缘故，学生想造反。于bbr>是，陆军部马上电令驻扎保定的北洋第二镇统制（师长）马龙标，要他兵围保定军校，抓捕革命党。北洋军士兵相对保守，比较能忍，对脑后的辫子虽然也感到不便，但尽量将就，所以，可以请他们来镇压。当时保定军校的督办（校长）是段祺瑞，此公办学，一向马虎，但关键时刻却很明白。听闻消息，马上打电话给马龙标，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学生们剪辫子是为了出操方便，跟革命党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用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没事。如果你非要派兵来，学生也有武器，可能比你的部队还精良，如果起冲突，结果还不知怎样。马龙标也是北洋老人，哪有为难段督办的道理，按兵没动。段祺瑞又马上给陆军部发电，解释了学生剪辫的缘由，如果有革命党混进来，他会查办的。这样，陆军部才收回成命，不过，从此保定军校第一届的学生，也就此没了辫子，光着脑袋，毕了业。这届学生，出了几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有后来国民党的大佬张群，还有国民党的军事奇才杨杰，还有一个最出名，就是蒋介石。
其实，此时的陆军部尚书荫昌，虽然是个旗人，但留过洋的他，脑后也没有了辫子，只是上朝的时候，弄根假的，糊弄糊弄小皇帝和太后。日后就是没有革命，剪辫子，也是大势所趋。道理很简单，人家都没有，独我们有，就算是特色，也长不了。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百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争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是起于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洋一点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得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官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购枪舞弊
法事行成之后，各省筹备海防不遗余力。有山西候补知府董某具禀醇邸，称有俄商密尔司处买办陈怡恭由俄购到新式必波地火枪三千杆、铅子三百万颗，自甘照本出售，以明报效之忱，并具甘结，内开每杆价银九两、铅子每颗二分，云云。醇邸见禀中言词肫挚，遂委前曾出洋之蔡别驾察验样枪，以定去取。嗣据别驾复称：此枪灵捷可用，价亦甚廉。乃发给委札护照，饬赴申迎提。嗣接出使日本徐星使来文言：横滨领事官咨称，据美商米利敦言，有俄商密尔司偕华人陈怡恭持神机营执照来此购办洋枪，但此枪已经糟朽，且须修理，其价每杆不过值洋五六元。醇邸知受奸商诳，因急发电止之，勿与交易。一面饬传董陈二人到京候讯，以凭核办。夫军械何事也，乃罔上行私至于如此，诛之不胜诛矣。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异类之无良，不足责，其如汉奸何？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藏书网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实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上什么痕迹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某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活像印度女孩子穿的莎丽，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发现为首的人居然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心中狐疑，但又不敢造次（因为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一口答应，只是没有大印，告示上盖的，居然是巡官的木戳。就此，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闹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有财可发，哪有不动心之理，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使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此时已经变成革命党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接茬做了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历史也被抹掉，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谁敢说半个不字！”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
假官撞骗
吴江县属同里镇，有杨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向往来货船多方索诈，必遂其欲而后已。后竟狡狯愈甚，每于黄昏后，杨扮作汛地官模样，以一差提灯前导，手执小竹板，后随二人，一携二马车水烟袋，一肩皮交椅，周行街市，名为巡查。遇行路者则大声恫喝，任意刑责；责毕，令搜身畔有无窃赃。乡愚无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数夜。事为图董金姓所闻，正在议论间，适汛官朱千戎至，谈次讯以前事，千戎愕然，后忽恍然曰：“此必杨等所为也！”饬传受责之数人，讯其面貌，果无或爽，遂将五人拘获，送至吴江县署请办。张大令判各责数百板，释三人，而以为首之二人荷枷示众，受其荼毒者无不鼓掌称快。
当时扬州藏书网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自家后院的池子自尽了——大头冲上，池水又浅，当然死不成，但总算死过了，然后就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藏书网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但是一般认为是挑战者的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地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已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将现时中东的人体炸弹提前了近百年，而且更神）。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满人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子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只是钻了空子拿了银子不赶紧走人，多少有点昏了头。看来，凡是官椅子，都有点魅惑力，沾上了，人就不乐意离开。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闻警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马上在院墙上挖洞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的丫姑爷，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 7956." >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然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满人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当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这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也不是逃走的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9９ｌiｂ.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选锋，实际来了四百），动手的时候，只有一百多；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的瓦解。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９９ｌｉb?这个过程中，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被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这两件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一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的做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无术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 href='2203/im'>《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伐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千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 5904." >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削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䜣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为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袍哥政府及其他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藏书网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9世纪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兴办铁路
泰西通商以来，仿行西法之事，至近年而益盛。将从前一切成见，虽未能破除尽净，然运会至而风气开，非复曩时之拘于墟矣。同治季年，火车已肇行于沪埠。由上海达淞三十余里，往返不逾二刻。惜为当道所格议，偿造作之赀，遽毁成功。兹于五月下旬天津来信云，创办铁路一节，朝廷业已允准，由大沽至天津先行试办。嗣于六月二十三日悉，朝廷又颁谕旨，饬令直督李相速即筹款兴办天津通州铁路。其火车式样，前一乘为机器车，由是而下，或来人，或装货，极之一二十乘，均可拖带。将来逐渐推广，各省通行，一如电线之四通八达，上与下利赖无穷。窃不禁拭目俟之矣。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９９lib.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迫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做主，占据的几个省份，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９9ｌｉb.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鍠、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力、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北洋时期的民国，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这个时期的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 53f2." >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女塾宏开
西人轻男重女，而女子之能事亦不亚于男。读书也，弹琴也，以及一切杂艺，无不与男子相若。人第见西国闺才辈出，而不知其童而习之，有由来矣。沪上为通商总汇，而人之挈子女而来者，实繁有徒。前年，某教士愿宏乐育，因分别男女，于西童书院外另设女童书院于本埠三马路之西。凡绣阁娇娃、琼闺丽质，或年才瓜破、或貌似花嫣，入塾优游，各攻一业。塾中女师严为督课，所订章程，斟酌尽善。故各女童学业亦多竿头日上，精进有功。某日为奖赏之期，由女塾师敦请各国闺秀莅塾观看。婷婷袅袅，一室怡然。君子观于此，而知泰西闺秀之所以盛也。休哉，何坤化之大行欤！